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文学范文

通俗文学篇1

一、数学通假的概念分析

1.通假的含义

古人在使用文字时，不用本字，而借用一个与它音同或音近的字来代替，这种现象叫做通假。通假是语文中的一种修辞方法，它是汉字的通用假借，即用同音字或音近的字来代替本字[1]。

2.数学通假

数学来源于生活，从现实中总结出规律性的数学概念和图形特点及性质又反过来指导生活，借助于数学的理论和数量判断是非，利用数学的结果预测和决策，仿效数学的方法拓展科学研究等。

数学发展也是应用所需，这种应用有时受到习俗的约束，如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万物皆数”，人们认为那是神的指使；又如达芬奇的黄金分割美学定律；再如彗星光顾地球是一种天体运动规律，不是人做坏事来惩罚的；达尔文的绿豆和黄豆杂交第二代的颗粒比总是1：3是物种的遗传规律，通过概率统计可以解释。从系统论来看，数学是整个人类文化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子系统，但又不是一个完全封闭的系统，在这个系统形成过程中，逐步产生一种特殊的文化——数学文化，它的价值主要体现在数学对于人们观念、精神以及思维方式的养成所起的影响以及数学在生活中的广泛应用。数字的简单、符号的简练、推理的简洁、逻辑的精练、公式的实效、图形的直观、构图的美丽、方法的优美等反映出数学元素（数字、图形、思想、方法等）的魅力。因而，人们时时处处都想用更多的数学来替代某些字或词寄托一种寓意，于是就产生了数学通假。所谓数学通假就是用数学元素与所要表达的音近或形似的字、词或问题进行替换，从而获得一种通俗、婉转、简洁、直观、美丽的期望效果。

二、民俗文化中的数学通假

数学主要由数字、图形及数学思想方法构成。民俗文化是民间的一种通俗文化，不管是有形，还是无形（口头传承）的都渗透大量的数学通假。

1.数字通假

数字在民俗文化中占有一定地位，而同一个数字在不同的学科或语境中会有不同的读音、语调和含义。如数字“1”在汉语中读“yi”，在军事上读做“yao”，在音乐中读“dou”等。

“1”读音通假的故事。一位老大爷到医院看病，挂了11号，医生按次序看病，病人忍着疼痛直到医生要下班了也没听到医生喊“十一”，于是病人就问医生：还没轮到我吗？医生说：你挂了多少号？病人说：“shiyi”号；医生说：早就喊过了；病人说：我怎么没听见喊“shiyi”号？医生说：我早就喊过“yaoyao”号了，没人答应。后来病人就与医生争执起来，医生生气地说：“yi”就是“yao”，“yao”就是“yi”。于是病人记住了，医生问病人：“你哪个地方不舒服？”病人着说：我“yi”疼。医生说：“yi”在哪儿？病人说：在这里（手按着腰）。医生说：那是“yao”。病人回答：你不是说“yao”就是“yi”，“yi”就是“yao”吗？

“8”谐音“发”，“6”谐音“顺”，人们渴望发财，希望办事顺利，很多人都希望“8”和“6”越多越好，“4”谐音“死”，为图吉利往往避讳用“4”，许多宾馆避开用“4”，如4层楼用“5-1”，或“3+1”或3A；14层楼用“15-1”，18层楼（18层地狱）用“19-1”或“17+1”表示，采用加减法解决，多好呀。有的宾馆把“×04”、“×14”、“×24”、“×34”分别表示为“×66”、“×77”、“×88”、“×99”，很有文化底蕴。

传说宋代吕蒙生活贫寒，他写了一副对联，上联“二三四五”，下联“六七八九”横批“南北”，意思是“缺衣（一）少食（十）无东西”。后来有人改为“二四六八”，“三五七九”，含义一样，但进行奇偶分类，体现数学分类思想。

当然不同的地区和民族有不同的喜好，如有的偏爱“2”、“3”、“7”等数字。

某些行业为了保密，利用通假产生了一些“行话”，又称为“切口”，不同的地区和行业从一到十的“切口”也不同，如江浙一带裁缝用“口、人、工、比、木、回、寸、本、金”代表“1、2、3、4、5、6、7、8、9”九个数字，将“1元2角”说成是“口人”。上海商界用的数字就像是文字游戏，从字型取意，每两个字的意思都正好说明了一个数字，汉字从一到十为：“旦底、挖工、横川、侧目、缺丑、断大、皂底、、未丸、田心”，“旦底”就是“旦”字的底部，即“一”；“挖工”就是挖去“工”字的中部，即“二”，依次类推[2]。

9月9日为老人节，“9”通假“久”，希望老年人活到永久，偶数为阴，奇数是阳，“9”是奇数中最大的数，两个“9”在一起，叫重阳，于是9月9日又叫“重阳节”。还有“二月二”、“三月三”、“五月五”、“七月七”数字串构成的节日也有具体内容。

深受百姓喜爱的某些电视台节目如“港城365”，把每天发生在全市民间的事情及时向民众报道，另外中央电视台“非常6+1”等，其意义就不言而喻了。

流传在江苏北部一带的“369往上走”儿童游戏（如图1），此游戏寓意给人们一种勇往直前的鼓励，为何不用“147”、“258”，而偏偏用“369”？

先看玩法规则，就地取三种小块物体当棋子，三人对局，每人一子放在自己一方起点，然后三人同时伸出手指（最多三个）或每人抛出数数的小物体（最多三个），以三人手指或每人抛出物数总和决定谁先走一步，规定执“一”者（甲）为1、4、7；执“二”者（丙）为2、5、8；执“三”者（乙）为3、6、9；总和等于零为空，谁也不走；谁先到达庙的终线谁为胜者。

从玩法可知，总和共有0、…、9十种结果，每个结果由三人（即执“一”、“二”、“三”）自由出0、1、2、3数决定，如“0”的情况是0+0+0，每人都出“0”（即空），只有1种；如“1”的情况是0+0+1，两人出“0”（即空），一人出“1”，共有3种；如“2”的情况是0+0+2或0+1+1，两人出“0”（即空），一人出“2”，或两人都出“1”，一人出“0”（即空），共有6种；以此类推列表如下：

表1：三人出数总和与相应的组合数

“147”走一步的概率p1=■=0.31，“258”走一步的概率p3=■=0.38，“369”走一步的概率p1=■=0.31，显然，大于其他两个，也就是说，选“369”者每次走一步的机会大，所以“369”者最容易赢。

江苏名酒梦之蓝系列设计出M3、M6、M9，体现追求发展的企业文化。

西双版纳地名用到数学通假。在傣语中，西、双、版译成汉语分别是十、二、千，纳是个名词，意为田，“版纳”可译为“千田”，按照“位置原则”，西双版纳就是十二千田，这里每个“千田”代表一个部落（傣文历史资料《泐西双邦》一书记载，即邦荒等），西双版纳实质上就是十二部落组成的联合体。

谜语是民俗文化的宝藏，是非常有意思的民俗语言，它们与数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如猜字迷：四去八进一（日），摘掉穷帽子，挖去穷根子（八）。猜数学名词：减法没算对（误差）。猜数学家名字：爷爷参加百米赛跑。（祖冲之）。猜成语：=100×100×100（千方百计）；1%（百里挑一）；1+2+3（接二连三）。歇后语：半斤对八两（对等）。

