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改革范文

金融改革范文第1篇

关键词：国12条；温州12条；创新；维稳；方向指导；银行利率市场化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712 （2013） 20-0000-01

《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的推出迅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基于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民营经济已经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在沿海发达地区，以浙江省为例2012年浙江省的民营经济增长值占GDP的比重在61%-62.2%之间，上交的税收占全部税收的45%左右。但民营企业发展的瓶颈就是，融资困难。大多数民营企业都是中小型企业，因为中小企业自身的实力和竞争力不足，很难的到大型国有银行的贷款融资。这就导致了供给和需求严重的不对称，民间借贷应运而生。由于缺乏政府的认可，和相关管理和规范，温州这个“民企之都”，就一度沦为高利贷的重灾区。去年年底，温州爆发了信贷危机，数十位商人因资金链断裂而逃跑，被称为“温跑跑”。但在那时，民间的融资行为尚处于没有政策指导约束的灰色地带，也引发一次震动全国的民间借贷风波，直接促成了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灰色金融机构绕开金融监管，面露“高利贷”的狰狞，不但掏空了实体经济，也使民间借贷成为一个高风险的市场。

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以及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一项重要承诺金融服务业的改革与对外开放，《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的推出是具有现实的迫切要求也是符合长远发展的，具有战略意义的一项改革和创新。其中，最能吸引人们眼球和具有现实意义是，温州12条（温州金融改革的要点）与国有12条的区别创新。总体上而言：“温州十二条”在“国十二条”的基础上，进行了分解和细化。温州12条有很强的针对性，温州可以根据这个细则，进行许多具体性的事务。但是“温州十二条”对具体的目标的落实依然不明确，有的还是停留在“方向”的层面，对操作指引性不强。

较强的针对性和创新亮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规范发展民间融资一项中提出建立健全民间融资监测体系，形成民间融资综合利率指数（也称“温州指数”），做好民间融资动态跟踪和风险预警。在民间金融领域拓展电子商务应用。

“温州指数”：“温州指数”将由以下几块组成：一是温州的几百家企业，将把各自借入的民间资本利率，通过各地方金融办不记名申报上来；二是各小额贷款公司借出的利率进行加权平均；三是融资性担保公司如典当行，在融资过程中的利率；四是民间借贷服务中心的实时利率。

这样的“温州指数”政策更具有灵活性，更加适应瞬息万变的市场，能更及时的做好民间融资动态跟踪和风险预警等。使民营企业能够保持信息渠道的畅通，最大程度降低风险，促进民营企业健康发展。

（2）个人境外直投：“国十二条”中指出，研究开展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探索建立规范便捷的直接投资渠道。而此次下发的“省十二条”中，则是“开展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分析人士称，去掉“研究”两字，说明该项工作有了较大的突破。在实质性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使得整个外资直接投资收到鼓舞，增强对外国资本中国市场的信心。其中直接投资是指：它以控制经营管理权为核心，以获取利润为目的国际投资形式。根据此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条中，温州的外资投资力量向好，不仅仅提高了融资量，而且伴随的资金的进入更有国外的先进管理技术，这是由于金融改革在融资外，带来的福音。

（3）小贷公司改制村镇银行：在“国十二条”里提到小额贷款公司依法改制为村镇银行。而在“温州十二条”中，提及试点部分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按规定改制为村镇银行。从“依法”到“按规定”，其中暗藏玄机。依法到按规定，很明显的增加降低了标准和难度，使小额贷款公司能顺利地改制为村镇银行。这项措施既给了民间金融合法地位和生长空间，有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这些中小金融机构的监管。使此类中小金融机构能够在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中最大限度的发挥自己的作用，有在有序的监管中最大程度地降低对经济可能产生的破坏。

（4）金融租赁、信托进入金改方案：相比之前的改革方案，这次细则里不光对村镇银行、小贷公司传统的金融机构做出规划，还表示要争取在温州设立财务公司、信托公司、消费金融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争取引进一家以上外资银行分支机构，支持民营资本进入证券、投资咨询等领域，构建多层次的金融体系。这是对金融机构的体系的丰富与完善。

