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2-09 22:16:42
近几年来，随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在与西方文化的交汇和碰撞中，学术界关于是否存在普世价值的争论一时成为热点，辩之者说有，攻之者说无，壁垒分明。撇开其间的一些与政治有关的敏感问题不谈，从哲学上说，普世价值历来就是价值论的核心论题。
说起来，这是一场古老的争论。在价值论中，反对普世主义价值观的优势传统是价值相对主义。古希腊智者派的普罗塔戈拉就提出过“人是万物的尺度”的著名命题，开了相对主义价值观的先河。相对主义价值论最有代表性的导向是情感主义，可以上溯到休谟。在《人性论》中，休谟认为对恶与德的价值评价“不是单单建立在对象关系上，也不是被理性所察知的”，道德邪正的来源唯一的是“借它们所引起的某种印象或情绪”。在现代学者中，艾耶尔和斯蒂文森是情感主义价值论的主要代表。艾耶尔指出：“就它们不是科学的陈述来说，则价值陈述就不是在实际意义上有意义的陈述，而只是既不真又不假的情感的表达。”斯蒂文森认为相对主义价值论是一种元理论，它系统地使“好”“证明”具有了“被认为好”“被认为证明”的意义，所以评价取决于态度，而“态度是据以接受或反对某事的倾向，具有愿意或不愿意、赞成或不赞成、喜欢或不喜欢等特性”。而上世纪初叶，由于实用主义成为美国哲学的主流话语，以效用为标准的价值哲学盛极一时，而杜威通过大量论著系统发展了实用主义价值观，他的研究甚至被誉为价值哲学的“哥白尼革命”。杜威集中批判了终极价值或绝对价值：他把价值评价或价值判断作为价值哲学的核心问题，颠覆了事实与价值、手段与目的的二元划分（所谓价值哲学的两个教条），提出实验经验主义的价值论，主张根据具体情境确定价值评价标准，而以行为效果评定价值。
1909年，美国心理学家闵斯特伯格发表《永恒的价值》一书，挑战相对主义价值论。闵斯特伯格认为实用主义价值论的要害是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当然，有很多东西我们重视它们，因为你或是喜欢它们，或是因为它们对你的目的有用。但是，这些价值依赖于我们的特殊观点。一个东西对我可能有用，而对我的邻居却可能没有；它可能被我们的社会群体所欣然接受，却不被其他国家或其他时代所接受。……每个东西都似乎依赖于个人的观点，依赖于个人的需要。……简言之，我们所谓的价值似乎仅仅意味着个人的满足，随时代、国家、群体和个人而发生变化”。闵斯特伯格要问的是，在这种变化的价值取向中，有没有不变的永恒目的？在人言言殊的价值偏好中，有没有普遍的共同的倾向？作为实证科学家，他论证永恒价值的基本论据是世界和过程的同一性。闵斯特伯格指出，自在的世界是在不断更新中自我实现的，因而也是自我指认的，无论存在着何种差异和变迁，终究贯穿着三重同一性：一是“每一部分在变换的事件中总是自我认同”；二是不同部分在某种意义上彼此存在着一致性；三是在改变中属于自身的意义存在着连续性。独立于我们的世界要求我们从这三方面给予满足，闵斯特伯格称之为“三重纯价值”，即“保守的价值，一致的价值，实现的价值”。生命也是如此，整个生命过程总是通过一个个短暂的瞬间把某些东西保存下来，它超越了偶然的变化实现了生命的意义和本质，“如果生命不是别的而只是一种短暂的闪光，如果不是即刻超出自身，如果没有把超越飞逝体验的内容保留下来，生命将没有意义，而我们也就不会有任何可以称之为世界的东西了”。这种自我连续性是永恒的，并且永恒地约束着个体的所有个别行为，这正是普遍价值的基础。
闵斯特伯格的观点遭到价值相对论者的激烈反对，杜威专门撰写了《评闵斯特伯格（永恒的价值）》一文进行反驳，他否定存在普遍价值的理由是同一性和差异性的关系，认为一切判断，一切信念，一切理想都依赖于具体情境，因此差异性、新颖性是绝对的，没有超越个体的普遍价值目标。杜威批评普遍价值论把经验世界的任何一种状态或一种因素归结为终极，而“这种终极也就失去了一切区别或差异”。当然，杜威正确地指出价值和评价标准都是历史的和具体的，但是强调区别和差异并不能否定其中包含着同一性和普遍性。
这里触及到唯物辩证法的精髓——个性和共性的关系问题。恩格斯指出：“由于差异性包含在同一性中，才有真理性。”不能因为存在差异而否定同一，也不能因为存在特殊性而否定普遍性，这是辩证法的根本原理，适用于一切事物，当然也适用于价值。马克思肯定黑格尔的法哲学命题“在普遍利益中保存着特殊利益”。恩格斯也曾指出，英国的民族性包含的矛盾正是把普遍利益和单个利益割裂开来，“英国人没有普遍利益，它们不触及矛盾这一痛处就无法谈普遍利益；他们对普遍利益不抱希望，他们只有单个利益”。确实存在着个人的利益和价值诉求，同样也存在着群体的、阶级的、民族的乃至全球的或人类的普遍的利益和价值诉求，这就是个性中存在共性，特殊中存在普遍，相对中存在绝对。说：“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
可以不喜欢普世价值这个术语，但是不能否定在各种特殊的价值取向中包含着普遍的共性的价值诉求，而这一点正是由人类自身自然进化的道路、人类社会历史的必然规律和人类发展面临的严峻挑战决定的。
价值是人的需要和满足这种需要的客体属性之间的契合关系，其基础是客体属性符合人的需求的固有可能性，所以客观世界固有的属性和规律规定了价值域，是各种价值选择的基础。人类是客观物质世界的产物，所有的人都必须服从同一世界的固有规律，概莫能外，这就构成了人类的基本同一性。由于人类是在同样的自然进化道路上生成的物种，他们的生理欲望、心理状态、认知模式、感情倾向等等必然有类的共同性，正是这种共同性使人与动物区别开来。马克思说：“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而人的意识是在受同一客观规律支配的环境中产生的，它的内容、形式、结构、指向必然有其本质上的同一性，这决定了整个人类在价值诉求上的可通约性。
如爱因斯坦所说：“我们胜过野兽的主要优点就在于我们是生活在人类社会之中。”人的利益需求受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制约，虽然个人出于自由意志，会做出背离社会发展趋势的价值选择，但从总体上说，社会要想存在和发展，就必须以符合历史发展规律作为思想和行为合理性的根本标准。马克思制定的唯物史观的根本原理是一切人类活动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使社会成员能够得到足够的和更好的物质生活条件，必然成为人类全体共同接受的价值基础。爱因斯坦在思考普世价值问题时，看到在价值标准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因而说：“要对基本价值判断进行争论，是一件没有希望的事。”但是，他认为尽管很难有所有人都同意的评价标准，但有两个目标是人们“大概都会完全同意的”。他概括说：“满足物质上的需要，固然是美满生活所不可缺少的先决条件，但只做到这一点还是不够的。为了得到满足，人还必须有可能根据他们个人的特点和能力来发展他们理智上的和艺术上的才能。”
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而发展的动力和条件蕴含着一系列基本矛盾，这就是发展问题。在当代世界，人口、资源、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全球问题，是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各个不同的群体和阶层的人们面临的共同问题。尽管由于自然条件、历史背景、经济状况、发展程度和社会制度的差异，人们对发展的理解、期望和路径选择不尽一致，甚至会产生尖锐的对立。但是，对人类所面临的挑战的严重性、紧迫性却有着基本共识，正是基于这样的共识，世界各国确定了应对挑战的共同方针。1972年6月5日，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统一了认识，指出“为了在自然界里面取得自由，人类必须在运用知识同自然合作的情况下，建设一个较好的环境，为这一代和将来的世世代代，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已经成为人类一个紧迫的目标。这个目标同争取和平和全世界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这两个既定的基本目标共同和协调的实现”。显然，这一目标关乎到地球上每个人的根本利益，从而成为普遍接受的价值取向，最终以“可持续发展”的纲领将其作为普世价值确定下来。
人的本质是人学的核心问题，其基本设定恰恰是人作为一个类具有区别于其它一切存在物的独特属性，它是整个人类共有的，所以事实上是肯定了人的生命具有普遍的共同价值。
在古典哲学家和启蒙主义哲学家中，对人类生命普遍价值的肯定是主流话语。亚里士多德坚持人寻求幸福的合理性，并且认为这植根于人的自然本性之中，“如果我们能够发现人的‘功能’”，我们就能够准确地测定幸福之所在。所以人不是走回自然，而是前进到自然，认识自己生命的真正价值，因为人这种动物“在理性和说话方面是独一无二的，并且具有分享道德价值的能力”。启蒙学者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传统，认为人的生命的独特价值就在于具有创造价值的能力。卢梭指出，人的自然本性就是自由的主体，“以自由主动者的资格参与其本身的动作”，这是人的天赋能力——“自我完善的能力”。康德把启蒙主义的人学价值论系统化了，他认为人作为唯一有理性的自由存在，有三种独特素质：1.技术素质，是维持肉体生存的手段；2.实用素质，是适合社会生存而遵守秩序的倾向；3.道德素质，是自我克制不断完善的内在要求。人的生命价值是在自我创造和自我完善的动态过程中实现的，这是人的类本性，“表现为一个从恶不断地进步到善，在阻力之下奋力向上的理性生物的类”。
