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2-11 06:23:31
[关键词] 传播政治经济学 批判领袖 席勒
Abstract: Schiller is not only a scholar of activities, but also a model who has influenced communication practices with his academic achievements. His works have enlightened discussions of world communication and appeals of new orders from international communities. Some developing countries have absorbed some of his thoughts in their communication policies and practices.
Key words: communicatio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cience; critical leader; schiller
刚出版的《电视与新媒介》(Television & New Media)2001年第1期是纪念著名的批判政治经济学家赫伯特·席勒的专辑，里面登载了16位活跃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回忆席勒的文章，包括赵月枝博士的文章。席勒于一年前的2000年1月29日去世，享年80岁。《纽约时报》刊登了讣告，这是主流报刊关于席勒的最长消息。
虽然传播政治经济学泰斗达拉斯·斯麦兹(Dallas W．Smythe)在学术理论的原创性方面更有建树，但相比之下，席勒及其著作似乎更加为世人所知。他的名著《大众传播与美帝国》(Mass Communications and American Empire，1969)在世界上反响甚大，特别是，这本著作极大地影响了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传播观点和政策。如果说，斯麦兹足以卓越的思想火花照亮了若干理论盲点的话，席勒则以厚重的判将这些思想发扬光大。
一、生平
席勒生于1919年11月5日，比斯迈兹年轻10多岁。席勒也像斯迈兹—样，受到美国和全球政治经济的影响，从而发展出他的政治思想和学术观点。
席勒出生于纽约丁人阶级家庭，他在大萧条中渡过了中学和大学时代。当时，他的父亲长期——长达10年之久——失业，家庭没有固定收入，生活相当贫困。不过，由于20世纪30年代高度政治化的气氛，纽约市向工人阶级家庭的子弟提供免费教育，使他得以进入纽约的城市大学。虽然席勒更喜欢文学一些，但山于生计的考虑，他选择了经济学，以便毕业后更容易找到工作。这种选择是大萧条的产物。大萧条使他产生了强烈的感受，即西方政治经济中必定有着根本性的错误。30年代罗斯福政府对美国经济的研究为学术界提供了宝详尽的政治经济学知识，各界专家对大萧条的种种政治经济分析所展示的具体、系统的证据，使席勒了解了美国企业的权力结构及其权力的具体实施。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席勒在军队服役，尔后加入了美国在德国的军政府。这一经历尤为重要。在德国，席勒见证了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在极短的时间内经历的强迫性转型过程；也看到了西德经济的迅速复兴。而这种迅速复兴，正是东西德分裂和产主义的副产品。在美国军政府实施重建西德政治经济的所有这些活动中，席勒目睹了高超的政治技巧和最终的阶级意识，例如，西方盟军宁愿任用前纳粹人员，也不愿意左翼人士进入西德政府。
由于生计的压力，席勒边工作，边学习。为了维持家庭，他同时在两所学校任教，往返奔波。因此，席勒1960年才获得纽约大学的博士学位，此时他已经40出头。但与大学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和工作经验，发展了他独立思考的习惯和社会批评的能力。席勒所做博士论文的内容，是对战后美国援外活动进行的政治经济分析。此后他开始得到伊利诺伊大学不定期的客座教职。他对经济资源的研究兴趣使他开始注意广播频率作为自然资源的问题。虽然他一直在企业研究部工作，但他的研究也得到了斯麦兹所在的传播研究所和斯麦兹本人的注意。结果，当斯迈兹离开美国返回加拿大以后，席勒接替了斯麦兹传播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学。
1969年，席勒发表了《大众传播与美帝国》一书，引起了学术界广泛的关注和来自学校内保守势力的极大压力。这本书最初山书找不到出版公司，是由一名印刷者按原始的手工方法制作的，类似复印本(后再版)。伊利诺伊大学的保守派不同意席勒书中批评美国的观点，更不同意席勒直言不讳地反对越南战争的政治立场和态度。但此书产生的知名度却使席勒获得了圣地亚哥加利福尼亚大学(Uni—veritv of California at San Diego，UCSD)的注意。当时，在美国风云激荡的六七十年代，一批激进的学生和年轻的教师强烈要求校方聘请一位能代表第三世界国家说话并且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教授。于是，1970年，席勒转到加州这所著名的学校。他在这里工作，直到去世。
但是，正如斯麦兹的命运一样，席勒也受到美国主流学术界的排挤。在UCSD，席勒代表的是非主流的观点，并一直是保守主义压制的牺牲品。他在UCSD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连续多年工资没有得到提高，还被剥夺了其他一些机会。他在校园中被视为异类。虽然席勒在激进的学生中呼声很高，被视为“同志”，但他在同事中却相当孤立，他独往独来。美国学术界没有公开的检查制度和来自官方的耳提面命，但学者受到的训练使他们了解什么样的课题是保险和易于获得经费的。他们也知道，什么样的学术网络更利于自己在社会中的生存和发展。席勒从未得到过任何像样的研究赞助或者学术经赞，他也从不申请。他说，他并非出于道德的因素排斥申请经费的做法；而只是因为自己的需求甚少——他不使用大量的计算机运算和处理程序，他只是独自写作。
他到处旅行，作各种讲演。他的旅赞是由邀请者提供的，而邀请者中几乎没有他的研究对象——大公司。他是一位出色的、有魅力的演讲者。
席勒从不害怕面对权力讲出真话，面对围攻他不妥协。他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因此，在身后，他甚至得到了“敌人”的敬佩。
二、著述
席勒一生发表了许多著作，界定美国大众传播媒介的种种政治经济特征，对世界范围批判思路的发展影响广泛。他的成名作是第一本书——《人众传播与美帝国}。此书揭露了一般传播研究忽略的重要事实：自从2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和军方便一直积极支持电子工业的巨头，使其获得利润丰厚的经济合同和有利的频率资源；国家与媒介在推动其本国资本进行全球经济扩张中也竭尽全力，从而揭示了大众媒介与美国政府、军事工业构成联合体，共同控制美国社会的传播实质。通过对传播这种独具慧眼的分析，国家便处于资本主义社会互相联系的结构中了。
席勒的著作始终将传播研究置于广阔的政治经济背景中。席勒的第二本书《思想管理者》(The Mind Managers，1973)首次大量采用尼尔森公司、《读者文摘》杂志和(国家地理》杂志关于公司合并和跨国化的文件资料，持续、系统地批判了“信息社会”的思想，因为这些著名的公司是信息文化产业的主要政治文化代表。其后，他的《传播与文化统治》(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Domination，1976)表述了他对文化帝国主义的见解，以及他对智利阿连德政府建立不同于传统资本主义管理方式的观察结果。这是“文化帝国主义”理论的代表作。席勒指出，几十年来，美国有意识地将它的“正确政治”标准强加给世界，采取的方法包括竭力推销“信息自由流通”的观点。
信息、传播、文化产业，是席勒学术研究坚持始终而不变的兴趣所在。他的第四本书——《谁知道呢：在财富500强时代的信息》(Who Knows：Information in the Age of the Fortune 500，1981)和第五本书——《信息和危机经济》(1nformation and Crisis Economy，1984)转向信息控制的问题。席勒检验了信息和传播系统对跨国资本总体活动的重要意义，解除了信息技术中立的神活。他指出，技术是社会构造的产物，既不是自治的，也不是中立的。跨国公司是信息产业的主要推动者，因为信息产业帮助跨国公司消灭了地理距离。特别是在《信息和危机经济》一书中，他提出，这种系统有助于克服发达资本主义的持续性积累危机，危及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和经济。在第六本《文化有限公司：公司接管公共表达》(Culture Inc；The Ccorpemte Takeover of Public Expression，1989)中，席勒从学术流派发展的趋势探讨厂文化产业的问题，并对当今社会“头脑的商业化和工业化”表示忧虑。席勒的第七本书是《信息的不平等：日益加深的美国社会危机》(Information Inequality：The Deepening Social Crisis in America，1991)。
