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欧家具范文

北欧家具篇1

那么，设计作为艺术这一上层建筑重要部分的元素之一，随着工业化社会发展的变化而变化。当然，与此同时，设计也面临着巨大的机遇与挑战。当代设计非常典型的一个特征便是多元化风格的并存与融合。从这表面上看来，似乎显得有些矛盾，但实际上这些不同的风格拥有着许多共同的理念。人性化设计的思想重新获得了人们的高度评价，同时越来越注重产品的生态特质和人们在产品使用的过程当中对环境会造成的影响。面对这些现代科技文化发展所引起的种种生态破坏，设计师们也开始对其进行深刻地反思，而后带着更多的社会责任心去做设计，为人和环境考虑。现代化运动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文明成果，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怎样克服现代化带来的多层局限，重新恢复人与自然的和谐性的情感。可以说这是设计师们必须思考的问题。

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观念注重的是如何处理人、产品、环境的关系，解决三者之间的问题，强调诸多因素的一种共生关系。正如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曾说到过“适应”这个词，其所指的便是有机体和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协调的，因此工业设计在很大程度上要与周围环境和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

在当今这个讲究速度和效率的时代，朝九晚五工作的人们每天过着这样紧凑、高压的生活，家，则必然成为人们生活上的港湾，它寄托着人们美好的希望和憧憬，人们应该减少甚至排斥一些基于理性的机械生活方式，减少心灵与生活的繁琐化。从设计产品的角度上来说，就居室内具体人造物而言，家具是居室重要的组成部分，又是人们主观生活方式中的一种客观性物质载体，也是人类文化的积淀，所以在风格与意蕴方面必将融入传统文化的内涵与灵性。在高楼居室的生活中放缓生活节奏“回归自然”，重新做自然之子，体验自然的价值与美、理念及其生命，并且从中感受安慰、宁静与家园的温暖。

北欧家具的设计在此之中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它一直被人们视为室内家具设计领域的典范，始终发挥着其巨大的影响力与保持着十分独特的内在魅力，从而得到各国各地区人们的广泛追捧与重视。被称为“古朴而时尚，简洁却精湛”的自然简约的设计思想，充分体现着北欧人民对于生活的理解。北欧家具受到德国现代主义的影响，并且与人情化风格相结合，突出了北欧人对传统工艺的继承发扬、人与自然之间和谐朴实的美。并且从长远来看，这还暗合了未来绿色设计的伦理发展趋势。这一点与中国道家美学不谋而合。

道家美学，大多指的是由老庄思想中所激发出的特殊的感悟和表达方式。老子认为“道”存于天地万物之中，是宇宙之本、万物之根，万物无时无刻都是按照自然的规律运动变化的。“自然”是人的最本真的存在，道家美学一直以来强调以“无”为美、以“自然”为美的艺术审美精神，其审美理念对于中国古典家具设计也有着深远的影响。人们只有怀有自然之真，才可以获得内心的逍遥自由。道家美学提倡的是要人们尊重自然规律、合理顺应自然法则、热爱自然生活。由此可见，道家美学的理论起点是出于自然和人类之间的和谐，这也是中华民族的本根的理念方式。自然和谐的产品的设计更加符合当代国人的审美情怀和生活追求，在市场方面也有更广大的空间和潜力。

尽管北欧家具设计和中国道家所处于不同时代和地域，但二者自然简约主义的风格，在理念上不谋而合。北欧家具设计理念与中国道家美学思想的契合给了人们非常深刻的思考。

在世界设计艺术史分区研究中，目前主要有远东设计研究、欧洲设计研究以及斯堪的纳维亚设计研究等领域。关于北欧设计史的介绍与研究，国内已有一些外国设计通史著作涉及，例如何人可、蔡军等人的《工业设计史》（1991），曾坚的《北欧现代家具》（1999），李亮之的《世界工业设计史潮》（2001），王受之的《世界现代设计史》（2001）等，里面的部分章节有介绍到北欧设计的家具设计理念。

在中国，民族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其中，以老子思想为中心的道家美学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美学思想以及文化元素的主流之一。著有《道德经》一书，更是一部经典的人生哲学和美学。但历来学者大多是在对老子与道家思想的研究中，这样很容易将注意力基本都集中在了道家思想本身，例如道家的科学思想、文艺思想、哲学思想、养生之道、军事思想、处世哲学等方面。然而，很少有学者会将目光投放在道家美学思想对当代设计领域社会价值的影响与作用上。试想一下，一旦突破了纯粹学术的固定框架，对道家本身的研究转向道家美学对当代设计的社会价值的研究，让它跨进人们的空间环境与现实生活。那么，道家美学思想必将会以各种方式发生着这样那样的积极作用，渗透在各个生活领域。对于改善人们的生活方式与生存环境具有重要意义，并且具有十分强大的时代生命力。

作为设计创造的主体，设计师应该为自然和人类的长远利益出发来进行设计，树立正确的价值感和责任感，懂得历史和文化的形成过程，懂得社会进化和发展的方向，懂得自然，理解自然，认识自然，研究自然，从而应用到设计中，从而改善人们的生存条件和环境，使人类能够健康、艺术的生活，并且把对美与形式及优越文化的极端追求引向对自然与人的关系问题的关注，改善人居环境及生态系统的健康，为自然设计、为人类设计、为社会设计。

参考文献：

[1] 曾坚.北欧现代家具，1999.

[2] 李亮之.世界工业设计史潮，2001.

北欧家具篇2

关键词：北欧设计；人性化设计；斯堪的纳维亚

中图分类号：J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27-0063-01

一、北欧设计风格概述

北欧设计又称之为斯堪的纳维亚设计。斯堪的纳维亚，包括丹麦、瑞典、挪威、芬兰和冰岛五个北欧国家，北欧设计的显著特色便是将现代设计与民族传统相结合，融入为公众的日常生活而设计的理念，具有人性化和民主化的特征，同时讲求简约之美和自然之美。

北欧设计始终奉行的是“以人为本”的人性化设计思想，强调设计应当为大众服务，将日常生活、家居设计作为主要的设计对象，是一种带有人情味的设计，关注设计带给人身心的关怀和感受，它真切的关注普通人的平凡生活，力图以好的设计来满足广大民众日常所需。关于北欧人性化设计的形成原因，我们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究。

二、北欧人性化设计形成因素

（一）历史与传统 在历史上，北欧国家没有西欧和东欧国家那样悠久的历史，也没有南欧一些国家那样灿烂的古代文明。公元8世纪末期，由于人口的急剧增长，斯堪的纳维亚人开始寻求海外扩张，于是开始了北欧海盗的征服史，从此进入维京时期。由于北欧国家的历史不长，它们更加关注对传统手工艺的继承与传扬，他们很善于利用天然的木材制作日常生活用品和家具。由于北欧气候寒冷，为了有利于室内保温，北欧人在进行室内装修时大量使用了隔热性能好的木材。这种未经精细加工的原木，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木材的原有色彩和质感，具有独特的装饰效果。北欧设计融合了这类民族传统，强调的是自然之美，并把广大民众放在设计的重要位置，从大众的感受出发，通过这种人性化的设计达到物与人的完美结合。

（二）地理及气候因素 北欧地区的地势总体上说，除了斯堪的纳维亚山海拔较高外，总的来说地势比较低平，冰川侵蚀和堆积地形是整个北欧地区最为典型的地理特征。北欧地区由于地处北极圈附近，受大西洋暖流、挪威暖流的影响，整个地区夏季温和而短暂，冬季寒冷而漫长，有些地方还会出现长达数月之久的“极夜”。所以，北欧地区的居民常年受到长夜和严冬的影响，居家生活占了他们生活中的很大部分，任何地方都比不上温暖的家，他们对家的付出尤其的多，他们愿意花更多的时间打造属于自己的个性家居生活空间。正因为如此，斯堪的纳维亚设计的关注点便集中在家居上，从一开始它便倾心关注普通人的情感体验，将设计看做是艺术与生活之间的桥梁，用优质的设计创造生活的美。

（三）民族与人文 斯堪的纳维亚人的祖先最初来自日耳曼，在公元初期，这片土地又迎来了另外一批定居种族，他们移居在芬兰中南部，属于芬兰——乌格里安人的部落。由于寒冷的气候不适于长时间的户外活动，这迫使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居民花更多的时间在室内生活上，由此他们养成了喜好宁静平和的家庭生活的习俗。这也同样养成了北欧人淡泊名利，为人低调，但是珍爱生命，享受生活细节的个性。

在文化上，北欧国家不同于欧洲其他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其宗教意识相对淡化。北欧国家基本上未经历过政教合一的历史时期，与欧洲其他地区相比，天主教等旧教派的特权思想和等级观念对北欧国家的影响相对较小。没有政教合一的传统，更没有经过文艺复兴的洗礼，这种纯正传统的文化氛围使得北欧国家的等级观念不强，而社会平民意识及平等意识则较为浓厚。所以正由于北欧人低调的个性、重视生活的细节以及全民的平等意识，造就了北欧设计关注生活的细微之处，体现人性化的关怀，让人们在设计生活中找到真正的幸福感。

（四）经济与福利 北欧各国的经济高度发达，人均GDP居世界前列，经济的发达促使北欧国家实行了面向全体国民的福利制度，这种福利是普遍和广泛的，人们从出生到逝去的每个阶段都享受着各种各样的社会福利。设计的发展与经济及社会的走向是分不开的，正因为高度发达的经济和社会福利制度，让人们衣食无忧，设计师在设计时也更多的关注民主化和人性化，切实和全面的通过将生活艺术化而关注人们的心灵世界，让设计满足公众的精致生活，追求设计的高品质和生活的美。

三、总结

斯堪的纳维亚设计之所以是人性化设计的典范，是因为它设计和服务的对象是占社会总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其设计具有浓厚的平民化倾向，它更关注的是生活与艺术的融合，让人们体验生活的美，教会我们生活的艺术。在提高大众的生活品质的设计中，它更多的融入了人性化的设计情怀，北欧人性化设计对我国的设计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发作用。

参考文献：

[1]易晓.北欧设计的风格与历程[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北欧家具篇3

一、从美国全球战略的角度分析北约

北约是美国在欧洲地区主导的军事联盟组织，美国的对欧战略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　组成部分，因此，分析北约离不开对美国全球战略及其实现手段的考察。

冷战结束后，从地缘政治和安全两个角度看美国的战略部署，不能不提到两本深刻影　响了美国全球战略的著作，一本是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另一本是前国防部长威廉　姆·佩里和艾什顿·卡特的《预防性防御：一项美国新安全战略》。另外，还要看到去　年“9·11”事件对美国全球战略部署的影响。

布热津斯基在他的书中强调指出，“欧亚大陆是最重要的地缘政治目标”，这不仅仅　是因为控制整个欧亚大陆是“取得全球主导地位的主要基础”，(注：[美]兹比格纽·　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上　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2页。)还因为“世界上两个人口最多、并有意谋求地　区霸权和/或全球影响的国家也都是欧亚国家。所有可能在政治和/或经济上对美国的首　要地位提出挑战的国家也都是欧亚国家。”在这里，“美国的一个潜在对手可能在某一　天崛起”。(注：[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　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3、53页。)布氏认　为，苏联解体给美国提供了控制欧亚大陆进而控制世界的千载难逢的机遇，但是这种机　遇 并不能自动转化成为控制能力和机制。美国和古老帝国的统治面临的任务是一样的　，地缘政治上的三大任务依次是：“防止附庸国家相互勾结并保持它们在安全方面对帝　国的依赖性；保持称臣的国家的顺从并维持向它们提供的保护；防止野蛮民族联合起来　。”(注：[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4页。)要完成这些艰巨的　任务，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建立和维持美国在全球范围的联盟体系，“美国在全球至高无　上的地位是由一个的确覆盖全球的同盟和联盟所组成的精细体系支撑的”。(注：[美]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国国际问题研　究所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6页。)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实际上为　美国勾勒出了冷战后中长期的战略目标及其实现方法，并特别强调了联盟组织对美国全　球战略的重要性。