2.图形通假

数学图形的名称实质上就是图形与汉字通假，图形“”通假“圆”字，“”就是方形，在习俗上用“方”表示方正、正直，人们通常用它寓意做人的标准，如《孟子·离娄上》：“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3]。“方”与“园”相对，表示正直、圆滑。

“”通“元”，扬州个园的走道图案出现两个相交的“”，寓意“连中双元”。这里用古代的科举寄托对子女成长的希望。从隋朝到清朝共出现504位状元，其中连中三元（指解元、会元、状元）概率极小，而连中双元的人稍微多一些，可见主人在设计图案表达寓意时已经注意到客观与希望的协调，如图2。

“”和“”套用，出现“外圆内方”的图形，比喻外表随和，内心严正。如钱币是深入民间，使用最广的流通物，从周元通宝迄今几十种铸币都是外圆内方的结构，一方面可以用线串起来方便携带，更主要的是体现统治者对子臣的一种要求。

人们的生活起居有时采用数学通假寄予希望，如中国古代建筑的五种基本形式之一——攒尖式，有四角、五角、八角等。如扬州个园的门一般是圆门、方门、六边形门、八边形门，八边形的门体现道教的八极信仰，又具有八面玲珑之意。马熙《开窗看雨》诗曰：“八面一得月多”，后借以形容人手腕圆滑，世故深，待人接物面面俱到，又有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之意。子女住房的高柱有圆柱和方柱，男孩采用圆柱，而女孩采用方柱，体现对子女教育“外圆内方”的希望。扬州汪氏小苑采用“九宫图”建房，这也是图形与寓意的通假，寄托“九宫图”带来美好未来，“九宫图”与八卦结合起来，出现“九宫八卦图”成为“风水先生”的“理论基础”。从数学的角度看《九宫算图》，那只不过是简单的“数阵”（也称“幻方”），如餐桌设计为圆形，表达团团圆圆之意，在两个半圆或中间增设一个活动方形，折叠后合并成一个圆，象征家庭和睦团圆，方形桌寄托四平八稳。另外在住房设计、装潢、服饰、剪贴等都使用数学元素，再如扬州汪氏小苑的鹅卵石地面，设计采用梯形、平行四边形拼凑图案，再用不同材料铺设，产生一种立体感觉，寓意层层高升。

五角星是美丽的图形，许多民俗文化中都使用。如我国的五星红旗，每个及大小之分代表不同的含义；美国的星条旗有50个，每个代表一个州，沿着行列看，9行11列，其中5行6棵，4行5棵；沿着对角看，（1+3+5+7+9+9+7+5+3+1），全是奇数（奇为阳），具有对称性。

3.方法通假

墓碑上的数学题：古希腊著名科学家丢番图死后，人们给他立了一块碑。墓碑上写着：“过路人，这里埋着丢番图的骨灰，下面的数字可以告诉你，他的寿命有多长：他生命的六分之一是幸福的童年；再活一生的十二分之一，他长出了细细的胡须；丢番图结了婚，可是还没有孩子，这样又度过了一生的七分之一；再过五年，他得了头胎儿子，感到很幸福，可是这孩子只活了他父亲年龄一半；孩子死后，这老头儿在深深的悲痛中又活了四年，便结束了尘世的生活。请问：丢番图活到多少岁才和死神见？”

设丢番图活了x岁，那么■x+■x■x+5+■x+4=x，得到x=84。

显然，这段文字描述的是丢番图的几个重要阶段，它是用数学问题告诉丢番图的年龄，实质上是解方程的方法通假。

在现实生活中，立足于数学揭示存在于身边的民俗文化所渗透的通假问题，能够传承数学文化，用在教学上能够活跃课堂气氛，实现数学教学的生活化，提高学习数学的欲望，培养学生的联想能力和想象能力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参考文献

[1] 新华词典.商务印刷馆，北京：1994.

[2] 中华民俗一本通，赵威，台海出版社，北京：2011.

通俗文学篇2

随着电视的普及和多媒体技术的迅猛发展，通俗文化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甚至取代了传统文字阅读的主流地位。它在深刻地改变人们生活行为、精神心理的同时，也悄悄地改变着传统的阅读方式：以印刷品为基础的文本阅读正日渐让位于直观、生动的图像阅读。尤其是青少年，已经习惯了在声、光、电的陪伴下“阅读”。新颁布的高中语文大纲明确指出“要密切联系社会生活，注意开发显示生活中的语文教学资源”，新课标也提出“综合性学习”的概念。如果语文课堂教学与当代社会现实缺乏有机的联系，就不可避免地引起学生对语文的敬而远之。因此，鉴于学生对通俗文化的情有独钟，如果能够找到通俗文化与经典文化的衔接关系，或许可以充分挖掘通俗文化中的语文教学资源。

一、在流行歌曲中引导学生学习古典诗词

诗词教学一直是中学语文教学的薄弱项目，许多学校对诗歌教学往往采取淡化处理。《语文学习》杂志曾经发起过关于诗歌教学的大讨论，大力呼吁诗教传统的回归。因此，如果从学生喜爱的流行歌曲入手，也许有助于诗词教学。在这方面，我们可以通过分析流行歌曲歌词，来调动学生上课的积极性，活跃课堂气氛，激发学生对那些歌词追本溯源的兴趣，从而学习古典诗词的内容和技巧。如以《涛声依旧》中的“留下一盏渔火让它停泊在枫桥边”、“月落乌啼总是千年的风霜”来引出唐代诗人张继的《枫桥夜泊》。以《别亦难》来导出李商隐的《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比较二者异同，来加深对古典诗词特点的认识。然而，古典诗词与现代的流行歌曲毕竟是不同时代的产物，有着不同时代的语言和内容特征。在表现主题上，现在的流行歌曲比古典诗词对情感的态度更为开放，个人化的东西也越来越受到关注与重视，而古典诗词中写个人情感大多极尽含蓄之能事。在语言表达上，古典诗词对格式多有严格的要求，遣词造句十分考究，而现代流行歌曲的语言则以现代白话为基础，更为直白，也更加口语化。在这种比较下，能加深学生对古典诗词的感性和理性认识。

二、在日常广告中学习修辞

选用广告语作为修辞教学的例句，会带给学生耳目一新的感觉。广告的最大特点是千方百计引起观者、读者的注意，充分调动起他们的购买欲望。因此，为了达到一鸣惊人的号召效果，各种修辞手法在广告语中的运用相当普遍：既有严谨、工整的精雕细刻式的成语、联语、排比句，又有综合比喻、夸张、拟人、典故等修辞手法的不拘一格的自由体。如眼镜的广告：“胸中存灼见，眼底辨秋毫”，“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为了保护你的灵魂，请为你的窗户安上玻璃”。前者对仗工整，后者用的是比喻兼拟人的修辞手法，可谓比喻得当，拟人得体。类似的还有：“一明（鸣）惊人”（眼药水）用的是成语谐音。“秦镜如悬机关参透，庐山在此面目留真”（照相机）的广告语中包含“明镜高悬”的典故和“不识庐山真面目”的诗句。除了修辞格之外，还表现在修辞策略的运用上。如乐百氏纯净水广告：几个年轻人骑着自行车到大自然的山顶，一切美景尽收眼底，只见黎明拿起乐百氏：“乐百氏纯净水，和我们一样，经得起纯净考验。”然后打出字幕。该广告在纯净水与大自然之间建立了意义联系，同时也在纯净水与青春、活力、单纯之间建立了意义联系。这就是典型的广告修辞策略：把一种附加的意义（所指）人为地嫁接到产品（能指）上。

