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化范文

汉文化篇1

关键词：汉字汉字构形民俗汉字本体书法

一、以汉字构形看汉文化的民俗

汉字由图画发展到甲骨文，再到今天所能看见的简体汉字，汉字由表意逐渐发展成形、音、义相结合的语素文字。在这种发展过程中，汉字自身的结构就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因素。我们从研究汉字的构形原理，就可以发现汉字中诸多的文化性的元素。下面我们就试从尾饰、纹身和食首子这三个方面举例说明汉字构形中蕴含的汉民族古老的民俗。

1、尾饰

据考古学发现在新石器时期的舞蹈纹盆，展示了那个时期先民的一种服饰现象。这种服饰显著特点是具有尾饰。有关于尾饰的记载早在汉朝就有，《后汉书》就有这样的记载：“死后，因自相夫妻……好五色衣服制裁皆有尾饰。”“后哀崂山下有一夫一妇……众人皆刻画其身，像龙纹，衣皆著尾。”至于这种尾饰有什么作用和有什么象征意义至今还没有明确的解释。但是甲骨文中“尾”字像一个侧面屈身而屁股好像有尾饰的人形，还有“僕”字像身负尾饰、手捧粪箕的奴隶。这两个甲骨文说明中国古代的确有尾饰这种民俗，它在我国源远流长。尾饰曾经是具有审美价值的，并且在中原以外的少数民族地区流行。但是由于中原民族敌视少数民族的传统心理和将战俘作为奴隶的风俗，以至于有“僕”这个带有侮辱性的甲骨文出现。

2、纹身

纹身是人类的一种较早的民俗，它几乎存在世界上所有的民族。纹身所表现的是原始人类对周围自然世界的幻想、理解和崇拜。比如说匈奴人就以狼作为他们的图腾，并以狼首作为纹身。在已知道的甲骨文中，“文”字正像一个正面而立的人的身体上面有花纹形状。《史记》有这样的记载“教熊、豹、虎已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1]这里的“熊、豹、虎”不能理解为动物，而是以这些动物为图腾的少数民族，并且他们都是以这些动物作为纹身。“文”在《现代汉语字典》中有这样的解释“在身上、脸上刺花纹或字。”[2]这就说明“文”的本义是以丹青饰身体。从甲骨文的“文”和《史记》的记载中得知，在上古我国先民的确有纹身的民俗。

3、食首子

“皿”在《现代汉语字典》有“盛食物的器皿”的解释，而甲骨文中的“孟”从子从皿，像盛食物的器皿盛小孩的形状。我们从“孟”和“皿”这两个汉字的结构和意义联系到食人的民俗。根据《墨子简本》中介绍：“楚之南，有啖人之国桥。其国之长子生则解而食之，谓之谊弟。”[3]这就说明在上古的中国还没有进入文明社会时，有食首子的民俗。有的学者解释食首子的这种民俗时说：这是把头生子女献给鬼神，以祈求得到平安的保佑，食用收获的其他部分并在来年继续得到新的收获。[4]那么奉献首子当然也是为了以后能得到新的孩子并祈祷他们得到平安的成长，即如《墨子》中所说的为了“谊弟”。我国人民从古到今都认为吃了祭祀过的食物能得到神灵的祈福，所以祭祀之后有“归福”之事，从这点看来就不难理解在上古的先民们食子的民俗了。

二、以汉字字形为本体看产生的汉文化之书法

汉字的起源有一种比较公认的说法就是起源于图画，而图画的本身是具有审美性的。“文字发展到了战国时期，人们已经不仅仅关注于文字的使用，对于文字的本身价值也有觉悟”，[5]这个“觉悟”就是对文字的审美觉悟。所以后人不断发展文字的过程就加入了审美的元素，从而创造了独具东方魅力的书法。而汉字文化和书法艺术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汉字是书法艺术的符号载体，书法是汉字审美艺术化，书法又是将个人的意识、个性、独特的审美风格风格和审美趣味融化在以汉字为本体的艺术。中国的书法按其字体分类有篆体，隶书楷书、行书和草书。在这几种文体中最具有审美价值的，最能表现个人意志趣味、个性的就是草书。

草书最能体现中国哲学审美精神，最能展现中国书法艺术境界。草书之难，不难在表，而难在神。草书这种纯线条对力度，情感张力和空间转换的审美追求，使草书线条游动中蕴含了无限的生机和精神意向，在笔墨经营取舍于心灵才情律动之间奏出空间的艺术。欣赏草书的意境，是直观心灵的运行和线条的时空化。观书看字如览胜景需要从其表层深入下去，才能品味草书精神内涵和奇伟之境。例如说，张旭的草书世之绝唱，用笔放纵不羁，似不加修饰，淡提按使转暗藏法度，张旭又以雄浑奔放气概、纵横捭阖的笔姿和恣肆浪漫的势态而为世人看重。他的《古诗四帖》通篇布局大开大合，大收大放，在强烈的跌宕起伏中，突现了雄肆宏伟的势态。此帖行文酣畅淋漓，似“赤骥白？，一驾千里”颇有咄咄逼人之势。其字形变幻无常，缥渺无定，时而若狂风大作，万马奔腾；时而似低昂迥翔，翻转奔逐，充满着“忽魂悸以魄动，恍惊起而长嗟”的变化，这是艺术家豁达潇洒、真诚率意的品格特征的直接映现。在用笔上，此帖圆转自如，含蓄而奔放，随着感情的渲泄，笔致似有节奏地忽重忽轻，线条或凝炼浑厚，或飘洒纵逸，浓墨处混融而富有“屋漏痕”般的质感，枯笔处涩凝而极具“锥划沙”般的张力，点画与线条的合谐组合，构成了一幅自然生动、雄伟壮阔的画卷。

将汉字审美化而形成书法艺术，是中国书法成为独具东方哲学气息艺术奠定基础，同时为中国人审美留下广阔的天空。中国书法是人生境界和生活活力的痕迹化，是最具有东方哲学意味艺术，在现代化时期，中国书法必将焕发新的活力。

三、总结

汉字是活的，它以它独特的结构构形告诉我们许多蕴含在它们身上的中华古老文化。我们通过研究汉字独特的构形发现尾饰、纹身和食首子这些民俗文化已经和汉字融为一体，因为汉字不但以记录工具的形式记录了这些文化，而且又在汉字自身的构形之中记录了这些文化。此外，汉字又是有灵魂的。中国人不但把汉字发展成为有记录功能的书写工具，而且把它发展成为独具东方魅力的艺术——书法。中国书法特别是草书，它完全摆脱了文字的实用性而成为纯审美的曲线形观赏性艺术。中国人将自己的审美趣味、意志、个性都寄托在简单的汉字书法当中，使之成为有灵魂的艺术。这正好体现徐志奇先生的观点“文字是文化的一种物质的载体，既可以显示社会生活的某些方面，也可以显示文学艺术的某些方面；既可以记载一种文化的物质文明，又可以记载这种文化的精神文明。”[6（作者单位：重庆师范大学）

注释

[1]司马迁.《史记》吉林摄影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2]韩敬体，王伟等《现代汉语字典》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426页

[3]墨子.《墨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2005版183页

[4]徐志奇.《汉字文字学概要》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14页

[5]陈航.《21世纪美术教育丛书》，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

[6]徐志奇.《汉字文字学概要》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39页

参考文献：

[1]徐志奇.《汉字文字学概要》.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2009年版

[2]陈航.《21世纪美术教育丛书》.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汉文化篇2

关键词：武汉 水文化 江城

武汉市地处江汉平原东部、长江和汉水的交汇处。徐城北先生的文集这样叙述到：“武汉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一线贯通、两江交汇、三镇雄峙、四海呼应、五方杂处、六路齐观、七星高照、八面玲珑、九省通衢、十指连心。”寥寥数语，想必是对武汉最全面的概述了。同全国其他特大城市相比，武汉市的水资源优势突出。166个湖泊、165条河流点缀其间，水面面积占全市国土面积的1／4，在全国省会城市中数第一。丰富的水资源为武汉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底蕴，武汉的人文 历史 就是水兴武汉、武汉兴水的历史。

一、水文化的内涵

水，是自然的元素、生命的依托。管仲曾说：“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诸生之宗室也。”综观世界文化流源，水势滔滔的尼罗河孕育了灿烂的古埃及文明，幼发拉底河的枯容消长明显地 影响 了巴比伦王国的胜衰兴亡，地中海沿岸的自然环境是古希腊文化的摇篮，流淌在东方的黄河长江，则滋润了蕴籍深厚的中原文化和绚烂多姿的楚文化。所以，从人类 发展 的角度来看，似乎可以将一切文化现象纳入到“水文化”的范畴内，“水文化”称的上是其他文化的母体。总的来说，水文化是对传统水功能的一种延伸和升华，其实质是一个国家或区域人民的优良传统和品德在水事活动中的体现，其根本理念是创造以认为本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境界。从不同的角度来看，水文化有不同的含义。

从 哲学 的角度来讲， 《管子·水地篇》中说“书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流通者也……”这里，水充满生机和活力；而老子从另一个角度论水德“上善弱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居众人之所恶，故儿于道。”这也体现了水的人格魅力。可见，水文化就是人的文化，这也是我们现在提倡“人水和谐发展”的最初依据。

从水利的角度来讲，水文化是人类对 社会 各个 时代 和时期水环境观念的外化，是人类为适应自然生态水环境和满足兴利除害需求的一种方式，也是人类指导自身行为和评价水利工程、水利事业的准则。

从景观的角度来讲，城市特色景观的生成不外乎三种途径：一是美学途径，二是心 理学 途径，三是历史文化途径。城市景观设计的三大原则是尊重自然、尊重人、尊重文化。水文化就是指在在城市景观的建设中充分利用城市的人文水资源，以水为载体，紧密联系历史文化和地方特色，将人的行为、历史水文化和创造城市特色景观综合协调考虑。

二、江城武汉的三镇风貌

武汉位于长江与汉水交汇处，山丘、湖泊与平陆相间，享有“江城”和“百湖之市”的美誉。从3500年前古“云梦泽”旁盘龙城的兴衰，到三国时期占据长江天险的武昌城的兴起，再到汉水改道后汉口的繁荣，以及近代依托长江黄金水道快速发展而成的“大武汉”。水生态系统的演变不仅在武汉的各个重要的发展阶段起着特殊的作用，而且还造就了武汉“两江三镇”的城市格局。

汉口是武汉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武昌和汉阳分别隔长江和汉江相望。汉口得名于地处汉江之口，因古时称汉水为夏水，故当时有夏口之地名。汉口因其地理位置优越，自古就有“九省通衢”之说。明朝成化年间，汉江几经改道，最后使得今天的汉口成为同临两江的黄金地段。至明朝末年，汉口已经相当繁华，与江西景德镇、河南朱仙镇、广东佛山镇并称“四大名镇”。武昌之名始于东汉末三国初，孙权为了与刘备夺荆州，于公元221年把都城从建业（今南京）迁至鄂县，并更名为武昌，取“以武治国而昌”之意。有意思的是，今天的武昌高校林立，文风盛行，成为了武汉市的文化区，与当年的“以武治国”相去甚远。“汉阳”一名的来历与汉水密切相关，古语“水北为阳，山南为阳”。古时汉阳在汉水之北，龟山之南，又因得日照多的地方也称阳，故名汉阳，是武汉三镇中最早成形的，被武汉人称为老城。

