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口贸易范文
时间：2023-11-24 05:23:53
转口贸易篇1
(一)转口贸易的可贸易性要素=商品贸易可贸易性要素+服务贸易可贸易性要素
在商品贸易中，决定其可贸易性的要素主要包括：一是内在要素，如生产成本、流通成本、销售管理成本；二是外在要素，如关税、税收、市场的可容纳性等。在服务贸易中，可贸易性的内部要素主要有服务能力、服务技术条件、服务的经济成本、服务的制度因素等；外部要素主要有外部市场的接受能力，服务的销售收益等。
转口贸易的特点决定了其可贸易性，它首先体现在供给方的商品成本上，其中包括供给方所在的经济腹地的生产成本、流通成本和销售成本。其次是经营主体的交易、服务能力，即经营主体是否能通过无形的服务将有形的商品买入和卖出，其中买入的商品包含了有形商品贸易的内在和外在要素，而售出商品则包含了附加服务的内在和外在要素。因此，转口贸易的可贸易性要素是商品贸易可贸易性要素和服务贸易可贸易性要素的综合。同时，转口贸易的可贸易性要素是该城市的服务功能、贸易功能与经济腹地生产能力的总体体现，是国际贸易中心城市的要素的集中体现。
(二)转口贸易的可转口性要素=自然禀赋要素+体制要素+政策要素+技术要素+服务要素
1 独占性条件和优势。从香港和新加坡发展转口贸易的经验分析，其转口贸易的发展依赖于良好的自然禀赋。例如，新加坡具有地处国际航运战略要道――马六甲海峡东端的区位优势，成为经济发展中的中国与西方经济强国之间贸易的海上通道的必经之地，有“东方十字路口”的美称。香港地处太平洋和印度洋航道的要道，又位于东亚的中心地带，东亚经济增长成为香港发展转口贸易的重要腹地和市场，香港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为其连接亚洲与欧洲之间时差的国际时区。此外，香港、新加坡的深水港为其成为国际航运中心提供了重要条件。香港、新加坡的良好自然禀赋成为其发展转口贸易的首要基础条件。
2 开放的经济体制和自由港政策。开放的经济体制和自由港政策为发展转口贸易提供了良好的体制、机制保证，为发展转口贸易提供货物自由流动、企业自由运作、资金自由进出的体制和政策保障。例如，香港是世界上著名的自由港，年年稳居《世界经济自由报告》(Economic Freedom of the Worl dReport)全球最自由经济体排行榜的榜首。其开放的经济体制和自由港政策的主要特征可概括为：商品自由进出制度、自由企业制度、资金自由流动制度、人员自由进出制度、经贸促进体制等六个方面。
3 港口和商贸的信息化建设。要建设一个拥有转口贸易功能的现代化国际航运中心和贸易中心，发展港口的信息化至关重要。例如，新加坡着力建设国际贸易、国际航运中心信息平台，形成港口信息网与贸易信息网两大电子信息网络系统，并延展出去，形成统一的信息平台。1990年，新加坡建成全国统一的贸易信息网，把全国5000多家国际贸易机构连接到同一网络中，把商贸企业、银行、运输等服务机构联系在一起，形成贸易交易网络平台。港口信息网把航运界、政府各部门、港口用户、港务集团等7000家用户联系起来，同时向世界其他港口延伸，形成年7000万宗以上的交易量。
4 良好的服务环境。首先是良好的行政服务环境，海关等行政服务部门的高效率运作为企业提供了快速、便捷、简化的办事环境，提高了企业运行效率。其次是良好的市场服务环境，发展转口贸易需要中介、金融、物流、运输等市场服务，特别需要与转口贸易相关的一些离岸操作服务，如银行离岸结算等，香港、新加坡的服务业发达，服务规则与国际接轨，为转口贸易提供了周全、良好的服务环境，确保转口贸易企业的高效运作。
二、上海发展转口贸易的可贸易性与可转口性要素分析
(一)拥有可贸易性要素优势
首先，上海拥有发展转口贸易的可贸易成本要素。总体而言，与国际水平相比，上海的人工成本、交易成本较低。同时，上海在外高桥保税区、洋山保税港区、空港保税物流园区(待批)开展转口贸易，在关税及其他税收上享有优惠，可大大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和交易成本。
其次，上海拥有发展转口贸易的贸易中心功能要素。具体表现在：一是上海口岸外贸的增速高于上海外贸的增速，形成上海外贸与上海口岸外贸的比值自2003年以来逐步下降。二是上海口岸外贸占全国外贸的比重呈上升态势。从历史数据来看，上海口岸外贸占全国外贸的比重2000年为14.7％，从2001年起上海口岸外贸占全国外贸的比重上升到23.8％，以后一直稳定在20％以上，2006年达23.9％。这一情况表明，随着全国、长三角地区市场国际化的推进，凸现了上海城市的口岸功能作用，推动了上海的贸易中心功能的逐步提升。
上海口岸实际进出口贸易总值增长幅度高于其他指标，表明上海的口岸优势日益明显，其中上海转关的进出口额增长较快是重要原因，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国际中转功能日益发挥作用，为上海发展转口贸易提供重要的航运功能基础。
(二)拥有可转口性要素――自然禀赋条件
1 区位要素。上海位于太平洋西岸的中部，亚洲大陆东沿，长江三角洲前缘，东濒东海，南临杭州湾，西接江苏、浙江两省，北接长江入海口，长江与东海在此连接。上海正当我国南北弧形海岸线中部，交通便利，腹地广阔，地理位置优越，是一个良好的江海港口，临近国际航线的主航道，上海港位于长江三角洲前缘，居我国1.8万公里大陆海岸线的中部，扼长江人海口，地处长江东西运输通道与海上南北运输通道的交汇点，是我国沿海的主要枢纽港，是我国对外开放，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的重要口岸。
2 国际中转功能。发展转口贸易的重要基础条件之一是上海港口的国际中转功能。首先，上海发展转口贸易的国际航运发达，为发展国际中转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截至2007年底，上海港集装箱班轮航班达到每月两千多班。其中，远洋航线500班左右，近洋航线550班左右。截至2007年末，上海港拥有20多条国际集装箱班轮航线，通达世界12大航区，与近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个港口建立了业务联系。远洋航线从上海始可以分别抵达香港、台湾(经第三地)、韩国、日本、东南亚、澳大利亚、以色列、地中海、西北欧、南非、南美、美国东西岸等地。近年来，洋山深水港建设增强了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国际中转功能，上海港的集装箱国际中转量逐步上升，集装箱国际中转量占港口吞吐量的比重已经由历年的2％上升至2007年的49％。
(三)拥有可转口性要素――城市服务魅力
上海城市的服务配套能力是形成上海口岸的可转口性的魅力的重要因素。上海城市的服务配套能力延伸了转口贸易产业链，形成了可转口性的产业支撑，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有全国性商业网络平台，商业信息聚集，可获性强，市场秩序良好，交通网络发达；二是人才荟萃，专业资源密集，信息科技发达；三是跨国公司集聚，国际化程度高。2010年上海服务业增加值将达到7500亿元以上，年均增长速度保持在10％以上。金融、商贸、物流、房地产增加值达到4800亿元左右，在全市服务业的比重超过60％。信息服务、航运服务、会展旅游、中介服务四大新兴行业增加值保持每年20％以上的增长速度，实现增加值达到2300亿元。上海城市的服务配套能力增强，提升了转口贸易的服务能力，提高了转口贸易的服务质量和国际竞争力，形成上海口岸可转口性的魅力。
(四)拥有可转口性的开放要素――转口贸易集聚区
上海外高桥保税区、洋山保税港区拥有发展转口贸易的初步条件，正在筹建中的空港保税区物流园区将在功能、结构上成为上海发展转口贸易的潜在地区。这些地区具有国际上发展转口贸易地区的通行优势：一是临港区位优势，保税区、保税港区邻近外高桥港区和洋山深水港区，是上海港的重要集装箱港区，能停泊第三、四代和第五、六代集装箱船舶，保税区、保税港区中的保税物流园区具备仓储物流、货物分拨、国际采购等功能，上海浦东机场的国际空港枢纽功能正在逐步完善，为发展转口贸易提供了良好的运输环境。二是保税区、保税港区的政策优势，区内进出口货物享有免税、免证的优惠，尤其是在保税物流园区内，不仅拥有相当于“境内关外”的出口退税政策，在金融、监管等服务方面有较宽松环境，为发展转口贸易了提供较自由的环境。国内保税区利用政策优势开展转口贸易各有成功之处，例如，转口贸易方式就占了深圳保税区进出口的半壁江山，充分说明利用保税区仓储转口优势进行转口贸易的潜力非常大。
上海发展转口贸易也存在一定的瓶颈。一是管理基础薄弱，上海尚未建立起转口贸易方式的统计指标体系，表明上海经济中转口贸易仍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对上海城市功能建设的重要意义还没有引起有关方面的足够重视。二是发展基础较差，从事转口贸易需要强大的国际贸易基础和国际航运(特别是国际中转)为后盾，不仅要求有广阔的国内外市场联系，而且要求有大量的贸易、金融机构的集聚，就这些基础条件而言，上海虽然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但离形成转口贸易的要求尚有一定的距离。三是政策优势不到位，保税区、保税港区虽然已经具备了准自由贸易区、自由港的政策条件，但离发展转口贸易所需的自由贸易区、自由港的政策环境尚有一段距离，保税区、保税港区难以形成转口贸易规模化的发展。四是发展的传导性不强，四个中心建设对发展转口贸易的传导机制、途径尚未形成。例如，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功能建设处于前期阶段，金融开放度尚未形成支撑转口贸易发展的基础条件，发展转口贸易需要的金融离岸化运作条件尚未形成。此外，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功能与转口贸易功能的互动发展不足，上海目前只是国内的贸易中心，其服务半径以长三角地区为主，未离开历史上的埠际对外贸易功能框架。要发展转口贸易，必须形成由国内对外贸易中心向国际贸易中心功能的跨越式发展，推动国内(埠际)对外贸易功能向转口贸易功能的跨越式发展。
发展转口贸易的重要基础条件之一是上海港口的国际中转功能。城市国际贸易中心功能的重要标志就是其转口贸易占城市国际贸易较大的比重，而转口贸易的发展依赖于城市航运国际中转的比重。从国际上重要的国际航运中心城市的发展经验来看，通过发展航运中心国际中转功能推动城市的转口贸易，从而推动城市贸易中心功能的发展。香港、新加坡等城市的发展经验证明了这一点。目前，上海港主要以国内转运服务为主，其服务半径以长三角地区为主，约占上海港吞吐量的90％，上海港尚未离开历史上的埠际中转功能框架。上海港的国际中转率较低，香港、新加坡的港口国际中转率达50％以上。上海港要以4％的国际中转率推动规模化的转口贸易，并形成转口贸易――港口国际中转的良性互动，尚未形成基础。由于航线配置、监管、开放度的原因，仍然无法吸引中转、转口贸易，上海港作为国际枢纽港的功能仍不完善，缺乏保税服务、异地拼箱、多地区多国拼箱、国际联合快运、外贸公共支线的保税运输等多种功能，区港联动的低自由度限制了临港增值服务的范围，制约了国际班轮再次开展国际中转和国际转口业务。
三、培育上海转口贸易的可转口性要素
上海推进转口贸易功能建设的核心是针对现存的问题，进一步培育转口贸易的可转口性要素的成长，形成转口贸易的可转口性要素的比较优势，扩大上海转口贸易的规模和能级。
(一)构建国际枢纽港，促进可转口性的流通服务要素的成长。推动转口贸易。
上海要大力发展转口贸易，就要建成国际化的枢纽港口，其关键在于促进上海国际转口的可转口性流通服务要素的成长，以促进上海向腹地市场的商品要素在中转地的自由流动，降低商品要素的国际流通成本，包括费用成本和时间成本。
1 推动枢纽港货物集散政策。目前洋山港虽然定为保税港区，但与香港等中转枢纽港的政策还有很大差距，货物资金还没有正常的“自由”流动，限制了货物的集散。对此，应探索和争取在洋山保税港区实行类似于“第二船籍登记制度”的船舶登记制度，即对于我国承运人实际经营的远洋船舶到洋山保税港区进行登记给予优惠政策，通过聚集船东吸引各种航运要素向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积聚，为上海国际航运中心集散功能建设提供基础和保障。实施外资班轮沿海捎带重箱政策，目前国内沿海干线捎带重箱只允许国资班轮公司进行操作，对外资班轮尚没有开放，这就使得外资班轮挂靠上海港再通过支线转运至长江、沿海港口的成本增加，无法大量开展转运业务。
2 加大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开放力度，提高上海港的国际中转比重。运用各种优良服务和开放手段，有利于上海吸引国外著名船运公司班轮直接挂靠，有利于建立密集的航班，从而形成集装箱运输干支线网络，促进国际中转功能的形成。外商航运机构、国外著名船运公司在上海的集聚，有利于上海港吸引大量外国中转货源，大量船运公司的集聚将进一步带动贸易公司的转口贸易，提高上海的转口贸易比重，推动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功能的提升。
(二)发展保税区、保税港区国际、国内转口贸易，促进上海转口贸易集聚区要素的成长。
上海转口贸易集聚区要素的
成长，关键在于提升外高桥保税区、洋山保税港区等集聚区内的自由化程度，形成符合国际惯例的运作机制和管理体制，推动区内的自由贸易、离岸金融等政策的实施，形成吸引商品、信息、转口贸易商等可转口性要素集聚的软环境。
1 实施保税区、保税港区向自由贸易区、自由港的转型的若干政策。一是离岸金融政策，实施区内资本自由进出，贷款利率自定，货币自由兑换等金融自由政策。进一步在保税区、保税港区内开展离岸金融业务，推进转口贸易的离岸结算、结汇管理。二是自由贸易政策，在现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商品自由进出，免除进出口关税，简化报关手续等自由贸易政策，加快总部经济的推进，形成航运总部经济与贸易总部经济融合，推动转口贸易的发展。三是货物自由流动政策，在保税区、保税港区的保税物流园区内营造“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区内宽松、流通自由”的环境，简化转口贸易的办事环节和程序，对国际中转、转口货物监管实施舱单管理模式，拆箱理货的货物，申报后重新核销舱单、制单。
2 吸引国际企业向外高桥保税区、洋山保税港区集聚，开展转口贸易。在保税区的基本政策的框架下，增加国际贸易、离岸金融和期货交割点的内涵，带动国际企业人驻外高桥保税区、洋山保税港区，带动外高桥保税区、洋山保税港区的国际中转、转口贸易。
(三)优化转口贸易的口岸服务。推动上海转口贸易的口岸服务要素的成长。
上海转口贸易的口岸服务要素的成长是指优化转口贸易的口岸服务，形成口岸服务的透明化、创新化，推动上海转口贸易的发展。
1 口岸服务的透明化。推进以转口贸易统计为抓手的转口贸易管理体制、机制构建工作，形成海关、外贸、统计等部门统一的管理机制，为进一步推动转口贸易功能开发打下体制基础。在理顺管理体制的基础上，为进一步推动转口贸易的市场运作机制提供导向，形成为转口贸易服务的各种咨询、信息等中介服务体系。
转口贸易篇2
[关键词]香港晚清时期转口贸易
晚清时期香港对华转口贸易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香港在中外贸易中居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其影响所及自华南沿海至北方环渤海地区均有表现。以往限于研究资料的不足，除一些有关香港历史及经济史的著作曾简要提及这一问题外①，缺少对此进行专门研究的著述，20世纪出版的4部香港史资料集对此问题提供的研究线索均较零散②。本文拟以《中国旧海关史料》中的贸易统计为依据，并辅以其它资料，力图阐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③，国内主要通商口岸与香港之间贸易关系的演进，分析其发展变化的具体表现形式及香港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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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如余绳武、刘存宽主编：《十九世纪的香港》，中华书局，1994年；张晓辉：《香港近代经济史(1840—1949)》，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
②这四部资料集是：ArnoldWright，TwentiethCenturyImpressionsofHongKong：History,People,Commerce,Industries,andResources；Singapore1990.G.B.Endacott,AnEasternEntrepot,ACollectionofDocumentsIllustratingtheHistoryofHongKong,London1964；Noronha＆Company,HistoricalandStatisticalAbstractoftheColonyofHongKong(1841—1930),HongKong1932；TheBediktonCompany,Commercial＆IndustrialHongKong,ARecordof94YearsProgressoftheColonyinCommerce,Trade,Industry＆Shipping(1841—1935),HongKong1935.
