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现代化论文范文

政治现代化论文篇1

[关键词]中国现代文学 政治化 倾向

中国现代文学的政治化倾向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显著特征。所谓文学的政治化倾向是指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政治思想，政治势力，政治人物对其进行控制和制约并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也指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为了某种功利性的政治目的进行创作，或者作家写了一些关于政治题材的作品，都可以叫做文学的政治化倾向。

中国现代文学的政治化倾向最早可追溯到晚清时期。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认为：“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为国民之魂”， “今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 他把小说看成是革新政治的工具。他十分推崇日本的政治小说。他说；“日本政界之日进，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 他还撰写了大量的政治小说如《新中国未来记》等。《新中国未来记》充满了浓重的政治气味及演说化倾向，以致于成为一部“不像小说的小说”。辛亥革命时期，南社诗人写了大量的政治诗，主要内容是歌颂民主、自由和歌颂袁世凯的。如柳亚子的《卢梭》，《元日》，《挽秋瑾》等。

五四新文化运动也与政治关系密切。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要求文学为革命政治服务，认为要“革新政治”，就必须“革新文学”。他的杂文大多是政论。他后来接受马克思主义，在苏联的帮助下创建中国共产党，更是他从文学走向现实政治的有力证明。把文学当作政治的突破口，他认为“由来新文明的诞生，必有新文艺为之先声，而新文艺之勃兴，尤依赖一二哲人，犯当世之不韪。发挥其理想，振其自我之权威，为自我觉醒之绝叫，而后当时有众之沉梦，赖以惊破”。 十月革命以后，为之欢欣鼓舞，走向马克思主义，他先后写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他后来参与组建中国共产党，大革命时期被军阀杀害。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早期共产党人恽代英，邓中夏，肖楚女等提倡革命文学。大革命时期的郭沫若从文学走向政治。他参加了国民革命军和北伐战争。大革命失败以后，他写了措辞严厉，立场鲜明的政论文《请看今日之》，声讨叛变革命的罪行。后来还写了诗集《恢复》，讴歌历史上的农民战争和现实中的农村暴动，但艺术上比较粗糙，充满了标语口号。

太阳社和普罗时期，文学带有激进的政治宣传色彩。普罗诗派以高昂的的政治热情为无产阶级革命而歌唱，但他们的诗作情感流于空乏，缺少含蓄和诗美。殷夫的一些诗充满反帝反封建的激情如《别了，哥哥》，《血字》等，但也有一些写得比较空洞。普罗小说作家大多以牺牲艺术来换取政治宣传效果，人物成为作家思想的传声筒，革命加恋爱成为一时的创作模式。如蒋光慈的《短裤党》，《冲出云围的月亮》，《田野的风》都在革命者的斗争中插入恋爱故事，人物及事件进程描写比较简单化，充满粗直的革命激情。

三十年代的文学论争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如左翼批评家指责“新月社实际充当着刽子手和皂隶的角色，替执行维护治安的任务” ，胡秋原则批评左翼作家“将艺术堕落到一种政治的留声机，那是艺术的叛徒” .左联的创作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如茅盾的《子夜》写军阀大战、农民暴动、工人罢工、国共斗争，丁玲的《水》写灾民反抗反动统治者的斗争，洪深的《农村三部曲》写农民对地主的斗争。

抗战初期的文学带有强烈的民族义愤，结果出现了不少抗战八股。国统区的创作中，老舍的一些鼓词、话剧、小说由于配合抗日宣传而缺少艺术性，战国策派文人陈铨的《野玫瑰》、《狂飙》则宣扬法西斯政治，茅盾的《清明前后》是个政治剧。解放区文学，自从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以后，更是服从和服务于政治。延安派诗人开始大都写抗日战争，后来转向写阶级斗争。延安诗歌对鼓励抗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也有一些罗列现象，内容浅薄的作品。解放区的小说有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等。《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虽然写到了斗争的复杂性，但由于群众性的人物和场面过多，有鲜明个性的人物仍然不多。解放区的话剧创作中，反映部队和根据地农村生活的作品占了极大的比重。剧作家们力图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和现实斗争的政治意图去剖析和表现各种生活现象。如《把眼光放远一点》，《红旗歌》等都体现了这种倾向。尽管在语言，结构，场面等方面吸取了民间文学的一些优点，但仍存在一些历史局限。如题材单一，过于突出政治而忽视了人物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因片面强调急功近利而图解政策的剧作也不少。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现代文学的政治化倾向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文学现象，它几乎贯穿了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