为什么在此前还提到过“温州十二条”对具体的目标的落实依然不明确，有的还是停留在“方向”的层面，对操作指引性不强，在此我会举一个例子说明：备受外界关注的“银行利率市场化试点”，在这一次的改革方案中并未涉及。温州民间金融的旺盛生命力和广泛的资金动员能力，就在于其市场化的利率。在温州，地下钱庄的存款利率随季节、物价和国家政策等因素变化而变化，灵活性很强，正因为此，其吸引游资的能力甚至超过银行。市场化的利率，可以有效调节民间资金的流动，调动民间金融机构的积极性，这也是中国金融改革的切入点。利率市场化是使民间金融走出地下的重要途径，“如果不放开利率，就会推动更多资金转入地下”。但是，此次温州试点却回避了这最关键的部分，这或许意味着，此次金融改革的目的主要是“维稳”，方向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总体看来，作为一项事关全局的区域性改革，温州因其自身的特殊性和迫切试点迈出了民间金融改革的重要一步。我们期盼着改革的实质进展，更盼望早日分享其实验成果。因此，在温州进行金融综合改革试点的同时，也应将一些已形成共识的改革措施，尽快在其他地区推广，坚持实事求是，将改革落到实处。

参考文献：

金融改革范文第2篇

在金融领域，以利率、汇率改革为主为先，而以资本账户开放为辅为后的“先内后外”金融改革次序论曾占据主导地位。金融改革次序论是从“蒙代尔―弗莱明”模型推演出的。它有三个理论基础，即金融抑制论、不可能三角理论和利率平价理论。金融抑制论论证了金融改革的必要性，而不可能三角理论和利率平价理论则是决定金融改革次序论的主要理论支柱。按照不可能三角理论和利率平价理论，在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完成前放开资本管制，跨境套利资金将自由进入国内市场，套取利差和汇差，加大经济波动，削弱国内货币政策有效性，甚至引发经济危机。 不可能三角理论和利率平价理论都有其局限性。“不可能三角”中的“三角”是绝对状态，而这些绝对状态并非常态。现实情况往往是资本不完全自由流动或不完全管制，汇率也并非完全固定或完全浮动，也就是存在着中间状态。各国金融改革与开放的起点大多都是某种这样的“中间状态”，改革的推进过程，常常也并非指向“不可能三角”的某种纯粹状态。利率平价理论也未必与实际相符。现实中的市场并不像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们宣称的那样有效，资本流动与利率变化也非一一对应的关系。以上分析告诉我们，金融改革次序论在理论上并非绝对真理，教条地坚持“大爆炸式”改革理论或者“先内后外”、“先外后内”等金融改革模式，而不考虑国情，无异“刻舟求剑”，当然，以这种理想化的蓝图来指导改革，其成功也在未定之天。实践提供了多彩的图景：拉美国家的大爆炸式金融改革多以失败告终；美国实行先外后内的金融改革取得成功，而英国实施与美国几乎相同的改革顺序并不成功；日本先内后外的金融改革最终失败；德国的各项金融改革几乎都在70年代完成，前后相差不过两三年，各项改革互相配合，协调推进，产生了协同效应，取得了较好效果。实践证明，如果我们将金融改革“次序论”僵化，过分强调改革的前提条件，就会使改革的渐进模式蜕变为消极、静止的模式，从而延误改革开放的时机。本书作者反复强调：我国的金融改革应该植根于中国实际，应当全面协调各项改革举措。这是很有见地的。

本书在论证协调推进金融改革理论时，有四个亮点。

第一，将金融改革与宏观经济平衡结合。作者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宏观经济分析框架下，论述了经济金融体系调节的静态及动态机制。静态看，固定顺序的金融改革和协调推进式改革过程中，各经济金融指标不会出现大幅震荡。固定改革顺序是“先内后外”还是“先外后内”，主要取决于改革时的初始状态。如果错误地判断初始条件，改革顺序就会有误，经济运行就会面临较大震荡。动态看，若协调推进金融改革，经济金融体系可以较容易地实现内外均衡。若按固定顺序推进金融改革，经济金融系统会以循环的方式向均衡收敛。分步骤看，金融改革时的初始状态决定了推进利率、汇率改革和资本账户开放的时机，也决定了哪一项或哪几项金融改革可以先行一步。

第二，将金融改革与利率、汇率超调理论结合。为了简化金融改革效果的评估过程，作者作出了几点假设。金融改革中有三个状态，初始状态、过渡期和最终状态。决定金融改革成败的关键在于过渡期里各指标的变动方向、频度和易变性。如果变动过多，超过社会承受力，改革可能失败。指标变动少的改革方案是好的方案。评估各指标变动情况，首先就要看各项指标是否超调。如果各指标向均衡状态平稳收敛，这样的改革就没有超调之虞。如果金融改革分先后顺序，各个领域逐步完成改革，经济体会沿着先实现局部均衡再实现一般均衡的路径发展；利率、汇率、资本流动莫不如此。若局部均衡值与一般均衡值的方向存在较大差异，超调将不可避免。协调推进金融改革，当可减少局部均衡值与一般均衡值的冲突，减少甚至避免金融指标超调。