此外，席勒与积极推动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的芬兰政治批判学者诺顿斯特恩(Kaarle Nordenstreng)一道合作主编了《国家与国际传播》(National Sovereignty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1979)。在这本书中，他们搜集了对建立世界传播新秩序大辩论的各种主要观点。在转向对信息经济的批判将近10年之后，1989年，席勒返回对国际传播转型的长期兴趣，又与另两名学者合作出版了《希望与白忙：美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49—1985》(Hope and Folly：The US and UNESCO，1949—1985)一书，该书记录了联合国救科文组织呼吁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的寿终正寝。1993年，他与诺顿斯特恩再度合作，主编出版了《超越国家土权》(Beyond National Sovereignty)一书，探讨的仍然是跨国传播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席勒的最后一本书名为《生活在头号国家：一位美帝同批评者的回忆》(1iving in the Number One Country：Reflections from a critic Of American Empire，2000)，是在他去世后出版的，这本书对他一生的思想作了总结。
席勒的后继者认为，总的说来，席勒的作品不具有很强的理论重载，而是充满经验信息的激情阐述。他专注于对传播结构和政策的分析，很少关注方法论的争论，也很少采用流行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他认为，最重要的是站在弱势群体一边，改变不公正的社会，而不是维护那种不平等的制度。因此，在谈到研究思路的选择时，他说，“如果一个人非常幸运，足以对自己分析和探索的领域作出选择，或者至少拥有小小的选择机动的话，那么，对我来说，就将试着做那种可以为改变世界作出贡献的中肯而切题的研究。”⑤
三、活动
席勒是积极活动型的学者，并且是以学术成果影响传播实践的典范。除了他的著作被翻译为世界上各种主要的文字，并传遍全球之外，他还对各地、全美国和世界范围的官方和非政府组织机构发表他对文化和信息的见解。他的著作启发、推动了国际社会对世界传播秩序的讨论和对新秩序的呼吁，他的思想和见解影响了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传播政策和实践。
席勒在批判学者集中的国际大众传播研究会是领袖人物。他影响了世界各国传播政治经济学派的学者，也影响了传播政治经济研究本身。
席勒的教学影响了许多学生。他既是—位孜孜不倦的学者，也是一位宽容的教授。由于他自己在校园里长期处于不自由的环境，在课堂上他给予学生充分的思想和言论自由。一位已经成为著名政治经济学者的学生说，席勒是一位令人难忘的教授，他相貌英俊，活泼，不做作，极富吸引力。听他讲课，很少有人不被打动。⑦
席勒总是与学生站在一道，而不是居于其上。他对后辈和学生充满了关心和爱护——他是少有的几乎每信必复，并且给年轻学生和陌生读者回复长信的著名学者。当一位上海学生给席勒写信，谈她在阅读(信息和危机经济》一书遇到问题时，席勒热情地回信解释。 席勒一生访问过许多国家，包括第三世界国家。月枝在其名为《赫伯特·席勒，美国的媒介和中国的民主》⑧的回忆文章中提到席勒对中国的兴趣，以及未能访问中国的遗憾。事实上，1998年前后，她曾告诉我，席勒非常愿意来中国访问，并与我探讨过能否促成对席勒的邀请。她说，席勒年纪已经很大了，身体也不太好，如果不赶快，可能就来不及了。此话不幸而言中，令人遗憾。月枝非常理解中国的新闻工作者和传播学者所处的环境，对他们在困难的条件下获得的成就表示钦佩。尽管如此，她也和席勒一样，对中国传播学者热烈拥抱主流美国传播研究方法和中国大众追随美国商业文化价值观的现状表示忧虑。但同时，她认为，中国学者积极采纳美国主流实证主义研究方法有其拨乱反正的重要意义，是对以“”为代表的过分反美主义和完全忽略科学语汇的反弹。她也相信，传播政治经济学会成为中国独立思考的传播学人越来越重要的知识来源，席勒会在中国得到认识的。
席勒去世后，ucsD创建了一种“赫伯特·席勒纪念奖学金”，只授予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学生。最近得知，首位获得这个奖学金的是来自中国的学生。
席勒是一位有争议的理论家。他被贴上标签，染上吓人的色彩，成为许多主流学者回避的人物。人们对席勒有不少批评，有人批评他的左派立场，有人批评他的激进理论。除了攻击之外，有的批评是同情性的，有的批评不无道理。后来，作为美帝国的主要批评者，席勒在分析中也承认了全球资本主义的变化，包括美国优势地位的下降。但他指出，就文化影响而言，在世界上，到处都打有浓重的美国痕迹。前苏联的解体曾使席勒感到意外和震惊，但直到去世，席勒坚持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立场，初衷不改。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但是，正是通过知识分子，包括批判学者们对社会的深刻剖析，一点一滴地改变着社会的认识和思想。我认为，席勒们纵然不能完全改造这个世界，但他们的批判却开阔了知识辩论的领域，使人们的思想更关注弱势者的利益，并可能使社会朝更进步的方向稍稍移动了一点。
注释：
①其中的一些，显见得是忙人的应景之作．但有好几篇，却是充满感情的，十分动人。
②赵月枝本科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后考上出国留学研究生，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西蒙·弗雷泽（Simon Fraser)大学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她先后在英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地亚哥加利福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San Diego)和西荤·弗雷泽大学教传播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课程。丹·席勒(Dr．Dan Schiller，H．Schiller的儿子．《数字资本主义》的作者，现伊利诺伊大学传播教授) 曾说，月枝是世界上惟一有幸在两所著名大学教授由两位大师(另一位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泰斗达拉斯·斯麦兹，Dallas W．Smythe)开创的两门课程(“传播政治经济学”和“国际传播的政治经济学”)的人。月枝影响了我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兴趣，并给予许多帮助。
③Mow1ana，Hamid．Remembering Herbeat Schiller．P．24．in Television & New Media,pp．19—26。
④席勒说，他没有成为“被引导、被告知、被影响、被迫使走完全程的那种系统化结构的一部分”。Maxwell,Richard Remembering Television & New Media,p.6.
⑤Lai - si Tsui, Herbert Schiller: Clarion Voice against Cultural Hegemony,A Different Road Taken, 155 - 172.
⑥Perspectives on Communications Research: An Exchange, p.
18, in Journal of Communicati on, 31: 3 ( Summer 1981 ), pp. 15- 23.
⑦McChesney, Robert W., Herb Schiller: Presente! P. 47, in Televlsion & New Media, pp. 45 - 50
⑧Zhao, Yuezhi, Herbert Schiller, The U. S. Media, and Democracy in China,p.55.in Television & New Media,pp.51-55.
主要参考资料：
Lent, John A. ( 1995 ) . A Different Road Taken: Profiles in Critical Communiceation, Westview Press, A Division of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Maxwell, Richard (ed.). (2001) Television & New Media,Special lssue.Remembering Herber I. Vol. 2, No. 1, February 2001,sage Publication
Mosco, Vincent(1996):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SAGE Publications
Zhang Weiyi
（渭南师范学院，渭南 714000）
（Weinan Teachers University，Weinan 714000，China）
摘要： 埃贡・席勒是享有国际声誉的奥地利天才型画家，在其短暂的一生中却留下了一百多幅自画像。特殊的家庭和时代造就了席勒，他自画像中自己，总是充满困惑地痛苦地扭曲着，用夸张变形的丑代替传统意义的美，尽情地宣泄对社会、对性、对死亡的认识。
Abstract： Egon Schiele is the Austrian painter of genius with the international reputation. In his short life, he left behind a hundred self-portraits. Special family and the times created Schiller. His self-portrait is always full of perplexity, pain and twist. He used exaggerated and distorted ugliness to instead the traditional sense of the beauty, to express the awareness of the society, sex and death.
