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忠培先生与良渚

能遇到好老师是人生的幸运。1981年我考入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我们班共有18个人，包括15个男生和3个女生。当时张忠培先生是我们的系主任，林先生做了我们的班主任。后来才慢慢知道，他们原来是那么有名的教授。其他老师私下里都称张先生为张大帅，或者大帅，意思是可与媲美的东北王。张先生开创了吉林大学的考古专业，现在成为考古系。听张先生说当时东北考古是空白，想要开辟那里的考古事业，所以才到了吉林大学。张先生给我们班上两门课，一门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一门是田野考古学。旧石器聘请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张森水先生为我们讲授。这些老师们不仅传授了我们专业知识和技能，也成为我们日后做人做事的楷模。

张先生按照地区和流域将中国的新石器时代划分成为许多的区系类型，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从早到晚梳理讲解。他不用写好的讲稿，只是列出几条提纲，讲到哪个文化就将基本的陶器组合以及变化规律在黑板上画出来，我们就跟着画图做笔记。张先生是个很感性的人，讲起课来即兴发挥，充满激情。听张先生的课是快乐而深刻的，但做起笔记来却很辛苦。一是张先生的浓浓的湖南口音，我们费了好长时间才基本上听懂先生说的是“黑陶”还是“褐陶”；二来先生在讲课的过程中，往往会举一些他读研究生时进行民族调查时的故事，或者常常讲着讲着会说“你们懂哲学吗？”然后给我们讲一通哲学。我们大家听得兴奋，个个聚精会神，可后来听先生话锋一转才知道，啊！原来这些也是需要记的课堂内容。那时大家也没有录音机，等回过神来，许多精彩的内容已经来不及记了，现在想起来真是挺可惜的；张先生上起课来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常常觉得课时不够用，不过瘾，所以经常上午上完课，告诉我们“晚上接着上课呵”，晚上不受课时限制，往往一讲就是两三个小时。

当时还是全国统一分配，我们毕业那年，正好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有个名额，但我们班没有南方同学，最后决定从陕西的四个同学里面出一个，从此我的命运就与江南连在了一起。我是吉林大学考古专业当时分到最南边的学生。从来没有去过南方的我，怀着好奇与期待的心情，想象着江南的样子。也暗下决心不能给学校和先生丢人，于是毕业前我专门去请教张先生，问先生我到了浙江工作努力的方向是什么。今天还清楚的记得张先生说，长江下游是个独立的区域，文化面貌单纯，做考古是块好地方，可以很快地熟悉入门，并鼓励我要好好干。还说浙江的牟永抗先生等都是有学识的考古学家，要好好向他们学习。

1985年的8月，我第一次踏上江南的土地，来到向往已久的西子湖畔杭州。当时的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就在距离断桥不远的环城西路上，地理位置很好，但办公条件不太好，一座两层的简易旧式楼房，就是考古所的办公楼，省文物局在同一个院子里的另一座小楼里。史前考古室加上我总共只有5个人，挤在二楼西边的一间办公室里。室主任是牟永抗先生，另外有王明达、杨楠、芮国耀和我。虽然条件艰苦点，但对于新来的我来说，增加了不少与大家接触学习的机会。牟永抗先生与王明达先生是长辈，杨楠、芮国耀与我年龄相仿，5个人老中青三代，可谓是其乐融融。

在距离杭州西北约30公里的余杭瓶窑镇边上，有个属于我们研究室的工作站――吴家埠工作站，这里存放着自建所以来浙北地区从新石器时代到商周时期的文物标本。工作不久，王明达先生就带着我参观了工作站，为我详细讲解了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以及商周时期陶器的特点，使我得以在最短的时期内熟悉本地的文化面貌，至今想起来仍是十分感谢。

1986年是良渚遗址发现五十周年，计划下半年要在杭州召开一个纪念五十周年的学术研讨会。年初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就开始筹划，从谋划到实施，自然落到了我们史前室的几个人身上。除了准备论文之外，为了能给纪念大会献上一份厚礼，我们一方面积极筹备发掘可能是良渚墓地的反山，希望能有好的收获；另一方面则着手整理上世纪70年代以来在浙北地区发现的80余座良渚文化的小墓资料，以便开会的时候请代表们参观。为了工作的齐头并进，由王明达和杨楠先在工地发掘。牟永抗先生则带领我和芮国耀在吴家埠整理资料，我们约定一旦发现良渚文化墓葬，整理工作立刻停止，大家一起投入发掘。好在吴家埠与反山相距不远，大家可以时常相互切磋。

