时间：2023-09-17 08:09:11
关键词：中国； 东盟； 自贸区； 中泰贸易。
一、中国—东盟自贸区全面建成的背景。
我国与东盟各国间的交往由来已久，且地缘相邻，文化相近，经济上共同发展，政治上相互尊重，具备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的条件。在1997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我国与东盟各国感同身受，大家都认识到，只有加强互利合作，促进经济一体化进程才是实现共同繁荣的正确道路。2000 年11月，朱镕基总理在新加坡举行的第四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首次提出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构想，受到了各国领导人的积极响应。次年 11 月，中国和东盟在第五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达成共识，正式宣布将共同努力在 10 年内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与东盟国家交流频繁，关系密切，投资和贸易总量快速增长，技术合作向高层次、多领域发展。我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经济一体化程度达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双方在各领域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在共同的政治愿望下，中国和东盟不断密切相互间的经济、文化等多边合作，这为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全面建成奠定了重要基础。
2002 年底，中国与东盟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正式启动建立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进程。经过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共同努力，中国与东盟双方分别于 2004 年、2007 年和 2009 年签署了中国—东盟自贸区《货物贸易协议》、《服务贸易协议》和《投资协议》。“2009 年 8 月 15 日，中国与东盟签署了《投资协议》，这项协议的签订标志着双方成功地完了中国—东盟自贸区协议的主要谈判，意味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将如期全面建成。”在东亚，以 90% 以上的产品实现零关税的中国—东盟自贸区已于 2010 年 1月 1 日全面建成。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是继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自由贸易区后的第三个世界级的自由贸易区，也是世界上地域最广，惠及人口最多的自由贸易区。拥有 19 亿人口、约 6 万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和4. 5 万亿美元贸易总额的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是东南亚经济一体化的重要体现，同时也在国际舞台上展示了中国与东盟国家将携手共进，互助合作，共同迈向繁荣。
二、中国—东盟自贸区全面建成后的中泰贸易现状。
自 1975 年中泰正式建交以来，中泰间的贸易往来就不断发展，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良好景象。按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商讨的决定，到 2010 年 1 月 1 日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全面建成，中国从东盟进口的约7? 000 多种产品将实行零关税，占进口总产品的 93% 。与此同时，东盟国家也将对中国出口东盟的产品实施零关税。以泰国为例，泰国将对我国 90% 以上的产品实行零关税，约占中国出口泰国商品总量的 90% 以上。在此背景下，对中国—东盟自贸区建成后的中泰贸易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并且中泰双方贸易呈现出了以下的一些基本特征。
（ 一） 自贸区建立后中泰贸易继续增长。
自 2010 年1 月 1 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以来，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在不断密切的中国与东盟关系背景下，中国与泰国的贸易也得到不断地发展。据中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2010 年 1 至 5 月，中国是泰国第一大产品出口国。在此期间，泰国对中国的产品出口总额为 83. 3892 亿美元，与 2009 年同期相比增长了53. 25%，占2010 年1 月至5 月泰国出口产品总额的 11. 11%。2010 年 1 月至 11 月泰国对中国的产品出口总额为 194. 028461 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36. 24% ，占泰国 1 月到 11 月份出口总额的 10. 90% 。这比 2009 年 1 月至 11 月泰国对中国的产品出口总额占泰国产品出口总额的 10. 33%多出 0. 54 个百分点。
在泰国进口中国商品方面，截止到2010 年9 月，中国是泰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仅次于日本。中国是泰国的第一大出口对象和第二大进口来源地。据中国商务部数据显示，2010 年 1 月至 5 月，泰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总额为 91. 729166 亿美元，与 2009 年同期相比增长了57. 33%，占泰国2010 年1 月至5 月进口贸易总额的 12. 92%。2010 年 1 月至 11 月，泰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总额为 221. 18625 亿美元，与 2009 年同期相比增长了 44. 45%，占 1 月至 11 月泰国从中国进口货物贸易总额的 13. 32%。由以上数据可知，2010 年 1 月至11 月中泰的贸易总额为 415. 21 亿美元，并比 2009 年同期增长了 28. 82%。
通过对泰国对中国1 月至11 月的商品出口数据分析，可以发现 2010 年 1 月至 5 月泰国对中国的商品出口量增幅比较大，从 6 月份到 11 月份泰国对中国的商品出口放缓。尽管如此，中泰的贸易总额增长还是较大，充分体现了中国与泰国在 2010 年 1 月至 9 月的贸易往来持续增长。
（ 二） 中泰双边贸易产品结构优势互补。
拥有 6，000 多万人口的泰国是中国在东南亚的重要贸易伙伴之一。由于相互贸易往来频繁，双方的贸易总额也在不断地攀升。贸易的主要产品也渐渐地从单一的农林产品向多元化的产品发展，并且逐步协调。中泰间高科技产品贸易的比重也在不断的增加。从中国商务部公布的 2010 年中泰贸易的主要产品来看，泰国从中国进口的主要产品有电脑及零配件、电动机械及零配件、机械设备及零配件、家用电器、化工品、钢铁、日常用品、布匹、集成电路、金属产品、废旧金属、塑料产品、化肥、杀虫剂、珠宝、宝石、果蔬、电路印刷版、光纤电缆、科学工具用具、汽车配件、室内装修、丝线、医药用品、半导体等。泰国出口中国的主要产品依次是电脑及零配件、天然橡胶、化工品、塑胶粒、橡胶产品、木薯产品、成品油、集成电路、木材、电器及零件、马达及发电机、机械设备及零配件、光学镜头、飞机零配件、水果、钢铁、塑料产品、大米、半导体、汽车零配件等。
从以下的表 1 和表 2 可知，泰国向中国进、出口贸易中十种主要商品的比重占泰国进、出口中国商品总额的绝大部分。泰国向中国出口的主要十种商品中自然资源类的产品占到 50%，如天然橡胶、橡胶产品、木薯产品、成品油和木材。尽管中国资源丰富，但是随着经济增长速度飞速发展，国内许多行业对原材料的需求日益明显。此外，由于地理位置等原因，某些资源也不是中国之所长。因此，通过从资源丰富的泰国进口中国国内急需或缺乏的产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国内资源需求的压力。2010 年泰国出口到中国的高端产品也占据了泰国出口总额的很大一部分，如在电脑及零配件一项就占了出口总额的 23. 46%，集成电路板和电器及配件各占 3. 76%和 2. 21%。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与泰国之间的商品贸易呈互补型，泰国向中国出口的资源类产品增长迅猛，泰国向中国进口的科技类产品增长迅速。
（ 三） 农产品贸易是中泰贸易的重要领域之一。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全面建成以来，中泰之间的农产品贸易继续保持着它在中泰贸易中的重要地位并不断地发展。“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为我国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提供了重要平台。”由于中国的劳动力资源丰富，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具有非常明显的优势。中国的这些劳动密集型产品是泰国经济发展中需要不断增加进口的产品。泰国出口到国际市场的较有竞争力的农产品主要包括天然橡胶、木薯、水果、大米、海鲜等。由于泰国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气候等原因，高质量的农产品一直是泰国出口的重要商品。因此，毫无疑问，在中泰贸易中，泰国的农产品也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正如表 1 所示。
三、零关税在中泰贸易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人口大国，具有广阔的市场。
而泰国是中南半岛上一个光彩夺目的国家。尽管泰国在 20 世纪末受到亚洲金融风暴的严重影响，经济恢复缓慢，但经过长期的努力，2010 年泰国的 GDP 增长已达到了 8. 1%，由此可见中泰两国的双边贸易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和空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全面建成以来，中国和泰国的贸易往来更是不断地发展，贸易额也在持续上升，但是，其中也存在一些障碍，如泰方暂缓全面实行执行零关税的决定； 泰商担心中国的商品在短时间内大量涌入泰国，对他们造成巨大影响； 部分泰国人士也认为，中国在泰国投资的增多，也会加大泰国内部投资的竞争。
为什么泰国会暂缓执行零关税的决议呢？ 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在中国和泰国双边贸易的商品中，资源密集型产品和初级产品比重较大，产品的技术含量不高。由于贸易双方的产品中比重较大的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资源密集型产品和初级产品，需要的生产技术不高，而这些产品的生产成本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劳动力成本。因而，从整体上来说，中国具有比泰国更丰富和廉价的劳动力，这就直接导致了中国的产品在中泰贸易中更具有竞争力。此外，中国还有不少的其他产品都较泰国的产品具有竞争力，这势必对泰国的传统农业和工商业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
第二，在中泰双边贸易的产品中，泰方出口到中国的绝大多数是属于自然禀赋的传统型产品，其生产设备和技术水平偏低。如天然橡胶、塑胶粒、橡胶产品、木薯产品、大米、木材和水果等自然禀赋的传统型产品占据泰国出口到中国产品的很大比重。生产这些产品的技术含量底，劳动力成本高，因此就会导致竞争的门槛底，范围广。而泰国从中国进口的产品以技术型产品为主，其中深加工产品占主体，初级产品较少，如电脑及零配件、电动机械及零配件、家用电器、机械设备及零配件、化工品、钢铁等。
第三，中国是一个商品生产大国，具有较强的商品生产能力和丰富的资源。在当今世界上，拥有约 13 亿人口的中国，具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在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技术作用下可以生产出大规模物美价廉的产品。中国工厂生产出来的产品远销世界各地。泰国的总人口为 6，000 多万，从劳动力的规模上来看，它要比中国的劳动力少很多，劳动力成本也高于中国，因此，泰国政府及商人担心在如此大规模的、较具竞争力的产品通过零关税之后进入到泰国，势必会对整个泰国的经济体系带来巨大的冲击，所以才会提出暂缓执行零关税的决定。
第四，中国—东盟自贸区框架下泰对中贸易短期效益尚不明显。从长期来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成，其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区域性经济合作的步伐，加强了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合作关系。但是，从近两年中泰双边贸易的情况看，中泰双方的短期效益不是很明显，如 2009 年和 2010 年泰国进口中国产品的增长率为 －15. 52%和42. 34%，而2009 和2010 年中国进口泰国的产品总额分别为 － 0. 44% 和 33. 21%。由此可见，尽管中泰双边贸易都在发展，但是 2009 年泰国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增长率为 －15. 52%，说明其在 2010 年增长率的基数较低，所以双边贸易稍有发展便体现出2010 年的增长率为 42. 34% 。同理，2010 年中国向泰国进口产品的增长率也一样。此外，2008 至 2010 年泰国从中国大陆进口的总额分别为 20，156. 306 百万美元、17，028. 9139 百万美元和 24，239. 3682 百万美元，而这三年中国从泰国进口的总额分别为 16，190. 5816百万美元、16，119. 3929 百万美元和 21，473. 1953 百万美元。可见，2008 至 2010 年泰国在与中国的双边贸易中连续三年均为贸易逆差，分别为 － 3，965. 7244 百万美元、－909. 521 百万美元和 － 2，766. 1729 百万美元。连续的贸易逆差显示出了中泰双边贸易不平衡的问题，这对中泰双边贸易的长期健康发展是不不利的。这正是泰方暂缓实行零关税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中泰零关税贸易发展的建议和展望。
中泰双方应加强相互理解，正确和客观地分析与认识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发展进程并做出相应的对策，以便达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目的。
一是正确认识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发展阶段，树立战略思想。正确认识中国与泰国的双边贸易在东盟自由贸易区框架下的发展阶段，可以有效地为促进零关税进程提供正确的政策依据。目前，整个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发展还处在初级阶段，中泰双方的零关税协定在实施的过程中仍受到诸多条件的限制，如双方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经济结构模式、对零关税贸易的思想认识，中泰双边贸易产品结构等方面。因此，中泰双方政府有关部门要做好调研工作，正确认识中国与东盟自贸区的发展阶段，树立战略思想，循序渐进地实行零关税贸易协定，以推动中泰双边贸易互惠互利，推动零关税进程平稳健康地向前发展。
二是进一步提高产业集中程度和规模经济效益。
产业集中对产品的竞争性可谓具有重大的意义。从总体上看，目前中国产业集中化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要比泰国高。泰国的汽车及零部件、橡胶等行业已发展到较成熟的阶段，通过联合，他们提高了集中程度的同时又降低了成本，这使其在竞争中具有较强的优势。此外，泰国除了在曼谷、沙末巴干府、春武里府、罗勇府等地的产业集中化程度高些外，其他的府产业集中程度还不高，甚至较低。这就导致了资源没有能够很好的优化配置，产品成本投入高，市场竞争性不强。要能达到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国际市场竞争力，泰国的产业需要进一步解放生产力，进行产业管理改革，以先进的生产水平和管理水平为基础来降低生产成本，达到加强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实现进一步加快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零关税的进程。
三是优化中泰双边贸易产品结构。中国一直是泰国重要的商品出口的重要市场之一，其重要性显而易见。在中泰双边贸易中，由于双方的产品绝大多数为劳动密集型产品，所以，“中国的基础工业产品具有比较大优势，如机电产品就是中泰贸易中互补性很强的产品，中泰两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则表现出了很大的竞争性，不仅是在双方贸易的市场上有竞争，而且在第三方市场上竞争更为激烈。”这体现出了中泰贸易的不平衡性。此外，“鉴于日美等发达国的对泰投资，泰国的电子、电器主要出口的市场是美国、日本等，出口到中国的较少。所以中泰贸易在今后的发展中更应注重贸易结构的调整、高层次的分工协作。”这就需要中泰双方根据自身优势扩大双边贸易中具有互补性的产品，优化进出口产品的结构，对竞争性强的产品进行合理的调控。此外，还要注重提高产品质量，尽可能的缩小双方同类产品的质量和成本差距，增加高科技产品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比重，提高产品的质量，以便使中泰双方以货物产品为主的进出口双边贸易向文化类、信息类和技术类产品贸易发展，从而达到中泰双方在零关税协定实施过程中共同发展，双方获利的目的。
尽管中国和泰国长期依赖的传统出口市场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完全打开零关税贸易的局面，但是中国与泰国更加迫切地需要加强各领域的合作，共同促进相互间经济、金融等方面的稳定健康发展。可以预计，未来中国与泰国的零关税贸易将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已于 2010 年 1 月 1 日正式建成，它必将是一个继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欧盟自由贸易区后的世界上第三个双赢机制的贸易区； 是在充分照顾协定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承受能力的基础上，通过扩大市场准入、消除贸易投资壁垒的贸易区； 是实现各方经济一体化效益的自由贸易区。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框架下的中泰零关税双边贸易，将极大促进中泰两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增加就业岗位，带动双方的经济发展，增强两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参考文献：
［1］陈庶平，文淑惠。 中国—东盟自贸区框架下的中泰贸易效应实证研究［J］。 广西财经学院学报，2010，（ 06） .
