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文化范文
时间：2023-12-08 20:23:37
良渚文化篇1
长江下游三角洲从河姆渡、罗家角、崧泽至良渚文化为止的新石器时期农业，已连续绵延达3000年以上，稻的种植始终贯串整个过程，便利渔猎采集的比重逐渐有所下降，稻米为主的粮食供应的比重逐渐增加，为社会成员提供更多而稳定的食物来源，促进了原始社会人们的劳动分工，导致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均和私有制的产生。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当时全社会的物质生活供应之基础的稻作农业及生产工具本身也经历着相应的变化和发展，成为良渚文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因此，本文拟就这一时期稻作的生产问题，作一些配合的探讨，以供交流。
良渚时期的生产生活用具显然较崧泽、马家浜时期有了很大的演进，表现为：在农具方面，种类增加，分工明细，如扁薄的长方形穿孔石斧、有段石锛、石镰等，突出的新农具是磨制精细的三角形石犂和破土器，还有一种因类似现在的耘田工具而被称为“耘田器”，类似现在的千篰而被称为“千篰”。陶器方面，由马家浜时期手制的厚胎陶器转向轮制的薄胎陶器发展，而且种类繁多，有的还是精细刻划花纹和镂孔，或施用彩绘。值得注意的是炊器的鼎取代釜，其工艺水平较马家浜时期有很大的改进。据对余杭新石器遗址47处的出土炊器的分别统计，鼎有18处，占总数的38.29%，釜仅一处，占2.12%；其余的豆、壶、罐等都比釜要多得多。[4] 装饰品中玉器大大增多，除一般的珠、璜等外，突出的是大型的玉琮、玉壁和玉钺。生活工艺品方面有发达的竹编、麻织和丝织品。
陶器、炊器、玉器和编织方面的显著演进，是与农业生产工具的改进同步进行的，反映了以水稻生产为代表的农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农具中的三角形石犁和破土器，有众多的种类和形式，牟永抗和宋兆麟的论文对此已作了详尽的分类鉴定和探讨，并提出了两者各自具体操作方式的推论，很有说服力。[5] 良渚文化石犁和破土器的出现，是从河姆渡、罗家角的耜耕阶段向人力犁耕过渡的转折点和里程碑，崧泽时期出现的小型石犁则是这一转折的中间过程。从良渚以后便慢慢转入有史以后的畜力犁耕了。良渚石犁的出现为我国犁耕起源的演进历史提供了关键的实证。笔者在最近一次同美国学者的座谈中，一位美国学者说，据他所知，中国的犁是从欧洲传入的，笔者即简单介绍了良渚的事例，他就信服了。说明对良渚文化的多方面成就，需要向国外多作介绍。
根据农具种类的增加和工艺技术的改进，特别是与劳动生产率有关的石犁和破土器的应用，并参考现今少数民族原始农业农展阶段的一般规律，可以对良渚时期的稻作生产技术及其生产水平试作一些分析讨论。
我们知道，原始农业最初是使用刀耕（火种），然后转到耜耕或锄耕。刀耕的要点是烧除地面草木后即行播种，而进行翻土，因而必须年年或隔年就要放弃，另找新地，要等到弃耕地的地面植被恢复生长，才能进行第二次的刀耕。为此，刀耕农业的一个单位的播种面积需要7~8倍以上的土地面积作为后备，以资轮转，一个人一生砍烧同一块土地只不过三四次。[6] 进入耜耕以后，土地可以连续使用的年限大大延长了，因为翻土可以改善土壤结构和肥力，并改以休闲取代不断的撂荒。到了使用人力拉的石犁，就更进一步提高了耕田的效率，因为耜耕或锄耕是间歇性的翻土，每翻一耜土，人就后退一步，又重新翻一耜；而石犁是连续性的翻土，人拉犁头可以一直向前行进，土块随着陆续翻起，中间没有间歇。人力拉犁在本世纪50年代的侗族人民中还有使用，称为木牛。据宋兆麟在侗族中的调查，锄耕一人一天只能耕1担田（6担田合1亩），木牛耕田两人一天可耕4担田，如果是牛拉犁，则一人一牛可耕14担田[7] 这虽然是侗族50年代的资料，但因为所处的耕作阶段与良渚的人拉石犁相似，可以供我们参考，且很有启发。
在良渚出土的农具中，“耘田器”和“千篰”，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两个问题。“耘田器”以其形状酷似现代水田使用的耘田工具而命名。一些文章在分析良渚农业所达到的水平时，就径直认为良渚时期已使用耘田器进行耘田的先进技术。
首先，我们要问，4000多年前的稻田是直播还是移栽的？我想答案应是直播。现代南方的稻田绝大多数都是插秧的，插秧的稻田，行距间隔清楚，所以可用耘田器耘田。而插秧的技术，有文字或物证可考的，最早见于汉朝，汉代的南方考古发掘表明，像广东佛山出土的陶水田模型[8] 和四川新都同土的薅秧画像砖，[9] 都有农夫弯腰在水田中双手薅秧的形象，或者是手持长棍用足薅秧，就是没有使用类似耘田器的工具。现今杭嘉湖宁绍一带的农民也多以手薅为最常见，江西一些地方是手持杖、用足踏的方法，仍同汉代一样。所以，很难想像4000多年前即已发明使用耘田器这样先进的工具。又，耘田是与插秧配套的，上述广东和四川的水田模型都是以有秧田育秧为前提的。有插秧必有秧田，4000多年前是否已有秧田、本田之分呢？看来有这个可能性是很小的。
至于直播，又有撒播、点播之分。如果是撒播，长大起来的稻株，疏密不一，不可能行距分明，也就是无法使用耘田器的。除非是点播，技术又很精确，行株距分明，才可以使用耘田器，这在4000年前是还做不到的。可举日本弥生时期的稻田为例，日本自古多火山，火山爆发时被火山灰掩埋的稻田遗址，常常保留下稻田的原貌，包括诸如田埂、沟渠、水塘以及稻株的穴迹，为国内所未见。笔者在日本参观过好几处这类遗址，以京都府八幡市内里八丁遗址最为典型。该遗址经清理后，可以清楚看到如同现代一样的大片稻田，由小块小块的田埂围成，每块稻田中的稻丛歼穴，历历可数，并可用电脑绘制出整片稻田，其中每小块稻田的穴数，一穴不漏地显示出来，以供进一步的面积、产量等的推算。使人印象很深的是，这些残存下来的稻穴，密度非常大，但各穴的间隔距离又极不一致。紧密处两丛稻之间不足10厘米，疏远处两丛稻相距可在50厘米以上，没有规则可言。这是典型的原始稻田的反映，这样的稻田，不问其为移栽或是直播，是无法使用耘田器耘田的，也不便于人在田内行走，进行手工的除草。反之，也就说明那时候还没有耘田工具或手工除草这一环节。内里八丁遗址属弥生晚期，相当于中国的三国西晋时期，日本的稻作是秦汉前由吴越人传去的，至此已有500年以上的历史，其栽培密度仍然没有规范化，可见行株距的规范改进是很缓慢的，这也可供我们参考。
再看南方有史以来的稻作技术，在很长一段时日里，都还是实行“火耕水耨”即利用水淹杀草。如西晋时的鄮县（今浙江鄞县），其稻作水平还是：“遏长川以为陂，燔茂草以为田；火耕水种，不烦人力。”[10] 如果良渚时期已知道使用耘田器除草，只能认为有史以来西晋时的鄞县稻作是一个大倒退。
海南岛黎族的水田稻作是利用天然低洼积水地，用人或牛把草踩到水中，把土壤反复踩松软，即撒上秀种，不施肥，亦不除草，草长起来，则用水淹之。[11] 由此看来，出土的“耘田器”当是另有用途，比如开沟之类，而不是相当于现今的稻田耘田。
关于千篰的问题，与耘田器有些类似。因其形制同现今农村使用的相似，从而推测当时可能使用千篰捻河泥作为稻田肥料。我们知道，河泥是一种缓效性有机肥，通常是在冬春时捻取，作为桑园及稻田基肥，这在明末《沈氏农书》中有详细叙述。根据文献记载和肥料史的知识，肥料种类的增加是有一定先后和规律的。就基肥而言，最初使用的基础肥是家畜粪和人粪，然后是绿肥、饼肥；再次是堆肥，草木灰、焦泥灰等，最迟利用的是河泥。因为捻河泥的劳力最费，数量很大而肥效较低，在肥源十分紧张的时候才开始利用。文献上出现捻河泥是在宋朝，这是因为宋代的人口激增（北方战乱，大量北人南下），对粮食和衣着的需求压力很大，促使增加稻麦两熟和发展蚕桑，凡此都需要开辟肥源，利用冬春相对农闲，捻取河泥以作桑园和稻田的基肥，河泥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出现，所以不见于宋以前的文献。4000多年前的原始农业，一般不施或少施用肥料，所以连续种植几年以后，地力下降，需要更换新地。在通常的人畜粪肥或草肥都不一定使用的情况下，很难想象会先使用起河泥来。所以，良渚的千篰可能是一种戽水和其他用途的工具，而不是捻河泥的工具。
既然良渚时期的稻作已开始使用了石犁和破土器，劳动生产率较之耜耕有成倍的提高，那么，当时的水稻产量是否也有成倍的增加？这个问题要从两方面来分析，如果是指水稻的总量增加，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因为劳动生产率提高可以扩大耕种的面积，即使在单产不变的情况下，也可提高总产量；如果是指单位面积产量较之耜耕阶段有一定的提高，也完全是可能的，但这种提高在整个良渚时期是比较缓慢而稳定的，不会有大幅度的突破。
