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1-25 21:31:00
【关键词】狗 文化
【中图分类号】H31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9682（2010）11－0078－01
狗是最熟悉不过的动物，然而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由其派生出来的涵义却大相径庭。中国人于狗偏见向深，较多将狗与“坏人、坏事”连在一起，因此，在汉语里，带“狗”字的词语多含贬义，如狗血喷头、狗急跳墙、人模狗样、狼心狗肺、狗嘴里吐不出象牙、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等，也由于狗对主人太过忠诚，对“外人”不免凶恶，有时就引起了人们的反感，如狗眼看人低、狗仗人势，甚至衍生出走狗、狗腿子等说法。
而英美人较多认为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因为狗忠诚、可靠、善良，值得信赖。他们爱狗，视狗为家庭成员之一，陪狗聊天、散步，给狗提供家、食物、锻炼和医疗条件等无微不至的关怀。另外，他们认为狗也非常有用，可以将其训练成为工作狗，帮助人们看家、看护羊群、取报纸，甚至还能为盲人导路。据说，英国人理想的晚年生活，就是坐在安乐椅上读读推理小说，累了、乏了便牵着狗去公园散步。英国人就是如此地对狗有着厚爱，这种情感也自然而然地在它的语言中反映出来。下面我们看几个关于狗的典故：
Every dog has his day. 人人都有得意之时。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诗人品达罗斯（Pindaros）在他的《哀悼颂》（Odes of Condolence）里有这样一句诗：thus every dog at last have his day ―― He who this morning smiled, at night sorrow. （人人终有得意时，晨时欢笑夜中悲。）很显然诗前面的dog并不是指狗，而是暗喻“平贱的人”。后人断章取义将这诗句流传下来，成为我们今天常说的一句谚语：every dog has his day，就是说“每个人都有自己风光的一天”、“风水轮流转”。当你的好朋友不小心放走了机会，或者和成功擦肩而过，一定要过去给他一个最有力的拥抱，笑着告诉他：“Take it easy! You know what they say, every dog has his day and you will have yours! ”（“嘿！别太往心里去。你知道的，风水轮流转，明天就到你家。”）
In dog days. Dog days指的是夏天最热的几个星期，相当于中国的“三伏天”。古代的占星学家发现，每年南方的天气最炎热的这几个星期，天狼星（Sirius）总与太阳共升共落，而天狼星的别号就是the Dog Star。所以在拉丁文中人们用代表狗的词根“can”来表示天狼星“canicular”。所以这段酷热期就被称为dies caniculars（天狼星的日子），英语写成了canicular days，民间用了更通俗的说法，就是dog days。当然还有一种说法更易理解。天热的时候，狗会伸长舌头喘气，所以这种能把狗都热的喘气的天气，就叫做dog days，夏天的酷热时期。
doggie bag 打包的盒子。西方人会管心爱的狗儿叫doggie。doggie bag字面意思就是“给狗的食盒”。不过这只是个美丽的谎言，狗狗们其实很难享受到doggie bag里面的美餐。西方人去饭店，总会遇到饭菜吃不完的时候。这时扔了觉得浪费，要求打包回家又有点抹不开面子，所以人们常常会说：“给我装起来，我要回家拿给我的小狗吃”。久而久之，这种装剩菜的袋子就被称为doggie bag。下次你面对一桌剩菜的时候，别忘了举手打一个响亮的响指，大声地说：“Waiter, I’d like a doggie bag!”――好面子的节俭，比好面子的浪费好。
另外，英美人喜欢将狗喻成幸运者、理智者，英美文化中许多与狗有关的表达法也多含褒义。例如a lucky dog这是亲昵地说你真是个幸运儿。top dog本指斗狗比赛中夺魁的狗，由于西方人爱dog，于是又被用指激烈的竞争和比赛中“获胜的人、团体或国家”。后来，还被用指“领导人、首领、重要人物”。类似的将狗喻人的用法还有很多，如a big dog说的不是大狗，而是看门狗或保镖、要人；clever dog可指聪明的小孩、伶俐的小伙子；dumb dog 指沉默寡言的人、守口如瓶的人等等。
在日常生活中，dog也是随处可见。如果你dressed like a dog’s dinner（穿着极讲究），put on the dog（神气活现），出现在美女们面前，她们一定会告诉你Love me, love my dog（爱屋及乌）。但如果你没钱吃hot dog（小面包棍夹香肠，热狗），也没钱喝dog nose（一种啤酒与杜松子酒的混合酒），lead a dog’s life（过着困苦的生活），家里look like a dog’s breakfast/dinner（乱七八糟），她们一定会说你是个lazy dog（懒汉）。害得你not even a dog’s chance（一点机会也没有），不得不重新拣起dog－eared books（读得卷了边的书），经常work like a dog（像狗似地工作），甚至dog watch（上夜班），一天劳累下来，感觉dog tired（像狗那样疲倦），就连睡觉也是dog sleep（不时惊醒的睡眠）。
然而，Every coin has two sides.（凡事皆有两面）。汉语中也流行“猫是奸臣，狗是忠臣”、“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猫来穷，狗来富”之说。而英美文化由于受《圣经》的影响，《圣经》视dog为不洁净的卑微动物，因此dog也有不光彩的一面。如：die like a dog 潦倒而死；go to the dogs 堕落，败坏；You dirty dog! 你这个坏小子！a dog in the manger占着茅坑不拉屎的人；dead dog 已经失去作用的人，废物；sly dog暗中寻欢的人和暗地里偷鸡摸狗的人；yellow dog杂种狗，卑鄙的家伙，胆小鬼。
“5万只狗几天内死于云南牟定城管棒下”、“全国各地9个月累计报告狂犬病病例2254例”……北京9名年迈的老学者要求严惩不文明养犬，2万多的宠物主人却正聚集在公园里抗议“一户一狗”和“35cm准则”；有城市鼓吹大力发展宠物经济；有城市却标榜要成为“没有宠物的城市”。城市里处处充满悖论，关于宠物也不例外――全国只有3％的狗打了预防针，各个城市办狗证从20元到6000元不等，宠物问题质问的就不单是宠物主人的素质，更是城市的公共管理能力。养宠物成为不可避免的社会趋势，我们和我们的城市应该如何应对?在我们的城市驱逐了卖臭豆腐的小贩、看似形迹可疑的流浪者、有“双抢”嫌疑的摩托车后，难道小猫小狗也将失去立足之地?
中国七城市的宠物观
成都 拥有流浪犬救助站的城市
文明指数
成都最大的宠物救肋站分别是位于温江区的启明小动物保护中心和位于机头镇的流浪犬救助站，它们都远离市区，但仍然会有爱狗之人不嫌麻烦，愿意坐上两个小时的公车，把拣到的流浪狗送往这两个救肋站。
机头镇的居民萑优祥养狗已经7年，他在家里喂了一只土狗，喜欢得不行，后来干脆到流浪犬救助站工作，成为这里惟一的专职员工。救助站最高峰时曾经收留了160余只狗，萑优祥负责它们的起居饮食，并期待有好心人能够尽快收留它们。目前，中心内大部分狗已经被人收养，但仍然有近40只无人认领，这成为萑优祥的心头之痛。全靠爱狗人士自发捐款资助的救助站运作艰难，萑优祥的日子也不好过，在用完捐助的狗粮后，他只能用白饭加菜汤给狗充饥。这两天还陆续有人送狗过来，但管理方的资金有限，无法给它们做检疫，这让爱狗的老萑也担心自己会染上病。他无奈地表示，自己是真的想在救肋站一直干下去，但如果没有人伸出援手，他也坚持不了太久。
萑优祥的困扰在启明小动物保护中心的工作人员乔娜看来，是大多数动物保护组织初期都会遇到的困难，但“启明”的运气好很多，他们在2003年结识了一名房地产开发商，对方很大方地把自己的一块地划给了他们做救助站。目前“启明”不但提供流浪狗的救助工作，也会开展寄养业务缓解资金压力。事实上，它已经成为成都最好的宠物救助中心，基地内宽阔的草坪旁不但建立了露天犬舍，还有萑优祥想都不敢想的狗狗娱乐中心。“我们的目标是往国际动物保护组织的方向发展，因此需要开展自己的一些产业来填补开支，也会有一些普通人不太理解的做法。”这些做法之一是严格控制流浪狗的收养数量，“因为收养的数量太多，会给控制病源带来困难，让健康的狗再度感染。收养不应该追求数量，主要的目的是通过这种行动感染其他的人。”
“外国人说，宠物是一个国家文明和富裕的标志。而我们在这两方面都还做得不足够，狗在城市里引发的问题不是狗造成的，而是人造成的。”关于对待宠物的态度，乔娜说，在决定养一只狗之前，你最好用足够长的时间来考虑自己是否负担得起它。这个态度被“启明”作为衡量动物认养者是否合格的标准，他们会派出志愿者对认养家庭进行访问，确认狗只不会再次遭到遗弃。乔娜认为，这可以避免城市中出现新的流浪狗。
深圳 夜间宠物世界
文明指数：
“打工深圳，爱狗无奈屋小，拍狗聊以自娱。”Benbenhe在自己和朋友创办的“猫猫狗狗网”的论坛上留着这样一个签名档。由于觉得当前的宠物网站广告成分比较多，不久前Benbenhe就与朋友筹划着做一个更专业的宠物门户网站。“我们有时会邀请到电视台的主持人、模特等一同拍照，这说明在深圳，有钱、有层次的女性，都是宠物的爱好者!”谈到宠物摄影，Benbenhe只吐出一个字――累：“城市里的宠物平时都被关在家，一旦能出来外面，它们就开心得到处乱跑。”
住在深圳龙岗的燕子说自家养了13年的西施狗也很少下楼。“它平时只在楼顶活动，加上深圳关外宠物管理得不是很严，所以我一直也没有给它上牌。”在忙碌的深圳，白天一般很少会在街道上看见宠物，晚上9点以后，主人们会带着锁在家中一天的小宝贝到街区的草地聚集，简直一个夜间宠物世界。
据今年深圳宠物俱乐部的调查，深圳已经成为全国五大宠物市场之一。相比北京、上海，深圳的宠物经济起步晚，但是发展快。2005年“宠物经济”相关产业的规模超过4亿，宠物用品店、宠物美容院等散布街头巷尾。燕子最想能找一天带她13岁高龄的狗狗去深圳市的大型专营犬乐园“神九犬乐园”好好玩一次，希望能认识很多狗友，“我家的狗狗吃得肥肥的，遗憾的就是它一生没有充分的自由、没有狗狗朋友，也没有爱情。”
上海 养狗才是有档次的体现
文明指数：
家住上海彭浦新村的胡女士家里的虎斑猫“”已经养了17年。但根据她的经验，在上海养狗才是有档次的体现，“因为狗可以带出去遛的嘛，上海人喜欢比来比去的，狗身上啊，贴的都是钞票!要牌照啦、打预防针啦，生个病吊个盐水比人还贵，上海每年都举办宠物用品展的，不但有狗衣服，还有狗美容、狗玩具……狗主人都要拿来比的。”
在她所住的并不算高档小区里，每天傍晚就有各色狗儿出现，大到雪橇犬、金毛犬，小到吉娃娃、贵妇犬都有，经常可以听到“佳佳妈妈”和“皮皮妈妈”站在路上大谈狗经。
“谁知道这些狗都是纯种的还是杂种的?也不知道有没有打过针。”在上海，养狗也要“看主人”，很多牵着狗的都是“师奶”。经常穿个睡衣就大剌剌跑出街来，就是上海人说的“档次不高”的那种工薪家庭。孩子长大后不常在身边了，只能养个宠物解解闷。
胡女士说她有时候看见来不及藏起来的无证狗被抓走，“狗妈”们大吵大闹、耍无赖的什么都有。可伤心叹气几天以后，身边又多了条新狗。“反正黑市上买条不那么纯种的狗也不贵。如果是儿女买来孝敬的，那到可能是条价格不菲的‘合法狗’。现在年轻人更懂怎么养宠物，也舍得在它们身上花钱，还有的像外国人一样不要孩子了，把条狗当成宝!”
