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收财产范文

没收财产篇1

    罚金是强制罪犯在一定的时限内向国家交纳一定数额金钱的刑罚。罚金刑具有自由刑所没有的优点，既可以给罪犯一定的惩戒教育，又可以避免罪犯在关押中受其他罪犯恶习的影响，特别适用于处罚经济犯，因而罚金刑的适用有代替短期自由刑而且日益扩大的趋势。

    罚金刑的判决一般由法院执行，执行时可根据罪犯的财产状况和申请，决定一次缴纳还是分期缴纳罚金。为了保障罚金的顺利缴纳，多数国家往往将罪犯先行关押，等缴足罚金后再予释放，且关押的时间可适当抵免罚金的数额。如美国法律规定：宣判罚金后，可以将罪犯关押至缴清全部罚金为止，如果关押的期间相当于或超过易科监禁的时间，则认为罚金已由监禁代替，应释放罪犯。有的国家则相反，要给罪犯筹集罚金的时间，如日本法律规定：罚金在判决确定后30日内，非经本人承诺不得执行拘押。

    罚金刑的执行如遇到罪犯拖欠、拒付罚金或无力缴纳时，各国立法都有一些变通的执行方法。主要有：关押一定时间，促使罪犯早日缴纳罚金，或者由法院判决易科监禁，以及指令其参加不剥夺自由的劳动，以劳动收入偿还罚金。如果罪犯遭遇灾祸，经济状况发生剧烈变化，无力缴纳罚金，法院可酌情减免。

    没收财产刑是剥夺罪犯个人所有的一部或全部财产归国家所有的刑罚方法。没收财产一般由法院执行，没收财产的范围一般限于罪犯个人所有的与犯罪有关的财产，有的国家规定只要是罪犯个人财产，无论与犯罪有无关系均可没收。为确认没收物的所有权，多数国家法律都规定了一定期限，公开宣告没收财产，允许对财产持异议者提出所有权申请。

没收财产篇2

[论文关键词]涉案财产没收程序 涉案财产 没收

为严厉打击腐败犯罪、恐怖活动犯罪,对犯罪所得及时采取冻结追缴措施,并与我国已加入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及有关反恐怖问题的决议的要求相衔接,2012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以下称《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在特别程序一编中增设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以下简称涉案财产没收程序)。新增设的涉案财产没收程序主要是针对发生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等无法归案审判的情况时,如何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违法所得和其他涉案财产进行没收,解决的是如何在刑事判决宣告前没收特定案件中的逃匿或死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违法所得和其他涉案财产。《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第280条对涉案财产没收程序的适用规定了严格的限制条件:一是犯罪类型条件,只能适用于贪污贿赂、恐怖活动犯罪等重大犯罪案件;二是时间期限条件,必须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或者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在通缉一年后不能到案;三是刑法根据条件,即依照刑法规定应当追缴其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只有在三个条件同时具备时,才能适用这一特别程序没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涉案财产没收程序的增设,无疑是本次修法在立法内容上的一次重大突破,有利于解决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但就其适用的条件来说,仍存在一些需要进一步厘清或探讨的问题。

一、犯罪类型条件之反思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明确规定涉案财产没收程序的适用犯罪类型范围为“贪污贿赂、恐怖活动犯罪等重大犯罪案件”。在刑事诉讼法不可能穷尽所有应当适用这一程序的犯罪类型之情状下,如此立法可以避免频繁地修订法律,便利于刑事诉讼法适应社会发展。但是,采用这样的立法技术和条文表述的背后,则不可避免地带来犯罪类型不明确的问题。

首先,“重大犯罪”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涉案财产没收程序的适用范围。我国刑法不像国外的一些刑法典,把犯罪分为重罪、轻罪、违警罪,或者把犯罪分为几等几级,而是根据犯罪客体的重要程度,依次把各种犯罪分为8类。纵使认为刑法的这一分类就是重罪与轻罪的分类,但纵向、依次排列的刑法体系本身也排斥了犯罪类型之间犯罪性质的同一性。重大犯罪的“重大”到底是法益性质的重大,还是社会危害范围的重大,抑或是犯罪结果的重大,很难加以区分;并且这三种“重大”的认定,必须求诸于个案的判断,即便是企图以刑事诉讼法级别管辖的规定来倒推其“重大性”,也不能例外。例如贪污犯罪,贪污无疑是一种极具恶劣影响的行为,但是,如果就此将所有的贪污犯罪定性为“重大犯罪”,显然也是不是恰当的。行为与行为之间,客观上存在着一个“度”的界限。毕竟,贪污一万元的“重大性”与贪污一千万元的“重大性”不可同日而语。故而,即便是仅针对“重大犯罪”而言,其范围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更何况,重大犯罪也并非刑法上的用语。

其次,条文表述的不确定性导致程序适用范围不明确。法律作为以正义价值为自身价值内核的规则,必然以确定性作为自身追求的目标和表现形式。涉案财产没收程序采用“等重大犯罪案件”这样不确定性的犯罪类型规定,降低了法律的明确性,并导致涉案财产没收程序的适用范围不明确。其原因主要集中体现在对“贪污贿赂、恐怖活动犯罪等重大犯罪案件”可以有着不同的解读。第一种解读是将贪污贿赂犯罪和恐怖活动犯罪定性为重大犯罪案件,而“等”所代表的其他案件类型应当与前者具有同等性质,才属于重大案件,才能适用涉案财产没收程序。第二种解读是贪污贿赂犯罪、恐怖活动犯罪仅是犯罪类型的列举,它们与未列举的“等”所代表的其他案件类型一样,只有在其具体的犯罪行为达到了一定的严重的程度才属于重大犯罪。在不同的解读之下,涉案财产没收程序的具体适用范围明显存在差异:(1)犯罪类型范围的差异。第一种解读之下的涉案财产没收程序适用范围仅限于贪污贿赂犯罪、恐怖活动犯罪及其与之性质相当的其他犯罪类型,而在第二种解读之下的程序适用范围则扩展到可以适用于一切犯罪类型。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一种解读之下的程序适用范围明显比第二种解读之下的程序适用范围狭窄。(2)具体犯罪行为范围的差异。在第一种解读之下,只要属于法律所认定重大犯罪类型,不管其具体的犯罪行为的危害程度如何,均可适用该程序;而第二种解读要求任何一种犯罪类型的具体犯罪行为,只有达到了“重大犯罪”这一性质程度,才能启动程序。在这个层面上,第一种解读之下的涉案财产没收程序的适用范围显然又广于第二种解读之下的程序适用范围。

“重大犯罪”这一不确定法律概念和对法条两种不同解读的客观存在,必然给司法实务上确定具体适用涉案财产没收程序的犯罪类型带来法律上的障碍,造成某种实践困境。因此,尽早出台相关的立法解释或司法解释和实施细则,及时解决涉案财产没收程序之犯罪类型适用条件的不确定性问题,迫在眉睫。

二、时间期限条件之商榷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将涉案财产没收程序限制适用于那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在通缉一年后不能到案”的案件,充分体现了立法者的良苦用心。规定如此长的时间期限,立法者其本意在于尽可能地在刑事审判程序中来解决涉案财产的没收问题,以避免出现与其后的刑事判决相矛盾的情形,即没收裁定认定涉案财产为犯罪所得,但其后的刑事判决认定有罪证据不足,宣判被告人无罪。尽管这一时间期限条件的规定,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权利,但是,如果进行综合考量,这一条件是没有必要的。

首先,通缉时间期限的限制,仅具有表明公安司法机关已采取合理措施查获仍未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到案的工具性意义,而保障权利的价值意义不大。如果时间期限的规定,是出于防止侦查机关在消极侦查之后借口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到案而启动涉案财产没收程序的目的,那么这一规定显然不具有必要性,因为侦查机关的消极侦查涉嫌的是“渎职”,而“渎职”问题并非是涉案财产没收程序本身应当解决的问题。而从保障人权这一视角来看,时间期限条件的有无并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的期间,即使没有

通缉令,公安司法机关也并没有放弃对逃匿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抓捕。因此,通缉令并不是公安司法机关尽力查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使其到案接受刑事审判的唯一标志。即便从给予公安司法机关以充足的时间来缉拿在逃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归案这个层面来说,“通缉一年”这一时间期限的限制也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规定的其他法定期间足以保证了公安司法机关缉拿逃犯的时间。根据《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第280条第3款的规定,检察院在提出涉案财产没收申请时“应当提供与犯罪事实、违法所得相关的证据材料”。虽然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犯罪行为,检察机关仅需出示程序性证据(主要是相关法律文书),如立案决定书、撤销案件决定书、书、不决定书、审判终止裁定书等即可,而无须出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犯罪的实体证据,但是,支撑程序性证据的实体证据的收集和嫌疑人的查获,都需要假以一定的时日。因此,在启动涉案财产没收程序之前,客观上存在一个收集证据的侦查时间,它与案件的复杂程度相关联而长短不一。检察机关只有在查获了与犯罪事实、违法所得相关的证据后,才能向人民法院提出没收申请而启动涉案财产没收程序。同时,《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第281条第2款规定:“人民法院受理没收违法所得的申请后,应当发出公告。公告期间为六个月。”在人民法院受案公告的期间、以及前述的证据侦查收集的期间,公安司法机关努力追捕逃匿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工作并未终止。可见,即便是侦查终结后逃匿的案件,客观上至少也存在着法定公告期限所规定的6个月的实际追捕期限。如果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的第一时间通缉令,那么到公告期满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至少也被通缉了半年时间。根据《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第283条的规定,在这长达半年之久的期间、并延续至没收财产的裁定作出之前,在逃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动投案或者被抓获的,涉案财产没收程序的审理都应当终止,并恢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普通刑事审判程序对其定罪量刑,涉案财产没收的问题最终也将一并在刑事审判程序中得到处理。因此,即使没有通缉时间的规定,客观上也存在一个合理的期限,以保障尽可能地在刑事审判程序中处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涉案财产。

其次,涉案财产没收程序并不是针对被追诉人刑事责任的审判程序,而是仅针对违法所得和涉案财产的专门的处置程序,其标的是涉案财物的权利归属问题,本质上是一种对物诉讼。涉案财产没收程序只涉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涉案财物的财产权,并未涉及其人身权利。财产权较之于人身权相比,具有更强的可回溯性,即当没收判决出现错误时,仍可以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和执行回转程序赔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利害关系人的物质损失。与人身权利和隐私权利相比,财产权利可以量化为货币,更容易进行救济。换言之,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缺席审判而导致没收财产裁判的错误,完全可以通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到案后的刑事审判加以纠正,对涉案财产所有人的财产权影响不大。

最后,与普通刑事诉讼程序相比,涉案财产没收程序偏重于追求诉讼效率,其目的是防止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引起的诉讼延迟和诉讼终止。但是,时间期限条件的规定不仅影响了涉案财产没收程序诉讼高效目标的实现,同时还“涉嫌”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转移、处理在侦查期间未被查封、扣押、冻结的涉案财产赢得了时间,最终可能导致涉案财产没收程序的立法目的无法实现。即便是为了“补强”因未定罪没收涉案财产而“减损”的程序正当性,也应当通过其他途径来实现,而不是设置时间期限的限制。

三、刑法根据条件之思考

根据《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第280条规定,只有在“依照刑法规定应当追缴其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时才能启动涉案财产没收程序。换言之,没收涉案财产必须有刑法之根据。然而,《刑法》规定没收制度的条文共有两条(第59条、第64条),那“依照刑法规定”指向的是哪一刑法具体规范?

近代以来,各国刑法所规定的没收,大多仅限于特别没收。我国《刑法》则同时规定了两类财产没收制度。一类是一般没收,即《刑法》第59条规定的没收财产,它是由法院依据生效判决直接对犯罪分子的一部分或者全部财产进行强制没收,而不问财产的来源是否合法。另一类是特别没收,即《刑法》第64条所规定的财产追缴和没收,它是将与犯罪密切相关的财物(如违法犯罪所得、违禁品、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强制性地收归国有。《刑法》第59条规定的一般没收是刑法所明确规定的刑罚之附加刑,既然属于刑罚,那必然是应当对被追诉人进行审判和定罪量刑、并在刑事判决生效后才能执行。这显然与涉案财产没收程序的立法目的相去甚远,不能成为其实体刑法的依据。

那么,《刑法》第64条规定的特别没收能否成为涉案财产没收程序的实体法依据?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编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释义及实用指南》中的解释,《刑法》第64条的规定,是指对犯罪分子违法所得、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以及违禁品的处理方法,而不是一种刑罚,它适用于一切犯罪,不管犯罪分子犯什么罪,被判什么刑罚,只要属于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都要追缴或者没收,而第59条所规定的没收财产则是一种刑罚。如果《刑法》第64条所规定的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的没收是一种“处理方法”,而非刑罚,那么,涉案财产没收程序的实体法根据,则似乎可以援引《刑法》第64条。也有学者明确指出了“涉案财产没收的实体法依据是《刑法》第64条”。对于这样的结论,笔者认为值得进一步商榷。

第一,根据第64条在《刑法》体系中的位置来看,立法者并没有绝对地排除特别没收的刑罚属性。在刑法的立法体系中,第64条是规定在《刑法》第四章“刑罚的具体运用”第一节“量刑”的章目之下。这样的体系安排,说明了特别没收即使不是一种刑罚,至少也被赋予了“刑罚的具体运用”这一属性。因此,将《刑法》第64条规定的特别没收,解释为没收财产刑的具体应用或者处理方法,也具有了一定的适当性。

第二,特别没收的对象物的多样性,也决定了不能划一地将所有特别没收归于非刑罚。《刑法》第64条规定:“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就没收对象之中的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来看,“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原本就属于犯罪分子个人所有财产的一部分。既然如 此,没收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当然应包含在《刑法》第59条规定的“没收犯罪分子个人所有财产”的范畴之中,进而也应当具有了刑罚的属性。

第三,《刑法》第64条所规定的特别没收仍需以“有罪判决”为前提(仅没收违禁品除外)。《刑法》第64条规定没收的是犯罪分子的违法所得和其他涉案财物。何谓犯罪分子?根据《刑法》对犯罪的定义以及《刑事诉讼法》关于“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的规定,如果被追诉人未经法院的生效判决认定为有罪,那他就不是刑法意义上的犯罪人,因而不能将其理解为“犯罪分子”。既然不能确认为犯罪分子,那么犯罪分子的违法所得和其他涉案财产也就无法认定,更谈不上依据《刑法》第64条对犯罪分子的违法所得和其他涉案财产加以追缴和没收了。而对于违禁品,根据《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第234条第1款“对违禁品或者不宜长期保存的物品,应当依照国家规定处理”之规定,对其可以依照国家规定径直处理,不以“定罪量刑”为前提,也无需启动涉案财产没收程序。因为违禁品是任何人都不得持有的、对公共安全或社会秩序具有危险性的物品,不管违禁品的持有人是谁,也不问持有人是否有责任,皆应一律予以没收。

