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有一种期待作文范文
时间：2023-11-05 00:47:57
总有一种期待作文篇1
无论多么失意，总有一种期待，于冥冥中给我们力量；无论前路多么渺茫，总有一种期待，在模糊中照亮前方；世界或许黯淡，但总有一种期待，指引我们的方向。
只要还有期待，新生之路就在眼前。发生于2008年5月12日的四川汶川特大地震，让我们增强了对期待的认识，可乐男孩，在废墟中期待救援；打着手电筒看书的女孩，在死亡的威胁面前期待明天；更有被埋100小时后因执着的期待而奇迹般生还的幸存者。他们，都向世人昭示，期待，在远方熠熠闪光，新生，在期待之中。
只要还有期待，人生之路就会谱写新的篇章。当陶渊明有了“心念山泽居”的期待时，不再为“五斗米折腰”，毅然离开樊笼，返回自然，书写了《归园田居》等新诗篇，成就了一代“田园诗人”的美名。当李白有了“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的期待时，不再“摧眉折腰事权贵”的他“绣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成就了一代“诗仙”的传奇。当苏轼被贬黄州，终于有了对拂江上秋风，赏山间明月的淡泊生活的期待时，他筑雪堂，辟东坡，高唱“大江东去”，写下前后《赤壁赋》，传播了“东坡居士”的美名。正因为他们在失意中，总有一种对生活永不放弃的期待，才书写了人生新的篇章。
只要还有期待，生命的光辉将永远绽放。商纣暴虐，姜子牙一心暴政，虽已是半百之龄，却怀着期待，在周文王回都途中，用没有鱼饵的直钩钓鱼，终令文王称奇，得以发挥奇才，帮助文王父子商纣统治，建立了周朝。诸葛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甘当“卧龙”。然而心底总有一种济世展志的期待，终于，一曲《隆中对》，让“卧龙”不再孤芳无人赏，他在期待中得遇知音，最终彪炳史册。更有“曾期待认真地做一件婚纱，做一回新娘”的革命女先烈，她们的失约让整个世界至今还在想，人们都记住了她们的脸庞，她们的秀发飘扬。古往今来的她们，都因执着于自己的理想，总有一种期待，才创造了永远的辉煌。
“我不是云，不能到天上去，”但明天还在，希望还在，我总有一种期待，让生命之树常青；总有一种期待，让人生之路常新；总有一种期待，让理想之树开花。
点评：
立意不凡。不是停留在期待的表现形式，而是把期待与人生、历史与现实紧密结合起来，事例典型，联类广泛，形象有力地阐明了期待对人生的重要作用。
层层递进。三到五段逐段递进，丝丝入扣。把“总有一种期待”从对唤起生命的希望深入谱写到生命的篇章，直至推进到创造生命辉煌的最高层面，使期待的巨大作用得到全面深入的彰显。
手法多样。一、二段顶针对比波澜起伏，贯穿全文的排比反复增强气势。引用名言令人信服。
总有一种期待作文篇2
关键词：阅读期待；阅读教学；有效性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在“教学建议”中指出：要利用阅读期待等环节，拓展学生思维空间，提高阅读质量。因此，在小学阅读教学中，教师要充分利用学生阅读的心理特点，多维度、多层面地调动学生的“阅读期待”，让学生感受自己的“阅读期待”，努力实现从“作者中心”向“文本中心”再向“学生中心”的转向，使学生在与文本真诚的对接、碰撞和交融中，领悟其深刻的内涵，获得真实的生命体验，赋予文本更多、更广的意义和审美价值，从而培养与拓展学生的阅读创造能力，提高阅读水平和语文素养。
一、意义构建：阅读期待在阅读教学中的意义与功用
阅读期待视野理论的本质是读者接受。只有当阅读期待水平和文本读解水平之间构成一种协调的平衡张力时，才能引领学生进入文本内部构筑的世界，领悟文本的深层内涵和内在生气，从而形成一种理想化的阅读。因此，正视阅读期待在阅读教学活动中的实际功用，对阅读教学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学生的阅读期待决定着阅读活动展开的有效性
阅读期待视野理论认为，阅读期待是学生接受文本的出发点和基础。只有当学生的期待视野和文本获得关联和统一时，才能促进阅读行为的有效进行和阅读活动的深入开展，才能促进学生深入文本构筑的内部世界去对文本做出独特的发现并领悟他人之未见，甚至挖掘出连作者也未必意识到的新意义，从而赋予文本更多、更广的意义和审美价值。
（二）学生的阅读期待决定着学生对文本的接受程度
阅读期待视野理论认为，在阅读活动中，学生不是被动和消极地接受文本，而是要根据自己的期待视野对教材中的文本加以选择和能动地重构与创造。而学生从阅读期待中产生的内驱力的强弱、有无，对其内在阅读兴趣的激发，对其关于文本的理解和接受的方向层次以及接受的质量效果具有重要的影响。
（三）学生的阅读期待决定其阅读思维拓展的程度
阅读作为一种从文字作品中提取、加工和处理信息的复杂心智活动，其核心是“阅读思维”。作为阅读的心理动力，阅读期待支配着阅读思维活动的全过程。只有当学生的阅读需求和文本的潜在意蕴相吻合，阅读的“现实视界”与文本那时的“历史视界”相融合时，才能拓展学生阅读思维的空间，学生才能深入文本中去开掘，透过文本意象、意境而生发和创造出文本新的意义。
二、理性探索：阅读期待视野下的有效阅读教学策略
（一）激发阅读期待，探寻有效阅读的支撑点
阅读过程是期待唤醒和期待实现的过程，并受学生年龄、经验、知识水平的制约，体现的是一种综合的阅读要求和欣赏水平。因此，教师要根据阅读教学的特殊性和小学生年龄、经验、知识水平等方面的特点，多维度、多层面地唤醒和激活学生的阅读期待和情感体验，把“阅读期待”转化为期待阅读的动力，使每个学生都能不断产生积极的阅读期待心理，使阅读教学得以有效展开，从而引导学生深入到文本中去，并在满怀快乐的期待阅读中，期待一份意外的收获，自主理解文本，建构文本意义，提升阅读质量。
1.创设问题情境，激发阅读期待
问题情境能激发起学生强烈的探究问题的愿望，产生阅读期待的心理。因此，教师应根据一定的教学目标和教学要求，精心设计出有吸引力的、有挑战性的、有生命力的一系列问题情境，激活学生思维，诱导他们走进文本，与文本进行深入交流。
例如，讲授《特殊的葬礼》一课时，一教师在导入课题后就引导学生质疑。学生稍加思索后教师就提出了问题：葬礼特殊在哪儿？学生对此很好奇，急于阅读了解。带着这样的阅读期待，学生阅读注意力集中，阅读后，期待得到满足。接着教师进一步引导：巴西总统为什么要为一条即将枯竭的瀑布举行葬礼呢？这一激发将学生的期待引向深入，引向对文本重点部分的探究，设身处地地与文本对话、与作者对话。这样，根据文本内容的特点，不断创设问题情境，激发了学生思考，培养了学生思维能力，还把自己的经验和情感渗透到作品中去。
2.善用煽情语言，激发阅读期待
教师煽情的语言极具感染力和鼓动性，学生很容易一下子受到感染，很自然地触动他们心灵深处的情感，吸引他们自觉地进入教师所营造的情境氛围之中，逐步走进语言文字的深处，从而激发起学生的阅读兴趣，深入到文本中去品味、鉴赏、感悟和思考，与文本、与作者、与文本的主人公对话，在情感上产生共鸣。
如《桂花雨》一文，在引导学生品味描写桂花香的句子时，教师用诗一样的语言吟诵着：桂花真香啊，香了母亲的手，香了水晶盘，香了整个宅院、整个村庄，也香了作者童年的梦。谁来读读桂花的香味？此时，学生被教师的优美语言带入情境，似乎闻到了桂花香，阅读积极性被激起，于是学生声情并茂，读出了深意，读出了神韵。
（二）满足阅读期待，凸现个性阅读的闪光点
激发了学生的阅读期待，还要能使学生的阅读期待得到满足，否则学生就会失望。学生一旦失去了阅读期待，就很难找回阅读的兴趣与激情了。因此，教师要适时创设期待的情境，点燃学生个性化阅读的欲望，提供展示自我的平台，满足学生阅读期待的心理，拓展学生的思维空间，引导学生打破时空界限，与文本对话，与作者对话，读出自己内心独特的感受和理解，使文本阅读充满生命活力。
1.创设学习氛围，满足阅读期待
学生阅读能力的培养与提高，除了学生个体学习态度和学习方法外，与学习氛围及各种互动活动也有密切关系。创设一个民主、和谐、愉快的学习氛围，是激发学生阅读期待、获得阅读期待满足的前提。教师要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营造学习气氛，激发学习兴趣，充分调动学生阅读的积极性、主动性，让学生在老师的期待中自愿阅读。同时，教师对文本的阅读期待，对学生阅读期待的期待，也影响学生的阅读情绪、阅读期待与阅读质量。因此，教师要以饱满的精神，把文中的情与自己心中的情融于课堂语言中，流到学生心中，唤起学生的情，促使学生沉浸在充满情感的文本中，读出自己独特的感悟。
2.鼓励个性阅读，满足阅读期待
阅读教学，应该是学生的个体行为。语文阅读课堂要避免机械的千人一面，在人物形象的感悟、语句语气的品味上，要倡导个性化阅读，让学生读出新意，读出有创见的感悟。
如《云雀的心愿》一课，在朗读小云雀的心愿时，有学生用甜美的声音读，这样读是因为她体会到小云雀的心愿是纯真美好的；有学生用洪亮激昂的声音读，理由是小云雀知道了失去森林的危害和森林的重要性，心情非常激动，在表达心愿时声音自然是响亮有力的，也说明小云雀植树造林的决心很大。这种个性化朗读，使学生的思维变得灵活，也培养了思维的广度与深度，这正是阅读教学的目的之一。相反，如果教师总让学生用一种模式去阅读，就不会有这么多收获，阅读期待就会受到伤害，就不能凸现个性阅读的闪光点。
（三）拓展阅读期待，深化有效阅读的生长点
阅读期待是一个期待产生、期待实现、又产生新的期待的一个不断推进的心理运动过程。这就要求教师在阅读教学中要善于不断调整和拓宽学生的阅读期待，以激发新的阅读期待，使阅读期待得到延长并进入一种自觉状态，使学习一直处于积极主动状态，从而拓宽学生的阅读期待视野，使学生在深化、丰富作品意义的同时获得更宽厚的知识和能力，受到更醇厚的人文情怀的熏陶。
如，一教师在讲授《船长》一课时巧妙拓展学生的阅读期待视野：“假如你就是生还者之一，你想对船长说：……；假如你就是哈尔威船长，当你随着船儿慢慢下沉，你想说：……；假如你就是这艘在英伦海峡上堪称最漂亮的轮船‘诺曼底’号，当你身受创伤，目睹遇难的这一幕，你想说：……”这样，就把学生思维引向深入，再次走进文本，更深入地走进哈尔威船长的内心世界，从而获得超越文本的意义建构，丰富学生的情感体验，得到一种精神境界的升华。
总之，阅读过程是阅读期待唤醒和阅读期待实现的过程。阅读期待理念的适时融入，为阅读教学注入了新的活力。教师只有合理利用阅读期待，才能拓展学生阅读思维的空间，学生才会有较强的广泛的阅读兴趣，焕发阅读教学的生命活力，才能不断促进学生阅读能力和水平的提高，更好地提高阅读质量，让阅读真正成为学生发展、成长的摇篮。
[参 考 文 献]
[1]朱立元.接受美学导论[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
[2]倪文锦.小学语文新课程教学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3]刘辉，孙守清.重视阅读期待 提高阅读质量[J].教育实践与研究，2007（3）.
[4]邢月梅.利用“阅读期待”提高阅读质量的探讨[J].现代教育科学（小学教师），2011（6）.
总有一种期待作文篇3
内容提要: 德国刑法典中规定了期待可能性概念，但理论与实践并未借助刑法规范而将期待可能性拔高为一般责任阻却事由，反倒从整体上呈现严格限缩其使用的趋势；日本实务部门虽在上世纪中期运用过期待可能性理论，然而其范围有限，且尔今对实践的影响已经淡化。德日期待可能性理论的现状及该理论的缺陷以及我国法治基础的缺失，决定了我国刑法如欲引进期待可能性理论，只宜将之作为调节性而非一般性的刑罚恕免事由；至于调节范围，宜限定在“问题的高峰和顶点”即生命权冲突之时，亦即只在损害同等价值生命法益的紧急避险中有限度地使用这一理论；随意使用期待可能性理论只会导致对人性弱点的廉价同情，最终国家、社会与公民将会三受其害。
在德日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与有责性三段论式的犯罪阶层体系中，有责性意味着主观的归责可能性或者说可非难性（vorwerfbarkeit)。非难的前提是，除却责任能力和责任条件即故意或过失之外，还必须要求行为人有实施合法行为的可能性但却没有实施，行为人的行为才值得非难而有责任，此即期待可能性思想（zumutbarkeit)。期待可能性思想使责任的判断在行为人的主观精神能力之外还与客观环境联系起来，它充分考虑到了客观环境条件对人的相对自由意志的限制作用，因而充满了人性的光辉。正因期待可能性“对于人性弱点的考虑”(berucksichtigung der menschlichen schwache) ,[1]它被日本学者大?V仁誉为“是想对在强有力的国家法规面前喘息不已的国民的脆弱人性倾注刑法的同情之泪的理论。”[2]充满人性色彩的期待可能性理论对我国刑法学者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有关期待可能性的论文数量证明了这一理论毋庸置疑地成了近年来最受瞩目的领域之一，所有相关研究成果体现了我国学者对期待可能性理论移植至中国的无限期待。然而，体现“人性刑法”优势特点的期待可能性理论能否如我国刑法学者所期待的那般在我国刑事法领域开出人性之花，这显然是一个需要慎重对待的问题。我国希望引进期待可能性理论的学者大多流连于近两个世纪前的德国“癖马案”(1897年德国帝国法院判决）中体现的浓重温情的人性色彩，并在经过人权、人道、人文等充满感情意蕴的语词发挥之后，形成了学界压倒性的“期待可能性之中国期待”。在此“期待”中，学界基本都是在探讨期待可能性的理论来源、法律性质、体系地位与判断标准等问题的基础上，再来讨论该理论在我国犯罪论体系的地位或对完善我国犯罪论体系的意义或泛泛而论对中国立法与司法的借鉴价值，而对于引进该理论的前提问题—期待可能性的功能定位—亦即它究竟是一般性还是个别性的刑罚阻却事由，则鲜有专门论及。但却大多又赞成在前者的立场上予以使用。笔者认为，对于期待可能性这样的舶来品，首先应从理论上对其功能予以准确定位，方能对其如何为我国学界进一步借鉴等问题的讨论提供展开的基础。
一、“中国期待”视野下期待可能性理论功能定位之误区
我国刑法学界对于期待可能性理论的期待体现为希望将该种理论引进到我国刑事法领域，至于在借鉴的具体路径上则有以下几种代表性观点：有的认为应该作为主观要件中的组成部分；[3]有的认为期待可能性理论应该作为刑事责任能力的一个要素，实际上也就是传统犯罪构成四要件中的主体要件中的组成部分；[4]有的主张将我国犯罪论体系分化成“犯罪构成要件”和“犯罪阻却事由”两个层次，将期待可能性作为一个独立的规范评价指针置于犯罪阻却事由层次；[5]有的则主张通过在刑法典中设置一般性的规定而将其由西方传统的超法规阻却责任事由设定成我国刑法中法定的阻却责任事由；[6]等等。这些观点或者将期待可能性理论纳入犯罪构成要件之中，或者在改造犯罪论体系的基础上将之纳入犯罪的构成要件之中，或者走法典化的道路使之原则化，最终它们殊途同归：都主张在普遍性的意义上使用期待可能性，使期待可能性理论成为一般性的刑罚恕免事由。[7]此外，很多学者也对我国刑法典总则与分则甚至是一些司法解释的规定从期待可能性的角度进行了解读，指出很多总则性规定和分则罪名都是期待可能性思想的立法体现，从而为推广期待可能性理论指出了现实法律基础。至于将期待可能性理论作为刑罚减免解释原理的观点更是多不胜数。不过，由于期待可能性高低的确影响着责任的程度问题，将之作为一般性的影响刑罚轻重之事由是可取的。因此，下文的探讨只是针对期待可能性能否作为一般性刑罚恕免事由的问题进行，而不涉及其能否作为减轻责任事由的问题。
我国刑法学界对期待可能性的观点，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期待可能性理论的功能是什么—它究竟是起调节作用的法律原则还是一般性的刑罚恕免事由？笔者以为，根据期待可能性理论自身的特点，以及其在德国、日本的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的运用与现状，期待可能性理论“最多容许在极其稀有的特殊案例”中作为刑法调节原则使用，而不宜作为一般性的阻却刑罚事由。从刑法的结构与理论体系来看，属于刑法总论部分的理论制度与作为犯罪论体系组成部分意义相同，即都将使某一理论上升到普适性原则的地位。虽然主张上述观点的学者也并非主张在所有刑事案件中都使用期待可能性理论，然而，将期待可能性“要件化”或“法典化”，就意味着“刑法学上的共同财富”被期待演变为一项刑法的基本原则，从而理所当然地适用于所有案件，从功能定位上说，该理论被赋予了统纳全局的意味。
这种基于宣扬人性与人道精神而对期待可能性理论的高度期待是否合适？对此，需要从实践和理论两个层面予以回答。从实践层面，必须了解期待可能性在德日的现实情况；从理论层面，必须分析期待可能性本身能否胜任作为一般性刑罚恕免事由的重任。
二、德日期待可能性理论的现实情况及功能定位的指示意义
德国和日本分别作为期待可能性理论的发源地和发扬地，其对该理论的立法及司法适用历史尤其是现实情况和功能定位如何，对于我国刑法中期待可能性理论的借鉴有直接的辐射效果，故而必须加以分析。
（一）德国的理论与实践
在德国，自“癖马案”作为创造了期待可能性思想的案例之后，司法实践中一度经常援用并在当时的刑法立法中有所体现。在纳粹时代，由于期待可能性概念考虑的是可以免责的人类弱点，这与纳粹国家的整个要求并不一致，因此，它被作为“过时的”“与新的生活原则不再协调一致的”理论而被丢弃。高裁判所尚没有从正面肯定缺乏期待可能性因而判无罪的判例。[25]可见，纵然在学说上有学者支持期待可能性理论，但是，日本最高法院采用期待可能性理论的判决是零，下级法院运用该理论的判决也只是在战后恢复经济重建时期缓和刑法的严酷性及帮助国民重建生活的权宜之举。如果以此为由就认为日本司法上全面接受了这一理论，或者不分战后经济混乱时期与社会局势稳定之后的两个不同阶段而笼统地说该理论“于战后成为实务界判决的基础”，无疑是不顾实际情况的一面之词。
至于期待可能性成为日本学界的通说，这一概括倒也不失为事实。然而，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在日本等主要的大陆法系国家，规范责任论是责任论的主要学说，规范责任论认为，社会期待每个成员遵守法律规范，并在具体情况下实施适法行为；犯罪则是行为人违反了这种社会期待而实施的的行为，对之自然应该加以非难。可见，期待可能性思想正是规范责任论的核心之所在，也因此，学者一般认为规范责任论与期待可能性理论是同一理论。当然，也有不同观点认为，“将规范的责任论与期待可能性之理论理解为同一事物并不妥当；必须将规范的责任论理解为系‘期待可能性’之理论与‘责任说’两种责任概念之统一的上位概念。从来的期待可能性理论完全忽视此点，且未加以理解。”[26]但不论是将期待可能性与规范责任论理解为同一理论，还是将规范责任论理解为期待可能性的上位理论，期待可能性是规范责任论的核心思想的事实是不会改变的。既然规范责任论是当今日本等国责任论的主流学说，那么，期待可能性思想在学理上是通说就不足为奇。更何况，学说上对某种理论的认知程度与其实践生命力之间尚有莫大的距离。前述日本司法实践对期待可能性的运用表明，那种运用因为时间阶段和法院审级而未能使之成为实务界的主流理论；在日本的社会经济恢复正常稳步发展之后，期待可能性理论更是在实践中渐行渐远，逐步淡出了实务部门的视野。因此，尤其是近六、七十年以来，即使日本学者在理论上赞成将期待可能性作为超法规的而不仅仅是法定的责任阻却事由予以适用，但是，这种适用基本上只具有理论上的可行性而不具有实践的生命力。大概是因为日本学者及实务界人士认识到，“象往往所担心的一样，无限制地适用期待可能性的理论有招致刑法的软弱化之虞，在这个意义上，必须充分注意德国的动向”；[27]而德国的动向正是严格控制和限缩其适用，所以日本也表现出相应的趋势。
（三）德日期待可能性论现状对我国的启示意义
