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赤字范文

贸易赤字篇1

一、经验数据表明：美国“贸易赤字”与“增长超常”并行不悖

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新经济周期”开始扩张以来，贸易赤字一直趋于上升。1991年美国的贸易赤字是311亿美元，到2004年已经攀升到6177亿美元。14年时间竟增长了近20倍!就贸易赤字在GDP中的比重而言，1991年为-0.52%，而2004年则为-5.27%，扩大了近10倍。

在贸易赤字“恶化”且规模惊人的同时，美国经济却长期保持着超强劲的增长态势。1991年后期，美国经济走出衰退，当年GDP的增长速度是-0.5%，1992年达到3%，1999年升至4.4%。此后，虽然遭遇信息技术(1T)产业滑坡、九一一事件和油价猛涨等一系列不寻常的冲击，经济增长一度放缓，但是强劲的经济增长[！]势头却一直得以保持，即便在2001年的“准衰退”中，GDP增长率仍是0.8%。2003-2004年，美国GDP增长率又递增为3%和4.4%(10多年中的峰值)。2005年，尽管遭遇特大“飓风”，但全年GDP增长速度根据最近的测算仍然不低于3.5%。

二、新型世界经济中美国“贸易赤字”可以促进“IT产业全球化”

美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驱动因素首先在于投资高速增长。长期以来，美国的国民储蓄率一直很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国民储蓄还在继续下降。尽管如此，美国的投资总额却一直在迅速扩张。1991年美国的国内私人总投资约为10000亿美元，而到2000年已经超过了20000亿美元。2001-2002年经济“衰退”时，美国的私人投资虽有所缩减，但到了2003年以后便很快恢复。

在国内私人储蓄严重偏低甚至继续趋降的条件下，储蓄和投资之间的缺口显然需要其他来源弥补。这个源泉是大规模涌入美国的外资。鉴于美国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的程度高于别国，“贸易赤字”势必伴随着大量的国际借债，因而能间接地增强对外资的吸引力。这等于让美国有更大的回旋空间来推行“赤字财政”，结果当然是促进GDP增长。

美国制造业的投资收益率一般较低，且回收期较长。因此，大多数外资并不选择美国制造业作为对象，而是选择收益率高、回收期短的IT产业。IT产业是高科技的密集部门，也是美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劳动生产率倍增的主要原因。1990年以前的15年，美国劳动生产率大约每年提高1.5%，而1991年以来，每年大约提高3%!经济学家的研究表明：投资IT产业和IT产品的普遍采用，可以使劳动生产率提高60%-70%；20世纪90年代，密集使用IT产品的行业与其他行业相比，前者的发展速度要比后者快75%。他们还对美国和欧洲以及其他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有关资料进行了分析，认为美国在IT领域的投资以及IT产品在各行业的有效使用显著地提高了美国的劳动生产率，从而推动了GDP的快速增长。

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美国的投资高速增长，主要投资对象是计算机和其他信息技术设备部门。1996年，私人部门信息处理设备和软件投资为2901亿美元，占私人固定投资总额的24%；到2000年，该项投资迅速升为4676亿美元，比1996年增长了61.2%，在私人固定投资总额中的比重也上升到27.3%。即使在2002年经济“衰退”时，该项投资总额也高达4005亿美元，仍占私人固定投资总额的25.54%。而到了2004年，该投资已恢复到4370亿美元，占私人固定投资总额的25.77%。

投资的快速增长使IT产品价格每年下降30%，其主要原因是计算机和相关设备生产的全球化。在美国经济网络化初具规模的今天，我们不难发现：巨额“国际贸易赤字”的背后，已经是IT行业日益全球化的新型规模经济。正是实行全球化生产的IT行业，才能通过多种途径促进美国产品的广泛使用和技术的迅速扩散。这方面的表现之一是“外包(out sourcing)”业务蔚然成风。全球化降低了IT产品的价格，而IT产品价格的下降对于GDP增长的贡献也非常显著。

美国专家的有关分析表明，假定由于生产全球化和IT产品进口，IT产品价格在1995-2002年的下降幅度是20%，IT产品价格下降势必导致资源的节约，而节约的资源又可以进一步投资在IT产业，称“资本深化”。现在，如果价格弹性是1.7，则IT生产全球化所引起的“资本深化”将会导致生产率的增长比在正常情况下要提高0.3个百分点。

可见，如果IT生产没有全球化，则GDP的年增长率势必相应减小。1995-2002年，有无全球化这两种条件下美国GDP增长的两个数值的差距，即使保守地估计，也会累计达到2300亿美元。另一项估计则表明，“IT产业的资本深化”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两者之比约为1：1。按这个比率，“IT产业全球化”这个因素对于美国GDP增长的实际贡献率势必要比上述保守的估计大得多。

总之，美国IT产业的全球化不仅能够成倍地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而且还意味着外资大量流入，而这些进程的伴随物甚至可以说是前提条件，则是“贸易赤字”的增长。不仅IT服务贸易能够为美国带来更多资金，而且IT产品的“设计创新在国内”而“加工组装在国外”的新的属性导致美国自用的IT产品反而需要大量“进口”。这当然会增大美国的贸易赤字。只不过这种逆差显然是加速增长所需要的，舍此并无其他更好的选择。

此外，贸易逆差的性质事实上已经发生变化。例如，设在日本东京的美国IBM公司的分公司(美国注册、美国控股，用的是美国的技术，一般劳工是日本人)所生产的电脑(部件)相当一部分是销往美国。这当然会增加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可是这种逆差的结果是什么呢?宏观上是IT产业的全球化；微观上，美国公民获得了技术、专利、品牌、利润等收入，美国的消费者则可以购买到比在美国国内生产更便宜的计算机。

三、新型世界经济中美国“贸易赤字”可提高“趋势生产率”

集中使用信息技术的行业除了生产率比较高之外，对

外贸易一般也处于顺差状态。而像医疗、建筑、财务以及一些研究管理部门，虽然规模比较大，但并没有广泛使用盯技术，因而生产率比较低。服务和软件的需求价格弹性要大于IT硬件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因此，服务和软件产品价格的下降会使需求大幅度提高。原先信息化速度较快的行业，信息技术使用将会进一步深化，而信息化速度较慢的行业则会加快信息技术设备投资。这样，整个美国经济生产率就会提高。

为区别于普通生产率，专家们将“生产率的结构性提高”称为“趋势生产率的提高”。据美国劳工统计局数据，1980-1989年美国非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平均的趋势增长率为1.36%，而1990-1994年为1.725%，1995-2000年为2.7%，2001-2004年为5.63%。图1反映了美国非农业部门的工商企业每小时产出的变化率。美国的劳动生产率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曾经出现过跳跃性的增长，即使在21世纪初美国经济“准衰退”时期，其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仍然很快。这说明美国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的扩张的确是一种结构性变动。

现在的问题是，美国贸易赤字对趋势生产率增长有何影响，是否重大。国际贸易影响趋势生产率增长的途径有二：一是产出变动，二是加剧竞争。经由国际贸易竞争向企业传递信息与经由国内竞争向企业传递信息二者不同。前者可引起生产率增长的变化。例如，企业可以从进口品中学到生产技术。又如，在进口竞争企业中存有效率较高而成本较低的生产商，则这些企业往往可以在竞争中生存更长的时间。因为进口数量的增加势必会减少国内生产的数量，对生产率提高来说应该是负面的影响。但是这种数量效应往往会被竞争效应所产生的趋势生产率增长的正面效应所抵消。这样，生产率较低的企业就会更少，生产率较高的企业就会更多，当进口商品占领国内市场、国内企业必须为争夺市场份额而加倍努力之时，趋势生产率的增长之日就会到来。

就出口而言，如果企业大部分产品出口，则往往更为灵活和有效。这会提高它们满足国外需求的能力。而这一点对出口商来说非常重要。另外，还有许多证据表明，出口企业的生产率通常都更高。而单纯增加出口份额对于提高生产率的效果则不那么显著。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贸易赤字持续扩大的现实是出口和进口都在扩大，只不过进口扩大得更快。如前所述，出口的扩大通过需求和产出的增加会使生产率提高，而进口的扩大对生产率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数量效应”和“竞争效应”表现出来，“数量效应”对生产率的影响是负面的，而“竞争效应”对生产率的影响却是正面的。由于导致“趋势生产率增长”的“正面的竞争效应”大于使国内生产数量减少的“负面的数量效应”，因而在贸易赤字持续扩大的过程中，美国的趋势生产率能够提高，而这无疑会加速GDP的增长。

四、新型世界经济中美国“贸易赤字”可配合“国际宏观政策组合”

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组合”看，美国的贸易赤字本身的负面作用远低于(其他变量)所带来的正面作用。除了上述“IT产业全球化配置”和“趋势劳动生产率”两大机制之外，在因势利导汇率走势和资本流向方面，贸易赤字也具备重要的配合作用。