长久以来，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中，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反对普遍人性，在中国对“资产阶级人性论”的批判锋芒所向正是否定共同的人性。的确，不是别的学派，恰恰是马克思主义奠基人通过建立唯物史观，真正实现了人性研究的“哥白尼革命”。但是，这一革命并没有否定普遍人性的存在，也没有摒弃人类生命所具有的普世价值。作为彻底的辩证论者，马克思把个性共性的原理运用到人性问题上，肯定在千差万别的种种特殊的人性分化中，贯穿着人共同的“类本性”，因此从未一般地反对探索人的普遍本质。马克思说：“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应当指出，黑格尔已经以深邃的辩证眼光，定义生命是一个类过程，其内在的张力正是个体性和普遍性的矛盾，“个体生命分散的个别性在类的过程中没落了：类自身回归于其中的那个否定的统一，一方面是个别性的产生，另一方面又是个别性的消灭，所以，它是自身消融的类，是理念自为之变的普遍”。黑格尔最先提出生命作为“类过程”其价值是自为性，是追求自我本质、创造自我本质和实现自我本质的过程；但是，这是一个扬弃物的特殊性、个别性的过程，是一个“类化”的普遍性过程。只不过他把这个普遍的类看成是理念的实现。在这一点上，黑格尔并没有突破传统西方哲学人性论的唯心史观，即把人性看成是脱离社会历史的抽象规定。而马克思却把人性置于社会历史实践的基础上，做了深刻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建立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类哲学”。马克思承认西方传统人性论把人定义为自由自觉活动的自为存在，“人把自身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但是，这种自为活动并不是抽象的思辨，作为类存在物，人的本质是：
1.人通过实践实现了自我规定，而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改造世界物质性活动，“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
2.作为人的类存在基础的实践本质上是生产活动，“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
3.人的类存在是社会性的存在，“个体是社会存在物。因此，他的生命表现，即使不采取共同的、同他人一起完成的生命表现这种直接形式，也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
人的生命价值是作为“类过程”而存在的，作为一个辩证范畴，作为普遍性，他本身就包含着个体的差异性，而其中的所有个体同样也包含着类的普遍性。马克思所概括的人的类本性，正是普遍的人性，而人共同的本质属性规定了人类生命自身的固有价值，这就是普世价值的深刻基础。
存在着普遍的人性，就必然追问人类生命的普遍价值。对此，古往今来的思想家其实已经给出了相当一致的答案。科学史家萨顿明确指出：“我认为，就我们可以看到的说，生命的最高目的是造成一些非物质的东西，例如真、善、美。……我不能为我的生命找到其它的意义，不能为我的行动找到其它的动因。”
为什么说真、善、美是人类生命的终极关怀？恩格斯认为，人的生活的基本问题“一是为了生存，二是为了享受，三是为了发展和表现自己”，而为此必须在三个维度上选择合理的价值取向。按奥罗宾多的研究，这三个维度是理智的或知识的即真的方式，意志的或行为的即善的方式，心灵的或感情的即美的方式。奥罗宾多把这三种方式称作原初价值的“永恒形式”。
认知价值的求真指向。这一指向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目的是认识和利用客观规律。按爱因斯坦的说法，为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必须做到的第一个目标就是“为维持全部人类的生活和健康所必须的资料应当由总劳动量中尽可能少的部分来生产”，这是生产力规律的本质。马克思用另一种方式表述了这一规律，“社会为生产小麦、牲畜等所需要的时间越少，它所赢得的从事其它生产、物质或精神的生产的时间就越多。正像在单个人的情况一样，社会发展、社会享用和社会活动的全面性，都取决于时间的节省”。马克思称这一原理为“首要的经济规律”。但是，只有在揭示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发现利用自然力的新方式，才能实现上述目标，所以科学成为社会进步的伟大杠杆，成为第一生产力。从认识论上说来，科学对人类进步的决定性作用就在于其本性和功能是发现真理，如爱因斯坦所说：“相信人类的思维是可靠的，自然规律是普天下皆准的”。
行为价值的向善取向。这一指向是人与社会的关系，目的是协调人与人的关系。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生产，而生产只有在人与人结成一定关系时才有可能，所以马克思说：“生活的生产……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含义是指许多个人的合作。”这种合作关系（交往关系）形成和运行的保证是建立必要的社会规范，首先是伦理规范，其宗旨就是善。按政治学家罗尔斯的说法，社会应被看作是“为了相互获益而从事的一次合作性的冒险事业”，为了使这种合作进行下去，就必须有相应的规则，以“正确分配社会合作的利益和负担”，符合这些规则的行为就是善。当然，不同的时代的交往关系有质的不同，但正如马克思所说：“至于这种合作关系是在什么条件下、用什么方式和为了什么目的进行的，则是无关紧要的。”因此，虽然善的标准也是历史性的，但就其指向说，都是为了约束、规范和协调人际关系，以保证生活的生产得以有效地运行。
情感价值的臻美取向。这一指向是人与自身的关系，表现了在人的对象性关系中人的本质规定全面而和谐的实现。马克思谈到美的本质时指出：“只是由于人的本质客观地展开的丰富性，主体的、人的感性的丰富性，如有音乐感的耳朵、能感受形式美的眼睛，总之，那些能成为人的享受的感觉，及确证自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才一部分发展起来，一部分产生出来。”在人的创造性的实践活动中，体现了对象被人化的合目的性，确证了主体在感觉、情感、性格、思想诸多方面的本质规定，通过对象化的活动体现了人的丰富性和和谐性，从而引发了喜悦、愉快、爱慕、崇高等情感，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了人的本质规定全面而和谐的发展，进达于精神自由，使生命向理想境界升华，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总体的人，占有自己的对象”。他因此把臻美称之为“人的一种自我享受”。
当然，人性是历史的范畴，真善美的内容、标准和形式随着社会语境的更迭，不断地发生变化，因此具有相对性。但是，虽说在表述上往往不够明确，有时甚至带有意会性，从根本上说，真、善、美的定义域和指向性却是稳定不变的。绝对和普遍寓于相对和特殊之中，在这个意义上，真、善、美带有普世价值的性质。所以，爱因斯坦说：“把美和手足之情带进生活里来，这是人的主要志向和最高幸福。”
人是矛盾的集合体，有物性即兽性，是为本我；有理性即人性，是为自我：有灵性即神性，是为超我。工业时代以来，消费主义盛行，工具理性大行其道，沉湎于物欲使人异化；后工业时代的多元语境使人沉陷于小型叙事，告别英雄，告别信仰，告别理想，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导致社会和人生的普遍泡沫化，出现从人性向兽性沉沦的下向世风。拯救世道人心，重拾经典话语，呼唤终极关怀，是人类文明可持续发展的时代主题。
［关键词］宪政，人性恶，自由，权利
人性问题，自从宪政问题提出来以后，就一直被思想家、学者们所关心。宪政作为一种人性化的制度，首先是对人性因素进行充分、全面的考虑，并以此作为宪政的基础。本文拟从人性的双重性来考虑、分析宪政-以人性恶的预设来对待执政者，以人性善的角度来关怀民众，从这两方面来分析宪政之必要性，不妥之处，请方家指正。
（一）
宪政是西方国家的产物。西方国家的宪政理论，是基于“天赋人权”的确认与保障，如果要实现这一目标，首先就必须对政府权力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因此，限制国家（政府）权力，就构成了宪政的基本精神，宪政的主要核心是“限政”即规范与制约国家权力。在西方对宪政的含义的解释颇多，但本人还是比较赞同美国学术团体联合会主席凯茨博士的看法。凯茨博士将学者们对宪政的认识概括为三点：（1）宪政是由一组用于制定规则的自足或自觉的规则构成的，即宪法是“法之法”；（2）宪政是由意识形态和文化决定的一系列特殊道德观点，如尊重人的尊严，承认人生而平等、自由并享有幸福的权利；（3）任何有意义的宪政概念必须考虑到“合法性”（国家权力、公共政策和法律的合法性 ）和“同意”（人民对政府及其行为的承认与赞同）。[1]因为这种“宪政”含义的解释，是基于特定的人性预设基础之上的。
