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改革范文

金融改革范文第1篇

关键词：国12条；温州12条；创新；维稳；方向指导；银行利率市场化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712 （2013） 20-0000-01

《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的推出迅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基于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民营经济已经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在沿海发达地区，以浙江省为例2012年浙江省的民营经济增长值占GDP的比重在61%-62.2%之间，上交的税收占全部税收的45%左右。但民营企业发展的瓶颈就是，融资困难。大多数民营企业都是中小型企业，因为中小企业自身的实力和竞争力不足，很难的到大型国有银行的贷款融资。这就导致了供给和需求严重的不对称，民间借贷应运而生。由于缺乏政府的认可，和相关管理和规范，温州这个“民企之都”，就一度沦为高利贷的重灾区。去年年底，温州爆发了信贷危机，数十位商人因资金链断裂而逃跑，被称为“温跑跑”。但在那时，民间的融资行为尚处于没有政策指导约束的灰色地带，也引发一次震动全国的民间借贷风波，直接促成了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灰色金融机构绕开金融监管，面露“高利贷”的狰狞，不但掏空了实体经济，也使民间借贷成为一个高风险的市场。

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以及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一项重要承诺金融服务业的改革与对外开放，《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的推出是具有现实的迫切要求也是符合长远发展的，具有战略意义的一项改革和创新。其中，最能吸引人们眼球和具有现实意义是，温州12条（温州金融改革的要点）与国有12条的区别创新。总体上而言：“温州十二条”在“国十二条”的基础上，进行了分解和细化。温州12条有很强的针对性，温州可以根据这个细则，进行许多具体性的事务。但是“温州十二条”对具体的目标的落实依然不明确，有的还是停留在“方向”的层面，对操作指引性不强。

较强的针对性和创新亮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规范发展民间融资一项中提出建立健全民间融资监测体系，形成民间融资综合利率指数（也称“温州指数”），做好民间融资动态跟踪和风险预警。在民间金融领域拓展电子商务应用。

“温州指数”：“温州指数”将由以下几块组成：一是温州的几百家企业，将把各自借入的民间资本利率，通过各地方金融办不记名申报上来；二是各小额贷款公司借出的利率进行加权平均；三是融资性担保公司如典当行，在融资过程中的利率；四是民间借贷服务中心的实时利率。

这样的“温州指数”政策更具有灵活性，更加适应瞬息万变的市场，能更及时的做好民间融资动态跟踪和风险预警等。使民营企业能够保持信息渠道的畅通，最大程度降低风险，促进民营企业健康发展。

（2）个人境外直投：“国十二条”中指出，研究开展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探索建立规范便捷的直接投资渠道。而此次下发的“省十二条”中，则是“开展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分析人士称，去掉“研究”两字，说明该项工作有了较大的突破。在实质性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使得整个外资直接投资收到鼓舞，增强对外国资本中国市场的信心。其中直接投资是指：它以控制经营管理权为核心，以获取利润为目的国际投资形式。根据此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条中，温州的外资投资力量向好，不仅仅提高了融资量，而且伴随的资金的进入更有国外的先进管理技术，这是由于金融改革在融资外，带来的福音。

（3）小贷公司改制村镇银行：在“国十二条”里提到小额贷款公司依法改制为村镇银行。而在“温州十二条”中，提及试点部分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按规定改制为村镇银行。从“依法”到“按规定”，其中暗藏玄机。依法到按规定，很明显的增加降低了标准和难度，使小额贷款公司能顺利地改制为村镇银行。这项措施既给了民间金融合法地位和生长空间，有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这些中小金融机构的监管。使此类中小金融机构能够在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中最大限度的发挥自己的作用，有在有序的监管中最大程度地降低对经济可能产生的破坏。

（4）金融租赁、信托进入金改方案：相比之前的改革方案，这次细则里不光对村镇银行、小贷公司传统的金融机构做出规划，还表示要争取在温州设立财务公司、信托公司、消费金融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争取引进一家以上外资银行分支机构，支持民营资本进入证券、投资咨询等领域，构建多层次的金融体系。这是对金融机构的体系的丰富与完善。

为什么在此前还提到过“温州十二条”对具体的目标的落实依然不明确，有的还是停留在“方向”的层面，对操作指引性不强，在此我会举一个例子说明：备受外界关注的“银行利率市场化试点”，在这一次的改革方案中并未涉及。温州民间金融的旺盛生命力和广泛的资金动员能力，就在于其市场化的利率。在温州，地下钱庄的存款利率随季节、物价和国家政策等因素变化而变化，灵活性很强，正因为此，其吸引游资的能力甚至超过银行。市场化的利率，可以有效调节民间资金的流动，调动民间金融机构的积极性，这也是中国金融改革的切入点。利率市场化是使民间金融走出地下的重要途径，“如果不放开利率，就会推动更多资金转入地下”。但是，此次温州试点却回避了这最关键的部分，这或许意味着，此次金融改革的目的主要是“维稳”，方向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总体看来，作为一项事关全局的区域性改革，温州因其自身的特殊性和迫切试点迈出了民间金融改革的重要一步。我们期盼着改革的实质进展，更盼望早日分享其实验成果。因此，在温州进行金融综合改革试点的同时，也应将一些已形成共识的改革措施，尽快在其他地区推广，坚持实事求是，将改革落到实处。

参考文献：

金融改革范文第2篇

在金融领域，以利率、汇率改革为主为先，而以资本账户开放为辅为后的“先内后外”金融改革次序论曾占据主导地位。金融改革次序论是从“蒙代尔―弗莱明”模型推演出的。它有三个理论基础，即金融抑制论、不可能三角理论和利率平价理论。金融抑制论论证了金融改革的必要性，而不可能三角理论和利率平价理论则是决定金融改革次序论的主要理论支柱。按照不可能三角理论和利率平价理论，在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完成前放开资本管制，跨境套利资金将自由进入国内市场，套取利差和汇差，加大经济波动，削弱国内货币政策有效性，甚至引发经济危机。 不可能三角理论和利率平价理论都有其局限性。“不可能三角”中的“三角”是绝对状态，而这些绝对状态并非常态。现实情况往往是资本不完全自由流动或不完全管制，汇率也并非完全固定或完全浮动，也就是存在着中间状态。各国金融改革与开放的起点大多都是某种这样的“中间状态”，改革的推进过程，常常也并非指向“不可能三角”的某种纯粹状态。利率平价理论也未必与实际相符。现实中的市场并不像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们宣称的那样有效，资本流动与利率变化也非一一对应的关系。以上分析告诉我们，金融改革次序论在理论上并非绝对真理，教条地坚持“大爆炸式”改革理论或者“先内后外”、“先外后内”等金融改革模式，而不考虑国情，无异“刻舟求剑”，当然，以这种理想化的蓝图来指导改革，其成功也在未定之天。实践提供了多彩的图景：拉美国家的大爆炸式金融改革多以失败告终；美国实行先外后内的金融改革取得成功，而英国实施与美国几乎相同的改革顺序并不成功；日本先内后外的金融改革最终失败；德国的各项金融改革几乎都在70年代完成，前后相差不过两三年，各项改革互相配合，协调推进，产生了协同效应，取得了较好效果。实践证明，如果我们将金融改革“次序论”僵化，过分强调改革的前提条件，就会使改革的渐进模式蜕变为消极、静止的模式，从而延误改革开放的时机。本书作者反复强调：我国的金融改革应该植根于中国实际，应当全面协调各项改革举措。这是很有见地的。

本书在论证协调推进金融改革理论时，有四个亮点。

第一，将金融改革与宏观经济平衡结合。作者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宏观经济分析框架下，论述了经济金融体系调节的静态及动态机制。静态看，固定顺序的金融改革和协调推进式改革过程中，各经济金融指标不会出现大幅震荡。固定改革顺序是“先内后外”还是“先外后内”，主要取决于改革时的初始状态。如果错误地判断初始条件，改革顺序就会有误，经济运行就会面临较大震荡。动态看，若协调推进金融改革，经济金融体系可以较容易地实现内外均衡。若按固定顺序推进金融改革，经济金融系统会以循环的方式向均衡收敛。分步骤看，金融改革时的初始状态决定了推进利率、汇率改革和资本账户开放的时机，也决定了哪一项或哪几项金融改革可以先行一步。