明确了广告语的写作特点，借鉴大量优秀的广告语，教师可以指导学生进行广告语的创作。这种创作有利于学生更好地掌握和利用修辞手法。

三、利用影视引导学生读原著

影视在本质上与文学须臾不离。近来，影视更是与文学频频“联姻”：电视散文、文学TV……然而，也许是先有文学后有影视的缘故，通常，人们的思维更多的是想到影视依赖文学，至于影视“浇育”文学，似乎并未得到更多的关注。实际上，影视与文学的亲缘使两种艺术优势形成互补。一方面，文学为影视剧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剧本，众多文学名著及大批优秀的文学作品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使更多的人有机会领略到名著的魅力与风采。从“四大名著”的不断改编、重拍到如今流行大江南北的公案小说、武侠小说、言情小说，都成为影视题材。继音乐电视走红后，能够表现文字意境美的电视散文、电视诗歌也走入荧屏。

但是，电影电视与纯文学毕竟属于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教师可以在课堂中对电影电视与原著两者之间的区别加以点拨，由此来调动学生阅读原著的兴趣，并通过阅读原著来比较两者的异同。如在播放《三国演义》《西游记》等电视剧时，可以让学生读原著，既有利于提起兴趣，又有利于共同交流。

总之，通俗文化中拥有丰富的学习资源，在提倡语文教学与实际生活联系的今天，我们要充分开掘这些资源，在学生喜闻乐见的氛围中提升他们的语文素养。

通俗文学篇3

【论文摘要】抗战时期，

一、通俗小说自身发展需要

(一)小说一直在

近 现代 通俗小说的繁荣与兴盛，和超级大都市的形成、 工业 的 发展 与商业的旺热、人口的爆炸、科举的废除等诸多因素有极大的关系。大都市的出现，使得 农村 人口大量进入城市，受传统文化影响颇深的这些“新”的市民成为都市人口的中下层，而他们的精神消费的需求——娱乐的、趣味性的、消闲的文艺作品——使得通俗文学迅猛发展。科举制度废除后，知识分子失去了“学而优则仕”的途径，于是出现了专门从事写作谋生的作家。正如范伯群指出：“工业化不仅为通俗文学升温准备了物质条件，而且也为通俗文学制造了读者群。沉滞的小农 自然 经济 既为都市的工商业经济所取代，市民生活节奏的频率空前增速，人们觉得脑力和筋肉的弦绷得太紧，工余或夜晚需要松弛～下被机械的运转皮带绞得太紧的神经。”这也恰好证明了消闲、娱乐文学存在的合法性和必然性。同时，机器印刷、工业造纸等先进生产技术引进为报纸杂志大量涌现提供了物质基础；稿酬制度确立，作者、译者与出版社及读者之间的商品关系已经建立，这些使文学走向市场化，从而大大促进了通俗文学的繁杂。

通俗小说从一开始就有商业利益的企图，读者的爱好决定了其创作题材与技巧的选择。而读者的品位是受环境的影响而不断改变的，前期通俗小说的不断创新可以说是在市场需求引导下不自觉的调整。抗战时期，通俗文学当然不能背离战争这个人民大众关注的主题，在俗中注入雅的因素；另一方面，战时人们易陷入恐惧与空虚，此时他们需要精神上的慰藉与刺激，对文学娱乐性的渴求更为强烈，这也促进了通俗文学的发展。

四、理论建设的推动作用

通俗文学篇4

【关键词】初中语文 教学 通俗文化 应用

在初中语文课程的教学中，教师可以有意识的渗透一些通俗文化的教学内容，这将会很大程度为知识教学带来推动。教师要善于挖掘学生们喜爱且感兴趣的一些素材，可以灵活的将其中的一些通俗文化元素引入课堂中。这将会极大的丰富课堂教学的内容与形式，并且能够很好的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促进学生对于知识有更好的理解与体会。

一、流行音乐中通俗文化的体现

生活中通俗文化随处可见，其中蕴含的一些语文教学的元素也有很多。教师要善于对于这些资源展开有效的挖掘与利用，这将会极大的丰富知识教学的形式。首先，教师可以从流行音乐中展开对于通俗文化的挖掘，这是一个很好的知识应用渠道。不少学生熟悉且喜爱的音乐作品中都可以看到一些有特点甚至是经典的文化元素，这些都是非常有价值的教学资源。教师可以将这些曲目引入课堂中，对于其中的歌词展开剖析，让学生学习其中的语言，感受其中蕴含的文化元素。这是一种非常灵活的知识渗透形式，并且能够让学生感受到语文课程的学习乐趣。

例如，为广大初中生所耳熟能详的《青花瓷》中“素眉勾勒秋千话北风龙转丹屏层鸟绘的牡丹一如你梳妆黯然腾香透过窗心事我了然……”、SHE的《中国话》中“全世界都在学中国化，孔夫子的话越来越国际化……”这些歌如此优美，不仅能够陶冶我们的性情，更能让我们学到许多语文知识。语文老师可以利用初中生对这些流行音乐的喜爱，把这些流行音乐引进课堂，让学生在这些歌词的赏析中感受其中语言的优美，以及语言后蕴含的文化元素。这才是灵活的课堂教学形式，并且能够促进学生自身的人文素养的提升。

二、日常用语中通俗文化的体现

在日常用语中我们也能够看到很多典型的通俗文化，其中也有一些很有价值的教学资源，教师要善于展开对于这部分内容的有效挖掘。最为典型的就是我们在生活中看到的各式各样的广告语，现在的广告语为了能够最大限度吸引人的眼球，在语言选用上以及句式结构的设计上都很用心。不少语句中都能够看到一些很值得研究的语言现象。教师可以选取一些有代表性的内容在课堂上进行讲授。这不仅能够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这也是对于学生语言能力的一种锻炼。

现在的广告语越来越多样，在语言设计上也有很多亮点。不少广告语中都准确地应用了各种修辞手法，如排比句、反问句、感叹句、疑问句、拟人句、夸张句……可谓是丰富多彩。如我们大家所熟知的眼镜广告“胸中存灼见，眼底分秋毫”，它之所以为人们所熟知是因为这则广告对仗工整，句式齐整，让人读起来朗朗上口。又如、衣服广告“衣衣不舍”就巧妙地借助于成语谐音，生动形象，吸引人的眼球。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这些广告语学生们在生活中经常会遇见，但是大家可能不会太过留心，更不会去分析其中的一些语法现象。教师则可以灵活的应用这些教学资源，可以引导学生对于其中的语言现象与语言使用方式展开剖析。这不仅能够极大的提升学生的语言能力，这也是让课堂教学生动形象的一种方式。

三、影视作品中通俗文化的体现

另一种典型的通俗文化就是各类影视作品，这也是学生们非常喜爱的一种形式。很多经典的文学作品都被拍摄成影视作品，有的影视作品在制作上非常成功，不仅重现了文学作品的原貌，也将文字生动的用影像进行了重现。教师可以让学生们多观看一些好的影视作品，还可以让学生在此基础上去阅读相关原著。这种教学形式普遍容易被学生接受，并且能够很好的拓宽学生的知识范畴，促进学生自身人文素养的有效提升。