三、江城武汉的水文化优势

城市的建设需要文化的支撑，文化是一张独一无二的城市名片。武汉的文化特色与个性究竟是什么？历史学家冯天瑜先生曾经说过：“城市风格首先依托于地理环境和自然特色。武汉在这个方面最大的特色就是‘江城风格’。” 余秋雨先生说：“

四、江城水文化的传承与 发展

武汉是一座源水而发、因水而兴的城市，其城市之根就是水，文化之根就是水文化。因水患肆虐而闻名的龙王庙，江河交汇的南岸嘴，山拥水抱的东湖风景区，全国最大的滨江景观江滩……这些无一不体现出武汉深厚的水文化底蕴，但是 目前 武汉市的水文化 研究 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相对于杭州、成都等城市来说比较落后，不仅在 理论 研究上没有形成严密成熟的体系，而且对现有的水文化资源保护不够，致使水文化优势得不到合理有效的利用。

汉文化篇3

地球上出现了人类，据说已经有了200万年了。（注：参看理查德·利基：《人类的起源》上海科技出版社1996年版。）

作为人类同动物的重要区别之一的语言，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的语言，是何时开始被人类所使用的呢？谁也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推测语言的历史大概是同人类的历史是一样长久的。那么作为语言的书写体系的文字，它的历史可就绝对不能与语言相比较了，它要晚得多了。现在可查的约在五千年前诞生的美索不达米雅的苏美尔楔形文字，或者埃及的圣刻体文字等都被认为是最古老的文字。虽然有如最近出版的“finger prints of the gods”（注：graham hacock.1995 a.m. heath&　coinpany　limited·londen.）里，作者根据他的认真而仔细的论证，主张说在一万五千年以前就已经出现了非常高度的文明，这一文明尤其是在天文方面更是具有极高的丰富的知识。例如说，玻利维亚的tiahunaco附近的印加族古代秘籍“太阳门”之上的“日历”和图画文字等都足以证明。但是，关于这种文明的新学说，还有待于专家更进一步的考察和证明。然而从这些学说中，我们知道文字的历史，如果追溯到图画文字，也许已经有了几万年的历史了。但是，这些文字并没有一直为人类社会所使用，反而是随着这些文字的消失，运用这些文字来记载的语言和文化，也都消失了。今天，诞生最早而又能够一直为人类社会服务的文字，大概是只有汉字了！它诞生于人类文明的摇监时期，在今天依然被十多亿人继续当做必不可少的书写工具而每日每时在使用着！而且，不但是在中国，还在朝鲜、韩国、日本、越南等国使用着！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奇迹。

二、语言和文化

为了把语言和文化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就必须进一步明确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个时候，我们就应当：（一）对语言和文化作出进一步的区分；（二）坚持区分共时和历时的观点。

现代语言学对广义的语言作出了进一步的区分，分为：言语活动、语言（符号系统）和言语（线性的过程）。那么，文化同语言的关系，也就可以进一步地区分为：文化同语言的关系，文化同言语的关系，文化同言语活动的关系，这三个方面的关系显然是不一样的，是应当分别开来进行研究的。

如果我们把文化理解为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那么也就可以把广义的文化区分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种。这个时候，原先的文化与语言的关系就变成了：“a、物质文化同语言的关系，b、精神文化同语言的关系”两个不完全相同的问题了。这两个问题既然是不完全相同的，那么也就是不可以混为一谈的，是需要分别进行研究的。”

于是，便出现了如下的6种关系。

1.物质文化同语言的关系；

2.精神文化同语言的关系；

3.物质文化同言语的关系；

4.精神文化同言语的关系；

5.物质文化同言语活动的关系；

6.精神文化同言语活动的关系。

在这6种关系中，从修辞学的角度上看，最重要的当然是精神文化同言语活动和言语之间的关系了。在研究语言和文化的关系的时候，对语言和文化，我们都应当区别开共时和历时两个不同的概念。

语言的历史是漫长漫长的。有文字记载的语言史相对要短暂得多了。文化的历史也应当是漫长漫长的。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则是很有限的。语言和文化都是历史地产生的，不断地发展演变的。但是，比较而言，可能是文化的发展演变要快得多，而语言的发展和演变要缓慢一些，要相对稳定得多了。

现在有些人喜欢说儒家学说对汉语的影响。在我们看来，儒家学说的历史是短暂的，而汉语的形成却要古老得多了。在孔子创立儒家学说之前若干若干万年之前，汉语早就已经形成了。而且，语言一旦形成，就具有某种稳定性。所以很难想象，后来才出现的儒家学说，从历史角度上看出现时间是那样晚的儒家文化，竟然会对汉语结构本身产生那么大的影响，是它决定了汉语的微观结构的基本框架。用后来出现的儒家文化来解释早在多少万年之前就已经出现了的汉语的基本结构，这样做恐怕很难说是科学的吧？

对语言的基本结构，应当从最古老的原始文化方面来考察。当代文化对语言的基本结构的影响则是微不足道的。但是，运用当代文化来解释言语活动和言语则是合适的。也就是说，用儒家文化来解释汉语的基本结构是冒险的危险的；用儒家学说来解释周秦以后的汉人的言语活动和言语，则是比较可行的，很有说服力的。

三、汉语和汉文化

在谈论汉语和汉文化的时候，我们首先应当注意，无论是汉语，还是汉文化，都并不是单一的纯粹而又纯粹的。其实，它们都是复杂的，不那么纯粹的。

汉语并不是单一的纯粹的，而是复杂的，不纯洁的。虽然说，汉语，从很古老的年代开始就已经存在着共同语了；但是另一个方面，从古至今，也同时存在着方言和多种多样的社会文化变体。也许从一开始起，汉语就同时接受了北方的阿尔泰语系的语言和南方的南亚语系的语言的影响。从中古起又大量接受了印欧语系语言的影响，从前是古代印度梵语的影响到了近现代则是英语、俄语、法语等的影响。大量的外语借词也是造成汉语不纯粹单一的一个原因。

再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如果观察流传到了外国的汉语和汉文化，就可以发现更多的变体。例如日本即使在发明了片假名、平假名之后，仍然运用汉字和汉语。但是为了适应日本语言和独特的文化，许多汉语成份被“重组”，或者颠倒着使用。例如：“介绍”变成了“绍介”，“称呼”和“买卖”变成了“呼称”和“卖买”。四字成语也有许多被更换了一二个字。例如：“山明水秀”成了“山紫水明”；“古今中外”成了“古今东西”；“不共戴天”成了“不具戴天”；“日新月异”成了“日进月步”；“异想天开”成了“异想天外”；“优柔寡断”成了“优柔不断”，“情投意合”成了“意气投合”等等。更有甚者，有些汉语成份传到日本之后，意思竟完全变了。例如：“勉强”成了读书或上学的意思；“放心”成了精神恍惚的意思；“小心”成了没有气度或者没有胆量的意思；“丈夫”成了强健的意思；“自爱”是保重身体的意思；“接客”只是指公司里业务性的接待顾客。

如果再向前进一步，汉语传到中国之外，在东方的汉字文化圈里，其他使用汉字和汉语的国家，为了适应他们独特的文化和交际的实际需要，有时就自己创造了一些新的词语成份，同原先的汉语成份一同使用。这些在中国之外使用的汉语成份也常常倒流回中国本土，中国人对这样一些倒流语成份并没有什么陌生别扭感，很容易接受，也比较喜欢。这就给汉语增加了一个新的相对而言的层面，这也是汉语并不很纯粹的原因之一。汉文化也不是单一的，而是复杂的，不纯洁的。汉文化当然有其主导方面，但同时也存在着亚文化、次文化，甚至反文化现象。汉语同汉文化之间的关系也就并不是简单的，一一对应的。

研究汉语和汉文化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就不能采用简单化的办法。如果抓住文化中的某一种现象随意地同语言文字中的某一种现象进行简单化的类比，这是很危险的。例如有人说：“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核心因素是政治上的专制制度，而这一点就与语法、修辞、诗律等语言文字的形式美的追求相得益彰。”（注：师为公“《汉语与汉文化》149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作者的意思，我们可以进一步具体化，那就是——

（一）汉人的专制制度同汉语语法上的形式美的追求相得益彰；

（二）汉人的专制制度同汉语修辞上的形式美的追求相得益彰；

（三）汉人的专制制度同汉语诗律上的形式美的追求相得益彰；

我们知道，汉语的基本语法结构是在多少万年以前就形成了的。科学界公认，人类历史已经有了200万年以上的历史了。（参看理查德·利基《人类的起源》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汉语的历史也是悠久的，考古学家认为北京猿人就已经具有语言的能力。虽然我们还没有好办法弄清楚原始汉语的真面目，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汉语的基本结构的形成比汉人的政治上的专制制度要早不知多少多少年了！我们完全可以说，汉人的政治上的专制制度对汉语的语法结构的影响或者是根本就不存在的，或者是即使有，也是微不足道的！反过来说，我们也很难认为，是汉语语法上的形式美的追求促成了加强了汉人社会的政治上的专制制度。再说，把中国的政治制度笼统地归结为专制主义，这也失之于简单化了！

汉语和汉文化的研究是一个巨大的工程。需要的是科学的实事求是的精神。急于求成，不多做艰苦劳动，讨厌微观的考察，过分地热衷于宏观研究，喜欢作全称判断，这有时候是比较危险的。

四、汉字和汉文化

摩尔根说：“文字的使用是文明伊始的一个最准确的标志。”（注：摩尔根：《古代社会》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说：“概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啧而不可乱也。”文字打破了语言在时间和空间方面的局限性。扩大了语言的功能，文字记载着文化，也形成了文化，传播了文化。

汉字记载了反映了汉文化。例如采用动物为部首的有：鱼、鸟、牛、羊、犬、鼠、虫、马、龟、龙、佳、豕、虎，等。这反映了汉字萌芽于游牧时代。那时候动物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家”：“宀”——房子，象形字，画作蒙古包的样子。“豕”——猪！这就是家这个概念在畜牧农耕时代的涵义。也表示了古代房子的结构：上层住人，下层养猪，象现在的云南兄弟民族的房子。“牢”——“宀”——象形，象养牛羊马的圈。从牛，或从羊，或从马。“牧”——从牛，或从羊，右边是一根鞭子。象一个人在牧牛或牧羊。“为”——从爪，从象。意思是用象来帮助人劳动。驯服象来为人工作，是在驯服牛和马之前的事情。也反映了中国古代象是很多的，是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逐”——象形字，一头野猪或野鹿在前面奔跑，一个人在后面追赶。“农”字——象形，象一个人手里拿着一个河蚌。牛在农耕文化中地位特高。“牛”字是象形字。象我们从后面看去的一头牛。从“牛”的字也特多特重要。“犁”：用牛耕地。“牵”：牵引控制牛。“犟”：固执。特：公牛。《诗经》中指少女的心上人。《柏舟》：“髡彼两髦，实为我特。”（他的黑发分在两旁，他就是我心上人。）