1.“贸易赤字”能与“外资流入”共同优化国际分工和美国投资环境

美国经常账户出现逆差已有30年左右的历史。虽然这意味着美国在世界市场上一直是个成功的借贷者，但却并不意味着国际资本总是流向美国。事实上，资本总是在双向流动。但从20世纪90年代直到21世纪最初几年的情况看，外国在美国的净资产的规模的确已经急剧扩张。随着贸易赤字的增大，“外国人在美国所拥有的资产(foreign owned assets in the U. S.)”和“美国人在国外拥有的资产(U.S.owned assets abroad)”都在扩大。前者从1991年的21000亿美元上升到2003年的97000亿美元；后者从1991年的20000亿美元上升到2003年的69000亿美元。就净资产而言，1991年大约为6500亿美元，而到2003年已经增长到26000亿美元。

相对而言，外国投资者更愿意购买美国的金融资产(特别是美国政府的债券)，而美国投资者很少购买外国的政府债券，却宁愿进行国外直接投资或者购买私人债券或提供金融服务。可以推知，美国金融资产的确具有某种比较优势。而这种比较优势在一定程度上需要“贸易赤字的扩大”。正如“IT产业全球化”也离不开这个条件一样。

人们担心这种优势会发生逆转，即有朝一日，外国投资者对美国的资产不再感兴趣，这时美国的巨额贸易赤字势必难以为继。此问题的关键在于，美国的市场机制是否优于别国。也就是说，这种比较优势是否为内生的。由前文可知，美国经济不管在其扩张期还是衰退调整期，“贸易赤字”和“外资流入”二者数额都比较大且趋于扩大。这说明美国的比较优势的确是结构性的，而不是周期性的。正是这种比较优势，才导致美国贸易赤字的收缩经济的属性发生逆转。

2.“贸易赤字”能与“美元汇率”共同催迫微观结构调整

在传统的国际经济模型中，汇率是由商品服务的进出口来决定的。对穷国来说，进口多于出口，就得从国外借款来弥补缺口。而当经常账户赤字太大，本国货币就会贬值，从而刺激出口和减少进口，直到经常账户再次达到平衡。但在经济信息化和全球化的新型世界经济中，汇率却不再取决于商品服务的进出口，而是取决于资本流动。资本流动往往先于贸易流动，从而导致“(货币)资产市场模型”取代“贸易平衡模型”。这就意味着，只要资本持续流入美国，美元就会升值，而不再要先看是否存在着贸易赤字。

美国贸易赤字的扩大曾长期伴随着外资大量流入，并已导致美元升值。尽管升值幅度和滞后期不断变动，但企业最终还是会将汇率变动传递到价格之上，从而使进口品价格下跌和进口成本下降，进而刺激进口和扩大贸易赤字。对美国消费者来说，大约50%的消费品都是进口的(汽车除外)。而对美国企业来说，则会因此面临巨大的进口替代压力。既要面对美元升值的负面影响，也要面对降低成本和低价销售的市场压力。不过，美国的“政策组合”已经成功地将这个双重压力利导到优化产业结构之上。

制造业显然是美国面临国际竞争压力较大的部门，国内市场的30%都被进口品占领，产品的25%需要销往海外。因此，在开展国际贸易和参与国际竞争时，努力开拓国际市场的欲 望使得出口商在提高价格时异常地小心，美国出口品价格也一直保持在低位，直到1999年美元小幅贬值特别是2002-2005年开始听任美元走贬之时，美国制造业的压力才略微减轻。长期看，汇率变化和商业周期所带来的影响总是短暂的，而国际竞争因素所带来的好处却会一直持续下去。

3.“贸易赤字”能与“汇率走势”共同维持宏观经济增长态势

从宏观层面看，贸易赤字和美元走势更是配合默契。1997年东亚金融风暴之后，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新加坡的货币相对于美元贬值了4-7成。1997年8月至1998年12月，美国从日本进口的产品以美元计价的价格下降了4.7%，从亚洲“四小龙”进口的产品的价格下降了10.8%，从其他国家进口产品的价格降幅更大。在这种情况下，扩大贸易逆差、用升值的美元大量地吞进亚洲廉价的资产和产品，显然是美国配置全球资源的大好时机和成功的实验。于是，贸易赤字从1997年的1980亿美元上升到2000年的4524亿美元，每年递增1000多亿美元。从东亚地区进口的廉价品大幅度增加，有力地降低了美国消费品价格，缓解了美国的通货膨胀，支撑新经济继续走强。而贸易赤字国际融资的结果又是外国人在美国的金融资产的增长。这无异于既给美国优惠价格，又为美国经济输血。

2002年美国经济走出“准衰退”时，用贸易加权的美元汇率出现贬值。近几年，美国当局显然在听任美元走低。这表明“贸易赤字”和“美元走势”之间又开启了一轮新的配合。这个机制显然涉及面更宽、更复杂，至少会考虑反恐战争、国际油价、中国崛起及人民币低估等更加跨时间和跨空间的新因素。此外，新一轮政策组合中还包含美国、中国、欧洲的政治、经济等因素。

五、贸易赤字对新经济周期扩张的成功配合何时告终

在当今的世界经济中，双向贸易的很大一个组成部分是由于全球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正是由于这个新条件，货物贸易才会促进资本流动。这里的关键是如何把握两种双向流动的差额。可见，在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的新情况下，把握“贸易赤字”和“资本流向”，对于美国经济来说已经具有重大的战略价值。

分析美国贸易赤字的构成可以发现，造成贸易赤字的全部责任都在于“货物贸易”，因为“服务贸易”在1991-2004年期间一直是顺差。其中，1996-1999年，顺差连年高居于800亿美元以上。货物贸易赤字自从1998年冲破2000亿美元大关之后，6年来更是急剧上升，到2004年已经高达6655亿美元。

; 可以推论，在新条件下，“货物贸易赤字”已经成为“服务贸易顺差”的一个前提。没有货物贸易的逆差，就没有跨国公司配置全球资源的新模式，而没有新的全球生产模式，就没有技术服务的大量出口，从而也就没有巨额的技术服务贸易顺差。

还可以推论，在走向全球性知识经济的进程中，“创意”、“设计”、“标准”、“管理模式”等无形资产的国际流动规模势必会进一步增加。出口国首先是那些主要的知识经济产品的原产地。当“知识品”能够享受全球规模经济时，世界财富的分配势必进一步向先行国倾斜。而这种倾斜的一个前期迹象，很可能就是我们这里所研究的，像美国这样的巨额的、似乎值得同情的“(货物)贸易赤字”。

随着知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美国的“(货物)贸易赤字”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应该不会消失，甚至有可能进一步扩大。美国总统布什曾强调，投资环境更加重要。解决贸易赤字的最佳途径只能是让美国成为全世界最理想的投资场所。这也许同本文所见略同，即美国的比较优势是结构性的，而结构优势是长远的。当今美国的知识经济应该说还只是粗具规模，而全球知识经济的建成也许更加遥远。诚然，随着世界经济结构的优化，随着美国经济的进一步走强，美国“贸易赤字”的结构和规模终会发生大的变动，多年来的上升态势也总归会有尽头。但应该指出的是，目前讨论“拐点”在何年恐怕还为时尚早，至少是缺乏样本和数据。

贸易赤字篇2

意义：随着美国对华贸易赤字的不断增长，美国对于中国汇率制度和贸易政策的批评也是愈演愈烈。美国国会的保护主义势力正在施加巨大的压力，美国国内的众多利益团体也认为，“不公平”的贸易政策导致了美国制造业的就业人数不断下降，由此看来，美国政府之所以向中国施加压力，似乎是为了向国内做出交代。

分析：2000年以来，美国制造业损失了270万个工作岗位，许多美国人为此怪罪中国，如今，批评中国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美国人之所以指责中国，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美国的对华贸易赤字逐年递增。包括对香港的赤字在内，2002年美国对华贸易赤字已达1030亿美元，今年预计将达到1300亿美元。很多人认为，美国对华贸易赤字的金额之巨大说明两国贸易关系不公平，损害了美国的经济利益。不过，近期中国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张国宝率团赴美签成三单采购大生意 总价值逾60亿美元，以平衡中美贸易之间的顺差。

对华赤字动向 美国对华贸易赤字规模是美国国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然而，许多专家认为，当前的赤字规模并不能充分反应中美两国贸易关系的现实与走向：

中国盈余下降。随着中国按照协议陆续落实入世承诺，中国国内的消费品市场不断扩张，中国进口将进一步增长。到今年年底，预计中国的贸易盈余总额将降至80亿美元，2004年，中国的贸易余额将转变为160亿美元的赤字，而后赤字不断上升，2008年将达480亿美元。

外资举足轻重。包括大量美国企业在内，众多外国公司已经把生产基地转移到了中国，以充分利用中国成本低廉的优势，这些企业在中国出口总额中所占的份额正在不断增长。这些外资企业在中国进口零部件和原材料，产地主要是亚洲，而后出口制成品，目的地主要是美欧的消费品市场。根据中国的统计数据，以贸易额计算，上述两种类型的贸易各有一半以上是由外资企业进行的。