让学生观看相关的影视作品对于语文课程的教学能够起到很好的辅助功效，最典型的一点就是能够在观看时潜移默化地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与文学水平。语文老师要积极地从众多优秀的通俗影视作品中寻找出适合初中生观赏的作品，将生活中的通俗文化更进一步地引进初中语文课堂，丰富语文教学的内容，使初中语文课堂更加生动活泼。例如，老师在讲《木兰辞》时可以播放电影《花木兰》，让初中生在真实的战争场景中理解感受花木兰的勇敢、坚强以及她对父亲深深的爱。这充分体现了通俗文化对于语文课程的教学可以发挥的辅助功效。

结语

合理的利用通俗文化将能够极大的丰富初中语文课堂教学的形式与内容，并且有助于学生自身的人文素养的不断形成与深化。通俗文化有很多表现形式，在很多流行音乐中我们能够看到通俗文化的影子，在一些广告用语中我们也会看到一些很考究的语句。不仅如此，很多影视作品也是一种典型的通俗文化的体现形式。让学生多接触这些有价值的通俗文化不仅能够很好的拓宽学生的知识范畴，这也会促进学生自身人文素养的有效提升。

【参考文献】

[1] 陈南玉. 论初中语文教学对通俗文化的引进[D]. 湖南师范大学，2012年.

[2] 于慧颖. 流行文化与中学语文教学关系研究[D]. 东北师范大学，2009年.

[3] 李英. 提高初中语文教学有效性的策略研究[D]. 辽宁师范大学，2013年.

通俗文学篇5

严格地为通俗文学下一个完整的界定相当困难，可以明确的是：通俗文学是大众文化的产物，也是大众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这是通俗文学的基本性质。什么是大众文化，中外众多的论家们有很多不同的论述，我认为与通俗文学有关联的要素有四个方面，它们是都市形成、媒体发达、市民意识和本土形态。都市是通俗文学的创作空间和创作土壤，几乎所有的通俗文学都是表现都市生活或者都市人的思想情绪，说通俗文学是都市文学也不为过。

更为重要的是都市性质决定了通俗文学的性质。 都市生活要求着都市人的社会分工细致，把人从“乡土社会”自食其力的自然形态改变成互相依赖又互相索取的利益形态。通俗文学正是这样的利益形态所产生出来的文学艺术，它成为都市生活利益环链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并具有商品性质的“消费品”。既然是都市“消费品”，它自然就有了趋利性、趋众性的要求。对大众来说媒体不仅仅是接受信息的载体，也是他们身外生活的全部的视野，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媒体霸权”。对通俗文学来说媒体不仅仅是讯息传播的渠道，还是它们赖以生存的生命线。只有四通八达并且大量复制，通俗文学才有利可图，只有表现形态符合媒体的要求，媒体才能接受，通俗文学对媒体依赖性越强，通俗文学就越来越走向媒体化。市民意识决定了通俗文学的品质。通俗文学一定是表现当下市民所关心的社会问题和社会时尚，是当代社会情绪的释放者；通俗文学也不断地扩大、巩固、发展当下的社会情绪，是当今社会情绪的引导者。不同民族的大众社会具有着不同的文化传统和不同的发展道路，生存和活跃于不同民族的大众社会中的通俗文学当然具有很强的民族色彩。通俗文学一旦跨到另一个文化圈就成为了精英文学，举例说，丹尼尔·迪福（DanielDefoe）的《鲁滨逊漂流记》，玛格丽特·米切尔（MargaretMitchell）的《飘》，这样的作品在美国都是通俗小说，在中国都成为了精英小说；同样中国的《三国演义》、《水浒演义》、《西游记》是通俗小说，一出国门也就成为了精英小说。对文化的陌生往往导致了文学文本从俗变雅。大众文化决定着通俗文学的存在和发展，没有大众文化也就没有通俗文学。当大众文化成为当今现代社会重要的文化标志并繁

荣发展之后，通俗文学自然就成为了当代文学重要的创作标志并繁荣发展。

明晰了通俗文学的基本性质，我们对中国通俗文学的形成和发展就有了相当地清晰的认识。清末民初，随着上海的开埠，中国的都市化运动开始启动，它的特征是大量的中国内地的资本和外国资本迅速流向以上海为中心的沿海地区，形成了这个区域的局部繁荣并与内地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伴随着资本的流动，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从乡民转型为市民。清末民初中国都市化运动的特征也就是这一时期通俗文学的特征。此时的通俗文学有着很强的局部性，它们都是产生并盛行于以上海为中心的沿海地区，并且以那些刚刚转型来的市民作为读者的读物。在价值判断和审美形态上，此时的通俗文学明显地表现为“城乡转型”的特征。它们描述的是城市工业社会现代的生活形态，却以乡村社会传统的道德标准衡量是非；它们吸收了现代文化的表现技巧，但基本上保持着中国传统文学的叙事模式。二三十年代，以上海为中心的中国都市基本形成，报章媒体形成了规模，电子媒体（如电影）开始走红，特定的市民意识逐步成型，中国都市的大众文化进入了消费阶段。这个时期的通俗文学同样鲜明地体现出了时代的特色，它也由“城乡转型”阶段进入了“市场消费”阶段。武侠、侦探、言情、历史等等，通俗文学如此分类表现的不仅仅是通俗文学创作的繁荣，而是市场消费意识舍取和选择；“城乡转型”阶段的那种道德的劝戒明显减弱，迎合读者审美情趣的创作模式逐步占据了上风；美学形态上显得格外地开放，无论是新文学、电影手法，还是译介小说，通俗文学都可以吸收过来，完全以市场的需求为鉴。80 年代以后的中国市场经济是以融入世界经济潮流为其发展方向，虽然在一些地方建立经济特区，却以整个中国整体上的经济转型为其根本目的。市场经济的世界性、整体性的特征决定了此时中国通俗文学“区域转型”的特征。这种特征首先就表现在世界流行文化的在中国的盛行。中国当代通俗文学在价值观念上与美国的“硬汉派文学”、英法的“伤感文学”、日本的“推理小说”连成了一片。忠孝观念、因果报应、恪守人格、发乎情止乎礼等，这些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之中夹杂着在英雄主义、个人主义和颓废主义，无论是悲情还是喜剧总是夹杂着自怜自悼的伤感、愤世嫉俗的孤独和或浓或淡人生宿命等世界性人生情绪；20世纪上半叶通俗文学的局部繁荣也推演成了一场全国性的躁动，那种以上海为中心向全国辐射的通俗文学传播途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相反，那些过去一直处于受众地位的中西部地区反而成为了当代通俗文学创作的先头部队。1983 年聂云岚根据王度庐的小说《卧虎藏龙》改编的《玉娇龙》和1987年雁宁、谭力以“雪米莉”为名发表小说《女老板》、《女人质》、《女带家》等小说被看做为当代中国大陆的通俗文学复苏的标志，这3位作家恰恰都是来自西部四川的作家，而被看作当代通俗小说杂志的排头兵并产生重要影响的《今古传奇》也驻户于中国中部的武汉。大众媒体的发达和信息时代磨平了沿海地区和内地的落差，并使得中国大陆成为了一个整体区域与台港地区以及世界各国产生互动。通俗文学创作固然以民族风格为底线，但是作家们更多地是吸收那些世界文学的影响，于是我们在金庸小说中看到了法国作家小仲马和英国作家莎士比亚宫廷戏的影响，在琼瑶小说中看到了“灰姑娘”的故事以及《简爱》、《飘》等爱情小说的影子，在卫慧等人的小说中看到了法国作家杜拉斯的《情人》如何变成了通俗版。“城乡转型”和“市场消费”阶段是中国内部的变革，而“区域转型”则具有世界性的特点，与世界流行文化形成一个整体。中国通俗文学的兴起与发展就是中国大众文化的兴起和发展的文学缩影。