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海关总署办公厅编：《中国旧海关史料》，京华出版社，2001年。受记录格式的限制，此书所载1869年以前的统计数据有欠完整，1904年以后则将香港与外国合并统计，目前均难以进行具体的量化分析，故本文研究时段仅限于1869—1904年。下文所引该书页码均为复式页码，先卷后页。
一从西方科技进步的视角看晚清时期香港转口贸易的时代环境
本文研究所涵盖的时段，尤其是19世纪最后30年，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改变了人类的生活面貌，继而给东西方贸易带来革命性转变。首先是钢、镍、铝等以往比较稀有贵重的金属材料大批量的用于工业生产，显著提升了生产力的规模。接着便是电力作为一种新的能源在提供光、热、动力等方面获得广泛运用。化学工业尤其是石油工业的兴起使美、德两国作为新兴强国崛起在世界舞台上。而医药、卫生、营养诸领域的各项创新则为大量新产品涌入市场创造了条件。如巴氏灭菌原理使消毒牛奶和食品罐头的长途运输成为可能。与这些技术革新相配套的是铁路干线系统的建成、大吨位汽船应用于远洋航海以及冷藏技术的完善等。①
所有这些科技进步加上交通条件的改善为东西方贸易向更广的领域深入推进创造了条件，全球经济一体化初露端倪，而晚清时期中外贸易就是在这样一种变局中兴起的。自《南京条约》规定五口通商取代原先广州一口贸易的格局，到《天津条约》继续增开口岸对外通商之后，中国对外贸易的空间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全国对外贸易枢纽由广州逐渐北移至上海，并次第兴起了一批区域性的外贸中心口岸。其中，上海在全国对外贸易中居有枢纽地位，而其它口岸的贸易额均相形见绌。在中国沿海唯一能与上海争雄的口岸只有香港，香港不仅是中国沿海的贸易中转站，其转口贸易的辐射范围还远及美洲、欧洲、印度、南洋、日本等地，重要性不亚于上海。这首先得益于中外贸易兴起为殖民地香港创造的机遇，以及香港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实行的自由港政策。下文力图阐明香港通过转口贸易将中国沿海地区特别是华南沿海纳入了世界贸易圈，促进了这些地区外向型经济的兴起。
二晚清时期(1869—1904)沪港两埠洋货转口贸易在中外贸易中的地位
图1为晚清时期洋货进口额波动图，显示了对外贸易在若干阶段的波动趋势和特征，读者可据此对该时期洋货进口贸易的演进获得一个大致的印象。1891年以前的几十年当中洋货年度进口额一直未突破2亿海关两，基本保持了缓慢增长的趋势；此后10年翻了一番，到1901年突破4亿海关两的大关，至1904年一直维持了比较快速的增长势头。
值得注意的是图1所展示的上海与香港在全国洋货进口中发挥的转口作用，如果不计经上海转口运往其它通商口岸的货值，历年的洋货进口额就会有较大下滑，如图1第二条曲线所示；如果再将洋货经香港转口国内的份额去掉，那么历年的洋货进口额就所剩不多了，如图1第三条曲线所示。至此，读者可以对上海和香港在晚清时期中国对外贸易中扮演的角色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图2为晚清时期历年洋货进口额中经上海与香港转口的比例图。从中可以发现在这35年中，洋货经香港转口进入各通商口岸的比重在全国洋货进口总额的30％上下波动，1888年达到最高值38．2％，1903年达到最低值24．6％，基本以90年代中期为界，此前大多在。30％以上，此后有所降低。说明前期各口较少直接从外洋进口洋货，而是主要通过上海和香港这两个枢纽港口转口进货。后期情况逐渐发生变化，一方面随着新辟口岸的增多，逐渐分流了一些主要港口的贸易额，另一方面主要口岸趋向于直接从外洋进货，对上海和香港的依赖性减弱了。
表1显示了历年来洋货经香港转口内地的总额，可以看出转口额基本保持了不断增长的势头，前期(1887年以前)增速平稳，后期(1887年以后)增速加快，而且越来越快，考虑到后期洋货经香港转口的比重在逐渐下降，更能反映出中国对外贸易的总额实际上在以更快的速度增长。这种增长势头和与之同时发生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进步及殖民主义者商品侵略的加强密不可分，同时也无可辩驳地证明了香港的繁荣得益于同内地间密切的贸易往来，英国殖民主义者在香港实行的自由港政策不是造成香港繁荣的唯一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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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导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第38—42页。
三香港与东部沿海沿江四大区域及西南地区转口贸易结构分析
本文拟选取1869(本文研究的起点时段)、1874(明确采用海关两作为统计标准)、1885(上海金融投机风潮基本结束，中法战争结束，贸易恢复正常)、1894(甲午战争尚未对中外贸易及国内经济产生严重影响)，以及1904(本文研究的终点时段)5个大致以10年为间隔且中外贸易相对正常的年份为样本，以洋货经香港转口国内主要通商口岸为指标，考察香港与内地的贸易关系，得出在5个不同时段与香港贸易关系较为密切的口岸排名(见表2)。总体而言，表现出上海称雄——华南为主——兼及北方的基本特征。
表2清楚地反映出与香港维持了密切贸易关系的口岸基本上是稳定的，但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变化。其中5次均榜上有名，可称为“亲港”(即贸易依存度最强)的有6个，按平均名次排列分别是：上海[2](5、2、1、1、1)①，广州[2．6](1、4、4、2、2)，汕头[2．8](4、1、3、3、3)，厦门[3．2](3、3、2、4、4)，福州[4．6](2、5、5、5、6)，天津[8](7、8、8、7、10)；4次(前4次)榜上有名的仅有台湾(也称打狗、台南)一口[9](10、7、10、9)，鉴于台湾岛已于甲午战争后被日本割占，此后的海关统计付诸阙如，故难以对1895年以后港台贸易额做出精确的估计，因此在本文所研究的时段内，特别是在前期和中期，台湾也是与香港维持了密切贸易关系的“亲港”；3次(2、3、4次)榜上有名的仅有淡水一口[8．7](9、9、8)，与台湾的情况相似，也可将其视为“亲港”。下文即试图探讨香港与这些区域间贸易结构的变化趋势及其地域分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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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内为5个样本的平均名次，()内为历次名次，下同。
1．两广地区
从海关贸易统计来看，晚清时期广东和广西在对外贸易领域对香港的依赖性极强。广东省自西向东共计有北海、广州湾(湛江)、琼州、三水、江门、广州、拱北、九龙、汕头等9个口岸面向香港展开大宗进出口贸易，而且几乎所有的沿海沿河地带都可直接与香港互通有无；广西则借道北海和本省的水运枢纽梧州通过香港与世界市场发生联系，并将香港的辐射力通过南宁和龙州等埠延伸到整个西江流域直至百色等桂西南偏远地区。
从贸易结构来看，两广进口的洋货与国内其它口岸并无显著不同，鸦片、棉制品、煤油、火柴都是进口的大宗产品。土货出口则有所不同，海南和雷州半岛良好的气候条件适宜大批养殖多种禽畜，因此禽畜产品的出口贸易长盛不衰，香港市场行情一直看好，成为最盈利的出口贸易，有些货源(如鲜蛋)甚至达到了香港市场需要多少琼州产地就能供应多少的程度①。此外，一些新兴商品次第兴起，如席子和席制品、芝麻、高良姜(Galangal)、烟叶、荔枝等水果及各类水果罐头等，香港都是其主要销场②。而广州除丝茶大量出口外，新鲜食品“因香港逐日所需，水程甚近，如蔬菜、鸡鸭、鲜鱼、鸡蛋等物贩去者日渐其众”③。这是广东对港贸易的一大特色，主要是由于鲜活农畜产品的供应对运输的速度有特殊的要求，只有邻近香港的广东省具备比较容易开展此类贸易的条件。另外，潮汕地区出产的蔗糖、陶瓷、夏布、土布、抽纱、潮绣、潮州柑、渔网、咸菜、菜脯、锡箔纸等当地土特产品的出口，也主要经过香港，这些过港商品的大部分都会再次转运到海外华侨聚居地④。
广特的亚热带山地气候条件下出产的一些地方农副产品在满足国际市场需求和香港本地消费方面，与其他省份的贸易结构差别较大，是梧州—香港两地贸易的特色。首先是各类油料作物大批出口。八角油(AniseedOil)、肉桂油(CassiaOil)具有多种用途，可用于制药、酿酒和食品添加剂，欧美市场需求旺盛，成为广西通过香港出口国际市场的重要原料⑤；桐油(WoodOil)是制漆的重要原料，对香港这类船舶修造业发达的航运中心更属不可或缺的原料产品，国外市场的需求也很强劲⑥；花生油则是日常烹饪不可或缺的原料，满足了香港城市经济发展的需求⑦。其次是禽畜产品、林产品，主要满足香港本地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及海外华侨生活需要。如牛、生猪、家禽成批出口香港，获利丰厚，不仅供应香港本地需要，还转销菲律宾市场。皮革类产品，经香港外销新加坡等地。材炭满足香港城市日常生活需求，适销对路，樟脑(Camphor)则供不应求，转销欧美。此外香港市场对干蛤蚧(DriedLizard)、鲜斛斗(Orchid)、钩藤(按：原文未给出英文名称)、蝉蜕(CicadaSkins)、薄荷叶(PeppermintLeaf)、忍冬[又称金银花(Honeysuckle)]等广西特色药材的需求也日趋旺盛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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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TradeReport，1891年，1892年，1893年，1900年，1901年，1903年，1909年，琼州，载《中国旧海关史料》17—588(第17卷第588页，以下同)，589，19—88，89，21—82，32—158，34—158，38—204，50—169，154—394页。
②TradeReport，1889年，1892年，1895年，1896年，1911年，琼州，载《中国旧海关史料》15—538，19—88，23—590，24—597，56—246，155—700页。
③《光绪二十一年广州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载广州海关志编委会：《近代广州口岸经济社会概况——粤海关报告汇集》，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356页。
④《明清时期潮汕主要出口商品》，载杨群熙编辑点校：《潮汕地区商业活动资料》，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汕头市文化局、汕头市图书馆(内部资料)，2003年印，第253—267页。
⑤TradeReport，1898年，1899年，1902年，梧州，载《中国旧海关史料》27—554，30—28，36—169，170页。
⑥TradeReport，1898年，1907年，1910年，梧州，载《中国旧海关史料》27—554，45—724，725，53—210页。
⑦TradeReport，1908年，1910年，梧州。载《中国旧海关史料》47—779，53—210页。
⑧TradeReport，1901年，1902年，1906年，1907年，1909年，梧州。DecennialReport，1897—1901年，梧州，载《中国旧海关史料》34—137，36—169，43—688，45—724，50—142，154—289页。
2．西南地区(云南、贵州)
云南地处西南内陆，本身并无出海口岸，但它与越南、老挝、缅甸毗邻，向北还可进入四川等广阔的内陆市场。云南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有金、银、铜、铁、铅、锡、锌、煤、大理石、雌黄、辰砂、盐等种种矿藏，还有琥珀、翡翠等宝石矿①，矿业在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矿产品成为云南重要的出口商品。由于偏居内陆，云南到内地的交通极其不便，到达沿海港口的交通，向东经过广西或向南经过越南再转入香港，要比北上四川再经长江东下到上海的交通要便捷一些。因此，早在云南开埠以前，滇南一带与香港之间就存在着比较密切的贸易关系，经营对外贸易的各家商号将个旧的大锡用马帮由蒙自、广南驮运至广西百色，再由水路运至香港，然后从香港将棉花、百货等物品运回来；中法战争曾一度影响了贸易，但战争结束后，蛮耗至河内段的红河水路开通，经这一路线跑香港的商帮又兴盛起来②。原先作为云南商品出口主要通道之一的西江水路因匪患严重，到19世纪90年代前期已日渐衰微③。20世纪初法国殖民当局开始着手铺设滇越铁路，至1903年越段(海防至老开线)已经建成，随即由河口接筑滇段，至1910年修至昆明。这条铁路的修建使云南与外部市场的联系日益紧密，原先云南的货物运抵上海需四五十天，从广西至北海也要五十多天，而铁路建成后，云南至香港间的货物运输只要六七天，经香港转上海也只要9天，运输时间明显缩短，而运输量大大增长，外销商品的种类也日渐多样化了④。
开埠之初，云南出口商品结构单一，仅个旧大锡在历年全省出口总值中就要占68％—93％。由于云南省内不具备精加工的能力，锡锭只有运往香港与马来锡掺和，改炼为精锡，才能销往世界市场。因此，云南大锡无论最后销售市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需先运往香港，香港成为云南对外贸易的主要对象之一。以1891年为例，对香港贸易额占蒙自关对外贸易总额的85％⑤。进口货以棉纱、匹头、煤油、火柴、烟丝为主，上述诸项在1890年就占蒙自口岸进口额的99．77％，这些货物主要来自香港、印度、越南等地，其中香港约占一半左右⑥。蒙自与香港的贸易关系如此密切，以致滇帮“号”的泰来祥、东美和、正顺昌、朱恒泰、豫顺隆、应天号、万盛昌、顺成号都在香港设有分号，而云南当地大锡的价格竞由香港市场价格的涨落决定。作为云南另一派颇有影响的商业势力，广帮“号”不仅熟悉香港市场，还和外国资本有许多联系，如法国东方汇理银行的华人买办梁子惠就是广帮的首脑人物⑦。除大锡外，思茅地区江城一带的茶叶经焙制后往往可存放几年，味道浓香不变，大多销往香港，并经香港转销越南、新加坡、菲律宾等地供华侨饮用⑧。