卡特和佩里的《预防性防御》则主要论述“不存在重大威胁情况下的”美国战略。所　谓重大威胁，即他们所归纳的“甲类”威胁，相当于冷战期间苏联对美国生存构成的威　胁。卡特和佩里认为，冷战结束后，“甲类”威胁已经随着苏联的消失不复存在了，美　国面临的主要威胁是“乙类”和“丙类”威胁。“乙类”威胁主要是“重大地区性潜在　危机”，会对美国利益构成直接威胁。重大地区性潜在危机发生的地点主要是波斯湾和　朝鲜半岛。“丙类”威胁是重要地区危机和恐怖主义对美国利益构成的间接威胁，如科　索沃、波黑、索马里等地的威胁。在“甲类”威胁消失的情况下，美国的安全战略应该　从威慑转变到预防，防止五种危险其中包括灾难性恐怖主义演变成为“甲类”威胁。“　预防性防御是一项内容广泛的政治军事战略，包涵了外交政策的各个方面：政治、经济　和军事。”(注：这里所说的五种危险是：俄罗斯陷入混乱和孤立，走上侵略道路；前　苏联核武器库的失控；中国有可能走向敌对；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美国境内发生规　模和能量前所未有的“灾难性恐怖主义活动”。见艾什顿·卡特、威廉姆·佩里：《预　防性防御：一项美国新安全战略》，胡利平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4-15页　。)军事上的重点在于“造势”和“准备”，保持美国的强大力量，防止威胁美国安全　的事情发生。在欧洲的安排，就是要使北约成为美国重新塑造欧洲的战略工具。1995年　6月，美国国防部了冷战结束后第一部专门针对欧洲和北约的安全战略报告。报告　宣称，“美国在欧洲具有生死攸关的利益。欧洲应该是一个民主的、统一的、稳定和繁　荣的、贸易和投资机会开放的、支持并与美国合作促进双方在欧洲和世界其他重要地区　政治、经济和军事利益的欧洲。大西洋合作不仅对促进我们在欧洲的共同利益，而且对　解决全球问题都是关键的。”(注：U.S.Department of Defense(DoD),“The UnitedStates Security Strategy for Europe and NATO”,June 1995,

www.defenselink.mil.)从这个报告中可以看出，美国在欧洲生死攸关的利益，已经不再是　冷战时期遏制苏联那样的追求，而是建设一个能够与美国合作的民主、统一、稳定的欧　洲。美国支持欧盟深化和东扩，坚持北约接纳新成员国，都是与上述政治目标的实现连　在一起的。而维持北约的继续存在并保留其第五条款的不可动摇，又是防止在欧洲出现　挑战美国霸权地位的力量的根本保障。有了北约，美国就在欧洲有了可靠的支持，从而　在欧亚大陆也就有了稳固的平台。北约冷战后长达十年的适应性改造，就是佩里等强调　的一种在欧洲的“造势”和“准备”。

“9·11”事件，使卡特和佩里所提出的防止灾难性恐怖事件演变成为甲类威胁的情况　变成了现实。美国首次感到随着冷战消失的甲类威胁又以一种全新的形式出现了，“9　·11”成为一件深刻影响和改变美国对时代特征、世界格局、威胁来源和对应手段等核　心问题看法的重大事件。美国认为，“9·11”后，世界从“后冷战时代”进入了“后　后冷战时代”，以不确定性为主要特征的过渡期已经结束，世界迈进了一个跨国性挑战　日益严峻与传统性重要问题相互交错、大国冲突概率减低而地区性冲突和贫困不断蔓延　的时代。(注：袁鹏：“‘后后冷战时代’观的思考”，《现代国际关系》2002年第10　期，第13页。)在这种新形势下，美国的战略出现了重要的阶段性调整，反恐和防止大　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成为美国的战略重点。根据新战略要求，在欧洲地区，俄罗斯成　为更加重要的合作和融合对象，北约的职能也要适应美国的战略变化进行新的调整。20　02年9月，布什政府在其第一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之中，即明确表示希望北约成为一个　能够在全球范围展开行动的组织，即北约必须“在我们利益受到威胁的任何地方采取行　动，根据北约自己的授权组建临时联盟，并为建立在不同任务基础上的临时联盟做出贡　献。”(注：U.S.DoD,“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for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Sept.2002,www.white house.gov.)这个报告对北约的设想与1995　年报告的不同之处，就在于美国希望今天的北约不仅应通过不断东扩成为欧洲统一、稳　定的基石，还应成为美国反恐的工具。

从美国全球战略的角度分析北约，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第一，欧亚大陆是美　国全球战略的重点，北约是美国重要的地区战略工具，也是美国控制欧亚大陆的关键。　因此，美国不会轻易放弃对北约的建设。第二，北约主要是在欧洲地区的一种“造势”　安排，是针对俄罗斯和防止欧洲地区发生动荡的一种预防性部署。有了北约做后盾，美　国也就有了与俄罗斯发展合作关系的资本。第三，美国试 图通过北约的政治化实现其欧　洲民主、统一、稳定的目标，同时又强调北约必须适应新形势下新任务的要求，即具备　在其利益受到威胁的地方迅速采取军事行动的能力。这两方面的任务成为冷战后美国改　造北约的主要目标。

二、北约在冷战后的适应性调整

北约是1949年西方国家针对苏联可能入侵而建立起来的军事联盟组织，其针对性和排　他性特征十分突出。冷战终结和苏联解体，导致北约存在的合法性受到了严重的挑战。　但是，美国需要通过联盟体系维持其在全球的霸权地位，欧洲盟国也希望北约继续承担　集体防御任务，使欧盟腾出手来建设经济货币联盟。在美欧共同利益的推动下，北约在　美国主导下进行了长达十年多的适应性改造。考察北约的适应性改造，可以清楚了解北　约职能和作用的变化。

如前所述，冷战结束后美国和欧洲盟国对北约有两大要求，一方面希望北约成为实现　欧洲统一和稳定的工具，这就要求不断强化北约的政治职能；另一方面，希望北约能够　转变军事战略，应付新形势下新的安全问题，这就要求北约具备处理危机的快速反应能　力。北约的改造正是沿着这两条线索发展的。

第一，强化北约的政治安全职能，在保留集体防御条款的同时，使双边和多边安全合　作成为联盟的重要手段，使北约发展成为开放性的泛欧合作安全体系的基础。

作为冷战期间与苏联集团对峙的军事联盟，北约要想在冷战后生存下去，必须发展新　的政治职能，增强其存在的合法性。对此，北约采取的手段之一，就是“向那些在冷战　期间是我们敌人的国家伸出我们的友谊之手”。(注：NATO,“London Declaration on　 a Transformed North Atlantic Alliance”,London,5-6 July 1990,para.4.)在1991　年11月罗马首脑会议上，北约采纳了美国国务卿贝克和德国外长根舍的建议，通过了成　立北大西洋合作理事会(NACC，以下简称北合会)的决定。同年12月10日，第一次北合会　召开，并通过了“关于对话、伙伴关系与合作宣言”。北合会的成立，是“北约将前苏　联和其他华约国家融入到欧洲安全结构中的第一个组织性步骤”，(注：Hugh DeSantis,“Romancing NATO:Partnership for Peace and East European Stability”,　in Ted Galen Carpenter ed.,The Future of NATO,London:Frank Cass,1995,p.62.)　是北约通过建立合作协调框架维护欧洲地区安全与稳定的新举措。这一步骤受到了中东　欧和前苏联国家的积极响应，到1992年3月参加北合会的成员国就达到了33个之多。

1994年1月，北约在布鲁塞尔首脑会议上接受美国的建议，通过了“和平伙伴关系计划　”(Partnership for Peace,PfP)，进一步加强北约的政治功能。通过该计划，北约与　中东欧和前苏联27个国家建立了双边安全关系，其合作范围相当广泛，包括：危机处理　；国防计划、政策与战略；国防采购及其组织与管理；国防研究、技术、预算与资源管　理；维和概念、计划与合作；通讯与信息系统方面的磋商与控制；民事紧急计划；标准　化行为与管理；语言培训；军事演习与相关训练计划；军事教育与培训等内容。和平伙　伴关系是北约与各伙伴国众多双边关系的组合，其主要目标是加强北约与伙伴国的军事　合作和联系，以及在危机处理和维和中的联合军事行动。1997年5月，北约辛特拉外长　会议将北合会与和平伙伴关系计划合并成立欧洲—大西洋伙伴关系委员会(EAPC)，成为　和平伙伴关系的固定机制，并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推动北约同伙伴国家的政治安全关　系。通过和平伙伴关系计划，北约不仅缓解了中东欧国家要求入盟的现实压力，将这些　国家纳入到北约的战略安排之中，更为重要的是，北约政治职能空前扩展，有效地遏制　了俄罗斯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SCE)的传统影响，将它们排挤到了欧洲安全结构的边　缘地位。

北合会与和平伙伴关系计划，都是美国推动北约向东扩张的准备工作，1999年4月华盛　顿会议接纳冷战后第一批新成员国，则是北约东扩的开始。到2004年绝大多数中东欧和　波罗的海国家都将成为北约正式成员国。北约扩大并非冷战结束以后才开始，冷战期间　它就先后接纳希腊、土耳其、西德、西班牙加入其中。但是，冷战期间北约的扩大受到　两极格局的制约，其军事联盟的排他性和针对性没有改变。冷战结束后，北约东扩采取　了开放性和建构性的做法，要求申请国根据北约的标准进行政治、经济、国防体制等各　方面的改造，符合标准的申请国“成熟一个接纳一个”。对待俄罗斯采取逐渐融合的办　法，将其纳入到美国主导的结构之中。1997年北约同俄罗斯签署“基本关系文件”，确　立了二者的双边磋商机制(即19 + 1机制)，2002年初又确立了新的“机制”，将俄罗斯　部分地融入到北约的决策程序之中，基本上以合作方式在欧洲安全结构中为俄罗斯提供　了一定的发展空间。

北约政治功能的大幅度加强，实际上为北约发展成为一个成员广泛、没有固定敌人、　以多边和双边联系的合作安全体系奠定了基础。

第二，确立处理危机和反恐战略，突破域外行动限制，并在指挥系统和军事部署方面　进行大幅度的调整。

尽管北约大大加强了政治职能，但它毕竟是一个具有实际能力的军事联盟组织，它还　需要调整军事战略以适应形势的变化，这也是北约维护生存的必要手段。冷战期间，北　约的军事战略是针对苏联的可能入侵在核威慑基础上的前沿部署和防御安排，以保证北　约防区范围内盟国的安全，北约从未参与任何防区外的军事行动。冷战结束后，美国及　其盟国认为，大规模外来入侵的可能性几乎不复存在，北约成员国面临的威胁已经从传　统威胁向多样化、多层次、不确定性和难以预测的威胁转变，其来源和地域范围都大大　拓展。北约要想生存下来，还必须具备解决新型威胁的能力，否则将蜕变为一个单纯的　政治组织。正如美国参议院外委会委员理查德·卢格所说，“北约要不走出防区，要不　就关门闭市。”(注：Richard Lugar,“NATO:out of Area or out of Business,aCall for US Leadership to Revive and

Redefine the Alliance”,Presentation,to　 the Open Forum of the US Department of State,2 August 1993.转引自CarlConetta,“America's New Deal with Europe:NATO Primacy and Double Expansion”　,

wwwc.cc.Columbia.edu.)

冷战结束后，北约立即进行了战略审查，并于1992年6月奥斯陆外长会议上第一次决定　参与域外维和。会议明确规定，北约将“在个案审查的基础上，支持欧安会发起的维和　行动，包括使用联盟的资源和技术。”(注：NATO,Final Communique (MinisterialMeeting),Oslo,4 June 1992,sect.11.)1992年底，北约在实际参与联合国授权的在波　黑的一系列维和行动中，又发展了“在联合国安理会授权下”展开维和行动的安排。到　1993年中，“危机处理，以及在地区冲突中维和与创造和平，已成了联盟新的核心任务　。”(注：北约 秘书长政治事务助理John Kriendler,“NATO's Changing Role—Opportunities and Constraints for Peacekeeping”,NATO Review,No.3,June 1993,　pp.16-21.)1995年底，北约已接替联合国全面承担了在波黑的维和使命。1999年北约战　略概念文件明确规定，在继续保留成员国追求共同安全与互助合作外，“北约将寻求在　其他组织合作的情况下预防冲突，一旦危机爆发，将在与国际法保持一致的情况下对危　机的有效处理做出贡献，对非第五条的危机做出反应”，(注：NATO,“The Alliance's　 Strategic Concept”,Washington,1999,Para.31.)“支持个案基础上的、与其自身程　序相一致的、有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或者是欧安组织下的维和与其他行动”。(注：Ibi　d.,Para.31.)至此，危机处理与集体防御成为北约的两大使命，也即“第五条”和“非　第五条”使命。

北约战略调整在1999年刚刚告一段落，2001年的“9·11”事件又提出了新的问题。“　9·11”事件使美国和北约领导人对威胁的认识发生了新的变化，从过去强调威胁的分　散化和不确定性，转而强调反恐与防扩散作为北约的核心议题。“9·11”后，北约秘　书长一再强调，恐怖主义、武器扩散、失败国家和流氓国家成为“确保供应不断的不稳　定”(Guaranteed supply chain of instability)来源，而且这些威胁主要表现为一种　功能性特点，不再表现为地域性特点，因而讨论北约是在域内还是域外行动已经没有任　何意义。(注：“NATO:A Vision for 2012”,Speech by NATO Secretary-GeneralLord Robertson,at the Conference“Prague 2002:Challenge and Change for NATO　”,Brussels,3 October 2002,

www.nato.int.)美国要求北约跟随美国的反恐战　略变化做出新的相应调整。2002年9月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甚至以一种要挟的口吻　指出，北约能否“重新像冷战时期一样成为大西洋联盟成员集体防御的中心保障”，还　要看欧洲盟国是否愿意并具备能力反恐。布拉格北约峰会基本上解决了将反恐作为北约　“新使命”的问题，并决定建立一支2.1万人的、可在一周到一月之内部署的北约快反　部队(NATO Response Force,NRF)。可以说，美国在“9·11”后进一步推动北约实施了　突破地域和授权限制、以新的反恐为核心使命的变革。