关键词： 埃贡・席勒 自画像 性
Key words： Egon Schiele; self-portrait; sex
中图分类号：J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1）15-0308-01
0引言
埃贡・利奥・阿道夫・席勒（Egon Leo Adolf Schiele，1890-1918年）是享有国际声誉的奥地利天才型画家，也是西方绘画历史上自丢勒和伦勃朗之后画自画像最多的画家，约一百多幅。席勒的自画像既没有丢勒自画像的庄重和威仪，也不像伦勃朗自画像中的深邃和成熟，他的自画像充斥着灰暗、苍白、扭曲与绝望，癫狂、病态的动作，曲折有力的线条，对比强烈的色彩，让人感到生命似乎始终笼罩在死亡的阴霾中。
1不同时期的席勒自画像解读
可以说是家庭和时代造就了这位天才艺术家。席勒出生在奥地利的图尔恩市，是一位铁路工人的儿子，在偏僻小镇上读完了小学和中学。不幸的家庭生活使父亲自杀身亡，对于少年席勒来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多年后在给家人的信中，席勒说：“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没有人象我这样怀念父亲，这种悲伤如此巨大・・・・・・我画了这么多的坟墓和往日旧物，只是因为这一切都依然天天在眼前。”1902年席勒考入克洛斯特新堡的州联邦高级中等文科学校，从那时起他就酷爱美术，逐渐展露出艺术大师般的敏感性和丰富的情感。1906年他进入维也纳艺术学院，随后加入了“维也纳工作房”，成为维也纳分离派的一员。席勒最初的画风受学院派和印象派的影响，打下坚实的造型基础。后来认识了克里姆特，作品中便开始出现新艺术派――青年风格阿拉伯式图案的装饰风格。
当尼采宣布上帝死亡的时候，维也纳的中产阶级固守着原有的生活方式，富足的贵族安享太平，贫民窟的穷人暴动捣乱。人们对自由的追求不仅已经成为时尚，而且已经泛滥成为无政府主义，以放纵的名声而闻名。但人的灵魂却早已经流离失所，头脑遭到各种思潮的劫持，肉体成了孤家寡人，沦落为欲望的奴隶。普遍的痛苦和迷惘成了多数人的精神特征，人在思想上反映出普遍的混乱和沮丧，人的灵魂和肉体也无可奈何的随之挣扎，正如巴尔所写的《表现主义》一书中形容的那样，“从未有一个时代如此被恐惧动摇，如此被死的恐惧笼罩”。强烈的个人表现欲望使席勒的作品风格完全区别于他人，他丝毫不加克制的宣泄，毫不顾忌当时社会的道德规范和约束，不加思索地闯入伦理的。1910年以前他的作品模仿克里姆特的痕迹比较明显，但随后的作品中，他并没有延续克里姆特大面积的色块、大量的金银色运用、装饰味和细密如织物一样的元素。
尼采和佛洛伊德的哲学和心理学的启迪深刻影响着他，近乎颓废的、神经质的病态人物造型成为席勒成熟期的画风。死神在他笔下变成了最合适的归属、最温暖的怀抱，人物和景物都像是处在惊恐中忐忑不安，生的欲望和死的威胁交织成可怕的阴影，充满矛盾冲突，色彩刺目，线条精练，充满张力有隐含着东方意蕴。
席勒的自画像最充分的反应了他的艺术历程。1905年和1907年的自画像中，席勒还是感情丰富的少年，而《跪着的自画像》（1910年）中的画家垂直地位于画面中央，单膝跪地，的身体袒露无疑。他紧闭双眼的面部侧向一边，一只手挡在面前，似乎是在拒绝，但陶醉的面部表情却相当矛盾。席勒还特意用突出的蓝色强调人物的体毛特征。这幅自画像是不成熟的，表情也略显做作，却反映了20岁的席勒青春期的自我肯定和对性的强烈意识，而性题材也成为他日后绘画的主题。
1912年四月，席勒因涉嫌侮辱当地居民被关进纽伦巴赫的牢房，幸运的是二十四天后便出狱了。此次牢狱时间使席勒更加自怜，创作了《囚犯的自画像》以及一系列自画像，他笔下的人物形体瘦长，冷峻刚直的线条令人震颤，脸颊和手关节之处生硬突出，目光犀利直指人心。1910年至1913年是席勒作品的多产期，为了创作紧张不安的人物情态，他还深入到疯人院去研究精神病人的神态和动作，表现出一种类似哑语的动作表情。他的作品变得越来越黑暗、绝望，这位敏感脆弱的天才反反复复地将自己刻画的神经兮兮、痛苦而挣扎，那标志性的神经质化成有力的线条勾勒出其内心地变化。
席勒在1914年创作了大量蚀刻版画，其中有几幅水准相当高的自画像。但很快他便厌倦了这种技术要求较高的艺术形式，随后迷上了摄影。对于席勒来说，大概摄影是自画像的延伸，摄影是镜子的另一种替代物。他在镜头前摆出各种姿态传达对于自我的想法，在底片或照片上签名，把它看成和绘画作品一样。
也许是亲朋挚友的相继去世震撼了席勒，在他人生的最后一年，席勒自画像中的形象一改绝望和堕落，转而正面的肯定积极地人生。1918年克里姆特不幸死于瘟疫。席勒应邀为维也纳分离派设计第49届画展海报，这张海报也可以说是席勒的自画像。海报取材《基督最后的晚餐》，席勒将自己画在原本是耶稣基督的位子上，对面空着的位子可能暗示着过世的克里姆特。另外一幅作品《家庭》中的席勒眼神温和，肌肉结实而健硕，笔触自由而情感丰富。紧张与忧虑似乎已经远离了画家，对未来美好的期待和对新生命的渴望成为画面的主导。然而，也就是再次不久之后，席勒也因感染流行性感冒结束了短暂的生命。
2总结
席勒在短暂而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中，不断的重复描绘自己，从毫不掩饰的性、堕落的欲望、对生命的惶恐不安到去世前对生活的憧憬，画家始终坦诚的真言自己的人生。也许正是这份坦白，使席勒的作品震撼人心，散发着永恒的魅力。
参考文献：
[1]李维菁.席勒.台北：艺术家出版社，2004年.