如所周知，在原始农业时期，谷物产量的计算方法通常是不以重量而是用容量来计算。比如一块地上可以打多少箩的谷物之类。如黑海沿岸北方各国古代谷物的收获量通常是按一个“普列甫尔”（约750平方米）土地可收30“藿尔”（约3.53公升）的谷物，折算成1公顷地可收100公升的谷物。再换算成播种量与收获量之比，约为1：6~7（小麦），或1：5（大麦）。这个比例还算是比较高的，在古代意大利，一般只有1：4，除非是土地非常肥沃的西西里，谷物的产量可达播种量的12~14倍。[12] 再就我国西南少数民族的种植调查情况来看，收获量和播种量之比，不同的谷物，都有相似的共性现象，即刀耕地的产量约是播种量的10倍左右，折100斤左右。但不同的耕作技术则有较大的差异，如耜耕（锄耕）或人力挽犁的收获量约是播种量的15倍左右，即150斤左右，[13] 比刀耕提高一半。现代少数民族的这些比便都是较古代欧洲为高，可能是古代和近代存在时间差的关系，人力犁耕由于改善了土壤肥力条件，所以能较刀耕提高50%左右的产量，如就整个刀耕阶段而言，很少可能会突破1：10的比例。反之，倒有可能因病虫灾害等原因，达不到这一比例。同样，进入耜耕和人力犁耕阶段以后，维持1：15的收获量也是不容易的，所以难望有更大的突破。这种共性的现象是因为彼此都受到共同的操作因素如不施肥、管理粗放等制约之故。虽然以上所举的是古代欧洲和我国西南少数民族的情况，共性的道理对于我们理解良渚时期粮食的产量水平还是很有启发的。
良渚文化篇2
寺墩良渚文化玉器主要出土于Ml、M3、M4和M5四座墓葬内，其中以M3出土玉器最为丰富。M3无墓坑，无葬具，系掩土埋葬。该墓随葬陶制生活用具、玉石制生产工具、玉制装饰品和玉制礼器璧琮等，共一百多件。玉石生产工具大多置放头右侧和左臂旁，玉制装饰品置于胸部.部分放于头部位置。M3最大的特色是随葬玉礼器57件，其中玉璧24件，制作最精美的置于腹部和胸部，其余放置于头前脚后；玉琮33件，一件镯式玉琮置于头部右上方，一件方柱体玉琮置于头部正前方，四件方柱体玉琮置于脚后，其余都围绕入骨架四周。
寺墩遗址以制作高超的玉器闻名，寺墩出土的玉器大多是透闪石，其次是阳起石，都是软玉。寺墩先民已经掌握了琢玉的制玉技术，依靠一种坚硬的矿石细砂和水作为介质，琢磨玉料使之成形，坚硬的矿石细砂称为解玉砂。寺墩遗址也出现了类似水作凳的简单琢玉机，在当时已经有圆片形的轮锯，古时称沙碾，现在称圆铊，可能主要是含石英粒的类似砺石一类的平圆盘。通过这些技术，寺墩先民能制作精美的玉琮和玉璧。玉璧、玉琮的钻孔，都是两面对钻，寺墩先民已经掌握了青铜制作的管钻工具。
寺墩遗址出土的玉器以玉琮和玉璧最有特色，寺墩遗址出土玉琮数十件，有乳白、碧青、淡绿、斑绿、墨绿、红褐等颜色。《周礼》中有“苍璧礼天”“黄琮礼地”“璧琮以敛尸”的记载，玉璧、玉琮是古代用来祭祀天地的礼器，并且还在身份高贵的人的墓中用来作为敛葬的用具，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下面分别对寺墩出土的部分精美玉器进行介绍。
兽面纹玉琮（图一）：高3.7、上端射径7.2、下端射径7、上端孔径6.8、下端孔径6.45厘米。该玉琮上大下小，外方内圆，整体呈镯形，部分残缺。乳白色，有灰黄色斑块，器壁较薄，孔大，孔壁光滑。玉琮外表面分为4组兽面图案，每组图案以均分的4条竖向棱线为中心，兽面的双眼和嘴的一半分列棱线两侧，眼睛为环状，由小圆管琢磨而成，嘴为凸起的长方形，整体形成一个圆眼、阔嘴的兽面形象，眼睛上方有两组弦纹。
兽面纹玉琮（图二）：高5.6、上端射径8.2、下端射径7.8、孔径5.4厘米。透闪石，青色带黑斑，轻微钙化。短方柱形，镯式，外方内圆，两面对钻孔，磨制光滑。玉琮外方形表面分为4部分，构图特点是以方形边角作为4组图案的中心线，兽面的两只眼睛和嘴巴的一半分别位于边角一侧，眼睛上方有两组弦纹，眼睛由小圆管琢磨而成，嘴巴为凸起的长方形，整体形成一个圆眼、阔嘴的兽面形象。
兽面纹玉琮（图三）：高9、上端射径10.9、下端射径10.4、上端孔径5.2、下端孔径4.9厘米。透闪石，黛青色，部分钙化形成灰褐色斑点。短方柱形，镯式，外方内圆，两面对钻孔，留有错位台痕。磨制光滑。玉琮外方形表面分为4个部分，每部分以边角为中心线，每部分分为上下两组图案，以一道凹槽分隔开。每组图案以方形边角为中心线，兽面的两只眼睛和嘴巴的一半分别位于边角一侧，眼睛上方有两组弦纹，眼睛由小圆管琢磨而成，嘴为凸起的弧边长方形，整体形成一个圆眼、阔嘴的兽面形象。
兽面纹玉琮（图四）：高7.8、上端射径17、下端射径16.7、上端孔径5.8.下端孔径5.7厘米。黑褐色，有钙化形成的青斑。扁方柱体，整体器形较矮胖。外方内圆，两面对钻孔，留有错位台痕。玉琮外方形表面分为4个部分，每部分以边角为中心线，每部分分为上下两组图案，以一道凹槽分隔开。每组图案以方形边角为中心线，兽面的两只眼睛和嘴巴的一半分别位于边角一侧，眼睛上方有两组弦纹，眼睛由小圆管琢磨而成，嘴为凸起的弧边长方形，整体形成一个圆眼、阔嘴的兽面形象。这件玉琮因为钙化较严重，图案不甚清晰。
兽面纹玉琮（图五）：高14.6、上端射径7.1.、下端射径6.6.上端孔径5.1.下端孔径4.9厘米。褐绿色，有赭红斑。长方柱形，外方内圆，两面对钻孔，玉琮外方形表面分为4个部分，每部分以横向凹槽分为5节，以边角为中心线，形成一组兽面纹图案，整件玉琮上共饰有20组相同的兽面纹图案。兽面的两只眼睛和嘴巴的一半分别位于边角一侧，眼睛上方有两组弦纹，眼睛由小圆管琢磨而成，嘴为凸起的长方形，整体形成一个圆眼、阔嘴的兽面形象。这件玉琮钙化较严重，图案不是特别清晰。
兽面纹玉琮（图六）：高20.3.上端射径7.5、下端射径7.3、孔径5.8厘米。灰褐色，长方柱形，外方内圆，两面对钻孔，孔壁光滑。玉琮外方形表面分为4个部分，每部分以横向凹槽分为6节，以边角为中心线，形成一组兽面纹图案，整件玉琮上共饰有24组相同的兽面纹图案。兽面的眼睛不太清晰，和嘴巴的一半分别位于边角一侧，眼睛上方有两组弦纹，嘴为凸起的长方形，整体形成一个圆眼、阔嘴的兽面形象。这件玉琮钙化比较严重。
兽面纹玉琮（图七）：高31.8、上端射径7、下端射径6.3、上端孔径4.5、下端孔径4.7厘米。墨绿色，有褐色斑点。长方柱形，上大下小，外方内圆，两面对钻孔，孔壁光滑。玉琮外方形表面分为4个部分，每部分以横向凹槽分为12节，以边角为中心线，形成一组兽面纹图案，整件玉琮上共饰有48组相同的兽面纹图案。兽面的眼睛由小圆管琢磨而成，和嘴巴的一半分别位于边角一侧，眼睛上方有两组弦纹，嘴为凸起的弧边长方形，嘴上饰有回纹，整体形成一个圆眼、阔嘴的兽面形象。这件玉琮体型修长，制作精美。
寺墩遗址出土的玉璧皆为透闪石琢磨而成，基本为扁平圆形，素面无纹，中有圆孔，为两面对钻形成。玉璧大小不一，大多琢磨光滑，有的表面留有锯切时的弧线琢痕。钻孔都用管钻，对钻时大多较准，由于旋转时的摩擦，孔径皆外大内小，也有一小部分玉璧对钻时不太准，在孔内的两面或一面留有台痕，有的台痕上靠孔壁处留有管钻的弧形槽痕。
有些玉璧出土时碎成几块，而且有不同程度的火烧痕迹，因此碎裂可能跟火烧有关。除少数外，皆有不同程度的钙化现象。颜色以墨绿、淡绿为多，钙化严重者呈灰白色，有火烧痕迹者带褐色。
玉壁（图八）：直径30.3、孔径5.6、厚2.1厘米。灰黄色，有灰绿色斑点。扁平圆形，中有对钻圆孔，孔壁内留有一周凸脊。这件玉璧器形规整，体型较大，厚重。通体琢磨光滑，素面无纹。
玉璧（图九）：直径15.1、孔径5.4、厚1.1至1.5厘米。灰白色，有铁锈红色和青灰色斑块。扁平圆形，中有对钻圆孔。通体琢磨光滑，形制规整，但厚薄不均匀，留有一条切锯时遗留的弧线痕迹。
半剖玉璧（图十）：直径19.2、孔径4至4.47、厚1厘米，切割处直径18.8厘米。灰青色，正面有褐黄色斑块，背面有黑褐斑。为玉璧成品的半剖，切割处处于圆孔之外，断面留有明显的台阶痕，可断定用平刃工具从两面直线切割而成。两面孔径大小不一，孑L壁光滑。从该件玉璧上可以观察良渚时期制作玉璧的工艺。
双孔玉刀（图十一）：高6.8、背宽12.5、刃宽13.5、厚0.5厘米。淡黄色，有褐色斑点。造型近扁平长方形，近刀背处中部有两个并列的对钻小圆孔，孔径1.2厘米。有两面对磨的平刃，刃口不锋利，非实用器。整件器物琢磨精细，表面光滑。
玉钺（图十二）：高18.9.刃宽13.7.厚0.5厘米。阳起石琢磨制成，青白色有绿色斑点。平面略呈扁平梯形，上部有一圆孔，顶部有一半圆孔，皆为对钻形成。圆弧刃部，没有磨出刃口，非实用器。器表通体磨光，表面光滑。
锥形玉器（图十三）：长12.4厘米。白色，长圆锥形，一端尖锐，另一端有小凸棒。通体琢磨光滑，制作精细。
良渚文化篇3
一则考古发掘的新闻使杭州市余杭区良渚再次轰动了海内外：一座南北长约1900米、东西宽约1700米的良渚古城被发掘出来，出土的陶瓷碎片显示，这座古城的年代不晚于距今4300年前的良渚文化晚期。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考古队队长刘斌告诉《新世纪周刊》，这处城墙的部分结构，浙江省考古队良渚工作站早在2006年6月就已经发现，由于无法确定它的规模，所以直到通过钻探勘测出它的四条边才对外公布。目前，城墙东、西、南、北各开挖出一个解剖沟，通过这些解剖结构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城墙内部的石块填充物和各不同地层中的乌黑、深黄、浅黄以及接近灰白等各种泥土色泽。
西墙解剖沟宽64米――这是城墙的宽度，想一想60米赛跑道的长度，就会感觉这道宽墙有些“一眼望不到边”即便是今天的柏油路面，也少有这么奢侈的规模。而良渚人已经建造了周长为66公里的“大城”，此时尼罗河畔也有着热火朝天的劳动景象，那里的先民正在建造盒宇塔。
处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良渚文化不再只是文明的曙光，它已经进入了成熟的史前文明时代。
古城建造之谜
解剖沟内的乱石被“镶嵌”在黏土层里，这种白色的石块从哪儿来?怎么来的?为什么会被黏土镶在地下5000多年?