乌鲁木齐 新兴宠物市场
文明指数：
刘君是乌鲁木齐京嘟嘟宠物连锁会所的创办人。她的宠物连锁会所是乌鲁木齐最大的宠物服务机构，在短短的两年间，已经由两家店面发展成为拥有五家加盟店的连锁宠物会所。
“我觉得乌鲁木齐是非常适合养宠物的城市。”刘君说。在她看来，第一，乌鲁木齐的城市空间很大，不像内地大城市那么拥挤，能提供足够的空间给宠物活动；第二，随着西部大开发和边疆经济的发展，乌鲁木齐的消费水平不断提高，人们越来越关注宠物经济的消费；第三，乌鲁木齐的宠物政策比较宽松，只需要20元人民币就可以办理一个狗证。
对于乌鲁木齐的宠物市场的发展速度，刘君自己也非常的惊讶。2004年她开办京嘟嘟的时候，周围的人甚至不知道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的一个机构，也从来没有听说过宠物美容宠物训练之类的名词。养宠物的人多，但是消费的人很少，而且宠物的品种也都比较差，几乎没有见到比较纯种的优良品种。但在短短的两年间，她的宠物会所却发展迅速，带自己的宠物到宠物会所进行一些美容和训练已经成为乌鲁木齐很多养宠物的年轻家庭的家庭活动之一。而且宠物的品种也正在丰富，纯种的名犬也能够频频露面了。整体来说，乌鲁木齐的宠物经济正处于一个高速发展时期。
刘君同时也提出了自己对于乌鲁木齐宠物经济发展过快的一些隐忧。“受过专业训练的宠物从业人员比较少，整体素质比较低，业务种类比较单一，很多机构不能真正为宠物提供优良的服务，与内地的宠物服务水平还有一定的差距。”
广州 惹麻烦的小区宠物
文明指数：
广州几乎每一个小区都有专门针对宠物饲养的业主规则。而在小区管理室通告栏和电梯口，也时常能看到针对宠物主人的书面通知，其中不乏语气极为严厉的警告。宠物成为每个物业管理公司都头疼的老大难问题。也许是城市节奏过快带来的人际关系的疏离，饲养宠物成为越来越多的白领选择，养狗的人多而办证的人少，这也为小区管理增加了不少的麻烦。
“部分狗主的不自觉和疲于应对投诉使我们的工作很艰难。我们只能一再地提醒和劝告狗主，并没有进一步惩治的权力。最后我们只好对那些来投诉的业主说‘生活中很多不平的事我们都忍了，就不要跟狗计较了吧。’”饱受投诉之苦的海珠区某楼盘物业管理处的一张姓负责人无奈地说。白领们在小区里养狗给他们的管理增加了相当的工作量。“这些白领为了自家的干净，都在遛狗时让狗到小区的园子里大小便。我们的工人每天都要花费大量时间从草地和花圃里清理出这些动物粪便。”
因为小区狗狗太多，蔚小姐饱受惊吓之苦：“每天几乎都要跟狗同搭一个电梯，虽然狗主人就在旁边，但我还是害怕得想快点冲出电梯。我从小就怕狗，这是天性。”
然而，投诉也让狗的主人颇为担心。因为害怕狗吠引发邻居投诉而给爱犬带来噩运，一种新的宠物手术在羊城广为接受。割掉宠物声带的灭声手术成为许多狗主无奈的选择。目前广州很多家宠物医院都能提供这样的手术。还有一种更人道的办法，就是“宠物电子项圈”，只要宠物一叫，项圈就会发出电击。时间长了，宠物形成条件发射，再也不敢随便乱吠了。
西安买狗，养狗盲目
文明指数：
在西安长安区临沼乡，有90％的村民家里养的都是高达半人的大型犬。大型犬受欢迎，治理自然成了大问题。去年西安出台限养条例，针对市民养狗问题作出二十八条规定，并将整个西安市划分为“重点限制养犬区”和“一般限制养犬区”，打狗工作也不遗余力。
25岁的秦楠在半年前拥有了一家自己的宠物店。当初她开宠物店是基于自己和男友对宠物的喜好。然后半年后，宠物店的经营状况并不如人意。秦楠认为一个是政府加大力度的打狗行动使得买狗的人一下子少了许多，一个原因是宠物市场混乱。普通市民因为省钱不愿意到牌证齐全的宠物店买狗。而在西安例如一些周末宠物集市里，人们在这里花几十块钱就能买到一条狗。“但这些集市大都缺乏规范，鱼龙混杂，出售的大都是‘串串’(行话，指品种不纯的杂交狗)，甚至有病狗和瘟狗，买主很容易上当受骗。”
在养狗与禁狗的矛盾之间，秦楠认为最关键的是加强狗主的素质。经常有人到她店里来询问“金毛”狗的价钱，但交谈起来，发现他们仅仅是觉得金毛长得好看，对金毛的生活习性及饲养规律一点儿也不知道，她很为落入他们手中的“金毛”担心。还有一些人为了追求名犬，盲目地跑去东北、上海等地进购名贵犬种。可东北、上海的气候条件跟西安差异很大，再加上舟车劳顿，那些本来就很娇贵的狗狗有很多都活不长久。
北京法规与现实出入太大
文明指数：
“这是北京的耻辱，不应该继续放纵这种恶劣行为了。”2006年9月，红学家周汝昌、油画家冯法祀等9位老学者联名致信北京市政府，建议对违规养犬人实施重罚。北京市政府高度重视，于是随着一份《关于开展养犬管理专项整治的通告》的出炉，天子脚下的京城宠物市场开始面临一个严峻的危机。
“这份法规和现实的出入太大了。”北京市宠乐园宾馆的负责人老刘这样评价道。两年前，热爱宠物的他辞职开办了这家专门为猫狗等宠物提供寄养和训练服务的宠物公司。但是北京宠物市场刚刚兴旺了一年，却出台了这样的一条法规，对北京宠物市场打击不小。
“很多宠物伤人的事件其实与宠物是无关的。宠物主人自身素质太低，不能对狗进行合理的训练和管理是导致出现宠物问题的直接原因。如果北京也能够成立一个相关的机构例如宠物管理办公室，定期对宠物和宠物主人进行考核，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老刘认为中国没有形成一个良好的宠物文化环境，太多人对动物没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如果政府能在规范宠物经济的同时，也引导一个良好的宠物文化环境的形成，要远比这些强制措施好得多。
目前北京的宠物市场应该是中国最火爆的，如果以每只宠物月消费平均100元保守的计算，北京市民每年的宠物消费将高达12亿元。庞大的一个市场资源，加上北京悠久的宠物历史，暂时受挫的老刘依然对北京宠物市场的未来满怀憧憬：“如果政府合理地规范和引导，北京的宠物市场必然还会有一个很大的发展空间。”
卢荻没有宠物的城市是不文明的城市
(卢荻，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会长、创始人。)
这20多年来爱宠物的人越来越多，宠物的数量也越来越多。人们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情感生活需要得到补充，宠物进入人们的生活，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这么多年来国家管制宠物的政策也是不断变化的。
例如在北京，1994年以前，狗是绝对禁养的，看见狗就当场打死。但事实上，养狗是禁不住，老百姓和政府部门的矛盾也越来越多。到了1994年下半年，公安局根据禁养的实践情况，决定放开一些，由禁养变成限养，22种狗可以养了，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不足的是当时养狗办证的价格不合理，头一年要5000元，很多老百姓办不起，就照样不办。到了2004年，限养变成了管理，办狗证的费用也降低到了1000元，办证的狗从8万上升到50万。法规的完善要一步一步地来。
但是今年，由于狂犬病人数的上升，对宠物实施了“整治运动”。这种整治已经不单是针对不文明养犬人士，还波及到所有养犬人士，这样很不合理，原来还有分重点限养区和一般限养区，现在都成了重点限养区了，而且登门入户打狗，还要求一户一狗，不加分别用35cm的标准来限养一些温顺的大犬。保定还竟然说要做“没有宠物的城市”。这种管理是一种倒退，太武断、太粗暴。
我们何曾给狗“狗权”？ 狗是最早与人类共同生活的动物，距今约一万四千年前，人类就开始驯养狗并使之服务于人类，狗的灵性及其众多的优点早已为世人所称道。狗也是自古以来最受人们关注的动物，光在国内就已有四十多种关于狗的纪实小说和科学论著出版，有些甚至改编成经典性的电影。许多世界著名的科学家、心理学家、文学家、政治家、军事家对狗都有极其精辟的评论，如达尔文、弗洛伊德、巴甫洛夫、赫胥黎、米兰•昆德拉、尤金•奥尼尔、莫里斯•梅特林克、康拉德•劳伦兹、马森、林肯、杜鲁门、富兰克林•罗斯福、拿破仑等。而狗与人类之间建立起的深厚情感，以及狗为人类所做的贡献和牺牲，更是感人肺腑、可歌可泣！直至今日，狗仍在军队、警界、消防、海关、学校、医院、娱乐、家庭等各个领域为人类做出无私的奉献。可以说狗是为人类做出贡献最多的一种特殊的动物，这也是它们为什么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所关注、爱护的缘故。