［2］甘宜沅，黄晓，阮振华。 中泰贸易分析［J］。 东南亚纵横，2005，（ 11） .
［3］高鸿宾。 中国—东盟自贸区建立为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J］。 农产品加工业，2009，（ 11） .
本文分析了泰国在经济的高度发展后起其政治体制依然没有重大变化的种种因素，指出泰国独特的官僚体制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并认为真正的政治发展比经济发展更为困难。
关键词：泰国， 经济发展， 官僚制，政治发展。
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历来是学术界十分关注的课题。贫穷的经济基础上无法建立稳定的政治秩序和民主体制，经济发展的成就会造成政治方面的积极变化，均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然而泰国在高速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原来的既得利益集团不仅很容易地将经济发展的成果据为己有，而且依然大体上保持着旧有的政治体制，形成一种经济方面的高速发展与政治方面的低度发展同时并存的奇特局面。从而对传统的发展理论提出了挑战。
作为东南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亚洲第五虎"，泰国这种独特的现象越来越引起致力于发展研究的学者的兴趣。在东南亚主要的五个发展中国家，泰国的政治发展问题最为突出，其政府更迭的频繁及军事政变的频率之高也令人惊异。1932年至1992年，泰国共发生了19次政变，13次成功。同一时期，20位首相相继组建了48届内阁，其中24届内阁属军人政府，8届是军人为主的政府，16届为文官政府；共通过了15部宪法；举行了18次大选。从1932年到现在，泰国有80％的时间处在军人的统治之下。最近的军事政变发生在1991年，并导致了大规模的冲突。[1]
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泰国的经济仍然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并且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1951年到1961年，国民生产总值由282亿铢增加到571亿铢，年增长率为7.4％；1960年－1970年，泰国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为8.4％；1970－1982年为7.1％。世界银行《1983年世界发展报告》认为：在过去20多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泰国是发展中国家中经济发展最为成功的国家之一。"[2]
泰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与政治的低度发展，经济增长的持续性与政治的动荡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经济增长的持续性与政治的低度发展之间究竟有什么联系？为什么泰国在经济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的情况下政治体制依然大体保持原样？本文试图从如下一些方面对这些问题进行探索。
泰国的官僚行政机构
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着这样一种现象，政治决策机构和决策实施机构的权力杠杆往往向后者倾斜。政治组织软弱分散，其应有的政治职能多落入官僚手中。第三世界国家中军官与文官之权力斗争十分激烈，许多学者认为这种权力之争将危及国家的政治稳定、经济增长、行政效率和民主发展。在所谓的西方民主国家中政策只能由政治的、非官僚机构制定，而官僚只是政策的执行者；官僚必须受到前者的制约。发展中国家的政治观念虽然大多来自西方，组织结构形式上大同小异，但权力和职责的分配却与西方社会有很大差别。在一党专政的国家，由于高度的集权，官僚完全被党所操纵，两者已成为一体，没有明确的分界线。而泰国却处在另一种极端的情况之下，军队一直在政治舞台上唱着主角，偶尔有文官执政，也不过是多党联盟，但无论谁执政，具体的行政机构组织却完全把握在行政官僚手中。泰国的非官僚组织，诸如佛教、工会、政党、企业等利益集团，总体力量不强，难以对这种官僚体系构成有力的监督，更不用说对其加以控制。由此可见泰国官僚在泰国政治经济的发展过程占有的重要地位。因此有人认为"泰国是官僚政体，官僚是泰国占有统治地位的政治精英"。[3]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经济发展的成就并未能对官僚的政治结构造成革命性的冲击。
从其结构上看，泰国现在的官僚分为三个层次：中央、府（省）和地方。在中央设有十三个部，部下设司和处，各部有一个部长和一至两个副部长，其中内政部规模最大。在各部之上又设有总理办公室，直接监督十三个司。泰国共有七十二省（府），每省有一个省长，一至两个副省长和一个助理省长。省下设区及相应的区长。区下设镇、村及相应的镇长和村长。虽然省长是一省的最高行政官员，但是不能直接领导内政部所管辖范围以内的官员。地方政府单位包括府行政组织、市政府、区和镇行政组织。这些单位直接由内政部和省掌管，而非自治的独立的机构。在各省设有民选的议会，议会会员每年集会一次，通过年度预算，审核前年的收支。预算来自各省的税收。泰国经济的区域发展极不平衡，一般而言，各省税收极其有限，它们必须通过地方行政司来得到中央政府的拨款和贷款。各省在财政上都不得不依赖中央政府。泰国各级地区性政府均由内政部所设，并在内政部向心力的影响范围内运行。中央政府除了以财政手段外，还在各地区任命中央政府代表，以加强控制。市议会是民选议会，每当国民议会解散之时，市议会也得解散。而且内政部有权在市议会和市长之间发生冲突之时，解散市议会。而曼谷市议会成员、市长均由中央政府任命。也就是说，中央官僚对全国行政具有绝对的控制权力。
泰国官僚主要来自武装部队、警察和民政领域。泰国武装部队，尤其是陆军的优势地位可从内阁这一权力中心中清楚地体现出来，在1959年至1974年的内阁成员中，38名成员来自军队，103名成员来自民政领域，（这141名成员均为官僚），只有四名非官僚成员。仅在1957－1976民主时期，非官僚内阁成员（35名）超过了官僚成员（23名）。然而内阁主要职位、总理、内政部长和国防部长均由军队首领所垄断，在1932年后的四十八年里，39年由军官担任首相，9年由文官担任首相。而既使在文官当政时，国防部长的职位也一直由军方把持。
民政包含内政部、财政部、农业部、通讯部、教育部和总理办公室，这六部的行政对军队并不构成威胁，相反，行政成了军队的同盟，两者一致认为秩序是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础。美国学者斯芬指出，泰国行政和军队对于官僚制度有着共同的价值取向，这种价值观"不是以成就目的（生产力、理性和效率）为取向，而是以社会制度的维持为目的"。[4]发展和秩序并不矛盾，后者为前者提供了基本的必要条件。泰国虽经反复的政治动荡，但其社会体制并无多大变化。我们所见到的是塔尖人员的不断交替，而权力塔的基层从未受到冲击。这种官僚体制的稳定性在很大程度上确保了社会体制的稳定性。一般来说，军队不干预行政职能，而文官也不进入安全领域。官僚的各个组成部分拥有共同的观念，如尊重权威、高度区别的上下级关系、以地位加以规范的行为、"了解个人的位置"观、尊从而非武断、遵守而非主动等等。这些共同的观念使得军队和行政的劳动分工能被双方接受。这种劳动分工的观念不仅在军官和文官之横向上，也在中央和地方上级和下级的纵向上得到体现。
文官是泰国官僚的主要组成部分，泰国内政部曾做过统计，1981年泰国5100万人口中，有799.491人是文官（其中还不包括国营企业任职的干部等）。进入90年代，由于行政管理的需要，文官人数迅速增长。泰国文官制度主要是在19世纪末朱拉隆功行政改革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1928年"文官法"的颁布标志着泰国文官制度的正式确立。1928年颁布的"文官法"规定①成立"贯彻文官法委员会"，负责招聘选拔文官和文官的人事管理。②通过公平竞争考试以招聘和选拔文官。③取消官衔制，建立职位分类制，根据个人的职务，职责、工作质量和数量确定文官的工资。④文官的晋升是以才能而不是以资历为基础。[5]文官法后来虽多次修订，但公平竞争考试招聘文官和以才能晋升的原则并未改变。
目前泰国文官制度在管理制度上有几大特点：① 官衔分类制和职位分类制并存。根据职位分类制，除王室外，泰国的高校、科研单位和警察部门等也实行官衔分类制。一般来说，级别、官衔与物质利益直接挂勾。② 沿袭1928年文官法，文官的招聘和选拔必须经过公开竞争考试。任何符合条件者均可报名参考，机会均等，获得政府奖学金者或文官学校的毕业生可以不参加招聘考试，但必须得到有关部门的批准方可成为文官，考试的公正性是无可非议的，除了极少数专业（如安全部及与国家安全、情报有关的专业等）的招聘考试外，其他的考试均是公开的考试，考试的成绩由考试委员会集中评定，然后公布成绩，择优录取。 ③文官的晋升制度较为复杂，低级别的官员的晋升除资历外，还得通过晋升考试。但高级别文官的晋升主要强调学历资历、工作经验，然后再考虑工作能力。④泰国文官分类繁杂，对各类文官的调动有着多方面的限制。跨部门、跨行业的调动更为困难。这种管理方式虽然有些僵化，但加强了各行业文官的稳定性。⑤1975年，泰国通过了"反贪污法"，成立了"反贪委员会"，它的主要任务是向内阁提出反贪的建议，调查案例，对案例一经查实，即通过内阁要求被怀疑者公布其财产等，在结构和组织上，该委员会直接由总理办公室领导，委员会的成员由政府提名，并经过议会的批准，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些成员绝对不是政治官员、议员、商人，这样，"反贪委员会"的相对独立性是极为显著的，它不可能受到政党、政府要员、大资本家的操纵，这在一党专政的国家是不可想象的。当然，无可否认，泰国的腐败现象极为严重，但与军官比较而言，文官是较为廉洁的，反贪委员会对于清除文官队伍的腐败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泰国官僚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
传统的官僚价值观在现代泰国依然保持着，泰国官僚在社会政治机构中，占据着统治性的地位，他们的价值观还未曾受到其他组织的挑战。目前，那些潜在的反官僚组织在泰国依旧缺乏合法性和大众支持。就传统而言，官僚与民选政客之间，泰人更偏爱前者，泰人从不用政治一词去描述官僚的政治性行为，他们并不清楚无论议院是否存在，官员均会参与政治决策。在泰人眼中，政治是卑鄙、腐败、混乱的代名词，政治家被视为贪图权力、滥施职权、自谋私利、好于争吵、无所效率的人。每当军事政变发生之时，人们常会这样来解释，"政变的原因是政客们导致混乱，带来麻烦，阻碍了政府行政的平稳运行……"[6]
泰国人喜欢用"Kan muang"（玩政治）即用玩政治来描述政治角色与政治行为。而对于行政，人们常说"tham"`"Kan borihan"`"tham"意为"为……工作"，Kam borthan意为行政。可见，泰国人是将政治看成是无关紧要的事，而行政却不同于政治。在泰国人的语言中，从不把政治和行政混在一起。泰语中还有一个单词Woon wai 更能反映人们对于政治的态度。这个词指的是一种令人讨厌的状态，它可能导致混乱和不安。当该词用于政治场合时，它指的是压力集团的某种官僚外行为。对于众议院，人们常在新闻报道中使用该词来描述这一参与型政治中的冲突争吵和妥协。一旦议会内冲突升级，军官和文官就有权干预并解散议会，借口是，议会是如此"woon wai"，扰乱了政府行政，不利于政府政策的实施。[7]
泰人亲行政远政治的态度，证明泰国传统官僚价值观是根深蒂固的。而泰国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对职业的期望都有利于这些价值观的形成，在学校中，教师常向学生灌输所谓"正确的"行为规范，如"年轻人应懂得如何尊敬老人和上司，当年轻人和不同级别、不同地位的人在一起时，应该知道如何行事"。[8]
一旦普通家庭出生的青年有幸受到高等教育，进入行政领域，他们也会被官僚所同化。这样，对来自各种社会阶层的青年灌输官僚价值观对于传统的官僚政体起着重要的维护作用。而更重要的是，泰国缺乏社会流动性，穷人没有什么机会可以进入文官领域，高层文官主要来自官僚和商人家庭。另外，泰国尤其看重洋学位，据李克提·地日未竞统计，1973年， 在泰国拥有最显赫， 最高权利位置的2200名官员中， 93%是大学毕业，其中1/3拥有学士学位，且几乎全部来自西方国家的大学，2/3不满56岁的官员拥有洋文凭。[9]这一方面说明高级官员均有着较高的知识水平，同时也应注意到，主要是政府官员或他们的子女才能留学国外，并由此而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总的来讲，泰国官僚有着如下的价值观念：