晚清时期贵州经济发展依然迟滞不前，且本省没有通商口岸，进出口贸易多假道邻省进行。根据邻省海关报告(主要是广西各口岸的报告)的记录，贵州对外贸易间接与香港发生联系，主要以本省鸦片交易经香港流人广西的棉纺织品，此外别无大宗交易。与云南相比，贵州对外贸易结构更显单一，也没有长途贩运商人大规模的运销活动，是不沿海、不沿江、不沿边、无铁路、无矿产、无华侨的内陆封闭贫瘠省份对外贸易极不发达的典型代表⑨。香港与贵州两地的贸易对贵州经济发展的影响不大，只是使贵州市场有了一些舶来品的影子，再就是为了交易这些洋货而发展起来的鸦片种植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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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DecennialReports，1889—1891年，蒙自，载《中国旧海关史料》152—674页。
②杨枫：《建水县私营商业发展简史》，载《红河州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
③DecennialReports，1892—1901年，蒙自，载《中国旧海关史料》154—452页。
④董孟雄、郭亚非：《云南地区对外贸易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99、257页；陆韧：《云南对外交通史》，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年，第398页。
⑤DecennialReports，1889—1891年，蒙自，载《中国旧海关史料》152—667页。
⑥《云南地区对外贸易史》，第46、91页。DecennialReports，1892—1901年，蒙自，载《中国旧海关史料》154—457页。
⑦DecennialReports，1892—1901年，蒙自，载《中国旧海关史料》154卷，第458页；蒙自县志编纂委员会编：《蒙自县志》，中华书局，1995年，第592页。
⑧《云南地区对外贸易史》，第242页。
⑨TradeReport，1891年，1892年，1895年，北海，载《中国旧海关史料》17—606，19—104，23—608页；TradeReport，1897年，1899年，1900年，1904年，梧州，载《中国旧海关史料》26—47，30—29，32—6，40—199页。
3．上海及长江流域
上海是近代经香港对华贸易额最大的口岸，这主要是因为上海的贸易涵盖面广，对内对外的辐射力均很强，各类市场发育完善①，最终促成并长期维持了上海在全国乃致在东亚地区的贸易中心地位。而香港就是在进出口贸易领域将上海与世界联系起来的重要中转站之一，特别是在一些特色贸易领域中发挥的作用更为明显。
上海洋货进口贸易素以英国所占比例最大，前期对港贸易不占重要地位，随着印度及其它英国殖民地对上海的贸易越来越多地经由香港转口②，70年代沪港之间的轮船航次明显增加了，1874年从英国属地进口的产品足有十分之一来自香港，1875年又进一步增加到五分之一③，到19世纪90年代，进口到上海洋货经香港转口的比例已仅次于英国本土来货，香港成为上海第二大洋货来源地④。
两地的贸易额迅速增长，主要大宗贸易品如鸦片、棉纺织品、丝、茶占较大份额。但大部分是转口贸易，这从南洋庄的活动可窥豹一斑。大批身在异国他乡的华侨对国内各种农副土特产品的需求量很大，同时也把当地的农产品运往国内销售，而当时南洋和上海之间的直接班轮较少，大部分经由香港转口⑤。上海与香港就是这条双向贸易路线上最重要的两个点，上海是国内广大腹地各类出口土特产品和进口洋货的集散地，香港则是对土货进行精加工并分销南洋及将洋货转口国内的中转地。上海与香港间进出口的大宗土特产品种类繁多，上海出口货有蔬菜、水果、花卉，这与上海郊区的大块土地在外国人的影响下开始种植卷心菜、花菜、洋葱等西式作物有关⑥，此外还有南北货、罐头食品、调味品、山地货等几个大类上万种商品⑦；上海自南洋进口的品种则有海味，柚木、柳安、红木、花梨木、洋松等各类木材，檀香、洋米、食糖、燕窝、胡椒、靛青、藤、栲树皮、苏方等，也包括锡等海峡一带出产的矿产品⑧。经营方式多为先由南洋侨商委托寄售，上海九八行在国内结付。香港则是这一系列交易环节不可或缺的中转枢纽。
上海与香港只是各自广袤腹地与交易圈的两个端点，香港面向世界的交易圈上文已经提及，这里就上海对内转口贸易的辐射力，主要是对长江流域的进出口贸易的辐射力略作说明，以展示沪港两地端点贸易背后的依托。按从下游到上游逆江而上的顺序，依次对每个贸易结点(即主要沿江商埠)所传递的辐射力进行简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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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张仲礼、沈祖炜：《近代上海市场发育的若干特点》，《学术季刊》，1994年第2期。
②《(英国)领事麦华陀1868年度上海港贸易报告》，载李必樟译编：《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54—1898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第169页。
③《(英国)领事麦华陀1872、1873、1874、1875年度(上海)贸易报告》。载《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54—1898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第265、279、318、359、371页。
④《(英国)领事哲美森1893、1895年度上海贸易和商业报告》，《总领事韩能1896年度上海贸易报告》，《总领事满思礼1897年度上海贸易报告》，载《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54—1898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第830、879、907、926页。
⑤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市国际贸易学会学术委员会：《上海对外贸易(1840—1949)》(上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158页。
⑥DecennialReports，1892—1901年，上海，载徐雪筠等译编：《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海关十年报告译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第44页；《(英国)副领事阿连壁1879年度上海贸易报告》，载《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54—1898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第547页。
⑦《上海对外贸易(1840—1949)》(上册)，第463—464页。
⑧《上海对外贸易(1840—1949)》(上册)，第164、421—441页；《(英国)领事麦华陀1869、1874年度上海贸易报告》，载《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54—1898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第195、334页。
首先是运河枢纽镇江，1861年开埠。在津浦铁路建成以前，运河是江苏、山东以至直隶部分地区全流域贸易的运输动脉。镇江就像一个麻袋口，把沿岸贸易尽收囊中。然后是安徽芜湖，1877年开埠。芜湖的贸易网主要涵盖安徽省境内的池州、宁国、太平、安庆、庐州等府，六安州、和州以及江苏境内江宁府的部分地区。安徽全省的贸易额大部分经芜湖口岸进出口。接着是江西九江，1861年开埠。九江囊括了赣州以北赣江流域大宗物资的进出口业务，是江西对外贸易的集散市场。汉口是长江中游最大的集散市场，1861年开埠。湖北省内贸易沿长江汇集汉口，陕南地区通过汉水与汉口相连，京汉铁路修通后，北至直隶、山西、河南等北方广阔地带皆可南下与汉易，汉口成为名副其实的“九省通衢”。再往上到达岳州，1899年开埠。岳州的进出口贸易通过长沙的接力作用辐射全省，促使以往湖南省以湘潭、常德为中心的市场网络重新组合，北向长江的商路成为湖南进出口物资的主要通道。最后是四川的大门重庆，1891年正式开埠。随即就迅速跃居四川乃至西南地区最大的货运中心。拥有沿江六省以及非沿江省份部分地区这样大范围的腹地为依托，上海自然成为近代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①。
4．北方环渤海地区(天津、营口、烟台)
开埠以后，天津主要的贸易对象口岸是上海，日用品从上海进口的比例较大，而特种商品的来源地则以香港居多，因为这些商品常常是天津独需的，而其产地往往又远在欧洲、印度、南洋一带，远洋来船直航天津不能象在上海和福州那样容易获得足够的回程货因而难以获利②。故采取先运至香港后，转由经营中国沿海航运业务的轮船公司与其它北销商品混运北上，途经天津时卸货，再开往牛庄和烟台，以装载回程货物③。
早期天津洋货进口结构比较单一，鸦片和棉纺织品所占的比例较大，这两种商品的产地远在印度和英国，必然有相当一部分要经香港转口输入。但随后贸易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为了镇压捻军、西北回民起义，清政府不惜花巨资从国外购买大批新式军火。早在1866年，即有大批加农炮、毛瑟枪、手枪及铜帽进口，另有通常来自英国之火药(概由上海与香港转口)进口量颇巨④。向清政府出售军火数额最大的国家是德国，大批取道伦敦、鹿特丹和安特卫普的德国商品以英国货、荷兰货和比利时货的名义运到了中国，海关统计的“香港”一栏包含了大量的德国商业，因为英国的这个殖民地是向中国输出军火的中心⑤。运抵香港的军火再转运到国内各地，其中转运到天津的比例很大。到1893年，军火的进口已位居天津当年进口货值的第一位⑥。机器和铁路设施的进口也有较大比重来自德国，大部分仍走与军火同样的路线进口到天津，反映出随着天津近代工业的兴起，商品的结构出现了较大变化。而香港一直与天津保持着特货交易关系，是工业建设原料和特种军需品的供应地。
豆货(大豆、豆饼、豆油)自营口开埠以来就一直是东北最大宗的出口货。在1907年大连开埠前，主要通过牛庄出口日本、海参崴，以及华南一带种植甘蔗的地区。据台湾学者研究，1870—1930年间，豆货占东北贸易总额的比例维持在65％—90％之间⑦。1870年前后，豆货贸易完全解禁，成为中外势力角逐的大宗出口货。不仅华中、华南一带的经济作物种植区需要豆货作为肥料，东南亚的甘蔗园也需要豆饼肥田。鉴于东南亚一带没有直通中国北方的航线，因此有一定份额需经香港转口⑧。此外，营口还是各种药材的大型集散市场，外国药品输入东北素由香港进口。营口当地的天福堂、魁记号、公裕号、宝安堂、公和栈等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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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DeeennialReport，1882—1891年，镇江，载《中国旧海关史料》152—305，308页；谢国兴：《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安徽省(1860—1937)》，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64)，1991年，第460页；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江西省图书馆选编：《江西近代贸易史资料》，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97页；苏云峰：《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北省(1860—1916)》，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41)，1981年，第410—415页；周石山：《岳州与长沙自主开埠与湖南近代经济》，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42—149、160—163页；周勇、刘景修译编：《近代重庆经济与社会发展》，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页。
②TradeReports，1866年，天津，载吴弘明等译编：《津海关年报档案汇编(1865—1911)》(上)，天津社会科学院内部资料，第43页。
③TradeReports，1873年，厦门，载厦门市志编纂委员会、《厦门海关志》编委会：《近代厦门社会经济概况》，鹭江出版社，1990年，第110页。
④TradeReports，1866年，天津，载《津海关年报档案汇编(1865—1911)》(上)，第32页。
⑤施丢克尔：《十九世纪的德国与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第100页。
⑥姚洪卓：《近代天津对外贸易(1861—1948)》，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第112页。
⑦雷慧儿：《东北的豆货贸易(1907—1931)》，台湾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专刊(7)，台北：1981年，前言，第1页。
⑧胡雪梅：《近代中国大豆出口贸易概述》，辽宁师范大学2003年硕士学位论文(未刊稿)，第6—7页。