中国市场增长迅速 美国的巨额对华贸易赤字掩盖了一个事实：对于美国的出口而言，中国是一个蓬勃增长的市场。2002年，美国的出口总额下降了6.3%，而对华出口额却上升了14.6%。在2003年头8个月中，美国的出口总额仅仅上升了2.4%，而对华出口额却猛涨了20.8%。2002年，对华贸易赤字约占美国贸易赤字总额的11%，由此可见，美国的巨额贸易赤字并不是哪个国家的不公平贸易政策造成的，问题的实质在于，美国国内储蓄不能满足投资的需要。

人民币低估利弊参半 如果人民币对美元的价值确实被低估了，那么就有可能使得美国出口品过于昂贵，从而减少美国对华出口额。而中国的低价出口品也会损害到美国的相应行业，对于这些行业的生产、薪资和就业情况产生不利影响。

然而，如果人民币定价过低，美国经济也会受益匪浅：

消费者是最大赢家。美国进口的中国产品的价格会比自由市场条件下的价格更低廉。低价格自然会增加美国消费者的购买力，而且有助于控制通胀压力。

企业竞争力增强。美国企业在生产中使用从中国进口的低价投入品，可以增强自身的竞争力。

弥补赤字的重要来源。为了维持钉住汇率制度，中国政府必然大量购进美元，而这些美元将以购买美国国库券的方式流回美国，到今年8月底，中国购买的美国国库券金额已达1240亿美元。这种交易有效地帮助了美国弥补联邦预算赤字以及支持低利率政策。

进口无损美国就业 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下降与中国进口品之间并没有明确的联系。从1960～2002年，美国制造业的就业人数在非农业部门就业总人数中的份额从32%下降到了13%，而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企业生产率不断上升，二是制造业部门的就业不断向服务业转移。更何况，制造业就业人数下降并非美国一国的问题，日本、德国和韩国等经济强国同样如此；1995～2002年间，中国的制造业就业人数也减少了1500万。中国进口品导致美国的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这不容否认，但没有什么证据表明，中国产品导致了近年来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的下降。美国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原因恐怕在于其国内经济和主要出口市场低迷不振。

国内压力重重 目前，美国国会、众多行业组织和劳工团体对于就业人数下降问题非常忧虑，美国政府大力批评中国的钉住汇率制度，看来是企图以此作为对国内诘难的交代。布什总统和政府高官一再表示，汇率应该由市场决定，10月份，美国总统布什与中国国家主席会晤期间也提到了这个问题。不过，美国政府已经逐渐认识到，中国政府决不会仅仅为了取悦于2004年总统大选造势的共和党政府，而冒危及本国经济和政治稳定的风险，因此，政府方面对中国施加压力的活动恐怕会日渐减少。

10月14日，美国财政部宣布与中方达成协议，通过一项技术性合作项目来推动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并研究中国通过什么方式才能够更快地实行浮动汇率。虽然美国国会施加了巨大压力，但在10月30日的半年度汇率政策报告中，财政部还是没有把中国的钉住汇率制度定性为人为操纵汇率的制度。

美国经济学家指出，如果中国放弃钉住汇率制度，那么人民币甚至有可能对美元贬值。迫使中国重估人民币价值很可能无助于改善中美双边贸易的失衡问题。而且，如果这样做，一些美国企业受益的同时，另一些企业将受害于此，而美国消费者购物时将需要支付更高的价格。

落实入世承诺 显然，美国政府已做出决定，不为钉住汇率制度问题而与中国发生争执，因此，它现在正致力于推动中方落实入世承诺。对于中国履行入世协议的现状，美国企业批评较多的领域主要包括：

关税税率配额问题；

对进口农产品的卫生与安全规定过于苛刻；

对于外国服务业企业的资本金要求过高；

交易与销售权问题；

对于美国在华合资企业技术转让的要求问题；

监管政策的透明度不足；

对于知识产权的规定存在漏洞。

美方担心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政府继续向国有企业提供财务支持。入世之际，中国已经同意，国有企业将根据市场原则进行经营，但美国方面称，中国的银行体系仍在向国有企业提供大量补贴。美方认为，中国出口总额中，近一半来自国有企业，因此对国企的补贴就属于不公平的贸易优势。

贸易赤字篇3

一、日本内部失衡指标发展情况

(一)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

日本自1993年开始出现财政赤字，而后从未实现财政盈余，并且赤字规模总体呈扩大之势。2000-2010年期间，只有2006-2008年的赤字规模控制在3％的国际安全警戒线下，其余年份均超过3％。日本财政赤字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上世纪90年代以后，在出口乏力和内需不振的双重压力下，政府不得不通过扩大政府开支来拉动经济增长。而同时，经济危机、社会老龄化以及少子化问题所引起的社会福利保障费用逐年增加。在财政支出逐步扩大的同时，经济增长乏力导致税收收入大幅减少，实施减税措施也使得税收缺口越来越大。从2000年至2005年，日本的财政赤字一直保持较高的水平。2006-2008年，日本经济形势好转，税收收入有了较快增长。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有所下滑，降至2％左右，低于3％的国际安全警戒线。但随着2009年全球经济危机来袭，日本经济遭受重大打击，税收收入锐减，而财政经济刺激政策频出，政府支出不断扩大，受此影响日本财政状况迅速恶化，2009年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重新攀至8％以上。2010年随着日本经济的改善，该比例略微下滑，但仍保持在较高水平。

日本政府债务由来已久，二战后，日本从1965年开始发行国债。国债发行额在1973年的第一次石油危机以后急剧扩大。“赤字国债”的发行始于1975年的补充预算，其后发行赤字国债成为惯例。发行赤字国债后，日本政府屡次提出要从赤字国债中解脱出来，但是随后发生的第二次石油危机、社保制度改革及社保费用急剧膨胀、经济泡沫破灭及财政刺激措施的推出、国际金融危机催生经济刺激计划，种种内外部因素导致摆脱赤字国债变得遥遥无期。日本政府越来越依赖发债，在过去二十多年里，日本国债以年均40万亿日元的速度增长。

从短期来看，尽管日本的财政赤字和债务水平高于欧美等发达国家，但日本的财政和债务问题仍可以维系。在目前日本国内储蓄大于国内投资的情况下，高财政赤字、低利率和资本净出口国是可以实现的。而日本政府债务的特点也决定了其债务风险并不大。首先，日本央行是日本国债的最主要购买者，日本央行通过“公债货币化”对公债给予最有力支撑；其次，日本债务结构中基本没有外债，债务危机风险极低。除央行外，剩余债务的95％由国内金融机构和个人购买，且具有长期持有的倾向；第三，日本债务融资成本很低，政府债务利息负担不算太重；第四，国民高储蓄率和经常账户顺差为日本国债提供了资金保障。

从发展趋势来看，短期内(2011年和2012年)日本的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仍将处于高位。2011年3月，日本遭受地震海啸的影响，政府追加预算，日本财政收支状况和债务问题更加恶化。经合组织(OECD)预测，2011年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将进一步攀升至8．9％和212．7％。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1年和2012年日本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将达到10．5％和9．1％，政府债务指标将分别为233．2％和236．7％。这进一步引发了国际社会对日本财政状况的担忧。2011年初，穆迪和标准普尔两大评级机构都调低了日本债信用评级。从长期来看，标准普尔预测，日本政府负债比例将继续上升，2025年左右达到最高水平。这意味着，从长期走势来看，日本政府财政赤字仍将继续，债务比率不断升高。

(二)私人储蓄和私人负债

由于企业储蓄和负债数据较难获得，我们选择家庭储蓄率和家庭负债这两个指标来分析日本的私人储蓄和负债情况。高储蓄率一度是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发动机，但日本家庭储蓄率自1981年达到18％的高点后持续下降，2008年降至2．2％的低点。储蓄率的持续下降有人口因素，也有宏观经济方面的因素。就前者而言，日本家庭收入中用于维持消费支出水平的比例上升，日本年轻人对即时消费更感兴趣；人口老龄化加剧导致社保和医疗支出持续增加。后者的原因在于，日本经济整体增长形势不佳，最近一次较长的景气恢复的一个特点是企业部门的良好表现无法传导到家庭部门，家庭可支配收入增长缓慢(或停滞)。2009年居民可支配收入同比轻微下滑，而居民储蓄有了较大增长，同比增长28．5％(日本内阁府数据)，使得日本的居民储蓄率止跌回升，重新达到5％以上。2010-2012年日本储蓄率有望继续回升。