1、宗派主义
泰国官僚中派系林立，美国学者大卫·威尔逊（David Wilson）在其著作中写到："一个部长，他进入此部之时， 已拥有了这一职位的权力，他希望得到下属的尊重，敬仰和听从。然而。传统上而言，他有义务照顾自己的下属。为了保证自己或整个宗派的权力不受侵犯，他必须履行自己的义务。这样，部里的所有成员就成为他的拥护者，他也就在内阁中成为他们的代表。部长极力保护其雇员的利益，并为本部争取尽可能多的预算。当然，部与部之间最终只能相互妥协，不可能出现利益独占的情况。"[10]另一位学者诺曼·杰克斯（Norman Jacks）认为宗派主义与政治腐败有关，他认为：部长与下属之间这种垂直性忠诚与利益的分配相关。任何管理政府项目的权力，特别是利益攸关的项目，都得在不同各部的决策者之间均分，当然这绝不是根据客观标准来加以分配。[11]
2、个人至上主义
在泰国历史中其政治领导均持个人至上论。政府高官习惯于自我决策，他们在工作中常以自我为取向，而非以任务为取向，而高级官员之间相互极为熟悉，或许他们在同一所学校读书，然后又一起在职务晋升的阶梯上攀爬；同事间相互联姻；泰国官员常常涉足商业，并在生意场上互相关照，这种关系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府的决策。值得强调的是，泰国人特别注重校友同学这一层关系，同学间的庇护关系非常凝固，这不仅是物质利益的互换，也是他们人与人之间的道德上的义务所在。宗派主义和个人至上论容易导致徇私思想和裙带关系。因此，泰国官僚常视自己的职位为个人财富，并以之来为自己和宗派谋取利益。建立在宗派基础之上的徇私思想和庇护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官僚腐败的催化剂。
3、喜欢分散对决策应负的责任。
泰国官员很少自己做出决策，他们倾向于在委员会内分散决策权力和责任，对于一个新问题，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要成立一个委员会。这样势必会出现许多临时性的委员会，问题是往往在不同委员会之间会出现职责重叠的现象，而不利于问题的处理。
4、自上而下之发展综合症(Top-down development syndrome)[12]
多数泰国国家发展计划和项目都强调有必要让农村民众参与到发展过程中来，然而，实际上有关农民切身利益的诸多决策都是自上而下来制定的，官员们常根据自己所受的教育，都市背景来看待农村问题和农民的需求，加之上层决策权威和下层运作机构之间缺乏协作精神，使得自上而下的决策方式所导致的问题进一步恶化。1980年2月，泰国总理差玛兰召开了一次各部副部长会议，他强烈地批评道：
" 我在几个地方均发现每个人都是各干各的活，毫无协作精神。例如花费巨资所兴建的灌溉工程却因缺少灌溉渠道而无法向农民供水。有些地方供水较好，农业产出也令人满意，而儿童教育和卫生保健却远远落后于需要……
"有一次由于缺乏协作，五个机构同时向政府申请预算，而他们要兴建的却是同一座桥。……同一个部里的一些总监，五年来视对方如路人，从不互相打一声招呼。而部与部之间、厅与厅之间也互不通气，自订计划，然后再跑到部长面前请求批准……"[13]
宗派主义、个人至上论、责任分散和在各个层面上缺乏合作的自上而下的发展综合症，导致了泰国官僚机构的低效率。这些官僚价值观使泰国官僚对民众的需求反应迟缓，在行政上难以达到最大效率。当然，这并非泰国官僚独有的问题，在所有官僚和其他政治机构间缺乏权力平衡的政体中也都存在着类似特征，只是泰国官僚的这些特征更为明显而已。
官僚与泰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
泰国官僚是世界上少有的延续了几个世纪的传统机构。本世纪泰国社会经济的迅猛变化，无疑对官僚制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但官僚的地位并未受到根本性冲击，传统的官僚价值观依旧根深蒂固，只是在选拔官员的程序上吸取了西方现代文官制度的某些长处，这深刻说明泰国官僚制度具有独到的稳定性，也说明经济发展并不能自发地改变社会的价值观念。直到现在，泰国官僚的权力仍是至高无上的，我们仍可称泰国为"官僚政体"（1992年文人政府加强了议会的立法和决策权，对官僚形成了一定的约束。）从1932年到80年代初，泰国官僚制度操纵在军官手中，这一方面是通过任命文官担任内阁的高级职务，另方面是吸收官僚替军人政治卖命。那些从军营里走出来的官僚又充当着政治家的角色，他们精于谈判、妥协、庇护等各种政治伎俩。学术界普遍认为，泰国军人统治具有有限的分权性。我们曾提到军官与文官之间有着劳动分工，即军官不得干预文官的行政事务，文官也无权进入安全领域。军队允许文官拥有较多的自由空间，以实施经济发展计划，进行财政预算和各种经济改革，即使在文官实施反暴乱计划的时候，也没有隔三差五地向军队首领请示。因此，泰国众多高级专家都愿留在这一制度之内。
泰国的官僚结构极为稳定，虽然军事政变不断，内阁更迭频繁，但每一届新上台的军政府除了调换某些部长人选外，仍保留各部常务次长以下的政府常务官员，以便他们能够维持政府的日常行政事务和业务工作。毫无疑问，任何政变都没有损害官僚尤其是文官的既得利益。在这里值的一提的是，泰国的技术官僚 (technocrats)始终在泰国社会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他们都曾在西方留学，深受民主思想影响，但他们却能容忍军人独裁，愿意在军人专制下工作。究其原因是，军人统治并没有剥夺技术官僚的职能，相反赋予了他们充分的权力，能够制定和实施他们认为对国家和人民最为有利的发展计划，能够发挥他们的才能，实现专家治国的理想。也正因如此泰国才能确保经济政策的延续性，虽然军队不断哗变，学生也起来闹事，政府不断更迭，但专家们的各项工作并未因此而中断，经济政策也没有因为政府的更替而改变。泰国一直是东南亚最能吸引外资的国家之一，因为外商相信他们的投资等种种利益决不会因为军事政变而受到损害。从五十年代中期以来，泰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特点是军队精英参与了贸易、商业和银行活动，许多军队将领成了华人公司企业董事会的成员，这也是他们财富的主要来源之一，另方面，商人也可从这军队──商人的联姻中获得好处，他们可以在军队这支保护伞下从事经济活动。因此许多大公司常邀请军官加入他们的董事会，以确保他们的经济安全和经济利益。而对国有企业的控制又成了军队精英获取经济权力的途径之一。许多国有企业都由军队经营；其他由泰国经济事务部或文官机构经营，但常常也有军官参与其间。这些国有企业虽然常常亏损，但却是某些军队要人的重要收入来源，军人通过控制国有企业既可增加个人财富，又可扩大自己的庇护范围，加强自己的实力，但这也成了军人腐败的温床，且导致企业的严重亏损。（不过，这种现象在八十年代以来已不多见，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已微不足道，许多亏损了的国有企业已被解散、出租、联营或私有化。）在泰国，各种政治机构对官僚束手无策，更谈不上去控制官僚。泰国官僚通过对宪法的修改来抵制非官僚机构。从1932年到80年代末，除了1946、1949年和1974年宪法外（这三届宪法总共才存在五年这久），其他的宪法主要是由官僚制定，且刻意限制议会的权力，大多数宪法都制定了特定条例，以防立法机关成为强有力的政治机构。例如，1968年宪法就明文规定民选代表不得担任部长职务。宪法甚至规定两院制立法机构中任命的议员就达到众议院3／4的数量。1978年宪法规定任命的议员数目必须达到众议数的2／3。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称泰国国民议会为"帮派性立法机关"，它成了泰国官僚的附属品，很多学者认为，泰国议会在政治体制中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法律和预算由官僚起草，再递交立法机构进行讨论，而讨论却极其敷衍，只不过稍作修改，最后都获得批准。"[14]
泰国立法机构权力的有限性也与传统上泰国政党的脆弱有关，过去，政党只不过是几个宗派的松散的结合体。政党的凝聚力、忠诚性、纪律性普遍薄弱，民选议员常背离自己的政党，投入到另一政党的怀抱。另外，由于周期性的军事政变，使许多政党缺乏延续性，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政党的脆弱，阻碍了政党的制度化过程。泰国政党党派林立，选举的结果往往是组成多党联合政府，没有一个政党能在众议院占据多数。例如，1975年，泰国二十个政党被选入众议院，但没有一个党派获得多数席位。这种多党联盟政府显然是不稳定的，结果，在1976年1月就被众议院解散，同年十月，军队就发动了政变。实际上，许多政党只不过
虽然一度受到民主运动的冲击，泰国官僚精英仍然掌握着各种政治资源，大多数官僚精英（包括军官和文官）依然极力反对议会和压力集团。他们认为民主会导致混乱和不安，并妨碍政府的管理，民选议员也成了批评的对象。从1978年起，泰国国民议会被牢牢控制在军官和文官手中，并以压倒多数通过了新的宪法，将强权授予行政机构。在38个部长职位中，只有三名民选议员，其余的由高级官僚、专家和军队担任。然而随着民主思想的逐步深入，泰国官僚政治又面临新的挑战。一场广泛的行政改革势在必行，但这又使泰国官僚进退维谷，改革应该从官僚制度内部进行还是从外部着手，以赋予官僚外政治组织以更大的权力？在泰国官僚结构中，权力只集中在一小撮人手中，而能同执政者争夺权力的集团或组织也很少。权力的争夺主要在宗派之间进行，权力的更替也主要是宗派的更替。在军队中，陆军的势力最为强大，在陆军内部，只有极少数人（一般是每次不多于六人）是至高无上的权力争夺者或分享者［15］。每一次政变都是由几个军官发起，要么迅速遭到镇压，要么短时间内取得成功。靠政变上台的军官只需惩罚少数敌对分子，另外，颁布新的宪法主要是限制官僚外势力，加强官僚的自我权力。因此，每经历一次政变，官僚的权力不仅未受到损害，相反还得到了加强。政权的交接只是权力顶峰上的极小范围的人事变动，而顶峰以下的官僚并未发生变化。泰国政变的频繁性与官僚的稳定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甚至可以说，正是这种政治动荡强化了官僚体系的稳定性。这样，尽管首都不断发生政变，而泰国各种行政管理机构仍以惊人的稳定履行其日常职责，保持着各地的法律秩序，维护了社会的安定，确保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和各项决策的实施。（即使在最偏僻的农村，税收仍照常进行，官僚的权威仍被人们认可。）也就是说，泰国的政治结构依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泰国历来有军人干政的传统，随着战后泰国经济的发展，军人干政的势头虽然受到一定的抑制，但相应的替代政治势力却并未完全形成。尤其是泰国的政党，目前还无法组成足以控制局面的政治力量。在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面前，执政的军人或是政党头目，以及各部部长们，都尽可能地利用短暂的在台上的机会拼命地捞钱，以致腐败盛行。而腐败盛行引起人民的不满又给下一个政变者提供了口实，于是政变依然在不太长的时期内再次发生，结果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当然，泰国的经济发展也使得一个通过实业而富有的阶级逐渐形成，他们的人也希望通过金钱竞选的方式进入政坛，一些企业家也通过资助或是自己亲自竞选而进入政界，这也是金钱政治能够在泰国生存的一个重要因素。然而，由于泰国的政党数目众多，加上军人集团对政党活动的限制（在65年以前，军人政府甚至明令各种社会集团不得从事政治活动或以政治目标为宗旨），这就使得泰国的政党无法得到各种利益集团的合法支持并逐步地发展壮大起来。一些企业家尽管力图进入政界，但都无法以利益集团的代表而只能以个人身份加入政党，这就削弱了政党作为社会利益集团代表的政治作用。由于不能准确地为自己代表的利益集团定位，泰国的政党之间纲领性的差别很小，人民几乎无法从各政党的纲领去区分各个政党，政党也就没有办法改变自己“乌合之众”的形象，所以，目前泰国政党还无法成为一种政治上的主导力量，真正的政党政治的出现也还十分遥远。