药材批发商都在香港设有办庄，直接进口国内外药材，生意兴隆，吸引八方客商前来采购①。
就山东的烟台和青岛两个口岸而言，由于青岛开埠晚，开埠后直接对外贸易的趋势较强，而烟台则在19世纪后期直至青岛开埠前一直是山东大宗进出口贸易的门户，因此这里只以烟台为例进行探讨。烟台腹地出产多种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其中豆货、丝及丝织品、粉条、草帽辫、花生及花生油、花边等都是大宗出口货，主要销往华中和华南市场，海外市场以南洋为主，出口英美等国也占一定比例，多经香港转口。大宗土货如粉条、药材、丝及丝织品等经香港转口国外市场的比例在40—70％之间。而鸦片、棉纱、匹头等来自欧美、印度的洋货有一定比例通过香港输往烟台②。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烟台更邻近另一远东转口港上海，因此香港并不是烟台最重要贸易对象③。
5．闽浙台地区
福建省对外贸易南北各有所侧重。对闽北而言，茶叶历来是出口的最大宗，除与英国和欧洲大陆有直航贸易外，出口美洲、澳大利亚、东南亚和印度的茶叶多经过香港转口④。福州周围农村生产的马铃薯也曾大批运往香港和新加坡售卖⑤，证明福州也是香港市场上鲜货的来源地之一。同时，抵补茶叶出超的大批鸦片、棉制品大多经香港输入，本地商号在香港派有人，交易便捷⑥。早在1865年，定期航行于福州、厦门、汕头和香港之间的英国轮船就有6艘之多，这些轮船为外国商人载运鸦片和铅，这是外国商人进口的主要货物⑦。在粮食歉收的年份，大批大米以及美国面粉自香港源源运抵福州⑧。厦门港则由于输出的劳动力众多，其工业及贸易的兴起每受侨资及侨需的影响。时有瑞记公司，成立于1893年，年产各类罐头四千担，专销本地及南洋一带⑨。而香港就是这些内地土特产品输往南洋和世界其它华侨集中地区的中转站。
由于邻近上海，晚清时期浙江省大宗进出口贸易主要通过上海中转，而香港与宁波等口岸的贸易也略具规模，是浙江省第二大洋货来源地，两地在糖等若干类特货贸易领域的关系比较密切⑩。除鸦片外，南方的糖、海峡殖民地(马来亚)的锡、南洋的米、檀香木、苏木、藤器、美洲花旗参等，经香港重转口输往浙江⑾。而浙江
出产的棉花、火腿、烧酒、墨鱼、草席、花生油、明矾等大批运销香港，或经香港转往华南地区和海外华人聚居的社区⑿。除鸦片和糖以外，其它都不是大宗贸易，说明两地都不是对方最重要的贸易对象，但某几类杂货贸易的兴盛恰又反映出二者之间的相互依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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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张述远：《旧营口的中药业逡巡》。载《营口文史资料(第10辑)——营口港埠面面观》，第2卷，第6—7页。
②刘素芬：《烟台贸易研究(1867—1919)》，台湾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1—15、28—29页。
③交通部烟台港务管理局编：《近代山东沿海通商口岸贸易统计资料(1859—1949)》，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4—7、33—34、43—44页。
④TradeReport，1865年，1867年，福州，载《近代福州及闽东地区社会经济概况》，华艺出版社，1992年，第9、49页。
⑤TradeReport，1890年，1892年，1910年，福州，载《近代福州及闽东地区社会经济概况》，第179、221、281页；DecennialReport，1892—1901，福州，载《福建文史资料》第10辑，第118页。
⑥TradeReport，1876年，1881年，1893年，福州，载《近代福州及闽东地区社会经济概况》，第112、130—131、192页。
⑦林仁川：《福建对外贸易与海关史》，鹭江出版社，1991年，第198页。
⑧TradeReport，1898年，1907年，1910年，载《近代福州及闽东地区社会经济概况》，第218、265、283页；DecennialReports，1882—1891，1892—1901，福州，载《福建文史资料》第10辑，第81、106页。
⑨李国祁：《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闽浙台地区(1860—1916)》，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44)，台北：1982年，第302—304页。
⑩《(英国)领事帕特(Pratt)1905年度宁波贸易报告》，见《宁波英国领事贸易报告选译》，载《档案与史学》，2001年4期。
⑾TradeReport，1870年，1878年，宁波，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杭州海关译编：《近代浙江通商口岸经济社会概况——浙海关、瓯海关、杭州关贸易报告集成》，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30—131、198页。
⑿TradeReport，1867年，1869年，1870年，1871—1872年，宁波。《光绪十九年(1893年)宁波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光绪十一年(1885年)温州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杭州海关译编：《近代浙江通商口岸经济社会概况——浙海关、瓯海关、杭州关贸易报告集成》，第105、122、132、142、282、517页。
台湾对外交通便利，早在开港之前就与香港存在着贸易关系。怡和洋行自19世纪40年代起就从香港贩运鸦片至台湾用以交易当地的樟脑、樟木等特产①。但大宗的贸易往来集中于19世纪60年代台湾开港以后至日本割台这一段时期，且以稻米、蔗糖、茶叶、樟脑、煤等四五种主干商品为出口大宗，进口货则一直以鸦片占最大份额，其余为煤油、棉布等日用品②。试以国际市场上的紧俏商品樟脑为例来看港台间的大宗商品交易。随着塞璐璐工业的崛起，欧美等国对樟脑的需求猛增，但全世界仅日本和台湾的天然樟脑产量较大，故台湾樟脑呈供不应求之势，香港市场上樟脑的价格扶摇直上，外商在台湾以每担12两左右的价格揽购的樟脑，运至香港后每担可售20两，多至20余两③。大批樟脑从这里运往印度、欧洲，35年间经香港转口的数量占台湾全部樟脑出口量的93．37％④。尽管与其它口岸相比，港台贸易关系相对简单，但台湾对香港的贸易依存度高于其它口岸。日本割台后，大幅抬高台湾对华贸易关税，免除台日贸易关税，将台湾大额对外贸易扭向了日本长崎等地，但香港对台仍保留了诸如药材等特色转口贸易⑤。
四香港作为转口贸易港的特色与职能
从上文的叙述中可以发现，香港与中国沿海乃至内陆的不同口岸问的贸易结构存在较大差别，特别是在土货出口方面，不同口岸都有其特定的出口商品结构。但总体而言，香港在与国内诸港口的贸易往来中发挥了一些共同的功能。
第一，香港很早就发展成为大宗消费品及走私商品的输出地和特殊贸易的交易所。大批鸦片、盐、军火从这里走私到沿海各地，南方沿海的一些城市通过沙船将大量供外国消费的中国产品运入香港，这两者都不在外国人管理的海关权限之内⑥，是香港作为英国殖民地特有的贸易形式。此外，为了逃避繁重的厘金等针对土货在内地流通所征收的税额，不少商品均先行运至香港取得洋货资格后再复出口到内地通商口岸，然后凭借子口税单即可摆脱内地诸多关卡的滋扰。
第二，香港还是内地初级产品的精加工中心。无论是云南的大锡、广西的锑矿，广东的土糖、腌姜、蜜饯、禽毛、鲜蛋，上海的杂货、甚至还有北方的皮毛，都有必要先运往香港作进一步精加工，或精炼，或提纯，或分类，或拣选，或腌制，使之达到国际市场的要求。第三，香港是小额进口特货及出口杂货的重组港。诸如军火、机械、铁路器材等进口货大多采取先出口到香港，再由专门经营中国沿海航运业的轮船公司将其与其它出口商品重新拼装后沿固定的航线运至最终消费地。
第三，香港还是国内大宗工业原材料、燃料的消费地。这可以从香港加工业、制造业、航运业的不断进步得到解释。如制糖业所需的牛羊废骨来自天津⑦。再以煤炭为例，“几乎全部用于船只的燃料方面，这使香港成为著名的煤炭补给基地，配给中途站”。1905年共进口各类煤炭达100多万吨，足见其航运业的发达⑧。
第四，香港是内地受灾地区及缺粮省份进口南洋大米的集中转口港之一。以北方的天津为例，因灾害频繁，且驻有大队营兵，粮食消费量大，政府就曾派专员驻港采购粮食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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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黄富三：《台湾开港前后怡和洋行对台贸易体制的演变》，载台湾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筹备处编：《台湾商业传统论文集》，台北：1999年。
②《1882—1891年台湾淡水海关报告书》、《1882—1891台南海关报告书》，载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印：《台湾经济史六集》，台北：1955年，第88—91、115—120页。
③连横：《台湾通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卷18，榷卖志，第356页。
④林满红：《茶、糖、樟脑业与台湾之社会经济变迁(1860—1895)》，台湾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第33—37页。
⑤兰：《日治时期台湾的中药材贸易》，载台湾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筹备处编：《台湾商业传统论文集》，台北：1999年。
⑥《(英国)总领事哲美森关于中国对外国进出口贸易统计以及银价下跌对中国物价和出口量影响的报告》，载《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54—1898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第800页。
⑦《光绪十七年天津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载《津海关年报档案汇编(1865—1911)》(下)，第23页。
⑧滨下武志：《香港大视野——亚洲网络中心》，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1997年，第57页。
⑨TradeReports，1867年，1884年，天津，载《津海关年报档案汇编(1865—1911)》(上)，第58、70、226页。
东由于大面积种植经济作物，经常要通过香港进口西贡米①。盛产丝绸的长江下游地区也不例外，必要时也会通过香港进口大量洋米运到产丝区交换蚕丝②。
第五，香港还在与贸易、航运、金融、保险等相关的领域发挥了一些比较零碎的功能，如船舶修造、航运保险、金融汇兑等。
综上所述，香港是近代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转口港，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及独立自由的贸易机制，形成了与国内其它通商口岸有很大差别的贸易模式。这体现在香港贸易以转口为主、正常贸易与走私贸易并行、特货贸易发达等方面。借助贸易的发展，航运业、金融业、市政建设也在同步跟进，并借此迅速实现了城市经济的繁荣，展示出一幅充满自由港特色的发展轨迹。
[后记]本文承蒙导师吴松弟先生悉心指导，深表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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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TradeReports，1875年，广州，《宣统二年广州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载《近代广州口岸经济社会概况——粤海关报告汇集》，第126、499页。
②《参赞威妥玛关于从商业角度看1864年度上海港贸易情况的备忘录》，载《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54—1898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第85页。
HongKongEntrepotTrade,AnExampleofForeignTradeinLateQingChina
Abstract:DuringthelateQingperiod,thegeographicalstructureoftheforeigntradeinChinachangedgreatly.Shanghai,insteadofCanton(Guangzhou),becamethenewtradepivotofChinagradually.AlongthecoastofChina,HongKongwastheonlyoneportthatheldanequalpositionincontrasttoShanghai.SuchasituationlayintheexcellentgeographicalsiteandthebroadtradepartnersofHongKong.ThisarticleillustratestheexactchangesandevolutionsoftraderelationsbetweenHongKongandmaingeographicalregions,i.e.GuangdongandGuangxi,SoutheasternRegion,Fujian,ZhejiangandTaiwan,ShanghaiandtheYangtzeValley,andthesurroundingregionsofBohaiOceaninthelateQingperiod.