人类是地球上最高级的生物，人类的智慧和双手创造了今日的文明。然而人类并没有任何权利藐视其他生物的生存权，尤其是对待狗、猫这类“宠物”。人与动物本来就是地球上一个和谐的整体，谁也离不开谁。把人与狗等动物当作两种对立的关系，认为人道主义高于“狗道主义”、先人道后狗道，实在是对人类自身的悔辱和对现代文明的亵渎！试问难道对待狗等动物好一点，就是在提倡“狗权”、“狗道”吗？再问这几十年来我们给了猫狗哪些“狗权”、“猫权”呢？有哪一部法规在保护它们不受虐待、残杀呢？对动物好一些就会让“人权”、“人道”没有保障吗？这是什么逻辑？连中学生都会耻笑的！这种所谓的“人权”、“人道”实际上是极其虚伪的。按照这种观念，清华大学研究生用硫酸泼熊；复旦大学研究生残害二十几只猫；乌鲁木齐10岁小学生用火烧小猫；黑龙江女“先进工作者”残杀小猫以及本人几次在下马见到小孩子打狗取乐等作为都是理所当然的了。林肯总统为了救助一只受伤的小鸟而中断与其他政府官员讨论国家大事，没有一位美国人认为他重动物轻国事，而正是他的爱心，赢得了全国人民的尊敬，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
“9.11”悲剧发生时，其中一座大楼内逃生的人们不仅为老人、小孩、残疾人让道，还主动为一只小狗让道先走（因为美国有些公司允许员工带宠物上班），这是怎样的一种胸襟啊！综观世界各国，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人们已经没有人比动物重要或人比动物高贵的观念了，现代文明对人与动物关系的理念就是：人重要，动物也重要，两者应该和谐相处。正如刘亚洲将军（李先念女婿）所说的：动物是人类的伙伴，它们也是地球的主人；有些动物我们是绝对不能再吃了，再吃，或再残忍地吃，我们民族是要遭天谴的，动物也会报复我们；动物并不比人类傻，有时比我们还聪明，至少它通人性。
那些从没有与动物相处过，对狗的习性、情感全然不懂的人，是没有资格谈什么“狗道”、“狗权”的。其所言国外一些国家限制宠物搭乘公共汽车也不符合实际，目前世界上只有朝鲜是不允许宠物坐车的，政府也反对百姓养宠物，因为那是“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难道希望我们国家向朝鲜学习吗？至于有的文章中所说的养宠物是为了达到回避人际关系的目的，丧志以及宠物扰民等观点，本人认为实在是无稽之谈、不值一驳！奥地利著名动物学家、诺贝尔奖得主康拉德•劳伦兹说：惟有真正通晓动物行为的人，才能正确地评估人类在生物界的独特且崇高的地位。如果因为小狗叫几声或见到狗从旁经过就认为是扰民，岂不可笑至极！（本人确见过此事）就事论事而言，如果公共汽车上有老人或残疾人，犬只主人就应该抱起小狗让座；小狗进餐馆用餐，只要是用一次性餐具、没有打扰他人就可以。否则，大可不必小题大做，甚至把什么“主义”都冠在小狗头上，像搞政治批判似的，实在觉得可笑！我们的国家是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真正的文明应该是建立在尊重生命、善待其他生物基础之上。小狗又没有做出任何害人行为，身为最高等的动物的现代文明的人，为什么就不能待它们宽容一些呢？让我们谨记印度圣雄甘地的那句名言：从每个国家人民对待动物的态度就可以看出这个国家的民族文明素养！
当年首次曝光鹏菲恋惹怒窦唯去报社烧车的、曝光郭德纲别墅违法占地的、曝光冯小刚住址后被怒骂找抽的、在莫少聪出狱后被其助理殴打的、以及这次曝光文章姚笛婚外恋的都是同一个人——卓伟。
狗仔与明星是一对矛盾。明星该不该有隐私？狗仔能不能借公众知情权之名偷拍明星？媒体该不该以暴露明星私生活为业？受众热衷追明星隐私是否低级庸俗？这个娱乐圈的“食物链”困惑着人们，也搅得大众娱乐生活有声有色、风生水起。
笔者不属于狗仔的范畴，是普通的娱乐记者，或者也叫文化记者。娱乐记者是报道名人工作时间内的事，狗仔是挖掘名人私生活的。不过也总是被问到是不是娱记都是狗仔队，都在天天蹲八卦？在这里要说的是，港台地区的大部分娱记都是狗仔，但内地有所不同。
“狗仔队”一词“Paparazzo”来自于意大利文，据说原意是指一种“扰人不休的蚊子”。1960年，电影《甜蜜生活》中一个专门拍摄明星私生活的摄影记者就叫“Paparazzo”。狗仔队被看成是记者中的“高危群体”，也是高薪一族。比如，狗仔队出车祸的几率很大，很多狗仔记者也有被拘留的遭遇。要是惹上跟黑社会有关系的人，还很可能丢掉性命。狗仔成了许多人最熟悉的陌生人，他们到底是怎样的“神秘组织”呢？
本刊对话“狗仔队长”卓伟：
劈腿照曝光前，文章方曾欲花钱摆平
（注：卓伟原名韩炳江，卓伟只是他几个笔名中的一个，当然也是名气最大的一个。）
1
音乐周刊：有网友说你在马伊琍刚生产完就报文章劈腿照片没同情心。
卓伟：那我要问，灾区的人、马航受难者的家属，是不是就不要采访了？我觉得新闻首先要真实，我敢说我拍的新闻，没有一条是违背道德和法律的。马伊琍的孩子还在哺乳期，你爆出来，有没有考虑孩子的感受？也有说情的人说，你看在孩子的身上给人一个机会。我就想，文章出轨的时候，怎么没有考虑老婆孩子的感受？事情都有辩证法，说不定这事出来后，当事人能洗心革面浪子回头了。
2
音乐周刊：如果明星要出钱买下照片，您会卖么？有没有谁出了一个很高的价钱？
卓伟：我们还是围绕基本事实写，但也注重娱乐性。第一是要保证新闻的真实性，第二要知道你是做新闻，而不是拿它做资源上的利益交换。也有人说，别拍了给你多少多少钱。我说你给我多少钱我也不敢要，这不是我挣钱的方式。
其实对方也不知道要给多少钱，我也不知道该要多少钱，我也没谈过。对方只知道这个事情很重要。这次文章方面说，随意开多少钱，不还价，我也不会开价。再说我也不用这个方式挣钱。他要是给你200万，你敢拿吗？谁敢拿呀？至于吗？把自己的名誉和职业操守都出卖了。
3
音乐周刊：听说有些圈内人会利用媒体来炒作，比如会故意放风吸引你们偷拍。
卓伟：现在是商业时代，谁都会炒作宣传。偷拍确实有宣传的作用，我也不能百分百说没有人找过我。我有原则，首先判断这事是不是真的。有些明星谈恋爱，快结婚了，如果自曝可能有点Low，所以也有叫我们拍的。这样的话我们会跟拍，他们给不给钱无所谓，毕竟我们也是做新闻。而且现在每家媒体都有爆料电话，我觉得关键是判断线索是不是真的。
4
音乐周刊：有人说偷拍侵犯明星隐私。怎么看待公众对狗仔的误解呢？
卓伟：没有，我们都是在公共场合拍摄，没有触犯法律。跟踪只是新闻报道的一种方式。有时候社会调查不也是要跟拍么？我觉得这没有错。可能大家对于报道内容上有误解。因为这跟民生没什么直接关联。但是新闻没有高低贵贱之说。新闻肯定是大家关注的事啊，本身大家就有这个需求。实际上我们也在发挥正能量，也是一种监督和社会责任感。张艺谋超生那样的事也关乎公众知情权。我们是告诉你真相，揭露一些假相。比如文章这次要是能够改正，从此不再背叛家人，不也可能变成好事嘛。
5
音乐周刊：职业生涯中，没有让您产生挫败感的时候？
卓伟：当然有。比如这次没跟拍到文章姚笛去香港，因为我们把车跟丢了。新闻是一个遗憾的工作，很难做到完美。可能盯了10个小时，拍摄的时间只有10秒或者5秒。如果没拍到，可能一个礼拜都白费了。这也没办法，这是属于技术层面的一点沮丧。
而主要的挫败感，是源于有些新闻最后没发，辛苦被抹杀了。因为种种人情，大家辛辛苦苦做了一个调查报道，因为对方采用公关手段，报社最后把新闻和谐了。这样会扼杀你的新闻热情，甚至会让年轻人怀疑这项事业。
狗仔队是怎么工作的？
一个合格的调查性八卦报道，和重大民生事件报道思路其实是一样的，需要经过策划、布置、沟通、协作，一般需要两星期以上的持续跟踪，才能做出一个相对完整的报道，而此次文章“出轨门”更是破纪录地长达8个月、跨省市追踪，实际上在业内人士看来，这并不新奇。