再如“姓”字，《说文解字》中说：“姓者，人所是也。古之神圣，母感天而生子，故曰‘天子’。从女，从生。生亦声。《春秋传》曰：‘天子因生以赐姓。’”吉常宏认为，（一）这表示，姓由女和生而构成，意思是女性所生，也就是孩子；（二）远古的圣王是由母亲同天神交感后怀孕而生，所以才叫做“天子”；（三）子随母亲姓，所以才从女、生，并读“生”声；（四）天子常赐勋臣以其祖先的本姓，以光宗耀祖。（注：吉常宏：《汉字与姓、氏、名、字》。见何九盈等主编《中国汉字文化大观》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中国古代最早把首领称之为“后”，后又称“君”，称“主”，称“皇”。后君——王——皇！“后”甲骨文中，是象形字，王国维说，“象产子之形”。能够生孩子的就可做首领，可见那时妇女的地位之高了。那时候首领当然就全是妇女了。陈初升在《金文常用字典》中认为，“君”，象上面一个人手里拿着劳动工具，“上部为以手持杵之形。”象一个人一边劳动，一边发号施令，他还没有完全脱离劳动。“王”，根据吴其昌说“王字本大斧也。”“古之王者皆以威力征服天下，遂骄然自大，以为在诸侯之上，故引申之凡征服天下者称王。”“皇”字，本是“煌”宇的本宇，上部象是光芒四射，下部是灯的本字。这时候的首领已经被神圣化了。

从汉字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人的审美观念的产生和发展。例如“美”——《说文解字》说：“美，甘也，从羊大。”象形，是一个大羊头。“鲜”——鱼＋羊！这就是借代格。“美”，是一个大大的羊头！中国人喜欢说“挂羊头卖狗肉”，可见这羊头是好东西。中国古代人认为羊是吉祥的象征。从这个“美”字出发，一个日本学者说：中国古代人的审美观念，“第一，视觉的。对于羊的肥胖强壮的姿态的感受。第二，味觉的。对于羊肉肥厚多油的官能的感受。第三，是触觉的。期待羊毛羊皮防寒必须品，从而产生一种舒适感。第四，从经济的角度。预想那种具有高度的经济价值，即交换价值，从而产生一种喜悦感。”“中国人原初的美意识是起源于味觉美的感受性。”也有些甲骨学家认为，“美”字并不是一个大羊头，而是一个头上戴着羽毛的装饰品而正在跳舞的人。中国人最早的审美感起源于对于音乐舞蹈绘画的美的感受。是同巫术有关的。“喜”——甲骨文中，象把一面鼓放置在鼓架之上。象正在敲鼓，是那鼓的优美的声音引起中国古代人的喜悦之情。“乐”——甲骨文中，象把丝绑附在木器之上，象一种叫做瑟的乐器。罗振玉说：“从丝附木上，琴琴之象也。”中国古代人的快乐情感是对于音乐的感受而来的。“吴”字，即古“虞”字，同“娱”字相通，从口从“天”（？），象一个正在舞蹈着的人，他的大脑袋向着左右倾曲着。这就是《周礼·乐师》中所说的“人舞”。天加上口，就是吴，表示的是“歌且舞”。表明是歌唱和舞蹈引起中国古代人的美感。“吴”再加上“女”，就成了“娱”。这就说明了，成为审美对象的是一面歌唱一面舞蹈的女人。“吴”加上“虍”就成了“虞”字，这说明是一个头上戴着虎头面具的男人，也是人们的审美对象。那时候女人和男人都是人们的审美对象。不同于现在似乎只有女人才是审美对象，这是男人本位的反映。“好”字，《说文解字》说：“好，美也，从女、子。”段玉裁说：“好，本谓女子，引申为凡美之称。”“媚”字，李孝定《甲骨文字释》认为是喜悦，是喜爱的意思。是象形字，“女之美莫如目，故契文特于女首著一大目，又并其眉而象之。”这表明女性成了审美的对象，而且抓住了它的眼睛，大眼睛。

汉字的偏旁部首也反映了中国古代人的观念。也可以说，汉字是中国人对于宇宙的一种特殊的分类方法。“虫”部有：虾、蛇、蝾、螈、虹等。鱼部有鲵、鲸鲎（节枝动物）、鳖（甲鱼）。

从汉字也可以看到中国人重视语言的观念。“言”、“口”、“舌”部都同语言有关。“和”和“合”，语言是人际关系和谐的重要手段。“知”，要获得知识，就要动嘴，要发问，要同人交谈。“智”，也首先表现在一个人的言谈方面。“哲”，高深的道理要通过语言获得和交流。口部字也表现了人们口腔活动的细微差别，如：嘬、啜、啄，等。祸，从神，从口。祸从口出。

 

五、对汉字、汉语的崇拜和神秘文化

汉字是中国人的崇拜对象。尤其是那些表示吉祥的汉字例如：“福、禄、寿、喜、财”等字。中国人特喜欢“寿”图、百“爱”图、倒写的“福”字、瘦而长的“寿”字。汉字和汉语也是神秘文化产生的重要来源。例如咒语：a、“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夜啼郎。走路君子念三遍，一觉睡到大天光。”b、“凡欲令妇人爱敬，子日取东南引桃枝，则作木人，书名，安而上，验。”c、“凡男人欲求女私通，以庚日，书女姓名，烧作灰，和酒服之，立即密验。”道教的咒语：a、“原来道家的人，早已发现六个字的重要性，实际上是六个音对人体器官的影响。这六个音就是所谓六气：嘘（口四）、呵、吹、呼、嘻。那些修神仙的道家人士们，清晨的时候，面对东方，在生气生发的那段时刻，发出这六声，引通体内的气脉。当发此六音，不是大声吹叫，而是轻轻地，声音的大小以自己可以听见为准，一直练习，每次作到腹中无气时为止。”b、牙疼咒：“牙疼方：虫是江南虫，身是赤勇子，合向草中藏。自何来咬人？牙齿钉在梁南头，一订永年死。急急如律令，敕摄。”“先叫牙疼人阿嗽三声，然后书七个虫字，香炉上度过，钉在南墙上。”

巫术：语言的巫术——谐音法。唐李冗《独异志》说：“鲍瑗家多丧及病，淳于智为筮之。封成云：‘宜入市门教十步，有一人持荆马鞭，便就马取，悬东北桑树上。无病，三年桑得财。’如其言，后穿井得钱及铜器二十万。”“丧”和“桑”同音。“鞭桑除丧”！

“密宗所谓的三密，就是身、口、意的三重的神秘。”“密宗之所以成为神秘的特点，它最重要的部分，便是神咒‘声密’的秘密。这里所谓的‘声密’，就是密宗所称三密之一的‘口密’，也便是一般人所谓的‘咒语’”。其实在佛教之前，古代印度文化的核心婆罗门就已经很是重视咒语的作用了。

南怀谨说：“甚至，是新的科学，正在追求银河系统的音波作用，但所研究的目标，也还没有转移到探索声音与宇宙万有生命关系的神秘作用。”“至于密宗所谓三密之一的‘口密’——‘声密’，在东密而言，它所根据的，是印度上古梵文字母的声与韵的组合。”“至于利用声音促使人与动物等的生命，得以启发生机，或者感受死亡的秘密等，在目前科学范围内，还是一片空白，尚须有待新的研究和努力。”（注：南怀瑾：《道家、密宗与东方神秘学》28页、30页、31页。）符和道教：a、《龙鱼河图》：“天遣玄女，下援黄帝兵信神符，制服蚩尤。黄帝出车决曰：蚩尤无道。帝讨之。梦西王母遣人以符授之，帝悟，立坛而请。有玄龟衔符从水中出，置之坛中，盖自是始传符箓。”b、“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泰山石敢当”。c、符其实都是汉字的一些特殊形体线条的组合。对汉语和汉字的分析和重新组合也是释梦的重要方式之一。玩弄语言文字是算命术的重要的技巧。在汉字的基础上产生了中国人特别喜欢的汉字游戏文化。

六、汉字和修辞

汉字和修辞的问题，一般说来，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是修辞在汉字产生方面的地位和作用；二是汉字在汉语修辞中的地位和作用。

修辞手法是汉字构造的重要方式。比喻、借代、夸张等修辞正是汉字中运用最广泛的手段。比喻，例如：“笔”，从竹，象竹子在风中所发出的声音。借代，例如：明＝日＋月。“鲜”＝鱼＋羊！“爱”中得有“心”！象征，例如“物”字是用牛来象征万物。

在汉字的基础上，汉语中产生了多种多样的修辞手法，例如：析字、组字、双关等。双关，例如海瑞的大大的“寿”字，包含着“生母七十大寿”6个小字。联边，指的是连续运用偏旁相同的汉字来提高表达效果。例如：迎送远近通达道，进退迟速游逍遥。（车马店对联）汉字游戏文化大都具有强烈的修辞色彩。汉字和修辞问题，更为重要的还是文言问题。

文言是人所皆知的，然而却是非常难下定义的一个东西。文言并不等于古代汉语，是文人创作的书面语言，它是在汉字的基础上形成的，是汉字的超方言、超口语的产物。正如张中行所说；“汉字与声音的关系很松散，因而它有多靠形状表示意义的能力，也因此就可以不随着口语移动，稳坐原地，建立自己的独立王国。”（注：张中行：《文言与白话》，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文言是超稳定的，这正如中国社会本身一样。文言的超稳定特点是由它的超时空的特点所决定的，而它超时空的特点是由汉字所赋予的。

文言最大的文化特点是简洁典雅。这是由一整套独特的修辞手段所组成的。文言所具有的这一套独特的修辞手段，正是古今汉语修辞的核心内容。在今天和以后，文言修辞手段依然是具有生命力的，是不可以轻视的。

汉语修辞学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现代汉语修辞学；（二）古代汉语修辞学；（三）文言修辞学。文言修辞学不同于现代汉语修辞学和古代汉语修辞学，是不能被前两者所代替的。

七、汉字和汉字文化圈

汉字是中国各个民族共同的财富。它帮助许多民族记载了自己的历史。不少民族在汉字的基础上创造了自己的文字。例如日本的平假名、片假名，都是在汉字传入以后在汉字基础上创造出来的。而且，即使是在其创造了本国的文字之后，日本还在继续使用汉字，在有关重要的文书记载方面，如法律或政治制度文献等，也还是运用主要以汉字构成的语汇来书写的。

