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程投资范文

返程投资范文第1篇

截至2014年底，湖南省内已办理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外汇登记的返程投资企业共45家，剔除已注销企业1家、转内资企业2家以及参照内资企业管理的外商投资性公司再投资企业5家，当前实际有效的返程投资企业共37家。其主要特点如下:从企业规模上来看，湖南省内37家返程投资企业合计注册资本10.4亿美元，平均注册资本0.28亿美元，外方股东注册资本合计为5.76亿美元，外方平均持股比例为55.3%。规模最大的三家返程投资企业为蓝思科技(长沙)有限公司(注册资本4.6亿美元)、湖南鑫未来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0.99亿美元)以及张家界碧桂园置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0.47亿美元)。从企业成立(主管部门批复)时间来看，如图1所示，从2003年2014年十年中，2006、2007以及2009至2011年为湖南省返程投资企业成立较为集中的年份，其余年份企业成立数比较平均。从企业境外股东所在地来看，如图2所示，湖南省内37家返程投资企业股东主要集中在7个国家(地区)，其中以中国香港和英属维尔京群岛最多，分别占到21家和10家企业。返程投资企业的股东所在地即境内居民在境外设立的特殊目的公司的所在地，特殊目的公司的设立集中在中国香港、英属维尔京群岛等地，是由于这些国家(地区)设立企业的条件比较宽松、外汇管制少、有一定的税收优惠政策并能提供良好的金融服务，便于境内居民在境外的投融资行为。从企业所属行业来看，如表1所示，湖南省返程投资企业行业属性分布广泛，37家企业分布在24个细分行业属性中。其中“房地产业”、“农副食品加工业”以及“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三个行业分布相对集中，约三分之一的企业分布在这三个行业当中。房地产企业资金需求量大而境内融资渠道有限，从而积极寻求境外融资成为房地产行业返程投资企业集中的重要原因。

二、湖南省返程投资企业财务状况分析

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的规定，境内外商投资企业每年需就各企业上年度的经营状况及财务情况进行申报。从2014年外商投资企业外汇年报申报情况来看，湖南省当前37家返程投资企业中实际参报企业23家，综合23家参报返程企业的年报数据，湖南省返程投资企业相关情况如下:1.资产负债主要情况从总体上来看，返程投资企业资产负债规模稳步增长。2013年末，湖南省返程投资企业资产合计约139.5亿元人民币，较年初增长24.06%;负债合计89.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3.94%;所有者权益合计49.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9.44%。从资产结构上来看，固定资产、货币资金、存货占总资产比重较大。2013年末湖南省返程投资企业资产结构中，三者占总资产的比重分别为26.33%、17.90%、15.98%。从负债结构上来看，返程投资企业的流动负债比例较高，其中应付项目是负债的主要构成部分。2013年企业流动负债占负债总额的83.91%，可以看出返程投资企业大多倾向于配置短期负债项目，其中其他应付款和应付账款分别占负债总额的30.1%和25.3%，是负债的主要构成部分。2.企业经营主要情况从企业总体来看，企业营业收入稳步增长，但利润水平有所下降。2013年度，湖南省返程投资企业营业收入70.1亿元人民币，较2012年年增长18.1亿元人民币，增幅达34.76%，但营业成本、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都有较大程度的上升，使得返程投资企业利润水平有所下降，2013年返程投资企业实现净利润3.1亿元人民币，较2012年下降25.04%。从企业个体来看，亏损企业比例不大。参报的返程投资企业中，盈利企业为15家，持平企业2家，亏损企业6家，较2012年减少1家，亏损企业比重不大，经营情况好于湖南省外商投资企业整体情况。亏损企业中，某房地产企业反差最大，净利润从2012年的4500万元下降到2013年的－2500万元，究其原因主要是2013年房地产市场相对饱和造成其营业成本和销售费用提升、营业收入下降。3.外方权益主要情况外方实到注册资本及属于外方股东的未分配利润显著增长。湖南省返程投资企业2013年度末外方实到资本为27.03亿元人民币，较年初增长9.03亿元人民币，增幅达50.19%。年末属于外方股东的未分配利润为15.58亿元人民币，较年初增长1.55亿元人民币，增幅10.65%。同外商投资企业整体相比，返程投资企业的外方持股比例较低，但外方利润分配比例较高。如下表所示，从2013年情况来看，湖南省返程投资企业的外方股东平均持股比例为46.80%，低于湖南省外商投资企业整体的平均水平，但返程投资企业的外方利润分配比例达到89.70%，远高于外商投资企业整体的平均水平。

三、结论及相关管理思路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目前湖南省返程投资企业家数不多，仅37家，但是受几家规模较大企业的影响，37家企业平均资产规模比较大。湖南省返程投资企业外方股东所在地主要是中国香港和英属维尔京群岛，返程投资企业所在领域分布广泛，其中房地产业，农副食品加工业，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三类行业相对集中。2013年度，湖南省返程投资企业资产规模稳步增长，但受营业成本上涨的影响，净利润有较大幅度下降。同期，返程投资企业的外方实到注册资本显著增长，其外方的持股比例和利润分配比例与FDI企业整体情况有明显的差异。在对返程投资企业的相关管理思路方面，第一，根据汇发［2014］37号文的精神和要求，外汇局应对境内居民个人特殊目的公司的设立进行严格的资质审核和把关，确保其境外投融资的真实性和合规性。第二，在松绑业务审批和登记环节相关要求的同时，外汇局应加强对特殊目的公司及返程投资企业的事后管理，对于不登记、不披露、逃汇、非法流入、非法结汇等情况进行严格处理。第三，外汇管理部门与湖南省政府部门应进一步加强沟通协调，着力改善湖南省投资环境，在帮助企业“走出去”融资的同时，引导优质外商投资企业进驻湖南，促进湖南省外商投资规模合理、有效增长。

返程投资范文第2篇

【关键词】返程投资 管理 难点

返程投资出现是国内利用外资政策、资本市场发展、税制改革、外汇管理等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外资企业“超国民待遇”引发了返程投资的潮流，这一现象的涌现，对国内经济发展、金融稳定、社会公正的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对国家法制建设带来了一定的冲击。为规范返程投资行为，近年来，国家外汇管理局先后下发了《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境内居民通过境外特殊目的公司融资及返程投资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2005〕75号，以下简称75号文）、《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关于印发〈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境内居民通过境外特殊目的公司融资及返程投资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操作规程的通知》（汇综发[2007]106号，以下简称106号文）。期间，六部委联合下发了《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以下简称“10号令”），一系列文件的，规范了境内居民法人和自然人通过境外特殊目的公司进行跨境投融资活动的资本交易行为，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假外资的流入。但相关法规执行中仍存在一些难点，削弱了政策效力，亟待解决和完善。

一、返程投资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一）返程投资身份鉴别难

一是外汇局处于外资企业审批环节的下游，审核认定境外企业的最终控制人较困难。个别企业为加快办理外汇登记及资金投入，往往承诺境内外投资者之间没有关联。但实际上从后续资金流入环节（验资询证等环节）看是内外一套人马的关联收购，但由于法规不配套，对一些骗取外资外汇登记的违规行为处置乏力，使目前的外资外汇登记陷入较为尴尬的境地。在目前的国内信用环境下，即使个别企业境外投资者被境内居民法人或境内机构持股或控制，其申请书中还照样声明无上述情况，外汇局据此便给予办理登记，难以实现政策设计的初衷。如企业发生虚假误导性陈述，作为基层的管理者，也难以摆脱监管不到位的“嫌疑”。由于缺乏有效的制约措施，外汇局不能有效避免企业进行不实“声明”，其直接后果是削弱了外汇管理政策的执行效果，影响了外汇局对外的权威性、公平性和一致性。

二是在部分企业利用与外汇局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刻意规避政策监管的情况下，无法甄别返程投资的身份。

1.借用他人之名注册境外公司，利用外汇局与企业之间信息的不对称，有效规避股权并购和境外上市方面的外汇管理政策规定，间接实现资本跨境流动。典型的做法是借用境外他人的名义在境外注册成立境外公司，通过其收购境内公司的股权，再通过境外壳公司以反向并购方式实现在境外上市。这种借用他人名义间接实现资本跨境流动的方式，假如企业并不据实反映境外公司背后的实际控制人，外汇局是不可能知悉境外公司的真正控制人的身份，而按照一般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操作，政策规定有被架空之嫌。例如，2007年11月，经广东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批准，（英属维尔京群岛）准升控股有限公司以2.698亿元人民币收购中方东莞市天安集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3000万元人民币）的100%股权，民营企业变身外商独资企业。表面上看这是一例外资并购的个案，实质上此次并购实为东莞市天安集团“反向兼并的海外上市方式”前的必经步骤，境外公司的最终控制人仍是境内居民。由于准升控股有限公司是由英国人注册的BVI公司，且最终上市过程均以风险投资公司“基廷投资”在美国进行运作，假如上市成功，绕过了国内严格的资本与外汇管制，特别是绕过了特殊目的公司并购境内企业的相关规定，轻易实现国际资本的双向流动。

2.通过境外公司股权转让运作，将原为境内居民自然人控制的境外公司转让给境外人士控制，并申明境内外投资者之间没有关联，从而取得外汇登记。在此情况下，外汇局经办人员明知内有蹊跷，但外经贸部门已批复其公司章程变更，且企业提交了符合外汇局规定的材料，不能拒绝其办理外汇登记。即使其境内居民自然人的股权交割并未真正实现，目前的个人境外投资外汇管理也无相关的处罚规定。

（二）返程投资资金监控难

一是境外资产来源合法合规性判断难。在境内居民自然人将其持有的境外权益注入特殊目的公司并返程投资时，如其所有资产权益来源真实性、合法性不能有效识别，将会为不法分子跨境洗钱行为提供便利，把不法收入转移国外再返程投资，达到洗钱目的。

二是回流资金难以定性。106号文规定，特殊目的公司融资资金资金合规性审核仅是与境外融资商业计划书和招股说明相一致，缺乏有效认定手段，外汇局对资金来源合规性难以判断，对其资金的返程方式存在操作难度；由于对境外公司的损益、资产负债难以掌握，无法准确核实，外汇局对境外公司利润、资本变动收入和返程管理陷于被动；境内居民从特殊目的公司获得的利润、红利等收入可直接进入经常项目账户或储蓄账户，一些境内居民可能利用这一渠道，将其他资金混作利润、红利收入汇入境内，以逃避资本管制。

三是回流资金流向监控难。特殊目的公司可通过股权并购、增资、新设外商投资企业或股东借款等方式，将在境外融入的大量资金回流境内。由于特殊目的公司通过协议并购境内居民自然人持有的境内企业股权，使大量资金结汇后进入境内居民个人的人民币账户，而居民个人的人民币资金的进一步流向则难以监控，不排除最终流入证券或房地产市场，还可以通过境外上市公司股权收购的方式回流境外。