从OECD的统计数据来看，自2003年以来，日本的家庭负债尽管总体呈缓慢下降趋势，但仍．处于较高水平，2009年居民债务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125．6％。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大力发展消费信贷。一方面居民住房贷款大幅增长，另一方面金融公司迅速发展。金融公司向工薪阶层提供信用贷款，填补了银行因不良贷款严重惜贷而形成的消费信贷业务空白。金融公司提供的消费信贷以审批容易、手续简单而获得快速发展。经过发展的全盛期，消费信贷出现较明显的回落，这也成为近年来日本家庭负债缓慢下降的原因。2009年日本就业市场形势严峻，工资疲软，居民负债持续下滑，家庭资产负债表规模缩减。根据日本政府对家庭收支情况所作的调查，同2004年相比，2009年家庭负债下降7％，达到543万日元。经济发展不稳定使得购买者不愿购买大件商品，这也是负债下降的主要原因。

二、日本外部失衡指标发展情况

(一)贸易差额

日本贸易差额的特点是货物贸易顺差金额大，而服务贸易长

期逆差，但逆差金额较小。2002-2007年，日本的贸易顺差一直维持在500亿美元的较高水平。2008-2009年受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日本的货物贸易出口连续两年下降，2009年的降幅达到34．3％。日本货物贸易顺差大幅缩水，而服务贸易继续维持逆差局面，导致日本贸易顺差在2008-2009年回落至61亿美元和157亿美元。2010年全球经济缓慢复苏，特别是对新兴经济体贸易回暖，受此影响，货物贸易出口增速大于进口增速，货物贸易顺差大幅增长；而服务贸易逆差缩小，导致整体贸易差额账户顺差大幅增长至624亿美元。

2011年3月的地震海啸和核辐射对日本的出口造成巨大影响，2011年以来日元整体呈升值态势，日本震后海外资金回流和美元的弱势都使得日元不断走高，这对日本的出口可谓雪上加霜。可以预见，2011年货物贸易出口额将有所下滑，而进口将呈增加态势；而服务贸易逆差继续维持。2011年日本总体贸易顺差将大幅下滑至42亿美元，低于经济危机时的水平。预计2012年，随着日本国内经济形势的好转，消费需求将有所恢复，加上日元维持高位和以石油为代表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高位运行，2012年日本的进口将面临快速增长的局面；而出口随着全球经济的温和增长也会有所恢复，但日元的走高会对出口有所抑制。总体而言，日本2012年贸易差额不容乐观。

(二)净投资收益和转移支付

除受经济危机影响，个别年份略有下滑外，日本的净投资收益盈余在2000年至2010年总体呈增长势头。日本国内储蓄持续超过国内投资以及持续多年的海外经营是净投资收益不断走高的原因。2009年受危机影响，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和证券类投资净收益都有所下滑，导致净投资收益账户盈余下降：对外直接投资中海外企业利润红利收入仍保持增长势头，但由于再投资收益锐减，导致整体收益下滑；证券类投资中，股票和债务等证券类投资收益都有所下滑。

除2000年和2004年外，净投资收益盈余均超过贸易账户收支盈余，日本的经常账户盈余主要依靠净投资收益盈余支撑，日本成为一个成熟的债权国。日本央行的调查表明，日本企业的全球化发展推动了净投资收益盈余的大幅增长，外国债券、股票等证券投资收益是日本最大的海外收入来源，占日本净投资收益的60％左右。此外还包括海外企业的利润等直接投资所得，大约占净投资收益的40％。2009年底，日本海外净资产接近3兆美元的历史新高，日本连续19年荣登全球最大债权国。从未来发展趋势看，净投资收益在未来两年有继续走强的趋势，地震后日本企业有进一步加大海外投资的可能，这会带动长期内净投资收益的持续增长。

2000年以来，日本的转移支付账户持续逆差，尽管逆差额不大，但整体呈增长态势。从转移支付账户的构成来分析，改账户持续逆差的原因是：政府部门的转移支付基本处于资金净流出的局面，尽管对外援助额逐年减少，但对国际组织缴纳的行政费用逐年升高；其他部门的转移支付中，侨汇和其他部门的转移支付都处于持续逆差局面。从未来的发展趋势看，在转移支付账户上，日本在未来仍将维持逆差局面，且逆差额将持续扩大。

三、对日本未来经济的影响

尽管G20经济失衡指标是非约束性的，但对G20成员来说，七项指标还是要落实和执行的。考虑到G20国家各自情况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未来制定的七项指标范围应该比现行的国际标准宽松。对日本而言，尽管日本属于经常账户顺差国，但经常账户顺差主要源于净投资收益的增长，且日本的贸易顺差在短期内处于较低水平。日本的外部失衡指标并不会面临太大的国际压力，相反内部失衡指标中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是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鉴于日本明显高于其他发达国家的财政赤字和债务水平，极有可能超过G20规定的指标上限。日本一直谋求国际地位的提高，G20作为新的国际经济治理的中心，G20指标将给日本带来一定的压力。

(一)财政赤字、债务指标

长期来看，高赤字、高国债面临较大风险。首先，日本央行的“公债货币化”已接近极限，不具有可持续性。其次，近年来居民储蓄率不断下降，财政赤字不断走高，这两个趋势叠加起来可能给未来日本的财政赤字带来隐忧。第三，日本人口老龄化问题严重，养老金支出和相关医疗支出都是财政负担。第四，日本经常项目持续顺差结构有所动摇。第五，尽管目前日本的利率极低，但是在越来越大的债务基数和复利影响下，日本政府债务及利息偿付负担会越来越重。2011财年日本国债还本付息支出达到22万亿日元。而且超高的国债水平也限制了央行使用加息手段来控制未来通货膨胀的可能。

近年来，日本政府不断强调要采取切实措施控制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水平。2010年6月，日本内阁推出新政府财政管理战略，制定了财政稳固计划。目标是，从流量上，2015财年中央和地方政府主要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减少一半，2020财年实现预算盈余；从存量上，2021财年起未支付债务占GDP的比重开始稳步减少。尽管日本政府在该战略中对支出进行彻底改革，并对能够带来收入增长的税收体系优先推进改革，但并没有提出具体的改革措施。在另一份内阁报告中，日本政府也指出人口老龄化导致社会安全支出增加，日本财政稳固的“谨慎局面”将同计划目标存在差距。频繁的内阁交替使得经济政策不具有延续性，不断出现的政治僵局也使得力图削减财政赤字和债务的议题无法获得通过，经济危机和地震海啸迫使日本政府不得不频繁推出巨额经济刺激计划，这些都使得该目标的实现遥遥无期。一旦G20指标具体量化出台，有可能对日本的财政稳固带来压力，敦促政治僵局的化解，出台具体的财政稳定措施。

(二)私人储蓄、债务指标

日本的居民储蓄率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开始下降，2008年已经降至2．2％的水平，这一度引发人们对日本储蓄危机的担忧。但2010年以来日本的居民储蓄率止跌回升，再加上日本企业储蓄率较高，总体上日本私人储蓄率仍处于较高水平。未来G20制定的指标量化目标不会对日本形成太大压力。另外，日本采取的新经济增长策略，重点在于经济增长和就业的改善，这对改善私人储蓄将起到积极作用。

(三)外部均衡指标压力小，日本继续推动出口战略

贸易赤字篇4

    美国巨大的经常账户赤字到底会给美国或世界经济带来多大的负面影响,并没有历史经验可循。在最近的30多年里只有小的工业化国家的经常账户赤字曾经超过GDP的5%,像澳大利亚、丹麦、芬兰、挪威和葡萄牙等国。而且很少有国家,无论是工业化国家还是新兴国家,这种高的经常账户赤字能够持续5年以上。美国是唯一不同的国家,在于其:一是美国是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其经济实力举足轻重;二是自1991年美国出现最后一次贸易盈余后 (当时经常账户盈余占GDP的O.7%),美国的经常账户即处于赤字水平,并延续至今。

    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之所以能够长久持续,与美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独一无二的地位有关。美元是世界最主要的流通和储备货币,美国可以尽享铸币税的好处,美国投资机会的收益比日本和欧洲都高,比许多新兴市场更稳定更保险,美国金融市场又特别发达。在这种“美元霸权”的机制下,贸易盈余国的中央银行被迫购买大量的荚元资产,因为他们几乎没有别的选择,对美国居高不下的经常账户赤字起到了融通的作用,虽然对这些国家来说并不一定划算。反过来说,既然是必须依赖外国中央银行对政府债券的购买才能融通赤字,美国经济相应的就有了薄弱之处,因而有许多分析认为美国超过GDP6%的经常账户赤字是难以持续的,在未来将不得不进行削减。

    从全球的视角来看,美国经常账户赤字的削减意味着世界其他地区总的经常账户盈余的减少。因而对经常账户的调整不仅涉及到赤字国,也将涉及到盈余国,这又会对世界其他国家造成或大或小的影响。

    美国经常账户的历史演变

    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有其历史必然性。二战结束后的20多年里,美国的经常账户在大多数年份里处于略有盈余的状态,只是到了上世纪70年初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后,在浮动汇率制下,各国对美元的需求反而大增,在向世界大量输出美元资本的同时,美国的经常账户也不可避免地由盈余转向赤字,1998年以来赤字扩张的趋势尤为明显。