关键词：线条;情绪;艺术表现;艺术创作
在几年的教学中又唤起了我对造型基本元素的理解。在进行绘画创作中我一直在思考几个问题,如何去理解造型艺术的最基本因素——点、线、面,如何将社会环境和艺术创作联系在一起,如何抓住受众心里最柔软的那一个点,引起人们的强烈共鸣,在某种意义上席勒的绘画作品是解开我多年疑惑的一把钥匙。
一、席勒的作品风格及用线特点
席勒绘画作品最显著的特点是锐利敏感的线条表现以及有着变异和几何结构的带有压抑感的形象。他的作品不满足于象征主义绘画的唯美、感伤和 神秘主义,而采取了一种更为粗犷、奔放、无所顾忌的艺术形式和创作态度,作品具有强烈的表现主义风格。席勒善于描绘非静态的人物和景物,无论是什么样的形态都像处在惊恐不安状态,恐惧与绝望的威胁交织成可怕的阴影,始终笼罩着他的作品。
席勒绘画作品以厚重、简洁、随意的线条表现最原始的欲望冲动,表达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过渡时西方人的焦躁不安,他的画表现了他的颓靡、恐惧、幻想,以及残忍的自我折磨,绘画人物经常画在空白的底子上,有时只勾出轮廓线,并把人体拉长变形。他冷俊的线条令人震颤,作品中粗重的线条强调清晰的外轮廓,然而在焦躁的画面中我们又可以明显地体味到他对线条的热情以及对人类精神状态的关注。
二、席勒绘画作品中线的情感表达
席勒作品中对于水平线的运用不多,只是在其情绪比较稳定的极短的一段时间内运用了相对多的水平线。水平线具有静止和安宁之感,并且可以起到分割画面和稳定画面个作用。席勒这一短时期的作品中虽然运用了较多水平线,但画面传达出的并不是一种纯粹的宁静感,而是处于一种情感压抑下的戒备状态。他的风景画感觉拥挤不堪,像一个精神不安的人暂时得到了抚慰,以后迟早还会爆发一样。
如果说水平线在席勒的笔下变得不安起来,那么曲线就更是席勒有力的倾诉语言。曲线被进一步强调时,画面就变成为强烈的感情表现。用曲线支配的空间代表着幻想的宇宙或不安的漩涡。因此,无论对画家还是对观众都能制造出不平静的感觉状态。说到“不安的漩涡”我们首先想到的可能会是后印象派画家凡·高。从绘画的角度凡高直接影响了席勒。虽然他们表现风格不同,却在赤裸的呈现自我中得到了升华和观众的认同,是完全的自我情感表达。他们以最简约和最个性的方法画画,不满足于表达所看到的的事物,把我们带到他们的痛苦心灵之中,用漩涡形和波浪形的笔触来表达他们内心激动的风暴。
席勒的绘画作品中富有挑衅性的人体和情欲场面揭示了当时人们的心理,画出了人们想做而不敢做的事,或者说是在当时受到严厉打击和禁止甚至在道德舆论领域人们都不敢提及的事。让人们有种心理暗疮被戳中、心里秘密被偷窥的感觉。其正如鲁迅先生所言:“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而对于席勒这些情感的传达,他找到了适合的、有力的、另人震颤的表达工具——“线”。他的线条极尽疯狂毫不修饰,展示着人类的本性和不可预知的巨大潜能,在自我宣泄中释放出巨大的艺术能量。席勒的线条是直接的也是神秘的。人们常把线条认为是连接两个点之间的连续符号。其实线条可以通过想象来形成。只要给出起点和结束标记,中间在给些暗示,想象力自己就会去填补其余的空白。这种方法使观者得以参与创作的过程。想象的线条还能够突出气氛、增加深度。在席勒的作品中比较常见的是对于面部和手的详细刻画而省略身体的其他部位。或者只选取身体的某个部位进行描绘。这样很容易将观众拉入他的作品、拉进他的情感旋涡,让人们不自觉的顺着他时而省略时而抽搐的线条进入画中人的精神世界。用“痛并快乐”着来形容他的这种线是不为过的 。
三、从席勒绘画线条中得到启示
回想自己的作品之所以引不起观众的共鸣,之所以流入平庸,之所以不能抢占人的视线,最起码在用线上可以得到一点启示了。自己的绘画作品用理性的思维进行分析,是不断提高自己的一个有效的途径。因为艺术本身就是一个从感性到理性,在从理性到感性的不断循环的过程,也是对社会不断感悟的过程。
我的作品没能引起观者共鸣的症结所在
[1] [2]
,主要是因为无法摆脱束缚进行完全的自我情感表达。无法理性面对人的生老病死,也不敢去面对。我把自己伪装成一个理性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说,或许席勒的心理更为健康一些,他敢于面对精神病院的疯子,敢于面对人类赤裸欲望的本性,敢于描绘自己对于死的看法,敢于“说出”自己痛苦、抽搐、挣扎、敏感的心理。或许也正因为我们这种“情感伪装”使得自己不敢将“线”这种倾诉语言发挥到极致,直到退化到无法应用这种语言。
保罗·克利有句名言“用一根线条去散步”。 “线”这种最基本的造型语言,是我们最初接触绘画就在运用的一种语言,但也是表达力最强,最富深度的语言。我喜欢并欣赏席勒作品中的线,我一直在被他作品的线条指引着。但作为一个艺术创作者,更应该有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尤其是在今天众多艺术品充满视线,“焕然一新”更是作品生存的方式。在努力感知和吸收席勒作品中优秀的元素的同时,我也在坚持并寻找着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我更关注中国“线描”中的“养分”,而有意忽略西方油画中的纵深感。希望我们都能在线的表现中体会,在线的表现中找到自己的表达方式。
如果说有什么能代表60年代美国的话，摄影师席勒认为，那不是一种精神，而是一种欲望。当时年轻人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越战快一点结束!”这是美国年轻人第一次发出声音，在此之前年轻人在美国从来没有被关注过。
年轻人开始说出愿望
梦露与政要的密切往来，小她10岁的席勒当时也有所耳闻，但他觉得这对梦露没有任何影响。对她没有坏处，也没有好处。她已经是好莱坞的一部分了，所有政要都需要好莱坞明星的影响力为他们拉选票。我并不认为她与肯尼迫家族的暧昧关系会伤害到她或对她有帮助。这只是一个普通的桃色事件，被人们记住了而已。
梦露对60年代美国的影响直到70年代才达到最高潮，在她去世10年后被女权主义者奉为偶像，席勒认为“如果她活着，她也许会成为女权主义者”，她对于自己相信的事情，能够去做，也愿意去做。“而对于现在的人，梦露只是一个人们了解那个时代的窗口，她对现在美国的影响没有猫王大，披头士对人们的影响会比梦露更长久。”
当时敢于发出自己声音的还有一个男人，那就是新一代的拳王・阿里。阿里说“我不愿意去打战!我的信仰不允许我去参战。”因为拒绝被征兵参加越战，这位拳王被剥夺拳击冠军资格达三年之久。
这位在黑人贫困区长大的拳击运动员1964年已经在年轻人中成为一位伟大的精神领袖，他把自己的名字卡西奥・克莱改为・阿里，并皈依伊斯兰教，他的信仰和宗教使他不愿去打仗。席勒用他那只专门用来拍摄拳击和时尚人物的相机，拍下了阿里击败帕特森的瞬间。
“事实上，当时还有一个领袖，也说出同样的话，就是马丁・路德・金，他是美国的甘地，他说‘暴力是错误的’。金是位人格力量非常强大的人。”席勒拍到的金的那天是1965年瓦特暴乱中金正前往旧金山，这不是他做那个著名演讲《我有一个梦想》的那一天，但是这天他演讲的内容同样充满和平与非暴力。三年后的1968年，他被种族歧视者枪杀。
金所处的20世纪60年代，是林肯解放了黑人之后美国历史上种族对立最严重的时期之一，席勒还记得那时候乘公交黑人只能坐在眉边，美国白人因为不能再享受到廉价的黑人劳动力而仇视他们，那几年是美国黑人经历过的最艰难的时期。金在这个时候说，使用暴力对我们来说没有任何好处，黑人和白人于是开始考虑“我们是不是能够不用暴力来解决问题?”
“事实上，在那个时代美国犯了很多错误。三个著名的暗杀，越南战争，60年代年轻人混乱的生活。在这个意义上说美国从来不是完美的。同时代的中国也在犯错，但问题就在于中国从错误中习得了教训，而美国从来不会从错误中习得教训，现在又开始了战争，悲剧正在重演。”
1968年的又一次谋杀
席勒随手画了一个飞机机舱，“博比他在头等舱，所有新闻记者都在这扇门的后面，这架飞机能坐60人”，他指着长长的二等舱说，“但是我能够进到门的里头，跟随他拍摄行程，因为我是他的私人摄影师，头等舱内只能容纳几个人”。40年过去了，席勒还是习惯地称罗伯特・肯尼迪的昵称博比。他坐的那个位置可以拍到博比的所有动作。
博比是去进行他的总统竞选演讲的，但是这次飞行并不顺利，飞机在起飞前抖动得厉害，已经滑行到了跑道的尽头，却转了个圈子又飞了回来。所有人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飞机在机场停留了一会，经过检查再次起飞，又是滑行到跑道尽头时出了故障，于是很短地绕行后又回到原地。
再次经过检查的飞机，还是按原计划起飞了，它并没有因为两次故障而取消这次行动，但是它第三次从跑道尽头折回原地。这时所有媒体人员都在猜测，到底发生了什么?