第四,“刑事诉讼法是为实体刑法服务的”,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的第1条也明确地指出,刑事诉讼法的立法目的之一就是“为了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1996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已经规定了相关的强制措施和诉讼程序,以实现《刑法》第64条的立法目的。如果说《刑法》第64条的立法目的没有实现或者没有完全实现,那么,立法者所要做的应该是对原有的诉讼程序加以完善,或者是原有的诉讼程序,建立一个崭新的新程序,而不是在原有诉讼程序的基础上增设一个新的特别程序。如此看来,涉案财产没收程序的增设,并不是为了实现《刑法》第64条的立法目的(该立法目的实际上已为其他程序所实现),而是为了实现一个新的、现行刑法规范没有体现的立法目的,即在判决宣告前没收特定案件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

综上所述,《刑法》第64条并不能成为涉案财产没收程序的实体法根据。就现行的刑法规范来说,涉案财产没收程序的实体刑法根据处于一种缺位状态。当然,实体刑法根据的缺位,不能归责于涉案财产没收程序本身,而是由于刑法修订与刑事诉讼法修订之间的不协调所造成的,而改变这一缺位状态的路径必然是对实体刑法进行修正,以确立在刑事判决前对涉案财产处分的权利。

四、结语

没收财产篇3

在法院审判前（案件侦查阶段和审查阶段统称为“审前阶段”），犯罪嫌疑人因自杀、疾病等原因死亡的现象确实存在。但以为死亡就“一了百了”，这种认识却并不对。

事实上，一旦发生犯罪嫌疑人死亡的特定事实，司法程序也会做出相应的调整和变化。这种调整和变化，包括了针对死亡的嫌疑人“人”的处理、对案件的处理，以及对涉案款物及嫌疑人相关财产的处理。

对案件：绝大部分情况下是终结诉讼

犯罪嫌疑人在审前阶段死亡，首先涉及的是对人的处理。犯罪嫌疑人虽然已经死亡，但如生前处在刑事诉讼阶段中，司法机关仍应对其做出决定。

对此，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处理方式都是终结诉讼，譬如我国、日本与法国等，但也存在个别例外。譬如在《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第24条规定了拒绝提起刑事案件的情况，其中第1款第4项为，犯罪嫌疑人或者刑事被告人死亡，但是为了恢复死者名誉而必须进行刑事诉讼的除外。也就是说，在犯罪嫌疑人死亡后，存在特殊情形使得诉讼继续进行，即提起刑事案件是为死者证明无辜（譬如，根据死者亲属的请求），或者为了根据新发现的情况而对他人提起刑事案件。

就我国法律规定而言，犯罪嫌疑人在审前阶段死亡的，应当终结诉讼，在刑事诉讼法层面上的直接依据是《刑事诉讼法》第15条以及第173条第1款的规定。具体说来，在侦查阶段死亡的，根据第15条，公安机关或负责侦查职务的其他机关或者部门应该做出撤销案件的决定;在审查阶段死亡的，根据第15条以及第173条第1款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对犯罪嫌疑人作出法定不处理。

在犯罪嫌疑人死亡之后终结诉讼，从实体上讲，原因在于承担刑事责任的主体已经消失。刑事诉讼是国家追究犯罪人刑事责任的活动，目的在于查明犯罪事实并对犯罪的人行使刑罚权。对于犯罪嫌疑人死亡的场合，绝大部分的刑罚种类，譬如死刑、自由刑、剥夺政治权利等就没有意义，也不可能执行了。个人的刑事责任不可能转嫁他人，也不存在继受，因此，刑事责任不再具有承担主体。

从程序上讲，原因在于保障当事人的诉讼参与权利。现代政治社会参与权理念的兴起，在诉讼中的体现就是，当事人从国家审判客体逐渐成为诉讼主体，参与诉讼，发表意见，通过自己的诉讼行为影响裁判结果成为当事人的基本权利。为此，大部分国家都强调保护当事人莅庭接受审判的权利，故在一般情况下是不允许缺席审判的。譬如《德国刑事诉讼法》第230条明确规定“对未到庭的被告人不举行审判”。除了程序正义的独立价值之外，当事人在场的另一项原因在于能够促使实体公正的实现，只有控辩双方均在场的情况下，才能相互开展有针对性的诘问，才能发现指控的错误与漏洞，才能更好地发现实体真实。

当然，世界上不少国家规定了缺席审判制度，用以被告人不莅庭场合下的审判活动。但大部分缺席审判制度适用的情形是被告人潜逃、被告人违反法庭纪律离庭等情形，而不是针对被告人死亡的情形。况且，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缺席审判（后面提到的没收程序在某种角度上可能属于例外），更没有针对已死亡嫌疑人刑事责任追究的程序规定。故按照我国法律，只能对犯罪嫌疑人终结诉讼，而不再诉至法庭。

另外，如果案件还涉及其他共同犯罪人（如共同盗窃人、共同伤害人），则在对死亡嫌疑人处理之后，还有其他人和案件本身需要处理，而不可能因为其中一名嫌疑人的死亡使得整个案件终结。在侦查阶段，不能对整个案件做出撤销案件的处理，而是应该对死亡的嫌疑人终止侦查，对其他同案人员继续追究责任，即针对案件本身而言，仍应该继续侦查程序，这一点在2012年公安部下发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中第183条做出了明确规定。在审查阶段同理，对其他在案嫌疑人，除非存在特定法律事由，仍应对这部分人继续诉讼程序。

对涉案款物：违法所得要没收

对于死亡嫌疑人的涉案款物处理，早在2005年全国人大批准加入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中就早有规定。《公约》第54条第1款第（三）项规定，“各缔约国均应当根据其本国法律，考虑采取必要的措施，以便在因为犯罪人死亡、潜逃或者缺席而无法对其的情形或者其他有关情形下，能够不经过刑事定罪而没收这类财产”。除《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之外，世界范围内涉及没收程序以及相关协助的国际公约还有1988 年《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品和精神药物公约》、1999 年《联合国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2000 年《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等。

世界上很多国家共同加入了上述公约，并在本国法律中相应地对特定犯罪进行了没收程序的规定，但各国的立法方式并不完全一致。总体来说，可以分为民事没收程序、刑事没收程序和单独立法模式。

我国采取的是刑事没收程序，2012年我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于涉案财物处理做了专门规定，在特别程序章节专门规定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第280条至283条）。

没收特别程度的建立，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其是相对独立于犯罪人刑事责任追究程序之外的，易言之，其不需要以被追诉人刑事责任追究认定为前提，完全可以单独运行程序裁定财产没收。这就解决了以往被追诉人死亡违法所得无法追究的问题。依照刑事诉讼法修正前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75条的规定，“对赃款赃物的处理应在判决中作出”，因此在没有针对人做出的刑事责任判决的情况下，就不能考虑没收违法所得的问题，这使得被害人损失赔偿，国有资产追回都不能及时实现。将没收程序相对独立后，是否构成违法所得成为没收程序独立的审查对象，被追诉人的刑事责任追究的终结并不阻碍前者的裁断，因此，被追诉人死亡情况下也可以单独就违法所得、其他涉案财产作出处置的裁定。

另外，没收特别程序符合司法实践打击犯罪，尤其是职务犯罪的需要。毋庸讳言，目前的职务犯罪侦查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犯罪嫌疑人供述等言词证据，一旦嫌疑人在犯罪被发现或者在诉讼中自杀，不但会导致案件进展困难，按照原有法律规定，更会导致其涉案财产无法处理。部分犯罪嫌疑人本着“牺牲自己、幸福全家”的心理，在犯罪暴露后选择自杀保全违法所得，这不仅会导致“贪官自杀”的非正常现象蔓延，更会增加国家打击职务犯罪的难度。通过建立没收特别程序，不仅将这种立法缺陷带来的漏洞弥补，更能够消解部分人“活着腐败，被发现大不了一死”的犯罪动机，从而实现预防职务犯罪的效果。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于犯罪嫌疑人死亡的没收程序做出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对于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或审查阶段死亡的，依照刑法规定应该追缴其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的，应该由人民检察院向人民法院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的申请。对于上述违法所得和其他涉案财产，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523条第3款亦做出明确规定，“实施犯罪行为所取得的财物及其孳息，以及犯罪嫌疑人非法持有的违禁品、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

对于死亡的犯罪嫌疑人的违法所得或者其他涉案财产所提起的没收程序，应当由与具有管辖权的中级法院相对应的检察院提出。经开庭审理，对于经查证属于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对于确属被害人的，应当返还被害人;确属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的，应当裁定予以没收。针对人民法院没收违法所得程序的裁定，犯罪嫌疑人的近亲属、其他利害关系人可以提出上诉，人民检察院可以抗诉。

附带民事诉讼还要继续

除了涉案款物的没收之外，附带民事诉讼也涉及死亡犯罪嫌疑人的财产处分问题。在共同犯罪中，已死亡的犯罪嫌疑人虽然没有被提起公诉，但是其他共同犯罪人被提起公诉的场合，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仍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没收财产篇4

内容提要: 没收财产刑是一种将犯罪人个人财产的一部或者全部无偿收归国有的刑罚方法。这一古老刑种走过了由盛转衰的历史演变历程,在当今世界上已遭绝大多数国家淘汰。在当代刑罚理念中,没收财产刑因为反常理和反常情的手段构成了对基本人权的侵犯,同时违反刑法的公正价值和节俭要求,并与罪责自负原则严重抵触。废止该刑是我国构建和谐与理性的刑罚体系的必然要求。

     现代各国刑法中的财产刑,主要是罚金和没收两种。① 然而,我国刑法中的“没收财产”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刑法中的“没收”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我国刑法中的没收财产,是一种惩罚性的、真正意义上的刑罚种类,没收的对象是犯罪人个人私有的、与犯罪行为无关的一般财产,因而也称为一般没收;其他主要国家刑法中的没收,尽管有的也冠以“刑罚”的名称,但从实质上看并不具备报应性、惩罚性,没收的对象仅限于与案件有关的特定财物,如犯罪工具、违禁品等,其立法本意是立足于特殊预防而全然不是基于惩罚的需要,因而不是刑罚种类而是一种保安处分性质的社会防卫措施,也称特别没收。在本文中,笔者试图揭示:没收财产刑在刑法史上究竟走过了怎样的发展演变历程? 究竟是否与现代刑法理念格格不入而应遭到否定? 而我国将来又当如何应对这一问题?

    一、没收财产刑的历史考察

    (一)中国刑法中的没收财产刑。Www.133229.COm没收财产刑在中国究竟最早出现在何时,学者之间的认识并不一致。部分学者认为,关于没收财产刑的记载最早见于战国时魏国的《法经》。[1]《法经》中的“籍”即是没收财产刑。但是也有学者认为,没收财产刑起源于周朝。[2]232《周礼•秋官•职金》记载:“掌受士之金罚、货罚,入于司兵。”蔡枢衡研究后认为,“货罚”虽在当时还不是普遍适用的制度,但成为后世征收财物制度的起源。[3]由此可推论,“货罚”可能是中国刑罚史上最早的没收财产刑的雏形。

    秦朝的法律以严苛而著称,据载,秦律中实际使用的财产刑有九种,其中“籍没”,也称“收”、“收录”,其重要内容就是将犯罪人的财产全部充公,也就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抄家”。并且,这种“抄家”不仅要没收财产,而且要将罪犯的家属“没收”到官府供其奴役———实际上是典型的株连制度。《索隐》记载:“谓籍没其一门,皆为徒隶。”秦朝的没收财产,主要是作为严重犯罪的附加刑,在某些情况下也可作为一些轻微犯罪的独立刑罚,后者主要是为了推行重农抑商政策,惩罚怠于农业生产的罪人。两汉及三国.南北朝时期,没收财产称为“没官”或“没”,作为重罪的附属刑罚运用得比较广泛。如梁律中规定,犯谋反、降叛、大逆罪者,皆斩,妻子女妾皆没官为奴婢,赀财没官。隋朝是中国封建制刑法的重要发展期,隋律中已基本形成了以笞、杖、流、徒、死为主体的封建制五刑格局,没收财产刑依然不在五刑之列,但作为事实中的附加刑经常被使用。《隋志》记载,“唯大逆谋反叛者,家口没官”。然史料记载表明,不仅犯大逆、反叛这种重罪的人,即使轻罪犯人也难逃此刑。《隋书•文帝纪》记载,“开皇十五年冬十二月戊子,敕盗边粮一升已上,皆斩,并籍没其家”。可见隋朝对没收财产刑的滥用到了极其严重的地步。唐承隋律,又经过不断修订、完善,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最完备、最发达的刑律。唐律中的没官,分为一般财产的没官和特定财产的没官,相当于现代刑法中的一般没收与特别没收。这是唐律在没收制度方面最显著的成就。一般没收,在唐律中也称为薄敛之物没官,不在五刑体系中,只是作为对谋反、谋大逆之重罪适用的附加刑。《唐律疏议•盗贼》记载:“诸谋反及大逆者,皆斩“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祖、孙、兄、弟、姊妹,若部曲、资财、田、宅,并没官。”    由此可见,在封建社会阶级矛盾较为缓和的时期,统治者注意到了没收财产这种附加刑的特殊严厉性,在适用上有所抑制。与《唐律》一样,《宋刑统》中并未规定没收财产刑,但由于自宋以来,阶级矛盾又趋于紧张,宋朝法律又比唐律趋重。尤其是在所谓“盗贼四起”的情况下,宋熙宁四年(1071年)颁布了《盗贼重法》,其中规定:“凡劫盗罪当死者,籍其家赀,以赏告人,妻子编置千里。”从而以特别刑法的方式在五刑之外设置了没收财产刑。与北宋同时代的辽国,刑法中的“籍没”是正式刑名。《辽史•刑法志》曰:“然其制刑之凡有四:曰死,曰流,曰徒,曰杖。死刑有绞、斩、凌迟之属,又有籍没之法。”这种将没收财产刑与其他主刑相提并论的规定,在中国刑法史上是第一次。宋以后历代封建刑法关于没收财产的规定变化都不大,只是随着封建统治关系日趋紧张,没收财产刑的使用更为频繁。按明律规定,就是贩卖私盐、私茶等官营商品的一般犯罪行为,罪人都该杖一百,徒三年,财产没官。《明大诰》是朱元璋亲自编撰的一部特别刑法,作为朱元璋推行重典治国的严刑峻法,其严厉程度远甚于《大明律》。其中,“籍没”又称为“抄札”,其适用范围扩大到解囚人中途放囚、诡寄田粮、黥刺在逃等一般的犯罪。加上明代法外用刑泛滥,许多依律不应当处以籍没之刑的犯罪人也难逃此刑。