在泰国的政治体制中，泰国的王室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在很多发展中国家，随着政治的变革，王室几乎都被废除或是仅成为一种象征，但泰国的王室不仅被保留下来，而且还继续发挥作用。虽然国王不直接从事政治，但由于泰国的政局动荡不定，每逢这样的时刻，国王就可以出来表明自己支持哪一个政党或是政治派别，从而成为政坛上一个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国王的这种作用，也与泰国的政治文化传统有关，在泰国人民的心中，王室是泰国的象征，也是他们的一种精神支柱。随着现代政治进入人民生活中所引起的动荡，反而使泰国人民对王室寄予更大的希望，因为王室超越于一般的政治，成为一种整体国民利益的象征，也成为他们在动荡的政治局面中唯一能获得安慰的精神寄托，所以，王室象宗教一样已经成为泰国人民日常生活中一个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但王室的这种作用却进一步强化了传统的政治信念，并且使得官僚对实际政治的运作有了更强的控制能力。因为国王不可能对实际的政治过程进行控制，而变换不定的政治领导人也使任何一种政治力量都不可能长久控制政局，结果，官僚最终成为唯一能使政治正常运转的有组织力量。
随着经济的发展，民主化的浪潮开始冲击泰国传统的政治体制，尤其是在近期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官僚集权导致的腐败与泡沫经济引起了泰国民众的极大愤怒。这一轮危机对泰国顽固的官僚体制形成了巨大的冲击，泰国的政治发展是否会由此展开新的一页，是一个值得进一步考察的问题。
从上面的分析大致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泰国的经济发展完全是在专家控制下进行的，尽管泰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对于这种主导经济发展的官僚集团体制并没有形成根本性的威胁。相反，由于泰国的经济成就，“现代化社会的张力和挑战被纳入了传统的机制和程序之中。”［16］在某种程度上反而强化了泰国官僚的地位和其传统的价值观念。
第二，泰国政治动荡主要表现为高层的权力变动，而这种动荡刚好从另一方面强化了一个稳定的官僚体制的作用──没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官僚系统，泰国的行政机构就会随着政局的动荡而无法正常运转。由于这种动荡未能影响政治和经济体系的基本结构，这就保证了社会的正常运行。但与此同时，传统的政治体制也得到了强化而不是进一步的变革。尤为重要的是，官僚集团实际上转变成一个十分独特的利益集团，并力图阻止其他的人进入利益分配的圈子。在这一过程中，被排除在外的泰国民众对政治发展的冷漠态度无疑也是造成今天这种被动局面的重要原因。如果泰国民众有较高的参与意识，也许泰国的政治局面就会和现在有很大的不同。因为民众本可以在这种政治的变动中成为一种影响局势发展的举足轻重的力量，但遗憾的是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前，我们并没有发现泰国民众在泰国的政治局势中发挥积极的作用。而这种完全依靠专家主导的经济发展其脆弱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它会逐步导致严重的腐败和经济决策的失误，并对整个经济造成灾难性的后果，目前东南亚的金融危机就证明了这一点。
第三，官僚与军队这两大集团的对立和冲突，使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制约，不致于让权力完全为集团的私利服务。换言之，泰国的官僚是在一种特殊的制约下推动经济发展的。泰国的传统文化也使得能够进入政界的人基本上是社会的精英，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泰国在发展过程中实施专家治国的方针。从这个角度上讲，泰国政治的低度发展状态并不是政治发展的进程完全没有进入泰国的政治领域，而是“部分”地进入了，即进入主要由文官组成的行政管理系统，但这种“部分”的“政治现代化”却使得传统的东西依然顽固地保留了下来。
第四，泰国的经验表明，传统的政治体制未必不能有助于现代经济发展，反过来，经济发展却不能自动地带来政治的发展。在贫穷的基础上不能建立有效的现代民主政治，这已经为世界历史的进程所证明。但在一个较为富裕的基础上是不是就能自发地建立起民主政治？泰国的发展模式证明这是不可能的。经济发展的成就为进一步的政治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但政治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它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摆脱自己的历史和传统建立起全新的体制。如果说经济发展意味着给大部分人提供了致富的机会，从而很容易获得人们的拥护，而政治发展则不仅意味着权力模式的重新构建并使得一些人有可能丧失自己拥有的特权，同时也意味着一个民族的政治文化价值的转变，换言之，政治发展意味着整个民族的整体现代化，也意味着人的观念的彻底现代化。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真正的政治发展比经济发展更为艰巨、更为困难，一个民族必须付出比经济发展更为艰苦的长期的努力，才可能在政治现代化方面取得相应的进展。
注释：
［1］ Clark D。 Neher， “Thailand in 1992”。 Asian Survey， July 1992，p587。
［2］ 吴春生编《东南亚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78页。
［3］ Somsakdi Xuto，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Thailand”， p79。
［4］ John L。S。Girling， “Thailand， society and politic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5，p135。
［5］ 王士录“泰国文官制度简介”，刊载于《东南亚研究》1990年第一期，第73页。
［6］ Somsakdi Xuto，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Thailand” P90。
［7］ Somsakdi Xuto，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Thailand”
Oxford press，1987。 P 90。
［8］ Ibid， p148。
［9］ Likhit Dhiravegin， “Political Attitudes of the Bureauratic Elit and Modernization in Thailand（1973）” Asian Survey， December， 1976。
［10］ David A。 Wilson， “Politics in Thailand”， green wood Press，1982，P143。
［11］ Somsakdi， “Government Politics of Thailand”， P91。
［12］ Somsakdi，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Thailand”， P91。
［13］ Ibid， P93。
［14］ Ibid， p98。
［15］ John L。 S。 Girling， “Thailand ， Society and politics”，P125。
【关键词】佛教；泰国；文化；节日；习俗；影响
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约产生于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5世纪之间，由印度皇子释迦牟尼创立，在公元前三世纪开始外传。从泰国出土最早的佛像来看，在公元4-6世纪，佛教已在泰国流传，并在之后逐步成为了泰国国教。佛教传入泰国后，掺入了早已在当地流行的精灵崇拜、祖先崇拜和婆罗门教的成分，形成了具有中南半岛特点的小乘佛教。据1995年统计数据，泰国全国人口6235万人，僧侣和沙弥数为63.8万余人，约占全国人口的1.02%，佛教徒则占93.88% 。
节日是一个民族传统民俗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是一个民族稳定的心理特征的体现，在东南亚诸国中，泰国是节日庆祝气氛浓厚，其节日按照一般分法，可以分为专门性的佛教节日、农业节令性节日和王室纪念日，而在这三类节日里，无一不受到泰国佛教文化的熏陶和影响。
一、佛教节日
泰国作为一个深受佛教影响的国家，全国约95%的民众都信仰佛教，传统的佛教节日自然不会少，万佛节、佛诞节、阿莎加哈普差节都是泰国此类节日中的主要节日，其中万佛节更是这些佛教节日中，最神圣、民众庆祝由来已久的节日。
万佛节在每年泰历的3月15日，如遇闰年就改为泰历4月15日。相传历史上的这天，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向不约而同前来集会的1250名罗汉首次宣讲教义，笃信小乘佛教的泰国民众将该次集会视为佛教创建之日，并进行隆重纪念。泰国的万佛节历史悠久，曼谷到王朝五世王时，官方才开始举行庆祝仪式，使之成为泰国人民传统的佛教节日并于1913年将这一天定为节假日。同时，国王会亲自参加万佛节，政府也举行相关的庆祝仪式来增添万佛节的节日氛围。在万佛节当天，笃信佛教的泰国民众都会带着鲜花、香烛和施舍等物品前往就近的寺院，上午施斋行善、下午聆听诵经讲道，傍晚举行礼佛仪式，完成一天的佛事活动。与此同时，盛大的万佛节也是泰国适龄男子选择剃度出家的好日子，在泰国出家修行过的男子会得到普遍的尊重，因此每个男子一生中都会有上一次出家经历。以管窥豹不难看出，佛教对于这个国家的节日庆典活动的影响是十分重要的。
二、农业节令性节日
多年以来，泰国一直是全世界稻米出口量最大的国家，农业是这个国家赖以运转的重要产业之一。这就使得泰国产生了许多和农业节令相关的节日。春耕节、水灯节就是其中最重要也最广为人知的两个节日。
泰国春耕节在每年的五月举行，是一个祈祷风调雨顺、农业丰收的节日，起源自八百年前的素可泰王朝，历代相传延续至今，被历来的政府和王室所重视。如此重要的节日，在庆典举行的前一天，则需要先由国王偕王室成员赴泰国皇家寺庙玉佛寺主持礼佛仪式，在十信高僧诵吉祥经后才能开始下一步的准备工作，由此可看出佛教文化对于泰国农业性节日的庆典的影响力。而水灯节这一被广大国内民众所熟知的浪漫节日，其原始用途并不是我们现在所了解熟知的浪漫。水灯节在泰历每年的12月15日举行，这时正是泰国雨季结束，泰国居民为了答谢水神赐予一年丰厚的食用水源，忏悔将污物投入江河而向河内放置由香蕉叶做成的水灯。许多民族的传统节日都有着美好的传说，泰国的水灯节也不例外。关于水灯节来源的历史上流传过很多传说，而其中主要的三个却无一例外的没有离开佛。在泰国民众中广为传颂的传说是，在八百多年前的素可泰王朝一位名叫娜诺帕玛斯的王妃通过制作莲花灯船来表达对佛祖与河神的感激之情，国王见后十分高兴，便下令举国效仿，水灯节由是广为流传。在这类看似和佛教全无关系的节日活动，背后却和佛教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也难怪泰国有着“黄袍佛国”的别称。
三、王室纪念日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泰国王室都一直得到了泰国民众的普遍尊重与支持，即使泰国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实行了君主立宪制，国王的影响力大为下降，可同为佛教徒的泰皇在泰国民众的心中依然有着十分崇高的地位。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王室的关键人物和重要事件在民众心里会成为整个国家的重要记忆，这就使得一些王室纪念日的制定和庆贺的延续也成为了必然的传统。比如：众所周知的王室纪念日中的重要庆典有母亲节、郑皇节、拉玛五世纪念日、泰皇生日（即泰国国庆日）等。
各种王室纪念日，节日期间都少不了各种佛事活动和佛教仪式，人们在诵经布道等佛事活动中祈福，在佛教仪式中表达对历史的追忆和对民族先人的敬仰。同时，泰国佛教和国家政治关系密切，佛教习俗能够得到王室的全面重视彰显了佛教作为泰国国教的地位，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泰国宪法规定：“泰国国王，必须是佛教徒及佛教的护持者，才可以登基为王”在泰国这个平均每三年就有一场的国家里，无论政局如何动荡，泰国国内却从未分裂，经济也未出现过大的崩盘和滑坡，这全都要归功于，佛教对于泰国民众的心理深远影响，对于增强泰国的民族凝聚力佛教起着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