第二，将金融改革与利率、汇率超调理论结合。为了简化金融改革效果的评估过程，作者作出了几点假设。金融改革中有三个状态，初始状态、过渡期和最终状态。决定金融改革成败的关键在于过渡期里各指标的变动方向、频度和易变性。如果变动过多，超过社会承受力，改革可能失败。指标变动少的改革方案是好的方案。评估各指标变动情况，首先就要看各项指标是否超调。如果各指标向均衡状态平稳收敛，这样的改革就没有超调之虞。如果金融改革分先后顺序，各个领域逐步完成改革，经济体会沿着先实现局部均衡再实现一般均衡的路径发展；利率、汇率、资本流动莫不如此。若局部均衡值与一般均衡值的方向存在较大差异，超调将不可避免。协调推进金融改革，当可减少局部均衡值与一般均衡值的冲突，减少甚至避免金融指标超调。

第三，将金融改革与宏观经济政策结合。为了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金融改革当然不可或缺，但是，为了减少经济和金融剧烈波动，金融改革与宏观调控应协调一致，也肯定是必然的要求。从宏观调控一侧看，应当减少软约束的投资刺激计划，减少投资对融资的过度依赖；从货币政策一侧看，则需要货币政策与投资政策相协调，并做到松紧适度。短期内，经济自身的发展、利率市场化改革等都可能产生推高利率水平的结果，因此，货币政策不能过紧。同时由于我国杠杆率快速提升，金融风险正在加剧，货币政策又不能过松。稳健的货币政策对抑制利率的快速上涨是必要的。2014年，央行实施了一系列结构性宽松政策，包括定向降准、定向再贷款等，这些都有利于抑制利率上行，抵消利率市场化的短期影响。在推进利率市场化过程中，过分追求实现货币供应量目标，可能会导致短期利率波动较大。简言之，由于金融改革自身就有宏观调控的意义，改革与宏观调控相配合，是一个自然的要求。

第四，不过分强调金融改革的前提条件，而是将一些所谓的前提条件看做金融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与利率、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等同步协调推进。金融市场建设不应与利率市场化改革割裂开来，而是与利率形成机制改革一样，成为利率市场化改革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金融市场建设也应贯穿于利率形成机制改革之始终。我们不可能等到金融市场没有任何缺陷了才开展利率形成机制改革，或者等利率形成机制改革完成后才发展和完善金融市场。外汇市场建设与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也是互相促进的关系。完善外汇市场能保障汇率形成机制改革顺利实施，改革汇率形成机制能促进外汇市场的发展。资本项目开放既要减少对资本流出的管制，也要减少对资本流入的管制。如此等等。

金融改革范文第3篇

“金融改革，路在何方？”2002年11月，《21世纪经济报道》刊登了一篇报导，题目是《改造还是重建，官方与民间论战民营银行》。可能是在所有媒体中第一次出现了“论战”这个字眼。前些时候，哪里有什么论战？就是一些学者在唱独脚戏。在金融改革问题上，学者们不断地开会、呼吁，要求尽快开放民营银行。但是所有的呼吁都撞上了“橡皮”墙。既不赞成也不反对，高悬免战牌，管你三七二十一，就是不予理睬。倘若如此，金融改革就只好拖下去了。十六大刚刚结束，金融改革就吸引了各方面的注意，不同的观点开始交锋。现在，终于出现了论战的气氛，岂不是非常值得欢迎的好事？

回顾历史，在社会大变动之前必有一场大论战。辩论就是摸索的过程。一个社会是否成熟，就看它能否通过辩论，找到前进的方向。辩论进行得比较彻底，社会进步就比较显著，辩论进行得不彻底，即使出现些改革也只不过触及皮毛，甚至改来改去，又倒退了回去。

在十六大报告中，通篇有20余处强调“创新”，蕴涵深意，催人奋进，耐人寻味。在2002年11月29日《人民日报》上有篇文章《说创新》，文中提到：“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创新，第一位的当是理论创新。”“在新世纪新阶段，发展要有新思路，改革要有新突破，开放要有新局面，各项工作要有新举措，特别需要全党同志勇于探索，敢于攻坚，善于创新。创新就要有一个好的精神状态，思想解放、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创新，就是要敢于冲破思想禁锢，打破陈规；就是要敢为人先，大胆实践；就是要勇于开拓，不惧挫折艰辛。”

这篇文章写得多好啊！什么是金融改革的新思路？金融改革的创新在哪里？搞金融改革就是要拿出来新思路、新办法来，需要冲破思想禁锢，打破陈规，大胆实践，勇于开拓。我们主张有步骤地开放民营银行，就是在金融领域中的制度创新。有些人闭起眼睛混日子，守着老规矩不放，就怕打破了家里的坛坛罐罐，在金融改革中不敢越雷池一步。这种精神状态和党中央要求的创新精神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

目前争论的焦点，根本不是“改造还是重建”。改造也罢，重建也罢，都是改革中采取的策略。我们从来没有否定国有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改革的重要性。因地因企制宜，实事求是。能改造，就改造；不能改造，就重建。

不知道是谁说过要把现有金融体系“推倒重来”？纯粹是无稽之谈。金融系统好比是人的心脏，须臾不可或缺。金融改革必须循序渐进，在发展中改革，在改革中发展。如果连这一点常识都没有，还谈什么金融改革？

有人担心，如果“先建3000家民营银行，通过竞争剩下300家，那谁来买其他2700家的单”？这更是无稽之谈。我们在许多文章中再三呼吁要警惕俄国教训，绝对不能在金融领域中搞什么“休克疗法”。俄国在1991年根本不存在市场竞争的情况下盲目迷信市场机制，在所有领域都放手不管。结果，几天之内就冒出来20000多家银行，其中绝大部分是金融诈骗，给俄国经济造成了非常严重的损失。因此，开放金融绝对不能无原则地放弃监管，更不能一窝蜂而上。在没有作好准备之前宁肯少些，但是一定要保证质量，保证改革的可持续性。

我们和某些人在改革目标上的分歧，在于是否需要打破当前的垄断局面，创造一个在金融领域中的公平竞争环境。某些人的方案万变不离其宗，就是千方百计维护垄断。反对开放民营银行的要害，在于试图维护国有银行在金融领域的垄断。和其他领域中的改革一样，要打破垄断局面绝非易事。

有些金融官员主张通过改造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发展中小银行，这也是改革的一个重要的部分，我们不仅乐观其成，还愿意尽一切可能给予支持和协助。国有银行中的朋友们侧重对国有银行的改革，让我们侧重于试点民营银行，摸索各种必要的规章制度，大家分工合作，有什么不好？

不过，为什么国有银行改革搞了这么久，金融领域的状况还是那么严重？其原因并不复杂，只要产权制度不改，垄断局面不改，无论采取什么措施，改革都跳不出老框框。一本经念了十几年，没有起多大作用，再念几遍就灵验了吗？

我们和某些人在改革途径上的分歧，是通过市场来进行金融改革还是在政府主导下进行改革。金融改革成败的关键在于：第一，政企分开；第二，通过市场竞争挑选金融机构的负责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让金融改革的对象来主持改革，其结果难免“南辕北辙”，弄得人哭笑不得。

我们和某些人在改革策略上的分歧，是渐进改革还是激进改革，是“法治”还是“人治”。我们主张首先在制度创新上狠下功夫，争取在金融改革中做到“有法可依，有例可循”。按照我们的想法，金融改革是个相当长的渐进过程，可能要经过好几年才能达到全面开放金融领域，绝对不能从一个极端跳到另外一个极端。而有些人轻率地认为，对内开放金融就像农村土地承包一样简单，吆喝一声，放开手来就成了。要不然就不动，要动就慌不择路，希望毕其功于一役。

反对开放民营银行的最主要的理由是开放金融的风险。有的人动不动就搬出金融风险的案例来吓唬人。哪里的城市信用社出了什么弊病，哪里的支行负责人携款潜逃。他们无非要说，民间金融险恶异常，看不住就要出事。中国这么大，要建立一套完善的多元化的金融服务体系，没有几百家大大小小的银行是不够的。凭什么批了这家不批那一家？如果没有一套公平的竞争制度，难免在审批过程中出现寻租活动。采取个案处理的方式，基本上还是小农经济的管理逻辑。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一定要注重制度建设。要建立各种制度，靠法制，而不是单单靠人治。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郭树清指出：“中国的金融改革和创新存在着许多困难，但是，最大的风险是因为害怕风险而裹足不前。”以前开放金融出现过不少问题，但是绝对不能因噎废食。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加强监管，而这一点恰恰是我们要研究解决的重点。如果连试点的勇气都没有，关起门来叫危险，难道就能解决问题吗？打破旧体制本身就需要做各种各样的尝试，在摸索中前进。只要有充分的风险意识，金融风险是完全可以防范的，

要保证金融改革的顺利进行，必须抓紧以下几件大事：

第一，建立新的金融法规：准入法规、监管法规和退出法规。

第二，为了建立健全这些法规，需要在学术研究单位和金融监管部门的指导之下，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试点。