西方学者与政治家们在进行宪政设计时对人性问题的考虑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一）在探讨宪政的人性基础时，值得一提的是英国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他提出了一条著名的原则“无赖原则”。他认为，人们在考虑制度安排时，必须持定“人人应当被假定为无赖”这样一种假设。[2]他这一预设表明了这样一种思想：既然所有的政治家和政治行动者在政治生活中，都可能成为一个“无赖”，都可能是“理性”的谋利动物，那么，就必须有一个强大的只要制约机制在先，认人们去服从。在休谟看来，人们显然不能靠改变人性来把人的罪恶动机变成善良后果，人类社会在设定各种所需求的政治规则时，只能以消极防御观为基本依归。
这种普遍“无赖”的假定，构成了国家方法论上必需的思想前提：基于“最坏情形”亦即每个政治家可能是无赖这一最坏情形为基本出发点，而不是寄托于人性的自我完善。所以宪政设计必须达到以下效果：不仅要对“无赖”行为实施有效的钳制，而且要能防止和遏制人们萌发各种损公利己的“无赖”冲动。
（二）美国宪政学家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在《联邦党人文集》一书中写道：“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须要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在组织一个统治人的政府时，最大的困难在于必须首先使政府能管理被统制者，然后再使政府管理自身。毫无疑问，依靠人民是对政府的主要控制，但是经验教导我们，必需有辅助性的预防措施。”[3]麦迪逊这一论断包含了两层意思：第一，人不是天使，正因为如此，所以人类才需要政府。第二，政府作为社会的人，其统治本质在任何意义上都绝不是一种“天使统治”，不可能只行善不行恶-在麦迪逊看来，纯粹的“善”只能是天使所为，人类根本做不到-由于这个原因，就很需要政府这个管理被统治者的统治者本身实施外在的和内在的控制，寻求“辅助性的预防措施”-而这实际上一直是宪政主义的永恒之话题。
这就是说人不是天使，由人组成的政府也不是天使，政府是由人组成的，因而人的本性也既是政府的本性。人必须有外在的制约，政府也必须有外在的控制，所以宪政是必要的。
（三）我们知道人的本性中有自然性和社会性两方面，其中充斥着矛盾冲突。首先是自然性与社会性之冲突，表现为人的感性欲望的满足与社会关系的有序化之间的矛盾。感性欲望试图超越人的社会性的限制，给合乎人类社会本性的有序化的社会生活带来威胁，因此凭借某种外在的强制力量作为调整手段的权力就成为必要。其次人性冲突中又表现为认得社会性自身所包含的内部矛盾。人总是属于某个特定的社会关系集团，各种社会集团之间必然存在多种冲突，这样使权力成为必然。权力的拥有者同常人一样具有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和满足自身固有需要之本性。因此对权力和权力拥有者防范是必须的。因此，实行宪政就是为了使权力被滥用的危险减少到最低限度（但人们不可能根绝这种危险）。宪政秩序的魅力也在于它正视人性中存在的这种“恶”。
（二）
如果说西方学者、政治家们对宪政基础的认识是基于人性恶的预设的话，那么，他们对宪政的终极关怀则是基于人性善，即对执政者持“性恶论”的态度，对民众持“性善论”的立场。
宪政即限政的目的，不仅在于对“人性恶”的制度性弥补，主要是对人性中善的因素即人的尊严与人的基本人性的尊重与保护。对人性的理性分析不仅是宪政之基础，更是对人性的关怀和人的自由本性的张扬。
我们知道，宪政强调的是发的权威性与至上性。但这并不就意味着：把法的至上与人的
自尊对立起来，把法单纯是看作是为了治人。在宪政中，人与人并非是对立的，人永远是目的，法永远只是方式和手段，宪政永远是人性的自我完善的需要；宪政的终极关怀是人性的自由问题，现实关怀是人的权利，最终实现马克思的“自由人的联合体”。
因为人性的自由体现的是社会主体对自身价格、尊严、人格、理想的执着追求。恰如哈耶克所说自由赋予了文明以创造力，它赋予社会进步以力量，这就是说宪政的终极关怀是人的现实权利。因为我们知道只有权利化了的自由才最有保障和意义。哈耶克认为权利才是获得实现自由的方式，自由获得权利才能获得自由，权利才是承担自由的结果和争取自由的依据。因此，高扬人性的自由与权利，保护人的独立性与个性才是宪政的最内在的目的。
可以这么认为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宪政制度的设计必须以公民权利为出发点，著名民主启蒙思想家卢梭认为，国家是由一个一个有着天赋平等的生存权利和追求幸福权利的“公民”构成的，全体公民个人公平享有国家权利时，即为“人民”；个人服从国家的理由仅仅在于，只有充分发挥国家所具有的普遍性强制力，才能按照最有利于每个公民生存权利的方式来安排社会秩序；个人追求幸福乃是人之天性，虽然它是偏私的，但是这种偏私融于公意时，就等于每个人在为自己效劳的同时，也就是在为别人效劳，这是现实对全体公民公正的唯一道路。所以宪法不仅不排除公民个人权利，而且以保护每一个公民的自由为基本目的。
关键词：终极关怀 视界拓展 创新航道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2）11（b）-0202-01
1 终极关怀
1.1 终极关怀彰显“以人为本”理念
源于哲学智慧的终极关怀，是人类超越现实、突破自我进而抵达和谐境界的理想化追求。它关注万象世界，引领现实幸福，反观生命过程，互动本体客体，经人们通过向往、叩问并树立终极目标等方式，点燃起理想世界不灭的灯塔，以便净化灵魂和升格本真，摆正在现实中不断前行的航向。其“以人为本”的理念彰显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终极关怀目标。这种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利于人们提升真善美的生命境界、营建澄净的精神家园。
1.2 大学英语人文教育需要终极关怀
现代教育模式下的大学人文教育，以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人文素养宽厚、实践技能高超，且具有开创精神的高素质人才。大学英语教育属于具有教化作用的需有求知者参与的综合互动艺术，通过终极关怀实现全面发展的举措是践行大学人文教育与英语素质教育理念的实际体现。
2 视界拓展
“康佳镜面彩电，美丽尽舒展。”媒体广告给予我们视界新概念。多维的视界指的是某事件在相对独立的有形或无形的立体化平台中刚好能被特定群体观察到的时空界面。它是静的观察视角，也是活的互动平台。
2.1 人文教育终极关怀利于建构人类精神家园
作为“精神皈依寓所”、“伦理复活甘霖”和“德行拯救天使”的终极关怀，能够营造出“真、善、美”的和谐氛围，为求知若渴的人们洒下片片暖心动情的绿荫。
2.2 学生核心竞争力提升极需视界拓展
象牙塔内澄明的精神滋养，不能没有洁净视界的深度挖掘和广度扩展。不过，市场经济笼罩下的很多思维和行为，影响到大学精神殿堂里教师所教授的知识好似不再鲜活，作为求知的个体也变得不那么蓬勃向上；部分高校教育的“死性锁链”，“批量生产”出的是大量的“废品”、“次品”，致使不少学生根本不具备参与社会竞争的“核心竞争力”。
由此，教育工作者要瞄准职场人才需求，踊跃拓展教育视界，勇于探索创新航道，积极引介终极关怀模式，以人文素养内涵提升为根的，大力践行素质教育。
3 创新航道
3.1 知性课堂 寓教于乐
知性课堂需要涵纳终极关怀的创新元素。知性课堂融入了教师更多心力，能将常规教学变得神奇且颇具生机活力，能凝发诸多潜能激励学生不断进取升增技能，也会培育其良好的自主学习风气，指引教师和学子摆正教与学中不断前行的航向。对于大学英语教育而言，要注意把趣味英语互动有效纳入英语氛围的营造和人文主题教育中，力求课堂形式和教学内容的统一，以此扩增英语课堂环节延展的时效性、渗透力。
3.2 刚柔并济 拨云见日
大学英语教育要和资格证书应考挂钩。过级率和考证率属于硬性刚性指标，而教学方法则需要活变思维指导学生应时备考。如CET-4、CET-6和英语应用能力考试等，一定要纳入到常规课堂教学中来。死板僵化授课，只会使学生兴趣全无，昏昏欲睡。教师应科学高效把握考试动向，及时为学生减压鼓劲，使其明了“万考不离其宗”，助其冲破迷雾，不可因社会职场压力大而心神慌乱。
3.3 人性关怀 春风化雨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大学英语教育属于综合性人文和实际应用技能教育，以无与伦比的心志衡定和细致入微的神思密布，来施行国家素质教育理念，是每个英语教师义不容辞的职责。终极关怀渗透素质教育的整个过程，我们提倡终身教育，其实提倡的也是终身的关怀性教育。大学英语教育贯穿于整个教育的具体环节，在讲求“真、善、美”的同时，也更多地将触角伸向服务一体化与人性化内涵上来。
4 结语
源于人的存在的有限性而又企盼无限的超越性本质的终极关怀，是人类超越有限追求无限以达到永恒的一种精神渴望。毋庸置疑，教育的终极目的是培养具有综合技能的应用型人才，而作为人文学科的大学英语教育，则需要融入更多体现“以人为本”的终极关怀的有效元素，以对个人的全面发展形成良好辐射性效应。本文通过推介大学英语教育人文视界拓展的三种航道创新思维与运行途径，力主以博远厚实的风格，引领大学英语教师将英语课上得生动而充满人情滋味，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引发学生们进行自主性学习英语营造出不错的氛围。
参考文献
[1] 王道俊，扈中平.教育学原理[M].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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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陆剑明，沈阳.汉语和汉语研究十五讲[M].2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6.