    清代律例基本承袭明律,没收财产刑的规定没有多大变化。然而到了清末,在内外沉重压力下,清政府终于在1911年初颁布了一部以西方大陆法国家的刑法为蓝本的《大清新刑律》,破天荒地首次在中国刑法中正式废除了沿用数千年之久的没收财产刑,仅在“从刑”中规定了“褫夺公权”和“没收”两种。而没收的范围是:违禁私造、私有之物;供犯罪所用及预备之物;因犯罪所得之物。同时规定,没收之物,以犯人以外无有权利者为限。很明显,以日、德刑法为蓝本的《大清新刑律》中的没收已全然不是惩罚意义上的一般没收财产刑,而是属于保安处分性质的特别没收,尽管它冠以“刑罚”的名称。清政府倒台后,北洋政府颁布的《暂行新刑律》和国民党政府颁布的两部刑法都基本维持了这一规定。1935年《中华民国刑法》第60条规定的没收之范围是: (1)违禁物; (2)供犯罪所用及犯罪预备之物; (3)因犯罪所得之物。由此显而易见其性质的非惩罚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苏区,没收财产始终都是革命的手段之一。1927年《湖北省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其中规定的六种刑罚措施中就有“没收财产”。随着各红色政权的建立和扩大,各根据地制定的刑法条例中基本上都规定了没收财产刑。如1934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规定,凡犯反革命罪,除科以主刑外,得没收其本人财产的全部或一部分。抗日战争时期,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暂时停止,但针对汉奸分子的没收财产刑依然保留。另外,在《陕甘宁边区破坏金融法令惩治条例》、《禁烟禁毒条例》、《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惩治盗匪条例》等解放区颁布的刑事法令中,也有没收财产刑的规定。

    新中国成立后,鉴于革命根据地立法经验和苏联影响,没收财产刑仍然被作为刑罚手段肯定下来。建国后的多部单行刑法和刑法草案均将没收财产作为附加刑规定。1979年刑法正式肯定了没收财产的附加刑地位。在刑法分则中,共有24个条文挂有没收财产刑,主要分布在反革命犯罪、破坏社会主经济秩序罪等章中。1997年刑法修订后,关于没收财产刑的变化主要是增加了对犯罪人家属必要生活资料不得没收的限制,对以没收的财产偿还债务的问题规定得更加合理,同时规定了民事赔偿优先原则。从刑法分则看,没收财产刑的适用范围继续扩大,有关条文增加到86个,罪名增加到71个,分布在:第一章“危害国家安全罪”(12个罪名全部挂没收财产刑) 、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94个罪名中挂没收财产刑的有38个) 、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 37个罪名中挂2个) 、第五章“侵犯财产罪”(12个罪名中挂5个) 、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 119个罪名中挂11个) 、第八章“贪污贿赂罪”(12个罪名中挂3个) 。

    (二)外国刑法中的没收财产刑。有学者考证说,在古代奴隶制国家如公元前的雅典和公元后的罗马就存在没收财产刑,并且是当时奴隶制国家国库的一项经常性来源。[2]231 - 232在《汉穆拉比法典》、《十二铜表法》中的确有没收财产刑的规定。在古代雅典,公元前5世纪执政官伯里克利改革后,法庭可以不受原有法律约束,判处重罪者死刑、剥夺公民权、没收全部财产等刑罚。[4]56在古代印度,据《摩奴法典》的记载,与再生种姓女子通奸的首陀罗,如果女方无保护人,应处断肢和没收全部财产;对输出国王的专卖品和禁品的人,也应没收全部财产。[5]由此可见,东西方古代奴隶制社会时期是存在没收财产刑的。

    进入封建社会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私有财产的普遍增长无疑给没收财产刑的适用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在英国封建化初期,公元600年的《盎格鲁—撒克逊法典》中规定,如果自由人偷窃了另一自由人的财产,可处罚金或没收全部财产。到了12世纪初,英国刑法中的犯罪出现了重罪( felonies)与轻罪之分,对于重罪一律适用没收财产。据英国著名法学家布莱克斯顿的考证,是否适用没收财产是重罪与轻罪的主要区别,甚至英文中的重罪“felony”一词在词源上便包含有没收财产之意。[6]在欧洲大陆,公元780年查理大帝颁布的萨克森地区敕令就规定对侵犯国王、教会等严重犯罪者一般处死刑,并没收其财产。[4]104在11世纪的俄国,没收财产作为一种仅次于死刑的刑罚被正式规定下来,主要适用于强盗和纵火者。需要注意的是,在中世纪的欧洲,教会法与世俗法并立,在教会法中,没收财产刑的适用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到了宗教裁判所可以随心所欲运用的地步。如公元1215年教皇英诺森三世颁布的教皇敕令中就规定,凡异端分子应交世俗政府严惩,财产一律予以没收。[4]119在日本,没收财产也是一种古老的刑罚,由于深受中国法律文化的影响,封建时代的日本从公元702年的《大宝律令》以来就规定了一种类似中国“籍没”的财产刑并一直使用到明治时期,日本称之为“缺处”。[7]无论是日本还是欧洲列国,封建时代都是没收财产刑最为兴盛的时期。

    17世纪以来,以自由、平等、博爱理念为核心,以呼唤人性解放为口号的启蒙思想运动在欧洲大陆兴起,敲响了没收财产作为刑罚手段的丧钟。财产权利作为“天赋人权”的一部分,首次成为与自由、平等、安全等价值共同受到关注的人权内容。刑事古典学派创始人贝卡里亚首次对没收财产刑的合理性提出质疑。他抨击道:“某些人认为:没收财产是对复仇能力和私人势力的约束。但是,他们没有考虑到,尽管这些刑罚带来好处,但它们并不总是正义的,因为,被称为正义的刑罚应该是必要的刑罚。”[8]53贝卡里亚将正义之剑的锋芒直指没收财产刑,尽管他的正义观染上了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但他对这一刑种的强烈批判却在欧洲引起了不小震动。法国大革命后,受古典学派影响的法国1791年刑法典全面废止了没收财产刑。随着近代西方宪政运动的持续开展和人权观念的深入人心,没收财产刑的合宪性问题逐渐引起立法者的注意。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没收财产刑与宪法中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基本原则相抵触,与罪责自负、不株连无辜的基本人权理念相违背。基于此,许多国家在刑法修订过程中相继废除了这一刑种,如奥地利、意大利等国从18世纪后半期起在刑法改革中先后废止了没收财产刑,英国也于19世纪下半叶全面废除了此刑,而美国的绝大多数州从建国起就没有在刑法典中规定过一般没收,至今在美国存在的刑事没收也只是特别没收。随着17世纪起资本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西方列强在推行殖民统治的同时也把先进的文化观念和法律制度推广到了全世界。许多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先后在宗主国的影响下在刑法修订过程中废止了一般没收,并建立起特别没收制度。时至今日,在刑法典中保留没收财产刑的国家已非常少。

    中外刑法史显示,没收财产刑发源于奴隶制社会,兴盛于封建制社会,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开始走向衰落,到19世纪末已为大多数国家所废除。从没收财产刑的历史发展轨迹中我们可以看出,凡是倾向自由主义、权利本位的社会,个人财产权必定受到尊重,没收财产刑便没有存在的社会基础;凡是奉行国家主义、义务本位的社会,个人财产权与国家公权力相比便是微不足道的,没收财产刑必然盛行。当今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已将没收财产从刑罚体系中驱逐出去,并在社会防卫思潮的影响下,先后在刑法中设置具有保安处分性质的特别没收,反映了刑法理念的进步潮流。

    二、没收财产刑的现实分析

    (一)没收财产刑对基本人权的侵犯。人权就是作为人应当享有的不可侵犯的基本权利。并且, “只有那些所有人都能真正完全同样地享受到的权利,才能称为‘人权’( human right) ,而‘个人权’(personal right)则包含着个人间的差别”。[9]在人类启蒙运动中,启蒙思想家们认为,生命、自由和财产,都是人生来不可剥夺的天赋权利,任何人、任何公共机构都不能否定这些上帝赐予的自然权利。英国法学家布莱克斯顿曾说过,“财产、生命和自由,这是每个英国人所固有的绝对权利”。[10]卢梭在论述社会契约状态下集体(国家)和个人的财产关系时指出:“集体在接受个人财富时远不是剥夺个人的财富,而只是保证他们自己对财富的合法享有。”[11]洛克则更为坚决地捍卫公民的私有财产权,他指出:“人们联合成为国家和置身于政府之下的重大的和主要的目的,是保护他们的财产。”[12]77 - 80如果说洛克只是从政治上宣布私有财产权的神圣性,那么孟德斯鸠则是从法律的精神上昭示私有财产的不可剥夺原则,他明确地提出:公共利益决不能用法律或法规去剥夺个人财产,或者哪怕削减其最微小的部分。[13]这一论述包含的必然结论是:对任何人,哪怕是犯罪的人,法律都无权制定侵犯其私有财产的处罚措施。自近代以来,绝大多数国家都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载入宪法,从而以根本大法的形式否定了没收财产刑的合宪性。美国联邦宪法早在二百多年前就规定:“国会有宣告惩治叛国罪之权,但剥夺叛国罪犯的公权时,除被剥夺公权终身外,不得涉及剥夺继承权,或不得没收其财产。”一位美国学者评价说:“财产权被认为是确立个人自治范围的法定尺度,维护财产权是社会契约的首要目标。”[14]

    但是,既然私有财产权是如此神圣不可侵犯的基本人权,那么为什么罚金刑在当今世界各国广为运用而没收财产被认为是违宪的? 笔者认为,问题的关键是没收财产刑对私有财产的剥夺是运用反常理、反常情的手段进行的。

    罚金与没收财产的最大区别,就在于罚金只是判令犯罪人今后在一定期限内通过上缴一定金钱的方式承担自己的罪责,而没收财产是当场将犯罪人的全部或部分现有实物财产没收充公,前者不会伤及人的自然感情,而后者则不但容易伤及无辜,而且往往将犯罪人逼迫沦落到一无所有的悲惨境地。“以钱赎罪”作为承担刑事责任的方式,是一种古老且宽容的刑罚遗风。之所以古代的赎刑与罚金刑联系得如此密切,而现代许多国家刑法中也盛行罚金的易科处置措施,就说明罚金的存在的确使人感觉到可以通过支付劳动报酬来补偿、洗刷自己的罪恶,弥补自己的过错,尽量给社会、给被害人减少损失和减轻痛苦。从另一方面说,对某人处以1万元的罚金和没收该人价值1万元的动产或不动产,两种刑罚给犯罪人带来的情感上的冲击是截然不同的。这1万元价值的动产或不动产,也许凝聚了犯罪人多年来辛勤劳动的奋斗果实和难以割舍的深厚感情,也许就是他和他的家人今后赖以生存的唯一物质资料和原始资本(尽管现代国家刑法中都考虑了人道性因素,但谁能保证实际执行中能不折不扣地贯彻这一原则) 。对私有之物的感情是金钱无法衡量的,对犯罪人及其家属来说,凝聚在被没收之物中的珍贵感情瞬间被法律撕得粉碎,与其说强化了对法律的敬畏,不如说加深了对社会的仇恨。无怪乎边沁早在19世纪就发出了呐喊:“没收———这是几乎在整个欧洲都残存的野蛮之刑。这样的刑罚是极其令人厌恶的,因为它只是在危险业已消失之后才适用;更大胆地说,因为它强化了应尽可能消除的敌对情绪与复仇精神。”[15]

    另一方面,从刑罚的具体性状上分析,罚金避免了没收财产刑的致命弊端。首先,罚金具有可分性。罚金刑的运用随着罪行的严重性大小可以有量的区别。虽然现在立法上关于罚金的量的规定还不够科学,但通过对刑法精神的理解与合理解释是完全能够做到恰如其分的。而没收财产刑却只有全部没收和部分没收之区别,充其量只有部分可分性。其次,罚金具有可减免性。法院可以考虑犯罪人的实际经济情况,灵活地决定是否予以减免刑罚。但没收财产刑的性质决定了不可能有减免的情况出现,一旦判处没收财产,必定要遵照判决书执行。再次,罚金刑从理论上避免了没收财产刑“空判”的可能。②我国刑法规定了罚金的分期缴纳和随时追缴制度,这就使罚金的执行并不依赖于犯罪人执行时是否拥有足够的缴纳能力。但是,没收财产的性质决定了国家只能没收刑罚宣告时犯罪人的现实财产,而不可能“没收”尚未形成的财产。如果犯罪人此时无财产,而按我国刑法分则中对某些罪名采用“必并制”法定刑的规定(如《刑法》第239条绑架罪规定:“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或者杀害被绑架人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则根本无法执行没收财产刑,这样难免有损法律的威严。由此可见,罚金刑具备附加刑适用的真实性,没收财产刑则可能大打折扣。

    (二)没收财产刑对刑法公正价值的扭曲。公正一词,源于拉丁语jus一词,从语义上分析,具有与正义相同的含义。从唯物史观的角度说,人类的正义观不过是源于社会主体实践的以主体需要为基础的情感判断,是一个随着历史发展和时代变迁不断演变的价值认识过程。美国当代法哲学家博登海默认为:“满足个人的合理需要和主张,并与此同时促进生产和提高社会内聚性的程度———这是维续文明的社会生活所必需的———就是正义的目标。”[16]由此我们便可以提出质疑:没收财产刑在古代社会如果说还能够起到维护专制统治、恐吓人民反抗的作用,那么在今天它还是维续文明社会正义观念所必需的吗? 现代市民社会是一个以私有财产权利为核心的观念和制度体系,而私人财产权利体系,“它是绝对私人所有权、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和行使私人财产权利的自由或经济自由的三位一体”。[17]自启蒙思想传播以来,人们逐步接受了私有财产神圣的正义观念,洛克更发出了“哪里没有财产,哪里就没有正义”[12]22的感叹。如果国家可以通过刑罚手段剥夺公民个人的合法财产,则不仅根本动摇了公民通过合法劳动可以积累私有财富的信念,而且破坏了整个社会生产、分配、交易的正常秩序,使已经长期稳定下来的物质资料分配结果顷刻间发生逆转。

    公正不仅意味着正当,而且也意味着平等。在人类思想史上,平等的含义主要有两个:“无差别”和“按比例”。前者是指所有人都应受到同样的对待,而不管他们的性别、年龄、人格、身份、种族、财产状况等如何;后者是指每个人应该得到与自己优点、贡献和能力大小相称的待遇。法律平等实际上是政治平等在法律上的宣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刑法上的平等是法律平等的重要方面,适用刑法平等是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刑法上的平等,不仅要求形式上的———在程序意义上的平等,而且要求实质上的———犯罪人处理上的平等。没收财产刑的不平等,并不在于穷人和富人在被剥夺财产时因财产数量多寡悬殊而产生的强烈不平衡感,而在于对于相同社会危害程度的罪行,判处没收财产时有的没收得多,有的没收得少,这是由每个社会成员所拥有的私人财产数量的差异所造成的没收财产刑的固有缺陷。换言之,没收财产刑对富人是过分不公平的。如果某人在专业能力、社会贡献等方面十分突出因而有机会获得较多的财富,而另一人却因为相反的原因只得到较少的财富,这种情况本是符合分配正义的。但是,没收财产刑在两人犯同样罪行时却打破了分配正义,使较富有的人因为其能力较大、贡献较多反而失去更多。犯罪人之间不是因为罪行严重,而是因为犯罪前创造财富能力的大小承受不同程度的惩罚,这样的惩罚绝难谈平等。

