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程投资范文

返程投资篇1

关键词：假外资；非特殊目的公司；境内上市；瑕疵及弥补

一、研究假外资上市的现实意义

新税法实施前，“假外资”因内外资税赋的巨大差异导致的政策套利一直广受关注。新税法实施后尽管内外资企业所得税趋同，但个别地区，特别是沿海发达地区，利用外资的数量成为地方政府政绩考核指标之一，地方出台的土地、水电等隐性优惠政策仍对外资存在偏好，导致大量企业继续采用假外资形式设立；另一方面，部分当初采用假外资形式设立的企业，充分享受政策的庇护后已具备上市规模，加之境内资本市场的逐步规范和发展，政府也希望更多的优质企业在境内上市。鉴于此，如何成功实现境内上市也成为一个现实问题摆在这些企业面前。

二、不同类型的假外资上市的政策环境

“假外资”在经济学上也被称为“返程投资”，具体表现为一个经济体境内投资者将其持有的货币资本或股权转移到境外，再作为直接投资投入该经济体的经济行为。依据设立动机可分为两类：一是主要以境外融资为目的的“特殊目的公司”返程投资，内资企业拟在境外上市融资，须在境外设立上市实体，然后返程投资境内公司；二是主要以获取税收优惠为目的的“非特殊目的公司”返程投资。

对于第一类返程投资，即设立特殊目的公司、搭建红筹架构拟实现境外上市，境外所筹资金作为增量外资（外商投资增资）或者境内资产存量变现收入（包括减持拥有的境外股票）流入境内。实现多渠道筹措资金，既可以满足企业快速发展的需要，又可以带来新的资本形成和就业。该类融资性的返程投资属于价值创造，严格意义上说是属于中国政府政策鼓励的做法，亦有75号文和10号文的约束规范，符合有关法律条款的规定。

该类企业回归境内A股上市，从2008年以来证监会主板和创业板历次保荐人培训及红筹回归上市的成功案例归纳，证监会审核对于返程投资回归是持肯定态度的。虽未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固定模式，如将红筹架构恢复为境内直接控股，历次股权转让及外资化和落地过程中符合外资、外汇管理规定，报告期内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董事、高管、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则返程投资行为不会构成申请发行上市的障碍。

第二类返程投资只是纯粹的境内资本，“内资外资化”，既没有真正的“走出去”，也没有真正的“引进来”，实质上是政策寻租，不会带来新的资本形成和就业，反而导致国家税收流失。该类以获取税收优惠为目的的“非特殊目的公司”返程投资设立之初就处于灰色地带，多有争议，且数量众多，具有普遍性，不像红筹架构的特殊目的公司一样有章可循。

对通过审核的上市案例研判， 2008年以来虽有多家企业成功上市，但也有部分采用此架构的企业未能通过审核。企业上市成功与否由多种因素决定，但成功案例至少表明在证监会审核层面该类返程投资已不构成上市的实质障碍。

三、假外资境内上市的特殊瑕疵及弥补措施

假外资境内上市涉及的法律规定，除《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外，对返程投资做出规定和约束的主要还有《关于境内居民通过境外特殊目的公司融资及返程投资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2005]75号文）、《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10号文）以及《境内居民通过境外特殊目的公司融资及返程投资外汇管理操作规程》（汇发[2011]19号文）。

假外资企业设立与监管方式与内资企业有所不同，以境外融资为目的的“特殊目的公司”返程投资与以获取税收优惠为目的的“非特殊目的公司”返程投资在外汇登记和监管上也不尽相同。如无特别说明，下文主要从实证出发，重点讨论以 “非特殊目的公司”假外资的上市面临的主要问题，该类假外资数量众多，设立运作相对不规范，问题具有普遍性。

1、“非特殊目的公司返程投资” 标识问题

不以境外融资为目的的境外企业，该境外企业视为非特殊目的公司处理，不属于汇发[2005]75号文调整的对象。境外企业已对境内进行直接投资的，境内居民个人无需为该境外企业办理特殊目的公司登记，但该境外企业控制的境内企业所在地外汇局，应在直接投资外汇管理信息系统中将其标识为“非特殊目的公司返程投资”。

办理“非特殊目的公司返程投资”标识时，须满足：（1）境内居民个人应提供其境外权益形成过程中不存在逃汇、非法套汇、擅自改变外汇用途等违法外汇管理法规的证明材料；（2）返程投资设立的外资企业在办理外汇登记时是否存在虚假承诺；（3）2005年11月1日至申请日，返程投资设立的外资企业是否向境外支付利润、清算、转股、减资、先行回收投资、股东贷款本息等款项。对于存在违规行为的，应移交外汇检查部门处罚后，再在直接投资外汇管理信息系统中办理“非特殊目的公司返程投资”标识。

实务中在办理“非特殊目的公司返程投资”标识时曾有因违反上述第二条的虚假承诺和第三条的擅自分红导致违规案例，如定性为违规，则需多方沟通协调，避免违背《首发办法》中第二十五条第（二）款“发行人最近36个月内违反工商、税收、土地、环保、海关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受到行政处罚，且情节严重”而影响上市。

2、返程投资架构中的合规性问题

从公开披露的招股书及反馈意见归纳，证监会关注点集中在设立外资架构的原因、境内居民个人境外直接投资是否履行相关外汇登记手续、境内居民个人境外直接投资的资金来源以及境内被投企业的外汇登记手续是否完备。

目前的处理思路是认定境外设立的公司为“特殊目的公司”的，须根据75号文办理外汇登记或在75号文规定的宽限期内补办外汇登记；若保荐人及律师论证境外公司为“非特殊目的公司”，得到当地外汇管理分局的书面证明，则无须办理外汇登记。

设立外资架构的原因解释多样，有成功过会的公司直接承认“系为合理享受外商投资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不失为可借鉴的案例。

对于境外出资来源，过会企业大多解释为境外借款。但也有案例显示境外公司对发行人的出资所涉外汇资金并非从境外汇入发行人帐户，而系以境内非居民个人现汇账户中的外汇资金投入发行人，未办理相关外汇登记手续，但后来股权转让时得到整改。该问题总体原则是只要自然人能够对境外出资的来源解释清楚，且不违反相关外汇管理的规定即可。

3、关联交易或同业竞争的重组问题

为充分享受税收优惠，个别境内自然人在一个经营实体结束“两免三减半”期限或仅仅“两免”结束后，即按同样股权结构新设一个或若干个假外资，经营相同业务或者成立关联的采购和销售公司，通过转移定价方式使利润在集团内部调整，实现税赋最低化。

该类企业上市无疑面临严重的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构成上市实质障碍。关联企业多数经营未满十年，注销或合并面临补缴既得的税收优惠风险，势必给重组造成一定局限。

该类问题解决一般采取境内拟上市主体公司向所在地外经贸管理部门和外汇管理部分申请购汇设立境外公司，由该新设境外公司收购关联企业外资股权，内资股权转至拟上市主体公司名下。若重组的规模较大，会有重组后运行一年的要求。

4、税收优惠问题

根据新税法对居民企业“实际管理机构地标准”，假外资严格意义上属于居民企业，其曾经享受或正在享受的税收优惠已非理所当然。但从目前发行审核结果角度看，一般不会成为上市障碍。当然，如能主动补缴不合理的税收优惠则无疑更有利于过会，但因补缴成本过高，补缴案例并不常见。

返程投资篇2

这个老乡就是开县返乡创业者协会会长武俊平。

1990年，武俊平跟随同乡到广东东莞打工，从后勤主管、车间主管做到总经理助理。1995年，他创办了自己的服装厂，产品远销海外。在数十万开县打工仔中，率先成功的武俊平，对贫穷落后的家乡，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情怀。

1999年春节，县领导到广东考察来到了他的厂，父母官欢迎他回家乡投资的肺腑之言深深地感动了他。当年，他就把在东莞的部分资金和设备运回开县，在新县城建起了制衣厂，到2002年，他又增加了5条生产线，年产值达到800万元。

口口相传，武俊平二次创业成功唤起了开县外出务工人员回乡创业的激情。在合资企业打工近6年的陈小林，知道家乡优惠的招商引资政策后，返乡投资50万元开办电脑公司和职业学校，并在2000年投资600万元建成开县最大的集养殖、观光娱乐为一体的龙洲湖游乐园。