第三，将金融改革与宏观经济政策结合。为了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金融改革当然不可或缺，但是，为了减少经济和金融剧烈波动，金融改革与宏观调控应协调一致，也肯定是必然的要求。从宏观调控一侧看，应当减少软约束的投资刺激计划，减少投资对融资的过度依赖；从货币政策一侧看，则需要货币政策与投资政策相协调，并做到松紧适度。短期内，经济自身的发展、利率市场化改革等都可能产生推高利率水平的结果，因此，货币政策不能过紧。同时由于我国杠杆率快速提升，金融风险正在加剧，货币政策又不能过松。稳健的货币政策对抑制利率的快速上涨是必要的。2014年，央行实施了一系列结构性宽松政策，包括定向降准、定向再贷款等，这些都有利于抑制利率上行，抵消利率市场化的短期影响。在推进利率市场化过程中，过分追求实现货币供应量目标，可能会导致短期利率波动较大。简言之，由于金融改革自身就有宏观调控的意义，改革与宏观调控相配合，是一个自然的要求。

第四，不过分强调金融改革的前提条件，而是将一些所谓的前提条件看做金融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与利率、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等同步协调推进。金融市场建设不应与利率市场化改革割裂开来，而是与利率形成机制改革一样，成为利率市场化改革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金融市场建设也应贯穿于利率形成机制改革之始终。我们不可能等到金融市场没有任何缺陷了才开展利率形成机制改革，或者等利率形成机制改革完成后才发展和完善金融市场。外汇市场建设与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也是互相促进的关系。完善外汇市场能保障汇率形成机制改革顺利实施，改革汇率形成机制能促进外汇市场的发展。资本项目开放既要减少对资本流出的管制，也要减少对资本流入的管制。如此等等。

金融改革范文第3篇

对于坏账成堆的中国银行界来说，国家审计总署6月25日公布的建设银行所涉10亿元的虚假按揭贷款，或许只是个小事件。然而，由于此事曝光的特别时机，更因为此事仅为审计部门对“建行广州地区八家支行抽查”的结果，人们不可能不举一反三，想得更深更广，再次感受到中国金融改革路途中沉重的阴霾。

在近期以来对中国银行业的关注中，一个焦点就是商业银行房地产信贷资产的质量。今年2月20日央行公布的《2002年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曾经披露，在该行2002年房贷检查所抽查的20901笔共计1468亿元房地产贷款中，违规金额达到总数的近四分之一，总额约366亿元。央行发现房地产信贷的违规贷款，主要集中于开发贷款和个人信贷，而审计总署新近公布的对建行广州地区八家支行的调查又表明，违规房贷极易形成不良资产。例如，汕尾市一位公安局委员从建行广州一家支行骗取按揭贷款3793万元，其中3270万元已无法追回，转入个人账户的2576万元全部被提取现金，去向不明。可见问题房贷之堪忧。不仅如此，中国房地产投资以商业银行贷款为主的现状，本身也包含着巨大风险。日本在经济形势火爆的20世纪80年代曾经发放了大量房地产信贷，其对中小企业的贷款也大量以土地资源为抵押。土地的升值和银行贷款发放形成了一种正反馈，贷款占GDP的比例从80年代初的近50％左右升至80年代末的近100%。9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泡沫破裂，土地价格跌去半数，日经225指数跌至历史高点的三分之一以下。以土地为抵押的贷款或是房地产贷款，迅即变为银行的巨额不良资产。历史的教训近在眼前，中国没有理由不承认经济规律的现实。面对当前中国出现局部房地产过热的苗头，央行今年6月13日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信贷业务管理的通知》（银发121号），正是出于对房地产贷款风险判断做出的理性决定。

当然，银行业的隐忧不止于房地产贷款。6月下旬，著名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公司报告，认为中国银行业贷款中的不良资产已达到50％，总数在4万亿元以上，占了中国GDP的近半数。这一分析可能过于悲观，但纵使按照目前官方所说不良资产率为25％的口径分析，也和5％左右的国际安全标准相差甚远。特别是中国银行业普遍盈利水平偏低，如果资本充足率远不足8％，贷款损失达到一定的量，必然使银行净资产成为负值。一旦经济发展放缓，坏账造成的压力会逐渐显现，进而形成难以化解的金融危机。有鉴于中国金融业的严峻现实，刚出台的房地产信贷规范办法显然只是着眼于降低风险的外部措施，决策层须痛下决。，加快着眼于治本的重大改革。