其实，在泰国不止是节日的内容和形式和佛教有着密切的关系，节日活动中的内涵更能看出佛教文化对于泰国人的影响。
“宋干节”是泰国的传统新年，这一天对于泰国民众来说相当于我国的春节，不同于我国家家户户合家团圆自得其乐，泰国民众在这一天要进行浴佛、放生、布施等活动，在这些活动的背后，体现着佛教文化中因果报应观念下的行善、仁爱、内省的道德要求。正是这些节日背后的精神内涵赋予了泰国节日强大的感召力，让无论是国内的民众还是国外的侨胞都能感受到精神的皈依，而不至“年味”越来越淡。
在这些节日庆典中，泰国国家和民族的伦理文化基调展现无遗。让我们得以充分地了解这个国家和民族的过去。
【关键词】 会计准则； 制定模式； 启示
“会计准则是由特定的制定机构和专门的制定人员通过一定的制定程序制定，适用于一定范围的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的标准。会计准则的制定机构、制定人员、制定程序等制定要素的相互结合方式称为会计准则的制定模式。”良好的会计准则制定模式是产生“高质量”会计准则的前提。注意比较和研究各国会计准则制定模式，可以深入地了解各国会计准则的制定背景和发展沿革，有助于深入理解各国会计准则的具体内涵，有利于各国间相互借鉴，促进各国之间的会计协调。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使得中国―东盟区域会计协调问题成为目前学科领域内关注的焦点。泰国作为东盟最早的五个成员国之一，会计发展水平比较高，有着较完整的会计体系，并相当程度地采用了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的会计准则协调成果。泰国作为AFA（东南亚会计师联合会）最早的成员国之一，一直致力于东盟会计协调工作，在长达二十多年的东盟会计协调活动中积累了很多宝贵的经验。研究比较中泰会计准则制定模式，有助于深入了解中泰两国会计的差异和趋同点，有助于促进中国―东盟区域会计协调的进程。
一、中泰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及其人员之比较
在会计准则的制定模式当中，制定机构是最重要的要素之一，在会计准则的制定过程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所以，会计准则制定模式的类型通常以制定机构的性质来划分。由于会计准则的制定机构有官方机构和民间机构，或者介于公立和私立之间的半官方机构，所以会计准则的制定模式可以分为三种：政府集中制、民间自主制以及民间制定和政府监管的混合制。由此制定出来的会计准则也就有法规、职业守则或者半法规的性质。
世界各国由于政治、经济、法律以及文化背景的不同，会计准则的制定机构亦有所不同，中泰两国的制定机构及人员的情况可以通过表1简单列示。
从表1的列示可以看出，中泰两国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及人员组成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机构性质及其权威性
我国的会计准则由财政部制定，属于典型的政府集中制模式，并以行政法规的形式颁布，相对泰国的会计准则而言，具有极高的权威性。2004年以前，泰国的会计准则由泰国注册会计师和审计师协会（Institute of Certified Accountants and Auditors of Thailand，ICAAT）负责编制与颁布，2004年泰国成立会计职业联盟（Federation of Accounting Professions，FAP），2004年颁布的《会计职业法》（The Accounting Profession Act B.E.2547）规定，由会计职业联盟（FAP）取代注册会计师和审计师协会（ICCAT）负责泰国会计准则的编制，由会计职业监督委员会（The Accounting Profession Supervision Committee，APSC）批准生效，并在皇家宪报上公布。2004年前后，泰国的会计准则由不同的组织制定，但不论是注册会计师和审计协会（ICAAT）还是会计职业联盟（FAP），都是非政府组织。一般而言，由非政府机构制定会计准则，作为职业守则，属于行业自律行为，相对而言权威性较低。但是泰国的情况比较特殊，首先，会计职业联盟（FAP）是在泰国《会计职业法》的授权下行使制定会计准则的职责，有一定的法律法规约束性；再者，泰国是个君主立宪制的国家，制定的会计准则最后要在宪报上公布生效。因此，会计职业联盟（FAP）制定的会计准则在泰国具有较高的权威性。
（二）准则制定人员的代表性
由于我国的会计准则是典型的政府集中制，会计准则制定的立项、起草等具体工作由财政部会计司的专门工作人员负责，从制定机构人员的组成看似乎比较单一，但在准则制定的过程中，财政部会计准则委员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财政部会计准则委员会是财政部会计司下设置的一个机构，1998年10月成立，是中国会计准则制定的咨询机构，旨在为制定和完善中国的会计准则提供咨询意见和建议。财政部会计准则委员会共有委员22人，由财政部聘任，分别来自政府有关部门、会计理论界、会计职业团体、中介机构和企业界等，由财政部副部长担任委员会主席，财政部会计司司长担任办公室主任。会计准则委员会还聘请了160名咨询专家，160名咨询专家也来自政府有关部门、会计理论界、会计中介机构、会计职业团体、证券交易所和企业界等领域，咨询专家成员负责协助会计准则委员会开展工作。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从项目的立项、意见稿的起草、意见稿意见的征集、意见稿的修订，直至最后送审稿的完成，这整个过程都征求了财政部会计准则委员会的意见，因此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在很大程度上也融入社会各界的意见，具有较广泛的代表性。泰国准则由泰国会计职业联盟（FAP）负责制定，而会计准则的具体编制工作，由会计职业联盟（FAP）指定的13―17人组成的泰国会计准则制定委员会（The Thai Accounting Standard-Setting Committees，TASSC）来负责，这个会计准则制定委员会的成员包括专家（7―11人）、保险部门的代表、商业登记部门的代表、税务部门的代表、泰国银行方面的代表、审计长办公室的代表、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代表。所以，从制定人员的构成看，有着社会相关领域的代表，代表着社会各领域的利益和意愿，相对我国而言，准则制定的代表性更广泛。
二、中泰会计准则的制定程序之比较
会计准则的制定程序是指会计准则从起草、征求意见、修订，直至批准的全过程及所采用的方法。科学合理的制定程序是高质量会计准则的重要保证。为确保会计准则制定的质量，各国会计准则的制定机构都有一套自己的制定程序。中泰两国会计准则的制定程序如表2所列。
从表2的比较可以看出，中泰两国会计准则制定的程序有类似之处，也有差异的地方。
首先，中泰两国会计准则的制定程序均规范化。为了保证会计准则的质量，中泰两国都有明确的制定程序。2003年，我国财政部制定并了《会计准则制定程序》，把会计准则的制定工作纳入制度化轨道。2004年泰国颁布的《会计职业法》对会计准则的制定、修订、报批公布都有明确的规定。
其次，中泰两国制定会计准则的充分性程度相当。创新一项准则，需要依据充分的基础性研究、广泛的调查和征求意见、反复酝酿、反复讨论。在充分性方面美国做得比较好，从项目立项至拟定准则意见稿之前就广泛咨询会计界和企业各方面专家的意见，并举行公开的听证活动，意见稿拟定之后还要举行第二次听证活动，并对草案进行反复修订。而中泰两国在充分性方面相对较差，起草、征求意见和修订的过程相对比较简单。从中泰两国当前具体准则制定的过程来看，两国现行会计准则的制定都不是一种创新行为，而是对国际会计准则的一种合理的借鉴。相对我国而言，泰国对于国际会计准则的借鉴程度较大。泰国财政部要求泰国金融机构自2010年1月1日起全面执行国际会计准则（IAS）。
再次，泰国会计准则制定程序的公开程度较好。在制定准则的过程中，从立项到准则征求意见稿全部对外公开，公众参与的程度比较高，还举行公开听证活动。而我国制定准则的程序比较秘密，一般不对外公开，仅会计准则征求意见稿，也不举行公开的听证活动。
最后，中泰两国会计准则批准颁布的严密性不同。我国会计准则由财政部会计司负责制定并报财政部主管部长批准颁布，属于行政法规，典型的政府主导制。而泰国会计准则由泰国会计职业联盟（FAP）制定，但最后由会计职业监督委员会（APSC）审批。会计职业监督委员会（APSC）是泰国《会计职业法》中规定的一个代表政府行使监督职能的机构，该机构由来自政府、私营实体、会计、法律方面的14名专家组成。这种由政府机构监督非政府机构的牵制机制严密性更强。
三、结论和启示
（一）从会计准则的制定模式看中泰两国的会计协调
会计协调就是要消除各国会计之间存在的差异或者减少逻辑冲突，使各国会计达到协调的状态。因此，会计协调是一项牵涉面极广而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考虑的影响因素很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仅从中泰两国的会计准则制定模式看，尽管两国的模式存在着很多差异，但仍存在协调差异的可能性。
首先，从会计准则制定机构的性质差异看。许多专家学者认为，民间机构制定会计准则，能够代表大多数经济主体的利益，提供公正有效的会计准则。泰国会计准则虽然由非政府机构泰国会计职业联盟（FAP）制定，但准则的审批颁布由政府委托会计监督委员会监管。因此，泰国会计准则的制定机构带有一定程度的政府色彩，属于半政府性质。中国会计准则制定由政府机构负责，与泰国准则制定模式相差较大，但这并不影响两国的会计协调。衡量一个准则模式是否合理有效的标准，不是简单地从政府模式或者民间模式判断，而是应该考虑这种模式是否能产生公正的会计准则、是否能协调各方利益、是否能沟通政府与民间的关系。我国曾经历了几十年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政府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影响力极大，几乎所有的社会活动都依赖政府引导，这种观念意识的存在使得会计准则由民间组织确定难于为会计相关各界所接受，加之我国的会计民间组织尚未十分成熟，很难承担起制定会计准则的职责。再者，我国目前仍然是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政府是会计工作的主要服务对象和会计信息的主要使用者，由政府制定会计准则可以直接考虑到相关各方的需要。我国是成文法国家，会计准则在我国属于行政法规，由财政部制定会计准则也符合我国的法律惯例。因此，中泰两国在会计协调问题上，准则制定机构的性质差异不成为障碍。
其次，从中泰两国会计准则制定的程序看。以上阐述中提到，中泰两国制定会计准则的步骤基本一致，相对英美模式而言，比较简单。主要源于中泰两国会计准则都是借鉴国外现有的准则和国际会计准则的成果。泰国借鉴和引用国际会计的成果较多，在某些行业领域（如泰国金融机构）完全使用国际会计准则。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为了促进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2006年中国颁布了新的《企业会计准则》，以达到与国际会计准则等效。由此可见，中泰两国的国际化协调为中泰两国的会计协调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泰国会计准则制定模式的启示
第一，我国应提高会计准则制定人员的代表性。如果在准则制定过程中有来自各方面的专家参与，就能尽可能地照顾到各方的利益，也将会使会计准则的质量更有保证。泰国会计职业联盟，作为泰国会计准则的制定机构，其制定人员来自社会各相关领域的代表（如表3），直接参与会计准则的制定工作，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我国由财政部的专职工作人员负责会计准则的制定，虽然设置了会计准则委员会作为会计准则制定的咨询机构，会计准则委员会还聘请了来自政府有关部门、会计理论界、会计中介机构、会计职业团体、证券交易所和企业界等领域的160名咨询专家，但由于没有直接负责准则的制定工作，所以要提高这些专家参与准则制定的程度，才能将社会各界的意见融入到准则的制定中。会计准则委员会及其咨询专家应建立定期会议制度，商讨会计准则的制定问题，并从项目立项开始就应广泛征求专家组的意见。在随后的制定过程中，要把专家参与过程的具体内容程序化、规范化，使社会各界的意见传递给准则制定人员，提高准则制定的代表性。