[4] 周德昌，陈汉才，王建军.中国教育史纲[M].2版.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9.
【关键词】 藏传佛教；生死观；临终关怀
临终关怀是一种指专注于患者在死亡前一段较短时间内，通过适当的医院或家庭医疗及护理等措施减轻患者疾病症状、痛苦及焦虑等，并延缓疾病发展。而我国临终关怀事业的发展与传统思想的承接密切相关，尤其是藏传佛教的思想，藏传佛教注重对生与死进行深入探究与思考，在不同时期形成了不同的理论，这些理论对我国临终关怀事业的实践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
一、藏传佛教生死观的内容
早期佛教生死观理论有“十二因缘说”，大乘佛教时期继续发展了生死轮回理论，后期提出了活佛转世理论。
世间一切生命，从无始劫以来，生与死不断轮回，都是因为不知道自己的本性真实、清净且光明，所以才对事物生起妄想、贪念。因无法认清真实相，才有轮回。三世即前世、今生和来生。前世是指今生以前的生命阶段，佛教认为灵魂不灭，生命的终结只是躯体坏死，灵魂会附着在新形成的躯体，前一具躯体和灵魂的结合就是前世。今生是指当前的生命阶段，是我们正在进行和正在感知的人生过程，是唯一真实的、可被生命主体感知的阶段。来生是指在当前生命阶段走到终结以后的未来生命阶段。两重因果即过去因形成现在果和现在因形成未来果。
1、大乘佛教时期生死轮回观
大乘佛教在初期的因果说和小乘佛教的轮回说基础之上，建立了其理论体系，提出了新的理论观点。涅与尘世没有区别是其不同的观点，解脱并非指绝对的死亡，也不是指离开人世间，而是使人的精神思维得到修行，在活着的时候，远离我执，到达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的无我认知，认清生命的实相，放下执念，到达无常的境界，心绪不被琐事牵绊，实现自由，便是解脱的真正意义。不像小乘佛教所追求的，为了脱离轮回之苦而解脱，而是开悟正觉之后，超越法的执取，再继续新的生命，新的生命不是如众人一般随前世的业报而生，而是带着佛不舍众生的慈悲心而生，履行了大乘心愿，同时也成就了无上功德，这便是大乘佛教所提出的生死一如。
2、活佛转世理论
活佛转世理论是轮回说与灵魂不灭说结合的产物，是藏传佛教最独特的标志，是在佛教的轮回说和三身说的理论基础上，为了更好地解决首领继承的问题而创立的。该理论的首创者是噶举派，13世纪中期便开始盛行。
活佛转世是指具有一定名望的大喇嘛或开悟正觉的佛，在今生的躯体坏死后，也就是到了生命的终结（佛语称之为“圆寂”）时，灵魂会脱离肉体，继续寻找来生的躯体，然后开始新的人生阶段。活佛被认为是取得了至高无上的成就后又回到人间普度众生，人们在其圆寂后会不断寻找其来生的躯体，并且辨别出某些预兆作为寻找的依据，藏传佛教生死观能产生极大的心理暗示作用，能抚慰人的心灵，与临终关怀的内容有相契合之处。正是由于这种文化观念与临终关怀在意识基础上具有一定的相通，所以，在当代人们无法接受临终关怀的理念时，藏传佛教生死观能够作为一种过渡的文化载体。
二、临终关怀的内容
临终关怀本是在80年代后期从西方引入我国的新概念，而这个概念的兴起源于上世纪50年代英国一位长期从事于晚期肿瘤医院的护士，在目睹了晚期病患的痛苦之后，决心要改变这样的状况，于是，她在1967年创办了临终机构，为了使生命垂危陷于病痛折磨的病患得到舒适的照顾，加强他们的心理满足感，随后，世界多国多地展开了对临终关怀的研究和实践。
1、临终关怀的含义
临终关怀包括三种类型的关怀，分别是身关怀、心关怀、灵性关怀。身关怀，是指在医护人员对病患身体上的照顾，减轻病患身体上因病痛产生的不适。心关怀，是指在精神上安抚病患对于死亡的恐惧和不安、对亲人的牵挂和不舍、对琐事的焦虑和担忧等负面的情绪，使他们保持一个平和、安详的积极心态，减缓其在精神上的痛苦和不适。灵性关怀（佛教称之为“道业关怀”），是指通过使病患回顾此生来引导病患对生病的参悟，在生命的临终之际重新理解生命，使其认识到生命的无常以及死后灵魂脱离肉体进入下一个轮回，带有一定宗教色彩地使其重建生命价值观。
临终关怀以照料为主。到了临终阶段，意味着无法治愈和生命即将走向终结，唯一能帮助临终者做的，就是尽可能地对他们进行细心的照料，使他们感受到温暖，而且临终者最需要的是身体的舒适、对疼痛的控制、生活的护理和心理上的安抚和支持。同样维护个人尊严。个人尊严不是随着生命的减弱而递减，个人尊严依然是人的基本权利，尤其是对临终者而言，心理更加脆弱，更需要维护其个人尊严。提高人的临终生活质量的关怀。面对死亡，会有消极的心态，也可以有积极的心态。消极的心态可能会使余下的时间变成等待死亡，心情也会愈渐低下，失去对生活的期待，世界变得灰暗、绝望。临终关怀从积极的方面引导和感染临终者，使临终者在余下不多的生命里以最好的状态度过，提高临终者对生活的热情。
临终关怀让人直面死亡。人的一生会经历许多坎坷，许多生活琐事便会让人烦恼，但这些生活小烦恼与生死比起来，都无足轻重，可见生与死是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但生与死却都是自然的规律和法则，并无可怕之处。临终者对死亡产生负面情绪，只是并未真正认识到直面死亡其实是带给我们生的积极意义，在短暂的人生中学会珍惜生命，利用有限的生命创造价值。
2、我国临终关怀的发展现状
临终关怀起源于英国，70年代后期传入美国，80年代后期才传入中国，因此我国临终关怀事业的发展相对来说较为缓慢，目前在我国大中城市也相继建立了临终关怀机构，但这些机构依然存在着机构少、护理质量低下、管理不规范等问题。
在思想上，由于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人们对于生命的歌颂，对于死亡的恐惧和避而不谈，使临终关怀的发展受到一定的阻碍。在传统文化中，死亡是不祥的、不吉利的，从古至今对死亡就多有避讳。临终者家属从医生处了解到病情后，常常会为了减轻患者的心理负担和独自面对死亡带来的别离之苦而“好心”拜托医生一起向患者隐瞒病情；患者也常常为了不让亲人担心，佯装成不知情或乐观的样子，自己独自承受面对死亡的孤独、恐惧之苦。因此，医生无法进行有效的沟通，使得临终关怀无从着手，但精神上带来的折磨不亚于生理上的痛苦，因此传统文化的束缚是制约临终关怀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经济上，由于资金来源有限、资金短缺，这将直接影响着临终关怀机构的规模和运营受限。临终关怀机构的资金来源主要是患者家属支付、社会慈善捐款和政府拨款。政府拨款少，社会慈善捐助也有限，患者家属面临巨大数额的费用也有经济压力。机构少、设备差是缺少资金所面临的窘境，也制约和阻碍了临终关怀机构的发展。
在技术人员上，专业人员还缺乏一定的培训。目前许多临终关怀机构的护理人员很少接触相关领域的知识，仅仅只具备基础的护理能力。专业人员缺乏对临终关怀理论的了解和研究，对临终关怀事业的认知也较为片面，不能从生理和精神上给予全面的护理。相关专业护理人员忽视精神层面的安抚，同样有碍临终关怀的发展。
三、藏传佛教生死观对临终关怀的影响
藏传佛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对临终关怀的实践具有双重性的影响意义，即具有积极的一面和消极的一面。我们应该站在辩证的科学的角度来对待，并且采取相应的客观的态度，对于藏传佛教中积极的方面，我们应该借鉴、吸收，并融入到实践中，促进实践的发展；对于藏传佛教中消极的方面，我们应该摒弃，尽量在实践中避免消极因素的阻碍作用。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使理论与实践能够更好地相互吸取彼此的优点而发展。
1、积极影响
（1）“十二因缘论”通过重视生命正视死亡促使临终者坦然面对死亡。藏传佛教以生与死为研究的核心，提倡人们改变两种对待死亡不正确的心理。有一部分人认为死亡无意义，不过是毁灭和失去一切，活在对死亡的恐惧之中，提到相关的字眼都认为是招来不幸；另一部分人则抱着轻率的态度来看待死亡，轻易地认为自己对死亡没有任何问题，可以毫无担忧，并且想着死没什么大不了，每个人都会死，我不会有什么问题。客观地、公正地正视死亡，坦然面对自己内心的真实感觉，真诚地面对自己的内心，承认自己对待死亡的负面情绪，找到负面情绪产生的根源，最后达成对死亡的客观的正确的认知。
（2）“三世两重因果”轮回说从心理关怀方面缓解临终者的内心痛苦。藏传佛教是精神上的一种，是对人的意识和精神的深入探究，同时宗教也很容易从精神上安抚人们的情绪。“三世两重因果”轮回学说和灵魂不灭说，虽带有一定唯心主义色彩，但却能够从心理上安抚临终者的不良情绪。
生死观认为要消除无明，即消除一切烦恼，才能保持一颗不受污染的心灵，最终达到涅的境界。消除烦恼是保持内心的安定和平和的前提，临终者心里总是被恐惧、担忧、痛苦等情绪占据，会使身心都倍受煎熬，也并不能避免死亡或改变现状。