    (三)没收财产刑对刑法节俭要求的背离。“刑罚措施,必须考虑到国家、社会和个人的利益权衡,不能为了保护国家和社会利益而过分侵犯公民个人的利益”。[18]刑法的节俭性,也称不得已性,不仅表现为刑法是在其他法律手段不足以保护法益时才不得不动用的最后手段,而且表现为在刑法内部,严厉的刑罚措施只有在其他相对缓和的刑罚手段不足以保护法益时才可能动用。也就是说,只有在不动用刑罚就无法保护其他公民的基本人权的情况下刑罚才能发动,而且即使要用刑,也要考虑最小的损害方法。因此,在有功能相同但更为优良的刑种———罚金刑完全可以担当法益保护任务的情况下,设置没收财产刑便是不必要的。同样是财产刑,罚金完全可以实现没收财产刑的全部功能,如严厉的惩罚性、剥夺经济能力、威慑、教育等。事实上,近年来我国司法实践中没收财产刑的适用率大大低于罚金刑,即使适用,法院往往采用的也是与罚金无异的模式,这样的做法还不如直接判处罚金刑。

    从讲究效益的角度出发,如果某种刑罚措施可以少用甚至不用,代之以其他措施就可以实现其社会效益,则应尽量少用或替代。没收财产刑的执行,首先需要司法机关进行财产状况调查,判明被告人有哪些财产。其次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去界定出哪些财产是被告人个人所有的,哪些是与家属或其他人共有的,其个人份额又是多少。现代社会金融关系十分发达,犯罪人的财产状况往往呈现出较为复杂的情形,这为司法调查的进行增添了不小的难度和成本。再次,财产分割也很困难。正是因为犯罪人的个人财产往往与其家属、与生意上的伙伴或者其他人的财产混同在一起,造成了对实物财产的分割特别困难,往往需要耗费相当大的人力物力,譬如聘请专业人员查账,动用财产评估、拍卖、变卖程序等等。即使是这样,仍不能保证刑罚不会伤及无辜。最后,没收财产刑在执行过程中还可能遇到犯罪人及其家属等相关人的阻挠甚至反抗。犯罪人往往通过各种途径转移并隐瞒其财产,犯罪人的家属等财产共有人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必然会极力反对分割财产。因为有的财产分割以后使用价值就大大降低了,有的甚至根本就无法分割,只能变卖后补偿,如汽车、房屋、家电等。法院在强制执行没收财产刑时,往往需要公安机关的配合才能够勉强完成。因此,从整体的社会成本来看,没收财产刑的执行可谓代高昂。

    (四)没收财产刑对刑法罪责自负原则的破坏。罪责自负原则也称个人责任原则,它的含义是:只有犯罪人本人才是承担刑事责任的主体,任何人只对自己的不法行为负责,而不因他人的行为承担责任。在专制主义淫威之下,刑法是不必考虑罪责自负的。只要可以满足报复的感情和威吓的需要,“连坐”、“夷三族”、“满门抄斩”、“籍没”等刑罚手段统治者爱怎么用就怎么用。即使是在个人主义的传统观念源远流长的西欧,抄没全家财产之类的株连之刑也在中世纪大行其道。自近代启蒙思想传播以来,刑法上的流派,无论是报应主义还是功利主义,莫不痛恨株连无辜的做法。报应主义者从无辜者不该受罚,功利主义者从无辜者不需受罚的角度分别论述了株连是一种不符合刑罚理性且无法容忍的恶,坚决提倡并捍卫罪责自负原则,由此形成“任何人不因他人的不法行为受处罚”的刑法格言。对于没收财产刑的株连性,贝卡里亚一针见血地指出:“没收财产是在软弱者头上定价,它使无辜者也忍受着罪犯的刑罚,并使他们沦于必然也去犯罪的绝境。”[8]53

    当代中国刑法中的没收财产刑,早已摈弃了古代“籍没”刑中的身份效果,并且明确规定“在判处没收财产的时候,不得没收属于犯罪分子家属所有或者应有的财产。没收全部财产的,应当对犯罪分子个人及其抚养的家属保留必需的生活费用”。应该说,我国刑法的立法本意是既要发挥没收财产刑的威慑和惩罚作用,又要贯彻罪责自负的原则。但是,没收财产刑的固有内容决定了其无法从根本上避免祸及无辜的缺陷。这是因为在当今经济、金融关系纷繁复杂的现代社会,要弄清一个人的全部财产状况往往是不容易的,特别是在执行涉及实物分割时更不容易,在执行没收财产刑时难免会侵犯无辜家属的合法财产权。这就使得刑法的预期作用与刑法原则发生了冲突。从理论上讲,立法的规定是应当得到严格实施的,既然刑法中对某种罪行规定有没收财产刑,在法定情形下法院是应该依法判决的。但是,如果为了保证不放纵犯罪人而将所有无法分清归属的财产统统予以没收,那么对无辜者而言是不公正的;如果为了避免刑及无辜而把所有存在疑义的财产都排除在没收之外,则又易给犯罪分子可乘之机,有悖立法初衷。

    三、结论:我国刑法中的没收财产刑应当予以废止

    没收财产刑在人类历史上延续了数千年之久。在以重刑威慑主义为特征的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没收财产刑在许多国家作为对付严重犯罪的附加刑,发挥了刑罚恐怖效果增加器的作用。然而,历史已经变迁,文明社会呼唤着理性的刑法。自18世纪刑事古典学派针对封建刑法的罪刑擅断和残酷刑罚展开猛烈批判以来,没收财产刑的地位便变得岌岌可危。19世纪末刑事近代学派的兴起,尤其是教育刑论、目的刑论、新社会防卫思想的深入人心,使得以自由刑、罚金刑为核心的刑罚体系在各国纷纷建立,没收财产刑已无法适应刑罚思想的嬗变,它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刑法的发展是一个从野蛮到文明的演进过程,用英国法学家梅因的话说,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过程”。没收财产刑的产生、兴盛与消亡,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在人类社会尚处在商品经济不发达、君主专制把持国家政权的集权主义时代,没收财产刑因为可以发挥加大刑罚恐怖效果的作用,自然为统治者所倚重。当简单的自给自足庄园经济发展到大工业生产所需要的商品经济时代,当君主专制制度被民主政治所取代,当束缚人性解放的封建枷锁被自由主义思想所击碎,没收财产刑的合理性便开始受到质疑。市民社会新型财产权利观念的勃兴成为没收财产刑衰落的前奏,启蒙思想的传播撒下了埋葬没收财产刑的种子,人权理论特别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在各国宪法上的确立则给了没收财产刑致命的一击。如果说集权主义是没收财产刑生存的温床,那么民主政治则是没收财产刑的掘墓人。

    当代中国刑法正在经历从政治刑法向市民刑法的转变。在二元社会结构的民主社会背景下,这种与市民社会遥相呼应的市民刑法,必然追求以人权保障为核心的价值观念。如果说没收财产刑是专制制度下制造恐怖和镇压反抗的犀利工具,那么在呼唤自由、平等和权利的民主社会,没收财产刑的存在便是对以尊重人权为核心的当代刑法价值观念的严重背离。更何况,在当今我国已经加入wto,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并日益融入国际社会的趋势下,自由竞争和资本营运迫切要求私有财产权受到尊重和保护,动辄没收公民的合法财产,已成为市场经济规则不容许的做法。在刑罚已经摆脱野蛮和蒙昧、走向文明和科学的时代,我国刑法仍然保留了没收财产刑,乃是一种有悖理性的选择。废止没收财产刑,乃是适应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刑法运动自身规律、构建和谐与理性的刑法体系的必然要求。 

 

 

 

注释:

  ①从严格意义上说,当今大多数国家刑法中的“没收”不能称之为财产刑,但基于习惯的原因,暂且沿用这一提法。

  ②请注意,这里只是讲“理论上”的避免。在现实中,罚金刑无法落实执行也是比较突出的问题,但这并非罚金刑本身的问题,而是我国尚未建立起有效的社会配套措施体系。如果建立起良好的金融信誉制度、财产申报制度以及采用保证人制度、日额罚金制以及罚金替代措施等,是能够有效解决目前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的罚金执行难的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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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收财产篇5

摘要：美国的无辜所有者抗辩制度是对美国民事没收财产权侵害危险的一种抑制措施。虽然目前关于无辜所有者抗辩是否属于一种宪法性抗辩还存在争议，但该抗辩的具体事由及证明对完善我国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中利害关系人的抗辩事由及证明无不具有启示意义。我国应当参考该制度将利害关系人的抗辩事由分为事前存在合法财产权益的抗辩事由与有条件善意取得的抗辩事由两种，并将这两种事由的证明责任在检察机关与利害关系人之间进行分配。

关键词 ：民事没收 没收程序 无辜所有者抗辩 利害关系人 抗辩事由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刑事涉案财物处理程序研究”( 12BFX06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吴光升，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实证研究中心研究员，法学博士。

为完善刑事涉案财物没收制度，我国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一种未定罪案件涉案财产没收程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以下简称“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目前学界关于该程序的讨论虽然已经很多，但正如有的学者所评论的，这些讨论大多着眼于检察机关与法院如何运用该程序，而对如何保障“利害关系人”的财产权，如利害关系人可依据哪些事由提出抗辩，谁就这些抗辩事由承担何种程度的证明责任等问题，却少有研究。美国无辜所有者抗辩(innocent owner defense)是美国民事没收中保障利害关系人财产权的一种极其重要的措施，该制度对规范我国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中利害关系人的抗辩事由与证明，甚至对完善我国涉案财产的没收范围，无不具有启示意义。目前，我同学界对美国无辜所有者抗辩已有所初步介绍，但论述过于简略，其中有不少易使人误解之处。基于此，本文以下对美国无辜所有者抗辩的来龙去脉与现状进行评价，然后就其对完善我国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利害关系人的抗辩事由及证明所具有的启示意义进行简要论述。其中，由于美国联邦与各州的法律并不一致，主要以美国联邦法律作为主线进行论述。

一、美国无辜所有者抗辩的制度背景

将犯罪工具、犯罪收益等涉案财产予以没收，这是各国打击犯罪的一种重要手段。在美国，涉案财物没收可分为三种：刑事没收、民事没收与行政没收。其中，民事没收，也称对物诉讼( Action in rem)，它是针对与犯罪行为有关的财产提起的一种民事诉讼，被告是物而非人，其特点是虽然拟没收财产与犯罪行为有关，但它并不以某人的定罪为前提，它在刑事起诉前后均可提起，甚至在没有刑事起诉时也可提起；⑤可以没收未参与犯罪行为之人即无辜所有者持有的财产，但只能没收与犯罪行为有关联而且没收时仍然存在的财产。⑥

虽然美国第一届国会在1789年就制定法律授权扣押与没收有关关税犯罪的船舶与货物，但直到20世纪中期，有关涉案财产没收的法律依然将没收对象仅仅限制于犯罪工具( instrumentality of crime)。如1970年制定的《毒品滥用综合防止与控制法》(the Comprehensive Drug Abu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ct of 1970)就规定只能没收用于毒品犯罪的汽车与船舶等特定物品。⑦在1978年与1984年，为了遏制犯罪分子的逐利动机，有效打击毒品犯罪，美国联邦两次修订上述法律，将毒品犯罪没收对象先后扩大到犯罪收益与便利犯罪物( facilitate the commission of crime)。其中，1984年法律还将不动产纳入可没收范围。到20世纪90年代，为有效控制其他犯罪，美国联邦将财产没收范围进一步扩大，把可没收财产的犯罪种类扩大到绝大部分联邦犯罪行为。⑧再加上美国联邦在1984年修订毒品犯罪法律时，一改以前将没收收益上交美国财政部的做法，而是规定将没收收益交存美国司法部没收基金与美国财政部没收基金，直接用于执法部门，⑨这无异于让执法部门“多劳多得”，因而更是刺激了美国执法部门没收涉案财产的动机。据统计，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美国司法部每年没收刑事涉案财产只有2亿美元，但到上个世纪90年代末，每年没收刑事涉案财产达6亿美元。

一方面是可没收涉案财产的犯罪种类与可没收的涉案财产种类不断扩大，一般公民所有或占有的涉案财产也可成为民事没收对象，执法机关可从涉案财产没收中获得好处；另一方面是财产所有权能不断分化，财产关系日趋复杂，在同一财产上往往有可能存在不同利益主体的合法权益。在这种背景下，美国民事没收不可避免地面临一个如何保障无辜公民财产权的问题。而且，美国联邦宪法第五修正案与第十四修正案规定，任何人未经正当程序，不得剥夺财产，因而该问题还是一个可能涉及宪法性权利的问题。为解决此问题，美国联邦与各州逐渐在有关民事没收的法律中规定一种无辜所有者抗辩制度，在未参与犯罪行为的公民确实不知道财产被他人用作犯罪工具，或者虽已知道财产被他人用作犯罪工具，但已经采取合理措施阻止他人使用时，或者不知受让财产属于拟没收财产，且是通过对价获得时，就不能没收这些财产。

美国无辜所有者抗辩制度是防止美国民事没收借打击与控制犯罪之名侵害无辜公民合法财产的抑制措施，因而具有合理性。正是因为这种制度的合理性，不少英美法系国家都不同程度地规定有无辜所有者抗辩制度，如《加拿大刑事法典》规定，对被他人用于恐怖活动或便利恐怖活动的财产，只要财产所有者能够证明已经实施了合理关照，以保证自己的财产不存在上述情形，且不是恐怖成员时，该财产就不能加以没收。有的国家，如南非，不仅在《1998年有组织犯罪预防法》(the Prevention of Organized Crime Act 1998)的民事没收中直接借鉴了美国的无辜所有者抗辩制度，而且法院在解释这些规定时，还引用了美国的相关法律理论。