    美国历史上有过一次较大的经常账户反转的过程,1981到1991年,美国经常账户赤字经历了一个急剧扩大又明显缩小的过程。1987以后的调整过程伴随着美元的大幅贬值,这是缘于1985年的广场协议,从1985年2季度到1991年2季度,美元的真实贸易加权汇率下跌了30%。在赤字缩小的过程中,前半段并没有出现GDP的下降和失业率的上升;而在开始于1990年2季度的后半段,出现了GDP的下降和失业率的显着上升,并持续到1991年3月。从以上经验看,经常账户的调整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十分确定。

    美国上世纪90年代后期赤字的急剧扩张与“新经济”带来的经济繁荣有关,“新经济”的发展使美国从国外吸引了更多的资本流人,因而美国政府可以比以往运行一个更大的经常账户赤字。金融全球化下,只要美国经济不断产生有吸引力的金融资产,尽管经常项目赤字很大,外国私人投资和官方投资通常会弥补这一不足,况且美国对外国的投资收益要高于外国对美国的投资收益,这种更高的投资效率其实对两者都是有利的。但以上前提并不必然的会永远发生,美国的投资效率不会总是高于别的国家,美元资产不会总是具有更高的吸引力,“美元霸权”也有衰落的时候,这意味着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不可能随心所欲的扩大。

    美国政府对经常账户的调整是必然的。如果调整是渐进式的,通过多年逐步调整,经济增长和就业一般不会受到显着的影响;但如果调整是突然发生的,美国和世界经济就难免会陷入混乱。

    如何调整经常账户赤字

    首先,看一下标准收入恒等式S-I+T-G:X-M。在美国,S-I(储蓄一投资)目前是赤字状态;T-G(税收一政府购买)也是赤字状态,所以X-M(出口一进口)必然是赤字状态。有的经济学家认为,美国人的储蓄其实不少,如果加上耐用消费品、教育以及研发费用这三类相当于储蓄的支出,美国人的储蓄就会相当于GDP的1/3,多得惊人。暂且不论这种观点的是非,况且美国人的储蓄习惯短期内也很难改变,那么对财政赤字的调整就是必然的。

    美国联邦预算在2000年还是占GDP1.5%的盈余,在布什政府的减税政策下,加上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花费,到了2004年已是占 GDP3.6%的赤字,2005年的赤字有所减少。从直觉上来看,这两个赤字也是密切相关的:当一个国家运行大的经常账户赤字,相当于其“生活水平”超过了收入,而这种情况下财政赤字的出现意味着公共部门的花费水平也超过了其收入,因而削减公共部门的赤字应该是外部平衡调整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其次,通常认为调整美元汇率是减少赤字较为可行的办法之一。但除了广场协议签订后的几年里,历史上很少有证据显示弱美元会纠正不平衡现象。从已有经验看,与其说是弱势美元改善了美国的外部平衡,毋宁说是巨大的贸易不平衡削弱了美元。自1973年实行浮动汇率以来,美元经历了三次主要的下降周期:上世纪70年代后期、上世纪80年代中期和2002年以来美元的贬值。每次美元的下降周期之前,都出现了大规模的贸易赤字。

    美元大幅贬值必然伴随着其他国家货币的大幅升值,这些国家的货币大幅升值后,又很可能会对其外部平衡继而整体经济产生不利影响。一旦这些国家的经济陷入停滞,美国的出口可能会不升反降,其经常账户未必能够得到改善。对于其他国家来说,谁也不想第一个升值,除非达成某种程度的国际合作,就像广场协议那样。

    最后,货币政策对经常账户的影响不可小觑。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局长Martin Feldstein即指出,货币政策其实是美国近几年经济依然强劲增长的关键原因。美联储在2003年出于对通货紧缩的担心,将联邦基金利率削减到1%的水平,然后以25个基点的速度逐步提高利率。非常低的利率水平以及对利率的缓慢提升,使长期利率下降并保持在低水平,从而诱使整体的家庭储蓄率从已经较低的2003年下降到2005年下半年负的1.1%。这种个人储蓄率的急剧下降相当于GDP的2.5%,这足以应付进口能源成本上升造成的赤字的增加,而且低利率带来的流动性的增加,对经常账户赤字起到了很大程度上的融通作用。

    利率一般是根据通胀的大小和经济的强弱进行调整,经济较热的时候,消费旺盛,进口较多,容易出现赤字,此时利率通常要向上调整,因而利率的调整与美国经常账户的调整存在着正相关性。目前美国已连续17次提高联邦基金利率,利率的上升周期行将结束,一旦利率的下降周期开始,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是否相应有所缓和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能否持续?

    早在20年前,就有人担心美国出现较大的经常项目赤字后,国外投资者会逐渐撤离美国市场,以及美元大幅贬值。虽然到现在还未成为现实,但目前的形势确实不同于以往。过去国外投资者除了美元以外别无选择,现在有了欧元,美元不再是惟一最重要的国际货币。如果美元强势不在,且有很强的贬值预期,美国和欧洲之间小的利息差额并不足以补偿美元大幅下跌的风险,国外投资者极有可能会减持美元资产。但由于国外投资者谁也不想看到自己的美元资产因为美元贬值而大幅缩水,这种调整只能是渐进发生的,那种一窝蜂似的“羊群效应”不太可能发生。此外,如前所述,美国对国外的投资比国外对美国的投资挣得了更高的回报率。但这种情况在2005年结束了,美国的净投资收益不再是正的,意味着美国相对于其他国家的投资收益在下降,这又是一个必须引起注意的信号。

    虽然普遍认为减少美国贸易赤字的办法是实质性的美元贬值,但很难确定美元贬值多少才合适,美国着名经济学家Obstfeld和Rogoff估计,贸易加权的美元汇率要下降20-40%才能使美国经常账户赤字回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水平,也即相当于GDP 3%的水平。无论如何,这么大的贬值幅度没有其他国家的配合是无法完成的,协调成本会非常高,其他国家不会情愿将自己的本币大幅升值,因而这种以邻为壑的美元大幅贬值手段并不可取。

贸易赤字篇5

竞选总统期间，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其所谓的为处境艰难的美国中产阶级辩护时，用对外贸易当替罪羊。不论是左翼候选人还是右翼候选人，使用这样的策略并不罕见。反常的是，特朗普在胜选后仍不软化反贸易口风。相反，他变本加厉，多次暗示可能演变为全面全球贸易战的政策，这将给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带来灾难性后果。

以特朗普的重要人事决定为例。实业家威尔伯・罗斯被提名为商务部长，他向来不遗余力地宣传要废除美国“愚蠢的”贸易协议。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经济学教授彼得・纳瓦罗将主持国家贸易委员会。纳瓦罗是美国最极端的对华鹰派之一，他的两本近著分别起名为《死于中国》和《卧虎：中国军国主义对世界意味着什么》，光从书名就能看出其庸俗小报水平的偏见。

特朗普清楚地表明，他将立刻让美国退出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TPP），还毫无顾忌地挑战延续40年的“一个中国”政策，直接与台湾“总统”蔡英文通话，随后反华推文。这毫无疑问地表明，特朗普政府将遵循纳瓦罗的方案，与美国最大、最强的贸易伙伴――中国死磕到底。

当然，自诩为交易大师的特朗普可能仅仅是嘴硬，这样做的目的是让中国和世界注意，现在美国准备凭借优势地位在对外贸易舞台上施展拳脚。其观点是强势开局能软化对手，从而获得更合意的结果。尽管嘴硬对选民很好使，却经不起现实的检验：美国巨大的贸易赤字使经济优势这一概念颇为可疑。巨大的国内储蓄赤字正在折磨着美国，也是美国不断需要海外储蓄盈余的原因，海外储蓄的流入反过来又导致美国长期性的经常项目赤字以及高额贸易赤字。

试图逐国解决这一宏观经济问题的交易者不可能成功：2015年，美国对全球101个国家存在贸易赤字。多边问题无法用双边方法解决。除非问题的根源――储蓄不足――得到解决，否则美国经常项目和贸易赤字只会进一步扩大。而随着特朗普不可避免地扩大联邦预算赤字，储蓄不足的问题可能进一步恶化。挤对中国只会让贸易失衡转移到其他国家――最有可能是成本更高的生产国，而这将大大推高压力重重的美国家庭所购买的外国商品的价格。

故事到这里还没完。特朗普政府是在玩火，此举将带来深远的全球影响。最明显的证据莫过于中国对美国新近展示实力之举的可能反应。特朗普团队对于中国对美国威胁的反应不屑一顾。

可惜，未必如此。不管你喜不喜欢，中美已经形成互相依存的经济关系。诚然，中国的出口依靠美国的需求，但美国也依靠中国：中国持有超过1.5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以及其他美元计价资产。此外，中国是美国第三大出口市场（仅次于加拿大和墨西哥），也是扩张最快的美国出口市场。对于增长萎靡的美国经济来说，中国可谓至关重要。认为美国在中美双边关系中尽占上风的想法愚不可及。