（3）灵性关怀给予临终者身心照顾使其保持积极心态。藏传佛教生死观认为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终结，真正的生命是生生不息的，灵魂会一直轮回，一个轮回便是一段生命，而今生不过是无尽生命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而可以将临终者的注意力从一次躯体的坏死转移到灵魂的轮回中，避免临终者将死亡的恐惧不断放大，反之，将死亡放在轮回的大循环中来看，也不过是沧海一粟，使临终者能够认识到死亡的本质，消除内心对死亡的恐惧和对世事的不舍与牵挂，重新建立起积极的乐观的平和的心态度过生命中最后的时光。藏传佛教中的道业关怀与临终关怀有共通之处，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临终关怀的发展。
2、消极影响
（1）三世轮回带有鲜明的唯心主义色彩。藏传佛教生死观从性质来说是佛教，是一种宗教，带有浓厚的唯心主义色彩，理论从意识是第一性，物质是第二性，意识决定物质的根本观点出发，夸大了人的意识的能动作用，对人的精神意识具有强大的控制力。三世轮回说，相信人在死亡以后还有来生，这是无法被科学所证实的，实质只是给人们心理上带来安慰。由于宗教对人的精神控制很强，若宗教宣传不利于社会发展和稳定的思想，将对社会带来巨大的危害。
（2）重视死亡的宁静容易导致消极对待治疗。藏传佛教生死观认为要消除无明，才能避免受轮回之苦而达到真正的涅之境。通过精神思想上的修行，摒除一切烦恼，使世间的万事万物不影响到内心的宁静。这样追求纯粹的心的宁静，认为死亡是不可避免、顺其自然以及非人力可改，容易导致临终者产生对治疗的消极情绪，甚至产生对死亡、对永生、对西方极乐世界的向往。
藏传佛教生死观在过度追求内心的宁静过程中，不仅会对临终者产生消极的影响，对其亲属同样会产生消极的影响。在藏族地区，人们在死后实行“天葬”，亲人将逝者的尸体交给天葬师，在天葬台由天葬师对尸体进行特殊切割，只取出亲人所要求留下的骨头，剩余的躯体喂食秃鹫，而在这过程中，亲人的神情都十分平静。摒除内心的杂念的同时，也淡化了人的情感，使亲属对亲人的离去显得过于淡然，这样的心理也容易使临终者的家属对临终者的治疗过程产生消极影响。
四、藏传佛教对完善我国临终关怀机构的积极意义
1、正视死亡是促进我国临终关怀机构发展的思想前提
从我国临终关怀机构的发展现状来看，发展缓慢的状况有一部分原因是人们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和感染，在传统文化中死亡意味着不详，提及死亡可能会引来灾祸，因此人们对死亡没有正确的认识，也很少主动思考死亡，甚至对死亡避而不谈。佛教生死观提倡让人们认真思考生与死，坦然面对死亡，因此，正视死亡是促进我国临终关怀机构发展的思想前提。
主动思考生与死，才能更好地理解和接受临终关怀的理念，从而促进我国临终关怀机构的发展。对临终者而言，一部分人认为每个人都会生老病死，我也一定可以坦然面对，一部分人认为死亡是毁灭和不祥，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人生没有意义。前者对死亡过于轻视，大多会产生余下的生命用来狂欢的念头，后者对死亡过于回避，大多会产生等待死亡的消极念头，二者皆因未正确认识死亡，所以忽视临终关怀的必要。只有认真思考死亡，临终者才能亲自意会为何需要相应的生理关怀和正确的精神引导，因此才能积极配合临终关怀机构专业人员的帮助。只有主动思考和正确认识死亡，临终者家属才能理解临终关怀是对临终者身体的医护和精神的正面引导，从而重视并积极配合医护人员对临终者的临终关怀。患者及其家属正视死亡，对临终关怀事业的认同和配合，是促进我国临终关怀机构发展的思想前提。
2、重视人的心理是促进我国临终关怀机构发展的基础
从我国临终关怀机构的发展现状来看，发展还受到社会大众意识和心理的约束。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物质生活极大的丰富和提高，人们生活在现代的快节奏中，人们忙碌地生活着，没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来关注精神思想的发展。藏传佛教生死观提倡人们应该放慢脚步，多关注人的精神思想。
临终者家属要重视临终者的心理变化和情绪波动，只有更多地关注临终者的精神和心理，才能理解临终者面对死亡所产生的复杂情绪，从而更能重视临终关怀对临终者的帮助，进而推动我国临终关怀机构的发展。只要临终者家属重视临终者的精神状态，就会积极地配合医护人员对临终者进行临终关怀。
不仅家属要重视临终者的心理，临终关怀医护人员同样要注重患者的心理，只有更细心地观察临终者的精神和心理，才能给予临终者更多的精神引导，从而更好地提升临终关怀的医护质量，进而推动我国临终关怀机构的发展。只要相关医护人员提高对视临终者的精神和心理的重视，就会兼顾身体关怀和心灵关怀的双重护理，提升临终关怀的医护质量。
3、带动医学、精神心理学等其他学科发展是促进我国临终关怀机构发展的学科准备
从我国临终关怀机构的发展现状来看，发展还受到相关学科知识发展的约束。临终关怀机构的发展和运营，需要有相关的专业学科知识作为理论支撑，由于临终关怀的概念源自于国外，所以我国临终关怀相关的专业学科知识发展速度缓慢、不完善。
临终关怀是一门新兴学科，同时又是一门边缘叉学科，涉及医学、护理学、心理学、伦理学、社会学等方面。我们要树立对待文化的正确观念，对于藏传佛教生死观中消极的影响，我们在建设和完善临终关怀时要尽量减少受其影响；对于藏传佛教生死观中积极的影响，我们要乐于接受并好好利用其文化的精粹来促进我国临终关怀相关学科知识的完善，同时推动我国临终关怀机构的实践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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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1临终关怀的概述
临终关怀是由医生、护士、社会工作者、志愿服务人员、政府和慈善机构等组成的为生命处于晚期的病人提供生理、心理和社会全面的支持与照顾，创造一种安享、舒适和充满温情的临终环境，提高病人临终阶段的生命质量和价值,让他们有尊严地离开人世的一种服务。
临终关怀的宗旨是以照护为主、尊重病人的权利与尊严、重视病人的生命质量。服务对象是经诊断明确、目前医学条件尚无救治希望，估计生存期在3—6个月的患者或者老人。从广义上来说，临终者家属也是需要关心和服务的对象。
临终关怀是对无治愈希望病人的积极与整体性的照顾,其目的在于确保病人及其家属最佳的生活品质；以控制疼痛、缓解病人其他相关生理症状，以解除病人心理、社会层面的痛苦为重点;强调的是通过服务者为病人提供保守性的治疗和支持性的照顾,尽可能地使病人有尊严地平静安详地告别人世。与此同时，向病人家属提供支持系统与哀伤辅导。临终关怀从生活环境、日常护理、姑息治疗三个方面出发,采取专业有序的照护,最大限度地提高临终生命的质量。总之，生命质量的照护是作为临终关怀开展的基础，对临终生命的舒适度和质量提高具有重要意义。而在我国实行临终关怀，应尊重中医学作为我国医学的主要组成部分的事实，所以在中国推行临终关怀必须要关注的是“本土化”问题。
2中医学参与临终关怀的缺失
中医学作为我国医学的主要组成部分，长久以来一直在维护人们的健康中扮演重要角色。作为一个具有浓厚社会科学特点，同时受到中国古代哲学、文化思想深刻影响的医学，中医学在诊治疾病时强调整体观念与辨证论治，临床重视情志心理、外界环境对人体生理、病理的影响，并予以运用和发挥。这完全吻合临终关怀主张的给患者以全方位的生理、心理和社会照护为主,改善生命末期质量的理念。
我国临终关怀的本土化开展目前依然停留在理论和具体形式上，而中医学并没有积极参与到照护实践中。鉴于西医学“形态决定功能”的理论、思维特点指导下的治疗和照护操作，现实中对于临终患者身体和心理痛苦的解除，或多或少的存在着“头痛治头，脚痛治脚”的现象，药物毒副作用和器械创伤大的弊端,甚至依然存在过度治疗的影子。然而中医学的理论、辨证、用药和治疗特色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些问题,弥补西医学在临终关怀实践照护中的不足。中医学的整体观思想体现在对临终患者身体和心理痛苦的解除上，不是像西医局限于某个或某两个不适的局部解除，而是从全局、整体出发改善或解除症状。以“疼痛”为例：中药、针灸等对于躯体疼痛的祛除可以增加患者痛阈、缩短疼痛时间、延长疼痛周期和直接止痛，从而改善和保障临终患者晚期的生命质量。