在整理资料的同时，牟永抗先生还给我另外两项任务，一是把从马家浜文化一直到春秋战国的陶器按时代排列摆放到文物架上，以供开会时大家观摩。二是与他共同撰写《良渚文化发现50周年回顾与展望》的论文。牟先生给我讲了许多他的观点，以及必需要读的一些文章。这两项任务给了我快速成长的机会，使我从实物资料到文献理论，得以在短时期内全面熟悉起来，这对我日后的成长有着很大的帮助。我也很快体会到了张先生所说的，长江下游地区文化的相对独立性与完整性的发展序列。从学校到工作岗位，一路得到先生们的提携与教诲，如今想来常常感到幸运，并充满感恩。

反山的发掘工作进行得很顺利，首先在表土以下发现并清理了11座汉代的墓葬。1986年的5月31日是值得纪念的，那天我们确认了第一座良渚大墓，反山12号墓。很荣幸12号墓从器物露头后的发掘清理工作由我来做，当手中的竹签土里，碰到玉器时那种硬硬的感觉，最是让人激动、好奇与期待，因为土翻起来，你不知到下面会显露出一件怎样的器物来，这也正是考古工作的魅力和快乐所在。反山12号墓出土了至今为止个体最大的玉琮和玉钺。当将那件13斤重的玉琮搬起来的时候，那种沉甸甸的感觉，今天想起来仿佛还留在手上。反山的发掘一直进行到了10月份，共发掘出土了11座良渚文化的大墓，出土陶、石、玉、象牙、涂朱嵌玉器等1200件（组）。反山的发掘是浙江的考古工作者们第一次发掘到良渚文化的高等级墓葬，而我有幸成为发掘者之一，也因此与良渚文化研究和良渚玉器研究结下了深厚的缘分。

反山的11座大墓在排列位置上，墓坑规格上，随葬品的多寡与种类上，都反映出许多的差异和严格的规定，这是前所未有的发现与认识。将良渚文化大墓与玉器的研究，从单一的墓葬而扩展到了对整个墓地的认识，为我们从一个整体上考察良渚文化的社会分化、分工等提供了新的材料。通过反山的发掘，对良渚玉器的种类、组合与功能等的研究，有了许多新的认识，从而开辟了良渚玉器研究的一个新阶段。对以往作为兽面（或饕餮）认识的玉器上的图案，由于反山出土了它的完整的神兽结合的图像的祖形，从而在解释这一图像的内涵上，有了完全不同的角度。尽管仍有许多不同的具体看法，但将其认作是良渚人崇拜的神徽，已成为共识。这一认识上的改变，对于正确解读良渚玉器的功能与造型上的意义，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反山的发掘还复原了玉钺的安柄形式，将以往称作“舰形器”和“杖首”的玉件，恢复到了钺柄的两端，并提出了玉钺具有权杖功能的认识。对三叉形器、冠状器等主要玉器，都找到了复合其功能的基本合理的解释依据。对良渚玉器从单一的认识，扩展到了对其组合件的认识。并且对琮、璧、钺、三叉形器、冠状器、玉璜、锥形器等玉器，从组合上和礼器系统的角度开始进行探讨。良渚玉器的研究，自此开始走向成熟。

1986年冬，在杭州成功举办了“良渚遗址发现50周年学术研讨会”。与会专家们参观了刚刚发掘完的反山遗址，观摩了反山出土的大量的良渚玉器。学者们对五千年的人类创造，以及玉器和大墓所反映的良渚社会的文明程度深感震撼。反山的重大发现与良渚50周年会议的召开，使良渚文化和良渚玉器的研究，从此更加受到学术界的关注。浙江的考古工作，尤其是良渚遗址的考古和保护，也日益受到国家文物局和苏秉琦、张忠培、严文明等先生的重视。从此张忠培先生和严文明先生等国家文物局专家组的先生们，每年总有几次亲临浙江和良渚指导工作。浙江省文物局还特聘张忠培先生与严文明先生为特别顾问。