“博比走出头等舱，他还跟大家开玩笑，他说‘我想告诉诸位，飞机有了点麻烦，如果这架飞机出了事，我的名字会被大大地排在头条，而你们的名字只能很小的放在后面’。你说，像他这样有魅力的人，谁能不爱他?”
这位有魅力的罗伯特・肯尼迪，是肯尼迪家族贡献给美国的第三个儿子，他的长兄曾经雄心勃勃地想要竞选美国总统，却死于二战；他最亲密的兄长约翰・肯尼迪在1961年1月20日就任总统，他以美国总统竞选历史上最微弱的多数战胜了对手尼克松成为合众国第35任总统，却死于一支莱福枪筒。
现在轮到这位被哥哥拉入政坛的年轻人来完成家族的愿望了，他关心的是飞机的窗外以及飞机落地以后的事，席勒把他右手支着下巴朝飞机外面俯视的侧面拍了下来，这是一张抵得上万语千言的画面。这一年博比42岁，这位白人男子一直在致力于消除种族隔离。
在动荡的机舱里席勒抓住了一个瞬间，这位为了参选而从俄勒冈飞加州的参议员，蜷缩在飞机的两排坐椅中间的地上，睡着了。他看上去更像一位无家可归者，终于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找到了安身之所。参选美国总统本身就是一项艰难的跋涉，这时是1968年他此生最后一次航行。席勒久久地翻看着自己的这幅作品，这一张照片此前不在他对中国媒体授权的作品之列，但是这次他说，可以，你们拿去用吧。
博比在接下来的加州初选中获胜，但很快被一位叫含汉的24岁巴勒斯坦人用枪击中了头部而失去性命。
刺杀他哥哥前总统约翰・肯尼迪的那个名叫李的年轻人也24岁，那支来复枪因为席勒的拍摄而成为一件著名凶器。“来复枪让我们知道一个事实，任何人都可以拥有一支枪，这也说明美国自由得过度了。这支枪在一定意义上，代表自由，如果你不满意的话可以杀掉总统，你有这样的自由，你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席勒说，“事实上它代表了在美国人们所拥有的自由超过了想象。”
60年代尾声，快乐起来
他们此前生活在密歇根州从未见过大海，于是我把这些孩子们接到南加州的海岸上，这里阳光明媚，你看，他们多么高兴。
此时已经是20世纪60年代的尾声了，1969年。
这是五个同父同母的男孩子，他们中间最小的一位，就是今天的麦克尔・杰克逊，“你看他的脚有多大”，指着沙滩上杰克逊光着的大脚丫，71岁的席勒哈哈大笑起来。
五兄弟中有两位与席勒的孩子们同龄，因此，他们很快成了好朋友。当时还没有太多的人关注这五位黑人兄弟，也没有人会想到他们中间最小的那个孩子杰克逊会掀起音乐史上的一段狂潮。他们那时只是准备去为自己的第一张专辑做宣传，他们把乐器都带到海滩上，但是并没有用到它们，因为大海本身已经令孩子们踩着节拍欢快激越起来。
巴黎西北,有个开车不用一个小时的奥维尔小镇。直通小镇的河滨公路,如今成了一条印象派的朝圣之路,沿途立着一块块醒目的指示牌,牌子上贴着一幅幅名画的复制品,提醒游人:毕沙罗、塞尚、科罗、凡・高等印象派大师当年曾在这作画。在寂静冷清的奥维尔墓园,一堵灰色的石墙的墙根下,立着一对矮不过膝的朴素墓碑,棺盖上爬满了绿色藤蔓,从远处看去,两座墓碑像是从一个双人睡袋里钻出的两只脑袋。
这是兄弟俩――哥哥是凡・高,弟弟是提奥。上大学时,我就读了《凡・高传》和凡・高兄弟的书信集,既激动于哥哥的疯狂灵感,又感动于弟弟的持久亲情。不过,说凡・高“只爱艺术,不在乎金钱”并不是事实,事实上他一辈子都梦想发财,相信自己能够发财,认定自己能举办画展养活自己,并能偿还弟弟为他支付的生活费。凡・高在临死前还跟弟弟许诺:“我或者用钱,或者用命来偿还。”最后,凡・高用了后者,并且索去了弟弟的命。1890年7月29日凌晨,37岁的凡・高在奥维尔咽气,6个月后,提奥也撇下家人,安息在哥哥身旁。没有提奥,就没有凡・高;反之,如果没有凡・高,提奥的生命也就失去了意义。总之,他俩的名字是不可分的,就像他们的墓,缺一不可。
在罗马的西班牙台阶东侧,有座两层的“小红房”,那是济慈-雪莱纪念馆。台阶上的游客密密麻麻,可光顾纪念馆的寥寥无几。想来,在崇尚物欲的消费时代,诗人的友谊很难成为主旋律。这两位英国诗人都葬在罗马新教墓地,或许因为他们,当地人叫它“英国墓地”。
1820年秋,身患肺结核的济慈接到雪莱发自比萨的盛情邀请,离开雾都,几经辗转,11月初抵达罗马,由于旅途疲乏,他和陪同的好友、画家塞维恩在“小红房”租了套客房暂做休整,结果一病不起。塞维恩心怀惊恐地陪他度过了最后的日子。一个月后济慈病逝,遗骨葬在新教墓地。两年后,雪莱海上遇难,他的尸体虽被火化,但他的心脏被带回罗马,与济慈为邻。
“葬在如此甜蜜的地方,让人爱上死亡。”雪莱生前曾浪漫地说过。
济慈死后56个春秋,那位与他情同手足的英国画家维恩特,也回到罗马与他生死相伴。他俩的墓碑并肩而立,就像长眠奥维尔的凡・高兄弟。在两座墓碑中间,还有块很小的石碑,据说是维恩特的早夭的孩子。不知为什么,望着这三座墓碑,我忽然感觉自己发现了一个秘密,忽然萌生出一个几乎让自己落泪的莫名念头:这个婴孩并没有死,肯定活在某个只有这对挚友才知晓的无人岛屿……
济慈的碑文,是他的遗言:“此地长眠一人,其名以水写成。”在我看来,诗人说的“一人”,就像基督教中“圣三位一体”:诗人,画家,友谊。这是世界上最高贵的友谊,是人类曾经拥有、却又失去了的美好情感。
在德国图林根州的魏玛古城,有一座历史悠久的公侯陵。墓地里有一个圆顶教堂,里面安息着一对伟大的友人――歌德与席勒。在魏玛的民族剧院门口,这两位“狂飙突进运动”的领军人物至今并肩站立,雕像的基座上写着:“诗人伙伴歌德和席勒――祖国”。
当然,歌德与席勒的友情并非没有遗憾,他俩不像雪莱和济慈的惺惺相惜,也不像凡・高兄弟那样相依为命。当时的歌德声名显赫,享尽荣华;席勒则是身陷窘迫,四面楚歌。歌德确实帮过席勒,邀他移居魏玛,帮他买房,资助他写作,并受席勒的天才激发,创作了《浮士德》的第一卷。不过,歌德在创作上不像席勒那么坦率,即使在两人最推心置腹的时候,也不向席勒透露自己的写作计划。
席勒英年早逝,贫寒的妻子把他葬在一个平民的合葬墓穴,以至后人分不清哪个是诗人的头骨。二十年后,歌德出于怀念,从墓穴里挖出的一堆头骨中挑了一个最大的捧回家,后来把它葬在魏玛最尊贵的公侯陵内。歌德死后,没跟家人葬在一起,而是安息在席勒身边。
雪莱曾在诗中写道:“死亡是这般庄严、安详,如同这静夜温柔无畏;像一个在墓上玩耍的好奇孩童。于是我想:死一定掩盖了诸多神秘,不知人类是否真有美梦存在?”其实诗人是知道的:在真情的墓园,在寂静的地下,藏着人类最神秘的梦――友情。
一、关于席勒美学理论的历史地位
长期以来，我国美学界对于席勒的美学理论，由于受鲍桑葵《美学史》等著作的影响仅仅将其界定为“康德与黑格尔之间的一个重要的桥梁”。但我们站在21世纪的今天，再来审视席勒的美学理论，我们就会深深地感到过去的评价是不够全面的。历史证明，席勒的美学理论的意义决不仅是完成黑格尔美学的一种“准备”和“桥梁”，而是早已超越了他的时代，成为人类美学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宝贵财富。wWW.133229.CoM
席勒从美育的独特视角批判了他所在的时代。这种批判开了对于资本主义现代性进行审美批判的先河，影响到后世并对当代仍有其重要意义。当代德国著名理论家哈贝马斯在《论席勒的审美教育书简》一文中指出：“这些书简成为了现代性的审美批判的第一部纲领性文献。”