“它们应该是从南边山上采来的，而不是北边，北边的山产黑石。”刘斌说。良渚人采石也有一绝，生活在5300至4300多年前的良渚人没有机械，更没有开山的炸药和雷管，刘斌的同事、在良渚考古20年的赵晔介绍说，今天的人不得不佩服良渚人的聪明才智――他们放火烧山，再用此地的“特产”――四周泽国里的水泼到滚烫的山体上，于是山体表层崩坍，良渚人再把这种大小均匀的石块用船载到城墙工地。船的遗踪虽然尚未发现，但是划船用的浆早已现形，因此人们有理由相信，船只就是在水一方的良渚人的交通工具。
良渚人采来了令他们满意的大石块，于是开始了类似于“围垦造田”的巨大工程。但是考古学家目前还不清楚良渚人修建这座城池的理由，是为了抵御外侵还是其他原因。华东师范大学气候与大气环境研究中心主任束炯认为，这座用于阻断外界河网的城在建成后，还会有相应的排水设施将城中原有的水排出。当然他们没有发电机抽水，至于用什么疏浚，还不得而知。
“中华第一城”
目前国内已经发掘的古城墙遗址不少，但上规模的只有两个，一个是湖北天门的石家河古城遗址，面积约120万平方米：另一个就是山西陶寺古城遗址，面积约280万平方米。而良渚古城有290多万平方米，而且城墙的底部普遍铺垫石头基础，建筑考究。前故宫博物院院长张忠培把良渚古城称为“中华第一城”。
良渚工作站的另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研究发掘这个院子内一座方圆30万平方米、看上去硕大无朋的熟土墩。
“这里相当于良渚人的‘都城’，还有些地方相当于良渚人的乡下。”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宁远这样解释那座熟土墩。
位于莫角山的土墩目前被认为是“王”的居住地。王生前的荣耀一直被维持到死后，象征王权、刻着图腾的玉琮说明了墓葬主人的身份。赵晔在这块土墩子的红烧土上挖出过玉琮、陶片，甚至一种像酒具的器皿以及类似制酒时的沉滤器。那么王只有一座优于民的土堆还没有城吗?
城墙作为莫角山熟土墩的同龄产物，揭晓了一个谜团，它也是萦绕在刘斌的团队以及所有良渚文化研究者心头多年的一个疑问：王有没有城?王的城有多大?坐落在哪里?
现在，城出现了。它的西北角有些残破，也许是因为那附近至今都有一条河的缘故，也许5000年前它被一串串河曲环绕。
城的西墙并非正南正北，中间一些缓慢的曲率说明当年河绕城而流，城依河而建。而解剖沟中城墙外测的黑色瘀泥明显多于内侧，它们是由生活堆积物在漫长的岁月中蜕变而成。“生活堆积物是考古的术语，平时你们管它叫。垃圾’”王宁远告诉《新世纪周刊》，你可以想象，城里的人站在城上往外面倒垃圾。
“良渚文化没有消失”
考古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良渚文化因为战争或洪水而消亡。
新挖出的解剖沟里，不仅有大石头，还能找到有花纹的汉砖，这说明汉代时有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有人说良渚文化消失了，这种表达并不科学。”刘斌说：“战国七雄时起码有七个中心，秦统一中国后，只有一个中心了，但七国文化并没有消失。早期也是这样的。最后形成中华民族这样的格局，只是区块产生了变化，不能说文化消失了、国家被灭掉了。考古要讲实据，战争或洪水的推测现在没有证据。从文化上讲，良渚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它融合在了中华文明之中。”
“这项发掘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一项课题，它关系到国家的起源。良渚城墙的发现让人更加确信中华文明至少诞生于距今5300年至4300年之前。”刘斌说。
文明的含义
良渚文化篇4
【关键词】 良渚玉器；制作工艺；艺术价值
良渚文化是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支重要的考古学文化，最早为距今6037年-5535年，最晚则是距今4131-3689年[1]。他以太湖流域为中心，南至杭州湾北达苏北海安，东起东海，西到宁镇山脉东侧。其源头是马家浜文化、菘泽文化。良渚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各种各样的文物，其中玉器是最重要的文化内涵，几乎达到了无墓不出玉的程度，这在史前考古中是绝无仅有的。展示了史前时期灿烂的玉文化，令人惊叹。出土的玉器有：礼器、兵器、配饰、工具、弄玉、葬玉等应有尽有。器型则有壁、琮、璜、钺、镯、管、珠、坠、冠状饰、牌饰等十几种，以及各种动物肖像、玉器。而每一种玉器无论是在制作工艺上还是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独特的艺术审美价值，都是值得称赞的。
1 良渚玉器的制作工艺
玉比普通的石料坚硬的多，加工起来很困难。先民将加工石器的丰富经验运用于玉石，发展为一整套的加工方法。良渚时期治玉的工艺，大致有切割、打样、钻孔、琢纹、研磨、抛光等工序，已经具备了后世玉器加工的所有技法。
1.1 切割
玉器加工，首先要将大块的玉料切割成毛坯。仰韶文化早期的玉器上就有条锯切割的痕迹，方法是用单股或数股植物纤维或动物的皮筋带动解玉砂(金刚砂、石英、石榴石等为“解玉砂”，辅以水来研磨玉石)，分别从坯体两侧向中间切割，快接近时再敲落玉料。良渚时期，大件礼器日益增多，大面积切割的难度随之增加。
1.2 钻孔
在良渚玉器上有许多的钻孔，一是为了实用，二是为了美观。钻孔有管钻、实心钻和琢钻等几种方法。较大的孔一般从两面对钻，然后敲去芯部，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多节玉琮，高约32.9厘米，中间的长孔从两端对钻而且基本同心，技巧惊人。至于良渚人究竟使用了怎样的钻孔工具，至今还不能解释。
1.3 雕琢
良渚玉器纹样的线条或坚挺刚劲，或圆滑流畅，可见良渚人使用着一种游刃有余的雕刻工具。由于玉的硬度很大，采用的工具也一定十分的坚硬。有学者认为使用了硬度高的天然钻石，也有学者根据出土器物，认为鲨鱼牙齿也是不错的工具[2]。良渚玉琮上的兽面纹，是用浅浮雕的技法雕琢的。
1.4 研磨是玉器加工的重要环节
方法是用解玉砂磨制器表，使之平滑光洁。良渚晚期玉璧直径多在20厘米以上，但薄厚均匀，器表光洁，可见研磨水平之高。还有一件玉环上有同心圆旋纹，纹线浅细，有学者认为，可能是借用了制陶工艺中的转轮装置加工的结果，方法是将玉器固定在转轮上快速转动，再在器表加上解玉砂进行研磨。
1.5 良渚玉器大多是经过抛光处理
也就是为玉器上光，所以光洁度很高，埋藏数千年，虽然大多都发白，但仍有一些依然润泽光亮。有专家认为原始的抛光方法是：将粗竹剖为两半，一半覆盖于地，将玉器在竹皮上反复磨，直至出现光泽。
2 良渚玉器的艺术价值
良渚玉器以体大自居，显得深沉严谨，对称均衡得到了充分的应用，雕琢手法尤以浅浮雕的装饰手法见长，特别是线刻技艺达到了后世也几乎望尘莫及的地步。还有数量众多，又使人高深莫测的玉琮和兽面羽人纹的刻画。这些都反映了良渚玉器的特有的艺术价值。
2.1独特的材质美
真正的优质良渚古玉，质地细密而坚韧，玉器表面多泛出宝石光辉，晶莹光泽，触之手感光滑，与人工上蜡和机器打磨的光泽不同。之所以会有这样光滑的质感一方面与玉的优良质地有关，另一方面是靠远古先民们经过长期的手工研磨。良渚玉器的这种温润而不失雅致的光泽效果，无论哪个时代的人们见到，一定为之动容，感叹其耐人寻味的美感。
2.2良渚玉器对称均衡之美
良渚玉器以体大为特征，对称均衡得到了充分的应用，显得深沉严谨。如反山出土的玉琮，形状近似方形，造型浑厚，上有简略的兽面纹，左右对称；士墩出土的玉琮的兽面也是向棱边两侧对称分布。显示出良渚玉器的雄伟气势，给人一种庄严肃穆的感觉，大气之美，稳定之美。
2.3雕琢的层次美
虽然良渚玉器多是以素面形式为主，却也不乏雕琢纹饰的艺术精品，其表现手法以阴刻线为主辅以浅浮雕，并出现了圆雕、半圆雕、镂空等难度很大的手法，饰纹已采用立体纹、地纹、和装饰效三位一体，称为“三层花”，即第一层用阴刻线刻出云纹、直线、涡纹等为底纹，然后用浅浮雕的手法表现轮廓，最后再以阴刻线在凸面表现细部。
2.4简略抽象纹饰的形式美
从良渚玉器看，工匠有着很强的构图能力，兽面纹玉琮堪称典范。琮的样式为外圆内方，构成方圆相切的风格。面纹玉琮有四组兽面图案，通常会将兽面分别安排在方形玉琮的四个正面上。良渚玉器以琮、璧、钺最多，造型宏大雄浑，风格严谨深刻，纹饰以神秘莫测的神面引人入胜，阴线雕刻和浮雕完美组合，成为当时南方玉雕的最高水平代表[3]。与北方红山文化玉器相映生辉，共同写下新石器时代玉雕的灿烂篇章。
参考文献
[1] 胡照华.中国工艺美术史[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2] 彭林.文物精品与文化中国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3] 杨伯达.中国玉器的发展历程[A].中国美术全集・工艺美术编・玉器，文物出版社，1986
作者简介：
良渚文化篇5
(一)
由于原始农业的发展，良渚人的主食，指主要食物，或基本食物，显然是——稻米。参考依据：①比其早一、二千年，且同一地域、又有一定的渊源关系的河姆渡文化遗址，就曾出土过大量的人工栽培稻谷。②在良渚文化区，发现众多存有稻谷、稻谷壳或印痕、植物蛋白石等的马家浜、崧泽及良渚文化时期的遗址，如：余姚河姆渡、桐乡罗家角、湖州钱山漾、杭州水田畈、萧山蜀山、跨湖桥、嘉兴双桥、大坟及雀幕桥、海宁赞山、德清雷甸、杨墩及下高桥、安吉安乐窑、诸暨楼家桥、慈溪童家岙、宁波五星、八字桥、慈湖和妙山、鄞县蜃蛟、奉化名山后、舟山白泉和马岙、吴县草鞋山、澄湖、越城、摇城、昆山少卿山、吴江龙南、江阴南楼、无锡锡山、施墩、马山门前山、仙蠡墩、丹徒磨盘墩、常州圩墩、金坛三星村、高淳薛城、句容陈家头山、南京庙山、江浦龙山、海安青墩、青浦崧泽、松江汤庙村、上海马桥等处。几乎遍及全良渚文化区。③出土的稻谷，有些如钱山漾遗址都是成堆的，有谷粒和米粒，分布很广；有些如金坛三星村遗址的，已成炭化稻粒；但经鉴定均为稻，是人工栽培稻的早期形态。④吴县草鞋山遗址、昆山绰墩遗址等处发现稻田遗迹，进一步印证人工栽培已广为展开。⑤嘉兴双桥遗址等处出土了陶臼。杭州水田畈遗址等处出土了木杵。宁波慈湖遗址等处出土了陶质研磨器等。表明已掌握了稻谷的加工技巧，稻谷脱壳主要使用杵臼舂捣(含以地为臼)，或研磨器研磨。⑥河姆渡遗址出土了许多炊具——陶釜，其中有些釜内还残存一些烧焦的“锅巴”；又，在余杭南湖遗址亦曾发现二只陶釜内有明显的“锅焦”遗迹；经辨认其成分是稻米¨，。⑦《史记·货殖列传》等古籍有古越人“饭稻羹鱼”之记述。以上种种事实，确凿无疑地论证了良渚人是以稻米为主食的。