第二，建立相应的监督机制。监督机制是任何制度或者活动有效实施的前提，会计准则的制定也不例外。泰国会计职业联盟（FAP）制定会计准则之后，由会计职业监督委员会（APSC）批准后才能生效。会计职业监督委员会由来自于政府、私营实体、会计、法律等14名专家组成，负责监督会计职业联盟（FAP）在影响公众的重大会计问题上的运作。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和批准颁布均由财政部一家完成，在准则实施的过程中也是由财政部组织，没有相应的监督机制，不利于准则的制定和完善。鉴于我国的国情特点，可以考虑由学术界的专家学者以及相关经济领域的专家组成监督机构，负责监督准则的制定过程，保证制定的质量和效率，并对准则的有效性进行评估，确保准则制定顺利进行。
第三，提高准则制定的公开性。我国应进一步提高准则制定的公开性，从准备项目立项开始，就应该对社会公众公开，鼓励社会各界较早地关注和参与，社会各界、咨询专家组成员都能提出意见，会计准则委员会对社会各界以及咨询专家的意见进行甄别、筛选，将意见传递给制定人员，最后确定项目，进入准则的研究和拟定阶段。在意见稿征求意见及修改阶段，可以借助网络等先进技术，开展网络在线收集意见、投票等活动，增强社会各界的参与程度，并会同咨询专家组举行必要的听证活动，将意见收集、筛选，充分考虑社会各界的意见，反复论证和修订，确保准则制定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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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座右铭是:“职业拳台残酷无情,备战不足等于玩命”。
【苏世龙先生,香港泰拳理事会创办人、国际搏击会创办人,现任澳自由搏击总会主席、香港国际武术协会会长,是国际拳赛统筹专家、中国武警搏击顾问、世界宝物收藏专家等。被业界称之为“香港泰拳之父,全球三大拳赛金牌搞手之一”。】
推广泰拳运动
苏世龙师傅对泰拳的见解十分独特,他说:泰拳起源于阿犹他地区,是在泰国与缅甸的战争中,泰国阿育他亚王朝时期的国王帕纳黎萱苦心设计出来健体防身的一套拳法。泰拳在古代曾作为军队操练的表演,至今已有五百多年的历史。而现今泰拳已由最初的自卫保国行为演变为运动项目。泰国人对泰拳相当痴迷,不仅收看电视转播,还亲临现场,挥着拳头为自己拥护的拳手助威,他们更将顶级拳手视为民族英雄,因此,泰拳也成为了泰国的国粹。在将泰拳与日本空手道、韩国跆拳道、西洋拳击和中国功夫进行比较后,发现泰拳的确是世界上最剧烈、最刺激的运动,其特点是劲度十足,讲究快、准、狠,基本打法是以身体的四肢,再加上自由的拳法运用,以拳、脚、肘、膝攻击对手。因此,苏世龙师傅深有感触,他提出的“职业拳台残酷无情,备战不足等于玩命”被拳坛奉为金科玉律,同时也激励拳手平日加紧训练。
苏世龙师傅与泰拳运动有着很深的渊源。早年,苏世龙先生曾拜解元为师,后随泰拳名师方野及泰国著名教练巴翁深造泰拳。自从与泰拳结缘后,他就深深着迷于此,可谓是难舍难分。他说:“我小时学过空手道、中国功夫及武术等,但自从学习泰拳后就只专注于此,其它的就没有这么入迷与投入了。”因为热爱,所以他想将泰拳推广开来,让大家都享受到泰拳运动中蕴含的乐趣。不懈努力下,苏世龙先生也成就了自己作为香港擂台运动传奇人物的业绩。
苏世龙先生还将推广泰拳作为自己的事业目标。初期,选择在大角咀区开设了第一间有规模的“大和搏击会”,招收有潜质的拳手进行训练,聘请泰国、日本著名教练作为助教。
为了给拳手们提供一个舒适的训练场地和便捷的设施,他经常吃住在会馆,以尽力照顾好训练好拳手。为了增强拳手们的实战经验,他又四处奔波,为馆中的各级拳师寻找出战机会与合理条件,可谓付出了大量心血。由于当时香港能打的拳手数目并不多,为了发掘新秀,更为了保障拳手和拳馆的利益,苏世龙师傅又创出了经理人和拳手训练合约这两项制度,使拳手可以安心训练,也有效地遏止了当年抢拳手的纠纷,这就彻底改变了当年国术界的发展路向,将香港搏击武坛推上了正规化与职业化的发展轨道。
苏世龙师傅将泰拳运动视为自己的最高使命,倾尽精力痴迷于此,在推广上更是尽心尽力,除了开办拳馆,他还经常组织比赛,创办协会社团。胆识过人的他更是将泰拳运动推广至大陆,为两地培养了一大批优秀拳手。作出了突出贡献,受到了各界的一致好评。
泰拳事业成就卓著
苏世龙师傅举办擂台赛有两大金字招牌――从不搞假拳,配对公平而精彩。作为誉满国际的三大泰拳金牌搞手之一,苏世龙师傅在二十多年泰拳的推广生涯中,组织香港和世界各地的比赛近两百次,带领世界各地的拳手征战赛场也有数十次,是香港举办擂台赛最多的人。其实,了解他的人都知道,苏世龙师傅是一个性格秉直、嫉恶如仇的人,尤其是对打假拳深恶痛绝,他搞拳赛的其中一个宗旨,就是绝对不允许打假拳。所以,只要是竖起“苏世龙主办”这五个字的拳赛,就是打真军的比赛,也就是精彩的保证。另外,在给拳手配对时,他始终坚持公平原则,绝不会偏袒自己人,因此,拳坛经常说,苏世龙师傅在配对上从不会让人失望。
在二十多年的泰拳推广生涯中,他非常注重培养后辈力量,由其亲自训练出来的冠军拳手可谓不计其数。现今那些闪耀在拳坛上的耀眼明星就有很多出自苏世龙师傅门下,有一部分还成为名人的保镖。“学为人师,行为世范。”苏世龙师傅在拳风与人品上为拳坛树立了榜样,这亦深刻影响了他的徒弟与徒孙们。
苏世龙师傅更是一个眼光长远、胆识过人的人。很早时他就将发展泰拳运动的目标放到了中国大陆,在北京、深圳等地先后开设了京港搏击会,为京港两地武术文化的进一步交流拉开序幕,在两地合作中开创了新的里程。另外,他还于1990年在香港组织举办第一届“京港杯搏击大赛”,并在第二年于北京举办第二届“京港杯搏击大赛”,大大增进了京港两地武术界的交流,促进了两地进一步合作,以共同弘扬中华武术。除了在大陆开设拳馆训练职业拳手外,苏世龙师傅还和大陆武警合作,为他们培训拳手,并将泰国和香港的先进训练方法带到了国内,效果显着。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很多大陆武警拳手前往香港参加比赛,凭着出色的体能和打法而获得优异成绩,水平也是日益提高。另外,他还经常将泰国、日本、新西兰、欧洲等顶尖拳王带入大陆比赛,大大开阔了大陆拳手和拳迷的眼界,提高了欣赏水平,使得自由搏击之风吹遍全中国。二十多年来,他先后带队往北京、上海、广西南宁、广东广州、广东惠州、广东深圳、山西太原、天津、浙江温州等几十个城市比赛,并协办自由搏击赛,凭着多年来积累的丰富经验,教授并指导大陆提高办赛水平,帮助拳手们在国际赛场上取得优异成绩。
苏世龙师傅推广泰拳运动是尽心尽力。而为了凝聚拳坛力量,他还组织创办了多个社团协会,包括澳自由搏击总会、香港泰拳理事会、国际搏击会等等,成为武术运动团体的领袖人物之一。
品质生活无限精彩
在笔者访问苏先生时,在他的家中,领略到了他的品质和爱好。进入他的家,也就好像进入到了一间博物院。他多年来周游各地收藏到的各类藏品令人眼花缭乱。苏世龙师傅俨然是一位世界宝物收藏专家。他还经营有龙泉玉器珠宝,主要业务是批发和零售玉石、翡翠等。另外,他还在深圳置有物业,经营出租业务。尽管个人事业打理得井然有序,但他却很少提及,他的谈话几乎都是围绕泰拳运动而展开,由此可见其对泰拳的热衷与执着。
苏世龙师傅为泰拳事业是倾尽心力,以前经常是亲自上阵,担任组织者、评判、顾问等,现在他已将这些事务交与下一辈人,自己则担当统筹,掌管全局。另外,他还经常受邀前往徒弟或徒孙所开设的拳馆中传授指点,以继续支持泰拳事业的发展。
苏世龙师傅与擂台可谓是情结一生,1993年与太太的婚礼亦是在擂台上举行,并且还写入了健力士记录。现今膝下一儿一女,都是泰拳运动的爱好者。看来潜移默化中,苏世龙先生亦将兴趣播及儿女。
关键词：中泰贸易；贸易逆差；泰方逆差
中图分类号：F7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19-0170-02
2008年，美国的金融危机开始影响全球经济。由于中国保持着适度的金融开放，因此此次危机对中国的金融影响较小。至于泰国随着中国状况而受金融危机较小，但进出口都出现情况，泰国对华进口和出口在2008年伴随着金融危机和人民币汇率升值而大幅增长，泰方逆差增长到了187.76亿美元。2009年泰对华出口稍微下降，泰对华进口同时也大幅度下降，使2009年泰方逆差额为9.1亿美元，较2008年下降了77.07%。这整个贸易增长率趋势也反映了两国经济形如“一赢一输”的形式。
表1 泰中双边贸易统计（单位：亿美元）
数据来源：泰国商务部（Ministry of Commerce）网站在线调整。
一、中泰贸易逆差的现状
自中泰进行双边贸易以来，泰方每年都处于逆差地位，特别是2008年，贸易差额由2001年的8.23亿美元激增到39.66亿美元，2010年逆差也已达到27.66亿美元，占到从中国进口商品总值的11.11%。此外，表1显示，近年泰国对中国的进口增长率都高于出口增长率，但进口增长率和出口增长率的相差越来越小，逆差恶化的形式有所好转。两国贸易不平衡的存在是难免的，但若是这种不平衡持续存在并一味扩大，终将会影响双边贸易的健康发展。2008年金融危机在全球爆发，中国的人民币汇率升值，两国间的贸易往来受此影响，贸易不平衡问题有所减少。
随着后危机时代经济形势的好转，中泰之间的贸易逆差问题再次显现出来。据泰国商务部的数据，2009年泰对中的贸易逆差仅为9.1亿美元，这是自2003年过后泰方逆差额最少的一年。2010年中泰贸易又恢复原样，进口额和出口额都迅猛增长，使泰方逆差达到27.66亿美元。从逆差的变动率可以预测，中泰贸易逆差还会长期存在。
二、泰对中贸易逆差长期存在的原因
中泰贸易在过去的十年里，确实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由于人民币汇率升值而导致泰币跟着升值等原因，泰国从中国进口增长迅猛，而对华出口稍微缓慢，从而造成泰对华贸易逆差较大。
1.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产业结构逐渐的升级，对高技术含量的产品需求大幅度增加；而泰国在多年的发展之后，其科技水平和资本充足度都低于中国，中国的机电产品、电器及配件、电脑配件、化工产品在泰国的出口市场排名第一，从而导致了泰国对这些产品的大量进口，致使泰国对中国贸易逆差的快速增长。
2.中国资本要素较丰富，而且很多集中在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如纺织服装、电子电器组装、玩具、鞋类、皮草加工等行业，从国际分工的角度而言，从中国进口来的成本比在国内生产的更便宜，所以很多投资者都会选择从中国进口，而不是自己生产，这势必会造成泰国对中国进口的进一步增加。另外，中泰两国由于社会制度不同，人们在意识形态、生活方式、道德标准、价值观念等方面存在差异，泰国的私企与中国的私企在经营理念、管理模式、运作机制等方面也存在差异，泰国企业由于对中国市场了解的不充分，不能根据中国市场的特点、人民的消费习惯等细分市场，也不能及时对自己的生产策略和计划作出相应的调整，致使生产出来的产品不能适销对路，从而造成了泰国对中国出口的减少。
3.受泰总体经济形势的影响，由亚洲金融危机带来的滞后负面效应尚在延续。另外，受从中国进口来的劳务过多，平时政府不给外来普通劳务发放工作准证，可是聘用他们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中国的劳务人员工资比国内的要便宜。至今中国对泰输出劳务每年在2 000人次左右，其中有近一半系通过承包工程输出，其余为当地稀缺工种，如纺织、电子、冶炼、港口运行工程师、管理人员及珠宝加工、中文导购等。
自从两国通过中泰果蔬零关税协议、科技合作协定、海运协定、经济合作联合委员会协定、关于促进和保护投资的协定、关于避免双重征税的协定等，原本应该更帮助两国贸易发展，但随着协议的执行，进口泰国水果主要品种在中国市场上销售价格有明显下降，使中国消费者得到了较大经济实惠，本国果蔬出口到中国口岸价格总体也下降了18%，虽然泰国热带水果对中国出口量大幅增加，但价格却减少，使泰方贸易逆差过大。再者，泰国从中国进口的主要产品都是机电产品，而泰国出口到中国的则是初级产品，这些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在中泰之间已经具有如此巨大贸易逆差的情况下，中国的这种市场实施无疑会进一步加剧两者的贸易逆差。
三、应对中泰贸易不平衡问题的几点措施
虽然目前两国贸易有诸多问题，但其发展的基础如文化类似、地域相近、经济互补等依然存在。因此，从长远看，中泰贸易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泰国要秉着积极的态度，知难而进，寻找自己的优势，采取相应措施以改变当前存在的问题。