1987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又发掘了余杭安溪瑶山遗址，在瑶山的山顶上揭露出了一座平面上呈内外三重土色结构，边缘砌有石头护坡的覆斗形的祭坛遗迹。并在祭坛上清理了11座与反山相类似的良渚文化大墓。瑶山的发掘，不仅又一次获得了大量的精美玉器，而且也为良渚文化增加了一项新的重要内容――祭坛。从而使研究者们开始注意到良渚大墓与祭祀址，良渚玉器与祭祀的密切关系。

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良渚一带的考古工作几乎没有中断，先后发掘了庙前、梅园里、卢村、姚家墩、葛家村、塘山等一系列遗址。

1987及1992～1993年通过对莫角山遗址的发掘，认识到这个面积约30多万平方米，相对高度约10米的大型土台，是良渚文化人工堆筑营建的大型宫殿基址。如此规模宏大的建筑遗址以及与反山、瑶山等大量精美玉器的联系，反映了这里应是良渚文化的中心所在 。记得1992年莫角山遗址发掘时，张忠培先生与时任国家文物局文保司的孟宪民司长一同前来视察，张忠培先生考察完之后，第二天很慎重地把省文物局的领导以及我和王明达先生等约到他们下榻的旅馆，向我们讲了他考察后的思考，以及关于良渚遗址以后保护的思路，对于良渚遗址的考古和保护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孟宪民司长多次来良渚之后，也对良渚倾注了特别的情感。1998年在孟司长的关心支持下，由浙江省考古所古建院做了良渚6个遗址点的保护展示方案，并在汇观山遗址进行了试点实施。

1995年张忠培先生在《文物》上发表了题为《良渚文化的年代和其所处的社会阶段――五千年前中国进入文明的一个例证》的论文，提出了“良渚文化已迈入了文明的门槛”。根据良渚墓葬的现象分析指出“良渚社会，已从史前的氏族组织，蜕变成了政权，进入到了国家的时期”。通过对良渚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的比较，指出良渚文化的起始年代为“距今五千二三百年，延续到公元前第三千纪前半，或约距今4600年前”。张先生这些超前的认识，对于良渚文化乃至长江下游史前文化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国家文物局和各位先生的关怀和支持下，1996年国务院批准良渚遗址（群）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划定了东起良渚镇，西到瓶窑镇，北到天目山支脉的山边，南到良渚港的33.8平方公里的保护范围。从此良渚遗址开始走向更加有效的保护和管理。

1996～1998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织对良渚遗址群进行了拉网式的详细调查，在40多平方公里的范围里又发现了许多新的遗址，将原来的50多处遗址点增加到了100余处。

在我们不断为良渚遗址的发现而欣喜的同时，遗址所面临的保护问题也越来越大。遗址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也在交替中上升，而始终是两条腿走路，两条交织的主线在不断发展，我们一直在局部的保护中抗争，而始终无法从总体的格局与体制中得到和谐与扭转，而最终还是在两败俱伤中相互抗衡着与前进着。进入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各地的建设热潮一浪高过一浪，地处杭州市郊的良渚、安溪、长命、瓶窑一带，自然也逃脱不了城市化与工业化的道路，乡镇企业迅猛发展，集镇与乡村急速地翻新与膨胀，城市化发展与遗址保护，各有各的分管线路，各有各的指标要求。遗址群北边的天目山脉由于紧邻东苕溪这一天然的运输通道，在大上海的建设中，成为重要的石料来源地，开石矿成为了当地发展经济的一条重要途径，到90年代末，良渚遗址北侧的这段山脉上同时开采的大小石矿有30多家，使良渚这片依山傍水的秀美之地，每日笼罩在隆隆的炮声和弥漫的粉尘之中。

1999年国家文物局就加强良渚遗址保护工作专门致函浙江省政府，指出“良渚遗址是我国和人类的罕见的珍贵历史遗产，具有突出的重要性”，提出扩大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建立考古遗址景观及生态保护区或国家遗址公园，抓紧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前期准备。