席勒不仅是德国古典美学的继承者，而且在许多方面超越了德国古典美学。他在某种程度上突破德国古典美学的思辩性、抽象性，努力将美学研究带入现实生活，开启了现代美学突破主客二分思维方式，走向“主体间性”之路。哈贝马斯认为，这实际上是当代“主体间性”理论和“交往理论”的一种萌芽。特别重要的是，席勒将美育界定为“人性”的自由解放与发展。这不仅突破了近代本质主义认识论美学，奠定了当代存在论美学发展的基础，而且开创了“人的全面发展”和“审美的生存”的新人文精神重铸之路，关系到人类长远持续美好的生存。席勒的《美育书简》是资本主义现展过程中有关人性批判与人性建设的一部鸿篇巨制，标志着美学逐步由书斋走向生活。也正是在这一论著中席勒在人类历史上首次提出了“美育”的概念，并将其同人的自由紧密相联。将审美教育与人的自由生存和人性的全面发展紧密结合，从更深远的社会意义来说，克服资本主义现代化所带来的人性和人格的片面性，追求人的审美的生存，成为人类追求的始终不渝的宏大课题。马克思对于人的“异化”扬弃和全面发展的论述，海德格尔对于人的“诗意地栖居”的论述，都是继承席勒探索人的审美生存的当代重要成果。
二、关于席勒的美育理论的内涵
席勒最重要是理论贡献在于围绕“美育”这个论题，以《美育书简》为中心，构筑了一个相对完备而新颖的美育理论体系。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将席勒的《美育书简》与他的其它美学论著割裂开来。事实上，席勒的20多篇美学论著，尽管题目各异，但其核心论题却是“美育”，其它论著均围绕“美育”这一论题展开，构成一个相对完备的美育理论体系。而其核心是“把美的问题放在自由的问题之前”，实质上是一种现代存在论美学的初始形态，预示着现代美学由认识论发展到存在论的必然趋势，直接影响到后世。
席勒美育理论提出的哲学基础是由认识本体论到存在本体论的过渡。席勒的美育理论继承了康德的先验人本主义哲学，特别是康德有关自然向人生成的观点。但对于康德的认识本体论却有所突破。他由古希腊的古典本体论出发，走向存在本体论。
关于美育的内涵，席勒将其界定为“自由”。席勒所说的“自由”是一种超越实在、必然与理性的审美的关系性的自由。也是审美的想象力的自由，是想象力对于自由的形式的追求，从而飞跃到审美的自由的游戏。当然归根结底，席勒所说的自由是人性解放的自由，是通过审美克服人性之割裂走向人性之完整。由此可见，这种自由观不仅局限于精神领域，而更侧重于现实人生，追求一种人性完整、政治解放的人生自由。因而是一种人生美学之路，开辟了整个现代美学走向人生美学的方向。
席勒认为，美育的特殊作用即是其成为沟通感性与理性、自然与人文、知识与道德、感性王国与理性王国之中介。这就使美育成为由自然之人成长为理性之人的必由之途。这就是席勒关于美育作用的“中介论”，成为整个美育的核心环节，构成了整个审美之谜。
席勒认为，美育所凭借的手段是美的艺术。他首先从艺术类型的横向的角度论述了理想的美育的途径。那就是由优美到崇高，达到人性的高尚。而从纵向的角度，席勒勾画了审美教育的历史过程，即由古代的素扑的诗到现代的感伤的诗，最后走向两者结合的理想形态的诗。
三、关于席勒美育理论的当代价值
席勒的美育理论是一种作为世界观的本体论理论，将审美看作人的本性和人的解放的唯一途径，因而成为最重要的价值取向。这一理论对于我国当前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实践观的指导下，通过美育的途径，培养广大人民的审美世界观，造就一大批学会审美的生存的人，建设和谐的小康社会，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席勒的美育理论是一种人生美学，旨在克服现实生活中人性的分裂，实现人性的完整，造就无数人性得到全面发展的自由的人。这对于我国当前正在实行的素质教育具有重要意义，启示我们借鉴席勒有关美育所特具的“不可代替”的“中介作用”等重要理论资源。
在当前的文化与文学艺术建设中我们应该很好地借鉴席勒有关理论，既正视当前大众文化蓬勃发展的现实形势，同时又坚持美的艺术的“高尚化”方向。使我国的文化和文学艺术事业得以健康、全面、可持续发展。
继承发扬席勒的美育理论还将开创中西美学交流对话的新篇章。美育理论建设。
>> 行走在理论与实践的断层之间 政治信任：在理论建构与实践探索之间 在理想与现实之间 在理想与学术之间 在理性与本能之间 网络语境下“意见领袖”在理论传播中的角色与作用发挥 行走在理想与现实之间 广东:在理性与感性之间 游走在理想与现实之间 徘徊在理想与现实之间 道德：在理性与情感之间 上海书展，在理想与世俗之间 在理想与现实之间跋涉 教师：在理想与现实之间 走在理想与现实之间 口碑教授：在理想与现实之间 在理想与现实、绚烂与平淡之间 德育观：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整合 通识教育：在理想与现实之间 迷失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绿色金融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 ] 德文名词注释似也颇有误植问题,如黑格尔的“整体”似当为Totalit|t,而非Tatalitaet(17页)。。当然这很可能是印刷错误;这类毛病还包括诸如语句不通、缺少助词、多出字词等等 最典型的当然是将格拉斯的《铁皮鼓》误做《铁皮谷》(第14页)。其他如缺少助词:“有几部重要19世纪德语小说没有纳入本书文本分析之列。”(6页)语句不通:“海德格尔的《批判集》中的在小说虚构和伤风败俗这两大特点。”(9页)其他误植:《雅典娜慎典断片集》疑为《雅典娜神殿断片集》(174页注释2)。不再一一列举。。
关于引文的问题,似乎可以处理得更细致些。书中多次引席勒 “小说家不是诗人的同胞兄弟”(3、40页),但均未注明出处。查相关的注释,并未见到席勒著述,距离最近的一本书是Hillebrand的《长篇小说理论》 Hillebrand, Bruno: Theorie des Romans. München, 1980. 顺便谈一下注释问题,此书41页注释1为“参见Bruno:《小说理论》,同上,第137页”,查参考文献不能查到,只能顺藤摸瓜一直随注释往前跑,幸亏注释不多,给我找到,原来是将名字当做了姓氏,当然在按姓氏排序的参考文献中无法查到。,不知是否从此而来。席勒的那篇长文《论素朴诗与感伤诗》是文学史上极为重要的理论思考 “aber naive und sentimentalische Dichtung”, in Schiller, Friedrich von: Gesammelte Werke(席勒全集). Band 8. Berlin: Aufbau-Verlag, 1955.S.547-631. 此书有两个中译本,《论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载席勒:《秀美与尊严――席勒艺术和美学文集》262-349页,张玉能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张佳珏译《论天真的诗和感伤的诗》,载张玉书选编:《席勒文集》第6卷78-16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Nave此词虽一般做“天真”、“幼稚”解,但从上下文来看,译成“素朴诗”似更契合。而范大灿教授则将其新译为《论质朴的和多情的文学》,范大灿主编:《德国文学史》第2卷360页,译林出版社,2006。,只有一处提到这个词语Halbbruder(作者此处注出德文为Halbbruder des Dichters) 查杜登:Halb|bru|der,der: Stiefbruder (a). Stief|bru|der,der [1. Bestandteil (in Zus.) mhd. stief-, ahd. stiof-, eigtl. wohl = abgestutzt, beraubt, verwaist, wohl zu stoxen]: a) Bruder, der mit einem Geschwister nur einen Elternteil gemeinsam hat; Halbbruder; l Duden - Deutsches Universalw?rterbuch 2001 大概说来,这里是指同父异母、同母异父的兄弟。,而且其上下文语境颇为不同:
但是,难道诗性文学中不也同样有那么一些经典作品,它们因其内容的物质性而远离于一切审美艺术作品所要求的那种精神性,并同样地损害了理想的高度纯洁性吗?如果作为缪斯纯洁信徒的诗人可以这么做,那么仅是诗人异胞兄弟的小说家,他既与尘世能如此的亲密接触,又为什么不能呢?这里,我不能再回避这个问题,因为无论是在哀歌诗还是在讽刺诗中都有一些杰作,相比较本文所论,它们所寻求和推荐的好像是另一种自然,它们维护自然与其说是反对坏风俗,还不如说是反对好风俗。因此,或者这些诗作该被摒弃,或者此处提出的哀歌诗概念显得过于随意。
Aber hat die poetische Literatur nicht sogar klassische Werke aufzuweisen, welche die hohe Reinheit des Ideals auf |hnliche Weise zu beleidigen und sich durch die Materialit|t ihres Inhalts von jener Geistigkeit, die hier von jedem |sthetischen Kunstwerk verlangt wird, sehr weit zu entfernen scheinen? Was selbst der Dichter, der keusche Jünger der Muse, sich erlauben darf, sollte das dem Romanschreiber, der nur sein Halbbruder ist und die Erde noch so sehr berührt, nicht gestattet sein? Ich darf dieser Frage hier um so weniger ausweichen, da sowohl im elegischen als im satirischen Fache Meisterstücke vorhanden sind, welche eine ganz andre Natur, als diejenige ist, von der dieser Aufsatz spricht, zu suchen, zu empfehlen und dieselbe nicht sowohl gegen die schlechten als gegen die guten Sitten zu verteidigen das Ansehen haben. Entweder müxten also jene Dichterwerke zu verwerfen oder der hier aufgestellte Begriff elegischer Dichtung viel zu willkürlich angenommen sein. [Schiller: aber naive und sentimentalische Dichtung. Schiller: Werke, S. 4239-4240 (vgl. Schiller-SW Bd. 5, S. 740-741 ) digitale-bibliothek.de/band103.htm] 此处中译文为作者自译。另参见《论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载席勒:《秀美与尊严――席勒艺术和美学文集》310页。张佳珏译《论天真的诗和感伤的诗》,载张玉书选编:《席勒文集》第6卷126页。
应该说,席勒的文学观有其独到之处。他区分诗人、散文体作者(dem prosaischen Erz|hler)也自有其一定的意义和自家思路,但似乎不宜过分夸大这种对立。谷裕用了相当的笔墨来论述席勒对于小说体裁的鄙薄,尤其是说小说是“艺术的私生子,最多是个养子,小说家不是诗人的同胞兄弟”(40页),我未能核对出原文。因为这涉及文艺史上重要的理论问题,还请作者有以教我。我们在研究外国对象时,往往大量参考对象国学者著述,这是很正常的,但窃以为,出处应详细标明,这样既可见出作为研究者的严谨,又可彰显中国学者的推进所在。而对一些重要的、关键性的原文,如果能核对原文,当是比较可靠的做法。当然这也涉及国内图书馆的资料状况,但就席勒而论,他的东西应该一般都有收藏的。
在论述的周密性上似也可稍作规整。譬如作者谈到“书信体小说” 参张威廉主编:《德语文学词典》790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91。,前面还说“1740―1780年书信体小说在欧洲出现了空前绝后的繁荣”,接着就说“书信体小说如昙花一现,不久后便在文坛上消失了”(27、28页)。这个推断是否过快了〔10〕,就说是在德国,虽不妨认为《少年维特之烦恼》是高峰,但此前拉罗赫(La Roche, Sophie von, 1731―1807)的《施特恩海姆小姐的故事》(Die Geschichte des Fr|uleins von Sternheim,1771)也相当重要(歌德承认其对自己的影响)〔9〕65;至于蒂克的《威廉•洛维尔先生的历史》(1795―1796)、荷尔德林的《希腊隐者许佩里翁》(Hyperion oder Der Eremit in Griechenland, 1799)更具有不可比拟的思想史意义。 19世纪虽有衰颓之势,但脉络未绝,如青年德意志派的蒙特(Theodor Mundt, 1808―1861)作《现代生活歧途》(Moderne Lebenswirren , 1834)〔11〕;这一趋势至20世纪仍可见不绝如缕,如胡赫(Huch, Ricarda, 1864―1947)《最后的夏天》(Der letzte Sommer, 1910)〔12〕567―71、延斯(Jens, Walter, 1923―)《麦斯特先生》(Herr Meister. Dialog über einen Roman. 1963)〔12〕5196―197等,我们仍不难发现其中暗藏的一条文学史线索。
就体例而言,中西文对照表的列出,相当方便了读者;但索引的缺席,却使得此书的参考价值颇为“缩水”。我要抱歉的是,如此挑剔,当属“看人挑担不吃力”,但我坚持认为,只有如此,学术或则可以稍微推进。总体而言,瑕不掩瑜,此书作为汉语学界德国文学研究的专题著述,洵为佳作。尤其在文本分析上,很能见出作者的用功与智慧的火花,若能在小处入手的基础上,更多宏观观照,兼及历史进程,结合时代关怀,明确问题意识,或能更别出手眼。
〔10〕且不说书信体小说曾在现代中国文坛掀起的波潮(如《莎菲女士日记》等),在欧洲语境本身,也有其自理查生《帕米拉》、卢梭《新爱洛伊斯》、歌德《维特》而来的一定线索。
〔11〕[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Literatur: Liberale und radikaldemokratische Literatur (Bernd Balzer), S. 84. Digitale Bibliothek Band 24: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Literatur, S. 1672 (vgl. Zmegac-GddL Bd. I/2, S. 315) (c) Beltz Athen|um Verlag]