1.减少泰从中国进口的贸易商品，而增加出口贸易产品。我们要一方面改善泰国的产业结构，如减少机电产品零部件产品进口量，同时中国也应结合泰国经济发展阶段及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尽量降低对泰国出口的机电产品价格。为了能让两国果蔬贸易灵活沟通，泰方应该对中国提出：希望中国给予中泰果蔬出口分配配额，并且解决出口许可证的问题。另外除了中国出口的那些机电产品和化工品，其他出口产品泰国国内也有生产，只不过价格高于中国产品，如编织品等等。至于这点泰方也在发展自己创造的“泰国Otop = 一村一货”的政策，只不过在投资者的眼里还不够受欢迎。至今自中国进口产品价格低于泰国国内的多，使很多投资者不想浪费而麻烦，所以直接从中国进口来。但这也是造成泰方逆差原因之一。更何况泰国对中出口的商品总体上水平较低，多为农业果蔬、橡胶、大米和木薯制品等等的初级产品。虽然近年泰国对中国出口商品有所增加和改善，但泰方逆差还是非常明显。因此；另一方面要注重提高出口商品的档次，尽快从“以量取胜”转向“以质和价取胜”。
目前可以作为参考的出口商品项目，就是泰国电视剧出口。至今泰国电视剧的流行开始进入中国内地越来越多，而且还非常受欢迎。这是好的兆头，因为等于会帮助增加如旅游业贸易产品等诸多商品的收入，这可以更加有利于泰国贸易出口额。这样一来泰国电视机娱乐行业会更加广泛地发展。但泰方必须要避免推荐内容不合适的泰国电视剧出口，因为这会影响到泰国的形象，建议泰方应该建立相关组织或机构在影视作品出口海外之前而进行筛选。
2.鼓励中国企业扩大对泰国投资。中泰两国社会制度不同，导致中国企业在对泰国投资方面出现一些问题，主要是对当地的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还不够充分了解，遇到纠纷难以解决。中国对一些国有企业与泰国的私营企业在经营理念、管理模式、运作机制等方面存在差异，由于对合作方缺乏了解，过于信任，上当受骗时有发生，但这不应成为影响中国企业扩大对泰国投资的因素。中国政府应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扩大对泰国投资，引导企业投资“有利可图”的领域。泰方也应该商量提出接迎中国企业进来泰国投资的机会。目前泰国是世界第一大橡胶生产和出口国，橡胶作为一重要的战略资源，至今的价格不断上涨。中泰合作进行橡胶的种植和开发，也是不错的投资项目，只不过泰方应找出适当的政策来接收从中国进来的收入而预防着原料流出国的问题。
中泰两国通过积极参与东南亚区域经济发展的合作，能够在以下几个方面解决或改善两国贸易存在的问题，促进两国经济的共同发展。第一，提供区内市场，为了满足各国出口的需求。东南亚经济经过许多年的发展，区内市场的规模已经相当大，通过区域合作，打破内部不利于贸易的各种障碍，也能够充分发挥大市场的潜力。第二，由于两国地理位置相邻，自然资源各有差异，就能够形成互有需求，良性互补的优势，利用和发挥各地的比较优势取长补短、扩大贸易，并可以进一步增加相互投资，会实现双赢或少输。第三，会吸引更多的区域外投资，这样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因此通过两国之间的协作，就能够使中泰之间的问题得到改善以至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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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泰国；华文民校；汉语教育；汉语教学；汉语热
[中图分类号]H1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712（2013）19-0062-04
[作者简介]刘惠（1971―），女，辽宁本溪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博士，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汉语国际教育；贺月婷（1987―），女，广西龙胜人，硕士，泰国东北部四色菊府甘平埠侨南学校汉语教师。
前言
在全球“汉语热”的背景下，泰国是亚洲地区乃至全世界汉语教育最具代表性的国家之一。2005年，泰国教育部考虑到汉语教育对泰国各方面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制订了《促进汉语教学，增强国家竞争力的战略规划》的五年计划，将推广汉语教学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同时，教育部还制订了泰国公立中小学汉语教学大纲，从政策上保障汉语教学的顺利推进。2006年，泰国第一所孔子学院在泰国东北部的孔敬大学正式挂牌成立。之后的几年里，泰国先后成立了孔子学院13所，孔子课堂11所，成为亚洲拥有孔子学院数量最多的国家之一。一直以来，中国一直保持与泰国在汉语教育事业上的合作。自2003年以来，中国国家汉办先后派出11批、近6500名汉语教师志愿者前往泰国任教，极大地支持和促进了泰国汉语教育的发展。截至2012年5月，由中国国家汉办派出，现在泰国任教的汉语教师志愿者多达1200余人。但泰国教育部仍表示本国汉语教师供不应求，希望中国国家汉办能加大派遣力度，增派500名汉语教师志愿者赴泰，争取2013年在泰国任教的汉语教师志愿者达到1700名。
泰国华文教育的历史已有一百多年。虽然20世纪90年代之后，泰国不少公立学校、国际学校、高等学校和职业技术学校都争相开设汉语课程，但华文教育的主要阵营仍然集中在各所华文民校。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初，全暹罗（泰国旧称）已有华文民校99间。泰国按行政区划分为中部、南部、北部、东北部、东部五个区域，每一个区域都开设若干所具有区域特色的华文民校。泰国东北部的华文民校大多建于20世纪40年代，侨南学校（Kiawnum School）即是其中之一。侨南学校从最初的纯汉语教学发展到现在的“三语”（泰语、汉语和英语）教学，从最初的几十名学生发展到如今的1700多名学生，从只有1名汉语教师发展到如今有12名汉语教师，其间经过坎坷的办学历程，从侧面反映出汉语教学在泰国华文民校的艰难发展及其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也正是泰国东北部华文民校的共同特点。因此，选择侨南学校作为研究的案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也便于将来与其他区域的华文民校作对比研究，通过互相借鉴、取长补短，促进泰国汉语教育的整体发展。
近年来，研究泰国汉语教育的学位论文和期刊论文层出不穷。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总结归纳，发现当前的研究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宏观地阐述泰国整个国家或某个区域的汉语教育现状。这类具有代表性的论文有：《泰国北部地区高校汉语教学现状及质量控制研究》（郝琳琳，2011）、《泰国中小学华文教育的现状、问题及对策》（王宇轩，2008）、《泰国华文教育若干问题管窥》（尉万传，2007）、《泰国南部汉语教学现状及其存在问题》（严钰，2007）、《泰国高校泰籍汉语教师及汉语教学现状》（〔泰〕黄汉坤，2005）。另一类是以泰国某个具体的地区或学校为例，从微观的角度分析泰国的汉语教学现状。这类具有代表性的论文有：《泰国乌汶大学汉语教学现状与思考》（〔泰〕曾金枝，2011）、《泰国汉语教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以泰国庄他武里府他迈中学为例》（范亮，2011）、《泰国汉语本土教师培训的实证研究――以曼谷市教育局汉语教师培训为例》（朱华，等，2010）。
由此可见，自2005年泰国实行《促进汉语教学，增强国家竞争力的战略规划》的五年计划，开始大力推广汉语教学以来，研究泰国汉语教学的著述日渐丰富，基本涵盖了汉语教学发展策略、汉语本体知识、汉语教学法、汉语教学课堂管理、汉语教材等各个方面。但是，泰国东北部相较于其他区域而言，地理位置偏远，社会经济发展落后，汉语教学发展缓慢，研究该地区汉语教学的文献也相对匮乏。为提高泰国汉语教学的整体水平，有必要对泰国东北部的华文教育发展史进行梳理，分析、思考当地华文民校的汉语教学所面临的困难和问题，提出积极、有价值的对策和建议。
一、四色菊府及乌吞蓬披赛县的汉语教学概况
位于泰国东北部的四色菊府，北接泰国乌汶府、黎府、益梭通府，南邻柬埔寨，东连乌汶府，西毗素辇府，总面积约为8840平方公里，距首都曼谷约571公里。泰国东北部土壤贫瘠，降水稀少，农业人口占当地总人口的89.1%，是泰国最贫困落后的地区。在泰国《地区开发第五个发展规划》中，东北部的城市发展被划分为六个等次，四色菊府位列第三等，下属的乌吞蓬披赛县（UthumphonPhisai）则被列为农村开发部分，由此可见，四色菊府的经济发展状况处于低等水平。由于地理位置、社会经济发展等各方面的原因，四色菊府的汉语教育发展缓慢，远不及附近的乌汶府、呵叻府、孔敬府这些一、二等城市的教育水平。四色菊府共有小学185所，中学23所，所有学校都开设中文课，但均同韩语、日语等并列为选修课；四色菊府有3所大学，分别为Chalermkanchana university、SisaketCampus和四色菊皇家大学，后两所大学设有中文专业。
乌吞蓬披赛县为四色菊府下属的22个县之一，共有小学48所，中小学（包括小学和初中）13所。这61所学校中只有3所开设中文课，分别是：Kiawnum School（侨南学校）、Nondang Nonmuang School和Fapha School。侨南学校是这3所学校中唯一的华文民校，是由本地侨商成立的教育慈善机构，受政府教育部资助。
泰国现存在汉语教学规模和水平的区域性差异，很大程度上是由历史、经济等原因造成的。但如何改善泰国东北部这一相对落后地区的华文民校的汉语教学状况，促进东北部各地区汉语教学均衡发展，需要汉语教育界人士根据目前的实际状况进行自觉独立的思考。
二、侨南学校及其汉语教学现状
（一）侨南学校概况
侨南学校位于泰国东北部四色菊府乌吞蓬披赛县甘平埠，原名“培新学校”，1947年重建并更名为“侨南学校”。该校是本地侨商为让子弟能够接受华文教育而集资建立的“教育慈善机构”，也是泰国教育部资助的华文民校。2004年，该校学生人数还不足200人；到2006年，上升至400人左右；到2008年上升至接近800人。几乎每两年，学生人数就增加一倍（见图1）。截至2013年，学校共有教师72人，其中中文教师12人；学生1717人，其中幼儿园417人，小学909人，初中391人。
（二）生源以及师资力量
学校的生源主要来自附近的农村地区，极个别学生来自四色菊府。有95%的学生来自贫困家庭，其中，少部分学生来自单亲家庭，少部分学生患有先天性疾病。政府若不提供义务教育，这些家庭基本无力供其子弟上学。学校现有华裔学生人数少于5人，学生入学前的汉语水平几乎为零基础。在侨南学校成立之初，办学经费主要来自华侨资助，学校所有课程均使用汉语授课，并且教授中国历史、中国地理等科目，是名副其实的华文学校。现侨南学校受泰国政府教育部资助，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以泰国文化教育为主导，实行泰语、汉语和英语并行的“三语”教育，汉语已丧失原有的主体地位。尽管中文仍然是学校的必修科目，但实质上并不影响学生升学。
侨南学校自建校以来，一直开设中文课，由中文教师任教。以前由于学生人数太少，对中文教师的需求并不大，执教教师多为泰国本土的汉语教师；但随着侨南学校的办学规模逐步扩大，学校对中文教师的需求量也随之增长。2007年，学校聘请中国潮汕人士郑卫强先生为中文校长，以加强学校的汉语教学管理工作。同年，中国国家汉办派遣1名中国汉语教师志愿者（下文简称“汉办教师”）前来支教，开启了侨南学校汉语教学的新面貌。此后，侨南学校的汉语教师志愿者项目从未间断，汉办教师在中文教师队伍所占比重也越来越大（见图2）。
由上图可见，侨南学校中文师资的中坚力量是汉办教师和泰国本土汉语教师，侨办教师则是近两年才开始加入的新生力量。本土教师的数量呈现出逐年稳定增长的势头，汉办教师总数增加，保持着一定的稳定性。侨南学校汉语教师人数在2012年达到新高，这从侧面反应学校汉语教师的需求逐年扩大。据了解，侨南学校在2013年将有2名汉办教师离任，学校决定再申请增加侨办教师1名。预计2013年侨南学校将有本土汉语教师4名，汉办留任教师2名，侨办教师4名。
（三）汉语课程设置情况
侨南学校汉语课程的设置每年会随着师资力量和学生人数的变化而调整。校董会的原意是要保证每个年级每个班级每周上5节汉语课，但由于学生人数和汉语教师人数不断变化，除小学一、二年级能保证每周5节汉语课之外，其他年级目前基本稳定在每周3节，小学和初中每节课50分钟，幼儿园每节课40分钟。由于学校汉语课程的设置并没有明确的分类要求，也没有统一的教学大纲和标准，汉语课程的教授长年处于衔接不良的状态，没有形成完整的螺旋渐进式体系。
（四）教材使用情况