良渚人如何食用稻米?从现有知识看，基本上仍继承了“河姆渡人”的食用传统；既不像现代人那样焖干饭，又不是煮稀粥，而是“饘粥而食”(2)。粥有厚薄之分，《礼记·檀弓下》孔疏云：“厚曰饘，稀曰粥”。饘，即糜粥，亦即稠粥，或可称之为“干粥烂饭”。这种习俗，后来连中原人一直到春秋战国时期仍在保持着。如孔子先祖正考父，贵为三朝元老，由于当时口粮尚不宽裕，也是吃粥生活，有其鼎铭云“饘于是，鬻于是，以糊余口”可为证。又，河姆渡遗址就发现了原始的甑，良渚文化反山遗址等也出土了甑；余杭吴家埠遗址及余杭南湖等处出土了甗，而甗实为鼎和甑的组合体。加上钱山漾遗址等处发现夹砂陶鼎腹内加一周突棱，以便放置箅架之类用以蒸食之炊器。综此看来，当时还可能有了蒸饭或蒸食。陶甑的出现，较仰韶文化要早出若干世纪(陈文华)。蒸，是我国独特的烹饪方法，也是谷物为主的粒食地区才特有的烹饪法。此外，当时还可能有“糗”或“糇”，即相当于炒米粉之类的干粮。考古虽尚未发现物证，不过这类粉体有机物质，几千年保存至今是极其困难的，除非奇迹。这种认识是鉴于：①“石燔法”是上古时代最先形成的原始烹饪方式之一。有《古史考》云：“加物于燧石之上而食之”及《太平御览》引《周书》云：“神农氏时，民方食谷，释米加烧石上而食之”等可供参考。此法烹得，即炒米是也。②宁波慈湖等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物中有石质或陶质研磨器以及杵臼等，可加工米粉。③当时社会需求。种种迹象表明，良渚文化时期多征战、多大型土木工程；如良渚文化的势力当时曾一度北上飞越长江，穿渡淮河，扩张到海岱地区，花厅遗址的发掘与研究(3)就是个表征；而土木工程，规模最典型最宏伟的代表作之一如余杭莫角山遗址及其周边遗址群，即一例证。在这类战备、远行、野外劳作等情况下，糗、糇等干粮，正如(诗经·大雅·公刘》所描述：“乃裹糇粮，于橐于囊”，轻便易带，取食方便，经久不腐；比煮、蒸等烹饪方式显然优越多了，从而促成。良渚人的糗或糇除以稻米制作外，还可能采用其它材料，如豆、葛藤根等。附言，糗、糇在此是借用名称，当地当时如何称呼，尚无考。
这里，良渚人主食稻米是从总体而论的。良渚文化区域自然条件优越，自古以来盛产稻米，一直是水稻的主产区和高产区，甚至还可能就是稻作的起源地(4)。历史上，据(吴越春秋)记载，吴王夫差曾一次就贷给越国谷“万石”，而越国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后，“十年不收于国，民俱有三年之食”(《国语》卷二十《越语上》)，且一次就能还给吴国谷“万石”。这虽是后话，仍可资参考。然而，良渚文化时期社会已开始了阶级分化，对黎民而言，不一定都能全年享用不愁。笔者解放初期曾在这一带农村参加过“土地改革”，亲身体验到当时贫下中农在每年春夏青黄不接之际，还要靠芋艿、荸荠、风干老菱等，甚至糠菜代以度日。当时人口比现在少，但生产力远比现今低下，类似的情况，当在历史演化的情理之中。
(二)
关于良渚人的副食：所谓副食，是与主食相对而言的，是套用了现代的概念。实际上，在那时，恐怕未必有主、副食的概念，至少无明确严格的区分。现为叙述的方便，暂且借用，并分为荤、素两大类。
荤类，即肉类食物，是摄取动物性蛋白质、脂肪与几丁质等营养的主要来源。在获取肉食的资源中，家养动物与野生动物之间，家养动物的比重在不断地攀升。有专家分析过：河姆渡遗址：鹿科等野生动物的比例相当大，数倍于猪的数量；以野生动物为主。桐乡罗家角遗址：以鹿科最多，猪次之；以野生动物为主。常州圩墩遗址(属马家浜文化)：猪等家养动物占全部动物总数的15％，鹿科等野生动物占85％；以野生动物为主。青浦崧泽遗址：猪等家养动物占全部动物总数的26％，鹿科等野生动物占74％；以野生动物为主。青浦福泉山遗址：猪等家养动物的数量较少，主要是鹿科等野生动物。苏州龙南遗址(属良渚文化早期)：猪等家养动物占全部动物总数的70％，鹿科等野生动物占30％；以家养动物为主。上海闵行马桥遗址：其良渚文化层，猪等家养动物占全部动物总数的62％，鹿科等野生动物占38％；以家养动物为主(5)。这是由于原始农业的发展，促进了聚落定居与家畜饲养(6)。狩猎捕获的野生动物处于的补充地位。
在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动物遗骸多达61种，分属34个种属，这在我国其他史前遗址中是绝无仅有的。“经鉴定家畜有猪、狗和水牛三种，可能还有四不像鹿。他们的肉食来源主要是水生动物，……。其次是四不像、梅花鹿一类野生食草动物”(7)。“从考古发掘的现场来看，许多陶器鱼骨狼籍，龟壳鳖甲遗物成堆，……仅以清理的一小部分龟的遗骨为例，明显可分的龟类个体竟有1570余个”、“河姆渡人捕获最多的还是那些水生动物。在出土的61种动物残骸中，水生动物就达19种之多，且数量惊人。……遗址中许多煮食的陶釜中都装有龟、鳖、蚌、鱼等水生动物遗骸，其中有一陶罐内竟存有满满一罐完整的龟、鳖甲壳；蚌壳更是成堆地发现，甚至在狗粪中还发现许多鱼骨”(8)。桐乡罗家角遗址发现的动物骨骸中，经鉴定，有：(1)狗；(2)家猪和野猪；(3)水牛；(4)貉；(5)亚洲象；(6)梅花鹿；(7)四不像鹿；(8)獐；(9)鲸(?)；(10)乌龟；(11)中华鳖；(12)鼋；㈦扬子鳄；仙雁；(15)鱼类，鱼类的遗骨是动物群中数量特别多的一类。大多数是保存在各个灰坑中，有的堆积厚度可达40-50公分，但采集较难，初步认定到属的有：鲤、鳢、青鱼、鲫；(16)软体动物，由于保存不佳，采集困难，未作鉴定。只有形态基本相同的蚌类一种(9)。到良渚文化时期，从各遗址采集到的动物遗骸看，情况仍基本相同，无大变化。“就目前所知，推测良渚文化先民已圈养了家猪、狗、鸡和鸭等。尤其是杂食动物的家猪，生长快，繁殖力强，活动范围又小，粪便还可以充当肥料，因此当时饲养已较普遍。在良渚文化遗址或墓中常有家猪遗骨和牙齿发现，即是其证”、“狩猎捕获的动物主要是：鹿、梅花鹿、四不像鹿、麋、獐、野猪、虎和象及各种鸟类等”(10)；另外，还包括采集的鸟蛋、蜂蜜等。另一方面，“水中滋生的各种鱼类、蚌类都早巳成为良渚先民的盘中餐，是食物来源的补充。依考古发现得知，主要有鲤鱼、鳖、龟、鲫鱼、黑鱼、青鱼、蟹、蚬、螺蛳、蛤蜊、河蚌和海中的鲨鱼等”(10)。如余杭吴家埠遗址发现灰坑20个，第四文化层共14个，灰坑内除杂有较多的陶片外往往包含大量的兽骨、鱼骨、龟蚌甲壳等，尤以鱼骨为最(11)。良渚文化区自古以来就是以江河湖泊密布的平原水网沼泽地为主，并东邻著名海洋渔场——舟山嵊泗列岛，气候上属湿热的中亚热带；因而，水草茂盛，渔业资源极其丰富，有淡水鱼产，还有海洋渔业。故，越人的渔猎活动，尤其是捕鱼、采贝、捉蟹等，广见于各类古籍而为人所津津乐道。如《汉书·地理志》：“江南地广，……以渔猎山伐为业，果茄赢蛤，食物常足”。渔猎用具在良渚文化遗址出土文物中出现频仍。如吴江龙南遗址发现的近百件陶网坠及大量的渔猎用石、骨器和大量兽骨、鱼骨、螺、蛤、蚬壳、植物种子等(12)。此外，出土过石网坠或陶网坠的遗址至少还可以举出以下各处：如桐乡罗家角遗址、杭州水田畈、余杭文家山、余杭吴家埠、嘉兴双桥、湖州昆山、青浦金山坟、歙县新洲遗址等。由此可知，当时渔业时兴织麻网捕捞。此外，钱山漾遗址发现竹篾条编结的“倒梢”(13)；杭州水田畈遗址出土l件竹篾编织物，出自t6井内，像鱼篓，呈三角形，编织很精细(14)；这些捕鱼的工具至今仍有些在袭用。嘉兴南河浜遗址，出土有鱼标、匕(15)。还有些遗址出土了骨镞、弹丸、骨锥、骨鱼叉、木矛、木船、木浆等渔猎工具。训练鸬鹚等生物捕捞业也已发展。又，余姚鲻山遗址曾发现成堆的鱼鳞，表明吃鱼前已懂得先刮去鱼鳞(16)。综上，显然鱼腥类水产食品在良渚人的饮食结构中一直占据重要地位，是其大众荤食的主要类型，是其摄取动物性蛋白质等营养的基本来源；难怪《史记》等古籍中要以“饭稻羹鱼”来高度概括古越人的饮食习俗。这既是古吴越地区人们的生产、生活特点的反映，也是对古吴越文化个性特征的精辟总结。现代医学证实：多食鱼类，有利健脑发智强身。
素类，即植物性食物，是摄取碳水化合物、植物性蛋白与油脂、维生素、矿物质等营养的主要来源。除稻米外，“按目前所知，已有种植或采集的蔬菜、瓜果等，其中自然界中还有可供食用的酸模、榆果、板栗、蓬蒿、蕨菜、龙须菜、扁蒲、蒺藜、芦笋、葛根、艾蒿、竹笋、灰菜、羊蹄菜、梅子、桃子、桑椹、杏子、甜瓜、小瓠瓜、枣、菱角、胡桃、葫芦等”(17)。这方面，游修龄、俞为洁、林华东先生等已有较为周详的研究论述发表(18)，不再赘言。仅再着重重复、强调、兼带补充以下食物：芋、薯蓣(山药)、葛藤根、竹笋、蕨菜等地下根茎类植物；甜瓜、葫芦、桑椹等瓜果类植物；菰(茭白及菰米)、两角菱、莲藕、薏苡、芡实、芦苇的新芽等水生或湿生植物；野菜等食叶植物；食用菌等菌类植物；大豆、莲子等植物种子；在山区，还有橡子、榛子、松子、板栗、南酸枣、核桃、杏子、杨梅、桔柚等林木果品。总之，品种繁多。这些，不仅是当地历来的土产、盛产物品，而且直到近代甚至现今，仍是这一带惯用的民间食品。其中，芋，“东南沿海的浙江省发现有野生芋的分布”、“周代与百越系统关系密切的东夷族的邗、莒就是以芋名国的(据《说文》，齐人称芋为莒)”(19)。菰，“主要分布在江南，尤其是长江下游地区，应是南方古越族首先利用和加以栽培的”(19)。杭嘉湖地区的湖州市，由于菰蕃衍繁盛，战国时就曾被命名为“菰城”，直到现在，仍是茭白的盛产地。菰，在我国古代曾跻位于“六谷”(称、黍、稷、梁、麦、苽)之中。苽即雕胡，亦即菰；据说我国江苏南京、苏州一带的郊外，现在还可以找到野生不结茭的菰(游修龄)。菱，野生二角菱自古以来在江浙一带就是重要分布区，在河姆渡、马家浜、钱山漾、青墩、龙南和草鞋山等遗址都曾先后出土。可鲜食亦可熟食，还可晒干贮藏一段时间；现今，嘉兴一带的南湖菱仍蜚声市场。薏苡，又名薏仁米，《诗经》上称之为：苤莒；河姆渡遗址出土物中就有薏苡。莲藕，通常认为原产于印度，然而河姆渡遗址第二次发掘在其第四文化层就发现莲属花粉化石遗存；又1973年河南郑州大河村仰韶文化房基遗址曾出土二枚古莲子在烧火台上，距今已有五千多年历史。另外，芡实、芦苇等，也都在河姆渡遗址发现过踪迹。竹笋，江浙一带是竹的故乡之一，历来盛产早笋、毛笋、笋干、罐装笋片或笋块。居民有喜食笋的习俗。桃，南方水蜜桃类就起源于新石器时代已分布在江浙沪地区的野生桃。至于桔柚，《述异记》曰：“越多桔柚园。越人岁出橘税”。(尚书·禹贡·扬州》云：“厥包桔柚，锡贡”。可能是这个地区桔柚栽培的较早记载，并在当时，曾作为高贵珍希贡品，奉献至中原。这里的“扬州”，泛指淮水以南广大地区，包括良渚文化区在内；只是迄今尚未发现有考古遗存。
当时，可能仍属于神农氏“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辟就”(《淮南子》)晚期之际，因而，除上述植物外，各地，因地制宜，通过实践与交流，不断有能食用的植物被发现被筛选，从而拓展素食的品类。只是我们尚不知晓。如，半坡遗址发现有白菜或芥菜，良渚遗址是否也有这类叶菜?