（三）部门监管尺度统一难

认识不统一，造成管理脱节和政策上的不协调。商务、工商等负责企业立项、注册的上游部门对返程投资还在施行较宽泛的管理政策，客观上造成了外汇局孤立无援，矛盾集中的现状。例如，“10号令”仅对境内公司在境外设立特殊目的公司做出了规定，而对于境内居民自然人设立特殊目的公司则没有提及，申请人仅办理境外投资外汇登记即可。这样一来，不仅规避了商务部等经济主管部门对特殊目的公司返程投资的监督，同时也增加了外汇管理局核准特殊目的公司外汇登记的政策风险；商务部对特殊目的公司以并购和新设企业形式返程投资区别对待，外汇局在办理业务中难以识别所有返程投资企业；商务部门目前并不对境内居民个人境外投资进行审批，阻塞了境内居民自然人资金正常汇出的通道。

二、政策建议

（一）消除制度根源，加大返程投资真实性审核力度；强化企业和居民守法经营管理的自律性，构建信用社会

一是健全体制，消除刻意规避监管行为的根源，同时加大真实性审核力度。建议逐步减少或取消外商投资优惠政策，实施国民待遇，从根本上抑制这些现象。同时，尽可能拓宽民营企业境内融资的正常渠道，避免境内资产通过非正式渠道境外化。依托外商资质审查，和具公正力的材料，加大真实性审核力度，准确判别外国投资者的股权结构和实际控制人，有效甄别返程投资。

二是相关部门要加大政策法规宣传力度，引导企业和居民知法守法，加强自律，在政策法规的框架内从事投资和各项经营活动，打造信用社会。同时，完善规定，制订罚则，对刻意逃避文件规定的企业和个人加以惩处，落实失信惩戒责任，保证政策规定落实到位。

（二）建立对返程投资资金全方位监测和管理体系

一是对特殊目的公司的融资行为实施跟踪管理。要求特殊目的公司定期报告境外融资进程，明确对其融资和调回资金应如何进行规范和管理，确保不偏离原有目的。

二是加强返程投资资金的真实性审查，加大对非法跨境资金的打击力度。对此类公司在办理外资询证时增加资金来源证明，对特殊目的公司汇入的投资款进行真实性审查，以防止其他非法资金的流入。

三是全面搜集居民在境外投资设立公司的基本情况、投资行为、关联交易、财务利润和经营范围等基础信息，规定境内居民从特殊目的公司所得利润、红利及资本变动收入需按会计决算年度向外汇局申报，并在调回境内时，提供境外资金的资信证明材料。明确资金性质后，方可核准予以调回境内，并逐笔审核结汇。

四是建立各相关部门之间通畅的信息监测网络。要求特殊目的公司定期向外汇局提交反映公司营运情况的报表，并将其纳入境外投资联合年检的体系中；对银行进行相关政策培训，强化其业务人员防范国际游资的意识，要求其向外汇局报送特殊目的公司资本流动情况；定期同相关主管部门交换信息，实现资源共享。

（三）统一认识，加强合作，形成监管合力

一是统一认识，形成各部门通力配合的返程投资监管体系。在政府统一领导下，工商、税务、商务、外管等部门要联合行动、相互配合，建立信息沟通机制和工作协调机制，加强对境外投资者资质和真实性背景的审查，逐步规范返程投资行为，最终形成运行规范，监管有效的管理机制。

二是协调政策，统一操作。进一步加强同商务部门的合作，尽快建立境内居民个人的管理与监督机制，明确操作细节的衔接，尽快将所有特殊目的公司的设立和返程投资都纳入商务部的审批范围，减少外汇局先于经济主管部门做出外汇登记核准的政策风险。建议商务部扩大申请主体的范围，要求境内居民自然人在设立特殊目的公司时与境内企业一样，向商务部和证监会申请核准之后才能办理外汇登记等手续。同时，商务部应在所有批准的特殊目的返程投资企业批准证书上标注，以免其他部门在办理业务时由于企业虚假声明造成混淆。强化同税务部门合作，实现资源的互通有无，及时掌握和监测试图逃脱股权出售获利后的个人所得税等不法行为。

参考文献

[1]王大贤，关注返程投资，完善全程监测体系[J].上海证券报. 2011，（05）.

[2]江子叶、范从来.中国返程投资的影响因素研究[J]金融研究.2010，（09）.

[3]陈杰，FDI中的返程投资：现状、成因及规制[J].西南金融. 2007，（01）.

[4]冯雁秋.返程投资及其监管探析[J].中国金融.2006，（06）.

[5]孙亚.境内民营企业外资化问题研究[J].青海金融.2008（01）.

返程投资范文第3篇

关键词：离岸金融中心；远程投资；资本监测

中图分类号：F830.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17(2009)03-0044-04

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广泛扩散格局下，应充分重视无序的离岸金融中心资本流动对我国经济的冲击。对离岸金融中心对华返程投资应采取积极对策加强监管，以引导规范返程投资活动，避免其潜在风险和负面效应扩大。

一、文献综述

离岸金融中心返程投资问题主要涉及金融创新中的风险控制机制，国外文献集中在以下几方面：一是从货币发行国角度研究离岸金融市场风险控制问题，如Shogo・Ishii(2001)的《限制货币离岸使用的措施：事前与事后》；二是从避税港角度研究“避税天堂”的税收政策及其对金融体系的冲击，如Ingo・Walter(1985)的《秘密的资金：避税，资本流动与欺诈》等；三是从金融犯罪角度讨论离岸金融中心洗钱问题，如Hampton，M.P(1996)的《离岸金融犯罪与社会变革探究》。文献中很少将离岸金融中心与FDI结合起来研究，但近年有所突破。在离岸金融中心对华投资动机的研究领域，周清华(2005)将内资利用离岸金融中心对华FDI的原因归结为逃避法律监管。於子龙(2005)把规避投资来源地作为离岸金融中心对华投资的重要原因。而在离岸金融中心对华FDI中的影响及对策研究方面，梅新育(2005)提出返程投资将推动资本外逃规模膨胀，对人民币汇率安排和货币政策运作产生压力，提出放松资本流动管制，取消对外资过度优惠，改进税制等措施。在对离岸金融中心返程投资效应分析和风险控制方面，冯雁秋(2006)通过返程投资及其监管问题探析，分析了其动因及影响，指出应在制定政策时合理地加以规范和引导。陈杰(2007)通过对FDI中的返程投资现状、成因的解释探讨了规制返程投资的政策建议。倪喜喜(2008)指出加强对FDI中部分指标的监控和加强反洗钱，完善税收、资本管理、公司法律制度以有效地控制非融资性返程投资行为。杨佳妮(2008)提出加强对离岸公司及跨境资本流动的监管，为国内合法的人民币与外币业务提供顺畅渠道。张大龙(2008)提出加大对外方出资的检查力度，严打虚假出资行为，提高资本流动监测分析能力的配套措施。

二、离岸金融中心对华返程投资的状况

返程投资(Round-tripping Capital)是指一个经济体境内投资者将其持有的货币资本或股权转移到境外，再作为直接投资投入该经济体的经济行为。返程投资主要绕道香港和维尔京、开曼群岛等离岸金融中心进入我国，而离岸中心对资金转移又无任何限制，业务极不透明。一般只能根据上述地区名义上对我国的直接投资来估算其规模。

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美日对华投资持续下跌，欧盟对华投资首次下跌，而离岸金融中心对华投资却持续增长。2008年，对华投资前十位国家／地区依次为：香港、英属维尔京群岛、新加坡、日本、韩国、开曼群岛、萨摩亚、美国、台湾省和毛里求斯，合计实际投入外资金额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87.48％。香港及其他离岸中心仍是我国最大的外资来源地，分别占全国利用外资的44.45％和24.73％，维尔京群岛已连续多年成为第二大对华投资地(见表1，表2)。从北京、上海等吸收FDI较多的大中城市近年外资来源地结构变化中亦可见，2005年北京地区合同外资额的25％、实际利用外资额的33％来自离岸金融中心且规模逐年上升。据统计，60多万家在英属维京群岛注册的企业中，大约近20万家与中国企业有关；有1万多家在加勒比海离岸中心注册的企业与中国内地相关，该地区平均每天都会注册一家中国概念公司。1995年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就估计，在中国所吸引的FDI中，约有20％属于“返程投资”。而2004年亚洲开发银行报告认为，“返程投资”实际占中国FDI流入规模的26％至54％，平均比例约为40％。国内学者较一致的看法是：“我国每年实际利用的外资中，约1／3是国内资本通过离岸金融中心形成的返程投资”。据世界银行估计，我国每年实际利用外资中，约1／4是“返程投资”，按照2007年实际引资金额748亿美元计算，约有187亿美元为“返程投资”。

返程投资的动因主要有融资困境下的曲线融资上市、差别待遇下的优惠政策寻租、监管空洞下的规避法律管制以及地方政府的政绩追求冲动等。例如采用“红筹”模式，借道离岸金融中心设立壳公司，然后用壳公司收购境内企业资产，以境外壳公司名义达到曲线境外上市目的，已成一股风潮。中国联通、新浪、搜狐、网易、百度、国美电器、盛大网络、慧聪国际、雨润食品等国内企业，纷纷通过境外壳公司海外挂牌上市，其壳公司注册地均为离岸中心。通过返程投资实现“变脸”，从而在政策上享受到“超国民待遇”。为追求引资政绩，地方政府官员也有较强冲动对返程投资活动加以庇护甚至鼓励。

三、离岸金融中心对华返程投资的潜在风险分析

(一)推动资本外逃，对货币汇率政策产生压力

为了使境内资产外部化必须进行虚拟投资，企业可设立“壳”公司，以利用境内外企业的关联关系转移资产。在境外企业“操纵”下境内企业可通过价格转移、利润汇出、股权转让、关联交易等方式将资金汇出，可推动资本外逃进一步膨胀。我国资本外逃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达到最高峰。在资本外逃膨胀的同时，离岸金融中心对华投资迅速增长，维尔京、开曼群岛等离岸金融中心是中国大陆资本外逃然后回流的“中转站”。返程投资在增加国家对外净负债时，会加大人民币预期，对人民币施加升值压力，并造成外汇储备快速增长。又“虚增”了中国的外资数量，将误导国家政策制定，会严重干扰中国人民银行遏制信贷规模增长失控的货币政策。当国内经济金融形势波动或企业怀有资本外逃动机时，由离岸金融中心所构架的资金通道可提供便利，由此引起的对宏观经济及金融市场的冲击不容小视。

(二)增加国际收支调节难度

返程投资大多通过离岸中心设立壳公司。完成资产置换后再将境外公司上市融资，绕开了国内严格的资本外汇管制。上市后通过离岸中心或以外方股东贷款、或以外商投资形式将绝大部分募集资金调入境内使用，但资金所有权属于境外壳公司。而其终极目标仍是获利后出逃，大量投资利润汇出时可能超过一国流入的新资本，会对该国国际收支平衡产生压力。返程投资达到一定规模会冲击我国正常的外汇市场秩序，给宏观调控带来压力，甚至导致