当下临终关怀本土化进程的推进速度和程度远落后于老龄化的速度和程度，已经开展的过程中也存在着诸多问题。究其原因，除了限于资金、人力等客观因素外，中医学的不被重视和未积极参与其中可能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人们对中医的偏见或认识停留在较浅层面，导致拒绝中医治疗或不分病种，不论病情一概进行积极治疗，往往耽误了治疗时机，加重了病情，增加了患者痛苦和家庭负担。中医院历来有一个现象,那就是西医院放弃治疗的病患往往会到中医院就诊，虽有一定的作用，但也无法改变最终的命运。如果较早的用中医干预，或许可以取得更好的结果。与西医学相比，中医学参与临终关怀实践对临终者及家属更具有人文关怀的作用，并具有丰富多样的治疗方法和手段，相信对于临终者这一特殊人群可以发挥积极独特的作用。
3中医学与临终关怀的契合点
3.1中医学整体观念与临终关怀是相应的
“整体观念”是中医学的主要特点之一。中医学把人看成一个整体，认为人与自然环境、心理、社会因素密切相关。这与临终关怀提倡的“全人全程全家全方位”的临终关怀服务模式是一样的，两者都倡导对病人的关怀，应从躯体、心理、精神、生活状况和经济能力多方面统筹，即生理、心理和社会的照护。不只满足缓解患者症状，还要注意满足一些特殊的要求。强调除了对临终者自始至终的尊重和认真的护理操作外，在临终者生命最后阶段针对性的做好该时期的主要工作，如:审慎地将病情告诉患者;给病人留以诀别的时间;做好遗体安置和陪伴最后的旅程等。医务人员还要关注和做好家属的服务工作给予他们安慰、鼓励和精神上的支持，帮助其积极的适应新生活。
3.2中医学诊断、辨证与临终关怀是相应的
古代中医学家用望、闻、问、切四诊总结了一整套临终的征兆,如病人出现目暗睛迷、循衣摸床、撮空理线、撒手遗尿等现象的时候，均为“失神”，必将死亡。又有“假神”，则指精神由颓靡转良佳，言语转清亮，食欲好转，面色由晦暗而红赤,是谓“回光返照”，这时可诊为濒死,应及时告知家属准备后事，以示关怀。另有“经纡听息”法，就是用棉丝置于鼻前观察呼吸停止与否以判断生死。
另一方面，中医最鲜明的特色之一就是讲究“辨证论治”，又结合辨病的思维，临床治病既不拘一格，又皆在医理，往往可以起到很好的效果。中医可以发挥自身学科的专长，良好的应对临终患者病情复杂且变化多端的特点。
3.3中医学治疗观与临终关怀是相应的
中医治疗注重“养”。“养”是特别讲究辨证的，所需要的物质的质和量需要平衡供给，这样机体才能产生相等的作用，作用相等才能达到整体功能的平衡和协调，即“阴平阳秘”。结合临终关怀的实践，临终者大多是癌症或慢性病患者，重视调养对于缓解和祛除临终者身体疼痛，控制症状，保证生命质量有着重要意义。
形与神，是人体生命活动过程中最基本的两个方面。中医学认为,形、神二者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临床治疗时,通过调形可以治神，通过调神亦可以治形。这与临终关怀倡导的照护过程中不仅要缓解和控制躯体的不适和痛苦，还要给予临终者心理方面的支持，以达到相互促进，保障临终生命的质量理念是一致的。因此，中医“不治已病，治未病”“三分治，七分养”“形神合一”等思想可以用于指导临终服务的照护实践,为我国临终关怀本土化发挥积极作用。
3.4中医学医德要求与临终关怀是相应的
孙思邈在《备急千金方》中对行医之人提出较高的要求，强调在行医时要不分清贫贵贱，亲近疏远，一视同仁，皆如亲人一般。用在临终关怀上，则体现在医务人员对临终者要如同一般病人一样,要尊重和关爱病人。清代医家赵晴初指出：“医非博不能通，非通不能精，非精不能专，必精而专，使能博而约。”黄凯钧在《友渔斋医话》中则更提出“不轻忽临危病人”“不厌恶秽病人”。所有这些，皆被视作“医家公德”。中医学在伦理道德和技术方面提倡的思想，对现在从事临终关怀工作的医护人员树立正确事业观，摆脱以往医疗救治观念,转变自身价值和成就感的评判标准特别具有学习和指导价值。
3.5中医学对临终者的照护作用
3.5.1中医汤剂、针灸、推拿等对躯体疼痛的缓解和怯除。
中医学认为疼痛的病机为“不通则痛”和“不荣则痛”。在临床治疗中，运用中医的望、闻、问、切四诊合参对疼痛进行评估，找出引起疼痛的原因，询问疼痛的部位、性质、程度以及患者的身心状况。采用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的方法进行论治，针对不同临终者及同一临终者在生命最后的不同阶段的情况，采取中药内治（静脉滴注、给药止痛和灌肠等〉和外治（薄贴法、涂擦法、肌肉注射法、摩擦法、发泡法、穴部注射法、敷脐法和药包热敷经络离子导入法等〉、针灸、推拿按摩等方法止痛效果好，副作用小。此外，中医治疗对于临终者身体机能的改善、症状的控制、病情的稳定和情绪的调节具有良好作用。李景梅等用癌痛散治疗癌性疼痛，并根据证型辨证加减，结果表明癌痛散具有较好的抗癌止痛作用，并有无成瘾性、耐药性强及毒副作用小等优点，同时对扶正固本，改善机体状态均具有一定效果。王云采取帮患者按摩肢体或背部，或局部用薄荷、樟脑酊、冰片等涂擦刺激疼痛周围皮肤、肌肉，来达到止痛目的。也可以采用热敷促进血液运行，使肌肉松弛；或冷敷，可以减轻炎症，延缓神经传导速度从而减轻疼痛。
3.5.2中医情志疗法对心理痛苦的缓解和解除。
情志疗法是指医师或其他护理人员运用中医的情志学说理论和方法治疗患者心理及身体疾病，以促使其身心状况向健康方向发展的治疗方法。到了疾病和生命的后期，临终者自身情志因素的影响往往是大于疾病本身的，一般慢性疾病或已采取保守治疗的患者也比较相信中医,此时运用中医情志疗法就占有了一定的优势，可以给患者心理上的慰藉。另外，陪伴临终过程的家属在情感、心理、经济上都承受着巨大的痛苦和压力，积极运用中医情志疗法为家属预防情志疾病以及躯体疾病具有重要价值。董爱荣研究发现采用中医心理护理干预如语言开导疗法、五音音乐疗法、放松疗法能明显减轻胸痹病人治疗过程中的焦虑、抑郁情绪,提高生活质量，促进身心健康。此外,具有积极心理暗示的手段对于临终关怀工作的开展都有很好地干预作用，可以帮助消除心理上的恐惧和焦虑。
3.5.3中医结合传统文化对精神层面痛苦的缓解和解除。
中医学作为具有中国特色文化的医学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与传统文化具有密切的联系。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数千年儒家文化传统的国度里,中医学被民众广为接受和认同，至今仍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可以利用人们对传统文化的信仰，运用传统文化和中医思想给予临终患者符合时代的正确的生死观、价值观、世界观的思想导引，从而缓解和祛除临终者精神方面的痛苦。
4临终关怀开展的意义与展望
临终关怀的开展，是解决社会老龄化、家庭结构模式变化等社会问题的重要举措之一。一方面保障了临终者生命终期的生命质量，减少了不必要的痛苦；另一方面也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家庭的经济负担，避免了过度治疗造成的医疗资源浪费。临终关怀的发展对完善和补充我国现行医疗服务体系，彰显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和谐社会建设也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中医学作为具有中国特色文化的医学，除了丰富有效的治疗技术和经验，更具有浓厚的人文关怀特征。中医学参与到临终关怀的实践照护中，可以通过医疗层面、心理层面、人文层面、社会层面的照护，帮助临终者平稳渡过生命最后旅程。应该抓住当下国家和地方支持发展中医的形势，推动中医积极参与本土化临终关怀的实践，尤其在社会老龄化的大背景下，这不仅对于临终关怀事业未来发展及实施成效产生重大影响，也将对每个人的生命观念和死亡观念产生影响。
[关键词]临终关怀； 护理
[中图分类号] R248.9[文献标识码] B[文章编号] 1005-0515（2011）-02-155-01
1 对于临终关怀的认识及应有态度
1.1 对于临终关怀事业的正确认识
临终关怀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英国的桑德（D.C.Saunders)在回顾和总结自己一生的护理生涯时,她认为病人的生命终究挽救不了,但全可以减轻病人身体的痛苦和心灵的哀伤。我们的社会还不至于穷到不能提时间、爱和金钱来帮助人们安然去世。对于那些身陷恐惧和忧愁之苦,而我们有可以解除其痛苦的法,我们不需要杀他们。[1]让自愿性的安乐死合法化将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它会妨碍我们对于老弱残障和临终者的真正尊敬和负责任。
死亡是人的必经之路，如何让人们幸福地离开世界是全人类都想理解与追寻的事业。临终关怀对于提高生命质量，解决社会经济，卫生资源分配等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2]
这也符合了社会的发展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生死观的历史选择性。