德国作为期待可能性理论的发源地，该理论虽然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偶露峥嵘，在20世纪中期以后则逐渐体现在刑事立法的规定之中，然而，为了确保刑法的稳定性和一般预防作用的发挥，理论与实务部门均反对将期待可能性作为超法规的责任阻却事由适用，即使在现有刑事立法下将之作为法定的免责事由适用也是严格控制其适用范围，以确保不会无限制地扩大免责范围，因此，期待可能性理论既没有因为刑法典个别条文的规定而被随意扩大适用，更没有在总则性的紧急免责状况或其它个罪条文的帮助下超越法律规范而被普遍化地作为免责依据予以应用。
日本作为期待可能性理论的发扬地，在19世纪初至二战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内，一度成为日本罪责免除的重要学说，然而，在其尚未完全成为“主流的罪责判断依据”之时，就开始走向衰微。日本刑法理论界对期待可能性超法规阻却责任事由地位的承认，并没有对当今实务部门产生实际的功效，作为乱世之中的危机理论，期待可能性理论可以说已经完成了历史的实践使命。
当今德国刑法学界反对将期待可能性作为超法规责任阻却事由的事实，实践部门严格在免责紧急状况的框架下有限度地执行期待可能性标准的做法，以及当今日本学界理论上赞成其作为超法规责任阻却事由而在实务界缺乏却生命力等事实表明，期待可能性学说虽然在“缓和法律严酷与人性弱点间的紧张对立”上具有良好的功效，然而，为了确保法治的实现，避免刑法一般预防作用的丧失，期待可能性作为刑法的免责依据，只能在法律的框架下被认可，不宜将期待可能性理论从个别条款的法定免责事由拔高为一般性的免责事由或者说免责依据的主导原则，不宜在其它情况下扩张其适用。这一点，对于试图引进期待可能性的我国刑法学界极具启示意义。
三、调节性刑罚恕免事由：期待可能性理论的应有功能定位
前述表明，在当今盛世，在罪刑法定的要求之下，在期待可能性具有关照人性、体恤弱者，体现了人文精神的优势下，期待可能性理论一方面不可能成为普遍适用的免责原理，另一方面也不可能就此消失在刑法的范围之内。较之于期待可能性作为上世纪初期至中期作为乱世之中的危机理论的重大作用，在当今法治时代，作为和平时代的人性点缀，期待可能性理论仍有其存在的价值。毕竟，“‘可以期待的’这个概念又启发了考虑到利益，即活生生的人以及“大众”面对冰冷的理论化的现行法及其教义衍生的有效性的实际需要的利益。”[28]因此，期待可能性理论所隐藏的对于人性弱点的尊重，决定了它对于缓和法律的严格与人性弱点以及呆板的法律规范与社会发展等之间的矛盾具有重要意义。
那么，如果我国欲引进期待可能性理论，应如何对其功能定位？德日期待可能性的实践与理论表明，首先，应反对将期待可能性作为超法规的刑罚恕免事由，以维护刑法自身基础的牢固性。其次，应反对以“法定”之名将其创立为刑法典总则阻却责任的一般性规定，“人们不能抽象地规定对人性弱点的宽宥，这样会导致不确定因素进入刑法中，这对于刑法的价值构筑功能来说是个难题。”[29]再次，应反对各种殊途同归的将其“要件化”而实际却类似于超法规的刑罚恕免事由那样广泛适用于所有案件的做法，以维护刑法责任原则的客观性与完整性。总之，在“充分注意德国的动向”以及日本动向的基础上，应反对将期待可能性作为一般性刑罚恕免事由的任何直接或间接的主张或做法。根据期待可能性自身的理论特性，应该将其定位于调节性的刑法恕免事由，只允许其在“极其稀有的特殊案例中”使用。
期待可能性自身的理论特性是模糊而不确定以及主观性和伦理化。学理上概括出期待可能性理论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获得对刑事法律的理解并系统地描述刑法实践素材。对此，德国刑法学者en-gisch在研究期待不可能性概念时就曾指出，“期待可能性概念要理解为‘自由的法律科学概念’，在这里它涉及到的是法学的概念，虽然是与现行有效的法律相联系而形成的，但是不是由立法者本人，而是由法律理论家和法律实践者创造的。”[30]作为一个与自由价值法学相联系的概念，即便后来获得了法律规范的地位，然而，期待可能性理论具有内涵模糊外延不清的天然缺陷，这决定了人们很难对它的实质内容进行客观、准确的定义。“‘期待可能性’概念是模棱两可的，因为它没有明确说明，在特殊义务情况和要承担罪责的紧急状况下，是否涉及对特殊动机情况的考虑或法律规则的总体要求。”[31]换言之，期待可能性具有内容虚无的特性。“期待”等于“要求”，“期待可能性”等同于“可以期待”，然而，“可以”也罢“要求”也罢，这些词汇都充满了价值相对性，这样，即便从语义学的角度分析，“期待可能性”的语义分析潜力也很有限。“与其它概念相比，期待可能性概念以其极端的‘模糊性’而突出”。[32]
期待可能性缺乏客观标准因而非常主观。是否具有期待可能性，以谁的标准来认定其有无，其成立条件是什么，可能性达到何种程度方可得出肯定结论等，这些关键性的问题，因涉及到期待者与被期待者的各自情况有别、行为人认识与客观环境的主客观差异、期待可能性与期待不可能性之间浮动的盖然率等因素，因而极难回答。期待可能性的三种判断标准即行为人标准说、平均人标准说和国家标准说，目前通说是采取行为人标准说。纵然有学者认为该说“并不是无条件地肯定行为人的主观立场的感伤主义”，而“总是客观地评价行为人的能力”的，[33]然而，这种所谓的“客观”实则依赖的是非常个别化的因素，它貌似客观实则是主观的。依据行为人标准说，对行为人可非难性的判断是根据客观环境情况的规范的判断，这要求充分考察行为人的年龄、职业、家庭环境、社会地位、教育程度、经济条件、等对行为人动机形成过程的影响，例如，行为人犯罪是由于天性使然还是因为生活无着落？是因为公然挑衅社会还是因为缺乏足够的社会适应能力？一个生长在恶劣家庭环境、从小就偷窃的人，就不能‘期待’他能象一个完全接受了社会主导价值观的人那样遵守法律的禁令。因此，行为期待可能性的大小是按社会伦理标准来进行评价的，这实际上是要求刑法规范必须是‘有感情的’”。[34]用社会伦理标准为基础的期待可能性来判断罪责之有无，其后果就是模糊刑法与道德的界限，刑法规范的稳定性与可预见性将受到巨大冲击，现代刑法的法治基础无疑面临威胁和考验，总之，“用以社会伦理为基础的期待可能性来衡量罪过的大小，很可能有失控的危险。”[35]可见，依据行为人所处客观环境情况判断其有无期待可能性并不能等同于这种判断自身是客观的；行为人标准说的个别化、主观化、感性化无论如何都是期待可能性理论难以回避的天然缺陷；也因此期待可能性实际上是一种主观化的理论，所以学说上才有“这种主观化的无期待可能性理论的发展，如何在司法实践上维持一定的判断标准”[36]之质疑。
正是因为期待可能性理论缺乏实质内容及价值评价性的特点，它才被德国刑法学者henkel视为“有调节作用的法律原则（regulative rechtsprinzip) ”[37]这一看法提出之后得到了众多学者的支持。例如，德国刑法学者jescheck \ weigend就赞成henkel将期待可能性作为刑法调节原则使用的观点，反对将之作为所有案件的免责标准，因为这一“思想虽然没有错，却未能提供实质性的理由……可期待性与不可期待性，仅仅是‘有调节作用的原则’，它指示法官考虑具体案件中的所有的重要情况并作出正确的判断。没有必要接受在内容上绝对不明确的原则，因为免责事由的标准，作为法律上的规定绝对不会不明确”。[38]我国台湾学者柯耀程也认为，期待可能性不能作为统一的法律标准，但可以作为判断行为人罪责的辅助依据，“在刑法的规定中，并无‘期待可能性’的条件存在，一方面因期待可能性的概念太过于抽象，无法作条件式的具体化；另一方面受规范之人，在个别的能力上各有不同，对于是否能达到规范期待，因能力的差异而有所不同，故期待可能性并非统一性的标准，无法成为罪责判断的指标性条件，”但可以“为罪责判断的辅依据”。[39]这一观点实际上也是对期待可能性作为刑法调节原则的认同。我国台湾学者林钰雄则明确援引了henkel的观点并认为，“由于所谓的无期待可能性，概念相当模糊，其要件与界限不明确，若作为一般性的宽恕罪责事由，无异于为法之不安定性敞开大门。因此，学说对此有所保留，最多容许在极其稀有的特殊案例中将无期待可能性当成是调节的原则”。[40]
总之，学理立意与司法实践所存在的距离，刑法规范适用对象之间能力及性情等各方面的差异，期待可能性理论自其诞生以来所具有的先天缺陷等问题，决定了期待可能性理论只宜作为调节性刑罚恕免事由使用，而不宜作为普遍性的刑罚恕免事由；我国学者期待它作为一般性刑罚恕免事由的功能定位并不适合该理论。
四、期待可能性理论作为调节性法律原则的调节范围
如果允许期待可能性作为刑罚恕免的调节性事由，允许其只在“极其稀有的特殊案例中”作为刑罚恕免事由使用，紧接着的问题就是，期待可能性调节的范围究竟是什么，易言之，哪些案例属于“极其稀有的特殊案例”？
（一）期待可能性理论调节的消极范围
在反对将期待可能性“法典化”或“要件化”或作为“超法规的责任阻却事由”适用的前提下将该理论定位于恕免刑罚事由的调节性法律原则，意味着只能将期待可能性理论作为刑法的解释原理，而且是必须严格限定其适用范围的解释原理。因此，以下两种做法虽然是将期待可能性作为刑罚恕免的解释原理，但是因其没有限定或者没有严格限定解释范围，因而为笔者所反对。换言之，以下几种观点所主张的期待可能性的适用范围应该排除在外，故此称之为期待可能性理论调节的消极范围。
1．将期待可能性作为“罪过心理产生的前提”，从而未加限定地使其在所有犯罪中判断行为人罪过是否存在的解释作用。
“期待可能性不是罪过心理以外的独立的构成要件，也不是罪过形式本身的构成因素。期待可能性无非是意志自由程度的外在形式，是评价行为人认识能力和意志能力大小的根据，是罪过心理产生的前提。当期待可能性的程度趋于无时，表明行为人无意志选择的自由，当然不会产生罪过心理”。[41]自姜伟博士于1992年提出这一观点之后，得到了学者们的一致认可。在此观点的基础上，一种流行的看法是，将期待可能性作为行为人罪过有无的判断标准。的确，期待可能性是对行为人主观意志形成是否具有可责难性的评价，使用这一理论解释刑法犯罪构成是否成立显然是在借助期待可能性判断行为人是否存在主观罪过的层面上使用。然而，在我国刑法语境下，认识到期待可能性是“罪过心理产生的前提”及其对罪过判断的作用与明确提倡具有独立理论价值的期待可能性思想是两回事。
我国犯罪论体系之下，犯罪的故意或过失是糅合了事实评价和价值评价为一体的成立要件，它们并非如同德日刑法那样，行为符合故意或者过失要件只是满足了构成要件符合性的一种事实评价，在此之外，从法律规范的层面判断行为人的故意和过失尚且有分析其是否具备期待其实施合法行为的可能性的价值评价。更有甚者，即便如此，在德日的犯罪论体系之下，日本当前在实际上已然不再动用期待可能性判断是否具有非难可能性，德国则只是在严格遵守刑法规定的前提下使用。因此，仅仅根据期待可能性对于行为人的主观意志形成是否具有刑法上的非难性的特点，而认为可以将期待可能性适用于犯罪行为的罪过之判断，显然一方面与我国犯罪论体系的特点不相符合，另一方面与德日当前期待可能性理论的实践不相符合。在我国犯罪论体系之下，只要谨慎地判断行为人是否具备故意或过失，实际上就暗含了刑法对行为人选择实施某种行为应该值得非难或者不应值得非难的价值评价，这种评价，与期待可能性有异曲同工之效。但是，这与理论上明确承认具有独立意义的期待可能性理论是两回事。正如在产生期待可能性之前及反对运用该理论的情况下德日刑法的有责性都是对故意或过失的构成要件的事实的价值判断一样，这种价值判断和加入或者承认运用了期待可能性之后的价值判断仍然有区别。毕竟19世纪末期德国刑法独立地承认期待可能性有另一层意义—有倾向性地倡导对人性的尊重和对社会经济困难民众生活困苦的考虑。因此，在当前我国经济平稳发展、人们生活富裕的社会环境之下，倡导具有独立的理论价值的期待可能性似乎并不合时宜。而且，如果在考虑行为人罪过时，过多地从客观情况考虑行为人作出某种行为的选择是否有受到客观环境的强制或压迫等因素，则对罪过的评价就同样更显人性，而这一点，在以往及现在我国的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就是这样主张并且基本上也是这样做的；既然如此，就没有必要倡导具有独立价值的期待可能性对所有犯罪的罪过发挥解释功效，从而也可避免“人权卫士”对我国刑法不确定性、罪刑法定明确性贯彻不够彻底等现象的攻击。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既然我国刑法中罪过的判断实际暗含了类似于期待可能性的思想，应反对将期待可能性作为刑法所有犯罪罪过单独的解释原理。更何况每一种犯罪都有其主观罪过，如果允许使用期待可能性理论对所有犯罪的主观罪过发挥解释、判断作用，那么，实际走的也是“要件化”的道路，即在判断每种犯罪的罪过的同时，使得该理论成为罪过的前提条件从而在实质上成为了主观要件的组成部分，而这样的做法是为笔者所反对的。
2．在分析出我国刑法总则中的某些条款或分则中的某些罪名“体现了期待可能性思想”的基础之上，明确将期待可能性适用于这些特定的条款或罪名。
我国学者为了找到引进期待可能性理论的立法基础，往往认为我国现行刑法典在很多方面已经体现了期待可能性理论，例如，刑法总则第16条意外事件，第17-19条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精神病人、醉酒的人以及盲聋哑人犯罪，第20条正当防卫，第21条紧急避险，第28条胁从犯等规定；刑法分则第134条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罪，第306条辩护人，诉讼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第307条妨害作证罪，第310条窝藏、包庇罪等罪名。有些学者认为以上条文规定都体现了期待可能性思想，有些学者认为只有第16条体现了这一思想，有的认为第16条、第20条、第21条体现了期待可能性思想，有的则认为除了第16条还有第18条精神病人刑事责任的规定也体现了这一思想，等等。不管具体观点如何，可以肯定的是，以上条款或罪名是否体现了期待可能性思想在我国学界并无统一的认识。换言之，它们是我国刑法学者利用期待可能性理论对我国刑法典相关规定进行解释的结果，而不是刑法条文自身的真实情况。因为我国刑法典没有如同德国刑法典那样，在刑法典中明确规定期待可能性概念。
德国刑法典中，除第35条（规定了“可以被合理期待”的）外，还有以下条文规定了期待可能性概念：第42条对罚金刑的从宽缴纳中规定，立即支付罚款的期待不可能性情况可以减轻被判者的支付；第56条b规定，法院可规定受审判人在缓刑期间的义务，“但不得要求其履行不可能实现的义务”；第56条c规定，法院“对受审判人在生活上不应提出不可能实现的要求”；第68条b规定，“法院在指示中不得对行为人的生活方式提出该人不可能实现的要求”。第113条抗拒执行公务之官员罪规定，“不能期待其利用合法手段防止执法人员的非法行为，则其行为不依据本条处罚”；第142条“交通肇事参与人在可期待的期间内”应立即履行交通肇事中证实身份、车辆的义务，否则构成擅离现场罪；第218条妊娠中止规定，如果“不可能用另一种她能够期待的方式避免该危险”时，就可以免责；第219条规定，“如果将小孩怀足月给妇女造成了如此严重的、不寻常的负担，以致于它超过了可期待的牺牲的界限”时，可以建议孕妇采取措施消除紧急状况（譬如中止妊娠）而免除其责任；第323条c疏忽援救罪要求“根据行为人当时的情况急救有可能”。这些条款都明确地使用了“可以被合理期待”、“不可能”、“不能期待”、“可期待”、“有可能”等期待可能性思想的表达。由于立法的统一性和明确性，对这些犯罪应该使用期待可能性理论在德国刑法学界并无争议。
德国刑法典对期待可能性概念有明确的规定，我国刑法典中则没有明确规定；我国刑事立法中那些被认为“体现了期待可能性思想”的条文，也只是学者的个人见解；是否真的体现了也观点不一。更何况，即使以上诸如第16条等条款都“体现了期待可能性思想”，那与直接在法典中规定了期待可能性概念仍然是两码事。所以，我国在引进期待可能性理论解释刑法时，学者的一厢情愿多，来自法典的明确规定则没有；争执是否体现了期待可能性思想的条款多，得到一致认同的规定少。在学理上解释出哪些条款包含了或体现了期待可能性思想之后，学者们顺其自然的就会进一步提倡，至少司法实务在解释这些犯罪的构成要件尤其是主观罪过时，应该使用期待可能性思想。因为立法上既然已经“体现”了，司法实践就应贯彻。显然，这恰恰是学者们在研究期待可能性理论时的一种不自信的表现，害怕实务部门不愿意使用期待可能性，于是便先分析出哪些刑法条文体现了期待可能性思想，然后动用立法影响司法。更深层的不自信则是，似乎不解释出我国刑法典中有哪些规定体现了期待可能性思想，我国刑法就属于未能与国际接轨的落后刑法；不解释出我国刑法典中也蕴含了期待可能性思想，我国刑法就不是“人性刑法”，而只是打击犯罪的工具，亦即“物性刑法”。问题是，一部刑法进步或落后或者是否体现人性色彩，似乎不能完全仰仗于有无期待可能性概念的规定。而且，学界对“体现了期待可能性思想”的条款之解释也存在着一个扩大的趋势，似乎越来越多的条款都体现了这一思想，只是很多人没有发现而已。对于此种趋势，有学者明确指出，“不宜滥用期待可能性理论对刑法典的规定进行解释”，“期待可能性理论可以科学地阐释我国刑法典的一些规定。但是，我国刑法学者在解释刑法典的规定时，有扩大适用期待可能性理论的倾向，这是值得注意的问题。”[42]这种使用期待可能性理论对刑法条款进行解释并相应地要求对这些罪名适用该理论的做法，虽然较之于将该理论作为一般性刑罚恕免事由的做法要合理很多，因为它毕竟只是对某些罪名的使用。法治的精神在于统一。多一个或者少一个罪名适用或不适用期待可能性理论，表面看来只是观点的分歧，其背后则体现了对被告人人权的漠视和理论研究的随意性；更何况这种解释还有扩大的趋势。正因如此，实践中对于哪些案件需要使用期待可能性常常出现分歧极大的见解，例如婚内案，指使、强令他人违章驾驶案，受虐妇女棒杀丈夫案，以及王斌余案、许霆案等等，都曾进入过学者们期待可能性理论的实践视野。有鉴于此，笔者对于这种看似有限定实则很混乱的做法同样持反对意见。
3．不赞同在故意还是过失犯、作为犯还是不作为犯的领域探讨期待可能性的适用问题。
赞成将期待可能性作为调节性刑罚恕免事由的学者，对于该理论调节的范围如何，一般是围绕只能适用于过失犯还是也可适用于故意犯或只能适用于不作为犯或是作为犯的问题在探讨。“尤其是在过失犯与不作为犯之领域，因为此等犯罪必须适当界定注意或行为义务的界限。”[43]或者认为，“对于责任形成的判断，也并非全然无用，以其作为罪责判断的辅依据也有不可忽视的作用，特别是对于过失行为的罪责判断尤其如此。[44]较之于作为所有犯罪罪过解释原理的做法，将期待可能性限定在过失犯与不作为犯的适用领域显然缩小了其适用范围。然而，过失犯与不作为犯作为开放的犯罪构成要件，行为人是否具备预见义务或者结果防止义务或者作为的义务，本身就是需要法官予以裁量、补充价值判断的要素；判断这些义务的是否具备，仍然是一个如同前述的罪过判断问题，只不过过失犯与不作为犯中的罪过必须联系行为人的法律义务进行判断而已。对于作为开放的犯罪构成要件的过失犯与不作为犯，使用期待可能性理论判断行为人的罪责，同样范围过广。一般国家的刑法典中，过失犯在所有犯罪中的比例约为三分之一；而不作为犯几乎遍布于刑法典分则的每个罪名，因为刑法中的每个犯罪基本上都既可以由作为构成又可以由不作为构成，除却极少数的纯正的不作为犯之外；而后者正说明，不作为犯的范围比作为犯还要广。所以，如果泛泛而论地将期待可能性理论适用于过失犯和不作为犯，那同样没有给出限定的条件，或者说，同样没有说明哪些案件才是“极其稀有的特殊案例”。
（二）期待可能性理论调节的积极范围
在我国目前情况下，在期待可能性理论自身缺陷难以克服的情况下，可以主张在损害同等价值生命法益的紧急避险中有限度地使用期待可能性理论，此即为期待可能性理论调节的积极范围。