为了适应新的“非第五条”任务，北约对军事指挥系统和力量系统一直在进行调整改　造，以便增加灵活性。对联盟力量的要求，强调“足够”、“有效卷入能力”、“可部　署性和灵活性”、“存活能力和坚持能力”，以及多国共同行动的“可协调性”。通过　多国联合特谴部队(Combined Joint Task Forces,CJTF)和“防务能力行动”(Defense　 Capabilities Initiative,DCI)计划和建立新的“快反部队”，组建更加灵活机动和有　效的危机处理和反恐力量，推动缩小盟国间技术和能力差距。在指挥系统领域，北约从　90年代的精简机构已发展到“9·11”后强调取代按地域划分的指挥系统，改为按职能　设置指挥系统。

从北约十多年的适应性改造中，可以看到北约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第一，北约依然　是一个拥有集体防御条款的军事联盟组织，对北约任何一个成员国的侵略都将遭受全体　成员国的反击，这一点没有发生变化。但是，也应该看到，冷战结束后北约的“第五条　”使命实际上因没有入侵危险而不得不束之高阁。第二，北约政治功能空前加强，通过　和平伙伴关系计划、地中海对话计划、东南欧稳定计划等，它正将触角伸展到前苏联、　中亚、北非等地，一个多种形式的泛欧合作安全网络正在依托北约建设起来。第三，北　约军事战略一直在不断发生深刻变革，力量建设及指挥系统都在朝着危机处理方向转化　，“9·11”后更是围绕着反恐战略及其相应能力建设转变。突破区域限制并依据任务　灵活组建临时联盟，在全球范围内参与反恐斗争，正在成为北约军事战略调整的新方向　。

三、美、欧、俄关系互动中的北约

北约冷战后的适应性改造也带来了一些问题。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北约的政治与　军事功能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作为欧洲政治统一的工具，北约要融合前苏联和中东　欧国家。但是，随着联盟越变越大，其磋商过程也就变得越来越长，决策机制越来越复　杂，从而越来越不适应冷战后处理各种危机和反恐行动对快速反应的要求。联盟作为欧　洲统一的工具与作为具有行动能力的军事组织之间，存在着某种难以协调的矛盾。

第二，冷战后北约军事战略迅速转变，但大多数欧洲盟国的防务建设跟不上北约战略　的变化。欧洲长期依赖美国的安全保护，冷战后又忙于经济货币联盟建设，国防投入严　重不足，2001年美国一国的国防开支相当于所有欧洲盟国总数的1.85倍。这种情况造成　美欧之间严重的能力差距，而能力差距又导致盟国间协同作战困难，带来费用分摊问题　上的争执，并最终影响大西洋联盟关系的其他方面。

这两方面的问题给北约带来了新的危机。从美国的角度说，反恐的艰巨任务越来越需　要北约，但北约却变得越来越不那么得心应手。这有可能促使美国把北约只看成政治工　具，而在军事上通过强调组建临时联盟而忽视北约整体的倾向。这种倾向已经在美国官　员的言辞中体现出来。从欧洲的角度看，它一方面担心美国会越来越多地采取单边主义　做法，将北约作为一个单纯的摆设；另一方面又希望将有限的资源用于自身能力建设，　使欧盟具备一定的行动能力。发展自身能力，也意味着欧洲对北约倚赖的下降。两者之　间也存在着矛盾。

这些问题的解决要看美欧关系和美俄关系在新形势下的互动。从大国关系的角度考察　北约，就是要看北约未来发展的制约因素以及潜在趋势。

冷战结束后，美欧安全关系互动一直在两个层面上进行，一是在北约内部，一是在北　约外部。北约内部的互动，主要是在北约内部发展欧洲安全防务特性(ESDI)的问题，总　体上说二者的关系正在逐渐从依附关系向平等盟友关系发展，但目前美欧之间的能力差　距仍是影响联盟凝聚力的重要问题。欧洲盟国担心因技术上的差距对美国盟主形成新的　依附，美国对盟国继续搭便车也变得越来越没有耐心，不断向欧洲施加压力，并表现出　对北约能用则用，不能用则单干的趋势。欧洲已经感到，能力差距已经严重地影响了美　国对北约效用的评估，导致美国宁愿单独行动和倾向双边磋商。欧洲盟国有意改善现状　，并认识到在这个问题上，重要的已经不是欧洲要求北约做什么，而是欧洲能向北约提　供什么。(注：Kristin Krohn Devold (Minister of Defense,Norway),“What Europe　 Wants from NATO?”Speech at the Conference “Prague 2002:Challenge andChange for NATO”,

www.nato.int.)这也是为什么北约秘书长罗伯逊一再强调　“能力，能力，还是能力”的原因所在。

布什政府借口能力差距和威胁多样化，要求北约在利益受到威胁的任何地方自己授权　组建不同任务基础上的临时联盟。这一点在欧洲人看来，是美国的单边主义作祟。因为　依据任务组建临时联盟有可能导致美国的自行其事，从而使欧洲人看重的多边主义失去　意义，(注：Javier Solana,“What can the EU Contribute to a Re vitalisedTransatlantic Security Partnership”,

Speech at the Conference on“Prague 200　2:Challenge and Change for NATO”,3 October 2002.)北约也有可能因此而演变成为　一个空壳。如果北约继续有效，欧洲也不希望将它变成一个在任何地方都出击的完全进　攻性的组织，最起码在采取军事行动时不是通过临时联盟而是经过所有成员国的反复磋　商，另外在欧洲地区以外的干涉和军事卷入也要有联合国的授权。美欧最近在伊拉克问　题上的反复争执就体现了双方在这些问题上的矛盾。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全球范围内　进攻与有限出击，成为美欧在北约内部的主要矛盾所在。

美欧关系在北约外部的互动更具观察价值。欧盟从1999年开始提出建设共同安全与防　务政策，2003年实现建设欧盟自己的快速反应部队的目标。对此，美国曾一再向欧洲盟　国发问，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的发展“能帮助大西洋联盟始终团结在一起吗?”会　不会“导致一个最初与北约重叠但最终与北约竞争的欧洲安全与防务特性”?(注：Strobe Talbott,“America's Stake in a Strong Europe”,Remarks at ChathamHouse Conference,7

October 1999.)的确，欧洲政治联盟的发展预示着一个新欧洲的　出现，美国如何面对一个政治上更加团结、军事上有自己的武装、社会发展模式有别于　美国的欧洲，是一个长远的深层次问题。一个新欧洲对于美国的霸权是重要的制约，欧　洲会不断地用自己的声音修正美国领导世界过程中的偏差。这种偏差在欧洲人眼里就是　美国的单边主义和为所欲为。美国是选择继续支持推进欧洲一体化的同时推进大西洋一　体化，还是选择自行其事，任事态自然发展，其结果可能完全不同。

布什上台后，美欧互动似乎体现了这种深层次的矛盾。但是应该看到，一方面布什政　府上台初期的对欧政策始终在调整之中，布什总结越来越多地强调“北约依然是欧洲和　美国安全的锚地”，国防部也开始加强同欧洲盟国的磋商，就进一步发展能力建设、缩　小美欧能力差距提出政策建议。另一方面，欧洲目前的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依然还是“　纸老虎”的状况，特别是欧洲在自身能力建设上存在的问题，(注：关于欧洲在能力建　设方面存在的问题，见General Rainer Schuwirth(Director General of theEuropean Union Military Staff),“Hitting the Helsinki Headline Goal”,NATOReview(Web version),No.3,2002.)使它不可能独树一帜抵制美国的做法。鉴于欧洲不　论是战略上还是政治安全上对北约的需要，反恐和防扩散也是欧洲国家的共同利益所在　，因此欧洲的行为模式仍将主要是在重大问题上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以影响美国的决策　，但最终在根本问题上会支持美国。

美俄和欧俄在欧洲的互动也是影响北约未来发展趋势的重要因素。总结冷战后美国与　俄罗斯互动的历史，总的特点是俄从原来西方的敌人变成了西方的伙伴。美俄关系的化　敌为友从某种程度上降低了北约的军事功能，也为北约转变为政治安全组织提供了条件　。俄罗斯的转变与冷战后欧洲新安全结构所体现的张力有关，正是结构的压力促使俄罗　斯发生变化。(注：关于这一点，可见朱立群：“欧盟、北约东扩与欧洲新安全结构”　一文，《国际问题研究》2002年第6期。)另一方面，也与普京加速与西方一体化的战略　认知有关。冷战后西方国家始终以合作方式融合俄罗斯，也是改变俄政策选择的重要原　因。“20国机制”的建[！]立表明，俄罗斯开始在防务和安全问题上融入欧洲，使俄罗斯在　冷战后奋斗了十多年的努力有了结果，那就是分享欧洲安全问题的决策权。“20国机制　”尽管不是在所有领域，毕竟还是在一些领域使俄罗斯有可能参与决策。“9·11”以　后，随着美国对外政策向反恐和防扩散重点转移，俄罗斯在美国眼中的分量越来越重。　美、俄双方越来越多地发现了它们的共同利益所在，甚至开始提出了俄和北约应“共同　对付来自欧洲以外威胁”的说法。美国政府和北约文件高度评价俄在反恐斗争中的重要　作用，强调加强北约和俄罗斯合作的重要性。美国真正希望通过北约完全融合俄罗斯，　这一重要任务会进一步强化北约的政治倾向，在军事上美国更会看重与俄的双边关系和　俄罗斯的反恐能力，这有可能使美国继续朝着军事上强调北约组建临时联盟的方向发展　。近年来欧俄关系的互动，也是考察北约未来发展趋势的重要变量。冷战后，欧洲始终　注意加强与俄罗斯的关系，“9·11”后更是承诺给予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并强　调在安全领域加强与俄罗斯的合作。欧俄关系的发展将有力地推动欧洲地区欧、美、俄　三角合作关系的发展，同时也是欧洲制约美国单边主义的重要手段。

总之，冷战后美欧、美俄、欧俄关系的互动正在欧洲地区出现一个三角合作框架，它　毫无疑问将影响北约的未来趋势。欧美军事能力差距及安全理念上的分歧，欧洲自身军　事力量的建设，俄罗斯与西方合作关系的发展，降低了各方对北约的倚赖，大西洋联盟　关系的复杂性也大大增加。

结论

从美国的全球战略、北约自身适应性改造、欧洲大国关系互动三个不同的角度分析北　约，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北约是美国全球战略的基础之一，是实现美国希望欧洲统一、民主、稳定的工　具，是欧洲地区安全结构的主导力量。美国不会轻易放弃北约，而是会通过各种办法使　北约适应美国的需要。冷战后美国在改造北约过程中始终能够牢牢控制主导权，表明美　国具有进一步改造北约的领导能力。

第二，随着冷战后安全态势的变化，北约的职能已发生深刻的转变。北约的集体防御　功能减弱，政治功能大大加强，军事战略以危机处理和反恐为主。北约内部形成了不同　等级的、双边和多边各种形式的合作安全网络，其覆盖面积远达中亚、北非和地中海地　区。这种变化表明，北约的军事功能有所下降，政治功能不断上升。对抗性被逐渐超越　，合作性加强。

第三，安全威胁的变化和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变化，是北约性质变化的根源。美国对　北约的期待越来越朝着稳定和统一欧洲、威慑大国崛起的方向发展。而美国力量超强，　欧洲与美能力差距拉大，是军事上美国对北约依赖逐渐下降的重要原因。美欧联盟关系　的维系较之冷战期间更为复杂，过去只要强调苏联的入侵威胁足以维系联盟团结，现在　则需要在威胁之外强调共同命运和共同价值观念，联盟关系进入相对不稳定时期。

第四，2001年的“9·11”事件，使北约面临1999年之后的又一次战略调整。这次调整　的重点是解决北约作为欧洲统一的政治工具以及危机处理和反恐斗争军事工具之间的矛　盾。北约新一轮扩大将进一步强化北约的政治功能，在军事上北约要想发挥作用有可能　走美国所强调的组建不同任务基础上的临时联盟(Misson-based Coalitions)的道路。　从长远角度来说，这意味着北约的进一步演变。