二、美国无辜所有者抗辩的历史渊源与发展过程

（一）英国普通法：美国无辜所有者抗辩的历史渊源

美国无辜所有者抗辩源于英国普通法。根据英国普通法，如果马匹导致他人死亡，或者马车撞人致死的，马匹或马车就应当予以没收，至于主人对该死亡是否有责任，则无关紧要。其理由是，该财产本身就是被告人，财产所有者是否有罪并不具有相关性。⑩对此，威廉·布莱克斯通在《英国法释义》是这样解释的：“上面规定是基于另外的理由，即上述不幸事件部分是由于这些动物或车辆主人的疏忽大意造成的，所以通过没收这些东西对其惩罚是合乎情理的。”在1766年米切尔案( Mitchell v．Torup)中，英国法院依据1660年英国《海上交通法》（the Navigation Acts）没收船舶及走私茶叶时，亦作如此论证：“船主应当监督其雇佣的船长，而船长应当监督其雇佣的水手；在此，船长存在明显的过失，因为他应当报告船上货物，如果他根据其职责要求，合理搜查与检查该船舶，他就会发现船上的这些茶叶……因此也就可能避免财产没收。”由于认为没收未参与犯罪行为者财产的目的在于惩罚其对财产照管的疏忽，这实际也就相当于承认，如果财产所有者已经对其财产尽其合理照管义务而不存在疏忽过错，也就不能没收该财产。这也就为财产所有者以无辜性为由对抗民事没收提供了一种可能性。美国无辜所有者抗辩的立法依据以及主张无辜所有者抗辩事由的观点也是以此作为依据的。

（二）帕尔迈拉案：财产没收与财产所有者的无辜性无关阶段

根据1808年的佩斯奇案(Peisch v．Ware)，对于他人未经财产所有者同意或默许而将其财产用于犯罪行为的，不得加以没收。按当时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马歇尔(John Marshall)的说法，其原因在于，只有在财产没收可起到一种阻止财产被用于犯罪行为的效果时，该财产没收才是恰当的。⑩因此，美国无辜所有者抗辩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他人经财产所有者同意或默许取得该财产的占有，并用于犯罪行为时，该财产能否没收？对于该问题，该案附带意见认为，在财产所有者已经采取合理措施阻止违法使用其财产后，作为民事没收正当性基础的补偿与惩罚目标已不能消除该财产没收所带来的不公正。但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最早处理无辜所有者抗辩问题的1827年帕尔迈拉案( The Palmyra)中，却作出了相反的意见。在帕尔迈拉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根据有关财产没收法律，财产所有者是否有罪，并不是财产没收的先决条件。按大法官斯托利( Joseph Stor)的说法，“主要是财产在这里被认为是犯罪者，或者说犯罪行为主要归因于该财产”。联邦最高法院在此案中一方面承认作为财产所有者的帕尔迈拉船主具有不可谴责性，另一方面又认为根据财产有罪论，财产所有者是否有罪与财产是否应当没收并不具有相关性。

从这个案件来看，虽然美国在继受英国普通法时，明确表示不接受英国的赎罪奉献物制度，但却实际接受了该制度的财产有罪论，并以此论证没收无辜财产所有者财产的合理性。也正是由于实际接受了这种理论，美国建国后的财产没收法律，均一致地拒绝将财产所有者的无辜性作为一种抗辩事由。直至20世纪70年代，仍无规定无辜所有者抗辩的法律。

（三）皮尔森游艇租赁公司案：美国无辜所有者抗辩徘徊于宪法门口阶段

如果财产所有者对财产被用于犯罪行为完全是无辜的，仍将该财产予以没收而未给予任何补偿，这种法律无疑不具有正当性，不符合美国联邦宪法第五、第十四修正案的要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也逐渐认识到这一点，并在一系列案件中隐约表达了这种反思与担忧。如1921年戈德斯密斯案( Goldsmith v．United States)，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一方面认为，联邦法律没收无辜所有者财产意在对财产所有者施加一种协助预防犯罪的责任，而财产所有者对其财产被用于犯罪行为存在一种疏忽，并宣称这种做法“已经在有关惩罚与补偿的法律领域取得了根深蒂固的地位而难以被替代”；另一方面又承认，对于财产有罪论是否适用于没收无辜所有者的财产，他们持一种保留态度。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虽然宣称对财产有罪论能否适用于没收无辜所有者的财产持一种保留态度，但仍然没有打破惯例的勇气，在是否应当将无辜所有者抗辩作为一种宪法权利问题上徘徊不定。1974年皮尔森游艇租赁公司案( Calero-Toledo v．Pearson Yacht Leasing CO.)最能体现这一点，正因为如此，该案也是最具有争议的案例，不管是无辜所有者抗辩事由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他们的一个重要依据均是该案。在该案中，皮尔森游艇租赁公司将一艘游艇租赁给一个波多黎各居民，后来因在游艇上发现大麻而被扣押。皮尔森游艇租赁公司以未参与犯罪行为且不知情为由提出异议。联邦最高法院在该案重申：无辜性不能成为抗辩民事没收的理由，理由是该公司自愿将游艇租借给他人，而且无证据证明其采取合理措施阻止他人违法使用该财产。从该案的裁决内容来看，虽对无辜所有者抗辩事由的合理与否并未明确表态，但大法官布伦南(William J．Brennan)在该案的附带意见却对该问题具有重大影响。附带意见认为，财产有罪论虽然很苛刻，但有利于防止进一步将此财产作为违法犯罪工具，且能促使财产所有者在转移财产占有时极尽关照义务。由于财产没收实际是惩罚财产所有者的疏忽，该附带意见还认为，如果财产是他人未经财产所有者同意或默许拿走的，没收该财产就很难符合宪法要求；同理，如果财产所有者能证明其对犯罪行为不仅未参与、不知情，而且还采取了当时所可能的合理措施阻止违法使用其财产的，没收该财产就很难说符合法律目的而具有公正性。这实际暗示，如果财产是未经财产所有者同意拿走，或者财产所有者不知情且已经采取合理措施阻止违法使用其财产的，财产所有者就可以无辜性为由针对民事没收提出一种宪法性的抗辩。

在美国联邦财产没收范围不断扩大，除违禁品或犯罪工具外，一些平时用于合法行为的财产，如汽车、房产等也可以没收的背景下，皮尔森案的附带意见无疑具有合理性。正是由于联邦最高法院在皮尔森案的这种倾向性态度，立法机关自1978年后逐渐不管通过什么财产没收法律，一般都对无辜所有者作了相应的保护。

皮尔森案附带意见认为没收未参与犯罪行为者的财产是对其疏忽的惩罚，1993年奥斯丁案(Austin v．United States)终止了长期以来民事没收是否具有惩罚功能的争议，明确认为民事没收至少具有一部分惩罚功能，历史发展至此，有条件地承认无辜所有者抗辩事由的宪法性，应当是必然结果：既然对被他人用于犯罪行为的财产进行民事没收，实际是对财产所有者将财产转移他人占有时缺乏应有谨慎的惩罚，以促使财产所有者在转移财产占有时，应当采取合理措施避免该财产成为他人的犯罪工具或便利犯罪物，那么财产所有者如果未同意或默许他人使用自己的财产，或者虽然允许他人使用自己的财产，但对他人违法使用自己财产不知情，并且采取了当时所可能的合理措施避免或阻止他人使用该财产进行犯罪的，由于财产所有者已经尽了应有谨慎义务，以财产没收方式对其进行惩罚并不能达到促使其谨慎转移财产占有的立法目的，因而就不能对该财产进行民事没收。但历史并未按此逻辑发展下去，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3年后本尼斯案( State v．Bennis)中明确否定了无辜性抗辩是一种宪法权利的主张。

（四）本尼斯案：无辜性作为财产所有者宪法性辩护的否定

在1996年的本尼斯案中，蒂娜·本尼斯与丈夫共有一辆家用汽车，1988年10月3日，警察发现蒂娜·本尼斯丈夫利用该汽车嫖妓，为此以伤风败俗罪起诉其丈夫，并申请将该汽车作为公害物予以没收，蒂娜·本尼斯提出异议。联邦最高法院以5：4的微弱多数意见裁决认为，蒂娜·本尼斯虽然对违法使用该汽车不知情，而且也不同意，但联邦最高法院长期以来的、具有连贯性的裁决意见均认为，不管财产所有者对他人使用其财产进行违法行为是否知情，均可将此财产予以没收而不违反联邦宪法。对于蒂娜·本尼斯以皮尔森案大法官布伦南的附带意见作为依据提出的抗辩，多数意见认为，大法官布伦南的意见仅仅是附带意见，法庭应当关注的是该案的正式裁决，不是附带意见，而该案的正式裁决是：“出租人在出租游艇中财产权益可以没收，即使其未参与承租人的违法行为，也不知道该财产被用于违法行为”，因此该案不能视为对联邦最高法院此前系列判决意见的修正。

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有关没收无辜所有者财产的案例来看，虽然都讨论了财产所有者的无辜性，但从财产所有者与违法使用者的关系来看，这种无辜性存在程度差别：无辜性最轻的是财产所有者仅仅未参与犯罪行为；其次是财产所有者既未参与，也未同意或默许他人违法使用其财产；再次是财产所有者除具备前两种情形外，还对他人使用其财产从事犯罪行为不知情；无辜性程度最高的是，财产所有者既未参与犯罪行为，也未知道他人使用其财产从事犯罪行为，而且还积极采取合理措施避免财产成为他人的犯罪工具或便利犯罪物。在本尼斯案之前，联邦最高法院处理的实际只有前三种无辜性的案件，而本尼斯案面对的是无辜性程度最高的案件。从这点来看，本尼斯案面对的是一个新问题，此前案例并不能为其裁决提供正当性依据，本尼斯案也并不是简单地遵循先例的结果，而是提出了一个新原则：即使财产所有者证明自己是完全无辜的，既未参与犯罪行为，也不知情，而且还采取了合理措施避免财产成为他人的犯罪工具或便利犯罪物，也不受联邦宪法第五修正案与第十四修正案的保护，可对该财产进行民事没收，这无异于对财产所有者完全关上了以无辜性作为对抗民事没收的宪法性理由的大门。

（五）《2000年民事没收改革法》：美国联邦法律无辜所有者抗辩的统一

虽然1996年本尼斯案否定了财产所有者将无辜性作为对抗民事没收的宪法性理由的可能性，但它并不禁止联邦与各州在制定法中规定无辜所有者抗辩条款，只是这种抗辩并不具有一致性。在联邦法律层面，1978年后制定的财产没收法律均规定了无辜性抗辩，但存在诸多不统一：一是各联邦法律不仅在用词与适用范围方面存在模糊性，而且不同犯罪之间也存在不一致性；二是很多1978年以前的联邦没收法律没有规定无辜所有者抗辩，导致某些无辜财产所有者的财产权仍然得不到应有保护。

为解决上述问题，对无辜财产所有者给予统一保护，美国国会通过的《2000年联邦民事没收改革法》，对美国联邦法律的无辜所有者抗辩进行了统一，将无辜财产所有者分为犯罪前取得财产的无辜所有者与犯罪后取得财产的无辜所有者两种，并对这两种无辜所有者抗辩的成立条件进行了具体规定。根据该法，除该法有明确规定以及违禁品与违法持有物品不得主张权利外，无辜所有者的财产利益不管是在何种民事没收中都不得加以没收或应当加以补偿。换言之，不管此前财产没收法律有无规定无辜所有者抗辩，都赋予无辜所有者抗辩权；也不管此前法律是如何规定的，均以该法规定的无辜所有者抗辩作为依据。

三、美国无辜所有者抗辩的现状与争议

（一）美国无辜所有者抗辩的现状

根据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例，美国无辜所有者抗辩并非宪法性辩护理由，而只是美国联邦法律与各州法律规定的辩护理由。虽然《2000年联邦民事没收改革法》统一了美国联邦民事没收的无辜所有者抗辩，但由于美国联邦法律对各州并无约束力，无辜所有者抗辩在美国呈现一种美国联邦与各州以及州与州之间各不相同的局面。比如，阿拉巴马州规定，无辜所有者抗辩分不动产抗辩与动产抗辩两种，前者是指政府无证据证明财产所有者知道或同意他人使用其财产从事毒品犯罪行为；后者是指财产所有者有证据证明其不知道或不同意他人使用其财产从事毒品犯罪行为或者有证据证明其不可能通过合理谨慎义务而知道他人使用其财产从事犯罪行为。佐治亚州则规定，如果财产所有者能够证明以下事项，就不能没收其财产：一是其对导致财产没收的犯罪行为无法律责任；二是其不同意使用其财产从事犯罪行为；三是其对已经发生的犯罪行为或即将发生的犯罪行为不知情，或不可能应当知情。佛罗里达州规定，除非政府能证明财产所有者对于使用其财产的犯罪行为知情，或者通过合理探寻，应当知道该犯罪行为，否则就不能没收该财产（不动产）。由于这种不一致性，在此仅介绍美国联邦的无辜所有者抗辩。

根据美国《2000年联邦民事没收改革法》，无辜所有者抗辩可以分为善意所有者（犯罪前取得财产的无辜所有者）抗辩与善意受让者（犯罪后取得财产的无辜所有者）抗辩。其中，财产所有者是指针对拟没收财产存在财产权益的出租人、留置权人、抵押权人、有登记的担保权益人( recorded security interest)与合法转让的所有权益人(valid assignment of an ownership interest)，但不包括以下三种人：一是仅仅在他人动产或不动产存在一般的未受担保利益的人；二是受托人( bailee)，除非委托人可确定，且受托人能够证明对扣押财产存在合法利益；三是对争议财产未有支配或控制权的被指定人。

善意所有者抗辩是指财产所有者在拟没收财产上的财产利益在犯罪行为发生之时就已存在的抗辩。该抗辩的成立条件是无辜所有者对导致财产没收的犯罪行为不知情，或者虽然知情，但已经采取了当时所可能的合理措施阻止使用该财产进行犯罪行为。如何确定财产所有者对他人违法使用其财产存在知情，美国联邦法院总体上有实际知情说与应当知情说两种不同观点，实际知情说要求财产所有者实际知道他人违法使用其财产，而应当知情说则只要求财产所有者按当时情况应当知道他人违法使用其财产。由于这两种观点都将“放任”( willful blindness)视为知情，它们实际并无多大区别。争议在于如何确定“放任”，对此有主观标准说与客观标准说两种观点。客观标准说是联邦第十一巡回法庭根据皮尔森案的“所有合理措施标准”( all reasonable steps test)所确立的一种标准。根据该标准，一个人如果未履行合理关照义务以确保其财产不被用于犯罪行为，就属于放任。主观标准说是联邦第三巡回法庭所确立的一种标准。根据该标准，如果一个人私下知道其财产有被违法使用的高度可能性，并且不采取积极措施进行检查的，就是放任。一般来说，客观标准比主观标准更有利于政府，因为主观标准要求政府提出能证明财产所有者知道可疑情况的证据，而客观标准只要证明一个理智的人在当时的情况下应当知情即可。至于何为合理措施，一般认为它是指财产所有者在导致财产没收的犯罪行为即将发生或已经发生后及时报告有关行政执法机关，并且及时采取措施取消或努力取消犯罪行为人使用该财产的许可，或者采取合理行动，同执法机关一起阻止违法使用该财产。但是，不能要求财产所有者采取有可能导致犯罪行为人以外的其他人人身危险的措施。