德国刑法将紧急避险分为第34条阻却违法性的紧急避险和第35条阻却责任的紧急避险，前者是在保全的法益明显大于损害法益情况下的紧急避险，它是合法化或者说正当化的紧急避险，针对此种紧急避险不能进行正当防卫，避险人也不应该遭受刑罚处罚；结合第34条法益大小对比明显的情况，第35条显然是指保全的法益与损害的法益价值相等的紧急避险，这种紧急避险不具备合法性，因此，他人可进行正当防卫，避险人本应受到刑罚处罚，只不过考虑到行为人在当时的压迫或者特定法律关系的情况下不可能采取别的方式，亦即不具有期待可能性，所以才免除其责任，此即为免责的紧急避险。我国《刑法》第21条对紧急避险的规定没有区分保全与损害法益大小或相等两种不同情况，这一方面导致刑法理论界往往泛泛而论对紧急避险行为可否实行正当防卫的问题，而没有看到法益价值之大小对于行为可罚性亦即对避险行为性质的影响；另一方面则导致我国刑法学和实务部门针对一些法益相等其中尤其是以生命法益为内容的特殊案件是否成立紧急避险往往争论不休。有鉴于此，借用德国刑事立法对紧急避险的精确二分法，显然有利于我国刑法理论上对紧急避险的研究。考虑到我国与德日犯罪论体系的不同，在具体称呼上，可将德国刑法中阻却责任（免责）的紧急避险称为权益相等的紧急避险，将阻却违法的紧急避险（正当）称为法益不等的紧急避险。
前述表明，德国刑法对期待可能性的使用严格恪守制定法的规定而无半点突破，分则中只有规定了期待可能性的罪名才能使用，总则中只有第35条免责的紧急状况方能适用。我国刑法分则并无罪名明确规定期待可能性概念，为了反对适用期待可能性理论在罪名上的分散性和随意性，因而笔者反对在分则任何个罪上使用，此一点前文已述。总则中，由于使用期待可能性的问题只有紧急避险，而且在法益不等的紧急避险中，由于保护法益大于损害法益，从法益衡量的角度来说，“牺牲小的法益保护大的法益是与法秩序的要求相一致的”，[45]行为人损害另一合法法益的行为自然属于不可罚的正当行为，这一点中外刑法均无争议；也因如此，自无必要也无空间使用期待可能性理论。权益相等的紧急避险，行为人损害另一合法法益的行为能否成立紧急避险，因其损害与保全的法益价值相等而极难作答，此时，就有动用期待可能性理论之必要—从法规范的角度去评判是否可以期待行为人能够选择其它方法而不是将危难转嫁给第三者，如果可以，就不能成立紧急避险而应处罚行为人；反之，则成立紧急避险而不罚。问题是，在权益相等的紧急避险中，涉及到的权益种类繁多，如生命、身体、财产、自由、名誉、其它法益等，并不是所有法益只要其价值相等就可以使用期待可能性理论判断行为是否成立紧急避险。考虑到以上因素，应只允许在损害同等价值生命法益的紧急避险中有限度地使用期待可能性理论，将期待可能性理论作为这类案件的解释原理来判断行为人的行为能否成立紧急避险应该说是合理的。
首先，作为明确在刑法第35条中规定了期待可能性概念的德国刑法，目前的趋势都只是“支持在免责紧急状况的框架下，有限度地执行期待可能性标准”，并且这种限度主要体现为以生命权的冲突为边界，那么，作为尚且没有实现期待可能性理论立法化的我国刑法，援用期待可能性理论限定于同等价值的生命法益的紧急避险无疑是妥当的。其次，相等价值生命法益的避险行为能否成立紧急避险在我国争议极大，合理使用期待可能性理论可以相对圆满地解决争议。我国《刑法》第21条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不得已采取的紧急避险行为，造成损害的，不负刑事责任。紧急避险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这一规定对于损害的法益与保护的法益之间的价值大小并没有要求，只是笼统地规定紧急避险行为不得超过必要限度。这导致在法益相差悬殊的情况下判断是否成立紧急避险很容易，而在法益相等或者难以衡量的情况下是否成立紧急避险则分歧极大。对这些案件就应援用期待可能性理论否定行为人罪过的成立，从而排除其构成犯罪而成立免除刑罚的紧急避险。最后，生命法益属于所有法益中最为重大和特殊的法益。“保存自己的生命”在人类文化中往往是被优先考虑的，并且这种文化认同也使紧急避险行为变得可以理解。法律原则不能要求人们在生命尚未确保的情况下，还同样按照刑法的规章行事。在人类所有法益之根本—生命法益的保全与损害问题上，允许使用期待可能性，才能最充分地发挥该理论的价值，并且因为生命法益的重大性，使用该理论也会得到理论与实务界的一致认可。当然，在损害同等价值生命法益的紧急避险中使用期待可能性理论作为刑罚恕免事由应该有一些条件：两种生命法益必须处于相互对立的状态，如甲与乙，保存了甲的生命就要放弃乙的生命，反之亦然；对于双方当事人来说，生命法益所受到的危险程度相同，都面临着现实的、紧迫的、严重的威胁，例如，如果甲有其它方法救助自己而乙没有，甲就不得以损害乙的生命法益为手段达到保全自己生命法益的目的；双方的生命法益都是合法的，如果有一方所享有的生命法益本来就是非法的，例如逃窜的犯罪嫌疑人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法益而损害合法享有生命法益的他人生命；双方都没有选择实施其他行为的条件等。根据这样的条件，“妇女与女儿易位致女儿被杀案”等类似案件定性为紧急避避险则不存在任何疑问。
五、结论
鉴于期待可能性目前在德日理论与实践的萎缩状况及其自身缺陷，鉴于该理论在我国刑法典中尚未有任何规定，鉴于如果过于扩大使用该理论作为刑罚恕免事由对于法治精神的冲击，以上三点决定了运用期待可能性对人性弱点所掬的同情之泪不应泛滥成河。为此，笔者反对将期待可能性作为一般性罪责判断指标，而只宜将之作为起调节作用的刑法原则，在“极其稀有的特殊案例中”作为刑罚恕免事由予以使用。至于期待可能性的调节范围，或者说哪些案件属于“极其稀有的特殊案例”，笔者以为，由于外国刑法实践为我国期待可能性调节范围的划定提供了基础，我国刑法的紧急避险立法为期待可能性的使用提供了空间，性命攸关的生命法益冲突的时有发生为该理论提供了市场，因此，期待可能性调节适用的范围宜限定在作为“问题的高峰和顶点”即生命权冲突之时使用，易言之，只宜在损害同等价值生命法益的紧急避险中有限度地使用期待可能性理论。对于当前我国学界动辄使用期待可能性理论作为出罪事由的做法笔者不敢苟同。没有刑法对期待可能性的任何规定，没有类似于西方国家深厚的法治基础，没有对期待可能性理论的深切积淀和理解，随意使用期待可能性理论只会导致对人性弱点的廉价同情，无原则的宽容无异于纵容，最终国家、社会与公民将会三受其害。笔者认为，为了确保刑法的稳定性和严肃性，较之于目前我国学界扩张使用期待可能性的立场，限缩的立场更为可取。
【注释】
[1]niederschriften der groβen strafrechtskommission, bd. 2, 5.161.
[2][日]大?V仁：《刑法论集》 (1)，有斐阁昭和53年版，第240页。转引自冯军：《刑事责任论》，法律出版社199年版，第245页。
[3]参见丁银舟、郑鹤瑜：《期待可能性理论与我国犯罪构成理论的完善》，载《法商研究》1997年第4期。
[4]参见游伟、肖晚祥：《“期待可能性”与我国刑法理论的借鉴》，载《政治与法律》1999年第5期。
[5]参见刘远：《期待可能性理论的认识论反思》，载《法学评论》2004年第2期。
[6]参见屈学武：《死罪、死刑与期待可能性》，载《环球法律评论》2005年第1期。
[7]在大陆法系刑法体系之下，期待可能性是责任阻却事由。由于我国与大陆法系犯罪论体系不同且“责任”含义相差甚远，为了避免混淆与歧义，在我国刑法语境下，笔者提倡使用“阻却刑罚事由”或者“刑罚恕免事由”来称谓期待可能性理论。
[8]carsten momsen, die zumutharkeit als begrenzung strafrechtlicher pflichten, nomos 2006, s. 27.28.75.
[9]《德国刑法典》目前在国内有两个译版：“徐版”和“冯版”。关于其中第35条，“徐版”译为：“为使自己、亲属或其他与自己关系密切的生命、身体或自由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不得已而采取的紧急避险行为不负刑事责任。如行为人根据情况，尤其是危险因自己引起，或该人面临危险但具有特定法律关系的，则不适用本款之规定。如该人面临危险没有考虑到特定法律关系，则可依第49条第1款减轻处罚。”（徐久生译：《德国刑法典》，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50-51页。）“冯版”译为：“在现时的、别无他法可以避免的对生命、身体或者自由的危险中，为了避免对自己、亲属或者其他亲近他的人的危险而实施违法的行为者，是无责任地在行动。再根据情况，特别是因为行为人自己造成了该危险或者因为行为人处在特别的法律关系中、可以期待行为人忍受该危险的限度内，不适用这一规定；但是，可以根据第49条第1款轻处刑罚，如果行为人不考虑特别的法律关系也必须忍受该危险。”（冯军译：《德国刑法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16页。）
[10]gallas, metzger-fs, s. 324.
[11][德]耶赛克、魏根特：《德国刑法教科书》，徐久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602 - 603页。
[12]niederschriften der gm pen strafrechtskommission, bd. 2, anhang nr. 31, umdruck j 10, s. 96. s. 161.
[13]前引[4]，第603页。
[14]vgl. kilber in hrg bd. iii stichwort: notstand(strafrechtlich)．
[15]janka, notstand, s. 85.
[16]vg1. bernsmann, notstand, s. 44.
[17]前引[1],bd.2,s.151.
[18]lange, niederschriften der gro pen strafrechtskommission, bd. 12, s. 174.
[19]schonke/ schroder,stgb,§52, rn. 1.
[20]vgl. niederschriften der gro pen strafrechtskommission,bd. 12,s.165.
[21]参见蔡墩铭主编：《刑法总则论文选辑》，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3年版，第485 - 496页。
[22]黄丁全：《论刑事责任理论中的危机理论——期待可能性》，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第4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5页。
[23]黎宏：《日本刑法精义》，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版，第183-184页。
[24][日]西田典之：《日本刑法总论》，刘明祥、王昭武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40页。
[25]李立众：《中日刑事法学术研讨会纪实》，载冯军主编：《比较刑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85页。
[26]洪福增：《刑事责任之理论》，台湾刑事法杂志社1988年版，第197-198页。
[27][日]大?V仁：《刑法概说（总论）》，冯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03页。
[28]carsten momsen, die zumutbarkeit als begrenzung strafrechtlicher pflichten, nomos 2006, s. 28
[29]前引[28], nomos 2006, s. 110.
[30] engisch, klug-fs 1, s. 40f.
[31]horstkotte, protokolle, v, s. 1845.
[32]前引[8], nomos 2006, s. 47.
[33]前引[27]，第407页。
[34]〔意〕杜里奥·帕多瓦尼：《意大利刑法学原理》，林译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9页
[35]前引[34]。
[36]前引[22]，第145页。
[37]mezger-fs, s. 249 ff.
[38]前引[11]，第571页。
[39]柯耀程：《刑法概论》，台湾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264页。
[40]林钰雄：《新刑法总则》，台湾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版，第290页。
[41]姜伟：《犯罪故意与过失》，群众出版社1992年版，第81页。
[42]欧锦雄：《期待可能性理论的继承与批判》，载《法律科学》2000年第5期。
[43]前引[40]，第290页。
[44]前引[39]，第264页。
总有一种期待作文篇4
接受美学的创立者是联邦德国以尧斯(hans robert jauss)、伊瑟( wol馆and iser)等五位年轻教授和理论家为代表的“康斯坦茨学派”(die i}onstanzer schule)，该学派著述甚丰，其中以尧斯于1967年发表的《文学史作为向文学 科学 的挑战》一文影响最大。该文最早系统地提出了接受美学的基本思想和理论框架，成为接受美学的一个 历史 性 文献 和理论纲领。本文试图围绕这篇论文，探讨一下接受美学的开拓、成就与不足，以就教于同志们。
一、 总体性动态 研究 的新思路
长期以来，西方文学研究的重点一直放在作家身上，到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思潮起来以后更是如此。因为浪漫派把文学看成天才的思想感情的流露，所以文学研究的重心更集中到作家身上，诸如作家生平及其 社会 、生活背景，作家的思想和文学道路等。二十世纪起，随着 现代 派文学的崛起和科学主义 哲学 、美学的勃兴，文学研究的重点逐渐发生变化，相当多的美学家与批评家开始把目光转移到作品本身的研究。从形式主义、语义学、符号学、现象学一直到新批评派、结构主义，都把作品本文(text)的研究放在中心地位，重点探讨作品本文的语言、意义、逻辑、主题、结构、形式等等，把作品看成一个自足的封闭整体。WwW.lw881.com走到极端就完全割断了作品与作家的联系、作品与社会的联系。单纯的作家研究与单纯的作品本文的研究，都在各自的领域中取得了可观的成果，但是它们的片面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主要的缺陷之一就是把统一的文学活动分割成一个个静态的封闭圈子，忽视了文学活动的整休性与动态性。尧斯的论文，开始打破这样一种僵硬的研究格局。
《挑战》鲜明地提出，文学研究“要求以讲生产的传统美学和讲接受和效果的接受美学的论述一起作为基础’。这里生产指文学创作。尧斯的意思是，传统美学以讨论作家的创作与作品为主，接受美学则重点讨论文学的接受和效果，科学的美学研究则应当把两方面结合起来。具体来说，就要把文学的活动看成“一种审美接受与生产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接受的读者、反思的批评家和不断生产的作者而言，是在文学作品本文的实现中发生的。”在尧斯看来，整个文学活动包括三个主要环节，即作家(生产)—作品(本文)—读者(接受，包括批评)，这三个环节是一个动态的实现过程，其中介是作品(本文)。作品的产生并不是文学活动的终点，而仅仅是文学活动的第一阶段;作品的潜能与价值只有在读者的接受活动中才逐步得到实现，这是文学活动的第二阶段。这两步，缺一不可。整个文学活动就是这两步的辩证统一。这样，尧斯就打破了孤立地研究作家或作品的传统思路，建立起动态性总体研究的新思路。其特点是:
第一，用总体研究代替分体研究。把对作家或作品本文的个体探讨综合起来，并顾及读者的接受，从而形成作家、作品、读者三位一体的总体研究新格局。《挑战》避免了传统美学的单一思维方式，在讨论一些具体间题时，常常注意把三个环节统一起来考/}o譬如，在论及“文学的相关性”(cohevence)时，他提出了“期待视界”(the horizon of expectation)这一重要概念。所谓“期待视界”，是指文学接受活动中，读者原先各种经验、趣味、素养、理想等综合形成的对文学作品的一种欣赏要求和欣赏水平，在具体阅读中，表现为一种潜在的审美期待。尧斯认为，在文学史上，一部部作品，作为一个个“文学事件”，它们的“相关性”“基本上是以当代和以后的读者、批评家、作者的文学经验的‘期待视界’为中介得到统一的。”这就是说，孤立的文学作品是借助于作者与读者(包括批评家)的“期待视界”获得关联与统一的。作者创作作品受自己期待视界的约束，还得考虑读者接受的期待视界，读者、批评家的“期待视界”也决定了他们对作品的取舍褒贬和接受程度，而接受的结果也会反馈给作者，或者会影响到其他作者甚至后起的作者，对他们的创作产生某种制约。这样，孤立的“文学事件”(作品)就在“期待视界”的作用下与作者、读者统一起来了。再如论及法国十九世纪著名作家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时，尧斯指出，小说创造了一种新的“非个人的叙事形式”，因而打破了当时读者的陈旧的审美期待视界，使读者“趋向于对‘家喻户晓的寓言’产生一种不熟悉的感受”，“不仅促使他们以不同的方式感受事物”，“而且同时也把他们推入一种陌生的判断的不确定之中”，最终使他们扩大并“终于认可了新的期待标准”，从而使《包法利夫人》由“开始时仅仅被一个鉴赏家的小圈子理解和推崇”， 发展 为“获得了世界性成功”。这种总体性研究突破了传统研究 方法 的单一性和片面性，拓宽了研究的视野和思维的空间，使那些单靠研究作家或作品本文都无法解决的 问题 ，如上述文学相关性问题、作品影响变化的间题，能够在三环节的联系和相互作用的考察中得到解决。
第二，用动态考察代替了静态剖析。《挑战》不仅把文学活动三环节结合起来思考，而且把这三个环节作为一个动态实现过程来把握。在论及那些“唤起读者期待视界的作品”时，尧斯列举了塞万提斯和狄德罗。他说，“塞万提斯让人们对骑士 时代 美妙的古老传说的期待祝界从阅读《堂·吉诃德》中产生”，“狄德罗在《命定论者雅克》的一开头，就唤起了对通俗小说家的‘游记’图式的期待视界”，这是从作家创作的角度谈作家意图在读者阅读中的动态实现;同时，尧斯又着重论述了作品与读者之间的动力学关系(这是作家意图实现的具体过程):一方面是作品对读者的作用。一部作品总是“通过种种预示，公开的和潜藏的信号、熟识的特征、或含蓄的暗示，使其读者预先倾向于一种非常独特的接受。它唤醒人们对已读过的东西的记忆，把读者带到一种特有的情感态度，并随着作品的开端，唤起读者对作品‘展开与结局’的种种期待”，在这个意义上作家通过作品预先规定了读者的阅读方向，规定了读者“期待视界”作用的范围，所以读者接受时的心理过程“决不只是一系列武断的纯主观印象，而毋宁说是在定向的知觉过程中对各种独特指令的实行”。另一方面，是读者对作品的反作用。作品所提供的 内容 ，在读者阅读中，“可能被保持原样，也可能被改动，可能重新改变方向，甚至可能被令人啼笑皆非地完成”。这就是作品与读者之间相互作用的动力学关系。这样，文学从产—作品—接受就构成一个动态过程，有助于我们在运动中揭示各环节的性质、功能与地位，更深刻、准确地从全方位上把握文学活动的本质。这不能不说是对传统美学的一个重要推进。
二、把读者提到一个突出重要的地位
二十世纪以前的整个西方美学，可以说基木上是把读者排除在研究范围外的。本世纪的语义学、现象学等美学流派开始注意文学活动中读者的能动作用，如波兰美学家英伽登就把文学作品看成是作家与读者“共同创造”的产品。①但是，直到接受美学，才在理论上把读者的接受活动提到整个文学活动中至关重要的地位。《挑战》在这方面可以说是始作俑者。