北欧家具篇4

关键词：用材树种；引种驯化；早期评价

全世界林木种质资源十分丰富，每个树种具有各自的自然分布区，但由于自然分布区的形成受地理变迁、传播条件和各种障碍因素的影响，因而树种的自然分布区并非最佳适生区，其他地区也可能更适宜生长发育［1］。在自然条件相对较差、树种资源匮乏的地区，有针对性地引进国外用材树种，对丰富我国林木种质资源遗传多样性，调整用材林林分结构，改善人工林组成，提高林地生产力，增加林产品种类，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中国幅员辽阔，自然条件复杂多变，形成多种多样的生态气候区，具备利用不同地理环境引种各国植物资源的优越性。北美白云杉［picea glauce（moench）voss．］原产于北美洲北部，广泛分布于加拿大和美国大湖区，并且中国和北美温带地区同属温带气候，自然条件、植被类型以及植物起源、演化发展及生境条件存在许多相似之处，北美区系种质资源引种到中国北方具有很大的潜力［2］。欧洲赤松（pinus sylvestris linn．）自然分布区的气候与中国东北地区基本相似，虽然芬兰受大西洋暖湿气流影响，较高纬度地区气候温和，但是中国北方无霜期较长，能满足越冬前完成木质化过程的林木生长［3，4］。欧洲白桦（betula pendula roth．）原产欧洲和亚洲北部，适应性和抗寒能力较强，在中国东北地区引种栽培已获成功［5］。林木引种驯化是人类利用、改造和保存林木种质资源的重要手段，引进适宜生长、经济价值高的外来树种，可为乡土树种遗传改良提供新的基因资源。笔者在林木种质资源引种驯化、区域试验技术研究以及生长性状测定分析的基础上，以北美白云杉、欧洲赤松、欧洲白桦3个国外用材树种为对象，系统开展了子代生长节律测定、生长适应性分析及早期生长性状综合评价研究，旨在为高寒地区工业用材林基地建设提供优良树种，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材料与方法

1．1引进国外用材树种介绍

1．1．1北美白云杉具有适应性强、生长迅速之特点，其树干通直，尖削度小，树型优美，材质色度浅、纤维长、纤维含量高，为北美洲地区良好的成林树种和重要的纸浆原材料树种，亦可应用于建筑及园林绿化。在植物系统分类学上，北美白云杉隶属松科（pinaceae）云杉属（picea dietr．），对土壤条件要求不高，适应多种土壤类型，其耐寒、抗干旱能力随苗龄增大而增强。在北美洲寒温带针叶林区，白云杉形成亚顶极群落，且常见于各种森林类型，其伴生树种丰富，自南向北变化趋势明显，体现出各种林型向北寒温带针叶林区的过渡［6，7］。

1．1．2欧洲赤松为第三纪孑遗种，在松科松属（pinus linn．）中自然分布最广，又称欧洲松、苏格兰松。在温带针叶树中，其生长较快、经济价值高，抗旱、耐瘠薄和耐寒能力极强，对温度、土壤肥力和水分要求低，适宜多种类型土壤。欧洲赤松广泛分布于欧洲及亚洲北部，常形成纯林，并能与诸多生态特性各异的树种混交形成林分，具较大生态位幅度，形成了许多变种和地理品系［6］，中国的樟子松（pinus sylvestnis l．var． mongolica litv．）和美人松［pinus sylvestris l． var． sylvestriformis（takenouchi）cheng et c．d．chu］就是其地理小种。

1．1．3欧洲白桦系桦木科（betulaceae）桦木属（betula linn．）一种高大落叶阔叶乔木，原产欧洲和亚洲北部，主要分布于东欧和北欧，为该区域造林先锋树种、重要工业用材树种和园林绿化树种。在芬兰，欧洲白桦被确定为国树，体现了其在芬兰林业中的重要地位，为芬兰胶合板工业最重要的原材料。欧洲白桦分布广泛，自然差异较大，种源及个体间遗传分化显著，且更新能力和生态适应性较强，生长速度快，抗寒、耐瘠薄，部分种源枝条下垂，树型美观，材质优良，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5，6］。

1．2原产地与引种区自然概况

1．2．1原产地自然概况①北美白云杉。分布广泛，自美国阿拉斯加至加拿大均有分布

。供试种质来源于北美洲北部，产地气候属温带大陆性气候，年平均温度3～11 ℃，绝对低温－30～－40 ℃，年降水量500～1 000 mm，年相对湿度60％～80％。②欧洲赤松。原产欧洲和亚洲北部，广泛分布于欧亚大陆，从苏格兰、西班牙至芬兰、土耳其，经俄罗斯抵鄂霍次克海至中国东北部都可见到。垂直分布可至海拔

2 960 m，分布区的年降水量200～2 487 mm。年平均温度4．7～13．9 ℃，极端低温－2～－64 ℃，年日照时数

1 324～2 101 h，温暖指数0～106．8 ℃，干燥指数0．101～0．522。③欧洲白桦。种质引自芬兰，当地气候属温带海洋性气候，年降水量600 mm，年平均温度4．0 ℃，最低温度－14 ℃，最高温度18．8 ℃，年日照时数2 520 h，≥10 ℃的年有效积温为2 570 ℃，年蒸发量1 290 mm，年空气相对湿度72％。

1．2．2引种区自然概况引种地选在黑龙江省林口县林业局青山林场，地处中国东部山区，属长白山系的张广才岭东坡丘陵区，地理坐标为东经130°20′－130°40′、北纬45°17′－45°30′。该区域地势东北高、西南低，平均坡度10°～15°，最大坡度40°，海拔高度300～500 m；气候属寒温带大陆季风气候，冬季寒冷干燥而漫长，夏季温暖湿润而短促，水热同季，光照充足，无霜期120～130 d；年平均降水量400～600 mm，多集中于6～8月份，此期降水量约占全年降水量的50％；≥10℃的年有效积温为2 100～2 600 ℃；地带性土壤类型为暗棕壤，土层深厚，土壤湿润肥沃，通透性强，适宜林木生长。生态条件与前述3个树种的原产地相似。

1．3试验设计

遵循供种区与引种区环境条件相似之原则，引进了7个群体的欧洲赤松、1个群体13个家系的欧洲白桦和9个群体的北美白云杉种子，在青山林场苗圃地播种育苗后，按完全随机区组设计建立种质资源保存林及子代测定林，欧洲赤松标记为s101、s102、s103、s104、s105、s106、s107，欧洲白桦标记为b01、b02、b03、b04、b05、b06、b07、b08、b09、b10、b11、b12、b13，北美白云杉标记为g01、g02、g03、g04、g05、g06、g07、g08、g09；分别以樟子松、东北白桦（betula platyphylla suk．）和红皮云杉（picea koraiensis nakai）为对照（分别标记为ck1、ck2、ck3），观察各树种子代的生长节律，进行生态适应性分析；测定幼苗的树高和地径，比较各树种子代在苗期的生长表现，调查子代测定林的定植保存率，应用统计方法对各树种子代生长性状进行综合评价。小区内单行30株或双行20株随机排列，株行距1．5 m×2．0 m，设置5次重复。对所得数据采用spss 13．0的general linear model中univariate 程序［8］进行方差分析、lsr检验。其中，方差分析线性固定模型为yijk＝μ＋bi＋fj＋bfij＋εijk，式中，yijk为第i个区组第j个家系的第k个观测值，μ为总体平均值，bi为区组，fj为家系，bfij为家系与区组间的交互作用，εijk为误差。

2结果与分析

2．1引进用材树种子代生长节律与生态适应性分析

从3个引进树种育苗的情况来看，在中国东北高寒地区，3个树种的适应能力都较强。利用冻害指数进行综合评价，各引进树种均随苗龄变化存在不同程度的轻微冻害，但经一段时间的缓苗后，冻害现象逐渐消失，可以适应新的生态环境。北美白云杉在播种后50 d内，生长速度与红皮云杉基本一致，以后生长速度开始上升；在一年内，红皮云杉前期生长较快，北美白云杉后期生长较快；由于引种地的光照、水分和热量等条件既能满足原生境生长所需的外界条件，又可促使其打破休眠进行再生长，导致幼苗或幼树的顶芽在木质化程度较低时就进入了冬季，从而引起冻梢现象出现。欧洲赤松的生长节律与樟子松相似，第一个月生长缓慢，第二个月生长明显加快，之后趋于平缓；在秋季，苗木能及时封顶，安全越冬，仅个别群体子代出现冻梢或针叶发红现象，冻梢率仅占2．2％。欧洲白桦的生长过程大致可分为3个阶段，分别是缓慢生长期（7月4日前）、速生期（7月5日至8月15日）、均稳生长期（8月16日至10月24日）；生长高峰期集中在7月上旬至8月初；8月中旬至9月初苗木生长停止或生长量接近零，家系间抗寒适应性差异较小，抗寒能力较强，各家系均能及时封顶，安全越冬。

2．2引进用材树种子代苗期生长表现

3个引进树种群体间或家系间在苗期的生长性状测定结果分别见表1和表2，从2个表可

见，地径（d0）和苗高（h）生长性状基本呈正态分布，群体间或家系间子代生长性状差异显著；北美白云杉群体间子代在苗期的地径性状变异较大，苗高性状变异较小，变异系数分别为41．67％（d0）、13．35％（h）；欧洲白桦家系间子代在苗期的生长性状变异较大，变异系数分别为31．95％（d0）、28．68％（h）；欧洲赤松群体间子代在苗期的生长性状变异较大，变异系数分别为38．86％（d0）、36．32％（h）。由此可见，3个引进树种群体间或家系间子代在苗期的生长性状变异系数分别大于或接近对照，说明子代对引种栽培区生态条件的适应需要一定的时间过程，不过从苗期来看，仍具有一定的增产潜力。

2．3引进用材树种子代测定林生长表现

对引进用材树种子代测定林的定植保存率调查结果显示，北美白云杉的定植保存率为87．20％，欧洲白桦的定植保存率达90．10％，欧洲赤松的定植保存率为84．11％，分别比各自的对照红皮云杉、东北白桦和樟子松降低了3．4％、2．1％、6．5％，说明三者还是具有一定程度的适应性，在高寒地区引种栽培具有极大的可能性，不过3个引进用材树种对引种地区生态条件的完全适应尚需一个缓慢的过程。为探讨3个引进用材树种子代测定林的生长表现，试验对3个引进树种的子代测定林树高和地径生长性状进行了方差分析和统计描述，结果分别见表3、表4。从方差分析结果（表3）来看，北美白云杉群体间、欧洲白桦家系间和欧洲赤松群体间的子代测定林2个生长性状差异显著，具备优良家系或优异群体选择的遗传基础。从表4分析可知，北美白云杉子代测定林的2个生长性状变异较小，平均变异系数分别为9．49％（h）、6．10％（d0），较苗期分别下降了28．91％、85．36％，其中地径性状变异系数降低幅度较大，说明苗木已进入生长适应期。树高性状变异系数高于ck3，反映出其增产潜力较大；不过地径生长速度较慢，则生长适应期相对较长。欧洲白桦家系间子代测定林的2个生长性状变异系数与苗期相比呈稳定的态势，具有一定的增产潜力。欧洲赤松群体间子代测定林的2个生长性状变异系数较大，变异幅度分别在34．64％～47．63％（h）、26．56％～39．32％（d0）范围内，平均变异系数为42．59％（h）、29．94％（d0），其中s105（47．63％）、s104（46．75％）、s102（46．70％）和s106（44．82％）等4个群体的子代测定林树高性状变异系数较大，均大于ck1，增产潜力较大；s101（30．29％）、s102（39．32％）、s105（29．23％）及s106（28．98％）等4个群体的子代测定林地径性状变异系数较大，变异系数大于或接近于ck1，反映出这4个群体具有一定的增产潜力。

2．4引进用材树种子代测定林综合评价

北美白云杉群体间、欧洲赤松群体间、欧洲白桦家系间的生长性状存在一定的变异，各性状基本呈正态分布。为综合评价群体或家系子代测定林的生长状况，在生长性状遗传变异分析的基础上，对生长性状进行了多重比较，结果见表5。表5显示，s107、s106、s101群体子代测定林树高生长量较大，平均高11．20、7．41、6．05 cm，其中，s107群体子代的树高较ck1提高了46．59％，s106、s101群体子代的树高较ck1分别降低了3．01％和20．81％。s107、s106、s102群体子代测定林的地径生长量较大，地径均值分别为4．53、3．71、2．86 mm，较ck1分别提高了60．64％、31．56％、1．42％。g03、g07群体子代测定林的地径生长量较大，地径均值分别为0．450、0．443 mm，分别较ck3提高了2．74％、1．14％；g03、g07、g09群体子代测定林的树高生长量较大，树高均值分别为16．4、15．8、15．4 cm，较ck3分别提高了7．89％、3．95％、1．32％。欧洲白桦家系子代测定林的地径和树高生长量均高于东北白桦子代，增产潜力很大，其中，b06、b09、b08、b13和b01家系树高生长量较大，较ck2分别提高了45．16％、44．09％、41．94％、40．86％、39．78％；b06、b09、b13、b01、b10和b11家系地径生长量较大，较ck2分别提高了66．04％、58．46％、52．98％、47．84％、46．56％、45．62％。 综合子代生长适应性、生长性状变异程度、苗期和子代测定林生长表现，推荐s107、s106、g03、g07为优异群体；筛选b06、b09、b08、b13、b01家系为优良家系，且群体内或家系间的变异较小，生长稳定，具有推广价值。

3小结

1）北美白云杉群体间子代在苗期的地径性状变异较大，苗高性状变异较

小，变异系数分别为41．67％（d0）、13．35％（h）；欧洲白桦家系间子代在苗期的生长性状变异较大，变异系数分别为31．95％（d0）、28．68％（h）；欧洲赤松群体间子代在苗期的生长性状变异较大，变异系数分别为38．86％（d0）、36．32％（h）。3个引进国外用材树种群体间或家系间子代在苗期的的生长性状变异系数大于或接近对照，苗期具有一定的增产潜力。