韩国自从汉武帝在朝鲜半岛设置乐浪郡等四郡时候，就正式开始运用汉字了。当时，高级官员是汉王朝派遣的，下级官员是由朝鲜人担任的。行政单位的书写人员当然都是朝鲜人，使用的则全都是汉字。但是，汉字作为朝鲜民族的文化表达手段，是在“高句丽”、“百极”、“新罗”等三个王朝并列的三世纪时候。1443年，李朝第四代皇帝“世宗”制定朝鲜文字“训民正音”之后，汉字也还是占据着朝鲜民族正式场合里正统文字的地位。这种情况一直继续到最近。中国汉字对东方文明是有着重大贡献的。它帮助不少民族记载了他们古代的历史。日本、朝鲜、越南古代都曾经运用汉字记录过他们的文明。在很长的时间里，他们一直是使用汉字的。1954年在扶余发现的百济砂宅碑残留4行56个楷书字，是：甲寅年正月九日，奈祗城，砂宅智积，糠身日之易往，糠体月之难还，穿金以建珍堂，凿玉以立宝塔，巍巍慈容，吐神光以送云，峨峨悲貌，含圣明以……据研究确定，这是百济义慈王二年的作品——公元642年。碑文是运用汉字书写的中国式的六朝四六骈体文，所表达的是人生无常的感慨。正是汉字把朝鲜和中国联系而成了一个汉字文化圈。越南古代也长期使用汉字的。特别是唐代中国中央政府于公元679年在现在的越南首都“河内”（hanoi）设置“安南都护府”——一个监督、监视边界民族的机关之后，中国文化进一步渗透到越南，使得越南文化带有更多的汉语文化色彩。即使到了公元10世纪越南摆脱中国的属国的地位而独立之后，也还是继续推行汉语文化。特别是在李朝第三代皇帝“圣宗”时代，更加信仰儒学，在首都建立孔庙，实行科举制度，并规定汉字是公文所必须使用的正式文字。

在东方，不同民族的人，使用不同语言的人，在相互交际的时候，可以运用古代汉语的书面语——中国人说是“古文”，中国以外的人则称“汉文”——用笔来书面交流，在纸上进行交际活动，沟通思想，而不需要经过他人的翻译。我们完全可以认为，汉字、汉语、“汉文”在东方的地位，就如同拉丁语在欧洲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一样。“汉文”就是东方的拉丁语！汉字、汉语、“汉文”就这样造成了东方的汉字文化圈。这可以说是东方许多民族的共同认识。

在二战之后，汉字在韩国的运用受到了削弱。现在有些韩国学者发表文章认为，韩国经济增长率低的原因在于“排斥汉字采用朝鲜文字”。韩国总统和经济界人士支持这一看法，开始着手恢复汉字。

日本汉字教育振兴协会会长石井勋说：“领导世界经济发展的是新加坡、香港、台湾和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核心力量是华侨。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保卫汉字文化。没有哪一种文字能像汉字那样具有系统性和逻辑性。汉字是一种只需用眼睛就能思考、即使语言不同也能理解其意思的唯一一种文字。”日本《从头重奏》杂志1995年第1期文章《中国、韩国都在重新研究汉字和经济的密切关系》中说：“在不久的将来，汉字可能会成为全世界的共同文字。”

汉字传播着儒家文化，在东方世界上形成了儒家文化圈。儒家文化圈正是当今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也是下一个世纪最有希望的地区，是全世界所注意的一个热点地区。当前在世界上正兴起一个汉语热、汉字热、儒家热、东方文化热，在这个时候研究汉字、汉字和东方文化圈是很有意义的事情。汉字和汉语对形成东方学修辞观念的共性方面也是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的。

在修辞观念方面，东西方是有差异的。巴利在《语言活动与生活》中说：“吾等说话即战斗，因人间信念欲望意志等多不能完全吻合。此人所重，旁人未必重之；此人所轻旁人未必轻之。故意识别两人结构时，即不能不开始有语辞之战斗，运用语辞之战术，或辛辣，或委婉，或激动，或平和，或谦恭愁诉，其至或有伪善之气息。如此，方能攻倒对方，传达自己之意志，引起对方之行动，而说话之目的，方能达到。”（注：转引自徐芹庭《修辞学发微》14—15页，台湾中华书局1970年版。）而东方人则主张“修辞立其诚”，把修辞当做和谐人际关系的手段，是修身养性齐家的手段。

东方的修辞观念当然也决不是单一的，是不可以简单化的。但是，东方在修辞的基本观念方面的确是具有某种相似同一性的。例如日本学者今道友信在《美的相位与艺术》一书中说：“如果没有理性所占据的心美，也不会有语言的美。……在我国传统的思考方法中，有‘语灵’（语言具有不可思议的力量）这样一种观念。语言是真诚人的心，珍贵语言就是珍贵心。因此作为通过语言产生的美最终物正是心。艺术美正是通向美的道路。美正是美的心的象征。如果说语言在完成自己的任务中还有什么不足的话，即语言归根到底是理性，也就是心的力量，那么心的目的不正是在于美吗？”（注：今道友信：《美的相位与艺术》255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0年版。）日本的传统修辞观念同中国的传统修辞观念就具有极大的一致性。

日本修辞学的经典著作《文镜密府》是在中国古典修辞学的基础上产生的。产生之后，对中国修辞学又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五四”以后的中国修辞学是接受了日本修辞学的积极影响的。朝鲜、韩国、越南等国修辞学同中国修辞学的关系，也有类似现象。因此，加强中国修辞学同日本、朝鲜、韩国、越南等国的修辞学之间的历史和交流和相互影响方面的研究，也是很有必要的。

把日语、韩语和汉语同汉文化、韩文化和日本文化联系来进行的对比研究，这是很有价值的。例如在数词方面，日本、韩国、中国具有相似的禁忌和崇拜的对象，都忌讳“四”，都是因为与“死”同音或音近。日本人和中国人一样地崇拜“8”！1966年日本人称之为“平成八年。“平成八年8月”中三个8相连，就代表着“八方运来，吉祥如意”。在日语中，8的发音与“哈”相类似，“888”就成了“哈哈哈”，这一天便成了“笑之日”。1996年8月8日上午8时8分8秒。日本东京，有一位著名的漫画家还向人们了《笑日宣言》。在中国，带上“8”的号码是价值连城。

八、修辞的原则：得体性——诚和达

郑远汉在《论同义形式选择》中（注：《武汉大学学报》1990年2期。又编入《修辞面面观》武汉出版社1994年版。）谈到了同义形式的选择原则。他提出了四个原则：（一）重心原则；（二）连贯原则；（三）情绪原则；（四）美感原则。对其中的每一条规则都作了专门的论述，并且列举了例子来加以证明。就其中的每一条规则而言，都是可以成立的，没有疑问的。在科学中，提出一个有实例可以证明的假设，并不困难。列宁曾经说过：在社会科学中，任何奇谈怪论，都可以找到实例来证明。对科学来说，找到实例来证明，这还不是最重要的事情。进一步说，这四条都是同义手段选择的具体要求，这也是没有错误的。

问题在于：同义手段的选择原则就只有这四条原则么？这四条原则已经包括了同义手段的选择原则的全部内容了么？我们认为，并不是。而且，似乎，也并不一定就是同义手段选择的最重要的原则。

问题还在于，这四条原则，似乎并不处在同一个层面上！重心原则和连贯原则是就话语的结构而言的，而情绪原则是从主体的感情角度看问题的。至于美感原则则是贯穿在一切方面的，或者说是处在其他原则之上的一个原则吧。郑远汉是比较的重视逻辑性的，但是，这里的“四项原则”之间缺乏内在的逻辑联系，没有并列关系，是难以并列的。

在我们看来，同义手段选择的原则只有一个，那就是“得体性原则”！得体就是适度，合乎比例，如黄金分割律，就是美。所以，也可以认为，美感原则是得体性原则的最重要的因素，一个贯穿始终的因素，因为人类是爱美的动物，爱美之心人人皆有，只有美者是得体的，才会被认为是得体的。得体性原则同美质原则是统一的。从本质上看，只有美的东西才是得体的，而得体的东西也一定是美的。你也可以说，得体性原则同美的原则其实就是一回事情，而重心原则、连贯原则、情绪原则等都只是得体性原则的具体内容而已。

得体性原则不仅是同义手段的选择原则，也是修辞学的最高原则。修辞学是研究交际活动中语言的表达效果的学问，而最佳表达效果的获得就取决于得体性原则的满足程度。从某种意义上说，所谓修辞学也就是得体之学！我们完全可以以得体性为纲建立一个全新的修辞学体系。在中国传统修辞学中，有两个最基本的概念，就是：“诚”和“达”。“修辞立其诚”。“辞达而已”。这其实就是得体性原则的具体要求。

修辞学的名声不太好。80年代以来，中国的修辞学者经常抱怨修辞学在学术界的地位不高，社会形象很不妙。我们应当这样来看待这个问题：不要老是抱怨，不要老是指责他人。还是多想想自己。修辞学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的呢？为什么别人不重视我们？怎样才能使得别人非重视不可呢？

在我们看来，这就在于修辞学，尤其是现代修辞学往往忘记了得体性原则，忽视了“诚”和“达”。而要想从根本上来改变修辞学的社会形象，恐怕也只有从“诚”和“达”方面开始。

得体性原则从本质上看，是一种文化心理现象。从这个意义上看，你也可以把修辞学归入文化学和心理学之中去，作为广义的文化学和心理学的一个部分。这正如，汽车的生产是一个机器制造范围内问题，但是，驾驶汽车却主要是一种社会行为，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机器操作的问题。

文化和心理有种族、时代和地域的差别。交际活动中的得体性原则也有种族、时代和地域的差异。但是，在不同的种族、时代和地域中，毕竟是同大于异的。所以得体性原则是人类交际活动中的共同概念。

从这一点上看，修辞学也就可以区分为一般修辞学和个别修辞学。一般修辞学研究不同种族、时代和地域所共同的修辞规律规则。而个别修辞学主要研究特定的种族、时代和地域的特殊的修辞现象和规律规则。而个别修辞学主要研究特定的种族、时代和地域有不同的修辞，往往忽视了不同的种族、时代和地域之中也有共同的修辞规律规则，而且这是更重要的更主要的。今天的修辞学应当重视对于不同种族、时代和地域之间所共同的一般规律规则的研究，把建立一般修辞学的任务提到日程上来。

文化和心理现象是有阶级的差异的，那么，作为修辞的最高原则的得体性，在阶级社会里，似乎也应当多少有一些阶级的差异吧？这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值得研究的。

得体性原则和美感原则的关系是很值得认真研究一番的。两者之间虽然有一致的地方，可也有不一致的时候和地方。既有得体但却不美的现象，也有美而不得体的现象。而且，得体和美也都可以有主观的和客观的区别、个人的和集体的不同，种族的、时代的和地域的差异。

【参考文献】

〔1〕王希杰主编：《汉语修辞和汉文化论集》，河海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2〕张中行：《文言和白话》，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海南出版社1986年版。

〔4〕刘志诚：《汉字和华夏文化》，巴蜀出版社1995年版。

〔5〕陈玉龙等：《汉文化论纲——兼论中朝中日中越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会师1993年版。