第三，需要尽快建立银行存款保险制度。

第四，完善金融审计制度。

第五，要抓紧对金融人才的培训和挑选民营银行负责人。恐怕这是最艰难的事情。如果没有合适的金融人才，盲目开放民营银行只能给金融投机分子制造机会，最终“拨下龙种，收获跳蚤”。

估计要完成这些任务大约要3年左右。也就是说，在3年左右的时间内，民营银行的试点不应当太多。3年之后是否能够具备全面开放民营银行的条件，还要到时候再说。倘若在5年之内能够核准100家民营银行，就很了不起了。绝对不能头脑发昏，以搞运动的方式来搞金融改革。倘若如此，我们很可能要站在相反的角度，坚决反对组建不具备条件的民营银行。

金融改革范文第4篇

对于坏账成堆的中国银行界来说，国家审计总署6月25日公布的建设银行所涉10亿元的虚假按揭贷款，或许只是个小事件。然而，由于此事曝光的特别时机，更因为此事仅为审计部门对“建行广州地区八家支行抽查”的结果，人们不可能不举一反三，想得更深更广，再次感受到中国金融改革路途中沉重的阴霾。

在近期以来对中国银行业的关注中，一个焦点就是商业银行房地产信贷资产的质量。今年2月20日央行公布的《2002年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曾经披露，在该行2002年房贷检查所抽查的20901笔共计1468亿元房地产贷款中，违规金额达到总数的近四分之一，总额约366亿元。央行发现房地产信贷的违规贷款，主要集中于开发贷款和个人信贷，而审计总署新近公布的对建行广州地区八家支行的调查又表明，违规房贷极易形成不良资产。例如，汕尾市一位公安局委员从建行广州一家支行骗取按揭贷款3793万元，其中3270万元已无法追回，转入个人账户的2576万元全部被提取现金，去向不明。可见问题房贷之堪忧。不仅如此，中国房地产投资以商业银行贷款为主的现状，本身也包含着巨大风险。日本在经济形势火爆的20世纪80年代曾经发放了大量房地产信贷，其对中小企业的贷款也大量以土地资源为抵押。土地的升值和银行贷款发放形成了一种正反馈，贷款占GDP的比例从80年代初的近50％左右升至80年代末的近100%。9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泡沫破裂，土地价格跌去半数，日经225指数跌至历史高点的三分之一以下。以土地为抵押的贷款或是房地产贷款，迅即变为银行的巨额不良资产。历史的教训近在眼前，中国没有理由不承认经济规律的现实。面对当前中国出现局部房地产过热的苗头，央行今年6月13日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信贷业务管理的通知》（银发121号），正是出于对房地产贷款风险判断做出的理性决定。

当然，银行业的隐忧不止于房地产贷款。6月下旬，著名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公司报告，认为中国银行业贷款中的不良资产已达到50％，总数在4万亿元以上，占了中国GDP的近半数。这一分析可能过于悲观，但纵使按照目前官方所说不良资产率为25％的口径分析，也和5％左右的国际安全标准相差甚远。特别是中国银行业普遍盈利水平偏低，如果资本充足率远不足8％，贷款损失达到一定的量，必然使银行净资产成为负值。一旦经济发展放缓，坏账造成的压力会逐渐显现，进而形成难以化解的金融危机。有鉴于中国金融业的严峻现实，刚出台的房地产信贷规范办法显然只是着眼于降低风险的外部措施，决策层须痛下决。，加快着眼于治本的重大改革。

在过去五年中，中国曾出台了诸多金融改革举措，其中值得称道者，包括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补充资本金，剥离大批呆坏账，关闭数以千计的无效率的商业银行分支机构，以及投入巨资为商业银行建立新的计算机系统，等等。但金融机构----主要是国有商业银行本身的改革，却一直裹足不前。长时间徘徊之后，金融业高层人士中还出现一种误解，似乎商业银行的改革就是上市，改革时间表即为上市时间表；没有上市预期，就无法拿起银行重组的手术刀。事实上，上市虽然对银行改革有推进作用，但两者不能划等号。作为在资本市场进行股本融资的举措，上市不可避免地具有权宜性目标，未必能够比较彻底地同步解决国有商业银行的根本制度性问题。在今年5月底发生中银香港CEO突然去职事件后，国内外业界对此已有共识。现在已经到了调整改革方略的关键时刻。

金融改革范文第5篇

全球金融风暴给我们提供了契机来讨论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分析金融产品创新与政府金融监管的问题。但是，绝没有理由以此次危机为借口，叫停或推延正在取得初步成就的中国金融改革。

此次金融风暴有其深刻原因。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全球没有建立起一个有效的国际金融体系，成为公认的原因之一。然而，危机的根本原因则在于美国经济内部结构的非均衡。

国内储蓄一直处于低位，长期对外贸易逆差，且这些逆差主要靠印刷美元埋单。中国、日本、石油生产国和部分欧洲国家积累起大量美元储蓄，这些储蓄需要寻找金融资产来投资，又为华尔街金融衍生品的创造，以及美国本土资产价格的泡沫化提供了基础。

如果这些金融产品的创造，是以美国实体经济的发展为土壤，危机出现的概率就会大大降低。然而，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周期已经进入IT长周期波段的末尾，而且美国已将大量制造业转移到国外，近期不可能再有大量科技创新项目需要投资，实体经济的增长举步维艰。

每次金融危机，从直接或表面原因来看，是金融问题。从实质或深层原因来看，是实体经济出了问题。全球金融危机背后，一定是全球实体经济的增长和均衡出了问题。把危机的责任全部推给华尔街是不公正的。

从美国转到中国，这次金融危机，既有美国国内经济增长缓慢和经济结构非均衡的问题，也有中国经济内外经济结构的非均衡和金融改革滞后的作用。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内需不足，出口是经济持续高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以美元为主体的外汇储备大量积累，势必导致对美国金融资产的旺盛需求。而在国内，中国近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本质上就是中国居民的储蓄存款在国内找不到好的投资项目。中国的外汇储备与银行的存贷差基本相等。

只要中国的实体经济相对健康，城市化和工业化还有很大发展空间，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在中国应该是大有可为。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那只有一个答案，中国金融体系出了问题，或者说，金融发展严重滞后于实体经济的发展。

当然，出现这种反常现象，也有其他原因。如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土地、能源、环境等结构性制约等。但这些只是表面现象，中国投资机会不足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金融产业的发展滞后。

金融领域中的微观经济主体基本以国有经济为主，产权结构残缺，导致治理结构难以与发达市场经济要求相吻合。同时，中国经济转轨采取双轨制渐进的方式，金融产业长期以来还充当着为低效国有经济“输血”的功能，以维持一定时期双轨经济的均衡。“输血”功能背离了金融市场最为重要的储蓄资源的“配置”功能，结果出现了金融市场的价格扭曲现象，利率市场化推进步履维艰，坏账、呆账不断积累。

直接融资领域如资本市场的发展亦如此，其基本目的也是为了“筹资”，金融资源的错配现象到处可见。

中国金融产业无法有效地为本国居民的巨额储蓄，在国内找到合适并有效的投资项目，原因就是金融领域的发展滞后和长期低效运行。储蓄过度使中国经济实际处于动态无效状态。

中国金融产业没有随着实体经济的发展而同步发展，其结果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美国金融产业脱离实体经济过度发展。在经济全球化的情况下，“均衡”就是这样来实现的，实际上这却是全球最大的非均衡现象，金融资产的供应和创新活动，应该是在实体经济最为活跃的地方出现，才是理性的、可持续的。

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金融改革和开放才刚刚起步，金融产业还处于“婴儿期”，GDP已占到全球GDP总量6％的中国经济，金融衍生产品的量只占全球总量的0.01％，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中国根本不存在金融衍生产品过度发展的问题。从另一个角度讲，这次金融风暴，也可能是中国一次难得的机遇。

危机过后，全球的金融资源还是要寻找出路，中国这一类实体经济运行良好、金融体系又没有遭到危机重创的国家，一定会成为世界金融资源集聚的地方。只要金融资源开始往中国集聚，自然会吸引金融人才在中国集聚。中国也可借危机后的反思，总结教训，建立较为严密的金融风险防范体系。

当然，把握机遇的前提是，中国金融体系必须相对坚固，运行必须较有效率。如果没有这个基本前提，危机过后，大量“热钱”涌入，在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作短期投资操作，中国金融体系将面临巨大风险，实体经济也会受到连累，成为另一个金融危机的牺牲品。■