2）北美白云杉群体间子代测定林的树高和地径性状变异较小，2个生长性状的变异系数较苗期分别下降了28．91％、85．36％，子代树高性状变异系数高于红皮云杉，增产潜力较大。欧洲白桦家系间子代测定林的2个生长性状的变异与苗期相比呈现稳定态势，具有一定的增产潜力。欧洲赤松群体间子代测定林的2个生长性状变异较大，s105、s104、s102和s106等4个群体的树高性状变异较大，均大于樟子松群体，增产潜力较大；s101、s102、s105及s106等4个群体的地径性状变异较大，变异系数大于或接近于樟子松群体，具有一定的增产潜力。

3）欧洲赤松s107和s106群体、北美云杉g03及g07群体为优异群体，欧洲白桦b06、b09、b08、b13和b01家系为优良家系，其群体内或家系间的变异较小，生长稳定，建议在生产上推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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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欧家具篇5

北欧各国的景观设计的特征

北欧风格是现代主义风格中的一种，相比其他风格，它更加自然、纯净、简洁、实用功能强。使用简单大方的纯色，使用极具现代造型的线条，其中著名的葛兰姆和斯德哥尔摩学派的公园体系等诸多设计作品中都完美的呈现与大自然的融合。北欧景观设计追求周围环境与大自然融合，北欧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有一个完美的融入点，早起有点借鉴与英国的风景园的特征，后期发展成熟有了自己的特点更多的实用主义，跟北欧的建筑与家具设计有着很多的共同点，都是追求简单精炼的线条，朴素的形式，但是注重的人的感受．1、丹麦的风格丹麦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发达进步的国家，且具有长期的传统工艺，这给丹麦的设计运动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受北欧其他国家的影响，对人情味和地域性的关注形成具有现代简约明快与传统宁静典雅相结合的风格特点，布莱德特设计的Mariebjerg墓园，运用丹麦乡土景观中的林地空间，还有众多案例经常运用乡村景观，把农舍中看似简单的木构建筑与环境景观相结合，结合现代设计的特点，把丹麦本土的地域性、民族性相融合，形成丹麦自己特有的景观设计风格，就像丹麦的童话故事，留下无限的遐想空间。如被称为“北欧现代主义之父”的阿纳•雅各布森所设计的蛋椅、天鹅、椅蚂蚁椅等，简练而轻柔的曲线，独特新颖的造型，集美观、实用、耐用于一体，同时体现出极简主义艺术美学，深受大众自爱，至今，随处可见极具韵味又不失现代感的椅子。同样丹麦的景观设计中总会折射出这些大师的影子。2、瑞典风格当城市开始扩张我们不仅仅考虑的是乡村景观，还要注重城乡平衡，瑞典著名的斯德哥尔摩学派诞生于瑞典景观设计的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当时的背景是不需要考虑过多的制约，各个领域的设计师都有着共同的信念，基于城市环境下的景观设计，在这个善于运用自然的国度，它是五国中最早提出“功能主义”的思想的国家。设计师开始探索具有地域特色的现代设计风格，他们追求设计功能性与大众化统一的原则，瑞典实行的是相对进步的社会模式，由于北欧受到地理天气的影响，冬季漫长，所以室内活动还是占的时间较多，该区域并不具有美国加州那样丰富的室外活动，所以很多设计要应地制宜，不是以为的追求艺术审美，把实用放在首位，全球著名的宜家IKEA家具公司就是如此，精巧简介的设计，并没有高昂的价格，考虑的是大众的感受。3、芬兰风格芬兰是个湖泊众多的国度，同时也是一个重视自然，善于运用与自然共存的国家，芬兰景观设计师扬内斯在设计中把树的枝干当作墙的要素，通过植树的排列组合最终设计一面透明有生命的墙体，在重注艺术美观的基础上同时也体现出生态设计，注重功能性与民族传统手工艺的结合，设计师善于使用诸如木材、砖块、石头、大理石、金属等天然资源，给人一种纯朴、自然之美，阿尔瓦•阿尔托，芬兰著名建筑师、家具设计师，被称为“现代建筑学先驱”。他的创作思想是探索民族化和人情化的现代建筑道路。他在芬兰湖岸的曲线中汲取灵感，创造出众多有机曲线的设计从工业设计到建筑设计，以及景观设计例如玛丽亚别墅曲线流畅的肾形游泳池，淋漓精致的体现出芬兰自然风光给他的启迪，直到后来影响全球，美国著名的现代景观设计师丘奇在他后来众多的景观设计中运用肾形游泳池。芬兰的设计元素“一切都在于审美与功能”。主张理性设计，追求“自然再生”的理念。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北欧设计风格以其独特的设计风格与艺术魅力，至今仍在世界现代设计风格中占有显著地位。特殊的地理位置，丰富的物质资源，北欧人热爱自然，珍惜大自然赋予他们的这一切。更重要的一点是不断追寻传统民族工艺与现代设计相融合的创新精神，给现代景观设计的发展带来了全新的面貌。

北欧风格在现代景观设计中的运用

第一，北欧景观设计对人情味的关注。北欧五国地理纬度高，气候寒冷，相对隔绝，自然环境优美，景观设计更多是从人性的角度作为出发点去设计，不是单纯的追求形式，而是去营造一种氛围给使用者一种亲切感。第二，北欧五国追求实用美学的理念。北欧国家注重理性设计，为人所用，需具备实用与美观的双重功能性。在景观的功能形式语言中，是一种在复杂形式中寻求人与自然的平衡，追求实用美学的观念，这不仅在北欧的景观设计中反映出来其他的设计也是这个规律。第三，其设计风格更加的本土化与宜人。在现代主义风格传入北欧五国时，它们并没有盲目模仿其简单的形式与新型材料，在深层次中对传统景观的否定，结合本土的民俗风情创造出一种全新因地制宜的景观设计语汇，而不是单纯的模范照搬其他国家的景观设计模式。结语北欧的现代景观设计各加的自然化与本土化，较容易的适合当地气候、人文、与一种精神境界的设计哲学。北欧景观设计朴实、不去追求奇异的造型，但是线条精炼，形式上更加符合人们的生活习惯，就是一种人们创造美好生活而设计的景观设计。

作者：夏羿

北欧家具篇6

一、欧盟成员国国防预算的下降

冷战后欧盟成员国的国防开支成逐年下降的趋势,这主要是因为：首先，苏联威胁的消失，欧盟成员国丧失了战略性威胁导致它们投入国防预算的热情不高，并且为了分享所谓的“和平红利”而大幅度裁减军队与削减军费；其次，欧盟一体化取得重要进展，欧盟内部的争端与纠纷都可以通过协商与谈判等和平手段解决，战争手段已经被排除在可用手段之外；再次，老龄化社会以及福利社会所需保障费用大幅度提升，为了减少财政赤字，只能降低国防预算；最后，为了保持欧元的稳定，防止欧元区的通货膨胀，欧盟政府承诺限制国家财政赤字。 从 1997 年到 2002 年，欧盟国家防务预算总和从 1516.27 亿美元下降到1371.5 亿美元，其中，在 2001 年到达最低值，只有 1204.74 亿美元。欧盟三大国中，英国的国防预算从 1997 年的 356.03 亿美元降至 2001 年的 326.08 亿美元，2002 年英国的国防预算略有上涨，达到 360.96 亿美元；德国从 284.44 亿美元降至 2002 年的 234.06 亿美元；法国从 340.31 美元降至 277.3 亿美元。其余国家大抵如此。

不仅如此，在整体国防预算下降的情况下，欧盟国家用于军事采购和研发方面的预算也分配不合理。2001 年，设立在英国伦敦的“欧洲改革中心”（CRR）了《欧洲军事改革》的研究报告。该报告指出，欧洲国家没有充足的防务经费用于军事采购以及研发，每一个士兵的人头经费也远远低于美国；在欧洲国家中，只有英国、芬兰以及瑞典等国将 25-50%的国防预算用于采购，而意大利、德国则只有 15%的经费用于采购，法国则介于两个集团之间；用于军事研发的费用则更少，英法只有 12%，而其它国家则只有 2-5%。防务预算下降以及预算分配的不合理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欧盟防务资源的不足和能力缺陷。 面对欧盟成员国国防预算普遍下降的现实，一些欧盟智库曾提出建立“欧盟共同防务预算”的提议。这种共同防务预算类似于北约的共同出资，主要来源于欧盟成员国的增值税、关税收入以及以国内生产总值为比例的缴纳。设立欧盟共同防务预算从理论上可以解决一下几个问题：它可以避免“免费搭车”的问题，让欧盟小国也承担起在欧洲防务中的责任；它可以统一的、有计划的规划欧盟防务建设，避免各个国家各自为政而导致的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可以激励更加积极的投入欧盟对外军事或民事维和行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排除国内民众对增加国防预算的反对声音。但欧盟共同防务预算的建议在实际执行方面存在诸多挑战，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障碍就是国家主权与超国家机构之间的矛盾。与其他经济、司法等低级政治领域相比，国家防务以及防务开支往往被看作是国家主权最重要的象征。如果建立欧盟共同防务预算，也就意味着民族国家将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对国家防务的掌控。国家愿不愿意在防务领域接受欧洲议会这种超国家机构的审议恐怕就是难以决断的问题。

欧盟成员国国防预算的下降影响欧盟共同安全与外交政策和北约的资源汲取，造成了二者资源来源的不稳定。一个形象的比喻就是“欧盟与北约从同一池塘里汲取资源”（draw the resource from the same pool），如果“池塘”里的资源在不断减少，那么资源汲取者彼此之间也会形成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杰弗里·费佛与杰勒尔德·萨兰基克指出：“在社会系统和社会相互交流中，只要参与者不能够完全的控制实现某一行动和从行动中获得渴望的成果的所有必要条件，就存在着相互依赖”。欧盟与北约是无法控制对方的资源汲取的，因此，它们之间的资源依赖是必然的。只不过欧盟与北约汲取资源的来源地以及资源的同质性，造成了二者呈现一种竞争性相互依赖关系。欧盟成员国国防预算的紧缩加剧了这种相互依赖关系。

二、资源汲取机制的缺陷与资源依赖

除了成员国国防预算下降之外，欧盟与北约的资源汲取机制本身也存在诸多缺陷。这些缺陷阻碍了欧盟与北约资源获取的稳定性，进一步加剧了二者的资源依赖关系。

（一）欧盟安全与防务政策资源汲取机制的缺陷及其影响

首先，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资源获取的“双规”制。前文已经指出，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的资源汲取事实上被划分为两个平行的轨道：一是欧盟预算，二是成员国费用自付。其对应的依据是欧盟将安全与防务政策的活动分为两种类型：民事危机管理与军事危机管理。但在实践中，民事危机管理与军事危机管理是相互交织的，对正在发生的或者即将发生的地区危机而言，很难区分究竟是从事民事危机管理还是军事危机管理。因为民事危机管理，比如警务任务、法治、平民保护、民事管理等，需要在相对和平的环境中进行。这就需要具有一定“军事意义”的行动来保障；而一旦涉及到带有“防务或军事意义”，按照欧盟条约规定，该行动不能使用欧盟预算。这样就有可能造成在欧盟独立开展的危机管理行动（没有北约参与的情况下）中，参与国与欧盟机构之间围绕如何界定行动性质产生分歧。欧盟委员会就认为这种平行的预算体系带来的风险是“重复、降低管理效率、缺乏预算透明、以及整个资金管理系统缺乏一致性。”不仅如此，欧盟对于防务开支以及行动资金行动支持的决策程序过于复杂，它既有欧盟预算，也有成员国资金支持。这就意味着欧盟的超国家机构——欧洲议会与欧盟委员会等有权力决定行动经费的支取。它还赋予了欧洲理事会在具体行动案例来决定行动费用，如军队运输、兵营建设等一些费用的支付来源。这种复杂的决策系统实际上不利于欧盟及时获取行动资源的。

其次，“雅典娜机制”在欧盟安全与防务政策的整体行动经费中所占的比例过少。事实上，欧盟为解决资金问题也曾进行过多次的谈判，但都收效甚微。“雅典娜机制”是欧盟大国间妥协的产物，但它具有欧盟防务共同预算的性质。只可惜，雅典娜机制所能提供费用只占欧盟安全与防务政策行动费用的 10%左右，大部分还需要参与行动的成员国去贡献。这就也增加欧盟资源来源的不稳定性。