一个重磅新闻的狗仔调查一般需要6人的团队，2人一组，每天在目标明星出没较多的地方如家、公司等地方盯梢，有时明星出席完公开活动从酒店离开，也是一个绝佳的跟踪机会。此外，狗仔记者也会花费大量时间金钱布置线人，从机场、火车站到各大KTV场所甚至警察局、医院都可能有狗仔队的线人。某资深狗仔记者告诉我们，他们团队每年仅布置线人一项成本就高达30万元。不过有时狗仔也能碰到相对轻松的活，在有明星方面或者相关人士“放料”的前提下，时间地点只需等待通知，一切追踪便会变得好办多了。
第一步：接到线索后，判断新闻值不值得做，一般是看当事人够不够红，故事好不好看。
第二步：涉案当事人的资料搜集，包括家庭住址、常用车及车牌号码、最近工作状况、兴趣爱好及常出没地等，必要时在相应地点安放线人。
第三步：蹲点、盯梢、追踪、跟拍，时间从2周到几个月不等，直到拍得关键照片。
“狗仔”各个都是超人
中国内地狗仔队的历史并不算长，规模也相对有限。这次曝光文章绯闻的记者卓伟描述，外国狗仔队如果拍麦当娜，会十几年如一日，就跟着麦当娜，而“全中国好几百个明星都是我们拍”。卓伟认为，他绝不是只为赚钱的狗仔队，他的曝光工作是在帮助那些明星更加清楚地认识自己，做到自律，“无形中对娱乐圈也起到一种净化和监督的作用”。
那么，狗仔队也有狗仔队的苦衷，仿佛只有练就十八般武艺的“超人”在能适应这种苦逼的工作。
狙击术：1.5公里外狙杀对手
周迅曾经很惊讶，为什么她在新片《苏乞儿》中的造型被媒体提前曝光了，因为当时她“正在一个悬崖上拍戏，只有一条下山的路，而且都是剧组的人”。事实的情况是，记者卓伟及搭档爬上了对面另外一座山，并在山顶上完成了拍摄。在没有雾气沙尘、能见度很好的条件下办到这些，对高手而言并不难。他们只需要一个足够长焦的镜头和足够耐心的等待。
香港的狗仔队成功地应用了一套相当昂贵的设备：他们使用高清摄录机，转接相机镜头，已经实现了3600mm以上的等效焦距——虽然价格惊人，但效果也颇惊人，曾引起哗然的黎明和乐基儿亲密房照是在另外一座山上拍到的，张曼玉在家看海的照片则在海上的一艘游艇里诞生。和狙击手一样，他们都需要长期等候，甚至在山上扎下帐篷，花费一个月的时间来等待目标出现。在行动期间，他们要避免暴露自己，并且不能错过任何一个可能的镜头，因为如果明星们拉上窗帘，那就什么都没有了。
隐身术：隐没于明星出入之所
狗仔队为什么总能出席名流云集的高档派对？其实很简单，心理素质超好的他们只需装做在餐饮通道里打个电话，就能轻易骗过所有保安的眼睛。到嘉宾区逛一圈，他们不会担心身边人的眼神，于是多半只会被看成一个热衷摄影的富家公子。他们不会带那种太过显眼的专业相机，现在很多卡片机的性能已经能保证在幽暗的派对灯光下拍到他们想要的照片。
章子怡和霍家公子在某派对上的告别拥抱，就出自这种“内部消息”。往往在不经意间，狗仔队们就轻松在明星身边完成了工作。内地狗仔队还曾经混进章子怡哥哥的婚礼现场，不仅拍完了照片，还干脆享用了一餐颇为不错的婚宴。姚明结婚，某电视台记者也做到了这一点，她是一个漂亮的女孩，一度被主办单位认为是新娘叶莉的表妹。还有，明星在工作场合之外出入的也都是最昂贵的酒店和最好的名牌商场，合格的狗仔队在这种场合一点也不会显得“突兀”。
漂移术：追车技术一流
狗仔队追车最高的境界是很少跟丢也很少被明星察觉，这非常困难。明星们可能会在路边停车看看是否有人跟在后头，还有些人会尝试绕着建筑物转几圈看看身后有没有尾巴。狗仔队会保持清醒的头脑并分析地形，也许不用靠得那么近也能追上对象。跟丢是常有的事，但如果技术够好，能穿行在车流中却不失去目标，往往会收获丰富。
几乎每一天，狗仔队都在干这样的事。北京的狗仔队常常拍到开豪华名车的明星，那些百公里加速在5秒左右的车，追起来谈何容易。某些时候不得不感谢北京拥挤的交通状况，如果驶上高速公路，也许在几十秒后，你就不会再看到明星的尾灯了。
顺风耳：圈内到处有线人
狗仔队不会和所有人交恶，娱乐圈人士想要了解狗仔队的生存状况，狗仔队也想知道圈内最新的新闻，很多事情不过是对公众保密，在圈子里并没有什么秘密可言。狗仔队在圈内总有一些诸如助理、小经纪人、执行导演之类的朋友，他们会知道很多的故事，如果他们恰好聊到这些，很可能会变成次日的头条新闻，或者在几天之后和图片一起被发表。这虽然不是狗仔队们获得情报的唯一渠道，但通常是一个重要的渠道，博客和粉丝为主的百度贴吧也都是狗仔队获取信息的来源。
穿墙术：混进片场就靠爬
片场围墙不会很高，狗仔队会想办法越墙而入。只要进去就几乎没人怀疑狗仔的身份，因为剧组成员复杂、且人数众多。唯一需要记住的是在翻越时不要被发觉，否则一切都会前功尽弃。
张艺谋在拍《十面埋伏》、陈凯歌在拍《无极》、周星驰在拍《功夫》和《长江七号》时都曾遇到过“蜘蛛侠”，最新诞生的大片《木乃伊3》里，也有一群“蜘蛛侠”在月黑风高之夜，访问过上海车墩的那个影视基地。通常这些神秘人从不造成什么破坏，进入片场，找地方完成拍照，然后大摇大摆地从片场大门扬长而去。除了抱怨剧照被提前曝光之外，明星、导演和影迷通常都没啥意见，毕竟能提前窥到电影拍摄的内容和状态，对谁而言都未必是件坏事。
飞天术：护照随时stand by
明星的行程永远是那么的潇洒自如，狗仔队的路线也只能亦步亦趋。在刘嘉玲和梁朝伟结婚前，没有几个中国人能在地球仪上指出“不丹”的准确位置，可现在起码每一个狗仔队都已经熟悉这个国度非常严谨的签证制度了。
这是一个流动性很大的行业，随时都要准备出发。这一点，香港狗仔队比内地狗仔队更有优势，他们有报社有力的支持，他们的护照也获得了更多国家落地免签的机会。人们经常会看到明星躺在头等舱安睡的照片，这毫无疑问要花掉很大成本，而且要极其小心。
飞毛腿：甩开大步往前追
很多事情必须快跑，跑得快一步，你的照片会比其他人好很多倍。在港台常常会出现几家狗仔队追踪一个事件主角的情况，他们也通常早有防备，但如果你行动更快，一定会表现出色。起跑、到位、拍摄，但狗仔队开始使用闪光灯的时候，速度往往成为第一位的先决条件，千万别犹豫，马上甩开大步跟上。
狗仔要学会礼貌，艺人更要有修养
“娱乐至上”和“娱乐至死”的两种极端叛逆思潮都是不可取的，因为现实告诉我们一个真理——生活需要娱乐，娱乐需要生活；娱乐需要狗仔，狗仔需要娱乐；受众需要娱乐，娱乐需要受众。
中国娱乐狗仔队捕捉新闻的手段，其实并没有被主流媒体所完全接受。说他们构成了“狗仔队文化”，也实在是过于夸大了一些。狗仔队有适应部分读者、媒体需求的一席生存之地，很正常。前提是新闻来源的合法化、新闻本身的真实性。明星作为公众形象，其个人隐私与平民隐私的新闻价值不同，明星比别人多担当一些，是这个特定的角色所决定的。也有人说，倘若以道德的名义，将狗仔队合法取得的真实新闻当成了洪水猛兽，便混淆了不同社会角色的责任担当。
狗血的是剧情，不是狗仔。没有文章出轨事件伦理道德上的出格，便没有狗仔队狩猎的机会。没有任何一条法律规定娱乐明星违道德的私生活不能被公众所知情。因此，任何一个娱乐明星，在私生活方面的检点，不仅是社会道德的需求，也是社会大众的期待。如果他们既想享受明星的被追捧，又希望自己想怎么劈腿就怎么劈腿，那么，他们就不适合在这个有着特殊游戏规则的圈子里混。一个走得直行得正、既不违法又不缺德的明星，是不必担心自己成为下一个被狗仔队觊觎的目标的，更何况平民百姓。
狗仔队因为文章出轨被推到舆论前台，如果敲诈勒索，是法律层面解决的问题，它属于违法犯罪的行为，跟“文化”搭不上边，与道德也不是太相干。倘若同样有证有据，绳之以法，比口诛笔伐更有社会意义。狗仔队需要更多的是法律边界的厘清，而不是道德至上的棒斥。
狗仔队传播的只要是经得起事实检验、法律允许范围的渠道获取的真新闻，就不应该用正能量或负能量的非此即彼标准去衡量。文章出轨被曝光，有的人从中看到的是正能量，懂得了“且行且珍惜”的婚姻家庭生活应该怎么对待。当然也有人从中看到了负能量，以为娱乐圈的明星队伍都是劈腿成常态。但这属于受众基本鉴别能力问题。错不在获取这条新闻的狗仔队，而在于受众个人的判断能力，以及一些媒体借题发挥的恶意炒作。
在新闻事实存在的情况下，新闻本身并不存在恶意，而只有恶意的传播方式。譬如将文章出轨这类本是花边的新闻炒作成一场口水盛筵，用道德的名义做超出新闻监督伦理与边界的不道德审判，并且以胜利者之态，在别人的伤口上使劲撒盐。只有这时，被曝光的明星才是受害者。但施害者肯定不是狗仔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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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狗仔：绝对的高薪诱惑