〔6〕周振鹤、游汝杰：《方言和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汉文化篇4

关键词：建筑；建筑文化；文化结构；文化内涵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建筑已成为人类文化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筑的文化属性已为许多建筑师所确认。“文化是历史的积淀，存留于城市和建筑中，融会在人们的生活中，对城市的建造、市民的观念和行为起着无形的影响，是城市和建筑之魂。”建筑，是在一定地方与乡土上的为人们生活需求所组织的人为空间。建筑是文化的载体，是记载人类文化发展的石头的史书。建筑文化通过有形的物质建筑空间凝聚着人们精神领域的需求，反映着人们的精神世界。人类社会越是向前发展，建筑创作的诱发力就越是需要深化对建筑文化的认识。

千百年来形成的中国建筑文化，是我国各民族长时期共同熔铸的多元一体的文化，又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民族韵味。从传统的“中原文化”、“吴文化”、“楚文化”等，到现代的“海派建筑”、“岭南建筑”等。地处荆楚之地的江城武汉，是一座部级历史文化名城，是楚文化的中心，在这里曾先后孕育了新石器的早期文明、商周青铜文明、明清商业文化、近代西方殖民等文化形态型，经历了辉煌灿烂的里程。在各个历史时期，由于其地理位置的优越，她以海纳百川的气魄吸纳了众多外来文化，形成了一座真正文化多元的，兼有山水特色的大都市，创造了极富特色的建筑文化景观。

总体来说，当代武汉建筑文化的特征有如下几个特点：

1.就形态上来说，古今中外兼收并蓄，不拘一格。

2.建筑形式不断创新，有时代性。

3.在建筑群体中，各种建筑形式和风格并存，互相包容，互相协调。

4.住宅或其它公共建筑无不受外来建筑文化的影响，这也是武汉当代建筑文化的最大特征。

武汉城市建筑的文化结构

从结构上探讨当代武汉城市建筑的文化特征，有两点是十分鲜明的，其一是结构上的二重性特征；其二是结构上的二元性特征。通过对这两点特征做整体上的综合分析，可以更加准确地展示当代武汉城市建筑文化在中国大文化系统中所处的地位和内在联系。

一、重构造性

建筑文化是指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背景以及所属地区的地域特征等在群体或个体建成环境的反映。而此“文化”是由“内核”文化与“外缘”文化构成的：“内核”文化是指一种文化长期以来形成的本质的东西，它是古老的、纯粹的、发育完善而自生根的文化；而“外缘”文化是新形成的文化，或是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包容，它是年轻的、非纯粹的，发育尚不完全，也非自生根的文化。内核文化具有强大的持续传延能力.当我们超越一个地区建筑的表象内容去追寻隐匿其后的渊源所在时，就会发现其本质的东西、精髓的东曲-是一脉相承的。

汇处，贯通南北.承接东两，战争时为兵家必争之地，和平时为经济富庶、商贾云集之处。依据夏《禹贡》记载，江汉平原一带属于所分的九州之一的“荆州”，当时已经创造了与黄河流域一样辉煌的文明。商代修筑的盘龙古城，显示了当时楚人（最早生活在汉江流域的楚山一带，后移居江汉平原，接受中原等地的先进文化）在礼制、科技方而的杰出成就。与中原文化相比，楚文化起源于商周文明的青铜文化之后。其有利的生产条件和通达的地域特征决定了楚人的文化是中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并与东吴、南粤、巴蜀交融，是极其多元和包容的。楚人喜欢筑景榭于台上，撷取商周文化雄伟的台、吴越文化中空灵的榭，建筑与景色随朝晖夕阴变化，似云缭雾绕，这是其所独创的。现存的建筑遗迹和器物反映出楚文化恢弘的气度，精致绝美的品质，凌厉坚毅的风骨，在中华先秦文明史上独树一帜。

楚文化对武汉建筑文化的影响是一个历史传承的过程，是武汉建筑文化的“内核”文化。因此，武汉的建筑文化受其影响较深。当1861年辟汉口为通商口岸后，武汉成为多种内核文化的“交会点”，产生了新的城市文化并向周围地区辐射，使“外缘”文化向“内核”文化转换。但是，由于这些“内核”文化在不同的区域之间存在力度上的差异，因此，武汉不同的城区产生了代表不同文化的建筑，这是武汉城市建筑文化结构的一个主要特征。

二、二元结构性

文化上的二元结构是近代中国城市文化的一个主要共性特征，这一特征在不同的城市中，由于基础文化的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个性。在中国漫长的文明史中，封建社会是我国古典建筑的最高代表。中国的古典建筑形成了一套完善的独特的体系，总的来说，这一体系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之中变化甚微，而这与我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是分不开的。相应的社会制度、建筑也获得了这一时期的平衡。但中国地域辽阔，民族又多，中国建筑传统文化的形成离不开这些地域文化的交融；其次，中国建筑传统文化也是在借鉴、吸收世界上许多民族建筑文化元素的基础上而逐步发展形成的，这是对世界文化的融合。以上两者是中国建筑传统文化形成过程巾的两个方面。因此。城市文化近代化必然会受到来自内外古今的多重闲扰，呈现出传统与近代、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互为对立又交织共生的二元性特征。

总之，在建筑群体中，各种建筑形式和风格并存，互相包容。建筑与文化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建筑文化的发展势必与时代的进程同步。当代的武汉建筑文化立足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地域特色，结合现代社会的需要创造出具有新时代感的特征。因此，我们在把传统建筑设计思想运用到现代建筑创作中，结合多元化的建筑创作思想，把武汉的建筑文化发扬光大。（作者单位：武汉纺织大学）

参考文献：

[1]赵万民.人居环境地域文化论[D].东南大学出版社.2008.10.1

[2]徐晓庚，白雪.楚艺术地理[M].山东美术出版社.2005.1.1

[3]梁一儒.民族审美文化论[M].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3.1

[4]高介华.建筑与文化论集[M].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

汉文化篇5

现存最早成体系的汉字甲骨文，主要就是对商代占卜活动的记录。而且其中有些汉字的构形，就是直接取向于当时的龟甲占卜法。除了在《汉字发展的文化解读》一文中讲过的“卜”字之外，还有“兆”、“占”等。“卜”是灼烤龟甲时出现的裂缝的形象，不同的样式代表着神的不同旨意，占卜者就是根据这些裂缝来领会神的指引。而“兆”、“占”二字也都与这些裂缝的纹路有关。著名甲骨学家董作宾指出，“兆”字的甲骨文字形，显然是一个由若干条龟甲裂纹组成的图形。汉代贾公彦在注《周礼・占人》时，则对“兆”字中各个方向的裂纹都赋予了五行的属性：“其兆直上向背者为木兆，直下向足者为水兆，邪向背者为火兆，邪向下者为金兆，横者为土兆。”这种解释已经是将后来的阴阳五行观念融入其中了，在殷商时期朴素的龟甲卜法中，还不可能有如此复杂的寓意。但不管当时的寓意是简单还是复杂，都必须由占卜者去认真地分析领会，然后用言语或者文字表达出来，这样一个过程就叫做“占”。“占”字从口从卜，正是表示要用口把卜兆所蕴含的意义说出来。《说文解字》说“占，视兆问也。”也就是说，占卜者审视兆纹，询问神灵的旨意是否像他所理解的那样。当时人们就是用这种方式与神进行沟通的。

古代除用龟甲占卜法之外，还有一种取材更为方便的筮占法，即用蓍草进行占卜。据说这是一种“百茎共一根”的神草，与神龟一样具有灵性，因此可以用来作为占卜的材料。筮占法的具体操作过程比较复杂，简单地说这是一种利用蓍草数量的奇偶进行占卜的方法。一般认为是用50根蓍草，经过多次的分取，看最后手中所余之数是奇是偶，如此运作三次，即可得出三个数字。然后，占卜者根据三个数的奇偶及其先后次序，来判断所卜之事的吉凶。用奇偶两种数字，每三个为一组进行排列组合，只可能有八种结果：奇奇奇、偶偶偶、偶偶奇、奇奇偶、偶奇偶、奇偶奇、奇偶偶、偶奇奇，这就是所谓的八卦。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八卦，是用一长横和两短横分别表示阴爻（偶数）和阳爻（奇数）的，但新发现的出土资料表明，早期八卦的每一个卦爻都是具体的数目字。由此可见，筮占法与数字计算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这种方法所用的“蓍草”很可能就是当时的计算工具――算筹。唐兰先生曾在《中国文字学》中说：“八卦的一画（指画成八卦阴阳爻的横画）和一字的一画，很难区别，所以即使它们本身不是文字，也常被认为是文字所取像的。但是，照我的意见，八卦的起源是用算筹来布成爻，古文‘学’字也就像两手布爻的形状。”的确，图1这组甲骨文的“学”字，正像两只手摆弄算筹的样子，其中的“×”就是数字“五”，“”就是数字“六”。有的只摆了一个“×”或“”，有的则摆成了“×”和“”的组合。如果摆成了两个“×”，就组成了甲骨文的“爻”字。甲骨文的“教”（图2）也与布爻有关，其构形就像有人手持算筹，教小孩布爻的场景。至于这种场景中孩子们到底是在学习算数，还是在学习摆卦，恐怕现在已经很难去推究了。

从汉代开始，就有人将八卦和汉字的起源联系起来。许慎《说文解字・叙》说：“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许慎认为，在“仓颉造字”之前，先有八卦，但他并没有明言八卦为汉字之源。而汉人所作的《易讳・乾凿度》一书则认为，八卦的卦象就是“天”、“地”、“火”、“水”、“风”、“雷”、“山”、“泽”八个字的古文。近代小学家刘师培作出了更加明确的论断：“大约《易经》六十四卦，为文字之祖。”直到现在，仍然有人坚持这种观点，说八卦与文字的关系很密切，如八卦的一个阳爻即演变为汉字“一”，两个阳爻即演变为汉字“二”，三个阳爻即演变为汉字“三”。从八卦的起源和发展来看，这种观点显然是站不住脚的。我们不能因为“爻”、“教”、“学”等字取向于布爻的场景，就认为汉字起源于八卦。