再次，成员贡献的不稳定性。在没有共同预算的情况下，欧盟安全与共同防务政策的军事危机管理行动大部分资金依赖成员国的贡献。而成员国是否愿意贡献资产又完全取决于自己的国家利益。如果欧盟危机管理行动与成员国的利益关联不大，那么成员国就不会对行动贡献资金。在为欧盟安全与共同防务政策行动派兵的问题上也是如此，当这些行动是在与国家安全不直接相关的地区开展时，部分成员国对这些行动就不太感兴趣。这些问题在欧盟以后的军事危机管理行动中逐渐的暴露出来。亚历山大·马特利耶的研究表明，在欧盟乍得行动中，欧盟成员国在兵力汇聚（force generation）问题上争论最多，欧盟成员国经历了六轮会谈才达成协议，打算派出的部队规模较小。从这些事件可以看出，在地区危机管理问题上，成员国之间缺乏共同的利益。除此之外，欧盟成员国的资源贡献还受国内政治的钳制。在欧盟三大国中，虽然英法德国内政治体制存在不同，但它们派兵参与欧盟的对外行动都不同程度的需要取得国内政治团体的支持。相对而言，英法两国，特别是法国，政府在向外派兵问题上受到国会的约束较少；德国政府在该问题上受到立法机构的制约最大，因为德国宪法规定政府在向外部署本国军队时必须经过国会的批准，所以，当参与欧盟安全与外交政策的危机管理行动时，没有国内政治团体的支持，德国可能就无法向外部署军队。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外部经济环境也会对国家成员的资金贡献，当面临重大经济危机或金融危机时，成员国自然会削减军费，这自然就减少了欧盟安全与防务政策对外行动的费用支出。

（二）北约内部的“责任分担”模式存在缺陷

北约“责任分担”模式与北约资源汲取机制是一枚硬币的两面。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是北约的最大资源贡献国，美欧“责任分担”比例失调人所共知。早在上个世纪 50 年代，时任欧洲盟军最高司令的艾森豪威尔就告诫他的欧洲盟友：欧美这种严重不平衡的责任分担模式不可能长久维持。整个冷战时期，美国虽然一直要求欧洲盟国承担更多的责任，并不时以撤离欧洲相威胁。但欧美责任分担的不平衡状况一直被保留了下来，美国始终没有将威胁付诸实施。人们不免疑惑，美国是真的愿意让欧洲盟国承担更多的责任吗？事实上，在责任分担问题上，美国是矛盾的：因为更多的责任意味着更多的权利。欧洲如果承担更多的责任，那么欧洲国家必然会要求在北约决策方面更多的发言权，这就危及到了美国的北约“驾驶员”地位。

奥尔森与泽克豪泽所提出的联盟经济理论告诉人们，规模较大、经济富裕的国家将为规模较小、比较贫穷的国家承担防务费用。这似乎为美国在北约中分担过多责任的合理性提供了论证，北约依靠美国可以获取稳定的资源供给。然而，这种依靠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北约对美国的战略意义不会发生变化；二是欧洲地区一直作为美国的战略中心保持不变。而北约“专守防御”的功能以及美国作为全球性大国的地位都决定了维持上述两个条件不变是多么困难。在冷战时期，一旦美苏关系缓和，美国就会要求欧洲盟国承担更多责任，提出所谓的公平分担的原则。如尼克松总统时期，由于缓和战略的出台，美国政府宣布将不再承担盟国大部分的传统防务责任，言外之意就是要求欧洲国家承担更多的防务责任。冷战结束以后，美国的国防预算也在下降。1989 年时，美国国防预算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 6%，而到了 2000 年下降至 3%。在伊拉克战争时期，小布什政府直接绕开北约，组建了“志愿联盟”。以上分析说明，北约内部的责任分担存在的不均衡状况会直接影响北约资源来源与供给状况。当北约资源来源过度依赖美国时，它将更多依赖美国的国家利益以及战略中心等可变的因子，这就会造成北约资源供给的不稳定性。

三、资源的非对称性与资源依赖

欧盟与北约资源的非对称性也增加了二者的相互依赖。组织资源的非对称性是指由于组织资源的差异性从而导致一个组织可以提供或者协助另一个组织获取它所需要的东西。部分观点认为，在资源依赖问题上，欧盟严重依赖北约，这种依赖是单方面的。其实不然。欧盟与北约的资源是非对称性的，北约在集体防务以及军事危机管理方面拥有不可比拟的优势；但在圣马洛峰会之后，欧盟在民事危机管理方面的资源汇聚以及建设上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在这种情况下，北约拥有军事危机管理的优势资源，而欧盟则拥有民事危机管理的优势资源。现代危机管理不仅需要军事手段，还需要民事危机管理机制，这就决定了欧盟与北约在危机管理资源上的相互依赖。

（一）欧盟对北约军事资源的依赖

由于历史的积淀和冷战后适时的调整，北约成为当今世界上军事实力最雄厚的军事集团组织。北约集团不仅拥有强大的海上力量，还有无与伦比的空中力量、核打击能力、太空战能力以及信息战能力。除了这些军事力量之外，北约（主要是美国的）还拥有战略情报收集与评估系统、战区侦察能力、通讯设备以及兵力部署所需要的运输机与后勤保障。这些军事装备不仅价格昂贵，而且还需要熟练操作的军事人员。北约资源优势的第三个表现就是北约的战略计划能力（strategic planning capabilities）。战略计划或者军事计划可以分为防务计划与行动计划，二者都需要对冲突的类型以及有可能的当事方进行战略性的评估；行动计划包括对不同情景的评估，包括冲突的烈度、持久性、地理距离等等，行动情景为防务计划提供了基本依据。总之，防务计划主管兵力配备与设备、后勤等硬件建设，而行动计划则重在战略情景评估。从条约到组织，北约经历了一系列制度设计与变革。北大西洋公约只设计了北大西洋理事会（NAC）作为政治决策机构，它的主要功能是为北约盟国提供了协商与合作的框架和平台。但实际上，北大西洋理事会也为“兼具政治与军事属性的多国行动制定计划”，因此，它也是北约的重要战略计划机构。北约军事委员会是北约最高军事指挥机构，它是由参加北约军事一体化指挥系统的成员国参谋长组成。在最初几年，北约建立了各种委员会，包括防务、军事、财政与生产等等。朝鲜战争以后，北约建立了“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SHAPE），成为北约的军事指挥部。随后，北约又建立了防务委员会，后来演变成了防务计划委员会。防务计划委员是北约最重要的战略计划部门,它的主要职责是审查盟国手上现有的部队或者盟国提供给北约的部队，评估并制定未来三年的军力目标。北约军事参谋部在北约战略计划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它在北约武装力量制定过程中伙同北约秘书部和各国代表确定成员国与北约军力目标之间的差距，劝说成员国北约目标计划。除了欧洲盟军司令部，北约还建立了战区司令部，如太平洋盟军司令部、海峡司令部等。冷战结束后，北约对其军事指挥系统进行改革，缩减了指挥层次，决策过程加快，更加具有灵活性。总之，北约的军事一体化指挥体系以及成员国部队之间的交互操作能力使北约成为实力超群的军事组织。

在建立安全与防务政策之后，欧盟制定了军力发展计划，并且模仿北约的组织架构设置了政治与安全委员会、军事委员会以及参谋部等决策与执行机构。然而，在兵力、装备以及战略计划上，欧盟都与北约存在较大的差距，这造成了在地区危机管理中欧盟严重依赖北约的资源。

首先，从兵力配置上看，欧盟缺乏有效的、可以承担高烈度危机管理的军事力量。1999 年，欧盟赫尔辛基峰会宣布建立欧盟快速反应部队（ERRF）。这支部队的规模是 6 万人，并且能在 60 天内部署完成。欧盟建立这支部队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承担所谓的彼得斯贝格任务，包括人道主义援助、维和任务以及创造和平中的战斗任务。欧盟快速反应部队不是欧盟常备军（standing  army），它只是一种建立欧洲介入力量的军事模块。

欧盟原计划在 2003 年以前完成这支部队的建设，但大多数军事专家认为欧盟很难在 2003 年就完成包括快速反应部队在内的“赫尔辛基首要目标”。果不其然，到了 2003 年时，欧盟快速反应部队建设距离其既定的目标还有较远的差距。马丁·理查德指出，欧盟快速反应部队从来没有宣称它可以“完全”（fully）执行像科索沃战争那样规模的强制和平行动。其实，欧盟军事参谋部也根据几种设想的情景对快速反应部队的行动能力进行了评估：在“平民援助（Assistance to Civilians）”与“冲突阻止/预防性部署（conflict prevention/preventive deployment）”两种情景中，环境比较宽松，任务强度也没有超越欧盟快速反应部队的能力范围；但在“通过武力隔离冲突双方（separation of parties by force）”的情景中，欧盟在战斗戒备部队、航空战斗群以及海上与空中远征部队等方面能力不足就会表现出来。2002 年，英国 BBC 监控台提供的信息表明，欧盟快速反应部队差不多就是一种“幻影”，它既不能“快速反应”，也不是“部队”。英国外交与联邦事务部也预测欧盟快速反应部队最早也到 2012 年才有可能具备承担“战斗行动”的能力。上述证据表明，欧盟快速反应部队存在着能力局限，这就使得欧盟在危机管理行动中，特别是在高强度的冲突中要依赖北约的军事保护。 其次，欧盟现有的军事装备也不能完全满足危机管理行动的需求。从战略运输装备来看，欧盟最大的软肋就是欧盟不能有效的通过海陆空等运输方式来投送兵力。2002 年，欧盟安全研究院（ISS）了《实现目标：打造 ESDP 的战略机动能力》的研究报告。这份报告指出，欧盟战略运输能力存在三大缺陷：一是运输装备的不足。在欧盟成员国中，只有英法这两个老牌的殖民国家拥有一定的战略运输能力，其余国家的战略运输设备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即便是英法两国，它们的主要运输飞机是 C-130s 与 C-160s，这些型号的飞机不能运输超大超重物资；二是运输装备大多陈旧，都到了淘汰的边缘，维修费用太高；三是海洋运输能力严重不足，舰队可用性较低。除了战略运输能力的缺陷之外，欧盟在空中加油机、空中打击力量、战略信息收集与评估、战区侦察等方面的装备与能力也严重匮乏。在 1999 年的科索沃战争中，由于缺乏 KC-130 加油机和战区侦察能力，欧盟行动处处受限。

再次，欧盟在行动计划方面也依赖北约。行动计划对军事行动来说，意义重大。危机管理行动计划主要完成对危机情势的评估、界定行动目标、选定行动地域、确定行动参与国。作为一个危机管理的新来者，欧盟的行动计划能力首先承袭了西欧联盟原有的计划能力。自 1992 年明确宣布承担“彼得斯贝格任务”之后，西欧联盟建立了防务计划小组、卫星观察中心和情报研究中心。1999 年赫尔辛基欧盟峰会之后，西欧联盟的功能与资产逐渐被欧盟所吸纳，欧盟借助西欧联盟原有的行动计划资产使自己具备了一定的计划能力。2000 年 12 月，欧盟尼斯峰会之后，欧盟设立了政治与安全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军事参谋部等三个机构，初步建立了欧盟危机管理行动计划体系。

在西欧联盟时期，虽然它有防务计划小组和情报研究中心，并且也制定过“突发性事件计划方案”。按照这些方案，西欧联盟可以根据威胁大小、部署军队的远近、冲突的强度、预计时间以及行动成本等指标来调配西欧联盟麾下的兵力。但冷战后西欧联盟开展行动规模比较小，风险不高，并且有几次行动还是在北约的配合下开展的，比如 1990 年至 1991 年的亚得里亚海扫雷行动。在欧盟的行动计划机构中，军事参谋部和军事司令部起着关键性作用。在欧洲理事会决定介入某场危机后，军事参谋部的主要任务就是根据欧盟高级代表的“危机管理方案”（CMC）制定“军事战略选择”（MSOs）。

“军事战略选择”将详细说明军事行动的过程、所需资源以及存在的限制条件；它还包括对行动可行性与风险进行评估，并且规划指挥与控制机构以及参考性军事能力。一旦军事战略选择被确定，军事参谋部内部的行动指挥部（Operations  Directorate）就会制定详细的军事指令（IMD）。当欧盟的行动指挥官接到参谋部的军事指令后，行动司令部（OHQ）也进入到了行动策划进程中；行动司令部协助行动指挥官制定行动方案、行动需求清单、行动计划、行动最终的目标以及退出策略。行动司令部是将政治战略与军事行动连接起来的中介，它在行动指挥官的领导下对行动实施指挥与控制。然而，由于英法德三国对欧盟设立统一的军事指挥中心看法不一，欧盟一直没有建立常设的行动司令部。

在具体的危机管理行动中，欧盟需要借助其成员国的军事司令部或者北约总部来实施危机管理行动。当欧盟选择使用某个国家的军事司令部作为行动司令部时，这个国家就被称之为“框架国”。“框架国”方案是欧盟在常设司令部缺失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这种方案受到外部因素的干扰。并非欧盟所有的成员国都合适做“框架国”。在欧盟成员中只有英法德意等国建立了常设的联合指挥中心，如英国的诺斯伍德司令部、法国的克里尔司令部等。国家是否愿意成为“框架国”还取决于欧盟危机管理行动与该国的利益是否具有高度关联性以及国家资源是否充足。另外，欧盟的行动计划需要长期的磨合和长远的规划，采用“框架国”模式实际上就是以某个国家为主导，临时的召集其它参与国的军事官员拼凑成一个行动司令部。这些军事人员之间缺乏长期合作而形成的默契，以至于在某些危机状态下不能做出敏捷而又高效的反应。