金融改革范文第6篇

当前围绕农村信用合作社体制改革所进行的争论，其焦点在于合作制在我国农村到底具备不具备生存条件？如果具备，那么农村信用合作社应该如何规范和发展？如果不具备，那么农村金融组织的主体形式应该是什么？实际上，关于合作制问题的争论由来已久，这个事实本身可能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合作制这种金融组织形式在我国农村确实存在着客观需求。然而，围绕合作制问题长期争论不休，而且至今尚未得出明确结论，可能也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合作制是否存在客观需求，不一定是我国农村金融改革和发展过程中最基本的问题。最基本的问题可能是需要进一步认清现阶段我国经济金融发展的主要特征，并以此为基础对我国农村金融改革的基本思路作出新的选择。

一、合作制问题为什么会争论不休？

关于合作制问题的争论，大致可以归纳为两种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我国农村信用合作社不符合合作制的原则，所以农村金融改革和发展的重点应该是按照合作制原则改造现有的农村信用合作社（龚方乐，2000）。这种观点可以称之为坚持合作制的观点。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我国农村信用合作社不符合合作制原则的历史已经表明，这些原则在我国农村金融领域是行不通的，因此，农村金融改革和发展的重点应转向组建和发展股份制商业银行（谢平，2001）。这种观点可以称之为放弃合作制的观点。

根据合作金融理论，合作制原则包括以下一些要点：（1）实行一人一票制的民主管理；（2）对所有人平等开放；（3）不以盈利为目的；（4）不负债经营以保护会员利益等（史纪良，2000）。如果用这些原则来衡量，那么，长期以来我国农村信用合作社的确是非常不规范的。但是，在不同时期导致不规范的原因却是不一样的，所以不能不进行具体分析。

首先，改革开放以前，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既不存在市场经济主体和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也不具备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信用环境，因而也就根本不可能存在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符合合作制原则的农村信用合作社。当时的农村信用合作社不过是为打击农村高利贷而设立的、为农民发放口粮和基本生活（医病）贷款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相配套的政府机构的附属物。事实上，当时不但缺乏实行合作制原则的主观意愿，也不具备实行合作制原则的客观条件。所以，对这个时期里合作制问题的争论实际上没有多大实际意义。

其次，从改革开放以来到90年代中期，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金融业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农村信用合作社也伴随着金融业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然而，居于垄断地位的国有银行基本上还是作为政府机构而不是市场经济主体来办，仍然相当缺乏经营自和承担经营风险的能力。所以一直由（四大国有银行之一的）农业银行管理的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发展也主要是表现为数量型的扩张，其性质和经营仍然主要受到行政体制的影响。但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形成和社会信用环境的初步改善，使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性质问题越来越引起关注。在明确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大方向是必须办成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商业银行的同时，农村信用合作社要按照合作制原则来办的观点也日益成为主流观点。并且，合作的某些原则，如合作社“由社员人股组成，实行社员民主管理，主要为社员提供金融服务”等，已经写入了国务院的有关文件之中。但也不能不看到，一方面，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改革进程必然会受到国有商业银行改革进程的制约，即在国有商业银行尚未能做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之前，很难想像合作社原则会在农村信用合作社得到有效贯彻实施。另一方面，社会信用环境还相当不尽如人意，按合作制原则经营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客观条件还有一定差距。所以，在这个时期里关于合作制问题的争论尽管已经越来越具有实际意义，却还难以有效实施。

再次，从90年代后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都进入了一个以注重规范为主要特征的阶段。这一特征在金融领域里表现得尤为明显。一系列整顿金融机构，规范金融秩序的措施陆续出台；无论在城市金融领域还是在农村金融领域都相继发生了一些前所未有的破产、关闭、兼并、重组等案例。这些案例，一方面暴露出一些原来早以潜伏着的金融风险并形成了一定的经济损失（这是早晚都必然会发生的事情）。另一方面也大大增加了人们的风险意识，对市场经济秩序进一步趋向规范和改善社会信用环境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促进作用（这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从而为金融机构行为规范化营造了更加良好的外部条件。所以，从90年代后期以来，关于合作制问题的讨论越来越热烈，而且也越来越具有现实意义，以至于可以说，它已经不是一个能不能实行的问题，而是变成一个如何实行的问题了。

如此看来，坚持合作制的观点和放弃合作制的观点各有短长。坚持合作制的观点始终看到合作制原则在我国农村存在着生存和发展的客观需要，而且这种客观需要随着经济金融的发展和体制条件的演变而变得越来越具有实际意义，这是正确的。但是，这种观点忽略了是否具有按合作制原则办农村信用社的主观意愿也是实行条件之一，如果不同时具备这个实行条件，再强烈的客观需要也难以转变为现实。放弃合作制的观点则正确地指出，几十年来我国农村信用合作社之所以远离合作制原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缺少按照合作制原则去办农村信用社的主观意愿。而只要缺少这个主观意愿，不但在客观条件不具备时，就是在客观条件具备时，合作制原则也难以得到有效的贯彻执行。但是，正像客观条件是可以改变的一样，主观意愿也是可以发生变化的，尤其是当客观条件已经变化之后，主观意愿的变化就具有更大的可能性和必然性，而放弃合作制的观点正是忽略甚至否定了这一点。由于这两种观点各有短长，所以虽然争论不休，却很难有实际结果，而事物的实际发展很可能会是另外一种结果，这种结果正是我们下面所要讨论的。

二、我国经济金融发展现阶段的主要特征

经过2O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都有了很大变化，呈现出一些新的阶段性特征。这些特征不仅在城市经济领域有明显体现，而且在农村经济领域也有明显体现。一是由于各地区经济的普遍发展，国民经济总量水平显著提高，综合经济实力大大增强，从而使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正在从数量型扩张向效益型提高转变。这种转变对经济体制也提出了相应的客观要求，促成其发生了相应的转变。二是伴随着经济总量的扩大，经济结构明显趋于多元化和多层次化。多元化是指各种所有制形式、各种经济组织类型、各种经济发展水平的经济主体在市场中都已稳定地占有相当的比例，且都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前景。这一特点在东南沿海经济较发达地区体现的尤为明显。多层次化是指在全国经济共同发展的过程中，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这一特点在农村经济领域体现的尤为突出，东部经济较发达地区和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人均GDP水平相差十几倍甚至几十倍。经济结构的多元化和多层次化，对经济组织结构也提出了多元化和多层次化的客观要求，并促成了经济组织结构向多元化和多层次化的方向转变。三是与经济总量和经济结构所发生的变化相适应，经济体制进一步呈现市场化。现阶段经济发展对经济体制的要求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放权让利，而是越来越强烈地要求按照公平竞争的原则加以规范。削除不公平竞争，整顿不规范市场秩序，不仅成为经济较发达地区，而且也成为经济欠发达地区经济能否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条件。这一特点集中表现为各经济主体的市场风险意识普遍得到增强，市场竞争能力普遍得到提高。而市场风险意识的增强和市场竞争能力的提高，反过来又为市场经济主体的进一步发育提供了更坚实的基础。

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现阶段的上述特征在金融领域也得到明显体现。一是伴随着经济总量的扩大，金融总量也迅速扩大；与此同时，金融业务的发展也呈现出从数量型增长向效益型增长的转变。二是金融机构也明显多元化，这不仅表现为金融组织体系的多元化，即非国有独资金融机构的种类和数量不断增多；而且表现为金融市场体系的多元化，即非国有独资金融机构业务量在金融市场业务总量中所占的比例不断上升。三是金融体制也进一步市场化。金融作为高风险行业，在过去一些年里吃了更多不公平竞争、不规范市场秩序的苦头，因而也形成了更强烈的风险意识和规范竞争要求，这为进一步规范金融市场竞争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经济金融发展现阶段特征对农村金融改革的要求可以概括为：通过多元化和规范竞争促进发展。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受单一化传统思维模式的影响，总是想找到一种办法来解决所有问题。这种思维模式至今仍困扰着我们对农村金融改革思路的设计。如前所述，坚持合作制的观点尽管在主张按合作制原则来办农村信用合作社这一点上是无可非议的，但似乎把合作制原则绝对化了，以为仅靠这一种办法便能解决农村金融改革和发展中的所有或主要问题。再如前所述，放弃合作制的观点尽管在分析我国农村信用合作社不规范的历史原因方面是十分深刻的，但却因此否定合作制原则今后仍然可以得到贯彻执行，这就像因为国有商业银行过去不规范而得出今后必然不能规范的结论一样显得缺乏内在逻辑的～致性；而且用组建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单一化思路来取代农村信用合作社，实际上也流露出受传统思维模式影响的痕迹。说到底，像其它方面的改革一样，农村金融改革思路也不是一个单纯的主观设计问题，而是如何认识农村金融发展的客观需要，从而按照或适应这种客观需要去设计。在农村经济金融已经并且还将更加明显地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特征的今天，我们需要对此有更加清醒的认识。