至于以上素食是人工栽培的还是采集得来的?除稻米外，尚难判定。可能多数是采集的，但有稻米的栽培经验，不排除也有部分其它植物产品开始人工栽培。如，芋；“据一些人类学家的考察，人们最先将灌溉技术应用于作物的，不是水稻而是芋。古代亚洲种稻的梯田可能起源于种芋的梯田”(游修龄)，如确证的话，至少芋、或许还包括菰、菱、竹笋等，可能已开始人工栽培了。
由于植物资源非常丰富，采集方便，供应充足，所以良渚人一般是以素食为主。另一方面，当时既已出现了阶级分化，因此，在肉食与素食的消费比重上，人群间不平衡。肉食，相对难得、珍贵，分配难免就有倾向性；除少数高阶层人物外；黎民大众只能是有什么吃什么，因地制宜，素食当家，尤以富含碳水化合物——淀粉类的水生或湿生植物、地下根茎植物食品为多，以充主食。
总体看，当时良渚人的农业是相当发达的，物产丰富，食物充足；从而，社会方有条件供养大量巫师、贵族、工匠，仍至战士等脱产人员，成为孕育文明的良渚文化存在与发展的物质保障和经济支柱。
良渚人的主食与副食如何烹饪?尚难知其详。推断：总体上，一方面，那时既然未必有主、副食的界定或区分，自然是饭菜不分，将各种食物混合在一起，“大杂烩”式的一釜熟。宝鸡市北首岭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一件陶缸内就盛有鸡、鱼骨骼、松散地与黑色物质胶胶混杂在一起的事迹等，就是个参考例证。也可能，按现在的概念判，是煮一釜“菜”，以菜当饭；如上述河姆渡遗址等处显示的：熬一釜鱼或龟鳖或蚌蛤或鱼鳖蚌多珍鲜汤之类，就食。另一方面，仍保留些直接烧烤兽肉炊食的事例，如在桐乡县普安桥遗址，就发现局部被烧烤的地面及烧烤成灰白色的碎兽骨等。再一方面，晚期，或许，始行饭菜分炊，使成先秦所谓的“饡”，(楚辞·九思·伤吋》：“吋混混兮浇攒”，<说文·食部》：“饡，以羹浇饭也”；类似现今的“盖浇饭”。实际上，这还是分炊合食。这是因为，当时的烹饪手段，限于陶器皿，主要是：煮、蒸、烤三种；其中烧烤出现最早，在狩猎采集时代就已采用；煮及蒸是在原始农耕开始后方发展起来的；三者之中，以煮食为主，蒸次之，而烤在良渚时期可能已较少实施。至于，炒，却是有了铁器后才出现的事。自然，不排除当时少数上层人士，追求享受，发展烹饪技术，尝试性实行饭菜分炊分食，以菜佐饭，以菜佐酒等的可能。另外，综观良渚文化时期的各类炊器，大多加盖使用，这种举措，既能充分利用热能，节约燃料，且能保存食物本来的香味，又卫生。
总之，良渚人的“食谱”，就当时而言，已相当完美、丰盛! 为此，有人认为：良渚文化，是一种稻作文化与渔捞文化有机结合的稻作渔捞文化。
(三)
良渚人，用火熟食，早已习以为常。然而，良渚人饮食时是使用怎么样的炊具和食具等的呢?
当时，尚无金属，生活用具，多为陶器、石器、骨器、蚌器、木竹器等；其中陶器，占据主角。
生活用陶器，大致分四类；即炊器、食器、酒器和水器、盛贮器。其中，炊器：主要有鳍形足鼎，以及甗、甑等；食器：主要指豆类，还有部分圈足碗等；酒器和水器：主要指过滤器、鬶、盉、杯、宽把带流罐形壶、杯形壶等；而盛贮器：指双鼻壶、贯耳壶、盆、盘、钵、罐、簋、缸、瓮等。有关于此，林华东先生已有全面的论述(20)。
笔者试统计了13处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生活陶器之种类与数量，列表明示，以求探讨其某种趋势。
部分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生活陶器器型与数量统计表
注：①浙北6处遗址：海宁县千金角、徐步桥、盛冢埭、平湖县平邱墩、嘉兴市雀幕桥、德清县辉山遗址。②酒器和水器中还包括：过滤器。③仅见些足，未见完整器
接续上表：
由上表(2)，虽然其中有相当部分可能是明器，非实用器具，由于古人的“侍死如生”的观念，还是能在一定程度上会折射出些当时的现实；因此，得到的综合印象是：①生活陶器中以炊器——鼎及釜，占大宗。烧煮活动，占绝对优势。②食器，主要是使用豆。在上古时期没有桌子，人们席地而坐或以蹲姿以就餐的情况下，豆可盛饭菜，置于面前，食时手握豆柄拿起来吃，功能独到，方便实用，从而深受古人的喜爱。碗，尚稀少。不普遍。盘、钵等使用比重还不甚大。③盛贮器，器型最为繁多，且数量在整个生活陶器中也占相当重要的位置。其中，罐，包括瓮、尊，数量比重相当高；并尤以罐的造型最为多样。而盛器：盆、盘、簋、钵四者合起来，比重亦不容忽视；反映：物质丰富，盛贮品众多，需求迫切。④从数量比及口径大小分析：良渚人可能是以钵或盆等盛烹饪好的饭菜，以豆或盘等将饭菜分到个人进食。豆、盘，由于归个人进食时使用，使用频率相对较高；加以生活条件不断改善，从而渐受重视，并开始讲究起来了。诚如墨子所云：“食必常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丽”。如黑陶豆，是良渚文化时期较为典型的盛器，有矮肥、高座及竹节细把等造型；特别是竹节形豆把，其本源于吴越当地一带盛产的竹类，是良渚人生活的直接体验，并予以抽象的表现所致。如福泉山遗址出土过豆盘外腹部有蟠螭纹，竹节形豆把上有形态各异的鸟纹装饰等十分精美的豆。又从余杭庙前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物中有木豆、木盘。盘分木质船形盘、木胎漆盘等，其中一件还是木胎双色残漆盘(22)；亦可作旁证。⑤缸，显然是贮水器。人们生活需要蓄水、贮水了。⑥酒器，如盉、匜等，亦占有一定的比例，反映了当时古越人饮食中已包括了酒，且已相当普及。⑦壶，在酒器和水器中，占有相当高的比重。其中，尤以双鼻壶和贯耳壶称著；前者是良渚文化中最具典型特征的代表性器物之一，它自始至终与良渚文化同兴衰；后者是良渚文化中晚期出现的新器型，也是良渚中晚期较常见的器型。(林华东)。
良渚人的进食方式，是直接用手?还是间接用具助食?用具的话，具是什么?