因此，在尚未建立起常设性军事司令部的情况下，欧盟需要利用北约总部的行动计划资产。这就造成了欧盟在行动计划方面对北约的依赖。

（二）北约对欧盟民事资源的依赖

国际危机管理的主要任务就是防止危机发生、抑制危机升级以及消除危机影响。冷战后欧洲地区危机管理的经验表明，有效的危机管理与冲突解决需要一种整体性的方式——一种能够整合军事与民事手段的方式。有学者提出，在新型国际干预中，不仅要求军事手段与民事手段并重，甚至更强调民事手段，军事手段作为配合。从长远来看，军事力量虽然可以通过快速反应，建立“安全区”等手段来隔离冲突双方，缔造和平，但要想实现恢复秩序、国家重建，彻底消除冲突的根源则需要民事力量。当代地区危机与冲突解决手段的复合性要求介入危机管理中的行为体必须具备民事资源与军事资源。这对北约来说也不例外。在北约冷战后开展的行动中，如北约在波斯尼亚、科索沃等地开展的行动，由于这些地区缺乏功能完整的民事机构、有效的基础设施以及良善的国内秩序，它们给北约的行动带来了更加复杂的挑战。作为一个军事组织，北约无法单独开展诸如国家重建、警察培训等民事任务。也许正是因为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在科索沃战争以后，北约提出了“军事-民事合作”（CIMIC）的概念，试图加强同其它国际机构展开合作。

相比北约，欧盟民事危机管理资源具有显而易见的优势。长期以来，欧盟都以其“民事权力”身份而享有盛誉。早在 1999 年，欧盟高级代表索拉纳就指出，与许多国际组织相比，欧盟在非军事性危机管理中积累了更多的经验，也投入了更多的资源。欧盟的民事行动经验丰富，在 1991 年欧盟就曾派出欧洲委员会监控使命，主要监督南斯拉夫从斯洛文尼亚撤军以及观察和监督人权以及警察事务；后来欧盟在巴尔干半岛还开展过欧盟监督使命；从 1994 年到 1996 年，西欧联盟曾组建过联合警察力量，派驻莫斯塔。圣马洛宣言之后，欧盟大力发展民事危机管理，一般来说，欧盟在民事危机管理中的资源优势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人力资源丰富。在 2000 年的欧盟费拉峰会上，各国首脑确定欧盟优先发展四个领域内的民事危机管理能力：警务、法治、民事管理与平民保护。按照 2000年欧盟制定的首要目标，在警务领域，欧盟将征召 5000 名警察，其中 1000 名可以在 30 天内完成部署。但实际上，已经征召 5761 名警察，其中有 1400 名警察可以在 30 天内完成部署。在法治领域，欧盟计划征召 200 名由检察官、法官和监狱警察组成的法治专家，但实际到位的人员达到 631 人，其中 60 人可以在 60天内部署完毕。在民事管理领域，欧盟征召了 562 名行政人员，可以从事户籍管理、地方行政以及定制服务等工作。在平民保护领域，欧盟计划组建由 10 位专家组成的 2 到 3 个评估小组，由 2000 人组成的平民保护小组，但实际到位 4988人。

（2）有相对健全的规划机构。欧盟政治与安全委员会对民事危机管理实施

北欧家具篇7

【论文摘要】：北欧各国因其建立的“北欧模式”而被称为福利国家制度的典范，但20世纪70年代以来它们在福利国家制度建设中也暴露出了许多矛盾和问题。文章对北欧福利国家的危机，对90年代以来北欧各国福利国家的改革进行了分析，这对建立和完善我国 社会 保障制度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二战后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建立了福利国家制度，其中北欧各国（主要指瑞典、丹麦、挪威、芬兰）的福利国家制度堪称典范。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社会 经济 条件的变化，北欧的福利国家制度也出现了诸多的矛盾和问题，陷入了福利国家的危机。90年代以来，北欧各国对其原有的福利国家制度进行了新的探索和政策调整，使福利国家制度逐步走出了危机。对北欧福利国家的改革进行分析，借鉴北欧的福利国家制度建设的经验教训，对于构建 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中的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北欧福利国家改革的背景

所谓福利国家就是由国家立法而建立起来的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现代意义上的北欧福利国家则是在二战以后建立起来的。战后至70年代初是北欧社会福利事业大发展的时期。此时的北欧经济已度过了复苏阶段，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经济的高速增长为福利国家的完善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这一时期北欧各国在原有的福利制度的基础上，在内容上不断进行充实和扩展，形成了被称为社会 民主 主义体制的福利模式。该模式以普遍主义和社会平等观念为价值核心，具有高 税收 和高再分配效应等制度特征。北欧福利国家制度在战后至70年代对于缓解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促进经济的持续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北欧各国也因此被称为“福利国家的橱窗”和“西方世界的社会试验室”。70年代中期以来，在石油危机的打击下，北欧各国相继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陷入了“滞胀”（高通胀、高失业、低经济增长）的困境。经济危机又引发了与之密切相联的“福利国家”的危机，给经济、社会以及 政治 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一）经济危机致使福利国家难以为继

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实际上是经济增长成果分享的结果。在70年代初之前，北欧各国的经济增长基本上还可以维持社会福利状况的改善。但是在7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石油危机而引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使北欧各国的经济陷入困境。但由于福利制度的刚性， 只能增加，不能减少，北欧各国不得不继续提高福利水平。日益庞大的社会保障支出使政府赤字剧增，债台高筑，出现了巨大的“ 财政 黑洞”。到80年代中期，在1988年，丹麦的净外债占到了其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40 .2%，瑞典占23 .0%，挪威占20 .2%.在1990年芬兰的预算还是盈余的，但此后，经常项目逆差上升到了250亿马克以上，几乎达到了国民生产总值的5%.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北欧各国的经济状况更加恶化。

（二）高税收、高福利和福利平均化导致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北欧各国的高福利是靠征收高额累进税来支撑的。税收过高，意味着追加的劳动生产物大部分将落入政府手中，这就“截断了劳动与收益之间的联系”，打击了人们的劳动积极性。7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持续的通货膨胀，北欧各国职工的名义工资有了较大的增加，但人们却不愿意晋入高一级的累进税交纳标准，这是因为很多人的工资增加反而不能抵补多交税款的部分。为了维持年收入不致越入高一级的纳税标准，很多职工隔一段时间就要请几天病假。据 统计 ，在瑞典职工每年平均病休日，1960年为19. 2天，而在1979年则增至23天，许多工厂企业的缺勤率常常高达20%以上，从而创下了欧洲最高的旷工率。同时，由于福利政策给予无业者和失业者的社会 保险 同在职人员的收入相差无几，依赖社会保障不但可以维持基本生活，而且不用纳税，其结果是不愿意工作的懒汉越来越多，造成了一批寄生于该制度的“食利者”阶层，这批“食利者”的存在，不仅破坏了福利制度建设的初衷，而且造成了许多新的社会问题。瑞典 经济学 家林德贝克则把上述现象称为福利国家中的“工作泄劲”，他指出，在高税收和高福利的情况下，产生出一种所谓“替代效应”，即人们宁愿以多缺勤来取代过去的多工作，以便在家里从事某种服务性生产，有的甚至干私活，搞黑市交易，或者以“失业”替代“就业”，以便靠失业救济金生活而等待更好的工作。他认为高税收和高福利所造成的人们“工作泄劲”问题，乃是生产率下降的一个深刻原因。

（三）北欧各国政治的一致性发生了动摇

战后，随着社民党政府“阶级合作”政策的推行，北欧各国的政府、工会和企业之间在政治上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为福利国家的建立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而70年代中期以后，福利国家危机导致了北欧各国的各种矛盾激化，这种政治的一致性逐渐动摇。右翼政党和雇主联盟把其国内面临的一切经济和社会问题都归因于社民党长期以来对社会经济的过分干预，北欧各国社民党的执政优势受到了冲击。从70年代中后期开始，社民党自30年代以来在北欧政坛长期执政的局面被打破，右翼政党上台执政，北欧各国的政治力量的对比开始由左翼政党占主导地位向左右翼政党势力均衡的方向转移。政治 环境 的变化使得北欧各国的左、右翼政党都把改革福利国家作为它们吸引选民的主要手段。

二、北欧福利国家改革的主要措施

20世纪80年代，北欧各国政府开始尝试对社会福利政策进行改革，其中包括改革税制，削减社会福利，减少国家补贴等。但由于北欧社会福利制度遇到的困境积重难返，再加上北欧各国经济的长期衰退，失业率上升，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在此时，对福利制度任何微小的改革，都会对居民中相当一部分人产生影响。因此，这一时期的改革力度不大，效果甚微。20世纪90年代以来，北欧各国进一步加大了改革力度，其具体措施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社会福利制度地方化改革

在社会福利制度地方化改革方面，北欧各国强调中央政府的权力下放，使地方政府成为社会福利的主要提供者，其目的是要减轻中央政府社会福利支付的负担，充分发挥地方政府在社会福利实施和 管理 中的积极作用。在瑞典，他们按照“贴近居民生活和了解居民需要”的程度，建立了三级 公共 服务体系，并进行了相应的职能划分：第一级是中央政府，主要是负责全国社会福利和社会服务方面的法规建设和发展的规划。第二级是郡政府，负责国家福利和社会服务政策方针在本地区范围内的细则和补充，并提供医疗 保健 服务的管理。第三级是市镇政府，负责中央政府和郡政府上述方针政策在本辖区范围内的补充，以及负责各类社会服务、 金融 支持等事务。挪威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也有非常明确的分工。市级政府主要负责劳动力密集型服务，中央政府主要负责收入再分配和其他集体。一般情况下，大约70%的劳动者福利以及75%的公共部门雇员工资由地方政府支出； 行政 管理、国防、养老金等，中央政府支出占绝大多数。因此，福利政策的实施者主要是地方政府。在丹麦和芬兰，中央政府只负责制定政策、标准、计划和实施转移支付等宏观调控方面的任务，大多数职责都下放给地方政府承担，包括老年人的照顾和服务、婴儿家庭补贴、残疾人 康复 和照料、失业救济（没有交纳社保费的失业人员）、生病津贴以及社会养老金分配等，地方政府也被称为“全能政府”，有充分的权力进行具体的福利立法，担负着完成社会政策的任务。

（二）医疗服务方面的改革

北欧国家在医疗服务方面改革的目标是控制健康医疗费用支出，防止医疗费用需求无限扩大。其主要措施：一是改变医疗预算体制和方法，将原有的固定医院预算制改为浮动制，对医院的预算拨款与医院的实际医疗效果挂钩。二是“个人自由选择医院原则”。根据这一原则，公民个人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一般是一个城市内）选择任何一家医院就医。由于医院的医疗效率直接影响到其预算拨款额，这一措施促进了医院间的竞争，改善了医疗服务水平。三是在医疗服务领域引进私人 投资 。1992年，瑞典政府颁布法令，提出有效合理利用各种老年社会服务资源，提高老年社会服务实际效果，强调为老年人提供更多的个人选择机会。当年，瑞典建立270个私营老年护理机构，占瑞典全国老年护理机构的1/3，71个地方政府和6个郡政府已经就老年和儿童照顾与私营社会福利机构签定了协议。芬兰在老人护理和儿童日间照顾方面也进行了一些改革，尝试由私营机构经营。

（三）就业政策的改革

北欧福利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充分就业”，它的基本含义就是对“工作权利”的确认与确定。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北欧各国开始引入强调“工作义务”的新的就业政策。例如，瑞典政府设立了一个新的“职业生涯发展”项目，这个项目的服务范围从 教育 扶助一直延伸到社区工作，受益者可以获得一份培训津贴，数额与失业救济金相等。在失业保险方面，1988—1993年期间，不存在等候期，并且补偿水平为以前收入的90%，最高限额略低于蓝领平均工资水平。从1993年7月起，政府重新设立了为期5天的等待期，补偿水平也降低到以前收入的80%（有一段时间为75%）。1995年挪威政府在“福利白皮书”中明确宣布将“收入扶持”政策中“消极的扶持”改为“积极的联系”，鼓励津贴领取者“自立”，强调权利与义务之间的联系，强调每个公民既享有给付的权利，又要有工作的义务。丹麦在“1997年劳动力 市场 改革”法案中将“灵活化”（即或接受给予的工作，或失去任何津贴）与权利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将失业的最大权利减少到7年，规定头4年是有“权利与义务”的，而后3年则是永久“灵活化”的。1997年颁发的“社会救助法案”进一步规定，没有工作就无权接受公共津贴，而只能接受地方政府的安排。