三、转换思路，推动农村金融组织向多元化、农村金融市场向规范化方向发展

为什么要提出农村金融改革转换思路，为什么要提出农村金融组织向多元化、农村金融市场向规范化的方向发展，这要从目前正在试点的以县为单位的农村信用联社一级法人说起。去年曾经提出过两种农村金融改革方案，一种是把农村信用联社改造为由农业银行控股的农村合作银行；一种是取消各个独立的农村信用社的法人资格，以县为单位组建只有一级法人资格的农村信用联社。后来在江苏开展了以组建县农村信用联社一级法人为主要内容的农村金融改革试点工作。这项工作计划于今年内结束。届时有可能允许各地农村信用联社依据本地实际情况进行选择。或者组建农村合作银行，或者组建一级法人的县农村信用联社。如果从实际情况出发，由于中西部地区经济金融条件较差，距离组建股份制农村合作银行的差距较大，因此自愿组建农村合作银行的可能性不是很大，数量不会很多。即使在东南沿海经济金融条件较为发达的地区，也会因农村合作银行的组建要求高、经营约束严而缺乏自愿性。我们曾在宁波市9家县级农村信用联社（包括已于3年前完成了一级法人组建的鄞县联社）搞了一次十分深入的调查，结果表明，除了1家条件有一定差距的联社自愿改造为农村合作银行以外，其余8家（既有具备条件的，也有暂不具备条件的）都不愿意改造为农村合作银行，而只愿意改组为县农信联社一级法人。其原因主要在于现有的县农信联社从主客观两方面都难以适应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改造要求。如果可以另作选择的话，不少县农信联社愿意选择股份合作制，实际上是指望利用这种变通体制，既可以享受到股份制扩充资本金等方面的好处，又可以免受股份制治理结构对经营者的约束。由此看来，在目前情况下实际选择的结果很可能会是县农信联社一级法人远远多于农村合作银行。

那么，对县农信联社一级法人这种改革方案到底应如何看待呢？第一，这种方案不失为从实际出发的一种现实选择。但是，也不能不同时看到，这种方案只能作为一种过渡性制度安排（而且过渡期越短越好），而不宜作为一种长期性制度安排。因为县农信联社一级法人不是一种规范的金融企业组织形式，与我国金融改革和发展的要求相比，它既没有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制度基础，也缺乏有效的内控机制，极易受到来自外部的行政干预而演变为严重的内部人控制。第二，从宏观管理角度选择这种方案的一个主要考虑恐怕在于，通过把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法人组织扩大，达到把农村信用合作社的系统性风险纳人到可控范围的目的。因为国有商业银行体系庞大，且有国家信用作担保，其系统性风险基本上处于可控范围。而农村信用合作社各自为政，不成系统，其系统性风险没有国家担保，也超出地方政府财力的承受能力，所以需要采取某种方式将农村信用合作社的系统性风险纳入可控范围。但是，这可能是一种过高的期望值。以前通过扩大法人组织以降低金融风险的尝试（如海南发展银行兼并18家城市信用社）没有成功的先例；已有的县农信联社一级法人试点经验也表明，除非政府拿钱（如江苏），否则即使扩大了法人组织，县农信联社的风险也不会得到降低或有效控制（如三年前已实行了一级法人的宁波市勤县农信联社）。而如果政府有足够的钱的话，那么与其扶植过渡性制度安排，不如扶植长期性制度安排。第三，这种方案即使作为一种过渡性制度安排，在选择时也必须有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这就是要同时作出长期性制度安排。不但要明确长期性制度安排是过渡性制度安排的必然演变方向，而且要鼓励并创造条件让长期性制度安排能够同时生长。否则，过渡性制度安排将失去过渡的实际意义。

由此可见，我国农村金融改革的基本思路需要从以单一模式为主转变为以多元化模式为主，从以过渡性制度安排为主转变为以长期性制度安排为主。这里特别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这两个转变是相互联系的，不可分割的。既然在现阶段经济金融发展条件下，县农信联社一级法人或股份制农村合作银行都不宜作出单一性的制度安排，那么，就应该允许（可以是逐步允许）多种形式的金融组织形式在农村同时生存和发展，以满足农村经济金融发展的客观需要。目前，这些适宜在农村经营和发展的金融组织形式不仅包括原有的农村信用联社（独立法人的和县农信联社一级法人的)、农业银行分支机构、农业发展银行分支机构等；还应包括合作制的农村信用社、股份合作制的农村信用社、股份制的农村合作银行（可以由农业银行控股，也可以不由农业银行控股）、农业发展银行的分支机构（对原有的、以承担政策性业务为主的农村信用合作社进行改造）、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甚至外资和合资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等；以及证券公司的分支机构、保险公司的分支机构、信托投资公司和财务租赁公司的分支机构或网点等。

然而，允许多种金融组织形式在农村金融领域共同生存、竞争和发展，并非单纯出于农村金融组织结构多元化的考虑，更重要、更长远的考虑在于把农村金融领域的过渡性制度安排和长期性制度安排结合起来，并且更突出地强调长期性制度安排。所以，除了县农信联社一级法人这种过渡性的农村金融组织形式之外，其它的农村金融组织形式（包括政策性农村金融组织形式）都要在生存和发展的过程中格外强调规范化。只有农村金融组织（从治理结构到内控制度）按规范化的要求进行组建或改组，其经营行为才能够规范，才能逐步形成规范化的农村金融市场，才能从根本上化解农村金融风险。不同形式的农村金融组织形式其规范化的要求有所不同，但结合目前我国农村金融领域的实际情况，有必要强调以下几种形式的规范化。

合作制的农村信用合作社。合作制原则前面已经列举过。目前农村信用合作社之所以不规范．主要是没有按照这些原则来办，而是按照国有商业银行的模式在办农村信用合作社，再继续这样办下去是没有出路的。应该明确，按合作制原则办农村信用合作社的目的是为广大农村居民提供社区化的、互（非盈利性）的、数额有限的金融服务。那些技术要求高、数额大、盈利性的金融服务应该由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去承担。因此，目前多数农村信用合作社都应该按照一人一票、民主管理、合作互助、非盈利性、社区化服务等原则逐步进行规范化改造。在欧、美那些经济金融条件高度发达的国家里，互的信用合作金融组织至今仍大量存在的事实表明，我国农村信用合作社无论在经济金融条件较不发达地区，还是较发达地区都有着广阔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为此，还需解决的另一个认识障碍是，农村信用合作社机构规模小并不是导致金融风险或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不力的原因，而组织制度和经营行为不规范才是真正的原因所在。所以，通过规范农村信用合作社的组织制度和经营行为才是解决当前农村信用社风险真正有效的途径。

股份制的农村合作银行。目前，我国农村还没有股份制的农村合作银行。但是，如果允许组建的话，也不要只允许（或者说最好不要）组建由农业银行控股的农村合作银行，而应当积极创造条件和鼓励组建向社会募股的农村合作银行。理由很简单，农业银行自身离规范的股份制要求的商业银行标准还差得很远，还面临着很繁重的规范化改造任务，显然，在这样的过程中由农业银行控股不利于农村合作银行的规范化组建和发展。如果农村合作银行从一开始组建就不能走上一条规范化的发展之路，那还不如不组建，以避免产生新的金融风险。向社会募股的农村合作银行，不但对银行治理结构和银行管理制度的内部要求高，而且对政府部门的行政管理和金融监管当局的金融监管的外部要求也高，因此会相应付出更多的改革成本。但如果不能坚持按照规范化的要求组建农村合作银行的话，从长远看，则必将付出更大的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

金融改革范文第7篇

面对国内外复杂的经济金融环境，过去的一年，中国金融改革迈出重要步伐，从资本账户开放到人民币国际化，从汇率波动幅度扩大到利率市场化，特别是先后批准设立的三个部级金融改革试验区，引起社会很大反响。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史晋川教授认为，自上而下的改革，要有一个完整的顶层设计，但这种改革难度很大，一是各方利益难以协调，二是改革阻力较大，也很难找到一个好的改革方向。而自下而上的改革，不需要顶层设计，并且能激发“鲇鱼效应”。

中国的经济和金融改革已经进入攻坚区和深水区，牵一发而动全身。肩负不同使命的地方金改能否不负众望，取得关键性突破，闯出一条中国式金融改革的金光大道？恐怕不单单是坚强有力、切实可行的政策支持，而且需要地方官员和金融机构管理者敢于“试错”和担责的勇气和魄力。

十报告提出，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健全促进宏观经济稳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现代金融体系，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稳步推进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加快发展民营金融机构，完善金融监管，推进金融创新，提高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竞争力，维护金融稳定。