首先，尧斯认为，“在作家、作品和读者的兰角关系中，后者并不是被动的因素，不是单纯的作出反应的环节，它本身便是一种创造历史的力量”。这就是说，阅读作品的过程并不是作家与作品单向地向读者灌输形象与意义，而读者只是被动接受的过程。而是第一，如前所说，在接受活动开始之前，任何读者已有自己特定的“期待视界”，即“对每部作品的独特的意向(一种高于心理反应、也高于个别读者主观理解的意向)”，尧斯有时称之为对某类作品的“前理解”(pre-understanding)。这种阅读前的意向和视界，决定了读者对所读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的取舍标准，决定了他阅读中的选择与重点，也决定了他对作品的基本态度与评价。第二，读者对作品意义有着独特的理解与阐释，其接受是“阐释性的接受”，这就必然带来“阐释的主观性问题，不同读者的鉴赏趣味或读者的水平间题”，造成一千个观众心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第三，阅读又是读者想象性再创造的过程。一部新作品的本义“为读者唤起熟知的来自较早本义的期待和规则的视界，那样，这些较早的本义就被更动、修正、改变，或者甚至干脆重新制作了。”这是尧斯对审美期待“视界的改变”的心 理学 描述。当新作品唤起读者对同类或有关作品的过去的审美经验和意象时，读者会把过去的经验视界与眼前的作品所体现的新视界作出想象的对比;当他接受新作品时，实际上已对自己原先的视界与意向进行了调整与改造，甚至“重新制作”了。实质上，审美视界的改变，不仅是由作品“唤起”的，而且是读者创造性想象与认知参与的结果。第四，从更高的历史学层次来看，一部作品的 艺术 生命的长短，在某种意义上一也取决于读者的接受。尧斯说:“文学作品赖以出现的历史情境，并不是一种把观赏者排除在外的、事实上独立存在的事件系列”，文学作品“仅仅为它的读者才成为文学事件”。他列举了文学史上许多例子来说明:有些作品开始红.极一时，结果很快就被人遗忘了;相反有些作品也许起初并不引人注目，但在以后某个历史时刻突然又大走红运;其原因在于读者的需要。就是说，文学作品的生命力与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系于读者的。“一个文学事件，不存在不可避免的、由它自己造成的、甚至连下一代也无法逃脱的结果。文学事件只有在那些追寻它的人依然或再度对它起反响时—也就是只有出现了重又欣赏过去作品的读者，或想要模仿、超越或反驳这作品的作者时，才会继续发生影响。”这样，尧斯就确立了在文学活动三环节中读者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
其次，更为重要的是，《挑战》认为文学作品的意义与价值本身，不只是作者所赋予的，或作品本身所囊括的，而是也包括读者阅读所增补和丰富的。尧斯形象地指出:“一部文学作品并不是独立自在的一对每个时代每一位读者都提供同样图景的客体。它并不是一座独白式地宣告其超时代性质的纪念碑，而更象是一本管弦乐谱，不断在它的读者中激起新的回响，并将作品本义从语词材料中解放出来，赋予其以现实的存在”。这就是说，文学作品的价值和意义并不是永恒的不变的，也不是纯客观的，对所有时代的所有读者都完全一样的，更不是仅仅由作者意图或作品本身的结构所决定的;而是在读者的阅读中才逐步得到实现的。因此，文学作品的意义和价值系统是一个无穷延伸的可变曲线，一个由作者与读者共同参与的主客体交互作用的动态实现模式。在这一系统中，尧斯突出了长期被忽视的读者(接受主体)参与价值创造的作用，认为文学作品意义与价值只有在读者的创造性阅读中才获得现实的存在与生命，不然，只不过是一堆印着死的文字符号的纸张而己。据此，尧斯有时把读者接受的期待视界形容成作品本义的“同位素”即变体。尧斯这一思想是值得重视的。我们历来把作品的价值与意义看成是纯客观的，作品一旦间世，就万古不变了。其实，这既不符合中外文学史的实际情况，在理论上也失之于片面与机械。例如我国古代的《诗经》中“关雌”一首，是写男女思慕的爱情诗，但作为《诗经》编纂者的孔子却按自己“兴、观、群、怨”的“期待视界”，硬把此诗解释为“乐而不淫，哀而不伤”，①从而纳入其“思无邪”②的总评价之中。而到汉代今文学派的申培公的《鲁诗》又说:“周室将衰，康王晏起，毕公哨然，深思古道，感彼关唯，德不双侣，愿得周公妃，以窈窕防微渐，讽喻君父”，就完全把此诗解释为一首讽喻周康王的 政治 诗了。古文学派的《毛诗序》则说此诗表现了“后妃之德也”，仍然是一种道德家的解释;一直到宋学家朱熹评论此诗道:“盖德如雏鸿，挚而有别，则后妃性情之正固可以见其一端矣。……独其声气之和，有不可得而闻者，虽若可恨，然学者姑即其词而玩其理以养以焉，则亦可以得学诗之本矣。”③这又进一步引伸到以理养性上去了。仅此一小例可知，《关雎》一诗的意义与价值乃是因时因人而变化的，而并非此诗本身内容与形式能完全包括得了的。这就是读者对作品意义与价值的补充与发展，而且一部作品的现实价值正是体现在所有读者的欣赏，评论的总和中的。其实，任何价值系统总是体现为一种主客体的相互关系，而不是纯然客观的。马克思说:“价值，这个普遍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④文学作品的价值亦然，只有从它与读者的关系中，从它满足读者“期待视界”的关系中产生。所以，尧斯说:“一部文学作品在诞生的历史时刻，以某种方式满足、超越、辜负或驳斥它最初的读者，这种方式显然为确定其审美价值提供了一种标准。”尧斯把读者对作品的肯定与否定关系作为作品审美价值的一个主要尺度，显然说出了一个简单而明了的真理。当然，由于文学鉴赏特别是读者群的复杂性，不应把这个论点引向另一个极端，认为凡一时受众多读者欣赏的价值一定高。尧斯本人并未走到这个极端，他在比较《包法利夫人》与同时期另一位法国作家费陀的小说《芬妮》时，指出《芬妮》一开始受欢迎程度大大超过《包法利夫人》，但后来当群众认可了福楼拜的新的期待标准后，就感到《芬妮》在许多方面“不能令人容忍，而一任《芬妮》隐没在昨天的畅销书中”。
《挑战》把读者在文学活动中的地位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无疑是对文学研究领域的新开拓。
三、把文学史看成文学效果的 历史
《挑战》既然把读者放在决定文学价值的重要位置上，也就必然要把文学史看成读者接受作品和作品在读者中产生 影响 的历史。尧斯一再说应把文学史看成“读者的文学史”，读者“对作品接受的历史”，以及文学作品“效果自身的历史”。这样一种文学史观，显然突破了传统文学史以描述作家作品为中心线索的狭隘思路。
尧斯重点论述了自己对“文学的历史性”的独特看法。在这个 问题 上，他首先批判了实证论的“历史客观主义”的观点。实证论的文学史观，认为文学的历史性就在于“对孤立绝缘的过去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作‘客观的’描述，以为把大量文学现象按其时间上发生的先后次序作的排列就获得了“历史性”。尧斯断然否定了这种观点。指出，“传统文学史所包容的无限增长着的大量文学“事实”，“只是被收集起来分了类的过去，所以根本不是历史，而是伪历史。任何人，若将一系列这类事实看作文学史一个片断的话，他却混淆了 艺术 作品与历史事实的重要特点”。他认为历史事实的历史性在于它们是“由一系列情境的前提条件和动机所引起的”，“是由某种能够重建的历史行动的意图所引起的”，或是“由这种历史行动必然和附带产生的结果所引起的”，一句话，在于它们处于一定历史因果关系的客观系列中。而文学“事实”却不是这样。一方面，作品体现了艺术家创造的特性与意图;另一方面，作品对读者的影响与效果也是这一“事实”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以“文学事实”不是一种纯客观的历史性因果锁链，而是包含着两种主体(作家与读者)的参与和介入。它的历史 发展 并非完全由它本身决定的，而是由作家、作品、读者之间、主客体之间多重交互作用决定的。据此，实证论的历史客观主义的文学史观，就既“忽视了艺术家的特性”，也忽视了读者这个举足轻重的因素，因而就“忽视了文学独一无二的历史性”。其实质，就是把文学史变成一个“封闭系列”，其中堆砌着尸一个接一个自身分立着的、充其量由一般历史轮廓建构起来的作品”，这实际上取消了文学的历史性，“把文学史降低到一种‘事实’的地位”。
同时，尧斯又批评了形式主义的文学史观。他肯定了形式主义美学对实证论的某种超越:形式主义 方法 使上述封闭、分立的文学作品系列“互相联接起来，发现诸功能和形式发展的交替关系。那些因此而互相衬托、互相谐调、或互相替代的作品就总是作为一个过程的若干瞬间而出现”，这是一个“新形式的辩证的自我生产”过程，这样文学史就被描绘成为新形式突破旧形式，把文学推向“高峰”，而后新形式又被机械地复制从而又变成旧形式，等待着更新的形式的再突破，这样一个新旧形式斗争、更替的“形式演变史”。这就把分散的文学事实纳入一个动态发展的“历史”过程中，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文学的审美特征。但是，这种文学史观在根本上仍然是封闭的，它把文学发展仅仅归结为形式自身的发展，割断了文学与 社会 、与其他思想文化形态的密切联系。尧斯指出其“弱点”在于，“仅仅是(新旧形式的)对立和审美的变化不足以解释文学的生长，文学形式的方向问题始终无法回答，为自身而进行的(形式)创新并不孤立地组成艺术的特性，文学发展与社会变化之间的关联也并不单由于它的否定而从地球表而消失”。正由于它“把文学的历史属性归结为文学变化的单维现实(按:单纯形式变化)，就限制了对这些变化的历史的理解”。
尧斯认为，要克服形式主义和实证论的历史客观主义的局限性，就既要考虑到文学历史性的主体因素，又要考虑到文学发展有自身的 规律 性;既要顾及新旧形式的矛盾与更替，又要顾及文学发展受社会和“一般历史”发展的制约。而要彻底解决这些问题，就唯有依靠以读者为中心的接受美学了。他说:“文学的历史性并不取决于对r:ost festum(过去神圣的)‘文学事实’的组织整理，而毋宁说取决于由读者原先对文学作品的经验。”具体来说，他是依靠读者的审美期待视界及其改变这个中心概念来描述作为接受和效果历史的文学史的。通过这个概念，他既把作家、作品与读者连接了起来，又把文学的演变与社会的发展沟通了起来。
尧斯说:“如果我们把既定的期待视界和一部新作品的外表之间的不一致描述为审美距离，而对该作品的接受能够通过对熟知经验的否定，或通过对这个意识水平唤起新的相关经验，而产生一种‘视界的改变，(change of horizons)，那么，这种视界的改变就能顺着读者的反应和批评的判断……的范围而被历史地客观化。”这里“客观化”是指客观地加以描述。尧斯在此提出了建立新的接受文学史的基木原则。他想要把一部文学史描绘为新作品与读者原有期待视界从矛盾(审美距离)到统一(通过“视界的改变”来克服距离)，再从新的矛盾到新的统一，这样一个不断打破旧平衡、建立新平衡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包括主客体两个方面。文学作r_in}，作为审美客体，它内在的意义，是通过读者在接受中“视界的改变”而得到实现的，“对深藏在·作品中、并在其历史的接受阶段中得以实现的意义来说，当它向理解的判断(按:指读者)显示自身时，它是潜能的连续展开”。优秀作品的内在意蕴是多向多层次、极为丰富的，决非一时一人的阅读理解所能穷尽的，对于旧的期待视界来说，这意义根本未显示出来，只有通过一批批、一代代读者不断调整“期待视界”，才能逐步把握作品的丰富内涵，但不是穷尽。就此而言，作品潜在意义是在读者视界的历史改变中逐步显示出来并实现自己的。而从接受主体米看，也须在世代相续的理解中不断改变自己的视界，并与作品所代表的作者和传统的视界达到某种程度“视界的融合”，才能深入理解作品的底蕴。很明显，这个思路吸收了形式主义美学的某些成果，但它把形式的辩证运动纳入到读者接受的视界改变与融合的辩证运动中了。当然，这里的读者不仅是个别人，而是一定 时代 一定层次的读者群，这里的作品，也不只是个别的作品，而是在历史演进中的作品系列。所以尧斯强调，接受美学不仅要求我们“在对文学作品理解的历史展示中来构想作品的意义和形式，也要求我们将个别文学作品插入它的‘文学系列’中去，以辨别它的历史地位，认识它在文学经验具体情境中的意义”。就这样，尧斯利用“视界的改变”和“融合”等范畴把文学史的框架搭建在读者的接受活动基础上，搭建在“理解”和“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新的文学史 研究 的构想。
值得肯定的是，尧斯并没有重犯形式主义割断文学与社会关系的错误，而是始终把读者接受的历史同社会的“一般历史”结合起来，他指出“文学史的任务”之一在于把文学史自身看作“与‘一般历史’的唯一联系中的‘独特历史’”。他解决这个间题的途径是，对文学的社会功能从读者接受角度加以探讨:“作品的社会效果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才充分体现其真正的可能性:接受者从阅读中获得的经验进入他生活实践的期待视界，修正他对于世界的理解并且反过来作用于他的社会行为”。这就是说，文学的社会功能是通过改变读者的期待视界实现的。“只有从这种视界改变的角度去观察，对文学效果的 分析 才达到读者的文学史的尺度”。这就实现了文学的效果与文学的接受之间的统一，把文学的效果史同接受史统一起来作为文学史描述的重点。
文学史—效果与接受的历史，这一破天荒的大胆设想，对于传统的文学史研究，不育是一个有力的挑战。
四、《挑战》的思想基础与局限
接受美学的思想渊源是多元的，主要有现象学、符号学、结构主义、释义学等 哲学 、美学思潮。但就《挑战》一文而言，其主要的思想基础是伽达默尔(hares-georg gadamer)的释义学哲学一与美学。可以说，尧斯这个接受美学纲领在思维框架上基本上接受了伽达默尔的观点。
伽达默尔的释义学认为，理解和释义活动不仅具有认识论意义，而且具有本体论意义。理解是人类整个世界经验的一部分，理解过程渗透在人类生活的一切方面。我们面对的世界(历史中的对象)是一种“本义”，我们对它的理解过程也就是世界的意义一一“在”(spin)的显露过程。在说明理解活动时，他否定了传统释义学片面重视理解对象(本义)、要求释义者必须克服由于历史时间距离造成的主观偏见(历史性)而达到尽可能“客观”和忠实地阐释本义及其作者的原义的观点，而提出了五点值得注意的看法:第一，历史性是人类生存的基本事实，无论释义主体还是作为对象的本义都是内在地镶嵌在历史性中的，所以真正的理解不必去“克服”这种固有的历史性，而应去适应历史性。第二，理解的固有历史性，包含理解前已存在的社会历史因素、理解对象的构成和由社会实践形成}1`;普遍的价值观三方面，它们的共同作用形成了释义主体的“合法的偏见”，即不可超越的历史性“期待视界”:“偏见即我们向世界敞开的倾向性”。第三，由于理解主客体都处在历史的情境关系中，所以，不同历史环境、不同释义者对同一本义会产生不同的理解和解释。第四，释义的任务不是消极地复制本义，而是一种溺生产性的”努力，理解过程中释义者的能动作用极为重要。第五，在理解过程中，释义者的“偏见”、“视界”会不断调整、改变，以逐步显示本义的内在意义，这是主客体、现实与传统之间相互作用、达到“视界融合”过程:“理解总是这些我们假定它们独立存在的视界的融合过程”。第六，这种理解的过程也就是历史本身，历史是“自身和他者的统一物，是一种关系，在此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真实和对历史理解的真实”，所以，这种历史可称为“效果的历史”。①伽达默尔还把这些释义学原理 应用 于美学，②提出了释义学美学的一个根本命题:“艺术品是对不断更新的理解的开放”，这就把传统美学单纯探询作品本文意义的方向“转变成艺术经验的问题”(读者的审美经验与期待视界)。他认为释义学美学的任务是“通过我们自己解释的努力来弄清和转达我们在传统中遇到的艺术”。对艺术的理解是理解者与作品的互相作用，艺术作品对每个时代每个人说话，但每个时代的每个人都通过“自我理解”来与作品的视界交融，这就是艺术作的意义的不断更新与丰富，也就是艺术具有永恒的“同时代性”(“当代性”)的原因。
很明显，尧斯在一系列基本方面吸收了伽达默尔的思想。在《挑战》中，尧斯多次引用伽达默尔的话，并不讳言接受美学“与伽达默尔关于效果的历史的原理之间的一致性”。不过，尧斯对释义学的吸收不是无条件的，而是作了根本性的改造，即把作为本体论的释义学只作为一种方法论与思路应用到美学中来，而并未全盘接受释义学把理解活动本身作为世界本体的那种带有唯心主义神秘色彩的本体论;而且在吸收释义学一些具体原则时又用文学社会学方法作了某些改造，使之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并不背离，因而东德学者能很快对接受美学原理进行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和发挥。
毫无疑问，《挑战》作为接受关学的纲领性文件不是没有缺陷的。首先，《挑战》虽然确立了总体研究的思路，但在具体论证时，还是比较偏重于研究读者的接受过程，而较少分析作品本文的意义与形式，尤其比较忽略作家的创造活动及其主导地位。这样就在总体研究的格局中出现了内在的不平衡，因而实际上导致总体研究的思路未能贯彻到底。其次，对读者阅读经验与期待视界的作用的强调是必要的，但《挑战》似乎把这种作用强调到决定一切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就有片面性了。如把作品审美价值主要看成读者的接受与否，就容易使人感到作品的价值纯然是相对的、主观的。这种片面性为后继者们的主观主义、相对主义的价值观留下了可乘之隙。再次，《挑战》在论述读者的能动作用时，对读者通过自己审美视界调整的反馈作用来影响、制约作家的创作这一点虽然隐约提及，但强调不够，这不能不是一个遗憾。最后，《挑战》在论述文学与社会关系时，正确地强调了文学通过读者的接受发挥其社会效果的一面，但有意无意地忽视了社会对文学创作与阅读的制约作用。他指出了作者、读者有自己的期待视界，但社会的关系，相反，却批判了黑格尔关于文学受制于“时代精神”的论点，这显然又有某种离开社会的倾向。
总有一种期待作文篇5
记得那时只有每到年根底下，爸妈一代人期待央视春晚上的精彩节目，我们一帮同学小伙伴就期待好好骂骂这个春晚。
央视春晚是树大招风，是那个时候最大的靶子，也是集中了全国人民娱乐生活的中心，倘若你对小品、相声、歌舞有什么不满，那么集中在年三十之后骂个痛快是一定的。甚至你对生活中的诸多遭遇不满，或者工作上、家庭中有什么具体悬而未决的困惑，也可以借春晚这台看上去天底下最大的舞台，指桑骂槐抒发郁积。
所以，央视春晚的历史有多长，基本上就可以断定它承载了全民骂声和怨声就有多少，这里面有实打实的针对审查、取向、类型等等的不满，也有鸡蛋里挑骨头的一己之怨，甚至也有人像当年我们那群小伙伴一样，边打麻将边看每一个出来的明星不顺眼、每一句台词都矫枉过正……
不仅仅是观众中间产生的怨言，我猜春晚这样一台至今仍举国关注的大戏，在近年也一定遭到了各个层面的不满。倘若说“黑色三分钟”这样的失误是难免的，那像“老四对”主持人常年念叨一些熟段子也容易让人生厌，还有更新不够快、新人乏力等等，即便有八零后相声新秀登场、港台艺人嫁接大陆明星上演的杂交、狠心淘汰一些老牌如赵本山这样的常客、将郭德纲这种号称不上春晚的明星请上来……新意是有那么一点，但总给人不给力的感觉。
央视春晚从根上到了不破不立的一种局面，这种时候当然不是哈文这种总导演靠个人努力就可以换来的了。因为方向已经注定偏离老百姓的心底需求，你再怎么颠覆和努力都难以到达另一条轨道通往的目的地。
春晚想再次从风头上抢过话题性和保住真正的年度大戏名号，就需要彻底来次变革——这想必已经成了上上下下的一种共识。对于文艺欣赏这种来说，大概越是颠覆越是能出效果。从根上颠覆，那么首先就要换一换历年从央视内部选拔总导演的模式。 冯小刚、赵本山掌勺的春晚值得期待一次。