在美国，作为好莱坞明星产业中的重要一环，狗仔队和以窥探明星隐私为主业的各种街头小报和超市杂志是天生好搭档。一方面，明星和狗仔队之间的冲突向来不断，影星马龙·白兰度曾打掉某狗仔记者5颗牙齿，影星基努·李维斯因打伤狗仔记者的手被要求赔偿71万美元。另一方面，很多明星也知道，狗仔队可以帮自己带来人气，甚至会在举办私人活动时主动邀请他们参加。
至于收入，英国一个小报主编一年可以拿10万英镑，这在英国媒体人中绝对算是高薪。美国一名狗仔队员2005年在《时代》周刊上炫耀说，他拍摄的一张影星詹妮弗·洛佩兹的照片卖了15万美元。他宣称：“如果我能拍到一张小甜甜和她孩子的照片，就可以在好莱坞的日落大道上买下一栋房子。”如此大的回报，让美国的狗仔队竞争激烈。曾在美国踢球的贝克汉姆慨叹：“我在英国出门，顶多7辆狗仔队的车会追着拍摄，但是在洛杉矶，我曾经碰到过45辆车组成的庞大狗仔车队的围追堵截。”
拍到“棱镜门”曝光者斯诺登现在是俄罗斯很多狗仔队的奋斗目标。俄“生活新闻网”去年10月31日刊登过一张据称花3100美元从狗仔队手中买的斯诺登购物的生活照。“生活新闻网”是俄流行小报《你的日子》旗下的网站。拍这张照片的是加布列杨诺夫经营的狗仔队。据说，为拍到独家照片，他们可以不择手段，有时甚至欺骗医院警卫，混入病房拍摄生命垂危的名人。加布列杨诺夫旗下的摄影记者月薪高达1万美元，但前提是抢到独家照片。
在国外对狗仔队的一些讲述中，他们也有新闻信念和尊严。俄罗斯“世纪”网站2月27日刊文评论说，实际上，狗仔队这一职业并不好做。有俄专家认为，在世界最危险职业中，除消防员、矿工和警察等外，狗仔队职业也是其中之一。他们经常面临各种官司和愤怒市民的白眼，甚至还会遭到拍摄对象的殴打。文章写道：“尽管如此，他们仍冒着生命危险从事这项工作。正是他们的敬业精神让世人知道了法国总统奥朗德骑摩托车到哪里私会绯闻女友。”
西方狗仔队不仅盯演艺圈明星，也不会对政治人物“高抬贵手”。政治家的绯闻和私下的权钱交易、道貌岸然常被狗仔队毫不留情地披露出来。美国狗仔队常说，他们是“用独家新闻报道体现自身的工作价值”。有时传统媒体的“狗仔式”报道在传统媒体中也能一石激起千层浪，如《纽约时报》独家揭发纽约州长斯皮策一掷千金召妓内幕，《底特律自由报》揭发前市长和女助理搞外遇还作伪证等。
邓州市城区一小三七班
张美贤
指导老师 王文建
张金贵
邮编：474150；电话：2166463（办）；13603419820（手机）
小猫和小狗是一对好朋友。
春天到来的时候，小猫和小狗在院子的一角，合伙种了一颗丝瓜。
小猫和小狗经常给丝瓜浇水，施肥。丝瓜长得很快，没有多久，丝瓜便开出了黄色的小花。花很香，引得蜂蝶成群结队而来。
有一天，小狗的爸爸要带上小狗出远门。临走前，小狗去数了数丝瓜花，花一共8朵。
“这8朵花，你可要看好呀，将来指着它们结丝瓜吃哩！”小狗对小猫说。
小猫点点头：“我会看好咱们的丝瓜的。”小狗走后，小猫很用心，天天去看护丝瓜。
过了几天，丝瓜花落了，丝瓜结出来了，粉嘟嘟的，让人喜欢得不得了。
小狗回来，听说丝瓜结了，也挺高兴。它顾不上洗脸，顾不上吃饭，就来看小丝瓜。
“不对呀，明明是8朵花，咋才结了6个？！”小狗一连数了好几遍，“那两个丝瓜一定是让小猫给偷吃了！”
“哼，趁我不在家，独个儿偷吃丝瓜。算是什么朋友呢！”小狗两眼狠狠地剜着小猫。
“我没偷吃丝瓜我没偷吃丝瓜！”小猫觉得小狗冤枉了自己，委屈得直想掉眼泪。
“没偷吃，那两个丝瓜呢！”小狗愤愤地说。
“是啊，那两个丝瓜呢？”小猫确实不知道那两个丝瓜哪儿去了。
“糊涂虫，那两朵是‘雄花’，本来就不会结瓜的！”
小狗和小猫回过身，原来是小松鼠来了。
“是真的？”小狗和小猫几乎异口同声。
“是真的。我刚刚从我爷爷哪儿听说的。”小松鼠说。
这下轮到小狗不好意思了，它脸显愧色地去拉小猫的手，“都怪我不好，冤枉了你！”
“知道了就好，”小猫说，“我啥时候干过对不起朋友的事！”
小狗和小猫和好了，它们的关系比以前更亲更近了。
说这话的是一个狗肉经营者。他见有外国记者拿着摄像机不停地对着他和案板上的狗拍摄，生意受到影响，不胜其烦，索性把已掏去内脏，但还未肢解的狗用双手托着立起来，作“狗吠”状挑衅地对着老外。
老外来自澳大利亚，大概明白其中的意思，尴尬地笑了笑。围观的人群先是起哄，然后在老外的尴尬中，爆发出一阵戏谑的笑声。
这是发生在广西玉林垌口市场的经典一幕，时间是2014年6月20日早上10时15分。
尽管就玉林“夏至荔枝狗肉节”进行的“战争”已持续5年，但没有哪一次，能像这次那样“精彩”，媒体和爱狗者、吃狗者云集，“盛况”空前，并且―出乎爱狗者意料―在两三天之内进行了惊天逆转。
这场“战争”有复杂的内涵，同时是饮食偏好之战、生活方式之战、阶层之战、价值观念之战、权利之战。它发生在媒体、网络、微博、大街小巷、小区等社会公共空间―玉林不过是主战场而已。
《南风窗》记者在玉林现场见证了这场“战争”。6月21日过后，它也并没有结束，随着爱狗者的“失败”，社会冲突将可能放大它对抗性的一面，人们或会有另外的行为逻辑。 外来“抗议者”
6月19日晚上8点30分，离狗肉节还有两天。当《南风窗》记者出现在玉林市江滨路和新民路交界“狗肉一条街”时，那里已经坐满了吃狗的人。但店名上的“狗”字，已经全被遮挡住了。而且，氛围有些诡异，狗肉店的老板和员工似乎在提防什么。
一家狗肉店的老板告诉记者，18日，爱狗者来“抗议”过，今晚不知他们会不会再次出现。
“他们有老外，有中国人，有男的，也有女的，扛着摄像机，拿着宣传单，一来就说狗是人类的朋友，不能吃。”接过记者的烟，老板咧嘴一笑。
“那就是一帮神经病”，在记者的洗耳恭听中，老板娘走过来，补上一句。
记者问，来“抗议”过的人中，是否有传说中的片山空和杜玉凤？老板和老板娘表示，不知道来的人叫什么名字，是什么身份。
“不明身份”，是爱狗者给玉林当地的普遍印象，很多人并不清楚那些被某些媒体称之为“志愿者”的爱狗者从哪儿来，又是什么人，于是一概认为是“来闹事的”。20日下午，记者在玉林市食安办某副科级官员办公室采访时，恰逢该官员正接听一个女爱狗者的质问电话。记者等了很久。最后，女爱狗者骂了一句“玉林人吃狗不得好死！”挂了电话。官员抬头对记者说“你看，骂得这么难听”。记者问该官员，此女人有没有说她是谁，官员说“她只说她姓赵”。
而在此前，6月10日，10名爱狗“志愿者”想强行带走活狗，并踢破商户的门时，他们也是不明身份人员。
片山空、杜玉凤和那些不明身份的“志愿者”虽然是“盟军”，但显然不是一路的。在玉林狗肉节之战中，他们是两个如明星一样的人物，走到哪里都是焦点，都引发围观和辩论。
片山空的身份是行为艺术家，杜玉凤则是四川广元市博爱动物保护中心主任。对于这座城市，来“宣传”、“抗议”了几次的他们并不陌生，而大多数玉林市民同样也记住了他们是谁。
在玉林市民眼中，片山空只是一个想通过“抹黑玉林”出名的人。看来，他于2012年玉林狗肉节期间下跪替人类向狗谢罪的艺术表演给玉林人留下了不太良好的印象。一个玉林市民告诉记者，“闹那么久，他微博粉丝仍然只有2000多！”鄙视之情溢于言表。
但在市民，还有网上的一些爱狗者眼中，杜玉凤则不同，她被视为“狗粉”的“大姐大”。爱狗理念“灵魂附体”。
在两天的时间里，《南风窗》记者对杜玉凤的几次采访，以及对她行为的跟踪观察，并没有发现她作为“大姐大”的“女强人”特征。她说话并没有咄咄逼人，而是和颜悦色，举手投足之间具有社会活动家的风范，能够娴熟地应对各种媒体、政府官员和市民。
而她的打扮，也是典型的城市中年妇女。这和那些专门来“抗议”，并且出钱买狗的爱狗者（她们穿着普通，表情漠然），以及具有有闲阶层色彩的“志愿者”（他们的打扮比较小资、文艺）都不一样。 民间的“战争”
从一开始，杜玉凤等人的伟大抱负，并不是终结狗肉节这个在他们眼中“罪恶”的节日。但最初的舆论态势让他们看到了希望。
从5月下旬开始，网络上就有了一些动物保护组织“抵制”玉林狗肉节的声音。接着，一些娱乐明星通过发微博表明对狗的爱心，作出了抵制的姿态。
玉林狗肉节的网络战役提前打响。