1.2 对于护士自身职责及在临终关怀中的角色任务
作为护士，在临终关怀中有着重要位置，肩负为病患减少痛苦，给予心理支持，维护其死亡尊严的职责。要秉承高尚的职业道德，使患者最后的人生旅程减少痛苦，消减死亡给予人的惊恐和折磨。护理人员良好的心理承受能力和正确的死亡观是开展临终关怀的必要条件。[3]
1.3 对于临终关怀对象和家属的真诚态度及理解
以人为本的角度出发,从临终者家属的需求来更进一步对病患的护理与照顾。以晚期癌症患者家属为例，他们认为最重要的需求是:确保患者得到好的医疗与护理 ；其次是能让患者家属希望获得更多的信息 ,而大部分家属对医护人员协助尸体料理的需求率较高 ,说明家属在失去亲人的伤痛中 ,希望得到帮助并满足习俗的要求 ,也是对死者人格的尊重和自身心理的安慰。[4]护理人员应具备良好道德素质文化修养，对患者极尽关怀，对家属据实以告，共同努力用最恰当的方式做好对临终病人的护养，需将诚挚之心升入灵魂。
2 关于临终关怀的各方面心理问题
2.1 社会人群对临终关怀的看法
患者的临终阶段, 实际上是由医疗为主的治疗转变为以护理为主的照护。这充分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人们都抱有“逝者魂安，生者心慰”的意识。[5]临终关怀的社会关注度也日益增加，人们遥想自己的将来以后，这是不可回避的。社会人群从家庭到个人都寄予临终关怀深入地人性化地发展和完善。
2.2 对于临终关怀病人的心理把握
临终关怀病人多为自身不能自理，患有晚期癌症或无法救治成活，一些老年人或老年痴呆病人等等多样性复杂性病症的有一定能力或机体缺陷的病患。作为医护工作者更应深刻认识这一严重性，竭尽所能地照料，成为患者在最后生存的精神寄托和支持。
2.3 对于病患家属的心理沟通及安慰
患者临终, 其家属会有不同程度的心理负担, 对其进行关怀是不可缺少的。护士应根据临终患者各种心理给予疏导和鼓励,建立相互依赖与合作关系,当家属得知病人失去康复希望时,除了做好家属的心理疏导,做好病人的生活护理, 减轻病人疼痛,也是对家属的关怀和安慰。死亡是病人痛苦的结束,同时又是家属悲哀的高峰,护士必须认真进行尸体料理, 使病人清洁、整齐、安详地离去。这才可使家属得以接受现实，理解医护工作者。
3 其他护理
临终关怀会产生令人心安和温暖生命的强烈作用，让善良和感动蔓延。
3.1 临终关怀的重点工作是护理
临终关怀强调患者及家属情感、 心理、 社会、 经济和精神需要,由患者家属提供基本的日常照护,并由临终关怀机构常规地提供患者和家属所需要的各种临终关怀服务。[6][7]临终关怀注重姑息护理，是为生命即将结束的患者及其家属提供全面的身心照护与支持。于是临终关怀的工作重点则转移到护理上面。[8]
3.2 多采取理性治疗,专业执行工作不放弃病人.
基本原则上临终关怀机构都采取护理尤其全身护理为主，以姑息治疗的方式来对待临终者。通过提供缓解性照料、 疼痛控制和症状处理以改善患者余寿的质量 ,并将对其尊严的关心作为最重要的问题之一。[9][10]护士要理性地进行保守姑息的需要治疗，对与病患的生理反应做出正确的判断及采取有效措施如疼痛控制，要专业而严谨，为病患带去生命最后的宽慰。
3.3 临终关怀工作中的感性护理
护理的感性过程在于，从事临终关怀的护理人不是单一存在于生命的末端，而是带着人性关怀对病患进行照顾。明确护士在临终关怀过程中除主要为照护者的责任还兼有、 心理疏导者、 健康教育者、研究者、协调者等。[11][12]同情心的培养有助于抚慰极度悲伤和痛苦的病患。[13]研究结果表明 ,在病人的疼痛情境，护士在护理的过程中经常处于同情细致的心理心灵活动。[14]这是可贵而必须的。
4 对于临终关怀工作的经验总结及事业展望
4.1 护理工作者的收获
护士的实践中得到人文关怀的深刻的领悟和成长。家属的理解与肯定对护士起到了鼓舞作用,护士指出工作虽然辛苦、 压力大,但是得到了家属的认可,认为自己从事的是一项有意义、有价值的工作,对此项工作更有信心。[15]
4.2 临终关怀的现状
随着世界各国人口老龄化和人们对死亡观念的转化及卫生服务的发展,人们对临终关怀的需求日益增加。临终关怀是一种立体化、社会化的服务 ,是医护人员,针对现代医学治愈无望的病人,为其缓解极端痛苦,维护致死尊严,增强对临终生理、心理的积极应对能力,帮助临终者安宁走完生命的旅程和对临终者的家属提供居丧期在内的生理、心理关怀。[16]越来越多的老人和癌症患者迫切呼吁临终关怀。各种临终病人日益增多,受现有医疗卫生制度的制约及人们的传统思想的影响,家庭临终关怀护理成为一种普遍的需求,家庭、社区临终关怀护理可实现患者真正意义上的有尊严的死亡,体现了生命价值与质量 ,是实现临终关怀护理内容的理想形式。[17]
4.3 对于临终关怀的积极推广设想
临终关怀机构绝对有积极推广的必要。临终关怀机构的增加，由于工作人员的需要，不仅能为中国老龄化趋势的问题保证老有所养，还可缓解一部分人的就业问题。基于临终关怀长期性，需求性，必然性集于一身并急需发展的事业，我们是主张和呼吁政府深入此课题来讨论探索及在一定程度上的建设。但在全世界范围内，经济所需的支持，特别是国家政府的巨大医疗财政支出问题成为不可逃避的现实。特别是结合我国国情，发展中国家医疗经济的匮乏状态是不可能短时间解决的。我们作为医护工作者也有必要将临终关怀或死亡教育的宣教付出努力。然而在社区内的宣传会存在中国人自身的传统观念，对死忘的避而不谈等导致搁浅。可是在医院里可定期对此话题开设讲座吸引在医院的病人或家属了解并争求意见。当然我们更希望的是推广家庭护理，希望家属能传承中化民族的美德，对家人的照顾更是责无旁贷。如若护理工作者，定期去“家访”，对其病症及护理的一定指导，必要性地作疏导心理，排遣伤心等的人性化工作，发挥“天使”的本领，这将大大减少患者家庭的负担，也节约人力资源，减缓专业人员紧张的问题。于此，也将仁爱的思想传播，在人的心中种下爱心种子。在社会生活中体现出各个职能人员的作用，对生命的负责的态度和人道主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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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1004-7484（2014）-02-0938-01
临终关怀并非是一种治愈疗法，而是指对生存时间有限的患者进行适当的医院或家庭的医疗及护理，以减轻疾病的症状，延缓疾病发展的医疗护理。同时，临终关怀还能帮助病患家属承担一些劳累与压力，而在临终关怀中采取积极有效的心理护理，能提高患者的生命质量，通过清除或减轻病痛与其它生理症状，排除心理问题和精神烦恐，令病人内心宁静地面对死亡。
1 临终患者的心理护理
患者在被确认病入膏肓、无可救治后的心理反应大致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1.1 否认期 患者在刚被告知患有不治之症时，表现为不能接受，否认自己患此病，认为医生把检查结果弄错了。医务人员在此期不应把病情全部告诉患者，维持患者一点希望，让患者逐步适应，也可顺其意愿，予以可以耐受的检查，以缓冲患者受创伤的心灵，与家属一起做好安慰，密切守护，防止自伤、自杀等不幸事件发生。
1.2 愤怒期 患者在通过短暂的否认而确定无希望后，觉得为什么患这种病的会是我而不是别人，表现为愤怒、烦躁，甚至不愿意接受治疗，将愤怒情绪发泄到亲人或医务人员身上。此期的心理护理非常困难，患者可发生不礼貌的言行，医务人员要把愤怒看作是一种健康的适应性反应，应忍让克制，让患者的情绪得以宣泄，医务人员要怀着一颗爱心，安抚疏导病人。可同时辅以药物，稳定情绪，使其安全的渡过此期。
1.3 忧郁期 患者在精神和肉体上深受巨大的痛苦，在意识到自己死亡不可避免，将不久于人世时，感到悲痛欲绝和极度恐惧，有强烈的孤独感。沉闷压抑，希望有亲人陪伴，能得到更多的关怀。此期重点在于鼓励与支持病人，增强病人战胜疾病的信心和勇气，维护其自信心，积极营造解除病人心理恐惧、减轻心理负担的良好氛围，及时将病情好转的消息或新的治疗技术告知病人，使他们能以乐观、愉快的心境与死神较量。
1.4 接受期 少数患者在临终阶段基本接受了死亡这一事实，显得很平静，不愿意增加亲人和社会的负担，希望早日结束生命。此期重点为保证患者的生活质量。环境布置、饮食调配有积极的作用，了解病人最关心的事宜，尽量为其完成未竟事宜提供条件。医务人员要有同情和人道主义，尊重病人意见和日常生活习惯，体贴矛盾心情，给予更多自由，不约束其力所能及的活动。还可组织各种娱乐活动，转移患者的注意力，让他们充实的渡过生命的最后历程。
2 临终患者家属的心理护理
临终患者的家属都将经历一段极其痛苦的心理过程，他们的心理特征主要有：镇静、冲击（初知病情），否认（病情缓解时），愤怒（病情加重时），接受现实（病人濒死时），忧伤悲痛（病人死亡时），悲叹（病人死后一周左右），接受死亡（病人死后一月左右），解脱（病人死后半年以上），重组（病人死后一年以上）。医务人员不仅要做好临终病人的关怀，也要做好家属的心理疏导，帮助他们尽可能缩短心理上的否认、愤怒阶段，进入接受现实阶段，提高家属的心理适应能力，维护其心理健康。