…………

“返乡创业潮”对鲜有外来投资的开县无异于“雪中送炭”。开县县委、县政府要搞一个行业协会来搭起沟通的桥梁。

成立返乡创业者协会！县领导的心思与武俊平的想法不谋而合。

2002年8月3日，在县委、县政府的一手促成下，“开县返乡创业者协会”宣告成立，武俊平被推举为会长。

协会成立后，每年都要和开县主要领导一起，奔赴广东、北京、上海等开县籍打工仔聚集的地方看望慰问；每年春节期间，都要召开“外出务工人员春节返乡座谈会”，畅谈家乡的发展变化，唤起他们回乡创业的激情。打工仔们也利用回家过年的机会，纷纷与协会取得联系，考察、询问回乡创业的相关事宜。一些没回来过年的打工仔还写信委托家里人前去探问。“交一位朋友、联一位老板、找一个项目、引一笔资金、办一个企业”，协会的“回引工程”很快就见了效果。

与此同时，县里还配套出台了《关于鼓励外出务工人员回乡办企业（实体）的若干优惠政策》等，在土地使用、工商注册、资金信贷、人口管理、子女入学等方面大开绿灯，设立了“返乡创业绿色通道”。

如今，返乡创业者协会的会员已发展到228名。4年来，大批开县籍创业人员把他们在外务工所接受的新观念、掌握的新技能、积累的资金用于家乡建设，建起了养殖、铸造、化工、运输等百余家民营企业，出现了能人回乡、资金回流、企业回迁的“凤还巢”现象，在反哺家乡经济建设的同时也完成了个人由打工仔向企业老板的转变。

“凤还巢”规模越来越大，为了给返乡创业人员提供更大的施展空间，协会在开县县委、县政府的支持下，开辟了白鹤工业园、长沙现代农业园、竹溪生态农业园、关坪扶贫开发园等组成的开县返乡创业园区，园区内生活、商业、医院、学校等基础设施一应俱全，搭起了产业聚集的大舞台。

白鹤工业园面积有2平方公里，是开县在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千方百计筹措3000万元建成的。园区推行“保姆式”服务，优化审批程序，简化办事手续，特别是对投资超过1亿元的企业实行“反弹琵琶”的“零地价”政策。依托白鹤工业园区这个平台，2003年以来，开县先后引进“德凯覆铜板”、“鼎实机械”等返乡创业人员投资1000万元以上的工业项目15个，100万元以上的工业项目7个，总投资达到了14．2亿元，可实现产值30亿元、工业增加值9亿元。

“凤还巢”正在呈现出滚雪球效应。目前，开县返乡创业人员已达2542名，创办各类实体3932个，投入资金达到5亿多元，占开县对外招商引资的40％，提供了就业岗位7．56万个。

返程投资篇3

［关键词］农村返贫；特征；问题

从世界各国的情况看，返贫是一个世界性的、各国都在长期致力解决的难题。我国农村的返贫问题，与世界各国返贫现象有共同之处，如返贫往往发生在自然灾害的年份，发生在经济衰退时期，返贫农民往往自身素质不高，贫困发生地区生态环境恶化及设施薄弱等；因国情不同，农村经济发展阶段、经济环境不同，我国农村的返贫问题也有自己的特点。

一、当前我国农村返贫现状与特征

我国经过大规模扶贫开发，绝大多数贫困人口已经解决温饱问题，扶贫开发进入攻坚阶段以后，农村经济运行环境逐步向市场经济转化，我国农村返贫呈现以下新的特点：

第一，返贫现象呈现明显的地域性。我国地域广大，农村贫困地区分布极不平衡，经济发达地区农村虽有返贫现象，但也仅仅是个别农户的问题。而自然环境条件恶劣、经济发展水平低、原先贫困面积较大的中西部连片地带是我国农村返贫的集中发生地区。据有关调查研究表明，尽管在总体上我国无论是那些贫困面积大的连片地带，还是贫困面积小的零星插花地带都有返贫现象。但从地域上来看，返贫的分布却是不均匀的。返贫程度深、返贫率高的地区往往出现在那些贫困面积大的连片地带，而贫困面小的东部地区的返贫率相对要低许多。比如，贫困面大的西南、西北地区的返贫率高达20％以上；西北有个别省份甚至出现过返贫人口超过脱贫人口的情况。老少边穷地区返贫率高。老少边穷地区中有相当一部分地区属于自然灾害多发地区，生产、生活条件差，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低，一遇灾害就容易造成大面积的返贫。近年来，由于未脱贫人口主要集中在经济欠发达、自然环境恶劣的地区，虽然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脱贫人口数量停滞不前的状况依然难以改善，即使是我国农村扶贫形势出现重大转机，脱贫人口数量创五年来最高的2004年，脱贫人口也仅有300万，返贫率仍在10％左右。［1］

第二，返贫现象的严重性。虽然中国的反贫困行动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中国的返贫现象仍十分严重。据有关部门统计，中国目前各地返贫率平均达到15％左右，而有的统计则认为中国目前返贫率为15％~20％，甚至达到20％～30％。例如，世界银行“秦巴”扶贫项目中，1998－1999年的脱贫农户比重为8％，返贫农户却高达11．5％。［2］西南、西北的一些地区更高达20％以上。有些地方脱贫农民的返贫率高达50％以上。［3］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2003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首次出现反弹。来自扶贫办的数据表明，2003年，全国多数省份的贫困人口均有减少，但以下省份却有所增加，黑龙江省43万，陕西省37万，安徽省66万，河南省53万。4省返贫人口数量超过了200万人。此消彼长，新增80万人。［4］

第三，返贫现象的频发性和反复性。从时间上来看，中国的返贫问题具有频繁性和易发性。中国有些地区几乎每年都要发生一两次大的返贫。而且返贫往往来得很快，外界一有些不利因素，马上就会造成返贫的出现。这反映了中国脱贫户的抗贫能力和基本素质较差。尤其是少数经济基础差的脱贫农户抗御经济风险能力薄弱，在某些因素的制约下，往往陷入“脱贫—返贫—再脱贫—再返贫”循环之中难以自拔，甚至脱贫后富裕起来的农户也会因家庭经济条件恶化而返贫。据有关资料显示，目前中国农村还极有可能返贫的农村低收入人口5825万人。［5］

第四，返贫现象的个体性。据对返贫户的分析显示，无论是返贫率高的地区，还是返贫率低的地区，在返贫户身上普遍都存在着身体健康状况差、受教育程度低、收入来源单一、观念落后等个人素质问题。这反映了返贫户的一般特征。

第五，农村返贫原因的不均衡性。它不仅反映在地区之间返贫发生率不均衡，而且主要表现在发生返贫的时期上，各个年份也不尽相同。返贫的反复性、不均衡性特征，从一定意义上说，是由于导致返贫因素的多样性造成的。从我国农户返贫的原因看，有的是因灾返贫，有的是因病返贫，有的是因子女教育费用迅猛上升返贫，有的是结婚大操大办返贫，有的是因生态恶化返贫，有的是因扶贫项目效益短期化返贫，有的是因市场风险返贫，有的是因乱集资、乱收费返贫，有的是因聚赌而返贫等等。这些导致返贫的因素，虽然对不同农户返贫所起的作用不同，但是，所导致的结果大体是相同的——重新返贫。

二、当前我国农村返贫治理中存在的问题

在我国政府的扶贫开发工作取得一定成绩的同时，也不能忽略扶贫对策本身及其具体实施的种种不足，例如，目前的“数字脱贫”和“政绩脱贫”的“限期脱贫”、“快速催肥式”的“短期脱贫”、“只输血不造血”的“项目扶贫”［6］等都不能从根本上有效遏制返贫现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数字脱贫”和“政绩脱贫”问题。

为确保完成“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各地县乃至乡村都制订了年度脱贫计划，即要求一个县每年要有多少个乡、多少个村、多少人解决温饱，一年要有几个县实现整体脱贫，这种“限期脱贫”的目标责任制，对加大扶贫工作力度当然是有利的，但同时也免不了浮夸和弄虚作假。一些地方的政府在扶贫时热衷于在公路旁搞集中连片的示范工程，也就是面子工程。由于这些样板工程都是投入大量资金建成的，其他贫困地区难以从中借鉴。一些地方在扶贫问题上搞数字游戏，对上争取资金时，就把贫困人口数增大；而当谈及政绩时，又瞒报贫困人口。这些来自基层的数字是上级党组织和政府决策的重要依据，数字游戏使一些决策一出台就脱离了实际。“数字脱贫”和“政绩脱贫”问题导致扶贫统计工作严重失真，影响扶贫工作的决策和规划。