冯小刚不是呼声中的者，而是被委以重任的“改革家”。不管他对春晚的形式如何改革和推陈出新，既然他承认了自己这个总导演的角色，那就势必会对历史造成重大影响。有人对冯小刚捏一把汗，认为其有可能晚节不保，但我却为冯导要伸个大拇指，即便仅为其在关键时刻勇于挑起这个破烂摊子，也要送他一个大大的赞。
作为观众当然希望如冯小刚的那句肺腑之言那样，倘若领导可以少参与一点、“放任”一点空间给艺术家，那么应该相信凭借冯小刚的审美、运筹能力、火候掌握、笑点把握以及精通平民百姓的家常high点，他会把一台晚会弄得漂亮。况且还有赵本山出任副总导演，作为冯小刚深度信任的老小品演员，赵本山的影响力和趣味跟冯氏喜剧都有呼应，两个具有号召力和深度魅力的喜剧导演明星，如果没有太多牵绊贡献出一台老百姓喜欢的春晚应该不是难事。
赵本山从与哈文气场不合离开春晚，到索性赵家班完全脱离春晚舞台，以“俗”文化特征的戏曲节目一下子从央视这种主流媒体上消失了，不是赵本山不能得罪，而是赵本山代表的这种底层普罗大众的俗文化仍是观众所爱的，没有理由令其消失。
倘若可以将央视高层和主管部门邀请冯小刚和赵本山出任总副导演，看成一种放权和改革的决心，那么当然有必要期待这样一台大刀阔斧力变之后的新春晚。
说实话，我对赵本山带几个徒弟上春晚，或者是否会将春晚变成一台“赵家班”大秀，都不怎么关心。我是觉得既然有开先河请来有名望的当红电影导演执导春晚，也能将“理念不合”的赵本山重新请出山，那么自然会对领导和有关部门开门放权办春晚有所期待，如果说审查制度一直是悬在中国文艺领域头上的一把菜刀的话，那么也请这把刀放低一点、磨钝一点，不要那么锋利吓人，以至于要艺术家经常自我审查之后拿出一桌不咸不淡寡然无味的菜肴。
总有一种期待作文篇6
“期待可能性”一词，系从德文zumetbarkeit翻译过来，是指“针对他人做某种要求”之意，嗣后逐渐演变成为“无理的要求”、“奢求”、“强求”等概念，如今则认为是一种“正当而合理的要求”。[1]
在刑法学上，“期待可能性”是指在行为当时具体情况下，能期待行为人作出合法行为的可能性。[2]与之相对应，“期待不可能性”是指在行为当时具体情况下，不可能期待他能够实施不是该犯罪行为的其他合法行为。[3]据此理论，行为人只有在有期待可能性时，才能对其进行刑事非难，如无期待可能性，则不能对其进行刑事非难。若期待可能性高，则应负较高的刑事责任；反之，若期待可能性低，则只应负较低的刑事责任。[4]
期待可能性理论的核心在于 “法不强人所难”，它“是想对在强大的国家规范面前喘息不已的国民脆弱的人性倾注刑法的同情之泪的理论。”[5]
刑法理论上所讨论的期待可能性，是一种具体的非常规的情况，而不是一般的常规的情况。例如，监狱中服刑的犯人，因为自由受到限制或被剥夺，他为了获得自由而从监狱中逃跑，就不能以不可能期待该人不实施追求自由的行为为由而否定其应受谴责性，因为限制或剥夺犯罪人的自由具有一般的常规的性质。但是，如果该人在监狱中服刑时，经常受到虐待或者生命安全受到重大威胁，那么，当他逃跑时，就能够以期待可能性低或者不可能期待该人不实施保护自己的行为为由而减轻或否定其逃跑行为的应受谴责性，因为犯人经常被虐待或者生命安全受到重大威胁的情况具有具体的非常规的性质。[6]
刑法理论上所讨论的期待可能性，也应是一种狭义上的期待可能性，而非广义上的期待可能性。广义上的期待可能性包括行为人有无责任能力、有无过错、有无违法性认识等一切内部和外部的情况，狭义上的期待可能性则不包括责任能力、过错、违法性认识等内部情况，仅指实施行为时的外部情况。[7]由于刑法对责任能力、过错、违法性认识等有专门的理论加以阐释，因此通常所说的期待可能性是在狭义上而言的，也就是说，它是在责任能力、过错、违法性认识等内部刑事归责要素的基础之上的另一个外部刑事归责要素。[8]
二、思想溯源
在人类思想史上，期待可能性的思想由来已久。例如，中外古代法律都有关于容隐制度的规定。所谓容隐制度，就是对于人们为亲属利益而为知犯不举告，掩盖犯罪事实，通报消息及帮助逃捕，藏匿人犯及帮助脱拘，帮助窝赃销赃，伪证或诬告，变造或湮灭证据，顶替自首及受刑，资助犯罪人衣食住行等妨害国家司法之行为中的一项或多项，不予处罚或减轻处罚。[9]对于容隐制度，孔子就说过：“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10]汉宣帝（第一个下诏确认容隐制度正当性的皇帝）也说：“父子之情，夫妇之道，天性也。”[11]在西方，远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就有容隐思想及其法律规定。例如，罗马法规定不得令亲属相互作证。又如，查士丁尼大帝曾将加害于人的子女交给受害人及其家属报复或处理的“委付制度”予以废止，其理由是：“古人甚至将上述规则（即交出加害人）同样地适用于处在父亲权力下的子女，但后人正确地认为这种办法过于严峻，因此我决定全部予以废止。因为谁能忍心把自己的子女作为加害人而交出呢？那样父亲由于儿子的遭遇比儿子本人更加感觉痛苦，至于廉耻观念更不容许以这种办法对待子女。”[12]正如有学者所分析的，容隐制度其实与现代刑法上的期待可能性理论有暗合之处。[13]
近代以来，欧洲的霍布斯、孟德斯鸠、康德等人进一步从理论上推动了期待可能性思想的发展。霍布斯在其《利维坦》一书中曾指出：“如果一个人是由于眼前丧生的恐惧而被迫作出违法的事情，他便可以完全获得宽宥，因为任何法律都不能约束一个人放弃自我保全。假定这种法律有约束力的话，人们也可以提出理由说：如果我不做，我马上就会丧生，如果我做的话，就可以在以后才死亡，所以做这一桩事情就可以多生存一些时候。这样说来，自然便迫使他做这一桩事。如果一个人缺乏食物或其他生活必需品，除非犯法没有任何其他方法保全自己，就象在中无法用钱买或靠施舍得到食物时行劫或偷盗一样，或是象夺取他人之剑以保卫自己的生命一样，那么他就可以获得完全的宽宥。”[14]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也指出：“在法官目前撒谎的，处死刑；这是和自卫的天性相违背的。”[15]康德认为：“没有任何刑法会对下述的一个人处以死刑：当一条船沉没了，他正在为了他的生命而推倒另一个人，使后者从木板上掉入水中，而他自己在木版上免于死亡。因为法律惩罚的威吓不可能比此时此刻害怕丧失生命的危险具有更大的力量。这样一条刑法（指侵犯他人致死，则要被处死的刑法），在此时完全失去了它所意图达到的效力。因为一个尚未确定的威胁-例如法庭判决死刑-不能超过对那种灾祸的恐惧（例如在上述情况下，肯定会淹死）。但是，这样一种为了自我保存而发生的暴力侵犯行为，不能视为完全不该受到谴责，它只是免于惩罚而已。”[16]
三、形成理论
作为一种刑法理论和学说，期待可能性产生的直接契机是1879年3月23日德意志帝国法院第四刑事部所作的“癖马案”（又称“惊马案”、“马车绕缰案”、 “莱伦芳格案” ）的判决。该判决的大体情况是：被告人乃一马车夫，他多年以来受雇驾驶一辆双匹马车，其中一匹名叫莱伦芳格（leinenfanger）的马有以其尾绕住缰绳并用力压低的恶癖，马车夫和雇主都知道莱伦芳格的这一癖性。1896年7月19日，马车夫在雇主的特别命令下，使用了莱伦芳格，结果在途中它又象往常一样癖性发作，以其尾绕缰用力下压。马车夫很着急，极力使马尾脱离缰绳，却未成功。此时，马匹暴狂起来，马车夫完全失去了对该马的控制。结果，狂奔的马撞倒了在路旁行走的铁匠，致其脚部骨折。检察官根据上述事实，以过失伤害罪对马车夫提起公诉，但是原审法院宣告被告无罪。检察官以原审判决不当为由，向德意志帝国法院提起上告，但帝国法院审理后仍然驳回了上告。其理由是：本案马车夫虽然认识到该马有以尾绕缰的癖性并可能导致伤人的后果，但当他要求更换一匹马时，雇主不但不允，反以解雇相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期待被告人不惜失掉工作，违抗雇主的命令而拒绝驾驭该马车。[17]
“癖马案”的判决意味着行为人在无条件选择合法行为时，即使实施了违法行为，而且存在过失，也不负刑事责任。该判决引起了德国刑法学者的兴趣与关注。1901年，梅耶（mayer）发表《有责行为及其种类》一文，指出责任要素除了心理要素外，尚须有非难可能性的存在。如果行为人处于无法可想的地步而不能期待为适法行为时，则行为人所为之违法行为，属于自我保全心理状态下之行为，不存在非难可能性，因此可以免责。1907年，弗兰克（frank）发表题为《论责任概念之构成》的论文，指出责任的本质在于非难可能性，这种非难可能性不象过去那样仅依据行为人的心理内容（故意、过失）来认定，同时还应依据责任能力及附随情状的正常性来认定。弗氏所言的附随情状的正常性，实际上就是期待行为人实施合法行为的可能性。他举例说，公司的会计和邮局送钱的邮递员都可能犯侵占罪，假如会计的生活环境很好，也没有需要抚养的家庭成员，是以获得赌资的意图犯侵占罪，而邮递员工资低，又要养活生病的妻子和众多的孩子，为了获得家庭生活费，不得已而犯了侵占罪。无疑，人们会认为会计的责任重。在这一事例中，虽然行为人的心理方面并无区别，会计和邮递员都具有责任能力，而且都是故意实施行为，但是，附随的各种情状却影响到具体的责任程度。弗兰克认为，不只是在上述日常生活的例子中，在法院关于莱伦芳格案件的判决中，以及实定刑法关于紧急避险的规定，都表明了附随情状的不正常性是阻却责任的事由。[18]
1913年，格尔德施米特（goldschmidt）撰文指出，“附随情状”只有充分表现于行为人之心理时，始成为责任要素，其本身并非责任要素，惟有“违反义务性”始成为此种责任要素。并主张，除要求个人遵守外部的态度的“法律规范”外，更有命令其必须决定采取遵守“法律规范”所必要之内心态度的“义务规范”。违反前者，引起违法性；违反后者，即引起责任。格尔德施米特的功绩在于通过规范概念的分析对期待可能性的根据作了理论的说明。不过，他的法律规范与义务规范相分离的理论，受到了后来施米特的批判。[19]
1922年，弗洛登塔尔（freudenthal）发表《责任与非难》。鉴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陷入极端贫困状态，人们生活困苦，为生活所迫而犯罪者颇多，弗洛登塔尔竭力主张因困于生活，为求生存出于不得已而犯罪者，应免责，从而将期待可能性的适用范围予以扩大。他认为，在普通日常生活下就一般人而言，已处于无法可想之境地，无论何人如与行为人处于同样境地时，除此行为外亦别无他法，若仍然认为行为人有责任，则无异于与人情相反。对当时德国的现状，他批评道：“刑法学在今日成了一门秘密的学问，刑事审判正在法与国民之间制造仇隙。”认为要改变这一状况，只有通过对过去的责任概念的构成加以根本的反省，进而指出：责任虽为非难可能性以及义务违反性，然而“义务”应以“能力”为前提，不可能之事不存在义务。弗洛登塔尔主张责任之实质，在于“行为人虽应采取其他态度且能够采取其他态度，但不为之，竟违反此期待而敢为其行为”。[20]
继上述诸家之后，施米特（schmidt）大体完成了期待可能性的理论体系。他修正了格尔德施米特的二元规范论，认为“法律规范”和“义务规范”不过是同一法规范的不同方面的作用。根据“评价先于命令”的逻辑，施米特认为法规范具有两种作用：一是判断某行为是适法行为还是违法行为的“评价规范”作用，一是命令行为者必须采取适法行为而不得采取非法行为的“命令规范”作用。前者仅系客观的价值判断，亦即仅判断某种事实是否与法秩序之存在或发展相矛盾，因此对于一般的行为人（不论有无责任能力）都可以适用；后者系有关判断责任的规范，故只有那些能够依据其命令而为意思决定之人，却违反期待而决意实施违法行为，才发生责任的问题。施米特认为，责任是由心理要素与规范要素所合成。在心理要素方面，行为人必须能够认识（至少在经验上能够认识）因其行为而惹起适合构成要件的结果，且能意识其侵害社会性（即在共同生活上不得实行该行为）。在规范要素方面，必须足以认定行为者实际发生的心理活动有缺陷（这里的“心理活动有缺陷”，并非责任能力意义上的精神缺陷，而是引起行为者“当为而不为，不当为而为”的心理因素），以及实际发生之意欲（即惹起违法结果之意欲）系不应有之意欲，且可以期待该行为符合动机过程之义务（即得以期待行为者采取适法的态度，以代替其实际采取的违法态度）。[21]
四、发展演变
期待可能性理论在德国形成之后，又经过弗尔蒂（foltin）等人的发展，逐渐成为规范责任论的核心概念。[22]虽然在纳粹时代，该理论曾因被认为是属于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东西而受到过激烈的批判，但其生命力并未因此受到影响，至今在刑法学上显示其重大意义。[23]表现在立法上，从1925年的《德国刑法（草案）》到1927年的《德国刑法（草案）》，从1973年10月施行的《联邦德国刑法典》到1999年1月生效的德国现行《刑法典》，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期待可能性的精神。[24]以现行德国刑法典为例，其第34条规定：“为使自己或他人的生命、身体、自由、名誉、财产或其他法益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不得已而采取的紧急避险行为不违法。但要考虑到所要造成危害的法益及危害程度，所要保全的法益应明显大于所要造成危害的法益，而该行为实属不得已才为之，方可适用本条之规定。”第35条规定：“为使自己、亲属或其他与自己关系密切者的生命、身体或自由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不得已而采取的紧急避险行为不负刑事责任。如行为人根据情况，尤其是危险因自己引起，或该人面临危险但具有特定法律关系的，则不适用本款之规定。” 德国刑法典将第34条称为“阻却违法性的的紧急避险”，将第35条称为“阻却责任的紧急避险”。引人注意的是，后者对所要保护的法益没有前者“明显大于所要造成危害的法益”之要求，实则可以大于、等于甚至小于所要造成危害的法益。显然，该条的规定是从行为人的角度出发，对某些特定对象的特定法益，法律不能期待行为人牺牲自己，放弃予以保护而保全社会利益，故对该类行为免责，其中期待可能性的意思是很明显的。另外，该法典第157条第1款规定：“证人或鉴定人犯虚伪宣誓或未经宣誓的伪证罪，如是为了避免其亲属或本人受刑罚处罚或剥夺自由的矫正与保安处分的，法院可根据规定酌情减轻其刑罚，未经宣誓而陈述的，则免除其刑罚。”第258条第5款和第6款对包庇罪作了例外性规定：“为使对其本人所判处的刑罚或保安处分，或刑罚或保安处分的执行全部或部分无效时，不处罚。”“为使家属免于刑罚处罚而为上述行为的，不处罚。”这些条款都包含了期待可能性的思想。
自20世纪初，日本刑法从原来效仿法国刑法转而效仿德国刑法。[25]在这一背景下，期待可能性理论也得以在昭和初期（20世纪20年代）从德国传入日本，并很快被日本刑法学界所接受，其对期待可能性理论的研究甚至有超越德国之势。经木村龟二、泷川幸辰、左伯千仞等学者们的鼓吹，期待可能性理论遂成为日本刑法理论的研究主流，从而使该理论的架构更趋成熟，并对其判例形成莫大的冲击与影响。[26]
在日本，被学界广为引用的运用期待可能性理论的先驱案例是有名的第五柏岛丸案件[昭和8年（1933年）10月21日大审院判决].案件梗概是：被告为领有乙种二等驾驶执照的海员，自昭和7年（1932年）6月起开始受雇于广岛县音户町的某航运业者，任该人所有的发动机船第五柏岛丸号（九吨）的船长。9月13日上午6时，被告人驾驶第五柏岛丸号满载乘客128人（限乘24人）由音户町发航前往吴市。途中，另一船自右后方急驰而来，右舷乘客为免受追越时海水激起的浪沫溅湿，纷纷向该船左舷移动，船身因载重过多而左倾，海水随即由船尾浸入，终至该船沉没，结果乘客溺死28人，致伤7人。初审的广岛法院吴市分院及广岛高院都以被告人触犯业务过失致人死伤及业务过失倾覆交通工具罪，按想象竞合犯以业务过失致人死伤罪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6个月。但最后大审院认为原审判决量刑过不当，改判被告人300日元的罚金。理由是：事故发生的当时，从音户町到吴市上班的人非常多，但作为交通工具的船舶却很少，上班的职工不愿迟到，因而不顾船员的制止而争先乘船；负责管理的警官也只考虑职工的准时上班，督促厉行出航时间，放松了对超过定员的监督；该船的航运经费，需以搭载超过定员的乘客的收入才能得到补偿，船主不顾身为船长的被告的再三提醒，命令搭载过多的乘客。总之，对此因超载而引致的惨剧，身为船长固无从推辞其应负之责，但如将责任完全归诸于被告一人，又显过度残酷。大审院斟酌这些基本情事，又鉴于被告人缺乏资产，收入菲薄，故作出上述判决。[27]虽然大审院没有认为被告人无罪，但是明显减轻了其处罚，反映了期待可能性的思想，泷川幸辰认为这是“富有人情味的判决”。[28]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因战败致使国内经济、社会秩序乃至国民生活陷入极度混乱的局面，为重建经济秩序，大量的颁布经济管制法令，因此为数甚多的违反经济管制法令的案件接踵而来，立于裁判事务第一线的下级法院裁判官，面对这种现象，基于法律情感，更加热衷于以无期待可能性为由而宣告某些被告人无罪，且将该理论扩大到故意的范围。有名的案件如违反统制价格的亚铅镀铁板买受案[昭和23年（1948年）10月16日东京高院判决]、三友碳矿劳动争议之罢工案件[昭和24年（1949年）3月17日福冈高院判决]、肥料公团业务上侵占案[昭和28年（1953年）4月6日东京高院判决]、东芝川岸工场失业保险法违反案[昭和28年（1953年）10月29日东京高院判决].在这些案件中，法院均以期待可能性的欠缺为由对被告人作了无罪处理。[29]最高法院对此也持肯定态度。如在三友碳矿罢工案件的上诉审理中，控方指称：原判决以被告所为的违法行为欠缺期待可能性而否定其刑事责任，依据仅为漫然的条理上的责任阻却，但期待可能性何以能排斥责任？在成文法上的依据何在？都缺乏说明，故不无判决理由脱漏的违法。最高裁判所认为：以期待可能性不存在为由而作否定刑事责任的理论，并非基于刑法上的明文规定，乃所谓超法规的责任阻却事由。原判决未出示法条上的成文依据，而求诸法理，结论上尚难谓不当。[30]
从立法看，日本现行刑法第37条关于“紧急避难”的规定、第105条关于犯人或脱逃人的亲属，为了犯人或脱逃人的利益而犯藏匿犯人和隐灭证据罪的，可以免除刑罚的规定等内容被认为体现了期待可能性的思想。[31]
期待可能性理论虽滥觞于德国，风靡于日本，但时至今日，其影响早已超越国界。据考察，在法国刑法典、意大利刑法典、瑞士联邦刑法典、俄罗斯刑法典等众多国家的刑事立法中，都有相关条款体现了期待可能性的思想。[32]因此，有学者评论道：“期待可能性的思想，乃司法实践上本于公平性、合理性，并在法律感情的驱使下的自发产物，因其具有填补国民与法律间所存嫌隙，提高法院威信及法律权威之功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刑事责任理论中之时代宠儿，并赢得危机理论的称号。”[33]
五、问题聚焦
（一）期待可能性理论在犯罪论体系中的地位
关于期待可能性理论在犯罪论体系中的地位，归纳起来，有六种意见：其一，认为它是与责任能力、故意或过失并列的第三责任要素；其二，认为它是与责任能力、故意或过失、违法性认识（或其可能性）并列的第四责任要素；其三，认为它是故意、过失的构成要素，即将期待可能性包含在故意、过失之中来理解；其四，认为责任能力与故意、过失是责任的原则性要素，缺乏期待可能性是责任的例外性要素，即把不存在期待可能性理解为责任阻却事由；其五，认为期待可能性不是责任要素，它应在追究责任的前阶段（违法性与责任之间的独立犯罪阶段）的行为归类中占有地位；其六，认为它既不是责任要素，也不是一般责任阻却事由，仅不过是事实上的免责事由。[34]
上述后两种观点与前四种观点显著不同的是，它们从根本上欲否定期待可能性作为责任要素的通说，[35]特别是第五种观点，牵涉到大陆法系犯罪构成理论的重构，虽值得重视，但就目前情形言，尚不足以与前几种观点相抗衡。也就是说，学界大多还是主张在责任论中找到期待可能性的适当位置。