多年来，侨南学校汉语教材的选用全凭教师根据个人的意愿和喜好自行选择。迄今为止，由中国国家汉办赠送以及汉办教师自购的教材有：中国国家汉办规划教材《体验汉语》，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的《汉语乐园》《开开汉语》《成长汉语》，暨南大学出版社的《汉语》《中文》，高等教育出版社的《乘风汉语》，商务印书馆的《世界少儿汉语》，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跟我学汉语》《快乐汉语》。这些教材均为汉泰对照版。侨南学校历届汉语教师较常用的教材有：《体验汉语》《开开汉语》《汉语乐园》《跟我学汉语》《快乐汉语》。
侨南学校虽然拥有的教材种类多样，但是种类繁杂，缺乏针对性，而且大部分教材数量不足，无法保证学生人手一本，只能作为参考教材。2008年，侨南学校中文教研室拟定全校汉语教学统一使用汉办教材《体验汉语》新版。《体验汉语》是一套注重听说能力的教材，配有汉字部件教学，课堂练习部分生动有趣，较受学生欢迎。但因为侨南学校购书数量不足及其他各种原因，目前为止仍无法真正做到统一使用《体验汉语》，教师们依旧各自使用自己认为合适的教材，或者使用自编教材，导致学生长期处于上课“无本可依”的状态。
（五）中国文化活动与交流情况
侨南学校极少正式开展专题性的中文活动，唯一一次大型中文活动在2010年举行。泰国本土汉语教师张志宏邀请了八九个在曼谷的台湾中文教师来校，举办了为期三天的中文夏令营活动，以集体授课的形式为主，辅以中文游戏和问答，获得了很好的反响。以往汉办教师和侨办教师很少单独开展中文活动，他们一般只在泰国的节日活动（例如儿童节）来临之际，跟随全校的泰国文化活动开展一些小型活动，如展板展示、游戏互动等。而在2013年新春佳节之际，全体中文教师（12人）组织策划了侨南学校历史上第一台由中国教师主办的春节联欢汇演。整台汇演由中文教师和所教授的学生联袂出演，共有12个节目，包括歌舞、太极、书画、饮食、走秀等多种形式，较为全面地展现了中华文化的精髓，在全校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为今后学校举办中国文化活动开了个好头。
此外，侨南学校每年都会有少数人参加个体文化交流活动。例如：2011年国务院侨办文化司主办、泰国华文教师工会协办的“海外华校校董、校长访华”活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二周年国庆之际，邀请本校17位教师到中国北京、山东等地进行文化考察，参观教育学院，听取文化讲座。再如：由侨办组织赞助的中国“寻根之旅”，自开办以来，基本每年都会分配一至两个名额给侨南学校的学生。参加这个活动需要24000铢的费用，一般由学校出资12000铢，学生自费12000铢，只有家庭条件较好的学生才有机会参加这样的文化交流活动。
（六）中文竞赛的参加和举办情况
2009年正式开办的“东北部华文民校中文学术比赛”，每年举行一届，从未中断。这个比赛主要包括演讲、讲故事、唱歌、舞蹈、抄写、朗读等项目。每次比赛，东北部各所华文民校都会积极参与，侨南学校也不例外。此外，侨南学校参与得较多的汉语比赛还有：四色菊府皇家大学中文知识竞赛、曼谷中华会馆中小学生汉语比赛、曼谷全国学科竞赛等。但是根据历年的赛事纪录，侨南学校参加次数和获奖次数最多的是每年由东北部各类学校承办的“东北部华文民校中文学术比赛”，学校在这个比赛中获得的奖项约占获奖记录的90%；而且就参赛获奖者的名单来看，参赛者一般都有固定的人选，这些人通常每年都要代表学校去参加各种中文比赛，直至毕业离校。由于本身条件的限制，侨南学校只承办过一些区内的小型比赛，相当于区内的选拔赛，尚无实力承办大型的中文比赛。
（七）小结
关键词：进出口贸易；影响因素；中泰
引言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国际合作的不断加速，使得世界各国之间的贸易与经济合作在不断深化，实现了世界范围内的资源交换与物质交流。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也加入了世界贸易这个大家庭，尤其是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进出口总额更是不断加大。中泰两国自建交以来，双方贸易不断增多，再加上相关政策的出台，更加促进了两国间的经济交流。根据中泰入世谈判双边协议，90%以上的商品将要实行“零关税”政策，中国承诺大幅度削减进口关税和降低非关税壁垒[1] 。随着两国之间贸易的不断加深，进出口的经济量在国民经济中占有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2]，因此分析进出口贸易的相关影响因素变得十分有意义，为今后继续深化贸易，通过国际贸易来加快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了基础和借鉴。本文首先介绍中泰双边贸易的现状，进而根据中泰贸易的特点，分析影响中泰进出口的相关因素，从而提出对策，使得中泰进出口贸易有利于两国经济的共同发展。
1.背景分析
中泰两国的贸易往来有着悠久的历史，目前中国已经成为泰国最大贸易伙伴，无论是进口还是出口都是泰国的最大贸易商。中泰贸易虽然迅速发展，但其在发展中要面临了不少问题，例如贸易发展不平衡、产品结构趋同等。[3]因此，中泰在进出口贸易方面是合作与竞争并存，既通过双边贸易实现物质交换，又由于双边贸易，使得进口产品与国内自产产品形成一定的竞争关系。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需求量、供给量大的国家，因此，泰国在与中国的经济贸易中，面临的机遇与挑战都很大。一方面，中国需求量十分庞大，这使得泰国有机会通过向中国出口商品而获得极大的收入；另一方面，泰国也可能由于接受中国的进口产品，而使得本国产品的地位收到影响，从而使本国经济发展收到阻碍。国际贸易是一把双刃剑，如何更好地利用进出口来实现中国与泰国的双赢，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基于此问题，本文通过对进出口贸易的相关影响因素的分析，提出对策与建议。中泰自2011年以来进出口贸易商品的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中国从泰国进口的产品中，初级产品占了一半以上的总量，并且自2011年以来有上升的趋势；相对而言，中国对泰国的出口产品中，制造业产品占的比重相对较大，2011年，中国制造业产品向泰国出口占了出口总量的79.41%，并且有逐年上升的趋势。上述数据表明，泰国的出口产品多以原材料以及初级加工品，反映出泰国的制造业技术的欠发达以及中国的原材料的缺乏。处理初级产品和制造业机械产品外，一直以来泰国的另一主要出口商品是橡胶及制品、大米、木薯产品、蔬菜和水果等农产品。
以上是从商品结构的角度分析了中泰进出口贸易的特点。按主要市场来看，泰国进出口的主要市场如表2、表3所示：
由表2、表3可知，中国在泰国进出口总量上都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进口总量与出口总量均排名第三，这说明中泰之间的进出口对泰国国际贸易有着重要的影响。下面，本文将着重分析关税和汇率对中泰进出口贸易的影响。
2.关税政策对中泰进出口的影响
关税政策是指国家在一定时期运用关税手段以达到特定经济、政治目的的行为准则，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的关税政策也不一样，这主要取决于该国政治、经济及产业政策等分方面因素。关税政策对中泰进出口贸易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果蔬产品上。
2003年10月1日起，中国与泰国之间取消了108种蔬菜和80种水果产品的贸易关税，这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合作框架下的第一个“零关税”协议。协实施两年以来，中国与泰国的果菜贸易有了新进展[4]。
自实施零关税政策以来，中国对泰国的果蔬出口量大幅度增加，泰国对中国的果蔬出口量也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升，实现了果蔬交换。然而，由于中国果蔬市场化程度低，规模小，种类不齐全；而泰国多以种植园的形式生产果蔬，并且规模大，品种多。因此，在果蔬双边贸易中，泰国比较具有优势，形成果蔬贸易顺差。
零关税政策极大地促进了中泰的进出口贸易，促进了两国经济的发展。然而，增加关税，则会使得进口商品的价格优势被削弱，从而抑制进中泰进行出口贸易。
3.汇率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
汇率，又叫“外汇行市”或“汇价”，是国际贸易中最重要的调节杠杆。一国货币兑换另一国货币的比率，是以一种货币表示另一种货币的价格。
在国际贸易中，汇率对商品流动有重要影响[5]。汇率的变动带来的影响主要还是体现在价格方面。汇率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对于不同的进出口产品来说，影响也不相同。
对于一些刚性需求或者本国不存在可替代产品的进出口产品来说，汇率对其的影响程度相对较小。比如，人民币汇率的下降，使得人民币的对外购买力降低，因而，进口同一个产品所花费的人民币金额较大。但是由于该产品本国不存在可替代产品或者替代产品价格更高的时候，汇率的下降对于该产品的进出口量没有影响。就中泰进出口贸易而言，泰国特色产品（如泰国香米）的出口不受人民币汇率影响。
对于一些本国存在可替代产品的进口产品或者进口的发生是由于国外产品价格低的产品而言，汇率变化会导致进出口量的变化。比如，人民币汇率的上升，使得人民币的对外购买力增加，在国内可替代品价格既定的情况下，此时从国外进口产品可以减少成本，因而会导致进口的增加，同时伴随国内相应产品需求的减少。
汇率的变化对中泰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对于不同商品来说是不同的，因此，在汇率变化的时候，要结合商品的特征来研究其进出口的变化。
4.其他影响因素
除了货币汇率和关税对进出口有影响外，还有其他因素对中泰进出口贸易产生影响。
自然条件的影响。泰国的农产品很有潜力，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能够满足消费者多样化的需求，例如泰国大米、橡胶、蔬菜、水果等。这些产品在泰国的生产成本比其他国家的成本小很多，因此具有成本优势，此外，泰国为提升竞争力还可以进一步提升产品附加值。
竞争因素的影响。全球化的加速使得贸易的竞争上升到全球范围内。比如，中国是泰国大米的一大出口国，而近年来，越南大米作为一个竞争者存在，分摊了中国市场对进口大米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泰国大米的出口量。因此，泰国需要积极应对这些竞争因素，发扬创新精神，使得自身产品更具有特色。
非关税贸易壁垒的影响。非关税壁垒指的是由于各国各地区产品的标准不同，而使得国家间贸易不能正常进行的一种现象，这是国家为了控制进口额，缓和贸易逆差而采取的措施，也是影响中泰进出口的一大因素，通常是由当局者制定，可以归为宏观调控因素。
5.总结
中泰进出口贸易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而如何应对这些因素的变化是进出口贸易过程中的关键问题所在。中泰双边贸易给两国都带来了经济的增长，因此对于进出口贸易良好发展的控制极为重要。对于外部因素，如对方国家的关税政策变化等，国家应该积极应对，采取相应的措施，最小化不良因素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而导致的本国经济的影响。对于汇率的影响，国家应当充分考虑汇率的变化，对于是否进出口做出权衡。而对于自身而言，无论是中国还是泰国，都应该对自身产品进行改进与完善，使得自身产品富有自身特色，更加具有市场竞争力，使自身在全球化市场中处于有利地位。（作者单位：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 郑国富. 中国与泰国双边贸易合作发展的状况、问题与对策[J]. 经济论坛，2014，09：139-145.
[2] 薛铭铭. 中泰进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D].重庆大学，2011.
[3] 陈梦瑶. 中泰贸易发展现状及前景分析[D].吉林大学，2014.
[4] 沈鸽. 2000年以来中国进出口贸易的主要影响因素分析[J]. 现代物业（中旬刊），2015，01：1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