善意受让者抗辩是指财产所有者在拟没收财产上的财产利益是在犯罪行为发生之后才存在的抗辩。该抗辩的成立条件是：一是财产所有者是善意的等价购买者或出卖者；二是财产所有者不知道，同时也无合理由知道争议财产属于拟没收财产。作为善意受让者，财产所有者一般应当通过对价获得财产利益，如果获得财产利益而未支付相应对价，不能作为善意受让者。但是，符合下列条件的除外：一是该财产是财产所有者的主要居所；二是没收该财产将会导致财产所有者及其他共同居住人丧失合理居所，法院可以根据合理居所标准对此类不动产的价值进行限制；三是该财产不是犯罪收益，同时也不是可追溯至犯罪收益的财产；四是该财产利益是通过结婚、离婚或者法定分割获得的，或者财产所有者是已死亡财产所有人的配偶或者继承人。但适用该对价例外，需要注意：一是这些要求是相互联系的，财产所有者必须证明所有要求；二是仅仅适用于以涉案财产作为主要居所的财产所有者，对于其他财产，不适用此例外；三是必须是没收可能导致财产所有者无其他居所，其目的在于避免犯罪行为人的配偶或子女无家可归；四是仅仅在该财产属于便利犯罪物时才适用，如果该财产是犯罪收益或可追溯于犯罪收益的财产，不适用此例外；五是该例外只适用于那种因为财产所有人死亡所导致的财产转移，或因为结婚、离婚或分家所导致的财产转移，作为赠品、托管转移的财产，不适用此例外。

在程序上，财产所有者在执法机关对拟没收财产采取扣押、审前财产限制等财产保全措施时就可以提出异议。为此，执法机关以民事没收为目的对相关财产采取扣押、限制财产等保全措施，或直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时，就必须依法进行公告或直接向财产所有者送达书面通知。但是，财产所有者正式提出无辜所有者抗辩则只能在检察机关以拟没收财产为被告提起民事没收诉讼之后。在该民事没收诉讼中，一般先由检察机关以优势证据证明拟没收财产具有可没收性，即证明拟没收财产与犯罪行为具有实质联系( substantial connection)。这种证明，一般要求检察机关不仅要证明存在犯罪行为，而且还要证明拟没收财产来源于犯罪行为，或者是犯罪工具或者是便利犯罪物。根据该法，政府证明拟没收财产与犯罪行为之间存在实际联系的证明标准是优势证据标准。如果检察机关履行了证明责任，财产所有者要避免该财产被没收，就必须以优势证据证明存在上述两种抗辩之一。一旦财产所有者证明履行了证明责任，法院就应当裁决解除财产保全措施，并将该财产返还给无辜所有者。一般来说，对于善意所有者抗辩，财产所有者需要证明以下三方面的事实：一是财产所有者根据州财产法律，在争议财产中存在合法利益；二是财产所有者对争议财产具有支配权或控制权；三是证明其不知道存在违法行为，或者其已经采取合理措施阻止违法使用其财产的行为。

（二）美国有关无辜所有者抗辩的争议

关于美国无辜所有者抗辩，目前存在不少争议，如该制度是否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否应当将检察机关证明拟没收财产具有可没收性的证明标准提高到明晰可信的标准。但目前最大争议在于是否应当将此抗辩事由作为一种宪法性抗辩事由。

首先是实务界对此问题存在分歧。联邦最高法院通过本尼斯案时，是以5比4的微弱多数通过的，这说明是否应当将无辜性作为一种宪法性抗辩事由，在联邦最高法院内部存在重大分歧。最有力的反对意见来自大法官斯蒂文斯(John Paul Stevens)、绍特(David Souter)与布雷耶(Stephen Breyer)等3人。反对意见认为，无论是从逻辑还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认为财产所有者的完全无辜不能对财产没收产生任何阻碍作用的观点是站不着脚的，这种观点有可能导致政府拥有仅仅因为犯罪发生于某个场所就没收巨额财产的无限制权力，进而给航空公司、旅店、体育场所以及运输公司等施加一种防止他人利用这些场所犯罪的高度谨慎义务。其理由是：一是以前案例表明，没收无辜公民的财产，必须是其对财产被违法使用存在疏忽。二是以前案例表明，对违禁品与便利犯罪物的没收是不同的，对前者，无论财产所有者是否无辜，都可以没收，而对于后者，只能是财产的主要用途在于犯罪时，才不管财产所有者是否无辜都可以没收；而且便利犯罪物的界定存在收缩趋势。三是基本正义禁止惩罚无辜之人，联邦最高法院先例确立了一个基本原则：所有没收裁决的正当性在于财产所有者对拟没收财产被违法使用存在过失，没收的目的在于惩罚这种过失。四是没收无辜公民的财产之所以在犯罪打击中具有重要作用，其正当性类似于人侵权中对委托人施加一种替代责任：监管责任可以刺激监管人对其雇员进行更严格的监视，财产没收风险也可促使财产所有者在将财产交付他人使用时履行更大的注意义务，但在威慑作用不能发生效果时，就不能适用这种替代责任。

针对这些反对意见，多数意见的反驳理由是：一是联邦最高法院的先例并未因为犯罪工具的主要用途不同而在正当程序条款的适用上存在差异，因而不能以汽车不同于违禁品而在正当程序要求上有所不同。二是民事没收除惩罚目的外，还有一种威慑目的，即通过阻止进一步违法使用该财产与施加一种经济制裁使违法行为不具有获利性，可以预防该财产的违法使用。针对反对意见以奥斯丁案为依据提出的反对主张，多数意见认为，虽然奥斯丁案对1921年戈德斯密斯案评述道：“最高法院对财产有罪论是否适用于没收一个真正无辜公民的财产明确表示持保留意见”，但该评述是错误的，因为该案仅仅就财产有罪论是否扩及盗窃所得或未经财产所有者默许或同意取走的财产持有保留意见。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情形：一个是未经同意使用的情形，而另一种是经同意使用，但所有者不知他人用于违法行为的情形。对于反对意见引用1808年佩斯奇案所说的“没收只能在没收可以起到预防作用时才可适用”，将1921年戈德斯密斯案的保留意见扩大化为一般原则的意见，多数意见认为这是不对的，因为这两个案件面对的问题不同于本尼斯案。

其次是理论界对此存在争议。本尼斯案一出来，就引起学界的诸多争论。有人认为，该案未从宪法高度赋予财产所有者无辜性辩护权，违反了联邦宪法第十四修正案规定的正当程序，在没收无辜公民的财产时应当体现侵权法的基本原则，应当适用比例性原则，平衡各种利益结构。其理由是：首先是皮尔森案已经表明，对无辜公民的财产进行没收，有可能引起宪法性问题，该案所表达的政府对无辜公民进行惩罚不具有正当性的观点是美国法律传统不证自明的公理；其次是奥斯丁案表明，民事没收具有惩罚性，正当程序禁止法律不顾财产所有者的无辜性，仅仅因为财产被他人违法使用而加以没收；再次是联邦最高法院在1976年马休斯案（Mathews v．Eldridge）提出了检验是否违反正当程序的三维标准：一是官方行为所影响的私人利益种类；二是通过这种程序错误剥夺利益的风险大小，以及采取额外保障措施所可能产生的成本；三是采取额外程序所可能给政府施加的影响与负担的大小。根据该三维标准，应当赋予财产所有者无辜性辩护权。①还有人认为，虽然本尼斯案的裁决是以“长期而连续的先例说明无辜性并不影响没收无辜所有者财产的合宪性”为由的，但正是这种“长期而连续的先例”的论证中隐含了这样的观点：公民的无辜性实际可以为其提供一种免受政府惩罚的宪法保障，因为这些先例实际均将财产所有者区分为虽然未参与犯罪但存在过失与没有过失的真正无辜两种情况，对于没有过失的真正无辜所有者的财产进行没收持一种保留态度，因而现在应当是给无辜所有者予以宪法保护的时候了。但也有人认为，在联邦最高法院倾向保守、毒品犯罪居高不下的背景下，本尼斯案的出现并不奇怪，而且为了赋予政府使用民事没收的权力，在民事没收继续适用严格责任也是必要的。

从问题来源来看，争议问题实际是指法律没有规定无辜所有者抗辩时，财产所有者能否以无辜性作为抗辩理由；如果答案是否定的，有关没收裁决是否违反联邦宪法第五修正案与第十四修正案。由于《2000年联邦民事没收改革法》统一了联邦民事没收的无辜所有者抗辩，目前该问题的焦点在于各州财产没收法律没有规定无辜所有者抗辩时，否定财产所有者的无辜性抗辩是否违反联邦宪法第十四修正案。根据该修正案，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同时根据联邦最高法院的相关案例，辩护权是正当法律程序的基本要求之一。为此，该问题的实质在于，没收无辜所有者的财产是否构成一种财产剥夺。由于财产剥夺只能作为一种惩罚措施出现，该问题实际也就是一个没收无辜所有者的财产是否属于一种惩罚的问题。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否定无辜所有者抗辩就违反正当程序；否则就未违反正当程序。

没收无辜所有者的财产是否具有惩罚性．早在1808年佩斯奇案就已有所涉及，当时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马歇尔就曾认为，联邦最高法院同意这种观点：需要以没收财产惩罚财产所有者来消除的行为，必须是取得财产所有者同意或默许的行为，或者是财产所有者所雇佣或委托之人的行为，因为法律不能被理解为仅仅因为财产所有者不能控制的陌生人的行为而没收该财产所有者的财产。在1993年奥斯丁案，虽然联邦最高法院没有明确表示没收无辜所有者的财产具有惩罚性，而只是说民事没收至少部分具有惩罚功能，即民事没收除了具有惩罚功能外，还具有补偿功能，但从民事没收对象来看，具有补偿功能的是对犯罪收益的民事没收，而被没收的无辜所有者的财产大部分是非违禁品的犯罪工具或便利犯罪物，对这些财产进行没收，明显是基于惩罚功能，而非补偿功能。惩罚的目的在于预防，之所以没收未参与犯罪者的财产，目的在于预防财产所有者不负责任地将财产交给或默许犯罪行为人使用。为此，财产所有者在其财产被他人用于犯罪行为时应当存在过错，这是财产没收的前提条件。对于这一点，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本尼斯案前的许多案例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都认为没收未参与犯罪者的财产，并不是该财产本身有罪，而是财产所有者将财产交付犯罪行为人时存在疏忽的过错。在财产所有者完全无辜的情况下，如果不允许其以无辜性作为抗辩，显然不符合基本正义。而且预防犯罪行为，国家应当承担主要职责，如果否定无辜所有者抗辩，就相当于对财产所有者施加了一种其不可能完成的谨慎义务，完全有可能导致斯蒂文森大法官所说的仅仅因为有人在游船上贩毒而没收该游船的不公正结果。

综上，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一方面否定了财产有罪论，承认没收无辜所有者财产具有惩罚功能，另一方面又完全否定无辜所有者抗辩的宪法性，确实像一些美国学者所说的，无论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逻辑的角度来看，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此问题上的做法是不恰当的，违反了正当程序要求。

四、对完善我国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利害关系人的抗辩事由及其证明的启示意义

从美国无辜所有者抗辩的产生根源来看，主要在于美国民事没收对象范围很广，可以没收未参与犯罪行为者的财产，该制度的目的在于保障这些人的财产权。虽然我国只能没收犯罪收益、犯罪行为人本人所有的犯罪工具与违禁品，不可没收未参与犯罪行为者的合法财产，不存在美国无辜所有者抗辩旨在解决的问题，但该制度对完善我国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利害关系人抗辩事由与证明均具有启示意义。

（一）对完善利害关系人抗辩事由的启示意义

我国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利害关系人可以何种事由抗辩检察机关的没收申请，刑事诉讼法未作具体规定，只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513条有所规定。根据该条规定，利害关系人的抗辩事由是对申请没收的财产存在财产所有权。由于立法缺乏明确规定，学界对此问题存在不同观点。有人认为，利害关系人可提出的抗辩事由不限于财产所有权，还应当包括债权；也不限于财产权益，如果利害关系人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近亲属，还可以代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向法庭说明申请没收财产的来源合法，解释行为是否属于犯罪行为等。还有观点认为，利害关系人可提出善意取得的抗辩事由。

笔者认为，结合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借鉴美国无辜所有者抗辩制度，应当明确规定我国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利害关系人可提出两种抗辩事由：

一是事前存在合法财产权益的抗辩事由。所谓事前存在合法权益的抗辩事由，是指在引起涉案财产没收争议的犯罪行为发生之前，利害关系人对该争议财产就已存在合法权益。这种合法权益不应当超出财产权益范围，但也不应当限制于财产所有权。首先，这种合法权益只能是财产权益。那些认为利害关系人可提出非财产权益抗辩事由的观点很值得商榷。这一方面在于，最高法院上述司法解释第513条第2款只要求近亲属利害关系人提供能证明近亲属关系的证据材料，而未要求提出证明所有权的材料，并不等于承认近亲属利害关系人可提出无关财产权益的抗辩事由。司法解释之所以如此规定，那是因为近亲属之间往往在财产关系上相互交织，没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财产时很有可能会侵害其近亲属的财产权益，因而只需有近亲属关系的证据材料就可证明其对拟没收财产存在财产上的利害关系。关于这一点，上述司法解释第513条第3款也可说明。该款规定，近亲属利害关系人公告期满后才申请参加诉讼的，需要提供证明申请没收的财产系其所有的证据材料。如近亲属利害关系人可提出非财产权利的抗辩事由，司法解释在此就不应当作如此限制。另一方面，诉讼是为公民提供权利救济的一种平台，如果不是证人、法定人、诉讼人或辩护人，该公民只有在诉讼结果对其有直接利害关系，或者说其有诉的利益时，才有权参加诉讼。在没收诉讼中，虽然法院需要查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实施了相关犯罪且无法到案，拟没收财产是否应当追缴，但法院最后实际只就拟没收财产是否应当追缴作出具有法律效力的裁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有罪的问题并无最终裁决。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近亲属对拟没收财产不主张合法权益，而只是认为该财产来源合法而不应当没收，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由于其对没收诉讼结果不存在诉的利益，无权作为利害关系人参加诉讼。其次，这种合法权益还应当包括财产所有权以外的用益物权、担保物权等。理由在于，在现代社会，财产关系日趋复杂化，在同一财产上除了所有权外，还可能存在用益物权、担保物权等其他合法权益，因某一种权利主体涉嫌犯罪为由没收该财产，就可能直接侵害其他种权利主体的合法财产权益。至于债权则不宜作为抗辩事由，原因是对于一般债权人来说，他们还可以通过被告人的其他财产来受偿，涉案财产没收对他们实际只有间接的影响，而无直接利害关系。

该抗辩事由的成立应当具备四个条件：一是利害关系人必须未参与引起涉案财产没收的犯罪行为，如果利害关系人参与犯罪行为，只是因为某种原因未被定罪的，不能提出该抗辩事由；二是利害关系人主张的财产利益必须是合法取得的利益，只有合法权益才受法律保护；三是利害关系人抗辩的财产必须是检察机关申请没收的特定财产，如果是针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其他财产上存在合法权益，实际相当于一般债权，不能提出该抗辩事由；四是时间上，利害关系人在拟没收财产上存在的利益必须先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如果该利益的存在晚于犯罪行为，只能考虑提出善意取得抗辩事由。