2000年7月，浙江省政府决定关闭良渚遗址周边石矿，切实整治环境风貌，关闭了周边数十家石矿，使遗址周边的山川环境得到了有效保护。

2001年9月，在杭州市和余杭区的动议下，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设立了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范围为扩并后的良渚、瓶窑两镇，区域面积242平方公里，成立了正区级的遗址保护专门机构，加强了良渚遗址的保护管理力度。

2001年12月，杭州市人大审议通过了《杭州市良渚遗址保护管理条例》，使良渚遗址保护有了专门的针对性法规。

2002年9月，浙江省政府成立了良渚遗址保护专家咨询委员会，聘请张忠培、严文明等12位著名考古、规划方面的专家为咨询委员。由国家文物局指定，余杭区政府委托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历史研究所制定《良渚遗址保护总体规划》。为配合专家咨询委员会的召开，为《良渚遗址保护总体规划》的制定提供考古依据，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织对良渚遗址进行了进一步调查，又新发现了一些遗址，使遗址群内的遗址点增加到了135处。

在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如果以莫角山遗址作为良渚遗址群的一个中心来看待的话，那么莫角山距离南北两山的距离几乎是等距的，反思我们以前之所以将保护区的北界划定到天目山支脉的山边，而将南界定在莫角山南侧的良渚港，主要是我们的眼界局限于我们已经发现的遗址而做出的主观认定，而并没有站在山川水势的自然地理单元的角度考虑问题。相对于河流来说，山是更为明确和可以把握的参照系。而且古人也必定以周边的山作为其选择居住地的一个依托，是其生活的一部分，因此遗址附近的山也应该是遗址环境的有机组成部分。基于这样的认识，在会议上我们正式提出了关于良渚遗址保护范围南界的问题，我们认为良渚遗址的保护范围应该以莫角山为中心向南扩展到大观山的山脚，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以南北两山脉为界的自然地理单元，这一完整地理单元的提出，得到了咨询专家们的肯定。因此新的保护规划将良渚遗址保护区的范围由原来界定的33.8平方公里，扩展到了40多平方公里。建设控制地带划到了南北两山的山脊线。总体保护规划的制定，为遗址保护提供法律依据。作为《良渚遗址保护总体规划》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也制定了《良渚遗址5年考古工作规划与长期目标》，认真梳理了历年来的考古工作成果，针对存在问题，提出了近期规划与远期目标，从而使良渚遗址的考古工作，开始走向了有计划、有目标的有序发展阶段。

2006年11月，纪念良渚遗址发现7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杭州举行，会议期间张忠培、严文明等先生参观了良渚遗址反山、瑶山出土玉器精品展，实地考察了莫角山、瑶山等遗址点。良渚遗址管委会张炳火主任拜访了张忠培先生等专家学者，向专家们汇报了近年来的遗址保护情况，并进行了交流。在与张炳火主任交谈及学术研讨会总结时，张忠培先生指出：“20世纪80年代后期，反山、瑶山的发掘，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思考方向。良渚文化玉器工艺无与伦比，在当时来说是最发达的，不仅是中国玉器的代表，而且体现着文化与文明程度，在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在世界上也绝无仅有，哪个地方的玉器都不能和良渚玉器相比。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第一个是仰韶文化，第二个就是良渚文化。在一系列重要考古报告发表后，良渚文化研究从现在开始可以说进入了个新的时代。良渚遗址的考古工作要纳入到遗址保护中去。”张忠培先生对张炳火主任在良渚遗址保护中所作的努力，给予了高度评价。由于两个人秉性投缘，所以从此也成为了好朋友。日后凡是张忠培先生来良渚，张炳火主任便一定作陪，大家戏称为老张先生和小张先生。