在分析了通俗文学的性质和中国通俗文学的发展变化之后，我们就可以分析中国通俗文学的批评标准了。我先阐述我的文学批评观。我始终认为文学批评的标准有其终结性和适用性之分。人性和人生的价值是文学批评乃至于整个社会科学的终结性标准，这是统一的。但是作为一个个体，作家的生活体验和文学体验不可能是一个模式，它们一定是多样的，作家多样的创作状态决定了文学批评不可能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决定了文学批评的方式、原则、理论一定是多样的。同样是“五四”作家，叶圣陶有着更多的中国传统文学的体验，他的作品侧重于现实主义；郁达夫有着更多的日本文学体验，他的作品侧重于浪漫主义，把叶圣陶的批评用于郁达夫身上就不适合。因此文学批评还有着一个适用性的标准。布用尺度，米用斗量，不同类型的文学作品应该用不同的批评标准衡量，这是进行文学批评能够适用、有效的基本出发点。明白了这样的道理，我们也就明白了对于中国通俗文学有效的批评不能仅仅用“五四”以来中国文学批评界一以贯之的精英意识，而是要结合、参照中国大众文化和大众意识，并以此来建立中国通俗文学的批评标准。如果建立了这样的批评标准，我们对通俗文学所追求的文化价值和审美机制就能够理解。反之，用精英意识所要求的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来要求通俗文学，通俗文学就显得相当地浅薄和无聊。同样，如果从通俗文学的批评标准出发，通俗文学很多的创作方式就可以接受，而不是偏要用精英文学所喜好的创作方式要求之。例如武侠小说的创作，如果用现实主义的原则评判，武侠小说确实不合情理，有在峡谷生活几十年情态不变的人吗？起码也应该是一个白毛女了；有身居山洞几十年而体格健壮者吗？起码也应该得一个关节炎；有喝蛇血而功力大增吗？搞不好会被寄生虫感染；至于坐在冰山上就能漂洋过海更是荒诞不经⋯⋯根据这样的思路推演下去，武侠小说简直是胡说八道。问题在于武侠小说恰恰不是现实主义，而是大众文化形态的产物，它不追求环境的真实性，而追求环境的奇异性；它不追求人物形象塑造中细节的合理性，而是在夸张的人物的行为举止中表现出人文精神；它不追求创作风格的冷静和客观，而是追求想象力的丰富和瑰丽的色彩。从这样的思路出发，我们对武侠小说写的那些奇景、奇境就会有合理的理解，对武侠人物很多怪异的行为就会有欣赏的眼光，就会对武侠小说的想象力有一种平常的心态。在创作风格上，精英意识要求的是更多的独创和新颖，如果从这样的批评标准出发，通俗文

学的模式化和大量地复制性自然就要受到批评，但是模式和复制正是大众文化的特征，它们的存在文化才能“大众”得起来。如果从通俗文学的批评标准出发，我们不但能看到通俗文学的模式和复制的合理存在，还能对这些模式和复制进行深入地研究和探讨。

通俗文学篇6

[论文摘要]本文从美学理论中提升出文学与生活这个最贴近文艺实践的二元结构系统，并试图阐明当代通俗文学对这一二元结构的颠覆、消解，让我们看清今天的通俗文学是从哪几个方面来否定、抵制文学与生活的传统美学关系。

艺术与生活的关系问题，一直是美学讨论的中心话题，纵观美学史，从古希腊美学至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形成，乃至如今的正统美学的确立，各种理论体系都把这一间题的阐释当作其整个理论大厦的基石，或者把它作为整个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来论述。它的的确确属于美学的基本问题，每一代人都要思考它，并通过自己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增进人类对美学及文学艺术的了解。

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在传统认识论上不外乎两种答案。一种是认为艺术低于生活，将生活置于二元结构的中心而将艺术置于结构的边缘，持这类观点的代表古代有柏拉图，近代有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客观唯心主义美学家柏拉图认为，理念世界是至高无上的，现实世界依存于理念世界，而艺术世界是对现实世界的模仿，因而艺术是不真实的;车尔尼雪夫斯基从“美是生活”的前提出发，肯定了现实美的客观存在，而艺术美是对现实美的复制和再现，但艺术美不及现实美。另一种答案是艺术高于生活，持这种观点的美学家将艺术放在结构的中心而将生活置于结构的边缘。亚里士多德否定了柏拉图的理念论，认为艺术是对现实的模仿，模仿的本质是通过个别表现一般，通过现象表现本质，它不仅反映了现实世界的个别表面现象，而且揭示了生活的内在本质和规律，因而艺术比普通生活更高、更真实、更美。以后的新古典主义，启蒙运动时代美学家都持这一观点，就连马克思主义美学所提出的“艺术源于生活并高于生活”也可归结为这一答案，在此不一一列举。但不论哪种说法，都逃不出艺术与生活的二元对立—艺术与生活相分离，艺术是独立于生活之外的天地，艺术是生活的参照系，艺术根本无需把生活纳人它的范围之内。文学作为艺术的一种形式类别，它与生活的关系同样逃不出这种二元对立的框架结构。

一、文学与生活同一

通俗文学消解了文学与生活的原有界限。在通俗文学中，我们看不到文学与生活何为结构中心的同时，也看不到文学与生活的分界线，弄不清通俗文学作品到底是艺术表现生活还是生活本身，在读者眼中，作品不再独立于生活之外，而是融于生活之中，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正如房龙所说:“在高科技时代，生活包含艺术但不归结为艺术，艺术转化为生活的同时提高生活，艺术是生活的一部分。”这样，文学与生活的传统对立关系被打破，文学毫无顾忌地回到生活本身，文学与生活走向同一。我们阅读一些通俗文学作品时不难发现，作品的内容急剧向原始生活倾斜，看不出通俗文学是如何高于生活，倒觉得阅读文本与阅读生活几乎无任何差异。生活与文学相会，是有着它的直接原因和根本原因。

生活与艺术同一的根本原因是在现代高科技时代，科学现实地使文学艺术过去培养起显示人本质力量的理想付诸感性生活，艺术便完成使命向人类一切实践活动渗透，亦在形式上转化为生活本身，原来的超现实艺术失去其存在条件，艺术与生活的关系不得不发生历史性转移，艺术走向生活。同时，人们在以严峻、严肃为主要神态的文学面前感到疲惫了，原因很简单，当文学的庄严追求已在社会生活中实现其物态化之后，现实人生必然会对沿此种格调而创造的审美不再抱有什么兴趣。原来审美创造者的政治意识和功利意识、题材的重大和尖锐、人物的崇高、氛围的严峻、题旨升华的庄严范畴决定审美世界的格调必须严肃，它的目的性也很明显，通过接受，使人们在真实的共鸣之中达到对审美的“美”和“善”及理性的阪依—而这一切，对于那些在现实之中找到理性的支撑点人们来说，已经不太需要了。但需要强调的是，艺术走向生活只是过去式的艺术走出困境，向生活艺术化目的的转化过程和手段，因而，艺术的终结，其中有否定但不是纯粹的否定，艺术的消逝性是它作为“艺术的形式”，其不消逝是艺术的内在精神，由于人类感性生活本身是决定人类精神及其归宿的客观存在，所以，艺术在最高、最终意义上回归生活，是辨证唯物史观的生动体现。