河姆渡人进食“米饭”等时使用的取食工具或工具之一已知是骨匙，有出土文物可以佐证(23)。演进到良渚人，是否继续使用骨匙? 匙、匕(或称“柶”，即匙)之类，在良渚文化出土文物中较为少见，但还是有。如：余杭瑶山遗址的12号墓就出土过玉匕l件、玉匙l件(24)；吴家埠遗址发现骨匕1件(25)。叉，在本区域尚未发现。筷，亦未露面。鉴于筷多为竹木质的，易朽难存；故未露面不等于不存在。
到良渚文化时期骨匕等为什么会少见?如上所述，良渚人由于原始农业发展，食物以素食为主，肉食比重包括狩猎的比重下降，致用以制作餐具的骨质材料来源相对短缺，这可能就是其缘由。
我国早在数十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古人就懂得了用火。从而逐渐摆脱了“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蠃蚌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淮南子·务修训》)，改善了健康状况，提高了生活质量。通过用火，由偶然到必然，逐渐掌握并积累了熟食方式与经验。为了解决“火中取食”的烫手问题，进食时先民们不得不设法就地取材使用树枝、竹棍或骨棒之类得来最方便的材料作为工具来完成刺、按、挑、夹或叉取等动作，以便取食。这应是本能、是情理中之必然事。连猩猩都会。因此，箸(古时称“梜”)、匕(匙)之类的雏型就此产生。除玉质、骨质者外，当时的大多数情况下先民对这类进食工具很可能是信手拈来，随用随弃，不惜保存，从而使其事后大都被塘火就地烧掉，或被蚁蚀风朽了；致没有遗留保存下来。这种现象，在今部分少数民族群体中，甚至现代人的野炊活动中，仍常重复、流行。正所谓：“来得易，去得快”。箸，是中国热食、粒食文化的独特产物。有关于此，赵荣光先生曾有专门论述。“箸的出现，只能缘于中国人的粒食传统，而决不能出现在面包制品的面食民族的餐桌上，这是不难理解的”(26)。据说，我国使用筷子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夏代。“先秦时期，筷子叫‘挾’，有的也写作‘筴’。《礼记·曲礼上》：‘羹之有菜者用梜，其无菜者不用梜’(郑玄注：‘犹箸也，今人或谓箸为梜提’)。秦汉时期，筷子叫‘箸’。……隋唐时，叫‘筯’。明清时，由于渔民忌讳而改称为‘筷’。……‘筷’字在清《康熙字典》时还没有收录。……最早成型的筷子大概多用竹子做的，所以‘箸’字有个‘竹’字头”(27)。箸，见之于文献的最早为《韩非子》，其中《喻老》、《说林上》同时称有“纣为象箸而箕子怖”。纣王做象牙箸，说明的是其生前的骄奢淫逸，然而纣王的象牙箸、包括其它处的铜箸、骨箸等，决不会凭空产生，此前肯定有个漫长的竹、木箸及其雏形物等发育发展过程为其参照。这就反映在商代纣王之前显然早就已有了筷子。目前所知最早的箸出土于殷墟侯家庄m1005墓，为铜箸。湖南香炉石遗址出土了骨箸。湖北随县擂鼓墩的战国早期曾侯乙墓中出土三双竹箸(筴)(28)。现已了解，良渚文化的末期与夏代接近，或有部分叠连；而夏文化、至少是其基本组成部分之一的二里头文化，与良渚文化间，被认为曾有过相当密切的关系。夏代之“夏”，不是夏人自称，而是周代始称。据董楚平先生等考证：“夏”与“戊”即“钺”古音相同，可能是同一个字；且“钺”与“越”相关(《吴越文化新探》)。因此，统观上述种种，于良渚文化时期出现并使用“筷”的雏形物，应是理所自然的。另外，当时仍不能排除还在继续使用“两双半的筷子”——即用手(五指)直接抓食；所谓“毋抟饭”。地区文化间是在不断交流与影响中，而“用手吃饭的方式，在中原很可能结束于战国晚期”(28)。
综上所述，良渚人进食方式：用匙——竹匙、木匙，间有骨匙；用“梜”——竹质、木质兼有树枝柴棍骨棒之类；同时，仍间或还使用手抓食。
(四)
良渚人饮食中是否已有酒?迹象表明，应是肯定的。①陈文华先生论析：“河姆渡遗址附近，至今还生产大量杨梅。熟透了的杨梅略经堆积，便会发出一股浓烈的酒气，……只要稍加处理，就成为一种美味的果酒。……河姆渡第三期曾出土陶盉。而陶盉一般也被考古界认为是种酒具，表明河姆渡人也会酿酒。……另一类是用米饭酿酒。如河姆渡人已经用陶甑蒸饭，米饭如果没吃完，放久了受到酵母菌的感染，就会自然酿成酒”(29)。顺理成章，后继的良渚文化只会进一步发展，更上一层楼。②良渚文化遗址中，出土了为数众多的酒器，如蚕、匜等，尤其是余杭吴家埠遗址、良渚庙前遗址和萧山蜀山遗址等处出土的过滤器等，反映了当时良渚人饮食中已包括了酒，且已相当普及。③江苏吴江龙南遗址二期的灰土中淘洗出红蓼遗存。红蓼，有许多别称或俗称，如酒药草、酒曲草、酒酿曲等，透露了此草与酿酒的关系。结合良渚文化所出土过滤器、大量杯、盉、鬶等水酒器及稻作的发展程度看，良渚人采用红蓼用于酿酒已很有可能(30)。④山东莒县陵阴河大汶口墓葬中，1979年，发现了距今五千年的成套酿酒器具，包括煮料用的陶鼎，发酵用的大口尊，滤酒用的漏缸，贮酒用的陶瓮。同处还发现了饮酒器具单耳杯、觯形杯、高柄杯等(31)。大汶口文化与河姆渡、马家浜、崧泽文化大致同期，其晚期与良渚文化的早期有些重合，考古证明，两种文化间有过交往与相互影响；以前，一度曾被认为二者可视为同一个青莲岗文化的两个地方类型。因此，大汶口的成套酿酒器具等，对良渚文化而言，不可能无动于衷；只是尚未被发现罢；甚至还可能倒过来，大汶口的酒具本源于或传自于马家浜、良渚文化!上述的花厅遗址事例就可能是潜线索。⑤巫觋法事、战争打斗及婚丧喜庆等的需要。
(五)
关于食盐。人，生理上需要盐；缺盐将影响健康、体力与发育。同时在烹饪中也是必备的调味品。需求量不多，但不可或缺。这在哺乳动物中是共性。野生动物到时自会本能地去觅寻，吮吸或舔食。正所谓：盐为“食肴之将”、“生民喉命”，人人仰给。良渚人生活在沿海，得天独厚。取得食盐应是十分便捷的事。《说文解字》云：“古者宿沙初煮海盐”。良渚遗址所在地的原杭县下沙一带，解放初还被称为盐区。盐，易溶；特别是长期处在潮湿的土壤中，受水作用，极易淋溶消失无踪。因此，在考古上至今未能发现良渚人制盐及食盐的物证。但，能肯定他们是有过作为的。而且，推测良渚人不单自产自用，还很可能会从事些运销或交换，并从中谋利营生。因为同时代的内陆人也需要盐，有需求作内在推动力。例如至少江西及湖南、皖南的部分地方，历来就是依靠“浙盐”生活的。以上推理，不是凭空而来的。常言：“马无夜草不肥，人无外财不富”。有种种迹象显示，如：余杭横山遗址曾出土石斧(钺)132把之多(32)；瓶窑汇观山4号墓随葬的石斧(钺)就有48把；且均未开刃，显非实用器。有人分析，这些石斧(钺)，不是生产工具，而是“货币”，是象征财富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吴国、越国以斧斤为货币，其渊源可能即在于此。又如：余杭反山遗址出现了大量随葬玉璧的墓葬，其中m23出土玉璧54件，m20出土42件，m14出土26件；这些“良渚文化玉璧还是死者生前的财富、身分和地位的标志”(33)。在原始社会，这些财富是通过何种途径聚集的呢?支持这种联想或推理有下列参考事实：①近期长江三峡考古，在忠县、开县、云阳、巫溪县和巴东县等发现了大量的制盐工具和运盐栈道，揭示古代的巴人用盐将捕获到的鱼腌制晾干后，运出三峡到周边国家换取粮食等，这一本万利的食盐贸易，使巴人不纺织却有衣穿，不耕作却有粮吃，过着“鸾鸟自歌，凤鸟自舞”般的世外桃源生活(34)。②上古时代，青海一带的“原始羌人，居住地区拥有丰富的食盐，其四周诸河的上源部分，大都仰给于它。羌人逐渐能够用自己驯养成功的牲畜运盐到那些乏盐地面去兑换土产来丰富本地区人民的生活。那些行盐的羌人，既是提高自己生活的人，也就是导引其过剩人口向外流动的人”(35)。③山西解州盐泽，即今运城市的盐池，上古时被誉为“国宝”，曾是蚩尤部落居地，蚩尤因此才有实力与黄帝抗争(36)。当时，环绕此宝，几番大动干戈，直杀得天昏地暗，血流漂杵。④汉武帝时强行实施“盐铁官营”，结果，增强了当时国家财政实力，促进了国家巩固一统。故，素有“天下之赋，盐利居半”之说，不但能给封建统治者带来丰厚的赋税；而且也可以给商人带来高额的利润；故时人有：“人生不愿万户侯，但愿盐利淮西头；人生不愿万金宅，但愿盐商千料舶”等等。以上事例，充分反映盐在远古时代一个部族或国家的经济振兴和文化交流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及意义。虽然，还没有依据说上述石斧、玉璧类财富的聚集与盐的贸易有直接关联；然而，前提相同，历史类似，为什么这一切不会在良渚人中产生?值得关注，应该探讨。受此启发，或许还可以对良渚文化时期所以能豢养大量脱产人员，包括凿玉匠在内的大量各类工徒、众多军队战士等；所以有能耐能北上逐鹿中原；所以有实力能兴建如此宏伟的土筑金字塔式的余杭莫角山台城宫殿群遗址及绵延近5公里以上的塘山土垣等大工程；所以能开拓文明曙光；以及近期发现的钱塘江南岸——萧山跨湖桥遗址的族源之谜等；提供创新的补充论据和探讨的切入点。
参考文献：
(1)黄渭金：“河姆渡人饮食习俗”，《农业考古》]997年第3期第250～254页。至于余杭南湖遗址陶釜内存有“锅焦”，是杭州市余杭区文物管理办公室馆员沈德祥先生亲自考察所得，并相告。
(2)王尚尊：“河姆渡人如何食用稻米”，《农业考古》，1989年第2期第292页。
(3)综合：①高广仁：“花厅墓地‘文化两合现象’的分析”，②徐坚：“花厅墓地浅析”，③栾丰实：“花厅墓地初沦”，以上三文分别原刊发于《东南文化》2000年第9期、1997年第3期、1992年第1期；现摘自国际良渚学中心编：《良渚学文集——相关论述》(内刊)，第884～890页、569～578页、366～374页。
(4)程世华：“中国稻作源起与先越部族”，《中国农史》1992年第2期第9～18页。
(5)袁靖：“沦中国新石器吋代居民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考古学报》1999年第l期。转摘自《良渚学文柒——相关论述二》(内刊)第678～696页。
(6)程世华：“良渚文化的原始农业及其意义”，《中国农史》1990年第2期第1～9页。
(7)(16)黄渭金：“河姆渡人饮食习俗”，《农业考古，1997年第3期第250～254。
(8)周新华：《稻米部族——河姆渡考古》，浙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3月版，第45～49、77～80页。
(9)张明华：“罗家角遗址的动物群”，《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1981辑》第43～53页。
(10)(17)林华东：《良渚文化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11月版，第242页。
(11)(25)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余杭吴家埠新石器时代遗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1980～1990)，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12)龙南遗址考古工作队：“江苏吴江梅埝龙南遗址1987年发掘纪要”，《东南文化》1988年第5期。
(13)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吴兴钱山漾遗址第一、二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第73～90页。
(14)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杭州水田畈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
(15)《巾国文物报》1996年12月15日。
(18)见：①游修龄：“原始农业的作物种类试析”，《良渚文化论坛·二》，浙江古藉出版社，2002年9月版，第147～160页。②俞为洁：“良渚文化植物遗有的研究”，《良渚文化论坛·一》，良渚文化博物馆编印，1999年5月版，第67～75页。③俞为洁：“良渚文化植物遗存的研究之二”，《良渚文化论坛·二》。2002年9月版，第129～142页。
(19)李根蟠：“我国农业科技发展史中少数民族的伟大贡献”，《农业考古》，1984年第1期第275～279页、第2期第351～360页。