外汇管制失灵。返程投资还可随时根据利率、汇率变化，在境内外金融市场相应调动外汇资金头寸，造成大量投机性资本随时跨境流动，加大了国际收支调节的难度。甚至可能加剧中国“外资”的过度流入，最终陷入资本项目管制失灵、国际收支失衡局面。

(三)造成税收利益流失，加大经济监管难度

离岸中心对资金转移限制十分宽松，因而企业股东在将境内权益转让给离岸壳公司时，常蓄意隐瞒巨额股价转让溢价收入，巨额偷逃个人所得税。而返程投资不仅可享受“外资待遇”的税收优惠，优惠期满还可继续采取各种转移定价交易，将境内企业利润向零税负的离岸中心转移，造成国内税收大量流失。据国家税务总局估算，由返程投资造成的税收损失每年不下1000亿人民币。另一方面企业外资化过程中由于所需转换的资金量很大，必然利用地下钱庄等进行非法外汇交易，可能滋生逃汇、骗汇、洗钱等违法活动。据估计，近几年我国每年非法洗钱的金额已在2000亿元人民币以上，2008年前9个月反洗钱案涉及近1500亿元，这些非法活动很大程度上借助了离岸中心的资本转换系统。为逃避监管，一些境内企业常在境外注册壳公司，同时设立多家企业，由其操控，彼此间进行内部隐秘交易、关联企业价格转移等，而政府很难有效监管。返程投资以外资的身份在国内投资，享受大量优惠待遇的同时对国内的投资环境非常熟悉，投资领域大多集中在日常消费品等轻工业产品的生产、流通领域，投资回报率高于国内企业，国内企业面临真实外企和异化外企的双重夹击，将不利于中国经济持续稳健增长。

(四)为国有资产和公众财产侵吞转移提供通道

国有资产管理制度在“两权分离”下存在委托一风险，助长了国有资产改制转让中的腐败行为。而离岸中心都有严格的银行和财产保密制度，能隐藏离岸公司股东身份、股权比例、收益状况等资料，可为腐败分子、不良商人提供侵吞国有资产和公众财产的资产转移渠道。由于境外公司不受国内法约束，有的外资化企业在境内大举借债，依靠银行信贷维持经营，却将大量利润汇出境外；有的境外公司收购境内股权不支付对价，实际已将资产所有权转至境外；返程投资业务虽绝大部分在国内，主要资产也在增值，但所有权控制权却已转至境外。由于企业行为不受国内法约束，企业所有者可通过境外壳公司随意处置境内资产，都导致国民财富大量流失。

(五)诱发潜在的投资争议和公司造假行为

离岸中心信息透明度较低，易使一些公司利用其隐蔽性来掩饰造假行为。规模巨大的跨境资本流动，游离于政府监管统计之外，让外国政府名义上取得了资本管辖权，而中国政府要执行管辖权却缺乏“依据”，必定潜藏着巨大的投资争议风险(例如引起广泛关注的仰融案件)。返程投资导致大量中国公司逃脱法律约束的行为。如利用离岸中心对离岸公司的免税待遇，就可低成本虚增业绩。为抬高公司股价，外资化企业不惜造假来夸大公司业绩，引发了中国企业在境外的诚信危机。典型案例是近年来境外上市内地民企的造假风波，如欧业农业、中国稀土、裕兴科技等。相继遭受财务造假质疑，有些已被证实有商业犯罪行为，其欺诈行为大多是利用离岸公司实现的。借助离岸公司工具，一家集团公司可推行高负债经营，将其控制下的信息披露义务较高的子公司帐面债务保持在较低水平，最终发生债务违约而殃及向其在华子公司放款的中国金融机构。

四、应对离岸金融中心返程投资问题的措施建议

(一)加强跨境资本监管，协同打击金融犯罪

我国应扩大资本监测范围，将返程投资与资本外流、外资与内资企业同时纳入监管范围，重点监测利用离岸公司返程投资的企业，商务、金融、工商、税务等部门应建立联席工作制度，推动信息交流。要规范整顿国有资产转让改制，转让改制的所有环节都必须公平、公开，特别要规范国企境外上市融资活动，防止资产转移流失而成为“假外资”的来源。同时要进一步加强外汇监管，强化验资工作，引资考核要以银行实际到资、结汇数目作为标准。银行机构作为跨境资金入境的第一线要严格执行金融外汇管理政策，推行先进资、后注册的办法。强化出口收汇逾期未核销、差额核销和差额备查的管理。要建立返程投资的资本流动监测系统，完善境外投资管理法规，加强外资并购业务监管。打击地下钱庄，加强反洗钱力度，断绝“假外资”的外汇来源。

(二)改进完善税制，规范优惠政策

要削弱企业向离岸金融中心迁移注册地的动机，必须加快我国内外资所得税“两税合一”，统一税率，规范税前扣除标准，统一折旧水平，避免双重纳税，实施产业优惠为主。逐步取消地区优惠，以优化外资企业产业结构。取消对外资的过度优惠，适当抬高外资进入门槛，淘汰部分质量低劣的外资。不断优化外商投资“软”环境，从各方面减少直至完全取消外资“超国民待遇”，实现内外资待遇平等。税务部门应制定反避税措施，加强与国际反避税组织合作，统筹国际税务事项及涉外企业税收管理，防止返程投资利用离岸中心偷漏税款、转移资产。

(三)完善公司法制度，实施“实际控制人原则”

要规范外国公司的认定标准，建立以注册地标准为主，实际控制标准和住宿地标准为辅的公司国籍标准制度，从公司法上规制返程投资现象。把外资确认标准从“注册地原则”变换为“公司控制人”原则，要求外国投资者提供其最终股东的实际情况，如发现外资直接或间接由境内法人或自然人所控制，则应核实境内法人或自然人的境外投资合规性情况。没有按规定办理境外投资核准登记的，不予办理外资手续。如境内居民自然人境外设立特殊目的公司是以上市为目的，应增加证券监管机构批文，使境外上市资金调回有法可依；建议对境内居民自然人与法人在境外设立特殊目的公司实行同一管理原则，均纳入商务部审批范围，并实行统一管理。

(四)发展国内资本市场，化解融资上市障碍

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进一步健全包括主板、中小企业板、创业板、场外柜台交易市场、产权市场在内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减少证券法限制条款，增加企业境内融资机会，吸引更多优质创业型企业和中小企业在境内上市筹资，规范民企境外上市的外汇管理，对其筹集资金的境外留存、调回、结汇等做出规定；同时应分层次建立中小企业融资基金。解决那些有市场前景、有信誉的民企融资难的问题。通过健全法规建立投资者的信心，使资本主动留在国内，从而使造假式返程投资失去其存在基础。

(五)加强国际交流合作，健全返程投资监测

返程投资范文第4篇

关键词：VIE结构；资金流动；风险控制

近期支付宝重组、信超媒体VS.季望案、宝生钢铁公司美国上市失败等系列事件的发生，使得已在中国应用数十年的VIE结构（“Variable Interest Entity” structure，简称VIE结构）再次成为中外媒体关注焦点。本文对VIE 结构的特点、在国内的发展状况及VIE 结构存在的风险进行分析，并进一步完善VIE 结构提出政策建议。

一、VIE结构的特点

VIE是Variable Interest Entities的缩写，意为可变利益实体，是美国标准会计准则FIN46（FASB Interpretation No. 46.关于企业合并）中关于（被投资）实体的一个术语，是指投资企业持有具有控制性的利益，但该利益并非来自于多数表决权。VIE结构设计的初衷，是使外国投资者能够在许多限制或禁止外资参与的行业中对一个或多个境内业务运营实体持有控制性利益。其主要特点是：境外上市公司通过境内成立的外商独资企业（或外商投资企业）和境内经营实体之间的VIE协议，而非股权，外国投资者能够获得事实上的所有权和管理控制权；执行VIE协议，境外上市公司需将VIE资产合并入自己的财务报表，作为表内资产加以披露。VIE结构也被众多中国境内实体用来作为达到境外间接上市从而进入国际资本市场的方法，境内经营实体的股权，由中国创始股东或者是由其他受托名义股东持有。VIE结构及其组成协议能否有效调整境外上市公司的外国投资者和中国创始股东或境内经营实体的其他名义股东的利益至关重要，这种利益的协调一致将最大限度地减少境内经营实体法律意义上所有人抢占或转让公司营业执照和其他有价值的资产，或采取其他自利的行为以损害外国投资者的利益。典型的VIE结构如下图：

二、VIE结构在中国的发展概况

目前，中国在美国上市的公司中有超过40%的企业应用VIE结构，还有数以千计的非上市公司通过使用VIE结构运作。VIE结构最初为新浪、百度、搜狐、网易等公司应用于互联网领域，新浪是第一家成功应用VIE结构的公司。从那时起，对VIE结构的应用开始扩散到其他受到限制的行业领域，如广告、旅游和教育领域，并最终进入到了不受限制的行业领域，使其成为十多年来外资利用政策法规的灰色地带进行操作的首选投资结构。VIE结构被之所以被中国的外商投资者广泛使用，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外国投资者可以通过这种模式，在一些无法直接控股的行业内获得一定程度的公司控制权和可观的经济收益。我国目前对于境外资本投资国内行业有明确的产业投资指导目录，规定一些行业的许可证照只能由内资公司持有，所以那些在特定行业有境外融资意愿的公司往往成立由境内股东控股的内资公司持有经营牌照，使其境外注册的上市实体与境内的业务运营实体相分离，境外的上市实体则通过设在境内的外商投资企业以VIE协议的方式控制境内的业务实体。

另一方面，境内经营实体可通过VIE结构扩展融资渠道。当前境内企业特别是创业投资等中小企业在获得境内银行贷款或者在境内上市比较困难，而通过正常的审批程序在境外直接上市费用高、耗时长且成功率没有保障。境内企业通过在境外设立特殊目的公司，吸收VC/PE投资者或境外公众投资者后直接上市或买壳上市，再通过境外上市公司在境内设立外商投资企业来直接或协议控制境内经营实体，这一过程虽是实现外资对境内经营实体的控制过程，但同时也是很多境内企业实现境外间接融资的过程。

三、VIE 结构存在的问题

（一）政策合规风险。2010年9月1日起实施的《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10〕第2号）要求凡是从事网络支付的非金融机构须取得《支付业务许可证》成为合法支付机构后方可从事支付业务，其别规定：“外商投资支付机构的业务范围、境外出资人的资格条件和出资比例等，由中国人民银行另行规定，报国务院批准。”据此，为了尽快获得监管部门的牌照，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对支付宝进行了重组，使之成为国内经营实体，没有实际的或协议的外资所有权。阿里巴巴此举被认为侵犯了其大股东雅虎的利益而在国际国内引发轩然大波，而此前也有多家具有外资背景的第三方支付企业如财付通、拉卡拉、快钱、易宝支付等纷纷在申领支付业务许可证前转为“内资”身份。可据此推测，国家相关部门虽对VIE结构采取默许态度，但相关部门仍然可以通过行使自由裁量权对VIE结构的适用范围进行规范，一旦国家相关部委出台相应的规定，可能会对采取VIE结构的公司造成影响。