互相依存是一种具有活性的关系。如果一方改变配合条件，另一方可能以牙还牙。如果美国逼中国太甚――特朗普、纳瓦罗和罗斯向来鼓吹这样做，并且现在似乎正在这样做――美国也必须面对后果。在经济方面，中国有可能对美国出口品征收报复性关税，其购买美国国债的政策也有可能改变。其他国家――通过全球供给链与中国密切相连――也可能实施抵消性关税。

全球贸易战十分罕见。但是，和军事冲突一样，贸易战常常由偶发小事故或误解引发。85年前，美国参议员里德・史穆特和众议员威利斯・哈雷打响了第一枪，炮制了1930年关税法案。此举导致了灾难性的全球贸易战，许多人认为这导致了严重衰退演变为大萧条。

贸易赤字篇6

关键词：反倾销；宏观经济变量；中日贸易

中图分类号：F7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12-0-01

一、序言

在我国，从1997年第一例对外反倾销案例以来，反倾销和被反倾销一直是个热议的话题。尤其从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以欧美国家为代表的他国为了维持贸易平衡、抑制我国对外出口、保护本国的民族工业，频繁地对华实施反倾销，使得我国成了世界上被实施反倾销最多的国家。与此同时，我国对外实施的反倾销调查和反倾销措施也呈现出大幅度增加趋势。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1995年到2010年期间，我国对日本进行了31次反倾销调查和25次反倾销措施，使得日本成了我国对外反倾销第二大对象国，仅次于其间我国对韩国实施的26次反倾销。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是由于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日本政府为了保护本国市场和本国企业的发展，对从我国的进口品实施非关税壁垒措施，使得我国对日贸易长期出现贸易逆差，并且对日本的贸易收支赤字幅度逐年增加。因此，我国政府不得不通过实施反倾销措施，以调节和控制与日本的对外贸易活动。基于此研究背景，本文将通过建立数量经济模型并利用相关统计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从而确定影响我国对日本实施反倾销的宏观因素。

二、变量选择及模型建立

前面提到本文的研究重点是试图寻找哪些宏观因素会影响我国政府对日实施反倾销，下面将通过一系列假设和说明，确定本文的宏观经济变量，从而建立数量经济模型加以分析。

假设1：随着我国国内失业率的增加，我国政府将强化对日本制品的反倾销措施。

一旦国内失业率增加，政府为了通过保护国内产业从而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采取强硬贸易政策的可能性会大大提高，其中包括对外反倾销措施。

假设2：随着我国GDP增长率的钝化，我国政府将强化对日本制品的反倾销措施。

一国GDP增长出现钝化现象时，该国政府在刺激出口的同时，采取强力的贸易措施来限制进口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因此，为了有利于恢复国内经济，政府会更多地实施像反倾销之类的贸易保护措施。

假设3：我国对外贸易收支出现赤字的情况越明显，我国政府将强化对日本制品的反倾销措施。

一国的整体贸易收支出现赤字的话，政府会通过对进口商品进行一定程度的控制，从而促使本国的贸易收支回到均衡水平。因此，在出现贸易顺差的时候，政府往往会对进口商品实施贸易救助；相反，在出现贸易逆差即贸易赤字时，一国政府对外国制品实施贸易限制措施的可能性增大。

假设4：随着我国对日本贸易逆差的出现，我国政府将强化对日本制品的反倾销措施。

一国在与特定国家进行国际贸易时出现贸易赤字，为了促使两国间贸易从不均衡回到均衡，贸易赤字发生国很可能对该特定国的商品实施限制进口的相关措施。因此，与特定国间出现贸易赤字的情况下，政府对该国产制品实施贸易限制措施的可能性增大。

假设5：随着我国进口渗透度的增大，我国政府将强化对日本制品的反倾销措施。

进口渗透度是衡量一国某产业的国内消费数量中进口所占比例的经济指标，其计算公式是：特定产品的进口额÷（国内生产额+进口额-出口额）。进口渗透度的增大会减少国内产业的成长机会，迫使该国政府对进口商品实施贸易限制措施。

根据假设1～5，建立如下数量经济模型：

其中，因变量Y表示中国对日本的反倾销件数，自变量RGDP﹑UI﹑TB﹑BTB﹑IPM则分别表示我国实质GDP增加率﹑失业率﹑整体贸易收支﹑中日贸易收支和我国进口渗透度（名义进口额/名义GDP），?表示误差项。

三、数据选取及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1999年到2010年12年间的季度数据对模型加以实证分析。鉴于我国国内公布的失业率数据只针对于已登记的城镇居民，缺乏说服力，笔者将国内数据作为参考，主要使用世界贸易组织（http：//）和日本财务贸易统计局（http：//customs.go.jp）官方公布的数据进行分析。数据经作者筛选整理而得，运用EVIEWS5.0软件，对已建立的模型做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变量失业率和中日贸易收支对应的回归系数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而其他三变量对应的回归系数不具备统计显著性。这表明，在我国国内失业率增加之时，由于如果继续大量进口日本制品，会让国内的同种企业面对更强的市场竞争，从而产生更多的失业者，因此，政府为了缓和国内失业率增加的现象，将强化对日本制品的反倾销措施。同样地，随着中日贸易逆差的出现，我国政府为了防止贸易逆差的累积，会通过加强对日本制品实施反倾销，限制日本制品的进口数量。另一方面，我国实质GDP增加率的变化﹑整体贸易收支以及进口渗透度不会明显地影响我国对日反倾销的实施。

四、结论

本文以经济理论为基础，通过建立数量经济模型并运用历年统计数据，旨在寻找影响我国对日反倾销的宏观经济变量。结果表明：主要影响我国对日反倾销的宏观因素是我国国内失业率和中日贸易收支，而非我国实质GDP增加率的变化﹑整体贸易收支和进口渗透度等因素。因此，为了减少中日贸易摩擦的发生，我国政府有必要在积极应对国内失业率上升问题的同时，适当调整对日进出口贸易规模，避免对日贸易长期出现赤字现象，为两国贸易实现均衡稳定发展﹑建立互利共赢局面而做出努力。

参考文献：

[1]Krugman， Obstfeld and Melitz，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Theory & Policy”， Ninth Edition， Person， 2011.

[2]Prusa， Thomas J， “Why Are So Many Antidumping Petitions Withdrawn？”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34（3）：591-611.2001.

[3]丁勇，李磊，朱彤.中国对外反倾销的特点与影响因素研究[J].现代财经，2008（01）.

贸易赤字篇7

［关键词］财政政策;国际收支;产出-吸收效应;储蓄-投资效应;汇率效应

作者简介：丁骋骋，男，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上海 200433

一、财政政策与国际收支：理论综述

国际经济学经典理论往往只将国际收支不平衡归于五个原因：临时性不平衡、结构性不平衡、货币性不平衡、周期性不平衡、收入性不平衡，却很少将它与财政政策联系起来。在Sidney Stuart Alexander1952提出的国际收支吸收分析法（Absorption Approach）中，我们可大致看到财政政策-国际收支最早的理论分析。亚历山大认为一国国际收支差额（B）为国民收入（Y）与国内吸收（A）之差，即：B=Y-A，而A=C+I。当一国实行扩张的财政政策时，A增加，国际收支（B）就趋于逆差。但问题是，财政政策对Y也会产生影响，这样一来，财政政策与国际收支之间的关系就不能简单地一言以蔽之。另外，我们通过国民收入账户可以得到等式：Y=C+I+G+X＝C+S+T+M，也即：I-S+(G-T)=M-X。当投资与储蓄相等时，财政赤字与经常账户赤字存在一对一的关系；但如果I≠S，情况就变得十分复杂。无论是吸收分析法，还是国民收入账户，都仅把国际收支中的经常账户（而且主要是贸易账户）纳入分析框架。关于财政政策与经常账户之间关系历来存在很大争论，学界有两种几乎对立的看法。

一种观点认为财政政策与经常账户存在关联，财政赤字引起经常账户赤字。如新剑桥学派认为：由于私人部门的总支出和可支配收入大体相等，因此投资与私人储蓄之间的差大体为零，因此政府预算赤字增加，就引起外部赤字上升。Vinals, Minford和Melitz（1986）区分了固定汇率与浮动汇率两种不同条件下财政政策对国际收支的影响作用。认为在固定汇率制下，预算赤字的扩大必定导致经常项目恶化。[1]另一方面，在预算平衡时，财政政策扩张仅在浮动汇率制下才会导致经常项目赤字。Sachs等人（1994）还区分了政府支出暂时性增加与持久性增加对一国国际收支的影响，认为在资本自由流动的国家，政府支出增加都将恶化国际收支，而对实行资本控制的国家却没有任何影响。Obsfeld和Rogoff（1996）的跨期迭代模型中则认为人口变化趋势和税收的代际影响也是决定国民收入和经常项目的重要因素。政府预算赤字引起经常项目出现暂时性的恶化，但在第二期后又回到以前水平。[2]另一种观点则是财政政策与经常账户无关论，认为财政政策对经常账户不平衡没有作用。这种观点的理论源头一直可以上溯到19世纪提出的“李嘉图等价”。后来经济学家，如Vinals，Minford与Melitz（1986），Erceg， Guerrieri和Guest（2005）对此进一步发展，指出财政政策-国际收支之间并不存在一对一的关系，或者两者关系很小。[1］［3］(825)