(20)同注(1o)，第133～196页。
(21)表中的资料来源，均采集于：浙江省社科院国际良渚学中心编《良渚学文集——发掘报告和简报分集》(内刊)中的相关遗址发掘报告或简报。
(22)浙江省文物考古所：“余杭良渚庙前遗址发掘的主要收获”，《良渚学文集——发掘报告和简报分集》(内刊)，第247～250页。
(23)黄渭金：“浅析河姆渡骨匕的用途”，《农业考古》1998年第3期第64～66页。
(24)余杭县文管会办公室：“浙江省余杭县安溪瑶山12号墓考古简报”，《东南文化》，1988年第5期。
(26)赵荣光：“箸与中华民族饮食文化”，《农业考古》1997年第1期第225～235页。
(27)邢湘臣：“筷子史话”，《农业考古》，1977年第1期第236～240页。
(28)胡志祥：“先秦主食烹煮方法探讨”，《农业考古》。1994年第1期第214～218页。
(29)陈文华：“新石器吋代饮食文化的萌芽”，《农业考古》，1999 年第1期第210～218页。
(30)俞为洁：“良渚文化植物遗存的研究”，《良渚文化论坛·(一)》，良渚文化博物馆编印，1999年5月版，第67～75页。
(31)《文物天地》编辑部：“考占发现的酒”，《文物天地》，2003年第8期第30页。
(32)《余杭文物志》编纂委员会：《余杭文物志》，中华书局，2000年出版，第54页。
(33)同注(10)，第413页。
(34)参见：①汪洋、朱萍：“难得契机——破解巴人之谜”，《中国国家地理》，2003年第6期第87～93页。②陈秀、李宏松：“山崖上的创造——大宁河古栈道及大宁盐泉遗址”，《文物天地》三峡文物大抢救 重庆篇，2003年第6期第32～37页。
(35)任乃强：《四川上古史新探》第二章“羌支进人四川各地的路线”，1986年6月第一版。下载于“浙江图书网站”。
(36)孟繁仁、盂文庆：“山西告诉你——远古神话并非虚构”，《中国国家地理》，2002年第6期第104～111页。传说：运城一带古称蒲坂。运城市东郭锁西南，有一个著名的“黄帝战蚩尤”胜迹——蚩尤村，现改名为“从善村”。解州的寓意，即为蚩尤被分解身首，异地而葬之处。
良渚文化篇6
【关键词】塔地遗址；湖州；太湖流域；古人类；文化
一、塔地遗址概要
（一）遗址简介
塔地遗址于2004年2月被湖州千金镇当地居民在土地整理的过程中意外发现，那儿原本是一片普通的桑地，塔地遗址的发现为这片桑地带来了神秘的气息。2004年3月至2005年1月，为配合农村土地平整项目。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湖州市博物馆联合组队对湖州市千金镇塔地遗址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经过两个多月的大规模考古发掘，目前已发掘面积近3500平方米，这里出土了印纹陶罐、提梁壶、原始瓷碗瓷杯等陶器和穿孔石刀石斧等石器。
塔地遗址主要集中了良渚文化和马桥文化的堆积，例如：仅仅是在其中一个50平方米的探方中，通过试掘和钻探，已经从良渚文化层出土了彩绘陶壶、甑、鼎、簋、石锛、盆等器物共70多件和2件玉锥形器，加上该时期的石器、纺轮等共上百件。共计发掘出良渚时期、马桥时期的墓葬和宋墓共16座，至今出土物件已达三四百件。塔地遗址默默地见证了太湖流域古代先民前后跨越数千年的灿烂文明， 沉睡地下数千年的千金塔地先民，穿越时空，展现了其生存状态和生活场景。
（二）塔地遗址的考古意学义
千金塔地遗址最早可以追溯到6500年前的马家浜文化及晚期的周代印文陶文化、汉六代的文化堆积，跨度大约为3000年。太湖流域史前文化最典型的三个时期———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痕迹，而且文化堆积也相当非富，范围也很广。
对塔地遗址的研究，不但可以了解马家浜先民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起源状况，从中领略江南传统文化中审美意识萌芽形成的过程，而且还能从中窥视到中华民族传统造物取像的方式、方法以及形式美凝炼的轨迹，这对深入了解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马桥文化精髓，探究江南文化独特的审美意识和艺术特质具有显著的意义和价值。
二、基于遗址的太湖流域地区人类学分析
（一）自然环境
塔地遗址的主要文化堆积属于考古学上的良渚文化和马桥文化，也存在更早时期的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及更晚的周代印纹陶文化的堆积，直至汉六朝仍有人们聚居生活于此。如此长时间的跨度，表明当时的湖州千金镇地区有宜人的气候，通过查阅文献得知，当时的太湖流域植被以阔叶落叶林为主，还有常绿阔叶和针叶树种夹杂其间。草本和蕨类植物繁盛，气候温暖，但当地的气温比现在低，水域不多，适宜史前人们居住、生活，具有从事农耕的优良条件，正是如此良好的生态环境，吸引着先民来此生活。
（二）生活方式
从种植业而言，塔地遗址上发现了有稻谷和盛放稻谷的容器的出现，并且制作陶器用的陶土和红烧土块中多掺和有稻草碎屑或稻谷壳，这说明当时稻作农业己经较为发达，也和之前大量关于良渚文化的研究结论遗址类似，说明种植水稻已经成为当时社会主要的生产方式。
从日用品结构来说，塔地出土的良渚文化陶器大多具有完善精密的结构，它们通常有盖和把手，切口结合严密，把手形状多样，在造型时常常采用三等分定点，说明先民们在器物造型时，已经充分考虑在实际操作时便利性。
（三）审美观念
塔地出土的大量文物都反映了先民独特的审美意识和宗教意识。比如：塔地出土的大量马家浜时期的遗址大多单纯素雅、对称均衡、体现了比例恰当、节奏鲜明，多样统一的审美特征，这不禁让我们对形式美，对称美的起源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先民们不仅追求物质上的满足，对生活还寄托了美好的愿望和信仰，把吉祥、圆满、美好与祈福移植到器物的生产中去。那些经过双手与智慧、精神与意念共同创造出的陶器，注人了先民的生命意识，在他们眼里那一个个创造物无不体现着自己的智慧、力量与灵巧，体现着自由创造的快乐与喜悦。
（四）文明分布和交流
塔地出土许多包括黑陶杯在内的温酒或盛酒的器具，比如上文图3的这件器物就是我们的先民们用来温酒的器皿，像这样的器皿，目前塔地已经发现了20多个。但特别的是，这种器皿并不属于这个地方特有的，而是属于典型的山东大汶口文化的陶器，其制作风格也是深受影响。这可以说明，当时在良渚文化晚期，千金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已经相当频繁了。从深层次说，有学者认为，这里涉及到了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就是那时的文化并非中原一枝独秀，而是一种“满天星”的格局。
三、后记
人类剐从荒野洞穴走出，在自然面前有着太多的困惑与期盼，对生存的物质的生产，对独特审美的追求，在我们看来很普通的陶器，其实是他们的双手与智慧、精神与意念共同创造的成果，注人了先民的生命意识，注入了先民的力量与灵巧，自由与喜悦。从包括塔地在内的太湖流域遗址中，我们看到了史前先民历尽艰辛、不断求索的身影，看到了祖先们在泥与火的熔炼中凝聚的智慧和精神追求。
参考文献：
[1]史威，马春梅.《太湖地区多剖面地层学分析与良渚期环境事件》.地理研究，2008，27（5）
[2]于世永，朱诚.《太湖东岸平原中全新世气候转型事件与新石器文化中断》.地理科学，1999（06）
[3]蒋卫东.《自然环境变迁与良渚文化兴衰关系的思考》.华夏考古，2003（02）
[4]黄翡，王伟铭，李民昌.《苏州草鞋山遗址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植硅石研究》，1998（01）
[5]朱诚，史威，于世永.《上海马桥地区6000年来环境演变的沉积学研究》，1996（01）
[6]朱诚，宋健，尤坤元.《上海马桥遗址文化断层成因研究》.科学通报，1996（02）
[7]洪雪晴，李山，等.太湖地区环境考古[J].地理学报，1997，52（2）：131—137
[8]张玉兰.《从微体古生物研究探讨良渚文化突然消亡原因》.地理科学，2007（3）
[9]贾铁飞，戴雪荣.《浙江良渚文化建筑对水环境的响应》.浙江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9（4）
良渚文化篇7
关键词：现代中式风格；景观设计；公建景观
【 abstract 】 : the modern Chinese style style is based o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style style and evolution, the style characteristics is form concise air, colour united, all kinds of building sketch strong sex symbol, and the overall temperament grave nature, it is the most popular one of the international trend. In this paper the liangzhu jade culture industrial park in hangzhou for example, from the modern Chinese concept, the general layout, the element USES, material selection, plant collocation, sketch facilities six, analyzed the modern Chinese style style in landscape design in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 Sums up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the modern design will be combined to modern Chinese style style in the application of public landscape built to provide the reference.
Keywords: modern Chinese style style; Landscape design; Public landscape
中图分类号：S61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近年来,随着中国城市建设的发展和人们审美意识的提高,国内景观设计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城市中出现了许多异国风格的设计案例,但同时多元化的设计风格使得中国本土设计文化受到巨大冲击。本人认为现代中式风格是基于传统中式风格的再演变，其风格特点是形式简洁大气，色彩统一，各类构筑小品符号性强，整体气质庄重自然，是时下最流行的国际潮流之一。本文以杭州良渚玉文化产业园为例，从现代中式的概念、整体布局、元素运用、材料选择、植物搭配、小品设施六方面分析了现代中式风格在景观设计中的具体运用。总结出将传统文化与现代设计相结合，为现代中式风格在公建景观营造中的应用提供参考。
一、现代中式的概念
现代中式风格是基于传统中式风格的再演变，它结合了现代的功能需求，以当代景观设计语言表现传统园林的精神内涵，摒弃程式化的东西，在中国古典园林精髓中寻找寓意、内涵与元素，赋予现代审美的形式和手法，删繁就简，在设计语言上进行创新，在具体造景手法上追求意境。这种现代景观既保留了中国传统文化，又体现了时代特色，突破了中国传统园林中沉稳有余，活泼不足等常见弊病。简言之，其风格特点是形式简洁大气，色彩统一，各类构筑小品符号性强，整体气质庄重自然，是时下最流行的国际潮流之一。
二、整体布局