（二）所有权控制风险。虽然境外上市公司基于VIE结构可获得境内经营实体的事实所有权或控制权，但其本质上还只是协议控制关系，上市公司对境内经营实体没有控股权，可能存在经营上无法参与或公司控制经营管理的问题。信超媒体有限公司是一家纳斯达克上市公司。 2007年，信超媒体收购了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成立的控股实体-T2CN股权有限公司，T2CN在中国境内成立了一家外商独资企业-信超媒体独资有限公司，并通过VIE协议控制境内经营实体-T2-E公司（T2 Entertainment Company，中国网游公司）。

2009年1月，信超媒体意图影响T2-E公司CEO季望的经营决策，在遭到拒绝后，信超媒体即下令免除季望在信超媒体独资有限公司和T2-E公司的管理职位，季望拒绝移交这两家企业的注册证书，营业执照及公司印章。作为回应，信超媒体在英属维京群岛、新加坡、香港、美国以及上海5地对季望提起了5个单独的控诉， 称季望的抵抗违背了高管的诚信义务。

（三）VIE结构应用限制风险。2010年4月，宝生钢铁以换股方式收购了一家香港公司。该香港公司在中国大陆拥有一家附属子公司（外商独资企业），也同样以一系列VIE协议实现控制宝生钢铁公司和河北的一个冷轧机钢铁公司的全部经济收益。2010年9月，宝生钢铁申请在美国上市，其反向并购和VIE结构都被充分的披露，2011年3月，河北省地方政府明确告知该项目运营公司，该VIE协议“违背了中国现行的有关外商投资企业的管理政策和国家公共政策。”地方政府此举直接导致宝生钢铁公司境外上市运作失败，其后宝生钢铁撤回提交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S-1有价证券上市登记表。

（四）规避行业准入限制及资金违规流入风险。由于VIE协议控制的形式不需要经过政府相关部门审批，从而规避了对外资准入的限制，使得境内优质资产被外资控制。另外，协议控制的方式规避了外汇管理部门对于境内企业资本金不得结汇进行股权投资的限制，可能导致违规资金流入。由于部分返程投资企业的境内公司属于限制类行业，增资扩股无法获得有关部门的审批，导致境外上市募集资金无法按计划调回。通过返程投资新设外商投资企业，新设外资企业资本金结汇后注入原有境内公司，由于是在国内发生借贷关系，因此可以避开借入外债的外汇政策规定。

四、现行有关VIE结构的法规

随着VIE结构的广泛深入应用，政府相关部门也先后通过一些具体行政行为或颁布行政规章等方式对之进行规范管理。

2005年，外汇局出台了《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境内居民通过境外特殊目的公司融资及返程投资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2005]75号）文件，其中对“返程投资”定义为：“境内居民通过境外特殊目的公司对境内开展的直接投资活动，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式：购买或置换境内企业中方股权、在境内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及通过该企业购买或协议控制境内资产、协议购买境内资产及以该项资产投资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向境内企业增资。”其中“协议控制境内资产”即包含境外上市公司通过境内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与境内经营实体之间的VIE协议获得或持有该境内公司的所有权和控制权。该文件同时规定：“境内企业不得向未登记的境外特殊目的公司汇出利润、红利、清算、转股、减资等款项，否则可按逃汇查处。”因此，中国创始股东按该文件要求履行特殊目的公司登记手续是VIE结构能够成功应用的先决条件。

2006年，商务部和外汇局等六个部委联合《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商务部2006年10号令），对于境内主体以境内权益注入境外、并在境外上市后的返程关联并购，确立了较为严格的全流程管理程序。2007年，外汇局《关于印发操作规程的通知》（汇综发[2007]106号）文件，并于2011年7月1日正式实施最新的配套操作规程《关于印发的通知》（汇发[2011]19号），该文件进一步简化、明晰了境外设立特殊目的公司的外汇登记流程，按照分类管理的思路完善了对返程投资企业外汇收支的统计监测框架。

2011年9月1日起商务部《实施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安全审查制度的规定》（简称《规定》）开始实施，其中第九条规定：“对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应从交易的实质内容和实际影响来判断并购交易是否属于并购安全审查的范围；外国投资者不得以任何方式实质规避并购安全审查，包括但不限于代持、信托、多层次再投资、租赁、贷款、协议控制、境外交易等方式。”该文件的出台可认为是政府对VIE结构加强监管的标志。

五、进一步完善VIE结构管理的建议

当前尽管出台了一些规范VIE结构的政策规定，但在实际执行中，由于涉及部门较多，政策边界不清，导致对运作该类模式的企业管理仍存在一些问题，需要从管理思路、管理体系和管理方式上进一步完善。

（一）明确监管思路，实施差异化管理。对采用VIE协议控制境内经营实体的外商投资企业实行差异化管理。目前政策中，对普通外商投资企业和由特殊目的公司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在管理上并无不同，但由于VIE结构运作模式在先天上与一些政策法规的不相容性，对使用这一结构的外商投资企业实行差异化管理实属必要。

（二）明确监管层次，构建全方位监管体系。商务部、国资委、税务总局、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证监会及外汇局等各部门都是返程投资有权管理部门，对于VIE结构应用的监管，一方面应由上游监管部门出台政策法规进行宏观引导，或对设立特殊目的公司引入产业机制审核，对于一些对返程投资限制类行业或涉及资源、国家经济安全等行业的在事前申请设立特殊目的公司时即不予核准；另一方面要求下游监管部门加强对采用VIE结构的外商投资企业的财务状况、资金流动等微观管理。

（三）明确监管方式，实施分类管理。建立应运VIE结构模式外资企业管理档案，要求与境内经营实体订有VIE协议的外商投资企业对其协议控制行为进行报备，管理部门依据协议控制程度、种类及风险类别分类管理。对于鼓励类的，应进一步简化手续；对于严禁控股的，则严禁外资通过各种形式的VIE模式控股这些行业，对这些行业的外资流入真实性审核时，应要求境外企业提供其最终控制人的身份证明原件及最终控制人的控股证明原件，以判断其是否直接或间接被境外居民个人、境外机构持股或控制，避免因政策上的灰色地带而使得各种VIE模式流行，导致监管失效。

参考文献

[1]梁建华.我国返程投资外汇管理研究[J].华北金融，2011，（11）：38-39。

[2]林义捷.VIE：中国特色的商业模式[J].IT时代周刊，2011，（12）：27-28。

[3]刘迅，张庆.VIE结构、金融安全和契约精神-支付宝股权变更引发的思考[J].财务与会计，2011，（12）：38-40。

[4]刘颖.浅论VIE结构风险[J].财经界，2012，（2）：68-69。

返程投资范文第5篇

关键词：境外上市融资；返程投资；外汇管理

中图分类号：F83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1)02－0038－03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1.02.09

近年来，随着资本项目的加快开放，境内民营企业境外上市日渐活跃，融资区域和融资规模不断扩大。境外上市融资作为民营企业利用外资的一种特殊形式，给民营企业发展带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但同时也应看到，当前对民营企业的境外上市监管还很薄弱，尤其是在人民币大幅升值、国际金融市场流动性泛滥的情形下，民营企业大量境外上市融资对我国的外汇管理提出了严峻挑战。

一、泰州市民营企业境外上市概况及主要特点

自2005年江苏双登集团在伦敦上市以来，泰州市民营企业掀起一股境外上市潮。至2010年10月末，泰州辖内已有4家企业在境外上市，另有4家企业已以自然人名义在境外设立特殊目的公司正积极筹备上市。

（一）已上市企业情况

一是江苏双登集团在开曼群岛注册特殊目的公司，并于2005年在伦敦二板市场直接上市，成为泰州市首家在境外上市的企业，先后募集资金1100万英镑；二是江苏兴达钢帘线集团的5位高管2005年在开曼群岛注册特殊目的公司兴达国际，返程并购兴达钢帘线的69.54%股权，2006年在香港联交所上市，募集资金11.88亿港币；三是东方重工造船有限公司的17名股东2006年在新加坡设立特殊目的公司JES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返程投资东方重工，2007年在新加坡主板上市，募集资金2亿美元；四是江苏格菱动力公司的4名实际控制人2008年在香港、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等地设立了22家特殊目的公司，返程投资格菱动力设备（中国）有限公司等6家企业，2009年11月以Greens Holdings Ltd名义在香港上市，募集资金4.09亿港元①。

（二）筹备上市企业情况

泰州市另有4家企业在境外设立特殊目的公司正积极筹备上市，共从境外调回私募资金1.54亿美元。一是2007年新世纪造船有限公司的3名股东在新加坡设立4家特殊目的公司，返程投资新时代造船、新世纪造船、新世纪钢构等3家企业5200万美元；二是2006年江苏梅兰化工集团的6名股东在香港设立特殊目的公司，返程投资梅兰化工、梅兰信息咨询两家企业1050万美元；三是2007年中盛光电集团的11名股东在设立开曼群岛设立ET SOLAR GROUP CORP特殊目的公司，返程投资德通电气、泰通工业两家企业6640万美元；四是2009年江苏江山制药有限公司的7名股东在香港及英属维尔京群岛设立3家特殊目的公司，返程投资江苏江山制药有限公司企业2513万美元①。

（三）主要特点

从泰州市8家境外上市 (含筹备上市企业) 企业情况看，主要呈现四大特点：一是均为运行质态良好且符合国家宏观产业政策导向的重点涉外民营企业。从行业分布看，8家企业中船舶企业有3家，新能源企业2家，医药和化工行业各1家，均为其行业领域中的优势企业。二是均选择境外造壳上市的间接上市方式，即境内企业或实际控制人在开曼群岛、维京、百慕大等离岸中心设立壳公司（又称特殊目的公司），返程投资境内企业，再以境内股权或资产对壳公司进行增资扩股，并收购境内企业的资产，以境外壳公司名义达到曲线境外上市的方式。三是境外上市区域不断延伸，从最初的英国伦敦交易所逐渐辐射到香港、新加坡、台湾等地。四是PE（私募股权）背景特征明显。已上市和正在筹备的8家境外上市企业中，有6家企业具有PE背景。

二、民营企业境外上市融资对当前外汇管理的主要影响

近年来，国家外汇管理局通过完善外汇登记、返程投资和外资并购管理，加强了对境内企业境外上市的管理，尤其是强化了境外离岸资金与在岸资金之间流动的监测管理，防范并化解了部分风险。但由于国家外汇管理局对境外上市企业监管者地位的弱势和对企业资金募集与运用监控的缺陷，使得无论境外资金通过关联交易、增资、外债等渠道流入，还是境内资金通过关联交易、利润汇出等渠道流出，国家外汇管理局都难以进行有效的管理，从而对现行的外汇管理提出了挑战。