【　事 件 】

温州拉开金改大幕

2012年3月2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批准实施《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并确定了十二项主要任务，旨在通过开展金融综合改革，着力破解温州市经济金融发展中存在的中小企业多但融资难、民间资金多但投资难的“两多两难”问题，引导民间融资规范化阳光化发展，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促进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

一石激起千层浪。温州金改甫一落地，深圳、珠三角、上海、天津、海南、武汉、成都、重庆、云南、长沙等地纷纷抢滩金融改革，陆续提出金融创新措施。最终，广东省珠江三角洲金融改革创新综合试验区和泉州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综合改革试验区分别于7月和12月获得国务院批准，为当年地方金改画上了句号。

与温州金改着眼于民间资本不同，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珠三角的金融改革，内容更全面、覆盖面更广、表述更具体。其中，国际金融、产业金融、民生金融是广东金融工作的重中之重，特别是要利用毗邻香港和澳门的独特地缘优势，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步伐；科技金融和农村金融也是未来广东金融建设的重点工程，通过上述五个路径，从而衍生金融创新，推动广东转型升级。

泉州金改的最大特色在于明确了“实体经济”指向，旨在通过一系列改革探索，寻找金融扶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新路径。这一试点方向的确立，正是瞄准了泉州作为民营企业重镇和先进制造业基地的经济特质。

11月23日，备受期待的温州金融改革十二条细则正式公布。温州市政府副秘书长、市金融办主任张震宇在新闻通报会上介绍了温州金改工作的最新推进情况。譬如搭建了小微企业服务平台；吸引民资进入金融领域，在农村合作银行改革方面、组建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发展小额贷款公司等方面，都有民资的身影；筹建地方金融组织机构，由民企发起的村镇银行正在准备上报，三家民企发起的保险公司也准备上报，均瑶集团组建信托公司、森马集团组建融资性租赁公司都在积极准备中；起草民间借贷管理条例报上级部门，等等。

【　背 景 】

经济转型需要

近年以来，民间金融乱象频生，一边是中小企业融资无门，普遍陷入生存困境；一边是高利贷愈演愈烈。因身陷高利贷而导致企业资金链断裂、老板跑路事件，在各地此起彼伏，对经济和社会稳定造成了负面影响，引起中央和地方的高度重视。享有民间金融风向标，也是“借贷之城”的温州，成为这次民间借贷危机的导火索和主战场。

在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看来，我国民间借贷泛滥主要是金融业滞后于实体经济发展所致。此前，民间资本进入民间金融，却徘徊在金融宏观调控之外。不规范的运作机制以及内在高风险的无限释放性，导致金融秩序混乱；而且民间借贷没有正式的“身份”，得不到法律保护。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执行院长张春认为，目前国有金融体制管得较死，逼迫资金进入民间金融市场，而民间金融发展又受到抑制，造成无人监管的状态，容易造成潜在风险。

此外，随着近年来房地产调控而高利贷利润走高，藏富于民的温州人的闲置资本逐渐从房地产投资转移到民间借贷上。大批企业主偏离此前的实体经济，以至于空心化日益严重，从而埋下了危机的伏笔。

对于民间资金今后的去处，温州金改实施方案指明了方向。例如，鼓励民间资金根据有关规定发起设立或参股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组织。大力发展专业资产管理机构，鼓励和引导民间资金通过股权、债权等投资方式有序进入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领域、市政公用事业和政策性住房建设领域、社会事业领域等实体经济领域；开展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支持符合条件的民营资本发起设立区域性、专业性保险公司，或参股保险机构。

在国际金融和经济结构大调整的背景下，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依然保持稳健发展，同时我国外汇储备和民间资本节节攀升，人民币国际化的条件正在形成。如何放开渠道，实施“走出去”战略，亦成为本轮金改的一个重点。据了解，目前我国拥有外汇逾3万亿美元，每年企业进出口贸易顺差上千亿美元，但由于政策限制，内地居民不得进行境外直接投资，每年换汇额度仅为5万美元。

广东珠三角金改总体方案获批就是顺应了这一需要，总体方案要求，广东要做好跨境人民币结算试点工作，逐步扩大人民币在境外的流通和使用，开展探索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先行试验。

广东省副省长陈云贤接受媒体专访时表示，珠三角金融改革除了要与广东的产业转型升级结合在一起，更要与粤港澳金融合作结合在一起，与未来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结合在一起，在利率、汇率市场化乃至人民币国际化方面进行探索。

泉州素以民营经济的活跃而著称，被誉为“民办特区”。改革开放以来，泉州民营经济以年均30%以上的速度递增，占全市经济总量的九成左右，其中尤以实体经济发展令人瞩目。目前，“泉州制造”的运动鞋和旅游鞋约占全国总产量40%、世界总产量20%，石材出口量约占全国35%，工艺陶瓷出口量约占全国65%，糖果产量约占全国20%。

福建省金融办副主任郑国平表示，泉州金改方案获批，既是对当地一直专注于实体经济发展的肯定，也是冀望其能在“晋江经验”和“泉州模式”上再次发力，探索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新途径，这也是当前经济转型升级的迫切需要。

【　焦 点　】

金融监管挑战

金融改革已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但随着地方金改创新的推进，现行金融管理体系将面临挑战。主要表现为：防范金融风险的难度加大，中央和地方监管主体的权责不统一，重金融风险监管轻金融发展，地方金融资源配置不均衡等。

而且地方政府金融管理部门及队伍建设尚处于起步发展阶段，监管力量较为薄弱，监管制度尚不健全。对小额贷款公司等准金融机构基本上只做准入监管和数据统计，监管方法和手段都存在不足。

为落实金改方案，温州成立了地方金融监管服务中心，但具体操作起来面临很多细节问题，例如监管依据是什么、如何监控、数据如何上报、数据如何分析，通过数据分析怎么产生一些措施或手段，会计标准是按金融产业标准还是按企业标准，会计准则怎么实施等等。

此外，民间资本如何大规模进入金融机构，进入后如何正常发展也是现实难题。首先是利率市场化未放开的情况下，民资创办金融机构因吸收存款难，不好经营。其次，民间资金要求高风险高回报，这与银行要求稳健经营形成矛盾。“放宽民间资本进入市场，使民间放贷规范合法化，并不意味着私人资本愿意服务小微企业。”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银行研究室主任曾刚说。

“温州瓯海小额贷款公司，注册资金3个亿，这两年就赚了1个亿，这在银行是不太可能的。”浙江民泰商业银行国际业务部总经理孙天宏说，温州人追求高风险、高回报，而银行要求稳健发展，风险第一。

温州当地监管人士认为，民营资本的逐利性与金融机构的社会责任是一对矛盾。当大批量不同层级的民资进入金融机构时，如何对民资进行鉴定，使之经营时符合银行业监管要求，较难把握。

交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分析认为，近来若干城市举起金融改革试验区大旗，于是一些有竞争潜力和条件的城市也开始仿效，似有前些年区域规划推出争先恐后之势。固然，试验区可以结合金融改革推出些实质性新举措，但金融毕竟不同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很高，共振效应很强，需要全国一盘棋地加以设计和推进，尤其不应有好处大家摆不平。

另外，在当前我国实体经济下行、房地产调控的情况下，很多地方融资平台债务仍重，会促使一些地方政府利用金融改革大规模上马，为地方隐形债务“解套”。业内人士提醒，“这种打着金融改革的旗号，争取货币信贷监管政策的放松的动机和苗头需要警惕。”

“推进金融改革的首要目标，是建立一个好的金融体制，为发展实体经济服务。”全国人大常委会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贺铿表示，金融机构本身并不能创造任何物质财富，因此不应以盈利为主要目标。他认为，必须对金融机构实行严格的监管，汲取世界金融危机的教训，绝不可以使金融资产泡沫化，实体经济空心化。

【　启 示　】

沿着“三化”前进

面对温州金融改革没有解决实体经济的困境，缺乏实质性进展的质疑，温州市金融办主任张震宇12月21日在“2012中国国际金融展”上表示，温州金融改革是全面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立竿见影的。在支持经济实体发展方面如何发挥金融改革的作用是今后工作的重点。

张震宇强调，中小企业面临的难题并非仅仅依靠金融改革就能解决，温州中小企业的“高烧”已经退了，但“感冒”还没有解决。“2012年没有再出现跳楼、跑路和大的倒闭问题，但实体经济难题依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同时，金融业也是产业，也需要发展，实体经济和金融共同发展才是金融改革的目标。

河北省浙江商会秘书长陈千朗一直关注着温州金改，他说：“我们期待温州金融改革步伐迈得更快一些，敢于在很多方面有所突破。挽救实体经济只是改革的一个方面，长远目标应把温州推向市场、推向国际，成为国际金融港，不能把温州仅仅作为金融改革的试验田。”