第二，政府短期行为问题。

政府短期行为严重，“快速催肥式”扶贫导致脱贫基础不牢固，扶贫政策缺乏长期有效的发展战略。进行扶贫攻坚，在一些地区最常用的办法就是千方百计寻找“短、平、快”的项目。［7］这种做法立竿见影，短期内贫困者在有关方面的大力扶持下也许一时跃到贫困线之上，然而并没有从根本上提高贫困者生存和发展的能力。一些地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习惯于消极的救济，常把扶贫当作行政任务，当作施舍与救济，认为给物给钱就完事，过分注重短期内脱贫的人数，忽视了扶贫质量，从而使扶贫缺乏长期有效的发展战略。实践证明，这样的扶贫治标不治本，很难持续发展。所以贫困者总是徘徊在贫困的边缘，一遇天灾人祸，就会再次陷入困境。

第三，重视物质投入，忽视精神脱贫。

我国政府利用行政体系推动的扶贫方式对经济、物质投入比较重视，而对贫困人口精神、思想观念、人力资本等方面的扶持却非常少。由于贫困者长期生活在贫困之中，形成了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和特定的思维模式，以及特定的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例如，“好吃懒做”、“不思进取”、“安于现状”等，这些价值观念不同程度地阻碍了贫困地区的发展，而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以政府为主体的扶贫模式在某种程度上又强化了这种文化。“伸手要钱要物，安于现状与清贫，不能苦干，但愿苦熬，坐以待援，温饱即安”等观念构成了贫困农村的“败血”机制的主体部分，如果不转变这些价值观念，贫困文化就不可能消除，就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贫穷，一遇外在环境变化就很容易返贫。

第四，贫困者并非真正的脱贫主体。

贫困地区尤其是贫困户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不能充分发挥，未能让贫困户、贫困地区真正成为扶贫、脱贫的主体。然而，反贫困中的政府主导行为，常常使贫困者对政府和基层行政组织产生依赖。由于扶贫工程大多被当作政绩来完成，没有充分考虑是否符合贫困者的实际情况，在扶贫过程中也没有把贫困者当成脱贫的主体，而是把他们当作脱贫的工具，所以，在贫困者看来，反贫困就是政府的事，而与自己无关，政府给钱就要，政府让干就干，项目成功固然好，不成功也没有自己的事，并且越贫困，自我发展能力越弱，政府投入就越大，由此形成了“等、靠、要”的思维模式，出现了贫困者与政府在反贫困中的博弈。一旦政府投入减少或不能持续投入时，他们中的有些人就会重新步入贫困。

第五，农村扶贫投资结构不合理的问题。

返程投资篇4

[关键词]外出打工;回馈效应;县域经济

一、引言

本文所指的外出打工的主体既包括进城打工的农民,也包括前往大城市或经济发达地区打工的来自中小城镇的剩余劳动力。因此,这里所说的外出打工者或打工者的含义比一般所说的农民工的含义更加宽泛。打工既包括受雇于大城市或经济发达地区的企业,也包括在上述城市或地区的自我雇用,如自己或合伙开办小餐馆、小建材店、承包小旅馆等。

对于外出打工的现象,大多数研究文献是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增加农民收入及为城市经济提供廉价劳动力的角度去探讨的。也有一些文献讨论了外出打工与县域经济的关系问题,如蔡文著认为发展县城经济的实质是要解决“三农”问题,而其中的关键是要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这样实际上是将外出打工视作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寻找出路,以减轻县域经济发展的负担的重要途径。王培根、龙泉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县域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但在分析的深度上挖掘不够。凌斌、王勇以安徽省无为县为例,论述了外出打工者回乡创业对于欠发达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但基本上还是停留在简单的理论讨论层面,实证分析和数据运用比较薄弱,而且只是关注回乡创业,回乡创业实际上仅是外出打工的回馈效应之一。

外出打工者的原籍地大多在县城及县城以下的镇和乡,本文旨在讨论外出打工对于县域经济的发展有何影响、影响的机制和途径以及对县域经济中的城镇化有怎样的推动作用等。

由于外出打工者的消费、投资等活动没有专门的统计数据,所以我们只能主要采用与打工者面谈或访谈的方式以获得相关数据和第一手资料。由于笔者生活和工作所在地及旅游、工作的关系而到过的城市,还有由于笔者及亲戚原籍地的关系等,这种访谈在上海、苏州、深圳、海口、厦门以及江西省的永修县、德安县、进贤县,安徽省的泾县、青阳县等进行。在上海、深圳等上述城市访谈的打工者来自江西、安徽、河南、湖北、湖南等省份;在永修县、泾县等上述县访谈的外出打工者(或访谈其家人、亲戚)外出打工的省及城市有上海、深圳及浙江、江苏、福建、广东、海南等。当然,外出打工的城市有的也位于中部区域,如江西的打工者前往安徽某个城市打工。

二、打工者知识的积累、传播与返乡投资

按照罗默、卢卡斯等人提出的新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来自劳动者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的“边干边学”。从边干边学的角度看,打工者的打工过程无疑是一种知识的积累过程,这种知识的积累和技艺的学习在不少方面是其他学习方式所无法替代的。因为从知识管理学的角度来看,知识分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前者是指能够被人类以一定符码系统(如语言、文字等符号形式)加以完整表达的知识,后者则是指那种与一定的情境、过程相联系的,难以通过符码系统表达的知识,如技艺高超的厨师的厨艺、某些生产工艺技术等就属于隐性知识。当然,这两种知识是难以截然分开的,同一知识体中往往既包含显性知识,也包含隐性知识。隐性知识的获取和传播常常需要通过一定指导下的“边干边学”和“边学边干”来实现。打工者的打工过程及其目的——返乡投资不仅实现了显性知识从大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向中西部县域的传播,而且实现了隐性知识的上述流向的难度较大的传播。

打工者的知识积累不仅来自打工过程本身,而且来自大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的整个文化环境、先进观念等,这即是所谓的打工会开阔眼界,更新观念。

打工所积累的知识为打者寻找和发现家乡的商机提供了能力和胆略,如江西省永修县城的第一个房产中介公司就是曾在上海某房产中介公司打工的返乡投资者所开;最早的为数不多的几家洗车点之一,是曾在深圳某洗车场打工的返乡者所开。又如安徽省青阳县城最早的少数几家电脑修理公司之一,是曾在上海从事过电脑修理业务的返乡者所开。此外,外出打工的积蓄,则为他们返乡投资提供了一定的资金基础。

我们的研究还表明,打工者的知识积累率和资金积累率与打工的集聚度密切相关。外出打工的集聚现象不仅存在于打工的空间构成方面,还存在于打工的行业或工种构成方面。在我们所实地调查的输出打工者的许多地方,往往是少数人到某地去打工,会带动当地甚至周边地区的很多人也前往同一个地方打工;往往是少数人外出打工从事某一职业,当地其他人也外出从事同种职业。如江西省永修县吴城镇的相当一部分外出打工者曾一度集中外出生产糖果;江西安义县外出打工者则以加工塑钢、铝合金门窗闻名。在上海市杨浦区的包头路(殷行路至民星路段)、松花江路(双阳路至黄兴路段)及抚顺路等处,安义人开设的塑钢及铝合金门窗型材加工、销售店几乎是一家连着一家。在深圳市的一些企业,也常可发现同一企业的打工者大多来自同一地方的现象。

打工集聚的原因可从老乡提供的信息的便捷性及带来的安全感等方面解释。打工集聚的效应则主要体现在:(1)信息和生产经营工具等的较好共享降低了生产经营成本,实现了“老乡经济体”的规模经济效应;(2)提高了市场知名度,降低了市场需求方的信息搜寻成本;(3)增加了与企业或雇佣方的谈判力量,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维护打工者的经济利益,这在目前打工者利益屡受侵犯的情况下尤显重要;(4)有助于加快打工者的知识积累,因为集聚可以促进信息的交流和知识的互补,从而增进打工者的共同知识。