上述两种占卜方法都是与古文字发生某种联系的，汉字进入今文字阶段以后，又出现了一种以今文字形体为基础的新的占卜方法――测字。测字术大致起源于汉代，当时人们使用的是隶书字形，他们不懂得隶书是由古文字演变过来的，而是按照隶书的字形去说解字义，于是便出现了“止戈为武”、“虫皿为蛊”、“马头人为长”等带有主观臆测性的解释。测字术的产生正是在这类解释中得到了启发。占卜者根据占卜的需要，对隶楷字形进行部件拆分，用拆出的部件的意义组合，去附会问卜人的命运。例如，明朝末年，李自成起义，兵势非常浩大，大明江山摇摇欲坠。当时的崇祯皇帝对自己的前途深感忧虑。一天，他在街上看到一个算命先生在测字，听说这位算命先生测得非常准，就想让算命先生测一下大明的江山。他说：“帮我测一个‘朋友’的‘友’字吧。”测字先生说：“这个‘朋友’的‘友’，非常不好。”崇祯皇帝忙问为何不好，那人回答说：“你问的是江山社稷的事。‘友’字是‘造反’的‘反’字出头，而且是左边也出头，上边也出头。反王要到处出头，说明你大明的江山难保了。”崇祯皇帝听了很害怕，连忙说：“那我不测这个‘朋友’的‘友’，我想测一个‘有没有’的‘有’。”算命先生说：“这个字也不好。‘有没有’的‘有’，左上边是大明的‘大’，少了一捺；下边是个‘月’字，相当于‘明’少了左边的‘日’。所以，从这个‘有没有’的‘有’字来看，大明的江山已经去了一半了。”这时崇祯皇帝更害怕了，说：“这个字我也不测了。我想测一个‘申酉戌亥’的‘酉’字。”算命先生看了看这个字后，说：“这个字，我不敢测。”崇祯皇帝说：“为什么不敢测呢？”他说：“这个字，我若说出来，恐怕我性命难保啊！”崇祯皇帝说：“没关系，你只管说吧。”那人迟疑了一下，说：“这个‘酉’字，是尊敬的‘尊’，上面没有两点，下边没有‘寸’。皇上是至尊，这个‘尊’字上面没有头，下面没有脚。看来，皇上的未来很不妙哇！”崇祯皇帝听后，慌忙回宫去了。不久，李自成攻入北京城，崇祯皇帝无奈吊死在煤山上。

这种测字的做法，看起来就如同文字游戏一般，但在文字只被少数人所掌握的年代里，普通百姓对测字术确实是心怀敬畏的。测字术在唐代走向成熟，当时测字的一些基本方法大都已经出现，再加上一些上层统治者的重视，对测字术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北宋时期，测字术开始进一步理论化，易学家邵雍的《五行六神贞诀》，将测字术与阴阳五行、六神八卦等学说相融合，使测字术有了较大的发展，也将汉字的神秘色彩推向了极致。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汉文化篇6

道德与逍遥构筑了汉文化的核心，那么道德与逍遥又缘何而来呢?徐复观在他的《中国艺术精神》中对中国文化的起源做了游戏说的阐释，赫伊津哈也在《游戏的人》中论断了游戏先于文化的观点，他认为游戏的长期举办恰似心灵的一种崭新的创造，一种被记忆保存下来的财富，它可以传达，可以成为传统。对于中国人文化来说，游戏之词显得过于浮躁，而休闲则更意味深长些。在休闲中的心性顿悟被中国人修养成了道德，休闲中产生的特殊感觉则被中国人成了体悟逍遥，汉文化由此而生。可以说是自由创造了文化。

茶，作为一种休闲时的必备饮品不仅是汉文化中一个博大精深的代表，也体现了汉文化中道德与逍遥的核心。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代已有茶的记载，西汉末年已有“武阳买茶”是初级茶叶贸易形态，但先秦到魏晋南北朝对饮茶的认识，主要还限于药用、解渴、解酒、佐餐、祭祀、养生等功用性的方面。而将茶看成某种精神旨趣的倾向则是来自于僧道在修炼时的饮用。陆羽在《茶经》中多次引述了两晋和南朝时僧道饮用茶叶的史料。其中引录的《释道该说续名人传》称“释法瑶，姓杨氏，河东人，永嘉中过江，遇沈台真君武康小山寺，年垂悬车，饭所饮茶。”又摘引的《宋录》称，“新安王子鸾，豫章王子尚，诣昙济道人于八公山，道人设茶茗，子尚味之曰‘此甘露也，何言茶茗’?”。魏晋南北朝僧道休闲时的尚茶之风让饮茶风尚由南向北在全国范围逐渐普及，也渐渐地让品茗成为一种文化。并使中国茶文化终于走向完善和成熟。

憎道的助澜

最早对茶的精神功能引起重视的是道家。两晋南北朝的许多传说中，往往把饮茶与神仙故事结合起来。《宋录》载，有昙济道人以茶茗待客。著名道士兼医学家陶弘景曾作《杂录》，说茶能轻身换骨，所以传说中的神仙丹丘子、黄山君都饮茶。

在唐代道士之中，喜欢喝茶的也不乏其人。道士施启吾将“越碗初盛蜀茗新，薄云轻处搅来匀，”认为可以与“琼浆”相比美《蜀茗词》。李商隐的《即目》诗描绘了道士用茶伴棋的情景‘“小鼎煎茶面曲江，白须道士竹间棋。”唐代著名道家茶人大概首推女道士李冶(又名李季兰)，她与陆羽交情很深，德宗朝时与陆羽。皎然在苕溪组织诗会时，道士们还以茶待客。温庭筠的《西陵道士茶歌》，描述的的则是西陵道士煎茶和饮茶的情沉，更是传神传情：乳窦溅溅遇石脉，绿尘愁草春江色。涧花入井水味香，山月当人松影直。仙翁白扇霜鸟翎，拂坛夜读《黄庭经》。疏香皓齿有馀味，更觉鹤心通杏冥。“品啜名茶成为了道±的一六快事，在品茶的过程中道士们认为心灵深处已经和仙境相通。

茶叶在道士手中成为圣品。宋代文学家、史学家欧阳修曾将名贵的龙团茶赠送给”来似浮云去无迹的颖阳道士青霞客。元代曾任东平府学正的散曲名家张养浩游泰山时，也品尝道观茶饮，留下，鼎铛百沸失膏火，风水万里忘萍逢的诗句。明代朱权晚年兼修释老，他沉缅干茶道之中，主要是为了“探虚玄而参造化，清心神而出尘表。清末刘鹗为创作《老残蔚记》，曾多次游历泰山，了解泰山风俗民情，所以第一回写老残与慧生夫妇游岱庙雨花道院，就见道士端出茶盒，大家吃了茶。道教在打醮，即祭祀祈祷作法事时，献茶也是其中的程式之一。道家视茶为得道成仙的辅助工具，正如唐代的卢仝《走笔谢盂诔议寄新茶》诗中所论述的七碗茶了，“一碗喉吻润。二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惟有文章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轻。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腑习习清风生。蓬莱山，在何处，玉川子乘此清风欲归去。”道家视茶为辅助得道的原因无非是茶在清润止渴之余给人的那种成仙后的逍遥之感，这种在修道闲暇之余的自我感觉不得不说是茶文化的一个制造契机。

除了道家感受的逍遥之外，佛家的饮茶风尚也成为茶文化平添了几许禅意。唐代的禅宗十分兴盛，僧人坐禅修行，“过午不食”，不可饮酒，戒荤吃素，以求解脱。要求做到跏趺而坐，头正背直，不动不摇，不委不倚。因而，需要有种既符合佛教规戒，又能消除坐禅带来的疲劳和补充“过午不食”的营养。茶叶中的各种丰富的营养成分，提神生津的药理功能。自然使茶成了僧侣们最理想的平和饮料。

禅宗重视“坐禅修行”，要求排除所有的杂念，专注于一境，以达到身心“轻安”，观照“明净”的状态。佛教禅宗主张圆通，佛教在茶中溶进“清静”思想，茶人希望通过饮茶把自己与山水，自然融为一体，在饮茶中美好的韵律、精神开释。在茶中得到精神寄托也是一种“悟”，说饮茶可得道，茶中有道，佛与茶便连结起来。由茶悟佛，僧人在茶中体悟到了佛性。禅理，为茶加注了感悟与生命的协调，禅师待客的杯茶总能让闲暇之余给以心灵上的涤静与道德上的顿想。这种在休闲悟性中孕育出来的茶文化不得不说是道德上的浸泡。道家视茶为辅助得道的原因无非是茶在清润止渴之余给人的那种成仙后的逍遥之感这种在修道闲暇之余的自我感觉不得不说是茶文化的一个制造契机。

士大夫的推崇

僧道的饮茶习俗对民间饮茶产生了重大影响。据唐代封演的《封氏闻见记》记载，“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至盛唐，“王公朝士，无不饮者。”文人间时兴茶会、茶诗，这影响到上层统治者，慢慢出现了官办的大型茶宴。饮茶遂成风俗。唐代条文化与文人士大夫密切相关，茶为诗人所饮，激发了他们创作热情，咏茶诗佳作迭出，唐代传下来的茶文、茶诗，茶话、茶歌等，都大大超过了唐代以前的任何时代。杰出的诗人有李白、杜甫、白居易等等，留下了为世人称颂的作品。诗有茶更清新，茶有诗更高妙。唐代释皎然在其《饮茶歌绡崔石使君》中云，一饮涤昏寐，情来朗爽满天地。在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清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此物清高世莫知，世人饮酒多自欺……熟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在饮茶过程中士大夫们可以隐逸出世之中，品味人生世事，自得其道。说自了“道”便是逍遥于道德。而茶则是这种精神的载体。这便是茶文化了，于诗书，琴棋、园林、书法并列为士大夫文化艺术之一。

宋代中国封建集权制度大为强化，士大夫们制国无望，更将志趣“寓之于茶”，士大夫们的精神修养和生活志趣逐渐失去汉唐文化的恢宏，“茶文化”也随之形成至精至美而又十分狭小的艺术空间。宋人说“道辅无所发其辩，而寓之与茶，为世外淡泊之好，以此高韵辅精理者”。寓意愈深，作为艺术便也愈加写意。愈加具有写明的人格意义。茶文化，也可以直接说“茶道”至两宋而造极，且从选茗、蓄水，备具、烹煎，品饮直至环境礼仪等一整套艺术直至明清相传不衰。

明代朱权改革了传统茶道，“取烹茶之法，末茶之具，宗新改易，

自成一家”(《茶谱》)。他晚年崇尚道家思想，认为茶发“自然之性”，饮者要“清心神”、“参造化”、“通仙灵”。追求秉于性灵、回归自然的境界。明清时代，由于紫砂茶壶的兴起，茶由煮向冲泡发展，茶道程序由复杂转向简单。但茶道仍重用水、茶具。茶叶俱佳，并要“造时精，藏时燥，泡时洁。精、燥、洁，茶道尽矣。”“饮茶以客少为责，客众则喧，喧则雅趣乏矣。“(明代张源《茶录》)现代茶道虽然衰微，却未失传。恩据《金陵野史》载抗战之前，中国茶道专家夏自怡曾在金陵举行茶道集会，所用的四川蒙山野茶，野明前、狮峰明前等三种名茶，烹茶之水汲自雨花台第二泉，茶道过程有献茗、受茗、闻香、观色、尝味、反盏六项礼序。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传统的茶道又得到复兴和弘扬，出现了众多的流派，涌现了一批有影响的茶艺队。锦武嘉业便是其中独树一帜的一支。

锦武嘉业从2000年进入北京市场以来，短短几年。它已在北京、东北，华北地区为数十家茶馆进行了前期导入和托管服。这些为锦武嘉业积累了良好的口碑和品牌效应，也使锦武嘉业拥有了丰富的茶馆开业筹备、经营管理和培训经验。