（一）国家外汇管理局的弱势监管地位决定了其话语权不强，监管效率不高

一是境内企业境外上市的管理职责主要由商务部和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负责，国家外汇管理局处于配合和协同地位。现行法律框架下，商务部负责核准境内公司在境外设立特殊目的公司和审批跨境换股；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负责审批特殊目的公司境外上市交易；而国家外汇管理局只负责募集资金的汇兑管理（境外募集资金调回后结汇由国家外汇管理局审批）及境外上市的登记、开户管理。二是外汇管理依赖于企业的主动登记或申报，如违反规定，却无对应的法律处罚措施，因而国家外汇管理局难以进行硬性约束。三是各监管部门的信息共享化程度较低，对企业的资本运作以及股权债权流动情况缺乏系统监测，外汇管理信息不对称、不透明[1]。

（二）打开了一条异常跨境资金流动的合法通道

由于通过返程投资，境内企业与境外上市公司建立了资金流动通道，因而异常跨境资金（以下简称“热钱”）可以在各个时点通过这条通道顺畅地流动。首先是上市前，国际热钱可以通过返程投资合理流入。境外特殊目的公司用于收购境内资产或股权的返程投资资金来源主要有两部分：一是特殊目的公司所在地聘请财务顾问负责安排的境外借款；二是引进的战略投资者的资金。由于对上述资金来源，当前外汇管理政策不要求进行真实性审查，对境外战略投资者身份也没有限制，因而国外私人借款、非法流出境外资金、境外定向私募资金、境外风险投资甚至地下钱庄等“热钱”资金乘机混入。其次是上市后，由于返程投资的具体规模和时间存在不确定性，境外热钱可通过境外上市公司再融资形式流入境内。尤其是在目前本外币利差较大和人民币快速升值的预期背景下，境外上市公司可能将所融资金以投资资本金、外债等形式调入境内，并迅速结汇，以获取多重收益。第三是必要时，热钱通过返程投资企业以利润汇出、股权转让、关联交易等手段“合法地”转移至境外，顺利实现资本撤离。

当前，在以美日为首的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下，如果热钱借道集中流入境内，势必造成国内流动性泛滥，从而推高股市、楼市、大宗产品等资产价格，加大通货膨胀压力，同时也造成央行外汇占款和外汇储备急剧增加，进一步加大人民币升值压力；而一旦形势逆转，热钱大规模撤离，也势必引起资产价格暴跌，货币急剧贬值。因此，热钱大进大出都会影响宏观调控政策的调整，加剧经济增长和汇率的大幅波动，并导致国际收支进一步失衡。

（三）影响国际收支统计申报的全面性和准确性

民营企业间接境外上市融资运作中，需要向海外的上市辅导机构、会计事务所以及律师团支付大量费用，在境内设立合资企业环节投入的外汇资本也要境内企业先行筹集，而这些上市费用少则百万美元，多则千万美元。如江苏双登集团在在伦敦上市先后募集资金1100万英镑，上市相关费用高达100多万英镑。JES国际控股公司在新加坡通过私募方式向境外投资者募集资金约1500万美元，上市相关费用达100万美元②。由于绕开了外汇监管，上市费用只能通过非正常的途径向境外支付，企业只能不实申报或不申报，从而影响国际收支的全面统计和准确统计。

（四）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和不规范的融资行为增加了外汇管理的难度

间接境外上市融资需要在上市核心企业之外设立众多的特殊目的公司，这些公司形成了一个在国际上跨国、在国内跨省的关联交易网。在没有主动、清晰地向国家外汇管理局和其他相关部门说明关联关系的情况下，一些上市公司频繁地进行关联交易如资金借贷、融资租赁、产品交易等，以达到境内上市企业资金回流、公司避税等目的。关联交易增加了国家外汇管理局对外商投资企业外汇登记以及资本金结汇真实性核查工作的困难。同时，部分企业以未来境外上市股票派息分红及支付各种上市费用便利角度考虑，将全部或部分资金滞留在境外特殊目的公司，将境内融资变成境内资产的境外变现，形成资本对外转移。如格菱控股有限公司2009年11月6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红筹上市，共募集净资金4.09亿港元，截至2010年9月末，其尚未调回资金①。虽然不符合境内企业应在“募集资金到位后6个月内调回”的规定（汇发[2005]6号文），但国家外汇管理局也难以采取有效的监管措施[2]。

三、完善对民营企业境外融资监管的政策建议

（一）完善外汇法律法规，提升国家外汇管理局对企业境外上市的调控与监管能力

一是出台《境内企业境外上市管理办法》，由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商务部和国家外汇管理局共同负责对上市企业的备案或审核管理，企业境外上市交易前必须持有外汇管理部门出具的审核意见。对境内企业境外上市实施总量规划和结构调控，根据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导向、外汇管理政策和国际金融市场变化情况适时有序上市，减缓企业境外上市所引起的国际收支波动。二是将因境外间接上市而设立的离岸公司纳入境外投资范围进行管理，并制定相应的外汇管理操作规程。三是制定境内企业虚假利润汇出以及境内企业与境外上市公司关联交易中违规行为的处罚措施，完善企业境外上市后募集资金调回管理制度，对不依法调回的企业强化约束，增强法律的约束力和震慑力。四是建立企业境外上市费用报告制度，进一步细化上市费用的申报管理，确保申报数据的全面和准确。

（二）进一步加大境外上市融资及返程投资监管力度

对返程投资企业实施重点监管，重点返程投资的真实性审核。如密切监测壳公司境外资金来源，掌握壳公司返程投资资金的真实性质，对境外壳公司重大变更事项强化备案登记监管，对特殊目的公司境外投资进行联合年检。重点关注境外企业股权变动、境外资金使用、境外上市公司在境内投资、境外关联公司与境内公司关联交易情况等，对年检中发现境外上市公司发生变动事项而未向国家外汇管理局办理变更登记的给予相应的处罚。此外，进一步加大外汇检查力度。开展境内企业境外上市融资专项检查，严防境外上市融资资金调回结汇后流入股市、楼市等领域，防止产业资本变为金融投机资本，对热钱进行精准打击[3]。

（三）完善境内居民个人境外投资外汇登记

一是对同一控制人控制的企业分属不同外汇管辖范围的情况，要求只需在其中完成返程投资金额较大的境内企业所在地国家外汇管理局办理境外投资外汇登记，在其他被并购或投资的境内企业所在地外汇备案；二是境内居民在向国家外汇管理局申请个人设立特殊目的公司境外投资外汇登记时，要求提供能够证明其对境内企业股权实际控制情况的证明材料；三是审核并购对价款和投资资金来源的合法性，对以现汇为支付对价的并购要求投资者提供能证明其投资来源的合理、合法的材料。

（四）加强外资银行非居民账户管理，防范热钱通过离岸账户流动

规范外资银行非居民账户的开立、使用和监管，要求外资银行严格审核非居民的真实身份，并定期确认其身份的有效性，尤其是加强境内居民以离岸公司名义开立的“非居民法人”账户管理，对这类账户实行国家外汇管理局特殊账户审批制，并要求其提供详实的股东结构等相关材料，如发生重大股权变更或大额收支须及时报国家外汇管理局备案，同时将其外汇收支纳入境外投资企业年检项目，审核其外汇收支真实性和合规性。尽快出台离岸账户管理办法，将中外资银行离岸业务纳入统一管理，改变当前外资银行离岸账户管理空白现象，为加强离岸账户与境内企业的关联交易监管创造条件[4]。

（五）建立民营企业境外上市信息资源共享体系和预警机制

与商务局、工商局、税务局、海关等部门建立联动工作机制，畅通信息交流渠道，实现审批主管机关、外汇管理部门及证券监督管理部门间的信息系统联网，达到信息资源共享。建立外资外汇登记和验资询证统计监测系统，并与反洗钱监测系统进行对接，定期对跨境外汇资金流出入进行分析，对大额和异常的资本流出流入及时核查，防范监管失控风险。

参考文献：

[1]李霞.关于大庆市跨境资金流动情况的调查[J].大庆社会科学,2010(8):3-4.

[2]宋戈，范继风.间接境外上市外汇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建议[J].黑龙江金融,2006(11): 4-5.

[3]曾之明，岳意定.离岸金融中心对华返程投资问题探析[J].财经理论与实践,2009(5): 2-4.

返程投资范文第6篇

截至2009年8月14日,今年在境外(包括中国香港)上市的26家中国企业。绝大部分公司在10号文实施之前已经完成了特殊目的公司的搭建以及返程收购工作,只有在香港上市的中国忠旺、三六一度和琥珀能源的返程并购是在10号文实施之后才完成。这三家公司为何能够在10号文之后依然做成了返程并购?其返程收购是否通过了商务部的审批?

中国忠旺:中国忠旺主要经营实体为辽宁忠旺,其实际控制人为中国公民刘忠田。10号文生效之后,辽宁忠旺依然有60%的股权为境内公司所持有,为了完成上市重组,辽阳铝制品厂将其所持辽宁忠旺60%注册资本转让给ZCIL(HK)。对此,2008年3月17日,辽宁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即辽宁忠旺原本的审批机关)根据《外商投资企业投资者股权变更的若干规定》,批准该转让。

整个收购过程,忠旺仅就外商投资企业辽宁忠旺的股权转让取得地方商务局的核准。不熟悉10号文的话会认为,辽宁忠旺60%的股权转由国外公司持有,应当受到10号文限制,需要获得商务部的审批。而10号文仅适用于海外投资者收购一家内地非外商投资企业,并不适用于外商投资企业的返程并购。作为一家外商投资企业,中国忠旺的重组只需获得地方商务部门对于辽宁忠旺股权变更的核准即可。除此之外,中国忠旺控股股东刘忠田根据75号文,分别于2008年5月20日及2008年8月11日,就其海外投资、融资及返程投资,向国家外汇管理局辽宁省分局办理了有关中国居民进行的海外投资登记和存档所需的一切正式手续。

三六一度:2002年12月25日,丁堂斌(香港居民)、丁辉煌、丁辉荣及丁伍号签订一份信托协议,共同设立三六一度福建,丁堂斌同意担任股东和法定代表人,但不出资且不参与新公司的管理。三六一度福建注册为外商投资企业。2005年4月,三六一度香港注册成立一家外商独资企业――三六一度中国。2008年7月25日,三六一度香港将其所持三六一度中国的股权转让给三六一度实业(香港),丁堂斌将其所持三六一度福建转让给三六一度实业(香港),完成三六一度国际的主要重组事项。

同时,丁辉煌等三六一度的主要投资人,根据75号文在国家外汇管理局福建分局完成了境外投资外汇登记;三六一度福建和三六一度中国已经于10号文实施之前设立为外商投资企业,因此其股权转让不适用于10号文。