打工者的知识如何向原籍地传播?怎样对原籍地的县域经济产生回馈效应呢?一是通过人员流动、信息交流给县域经济注入新的知识、理念等。一个值得咀嚼的现象是,较有成就的外出打工者在原籍地的家人、亲戚也往往会在当地经商小有成就。二是通过外出打工者的返乡投资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如截止到2009年4月初的不完全统计,江西省安义县共有27家建材类企业,拥有塑钢生产线400条,铝型材生产线26条,均为外出打工者返乡投资兴办,其产值占全县GDP的12.36%①,外出打工的回馈效应对于县域经济的促进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在打工者的知识回馈方面,尤其值得提到的是春节期间外出打工者的大规模返乡探亲效应。春节期间,返乡的打工者走亲访友、品茶欢宴、促膝交谈。他们谈论大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的观念意识、打工的经历、学习的技艺及家乡的投资机会等,于是,春节期间成了一个信息交流的超大平台和知识传播的超大课堂。春节后,外出打工的流向和流量往往会根据新的信息有所调整,一些外出打工者常常会决定是否在家乡投资,甚至当地企业的一些经营思路、经营理念等也会出现微妙的变化。

参照著名的新经济地理学家Fujita和Thisse提出的涉及两区域的知识增长模型,这里假定全国分为县域经济和城市经济两部分或两区域,可得到县域经济的知识形成公式为:

Kh=[h(i)βdi+ηh(j)dj]1/β,0<β<1,0≤η≤1

其中,Kh为县域经济的知识总量,β为人们在知识创造过程中的知识互补参数,它反映了经济活动主体及其掌握的知识的异质性,sh为县域经济的员工份额,相应的,1-sh为城市经济的员工份额(包括打工者),h(i)和h(j)分别为县域经济和城市经济中的员工的个人知识,i=1,2,……n;j=1,2,……n。η为区域间的知识扩散强度,一般与空间距离成正向变动。η越小,代表了城市经济中的知识对县域经济的传播、输入越少,越困难。

打工者在城市经济与县域经济之间的频繁流动及对知识的传播在较大程度上克服了自然的空间距离的阻碍性影响,提高了上式中的η值,从而增大了Kh值,即增进了县域经济中的知识总量。

三、打工者的消费、投资回馈与城镇化

外出打工者的消费对于县域经济的注入主要通过两个途径:一是返乡期间的消费;二是打工收入回流转化为家人、亲戚的消费。由于外出打工者返乡的高峰期是每年春节,出外打工者人数多的县便出现了消费十分繁荣的“春节经济”现象。表1和表2是通过访谈和调查所得。

表1和表2的样本数据相差较大,除了与打工者打工地区的收入水平有关外,可能主要与对打工者取样的职业特性有关,而这又取决于在两个地区对于不同打工群体进行访谈、调查的便捷性差异。根据表1显示的数据,如果一个县有3000人春节返乡,仅春节期间在原籍地的直接消费就达:1017元×3000人=305.1万元。

除了消费外,不少外出打工者在经过一定时期的资金积累后,往往返乡在农村建房或在县城购房、购商铺。这在笔者所调查的前述各县是一种普遍现象。根据江西省永修县城最大的新建小区——建昌城市花园的不完全统计,该小区共分三期建有1118套住房,大约35%为外出打工者或外出打工者的直系亲属所购买。

在县城购房置业的外出打工者中一部分为原县城的居民,更多部分为原居住在该县农村和其他小镇的居民,他们在外出打工一定年限并积累了一定的资金和创业能力后,往往选择在县城投资开店、购房置业。所以说,外出打工的重要回馈效应之一是促进和加快了县域经济的城镇化进程,县域经济中的城镇化可由图1来简略地表示。

这里举一个较有代表性的案例,江西省永修县吴城镇是一个历史名镇,镇上原来中年及中年以下的居民,大约有1/3已经迁往县城和其他城市,镇上现在的居民绝大部分为来自吴城镇管辖的松门村、松丰村、荷溪村、河东乡等乡村的农民。永修县城则有越来越多的住户,原为该县其他小镇和农村地区的居民或农民,永修县城甚至有一条街道曾被称作“农民街”,因为最初这条街的两边居住的几乎都是来自农村地区的农民。

根据江西安义县公安局提供的户籍人口资料及对乡镇流出人口的摸查,到2007年,外出人口(其中绝大多数为外出打工)达90071人,占该县总人口的33.6%。外出人口的返乡投资和返乡购房使该县的城镇化率从2001年的20.19%迅速提高到2008年的26.03%②。

外出打工的群体中,也有一部分人在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后,在打工所在地或其他地方安家置业,不会回到原籍地。但不管选择在何处定居,都加快了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因为原籍农村的打工者一般会选择在城镇定居,原籍小城镇的打工者一般会选择在大中城市定居。

归纳对江西的永修县和安义县,安徽的泾县和青阳县等回家乡定居的21名打工者的访谈,返乡定居的动因可表示,在外地买不起住房,外地的生活成本高及小孩入学问题是外出打工者返乡定居的最主要原因。

四、政策建议

外出打工的回馈效应并不是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唯一因素,但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为了更好地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更好地强化和吸收外出打工的回馈效应,基于以上的分析,可以考虑的相关政策措施有:

第一,各级政府管理部门不应将外出打工或进城打工仅仅视作是补充大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的劳动力需求,也应该从发展我国庞大的县域经济的战略高度来认识。要不断地完善相关法律,切实保障打工者的经济利益,减少甚至消除拖欠、克扣打工者的工资的不合理现象,减少和规范外来打工者在城市设店、谋生的管理税费,以便城市经济通过打工者的途径更好地回馈县域经济。

第二,大力加强交通网络建设,提高春运能力,尽可能地让愿意返乡过年的打工者能够如愿。因为正如前述,打工者的春节返乡在信息交流、知识传播、消费支出、投资决策等方面对县域经济发展都有强大的推动作用。

第三,外出打工者的原籍所在地应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加强交通建设。从对外出打工者的访谈和对一些县的调查中可以发现:基础设施越好,交通越便利的地方,外出打工者越多,外出打工的回馈效应也就越强。

第四,访谈中还发现,在外以单独或合伙开店形式打工以及受雇于人的技术性工种的打工者,返乡投资、创业的能力较强,可能性较高。而那些技术性含量不高的工种的打工者返乡投资和自我创业的能力较低。原籍地政府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应注意选择那些有助于这类外出打工者就业的投资项目,以便吸引他们返乡就业,因为这些打工者在该行业毕竟还属于原籍地的“熟练”劳动力。

第五,改进和加强对外出打工者返乡投资的金融支持。调查和访谈显示,打工者返乡投资的资金目前主要还是依靠自己的积累和向直系亲戚的借款,享受到的来自银行系统的金融支持十分有限。这既降低了打工者返乡投资的积极性,也制约了返乡投资的规模与层次。因此,在县域经济体系内,应重视发展小额贷款机构和合作信用社,以便更好地吸引外出打工者返乡投资、创业。

注释:

①②资料来源于江西省安义县人民政府网。

[参考文献]

[1]PaulM.Romer.IncreasingReturnsandLongRunGrowth.JournalofPolilicalEconomy,1986,October.

[2]FujitaandThisse.EconomicsofAgglomera-tion.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2.

[3]安虎森.新经济地理学原理(第二版)[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

[4]蔡文著.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县域经济的发展[J].商业研究,2005,(24).

[5]狄强,张章.县域经济发展的核心——县城经济[J].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2006,(4).

[6]凌斌,王勇.回乡创业是欠发达地区县域经济新的增长点[J].特区经济,2006,(4).