转口贸易篇3
一、转口贸易特点及趋势分析
1.转口贸易交易金额呈爆发增长态势。随着我国与世界更广泛的经济交流、贸易方式不断创新和发展，其中转口贸易由于具有无须报关、免予缴纳关税和增值税、可以有效规避贸易壁垒等优势，比一般贸易有着更低的成本优势和灵活性，因而转口贸易业务在全国增长迅速。
2.人民币成为转口贸易结算的主要货币。随着人民币跨境结算的放开，企业在确定结算币种时有了更多的选择，因人民币远期信用证期限可达6个月，大于外币信用证期限，所以转口贸易更多采用人民币进行开证结算。
3.远期信用证成为转口贸易支付的主要方式。企业多选择先收后支方式进行交易，即先向境外卖方开立远期信用证取得货权，再以即期收款方式向境外买方收取转口贸易货款。
二、转口贸易管理现状
1.未出台针对转口贸易的专门性法规。目前对转口贸易外汇管理的政策法规较为散乱，外汇局出台的有关转口贸易的政策法规均是在政策文件中某一条款中涉及，并未形成完善的管理体系，未对人民币转口贸易收支由外汇局如何管理进行明确界定，形成了监管空白。
2.转口贸易真实性审核难度较大。转口贸易不需要在海关报关，而作为转口贸易交易对象的仓单、提单等货权凭证又可以多次流通和交易，也没有海关或保税区监管部门的数据相匹配，无法有效确认转口贸易的真实性。从转口贸易的流通渠道看，转口贸易具有上下游交易对手均在境外，货物流与资金流不匹配的特征，交易的真实性难以追踪判断。
3.转口贸易的性质划分不明确。目前保税区货物货物在交易过程中只发生所有权转移，没有实际移动或运输到境外，仓单交易实质上是转手贸易，而目前对保税区仓单转手交易的管理视同转口贸易，并未对转手贸易的管理进行明确。当前对转口贸易收支纳入服务贸易项目，但又按货物贸易管理规定进行名录管理和分类考核，两者在收支申报和分类监管的不一致，使得转口贸易的性质无法确定。
4.银行无法有效履行代位监管职责。转口贸易作为一种新兴的贸易方式，许多银行尤其是内地银行的风险认识不足。从银行角度看，借助企业的“转口贸易”，可迅速扩大银行的涉外收支、结售汇和存款规模，通过办理开证、承兑、结售汇等业务提升其中间业务收益，因而部分银行存在角色错位，置真实性审核义务于不顾，审单不严、流于形式。
三、转口贸易中存在的异常情况
1.转口贸易成为热钱流入的重要路径。在人民币升值预期增强，存在境内外利差的背景下，国家加强了热钱流动监管和打击力度，限制了热钱通过资本项目和一般货物贸易途径流入境内可行性。而转口贸易作为一种新兴货物交易方式，还存在许多监管空白，大量转口贸易沦为境内外投资投机者套利交易的工具。
2.成为企业取得低成本资金的融资方式。在境内融资难度大、成本高的背景下，企业利用虚假转口贸易，通过货权凭证买卖或货权境内外转手，取得低成本融入资金。企业一般只需要交付货款总额20%-30%的保证金即可向供货方开出信用证取得物权凭证，再以全额即期收款方式通过转口贸易转卖物权凭证取得资金。企业可以多次进行转口贸易的实现上述循环，使众多境内企业套取资金。
3.交易风险向银行集中。参与转口贸易的各方中，境外销售方由于取得了由银行承兑的信用证，信用证到期必然能取得货款。境外购买方已经取得仓单或提单，钱货两清。而境内企业则获取了低成本资金，如果企业采用非全额保证金方式开立的远期信用证进行结算，由于信用证由银行承兑，若企业在信用证到期时无法付款，银行将承担垫款风险，使境内企业风险转嫁到银行，最终受损失的就是银行。
四、政策建议
1.加强对转口贸易管理。一是将人民币转口贸易和外币结算的转口贸易统一由外汇部门管理，出台统一的政策进行规范；二是对转手贸易与转口贸易进行区别管理，限制转手贸易交易；三是对企业转口贸易收支实施额度管理。办理转口贸易前应到外汇局备案；四是建立转口贸易企业信息数据库。从国际收支统计监测系统内采集转口贸易交易金额、交易对方等相关信息，在全国范围内比对转口贸易境外交易方是否存在频繁与境内企业进行转口贸易的情况。
2.加强与监管部门的协调力度，形成监管合力。一是与保税区监管部门进行沟通，建设转口贸易监测系统，将转口贸易资金流动与货物流动进行匹配。二是实行事前备案制度，保税区监管部门对转口贸易所涉及的仓单或提单转移进行的签注，并出具备案表，企业凭备案表及其他凭证方可在银行进行转口贸易资金收付。三是对同一批货物的多次转卖进行限制，禁止转手超过三次的仓单和提单进行转口贸易。
转口贸易篇4
关键词:珠三角;国际贸易;产业转移;港口经济
集装箱技术让远洋运输成本在最近半个世纪里下降到散货时代的1/3,极大地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增长。除了使得地球上最远两个角落进行贸易也变得有利可图外,低廉而便捷的运输还让企业在全球范围内组建供应链成为可能,并由此促进了中间品贸易的发展。大量企业到海外寻求低成本制造基地形成了制造业的转移,继而带动新的区域经济的发展,进一步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这也是近半个世纪来全球国际贸易的平均增速远高于同期gdp增速的重要原因。港口作为海洋运输的起点和终点在国际贸易和产业转移过程中扮演着最为重要的角色之一,首先,港口是一个地区吸引产业转移的重要因素,港口所在的区域也是最有可能发展成为大城市的地方(krugman,1991; fujita,1996);其次,作为航运物流中心,港口经济本身是一个地区经济增长的引擎之一。但是港口经济却不一定会永远发展下去,而是随着贸易中心和制造业中心的不断变迁而走向衰落,甚至退出历史舞台。珠三角的港口群是典型的腹地型港口,对于腹地的制造业有较强的依赖性,它们曾经是珠三角城市群崛起的重要因素之一,但随着产业的逐步转移,珠三角的这些港口都面临着衰退危机。
一、 海运成本下降促进了国际贸易、产业转移
1. 海运费用在近半个世纪显著下降。萨缪尔森(samuelson,p.a,1952)正式提出了“冰山运输”模型(运输过程中货物有一部分被海水融掉消失了,只有剩下部分能到达目的地,消失的部分即运输成本),成功地将运输成本引入了国际贸易模型,解决了关于运输成本的理论难题。几乎在同一时期的1956年,美国新泽西州的纽华克港诞生了第一个集装箱,因其克服了海运过程中货物易坏易盗等难题,大幅度地降低了海运成本,成功解决了国际贸易过程中的运输费用难题,促进了世界贸易量的快速增长。美国经济学家douglas c. macmillan(1970)在研究海运对一般货物贸易的作用时指出,在集装箱还没有进入国际运输的1961年,单海运成本就占到了美国出口额的12%和进口额的10%(如果算上相应的陆运成本可能高达25%),而当时美国的平均进口关税才7%,运输成本成为当时比关税还要严重的贸易壁垒,以至于当时的美国联合经济委员会都认为“贸易成本太高了,在很多情况下进行贸易毫无意义”。1972年国际咨询公司麦肯锡完成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集装箱船让欧洲与澳大利亚之间的运输时间从散件时代的70天缩短至34天,保险索赔减少了85%,包装成本大幅下降,海运费率也直线下降。到20世纪80年代末,亚洲到北美的运价较之以前的散货时代降低了40%~60%(marc levinson,2005)。虽然levinson认为集装箱的革命时代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已经结束,但其余波还在回荡,随着船舶的大型化集装箱运输成本至今仍然在稳步下降,海运相对于其它任何运输方式仍然具有绝对优势,以2008年湖南常德至上海港的运输为例,如果走公路,每吨运价约为5 000人民币,走铁路约4 000,但是走长江水路只需要1 700元。
2. 全球贸易量大幅增长。据世贸组织的统计显示,1966年~1976年间全球制成品贸易量增速几乎一直是制造产量增速的2倍,是全球经济产出增速的2.5倍,1990年~1999年的十年间世界贸易量的平均增速为6.5%,远远高于同期全球gdp的平均增速2.0%。最近5年的统计分析则显示,全球gdp增长1%,世界集装箱贸易量增长2.8%;
二、 国际贸易、产业转移决定港口经济变迁
1. 港口是一个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重要条件。如果略微考察一下近代以来的那些大城市,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共同点,它们绝大多数是依港口而生,纽约、洛杉矶、伦敦、鹿特丹、东京、台湾、香港、新加坡以及上海、深圳、天津等地概莫能外。因为处于海运的起点和终点,这些地区拥有得天独厚的运输优势,往往成为一地或一国的贸易中心或制造中心。paul krugman 1991年简单论述了为何世界上绝大部分城市都是沿港口而建,fujita等人1996年又通过正式的模型解释了因港口具有枢纽效应从而最有可能成为制造业转移的首选地区从而发展为城市。ximena clark,等人在2004年的实证研究也表明“只要有管理完善的港口和足够的规模,远离终端市场的地方也可以成为全球供应链上的一环,而那些需求少港口基础设施差的地方由于面临更高的运输成本,其对全球市场上的制造业的吸引力也就会小得多”。
2. 国际贸易、产业转移决定港口经济变迁。海洋运输带动了港口装卸、加工装配、陆上运输、物流服务、造船、进出口贸易、金融结算甚至酒店餐饮等多个产业的配套发展,围绕港口周边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经济圈,这就是所谓的港口经济,港口经济由于其辐射的产业较多本身就可能成为地区经济增长的一极。尽管拥有优良港口的地区可以借港口优先发展为制造中心和贸易中心,但港口经济本身却不一定会永远发展下去,随着制造业的不断转移,那些发展起来的大城市大多会经历产业升级进入自我发展的良性阶段,但港口却将逐步衰落,甚至退出历史舞台,这就是港口经济的发展规律。
levinson追踪了20世纪50、60年代盛极一时的纽约港 是如何逐步丧失航运中心的痛苦历程。凭借哈德逊河入海口的地理优势,纽约港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处理了美国1/3以上的海运货物,为纽约市提供了10多万与海运直接相关的就业岗位。集装箱进入国际运输以后,运输成本迅速下降,纽约港日益拥挤的交通,高昂的陆运成本,高额的码头工人工资以及强大的工会等问题为纽约港敲响了丧钟,大批的制造业搬离纽约市,贸易量随之缩水,港口物流量接连下滑,纽约港就此开始衰落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彻底关闭。为了保住纽约港的地位,纽约市曾进行过一场代价不菲的“港口保卫战”,包括大力投资拓深航道、新建码头、改善港口后方交通等等,但经济发展的潮流横扫了这种无谓的抵抗,纽约港最后被改装成了一个娱乐设施。levinson认为“纽约是第一个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面对经济转变的老牌航运中心”,但绝不是最后一个。紧随其后,英国的伦敦港、利物浦港也丧失了欧洲航运中心的地位,取而代之的是荷兰的鹿特丹港,亚洲的新港口相继崛起。
三、 世界港口经济变迁史给珠三角港口经济的启示
1. 珠三角产业转移的基本趋势分析。按照masahisa fujita,paul krugman(1999)的分析,最先发生转移的是规模效益较小而运输成本相对较高的制造业(他们定义为低层次制造业)。从2003年珠三角首次出现“民工荒”开始,珠三角的产业转移提上日程。在经历了近30年的高速发展后,珠三角地区的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寻求转移,曲建(2006)称之为第四轮全球产业转移,但是他认为第四轮全球产业转移转向何处,目前还没有形成十分显著的趋势。陈雪梅(2005)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广东省制造业中有19个行业的聚集指数呈现下降(食品、纺织、皮革毛皮羽毛、家具、文体用品、医药制造、塑料制品、有色金属冶炼、金属制品业、电气机械器材,等等),同期湖南省有18个行业呈上升趋势,两省在产业梯度上升与下降产业方面有相当的互补性。陈雪梅据此得出结论,广东省由于已经处于工业化的成熟阶段。珠三角的低层次制造业转移已成大势所趋。
转口贸易篇5
一、四川出口贸易增长方式发展的基本历程：结构转变
（一）四川出口贸易商品结构的转变
据统计，2005-2014年，四川出口额从47.0亿美元增至448.5亿美元，增长8.5倍;同期，其对外贸易顺差则由15.0亿美元上升到194.5亿美元，增长近12倍。出口贸易商品结构反映的是出口商品之间的关系，具体为各类出口商品分别在出口额中的比例。具体来说，四川出口贸易以工业制成品为主，且其比例趋于上升;与此相对应，初级产品则趋于下降。2005-2014年，四川出口的工业制成品从91.1%增至98.1%，初级产品则从8.9%降至1.9%，前者占绝对主体地位。在工业制成品中，劳动密集型产品逐渐下降，而以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为代表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则日益增长。其中，机电产品占比高且增速快，于2009年达到了50%以上，占据四川出口商品的主导地位;高新技术产品的增速也较为明显，在2012年增长到了40%以上;两者已构成四川出口商品的大部分（表1）。这说明四川出口贸易商品结构实现了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向以资本技术密集产品为主的转变。
（二）四川出口贸易方式结构的转变
出口贸易方式结构主要反映出口贸易中买卖双方所采用的具体做法之间的关系，具体是指一般贸易、加工贸易和其他贸易分别在出口额中的占比。较早的四川出口贸易以一般贸易为主，加工贸易和其他贸易只占很小的份额。如2005年，一般贸易高达81.1%，是四川出口贸易的主要方式。但一般贸易呈下降趋势，并于2011年下降至50%以下。相应地，加工贸易则呈增长趋势，并于2011年从上年的24.1%剧增至40%以上，接近一般贸易的比例;次年则超过了一般贸易（图1）。目前，一般贸易虽仍略高于加工贸易，但两者的差距已甚微。这表明，四川出口贸易方式结构由以一般贸易为主转变为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并举的格局。
（三）四川出口贸易主体结构的转变
出口贸易主体结构反映了不同性质出口贸易企业之间的关系，在中国主要是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和其他企业分别在出口额中的比重。四川出口贸易主体结构已经经历了两次大转变：第一次是以国有企业为最大贸易主体向以其他企业为最大主体的转变，最初以国有企业为最大贸易主体，集体、私营等其他企业其次，而外资企业所占比重极低;但后来国有企业的比重趋于下降，相应地，其他企业和外资企业则趋于上升，从2006年开始，其他企业取代国有企业成为四川最大贸易主体，外资企业位居最后。第二次是以其他企业为最大贸易主体向以外资企业为最大主体的转变，随着四川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外资企业日趋增长，于2011年取代其他企业成为四川出口贸易的最大主体，国有企业则位居最后。这样，四川出口贸易主体结构经历了从以国有企业为最大主体向以其他企业为最大主体的转变，再向以外资企业为最大主体的转变。