而第二种观点与第一种观点的区别仅在于要否将违法性认识纳入到刑事归责体系中来，[36]就将期待可能性作为一种独立的责任要素而言，两者是一致的。第四种观点与之相比，其实就是一个把存在期待可能性理解为责任的积极要素，或把不存在期待可能性理解为消极的责任要素，“这种理解上的差异，在体系上并不具备对立的性质”。[37]这样，讨论的重点就落在了期待可能性究竟是包含在故意、过失之中，还是与之相并列、具有独立意义的责任要素。
主张期待可能性包含在故意、过失之中的学者认为，责任论中的故意、过失就是故意责任与过失责任，它不同于构成要件要素的故意、过失。作为构成要件要素的故意、过失，是单纯依照行为人对构成事实的认识或有无预见而决定，是有无故意或过失的问题，而故意责任与过失责任则除有无之外，尚有轻重程度的问题。因此，将期待可能性理解为故意、过失的构成要素，不仅可以籍此说明决定责任有无及轻重的问题，还可充分掌握故意责任与过失责任的规范性质。如果缺乏期待可能性，纵有构成要件要素的故意、过失，行为人的故意责任或过失责任也遭阻却。[38]
上述观点，遭到了如下批评：首先，期待可能性是一种客观的责任要素，而故意责任和过失责任是一种主观的责任要素，二者应当加以区别；其次，从故意和过失本身的含义来看，前者是对犯罪事实的认识与容认，后者是对注意义务的违反，从此意义上说，故意、过失的成立不应当包含期待可能性的要素；[39]第三，虽然责任的存在与否及其轻重程度的判断与适法的期待可能息相关，但这与是否要将期待可能性植入故意与过失内的主张，缺乏理论上的必然关联性；第四，如坚持期待可能性是故意、过失的构成要素，则仅须将传统心理责任论中的故意、过失概念稍加补增，赋予规范内涵就可因应，不须另创规范责任论。[40]笔者认为，这些批评是有道理的。
进一步讲，笔者倾向于把不存在期待可能性作为一种独立的责任阻却事由来理解。日本学者左伯千仞曾分析指出，将期待可能性简单地与故意、过失等责任要素相并列，其实并不科学，因为责任能力与故意、过失是责任的原则要素，期待可能性是责任的例外要素。如果行为人有责任能力和故意、过失，通常就可推定有责任，只有在特殊情形出现时，才出现责任的例外，此时由于无适法行为的期待可能，乃阻却责任。[41]这种“原则—例外”型的期待可能性定位模式，放弃了寻求统一把握故意、过失的做法，转而自相反方向，以消极除外的方式统一掌握责任的基础，其可取之处正如黄丁全博士所评论的：“此种思维模式不仅可回避将问题纠结于故意、过失范围内所产生的困扰，且依照此说，只需行为人具备责任能力与故意、过失，通常就可认为有适法行为的期待可能性，从而可肯定行为人的责任，但如能证明无期待可能性时，就可阻却责任，在理论上甚为简明。”[42]据说，此说已窜升为现时通行的学说。[43]
（二）期待可能性的判断标准
“在德、日的判例中，发生的问题不是应否适用期待可能性理论的问题，而是如何判断期待可能性有无的问题。”[44]以何基准作为判断的基础，是学理及司法实践中一向争论激烈的问题。学说主要有三种观点：
1、行为人标准说。认为应该以行为人本人的能力为标准，判断在行为时是否存在期待可能性。因为判断行为人有无期待可能性时，不能脱离行为人自身，即使能够说明期待一般人实施合法行为，只要不能期待于行为人，就不能对行为人进行谴责。在立法例上，有学者认为，法国刑法第64条有关强制而阻却责任的规定，不使用“不能抗拒”而代之以“行为人不能抗拒”，即其适例。[45]
对行为人标准说有如下批评意见：一是如果按照此一理论，任何人在其具体行为中，都必然由于行为外部的情形形成条件，结果就等于说因没有作出其他行为的可能性。如贯彻此一论点，结论上将有“理解越多则宽恕越多，理解全部即宽恕全部”的缺失，不仅有导致法秩序的迟缓化、软骨化的虞虑，更有使刑事责任成为不可能的结果。二是适用行为人标准说的结果，将致刑事责任的判断趋于极端的个别化，此与法的划一性要求显然背离，不仅对能力较一般人为高者过于严酷，对于穷困犯亦将无明文处罚可循。三是单纯采用行为人标准说，对所谓确信犯的处罚将成为问题，[46]因为确信犯就其行为本身而言，常可认定为期待困难或根本无期待的可能。[47]
针对上述批评，主张行为人标准说的人也有反批评的意见：首先，批评者称如贯彻行为人标准说，将导致理解全部即宽恕全部，将使责任判断不可能。但此种批评，逻辑上是以“行为人就该行为而言，别无其他行为实行的可能性，而必然地将实施该违法行为”为前提假设。但是，如果这一前提为真，则承认期待可能性为责任依据的命题，根本上就无任何意义可言，结果无异期待可能性的否定论；如果这一前提为假，则该批评显然不当，自不待言。[48]其次，刑事责任的判断，本来就是一种个别的、个人的评价，所谓违反法的划一性而使刑事责任的判断趋于极端个别化的批评是不恰当的。[49]再次，所谓确信犯，应属行为人世界观的问题，与附随于行为人的情事及人格能力无涉，从而确信犯并非期待可能性的问题。理论言之，确信犯应属义务冲突的一种类型，系“法价值”与“超法规价值”的冲突问题，于世界观的法理念内既不被肯定，自不能免于法的非难。因此，引确信犯为由所作的批评，亦不适当。[50]
2、平均人标准说。认为应把平均人（即通常人）置于行为人的情况下，看是否能够期待平均人实施合法行为，据此决定期待可能性的有无。如果平均人可实施合法行为，则也可期待行为人实施合法行为；反之，平均人处于行为人之立场不能实施合法行为时，则行为人无责任。木村龟二指出：“刑法既不是相对于圣人、贤人的规范，也不区别勇敢者和怯懦者，而是相对于社会的一般人的规范。在这种意义上，以社会的一般人为标准，根据社会的一般人若处在行为人的立场上是否可能作出合法行为的决意来判断期待可能性的有无才是妥当的。”[51]
司法实践中引用平均人标准说而开风气之先者，为昭和23年（1948年）10月16日东京高等裁判所就关于“亚铅镀铁板违反物价统制价额买受案”所作的判决，其判决理由为：“法规范的定位，在命令为特定的行为或禁止为特定的行为，但法律不能强人所难，作为规范内容的命令或禁止，必须以有履行的可能为前提，此可能的限度，也就是所谓的可能或不可能，并非绝对能或绝对不能的意味，是以一般普通人立于被告同一地位状况下，也无法期待他不实施违法的行为（合法行为的期待不可能），去仍强行非难被告的违法行为，此不仅否定刑法的人情味，也将致刑法的权威性丧失，自非法的精神所在。”[52]
对平均人标准说的批评主要来自于以下两方面：其一，期待可能性的中心思想在法律不强人所难，因此责任非难应以行为人的可能为其界限，纵平均人可能，但确为行为人所不能时，不能不考虑行为人的特殊情形，否则就与承认期待可能性的意旨背道而驰。[53]其二，所谓平均人的观念，就社会阶级对立、政治信仰分裂的现代社会而言，实在缺乏客观性，执此内容分歧不一的观念，作为判断有无期待可能性的标准，有害法的安定性。[54]
3、国家（法规范）标准说。认为行为人是否存在期待可能性，应以国家和法律秩序的需要为标准。因为刑法对行为赋予评价规范的作用来自国家理念，判断有无责任，当以国家理念为准，违反以国家理念或法秩序为根本的义务，即应受非难。左伯千仞指出：“在法律世界给期待可能性判断问题提供终极标准的理念或最高价值必须是国家-在现实中进行支配的具体的国家。在超法规的责任阻却原因的判断中，法官应该沿着作为最高价值的具体支配着现实的国家所要求的方向进行法的判断。”[55]
批评国家标准说的人认为：期待可能性的问题应该是在法律上如何的情形下才有期待可能性的问题，而此说主张法秩序认为有期待可能性时，才有期待可能性，此种说明方法无非以问答问，欠缺说服力。另外，国家标准说过于抽象，带有浓厚的国家主义色彩，援引此说有将不当的国家期待予以正当化的危险，对个人权利具有莫大的威胁性。又所谓国家标准应由何人决定，甚难预见，恐有流于执法者偏颇判断的结果，对法的安定性、客观性有生损害之虞。[56]
针对上述各种观点之不足，有学者又提出综合标准说。认为期待可能性的判断标准，应就被期待行为人之能力及其行为当时的具体情况相联系，并参酌一般日常生活经验、法律秩序的观点，以判断是否有期待可能性。[57]
笔者认为，从期待可能性的本意来说，行为人标准说应是妥当的。期待可能性的本来目的就是要把那些陷入某种恶劣环境中的行为人从责任的追究中解救出来，是为了在法律上对人类普遍的脆弱人性表示理解，因此，应当以行为人的具体状况为标准来判断期待可能性的有无。期待可能性要求立法者和司法者 “将心比心”，设身处地地站在行为人的角度去考量他的行为环境、情景和背景，这虽然从表面看，好象是以常人之心去度行为人之心，有通常人标准之嫌，实则不然，而是让抽象的通常人具体化，其判断的平台是行为当时的具体环境和行为人的具体情况。进一步讲，我们可以这样认为：若行为人的行为“高尚”程度高于平均人，则由于法律只规范平均人，此时可持平均人标准说；若行为人的“低劣”程度高于平均人，则此时应以行为人的标准来考量其行为有无合法期待的可能。期待可能性所要解决的恰恰是后者，所以我们说其判断标准只能是行为人的标准。
（三）期待可能性的适用范围
1、实定法亦或超法规？
期待可能性是把它理解为仅仅依据法律规定及其解释的各种具体情况如紧急避难、强制等，还是可以作为一般的、超法规的责任阻却事由，在学界是有争议的。[58]首先，就实定法而言，无论从理论到实践，承认期待可能性似乎并无异议。例如，在世界各国刑法的总则中，普遍对紧急避险作出了免责规定。但紧急避险为何可以免责，正如日本学者泷川幸辰所立论的，系因行为人无为适法行为的期待可能：“紧急避险本身虽是违法行为，但因欠缺应使行为人负刑事责任的条件，故阻却责任。自己或他人以及财产等，纵令遭遇任何危险，当然不能将身受的危害转嫁给第三人。无论行为人主观作如何的解释，避险行为本身，在客观上观之，仍为违法行为；但若自反面观之，在此情形下，法律若对行为人要求纵令牺牲自己，也应救助他人，实在是强人所难-法律仅能就可对普通人期待的态度，使个人负其责任而已-简言之，判断刑法上的责任，仅应以普通人期待可能性的限度而论之。如此解释，紧急避险即为典型的阻却责任的原因行为。”[59]同样，对于避险过当（避险过剩），世界各国刑法也普遍规定依其情节减轻或免除处罚，其理由也系因为在此种情况下，期待可能性虽非欠缺但减少。[60]又如，不少国家和地区的刑法分则中都有对“亲亲相隐”的有关规定，如日本刑法第105条规定的犯人或犯人之亲属，为犯人或脱逃人之利益而犯藏匿、隐避犯人和对证据之湮灭者，得免其刑，我国台湾“刑法”第176条规定的配偶或五亲等内血亲、三亲等内姻亲图利犯人或依法逮捕拘禁之人而犯藏匿、湮灭证据罪的，免除其刑，以及日本刑法第257条和台湾地区“刑法”第351条规定的亲属间之赃物收受得免其刑，等等，均被认为是“基于特定的社会关系而引起期待可能性欠缺或减少之故”。[61]
至于期待可能性能否作为超法规的责任阻却事由加以适用，情况就要复杂得多。在德国，超法规的免责事由的观点曾被承认了一段时间，判例也曾一度呈现出向该观点靠近的倾向。但现在却有越来越多的学说对此持否定的见解，如耶塞克教授等人认为：“不可期待性这一超法规的免责事由，无论是从主观上还是从客观上加以理解，均会削弱刑法的一般预防效果，以至于导致法适用的不平等现象。” “免责事由根据法律明确的体系表明了例外规定，这些例外规定不应被扩大适用。甚至在困难的生活状况下，即使要求当事人作出巨大牺牲，社会共同体也必须要求服从法律。”[62]
在日本，则肯定超法规阻却责任的学说一直占主流地位。当期待可能性理论在20世纪初期从德国传入日本时，早期的学者通盘继受了肯定说的见解，使肯定说成为日本学界的压倒性通说。后来在司法实践中，又因二战失败所带来的客观环境的强大压力，更使法院热衷于采肯定说的见解。如最高裁判所1956年关于“三友碳矿罢工案件”的判决，判决要旨系“以期待可能性不存在为由，而作为否定刑事责任的理论，并非本于刑法上的明文规定，乃所谓超法规的责任阻却事由。”此外，高等裁判所的判例也颇多明确采用肯定说的见解。 [63]
笔者认为，期待可能性应当可以成为超法规的责任阻却事由。诚如日本学者内藤谦所言：“立法者和实定法都不是万能的，实定法不可能没有遗漏地规定了责任阻却事由，因此，尽管没有法律的规定，但从具体情况考虑缺乏合法行为的期待可能性时，仍应承认阻却责任。”[64]我国台湾学者黄丁全也说得好：“期待可能性理论本来的意图，系在极特殊之不合理案件中，就制定法的严格范围与社会现实的矛盾充作架桥，以发挥具体的妥当性机能。” “至于滥用的问题，并非期待可能性理论特有的缺点。如以某种理论有被滥用之虞而排斥该理论的适用，不啻因噎废食。况对于期待可能性理论所适用的范围，学界已多有主张应加以限制，如能缩小其范围，自不致侵害现行刑罚制度。”[65]
承认期待可能性的超法规适用，与“罪刑法定”是何种关系，二者有无矛盾？我认为，在这一问题上，台湾学者洪福增的见解是适当的：“依据罪刑法定主义的立场，刑法已将所有应成为罪的行为类型（即犯罪类型），搜罗殆尽，而以明文加以规定，以资信守，为被告人的利益起见，自应禁止以类推解释的方法创造新犯罪类型；然另一方面，刑法对于阻却违法或阻却责任事由，，则未作网罗的规定，自初即系预定以解释补充刑法的不足。如被告人为避免自己的刑事责任，而教唆他人为伪证行为者，通说认为不成立犯罪，而此种阻却责任的事由，超出法律之规定。罪刑法定主义的精神，在于禁止类似新设刑罚或加重刑罚为不利于被告人的类推解释，并未禁止排除或减轻刑罚的有利于被告人的类推解释。”[66]
2、故意亦或过失？
期待可能性是否可以作为故意行为的责任阻却事由，还是只能作为过失行为的责任阻却事由？这是学界发生争议的又一个问题。过失犯可适用期待可能性理论，此为学界所共认。但能否扩张适用范围而兼及故意犯，则有不同见解。另有的学者认为，故意犯适用期待可能性的情形仅以法律规定为限，超法规的期待可能性只能适用于过失犯。此种见解在德国颇为流行，“在帝国法院首先表明‘根据现行法，行为人在故意犯罪情况下，法律规定之外的免责事由，不得予以承认’的立场后，学术界贯彻了这样一种认识，即刑法在责任领域需要标准，这些标准虽然应当包含对意志形成的评价，但必须被形式化，并从法律上加以规定。”[67]
但日本则不然，“日本现况，无论故意犯或过失犯，同样可适用期待可能性的理论。”[68]我国台湾学者黄丁全也赞成此说，认为：“倘认为只有过失犯可适用期待可能性理论，对于偶为故意犯的情形则加排斥，不仅违背理论本来的面目，且有招来强加非难的不当结果（之虞）。”[69]
笔者认为，从期待可能性的核心理念来看，似不好将其适用范围局限在过失犯，对于故意犯应同样适用。当然，这里又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从实定法的角度看，应将故意犯纳入期待可能性的立法思路，象亲亲相隐等立法例，如只从刑法意义上来衡量，行为人是自由的，但若从人性来衡量，则又是不自由的；二是从超法规的角度看，也应对虽有故意但基于特定情形而使期待可能性不可能或减少的予以考虑，如前述犯罪人为避免自己的刑事责任而教唆他人作伪证，通说不认为是犯罪的例子，就可用期待可能性理论来解释。
六、借鉴思路
作为一种“刑法学上的共同财富”（大?V仁语），期待可能性理论对我们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粗略看，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展开思路：
1、期待可能性理论应当成为丰富、发展和完善我国刑法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对此，国内已有个别学者作了有益探索，如有的学者认为，期待可能性理论的引入，一是有助于我们将对犯罪本质的认识由传统的“社会危害性”一元论转为“社会危害性与人身危险性”的二元论，二是有助于我们完善犯罪论体系，将期待可能性作为刑事责任能力的一个构成要素加以考虑，进而可对犯罪主体的结构按如下层次设计：犯罪主体—刑事责任能力—刑事责任年龄、精神无障碍（积极的、原则的要素）+ 期待可能性（消极的、例外的要素），三是有助于对紧急避险、执行上级命令的行为等许多长期困扰我国刑法理论界的问题作出合理而令人信服的解释。[70]另有的学者认为，期待可能性理论可以帮助我们完善罪过理论，使罪过包括：1、基本要素：故意、过失；2、评价要素、前提要素和消极要素：期待可能性。[71]
但也有学者批评道：目前国内学界存在不加区分东西刑法理论及其体系的差别，生搬硬套期待可能性理论的误区，并断言我国刑法中的故意与过失已经完全体现了期待可能性思想，那种主张将期待可能性引进我国犯罪主观要件以完善罪过的观点是完全不足取的。[72]对此，笔者的意见是：生搬硬套自然不对，但断言我国刑法中的故意和过失已经完全体现了期待可能性思想，不必再将期待可能性理论引进我国的犯罪主观要件，也不免偏颇。如该论者所言，我国刑法中的故意和过失是以社会危害性为其内蕴的，这就决定了其虽然是心理事实与规范评价的统一，但此种规范评价的机能与期待可能性理论的规范机能恰恰是相反的，因为期待可能性理论的本质特征在于对具备心理事实但不具备适法行为期待可能的行为人提供救济，而我国现今以社会危害性为内蕴的过错理论却非但不能达此意图，反而使行为人陷入如下处境：即使行为人不认为自己的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但只要他具备一定的心理事实，统治阶级仍可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将罪过责任强加于行为人。
我们说，期待可能性理论根源于人性的脆弱和人的意志的相对自由。先哲卢梭曾云：“人是生而自由的，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73]霍尔巴特更说：“人从生到死，没有哪一瞬间是自由的。”[74]我们承认人的意志相对自由，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基于知识的有限性和必须为因果关系划定相对边界的无奈。但即便在这种相对自由中，我们还必须看到，简单的故意、过失之分其实又覆盖了多少丰富和复杂的情形，人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受环境要素的制约，这似乎并不是过错理论所关心的问题。我们这些习惯于以社会上高尚的人来自居的人（其实不如说是命运的幸运者），往往“站着说话不腰疼”，将那些因种种原因陷入犯罪泥潭的人视为“活该”。有趣的是，期待可能性发轫于德日等战败国在社会穷困艰难之际，大抵人类在此时更容易滋长怜悯情结。如今我国呈一片太平盛世状，自然对犯罪人也鲜有同情之心。然而，社会的进步决不应成为期待可能性这一闪耀着人性光辉的理论淹没的理由。“我们既以研习刑法为职志，不仅不愿见此现象的发生，反乐见期待可能性理论能更进一步地发展。”[75]弘扬人性，关注个体，用期待可能性理论来丰富和发展我国刑法理论，构筑更为科学的罪责体系，这应是我国刑法学者当下理论创新的题中之意。
2、期待可能性理论对我国刑事立法应有指导意义。期待可能性理论体现了对人性的尊重与关怀，它有利于拉近法与老百姓的距离，培养公众对法的认同和忠诚，因此应当成为完善我国刑事立法的一个指导思想。古人云：“法者缘人情而制，非设罪以陷人也。”[76]今人也说：“从法制的历史看，法合人情则兴，法逆人情则竭。情入于法，使法与伦理结合，易为人所接受。法顺人情，冲淡了法的冷酷的外貌，更易于推行。”[77]以此反观我国现行刑事立法，应当说，有的条款的设立是不符合这一理念的，如刑法第305条规定的“伪证罪”，第307条规定的“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第310条规定的“窝藏、包庇罪”等，都把犯罪分子的近亲属包括在犯罪主体之内；刑事诉讼法第48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也没有将近亲属排除在外。这既与我国法律传统相背，也与国外大多数国家的立法相左，其原因乃是在处理“公理”与“人性”、“大义”与“亲情”的关系上，过多地强调了“大公无私”、“大义灭亲”。[78]但此种立法，却置犯罪人于头痛欲裂之境界，其效果只怕会出现博登海默所担心的：“当一条规则或一套规则的实效因道德上的抵制而受到威胁时，它的有效性就可能变成一个毫无意义的外壳。”[79]退一步讲，即使它的有效性不致成为一个空壳，也由于它对伦理道德的冲击和对家庭瓦解所起的负作用，注定其社会效益得不偿失。