2006年为了安置遗址核心区的搬迁农户，在瓶窑葡萄畈遗址高地西侧发掘时，发现了一条良渚文化时期的南北向壕沟，宽约45米，深约1米多，壕沟内有较厚的良渚文化晚期堆积。当时我很想搞清河东岸的高地与河的对应关系，因此利用民房之间的一小块空隙，做了2乘4米的局部解剖，在挖到距地表约3米多深时发现了一层石块，这些石块呈散乱分布，高低不平，所以不是一个生活的地面，石头刚发现时，已经快到年底了，这一小片的石头开始几天我也并没有太在意，后来想着这些棱角分明的石块显然应该是人工开采的石块。那么这些石块会取自哪里呢？它们又是怎样被运输过来的呢？而从石块以上的堆土看，是较纯的黄色黏土，中间也没有间歇的活动面，因此这3米多高的堆土应属于短时期一次性堆筑而成。而且我知道现在当地在修建河堤和水库大坝时，都用的是这种山坡上的黄色黏土，那么这条压在村子下的长条形的高地会不会是良渚人堆筑的苕溪大堤呢？这些问题越想越觉得有意思，常常想得彻夜难眠。我们向当地民工打听，问他们在高地的其他位置挖井时是否也曾发现有类似的石块，有两个民工反映他们在打井时挖到过类似的石块，如果一公里多长的葡萄畈高地是良渚时期人工修建的苕溪大堤的话，那该是多么盛大的工程啊。由于葡萄畈村所在的南北向高地，位于莫角山遗址西侧约200米的平行位置，所以也有可能是莫角山遗址西侧的城墙。当我觉得这种判断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时，真是非常激动。于是向曹锦炎所长、省文物局的鲍贤伦局长、吴志强副局长等作了汇报，并得到了他们的鼓励和支持。在葡萄畈遗址发掘的过程中，也始终得到了良渚管委会各位领导的支持帮助，张炳火主任、王寿昆局长、严和蒋卫东副局长等时常到工地看望我们，为我们排忧解难，大家也一起讨论对于遗迹现象的判断。2006年12月下旬，良渚管委会又调进来一位副主任吴立炜先生，对于日后的考古与保护工作更是给予了很大的热情和无私的帮助。良渚遗址的保护和考古工作能够有今天的成绩，与这所有人的努力都是分不开的。

2007年元旦的前夜，我从工地上给张忠培先生打电话，汇报了我的发现和推断。1月份正好张先生要来浙江龙泉参加会议，所以答应我会后来看看。1月22日，张忠培先生考察了良渚葡萄畈的发掘现场。对以后的工作提出了很多指导意见，并就良渚遗址申遗和良渚博物馆新馆陈列等工作向良渚管委会领导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张先生说：“中国历史上物质文化的杰作，第一是玉器，第二是青铜器，良渚文化的玉器是中国玉器的代表，在国内空前绝后，在世界独一无二。无论是从全国还是从浙江的角度，文化遗产都不能缺了良渚文化这一环。良渚遗址提出申遗目标比较早，在浙江所有提出申遗的项目中历史最悠久，应该排在省、市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首位。”

对于良渚文化博物馆新馆陈列问题，张先生指出，新馆陈列一是要把握好大的学术架构，任何文化在进入文明时都会有暴力、有战争，是要付出代价的，但中国历史在进入文明时血缘关系没有断，不是奴隶制，这与完全的压迫社会有所区别。良渚文化处于中国文明的第一阶段，即王权时代，王权与神权并立。展示良渚文化，不能回避良渚时期社会分化现象的存在，但也不能纯粹以阶级社会来表现文明。良渚文化的特点是出现了显著的、不同层次的社会分工，如社会管理上王权与神权的分工，生产上石匠与玉匠的分工及手工业内部的细化分工，从而形成管理阶层，出现国家。二是要正确定位，不能就良渚论良渚，要把良渚文化放在中国和世界的角度考虑展示问题，既从良渚反映中国历史，从中国反映世界历史，又从世界看中国历史，从中国看良渚文化。三是要把握好陈列方式，陈列要做到提高基础上的普及，这不仅要有研究，还要有深入浅出的表达方式，寓教育于欣赏中；展厅里不能光摆玉器，要实现主题下的器物灵活组合，使整个展览成为“有主题的好音乐”，避免刻板说教。