在这期间，锦武嘉业开发了自己的茶叶品牌一福缘绿茶和花草保健茶，以弘扬茶文化为宗旨。静茶艺和茶服务推向了餐饮业，并获得了餐饮行业的接受和认同。现在，餐前茶已成为北京中高档餐饮中竞相推出的高附加值服务。

为顺应市场需求，锦武嘉业依托数年的行业经验，创立了独立的茶馆加盟品牌“煎茶水记”。“煎茶水记”以销售和品茗相结合的全新经营模式，解决了茶馆的淡旺季问题和前期磨合期长的问题，锦武嘉业茶文化的注重对增长了茶馆的生命力，缩短了茶馆投资回收期，为茶馆业的兴旺注入了新的活力。在重视茶馆的服务质量与服务环境的同时，锦武嘉业还为喜爱汉文化的饮着开设了关于茶道的三类进修班，进修班针对喜欢汉文化以及茶道的人群做了系统而别致的授课计划。也让人在饮茶休闲之余对汉文化做系统的了解和掌握。

汉文化篇7

关键词：文化意蕴；视角；汉字教学；字族

中图分类号：H19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25-0159-02

著名德国汉字教学专家柯彼得曾说过：“学习汉语最大的难关就是中国的传统汉字”。汉字作为一个庞大的体系，不仅数量多，而且难读、难辨、难写，一直被普遍认为是留学生汉语学习中非常难以跨越的障碍。而汉字作为记录汉语的符号，属表意文字，它不止呈现了汉语的音和义，还蕴含了先民们的智慧和中华文化独特的魅力。通过研究汉字蕴含的文化，指导对外汉字教学，是对外汉语教学中的重要课题。

一、汉字的文化意蕴

汉字属自源文字，它的产生使中国哲学、文化和历史得以记载和流传。古巴比伦的“楔形文字”、古埃及的“圣书字”的消失导致古巴比伦、古埃及的古代文化的失传。因此汉字成为了现代世界上仅存的表意文字，并且作为汉文化的载体一直延续至今，有学者把汉字称作中国的“第五大发明”。汉字直观、形象、概括，其背后蕴藏着丰富的汉民族的认识方法、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等文化特征。“汉字据义造形，以形表义，承载了汉民族丰富的历史文化积淀。”[1]既道出了汉字的工具性，又指出了汉字文化传承的功能。“这一文字符号，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审美意蕴，在科技发展的今天，反而越来越显示出它的光彩。”[2]汉字承载着无数中华民族丰富而深厚的历史文化信息，代表汉民族文化，具有独特的学习和研究意义。“汉字的表意特性使其在形义之间、音义之间、字义变异的联系中，常能折射出古代社会的某种文化烙印，且在其形、音、义的历史演变中进一步透视出文化变异的信息。”[3]因此，汉字素有“历史文化化石”之美称。在男主外、女主内的父系社会里“男”字和“妇”字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田”字代表的是田地和小路，而“力”是手臂的象形，两个字合起来，就表示田间劳作的主外的男人。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到“男，丈夫也。从田从力，言男用力于田也。”甲骨文里，“妇”字左边是女子的形象，右边是扫帚的形状，合起来就表示拿着扫帚主内持家的女子。许慎在《说文解字》中也说到“妇，服也。从女持帚，洒扫也。”

二、汉字的文化意蕴对汉字教学的重要意义

对外汉语汉字教学是以外国人为教学对象，以现代汉字为教学内容，用汉语教学方法进行教学，让留学生掌握汉字及运用技能的教学活动。汉字教学包括讲解汉字的音、形、义，汉字的认读和书写。汉字属于语素文字，在很大程度上，留学生掌握汉字的数量和汉语水平的高低成正比。汉字的文化意蕴是汉字的组成部分，在汉字教学中，注入汉字的文化信息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1.寓汉字文化于汉字教学中有利于文化渗透。文化信息是语言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准确理解和掌握汉字，就必须了解汉字所属的文化。在汉字学习过程中，仅仅注意汉字的结构形式而缺乏对其深层次文化知识的了解，就不会充分领会该语言所包蕴的深层内容和意义，学习很难深人。“汉语文化因素包含在汉语的词汇系统、语法系统和语用系统中。学习中国文化知识除了直接有助于汉语水平的提高，还对提高学习者的文化素养和道德修养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4]在汉字教学中，导入文化知识，有利于中国文化的传播和渗透。

2.寓汉字文化于汉字教学中有利于汉字的读辩。汉字属音义文字，完全不同于拼音文字，对于很多留学生来说，汉字就仿佛一幅幅抽象的图片，音义之间很难找出规律。在教学中，很多欧美留学生直接放弃汉字的读写，仅进行汉语的听说训练，这种“重听说，轻读写”的学习方式直接影响到听、说、读、写能力的平衡发展，也不利于汉语学习的深入。“汉字教学的时候，应该相应地对汉字结构进行系统的科学分析。分析的系统性越深，教学的效果越好，因为学生在分析的基础上才意识到汉字结构的内在规律，他的记忆由此会得到支持。”[5]在教学中，适当讲解汉字的造字理据，通过声旁形旁的讲解，把难读难辨的汉字通过归类整理，有利于汉字的读辩和记忆，优化汉字学习过程。

3.寓汉字文化于汉字教学中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兴趣是任何学习的最好的老师，学习汉语也不例外。留学生有着不同的汉语学习的目的，但在学习的初级阶段，他们都充满了对汉语的好奇和新鲜感。对外汉语教师应当不失时机地充分利用留学生的这种情感因素，积极地激发并保持他们对学习汉字的兴趣。传统的汉字讲授的方法是留学生在“机械、枯燥的符号记忆中很难找到学习的乐趣与快乐，更不用说有效提高汉字学习的效率了。”[6]而汉字所蕴含的文化信息能赋予汉字无穷的生命力，是促进汉字学习的一剂良方，大多数留学生对中国的文化是相当感兴趣的，因此，加入文化元素的汉字教学也可以是生动有趣的，是留学生乐于接受的。

三、结合汉字的文化意蕴谈汉字教学的策略

“在汉字教学中不可能不涉及汉字文化及其相关问题，但我们不能把汉字教学的重点放在文化揭示和知识讲授方面。汉字教学虽然涉及文化，但是汉字教学不是文化教学。”[7]因此，我们首先应当明确文化教学和汉字教学是不同的概念，汉字的文化意蕴是汉字教学的一个部分，利用汉字蕴含的文化信息促进汉字教学。在汉字教学过程中，要因字制宜、因字施教，根据不同的汉字类型，针对不同的教学对象及教学环境，采用不同的教学策略。

1.导入汉字文化故事，进行汉字教学。讲解汉字所蕴含的文化故事，既能使留学生深刻了解汉字的词汇意义及其文化信息，还能让其深入体会中华文化的深邃和广博，不断增加留学生汉语学习的兴趣。在汉文化里，竹、梅、松被文人墨客称为“岁寒三友”。在中国人的观念里，竹子高直挺拔、四季常青、中空有节、质地坚挺，人们常用“高风亮节”形容它。清代诗人郑燮在其《竹石》一诗中用“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表达了对竹子的赞赏。梅花开独先天下春，花中气节最高坚。梅花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早已不仅仅是一种花卉，它已成为一定社会背景下人们精神追求的目标。面对充满故事和深刻文化意义的汉字，任何人都不可能失去兴趣。

2.分析汉字的字义信息，进行汉字教学。汉字是由音、形、义三个部分组成的语素文字，音形可以变化，但字义却基本不变，它的性质使汉字教学具有了一定的特殊性。因此，在汉字教学中，把握汉字的字义信息，能很好的促进汉字教学。现代汉字中的“女”字，字形由篆而隶而楷，但基本字义保持不变。在《说文解字》一书中有“女”字组成的合体字大约244个，比如“姐、妹、姑、嫂、婚、姓、娶、妻”等。“女”是一个可以组成多字结构的基本语素，把其前置有“女儿、女婿、女工、女方、女士、女权、女仆”等，后置有“少女、妇女、闺女、美女、才女、侍女”等。根据“女”字字义，就可认知由其组合的合体字及其与之有关的词语的意义。因此，汉字的字义信息是对外汉字教学中不可缺少的内容，讲解汉字构型和构词的原理，可以促进留学生汉字的记忆能力及加强其组词造句的能力。

3.解析汉字的字形结构，进行汉字教学。六书是我国古代分析文字的理论，有助于研究汉字史、了解汉字的结构方式和理解汉字的表意性特点。“六书”中的象形和指事字是独体字，即以笔画为单位构成的字，它是一个囫囵的整体，就像古埃及的文字一样，是一幅幅的图画，不能分为两个或几个偏旁，会意和形声字都是合体字，即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偏旁组成的字。对于象形字、指示字和会意字的教学，最为生动形象和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就是古文字形图解。“山”就像一座大山的样子，在一群山的中间有一座高高的山峰。“水”本来画作流水的形状，现在把它变成三点水，放在跟水有关的字的左边。在汉字里面，跟水有关的字的左边，一般有三点水旁，比如汗、河、江、流。跟人有关的字就用人字旁，如你、他、们及表示人靠在树上休息的“休”等。形声字由偏旁构成，偏旁大多具有表意或表音功能，现在我们使用的汉字中形声字占85%以上。掌握汉字的构字偏旁，可以简化汉字的学习。“所以在教学中，应教会学生常用的汉字偏旁以及它们的功能和意义，这不仅能帮助他们尽快记住一个字的形、音、义，同时也能提高他们在阅读中的猜字能力、培养阅读兴趣”[8]。“樱”字，形旁是“木”，表示它是一种树木，声旁是“婴”，表示它的发音与“婴”字一样；“篮”字形旁是“竹”，表示它是竹制物品，声旁是“监”，表示它的发音与“监”字相近；“齿”字的下方是形旁，画出了牙齿的形状，上方的“止”是声旁，表示这个字的相近读音。古人造字过程中充满了智慧的联想和想象，既方便了汉字的产生，又利于记忆和读辨。因此，联想和想象不仅是构造汉字的思维和方法，同时也是识记汉字的方法。在对外汉语教学中，通过六书理论的讲解同样能优化留学生汉字习得的过程。

4.利用“字族”理论，集中进行汉字教学。“汉字中存在着一系列的意义相通、读音相同或相近、字形结构前后传承或有密切关联的汉字。我们称具备这种特点的一系列的字为一个字族。”[5]根据汉字字族形、音、义的特点和孳乳规律，把相关的汉字字族集中起来地进行教学，有利于根据汉字教学的规律，科学地帮助留学生认识并记忆汉字。从“加”字族着手来领略汉字的无限魅力。加，《说文》：“语相增加也。从力从口。”段注：“引申之，凡据其中曰加。”《玉篇》：“加，增也”即为其义。以具有此引申义的“加”字为母文，加注有关的类属标志，便孳乳出一组音近、义通、形传承的同族字。加注类属标志马旁则有“驾”字，《说文》：“驾，马在轭中，从马加声。”是将轭加于马脖之上。段注：“驾之言以车加于马也。”加注类属标志贝旁则有“贺”字，《说文解字》：“贺，以礼相奉庆也。从贝，加声。”段注：“贺之言加也，犹赠之言也。”加注木旁则有“枷”字和“架”字，枷、架初为一字之异体，为衣架义，今已分为两字，枷字表示加于人身上之枷，架字表示可在其上加置衣物的器具。加注“病字旁”（病的古字）则有“痂”字，用于表示加于皮肤之上的疮痂之类物。这样则加、驾、贺、枷、架、痂形成了同族字。将汉字“字族”理论运用于对外汉字教学，不仅可以明字理，明音、形、义三者的关系，而且便于联想记忆，能做到温故而知新、举―反三、触类旁通的功效。

汉字是超越时空的文化信息载体，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的映像。然而，要深入、准确、生动、有趣地讲解汉字的文化意蕴，必然要求对外汉语教师要具备深厚的语言文化知识功底和文化素养，而且要把握汉字文化输入的度，切不可把汉字教学课讲成文化课。

参考文献：

[1]柯彼得.关于汉字教学的一些新设想[A].第四届国际教学讨论会论文选[C].北京语言出版社，1995.