以上讲的是分则方面，总则方面笔者还有一点不成熟的设想，那就是在刑法总则增加一个类似如下的条款：“行为人依其行为当时的具体情状，若不能或难以期待其作出适法行为的，得免除或减轻处罚。”这样，虽然较之具体的规范，仍有超法规的味道，但从总则与分则的关系来看，却也为期待可能性的适用提供了法律依据。
3、期待可能性理论在刑事司法中大有可为。能否将期待可能性作为一种执法理念贯穿于刑事司法工作中，对提高执法质量、实现司法公正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首先，期待可能性可以作为一项重要的刑事政策思想加以推行。例如，几年前在美国纽约访问时，我曾听纽约警察局长介绍他们出台的一项有关打击黑社会犯罪的政策：由于华人地区非法移民的较多，那些遭受黑社会敲诈勒索的人由于担心向警察报案会暴露自己的非法移民身份，所以受害后也从不报案，为了取得这些受害者的配合，警察局出台了这样一项政策：凡因举报黑社会而暴露非法移民身份的，不遣送回国。这一招果然见效，使警方在打击黑社会犯罪方面进展顺利。其实，这种刑事政策就是以期待可能性为基础，站在非法移民的角度将心比心而出台的。联想到我们司法实践中，也经常遇到者被黑社会或犯罪团伙敲诈勒索、却因害怕自己丑行暴露而不敢报案之类的案件，是否也可采取类似的刑事政策呢？其次，我国刑法总则对犯罪的定义有“但书”的规定，我国刑法分则大多数条文对法定刑的设置都有相当的幅度，还有不少条文采用“情节严重”之类的立法方式，这给期待可能性思想的运用提供了空间。高明的法官可充分发挥司法能动之功能，对那些期待可能性低甚至无的案件，相应地减免其刑事责任。试举一例：去年初全国许多媒体都曾报道过一个“政策与法律打架、政策执行者被判罪”的案例，说的是福建省长乐市财政局原局长王凯锋因执行违背《担保法》的上级文件造成700余万元的财政周转金未能收回而被一审法院以“罪”判处5年6个月的有期徒刑。对此案，学界在罪与非罪、罪重与罪轻的问题上争议颇大，笔者的意见就是判他有罪没问题，但从期待可能性出发，似乎一审判得太重。[80]
七、结语
在本文行将收笔的时候，笔者接到一个咨询电话：一司机在帮他所在的烟花厂运送炸药的过程中，由于路上遭人盗窃，不知何故，发生爆炸，死伤数人，结果查出原来厂方只办了一吨的运输手续，而实际上车上运的是八吨，于是警方以涉嫌“非法运输爆炸物罪”拘留司机及押运人等。该司机的妻子在电话中问我她丈夫可有责任，我不假思索地说当然有责任，她就说：他只是一个司机，还不得一切都听他们领导的……
放下电话，再来给这篇文章收尾时，我突然对自己刚才对那位司机的妻子的回答感到内疚起来，可是，不那样回答又怎样回答，毕竟，期待可能性理论还仅仅处于我们学界的讨论阶段，而且，以我写作此文的感受，许多问题离成熟的意见还远着呢，我不知道其他对此问题有过研究的同仁是否也有类似的感觉。
不过，我又想起苏力先生的一句话：“结论只是人们为了退出某一具体研究时一个比较有效而又体面的战术或策略。”[81]因此，就先到这吧。
注释:
[1] 转引自（台）廖文焕：《刑法“期待可能性”之研究》，《朝阳法律评论》1998年6月号。日本学者左伯千仞在其《关于期待可能性的思想》一文中，也对zumetbarkeit一词及其词根zumuten的含义作了类似的考证。（参见（日）左伯千仞：《刑法中期待可能性的思想》（增补本），有斐阁昭和60年（1985年），日文版，第5页。）
[2] 参见（日）福田平、大?V仁主编，李乔等译：《日本刑法总则讲义》，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8页。
[3] 参见（日）野村稔著，全理其等译：《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315页。
[4] 国内有的学者在介绍期待可能性时往往只从期待可能性的有无，而没有从期待可能性的大小来介绍，这是不全面的。
[5] （日）大?V仁：《刑法论集》（1），有斐阁昭和53年，日文版，第240页。
[6] 参见冯军：《刑事责任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235页。
[7]参见（日）植田重正：“期待可能性”，载《刑法讲座3.责任》，有斐阁昭和38年，第18页。
[8] 日本学者福田平和大?V仁在其《日本刑法总则讲义》、野村稔在其《刑法总论》的目录中，均将期待可能性排在责任能力、故意与过失、违法性认识之后，称其为“外部情况的异常性”。我国学者张明楷也认为：“有无期待可能性，只能根据客观事实进行判断，与行为人的主观内容没有直接关系。”（参见张明楷：《外国刑法学纲要》，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47页。）另外，冯军博士在其《刑事责任论》一书中，将刑事归责要素概括为：责任能力-刑事归责要素之一；事实性认识-刑事归责要素之二；违法性认识-刑事归责要素之三；期待可能性-刑事归责要素之五，可见他也是将期待可能性作为内部归责要素之外的一个外部归责要素来对待的。（参见前引冯军书，第110页以下。）
[9] 参见范忠信：“亲亲相为隐：中外法律的共同传统”，载《比较法研究》1997年第2期。需要指出的是，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允许容隐的对象范围有所不同，如有的限定为配偶，有的为近亲属。此外，有的法律还规定某些严重的犯罪不允许容隐，如《唐律》规定：“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隐；部曲、奴婢为主隐，皆勿论。即泄露其事及?`语消息亦不坐。其小功以下相隐，减凡人三等。若犯谋叛以上者，不用此律。”有关这方面的情况除了可参见前引范忠信文外，还可参看张晋藩先生的《中华法制文明的演进》（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一书中的第185页、第301页等处的内容。
[10] 《论语。子路》。
[11] 《汉书。宣帝纪》。
[12] （罗马）查士丁尼：《法学总论》，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23页。
[13] 参见游伟、肖晚祥：《期待可能性理论研究》，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第8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4] （英）霍布斯著，黎思复等译：《利维坦》，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34—235页。
[15] （法）孟德斯鸠著，张雁深译：《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87页。
[16] （德）康德著，沈叔平译：《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权利的科学》，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47页。
[17] 此处综合了下列作者的介绍：前引冯军书，第110—111页；前引游伟、肖晚祥文；李立众、刘代华：“期待可能性理论研究”，《中外法学》1999年第1期；丁银舟、郑鹤瑜：“期待可能性理论与我国犯罪构成理论的完善”，《法商研究》1997年第4期。学者们对该案例及其判决理由的介绍，略有差异。
[18]参见前引李立众、刘代华文和游伟、肖晚祥文。
[19] 参见前引冯军书，第243页。
[20] 参见（台）蔡墩铭主编：《刑法总则论文选辑》，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3年版，第476页以下。
[21] 参见前引蔡墩铭主编书，第478页以下。
[22] 规范责任论认为，责任并非仅仅是心理学的乃至生物学的事实本身，责任的本质是从规范的立场对事实进行的非难可能性的评价，作为非难可能性内容的合法行为的期待可能性是责任的规范要素。它是通过对心理责任论的扬弃而形成的。心理责任论认为，责任判断（归责）是把行为与行为人相结合，把结果归责为行为人的原因是行为人认识了结果或者虽然没有认识但是能够认识结果，责任就是以认识为内容的心理状态。规范责任论虽然没有否认心理事实这一责任结构要素，但认为故意或过失这种心理事实本身并非责任，责任的重点在于行为人的心理事实在规范上值得非难的可能性上。在今日德、日刑法学界，规范责任论超越了学派之争，占据了罪责理论通说的地位。（参见前引冯军书，第5页；王晨：《刑事责任的一般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6—97页。）
[23] 参见前引冯军书，第345页。
[24] 参见前引游伟、肖晚祥文。
[25] 张明楷先生分析认为：效仿法国刑法典的原因，是在明治维新之后，对法国1810年的所谓自由主义刑法典十分推崇；效仿德国刑法典的原因，从观念上说是作为天皇制下的立法样板的国家不应是共和国的法国，而应是采取帝制的德国。（参见《日本刑法典》，译者序，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26] 参见（台）黄丁全：《论刑事责任理论中的危机理论-期待可能性》，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第4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7] 参见（日）泷川幸辰：“期待可能性与责任之轻重”，载《泷川幸辰著作集》第3卷，转引自前引黄丁全文。
[28] 参见前引左伯千仞书，第212页以下。
[29] 参见前引黄丁全文。
[30] 同前。
[31]参见前引游伟、肖晚祥文。
[32]同前。
[33]参见前引黄丁全文。
[34]参见前引福田平、大?V仁主编书，第130—131页。
[35]值得指出的是，黄丁全博士在他的前述文章中认为：“期待可能性是责任要素，对此，学说上没有异论。”此结论的得出似有失严谨。
[36] 笔者的观点当然是肯定说，详细理由待另行文论述。
[37]参见前引福田平、大?V仁主编书，第131页。
[38]参见前引黄丁全文，以及张明楷：《外国刑法学纲要》，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47页。
[39] 参见前引张明楷书，第247页。
[40] 参见（台）周冶平：“规范责任论序说”，载《刑法研究》第2卷，三民书局1967年版。
[41]参见前引左伯千仞书，第347页。
[42]参见前引黄丁全文。
[43]参见前引黄丁全文。但张明楷教授认为，例外说和并列说还很难说哪一种观点占居通说地位。（参见前引张明楷书，第248页。
[44] 参见前引冯军书，第239页。
[45]参见前引黄丁全文。
[46] 所谓确信犯，系指行为人在实施犯罪时，对自己行为的正当性保持一种内心的确信，即并不认为自己是在实施犯罪，如某些政治犯。
[47] 转引自前引黄丁全文。
[48]参见前引植田重正文，第26页以下。
[49]转引自前引黄丁全文。
[50]参见（日）泷川幸辰：“犯罪论序说”，载《泷川幸辰著作集》第2卷，第112页。
[51] （日）木村龟二：《刑法总论》（增补本），有斐阁昭和62年，第305页以。
[52] 参见《日本高等裁判所刑事判例集》第2卷第1号，第18页。
[53] 参见（日）福田平：《刑法总论》，有斐阁昭和51年（1976年），第404页以下。
[54]转引自前引黄丁全文。
[55]参见前引左伯千仞书，第335页。
[56] 参见（日）中山研一：《刑法总论的基本问题》，成文堂1983年版，第207页。
[57] 转引自前引李立众、刘代华文。
[58]参见前引福田平、大?V仁主编书，第132页。
[59] 转引自（台）林瑞富：“阻却责任事由各国立法理由之比较研究”，载《刑事法杂志》第18卷第3期。
[60]参见前引黄丁全文。
[61] 同上。
[62] 参见（德）汉斯 .海因里希。耶塞克、托马斯。魏根特著，徐久生译：《德国刑法教科书》，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602页以下。
[63]参见前引黄丁全文。据黄博士指出，此一时期日本实务界不仅在刑事案件，而且在行政案件和经济案件中也广采肯定说。
[64] （日）内藤谦：《刑法讲义总论》（下），有斐阁1991年版，第1103页。
[65]参见前引黄丁全文。
[66] （台）洪福增：《刑法之理论与实践》，刑事法杂志社1988年修订版，第127页。
[67] 前引汉斯 .海因里希。耶塞克和托马斯。魏根特书，第603页。
[68]参见前引黄丁全文。
[69] 同上。
[70]参见前引游伟、肖晚祥文。
[71]参见前引丁银舟、郑鹤瑜文。
[72] 参见前引李立众、刘代华文。
[73] 卢梭：《社会契约论》，红旗出版社1997年版，第11页。
[74]转引自前引游伟、肖晚祥文。
[75]前引黄丁全文。
[76] 《盐铁论。刑德篇》。
[77] 张晋藩：《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52—53页。
[78] 参见刘仁文：“法意与亲情”，载《北京观察》2000年第11期。
[79] （美）博登海默著，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340页。
总有一种期待作文篇7
（广西大学，南宁530004）
摘 要：对深圳162家企业为调查对象，以卡方和比较均值的统计方法检验企业所属行业和规模参与校企合作的现状和期待是否具有显著性差异。不同企业行业和规模在现有和期待的校企合作方式、实习生的现有素质和期待素质、企业面临的合作困难和利益期待等三个方面多有显著性不同。建议政府重视中小微型企业对“现代学徒制”培养活动的独特价值，购买企业行业和规模合作服务的条件清单、正负清单，实现精细化制度和法规管理，反思实习生人文素质和职业态度分离的根源，加强实习管理，为实习生创造人文的非工作环境。
关键词 ：中小微型企业；行业；校企合作；现代学徒制；服务购买
中图分类号：G7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772（2015）25-0184-05
1.文献回顾和问题提出
近十多年来，从企业的角度，以问卷调查的形式，探寻企业对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态度和建议的成果增多。纵观这些研究，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1）围绕某个职业教育要素，（i）就某个专业人才培养调查和访谈企业从而改进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1]；（ii）企业对培养“双师型”教师的态度和建议[2]；（iii）企业对人才培养和学生素质的态度和建议[3]；（2）探寻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从而提出推动校企合作的建议[4、5、6]；（3）虽然大部分研究对企业属性、企业行业和企业规模有所划分，但分析时并没有将其作为变量充分展开[7，8]（4）调查数据描述分析多，统计推断的少。
本研究的调查内容聚焦于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现状和期待，针对上述（3）和（4）的特点，做出了改进，其一，以企业行业和规模为自变量进行分类分析和对比；其二，采用统计推断的方法预测样本的分析结论是否具有普遍性。
2.调查工具和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自编问卷先对10家企业进行试测，将问卷修缮后，再对深圳南宁和柳州两市162家企业进行随机调查。问卷包括11道多项选择题和7道开放式陈述题。
对所调查企业的行业分类。本研究根据我国行业分类[9]和产业分类方法[10]。将机电制造、电子、机械加工、五金、通讯、珠宝生产等对初级产品进行再加工的行业视为第二产业，统称制造业。其他行业归为第三产业，其中餐饮、贸易和物流为三产的第一层次，简称服务业；装修、设计、劳务公司、广告传媒等为第二层次，简称技术业；文化传播、教育培训为第三层次，简称教文业。
对所调查的企业进行规模的划分。参照国家统计局的划分办法[11]，根据不同产业和行业的从业人数，将调查企业分为小微企业、小型企业、中型企业和大型企业。
开放式问答题的编码方法。首先对逐个访谈内容进行一级编码后转换成表格；将每一句话作为表行，进行二级编码；删除冗余词，将核心内容放入句首，应用表格中的排序功能，对排序归类后的共同
关键词 进行三级编码；合并和提炼
关键词 ，将最终的数字代码输入spss统计软件20.0中进行分析。
研究将四类企业行业和规模作为自变量；因变量设定为校企合作的实存方式和期待方式、实习生的实然素质评价和应然素质期待、校企合作的实然困境和解困的利益期待，采用二分类法（0，1）录入。
研究对实存和期待、行业和规模进行对比分析，因此采用比较均值的统计推断方法，辅助采用非参数的K方检验和相关分析。首先进行Lenvene 检验以确定是否违反了均值比较的方差齐性假设。由于企业行业和规模样本数量明显不同，如违反方差齐性，则用Games Howel进行多重对比检验（post hoc），否则采用Hochberg’s GT2（H）[12]。配对样本检验时，视是否违反了正态和齐性，分别采用T检验和Welicoxo检验。[13]
3.分析结果
3.1企业行业、企业规模和访谈者的背景信息
其一，调查对象的主体是制造业和中小微型企业。表1显示，企业行业的74%为制造业，其中微、小、中、大企业各占5%、58%、18%和25%；在企业规模中，合计80%为中小微企业，19.8%为大型企业（涵盖94%的制造业和6%的服务业）。
其二，制造业从业者的学历相对最低，但英雄不问出处。初中学历的访谈者均来自制造业，高中学历中的86%来自制造行业，大专学历和本科学历人数最少。经卡方检验，学历和所处的行业具有显著性差异，X2=17.370（9），P=0.043＜0.05，但是学历和职务，X2=15.116（9），P=0.088＞0.05，学历和企业规模，X2=16.510（9），P=0.057＞0.05没有显著性差异，不同学历者在各类企业规模和承担各种职位的比例没有区别。
3.2不同企业对校企合作方式的不同需求
企业在不同合作方式上的实存百分比和期望百分比具有明显差异（表2），成对样本Wilcoxon检验呈现出显著性差异（表3），验证了企业希望校企合作方式更加丰富和多样的期待。总体上看，各企业对校企合作的意愿变化有相似的趋向，不同企业对参与校企合作的模式与深度又有着不同的期待。
3.2.1企业普遍降低“接收实习生”意愿，但大型企业和制造业的需求依旧强劲
就实存而言，合计51%企业当下的合作方式是“接收实习生”，百分比分布最高（表2），但行业倾向性明显。卡方检验表明，不同企业行业，X2=13.44（3），P=0.004＜0.05，不同企业规模，X2=16.117（3），P=0.001＜0.05，对“接收实习生”具有显著性差异，意味着对实习生的需求量与企业所属的行业和规模具有很大的关系，需求量最大的是制造业（55%）和服务业（58%），中型企业（70%）和大型企业（75%）。
就期待而言，企业“接收实习生”的实存百分比（51%）和期望百分比（37%）之间相差14%（表2）。Wilcoxon检验表明，这种差距具有显著性意义。Games-Howell检验表明，制造业和技术业之间，大型企业和微型企业之间，大型企业和小型企业之间具有显著性差异，表明制造业和大型企业的愿望并没有降低。
简而言之，制造业和大型企业依旧期待“接收实习生”，而服务业和中小企业的愿望下降。
3.2.2制造业、服务业和各企业规模普遍希望职校“订单式培养学生”