（四）养老金改革

在养老金改革方面，北欧各国主要侧重结构调整，其改革的目标是使养老金制度更加灵活机动，使领取养老金的人和在业人员来共同分担和分散风险，以改变目前的养老金集中使用， 投资 收益与个人无关，风险完全由在业的人员来承担的现状。1994年瑞典议会通过了新的退休制度，一是改变了过去实行的养老金一视同仁，所有人退休后都拿工资的60%的做法，规定养老金额要按照个人年龄、国家 经济 情况计算，因人而异；而且实行退休越晚，养老金越高的办法；二是对养老金从现收现付制度转变为现收现付与基金积累制相结合。其主要内容是将18 .5%的总缴费一分为二：16%被划入到现收现付型的养老金制度，2. 5%被划入到一个强制性的基金账户，进行投资增值，以减轻养老金支付的压力。在芬兰，1996年对国民养老金进行了改革。在原体制下，任何公民达到法定年龄都可以得到国民养老金津贴。这项制度已于1996年被取消，代之以“以收入为基础的基本养老金”，即根据其他 社会 福利待遇领取情况确定公民是否仍然享有国民养老金资格。近年来，丹麦的养老金制度也开始从完全由国家提供向部分由私人自付转变。

（五） 税制改革

在税制方面，北欧各国深感多年推行的所得税及工资税等起点太高，严重影响了公司投资和个人发展的积极性，并且阻碍劳动生产力的发展。为此，减税就成为北欧各国税制改革的一个重点。瑞典政府在1989—1990年的“世纪的 税收 改革”中，将所得税的最高税率从1989年的72%降低到68%.公司所得税也从50%降低到30%.1993年丹麦宣布在今后5年内将所得税率的上下限分别由68%和57%下调到58%和38%.1998年丹麦政府也通过税收改革逐步降低低收入阶层的个人所得税税率，提高中等收入阶层的免税限额和降低公司税，同时提高能源税和改变年金基金的纳税制度。挪威在1992年的税制改革中将普通劳动者、个体经营者和公司的所得税从57. 8%、62 .7%、50. 8%分别降到48 .8%、51 .7%、28%，并进一步扩大了税基。此外，在20世纪90年代初，芬兰、挪威和瑞典还引进了双重所得税系统，双重所得税系统（dit）的主要 指导 原则在于将对劳动收入的累进税率与对公司和资本收入的不变税率相结合，从而形成了广阔的税基和相对低的税率。

三、对北欧福利国家改革的评价和启示

（一）对北欧福利国家改革的评价

1. 北欧福利国家改革的实质是进一步调整福利国家的组织模式，改变国家行为和加强社会的 政治 自我调节，意在保持福利国家对整个社会机体积极作用，同时修正其消极的一面。所要达到的目标是减轻政府的负担、激发企业的活力、培养个人的社会责任感，鼓励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以建立一个国家、企业、个人彼此协调负责、良性互动、充满创新和活力的福利国家。而在国家、企业、个人这三者的关系中，重点是培养和提升个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就业能力。

2. 从改革的力度上看，北欧福利国家的改革较为稳健和谨慎。这是因为，长期以来高福利已成为北欧社会的一种政治 文化 ，得到了各政治派别和广大民众的认可和接受，任何改革的举措都要考虑到广大民众和利益集团的反应。因此，它们都不愿在此问题上有任何过激的举动，而在选举政治中失去选民的信任和支持。

3. 从特点上看，北欧福利国家改革既体现出与其他西方国家福利制度改革的一致性，如实行社会福利支出紧缩政策，也有不同于其他西方国家福利制度改革的独特性，例如社会福利地方化改革成为北欧福利国家改革的重要政策措施，北欧各国政府也没有像英、美那样将社会福利私营化作为改革的重要目标，而是通过在社会福利中引入竞争机制，以实现提高福利国家制度效果的目标，这使得北欧福利国家改革具有鲜明的国别特色。

4. 从改革的效果看，20世纪90年代北欧国家的福利改革初显成效，基本上控制住了 公共 开支不断增长的势头，例如，从1995年到2003年，瑞典、丹麦、挪威和芬兰的社会支出占gdp的百分比分别从34. 6%、32 .2%、27. 3%、31 .7%降到了33 .5%、31 .1%、25 .6%、27 .0%.而失业率也分别从7. 7%、7 .0%、4. 9%、15. 5%降到了4 .9%、5. 5%、4 .5%、9. 1%. 尽管数据变化幅度不大，但毕竟福利改革已取得了初步的成果。而北欧福利国家制度若要发生根本的改观，仍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二）北欧福利国家改革对我国的启示

北欧家具篇8

关键词：北欧；福利国家；改革；启示

二战后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建立了福利国家制度，其中北欧各国（主要指瑞典、丹麦、挪威、芬兰）的福利国家制度堪称典范。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北欧的福利国家制度也出现了诸多的矛盾和问题，陷入了福利国家的危机。90年代以来，北欧各国对其原有的福利国家制度进行了新的探索和政策调整，使福利国家制度逐步走出了危机。对北欧福利国家的改革进行分析，借鉴北欧的福利国家制度建设的经验教训，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北欧福利国家改革的背景

所谓福利国家就是由国家立法而建立起来的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现代意义上的北欧福利国家则是在二战以后建立起来的。战后至70年代初是北欧社会福利事业大发展的时期。此时的北欧经济已度过了复苏阶段，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经济的高速增长为福利国家的完善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这一时期北欧各国在原有的福利制度的基础上，在内容上不断进行充实和扩展，形成了被称为社会民主主义体制的福利模式。该模式以普遍主义和社会平等观念为价值核心，具有高税收和高再分配效应等制度特征。北欧福利国家制度在战后至70年代对于缓解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促进经济的持续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北欧各国也因此被称为“福利国家的橱窗”和“西方世界的社会试验室”。70年代中期以来，在石油危机的打击下，北欧各国相继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陷入了“滞胀”（高通胀、高失业、低经济增长）的困境。经济危机又引发了与之密切相联的“福利国家”的危机，给经济、社会以及政治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一）经济危机致使福利国家难以为继

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实际上是经济增长成果分享的结果。在70年代初之前，北欧各国的经济增长基本上还可以维持社会福利状况的改善。但是在7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石油危机而引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使北欧各国的经济陷入困境。但由于福利制度的刚性， 只能增加，不能减少，北欧各国不得不继续提高福利水平。日益庞大的社会保障支出使政府赤字剧增，债台高筑，出现了巨大的“财政黑洞”。到80年代中期，在1988年，丹麦的净外债占到了其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40 .2%，瑞典占23 .0%，挪威占20 .2%.在1990年芬兰的预算还是盈余的，但此后，经常项目逆差上升到了250亿马克以上，几乎达到了国民生产总值的5%.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北欧各国的经济状况更加恶化。

（二）高税收、高福利和福利平均化导致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北欧各国的高福利是靠征收高额累进税来支撑的。税收过高，意味着追加的劳动生产物大部分将落入政府手中，这就“截断了劳动与收益之间的联系”，打击了人们的劳动积极性。7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持续的通货膨胀，北欧各国职工的名义工资有了较大的增加，但人们却不愿意晋入高一级的累进税交纳标准，这是因为很多人的工资增加反而不能抵补多交税款的部分。为了维持年收入不致越入高一级的纳税标准，很多职工隔一段时间就要请几天病假。据统计，在瑞典职工每年平均病休日，1960年为19. 2天，而在1979年则增至23天，许多工厂企业的缺勤率常常高达20%以上，从而创下了欧洲最高的旷工率。同时，由于福利政策给予无业者和失业者的社会保险同在职人员的收入相差无几，依赖社会保障不但可以维持基本生活，而且不用纳税，其结果是不愿意工作的懒汉越来越多，造成了一批寄生于该制度的“食利者”阶层，这批“食利者”的存在，不仅破坏了福利制度建设的初衷，而且造成了许多新的社会问题。瑞典经济学家林德贝克则把上述现象称为福利国家中的“工作泄劲”，他指出，在高税收和高福利的情况下，产生出一种所谓“替代效应”，即人们宁愿以多缺勤来取代过去的多工作，以便在家里从事某种服务性生产，有的甚至干私活，搞黑市交易，或者以“失业”替代“就业”，以便靠失业救济金生活而等待更好的工作。他认为高税收和高福利所造成的人们“工作泄劲”问题，乃是生产率下降的一个深刻原因。

（三）北欧各国政治的一致性发生了动摇

战后，随着社民党政府“阶级合作”政策的推行，北欧各国的政府、工会和企业之间在政治上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为福利国家的建立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而70年代中期以后，福利国家危机导致了北欧各国的各种矛盾激化，这种政治的一致性逐渐动摇。右翼政党和雇主联盟把其国内面临的一切经济和社会问题都归因于社民党长期以来对社会经济的过分干预，北欧各国社民党的执政优势受到了冲击。从70年代中后期开始，社民党自30年代以来在北欧政坛长期执政的局面被打破，右翼政党上台执政，北欧各国的政治力量的对比开始由左翼政党占主导地位向左右翼政党势力均衡的方向转移。政治环境的变化使得北欧各国的左、右翼政党都把改革福利国家作为它们吸引选民的主要手段。

二、北欧福利国家改革的主要措施

20世纪80年代，北欧各国政府开始尝试对社会福利政策进行改革，其中包括改革税制，削减社会福利，减少国家补贴等。但由于北欧社会福利制度遇到的困境积重难返，再加上北欧各国经济的长期衰退，失业率上升，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在此时，对福利制度任何微小的改革，都会对居民中相当一部分人产生影响。因此，这一时期的改革力度不大，效果甚微。20世纪90年代以来，北欧各国进一步加大了改革力度，其具体措施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社会福利制度地方化改革

在社会福利制度地方化改革方面，北欧各国强调中央政府的权力下放，使地方政府成为社会福利的主要提供者，其目的是要减轻中央政府社会福利支付的负担，充分发挥地方政府在社会福利实施和管理中的积极作用。在瑞典，他们按照“贴近居民生活和了解居民需要”的程度，建立了三级公共服务体系，并进行了相应的职能划分：第一级是中央政府，主要是负责全国社会福利和社会服务方面的法规建设和发展的规划。第二级是郡政府，负责国家福利和社会服务政策方针在本地区范围内的细则和补充，并提供医疗保健服务的管理。第三级是市镇政府，负责中央政府和郡政府上述方针政策在本辖区范围内的补充，以及负责各类社会服务、金融支持等事务。挪威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也有非常明确的分工。市级政府主要负责劳动力密集型服务，中央政府主要负责收入再分配和其他集体性服务。一般情况下，大约70%的劳动者福利以及75%的公共部门雇员工资由地方政府支出；行政管理、国防、养老金等，中央政府支出占绝大多数。因此，福利政策的实施者主要是地方政府。在丹麦和芬兰，中央政府只负责制定政策、标准、计划和实施转移支付等宏观调控方面的任务，大多数职责都下放给地方政府承担，包括老年人的照顾和服务、婴儿家庭补贴、残疾人康复和照料、失业救济（没有交纳社保费的失业人员）、生病津贴以及社会养老金分配等，地方政府也被称为“全能政府”，有充分的权力进行具体的福利立法，担负着完成社会政策的任务。

（二）医疗服务方面的改革

北欧国家在医疗服务方面改革的目标是控制健康医疗费用支出，防止医疗费用需求无限扩大。其主要措施：一是改变医疗预算体制和方法，将原有的固定医院预算制改为浮动制，对医院的预算拨款与医院的实际医疗效果挂钩。二是“个人自由选择医院原则”。根据这一原则，公民个人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一般是一个城市内）选择任何一家医院就医。由于医院的医疗效率直接影响到其预算拨款额，这一措施促进了医院间的竞争，改善了医疗服务水平。三是在医疗服务领域引进私人投资。1992年，瑞典政府颁布法令，提出有效合理利用各种老年社会服务资源，提高老年社会服务实际效果，强调为老年人提供更多的个人选择机会。当年，瑞典建立270个私营老年护理机构，占瑞典全国老年护理机构的1/3，71个地方政府和6个郡政府已经就老年和儿童照顾与私营社会福利机构签定了协议。芬兰在老人护理和儿童日间照顾方面也进行了一些改革，尝试由私营机构经营。

（三）就业政策的改革

北欧福利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充分就业”，它的基本含义就是对“工作权利”的确认与确定。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北欧各国开始引入强调“工作义务”的新的就业政策。例如，瑞典政府设立了一个新的“职业生涯发展”项目，这个项目的服务范围从教育扶助一直延伸到社区工作，受益者可以获得一份培训津贴，数额与失业救济金相等。在失业保险方面，1988—1993年期间，不存在等候期，并且补偿水平为以前收入的90%，最高限额略低于蓝领平均工资水平。从1993年7月起，政府重新设立了为期5天的等待期，补偿水平也降低到以前收入的80%（有一段时间为75%）。1995年挪威政府在“福利白皮书”中明确宣布将“收入扶持”政策中“消极的扶持”改为“积极的联系”，鼓励津贴领取者“自立”，强调权利与义务之间的联系，强调每个公民既享有给付的权利，又要有工作的义务。丹麦在“1997年劳动力市场改革”法案中将“灵活化”（即或接受给予的工作，或失去任何津贴）与权利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将失业的最大权利减少到7年，规定头4年是有“权利与义务”的，而后3年则是永久“灵活化”的。1997年颁发的“社会救助法案”进一步规定，没有工作就无权接受公共津贴，而只能接受地方政府的安排。

（四）养老金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