2.1 掌握沟通技巧 在治疗和护理过程中，护士与家属接触最多，在与家属交流中做到善移情，用心倾听，有效地利用非言语性沟通技巧，适当运用肢体语言，不要给予过多安抚性回答，要理解他们此时的真实感受，取得他们的信任和亲近，才有利于帮助他们减轻痛苦。
2.2 给临终患者家属心理支持 作为临终患者的主要照顾者，应将痛楚与打击深埋心底，以良好精神状态去影响患者，尽力减轻疾病给患者带来的身心痛苦。医务人员应鼓励家属用适当的方法宣泄内心的情感，对家属在愤怒阶段的一些过激行为，应采取理解和克制的态度。对忧郁阶段的家属，要时刻在一旁静静地陪同，轻握其手或轻扶其肩背，以安抚情绪，让临终病人家属感到春天般的温暖。
2.3 指导家属协助做好临终患者的心理护理 家属的态度、言行可直接影响病人的生理和心理变化。有亲人守候在身旁，对临终患者来说是极大的安慰，医务人员应对家属进行安抚和鼓励，指导家属参与临终者的护理，提高病人的生存质量，向家属介绍临终关怀的相关护理知识，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一起分析病人的心理状态，并使临终病人在心理上、精神上得到充分的护理和安慰，以一种轻松的心情走完人生最后一程。
心理护理在临终关怀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它顺应时代的发展，适应社会需求，也是医学伦理学范畴。对于搞好精神文明建设，提高整个民族素质、促进医患沟通都有极深远的意义。临终关怀要社会化，而其中心理护理启动的死亡教育是发展临终关怀事业的关键所在，通过死亡教育使人们减轻对死亡的恐惧心理，更加珍惜生命，正确对待死亡，使临终病人以其赞成的方式接受死亡，而进一步提高生命质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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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人们用尽各种办法追求长生不老的愿望破灭了以后，人们不得不接受人必有一死这一残酷的现实，并慢慢开始了对临终关怀的问题进行探索研究，临终关怀的发展虽然只有短短几十年，但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表现。临终关怀在我国的发展遇到了很多的伦理障碍，我们对临终关怀的发展前景充满了希冀。
【关键词】临终关怀 伦理障碍 展望
一 临终关怀的定义和内容
临终关怀是指对濒死期的患者及其家属提供的一种全面照护，包括医疗、护理、伦理、心理和社会等各个方面，其目的是使临终患者的生命质量得到提高，能够在舒适和安宁中走完人生的最后旅程，并使家属得到安慰和居丧照护。［1］
临终关怀的内容主要有身体的关怀，心理的关怀和灵性的关怀。身体的关怀，濒死期的患者，身体病痛一般都很剧烈，主要通过医务工作者和家属的照顾来减轻患者的疼痛，使患者的身体更舒适。心理的关怀，临终的患者通常会有恐惧、焦虑、不安的心理，通过亲人和医务工作者与患者进行聊天和心理疏导满足患者的愿望令患者宽心，安心的面对死亡。灵性的关怀，一般通过回顾人生寻求生命意义或多半透过宗教学说及方式建立生命价值观，如永生、升天堂、往西方极乐世界等。
二 临终关怀在我国发展的伦理障碍
1 中国传统文化内含的生死观
中国传统文化是儒家、道家、佛家思想的长期历史积淀，人们尤其是老年人对死亡的观点和看法深受文化思想的影响，对死亡始终采取否定、忌讳的负面态度，甚至不能在话语中对死亡有所提及，认为死亡是不吉利和惧怕的象征。如儒家的“未知生，焉知死”，道家的“生死两忘，与道为一”的长生久视的理想和实践，佛家的“生死即涅，瞬间即永恒”等。这些关于生死智慧的思想，侧重点往往在与关注生，而忽略了死亡，使得老年人缺乏对待死亡的科学观，导致老年人对待死亡的真实意义缺少理解和认识，对死亡的存在缺乏足够的理性，难以接受死亡的观念，自然会影响临终关怀事业的发展。
2 中国传统的养老模式下形成的孝道观念
我国传统的养老模式以家庭养老为主，形成了“养儿防老”的传统思想观念，同时，也形成了特殊的孝道观，如子女要对老人“养老送终”， “父母在，不远游”，子女要在父母身边，行孝道，传统上常把父母临终时子女是否在父母身边服侍送终作为人们评价子女是否孝敬的一个标准。在这种模式下的孝亲观，通常不太关心老年人的自身感受和道德诉求，年轻人会认为把老人送到临终关怀机构是一种不孝的行为，老年人只要有子女在身边一般也不会到临终关怀机构，客观上成为阻碍我国临终关怀发展的重要因素。
3 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道德缺失
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传统的伦理价值体系冲击并逐渐解体，新的伦理规范还没有完全建立，出现了传统道德与现代道德冲突等现象，从宏观角度来看，我国新的伦理道德坏境还没有完全生成。表现在临终关怀的微观层面上还没有形成积极的伦理环境，临终关怀本质上就需要伦理的支持，面对老年患者，缺乏高素质、恪守职业道德的医务人员进行护理，没有临终关怀规范的伦理行为，必然会制约我国的临终关怀事业的发展。
4 老年人自身的道德教育的滞后
老年人的道德教育是中国伦理道德教育的忽视的一方面，老年人作为社会的长者，为社会、家庭工作一辈子，有着丰富的人生经验和知识。然而，社会的进步，道德价值观念的变迁，都要求老年人不断接受社会的新发展，认可、宽容新的道德规范，加上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老年人在面对临终关怀这一新事物难以在观念上接受。而临终关怀，是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新的道德观念之下而催生的产物，是符合老年化社会的发展趋势。因此，部分老年人的观念滞后，必然会制约中国的临终关怀事业的发展。
5 经费缺乏，不合理的卫生资源分配
国内的很多例子显示，经费的缺乏会很大程度地阻碍了临终关怀事业的进步与发展。其一，政府财政在临终关怀等社会医疗公益项目的支出相对比例较小；其二，随着我国老龄化社会的加剧，老年人在医疗卫生、身体保健的需求会快速增加，社会要面临的压力会逐渐加大；再次，临终关怀这项服务本身也具有特殊性，医院不可能依靠临终关怀项目盈利。所以，从医院本身的利益出发，如果没有额外的资金支持，设立临终关怀这个项目的必要性就大打折扣。［2］这也必然会制约中国的临终关怀事业的发展。
三 临终关怀在我国发展的展望
临终关怀既是社会公益，又是卫生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临终关怀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是社会保障体系的一部分。伴随着我国老年龄化的不断进展，老龄人在我国人口中的比重不断加大，人口红利期将会结束，到时年轻劳动力要面临沉重的赡养负担。与其相关的社会问题也会不断出现。重视临终关怀,已成为当今社会和人们的普遍要求。为了满足这种需求,政府应增加资金投入,建立相应的临终关怀机构［3］。人们开始对现实进行反思，极大地关注人类自身的问题。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临终关怀将在未来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的角色，为人类的健康和幸福作出贡献。
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大力开展死亡教育和临终关怀知识的普及和宣传工作，扩大临终关怀在公众中的影响，引起社会的重视和关注，使人们逐渐树立正确的死亡观。我们国家提倡优生、优育,提高人的生存质量,更应该重视优终和优逝,因为这也是人们生存质量提高的一种体现,健康的出生、成长和死亡应该一样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并逐渐形成相应科学、完善的服务体系［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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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蔺晓贤．21世纪中国临终关怀事业展望．浙江中医学院学报，2001，26(6)：73―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