在关于财政政策与经常账户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中，大致有三种不同的结论：(1)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财政赤字与一国国际收支赤字成正相关。例如，Eisner(1991)使用净出口占GNP比重作为因变量，使用经过价格调整的充分就业下的财政赤字占GNP的比重作为自变量，建立了一个单一方程的最小二乘法方程，最后发现美国预算赤字对贸易赤字存在正效应。Roubini(1988)，Normandin(1999)认为政府财政预算赤字会引起贸易赤字的更加恶化，在美国，财政赤字增加1美元会引起0.22―0.98美元的外部赤字。而对发展中国家的实证

研究也得到了较一致的结论。(2)Evans(1988)，Bussiere(2004)等人的研究得到的结论是，财政赤字仅对经常项目产生微小的影响。Erceg, Guerrieri和Guest（2005）[3］发现财政赤字（与GDP之比）增加一个百分点，将引起贸易余额（与GDP之比）恶化0.2个百分比。(3)Roubini和Kim（2003）通过结构性VAR分析得到一个令人惊奇的结论，扩张性的财政冲击会改善经常项目。[4]

二、财政政策影响国际收支的三个作用机制

通过文献解读，本文发现，目前已有的关于财政政策与国际收支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是通过以下三个作用机制来实现的：(1)在预算平衡的情况下，通过国民收入账户I-S+(G-T)=M-X推导可知，经常项目盈余等于储蓄减去投资，即CA=S-I。一国的储蓄与投资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受该国财政政策的影响，因此，财政政策可能通过影响储蓄和投资，进而影响国际收支。这个机制主要是侧重于财政政策对储蓄与投资的影响，这里称之为储蓄-投资效应。［5](2)从吸引分析法来看，B=Y-A，一国的国际收支等于总产出与总吸收之差。财政政策影响总吸收，同时也关系到总产出水平，因此财政政策可以通过改变产出和吸收从而影响国际收支。这个机制主要是侧重财政政策对产出和吸收的影响，这里不防称之为产出-吸收效应。(3)如果把经常账户再扩展一下，经常账户为贸易余额与国外净资产收入之和，即：CA=TB+iB-1，TB为贸易余额，iB-1为国外的净资产收入。贸易余额又由实际汇率决定，因此，财政政策可能使得实际汇率升值从而导致经常项目赤字。

（一）财政政策的储蓄-投资效应

宏观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发展就是把跨时期的预算约束引入微观分析中，在萨克斯以及Obsfeld、Rogoff等人的努力下又将跨期预算约束引入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宏观经济学。本文主要讨论跨期预算约束模型下税收融资的政府暂时性增加支出与持久性增加支出两种不同情形，通过储蓄-投资机制怎样来影响国际收支。

1.税收融资的政府支出的暂时性增加。如果税收融资的政府支出暂时增加，如用于战争的军费开支，政府暂时性支出增加必定以增税为前提，假定第一期政府支出G1和税收T1等量增加，第二期政府支出G2和税收T2保持不变。从跨期消费模型可以知道，由于增税消费者收入减少，第一期消费C1将下降，但幅度没有T1上升那么大。因为税收的暂时性增加意味着可支配收入的暂时下降，所以试图维持稳定消费的家庭在税收暂时提高时凭未来收入作担保去借债，这样一来，私人储蓄就会下降。通过等式I-S+(G-T)=M-X我们可知，对无法改变世界利率水平的小国而言，投资不变而储蓄下降会降低其经常项目余额。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以税收融资的政府支出的暂时性增加会造成经常项目的恶化。对实行资本控制国家而言，私人储蓄的下降将造成国内利率的上升，而不是经常项目的恶化。如果是资本自由流动的大国，一旦储蓄下降影响着世界利率水平，促使其上升，但同时又会使该国经常项目恶化。世界利率水平提高将使世界其它地区的储蓄增加、投资下降，从而改善了这些国家的经常项目。[2]

2.税收融资的政府支出的持久性增加。在以更高的税收来融资的政府支出的持久性增加中，G1和G2增加相同的量ΔG，两个时期的税收T1和T2也增加相同的量ΔT。政府储蓄保持不变。持久性的税收增加导致的可支配收入持久性下降，因此家庭将整个消费习惯作出调整，将支出减少，而且幅度比在税收暂时增加的情形要大。因此，在政府持久性的税收增加的情况下私人储蓄不会下降太多，甚至根本不会下降。因此，在资本自由流动的小国经济中，私人储蓄下降幅度很小，对经常项目造成的影响也较小，而小国是无权决定利率高低的。在资本实行控制的情形下，储蓄有较小的下降，但对经常项目没有影响，利率上升。在资本可以自由流动的大国经济中，私人储蓄下降幅度很小，因此对经常项目造成的影响也较小，利率有小幅上升。

我们总结扩张性财政政策在两种不同的冲击类型下，对经常项目的不同影响结果，得到表1。

（二）财政政策的产出―吸收效应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对国际收支产生作用的第二个微观机制是产出-吸收效应。财政政策一旦实行扩张，不光增加投资与公共消费，使进口增加，同时也提高了产出。如此，两者关系就变得扑朔迷离。因此，我们必须区分不同的汇率制度，不同的财政支出结构，以及不同的外部经济环境才能得到结论。

Mundell-Fleming模型强调了在固定汇率制度下，增加对国内产品的公共支出以及提高税收将会相应引起国内产出增加，但经常项目保持不变。因为产出和税收都增加，但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不变。另一方面，在浮动汇率制度下，财政扩张导致对国内产品需求增加，会引起本币升值，最后导致经常项目赤字。但经常项目赤字又会被最初总需求的增加冲销，使国内总产出保持不变(见表2)。

以此为基础，Vinals、Minford和Melitz[1]提出了一个跨期非均衡模型，他们认为，当经济体是经历着凯恩斯主义的失业，还是经历着古典失业，真实产出对扩张财政政策的反应是完全不同的。因为经常项目是产出与支出之差，经常项目在以上两种情况中反应也是完全不同。另外，扩张性财政政策是暂时性的还是永久性的，总需求潜在的反应对其也不同，因此就须做跨期分析。

1.由于需求过低引起的凯恩斯主义失业的情形：(1)在浮动汇率制度下，如果政府通过税收融资，暂时性增加支出提高对非贸易产品的购买，使该类产品产出增加，这就会引起对货币的过度需求，导致汇率升值。本币升值使可贸易产品价格下降、需求上升，结果就是短期经常项目赤字。如果政府通过发行货币而不是增税来实现扩张，那么就不会有过量的货币需求，只会引起不可贸易产品产出和就业的增加，而可贸易产品的产出和经常项目不变。如果政府支出持久性增加，消费者认识到未来持续增税，则私人消费就会减少。结果，当前对不可贸易产品的需求就下降，引起货币过量供给导致本币实际汇率贬值，可贸易产品净供给增加，由此改善经常项目。由于贸易部门的产出上升、不可贸易部门的产出下降，因而整个就业与产出是否增加不能确定，但经常项目改善。(2)在固定汇率制度下，税收融资的政府支出增加对不可贸易产品的购买，将在当前增加不可贸易产品的产出。在价格既定的情况下，实际汇率也就不变，因此经常项目也不会受到影响。在经常项目不变，暂时性的财政预算扩张会增加就业。如果政府购买持久性增加，对不可贸易产品的当前需求下降，因为预期税收增加减少个人财富，结果导致不可贸易产品产出和就业下降，对可贸易产品的支出也下降，因而改善经常项目。

2.由于实际工资过高引起的古典失业的情形：(1)在古典情形中，政府支出扩张只有在货币数量同时增加时才会提升就业，而这种情况只有在浮动汇率制度下政府通过增发货币时才发生。只有当可贸易产品的产出增加，财政政策扩张才会增加就业，因为不可贸易产品产出既定。然而，可贸易产品产出提升，实际汇率就要贬值，但这种情形仅在货币供给增加汇率允许变动的情况下发生。(2)在预期未来财政预算扩张的情形下，现期的总产出和就业都不会有变化，因为第一期汇率是由货币市场单独决定的。另一方面，因为预期未来增税私人财富下降，私人对所有不可贸易产品的当前和未来的消费缩减。现期可贸易产品产出不变，可贸易产品消费下降导致经常项目盈余。

值得注意的是：与税收融资相比，政府通过发行债券融资提升了家庭财富，因而增加了当前的消费支出最后使经常项目恶化。这无论在凯恩斯主义失业的情形下还是古典失业的情形下都有相同结果(见表3)。