艺术走向生活的直接原因是艺术的商品化，一旦将艺术纳人商业轨道，艺术便成了大众的生活消费品，艺术就必然走向与生活的一体化。在商品社会里，一切被视为商品，凡是不具有商品性和商业利润的东西，都将无一例外地被排斥、被冷落，于是不少文艺创作者便将文艺等量齐观当纯粹的商品看待。正是在这种挤压下，当代文学以“生存第一”为理由一步一步走向世俗之途，通俗文学就是这一世俗之途中的表现。以认同世俗、靠拢世俗为其追求目标的通俗文学几乎弥漫了整个文化领域，一套套以商业利益为目标的小说源源出版，为了占领市场，它们不遗余力地迎合当下的消闲大潮，取消自己的诗性思维。这样，发财、出国、情人、美女、间谍、暗杀—成为通俗文学不约而同的选题，风格上的娱乐化、通俗化，思想上的平面化乃至情节处理上的大众化和媚俗化，使这些作品给读者仅仅是具有刺激性的现实感而成为市场上普通消费品。

通俗文学生活化使普通人找到了自己的精神食粮，过去我们的纯文学由于超越生活，远离生活，使文学离普通人太远。“如果人的被接受了的理想过于片面，不能表达人的本质欲望，它就会投下阴影，一种相反的理想就会在压抑中出现，这种相反的理想会同压抑它的理想同时出现，用自己的要求抵抗压抑它的理想和要求。这些要求就会变得越来越强大，最终可能会使这种相反的理想取代压抑它的理想。”文学走向生活就符合大众的这种文化心态。这样，审美理想与诗性品格在通俗文学中同步消失。近年来哀而不怨，怨而不怒的平民趣味之作以及武侠警匪暴力片最能卖座是文学生活化的极好表现，因为它们都走向了世俗、日常化的道路。因此，通俗文学不得不走向缺乏思考、缺乏探索、缺少发现，而走向与世俗现实相统一的浑然一体之路。

二、描写的反常化

通俗文学消解文学与生活的原有界限还表现在另一个方面，即对现实生活的反常性描写，用生活的反常方式来缓冲、消除、弥合现实生活中的缺陷和不平衡性。通俗文学的这种反常性实际上是文学反映生活的表现方式的反常，即虚构的故事情节或选择的题材与现实生活不一致，但它所表达的情感、需求却还是现实的。

文学是情感的体现，“情感作为艺术创作的原动力，贯穿于文学创造过程的始终。”这句话我们可以理解为:人类情感及其情感需要通过文学这一形式泛在文化这一层次里，于是在文化层面上，可以看到在视野里的人类内心世界的时代本性，与此同时，亦可看到它的复杂性和多变性—一部作品总是提供一种与以前的作品绝不相同的体验内容和体验方式—作者写文学作品，读者读文学作品也就成为有多种“选择”向度的非确定性行动。

文学体现人类情感的非确定性，具体体现为情感与情感需要的层次里，可以简明分为两类:深层情感与浅层情感。深层情感是人对世界的整体把握，包括人对自身生存状况、伦理观念、人生真谛、未来理想的深度体验，带有强烈的理性色彩;而浅层情感是关于对日常生活琐事的浅层感应，是一种人活着时弥漫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普遍情绪。

人首先要活着，在这个大前提下，人所从事的一切日常琐事便成为必要的，布满时间与空间的情绪感应，制动、调配着人的生活状态，因而也就成为其作为人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人是具体的，其含义正在于此，文学是具象的，其含义亦在于此。人不仅要活着，人类的发展建立在不断加强的理性思考以及这种思考付诸实践行动中，所以，从生存状况、生存真谛到未来的理想深度便成为人类生活的另一大内容。但谁也无法把浅层情感从人类生活中抽去，而且浅层情感总是站在深层情感的前面，直至成为耸立在人类本质面前一道抹不去的风景。

正是因为有这两个层次情感存在，才导致文学上纯与通俗的分流，由深层情感而发的是纯文学，由浅层情感而发的是通俗文学，深层情感是一种高级而复杂的情感，没有较好的文化素养、审美能力和较高的艺术感受力，是很难感受到这种情感。但是浅层情感则简单得多，它所表现的只是对生活的浅显感受和体验，人们能够很容易地把握。这就决定了纯文学比通俗文学更为复杂，更难把握，而通俗文学比纯文学更易于征服广大读者。

文学的发生与实现离不开读者，文学是为读者而存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目前通俗文学的存在发展与当前广大读者的审美选择和精神需求密切相关。纯文学有自己的读者群，通俗文学也有自己的读者群，并且在数量上大大超过前者。我们不仅要知道怎样的社会接受要求使通俗文学日益发展，更重要的是要认识这种社会要求形成的原因。如果我们对人类深层和浅层心理能作上述解析的话，那么对通俗文学的盛行不衰和拥有众多读者不会感到怪异。

通俗文学因为与人类的浅层情感相关而具有大众性和通俗性，这是一种人类本原性要求。反过来，其要求规定着通俗文学的存在和发展，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将通俗文学归于“下里巴人”一类:认为凡是俗文学的支持者和拥护者都是文学素养低，审美趣味低下的人。事实上，通俗文学同样能取悦于文化素养较高的知识分子，不同层次的受体对通俗文学的要求使通俗文学越来越具有坚实基础，就是基于人对浅层情感需求不能消除这一原因。通俗文学所以能形成如此广泛的受体，也表明人已把感性存在放在了首位，已把审美放到了首位，不正是表明人已变得具有实在内容而更鲜活具体吗?通俗文学的创作是给接受者多找到一份快乐，多发泄一份苦痛。它对现实生活的态度概括为一点，就是反常规性。也就是用生活反常方式缓冲、弥合生活中的缺陷和不平衡性。

通俗文学几乎都是用反常规的形式来娱乐大众，作品里的虚构和设置，故事情节的处理与安排无一不是遵循这一特性。比如一个人在现实生活中过得并不如意，处在无形压抑之中，通俗文学则在文本中塑造一些江湖豪侠之士仗义江湖、劫富济贫、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使人的怨气得到发泄而得到一份快乐感;若是现实的婚姻不能保证真正的爱情，于是作者们设置一些无比理想的情爱生活;才子与佳人缠绵排侧、花前月下、恩恩爱爱、卿卿我我，白日梦就这样填补生活的不足。

随着工业社会和现代科技的发展，人们的生活节奏不断加快，人的浅层情感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之中得不到松驰，这导致了心理上的不平衡状态，大量的流行音乐，流行歌曲(特别是那些俊男靓女所唱的叫人肝肠寸断的歌曲)及通俗文学就广为流传。它们所具有的轻柔舒适特性与强烈的生活节奏形成鲜明对比。它们都是文学虚构与生活实在的相反对照。

通俗文学上述的反生活常规模式实际上昭示着:具体的人的心理总是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人们甚至不敢也不愿，更多地是没有闲暇用惯有的理性思考来正视这种缺陷，只有通过通俗文学的这种恰当对照方式把生活缺陷掩盖起来，以达到一种自我安慰和自我调解，这种方式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较为明智的方式。相反，如果人们敢于直面人生，正视现实，并对此以一种深层次的理性情感作深人的思考，以纯文学的方式来处理艺术与生活的关系，以纯文学作家的理性眼光来看待生活，那么生活会过得多么沉重。