根据葡萄畈遗址的发现和推测，我们向国家文物局申报了2007年莫角山周边的考古调查、勘探计划，并得到了批准。

从2007年3月开始，我们首先以葡萄畈遗址为基点，向南北做延伸钻探调查和试掘。根据前期发掘对土质和遗迹的认识，我们确定了3个方面的内容作为下一步钻探寻找相关遗迹的标准：（1）这一遗迹是用较纯净的黄色黏土堆筑的；（2）黄土的底部铺垫石头；（3）黄土和石头遗迹以外是当时的沟壕水域分布区，上层为浅黄色粉沙质淤积层，底部为青灰色淤泥层，靠近遗迹边缘有良渚文化堆积。根据这些标准，2007年上半年我们通过钻探确认了南起凤山，北到苕溪宽约60米，长约1000多米的遗迹分布，并在北部白原畈段做了4段探沟解剖。通过解剖我们进一步肯定了这一遗迹在分布和堆筑方式上的连续性，而且在遗迹的内外两侧都有壕沟分布，壕沟边缘普遍叠压着良渚文化的生活堆积，陶片特征与葡萄畈段所出陶片一致。当时虽然还没能确认是否是城墙，但四千多年前这样大的工程也足以让我们感到震撼。

2007年6月4日，国家文物局童明康副局长、关强司长和阎亚林处长途经杭州，专门听取了我们的汇报并考察了发掘现场，对于良渚遗址的重大发现和我们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肯定和鼓励。

6月9日，我们在继续钻探寻找中，在河池头村路北的高地下面发现了一片石头遗迹，为我们探寻良渚古城的城墙，打开了一扇窗口。

6月19日张忠培先生考察了白原畈段的发掘现场，听取了我们的调查和发掘汇报，张先生兴奋地说，这个发现的意义，不亚于当年反山、瑶山的重大发现。新发现的大型石砌遗迹规模如此宏大，在中国同时期中还没有第二个，下一步的考古发掘工作要通过钻探等手段，了解这一遗迹的结构、营建过程以及其中的石头和黄土来源等问题，认识遗迹的功能，理解这一遗迹与莫角山遗址的关系。在得知良渚遗址管委会拟通过租地方式加强这一遗迹的保护时，张忠培先生称赞说，租地是一个伟大的措施，有利于考古的深入和保护工作的实施。张忠培先生还指出，遗址保护既要立足保护工作，以保护为目的，同时也要考虑群众利益，实现双赢。

19日下午我陪同张先生一起到余姚参加田螺山遗址现场馆落成典礼。6月23日晚上，张先生又特意从宁波返回良渚，要在良渚住两天，再好好看看。6月24日上午，张先生给我出了几道题目，要我回答葡萄畈遗址下一步的发掘计划，以及今后怎样围绕莫角山、土垣等大型遗址开展考古工作。下午在良渚管委会张炳火主任和吴立炜副主任的陪同下，我们在旅馆里开了个小型座谈会，我就先生提出的问题一一作了回答。

与葡萄畈相关的遗迹，到底是古代苕溪的大堤，还是围绕莫角山遗址的城墙，成了摆在我们面前必须要回答的问题。也是一道难题，因为这一遗迹的南端连接到了自然的山体凤山上，而北端则叠压在了现在东苕溪的大堤下面。

张先生走后，我召集考古队开会，一方面做好葡萄畈与白原畈发掘现场的后续保护工作。另一方面，我们研究地图，踏看现场，围绕着是城墙还是大堤的问题，做了各种可能性的推断。我认为如果是城墙的话，最有可能性的走向就是南面沿着凤山向东，而北面可能是对着雉山和前山的位置。于是我将考古队员们兵分两路，一组在莫角山南面沿着凤山向东寻找，另一组在莫角山北面沿着河池头对应雉山的位置向东寻找。

我们沿着6月9日在河池头钻探到石头的位置为线索，向东向西寻找，也向村里的老乡打听在挖井时是否挖到过石头，一位热心的村民说挖到过，还带我去看挖出的石头，我去看了果然和我们挖到的石头类似，所以更增加了信心。就这样一个孔，一个孔的钻，一个点一个点的连接，到9月28日，我们最终钻探确认了从苕溪大堤到雉山的800多米长的墙体。随即我们选择了两个位置解剖发掘，证实了钻探的结果。北墙终于找到了，可这真的是北城墙吗？我们又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我们找到的北城墙在接到雉山上之后，又消失了。此时还是不能排除这是古代苕溪大堤的可能性，因为这一段与北面的苕溪大堤还是相平行。