（三）财政政策的汇率效应

财政政策第三个对国际收支发挥作用的途径是汇率效应。一国的汇率分固定汇率制与浮动汇率制。如果一国实行浮动汇率制，在资本可以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即使赤字没有被货币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将导致本国利率水平上升，吸引外国资本大量流入，引起本币升值，最后又将导致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逆差。即：财政政策扩张利率本币升值国际收支逆差。

当一国实行固定汇率制，扩张性的财政政策通过货币发行来弥补时，又会通过汇率渠道对国际收支产生影响。当货币发行增加，导致价格水平上升。我们知道，实际汇率用公式表示为e=EPP，其中EP为国外的价格水平，P为国内的价格水平。如果本国发生通货膨胀，实际汇率升值，也将引起本国国际收支的逆差。即：财政赤字增发货币通货膨胀实际汇率升值国际收支逆差。

三、基本结论及对我国的启示

在我国现有著作中，目前还缺乏对财政政策与国际收支两者关系的系统研究，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财政赤字持续多年，但贸易收支长期顺差，几乎没有人会（表面上似乎也没有必要）关注财政赤字对国际收支究竟造成了何种影响。但问题是，我国的国际收支顺差并非一种常态，一旦国际收支逆差（即便顺差），财政政策究竟对国际收支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是一个具有超前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另外，在国际收支调节的政策选择上，受蒙代尔 “有效市场政策指派原则”影响，大家习惯上都认为财政政策仅对内部均衡发挥作用、货币政策对外部均衡进行调节。这样，人们相应地忽视财政政策对于外部均衡的调节作用，将财政政策与国际收支之间的关系割裂开来。理论模型及实证研究都表明，财政政策对国际收支通过微观机制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这种微观作用机制包括：储蓄―投资效应，产出―吸收效应以及汇率效应。这本来是一国当

局为实现内部均衡而实行扩张或紧缩的财政政策时，对外部均衡产生的一个被动的结果。如果我们把握了其中的内在关系，就可以主动地运用财政政策来实现外部均衡，当然这一定是在特定的环境下。

从以上三个作用机制的分析来看，财政政策对国际收支产生影响的最基本前提是资本可以自由流动的情况下。从储蓄―投资效应这个角度而言，如果资本可以自由流动，则无论暂时性的还是持久性的政府支出增加，都会引起国际收支经常账户的逆差。但如果实行资本控制，则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对经常项目没有影响。与之同时，从汇率机制这个角度而言，要使扩张性财政政策发挥作用也必须以资本开放为前提。如果没有这个条件，财政政策扩张，利率上升，资本不能自由流动，汇率机制也就失效。从以上两个角度考虑，财政政策对我国目前外部均衡的影响甚微，但随着对外开放度不断加大，资本账户在我国必定实现可自由兑换，在此情况下，如何运用财政政策配合货币政策对外部均衡实现调控，就值得密切关注！ 从跨期非均衡模型中，我们又可以得到三个重要政策启示：第一，在凯恩斯主义失业的情形下，通过货币发行（或在固定汇率制下通过税收融资）政府增加对不可贸易产品的购买从而增加政府暂时性支出，可以扩大产出和就业而不至于引起经常项目恶化。第二，在古典失业的情形下，通过改变对不可贸易产品政府支出以达到扩大产出和就业的目的是一项无效的政策。但如果是浮动汇率制，暂时性减税并通过发行货币能够在改善经常账户的同时扩大产出和就业。总之，暂时性或持久性地提升政府支出并不一定引起产出和就业的增加，只有在浮动汇率制下货币供给量增加使本币贬值，因而导致可贸易产品产出上升，这种扩张效果才能见效。第三，如果我们考虑到政府债券构成居民的净财富，通过暂时性债券融资而形成的预算赤字与经常项目赤字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但如果是发行货币来融资，这种强相关关系就不存在。

我国人民币还是以固定汇率制度为主要特征，并且总体上失业也主要由于总需求的不足引起，所以从理论上讲，扩张的财政政策对我国经常项目不会造成明显影响，只有在举债融资的情况下有可能使经常项目逆差。因此我国在通过发行债券融资来达到财政扩张的目的时需慎之又慎！

主要参考文献：

［1］Vinals, Jose，and Patrick Minford and Jacques Melitz, 1986, Fiscal Policy and the Current Account, Economic Policy, Vol.1, No.3.

［2］杰弗里・萨克斯，费利普・拉雷恩．全球视角的宏观经济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3］Erceg, Christopher J. and Luca Guerrieri and Christopher Guest, 2005, Expansionary Fiscal Shocks and the Trade Deficit, 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International Finance Discussion Papers”.

［4］Roubini, Nourel ＆ Brad Setser，2004，The US as a Net Debtor: The Sustainability of the US External Imbalances，stern.nyu.edu/globalmacro

［5］魏 陆．开放经济下的财政政策风险研究［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贸易赤字篇8

在美国，国际经济结构中的“全球不平衡”引发了严重担忧――美国作为全球进口商，在为其他国家经济发展提供动力的同时付出了沉重代价，即每年8000亿美元的庞大贸易赤字。

这种情形也许会受制于美国的政治压力而骤然终止。纽约州参议员查尔斯舒默（Charles Schumer）所领导的运动，矛头就直指贸易赤字，其倡导的紧急关税措施也正日益赢得支持。

可以肯定，这样的方案对美国经济是一个坏主意，对中国及全球经济同样如此。虽然美国制造业遭受了损失，但金融业、建筑业和消费品供应部门却受惠于当前的宏观经济结构――涌入这些部门的资本都惊人的廉价。显然，我们不能仅仅考虑一方的得失。而且，经济政策的目标应当是实现渐进和平稳的调整，应当为制造业的扩张或收缩提供充分时间，以避免突然的大规模结构性失业以及可能的通货紧缩。而政治力量的骤然推动与渐进调整是不相容的。

因此，经济学家及其他人士正试图或拖延那些倡导在2007年实施紧急关税，或促使中国与其他国家货币升值的提案。例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就在《华尔街日报》上写道：“现在是美国停止宣称‘中国汇率政策是美国贸易赤字的根源’的时候了。如果我们的储蓄率持续低于投资率，那么，即便中国允许其货币升值，美国仍将保持巨额赤字，只是进口对象会换成另外一些国家罢了。”

阻止美国仓促、不当地提升进口关税和配额当然是应该的；斯宾塞教授认为，当前宏观经济结构的根源并不在于太平洋西岸各国，这种观点也是有益的。的确，美国的巨额资本流入和贸易赤字不仅是日本和中国造成的；要改变现状，美国也需要做出调整，而且这些调整比太平洋西岸的调整更为敏感，也更为重要。

但是，对于贸易赤字仅仅是由美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行为所导致的论点，我并不认同。持这种观点的人相当于承认所谓“单方程经济学”（one-equation economics），它只会让局面更混乱。

单方程经济学通常假设某些经济量固定不变，它通过检验某个方程――通常是一个会计恒等式，得出某种政策无效的结论。它忽略了一个事实：某种政策的实施有可能改变一些经济量的数值，而在单方程模型的假设中，这些数值是固定不变的。

“如果我们的储蓄率持续低于投资率”――这就是单方程经济学。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设想一下，如果中国人民银行不再每月购买约250亿美元的美国债券，日本银行及有关其他中央银行也发生类似变化，结果会怎样？美国的储蓄率和投资率还会维持不变吗？

答案是肯定不会。这些中央银行的政策变化会立即产生如下效应：

第一，在外汇市场上，美元资产出现过度供给，导致美元贬值；第二，美国国内会出现债券的过度供给，从而使债券美元价格下降，导致利率上升。美元贬值会使美国出口增加、进口减少，假以时日，贸易逆差将会缩小；而美国利率上升会减少美国国内投资。同时，汇率和利率变化将降低美国国内资产的价值，房主和投资者会感觉自己的资产在缩水，从而增加储蓄。因此，美国的储蓄率会升高，投资率会降低。随着投资和储蓄之间缺口的缩小，资本流入也将逐渐减少。

只有当投资对利率极不敏感，且储蓄对房地产和金融市场的价值极不敏感的时候，前面假设的“如果”才会成立。但倘若如此，就意味着美国的进口和出口对于汇率都是不敏感的，这显然违背事实。因此，要实现平稳的发展，避免世界经济的严重萧条或国际金融与贸易的衰退，太平洋两岸都必须做出调整，而不仅仅是其中一方。

明智的做法应当是，让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逐步促进消费、扩大内需，或让其货币逐渐升值。缩小美国预算赤字，通过改革养老金制度来促进美国的私人消费，允许美国资产价格逐步下降以增加储蓄，这些也都是可取的办法。迟早有一天，美国的贸易赤字和巨额资本净流入将会消失；对所有人来说，这都最好是一个渐进过程，而非一次突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