通俗文学的深度性对于读者来说显得并不突出:而娱乐性与消遣性则是广大读者所迫切需要的，这一大众的娱

乐要求为通俗文学的兴起提供了社会环境。因为通俗文学对社会接受者的作用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教育性和思想性，当然也不是一种低级趣味或纯粹的感官刺激。如果说纯文学有一种深沉的效果，给人带来理性的痛苦和折磨;那么通俗文学则是抚慰，使人从某种较深层情感、更浓密更迫切的情绪之中解放出来。这不是催人奋进，这不是使人开展自我批评和自我反省。通俗文学使人获得自我满足的内容就是与现实生活相悖的虚设的文学内容，它使人能在现实的生活不足中得到某种精神补偿。

现代通俗文学作品中以惊险性、刺激性为题材取胜的作品大为增多，题材的惊险性与刺激性的盛行与社会工业化所形成的生活方式有密切联系。现代都市里人潮拥挤，人们每天的生活都要融入社会之中，人与人的必要交流都是在物质利益的大背景下进行的。物质利益与人情展开了前所未有的冲突，使得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沟通时时阻隔。当然，人们对这种现状感到焦虑，于是，补偿的任务就落到通俗文学头上。通俗文学的紧张刺激的虚构对单调枯燥生活的反常规化就由此形成。紧张刺激给情感世界注人了兴奋剂，现实生活的不足通过虚幻中寻求紧张与刺激，因为只有如此，才能安抚被生活折磨得疲惫不堪的心灵。

通俗文学篇7

20世纪初，在文化市场的培育、催化下，

徐訏小说运用了众多的 现代 小说技法，尤其擅长运用精神分析的方法对人物进行解剖，以达到探究人、发现人的目的。这些作品一方面描绘人鬼奇幻与异域风流，一方面又表现民族意识与人性焦虑，传奇性与哲理味交织在一起。值得注意的是，浪漫传奇的故事仅是他小说的外壳，运用心理分析的方法，从人性的深度表现并探测人类的心理世界才是他的作品的灵魂。吴义勤认为：“徐舒对人性意识的剖析总是融人于故事性极强的文本，这是他的小说通俗性和现代性同时呈现的内在原因。”

无名氏于1937年初登文坛时便表现出过人的才华，其作品情真意挚，用语铺陈，风格新奇。他的中篇小说《北极风情画》和《塔里的女人》，以其新奇艳丽的书名、风流倜傥的爱情故事、跌宕多姿的人际悲欢，以及迷乱苍茫的哲理思索，风靡文坛。杨义认为：“无名氏的文笔比徐哥更为粗豪舒展，在徐舒展示西欧的柔情，晃动着若隐若现的梅里美的倩丽的影子之时，无名氏从抒写北国的强悍开始，呼唤着一个惨痛欲绝的灵魂，闪动着乍明乍暗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悲戚的面容。”这里强调的是它雅的一面。也有学者强调它俗的一面：“标新立异地希望给人以刺激和陶醉”，“是遣送时间的消遣书”。其实它是既有通俗性，又有时代性。《北极风情画》写一韩国军官与一波兰少女，在奇荒异寒的西伯利亚爆发了一段疯狂而凄绝的爱情。虽然凄绝哀艳一如言情小说，但于奇情奇景中融人的民族意识却令人耳目一新。《塔里的女人》是道士觉空的自述，作品交织着荣辱悲欢，对情感的宣泄与对心灵的拷问紧密结合，兼以悔恨交加的叙述方式，增强了读者对人物心理的透视力。

徐訏与无名氏的小说是非常通俗的小说，作品既有世俗的读者所着迷的一切：艳遇、惊险、阴谋、神秘、诡谲；同时又有现代小说的某些品质：探寻哲理、表现人性、深掘内心、分析心理、语言明快、技巧前卫。他们的作品把通俗小说提高到一个相当成熟的现代化层次。正因为如此，他们的小说常常既被通俗文学研究者作为研究对象，又被现代派文学研究者看作典范，从而成为两类研究对象的“交集”。

通俗文学篇8

民俗是一种在历史过程中创造，在现实生活中不断重复，并得到民众认同的、成为群体文化标志的独特的生活方式。[1]4当前，在全球化和城市化背景下，民俗文化存在的根基正逐渐被吞噬，民俗文化正逐渐被边缘化，有的甚至正在慢慢消失。民俗文化作为一种乡土文化、一种生活文化，最能给人带来认同感和归属感，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民俗文化是构成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基因。文化以其不断传承来延续其生命和意义的特征决定了教育作为文化的一个部分，与文化共生共存，无论其形式如何变化，其作为文化生命的机制的功能是永恒的。[1]42

从民俗文化的形式与内容来看，其中蕴含了非常丰富的教育价值，因此，学校所在地区的民俗文化是一种很好的“在地课程”资源。以行政等外在力量推动学校开设民俗课程，客观上有助于传承民俗文化，但如果学校仅仅是为了应付检查而开设民俗课程，则不利于民俗文化教育价值的真正实现。故此，只有当学校认识到民俗课程内在于学校的价值时，学校才有推动民俗课程建设的内驱力，民俗文化的教育价值才能在更大程度上得以实现。

一、民俗文化作为课程资源的价值

从民俗文化的功能来看，总体而言，民俗文化功能可以概括为认同、教化、规范、维系、调控和记录等六大功能。一方面，学校如果能够挖掘和利用民俗文化资源，就可以很好地发挥其教育价值。但另一方面，从民俗文化的特点来看，民俗文化具有“稚拙古朴，源远流长”“神秘奇异，巫术性强”“礼俗混同，封建味浓”以及“丰富多彩，注重实用”的特点。因此，从教育立场出发，站在学校角度，在挖掘和利用民俗文化资源时，应谨慎甄别其所蕴含的教育价值。

1.挖掘民俗文化的正向价值

民俗在本质上就是一种文化，体现了特定区域特定群体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民俗文化“神秘奇异，巫术性强”和“礼俗混同，封建味浓”的特点表明，并非所有的民俗文化都是精华，都具有促进人发展的价值，其中也不乏糟粕。中小学生正处于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其是非曲直特别是价值判断能力相对较弱，需要正确引领。因此，学校在选择何种民俗文化资源作为学校课程资源时，必须衡量其可能对学生带来的影响是正向的还是负向的。故此，学校可以根据学生德、智、体、美、劳等方面发展的需求汇聚师生智慧，甚至在必要时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对民俗文化促进学生在这些方面发展的价值予以充分论证。

2.挖掘民俗文化的当代价值

在传统的农耕社会，民俗文化在维系人际关系、维护社会伦理道德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和文化价值。但同时，民俗文化“稚拙古朴，源远流长”的特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其本身具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学校在利用民俗文化资源开发课程时，需要考虑到其当代价值。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一方面，民俗文化在保持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提高民族认同感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全球化时代，学校既要注重拓展学生的国际视野，培养学生的国际竞争意识与能力，更要注重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唤醒其文化意识与文化自觉，为学生构建起健康成长的精神家园。另一方面，民俗文化也展现了劳动人民在探索自然和社会过程中形成的丰富的实践智慧。当然，随着时代的变化，古人的智慧需要立足当代，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才能为当代社会服务。因此，学校要思考民俗文化对当今社会生活的独特价值和意义，开发出具有生命力的课程，更好地为学生发展服务。