二、四川出口贸易增长方式转变的主要问题：结构困境
（一）从出口贸易商品结构来看，四川出口商品较为低端
目前，四川出口贸易商品虽以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但其出口商品仍处于较为低端的状态。首先，从投入要素来看，劳动密集型产品依然占有较为突出的地位。2014年，四川出口的七大类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服装、鞋类、纺织品、塑料及制品、家具、旅行用品及箱包和玩具，占比共计14.4%。其中，前四类产品的出口额均位居前十位。同时，加工贸易的增速及比重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四川出口商品中的地位。两者均表明，在四川出口贸易商品结构中，附加值较低的劳动密集型商品仍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对四川出口贸易仍具有重要影响。劳动密集型产品充分利用了生产环节上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但具有高物耗、低收益等特征。而且，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国际市场大多已经进入成熟期，市场对其需求相对稳定，增加额有限。劳动密集型产品占重要地位因而制约着四川出口贸易的发展、利益空间。
其次，从价值链来看，四川工业制成品以组装、生产等附加值较低的环节为主，而研发、设计、采购、销售、售后服务等价值增值较大的上下游环节较为落后。2014年，四川出口的工业品中，成品高达85.7%，半成品仅占12.4%。组装生产环节创造的收益成为四川贸易利益的主要来源。而组装生产环节却又处于“微笑曲线”的最下端，其附加价值最低，生产过程极短，难以带动四川相关产业的培育和发展。而且，以组装生产环节为主还不利于培育自主品牌或提升自有品牌，而品牌的缺失或低端化又会进一步限制四川出口产品的发展空间和利益空间。
（二）从出口贸易方式结构来看，四川加工贸易比重偏高
在出口贸易方式结构中，加工贸易是促进对外贸易快速增长的有效方式和参与国际分工合作、融入全球产业链的重要途径。但加工贸易存在较多的局限性，如技术含量不高、附加值较低、价值链不长;容易受到国际贸易环境的影响，稳定性不强;“两头在外”，出口商品的研发、营销等环节都掌握在境外贸易商手中，对后者的依赖性较强。两相比较，一般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要大于加工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其原因主要在于一般贸易能够带来更多的企业利润，并且从长远来看能够更好地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从动态意义上进一步促进经济的增长，这是加工贸易所不具备的特征。微观研究也认为，企业对贸易方式的选择倾向程度从高到低排序为：一般贸易、进料加工贸易、来料加工装配。因此，加工贸易比例过高会不利于对外贸易与GDP的可持续增长。
如前所述，目前四川出口贸易方式结构的基本特征是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并举。其中，四川加工贸易的占比是逐渐上升的，并于2012年达到最高47.1%;后略有下降，2014年为38.8%。2012-2014，四川加工贸易的占比连续三年高于中国加工贸易的平均水平，其比例偏高。这既限制了四川出口贸易的利益空间，也增加了四川出口贸易对国际贸易环境和境外贸易商的依赖程度，还反映出四川出口贸易商品缺乏自主知识产权和自有品牌，仍处于商品价值链的低端环节。
（三）出口贸易主体结构来看，四川贸易主体依赖性较强
目前，四川出口贸易以外资企业为最大主体，其他企业其次，而国有企业最小。其中，外资企业不仅占比最高，且主导着四川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早在2007年，四川外资企业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就占四川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的80.9%。但外资企业由于受其所在跨国公司在资本、技术、核心人才、商品市场等方面的控制，因而对后者存在与生俱来的依赖性，缺乏应有的自。这样，外资企业不仅容易受其所在跨国公司经营战略方针变化的影响，而且其贸易利益也主要为后者所拥有，由于居于主导地位的外资企业所具有的这种依附特征决定了四川出口贸易主体对外部因素存在较强的依赖性。
同时，内资企业（包括其他企业和国有企业）也对外部因素存在一定的依赖性。由于四川加工贸易占有较大的比重、以组装生产环节为主，四川内资企业也进入到了国际产业分工的链条中，不可避免地对国际市场和资本产生较强的依赖性。而且，由于组装生产环节处于产品价值链的最底端，四川内资企业非常容易受到贸易伙伴的钳制和贸易竞争对手的挤压，从而被进一步强化了对外部因素的依赖性。这样不仅不利四川内资企业其自主性、创新性和竞争力的培育和发展，还提高了四川出口贸易对国际贸易环境的依赖程度，增加了四川出口贸易发展的不确定性。
（四）从出口贸易地区结构和市场结构来看，四川出口地区和出口市场均过于集中
四川出口贸易地区结构高度集中，非常不平衡，仅成都一地就占到全省出口额的76%。这有悖于四川的地区产业结构现状。四川有五大经济区，各经济区均有良好的支撑产业。其中，成都经济区有重大装备制造、高新技术、现代服务、旅游等特色产业;川南经济区有能源、化工、装备、饮料、纺织等支撑产业;攀西经济区有能源、新材料、亚热带农业等主打产业;川东北经济区有天然气化工、农产品加工、红色旅游等特色产业;川西北经济区有生态旅游、清洁能源、民族特色产业等代表产业。而四川出口地区过度集中则表明其出口贸易没有充分利用各经济区的优势产业，其发展尚未有效地建立在坚实的产业基础之上，缺乏以优势产业为支撑的发展潜力。
另外，四川对外出口市场非常集中。首先，就洲际来看，因四川地处中国西南腹地，受地理位置的制约，四川出口贸易市场主要集中在距离相对更近的亚洲地区，其占比高达50%左右;然后为北美洲和欧洲，分别在20%左右;非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所占比例极小，共约为10%。其次，就贸易伙伴来看，四川的贸易伙伴虽然涉及几十个国家和地区，但其出口商品主要流向美国、欧盟、东盟、香港、日本、印度、俄罗斯、韩国等。2014年，四川前三大出口贸易伙伴的出口市场集中率为53.2%，前十大出口贸易伙伴的出口市场集中率为81.9%，出口市场十分集中。而贸易市场过于集中决定着四川对外出口容易受到主要贸易伙伴市场环境和双边政治经济关系的影响，出口脆弱性非常大。
三、四川出口贸易增长方式转变的主要路径：结构优化
（一）增加出口商品的技术含量，提升四川出口商品的档次
增加出口商品的技术含量是改变四川出口商品处于低端状态的主要途径。第一，向劳动密集型产品植入以技术为核心的软因素。这不仅能够帮助四川出口产品提高质量，增强竞争力，获得更大的利益空间，而且能帮助四川出口产品培育自主品牌或提升自有品牌，为四川出口贸易的持续高效发展提供品牌保障。其主要途径包括更新生产设备、优化产品设计、植入高科技术、采用新型材料、实施科学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等。第二，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品。这不但可以改变劳动、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之间的比例关系、优化商品结构，更可以增强四川出口贸易的竞争力和持续性，实现四川出口贸易的“集约型”增长。不仅要依托加工贸易大力组装生产高新技术半成品和成品，还要向高新技术产品的上下游延伸，包括产品的研发设计、零部件生产、模块零部件生产、销售、售后等环节。要为发展高新技术产品创造各种条件，提供资金、技术、人才等支持;要与相关产业的龙头企业合作，获取对方的技术、人才支持;要与高新技术产品发达的地区合作，学习对方的先进经验和成功模式。
（二）重点发展一般贸易，促进四川出口贸易方式结构的优化
实现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并举向以一般贸易为主的转变，是四川出口贸易方式结构优化的主要目标。首先要重点发展一般贸易。要引导各类贸易主体重视发展一般贸易;鼓励企业开展自主研发、自创品牌，生产和销售自有产品;利用先进技术提升产品的科技含量和质量水平;着重开展高新技术产品的一般贸易;为一般贸易开通审批绿色通道，提高便利化服务水平。其次，要推动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由于加工贸易所存在的局限性，其比重偏高会抑制对外贸易的数量扩张和质量提升。而推动其转型升级、提升其产业产品层次、延长其产业链则可为传统加工贸易寻找到新的出路。要重点开展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的加工生产;要用精细的加工技术和自创品牌来延长加工环节，增加加工贸易的收益;要主动参与跨国公司产业内贸易，以组装加工为依托，争取在研发、设计、采购、营销、售后等领域占据一席之地，增强产业的配套能力，扩大加工贸易的增值空间。
（三）培育内资企业的贸易竞争力，削弱四川贸易主体的依赖性
由于外资企业具有天生的依赖性，培育内资企业的贸易竞争力因而成为四川贸易主体削弱依赖性、战胜竞争对手的首要途径。鼓励众多内资企业目光向外，积极参与外贸活动;鼓励其调整出口商品结构，增加出口商品的技术因素，重点开发高新技术产品;帮助其开辟产品价值链中附加值更高的环节，向加工贸易的上下游延伸;引导其转变贸易方式，着重开展一般贸易;鼓励其扩大出口市场范围，主动“走出去”开拓新兴市场。可组合优化内资企业，壮大其研发、生产、经营能力;为内资企业开展对外贸易活动提供各种政策支持和便利服务;给予其与外资企业同等的税费优惠措施，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评估其外贸成果，开展优胜排序与奖励。同时，帮助外资企业获取较多的自是削弱四川贸易主体依赖性的另一条重要途径。向外资企业植入本土资金、技术、人才等核心因素。以技术为例。据研究，子公司来自东道国的技术接收越多，将拥有更高的自。帮助外资企业培育技术创新能力;倡导外资企业利用本土优势产业重点开发本土优势、特色产品;利用合约要求外资企业向本土分享其技术研发成果。
（四）推动出口地区和出口市场多元化，分散四川出口地区和出口市场的集中度
促进地区结构多元化，即鼓励四川各地发展出口贸易是解决四川出口地区过度集中问题的主要途径。尤其要以五大经济区为依托共同发展出口贸易，形成多元化的产业出口格局。政府要帮助出口滞后地区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培养强大的专业人才队伍;帮助各地发展优势、特色产业，为其发展出口贸易提业和产品支持;鼓励各地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开辟与四川出口港口的直接通道，如双流机场、西南出海大通道等，为其发展出口贸易提供便利条件。同时，推动出口贸易市场多元化可有效地化解四川出口市场集中度过高的问题。一方面要巩固传统市场，继续加强与美国、欧盟、东盟、香港、日本等贸易伙伴的联系，保持和拓展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市场份额。另一方面要积极开发新兴市场。从洲际来看，要努力增加四川出口商品在大洋洲、北美、拉丁美洲、非洲等新兴市场的市场份额，扩大四川出口市场的范围。从贸易伙伴来看，要着力加强与四川贸易联系甚少但经济实力强大的国家和地区的联系，如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法国等，增加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市场份额。当前，“一带一路”为中国发展对外贸易提供了新的机遇，四川可借助这一机遇，积极发展与“一带一路”国家间的经贸关系，增加在这些国家的市场份额，努力将其发展成为四川出口市场的重要一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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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口贸易篇6
【关键词】信用证；单据；单证相符
在跟单信用证业务中，单据的提交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是对信用证最终结算的关键，受益人向银行提交单据前，对所做的单据，必须根据信用证进行核查，做到表面上无差错即单证相符和单单一致。这里所说的单单一致包括各种单据中商品名称、数量、包装、重量等都要一致，不能自相矛盾，各项单据出单日期的前后应合理。在实务中由于所涉及出单部门繁多，单据格式各异，如发现单单不符修改起来也有一定的困难，因此选择一个合适的制单顺序，争取一次性做到单证相符、单单一致既可以节省时间迅速交单议附，也可以减少单据修改等不必要的麻烦。
案例：
2011年4月13日某公司与韩国一家公司签订了一份由中国青岛保税区转口至印尼雅加达港的顺丁橡胶销售合同，付款条件即期L/C，2011年4月18日某公司收到韩国公司指定银行开出的信用证，信用证规定所需单据为商业发票、装箱单、提单、产地证、测试报告。因某公司操作人员审证时未能正确理解产地证和转口产地证字面上的意思，未对此单据提出异议，另外在随后制单中也没有按照正确的制单顺序，导致单据频繁的修改，最后还以单据中存在大量的不符点交单。
一、具体产生的问题及存在的不符点
1、信用证要求提交certificate of origin而实际提交的是certificate of Re-export。这是某公司操作人员在审证中未能及时提出的异议，在转口贸易中因为货物的原产地并不是中国，中国指定的原产地签发机构只能签发certificate of Re-export代替certificate of origin，从而保证某些国家通关时对产地证的要求。虽然在实务中转口产地证能代替原产地证，但未能满足信用证结算中单证一致。