琥珀能源:2004年1月,鲁伟鼎及柴伟成立琥珀国际,并通过德能电厂及蓝天电厂开展业务;2004年1月12日,琥珀国际于维京群岛成立;琥珀国际于2008年7月收购蓝天电厂的少数股权,于2009年6月收购德能电厂的少数股权。

公司的企业重组及售股建议已获得全部所需批文及同意,并已遵循中国有关当局颁布的所有适用规则、规例及注册规定。此外,由于所有中国附属公司均为10号文实施之前成立的外资企业,并由公司或其联属人控制,故企业重组无须遵守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

返程投资范文第7篇

(一)2005年1月—2005年11月2005年1月24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完善外资并购有关外汇管理问题的通知》(汇发〔2005〕11号，以下简称“11号文”)，规定以境内居民个人名义在境外设立企业要到外汇管理部门办理审批、登记手续;境外企业并购境内资产，要经过商务部、发改委和外汇局的三重审批。同年4月8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境内居民个人境外投资登记及外资并购外汇登记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2005〕29号，以下简称“29号文”)，细化了11号文的审批程序。但两个文件都缺乏可操作的细则，其目的在于遏制民营企业外资化趋势，对境内主体通过境外特殊目的公司进行的各类跨境投融资活动进行限制，民营企业境外上市之路暂时关闭。

(二)2005年11月—2011年7月2005年10月21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境内居民通过境外特殊目的公司融资及返程投资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2005〕75号，以下简称“75号文”)，并于2005年11月1日实施。75号文废止了11号文和29号文，将离岸融资与返程投资纳入登记和监测，一定程度上认可了“小红筹”方式的境外上市及返程投资行为。同时，也为防范跨境投融资的潜在风险奠定了一定的管理基础。75号文的出台推动相关部门进一步完善了外资并购和境外间接上市的管理政策②。之后，2007年5月29日的《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关于印发＜关于境内居民通过境外特殊目的公司融资及返程投资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操作规程的通知》(汇综发〔2007〕106号)，在统一、规范75号文具体操作的同时，将境内自然人以境外权益注入设立境外公司以及不进行境外股权融资的境外公司均纳入了特殊目的公司登记范围。

(三)2011年7月—2014年7月2011年5月20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印发＜境内居民通过境外特殊目的公司融资及返程投资外汇管理操作规程＞的通知》(汇发〔2011〕19号)，并于2011年7月1日实施。该文件进一步简化、明晰了境内居民个人境外设立特殊目的公司的外汇登记流程，按照分类管理的思路完善了对返程投资企业外汇收支的统计监测框架，为进一步有效发挥离岸金融的积极作用、控制其消极影响和潜在风险奠定了新的管理基础。之后，相继出台的《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进一步改进和调整直接投资外汇管理政策的通知》(汇发〔2012〕59号)、《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关于印发＜资本项目外汇业务操作指引(2013年版)＞的通知》(汇综发〔2013〕80号)则更进一步简化、规范和完善了境内居民个人境外设立特殊目的公司、融资及返程投资等行为所涉及的业务操作问题。

(四)2014年7月—至今2014年7月4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境内居民通过特殊目的公司境外融资及返程投资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2014〕37号，以下简称“37号文”)，并于之日起实施。37号文在进一步简化和便利境内居民通过境外特殊目的公司从事投融资活动所涉及的跨境资本交易的同时，放宽了境内居民境外设立特殊目的公司外汇登记的条件限制，拓宽了资金流出的渠道。

二、民营企业“小红筹”上市过程中的外汇监管困局

(一)“小红筹”上市部分运作模式存在争议，外汇监管边界尚待厘清1．“协议控制”③。也称为VIE结构，起源于因特网领域的重组，最著名的当属“新浪模式”。该模式是境内企业资产注入境外特殊目的公司的途径之一，其核心是采用合同控制而非直接持股或资产购买。众多的民营企业在“小红筹”上市过程中采用“协议控制”模式，既可以规避国内关于外资准入以及关联并购的限制④，又可以符合境外会计准则关于报表合并的要求。从本质上说，“协议控制”模式是民营企业“小红筹”上市过程中与政策监管相博弈的产物。虽然有关外汇管理政策曾经允许返程投资中采用“协议控制”的方式，但对其定义和内容规定还不够明确。2．代持或信托。代持或信托是指委托人将股权委托给名义人持有，但代持相对于信托的概念外延要宽泛，如信托关注股权收益，代持关注持有方式隐蔽;信托注重管理运作，代持关注股权归属等等。民营企业“小红筹”上市过程中，因境内企业与境外壳公司属于同一控制人，为规避10号令关于“关联并购”的限制，部分民营企业实际控制人通常与境外第三方签订代持或信托协议，由第三方直接控制境外壳公司，再以该境外壳公司名义直接或间接收购境内企业权益。75号文以及后来的37号文虽然都规定了代持或信托为控制境外特殊目的公司的方式，但对其监管没有明确规定。同时，代持或信托模式下实际控制人并不出现在股权架构中，而只能依据其提供的有关协议来确定。3．控制人更改国籍。与“协议控制”、信托或代持具有明显规避政策监管的目的不同，实际控制人更改国籍方式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其主要做法是:境内企业实际控制人首先取得境外国籍或永久居留权，再以外籍身份在境外设立或控制特殊目的公司，并以该特殊目的公司名义直接或间接收购境内企业权益，从而实现境外上市目的。在此过程中，实际控制人作为真正的外国投资者，其“返程投资”行为顺理成章。但对于其实际控制人的境外投资行为来说，37号文规定在其提供相关真实性证明材料如境内购买的房产、内资权益等相关财产权利证明文件，可为其办理境外投资外汇登记。若其实际控制人不提供或不主动提供上述证明文件的话，则无需办理境外投资外汇登记。

(二)境内居民个人境外权益监管缺失，外汇监管模式尚待完善1．境内居民境外权益滞留。民营企业“小红筹”上市成功以后，境内居民个人可通过上市主体获得股息、红利以及通过股权减持或转让等途径取得大量收益。现有政策框架下，对境内居民个人取得的此类境外资金不再有强制性调回要求，导致其以各种形式滞留境外，也导致其长期游离于外汇监管视线之外。因此，如何通过有效手段来实现有效监管，成为当下外汇管理部门需要解决的问题。2．“私有化”⑤退市的问题。随着民营企业“小红筹”上市数量的不断增多，部分企业面临着市值被严重低估、交投清淡、无法有效融资、境外维护成本高等诸多问题，不得不通过“私有化”的途径终止上市，以另觅新的融资途径。境外上市公司“私有化”进程伴随着大量外汇资金的跨境流动，带来一定的外汇收支风险。首先，“私有化”进程的真实性难以保证;其次，在形势发生逆转时可能会出现资本集中外逃风险;最后，可能出现资金在外汇监管体系之外流动的现象。3．境外公司转为“现金公司”。受欧美债务危机蔓延、境内外资本市场持续低迷的影响，部分境外上市主体通过出让境内企业所有股权，使得境外上市公司成为所有资产以现金方式存在的纯“现金公司”。这种运作模式将境内资产彻底的转移至境外，短期内带来巨额跨境资本的流动，对现行的外汇管理政策提出新的挑战。

(三)“小红筹”上市造成部分跨境资本无序流动，外汇监测体系尚待强化1．通过跨境担保实现资金自由流动。在现行的外汇监管体系下，民营企业搭建“小红筹”架构后，其境内、外母子公司资本项下的跨境资金流动只能通过股权或债权方式进行流动。但是为实现跨境资金的自由流动，民营企业往往选择与金融机构合作，以“外保内贷”或“内保外贷”方式规避现有政策监管。“外保内贷”即境外上市主体以所募集资金做抵押，由金融机构向境内子公司发放人民币贷款，间接实现募集资金回流境内。“内保外贷”即境内子公司以境内资产做为抵押，由金融机构开立保函或签署四方协定，向境外母公司发放贷款，该笔贷款资金再以股权或债权方式回流境内。虽然外汇管理部门对“内保外贷”资金回流有严格的限制，但因境外资金来源及用途难以监测，外汇管理部门难以真正限制内保外贷资金回流境内。2．跨境资金无序流动带来外汇收支风险。民营企业“小红筹”架构下，原来的民营企业受控于境外的特殊目的公司，境内资产或权益实现了外部化。境内外公司之间所具有的股权关联关系使得二者之间的资产跨境转移变得更为便利:境内企业可以通过向境外汇出利润、境外投资、境外放款等方式将资产转移至境外，境外特殊目的公司也可以通过股权和债权等方式将资金调回境内。在当前外汇管理体制不变的情况下，民营企业“小红筹”架构下的跨境资本流动不受国内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一旦国际、国内经济金融形势发生较大波动，部分短期性、逐利性较强的资金就可通过“小红筹”架构实现大规模的无序流动，从而影响我国的国际收支平衡，带来外汇收支风险。

三、完善民营企业“小红筹”上市外汇管理的对策建议

(一)完善有关政策、法规，重新界定监管边界1．对现有制度进行修订和完善。在国内上市资源较少的情况下，10号令的出台对民营企业境外上市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但随着国内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经济形势和资本市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内的资本市场已无法满足民营企业融资的需求。在这种大背景下，外汇局应联合商务部等六部委尽快对10号令进行修订，适当放开民营企业海外上市通道，以改变当前众多民营企业曲线海外上市的现状。2．重新界定“小红筹”上市监管边界。建议建立由各部门共同参与、分工合作的统一的特殊目的公司监管体系。具体来说，由商务部门负责境外特殊目的公司的身份认定，国家税务机关监管境内个人境外资产、权益状况，证监部门负责境外上市监管，外汇管理部门负责境外上市过程中的跨境资金流动监管。此外，对于“协议控制”、代持或信托以及控制人更改国籍等外汇管理不甚明确的问题，应重新厘定其监管边界，并明确监管内容。

(二)构建完善的监管模式，加强个人境外权益管理1．建立涵盖整个上市流程的监管模式。37号文规定，外汇管理部门只对境内居民个人持有的第一层境外特殊目的公司的设立或变动进行外汇登记，该特殊目的公司以外的境外企业设立、变动、融资及返程投资等不再纳入外汇登记范围。这给予了特殊目的公司登记更大的便利，建议在简政放权的同时，建立以境内居民个人为主线的监管体系，将民营企业“小红筹”上市过程中所涉及的境内资产的注入、境外私募、IPO上市、境外公司股权变动及注销等过程中的跨境资金流动实行全口径监测，特别是要加强对境内居民个人境外资产变现、境外上市公司“私有化”、境外公司转为“现金公司”等可能涉及跨境资金大规模流动情况的监测，并根据外汇形势的变化，对其变动趋势进行“窗口指导”。2．建立特殊目的公司年度申报制度。每年4－6月，以境内居民个人为主体，向外汇管理部门申报其所最终控制的境外特殊目的公司和境内返程投资企业情况，包括持股比例、持有资产账面及市面价值、已调回资金、留存境外资金等情况。外汇管理部门将其申报数据与登记备案信息进行核对，对于核对不一致的，应要求实际控制人说明情况，并补办变更手续;如有重大违规嫌疑的，应移交检查部门。通过完善民营企业“小红筹”上市过程中的事后核查机制，以进一步了解境内居民个人境外权益存量及滞留情况。