良渚玉文化产业园位于浙江省杭州市良渚镇美丽洲路东侧，老104国道以南，良渚港以北，南临良渚博物院，形成南研究北产业的格局，西依良渚国家遗址公园，则是西古东今；规划占地50亩，建筑面积1.5万平方米，景观面积约2万平方米（含周边绿化），是"大美丽洲旅游综合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园区划分为展示交流区、大师创作区、生活配套和管理区三大功能区块，涵盖玉器收藏、玉器鉴赏、玉器展示、玉器开发、玉器交易、玉器拍卖以及玉文化研究与交流。本人在设计时，根据项目自身的空间特点和良渚玉文化的独特性，采用现代中式风格，布局上讲究“见缝插针，以点带面”。即根据建筑的功能布局，着重考虑了主入口的对景，销售展示中心的障景，中心工作室的框景，沿河岸的艺术家会所的借景。其中工作室区域，设置了五个不同主题的庭院。而这五个主题提取自：许慎《说文解字》中给玉下的定义：“玉，石之美者，有五德。即，仁、义、智、勇、洁。”
图1 良渚玉文化产业园景观平面
三、元素应用
一般中式元素都充满了美好的寓意，例如铺地、景墙、小品等经常会看一些吉祥图案。如蝙蝠、鹿、鱼、鹊、梅是较常见的图案。原因是“蝠”与“福”谐音，可寓有福；“鹿”与“禄”谐音，可寓厚禄；“鱼”与“余”谐音，可寓“年年有余”。“梅、兰、竹、菊”、“岁寒三友”等图案则是一种隐喻，借用植物的某些生态特征，赞颂人类崇高的情操和品行。
现代中式元素是在古典中式元素的基础上进行了简化，抽象成几何形体，保留原有构图特点，如对称、四方连续等。通过这些元素来营造丰富多变的景观空间，达到步移景异，小中见大的景观效果。良渚文化源远流长，其文化代表为良渚遗址出土的玉器、石器、陶器，其中玉器规格最高，用于礼天。本人主要提取了良渚玉器特有的造型，采用现代中式的设计手法，运用到具体设计中。如主入口，引入玉琮的基本寓意：天圆地方，设置了一处圆形喷泉，并在喷泉上方设有一块景石，象征玉石文化。
四、材料选择
古典园林中常用的材料有：青砖、石材、木材、瓦片、景石等，基本颜色以黑白灰为主。现代中式风格在传统中式的基础上，兼容并包，增加了钢材、玻璃、防腐木、各色石材。本项目主要用到以下几种材料：中国黑、黄锈石、砂岩、芝麻灰、雪花青、黑色卵石、菠萝格。水池及花坛压顶主要用到了中国黑，池底散铺黑色卵石。
五、植物搭配
现代中式景观植物设计区别于中国古典园林植物设计的特点在于，它更为简洁明朗，古典园林植物种植以自然形、多层次多品种植物混植，而现代中式景观植物种植以自然型和修剪整齐的植物相配合种植，植物层次较少，多为二至三层，一般为乔木层+地被层+草坪或大灌木+草坪等形式，品种选择也较少。现代中式景观植物设计区别于欧式景观植物设计的特点在于，欧式景观植物种植多采用修剪整齐色彩鲜艳的植物作主基调，而现代中式则主要采用自然与修剪植物相结合，色彩以绿色为主色调，是中国古典园林与欧式园林种植设计手法的结合，营造现代、简洁的植物空间的同时又具有浓厚的中国气息。植物选择枝杆修长、叶片飘逸、花小色淡的种类为主，如：竹、水石榕、垂柳、桂花、芭蕉、迎春、菖蒲、水葱、鸢尾、马蔺等植物，营造简 洁、明净而富有中国文化意境的植物空间。良渚玉文化产业园，以竹为基调，配以连翘、鸡蛋花、水石榕、菖蒲、葱兰、蜘蛛兰等，营造宁静、飘逸的空间。在南面良渚港水面近处的竹子与中景的鸡蛋花及远景用规则种植槽限定的水生植物，构成远、中、近层次丰富的景观空间.同时在园区北面主入口适当点缀了造型罗汉松，大香樟，沙朴等高大乔木。
六、小品设施
在古典园林中，园林小品是园林中的一些小型建筑，笼统地来说，园林中除了厅、堂、楼、阁等比较大型的建筑之外，都可以看作是小品建筑。小品设施一般包括：盆景、树石盆景、草石盆景、书条石、铜香炉、石桌、石凳、门、窗、洞、墙、雕塑等。园林小品是园林中常见的点缀性景观，也是一个园林的观赏点。在看似不经意间却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或是成为人们的视线焦点。而在现代中式景观中，除了观赏需求，更加重视小品设施的功能性和实用性。本项目的小品设施包括：停车位、垃圾收集点、入口保安亭、亲水码头、室外音响、指示牌、围墙、成品桌椅、涌泉小品等。
围墙和门卫房是园区的第一立面，本人在设计时，提取了玉琮立面的横向线条，将其应用到门卫房设计中，并采用米黄色砂岩贴面，以达到跟周边建筑外墙的统一效果。
亲水码头，作为以后良渚港的配套设施，也是此次设计中不可或缺的内容。考虑到良渚常水位为1.5米，洪水位为2.4米，水位变化较大。所以在设计中采用了阶梯式的空间处理，并在木平台外延设置开敞草坪，木平台标高以洪水位标高为准，设置在2.6米左右。而草坪空间在枯水期也能很好的入水，形成完整的景观效果。
除此之外，庭院内部还设计了一些涌泉小品，主要以溢水台、拼花汀步为主，在此就不详细展开了。通过这些小品设施的点缀，使得整个园区景观更加饱满，更加实用。同时也传递出现代中式的文化内涵，与园区的整体建筑风格和功能定位相统一。
七、结语
总而言之，通过对杭州良渚玉文化产业园景观设计过程的回顾，本人深深地体会到现代中式在传统文化公建环境营造中，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既不失本土文脉，能取得当地业主的认同感；又能够推陈出新，符合创意产业的新颖定位，整体空间精致现代，中式味道浓厚。而且在后期的使用中，可以更好的符合国人的文化习惯和心理活动需求。相信随着中国城市建设的发展和人们审美意识的提高，基于本土文化成长起来的，现代中式景观风格，必然成为设计产业发展中，重要的组成！
参考文献：
[1]王其钧中国园林图解词典 [M] 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
[2]周景斌园林工程建设材料与施工机械 [M] 化学工业出版社2005
[3]周维权中国古典园林史 [M] 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9
良渚文化篇8
1、深入群众，倾听民声，积极开展村情民意调研
为尽快了解情况，进入角色，缺乏农村工作经验的*，克服了各种工作、生活上的困难，走村串户与农民交谈，听民声、察民情。一年来，他走遍了全村方圆6公里的21个自然村，重点走访了村民代表、组长、党员骨干、种养大户、困难户家庭和重点企业，至今已走访农户210余户。除了直接走访农户外，他还利用晚上业余时间，分片到村民家中召开多次民情恳谈会，直接倾听群众呼声，宣传党和国家方针政策。会后，他又及时整理群众反映的问题，分析原因，提出对策建议，写出专题调研分析文章，报村两委和镇有关领导。通过他的积极反映，有线电视安装难、用水难等一批群众呼声强烈的问题引起了镇、村有关部门的重视，有些问题得到了解决。一些村民说，好多年没有村、镇干部到家里来了，指导员这么关心农民的事，党的好传统又回来了。
2、发挥自身优势，帮助所驻镇开展招商引资活动，收效明显
*利用自己从事外经招商工作的优势，在去年的西博会期间，主动帮助良渚镇政府在工业招商洽谈会宣传推荐招商项目。良渚镇在会上集中推出15万平方米工业厂房对外招商。会议期间，他又邀请浙江经济台等新闻媒体采访镇领导，宣传良渚投资优势。众多客商对良渚的投资环境感兴趣。会后一个月内，就有7.5万平方米厂房招商成功，通过这次招商活动，良渚镇共有8.5万平方米厂房对外出租，还引进了两个年产值上亿的重点企业。良渚镇盘活存量资产，实行“零土地”招商取得重大成功，区委书记何关新为此事专程到良渚镇调研，对这一做法充分肯定。镇党委书记也在镇干部会上对他进行了表扬，说庞指导员为良渚镇办了一件大好事。
3、排解矛盾纠纷，维护农村社会稳定
荀山村地处城镇中心，又是良渚文化遗址重点保护区，文物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尖锐，是良渚镇上访重点村。驻村期间，*真诚对待每一个反映问题的村民，面对矛盾不回避，公平、公正地提出自己观点和意见，努力化解矛盾纠纷，把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保护区内的农民建房审批严，周期长，一些农户不理解，意见很大。对此，他一方面主动宣传国家文物保护政策，做好解释工作，另一方面，督促村干部加快危房改造的申报，向良渚管委会反映村里的实际困难，要求加快审批速度。通过努力，去年共新批农户建房22户，比去年增加20户，群众看到村干部尽心在帮助办审批，心平了、气顺了、意见少了。
4、搞好民ZHU制度监督，推进民ZHU制度建设
完善村务工作制度，搞好建章立制工作是加强村班子建设的重要内容。针对村两委会缺少会议纪录，许多会议决定得不到落实的情况，他首先理顺会议制度，明确专人做好会议记录并要求重要的村务工作必须经村两委会讨论，实行民ZHU决策。接着，根据余杭区委下发的村务工作规则，他又结合该村实际，帮助细化、完善成23个村务工作规章制度，内容包括日常村务工作管理、财务管理、民ZHU决策、招投标，村干部激励约束机制等，这些制度的制定为深化村务公开、加强民ZHU管理、规范村干部行为提供了制度保障。为有利于新村发展，正确引导村民用好选举权，他会同上级部门做了大量的前期工作，参加了选举的每个环节，保证了选举工作的顺利完成。
5、加强村级党组织建设，增强村级班子集体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由于新村合并不久，班子成员来自不同地方，工作不够合拍，*发现这一问题后，花了大量精力协调村两委的关系。去年“五一”节期间，书记反映两位村班子主要成员因工作意见分歧闹矛盾，他听说后，马上放弃休息，赶到村里做工作，化解双方矛盾。8、9月份，村里出现一些匿名小传单，用打油诗的形式对村主要领导进行人身攻击。一时，村里流言四起，村两委工作困难重重。为此，他及时向镇党委进行汇报，同时，积极履行指导员职责，多次和有关人员谈话沟通，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村里情况很快趋于正常。通过这一事件的考验，班子成员更团结，关系更协调、干劲更充足。
去年7月，村党委为增强新村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决定组织一次全体党员活动，正当大家为党员多、活动难安排发愁时，*主动提出由他帮助联系到航民村参观学习，并负责落实接送车辆。7月10日，全村100多位党员干部冒着酷暑兴致勃勃地参观航民村，通过参观学习，大家深受教育，许多党员要求这种活动要多搞一些。
6、围绕富民强村服务，真心实意为群众办实事
在村情民意调研中，*同志发现村民要求解决行路难的呼声较强烈。于是，他在村两委会上建议村委多方筹集资金，加大对修桥、铺路的投入。路、桥工程施工时，他又经常与村干部一起到现场督查进度和质量。1.5公里通村道路建设项目，是省里的康庄工程项目，建设要求高，投资额大，招投标要求严。村里对项目是否搞得好，特别是招投标工作怎么搞，一度产生畏难情绪。为帮助村顺利完成项目招投标，他找来有关资料边学习、边摸索，很快就帮助村里编制了一整套招投标文件，并确定了招投标方案。在开标当日，他与镇招标办的同志坚持原则，顶住压力，阻止了个别投标者的无理取闹，按正常程序完成开标，保证招投标过程公平、公正、公开。经努力，去年全村共完成了康庄工程道路建设1.5公里、村道路面硬化4.5万平方米、危桥改造6座、机埠新建1座，建设力度是历年来最大的。如今，荀山片的几个村民小组的农户出门便是水泥路，村容村貌得到极大改善。
由于种种原因，荀山村还有一部分群众生活十分困难，*看在眼里，急在心里。除帮助联系争取政府扶持外，还尽自己的力量帮助困难群众。他与7组一困难户结成帮扶对子，资助该农户的小孩上学。并表示不论今后是否当指导员，只要她读书读下去，他就一直资助下去。平时，看到群众到村委哭诉困难时，他就会随手掏些钱给他们。他还发动自己所在机关支部的党员自发募集3200元钱，看望慰问了荀山村的7户困难党员和群众。
为丰富村民的业余文化生活，国庆节期间，他自费出资600元，邀请余杭区电影公司来村放映三场电影，受到村民欢迎。一些村民说好多年没看电影了，到城里又看不起，没想到指导员自己花钱放电影请我们看。
群众利益无小事，对村民反映的问题和要求，不论事情大小，只要政策允许，他都尽心尽责地去解决。如帮助村民落实招工、困难户的补助、联系农业新技术、补办村民建筑工匠证等。由于经常跑镇政府等部门办事，老是为村里的事麻烦他们，镇里的大多数人都认识他了，有的同志一见*进门就笑着说，又有什么事需我们办了，像你这样尽心的指导员真少有。
此外，他还通过多种渠道为村积极争取各项专项扶持帮困资金，其中水利专项5万元，公共事业捐款2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