在过去五年中，中国曾出台了诸多金融改革举措，其中值得称道者，包括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补充资本金，剥离大批呆坏账，关闭数以千计的无效率的商业银行分支机构，以及投入巨资为商业银行建立新的计算机系统，等等。但金融机构----主要是国有商业银行本身的改革，却一直裹足不前。长时间徘徊之后，金融业高层人士中还出现一种误解，似乎商业银行的改革就是上市，改革时间表即为上市时间表；没有上市预期，就无法拿起银行重组的手术刀。事实上，上市虽然对银行改革有推进作用，但两者不能划等号。作为在资本市场进行股本融资的举措，上市不可避免地具有权宜性目标，未必能够比较彻底地同步解决国有商业银行的根本制度性问题。在今年5月底发生中银香港CEO突然去职事件后，国内外业界对此已有共识。现在已经到了调整改革方略的关键时刻。

金融改革范文第4篇

全球金融风暴给我们提供了契机来讨论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分析金融产品创新与政府金融监管的问题。但是，绝没有理由以此次危机为借口，叫停或推延正在取得初步成就的中国金融改革。

此次金融风暴有其深刻原因。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全球没有建立起一个有效的国际金融体系，成为公认的原因之一。然而，危机的根本原因则在于美国经济内部结构的非均衡。

国内储蓄一直处于低位，长期对外贸易逆差，且这些逆差主要靠印刷美元埋单。中国、日本、石油生产国和部分欧洲国家积累起大量美元储蓄，这些储蓄需要寻找金融资产来投资，又为华尔街金融衍生品的创造，以及美国本土资产价格的泡沫化提供了基础。

如果这些金融产品的创造，是以美国实体经济的发展为土壤，危机出现的概率就会大大降低。然而，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周期已经进入IT长周期波段的末尾，而且美国已将大量制造业转移到国外，近期不可能再有大量科技创新项目需要投资，实体经济的增长举步维艰。

每次金融危机，从直接或表面原因来看，是金融问题。从实质或深层原因来看，是实体经济出了问题。全球金融危机背后，一定是全球实体经济的增长和均衡出了问题。把危机的责任全部推给华尔街是不公正的。

从美国转到中国，这次金融危机，既有美国国内经济增长缓慢和经济结构非均衡的问题，也有中国经济内外经济结构的非均衡和金融改革滞后的作用。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内需不足，出口是经济持续高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以美元为主体的外汇储备大量积累，势必导致对美国金融资产的旺盛需求。而在国内，中国近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本质上就是中国居民的储蓄存款在国内找不到好的投资项目。中国的外汇储备与银行的存贷差基本相等。

只要中国的实体经济相对健康，城市化和工业化还有很大发展空间，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在中国应该是大有可为。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那只有一个答案，中国金融体系出了问题，或者说，金融发展严重滞后于实体经济的发展。

当然，出现这种反常现象，也有其他原因。如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土地、能源、环境等结构性制约等。但这些只是表面现象，中国投资机会不足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金融产业的发展滞后。

金融领域中的微观经济主体基本以国有经济为主，产权结构残缺，导致治理结构难以与发达市场经济要求相吻合。同时，中国经济转轨采取双轨制渐进的方式，金融产业长期以来还充当着为低效国有经济“输血”的功能，以维持一定时期双轨经济的均衡。“输血”功能背离了金融市场最为重要的储蓄资源的“配置”功能，结果出现了金融市场的价格扭曲现象，利率市场化推进步履维艰，坏账、呆账不断积累。

直接融资领域如资本市场的发展亦如此，其基本目的也是为了“筹资”，金融资源的错配现象到处可见。

中国金融产业无法有效地为本国居民的巨额储蓄，在国内找到合适并有效的投资项目，原因就是金融领域的发展滞后和长期低效运行。储蓄过度使中国经济实际处于动态无效状态。

中国金融产业没有随着实体经济的发展而同步发展，其结果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美国金融产业脱离实体经济过度发展。在经济全球化的情况下，“均衡”就是这样来实现的，实际上这却是全球最大的非均衡现象，金融资产的供应和创新活动，应该是在实体经济最为活跃的地方出现，才是理性的、可持续的。

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金融改革和开放才刚刚起步，金融产业还处于“婴儿期”，GDP已占到全球GDP总量6％的中国经济，金融衍生产品的量只占全球总量的0.01％，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中国根本不存在金融衍生产品过度发展的问题。从另一个角度讲，这次金融风暴，也可能是中国一次难得的机遇。

危机过后，全球的金融资源还是要寻找出路，中国这一类实体经济运行良好、金融体系又没有遭到危机重创的国家，一定会成为世界金融资源集聚的地方。只要金融资源开始往中国集聚，自然会吸引金融人才在中国集聚。中国也可借危机后的反思，总结教训，建立较为严密的金融风险防范体系。

当然，把握机遇的前提是，中国金融体系必须相对坚固，运行必须较有效率。如果没有这个基本前提，危机过后，大量“热钱”涌入，在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作短期投资操作，中国金融体系将面临巨大风险，实体经济也会受到连累，成为另一个金融危机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