返程投资篇5

进城务工的年轻人都充满憧憬，希望经过若干年的工作，可以融入城市，做一个体面的城市人。但他们之中只有少数很努力、运气又好的人可以获得在城市体面安家的机会。大多数进城农民工随着年龄的增长，体力开始下降，只能返回家乡。

消费性投资存在浪费现象

务工多年，农民工有了几万甚至十几万元的积蓄。如何用好这笔积蓄，使自己返乡后能够有所作为，成为即将返乡农民工日思夜想的问题。目前，返乡农民工一般会将进城务工的积蓄用作两方面的投资，一是生产性的，一是消费性的。

最常见的消费性投资是建房，尤其是在北方农村，农民外出务工的首要目标就是建一栋像样的房子。这是因为房子耸立于村庄，别人都是楼房，你一家是平房，面子上难看还是其次，儿子到了说媳妇的年龄没人上门提亲才是关键。在北方农村，结婚娶媳妇的前提是建―栋像样楼房。而且住房是最为基础、也是最为重要的生活必需品，有了一栋像样的房子，就有了安居的地方，有了稳固的家，有了心理后方，也有了活动场所和避风港。但在建房问题上，目前农民的投资存在很多不理性的地方。由于住房攀比，很多农民房屋换代过快，将辛勤劳动获得的收入用在不必要的房屋更新换代上了。这种现象在华北农村尤为严重。

另外一种消费性的投资是购买家电产品。近年来，国家为拉动内需，推动家电下乡、摩托下乡、手机下乡、汽车下乡。这些下乡，一方面使农民拥有了更好的生活条件，但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很多问题。比如在调查中常常发现，农民购买了各种电器，却从来不使用，因为用不着；年轻人结婚，花5万元购买全套家电，然后夫妻双方外出打工，10年后夫妻回村生活，而当年购买的家电早已过时。而这10年，夫妻外出务工的净收入可能也就只有5万元。此外，外出务工赚钱所导致农村高消费，还表现在请客送礼、酒席奢华、结婚铺张等各个方面。

农民工返乡创业风险大

农民多年务工所积蓄下来的收入铺张浪费，实在可惜。若将之用于生产性投资，可能会较好地发挥作用，但这也同样存在很多问题。因为返乡农民工的积蓄太少，而投入生产的风险却很高，稍有不慎，所有投入就都打了水漂。

多年在农村调研，笔者注意到这样一种现象，即县城和一些中心镇的临街店面几乎年年都会换主装修开业。一个店面要营业，可能要5万元装修，3万元办营业执照和各种证照，10万元作为流动资金进些存货销售。这样，投入接近20万元，一家精品店可以开张营业。但在县城，想开店的人很多，购买力却很少，一年下来，店面开不下去了，所以将店面转让出去。新接手的开店人再花3万元装修，3万元办证照，一些钱作流动资金，到一年后又亏本开不下去，再转让、装修，结果，仅仅是装修和办证费用，就使一个外出务工几十年的农民工，在一两年内即将所有积蓄亏得精光。

农民工返乡，往往不愿意一下子回到村庄，而是首先到县城和镇上，等到在县城将所有积蓄亏掉了，再回村庄。回到村里的农民，若有积蓄，也会选择投资。他们办小型加工厂办养猪场，种经济作物，搞运销，开店办厂等等，都可以称之为农民工返乡创业。他们的产品大都只是针对当地市场。当农民工返乡比较早，创业机会好时，他们就有较高的创业成功率。而随着越来越多农民工的返乡，市场很快饱和，创业越来越难，失败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大。而―旦失败，农民进城务工几十年的积蓄就没有了，接下来的日子会更加艰难，因为他们的年龄已经很大，基本上没有再外出务工的机会。地方政府和媒体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只会加剧回乡创业农民工在有限市场内的竞争和增加他们创业失败的比例。

从以上返乡农民工的投资情况来看，可以总结出农民工返乡的路径。

第一，返乡农民工在县城或镇上投资办厂，或开设店面，其中少数人会成功，多数人会失败。少数成功者成功地融入到县城或镇上生活，余下的人中，部分人并不甘心失败，继而再创业，再失败，直到最后不得不回到村庄。还有部分人直接回到村庄。

第二，返乡农民工回到村庄创业，如运销、办小型加工厂、建养猪场。同样只有部分人会成功。

第三，返乡农民工回村建房开小店。因为小店开得太多，利润很少，因此无所谓成功；同时，因为开小店并不需要大投入，也就无所谓失败。

第四，返乡农民工将积蓄用于建房，娶媳妇，维持村庄生活和交往。因为有务工的积蓄，所以可以在村庄生活得较为体面、安逸。

第五，返乡农民工购买奢侈品，可以显示出在村庄中较好的社会位置，从而获得好的心理感受与自我评价。

第六，超过自己经济实力的盲目攀比。有时政策和媒体(尤其是电视)在鼓动这种盲目的对农民殊无好处的攀比。

农村是生活而非创业场所

在整个中国已成为买方市场，小规模的产业创业几乎无发展空间的情况下，指望农民工用自己外出打工积攒的积蓄回乡创业，实在是风险很高的事情。尤其是在目前的中国农村，创业所要求的条件越来越高，创业空间越来越小，而返乡回来的农民工却越来越多，有创业意愿的农民工也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工返乡创业的风险极高，但其承担风险的能力很弱。因此，在返乡农民工创业问题上，一定要慎之又慎。让农民工安全使用手中的这笔积蓄，十分重要。

更重要的是，农村也许并非创业的地方，而是生活、休养的场所。在这方面可以用笔者所提出的“低消费、高福利”生活模式进一步阐释。

返乡农民工用自己在城市务工所创造的收入来过好他们返乡后的生活。他们在农村的生活，远较-在城市贫民窟生活的质量要高。这样一来，返乡农民工就构成了中国社会中最为稳定的力量之一，这也就是笔者所说，农村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稳定器与蓄水池。

稳定的农村而不是创业的农村，构成了中国城市快速发展的最为重要的基本前提。在中国未来30年，城市若可以继续保持快速发展，中国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可以使越来越多的进城农民工获得稳定的就业和收入，可以在城市体面地生活下来，则农民工返乡的越来越少，农村人口越来越少，中国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现代化。则那时，可能既无农民工返乡的问题，也再无农民工创业的问题。

而目前的这二z．-t--C-，农民工返乡是一定的，返乡农民工能在农村安居下来，能安安稳稳过日子，而不是冒着极大风险去创业，不仅对返乡的农民，而且对中国的现代化，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返程投资篇6

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和县委县政府关于就业创业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普惠性与扶持性政策相结合、盘活存量与创造增量并举、政府引导与市场主导协同、输入地与输出地发展联动的原则，加强统筹谋划，健全机制，整合创业资源，完善扶持政策，优化创业环境，以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的提升、扩散、共享为纽带，加快建立多层次多样化的返乡创业格局，进一步激发农民工、农民企业家以及在外知名人士返乡创业热情，创造更多就地就近就业机会，全面汇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热潮，加快培育县域经济增长点，催生民生改善、经济结构调整与社会和谐稳定新动能。

二、主要方向

（一）实施产业转型“回家工程”。

支持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拓宽农民工、农民企业家以及在外知名人士返乡创业领域。狠抓产业攻坚，推动食品、机械、汽配、医药、化工等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支持在承接产业转移、推进产业升级过程中，大力发展相关配套产业，促进传统优势产业规模壮大、档次提升、市场拓展，带动农民工、农民企业家以及在外知名人士返乡创业。鼓励已经成功创业的农民工、农民企业家以及在外知名人士，充分挖掘和利用家乡资源和要素方面的比较优势，把适合的产业转移回家乡再创业、再发展。鼓励积累了一定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农民工、农民企业家以及在外知名人士等，顺应家乡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升级的市场需求，把小门面、小作坊升级为特色店、连锁店、品牌店。

（二）实施创新发展“回家工程”。

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坚定不移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吸引返乡创业资本创建高新技术企业、参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推动产业向中高端水平迈进。大力培育创新型企业，抢占产业链的技术高端和技术链的产业高端。积极鼓励企业、科研院所和高校以重大技术产品开发为重点，开展重大关键技术联合攻关，加快形成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竞争力的高端产品，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推动科技成果迅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依托科技企业孵化器平台，加快引进在外高新技术人才。

（三）实施农村改革“回家工程”。

加快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工作，赋予农民清晰的财产权利，让农民能够带着产权进城创新创业。进一步完善农村产权交易市场，鼓励和引导农村产权规范流转交易，支持返乡创业人员通过租赁、转包、入股、托管等多种方式创办农业企业、农民专合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动更多农民致富。支持有一定技术和经营能力的农民参与到农业社会化服务中来，开展农机作业、维修、供应、租赁等新型农机服务，建立农村劳务合作社、劳务服务公司等，进一步建立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鼓励创业基础好、创业能力强的返乡人员和在外知名人士，充分开发乡村、乡土、乡韵潜在价值，发展规模农业、休闲农业、林下经济和乡村旅游。