从10月1日开始，我们在雉山东面设定了几条钻探目标，一是沿雉山一路向东北方向，按照与现在苕溪平行的位置寻找，如果找到了，那就是苕溪的大堤；二是沿着雉山向南钻探，把雉山设定为城墙的东北转角；三是沿着雉山东面的前山向南的高地钻探，把前山设定为城墙转角。第一条在雉山和现在苕溪大堤之间，来回寻找，一直钻探到安溪的杜城村，也未能发现可疑目标。第二条在前山南面的高地下面，也未能找到我们要寻找的石头地基。而雉山向南的钻探也迟迟未能发现石头的踪迹。难道真的是古苕溪的大堤吗？我们几乎探遍了从雉山、前山到旧104国道之间的南北1000多米长的范围，直到10月17日，最后终于在金家弄村北面的一块叫“外逃顶”的农田里钻探到了下面的石头。有了目标，我们迅速向南北扩大，北面连接到了雉山的东面，南面一直到小斗门村。当确准无疑是东城墙后，我理直气壮地向考古队员们宣布：“这回可以肯定是城墙而不是苕溪大堤了！”有了东西北三面，南面的城墙位置就容易确定了。10月29日我们终于在何村东面的台地下面钻探到了石头，然后迅速向两端延伸，至11月5日确认了南城墙的分布范围。

11月7日我与曹锦炎所长向省文物局鲍贤伦局长汇报了良渚古城的考古发现。11月9日鲍局长考察了发掘现场，开始与我们筹划新闻会的事情。

2007年11月15日，张忠培先生到临平参加良渚博物馆新馆形式设计招标会，16日冒着小雨考察了发掘中的良渚古城的四面城墙。提出要在保护的前提下进行持续性考古，要有“百年谋略、十年设想、三年规划”，指出首先要搞清莫角山土台与现在发现的城圈以及土垣（塘山）遗址之间的关系。

11月26日邀请了北京大学严文明先生到良渚考察，严先生看了遗址发掘现场，并听取了工作汇报，对于良渚遗址的考古工作和良渚古城的发现，给予了高度评价。严先生说：“良渚文化对于整个中国的文明影响很大，这与这个文化发达的高度有关，现在这个城的发现更加证明了这一点。多年来良渚的工作已经证明了这里是良渚文化的中心地区，这个区域有反山、瑶山、汇观山祭坛与墓地，有莫角山30多万平方米的大型土台。现在良渚古城的发现更加证明了这个认识，良渚古城是良渚文化社会发展的一个标志。”

11月29日，在良渚遗址管委会召开了新闻会，由浙江省文物局鲍贤伦局长作了新闻。良渚古城的发现被誉为“石破天惊”、“中华第一城”，震动了考古界，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考古界的专家学者和社会各界人士，以及省内外领导，纷纷前来参观考察。

2008年3月20日，由浙江省文物局和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织召开了“良渚古城考古规划研讨会”，邀请了徐苹芳、张忠培、严文明等20多位国内著名考古专家参加，国家文物局童明康副局长等出席了会议。会议组织专家考察了良渚古城发掘现场，观摩了出土文物标本。专家们对于良渚古城的发现给予了高度评价，对于良渚古城以后的考古工作，提出了宝贵的指导意见。

2008年4月8日，良渚古城的考古发现，被评为200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2008年6月在良渚成立了中华玉文化中心，张忠培先生应邀担任中心主任，在成立大会上，张忠培先生首先向与会人员简要回顾了良渚文化的发现、命名、研究的历史过程。他指出：“良渚文化的研究方向就是要深刻揭示它的文明内涵。良渚遗址在良渚文化命名、良渚玉器研究及其对中国文明影响的思考方面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良渚文化已迈入文明门槛，是同时期全国各地文化中发展水平最高的一支。良渚文化的发现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如果把良渚文化玉器比作一顶皇冠，那良渚遗址出土的玉器就是皇冠上的明珠，它的成就在世界范围也是绝无仅有的。在中国早期文明的四大物质载体彩陶、玉器、青铜、漆器中，玉器最为源远流长，在民族文化里底蕴最为深厚、生命力最为顽强。”