二是有条件善意取得的抗辩事由。从美国无辜所有者抗辩的适用对象来看，有相当部分是犯罪后受让的赃款赃物。对于这部分涉案财产，受让人只要能证明是通过对价获得的，且获得之时不知道，也无合理理由应当知道该涉案财产属于应当没收的财产，就可作为善意取得之财产免予没收。可以说，美国联邦法律对赃款赃物实际是部分承认善意取得制度，而非完全否定善意取得制度，即对于国家应当没收之赃款赃物可适用善意取得制度，而对于应当返还被害人之赃款赃物则不完全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在我国，赃款赃物能否善意取得的问题，也许是有关财产的最复杂的问题之一。对此问题，学界长期争议不断，肯定者有之，否定者有之，有条件肯定者亦有之；立法机关对此问题则采取了有意的、也是不妥当的回避态度；司法实务界对此问题虽有反复，但从目前来看，总体上采取了有条件的肯定态度。如根据2011年“两高”《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与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的规定，在刑事审判与执行中，对于应当没收上缴国库的涉案财产，如果案外第三人属于善意取得的，就不再追缴，这实际相当于承认对那些应当没收上缴国库的赃物可适用善意取得。为此，笔者认为，在立法机关未修改物权法完全肯定赃款赃物的善意取得之前，应当借鉴美国善意受让者抗辩事由，肯定司法实践的一些做法，有条件地允许利害关系人提出善意取得抗辩事由：对于那些应当没收上缴国库的涉案财产，利害关系人可提出善意取得的抗辩事由；而对于那些应当返还被害人的涉案财产，利害关系人不能提出善意取得的抗辩事由。

（二）对完善利害关系人抗辩事由证明的启示意义

在我国，对于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中利害关系人的抗辩事由应当由谁承担证明责任，证明标准为何，刑事诉讼法与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均缺乏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535条虽然规定“人民法院对没收违法所得的申请进行审理，人民检察院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但对于该“举证责任”是否也针对利害关系人的抗辩事由，未有明确规定。目前学界的一般观点是认为，应当借鉴美国无辜所有者抗辩事由的证明，规定由利害关系人就抗辩事由是否成立承担证明责任，证明标准为民事诉讼的优势证据标准。

笔者认为，美国无辜所有者抗辩事由的证明虽然对我国完善利害关系人抗辩事由的证明具有借鉴意义，但应当注意到它的适用背景之一是美国民事没收可没收案外第三人所有的财产，因而检察机关只要能证明财产与犯罪行为存在实质联系，就可没收该财产，而案外第三人要避免这种没收，不仅要证明财产属于自己的合法财产，还得证明其对财产被用于犯罪行为具有无辜性。相反，按我国刑法规定，我国不能没收案外第三人的财产，即使该财产属于犯罪工具，因而检察机关要以犯罪工具为由没收涉案财产，不仅要证明犯罪行为的发生，涉案财产属于犯罪工具，而且还要证明该涉案财产属于犯罪行为人的财产，而利害关系人要避免财产没收，只需要证明财产属于自己的合法财产。为此，如果利害关系人提出的抗辩事由是申请没收财产本来就属于自己的，而不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此抗辩事由实际只是否定检察机关的事实主张，属于消极性事实主张，不应当由利害关系人承担证明责任。鉴于此，笔者认为应当区别不同具体抗辩事由，分别由检察机关与利害关系人承担证明责任。

一是对于事前存在合法权益的抗辩事由。应当分为两种情形：第一种情形是利害关系人主张申请没收财产本就属于其合法财产。如前所述，这种抗辩事由应当由检察机关承担证明责任。第二种情形是利害关系人主张拟没收财产系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犯罪前转让给其的合法财产，或者因为某种法律行为，利害关系人在此财产上存在某种合法权益，如抵押权等。在这种情形中，利害关系人实际是主张拟没收财产的权属发生了变动或财产关系发生了变化，这种事实主张属于积极性事实主张，应当由利害关系人承担财产权属变动或财产关系发生变化的证明责任。

二是对于有条件的善意取得抗辩事由。在利害关系人参加诉讼后，违法所得没收诉讼实际成为没收之诉与利害关系人参与之诉的合并，没收之诉解决涉案财产是否应当没收问题，属于一种刑事诉讼，而利害关系人参与之诉解决拟没收财产是否属于利害关系人的合法财产问题，属于一种民事诉讼。利害关系人是否符合善意取得之要件自然应当按民事诉讼规则分配证明责任。在民法学界，关于民事诉讼中应当由谁承担善意取得的证明责任，有不同观点，多数学者主张推定受让人善意，由主张恶意者承担证明责任，有的则主张由受让人承担证明责任。在刑事诉讼法学界，一般是主张由利害关系人承担证明责任。由受让人证明自己出于善意，虽然确实存在一定难度，但如果借鉴美国无辜所有者抗辩，将善意取得要件简化为两个条件，即通过相当于市场价格的对价获得该财产，且在当时的客观环境下一般人不可能知道该财产属于涉案财产，善意取得要件也不是很难证明的。因此本文认为应当由利害关系人承担善意取得抗辩事由成立的证明责任。

没收财产篇6

论文摘要：财产刑是以剥夺罪犯财产利益为内容的刑罚方法。我国《刑法》规定的财产刑包含罚金刑和没收财产刑，在刑罚地位上属于附加刑。财产刑的执行是指人民法院向行为人追缴一定的罚金或者强行没收行为人财产的刑事法律活动。通过对1997年修订《刑法》进行统计，整部《刑法》涉及财产刑的规定共有257处，其中规定：并处罚金有113处，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有40处，可以并处罚金有1处，可以单处罚金有9处，对单位判处罚金有55处，并处没收财产有33处，可以并处没收财产6处。统计表明，立法机关重视财产刑在刑罚中的具体运用，意图通过加大对犯罪分子的经济制裁，剥夺犯罪分子再次实施犯罪的资本，以遏制我国当前经济犯罪日趋严峻的现状。

一、财产刑的执行机构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罚金、没收财产刑由人民法院执行。但是，人民法院内部对财产刑归口哪个部门执行认识不统一，导致执行机构不明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规定，执行机构负责执行下列生效判决文书：“人民法院民事、行政判决、裁定、调解书，民事制裁决定、支付令，以及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裁定、调解书”。司法实践中，执行庭往往以该规定为依据，认为执行庭只执行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裁定、调解书中的财产判决，对于其他涉及财产内容的刑事判决均不属于执行庭执行范畴，故对于刑事审判庭移送执行的财产刑不予接收。对于财产刑，有的由刑事审判庭执行，有的由执行庭执行，执行机构混乱。由于执行机构不明确，在执行庭不执行财产刑的情况下，而刑事审判庭作为审判业务许，审理刑事案件尚且自顾不暇，又缺乏相应的执行条件和经验，单靠刑事审判庭的力量显然难以有效地执行财产刑，从而导致大量财产刑不能得到执行。

为了加强执行财产刑工作的力度，改变目前财产刑执行混乱、执行不力的现状，人民法院必须统一认识，明确专门执行机构，由执行庭统一办理人民法院的执行事项。

首先，由执行庭执行财产有法律依据。《刑事诉讼法》第219条、第220条规定“财产刑由人民法院执行”。《人民法院组织法》第41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法院设执行员，办理民事案件判决和裁定的执行事项，办理刑事案件判决和裁定中关于财产部分的执行事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1条关于执行机构的职责规定：人民法院根据需要，依据有关法律的规定，设立执行机构，专门负责执行工作。上述规定已明确人民法院的执行机构专门负责执行工作，而财产刑的执行属于执行工作的一部分，因此，由执行庭执行财产刑是有充分的法律依据。

其次，由执行庭执行刑事财产刑符合审执分享的司法体制改革程序性的设计。审判权与执行权分属两种性质不同的权力，从程序上应由不同的职能部门行使，可以起到互相监督的作用，否则容易导致权力的滥用。作为刑事审判庭，在审理刑事案件的同时又执行自身审判案件的财产刑，将审判职能与执行职能合二为一，这种情形与最高人民法院司法体制改革中提出的审执分离的精神北道而驰。

再者，由执行庭统一执行财产刑，有利于执行资源的优化组合。执行工作是一项专门的工作，执行庭作为人民法院专门的执行机构，有符合执行条件的人员，有丰富的执行经验，而这些是刑理审判庭所不具备的。具体到个案，如到银行查询、冻结、扣划存款，需要有执行证，否则银行就不让查询、冻结、扣划；如对房产的处理，需要查询是否抵押，还得析产、评估、拍卖等，这一系列工作在执行庭可以统筹案件。由执行庭统一执行财产刑能够充分发挥其执行职能，优化资源配置，避免资源浪费。

财产刑交由执行庭执行符合法律的规定，也可加大财产刑的执行力度。现笔者所在基层人民法院的刑事财产刑均由执行庭执行，自2004年至2010年，共有刑事财产刑执行案件45件，其中移送执行4件，委托执行41件，刑事财产刑执行案件中涉及罚金刑执行案件43件，涉及没收财产刑执行案件2件。

二、财产刑的执行

（一）罚金刑的执行

罚金是指人民法院判处犯罪分子向国家缴纳一定数额金钱的刑罚方法。根据《刑法》第53条规定，罚金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一次或者分期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对于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缴。如果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缴纳确实有困难的，可以酌情减少或者免除。《刑事诉讼法》第219条规定，被判处罚金的罪犯，期满不缴纳的，人民法院应当强制缴纳；如果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缴纳确实有困难的，可以裁定减少或者免除。

1、罚金刑的提起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08条规定：判决和裁定在发生法律效力后执行。该规定同样适用于罚金刑的执行。罚金判决生效后，由作出罚金判决的刑事审判庭制作移送执行通知书，连同生效的判决书、裁定书一并移送执行庭开始执行。

2、罚金刑的执行。执行庭在接到刑事审判庭移送的罚金刑执行通知书后，应审查罚金刑的各类并造册。对于犯罪分子的财产有扣押在案的，可直接将扣押在案的财产折抵罚金 ；对于犯罪分子的财产没有扣押在案的，应该制作强制执行罚金通知书，送达犯罪分子或者其财产的保管人，限期交纳罚金，在期限内没有交纳罚金的，可以强制执行；对于不能一次纳罚金的，可以分期交纳，并确定分期交纳罚金的方式；对于犯罪分子转移、隐瞒财产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有可供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缴。对于犯罪分子确实没有财产可供执行的，应裁定中止执行，待期刑满释放后再恢复执行。

3、罚金刑执行的减免。对于被判处罚金的犯罪分子，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缴纳确实有困难的，可以裁定减少或者免除。这里的“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缴纳确实有困难的”，主要是指因遭受火灾、水灾、地震等灾祸而丧失财产；罪犯因重病、伤残等而丧失劳动能力，或者需要罪犯抚养的近亲属患有重病，需支付巨额医药费等，确实没有财产可供执行的情形，可以酌情减少或者免除罚金。对于具有上述事由的，由罪犯本人、亲属或者犯罪单位向负责执行的人民法院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人民法院审查以后，根据实际情况，裁定减少或者免除应当缴纳的罚金数额。

4、罚金刑执行的变通。在罚金执行的过程中，犯罪分子确实没有交纳罚金能力应该如何处理？从法律规定上看，罚金刑的执行没有期限限制，也就是“任何时候”发现犯罪分子有可供执行的财产，人民法院均可以执行。对罚金的执行应设置一定的期限，否则就验证以体现出刑罚的时效性。对于犯罪分子不具有减免罚金情节，而又没有交纳罚金能力的，可以易科不剥夺自由的劳动改造。如在犯罪分子刑满翻译后的一段期限内，到指定的社区参加义务劳动，作为减免罚金的一种变通方式。

5、被害人具有先行获得赔偿的权利。《刑法》第36条规定：“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行为人，同时被判处罚金，其财产不足以全部支付的，或者被判处没收财产的，应当先承担对被害人的民事赔偿责任。”根据该条规定，人民法院在执行被执行人的罚金时，如果被执行人在被判处罚金刑的同时，还被判处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的，依法应当先行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该法条表明《刑法》重于保护被害人的经济损失，贯彻了保护弱势群体的立法思想，体现了《刑法》的人文关怀。

6、罚金刑执行终结。执行庭在罚金刑执行终结后，应制作执行终结通知书一式三份，记明执行情况、结果，并将该执行终结通知书一份送交刑事审判庭作为案件归档附卷，一份给被执行人，一份留执行庭备案。

（二）没收财产刑的执行

没收财产是将行为人个人所有财产的一部或者全部强制无浴室地划归国有的刑罚方法。

1、没收财产的对象只能是行为人个人所有的财产，且所没收财产应该是行为人判决之前的财产。对于判处没收财产的，应事先查清行为人的财产状况。如前所述，侦查部门在侦办案件时，应事先查明行为人的财产状况，检察在指控犯罪时，将行为人的财产的种类、数量、存放地点等制作清单随案移送人民法院。人民法院作出没收财产判决生效后，由刑事审判庭制作移送执行通知书，连同判决书、裁定书一并移送执行庭执行。

2、执行没收财产应当为其扶养的亲属保留必要的生活费用。根据《刑法》第59条规定：“没收财产是没收行为人个人所有财产的一部或者全部。没收全部财产的，应当对行为人个人及期扶养的家属保留必需的生活费用。在判处没收财产的时候，不得没收属于行为人家属所有或者应有的财产。”因此，在执行没收财产时，首先应查明行为人本人的财产以及与其家属共有财产的情况，进行析产；没收财产只能是行为人个人的财产，不能将其家属所有的财产也作为没收的对象，这体现了《刑法》罪责自负的原则。其次应考虑行为人的社会危害性及需要其抚养、扶养或者网关的亲属的实际情况，确定为其亲属保留必要的生活费用后，再予以执行，这也是体现《刑法》保护弱者、保障社会稳定的刑罚功能。

3、合法债务先行偿还原则。根据《刑法》第60条规定，没收财产以前行为人所负的正当债务，需要以没收的财产偿还的，经债权人请求，应当偿还。所谓没收财产以前行为人所负的正当债务，是指行为人在判决生效前所负他人的合法债务，对于非法债务不予保护。经由债权人依法向执行庭提出请求，执行庭再根据查明的情况，如果该债务确实是人民法院判处没收财产以前行为人所负的正当的、合法的债务，而非或为逃避处罚而转移的债务等情况的，应当先用行为人的财产偿还债权人的债务，剩下部分的财产再予以没收。

没收财产篇7

关键词：金融体系；农民；财产性收入

中图分类号：F12文献标识码：A

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要“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十二五规划纲要再次指出要“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然而目前我国农民人均财产性收入较低且来源单一，导致这一问题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我国农村金融体系滞后，因此要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就必须完善农村金融体系，为农民投资理财提供条件。