北京大学风险投资研究所研究员马光远曾撰文指出，温州金改没有实质性进展的症结就在于，在各种审批权不明确和没有下放的情况下，温州自身根本无法决定很多试点事项的内容。同时，温州自身缺乏改革的魄力和勇气。

对如何推进金融改革，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表示，在中国金融改革实践中，既应有自上而下的改革，也该有自下而上的改革。中国金融改革应是个允许“试错”、自我学习和取得经验、不断修正的过程。

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思危看来，金融改革应沿着“国际化、市场化、系统化”的方向推进。他指出，中国金融发展还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是没有协调发展，另一方面，国际竞争力也偏弱。他强调，要逐步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大力推进利率、汇率市场化，增加市场参与主体，并将监管系统化。

在新当选的“2012沪上十大金融家”眼中，利率市场化、服务实体经济、人民币国际化、资本项目可兑换将是未来中国金融改革的重要方向。

据媒体报道，在利率市场化进程推动下，2012年中国财富管理市场突飞猛进，整体规模已接近30万亿元人民币。其中，信托资产规模同比增长近50%，达到6.98万亿元人民币。同时，自中国首批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试点以来，截至2012年11月末，仅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就完成跨境人民币业务量近1000亿元。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认为，“开放和监管要并行，监管要分层次、且与市场防控机制相结合，市场力量和政府力量相互结合。”郑新立说，而金融准入放宽在相当时间内如此难，主要是因为缺乏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推动力。

金融改革范文第8篇

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仍存在着信贷市场价格管制与数量管制、市场进入与退出障碍、资金跨境双向流动严格限制等诸多约束，成为金融继续深化发展的障碍。

依循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对于金融改革的指导精神，在人口、土地等要素红利日渐消退的背景下，新一轮金融改革需坚持以下几点，才能有效助力中国经济发展。

重新审视四大关系

新一轮金融改革需要重新审视政府与市场、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金融改革与全面深化改革及金融创新与监管等四个方面关系。

一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与市场作为两种基本的资源配置机制，以否定之否定的形式不断推动着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整个经济学发展史可以看作是一部政府干预主义与市场自由主义不断竞争和融合的历史。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进一步提升了市场在中国未来经济发展中发挥的重要作用。金融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领域，必须减少政府对金融的过多干预，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稳步推进资金要素价格（利率、汇率）的市场化，加快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兑换，形成市场化的央行目标利率和完善的基准收益率曲线。

二是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经济增长并非社会发展的唯一目的，持续改善民生、促进共同富裕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使命。建立和完善多种类型的金融机构，不断推进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发展，以便更好地服务和改善民生，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是中国金融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例如，国家开发银行以“增强国力，改善民生”为使命，在促进基础设施建设、棚户区改造、助学贷款等诸多社会瓶颈领域发挥了独特的重要作用，积极支持该机构的改革对完善金融体系建设、发展普惠金融意义重大。

三是金融改革与全面深化改革的关系。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是企业发展的动力和血液，货币、信用、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利率、汇率等现代金融核心要素在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功能，其改革具有系统重要性。在推进金融改革时，必须注意与财税体制改革、产权制度改革等协调同步，这对于降低金融改革单兵突进、改革缺乏协调带来的系统性风险具有重要意义。

四是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关系。近年来，中国影子银行体系规模迅速扩大、互联网金融蓬勃发展，对中国金融监管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在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着增长速度换挡和结构调整阵痛的形势下，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确有必要，但同时监管部门也要充分认识到金融创新的积极意义，加强研究完善监管规则，避免“一刀切”造成金融市场化进程的反复。

服务实体经济为出发点

新一轮金融改革必须坚持以服务好实体经济发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为着力点。

当金融脱离实体经济，必然演变成为一种虚幻经济和假象繁荣，2008年发源于华尔街的全球金融危机便是一次惨痛而深刻的教训，新一轮金融改革必须始终坚持将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当前中国经济正处在“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面临着资金配置扭曲、产能过剩严重和出口竞争力下降等复杂形势，十提出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承载着解决中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扩大内需等诸多重任，是今后相当长时期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汇聚点和重要推动力。

然而新型城镇化建设涉及户籍、土地、社会保障、收入分配等多项重大制度改革，是一项投入巨大的复杂系统工程，资金需求规模大、期限长、主体多元、结构复杂，涉及贷款、债券、信托、股权融资、金融租赁等多种融资形式和多层次的资金需求，必须要有金融业的大力支持，在此形势下新一轮金融改革要以新型城镇化为着力点。可以说只有创新高效地支持了新型城镇化建设，才是有效地服务了实体经济的发展。

作为中国中长期投融资主力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在支持中国城镇化发展上一直发挥着骨干作用（截至2013年底累计发放城镇化贷款约7万亿元，占其人民币贷款累计发放的62%）。面对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新要求，国家开发银行将继续推进改革创新，通过构建多元化的中长期投融资体制机制，为新型城镇化发展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撑。针对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的解决城镇化的“三个1亿人”目标，国家开发银行目前已考虑通过“三个专项”（即“发放专项贷款、发行专项债券、设立专项基金”），拓宽城镇化建设融资渠道；设立“三个统一”（即“统一评级，统一授信，统借统还”），有效控制地方政府性负债和金融风险。

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

新一轮金融改革需要以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为重要保障。

一是要加快完善产权制度。现代产权制度是所有制的核心，健全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对于激发经济活力具有重要作用。

二是积极推进信用体系的构建。信用是市场经济的“基石”，金融是对信用的风险定价。完善全社会的信用体系建设，对促进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构建合理的金融市场结构意义重大。

三是要加快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完善金融机构退出机制。存款保险制度是金融机构退出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有效避免部分金融机构的退出导致整个金融市场的动荡以及流动性的大起大落。

金融改革范文第9篇

关键词：G20峰会；经济问题；金融体系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6.23.025

1 二十国集团

二十国集团（Group20）作为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产物取代八国集团成为全球经济合作的主要论坛目的是防止金融风暴的重演，提高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性。G20领导人峰会从2008年正式召开。新兴工业国家也伴随着G20体系的日趋完善体现了出越来越广泛的重要性。

但是我们发现，G20它仅仅是一种体制内对话，它的约束力和影响力十分有限。在几次峰会中，大国之间相互扯皮，相互责难使之不欢而散。西方大国为自身利益出发，对于G20提出的一些可行性方案执行往往大打折扣。不少经济学家担忧G20的前途，它冲击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必然会损害一些大国现有的特权。大国拒绝合作，G20很可能会因此而止步不前。

2 G20峰会和布雷顿森林体系比较

G20集团和布雷顿森林体系有着本质区别。布雷顿森林体系虽然已经瓦解，但其对当今世界金融秩序的影响依然存在，G20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解决当今世界金融问题的产物。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三大机构IMF、WB和WTO。国际金汇兑本位制的各方面宗旨，协定和实施，也在该体系监管协调统一之下稳步推行。以IMF为例，美国占17%以上可以说一家独大

甚至是一票而定乾坤。我们不难看出这些机构都是由欧洲大国主导的，然而解决当前的经济问题只依靠大国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金融危机发生后，对于彻底改革全球金融体系，建立“新布雷顿森林体系”，英国首相布朗和法国总统萨科齐均曾发表言论提出观点。但是，二十国集团并不能直接将布雷顿森林体系取而代之。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在1944年得以确立，该体系主要包括美元和黄金直接挂钩和固定汇率制度，重新定义和革新了国际金融格局。但多次金融危机的周期型爆发，也体现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羸弱，从而也随着历史的进程而逐步瓦解，即便如此G20只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建立的体制内对话机制，它的影响力远远低于布雷顿森林体系。

3 G20对当今世界经济影响

2016年杭州峰会主要议题包括高效全球经济金融治理。在当前形势下，G20应对全球的经济金融走向做出预测。各国领导人在杭州会晤引起广泛关注表明它的影响力在不断加强。2016年G20杭州峰会还包括国际贸易和投资、包容和联动式发展的议题。经济危机后全球贸易持续低迷情况下，如何发展贸易备受关注。一直以来，美元维持着强势地位，让国际资本持续不断地流入美国。美国利用国际资本弥补经常项目的逆差来发展经济。布雷顿森林解体以后，美元成为美国的代价券，作为世界最主要的硬通货，给美国提供了滥用其信用的机会。近些年美元汇率持续走低，导致全球性货币市场的不稳定。美元汇率持续走低正伤害着美国，导致美国企业的竞争力面临巨大劣势，引起美国对外贸易的长期逆差。2015年数据也表明美元汇率水平是出口负增长的，出口状况将对美国经济产生明显拖累。如果美国政府会利用汇率政策缩小贸易赤字，将会对国际金融市场造成持续动荡。2016年3月，美联储以全球经济及金融风险为由，调低了预测的加息力度。这将严重影响国际金融市场和国际贸易形势，同时也对G20峰会成果的一种冲击。各国制定政策确保经济迅速恢复，但是成效并不显著，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各国政策缺乏统一性。G20峰会讨论并将达成的共识将各国的外贸政策做一个有效的整合。由此看来世界离不开G20，各国也离不开G20，我们对G20峰会在杭州举行有更多的期待。