（四）实施“互联网+”“回家工程”。

加快建设电商集中发展区，打造一批知名电商平台，推进现代物流业发展。加快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把农村电子商务作为农村创新创业的重要内容，培育一批懂电脑、会经营的农村电子商务领军人。鼓励和扶持返乡创业人员利用“互联网+”信息技术，发展农产品销售、商贸流通等城乡各类服务业，推动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积极引导农民工、农民企业家以及在外知名人士发展线上“农家乐”等休闲观光农业。开展电子商务进农村示范镇（街道）、村培育工作，引导和鼓励电子商务交易平台渠道下沉，带动返乡人员创新创业。

（五）实施民生改善“回家工程”。

坚持多种投资主体共存，着眼民生改善，重点推进养老、教育、卫生、体育等公共服务一体化，进一步完善社会服务体系，发展各项社会事业。鼓励支持返乡创业人员从事健康养老产业，创办养老机构、社区老年陪护中心、家政服务企业等。支持返乡创业人员回乡合作办校，开办民办教育，联合举办股份制学校，促进我县义务教育、中职教育、幼儿园等教育事业蓬勃发展。支持返乡创业人员回乡创办民办医院、综合性医院、专科医院等，提高医疗卫生综合服务水平。加快推进文化体育惠民，培育文化体育市场，鼓励支持返乡人员回乡创办健身健美、文化娱乐企业，带动一批返乡创业人员回乡创业发展。

（六）实施基础建设“回家工程”。

完善城市功能，推动水、电、路、气、通讯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城乡联网共享、有效衔接，加快构建形态合理、功能完善、层级清晰的现代城镇体系。加快实施路网改造提升工程、通达通畅工程、桥梁建设改造工程、服务设施完善工程。支持返乡创业人员融入新城建设、城市扩容、旧城改造和新农村建设，创办一批在道路、桥梁、管网、房地产等领域配套企业。结合全县扶贫攻坚工作，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农民工、农民企业家以及在外知名人士回乡从事乡村公路、农田改造和水库、堰塘及配套渠系等涉农项目开发，加强特色村镇建设，助推精准扶贫工作，带动创业就业。

（七）实施资源对接“回家工程”。

以产业、城市和生态环境和谐发展为导向，以高起点、高标准带动工业园区发展为着力点，依托产业基地、产业园区和特色资源产品，鼓励已成功创业的农民工、农民企业家以及在外知名人士，发挥既了解外地产业发展趋势、熟悉外地产品市场，又熟知家乡特有资源、特色产品的优势，把适合在产业基地和产业园区发展的资源、项目引回来创业发展，把家乡的特色优势产品推出去销往全国各地，实现本地资源与外地资源、本地市场与外地市场、本地产品与外地产品有效对接。

（八）实施资本合作“回家工程”。

加快上市公司培育，加强融资平台建设，建立资本合作机制。科学筛选合作项目，促进收益渠道多元化，实现资本风险共担。加强与农民工、农民企业家以及在外知名人士的联系，将人脉优势转化为资本投入。通过特许经营、股权合作、政府购买服务等多种方式，大力开展资本合作；对已经建成的项目，可采用委托经营等方式，引入农民工、农民企业家以及在外知名人士的资本参与，充分放大资本优势，实现个人资本扩张与加快发展互利共赢。

三、政策支持

（一）严格落实返乡创业工商登记优惠政策。

深化商事制度改革，简化返乡创业登记方式，放宽经营场所登记要求，允许“一址多照”“一照多址”、集群注册。允许返乡创业农民工和农民企业家等人员，将家庭住所、租借房、临时商业用房在符合安全、环保、消防、企业住所（经营场所）登记管理办法等要求的前提下作为电子商务创业经营场所。放宽注册资本登记条件，允许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以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收益权、货币、实物和知识产权作价出资，货币出资和非货币出资不受出资比例限制。放宽经营范围，凡国家法律法规未禁止的行业和领域，一律向返乡农民工和农民企业家等人员开放。鼓励投资农村基础设施和在农村兴办各类事业。创新公共服务模式，优化公平竞争环境，在行政服务中心设置（挂牌）专门窗口，开辟返乡创业“绿色通道”，为返乡创业人员安排专人提供一站式保姆服务。对进入创业园区兴办企业的，提供上门办照服务。对具有经营种植业、养殖业和农副产品营销业条件和意向的，工商部门积极引导其领办农民专业合作社或自办私营农场、养殖场或从事个体贩运等。

（二）严格落实返乡创业税费减免优惠政策。

全面落实支持农业发展、扶持小微企业发展、支持科技创新、吸纳失业人员就业等各项税收优惠政策。持有就业创业证或就业失业登记证的农民工和农民企业家等人员创办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的，可依法享受税收减免政策。落实普遍性降费政策，农民工和农民企业家等人员返乡创业，符合政策规定条件的，可免征教育费附加、水利建设基金等政府性基金，免收管理类、登记类、证照类行政事业性收费。对农民工返乡后从事个体经营的，免收个体工商登记费，对投资人或股东均为符合条件的外出务工农民兴办企业的，免收工商登记费。

（三）严格落实返乡创业财政支持优惠政策。

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引导作用，发挥全县各类产业发展资金作用，加大对农民工和农民企业家等人员返乡创业项目的支持力度，对具备各项支农惠农资金、支持县域经济发展专项资金、各级创新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等其他扶持政策规定条件的，及时纳入扶持范围。整合各类资金，建立创业专项资金，每年筹集不低于2000万元的创业专项资金，主要用于创业奖励补贴，小额贷款风险补偿和贴息，各类创业园、创客空间的建设、运行和购买服务。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对农民工和农民企业家等人员返乡创办的个体、企业或合作经营组织，可根据相关政策给予一次性创业补贴。对创办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的，可根据相关政策给予相应的社保补贴和岗位补贴，对招用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的按相关规定给予社会保险补贴；对其新吸纳员工符合享受扶持政策的，由创业实施地所在财政结合实际情况给予一次性吸纳就业奖励。对返乡农民工和农民企业家等人员回乡创办企业的，同等享受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对创办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符合农业补贴政策支持条件的，可按规定同等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财政在梳理适用于农民工和农民企业家等人员返乡创业的财政支持政策的基础上，建立返乡创业财政资金支持目录，保障农民工和农民企业家等人员返乡创业享受财政优惠政策的权利。

（四）严格落实返乡创业金融服务优惠政策。

加强政府引导，运用创业投资类基金，吸引社会资本加大对农民工和农民企业家等人员返乡创业初创期、早中期的支持力度。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发符合返乡创业需求特点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加大对返乡创业的信贷支持和服务力度。大力发展农村普惠金融，引导加大涉农资金投放，运用金融服务“三农”发展的相关政策措施支持返乡创业。鼓励金融机构向符合条件的返乡创业农民工和农民企业家等人员发放创业担保贷款，优化贷款审批流程，贷款最高额度不超过10万元，期限2年，财政部门按规定贴息；贷款期满可展期2年，展期不贴息。对返乡创业领办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属于劳动密集型小企业的，可按规定给予最高额度不超过200万元、期限不超过2年的创业担保贷款，并给予贷款基准利率50%的财政贴息。鼓励金融机构将法律法规未禁止、产权归属清晰的各类农村资产作为抵押担保品，对农民工和农民企业家等人员返乡创业证照齐全的房屋产权、机器设备、大件耐用消费品和有价证券以及注册商标、发明专利等无形资产均可作为抵质押品，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可用土地流转收益、林权、农房等作为抵押担保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贷款。鼓励农业保险经办机构积极开发特色农业保险险种，各级财政加大资金投入，针对特色农业品种完善特色农险配套政策，降低农民工和农民企业家等人员返乡创业风险。