对于玉文化的演变，张忠培先生将其归纳为四个阶段，即以玉比美阶段，可细分为旧石器时代至公元前4000年左右的单纯的“比美”阶段和公元前4000年左右至公元前3300年左右的“比美”兼“示富、显贵”阶段；以良渚文化为代表的“神王之玉”阶段，神权和王权并重，统治阶级的顶层同时掌握王权与神权；夏代至春秋的“以玉载礼”阶段，其中西周晚期以前处于玉器与青铜器并重作为礼器阶段，西周晚期到春秋青铜器逐渐占据主导，但仍保留“佩玉示礼”传统；春秋战国后的“以玉比德”阶段，其核心是仁、义、礼、智、信的民本思想。

对于刚刚成立的中华玉文化中心及今后的玉文化研究工作，张忠培先生指出，一是既要研究玉器，又要研究玉器背后的文化；既要形而上，又要形而下；既要宏观，也要微观。二是要对玉器和玉器文化进行谱系研究。目前在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凌家滩文化这三大谱系的玉文化研究中，良渚文化走在了前列，但总体来说都还不够深入透彻。按照“传承、吸收、融合、创新”的考古学文化发展轨迹，从多元一体的角度对不同玉文化进行解构。三是做好玉文化研究与历史研究的结合文章，不仅要研究玉文化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还要研究在文化力上发挥的作用；要把研究成果投入到当代文化建设中来，为建设新文化作贡献。

中华玉文化中心成立六年来，在张忠培先生的领导下，继承了费孝通先生提出的“玉魂国魄”的指导思想，按照出成果，见实效的方针，扎扎实实的两年一个会、一个展览、一本图录、一本论文集，先后在良渚博物院举办了“红山文化玉器展”、“凌家滩文化玉器展”和“夏代中国文明展”。对中华玉文化的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2008年以来，良渚古城遗址的考古，在张忠培先生的指导下，按照“三年规划，十年目标，百年谋略”的方针，认真梳理了良渚遗址已有的资料与存在问题，制定了详细的考古工作规划，确立了短期任务与长远目标。

6年来在国家文物局、浙江省文物局和良渚遗址管委会的大力支持下，我们进行了不间断考古勘探和发掘解剖。目前已经基本搞清了包括良渚古城在内的约10平方公里范围的遗址分布情况，探明了良渚古城城内外的水系分布与遗址格局，发现了穿过城墙的8座水城门和一座陆城门。对城内的宫殿区莫角山遗址的堆筑过程以及使用情况，有了基本的了解。

利用无人机航拍航测，获得了120平方公里的高清数字正射影像图和配套的2000分之一矢量地图，为良渚遗址地理信息系统的建立，提供了基础资料。

初步建立了良渚遗址群的测量控制网，对遗址群以及更大范围进行统一布方编号，控制网覆盖面积约313平方公里。

2013年良渚遗址总统保护规划得到批准实施，良渚遗址的红线保护范围由原来的33.8平方公里，调整为42.4平方公里。余杭区正式提出了2016年良渚古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目标，目前申遗计划正在紧锣密鼓的实施之中。良渚古城所在的3平方公里范围内的住户已经在2013年年底前搬迁腾空。良渚遗址的考古与保护，经历了几十年的艰苦奋斗和不断探索，能够取得今天的成绩，这其中凝结了几代考古人的汗水和心血。这一路走来，我们得到了许多像张忠培先生这样的老一辈考古学家们的关心和教诲，得到了各级政府领导的大力支持，得到了当地老百姓的理解、帮助与牺牲奉献。当我们站在历史的光环下，感受五千年中华文明辉煌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充满了感激！感恩这所有的一切！

时光飞逝，五千年一瞬，回首往事，仿佛才刚刚走出校门，但我们的老师已经是满头银发。谨以此文祝贺张忠培先生80华诞。

2014年元月于良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