如今的 Maersk（马士基）集团总部设在丹麦哥本哈根，在全球100多个国家设有数百间办事机构，雇员逾六万多名，马士基集团跻身于世界500强企业，是全球最大的集装箱承运人，服务网络遍及全球。除航运业外，集团多元化的业务范围广及物流，石油及天然气之勘探和生产、造船业、航空业、工业生产、超级市场零售业和IT等范围。
马士基·麦金尼·穆勒（Maersk Mc·Kinney Moeller）于1965年接任该公司董事长兼CEO，1993年从CEO职位上退下后继续担任董事长，直至90岁高龄时才退休。曾是丹麦首富的他工作勤奋而富有超人的毅力，穆勒本人亦自此成为集团成就的象征，并被誉为“丹麦有史以来最伟大商人”。这一切的背后是因为有穆勒，这位在公司乃至全丹麦都受人尊敬的航运人。
那些对集装箱航运不是很熟悉的人一旦发现这个行业中最大的集装箱航运公司是丹麦的，他们通常都会很吃惊。但实际上哥本哈根作为全球集装箱航运业的中心，对于集团创始人之子穆勒而言是一种荣耀。
当马士基·麦金尼·穆勒1965年接管公司时，公司经营着88艘船舶，在7个国家设有办事处；当他2012年4月离开人世时，马士基集团已发展为一个全球性大型企业集团，拥有超过1460艘船舶，办事处遍布142个国家，是世界首屈一指的航运公司。
在他95岁时还能视察航船，在惊涛骇浪中亲自掌舵；在去世前4天，他还出席了股东周年大会。他崇尚迎难而上的精神，也是狂热的爱国者，他抛弃丹麦传统上“小即是美”的经营理念，大步踏进全球化的。他从他父亲那里继承来的坚定价值观和“时刻谨慎”的观念亦是公司的座右铭。
集装箱运输的崛起
从1940年起，穆勒以合伙人的身份加入到了蒸蒸日上的集装箱航运业务中，此时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了父亲的公司中。
1965年，正值货物运输行业史上的关键时期，多亏了马尔科姆·麦克莱恩这位极具创造力的企业家的努力，使得集装箱化货物运输在市场上站稳了脚跟。
起初，穆勒对集装箱化运输这个理念是持怀疑态度的，而后却又将这一理念在自己的企业中迅速推广。
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这个在航运业中充满革新创造的时期，马士基在其丹麦船厂迎来了自己的第一艘集装箱船。尽管马士基要赶上当时麦克莱恩的海陆联运公司（Sea·Land）还有一定的困难，但是穆勒却极力追赶着这家美国轮船公司，并最终超过了它。
十年后，马士基的成功证明了穆勒当时的远见是正确的。得益于1999年对海陆公司国际集装箱业务的收购（从1995年起，两家航运公司已经开展了营运联盟），目前就船队运力，公司年度运输量和收入来说，马士基已然成为全球最大的集装箱航运公司。其他的重要企业并购还有，1999年收购了南非航运（Safmarine），2005年收购了铁行渣华（P&O Nedlloyd）。
马士基对其新船型通常会设定基准，从最近的一些船型上就可以看出来，比如15600TEU的E级船舶，以及即将交付的18000TEU的3E型集装箱船，虽然这些船舶都是在穆勒卸去首席执行官后订造的，但是它们的身上却都烙上他大气而充满抱负的领导气质。
《美国托运人》在集装箱航运营运战略上评论道：“从最初公司有能力将其陈旧的集装箱船投放到不熟悉的航线上起，在其位于丹麦的船厂里，A·P·穆勒集团总是别具一格地设计和建造一系列各种型号的巨型船舶。”
穆勒也深深地受到了海陆联运公司和集装箱化崛起的影响，这促使他新开辟一条亚洲到美国每周固定班期的集装箱航运业务。收购海陆公司只是为了完整他的往返业务。
巨人的苦恼
马士基航运是集团的核心产业之一。马士基航运继1999年收购南非海运和美国海陆之后，一直稳坐行业第一把交椅。在2005年成功收购当时世界排名第三的铁行渣华，使其船队规模达到世界第二大班轮公司——地中海航运的2倍多，市场占有率达到18.3%，从而牢固地确立了其在航运业中的领先地位。
马士基是“超级承运人”的代表，截至2012年5月29日，马士基船队运力比第二位的地中海航运多19%，市场占有率达16.1%；也做其他一些核心业务，在造船、集装箱码头经营、物流、能源、银行和零售等方面都有很大的资产。穆勒绝非只是一个涉足航运的大资本家。马士基集团的确是一个巨大的企业集团，其投资经营涉足的领域很广泛，从石油、天然气到丹麦的零售业。在运输和物流这个行业中，公司也经营码头业务和物流业务。马士基也是丹麦最大的银行丹斯克银行（Danske Bank）的最大个人股东。
但是，作为世界上第一大海运承运人，马士基却有其苦恼。首先，它的存在势必要成为其最密切的竞争对手瞄准的目标；其次，它的任何风吹草动必定是新闻版的大头条。在次贷危机的影响下，马士基的业务一度低迷，以至于几年后才得以复苏。
在马士基这个品牌的保护下，经营业务的多元化防止了公司的收入和利润出现巨大的波动，尽管它的核心业务集装箱运输在最近几年出现了巨大的波动，而这一优势是马士基独享的。
尽管穆勒早在2003就不再担任首席执行官，但继续担任公司主席一职。在幕后，他依旧参与一些公司的重大决策。同时，他还担任A·P·穆勒和查斯蒂娜·麦克·凯尼·穆勒基金会的董事会主席，也是A·P·穆勒救济基金会的会长和马士基员工基金会的主席，这三家家族性质的基金会聚集了集团一半以上的股份。
穆勒最小的女儿在父亲去世后说：“我们很欣慰地看到父亲的一生是那么的富有意义。父亲的永不言弃，力争最好的作风和其他很多伟大的行动为我们的时代留下了一个意义深远的印记。我和姐姐们失去了一位称职的父亲，同时公司失去了一位商业领袖。”
航运界的培训航母
穆勒在公司中也会营造一种自己的管理风格，他认为年轻人要以“马士基的方式”来进行学习，要力争上游，这为航运业输送了数以千计的优秀员工。
穆勒在集装箱航运贸易中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他教育马士基的员工要成为行业中的佼佼者，而且也在整个企业中慢慢灌输着一种非常强势的职业伦理，经过这种熏陶的员工通常会烙上品质保证的印记。在航运圈里见到各种各样的人时，经常会吃惊地发现有很多人或多或少地在马士基工作过，就是这样，他的公司已经为全球航运业输送了数以千百计的优秀航运人。
倡导奉献丹麦的精神和倡导培育高质量的员工的理念在马士基代代相传。穆勒最大的成功之处就在于激励丹麦年轻的一代要以努力工作来表达自己对丹麦这个资本主义国家的热爱。他喜欢录用那些来自于专科院校的学生而不是本科生。这种倡导收到了回报，他要求他们自己去做决策。其实，这些所有动作的背后就是要形成一种不管对穆勒还是对丹麦都大有益处的意识形态。
令人尊敬的航运巨子
事业上获得成功的穆勒同时也是个令人十分尊敬的同事与同行。
1940年，穆勒与中学时代的女友艾玛结婚，两人携手度过了65个春秋，并育有三个女儿，直至2005年艾玛去世。2006年8月12日，以艾玛名字命名的世界最大集装箱船“艾玛·马士基”号建成下水。船上的厨师告诉菲利普斯：“能够亲眼见到穆勒先生是我一生中最骄傲的时刻”。
他同样也给业内的同行们留下了非常难忘的印象。
之前海陆公司主席R·肯尼斯·约翰说：“就在集装箱化运输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我就认识了穆勒先生，因此我们很早就相识了。在那个时候，对于马士基而言，他已经是一位令人敬畏的领袖了。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已经成为了一个传奇。他为这个行业倾注了太多的心血，将马士基培育成了世界最大的集装箱航运公司。对此，我对穆勒先生致以崇高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