2、中国的原产地签发机构为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和中国进出口商品检验局相当于西方国家的行业性商会即信用证中的Chamber of Commerce。但是英文名称的不同也同样造成了单证不符。certificate of Re-export的出证机构是贸促会，英文名称是China Council for the Promotion of International Trade。与信用证中要求的出具单位名称Chamber of Commerce不同造成单证不符。
以上两个不符点解决比较容易，如以后在转口业务中遇到这个问题只需跟客户协商将信用证中Certificate of origin issued by chamber of commerce条款更改为Certificate of Re-export issued by China council for the production of international trade即可。
3、转口产地证上的发票日期与商业发票上的出票日期不一致。转口产地证可以随时出具，且出具时需要提供商业发票，这里提供的商业发票不需要满足信用证要求，所以制作转口产地证时是按照最初提供的商业发票日期来制作的，后来在交单议附过程中，忽略了产地证上的发票日期，造成单单不符，这是制单人员失误造成的。发票上的日期习惯上为当天的出票日期因此以后制单中尽量不要将产地证的制作日期提前，最好是产地证和商业发票为同一天出具，或是可以拿需要交单议附的商业发票来办产地证。
4、转口产地证的包装单位是按照货物向海关申报时的单位出具的为UNITS，而向船代（船公司）申报的单位是按照实际货物的包装单位CARTON。后船公司向海关核对出口舱单信息时发现包装单位错误要求修改。
5、提单右上方Received in eniernal good order and condition….证明船公司已将货物收妥待运，如货物已装船，需要在提单正面加注SHIPPED ON BOARD标识，另外DATE OF ISSUE栏为提单的出单日期。根据银行的审单要求，SHIPPED ON BOARD栏与DATE OF ISSUE栏的日期必须同时标注。本次操作提单的DATE OF ISSUE栏未签注，由此银行提出异议，认为该货物虽已装船但提单尚未正式签发。
二、通过调整制单顺序减少不符点
以上单据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提单和产地证，提单是由船公司填写出单，产地证自己填写由贸促会审核盖章。这类单据如果修改都需要与相关出单部门联系沟通，较为麻烦，尽量能一次性成功。另一类是发票、箱单、测试报告，这类单据全由自己填写可随时更改。
制作单据时需要找到一条主线，在以上单据中这条主线就是转口产地证。单从出单部门来看，产地证是由贸促会（代表政府部门）签发，另外贸促会审核盖章的依据是货物的进境备案清单、出境备案清单、原始进口产地证，这些单据也是由相应的政府部门出具，如果发现问题需要修改可能会占有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时间还可能导致无法按时通关。因此在签订合同和开立信用证中所签的货物描述栏包括品名、成分、商品编码、包装方式等一定要与原始进口产地证、进出境备案清单相对应，保证政府部门的审核能够顺利通过。转口产地证虽说是主线，但不一定要首先出具，毕竟产地证是由自己填写，有一定的灵活性。
（1）先根据货物进境备案清单、原始产地证等单据确定所签合同中货物的品名、成分、包装方式、数量、计量单位等，然后审核进口方所开出的信用证是否与之一致，这样做的目的是既能保证单证单证相符，也能保证通关和产地证的制作能顺利完成。
（2）首先制作提单，因为提单是由货代或船公司按照自己的模板签发，一旦出具修改起来较为麻烦，因此在确认提单复印件时要做到提单与信用证完全一致，主要包括提单上的shipper，consignee，notify party栏中的公司名称、地址及标点符号等要与信用证一致。另外注意计量单位上是用MTS，还是用KGS，一般习惯上还是按照MTS计量，包装方式栏不能简写。满足提单与信用证一致后就可以以提单为基础来制作随后的单据了。
（3）商业发票。商业发票是由公司自己模板制成，只需将信用证中货物描述的具体内容填入即可，也可适当的增加些内容，比如船名、起运港、装船日期等如要填入此类信息，一定要与提单保持一致。单据表面内容尽量减少，因为内容越多越容易出错。
（4）转口产地证。转口产地证的签发依据是进出境备案清单，因此该证上体现的信息要与向海关申报的信息相对应，同时要与商业发票的出票日期及发票号相吻合。转口产地证毕竟由自己填写，在保证以上信息无误后，书写格式及细节问题可参照提单进行填写，保证与提单相符。
转口贸易篇7
贸易伪报下的资本外逃是一种隐蔽的非法行为，其规模难以直接测算。由于贸易伪报下的资本外逃是造成中国与贸易伙伴贸易数据统计差异的重要原因，因此可以从中国与贸易伙伴的贸易数据统计差异值入手，通过分析主要的可观测因素，进而间接测算出贸易伪报下资本外逃的规模。
(一)中国与贸易伙伴的贸易数据统计差异值
根据国际收支平衡表的编制原理和国际收支账户分析方法，中国与贸易伙伴的贸易数据统计差异值主要受以下5个因素的影响。
1．贸易双方的统计口径和方法不同。
统计口径和方法不同，如统计辖区不同、运输时滞不同以及再出口内涵不同①等，都会造成中国与贸易伙伴的贸易数据统计差异。但由于统计口径和方法不同所产生的影响会相互抵消，其对双方贸易数据统计差异值的综合影响是有限的。
2．到岸价与离岸价的差别。
世界各国海关和统计机构通常以到岸价(CIF，货物价值包括从装运港至目的地港的运费和保险费)记录和计算进口货物价值，同时以离岸价(FOB，货物价值不包括从转运港至目的地港的运费和保险费)记录和计算出口货物价值。到岸价与离岸价之差主要由出口国(原产国)运送货物到进口国(目的国)的保险费和运输费构成，大概为离岸价的10%。
3．转口贸易及其增加值。
中国经转口国或地区转运到贸易伙伴的货物价值通常高于转口国或地区直接从中国进口时的货物价值，这是因为转运商为追逐利润而抬高了货物价格。这部分增加值没有计入中国的出口统计数据，但被计入了贸易伙伴的进口统计数据。
4．加工贸易增加值和走私。
加工贸易商品在出口后可能被中间商购买，经中间商再转卖给贸易伙伴，中间商为追逐利润的加价行为会使贸易伙伴的进口报关价格高于加工贸易商品的出口报关价格。由于没有足够信息用于判断被中间商购买和转卖的货物价值，因此很难量化中间商加价行为对中国与贸易伙伴贸易数据统计差异的影响。同时，货物走私逃避了海关监管，这也会造成进出口双方贸易数据统计的差异，如走私的货物价值未记录在出口国的出口账户，却记录在进口国的进口账户上。
5．贸易伪报。
贸易伪报是不法分子故意在进出口的货物价值上弄虚作假，以达到掩盖非法资本流出或流入的目的。贸易伪报可分为出口伪报和进口伪报。出口伪报，即出口商利用与贸易货物实际价值不符的报关单证进行贸易活动，包括出口低报和出口高报。出口低报是由出口商开出低于出口货物实际价值的发票，进口商将发票金额与实际货物价值的差额存入出口商在国外的账户，其目的是骗取外汇，躲避监管，将资本抽逃到海外;出口高报是出口商以高于出口货物实际价值的发票向本国海关申报，其目的是绕过资本项目监管，使国外资本非法流入国内。进口伪报，即进口商利用与贸易货物实际价值不符的报关单证进行贸易活动，包括进口高报和进口低报。进口高报是国外供货商开出高于进口货物实际价值的发票，国内进口商向货币当局申请的用汇高于实际用汇，其差额就存入了进口商的国外账户，其目的是骗取外汇，躲避监管，将资本抽逃到海外;进口低报是指进口商向海关申报的进口货物价值低于实际货物价值，使本应汇至境外的贸易结算资金滞留国内，其目的是绕过资本项目管制，使国外资本非法流入国内。上述5个因素是造成中国与贸易伙伴的贸易数据统计差异的主要原因。统计口径和方法不同以及加工贸易增加值和走私的影响虽然难以测算，但这些因素所产生的影响会彼此抵消，其综合影响有限，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到岸价和离岸价的差别可按照国际惯例将其换算成统一的计价方式。转口贸易及其增加值的影响也可根据中国与转口国或地区的转口贸易数据进行估计。贸易伪报是一种隐蔽的非法行为，其影响很难直接测算，但可以从中国与贸易伙伴的贸易数据统计差异值中剔除主要的可观测因素后进行间接测算。值得注意的是，贸易伪报下会同时产生资本外逃和资本非法流入。出于研究目的，本文剔除资本非法流入的影响，以出口低报导致的资本外逃与进口高报导致的资本外逃之和，对贸易伪报下资本外逃的规模进行测算。
(二)贸易伪报下资本外逃规模的测算模型
基于以上分析，在对中国与贸易伙伴进出口贸易数据，特别是转口贸易数据进行CIF/FOB转换①和相应调整后，先计算出中国与贸易伙伴的贸易数据统计差异值;然后再从统计差异值中剔除资本非法流入的影响，就能计算出中国出口低报导致的资本外逃和进口高报导致的资本外逃，两者之和即为贸易伪报下资本外逃的规模测算值。1．出口低报导致的资本外逃MEit=PIitCi－ΔV()it－DEit(1)式(1)中，MEit为中国与贸易伙伴i在t年出口项下的贸易数据统计差异值;PIit为贸易伙伴i在t年从中国进口的货物价值;Ci为贸易伙伴i与中国进行贸易的到岸价与离岸价转换系数(2)，经过转换，双边的贸易统计数据都调整为以离岸价计算的贸易统计数据;ΔVit为中国在t年经转口国或地区转出口到贸易伙伴i的转口贸易增加值;②(PIit/Ci－ΔVit)为贸易伙伴i在t年从中国进口的货物价值;DEit为中国在t年对贸易伙伴i出口的货物价值。式(1)中，MEit＞0，说明中国不法分子低报出口货物价值，其加总就是一定时期内(i=1，2，3，…，n)中国出口低报导致资本外逃的规模测算值;MEit＜0，说明中国不法分子高报出口货物价值，其加总就是一定时期内中国出口高报导致资本非法流入的规模测算值;MEit=0，说明没有出现贸易伪报行为。因此，中国出口低报导致资本外逃的规模测算值为：CFE=∑MEit，MEit＞0(2)2．进口高报导致的资本外逃MIit=DIitCi－ΔV''''i()t－PEit(3)式(3)中，MIit为中国与贸易伙伴i在t年进口项下的贸易数据统计差异值;DIit为中国在t年从贸易伙伴i进口的货物价值;Ci为中国与贸易伙伴i进行贸易的到岸价与离岸价转换系数(CIF/FOB)，经过转换，双边的贸易统计数据都调整为以离岸价计算的贸易统计数据;ΔV''''it为贸易伙伴i在t年经转口国或地区转出口到中国的转口贸易增加值;③(DIit/Ci－ΔV''''it)为中国在t年从贸易伙伴i进口的货物价值;PEit为贸易伙伴i在t年对中国出口的货物价值。式(3)中，MIit＞0，说明中国不法分子高报进口货物价值，其加总就是一定时期内(i=1，2，3，…，n)中国进口高报导致资本外逃的规模测算值;MIit＜0，说明中国不法分子低报进口货物价值，其加总就是一定时期内中国进口低报导致资本非法流入的规模测算值;MIit=0，说明没有出现贸易伪报行为。因此，中国进口高报导致资本外逃的规模测算值为:CFI=∑MIit，MIit＞0(4)综上，中国贸易伪报下资本外逃规模的测算值(TCF)等于出口低报导致资本外逃的规模测算值(CFE)加上进口高报导致资本外逃的规模测算值(CFI)，即:TCF=CFE+CFI(5)
二、样本选择与处理
在具体测算中国贸易伪报下资本外逃的规模时，需要对理论模型中的相关变量及其样本数据进行选择和处理，以提高所做测算的合理性和精确度。
1．样本期为2001—2011年。
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实行了一系列关税减让措施，相继落实了各项改革承诺，中国与海外国家或地区的贸易往来日益频繁，这为贸易伪报下资本外逃提供了较多的渠道和机会。从样本数据的可得性和质量考虑，2001—2011年的样本数据是由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国内外一些权威统计机构提供的，而且截至2011年，研究所需要的年度样本数据是齐备的。因此，本文选取2001—2011年作为样本期，样本数据为年度数据。
2．以香港作为中国与贸易伙伴转口贸易的第三方。
香港是著名国际自由港。一方面，中国内地是香港转口货物最重要的来源地，2001—2011年香港转口货物中，原产地为中国内地的货物价值为19541亿美元，占转口货物价值的62%;中国内地也是香港转口货物的重要目的地，同时期香港转口货物中，转口目的地为中国内地的货物价值为15219亿美元，占转口货物价值的48%。另一方面，香港统计和公布的转口贸易数据比较详实，包括中国转口到贸易伙伴的贸易数据和贸易伙伴转口到中国的贸易数据。可以认为，选择香港作为中国与贸易伙伴转口贸易的第三方较为合理。
3．对转口贸易样本数据的处理。
为消除香港转口贸易对中国与贸易伙伴贸易数据统计差异的影响，就需要知道香港转口贸易具体的转口目的地。因为现有样本数据只包含中国内地通过香港转口到贸易伙伴的整体货物价值，以及贸易伙伴通过香港转口到中国内地的整体货物价值，并没有细分到具体国家或地区的转口货物价值，所以本文首先计算中国内地通过香港转口到贸易伙伴的总转口贸易增加值(∑ni=1ΔVit)和贸易伙伴通过香港转口到中国内地的总转口贸易增加值(∑ni=1ΔV''''it);然后将它们从中国与贸易伙伴贸易数据统计的总体差异值中扣除，以消除转口贸易及其增加值对中国与贸易伙伴贸易数据统计差异的影响。另外，考虑到香港转口的到岸价与离岸价的差别，本文借鉴相关文献，特别是杨汝岱(2008)所做的研究，将中国到香港的CIF/FOB转换系数Ca和贸易伙伴到香港的CIF/FOB转换系数C''''a均按104%进行计量。香港转口贸易的整体增值率为［转口额－(进口额－留港自用)］/(进口额－留港自用)，根据经济学家进行的估算，中国内地转口贸易增值率比香港转口贸易整体增值率约高出10%，贸易伙伴经过香港转出口到中国内地的转口贸易增值率按香港转口贸易整体增值率计算。香港转口贸易整体增值率和香港转口贸易增加值的测算结果见表1。4．主要贸易伙伴国或地区的选择。由于贸易伙伴国或地区的选择对最终测算结果有较大影响，为测算中国贸易伪报下资本外逃的规模，本文需分析中国与贸易伙伴的进出口统计数据，并计算两者之间的统计差异。本文在选择贸易伙伴国或地区时遵循两个原则:一是选择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或地区，因为它们的市场化程度高、资本管制少、统计数据也齐备;二是选择与中国贸易往来比较密切的国家或地区，因为它们与中国进出口贸易的货物价值占中国全部进出口货物价值的比重大，以此测算贸易伪报下资本外逃规模的结果就更加准确。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选取美国、日本、德国、荷兰、法国、意大利、加拿大、西班牙、英国、香港、韩国、新加坡、台湾、印度尼西亚、印度、俄罗斯、马来西亚、澳大利亚、泰国、比利时、丹麦、芬兰、澳门、越南、波兰、土耳其、伊朗、南非、巴西、墨西哥、巴拿马和智利等32个国家或地区的样本数据。样本期内，这些国家或地区在样本期内从中国进口的货物价值平均占中国全部出口货物价值的87%，其向中国出口的货物价值平均占中国全部进口货物价值的80%(表2)。
三、测算结果及其说明