在权威媒体一片沉默、各路学者和评论家也不关注的情况下（他们明显更多地认为吃狗是一种权利，而不可用某些人的情感、偏好加以剥夺），并无任何公共说理能力的娱乐明星，通过其关注度（而非影响力）获取了在这件事情上的“文化领导权”。相比之下，支持玉林狗肉节，或反对抵制的网民，则在被动防御中尚未苏醒，已经起来反击“狗粉”的网民，也呈现一盘散沙的状态。这种舆论态势的不对等造成了好像爱狗者声势浩大的错觉。
6月6日，在评估了巨大的外界压力后，玉林市政府发表声明，撇清狗肉节与自己的关系，说玉林市政府或任何社会组织都没有举办过任何形式的“夏至荔枝狗肉节”。而在过去，他们并没有这样做。
接着，政府要求各狗肉馆把“狗”字招牌挡住，并且，禁止了一些狗肉餐馆的营业。据某媒体报道，还要求公务员不能吃狗。
政府的这些举动，被各类爱狗者解读为当地“怕了”。只要继续“抗议”，似乎在今年，可以像当年成功抵制浙江金华湖头狗肉节一样，迫使玉林狗肉节取消。
但事情的发展证明，这是一个自我设置的陷阱，爱狗者太低估了他们行为所可能引发的反应。能够娴熟地应对媒体和政府的杜玉凤，在一片狂热中，也没有想到这些。
6月20日、21日，玉林市委、市政府两个不愿具名的官员分别向《南风窗》记者一再强调，玉林市政府从来就没有举办过任何狗肉节，他们听都没听说过，所以，“谈政府退出根本就是一个伪问题”。他们的意思很清楚：“夏至荔枝狗肉节”完全是民间自发的风俗，没有丝毫的官方行为。
这样，爱狗者们抵制的，只是一个拥有600万人口的地方的风俗，和他们的饮食偏好而已。“抵制”在逻辑上，变成了一部分人用自己的偏好、情感，去约束（如果不是干涉的话）另一部分人的生活。无论抵制是什么，都是两大帮人的社会冲突。
由此，形势在逻辑上必然会产生变化。而事实上，也在起变化。
政府的社会控制，当然不能任由这种由爱狗者们发起的社会冲突扩大。玉林之外的吃狗者，还有认为吃狗是一种不能涉的权利的人，也视爱狗者这样干是一种对自由的威胁。而对玉林人来说，爱狗者们越是抵制和“抗议”，越是激发他们“保卫狗肉节”、“保卫风俗传统”的战斗热情。原本分裂为社会原子的市民，突然被这种热情整合成一个似乎坚不可摧的共同体。
这3个变化，都不利于爱狗者，尽管在6月20日晚上之前，他们还没有捕捉到。
21日晚，《南风窗》记者在玉林的市区和城郊，看到了“荔枝狗肉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从下午开始，很多商店就已经关门，在晚上，各家各户呼朋唤友，摆起桌子一起吃狗肉和荔枝。它的隆重程度，也只有过年能够相比。
把“荔枝狗肉节”视为“不文明陋习”的爱狗者，并不明白这个节日对玉林人来说，情感上、精神上、认同上，是一种什么样的含义。 心理背景
爱狗者更加不明白的是，至少从19日开始，他们就已经陷入“人民战争的大海”。
在网络上和微博上，反对抵制的声音远盖过了抵制的声音，哪怕还有娱乐明星加入“抵制”，都无济于事。而在广西的论坛，玉林之外的各地网友不断地发帖说组团来“支援玉林人民”。另外，在玉林的大街小巷，市民已经形成了一种“反击‘狗粉’”的集体无意识，彼此心照不宣。
而官方的“怕了”，也远不是想象中那样。
比如，针对此前关于政府不允许公务员吃狗的媒体报道，玉林市委、食安办的两位官员，都向《南风窗》记者“辟谣”，他们既没有看到相关的文件，开会也没有听到有谁这样说。
在和多位官员，以及普通公务员的接触中，记者明显感觉到，他们对爱狗者来“闹事”，保持着警惕和反感，这并不仅仅是基于权力者的本能。
看上去，官方对于爱狗者们，并没有摆出如临大敌的姿态，在沉默中传达的意思很清楚：无论是吃狗还是反对吃狗，只要不违法，一切都是民间的事情。但记者发现，在那几天时间里，有很多便衣在垌口市场、“狗肉一条街”等地出没，以便一旦发生超出辩论行为的冲突，快速进行控制。同时，在市政府门口的大广场上，也有便衣“埋伏”。
种种迹象表明，玉林本地人期待一场和爱狗者的公开辩论。和爱狗者不希望年年都要来抵制一样，他们也不希望年年都有爱狗者来“扰乱”自己的生活。这一天，终于到了。
20日晚上7点40分左右，终于有来“宣传”、“抗议”的爱狗者出现在“狗肉一条街”，而大量准备来“保卫狗肉节”的玉林人，早已恭候多时了。
辩论从人群围住两个从重庆过来宣传救助流浪猫狗并拍摄的男青年开始。还没等他们宣传，就有人叫他们把宣传画收了，并且说，“救阿猫阿狗，为什么不想着去救助流浪儿童呢？”在人群的哄笑声中，他们讪讪地把宣传画收了起来。
杜玉凤和跟随她的几个爱狗者的出现，使所有人的目光都迅速聚焦到她身上。她比记者所知晓的行程，晚了40分钟。
他们显然对那晚的场面已经有所预料。和跟随她的人不同，杜玉凤带着微笑，步态优雅，一边发传单，一边跟那些质问她的人辩论。在一开始，她甚至和本地的男人进行了类似于打情骂俏的斗嘴。双方都绽放出开心的大笑，氛围轻松。
但这种在中国的公共空间中难得的氛围并没能持续多久。在继续的宣传、辩论中，氛围转向激烈，虽然都保持着理性。而在辩论中，双方所有的话语，都是把“狗是人类的朋友”、“为什么可以吃猪吃牛吃鸡，却不可以吃狗？”的经典话语―也是陈词滥调―现场演绎一番。
这并不构成真正有效的对话。没有谁能说服谁，也不可能被说服。要爱狗者明白吃狗是一种不能涉的权利，和吃猪吃鸡吃牛同一个性质几乎不可能。而爱狗者同样坚持，吃他们所宠爱的狗这种动物是不对和残忍的。
心理对抗的背景由此复活。“神经病”的声音在一些妇女口中出现。而针对杜玉凤等人的嘲笑、戏谑则成为一种合唱。
20日晚上，从爱狗者出现的那一刻起，新民路的交通即已堵塞。9点过后，杜玉凤等人步行离去，身后是多达上千人的摩托车队和步行人群“护送”，路程接近一公里。这一幕，被玉林市民视为已经成功地战胜“狗粉”的象征。 行为逻辑
也正是20日晚上，玉林狗肉节之战的形势逆转。
在玉林市民眼中，杜玉凤等人明显是在灰溜溜地失败而归。他们找到了一种多日来忍受的窝囊一扫而光的感觉。
而央视当晚所做的《新闻1+1》节目，白岩松劝爱狗者“守住法律的边界”的说法，被玉林人认为是反对爱狗者来玉林“闹事”的表态。“央视支持我们了。”
于是，心理对抗的背景，在某些人那儿转化为行为的逻辑―这一行为逻辑，和爱狗者拦车救狗、踢商户的门“解救”狗并无本质差异。
早在20日早上，这一迹象就已经有了。最著名的，就是在玉林大市场，一个戴墨镜讲玉林口音的男人，用狗钳把狗高高叉起，对重庆来玉林“解救”狗的爱狗者赵洁等人大喊，“你们买不买？不买我就夹死它！”他得到的是现场围观者的欢呼声。
对于很多玉林市民来说，墨镜男是一个必须被唾弃、抹黑玉林的心理变态者。正午阳等以理性、善良、平和来捍卫狗肉节的网友甚至对墨镜男发动“人肉搜索”。但也仍不乏有人对此表示理解。
而在20日晚上，当人群“护送”杜玉凤等人到一家沙县小吃店里，发现他们坐在里面准备吃东西时，集体逼近店门口。最后，老板只能让杜玉凤等人走人。
21日早上，玉林狗肉节当天，看上去，一切已尘埃落定。氛围也完全不同。
正是那天早上，杜玉凤、片山空、各地来的爱狗者、动物保护组织人员，集体出现在玉林市政府门口的大广场上。一起来的还有很多国内外媒体的记者。同样，便衣，一些政府部门工作人员（他们并不承认），还有玉林市民，也在此恭候，或跟着出现。
政府门口的大广场是一个象征权力的公共空间，杜玉凤等人在此“宣传”、“抗议”显然会引发权力的某种特殊反应。杜玉凤每次拿出爱狗宣传单，以及拟写的对政府的“感谢信”，都被盯住她一举一动、身份不明的人抢走。
“我们是来见市长，是来感谢政府的。”这是杜玉凤强调的话。
对她的回答是“今天不上班”，以及一波一波，以男青年为主的质问。
在人群的聚集中，能不能吃狗的争论仍然在继续，但手段丰富得多。其中，一个爱狗者和一个疑似政府工作人员在争论时，娴熟地用了政治话语：“叫你们照镜子……我就希望中央巡视组到你们玉林来……你们玉林就要洗洗澡……”
他得到的是情绪失控的回应：“本人堂堂正正，怕啥！我天天照镜子！怎么样？我说错了吗？好像很干净！”
对抗性已经相当激烈，让人嗅到一股火药味。
当“战争”的格局已经基本清晰的时候，“作战”的双方，根据自己到底是强者还是弱者的判断，以及个人素养、理念的坚定程度，都会有不同的选择。
有的人退了。
嗅到了形势变化的片山空在“抗议”现场，“召集”各媒体记者发表声明，说没有想到政府会这样，“志愿者”会那样，事情发展到这步，已经远离了他的初衷，导致了社会的割裂，并表示向在这件事中“受到伤害”的人道歉。“如果你是带着对抗的心来，那人家也会对抗你。”他强调自己与“动物保护志愿者”划清界限，自己从来只是单枪匹马，和他们不是一伙的。