4 G20峰会给我国带来的新契机

4.1 金融制度改革

中国加入G20以来，广泛参与各种合作。为了响应G20会议的号召和为进一步防范金融风险与国际金融市场接轨，我国推出存款保险制度和大额存单制度，并对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报价机制进行改革。同时我国一直在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开放。即使国内金融市场汇率波动较大，但对外向型资本的转型进程却并为被延缓。在逐步拓宽对外投资渠道的同时，国家也在积极鼓励国内企业走出国门，面向世界。

4.2 金融体系优化改革

金融开放意味着我国银行业务的业务水平要达到G20会议商讨的标准，我国新一轮政策性的改革也随着“一带一路”政策的推进而加快步伐。以三家政策性银行的改革为例：国开行的金融性定位；进出口英航的政策性定位；农发行新的职能定位，都在不知不觉中反映着我国金融市场化运作的运营模式已经逐步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G20带动我国金融体系的不断改革，更好的融入国际社会，提高在国际金融领域的参与度和话语权。

4.3 货币政策改革

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加快，使得人民币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我国的货币政策与对外投资政策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对国内来讲，货币政策要做到松紧适度。伴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推高利率水平以及国家宏观经济的稳定，紧缩型货币政策需面对极大考验。同时由于我国杠杆率的快速提升，金融机构风投的风险加大，宽松的货币政策也会面临考验。金融改革步伐也会在稳健前行中加快。随着人民币兑换美元中间价报价改革的完成，我国将进一步开放资本账户，并在全球化金融大改革形势下依据国内和国际变化的资本形式稳健调整货币政策。这也是我国参与G20金融政策磋商的重要议题之一。

随着G20的国际影响力的增强，对于应对这些世界性难题有更大的话语权。G20更注重建立一个长期的公平公正的新秩序，从而对现有的不合理的经济格局是一大冲击。这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起到的推动力量不可小觑。自从中国加入G20以来，一直致力于建立公平国际经济秩序。对于应对更多的世界问题全球合作已经成为共识。

5 结语

经济危机后，大国之间的合作日益加强。在此背景下G20金融峰会的召开，给我们一个强有力的信号，各国正在摒弃分歧加强磋商。G20在解决美联储宣布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导致世界金融市场不稳定问题；欧洲债务危机持续，结构性深层次问题；新兴市场国家货币的流出，西方世界逐步退出量化宽松政策，以及货币贬值等方面提出的新方案值得我们期待。虽然G20的组织结构形式较为松散，缺乏对成员国内部足够的约束力，但我们相信G20会经过长足发展，在进一步改变不合理的经济格局方面形成长效机制。同时我们期待着各国不仅是应对危机的临时合作，而是基于各国长期发展与合作的新常态。我们更看好G20给各个国家发展带来的新机遇。

参考文献

[1]赵瑾.G20：新机制、新议题与中国的主张和行动[J].国际经济评论，2010，（5）.

[2]叶江.论当前国际体系中权力扩散与转移及对国际格局的影响[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3，（2）.

[3]何帆.G20向何处去？[J].国际经济评论，2010，（4-5）.

[4]崔立如.G20开启了探索“全球治理”新路径的机会之窗[J].现代国际关系，2009，（11）.

金融改革范文第10篇

1.指导思想。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党的十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引，坚持市场配置资源，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机制创新，全面推进农村金融综合改革，建立健全适应当前现代农业发展的新型农村金融体系[1]。2.总体目标。通过实施农村金融改革，率先建立“统一开放、主体多元、竞争有序、风险可控”的现代农村金融体系，构建推动农村金融发展的政策支持体系[2]。

二、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深化农村金融改革的思考

1.进一步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作为整个农村金融的核心，农信社承担了金融改革的重责，因此，必须要深化农信社改革，从而推动整个农村地区的金融改革。在新常态下，农信社需要明确自身的发展方向，明确发展目标，从农信社管理体制进行改革，转变农信社的发展方向，将其资本结构进行优化，将农信社转变为股份合作制，并通过风险机制的设立来进行农信社的风险监管，让农信社避免出现过多的坏账，控制不良贷款率，降低金融风险，保证农信社在农村金融供给中的稳定性[3]。2.积极构建农村保险体系。积极促进农村地区的保险建设，通过在农村地区建立系统的完善的保险系统来维持农村金融体系的稳定性，转移金融风险[4]。政府要扶持保险企业的入场，降低准入门栏，提供优惠政策，让商业保险与银行体系联合起来，将保险与信贷联系起来，让二者有机结合，共同构建新型农村金融生态，打造农村金融新环境。3.改善农村信贷环境。目前，由于一些现实原因，农村地区的信贷发展缓慢，民间资本介入不足，农民融资渠道狭窄，银行对于农民的扶持不足，导致许多农民面临着资金困难，致使农村信贷环境恶劣。因此，需要以政府为主导引入民间资本进入农村市场，让银行降低准入门栏，提高农村的信贷环境，为农村金融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金融环境，真正的做到服务农村，改变金融服务模式。4.建立农村金融市场的竞争机制。农村金融改革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扶持，也离不开财政的积极调控。为了让金融市场可持续发展，就必须要进行竞争机制的建立。将农业银行纳入到竞争机制内，转变其服务方式。通过对民间资本引入，保险产品的介入，民营资本等资本的利用，建立起一个多层次的立体的金融竞争体系，让金融机构在这种新的竞争环境中不断地完善自身，进行改进，达到深化金融改革的目的[5]。

三、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深化农村金融改革的建议

1.培养专业的金融人才，向农村输送专业人才。金融体制的改革必须要依靠专业人才的支持，因此，政府要积极的进行人才的引进。对于农村地区来说，本身人才缺口较大，后续不足，再加上环境限制，很难留住高素质的专业人才。这时，就需要政府出面，进行政策的扶持，进行人才引进机制的构建，以政府为主导来积极的制定人才引进计划，将高素质人才转移到农村，提高政策扶持，挽留专业人才，通过对人才的培养来为金融体制注入新鲜血液，促进深化改革。2.积极发挥政府的监督指导作用。秩序对于金融市场和金融行业是非常重要的，没有秩序规范的市场只是一盘散沙而已。在金融市场的改革中，必须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在政策上进行支持和引导，大力倡导创新型和精细型发展方针，为行业的发展做好宏观调控和积极引导。对于在金融市场出现的一些不合规操作和不合理情况要及时进行监督管理，并及时做出调整和治理，确保金融市场的合法规范发展，让整个金融行业处在监督之下，不仅能够提高员工的合规意识，还能够侧面提高金融创新的质量[5]。3.不断进行金融体制创新。时代是不断发展与进步的，要想顺应时代的潮流，就必须具备创新意识与创新思想，不断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勇于开拓创新，才能走的更远。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具有其独有的特性，必须符合农村的发展现状，因此要结合农村实际进行金融体制的创新，促进农村金融行业的发展。

四、结语

金融体制改革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尤其是在新常态这一特殊背景下，在农村这一特殊的环境中。在新形势下，我们必须要明确金融改革原则，明确金融改革目标，实事求是，脚踏实地，切实的对农村地区进行再改造，以此来促进农村金融的发展，打造农村金融新生态，真正的让农村地区发展起来。由于认知局限，笔者对于农村金融改革的相关看法还存在片面性，还需要更多的专家学者来研究扩展。

参考文献：

[1]查斌仪.深化农村金融改革提升服务“三农”能力——江苏农村金融改革发展的回顾与思考[J].金融纵横,2014(2):4-12.

[2]史可山.农村金融改革试点突破、障碍与深化安排——以沙县创建国家农村金融改革试验区为例[J].福建金融,2013(7):10-14.

[3]胡浩民,张乐柱.30年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变迁与体制改革的问题探讨——兼论广东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路径[J].学术研究,2009(7):71-77+160.

[4]刘光英,白硕,张建锋,汪璠,蒋永.农村金融多元化改革深化问题研究[J].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8-12.

[5]潘力.深化农村金融改革的几点思考[J].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6):81-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