民俗文化蕴含了丰富的教育价值，但在长期的教育实践过程中，不同的学校由于历史、资源等原因，逐步形成了自身所独有的气质以及不同的文化底蕴。因此学校在挖掘和利用民俗文化作为学校民俗课程资源时，要注意避免哗众取宠、人云亦云，而是要回到学校的办学逻辑起点，即学校的办学理念和培养目标，思考民俗课程如何与学校发展和学生发展相匹配。民俗课程建设只有与学校办学理念和培养目标相匹配，才能更好地与学校其它课程相辅相成，形成合力，民俗课程也才能更好地彰显出生命力。

二、学校民俗课程设置的主要类型

民俗文化内容主要包括日常生活民俗、人生交际民俗、岁时节日民俗、生产商贸民俗、社会组织民俗、民间信仰民俗、娱乐民俗、语言民俗和民间文艺等。[2]可以看出，民俗文化内容丰富且形式多样，而不同内容的民俗文化所蕴含的教育价值不尽相同，各有侧重。从学校立场出发，学校更关注贯穿于民俗文化中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等方面发展的教育价值。笔者认为，学校可以根据培养目标，选定不同的民俗文化内容，将学校民俗课程主要划分为知识类民俗课程、技能类民俗课程以及活动类民俗课程等。

1.知识类民俗课程

此类民俗课程主要包括谚语、谜语、诗歌、民间故事等民俗文化内容。这类民俗事象往往反映了广大民众的集体智慧，同时也能反映出民众丰富的思想和情感等。从学生发展的角度来看，这类课程不仅有利于学生语言能力的培养和想象力的丰富，也有利于学生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形成。以谚语为例，民间有些谚语对人们的生产实践有很强的预测和指引作用，学生通过学习，可以很好地了解到自然和人们生产活动的常识。

2.技能类民俗课程

此类民俗课程主要包括剪纸、刺绣、糖画、捏泥人、口技、变脸、皮影戏等民俗文化内容。这类民俗事象既能满足民众的各类生活需求，同时还具有非常高的审美价值。从学生发展的角度来看，这类课程不仅有利于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还有助于陶冶学生情操，提升其审美能力。以剪纸为例，剪纸不仅要求学生要动手、动眼，还要动脑构思和设计，学校可以以剪纸作为美育载体，培养学生动手能力的同时，提高学生感受美和创造美的能力。

3.活动类民俗课程

此类民俗课程主要包括赛龙舟、舞龙、舞狮等民俗节庆内容，还包括民间舞蹈、民间游戏等趣味性比较强的民俗文化内容。这类民俗事象反映出广大民众的精神面貌与传统习俗，有些还能折射出普通民众的价值取向。从学生发展的角度来看，这类课程不仅有利于学生身心健康，还有利于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可与认同。以赛龙舟为例，赛龙舟主要是为了纪念诗人屈原而兴起的，此活动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独立人格和爱国精神。同时，赛龙舟也是一项体育活动，学生通过参与这项活动还能强健体魄。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分类仅仅是为便于学校开发和组织课程内容而划分的。实际上民俗事象往往是立体的，并没有如此清晰的界限和功能划分，其内容既可能内含某些方面的知识，也可能包括一定的技能，还可能需要通过一定的活动形式展开。因此，学校在开发民俗课程时，亦不能完全拘于上述几种类别。如可以以某一民俗事象的相关主题为基础，综合开发学校民俗课程。

三、学校民俗课程的主要实施方式

民俗是一种生活文化。只有学生能在自己的生活中相对持久、自然地重现民俗生活方式的时候，才真正意味着对民俗的传承。[3]尽管笔者将知识类民俗课程作为学校民俗课程的一种类型，但这并不就意味着这一类课程就可以采取简单的知识授受的方式加以实施。如要让学生真正了解某种节日礼俗、风土人情等民俗文化，看上去知识授受的方式来得更为直接、高效。但实际上，把民俗文化内容作为知识传授给学生，只是传授了部分关于民俗的知识，并不是传承了民俗文化。因此，从民俗文化的传承以及民俗文化对学生真正意义上的发展价值来讲，笔者认为主要可以采取如下几种方式：

1.活动体验

以活动体验方式组织学校民俗课程的实施，有助于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更重要的是有助于学生深入了解、掌握并认同民俗文化，继而更好地传承民俗文化。例如，要让学生了解家乡的节日礼俗、风土人情，学校可以组织学生开展“家乡寻访”的活动，利用当地的古迹、博物馆等资源进行实地考察，或者走访当地的民众，深入了解当地的历史文化。

2.实践操作

以实践操作方式组织学校民俗课程的实施，主要是通过“做中学”培养学生的动手和动脑能力，同时提升学生的审美意识和能力。这种方式主要适用于技能类的民俗课程，如剪纸、捏泥人等。这一类课程的实施有时候可能会受制于师资问题，学校可以以外聘形式，招募相关民间艺人进行有偿或志愿授课。

3.经历感悟

有些民俗文化，在平时的环境中很难感同身受，只有亲身经历了某一过程才能有更深刻的感悟。针对这一类的民俗课程，学校可以组织类似的活动，营造出相应的氛围，甚至可以根据当地习俗适时组织学生亲身参与到有关活动中去，让学生亲身经历，从中感悟。

有必要指出的是，学校民俗课程以外的其它课程实际上也蕴含了丰富的民俗文化内容，如地理、历史、语文等学科课程。学科课程中的民俗文化并不是单独作为学校民俗课程来实施，学生只是通过了解其中的民俗文化来更好地理解相关学科内容。当然，教师也可以以此为契机，将民俗文化融入学科教学过程中。

四、学校民俗课程的主要评价方式

学校民俗课程实施效果如何，这就涉及到了民俗课程的评价问题。如笔者前面所述，从学校教育来看，所谓学校立场实际上就是学生立场。基于学校立场的民俗课程评价实际上就是从是否促进学生发展的角度来看学校民俗课程的实施效果，这是学校民俗课程评价的出发点与落脚点。从学校工作的角度来讲，学校民俗课程实施的效果到底如何，更多的可能以表现性评价作为主要的评价方式为宜。根据民俗课程的主要类型以及主要实施方式，笔者认为可供参考的主要评价方式有但不限定于以下几种：

1.体验感想

知识类民俗课程主要通过活动体验的方式实施，学校可以组织学生在活动体验过程中记录下自己的体验感想，形成寻访记录，评价者通过调阅此类记录做出相应的评价。

2.成果展示

技能类民俗课程主要通过实践操作的方式实施，学校可以在课程结束时集中展示学生在“做中学”过程中留下的作品，如剪纸、泥人等。评价者可以据此做出相应的评价。

3.竞技比赛

活动类民俗课程主要通过经历感悟的方式实施，评价者除了通过学生的体验感想记录来评价，还可以在学校组织相应的竞技比赛活动中，通过现场观察学生的行为表现来做出相应的评价。

目前来看，学校民俗课程还没有统一的评价方式与标准，对学校来说，这是一个问题，同时这也为学校探索出更多民俗课程评价方式提供了空间，但学校在探索民俗课程的评价方式时，需要把握好一个最为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原则，即课程是否最终促进了学生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陈文华.民俗文化学[M].杭州：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4.

[2]柯玲.中国民俗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16.

[3]孙宽宁，王爱菊.学校民俗教育课程的理性反思与实践优化[J].当代教育科学，2015（3）：2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