21日下午3点，《南风窗》记者和正午阳在玉林市一家高级酒店门口，遇到了已退房准备走人的两位疑似情侣的爱狗者。男的告诉记者，“既然央视已经定性，再闹下去也没什么意思了。”
而有的人，选择了更激烈的对抗。
21日晚，正是玉林狗肉节最热闹的时候，有爱狗者在“狗肉一条街”“抗议”，干扰到食客，双方很快发生肢体冲突，一名食客受伤。当《南风窗》记者从玉林城郊赶回的时候，现场已经聚集了大量的警察和水泄不通的人群。人们情绪激动，很久都难以劝离―正如很难把爱狗者从别人的生活中劝离一样。
1927年12月，英国人坎贝尔、琼斯带领多名驯狗师，带着一群赛狗、一批电动机和纸兔模型，及其他跑狗场需要的设备，从伦敦乘船来到上海。随即在英国驻沪领事馆注册，在华德路（今长阳路）、汇山路（今霍山路）、华盛路（今许昌路）、威妥玛路（今怀德路）设立了明园跑狗场。场地面积约35亩，正门设在华德路华盛路转角，其他三个转角也有便门可以进出。坎贝尔任总经理，有着八年资历的专业驯狗师琼斯被聘为赛狗事务经理。继而万国赛马会董事发起设立了申园跑狗场（今延平路新闸路处）。跑狗场一设立就吸引了许多市民。1928年5月26日傍晚：“无尽的车辆往东驶向百老汇路（今大名路）以及邻近的几条主干道，同为赶赴远东最先开张的跑狗场――明园的开幕式。”
明园开幕之初，只有四条狗比赛，没有连位、双独赢的赌法，只出售五元一张的独赢、位置票。就是这样，每次出售的票数也要达到5000多张。资本50万的申园，筹建期间登广告招股，才两天工夫，股额就招满了。每股20元的股票，在申园开幕一周后，就涨到50多元。一个名叫邵禄的法国老板于是纠集一伙人，于1928年在今复兴中路陕西南路处的文化广场这块地方开设了“逸园跑狗场”，这个在法国注册的，名称是“法商赛跑会股份有限公司”。
逸园跑狗场所在的地方原先是英国商人马立斯的私人花园，沪人习称它为“马立斯花园”，占地约78亩多。邵禄等人利用万国储蓄会的钱买进后，兴建逸园大厦和大看台；平整场地，设立赛狗跑道；设置旅馆、餐厅和舞场。使用了时兴的、现代化的设备，把跑狗场布置得富丽堂皇。这些共花费了150万元。但是这笔巨款对跑狗场老板们来说是小意思，不久他们就可从“狗迷”那里获得。从1931年到1934年，“法商赛跑总会”的账面资料记载，四年中赢利达120万元。在1931年时，长江流域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大水灾，逸园跑狗场以“跑狗救灾”为名，宣称：“蒙法总领的允准，举行赈灾大赛狗。”事后，给了政府7万元。这一年，跑狗场向法总领事等的献纳总计在120余万元。
跑狗场可以说是个纯粹的场所，其娱乐性质微乎其微。赛狗初期，寓沪西人之间就有是否“合法”的争议。原因是一些西人在上海一些场所开设 “”，遭到工部局的反对并取缔。那些西人认为赛狗也是不合法的活动，但工部局认为赛狗中如有是合乎英国法律的，只是采用的方式是不合法的。
为了应对反对的意见，工部局在初期采用只允许明园、申园每周只能举行一次赛狗的折中办法。拖到1931年，跑狗场对市民、对社会所造成的危害已被很多人所认识，有识之士在舆论上大加揭露。纷纷认为跑狗“数分钟即赛一次，其弊害之大，尤甚于各种”，叠加要求关闭跑狗场，市公用局禁止有赛狗广告的电车在华界行驶。在越来越激烈的反对声中，公共租界工部局于1931年4月将申园、明园两个跑狗场取缔。但是在法租界，法国驻上海总领事以“法租界内跑狗场应否加以取缔，须归法国驻华公使与法国外交部决定，本领事无权过问”为由，不顾人们的反对，使逸园跑狗场依然存在。由于少了明园、申园两个跑狗场，逸园的营业反而更趋兴盛。1938年，每天售票额达12.3万余元，狗场抽头得1.5万余元，每周赛狗四天可赚6万余元，一年收入可达300余万元。就在这年，跑狗场不仅还清了万国储蓄会的借款，资本也从60万元增到美金180万元。它的不动产也逐年不断地增加，单房地产一项就拥有土地116亩，大小房屋25幢，其中包括一幢五层的大楼，还有三幢是花园洋房。跑狗场大发其财，是谁人给予的？不用多说，绝大多数是我们中国人，约在狗迷中占到95%。那些狗迷们，也并非全然不知赌赛获胜之渺茫，几个跑狗场因其译名，大都有不祥的雅号，如明园（Luna Park）叫“流落派”，申园（Stadium）是“输到底”，逸园（Canidrome）为“看你穷”。从这些雅号上可略知狗迷们的心理状态。一个积十余年赛狗经验者，在其所著《跑狗指南》中也揭露了赌狗比赛中的种种作弊，当时一些报刊也时有赌狗害人的报道。
进入跑狗场的赌客须购入场券，随后可坐在看台上看狗跑。赛狗票的名称有“独赢”、“位置”、“双独赢”、“双连位”。赌客也可坐在餐厅中吃酒或在舞厅里跳舞，那里都装有报道比赛情况的电动设备。买狗票、领彩金都可寻人代劳。跑狗场的比赛每周四天，每天十多场，每场一般有六条狗出场，票分为一元（独赢、位置）和二元（双独赢、双连位）一张。
狗迷的对象不是跑狗场老板们，而是和其他狗迷。老板们只是照票额总数抽取头钱11%，后来增为15%、20%。抛开已被搜刮去的不说，下注能否如愿，表面看起来要看自己的眼光灵不灵，运气好不好。其实不是这样，当中有着种种弊端。赛狗时，先将电兔放出，接着养狗的人把关狗的笼子门掀掉，狗随即紧追而上。由于电兔的快慢由人控制、狗的调养有专门的“教练”、狗到终点时有司证作判，这三者都可能在其中搞鬼。在明园、申园未关闭时，三个跑狗场“以申园作弊最厉害，电兔被狗追着，时时可以看到”。《跑狗指南》中这么说：“赌狗还不如去赌狗教练。狗场有六个狗教练，这六个狗教练就能够操纵整个狗场。有出笼的狗能够使它吊笼，好后劲的使它毫无后劲，不打架的使它大打全武行，臭狗使它出头，某狗大热门可以使它不终赛。如果乙号狗是大热门，教练先生的提调却买甲号狗，临赛时将乙号狗换去。结果只见教练先生的提调在领奖。如果二狗几乎并排跑至终点，司证为了自己的利益，总判他们所购号的狗获胜。”由此可见，在这样的情况下，狗迷们只能是输多赢少了。
建国后，政府将这个赌窟改建，成为上海最大的室内剧场。全场可容纳1.4万余名观众，有一座可供300人演出的大型舞台，过去经常在内举行文艺演出、重要集会、杂技表演等，广场的一部分辟为上海戏曲学校。1969年12月19日遭受一次大火，几乎全部毁掉。1970年6月，重建文化广场。
申园关闭后，一度作为体育场所。以后陆续在该地上建造房屋，有住宅、工厂和商店等。现在主要是住宅，有云和花园、金惠商务楼等。
明园跑狗场1931年4月4日进行了最后一场比赛，停业后改建为游乐场。内部设有电动玩具，如电动空中飞车、电动椅、电单车等；还设立了温水游泳池、影戏场、戏院、跑驴场等等。由于地处东北角，那里几乎没有其他游乐场，因此非常吸引游客，当时有“江北大世界”之称，同时也是走江湖、耍杂卖唱和小商贩云集的场所。和大世界游乐场一样的是，流氓地痞、暗娼、小偷等亦混迹于其中。抗日战争爆发后，被日军占领，游乐场废弃，改作养马场。
关键词：狗 暴力 权利 转换
殖民早期，对于那些刚来到殖民地的殖民者来说，殖民地到处都是“动物”，不仅包括真正意义上的动物，也包括动物化的土著居民。残忍的殖民者对这些动物实行暴力征服。对动物所实行的暴力是殖民者确立自我身份和体现民族优越性的象征。但是，除了殖民者，殖民者所携带的狗也是暴力的施加者。在探索新大陆的过程中，殖民者倾向于带着那些经过严格训练过并种族化了的狗，这些狗不仅保护着主人，更成为暴力统治和征服殖民地人的工具。
在小说《耻》中，也就是后殖民的南非，西方殖民者所携带的狗同样扮演着保护自己主人的职责，但是他们的命运却大不一样。曾被暴力征服的动物化的黑人以暴力的方式对殖民话语进行强烈的反击并取得成功。
故事发生在政治和社会都还不稳定的后种族隔离的南非，戴维・卢里，开普东大学的一名教授，因为与自己的学生梅拉尼发生了性关系而被学校辞退。当他失业之后，他想起了自己的女儿。于是他收拾行装，来到了女儿所在的一家小农场“那是撒莱姆镇，地处格雷哈姆镇和肯顿之间的公路旁”①（69）。
毫无疑问，戴维・卢里是小说的主人公，但是他的女儿露茜在表现文章的主题和后殖民南非的现状上扮演着更加重要的角色。在后种族隔离的南非，白人失去了他们的优越性，并且不得不面对着社会秩序的重新建立。面对着白人日益低下的社会地位，露茜从充斥着不同话语冲突的中心城市所逃离，来到了这个偏远的小镇，试图拥有一块殖民空间来维持她作为白人的主体性地位。在这里，她过着一种简单地不能再简单的生活：靠狗棚、靠卖花和园子里的产品。②（72）