一、我国农民财产性收入现状

（一）农民财产性收入含义及构成。财产性收入一般是指通过财产使用权的出让而取得的收益，包括家庭拥有的动产（如银行存款、有价证券等）、不动产（如房屋、车辆、土地、收藏品等）所获得的收入。因此，农民财产性收入就是指农民家庭将所拥有的动产和不动产通过出租、分红和金融资产增值等方式所取得的收入，一般包括农村土地征用补偿收入、红利收入、租金收入、利息收入、股息收入以及特许权转让收入等。

（二）我国农民财产性收入的特点

1、农民人均财产性收入绝对数较低，占人均总收入比率较小。从表1可以看出，我国农民人均财产性收入呈逐年上升的态势，但是绝对数额仍较低，农民人均财产性收入最大的一年2009年也只有167.2元。同时，我国农民人均财产性收入占当年总收入的比重较小，都在3%以下，比重最大的一年2009年也只有2.3%，可见财产性收入在我国农民总收入中并不占有主要的地位。（表1）

2、农民人均财产性收入对总收入的贡献小。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农民的总收入在逐年提高，然而根据表1可见，我国农民财产性收入对总收入的贡献率都在5%以下，最大的一年2009年也只有4.6%，财产性收入对总收入的贡献率偏低。

3、农民财产性收入与城镇居民相比有较大差距。从表2可以看出，我国农民人均财产性收入还不到城镇居民的一半，与城镇居民相比，还有较大差距。（表2）

4、农民财产性收入来源单一。财产性收入的来源有多种，包括利息、租金、股利等，而我国农民的财产性收入来源却主要是银行存款利息，来源渠道显得非常单一。其他财产性收入如股利、租金等则很少，甚至没有。

（三）提高我国农民财产性收入的意义

1、有助于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及富裕程度。由表1可以看出，目前我国农民收入主要是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很少。然而，工资性收入与经营性收入的增长对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的作用是有限的。这是因为工资与经营收入受经济发展水平、劳动力供求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一般不会快速、大幅度提高，只会适度提高。而财产性收入比例的上升对农村居民财富的积累和未来收入的增长产生的作用将更加明显。因此，富裕农民不仅要提高农民的经营收入和工资收入，更要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让农民拥有更多的财产性收入，是提升农民收入水平和富裕程度的重要途径。

2、有助于缩小城乡差距。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我国人民群众的收入在整体上有了显著提高。但同时由于多种原因，城乡收入差距也在不断地扩大，由表2可以看出，我国农民人均财产性收入不到城镇居民的一半，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安定。因此，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公平分配，就要增加农民收入，特别是农民的财产性收入。

3、有助于构建和谐社会。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表明，中等收入者是社会中最稳定的阶层，中等收入者比重越大，发展水平越高，整个社会就越和谐。因此，提高我国广大农民的财产性收入水平，有利于提高农民整体收入水平，使更多的农民成为中等收入者，促使社会更加和谐。

二、制约农民财产性收入增加的金融因素

（一）农村金融建设滞后

1、农村金融机构过少。金融机构主要有存款机构、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和其他金融机构等。目前，在我国农村，存款机构相对发达，主要有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邮政储蓄及农村信用合作社等，但其他金融机构，如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在农村几乎很少，特别是县级以下地区，基本上就没有。这就导致我国农民没有较好的投资途径，农村居民都选择把有限的钱放入银行，因而导致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几乎只有银行储蓄一种方式；而在城镇地区较为活跃的证券投资、基金投资等各种理财项目在农村几乎看不到。在一些偏远地区，由于金融机构过少，甚至还有一些农民将钱放在手里，根本没有任何财产性收入可言。

2、金融机构理财设备短缺。由于一般的理财产品都要依靠电子银行或网上银行进行宣传和办理，因此信息化显得尤为重要。而我国农村信息化的基础设施落后，电话和电视都没有完全普及，电脑、网络的使用率更低，导致农民自身很难有途径去了解和经营理财产品。而农村金融机构的电脑等设备都是放在柜台里，供业务人员专用的，农民不能使用，柜台外面几乎没有任何可供客户使用的电脑设备，这样农民便没有了通过金融机构获取投资理财知识的媒介。结果是农民虽有强烈的投资欲望，但却苦于缺乏理财知识及投资途径，因而只能选择银行储蓄等低回报的投资项目，对于其他金融理财产品很少涉足，这大大影响了广大农民的财产性收入。

（二）金融机构产品创新不足。从目前农村金融产品体系来看，农村金融产品与现阶段农民对金融产品的需求还存在着较大差距，难以满足农民日益多样化的投资需求。主要表现在：一是金融产品单一，目前农村的金融机构主要为农民提供存贷款服务，其他的理财产品很少甚至没有，投资渠道窄；二是理财产品没有针对性，目前农村金融产品与城镇相比没有区别，主要是国债、股票等，缺乏适合农民收入情况、知识情况、风险承担情况的产品；三是缺乏涵盖储蓄、保障、投资等多功能的复合型金融产品。

（三）金融机构缺乏高素质的针对农民的投资理财人员。由于目前农村的金融机构主要是提供存贷款服务，因此其业务人员主要是熟悉存贷款业务的工作人员，而理财人员几乎没有。一方面工作人员专业单一，缺乏综合理财知识和丰富的从业经验，对宏观经济政策、市场风险乃至产品认识不深刻，无法为客户提供理财服务；另一方面有些从业人员服务意识较差，特别是对广大农民，缺乏社会诚信，很难令农民信服。

三、金融支持农民财产性收入增加的对策

（一）完善农村金融体系

1、发展农村金融市场及金融机构。目前，农村的存贷款机构较为发达，而其他的证投资机构却几乎没有。可以通过两种途径建设农村证券市场：一是证券公司在农村设立分支机构。政府可以考虑提供一些优惠政策，使这些以盈利为目的的证券公司愿意进入农村，为农民进行证券投资提供条件和渠道；二是充分发挥目前存款机构的中介作用。通过存款机构农民投资理财，这样既可以方便农民，存款机构也可以增加中间业务收入。

在农村现有的存款机构中，邮政储蓄银行不失为一个理想的选择。它有自己独特的优势：一是规模优势。邮政储蓄银行拥有3.6万个营业网点，是国内网点数最多的金融机构，而且在县及县以下的农村网点占到了2/3以上，特别是在一些边远地区，邮政储蓄银行是当地居民唯一可获得金融服务的机构；二是品牌优势。邮政储蓄银行经过多年的发展，在农村拥有了较高的知名度，经积累了自己的品牌和信誉；三是区位优势。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和小城镇建设的兴起，城市边缘地带和农村将会产生许多新的金融需求，而覆盖城乡的邮政储蓄银行可以满足这种需求。因此，邮政储蓄银行等存贷款机构可以和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合作，建立业务联盟，由其为农民提供资金托管、代销理财产品等。

2、加强金融机构信息化建设。由于广大农民自己家里没有电脑网络等获取现财知识的工具，因此应该加大金融机构的信息化建设，金融机构应安排业务人员专用以外的电脑供其客户使用，使广大农民可以在金融机构接触理财产品，了解理财知识。同时，金融机构还应安排工作人员对农民使用电脑网络进行指导，解答农民关于投资理财的的问题。

（二）创新农村金融产品。除现有的股票、投资基金、国债等投资理财产品外，金融机构还应根据农民自身的特点开发一些起点低、便于操作、风险小的专门针对农村居民的投资理财产品。如以国家为发行主体，以国家信用为担保，向农村居民发行农业建设债券，例如大江大河治理、农村电网改造等工程；还可以开发农业产业投资基金，吸引农民投资；同时还可以考虑降低农民的投资门槛，如降低股票的每笔最小成交数，降低基金的每笔开户数等。总之，应该以获利较快、风险较小的渠道为基点，以个性化、差别化服务为核心，逐步扩大金融工具和衍生工具的开发。这样有利于拓宽农民理财渠道，让更多农民通过储蓄、证券、股票、基金、保险等获得股息、利息、分红，使广大农民财产性收入来源多元化。

（三）培养高素质的理财人员。金融机构应通过培训等方式培养高素质的针对农民的个人理财人员，这些理财人员应该熟悉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农业政策以及农民的收入结构、抗风险能力等，这样才能为农民推荐介绍适合他们的理财产品。同时，还要加强这些人员的执业道德培养，树立良好的服务理念，这样农民才会接受并认可这些理财人员。

（四）加强对农民理财知识的培训。针对我国农民自身投资理财知识缺乏的问题，金融机构应发挥其宣传指导作用，利用广播、传单、报刊、专题讲座等方式，宣传金融理财产品和使用经营知识，为农民投资理财答疑解惑，引导农民稳妥投资，降低投资风险。

（作者单位：湖南城市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林淋.现阶段我国农民财产性收入问题研究[D].南昌：南昌大学，2009.

[2]康书生，李灵丽.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的金融支持[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35.2.

没收财产篇8

关键词：财产税；功能；原因；改革方向

一、财产税的功能

（一）筹集财政收入职能

财产税是对纳税人的财产征税，财产的范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广，财产的价值一般也较为稳定，因此财产税丰富的税源和稳定的税基保证了财产税稳定的税收收入。财产税的征收主体一般是地方政府，以利于地方财政根据稳定的收入安排相应的支出。虽然随着商品税和所得税的发展，财产税筹集财政收入的功能不再像以前那么明显，在税收体系中的地位也显得很弱，但它仍然是各国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在有些发达国家财产税收入在全部财政收入中仍占有10%以上的比例，在许多国家和地区，财产税还是各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在我国也是不可或缺的。

（二）调节贫富差距职能

在以前，人们之间的贫富差距可能主要是收入之间的高低之分，而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收入已经不能说明一切了，今天的贫富差距更多的是持有财产之间的差距。收入之间的差距可以通过所得税予以调节，但所得税无法通过对财富存量课税而调节差距，而且还有大量的财富存量是通过继承、赠予等方式获得，因此财产税就当然地弥补了这一不足。并且财产税具有直接税的性质，税负不易发生转嫁，相比于所得税更能发挥调节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作用。

（三）调控房价职能

关于财产税中的房产税能否调控房价的问题意见不一，有赞成者也有反对者。赞成者认为房价之所以上涨过快是因为从事房产投机的人太多，从事房产投机的人太多是因为在中国没有房屋保有税，买房时可以不考虑保有的税收成本，因此征收了房产税就能增加购房者的保有税收成本从而减少投机，这样就能降低房价。反对者认为导致房价上涨的因素有很多，比如供求关系、市场格局和资本流动等都对房价有一定的影响，而且房产税能否影响房价也取决于许多因素，最终是导致房价下跌还是进一步上升都有可能。

二、我国现行财产税的功能发挥不足

（一）我国财产税的主要功能定位

这里对财产税的优化资源配置和调控房价功能暂不作讨论，主要分析财产税的筹集财政收入和调节收入差距的功能。高亚军（2006）认为，从税收的经济调节职能来看，财产税应该在促进收入公平分配和财富的公平分配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我国现在的贫富差距有目共睹，已经超出了合理的范围。所得税也能对财产发挥调节作用，但它是对流量进行调节，对资本利得还给予税收优惠，不能很好的调节财产转让中的收益。商品劳务税中除了消费税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调节作用外，没有能够发挥调节收入和财富分配功能的税种。而消费税的征税范围的有限使其调节功能受到限制。因此财产税应将其功能主要定位于经济调节方面，而后再考虑其财政收入分配等其他职能。

郝琳琳（2010）与其持不同的观点，她认为财产税对收入差距的调节作用是十分有限的，原因有两点。一是财产税在财政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较小，2007年以前从未超过5%，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例最高也仅为10%左右，无法承担起劫富济贫的重任。二是我国尚未开征遗产税。虽然在我国开征遗产税是必然的趋势，但由于相关财产认证、评估和保护制度的缺失，使开征遗产税的条件还不成熟，所以遗产税的缺失严重弱化了财产税的收入调节作用。

（二）限制财产税功能发挥的原因

我国现行财产税包括房产税、契税、车船税、土地增值税等税种，从税制要素来讲，无论在课税范围、课税基础还是税率方面都有不足之处，导致财产税没能充分发挥它的以上功能，整个税收体系和财产税设计本身的不完善等其它原因也制约着财产税功能的充分发挥。

丁芸（2013）在他的文章中总结到，现行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效果总体来说不明显的主要表现在：收入调节功能较强的税收在税收总额中所占比重过小、个人所得税等相关税种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比较微弱以及对低收入群体发挥保障作用的税种没有到位。这可以通过完善税制结构，增加直接税比重来调整，因为我国税制结构一直以间接税为主，间接税都有税负转嫁的特点，最终税负由消费者承担，间接税的累退性加大了收入差距，所以这样的税制结构制约了税收调控收入分配作用的发挥。直接税除了所得税还有财产税，财产税对财产存量征税，税基较宽，税源稳定且税负不易转嫁，因此可以通过合理的设计使富人多缴税，穷人不缴或少缴税。

朱为群等人（2012）在阐明财产税公平含义及其衡量标准的基础上，从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两个维度，对我国同类财产和不同类财产所承担的税收负担进行了分析。他们的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现行的财产税的公平性较弱。我国的财产税对不同的财产适用不同的税收政策，并以持有的财产种类、购买时间和用途等为计税依据，而不是以代表纳税能力或受益程度的财产价值为征收依据。房产税的计税基础是历史成本而不是现值，使财产税的征收额与经济发展不同步。这些都违背了税收的公平原则，也就影响到了财产税的收入和调节功能的充分发挥。

对于由财产税公平问题和获取信息水平而产生的财产税不能充分发挥收入和调节功能不只是体现在财产税上，对其他税种来说，同样也存在着是否实现了公平和获取了充足的信息等因素，而这两个因素之间也有一定的联系。对于房产税来说，如果很多房产不公开不透明，就会导致极大的税源流失，还会进一步加大收入差距。

三、总结

通过以上的介绍和分析，我们对财产税的功能以及影响其功能充分发挥的因素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首先我们应该肯定财产税的收入和调节功能，但是财产税也存在很多不足之处。财产税没有充分发挥主要功能的原因就是有些税种的税制要素的设计还不够合理和完善，例如课税基础还不够合理，房产税以房产原值和租金为税基已经不适应当前经济的发展，应该以现值为税基。因此，通过逐步完善财产税各税种的税制要素，并与其它税种相协调合理发展，并结合有效的财政手段，不断充分发挥财产税的各职能，是今后应该努力的改革方向。

参考文献：

[1] 高亚军，王银梅.财产税功能研究[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6（5）.

[2] 郝琳琳.财产税功能探析[J].法学杂志，2010（4）.

[3] 丁芸.强化税收对居民收入分配的调控功能[N].中国税务报，2013-3-20（5）.

[4] 朱为群，曾军平，董文秀.中国财产税的公平性分析[J].财政金融研究，2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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