就期待而言，“订单式培养学生”的实存（6%）和期待（28%）之间的百分比相差22%，仅次于“接收实习生”，位列第二高期待（表2）。Wilcoxon配对样本检验表明，实存和期待之间存在的差距具有显著性意义。制造业和技术业、服务业和技术业之间的期待具有显著性差异，技术业无此项需求（表2）。企业规模之间的期待无显著性差异，表明他们的诉求是一致的。
3.2.3教文业和小型企业更期待进行深入的校企合作
Wilcoxon配对样本检验表明，“企业将车间搬到学校，建立生产性实训基地”（简称“建立实训基地”）和”参与职校人才培养”的合作方式，实存和期待之间的差距均具有显著性意义，表明了企业的期待。
多重对比分析锁定了具体的企业。就实存而言，企业行业和规模之间均无显著性差异，表2的低百分比分布表明合作尚没有开发；就期待而言，大型企业和小型企业在“建立实训基地”和“参与职校人才培养”上具有显著性差异，小型企业愿意开展这两项合作；教文业与制造业，教文业与技术业，教文业与制造业之间具有显著性差异，教文业期待“参与职校人才培养”工作。反观大中型企业和制造业，其更倾向以简单的合作，如“接受实习生”、“订单式培养学生”等。
3.3不同企业对实习生素质的不同需求
企业整体对实习生素质的期待高于实存（表3）。就实存而言，排在前三位的是“受过职业教育的人学的更快更好”（简称“发展能力”）（27.5%）、“比正式员工好管理”（简称“易管理”）（24.3%），其次是积极向上的性格（简称“性格”）（19.9%）。就期待而言，排在前三位的是热爱本职工作（简称“职业态度”）（49.5%）、性格（39.6%），其次是“一来就能完成简单的任务”（简称“动手能力”）（33.6%）和“发展能力”（33.6%）。
3.3.1企业整体上满意实习生的人文素质，对职业态度的评价最低
Wilcoxon检验表明，企业行业和规模对实习生整体的性格、易管理性和发展能力的评价而言，实存和期待之间并无显著性差异。企业普遍而一致的认为，实习生比正式员工好管理，他们对企业忠诚、极少考虑跳槽、遵守纪律、服从安排和听从指挥、有上进心、谦虚好学。虽然企业期待的性格（39.6%）和实存的性格（19.9%）之间的差值较大，但仍然可视为一种偶然现象和观察上的误差。换言之，企业整体上满意实习生的人文素质。
就实习生的实存（18.9%）和期待的动手能力（33.6%）、实存（16%）和期待（49.5%）的职业态度而言，企业整体的评价和期待具有显著性差异。实存和期待的职业态度分别是是企业评价最低的素质和企业最渴望提高的素质。
3.3.2制造业和企业规模期待实习生提高动手能力和改善职业态度
对动手能力的评价与企业的生产特点有关，并不是每类企业在实存和期待之间都具有显著性差异。拆分“企业行业”和“企业规模”的非参数Wilcoxon对比检验表明，制造业（Z=-4.826，P=0.000＜0.05）、微型企业（Z=-2.000，P=0.046＜0.05）、小型企业（Z=-3.618，P=0.000＜0.05）和大型企业（Z=-3.464，P=0.001＜0.05）在实习生实存和期待动手能力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其他对动手能力要求不高的企业行业并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例如服务业、技术业和教文业等。
制造业（Z=-6.782，P=0.000＜0.05）和微型企业（Z=-2.449，P=0.014＜0.05）小型企业（Z=-.427，P=0.000＜0.05）、中型企业（Z=-3.742，P=0.000＜0.05）和大型企业（Z=-2.449，P=0.014＜0.05）均对学生实存的职业态度不满意，特别是微型企业（0%/50%）和中型企业（0%/70%）前后差距巨大，相对满意的是大型企业（6%/25%）。值得注意的是，其他的企业行业对实习生的职业态度并无前后显著性落差，换言之，制造业对学生的职业态度尤其不满意。
3.3.2技术行业期待实习生改进性格和提高发展能力
工作性质不同导致企业对性格表现的需求不同。例如，企业行业中的制造业以物为工作对象，性格显然不是提高产品质量的关键因素，他们由此也关注不多（表3）。技术业（10%/60%）的工作对象是顾客，因此，沟通能力、亲和力、包容性、虚心、耐心、细致等良好的性格本身就是专业能力的内涵，是提高质量的关键因素。非参数Wilcoxon对比检验，技术业对实习生实存性格和期待性格（Z=-2.00，P=0.046＜0.05）、实存发展能力和期待发展能力（Z=-2.449，P=0.014＜0.05）的评价和期待上存在显著性差异，表明了技术业期待实习生修善自己的良好性格的诉求。虽然服务业期待和实存的百分比之差（20.5%/58%）达到了一倍以上，但由于没有通过检验，可推论服务业整体上对实习生的性格满意。
3.4.不同企业面临困难的紧迫程度各不相同
表4的数据表明，企业总体遇到的困难百分比从高到低依次为“培训实习生比培训学徒工的成本高”（34.8%）、“学生的实习工资和职业学校谈不拢”（31.2%）、“抽不出人管理和指导实习生”（29.4%）、“学校认为我们企业给他们的支持少”（21.7%）和“实习生的管理老师帮助不大”（14.2%）。
3.4.1制造业的显著性困难是培训成本，企业行业的人手困难最大
卡方检验表明，企业行业在实习工资（X2=6.005，DF=3，P=0.111＞0.05）、协调校企利益（X2=2.547，DF=3，P=0.467＞0.05）、实习带队教师的帮助（X2=3.580，DF=3，P=0.310＞0.05）和人手紧张（X2=4.934，DF=3，P=0.177＞0.05）的实存困难上不具有显著性差异，换言之，他们普遍感到工资困难、学校实习管理困难、人手紧张困难和校企利益协调困难。
不同企业行业在培训成本的困难（X2=15.179，DF=3，P=
0.00，2＜0.05）上具有显著性差异。综合多重分析和表6显示，制造业对培训实习生（47.5）感知的成本大于服务业（16.7%）和技术行业（0%）。虽然教文业（50%）感知的困难均高于其他行业，但是并不具有显著性差异，可视为一种偶然现象。
就行业而言，企业抽不出人手管理实习生的困难百分比最大，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3.4.2大型企业显著性困难最多，中小企业分别为学校管理低效和企业人手困难
企业规模的困难比行业更为丰富，且所有的显著性困难的比较对象均为大型企业。综合多重对比分析和表6的百分比，企业规模的困难具有以下特点。
关于“学校认为我们给他们的支持少”，大型企业（43.8%）和小型企业（14.6%）的困难具有显著性差异，前者的困难大于后者2倍；关于“培训实习生比培训学徒工成本高”，大型企业（56.3%）和中型企业（20%）之间具有显著性差异，大型企业的困难大于中型企业将近2倍。对于“实习老师的帮助不大”，中型企业（40）的困难大于大型企业（12.5%）和小型企业（10.4%），中型企业的困难程度大于大型企和小型企业的2-3倍。对于“我们企业很难抽出人管理和指导实习生”，微型企业（50%）的困难大于小型企业（38.8%）和中型企业（0%）。
3.5不同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不同期待
企业总体解困利益期待百分比从高到低依次为“学校按照企业的要求培养学生”（47.3%）、“政府根据实习生的质量奖补企业”（35.6%）、“政府转移企业支付实习生工资”（33%）、“符合要求的实习生留用企业2-5年”（27.9%）和“学校为企业提供技术服务”（16.3%）。小计显示，企业所属行业和规模对政府的期待均大于对学校的，其最大和最次利益期待具有一致性，不同的是中间三项期待的位次。
3.5.1.利益期待具有丰富的行业特点，普遍希望“按照企业的要求培养学生”
教文业期待学校提供指导和培训的百分比最高（50%），但这种观察差异并没有通过Games Howel检验，可视为一种偶然现象。制造业（18.3%）和技术业（0%）之间具有显著性差异，但是百分比分布过低，表明制造业的期待也非常微弱。
服务业期待符合要求的实习生留用企业2-5年。教育文化行业（0%）和服务业（50）之间具有显著的差异.显然，服务行业的技术含量较为低端，需要操作熟练的员工，而教育服务行业基于自己的特点，面对“合格的实习生”而不是“优秀的实习生”显然对留用有所顾虑。
教文业和制造业希求“实习工资来自政府，由企业代付”。Games Howel检验表明，服务业（8%）和制造业（35），教育文化行业（75%）和服务业（8%）这两对企业行业之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服务业和制造业吁求“政府根据实习生的质量奖补企业”。技术业（0%）和制造业（33.3%）、技术业（0%）和服务业（50）之间具有显著性差异。服务业和制造业用工需求大，人员流动大，招工困难，产业低端，对实习生的管理具有一定的难度，他们希望在管理上的付出能够得到回报，补偿管理人手的紧张。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学校按照企业的要求培养学生”，企业行业之间没有显著性差异，这种订单式培养是企业行业的普遍要求。
3.5.2普遍希望政府奖补企业，大型企业对各种利益的期待程度相对最大
相对于企业行业，企业规模在期待利益方面的显著性差异较为单调，程度较为一致，企业规模中的所有显著性差异的比较对象均为大型企业，这个特点和3.4.2分析中的困难具有内在一致性。
所有企业规模在渴求政府奖补方面的要求具有95%的相同性；在学校按照企业的要求培养学生方面，大型企业（68.8%）和中型企业（40%）构成显著性差异，中型企业的需求相对最为微弱；在合格的实习生留用服务上，大型企业（18.8%）和微型企业（50%）具有显著性差异，大型企业的需求相对最为低弱；大型企业（50%）要求政府转移支付实习生的工资，与微型企业（16.7%）和小型企业（28.6%）构成显著性差异。
4.讨论与建议
4.1正视影响工作态度的非素质因素，加强实习管理，创造人文的工作环境
3.3的分析表明，企业普遍高评价实习生的性格、易管理性等与人打交道的人文素质，但是低评实习生与工作有关的职业态度，这和既往研究有所不同[14、15]。人文素质和职业态度之间的分离值得反思。
由于我国制造业产业的较为低端性和职校生的培养定位，制造业的实习工作显得单调、机械和简单，稍加训练就可操作，且制造业以物为工作对象，相对淡化人文素质的要求。鉴于这种工作性质和环境具有较大的固定性，实习生从注重人文素质培养的学校教育进入到企业的机械操作中，他们需要表达人文素质的弹性平台以体现他们的教育价值和存在感。故建议学校的实习带队教师应帮助企业为实习生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体现对学生的关爱价值，帮助他们改善工作态度。
4.2针对企业的行业和规模特点进一步细化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支持措施
既往的相关研究多建议，政府对参与校企合作的企业进行减税，税务总局也出台了相关文件，[16]本研究认为，还应针对行业和规模特点进一步具体落实。
政府对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实质性支持应该实行精细化的制度和法规管理。政府应调整职业教育投入模式，向企业购买服务的条件清单及其对应的落实部门。服务清单应分列不同企业行业和规模的服务项目，企业行业和规模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和能力进行有限选择。政府还应政、校、企、生四方责权利的正负面清单，明晰各方必须遵守和不能违反的条款，例如，实习生的劳动强度、工作质量、学习权利、劳工保障、遵约与违约等，企业的指导内容、帮教项目、质量要求、工作时间、报酬待遇等。
4.3重视对中小微型企业对职校人才培养的研究
当前，职校的合作对象多为大型企业、制造业和服务业，对存在问题的解决策略也多是针对这些企业行业和规模。其他企业行业和中小微型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情况还需要加强进一步的研究。
截至2013年年底，全国小型微型企业1169.87万户，占到企业总数的76.57%，成为社会就业的主要承担者。[17]他们的生产和管理特点对开展“现代学徒制”培养活动具有大型企业所不具有的优势。比如，他们多为民营企业，其创业过程和管理模式及其创业者的个人奋斗对实习生将起到身教重于言传的榜样作用；一人多岗的现象有利于实习生熟悉各个生产岗位及其工艺流程和操作规范，生产周期短和产品灵活使得相关的基础知识可以得到灵活的应用和巩固，有利于提高实习生的多种能力；紧凑的管理空间和相对灵活的管理机制有利于在正负面清单约束下更好的发挥人文管理的价值；较小的生产规模可实施一对一或者一对二，更为个性化、细致、周到、尽责和高效的指导，有利于定位师傅的责任和荣誉，等等。中小微型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意义和方式值得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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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http：//gov.cn/xinwen/2014-03/31/content_2650031.htm.
总有一种期待作文篇8
公司前台文员试用期工作总结
我于*年*月*日荣幸地成为公司的试用员工，担任前台文员一职。自入职至今已近三个月，根据公司的规章制度及结合自己的综合表现，现申请转为公司正式员工。
本人为人正直、坦诚、成熟、豁达、自信，高度的工作热情，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优秀的沟通、协调，管理经验。性格开朗、大方，掌握良好的礼仪知识和接待工作经验，头脑灵活、反应敏捷，能够灵活处理工作中的突发事件。
当然，初入职场，难免出现一些失误和不足，但前事之鉴，后事之师，这些经历也让我不断成熟，在处理各种问题时考虑得更全面，杜绝同类失误的发生。在此，我要特地感谢部门的领导和同事对我的入职指引和帮助，感谢他们对我工作中出现的失误的提醒和指正。
我认为，前台接待工作代表着公司的形象，岗位虽然平凡但却十分重要，因此要做好前台接待工作需要具备极强的责任心。迫切的希望以一名正式员工的身份在这里工作，和公司一起成长，实现自己的奋斗目标，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在此我提出转正申请，恳请领导给我继续锻炼自己、实现理想的机会。我愿意同贵公司共同发展、进步。
我于*年*月*日荣幸地成为公司的试用员工，担任前台文员一职。自入职至今已近三个月，根据公司的规章制度及结合自己的综合表现，现申请转为公司正式员工。
本人为人正直、坦诚、成熟、豁达、自信，高度的工作热/情，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优秀的沟通、协调，管理经验。性格开朗、大方，掌握良好的礼仪知识和接待工作经验，头脑灵活、反应敏捷，能够灵活处理工作中的突发事件。
当然，初入职场，难免出现一些失误和不足，但前事之鉴，后事之师，这些经历也让我不断成熟，在处理各种问题时考虑得更全面，杜绝同类失误的发生。在此，我要特地感谢部门的领导和同事对我的入职指引和帮助，感谢他们对我工作中出现的失误的提醒和指正。
我认为，前台接待工作代表着公司的形象，岗位虽然平凡但却十分重要，因此要做好前台接待工作需要具备极强的责任心。迫切的希望以一名正式员工的身份在这里工作，和公司一起成长，实现自己的奋斗目标，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在此我提出转正申请，恳请领导给我继续锻炼自己、实现理想的机会。我愿意同贵公司共同发展、进步。
公司前台文员试用期的工作总结
为期3个月的试用期已经告一段落，在综合管理部的行政前台这一岗位上，我学到的不仅仅是工作上的一些知识，更多的是如何做人做事。由于刚大学毕业,对我而言工作经验无疑是欠缺的，非常感谢公司提供给我的机会，让我学习让我成长。3个月以来,在行政前台这一岗位上,我完成了多项工作事件,但主要工作事件如下：
一、前台行政事务方面工作
1、转接总机电话，收发传真、信件和报刊;
2、接待来访客人，并通报相关部门;
3、办公用品领用的登记，打印机、传真机、复印机等办公器材的检查;
4、打印、复印文件和管、理各种表格文件;
5、监督员工考勤和外出登记;
6、公司通讯录的定时更新;
7、订购日常饮用水以及花卉护理事宜;
8、及时填充小会议室里面食品;
9、维持前台工作区域和公司大厅的整洁和有序;
10、完成上级交代的事务以及配合或协助他人完成其他事务。
二、日常报销及月底账目方面工作：
1、平时做好日常的零散报销。以电子版格式，每月分类备份保存，以备随时查询账目金额。
2、准确、详细登记每月发生的月结费用，及时更新并与供应商核对消费金额，确保月底账目清楚，及时准确向财务报账、报销、妥善保管好每月发生费用的所有单据，需要报销的发票以留存复印件的形式保存，以备日后查询或物品保修使用。
三、订购机票与酒店方面工作
通过网上搜索、对比价格优惠的机票，为出差员工订购机票。等出差员工回来后，为其报销机票款。酒店预订方面事宜，主要是为王总和其他外公司的重要客人订购。
四、水果时间与考勤方面工作
1、每两周举行一次水果时间，主要由我负责水果的购买、清洗以及水果时间结束后的清理工作。
2、每天都需登记考勤，每周一次对考勤结果进行汇总，至月末将所有考勤记录进行汇总，并且整理出最终的考勤报表交由财务部以及副总经理签字确认。
五、人事行政方面工作
1、预约面试配合人事相关人员，打电话预约面试者，以及预约好后接待面试者。如：询问面试官做英文还是中文的面试题，给面试者发放面试题以及后续的一些工作。
2、入职/离职手续的办理无论是入职还是离职人员，都要为他们办理相关手续;如发放/收取门禁卡、工位牌以及工作柜子钥匙和文具等事宜。
今后的日子里我会更加努力提高服务质量，无论对于公司职员或外来客人都要服务态度良好，尽量让他们都满意。做事麻利,有效率,尽量不出差错，这些都是我所要达到的目标。此外我还会加强礼仪知识和普通话学习，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尽管我自身存在着一些小缺陷，但我相信凭借自己的努力，我能为我们公司的前台打造一个良好的门面形象。
公司前台文员试用期工作总结精选
一、在实践中学习，努力适应工作。
作为文员这份工作的新人，刚加入公司时，我对公司的运作模式和工作流程都很生疏，多亏了领导和同事的耐心指导和帮助，让我在较短的时间内熟悉了前台的工作内容还有公司各个部门的职能所在。都说前台是公司对外形象的窗口，一言一行都代表着公司，接待公司来访的客人要以礼相迎，接听和转接电话要态度和蔼，处理办公楼的日常事务要认真仔细，对待同事要虚心真诚等等。。。
二、主要工作：
1.完成部门交办的事项：
每个月做两次的餐厅用量报表(每半个月一次)给餐厅组长核对汇报;每个月初统计纸张用量以及电话记录交给企管主管留底汇报，尽量做到节省公司资源;每个月做好顺丰快和申通快递的运杂费报销单交给财务部报销;以及登记写字楼的矿泉水(桶装与小瓶)、办公设备物料(纸张、色带以及墨盒)的领料单。
2.完成日常的正常管辖范围内的工作：
更换传真机的色带,备用复印机，打印机的纸张;处理传真机、复印机和打印机的卡带、卡纸问题;每天登记纸张用量和拨出电话记录;更换饮用矿泉水;以及对一楼走廊通道和样品参观室的门户管理。
3.讯息处理和工作记录：
过滤来电以及接收信息及时转接给所需部门;注意传真内容及时转达给上级;以及记录来往供应商和常用联络方的联系方式，认真做到一眼就能看到所需资料。
4.来访客人通报及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