在这部小说中，狗有着很深沉的含义。在殖民时期，被种族化的狗是为了维持欧洲的身份和至高无上的优越性。在后殖民的南非，欧洲的狗扮演着相同的角色。然而，他们的命运却是不一样的。对于露茜来说，狗是她的伴侣和精神安慰。她曾告诉父亲：“狗还是很有用处的。狗越多，越能震得住人”③（70）。因此，露茜在农场上弄了个狗棚来照顾“看家狗”，有道勃曼狗、德国牧羊狗、罗得西亚猎狗、斗牛狗、罗特维尔狗，这些狗都是来自欧洲，而非南非土著居民的狗，象征着种族的差异。在种族隔离的南非，狗只会对着南非人狂吠。欧洲狗是白人震慑黑人的工具，所以，即使露茜试图来到偏远的地方来维护她的优越性，她依然带着狗来保护自己。然而，事实却证明露茜是错误的。在后殖民时期，欧洲的狗已经没有殖民时期的那般勇猛，在征服和震慑黑人方面，它们显得无能为力。
一天，三个年轻的黑人男子（曾被视为低等、原始动物）抢劫了露茜的农场。当三位男子靠近露茜的农场和房子时，露茜的保护者――欧洲品种的狗本能地对他们又吠又叫。但是这三位黑人似乎并不害怕笼子里的狗，其中一个男孩“边对着狗嘘嘘，边朝它们做着威吓的手势”④（108）。事实上，狗被关在笼子里，似乎意味着：在后种族隔离的南非，白人失去安全感是不可避免，他们的地位已经动摇。即使是面对着潜在的危险，露茜似乎并不打算惹恼这三个黑人，也不打算把杜宾犬（杜宾犬，是所有品系中极富智慧的并且身体结构最为优秀，气质最为高贵的一种，是军、警两用的犬只）从笼子里放出来。接下来，这三个男子假装要借电话，跟随着露茜进入到房间。当露茜的父亲卢里意识到情况不对劲时，他已被人打晕，并且被锁到了厕所里。很明显，他们的主要目标并不是卢里，而是露茜。当这三个男人露茜的时候，他们吼道：“把你的狗叫来啊！去啊，把狗喊来呀！没狗了？那就让咱们做狗给你看看！”⑤（186）他们的呐喊表明他们渴望被听到，从殖民时期到现在，黑人已经沉默了那么长的时间，积压已久的愤怒就像火山一样喷涌而出。同时，那些露茜认为可以保护自己的欧洲的狗，在这里，被证明是无能为力的。欧洲的狗的能力的下降，在作品中，作者通过卢里表现了出来：他看着那些狗在进食。居然没有打架争食，这使他颇感意外。小的。弱的，都退在后面，认了命，等着轮到自己的份儿。⑥（100）
在叙述中，这三个黑人被描绘成了狗。当他们走进露茜的房子时，他们“像一队狗”。之后，当露茜在路上认出那个她的男孩时，这个男孩更被描绘成一条“奔跑的狗”。之前的历史上就曾把黑人动物化。在早期殖民时期，对于那些刚来到新的殖民地的白人来说，比如南非和印度，殖民地到处都是“动物”，不仅包括真正的动物，也包括动物化的土著居民。查尔斯・帕特森曾指出：殖民主义是“人类的优越性以及至高无上的权利在动物王国的自然扩张。”⑦（26）在19世纪的最后十年，除了“奴隶”、“黑鬼”、“动物”这些词，殖民者想不到更好地词来形容殖民地的土著居民。在这部小说中，这些土著黑人被描绘成为“狗”。
但是，“狗”化的三个黑人却以一种非常残忍的方式射杀了六条成熟的欧洲品种的狗：
他熟练地取出一只弹夹，推上膛，把枪筒往笼子一插。那条最大的德国牧羊狗愤怒地喷着血液，扑了上去。就听得重重的砰的一声，鲜血和脑浆在笼子里飞溅开来。狗吠声停止了。一条狗的脑部被子弹贯穿，即刻就死了，而另一条伤在脖子上，血流不止，重重地趴在地上……剩下的三条狗无处躲藏，退到了笼子的最顶端，挤来挤去，发出轻轻的哼声。这人不慌不忙地把它们一个挨一个地解决了。⑧（112-113）
在某种意义上，白人与黑人之间的对立冲突，演变成了欧洲的狗与“狗”化的土著居民的冲突。欧洲的狗与土著居民的竞争中，在这里，以兽性的土著居民的胜利作结，表明了在后殖民语境下权利的转变。
在后种族隔离的南非，露茜和狗成为了暴力的受害者。这件暴力事件的发生，有着意义深远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在殖民时期，为了实现殖民者的政治和经济计划，殖民者常常诉诸于武力。殖民者不仅对动物实施暴力，也对动物化的土著居民实施暴力。殖民者对动物所实行的暴力成为了殖民者征服殖民地的重要媒介。
同时，在殖民时期，欧洲的殖民者在南非实行种族隔离，也就是把白人与黑人相分离，黑人的各项权利被剥夺，甚至被剥夺了作为公民的最基本权利，他们被边缘化了，过得比动物还不如。种族制度引发了激烈的暴力抵抗。
南非独立之后，南非黑人的地位并未得到提高，这就使暴力事件更进一步地发生。因为暴力作为力量和权威的象征，对于那些被边缘化的黑人来说，是获得尊严和尊重的一种方式。学者格林进一步指出：“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独立带来了更多的沮丧，因为他们的期望落空了，又或者是他们的期望迟迟未实现。”在这种情况下，暴力成为了控制他人的手段，因此，在南非，暴力逐渐演变成为反种族隔离的合理性手段。但是，即使是采用暴力手段，种族隔离的废除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在种族隔离废除之前，黑人妇女成为了主要的受害者，在南非，由警察所报道的所有的案中，95%的受害者都是黑人妇女。大部分的黑人害怕受到严重的处罚，因此不敢去侵犯白人妇女，因此他们把自身的仇恨发在黑人妇女上。相反地，在后种族隔离的南非，先前的白人殖民者在社会上失去了他们的权威和优越性，尤其是白人妇女，成为了暴力的潜在的受害者和黑人发泄自身愤怒的目标。黑人采用激进的暴力方式，旨在重获民族的尊严以及他们的男子气概。
女性主义者Carol J.Adams曾对妇女和动物的暴力行为进行研究，她的研究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露茜和欧洲狗的命运。Adams认为，在父权世界里，对妇女所实施的暴力，往往与对她们的伴侣――动物的暴力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她指出：伤害或者是杀害一条动物的目的，是为了给主人一个警告：如果不听话，你就是下一个对象。人们往往通过杀害动物来证明自己的强大和对方的无能为力。⑨在小说《耻》中，狗成为了替罪羊，黑人不杀露茜，似乎在表明对她的仁慈，而他们对狗所实施的暴力似乎是在警告露茜：如果你胆敢反抗，那么下一个死的就是你。事实上，黑人所释放的性别暴力对白人来说更具破坏性和颠覆性。
最后，露茜怀孕了，这是那三个黑人在露茜身上所实施的性别暴力所带来的后果，这个后果证明：“非洲狗”对他们之前所受耻辱的复仇方式是在白人妇女身上留下痕迹。在文中，卢里无法抑制自己悲伤：
瞧啊，孩子出生了！其实现在这还不过是她女儿子宫里的一条虫子，她就已经称其为孩子了。这种子被硬塞在女人体内，不是出于情爱，而是出于仇恨，混杂在一起，是要玷污她，o她做上标记，就像狗撒尿一样。（229-230）
这段话表明了卢里对非洲黑人的性别暴力的动机的思考，并从卢里这位白人的角度来揭示非洲黑人的动物性。
总之，在小说《耻》中，狗的意象扮演着重要的文化角色。在殖民时期，欧洲品种的狗的形象往往是勇敢的、富有战斗力的，它们是殖民者暴力征服边缘化的兽性的黑人的手段与助手。而在后殖民的南非，黑人被描绘成了狗，他们愤怒地咬欧洲的狗和主人。他们的行为是反殖民话语的表现，是对动物帝国主义的激进的反抗。虽然这三个黑人采用暴力的方式来反抗，但这种暴力行为并不被提倡，因为它是不理性、不道德、不合法的。
参考文献
①②③④⑤⑥⑧J.M.库切：《耻》，张冲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69页，第72页，第70页，第108页，第186页，第100页，第112-113页，
⑦Eternal Treblinka：Our Treatment of Animals and the Holocaust， Eds.Charles Patterson.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0，P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