(三)完善跨境监测体系，防范跨境资金流动风险1．建立“小红筹”上市企业样本库。以境内居民个人已登记的境外特殊目的公司及其控制的境内返程投资企业为样本，建立以股权为纽带的关联企业监测样本库。对样本库内所有的跨境资金流动进行全口径监测，特别是要加强对跨境资金流动过程中所出现的“内保外贷”资金违规调回境内、短期逐利性资金大规模集中同向流动情况的监测，并及时进行预警，防范异常资金跨境流动风险。2．设计异常监测预警指标体系。针对民营企业“小红筹”上市过程中的跨境资金流动情况设计异常监测指标体系，监测异常情况并及时预警。指标体系主要包括两个异常监测指标，一是超限额流入指标，二是超限额汇出指标。前者主要监测的是:当样本库内的境内返程投资企业接受境外特殊目的公司的股权和债权性资金流入总额大于境外融资总额时，对该样本库发出预警，以审核样本库内企业有无外汇违规行为发生。后者主要监测的是:当样本库内的境内返程投资企业归还外债和股权性资金流出合计大于其差额度和外方所有者权益合计时，对该样本库提出预警，以审核样本库内企业有无外汇违规行为发生。

返程投资范文第8篇

一、健全机制，确保企业上市工作实效

(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以区政府领导为组长的企业改制上市工作服务小组，负责统筹协调、服务指导，推动全区的企业改制上市工作，下设上市服务办公室（称“上市服务办”），上市服务办挂靠区发改局。各有关部门要做好企业上市政策措施的贯彻落实，结合各自职能，分工负责，密切配合，共同促进企业上市和资本市场的发展，努力形成增资、改制、辅导、申报、上市的批次梯度推进格局。

(二)建立联席会议制度。不定期召开企业上市工作联席会议，由区领导召集，区政府办、区发改局、区财政局、区经贸局、区投资事务局、区科技局、街道办事处以及工商、税务等相关单位参加，交流区域企业改制上市动态，研究排查企业上市问题。必要时邀请市上市办、证监局以及有关证券交易所、中介机构参加。

(三)建立专题会议制度。企业启动改制上市及其遇到困难问题可书面报送区上市服务办汇总，由区企业上市工作服务小组根据企业反映的情况，不定期地召开专题会议，为企业解决上市过程中遇到的具体困难。

(四)建立服务工作机制。涉及后备企业办理改制上市有关手续，区直各部门应建立绿色通道，简化手续，即时办结。实行“一企一员”服务推进制度，对上市后备企业进行分类指导，对尚未改制的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要规范引导、帮助改制；对改制的企业，要引导优化股权，做大做强主业，增强核心竞争力，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夯实上市基础；对拟上市企业，要积极协调帮助解决上市前的困难问题，协助配合推进企业改制上市工作。

二、抓住重点，做好企业上市培育

(一)大力发展股份制企业。引导有意愿且有可能上市的规模企业或多个关联企业改制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引导和推动企业按现代企业制度和资本市场要求规范运作，加强辅导，特别是对重点支持发展的行业、产业，要予以服务、引导、推进，构建一批有一定规模、能发挥龙头作用的股份有限公司。

(二)积极培育上市后备资源。根据区实际，有重点地培育一批有改制上市意向、发展前景好、利润增长快、竞争能力强的高新技术企业、行业龙头企业和新兴业态企业等进入上市后备企业资源库，加强对其改制上市的指导及重点扶持。通过适时举办企业改制上市培训班、座谈会等形式，强化资本运作和企业上市规则基本知识的培训。适时通报资本市场新要求和发展动态，帮助上市后备企业提高对资本市场的认识，增强上市积极性和主动性。

(三)健全上市后备企业资源库。由企业自愿申报，经所在街道推荐、区发改局（上市服务办）审核并报区政府审定，作为上市后备企业（简称“后备企业”），纳入区上市后备企业资源库实行滚动管理。具体申报条件如下：

1.企业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登记、设立、运作，企业运作规范，法人治理结构健全；

2.企业生产经营符合国家、省市产业政策和相关要求;

3.基本符合上市要求，有三年内上市的设想及初步方案。

三、政策支持，推动企业改制上市

(一)后备企业申请政府预算内的各类技术改造、技术开发与创新、科技成果转化以及产业化等专项资金，凡符合条件的，各有关部门要优先予以安排。

(二)后备企业通过证监局辅导备案，给予一次性上市工作经费补助100万元。

(三)后备企业向中国证监会提出发行上市申请并经正式受理的，给予一次性上市工作经费补助200万元。

(四)后备企业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实现挂牌上市后，给予100万元奖励。

(五)后备企业以存在直接控制关系的境外母公司或境外控股子公司作为上市主体在境外上市的，上市募集资金中60%及以上（或5亿元及以上）返程投资到区且在上市后12个月内资金到位，后备企业上市前一年度在区缴纳区级税收超过100万元，即给予后备企业奖励100万元。同时，上市后24个月内实际返程投资额达到2亿元的，在2亿元基础上每增加1亿元，则相应给予20万元奖励，但奖励额不超过后备企业上市前一年度缴纳的区级税收，且最高不超过200万元。

(六)注册在区以外的上市企业（包括后备企业在境内异地买壳、借壳上市），将上市企业注册地、税收迁至区的，一次性奖励该上市企业200万元。

(七)后备企业境内异地买壳、借壳上市，上市企业注册地、税收迁至区之前，募集资金中20%以上返程投资到区，按照后备企业买壳、借壳上市当年比前一年的企业所得税区级留成增量部分的一定比例给予后备企业奖励，以后年度按照比前一年的企业所得税区级留成增量部分的相应比例给予奖励：返程投资比例为募集资金的20%以上40%以下的，奖励比例为20%；返程投资比例在40%以上60%以下的，奖励比例为40%；返程投资比例在60%以上的，奖励比例为60%。期限自后备企业买壳、借壳上市当年起三年。

(八)民营后备企业上市前税后利润分配给个人转为增资，其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地方留成部分予以全额扶持。

(九)后备企业在改制上市过程中涉及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区直各相关部门一律按收费下限标准收取或免收。

(十)后备企业属科技型企业的，还可享受科技型企业的有关扶持政策。

(十一)拟上市和已上市的后备企业列入区政府采购优先单位名单。

(十二)企业改制上市中出现的特殊情况，本《意见》未明确的，其具体扶持措施在企业提出申请后由区发改局（上市服务办）会同区财政局提出建议，经区政府常务会议研究确定。

四、其它事项

(一)原《区人民政府关于推动企业改制上市的若干意见》（政〔〕106号）出台后、本《意见》生效前尚未申请兑现上市扶持、奖励资金的后备企业和上市公司可按本《意见》申请扶持、奖励。

(二)本《意见》中涉及的募集资金或融资额是指首次上市直接融资总额。融资额为外币的，以投资区实际资金到位日的外汇中间价计算。

(三)本《意见》中的返程投资是指企业境外间接上市或买壳、借壳上市后将募集资金直接投入到区的投资项目、形成实物资产或者购买现有企业的投资，包括：（1）增加在区注册企业的注册资本金或在区投资设立新企业；（2）对厂房、机器、设备、交通运输工具、通讯、土地等各种有形资产的投资；（3）对专利、商标、技术秘诀、咨询服务等无形资产的投资；（4）其他经区政府部门认定的投资。

(四)本《意见》中涉及的“买壳上市”，是指一些非上市公司通过收购上市公司，剥离被收购的公司资产，注入自己的资产，从而实现间接上市的目的。“借壳上市”是指上市公司的母公司（集团公司）通过将主要资产注入到上市的子公司中，来实现母公司的上市。

返程投资范文第9篇

离岸结构下融资中经修订、重述的公司组织大纲和公司章程是关键文件之一。中国《公司法》规定，设立公司必须依法制定公司章程。公司章程对公司、股东、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具有约束力。由此可见，公司章程是关于公司组织和行为的基本规范，它不仅是公司内部的自治规则，也是国家管理公司的重要依据。同时，中国《公司法》也规定了公司章程的法定记载事项，比如公司名称和住所，公司经营范围，公司注册资本，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股东的出资方式、出资额和出资时间等。

据此，不难得出公司章程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首先，它是公司设立最主要的条件和最重要的文件。公司的设立以订立公司章程开始，它确定了公司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规定了公司的组织和活动原则，是公司对外经营交往的基本法律依据。其次，公司章程往往对股东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进行了明确的界定，成为解决股权纠纷的有力凭据。

公司章程是对公司法基本原则的个性化和具体化，是对公司法规定的补充和完善，是对与公司相关的各方主体利益的协调与平衡。公司章程之于公司，犹如宪法对于国家一样重要。

离岸结构下，在中国开展风险投资业务的特殊目的公司经常选择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和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作为管辖地区。主要有四个原因：第一，这些辖区为普通法管辖地区，便于执行购股协议（S P A）和其他交易协议，同时允许企业在多个交易所公开上市。第二，相对于中国公司法而言，普通法对公司设立和运作的限制较少，具有灵活性。第三，在开曼、维京等普通法域，公司法领域的立法已经处于比较健全和成熟的阶段。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中国《公司法》明确规定了同股同权的原则，只允许公司发行一种类型的股票，不允许也不承认风险投资交易中常见的某些股东优先权；而在普通法域则承认股权的分类和优先股的创设。因此，多数情况下，涉及境外风险投资者的交易都会尽可能的选择在离岸法域进行；尤其是在开曼设立的公司，由于可以在香港上市而备受广大投资者的青睐。

风险投资者会要求中国公司的创始人进行“返程”投资，从而使该公司的投资决策能够从离岸特殊目的公司作出。返程的第一步是要中方股东会与特殊目的公司进行股权置换，以使中国项目公司成离岸特殊目的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这样的好处是，使离岸投资通过离岸首次公开发行或者产权交易，避开中国相关部门的监管审批。但是，外商投资必须遵守中国在《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规定的四类投资（鼓励类、允许类、限制类、禁止类），而要避开相关机构对限制类投资部门的监管是非常复杂的。

当然，近几年，中国政府出台了针对“返程”投资的主体资格的诸多限制，对离岸交易提出了新的挑战。国家外汇管理局2005年的75号文《关于境内居民通过境外特殊目的公司融资及返程投资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对“返程”投资作了十分宽泛的解释，不仅包括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公司，也包括新浪模式下独资企业和境内公司的合作关系。2007年，外管局了106号文《关于印发〈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境内居民通过境外特殊目的公司融资及返程投资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操作规程的通知》，要求特殊目的公司（包括将现有境外投资项目重组而形成的以及收购境内目标企业而设立的）必须有三年的经营期限。而商务部2006年颁布的10号文《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对外国投资者对境内企业的股权并购和资产并购都设置了非常繁琐的审批程序。其中，涉及特殊目的公司的股权置换需要经过商务部、证监会、工商局、外管局等多家部门的审批。