[2]（汉）许慎.说文解字注[M].（清）段玉，裁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3]陈枫.汉字的文化意蕴与对外汉字教学[J].军事经济学院学报，2008，（2）.

[4]王奕月.如何进行有效的对外汉语教学[J].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8，（7）.

[5]孙德金.对外汉字教学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342.

[6]田茂松.汉字的构造特征及其习得机制与对外汉语教学[J].黔东南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10）.

[7]叶朗，朱志良.中国文化读本[M].北京：外语教学研究出版社，2008.

汉文化篇8

关键词：满城汉墓 汉文化 旅游

文化旅游成为当今世界旅游业发展的新趋势，世界旅游组织统计数据显示，文化旅游正在以10%―20%的年增长率发展，欧美有近70%的旅游者都进行文化旅游消费，因此预测在21世纪文化旅游产品增长率将超过自然旅游产品增长率[1]。国家也先后出台《关于加快旅游业发展的意见》及《关于促进文化与旅游结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支持文化旅游的发展。在此大背景下，满城汉墓也应依托汉文化资源，开展汉文化旅游，其内出土了具有文化价值、考古价值和旅游价值的金缕玉衣、长信宫灯等文物，同时，这些文物具有一定的知名度。

1.文献回顾与综述

究竟什么是文化旅游至今尚未达成共识，主要有以下的代表性观点：文化旅游包括对语言、艺术、建筑、古迹、节庆活动、遗产资源、宗教、教育和目的地的感悟等[2]；是旅游者为实现特殊的文化感受，对旅游资源内涵进行深入体验，从而得到全方位的精神和文化享受的一种旅游类型[3]；是指对体验文化经历有特殊兴趣的游客发生的旅游行为，包括一般的遗产旅游、自然历史旅游、生态旅游、体育旅游以及农业旅游等[4]。笔者认为文化旅游就是通过一定方法途径进入其他的文化和地区，并了解当地遗产、文化艺术、居民生产生活方式的一种特定的游览方式。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研究，我国目前对于文化旅游的研究存在很多的不足，如：对于文化旅游的概念模糊不清，至今尚未达成共识，有些甚至将“文化旅游”与“旅游文化”混为一谈；国内国外对于文化旅游综述方面的研究较少，还有学者们倾向于对某个地域和某类文化资源进行针对性的研究，从而没有对文化旅游的概念、结构等问题进行综合宏观的研究；在关注的焦点上国内外对于文化旅游的研究也不同，国外主要研究遗产旅游方面，而国内学者主要研究文化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保护与开发等问题。

2.研究方法与设计

2.1方法使用

此次问卷的发放地点为北京市、保定市、天津市和满城县。问卷主要考察四方面信息：旅游资源知名度；汉文化旅游潜在市场分析；汉文化旅游应建项目；汉文化旅游可能受到的制约条件。问卷发放时间为北京2014年6月至7月，发放250份，回收236份，有效问卷193份，有效率81.8%，问卷调查结果有效。除此之外，还应用了访谈法。

2.2 研究区概况

满城汉墓是汉代刘胜和窦绾的墓，其内出土的部分文物资源知名度高。据调查显示：83.4%的人听说过“金缕玉衣”，68.9%的人听说过“长信宫灯”。同时，满城县位于京津冀旅游带，京津石三城中心，靠近白洋淀、琅琊山等知名景区，以大城市为依托，有大量旅游客源和潜在旅游客源。

目前，满城县旅游整体呈现旅游业发展相对落后、交通基础设施差、旅游配套不足、单一静态的文化展示等问题。除此之外还存在山水资源破坏严重，实地调查发现汉墓两侧山体已经被部分开采破坏，但在国家越来越重视文化，旅游业将发展成为国家的战略性支柱产业等大背景下，满城汉墓发展文化旅游还是有潜力的。

3.发展汉文化旅游应开展的旅游项目

3.1发展汉文化旅游项目指导模型研究

首先应该确定“汉文化”为满城汉墓开发的核心主题。然后在观光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其娱乐功能、休闲度假功能、教育功能、商业功能。要充分发挥以上四个功能则需要从“吃、住、行、游、娱、购”的角度全方位、多层次的挖掘，这些内容最终体现在游客的味觉、听觉、视觉、嗅觉和触觉上（图1）。

旅游项目设计中应该在“汉文化”主题下，把提升文化内涵贯穿到吃、住、行、游、娱、购和旅游业发展的全过程中，从视觉、听觉、味觉、嗅觉、触觉、动觉等多角度全方位的设计引起客人共鸣、参与性强、互动性强的立体化旅游项目。随着旅游产品和文化资源的高度融合发展，传统单一观光旅游产品正在向体验性、参与性和文化性的多元化产品转化。多元化的旅游产品市场定位是文化遗产资源开发的前提和保障，因此，对旅游产品的市场定位既要有高雅的宫廷文化，也要有民俗、民间市井草根文化，这样才能充分体现文化遗产资源的多元化。

3.2 满城县应开展的旅游项目

满城汉墓旅游项目的开发应遵循上述构建的“满城县汉文化旅游项目设计指导模型”。同时，通过调研与实地考察，结合我国旅游业发展的宏观趋势，满城汉墓景区未来应该实现三个转变：由单一观光旅游转向多元休闲度假旅游，由低层次消费游转向涵盖高中低层次的消费游，由汉墓陵墓景区转向汉王宫主题文化景区。

打造汉王宫文化艺术中心。“汉文化”是满城汉墓景区的主题和灵魂，因此必须构建一个汉王宫文化艺术中心传承汉文化。在“汉王宫文化艺术中心”设计展现两汉风韵的大型实景演出、舞台演出等，活化汉文化、传承汉文化、发展演绎汉文化；每年定期举办汉文化论坛节，邀请知名专家参加，探讨汉文化论题，展现汉文化魅力，在中国还缺少汉文化这样高级别的论坛，将汉王宫文化论坛打造成为国内外知名的论坛，以远近闻名的文化论坛来提升满城汉墓的旅游知名度。打造“汉王宫文化艺术中心”旨在发挥娱乐功能、商业功能及教育功能，从视觉和听觉的角度给游客以震撼。考虑到可行性和实操性，从人才的引进的角度来讲，汉王宫文化艺术中心内开展的演出、汉文化有关的艺术品展演、文化论坛等是完全可行的。因为满城县濒临北京，歌舞团的引进、专人才的聚集等都非常方便。

规划建设汉王宫博物馆。作为一个历史文化景区，应该规划建设“汉王宫博物馆”以介绍宣传汉文化，通过视觉、听觉、触觉的应用，增强游客体验，达到其教育、娱乐等功能。以多馆联合的博物馆群落形态及突破单调乏味的静态展示模式为主要建设思路，建设出土文物展览馆、汉代服装服饰展览馆、汉代风云人物馆、汉代诗歌文化馆、汉代行业百态馆、汉代军事战争馆等；馆内应该有汉代游戏娱乐、多媒体展示、虚拟/数字化展示、场景展示与模拟、活动参与、情境体验等，增强视觉、听觉、嗅觉体验。在实地调研中发现，满城汉墓出土的“金缕玉衣”“长信宫灯”等都已经在省级以上展览馆展出，所以需要有关人员协调“请回”文物。

规划建设做一天汉代百姓体验游基地。约40%游客认为汉文化体验类活动是最吸引游客的项目。满城汉墓附近有个明以前就存在的看守汉墓的守陵村，其历史悠久，和古墓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在这样一个具有历史底蕴的村子里，开展一天汉代百姓体验游是可行的。以守陵村为基地，打造汉代村庄，呈现汉代农家百姓生活场景。对村内房屋建筑统一规划，按照汉代风格进行“穿衣戴帽”的改造。对从业人员开展统一培训，统一着汉代服饰，说汉代语言，展汉代礼仪。同时，通过对汉代饮食文化的研究，在政府的指导和管理下开汉代客栈；通过对汉代各种身份地位人出席乘坐车马进行研究，在守陵村景区内开发汉代出行方式。总之，力求在守陵村内还原汉代的生活方式，增加游客的参与性。

规划建设汉王宫皇家园林。仿照汉代上林苑三十六苑、十二宫、三十五观布局风格，依照汉代宫苑建筑风格，借鉴江南园林成功经验，设计汉代皇室休闲游乐园。重现汉代贵族“身若点漆，水若流泉，粉扇靡效，宴戏鲜欢”的场景和生活方式。使游客体验两千年前贵族的休闲娱乐方式。问卷调查显示对汉王宫宴非常感兴趣和感兴趣的比例分别是34.7%、29.5%，共计64.2%，汉代美食类是游客最喜爱的旅游项，所以在汉王宫皇家园林建筑内群内举办汉宴竞技大赛与汉宴美食文化节，以汉代皇帝为出发点，研发汉宴系列菜肴产品，如高祖艰难开国宴、文景简朴治国宴、孝武盛世荣国宴、烈祖传奇三国宴等。游客在品尝汉代美食的同时深入了解汉展历程。据史料记载，刘胜其人乐酒好内，所以也可以开展“品酒文化节”。借“品酒文化节”和“汉宴美食文化节”从味觉、视觉和嗅觉上打动游客。

4.小结

文章从汉文化旅游项目指导模型出发，提出了应着重设计的项目，最后为了保障项目的实施，政府的支持、人才的培育、社区的配合、招商引资工作等都是非常重要的环节，笔者在这里就不赘述。

参考文献：

[1]姚明广.上海都市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研究[D].山东大学，2009.

[2]胥清.民族地区文化旅游开发研究[J].中南民族大学，2009.

[3]侯兵，黄震方，徐海军.文化旅游的空间形态研究[J].旅游学刊，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