根据所构建的理论模型，以及对相关变量及其样本数据的选择与处理，可以测算出2001—2011年中国贸易伪报下资本外逃的规模(表3)。表3显示，2001年后中国贸易伪报下的资本外逃总体上保持较快增加的趋势，由2001年的1272亿美元增加为2011年的3875亿美元，11年间累计2．45万亿美元;2006—2007年贸易伪报下的资本外逃有所放缓，这主要是因为2005年7月人民币汇率制度进一步改革后人民币持续升值，较强的人民币升值预期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贸易伪报下资本外逃的动机;2008年后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一些社会经济矛盾逐渐凸显，再加上党政换届和反腐败力度加大等引起的“恐慌”，贸易伪报下的资本外逃从2007年的1959亿美元迅速增加到2011年的3875亿美元。表3还显示，中国贸易伪报下的资本外逃主要是出口低报导致的资本外逃，其规模由2001年的1030亿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2024亿美元，11年间累计1．69万亿美元，占同时期贸易伪报资本外逃总额的69%;相比之下，进口高报导致的资本外逃规模较小，但整体上呈逐年增加趋势，由2001年的242亿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1851亿美元。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中国长期实行“奖出限进”的外贸管理政策。为鼓励出口创汇，中国多次上调出口退税率，加之对出口的监管力度不够，进而使隐藏在出口低报中的资本外逃规模较大;同时，中国又长期限制进口，虽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限制有所减少，但比起许多海外国家和地区，中国的进口限制还是比较多的，这使通过进口高报进行资本外逃的成本加大，进口高报导致的资本外逃规模因此而小些。还值得注意的是，2009年后由于国际金融危机打击了中国的出口，人民币持续升值又削弱了中国出口的价格竞争优势，这使进口高报导致的资本外逃占贸易伪报下资本外逃的比重明显增加，由2009年的23.6%增加到2011年的47．8%。根据本文所做的测算，中国贸易伪报下资本外逃的主要目的地是经济比较发达且与中国贸易往来比较密切的国家和地区(表4)。表4显示:2001—2011年中国贸易伪报下外逃至美国、日本、德国、加拿大、韩国和墨西哥六国的资本为16295亿美元，占贸易伪报下资本外逃总规模的66．6%。通过出口低报逃往这些国家的资本为13142亿美元，占总出口低报导致资本外逃的77．8%，而通过进口高报逃往这些国家的资本为3153亿美元，占总进口高报导致资本外逃的41．7%。出口低报导致资本外逃的最主要目的地是美国和日本，分别为7756亿美元和1562亿美元，占总出口低报导致资本外逃的比重分别为45．9%和9．3%。进口高报导致资本外逃的最主要目的地是日本和韩国，分别为1355亿美元和1204亿美元，占总进口高报导致资本外逃的比重分别为17．9%和15．9%。可以认为，2001—2011年中国贸易伪报下资本外逃规模呈快速增加趋势。贸易伪报下资本外逃规模快速增加，势必威胁国民经济的发展与安全。为遏制贸易伪报下资本外逃快速增加的势头，中国商务部要了解国际市场价格及其变化趋势，并与海关等部门合作，完善对出口货物价格的核定方法，及时发现出口低报导致的资本外逃;还要加强与贸易伙伴相关部门之间的沟通，建立信息对称的进口货物价格审核机制，有效防范进口高报导致的资本外逃;更要积极推进与贸易伙伴之间的多层次合作，通过建立区域或全球性的协调与监管平台，共同应对贸易伪报下的资本外逃。从长远看，中国政府应致力于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尊重和保护私人产权，创造良好投资环境，进而从根本上解决贸易伪报下的资本外逃问题。
转口贸易篇8
关键词 加工贸易深加工结转出口退税宏观调控
一、加工贸易深加工结转的概念与作用
(一)加工贸易深加工结转的概念及特征
1.加工贸易深加工结转的概念。现行通常操作的加工贸易深加工结转是指加工贸易(包括进料加工、来料加工)企业将保税进口料件加工的产品结转至另一加工贸易企业进一步加工后复出口的经营活动。
2.加工贸易深加工结转与外发加工的区别。深加工结转与外发加工的区别就是加工贸易货物的所有权是否转移。深加工结转是一个销售行为,加工贸易商品的所有权发生转移,加工贸易企业(转出企业)将半成品销售给另一家加工贸易企业(转入企业)的一个商业过程。而外发加工只是在加工贸易成品制造过程中的某道制造工序委托给承揽企业的一种方式,待加工工序完成后,加工贸易商品需归还给加工贸易企业。在此过程中,加工贸易商品的所有权并没有发生转移,加工贸易企业和承揽企业只有委托关系,承揽企业也只收取加工费用。
(二)加工贸易深加工结转发展的作用
1.增加劳动就业机会、有效维护了社会稳定。加工贸易为大量农村闲置劳动力创造了就业岗位,也为我国培养了大批熟练技术工人和适应国际化竞争的技术、管理人才,缓解了国内就业压力,维护了社会稳定。
2.可以促进加工贸易企业的技术进步。从事加工贸易的绝大部分企业都是面向国际市场组织生产的。加工贸易深加工结转在可以迫使下道工序承接企业加大研发力度,增强自身的技术开发能力,不断开发新的技术,使生产技术符合一定的标准。
二、加工贸易深加工结转政策存在的问题
(一)加工贸易深加工结转的相关政策之间存在冲突
[1999]35号文件《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经贸委等部门的通知》规定,海关对企业的深加工转出或转入视为形式出口或进口,办理结转和核销手续,实行保税监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对加工贸易深加工结转的是否采取保税政策并未明确,只是在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保税货物的转让、转移以及进出保税场所,应当向海关办理有关手续,接受海关监管和查验。
而根据2009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一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以及进口货物的单位和个人,为增值税的纳税人,应当依照本条例缴纳增值税。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下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三条对销售行为进行了释义,销售行为是指有偿转让货物的所有权。
据上所述,加工贸易深加工结转应该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中的销售行为,原因有三:一是在中国境内发生加工贸易货物结转行为;二是有偿结转加工贸易货物;三是加工贸易货物的所有权发生转移,转入企业可以自主的处置加工贸易货物,包括加工后内销或者复出口。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规定,应该对加工贸易深加工结转行为征收增值税。而根据[1999]35号文件规定,加工贸易深加工结转可以实行保税制度,免征增值税。由此可见,国务院办公厅文件与现行法律存在冲突。
(二)海关对加工贸易深加工结转难以实施有效监管
现阶段,海关对加工贸易深加工结转的监管主要是依靠企业申报和通过对申报单证进行审核实现的。由于加工贸易结转货物的物流同国内普通货物的物流一样,不需要海关加施封志,不使用海关监管的车辆,不进海关监管场所,所以海关对加工贸易深加工结转实际货物进行监控存在一定的困难。
走私企业利用海关对加工贸易结转货物难以监管的缺陷,实施“假结转、真内销”的走私行为。走私企业通过办理深加工结转手续,核销加工贸易手册,并将加工贸易货物内销牟利,偷逃国家税款。而转入企业则通过以次充好等方式将一般贸易出口货物伪报成加工贸易货物出口,并核销其承接手册。特别是部分出口退税率低或者取消出口退税的商品,存在假结转情况的风险更高。
三、完善加工贸易深加工结转税收政策的建议
(一)加工贸易深加工结转征收增值税
1.加工贸易深加工结转环节征收增值税。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规定,加工贸易深加工结转符合增值税“境内销售货物行为”,应按内销规定征税,实行增值税“免、抵、退”政策。同时根据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使用规定,在结转时,可以按规定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下游加工企业据此作为进项税额的抵扣凭证,从当期的销项税额中抵扣。
深加工结转征税采用“免、抵、退”政策有三个方面的优势:一是“免、抵、退”政策的管理相对比较严密,责任明确,增值税专用发票全面实行金税工程交叉稽核比对,不会给增值税管理造成新的漏洞;二是企业和税务部门都已经适应,所以全面实行免抵退税管理的条件已具备。三是深加工结转货物所耗用的国产料件所支付的进项税额可以予以抵扣,有利于鼓励使用国产料件,从另一方面有效降低企业税负,减少因结转环节增收增值税所带来的资金压力。
2.由税务部门负责征收深加工结转环节增值税。由于海关负责征收的进口环节的增值税属于中央税,而税务部门征收的增值税属于共享税,中央和地方按75:25分享,同理,出口退税也是按照75:25比例来进行返还。如果由海关来进行征收深加工结转环节增值税,那么出口退税对于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将相当大,不利于在深加工结转环节开征增值税。所以加工贸易深加工结转过程中缴纳的增值税应由税务部门负责进行征收,同样,也有利于国内采购料件的退税。
(二)加工贸易深加工结转继续免征关税
由于加工贸易深加工结转比照“国内销售行为”,而非传统的内销行为,所以应该继续对结转货物进行关税保税政策,纳入加工贸易手册管理,在结转时不征收关税。在结转货物发生内销行为时或者在规定时间内不能按期出口的,追征关税和缓税利息。
(三)禁止来料加工贸易深加工结转
来料加工贸易是指进口料件由外商提供,进口时不付汇,制成品由外商销售,经营企业收取加工费的加工贸易,进口原材料的所有权和收益权属于外商。
加工贸易深加工结转是一种商品销售行为,特点就是加工贸易货物的所有权的转移,由转出方转移到转入方。而从事来料加工贸易企业只是受外方委托,对外方提供的料件进行加工、装配,并不拥有货物的所有权,也就无权处置销售加工贸易货物。即使基于外方的委托下,销售(深加工结转)加工贸易货物的行为,也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四条第二款的“销售代销货物”规定,应当缴纳增值税。
四、加工贸易深加工结转税制改革作用
(一)可以加强国家对加工贸易发展的宏观调控
现阶段,对加工贸易发展的调控政策主要通过加工贸易商品分类管理来实现的。商品分类管理是国家为了优化加工贸易产品结构,引导加工贸易向高技术、高附加值方向发展,将加工贸易商品分为禁止类商品、限制类商品和允许类商品。
加工贸易商品分类管理对优化我国加工贸易产品结构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也存在着调整调整方式过于粗犷的弊端,只将任意产品分为三类模式对我国产业精细化发展已经不能做出精确的调控。出口商品退税率是国家根据产业发展情况、社会资源配置情况及考虑到其他一系列因素而做出的有针对性的对出口商品返还国内已征税额的比例,对国家鼓励生产的商品进行全额或高比例退税,对国家限制发展的商品根据情况实施不同比例的低额或不退税。而假设再加工贸易商品分类管理的基础上配套商品出口退税率的调控,那么有助于对出口商品结构进一步的细分,实现“鼓励商品实证实退、限制商品多征少退”,有效体现出口退税政策的导向作用,更加有利于我国优化资源配置结构,实现加工贸易的产业升级。
(二)有利于调整我国发展加工贸易的价值取向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发展加工贸易的主要目标是为了弥补国内资金、资源、技术的不足,赚取出口创汇,这一价值取向是符合当时的经济状况的。而近年来,我国的经济水平以及产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加工贸易相关实质性政策并未随着我国经济形势的变化而进行相应的调整,其价值取向仍然定位为一种吸引外资、赚取出口创汇的低级的贸易方式,单纯追求一种数量型的扩张,而忽视了加工贸易质量的升级,忽视了它在带动产业结构优化和促进国民经济发展方面的巨大作用,致使加工贸易一直处于传统型阶段。加工贸易的发展战略是国民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价值取向模式将影响着整个对外贸易的发展方向,必须做出适时的调整。当前,我国加工贸易发展的价值取向目标就是要进一步提高加工贸易的质量和水平,把提高出口效益作为加工贸易努力实现的首要目标,使其有利于通过国内外资源优势的互补,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和增强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有利于增加就业和带动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
(三)有效促进国内相关产业发展
加工贸易与一般贸易在商品结构、目标市场和进出口配额等方面存在着雷同或竞争,加工贸易的发展将在一定程度上挤掉一般贸易,并造成税源萎缩①。一般贸易是全部或绝大部分适用本国资源和材料进行生产和出口的贸易方式,实质上是一个国家自然资源、劳动力、生产技术等要素的出口,而加工贸易在现阶段来看,由于采用“大进大出”模式,实质上仅仅是我国劳动力资源的出口。
且加工贸易方式对国内产业公平竞争存在一定的负面影响。当国家因生产要素配置不合理或者对环境产生一定的影响而对某种商品进行调控时,例如调低出口退税率等方式,企业往往避开一般贸易方式而选择加工贸易方式继续进行生产,规避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对其他一般贸易企业的开展不公平竞争,不利于国内相关产业的健康有序发展。
加工贸易深加工结转税制的改革,将有利于加工贸易企业延长国内加工产业链,加大对国产料件的采购,加强对国内配套产业体系的扶持,鼓励公平竞争,促进国内产业有序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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