（五）严格落实返乡创业园区建设优惠政策。

农民工和农民企业家返乡创业园的建设资金由建设方自筹；以土地租赁方式进行农民工和农民企业家返乡创业园建设的，形成的固定资产归建设方所有；物业经营收益按相关各方合约分配。整合发展农民工和农民企业家返乡创业园，地方政府可在不增加财政预算支出总规模、不改变专项资金用途的前提下，合理调整支出结构，安排相应的财政引导资金，以投资补助、贷款贴息、返乡创业园区建设奖补等方式给予政策支持。有关方面可安排相应项目给予对口支持，帮助返乡创业园完善水、电、交通、物流、通信、宽带网络等基础设施。推动支持农业设施用地政策落地见效，适当放宽返乡创业园用电用水用地标准，执行优惠价格，降低园区生产成本，吸引更多返乡人员入园创业。鼓励返乡农民工和农民企业家等人员入园创业，可租用园区内的国有土地和标准厂房，也可按弹性年期出让或“租让结合、先租后让”的方式用地,降低一次性支出成本。对入驻园区（孵化基地）的返乡农民工和农民企业家提供场地租金等方面的优惠和企业指导、跟踪扶持等服务。对进入省级小企业创业示范基地的科技型小微企业，同等享受省级小企业创业示范基地相关扶持政策。

四、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

为加强“回家工程”组织领导和推进实施，县上建立以县政府主要领导和相关领导为总召集人的返乡创业联席会议制度，负责统筹协调实施返乡创业“回家工程”工作，研究制订重大政策措施，协调解决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二）搭建创业平台。

结合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同步发展的实际需要，依托已有园区，盘活闲置厂房等存量资源，整合发展一批返乡创业孵化基地和返乡创业园区，聚集创业要素，降低创业成本。挖掘现有物业设施利用潜力，整合利用零散空地等存量资源，并注意与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电子商务和完善物流基础设施等统筹结合。属于非农业态的农民工和农民企业家返乡创业园，应按照城乡规划要求，结合老城或镇村改造、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或农村宅基地盘整进行开发建设。属于农林牧渔业态的农民工和农民企业家返乡创业园，在不改变农地、集体林地、草场、水面权属和用途的前提下，允许建设方通过与权属方签订合约的方式整合资源开发建设。鼓励镇（街道）结合产业优势建立返乡创业电子商务基地、返乡创业小型电子商务集聚区，对电子商务创新创业等办公用房、网络等给予优惠或补贴，大力拓宽“一村一品一店”覆盖范围。

（三）提升综合能力。

运用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机制，调动教育培训机构、创业服务企业、电子商务平台、行业协会、群团组织等社会各方的积极性，形成多元参与、公平竞争格局，帮助返乡创业人员解决企业开办、经营、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构建“技术+创业”新模式，开展好返乡创业人员创业培训，紧密结合返乡创业特点、需求和地域经济特色，运用国内先进的CETIC创业素质测评系统，对返乡创业人员进行创业素质测评和创业资源评估，开发有针对性的培训项目。加强创业师资队伍建设，组织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行动、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计划、农村青年电商培育工程等专项培训计划。建立健全创业指导制度，开展“指导诊室+企业+创业者+技术人才”的“1+3”培训模式，从有经验和行业资源的成功企业家、职业经理人、电商辅导员、天使投资人、返乡创业带头人当中选拔一批创业导师，充实创业指导专家服务团队，为返乡创业人员提供开业指导、项目推荐、问题诊断等创业辅导。支持返乡创业培训实训基地建设，动员知名乡镇企业、农产品加工企业、休闲农业企业和专业市场等为返乡创业人员提供创业实训服务。

（四）营造创业氛围。

编印返乡创业政策汇编，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强化土地资金等要素保障，优化政务服务环境，着力营造创新创业和亲商安商良好氛围，提升“回家工程”吸引力，促进农民工、农民企业家以及在外知名人士返乡创业。结合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探索优化鼓励创业创新的机制环境，构建良好创业生态系统。打造一批传统产业创业示范基地、一批县级互联网创业示范基地，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以及网站、微博、微信、移动客户端等媒介，大力宣传支持农民工和农民企业家等人员返乡创业的政策措施、典型事迹、诚信模范，分享创业经验，展示创业项目，交流创业信息。组织开展鼓励农民企业家返乡创业服务专项活动，积极引导在外籍农民工、农民企业家和知名人士抱团回归、返乡创业。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支持、促进农民工和农民企业家等人员返乡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大力营造创业、兴业、乐业的良好环境。

（五）加强督促考核。

返程投资篇7

(一)各区新引进投资额达10亿元以上(含10亿元)工业项目形成的税收，从项目完工投产之年起5年内，市级留成部分全额返还给所在区。

(二)现有工业企业改建、扩建实际投资额在10亿元以上(含10亿元)的项目，从项目完工投产之年起5年内，以企业上一年度实际缴纳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为基数，当年新增两税市级留成的50%部分返还给所在区。

(三)对新引进实际投资额在50亿元以上(含50亿元)的先进制造业项目的区(含开发区、化工区)，以及对新引进实际投资额在10亿元以上(含10亿元)的先进制造业项目的远城区，分别给予1000万元和100万元的补助奖励。

二、项目认定

(一)项目符合国家产业和环境保护政策，以及市工业发展规划；

(二)项目实施地点为市行政区域，项目实施企业在市缴纳税收；

(三)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国家标准GB/T4754—)，属于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的项目；

(四)项目签约时间在年1月1日以后。

三、投资额的界定

(一)本办法所称实际投资额是指企业在我市新投资项目形成的使用期限超过一年的土地使用权、房屋、建筑物、机器、机械、运输工具等固定资产及项目所需的流动资金。

(二)项目土地使用权在考核计算投资总额时不超过企业项目总投资额的30%(含30%)。

四、返还税收的计算

(一)新引进项目返还税收是指工业投资项目企业生产销售产品直接实现并缴纳的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城市维护建设税的市级留成部分。

(二)改、扩建项目，以项目企业上一年度实际缴纳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为基数，按照环比办法计算市级留成部分。

(三)工业投资项目建设期间产生的与产品生产不直接相关的税收，不属于市级税收返还的范围。

(四)市级税收返还金额按照《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调整和完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政〔〕68号)的规定办理。

五、申请资料和程序

(一)申请资料包括项目投资协议书，项目投资批准、核准或备案的有关文件，实际投资到位和完工投产的证明资料。

(二)申请市级税收返还的区还应提供工业项目企业实际直接缴纳税收税票的复印件，其中：改、扩建项目应提供上年和当年缴纳税收税票的复印件。

(三)由区工业经济主管部门申报，市工业发展“倍增计划”实施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初审，市财政部门复核，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办理拨付。

六、政策兑现时间

(一)新引进投资项目补助奖励的计算时间：对新引进实际投资额在50亿元以上(含50亿元)的先进制造业项目的区，签约后补助奖励200万元，项目投资额完成一半，补助奖励400万元,项目完工投产后当年，再奖励400万元；对新引进实际投资额在10亿元以上(含10亿元)的先进制造业项目的远城区，签约后补助奖励20万元，项目投资额完成一半，补助奖励40万元,项目完工投产后当年，再奖励40万元。

(二)投资项目的市级税收返还的兑现时间在项目完工投产次年的第一季度。

(三)享受市级税收返还的期限为5年。

七、资金安排及使用

(一)市级税收返还资金，以及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化工区新引进实际投资额在50亿元以上(含50亿元)先进制造业项目的补助奖励资金，由市财政专项安排。

(二)对其他区引进先进制造业项目的补助奖励资金，在市新型工业化发展专项资金(远城区省级经济开发区建设补助资金)中统筹安排。

(三)市拨付的资金由各区统筹用于工业配套的基础设施建设、重大工业项目贷款贴息和投资补助、资助企业缴纳项目建设期间的行政事业性收费，以及支持重点产业招商引资。市、区财政部门要加强对资金使用和管理的监督，促进专款专用。对违反资金使用和管理规定，截留、挤占、虚报冒领、挪用或者造成资金损失、浪费的，将追究有关领导和当事人的责任。

八、其他事项

(一)项目完工投产年度按照公历年度计算，不足一年的不计算跨年度时间。

(二)市对区的财政管理体制政策及市对企业专项政策与本办法税收返还有重复的，按照“就高不就低”的原则，剔除重复部分计算确定。

返程投资篇8

关键词:返乡农民工;再就业;创业

20世纪90年代末期，受劳动力供需影响，我国农民工返乡现象即开始凸显，2003年则出现了十分罕见的“民工荒”。到2008年下半年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下滑趋势。2009年就业形势趋紧已不可回避，而返乡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则显得更为突出。如何解决好返乡农民工的再就业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也势必会影响到农村、社会的发展以及整个社会的稳定。