尽管如此，只要离岸结构是可行的，投资者的偏好仍是在普通法域内设立公司。不同管辖区对公司章程有着不同的要求。在开曼、维京和中国香港设立的公司的章程通常采用正式格式，需要在适当的政府机构备案方可生效，其形式也因公司注册成立地点而不同。在本文中，我们就开曼的公司章程进行简单的介绍。该管辖地区的各种组织，均适用《公司法》。

一般情况下，进行融资（包括新证券或条款变动）时需要对之前的公司章程进行修订。公司的股本由授权股份和发行股份组成。新发行来自授权股份。因此，可用的未发行授权股份，应足以满足新发行的规模以及目前发行后拟进行的所有发行。由于公司股份的面值金额较低（通常为0.01美元或0.0001美元），开曼群岛公司的首期授权股本通常为5万美元。开曼群岛模式下的公司章程由两部分组成：组织大纲和公司章程。新发行还要求对公司的股本进行重新分类和资本结构调整。

公司组织大纲需遵守正式格式，就《公司法》要求的与公司有关的基本信息做出决定，包括成交前的公司名称、注册办公室、目标、公司成员责任、股本等。就授权资本而言，公司辖区的法律可能包含与最低面值和“牌照费”有关的要求，该等面值和“牌照费”可能依授权资本额而不同。

新发行时，与新证券优先权有关的规定，是对公司以前章程进行的不可避免的变动。这些优先权与《投资者权利协议》、《优先购买权与共同出售协议》和《表决权协议》等交易协议中的优先权规定保持一致。修订《公司组织大纲和公司章程》，需要公司股东通过特别决议决定，在成交前对各项变动进行批准。股东为此目的批准的决议，需要交公司注册处处长备案。

公司章程涉及到优先股的复杂结构，并列出了若干关键权利，如分红、清算优先权、表决权、保护性条款、反稀释条款、赎回权条款等，这些都是公司章程中的重要条款和必不可少的内容。鉴于我们在之前的文章中已经详细阐述过，不再赘述。

返程投资范文第10篇

一、我国房地产领域外资流入的主要途径

(一)非居民购买境内商品房

2002年以后，我国取消了内销房和外销房的区别政策，境外机构和个人购买境内房产限制较少，为非居民购买国内房产开通了重要渠道。但自2006年开始，国家对非居民在境内购买商品房限制了购房主体和购房用途，只有符合规定条件的境外机构和个人才能在境内购买自用、自住商品房。

(二)外资房地产企业直接投资境内房地产开发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城市内部的拆迁改造、房屋翻修等产生大量的房地产投资需求推动着房地产市场规模不断扩大，房地产业利用外资总额保持逐年递增趋势。据统计，2010年我国房地产行业利用外资796亿元、同比增长66%；2011年1-10月份，我国房地产行业利用外资为714亿元、同比增长32.4%。

(三)境内外资房地产企业借入外债

2007年之前，我国对房地产外资企业借用外债无特别限制，举借外债是外资流入境内房地产领域较为常见的一种方式。2007年我国房地产外债新政策出台后，通过举借外债融资流入房地产业的现象逐年减少。

二、我国对房地产领域外资流入的管理现状

(一)多部门链条式管理机制

2006年以前，我国对外资投资境内房地产市场的约束不大。2006年7月，建设部、商务部、国家发改委等六部委联合了《关于规范房地产市场外资准入和管理的意见》(建住房[2006])171号)，这是我国对外资流入境内房地产市场的首部约束性法规，体现了多部门链条式管理的思路。按照职责分工，建设部门指导城镇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和开发利用；发改委和商务部门负责房地产项目的审批；工商、税务部门负责对商务主管部门批准的外商投资房地产企业的注册登记和税收征收管理；外汇管理部门对外商投资房地产企业外汇收支的合规性进行调节和管理。总体来说，建设和商务等部门的监管属于交易环节的管理，外汇管理部门的监管属于汇兑环节的管理；对外资流入房地产领域的管理主要集中在上游的交易环节，外汇管理部门在上游交易管理基础上对外汇资金的进出实施一定的限制。

(二)交易环节围绕“土地使用权”进行门槛设定

1.以《外商投资产业目录》(以下简称《目录》)为纲。2007年版《目录》是我国指导外商投资方向的重要文件。2007年前“普通住宅的开发建设”属于外商投资鼓励行业，2007版《目录》公布后，房地产行业的投资行为全部被列入外商投资“限制”行列。

2.“商业存在”是基础。按当前政策规定，境外机构和个人在境内投资购买非自用房地产必须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在核准的经营范围内从事相关业务。这是目前外资流入境内房地产开发领域的唯一途径。

3.“项目公司”是前提。设立外商投资房地产企业，无论是新设、非房地产企业增加房地产经营范围，还是已设立房地产企业增加新的房地产建设经营业务，其前提是取得土地使用权、房地产建筑物所有权，或取得土地使用权的意向。

4.“严格程序”是保障。未付清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的外商投资房地产企业，只能取得商务主管部门和工商行政管理机关颁发的临时性证照，即一年期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和《营业执照》，此类企业必须在一年内达到政策对外资房地产企业的要求。

5.“备案管理”是关键。所有由地方部门审批的外资房地产公司须上报商务部备案。自2007年5月起，未经商务部备案的外商投资房地产企业无法办理资本项目结售汇手续。因此，备案成功与否实质上已成为控制外资流入境内房地产市场的关键环节。

6.其它措施为补充。外资投资房地产企业要符合商务部门规定的投资总额和注册资本的比例关系。同时，严格控制以返程投资方式并购或投资境内房地产企业，禁止境外投资者以变更境内房地产企业实际控制人的方式规避外商投资房地产审批的行为。非居民购买境内商品房是否属于“自住和自用”应由房地产产权登记部门进行审核。

(三)汇兑环节以“商务部备案”为依据增设防线

外资流入房地产领域的外汇管理主要以“商务部备案”作为基础，这是房地产外资企业外汇管理不同于普通外资企业管理的主要体现。

1.外汇登记门槛提高。2007年6月1日以后(含)取得商务主管部门批准证书但未通过商务部备案的外商投资房地产企业，外汇管理部门不予办理外汇登记手续。

2.汇兑条件更加严格。相对于一般外商投资企业，外商投资房地产企业汇兑条件更加严格。一旦外汇管理部门或银行发现其存在未完成商务部备案手续、未通过联合年检或违规设立等行为，即使已通过外汇登记手续，也不得为其办理资本项目结售汇手续。

3.对融资资格加以限制。外资房地产企业举借外债的，企业必须是2007年6月1日以前备案的外商投资房地产企业(含)，其外债规模严格控制在2007年6月1日以前的“差”范围内。在“外商投资房地产企业注册资本金未全部缴付”等三种情况下，外资企业不得办理境内、境外贷款，外资企业的外汇借款不能结汇。

三、我国房地产领域外资流入管理政策亟待完善

(一)交易管理环节中《目录》中对外资企业组织形式的要求有待明确

部分外资通过与其在境内已设立的外商独资子公司合资设立房地产企业的形式，来实现对中外合资房地产企业的直接和全面控制。如某中外合资房地产企业名义上由外方出资90%、“中方”出资10%。实际上“中方”系外方在境内设立的外商独资房地产企业，所谓的中外合资房地产企业实际上最终由外方全资控制。这一模式规避了《目录》中外商独资企业“不得进行土地成片开发”等相关限制。

(二)对房地产关联行业的外资流入审批监管有待加强

部分外资通过投资国家非限制的管理咨询、市政工程建设等与房地产业关联度较高的行业进入境内后，经过复杂交易后资金最终流入房地产开发领域。如某管理咨询公司的外方投资意图为房地产开发，由于项目用地限制问题而采取迂回战术，先设立咨询管理类企业，待时机成熟后将资金转投房地产项目，这就有效地规避了监管限制。

(三)房地产领域的返程投资管理政策有待进一步细化

现行政策明确规定，“严格控制以返程投资方式(包括同一实际控制人)并购或投资境内房地产企业”，但现行文件对“严格控制”没有明确界定，事实上有许多返程投资企业进入房地产开发领域，返程投资房地产企业的实际数量可能超过FDI系统登记的数量。同时，返程投资渠道为企业构建了双融资平台，企业通过返程投资在离岸市场进行融资的行为，削弱了我国房地产市场信贷政策的有效性。

(四)政策对外资流入房地产市场结构的调整作用有限

外资一般选择进入房地产的中高端市场，外资房地产企业频频成为地王、不断增加中高档市场供给，不仅加剧房地产市场结构性失衡局面，而且其较高的上市价格推高了整体房价。从非居民购房情况看，非居民多购买多套住房而且多为高档住宅，从而进一步带动了投资性和投机性购房。

(五)不利于优化利用外资质量和结构

随着我国房地产市场的持续走高，投资者投资房地产的热情高涨，部分热点地区房地产投资在外商投资总额中占比高达三分之——。据统计，2011年前10个月，济南房地产外商投资占当地外商投资总额的比例高达25%，青岛房地产外商投资占当地外商投资总额的比例高达34%。

四、政策建议

(一)加强各部门对外资流入房地产领域的监管合力

对外商投资房地产企业的经营范围进行统一界定，防止各部门对外资进入房地产开发领域的经营范围尺度把握不一。加强对房地产关联行业设立环节及资本金结汇监管。严格控制房地产企业与其它关联企业之间的民间借贷行为。建立和健全跨部门的房地产外资交易的统计和信息共享机制，构建包括外资流入我国房地产市场开发领域和一、二级交易市场领域的全方位统计监测体系

(二)探索对外资流入我国房地产领域的规模管理手段

合理设置外资流入我国房地产领域的预警指标体系，通过对外资通过直接投资、外债和非居民购房等途径进入我国房地产领域的大量数据监测进行分析、评估外资流入房地产开发领域的合理水平，超过预警指标可启动规模管理模式。监管部门应确定并适时调整房地产行业利用外资年度总规模，以此控制外资流入我国房地产开发领域的总体风险。

(三)控制境外风险资本通过返程投资等方式流入我国房地产市场

对于流入房地产开发领域的外资，可根据其经营范围的种类设定准入门槛。另外，可考虑成立“境外投资主体信息”咨询辅导中心，建立“投资信息”文献库，开展市场精细化评估，在各管理部门共享境外特殊目的公司清单，收集、研究境外投资主体信誉、资信方面的有关信息，对各类外资流入房地产领域违规行为进行打击。

(四)优化外资对我国房地产市场的投向和投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