一、新时期返乡农民工再就业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对农民工的界定，国内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观点。例如，郑功成认为，农民工是我国制度变迁与社会转型期间所出现的特殊群体，特指具有农村户口身份却在城镇务工的劳动者。孙立平则指出，农民工这个词表明的并不仅仅是一种职业，也不仅仅是一种社会身份或社会地位，而是一种社会身份与职业的结合。其中的农民表明的是他们的社会身份，“工”则表明的是他们的职业，农民工就是农民这种身份与工这种职业的一种特殊的结合。无论如何，当这些农民工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返乡后势必要寻求新的收入来源，即通过再就业来满足生活的需要，但是，此过程并非一帆风顺。

1.务农障碍

首先，许多农民工当初外出打工之时已将自己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出租或转让给其他农户。对于转包或出租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民工，由于期限未到等原因，当其返乡后并不能很快取得该项权益；对于部分将其转让的农民工，则更是根本无法获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而据中国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的调查报告显示，中国约有1000万农民工早已没有所谓“承包地”。这样，返乡农民工的务农之策势必难以广泛落实。

其次，农产品价格不稳定，不仅会削减农民工的务农积极性，更会在很大程度上阻碍其增收。国家统计局农村司消息，据对全国31000个农业生产经营单位和农户的调查，2008年全国农产品生产价格一、二、三和四季度同比涨幅分别为25.5%、21.2%、12.6%和1.6%，同比涨幅逐季大幅回落。尽管国家表示要采取一些措施，但稳定农产品价格的压力是很大的。

2.适合返乡农民工的工作岗位供给失衡

许多地区尤其是沿海发达地区的部分劳动密集型企业和外向型企业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被迫停产、破产或大量裁员，导致岗位供给不足。在2009年3月10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记者会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表示，从所监测的15个重点城市来看，从去年第四季度开始，大约有40%的企业都出现了岗位的净减，增减相抵，大约企业岗位净减在5%左右。以此推算，全国大约失去工作岗位的有300万。总而言之，受金融危机影响，岗位供给减少已是不可回避的事实。

此外，很多地区还存在岗位供给得不到满足的状况，原因则在于很多返乡农民工以前只是从事以体力劳动为主的职业，受过各等级职业技能培训的农民工比例较低，而这些岗位对技术要求较高，使其无法胜任。

3.返乡农民工以创业带动就业困难重重

(1)农村的创业环境条件仍有待改善。农村交通条件差等一系列环境条件从根本上制约了农村经济的长远发展。而且，由于受到农村土地制度等的制约，使得创业基地的需求得不到相应满足。

(2)很多返乡农民工的因文化水平普遍不高，自身素质相对较差，创业能力差，具体体现在企业管理水平低、创业产业选择单一等方面。

(3)创业离不开资金，尽管返乡农民工外出打工有一定的资金积累，但相对于创业来说还远远达不到要求。而在现阶段我国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尚不完善，农民受担保等因素影响信贷融资艰难，资金问题成为农村创业的重要障碍之一。

二、积极推进返乡农民工再就业的必要性

1.积极推进返乡农民工再就业是保护弱势群体的表现

在我国，农民工一直以来就流动于城乡之间。从职业上看，他们常年或大部分时间在城市务工，从身份上看，户籍制度仍把他们认定为农民。他们既离开土地又没有完全融入到城市生活，从而导致了他们缺少自由迁徙权、平等劳动权等，受到很多城市各种政策壁垒的排斥，无法享受到市民待遇，成为城市中的弱势群体。如今，大量农民工失业返乡，再就业之路上困难重重，长期生活无法得到保障。因此，从保护弱势群体的角度，理应积极推进返乡农民工再就业。

2.积极推进返乡农民工再就业有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

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民工统计监测调查，截至2008年12月31日，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2542万人。到春节前，我国返乡农民工约为7000万人。春节后，有80%以上农民工已经进城务工。其中，有4500万已经找到工作，其他人处于寻找工作状态；近20%就地就业或创业或寻找工作。以此推算，近2500万农民工仍处在工作不稳定状态，仍然面临着再就业的种种困难。因此，农民工的再就业问题势必关系到农村的稳定以及整个社会的安定。

3.积极推进返乡农民工再就业有助于扩大我国内需

受世界金融危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尤其是出口受到了一定的制约。在此情况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出口拉动型转变为由出口、投资、消费三驾马车共同带动型至关重要，而其中拉动内需刺激消费则显得更为迫切。目前，我国在全国各省市实行“家电下乡”的利农政策，旨在拉动经济增长，刺激农村消费。然而，农村消费的增长是建立在农民有稳定收入的基础之上的。因此，有必要积极采取措施稳定农民工的收入来源，从而促进消费，扩大内需，最终刺激经济增长。

4.工资性收入在我国农民的收入构成中占有相当的比重

据国家统计局调查信息，2008年浙江农村居民在本地企业中从业或外出从事各种劳务以及在非企业组织中从业得到的工资性收入为人均4713元，占全部纯收入的比重为50.9%，而工资性收入增加额占到全部收入增加额的62.4%。2005年，湖北省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达到941.64元，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例达到30.4%，比2004年提高4.3个百分点，工资性收入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的贡献率高达89.1%。2004年以来，江苏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始终保持两位数增长，到2007年已达3476元，也占到农民人均纯收入的53%。尽管不同地区的农民收入构成不尽相同，但农民收入中工资性收入都占到了相当的比重，而且在农民增收中的作用更是不容忽视，因此做好返乡农民工的再就业工作，保证他们的工资收入来源就显得十分必要。

三、有效解决返乡农民工再就业问题的政策建议

解决返乡农民工再就业问题，意味着使他们在自己的家乡找到合适的工作岗位，或者重返城镇实现再就业。我们的政策实施则在于促进返乡农民工通过不同的方式尽快实现再就业。

1.通过加大政府投资力度创造更多就业岗位

政府扩大投资不仅造成需求扩大，从而带动更多的行业扩大生产规模，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而且还会直接创造岗位。我国“四万亿”投资计划将用于铁路、公路、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以及农村民生工程等，而这些投资项目很大一部分将创造适合农民工就业的岗位。总之，扩大投资是刺激经济短期较有效的方法，通过就业岗位的创造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农民工尤其是返乡农民工的再就业。

2.通过信息提供促进返乡农民工再就业

农村落后的基础设施条件使返乡农民工难以及时了解外部的用工信息，为此，劳动保障部门要做好相关的协调工作解决好企业和返乡农民工间由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双方损失。

首先，劳保部门应及时了解该地区以及外省市由投资等带来的大量招工信息以及目前的招工情况，并及时向返乡者传达该信息，实现岗位与求职者的尽早结合，同时避免返乡农民工不知情状况下大量聚向同一地区造成的资源浪费。

同时，各地区可结合自身状况开展不同规模的返乡农民工专场招聘洽谈会。例如，2009年2月8日，在广西市劳动保障部门与南宁—东盟经济开发区联合举办了2009年“春风行动”专项活动大型劳动力招聘会中，103家企业共提供了4250个工作岗位，吸引了2.35万名农村劳动力参加，当天签订就业意向协议7500份，现场录用1780人。此外广西贺州市、安徽等地也分别开展了类似的专场招聘会活动，均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3.通过技术培训促进返乡农民工更好就业

技术培训可为改善我国农民工的就业结构创造前提。政府可通过向返乡农民工发放就业培训券等形式，为其提供各类技术培训，使返乡农民工提高自身的技能素质。例如安徽省目前建立了1000多个农民工技能培训基地，全省接受技能培训的农村劳动力达94.9万人。在此，要注意企业需求与培训方向的结合。同时，对于某些培训成本较高的岗位，还可采取政府与企业协商一致，双方共同出资培训，培训合格者直接就业的方式，做好以技能培训促进返乡农民工再就业的工作。

4.通过鼓励创业带动返乡农民工再就业

首先，要加大宣传，增强返乡农民工的创业意识。其次，可对有创业意愿的农民工进行创业培训。同时开展创业咨询服务。再次，建立各类“农民创业园”，为返乡农民工创业提供创业基地，同时从长远来看还可发挥产业集群通过竞争带来的优势。最后，通过降低创业准入门槛，鼓励更多的返乡农民工自主创业，从而带动更多的人就业。

5.通过财税金融政策解决返乡农民工再就业的资金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