中国现代文学的政治化倾向原因分析

笔者认为造成中国现代文学的政治化倾向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客观原因大概有以下四个方面：1、中国现代反帝反封建的迫切任务要求文学充当反帝反封建的有力工具和武器。，五卅运动，抗日战争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不少作家写了这方面的作品。如叶圣陶的《五月三十日急雨中》，田汉的《顾正红之死》，老舍的《火葬》等。大革命以后和解放战争是反对反动派的斗争，具有革命倾向的作家写了很多这方面的作品。如丁玲的《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2、政治组织的鼓动与提倡。如鼓吹“三民主义文艺”、“民族主义文艺”，中国共产党提倡革命文学，左翼文学，国防文学，工农兵文学等。3、中国古代文以载道功利主义文学观的影响。中国古代文论强调文学的道德教化和调节政治伦理的作用，这与现代的文学工具论和文学从属论有相似和暗合之处。4、马列文论中阶级论、工具论以及拉普左倾文论的影响。阶级论是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这使中国现代社会生活及文学充满斗争色彩。左联借鉴了苏联拉普派及美国红色作家辛克莱“文艺是宣传”的观点。借鉴了列宁《论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中的观点：文艺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齿轮和螺丝钉。主观方面的原因则是大部分作家丧失了主体的独立性，盲目跟随形势，创作了一大批宣传品。如蒋光慈的《短裤党》，老舍的《火葬》，丁玲的《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

中国现代文学的政治化倾向的消极影响

中国现代文学的政治化倾向的消极影响主要体现在现代文学作品的艺术性不高，公式化、概念化作品大量存在。诗歌带有标语口号化倾向，小说则人物形象不鲜明，戏剧充满说教。普罗诗歌和中国诗歌会的诗歌攒在概念化、口号化倾向和形象性不强的弱点。艾青进入解放区后写的一些诗如《种谷》等，也有概念化倾向。丁玲的《水》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小说，存在着人物个性模糊的缺陷。左联和解放区的话剧，都带有一定程度的宣传色彩和说教意味。现代文学的这种倾向还深刻地影响了当代文学。

但中外文学史的实践证明：文学与政治，并非水火不容。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既有政治性又有艺术性，能够体现两者的完美融合。如屈原的《离骚》，古典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诗词，的《可爱的中国》，《清贫》，叶紫的《丰收》，叶挺的《囚歌》，吕兴臣的《霓虹灯下的哨兵》，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肖霍洛夫的《静静的顿河》等。不反映政治的文学是没有气魄的，盲目跟随政治的的文学也只能成为昙花一现的宣传品。因此，社会如何给文学的发展创造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作家如何把握政治、艺术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是中国现代文学留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同时也是今后文学发展的方向。

参考文献：

[1]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N]清议报第一册

[2]守长·晨钟之使命[N]晨钟报创刊号

[3]鲁迅·鲁迅全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59

[4]胡秋原·阿狗文艺论[J]文化评论创刊号

政治现代化论文篇2

关键词：太平天国运动；现代化；权力再分配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实质上是历史观与价值观的统一。马克思在解释社会历史运动时，既不把历史看作预成存在，不受价值影响的自在进程，也不把历史看成毫无规律，可以根据主体的自由意志任意决定的结果。而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过程，是历史必然性与价值选择性两种力量互动的结果。这种必然性与可能性，客观性与主体能动性之间的辩证法，体现了人类社会在一般趋势下出现的发展道路的多样性。这是我们进行现代化建设，选择现代化道路的深刻的理论基础。

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发生的第三次革命性转变，它是全世界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和不同国家从农业文明或游牧民族逐渐过渡到工业文明的过程。由于知识爆炸，科技进步和工业革命所提供的客观因素，现代化不能不具有世界性的弥散和扩张性质，因此在历史上现代化又被称之为西化，欧化或工业化。然而，必然性与价值选择性的辩证法决定了现代化具有更丰富，更深刻的内涵，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向欧美国家认同的过程，其间必然包含着每个国家在各自的历史文化视野中对现代化的不同的价值取向和模式选择，它是一个民族在其历史变迁过程中文明结构的重新塑造，是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诸层面在内的全方位的转型。

当现代化启动之后，为了在变迁的社会中形成统一的全国经济和政治网络，加强国家内部的政治整合和社会整合，就必须建立一个具有现代取向的，高效有力的中央政府，这是政治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但是，中国特殊的社会结构又决定了政治现代化选择的价值取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太平天国革命为中国现代化的启动创造了权力分散的良好的政治前提，它改变了晚清的政治格局，震撼了清王朝一体化的集权体系，权力资源逐渐分散到地方手中，从而实现了现代化的最初反应一洋务运动，真正开启了现代化的实践。

晚清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嬗变，应以太平天国为分水岭。在此之前，清王朝是一个高度集权和极端君主专制的封建政权，自太平天国运动发生以来，其权力结构从中央到地方都发生了很大变化，随着地方势力的抬头与官僚阶层内部的分化，清王朝的王权危机正日益扩大。

首先表现为督抚专权。自古以来，中央王朝对地方政治势力的增长非常警惕，清政府为了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在省级设立总督衙门与巡抚衙门，总督与巡抚在地方上的权力既各有所分，又相互牵制，从而便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但是，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以后，清朝的正规军受到重创，不得不扩大地方武装的力量，这样就出现了中央军权下移，地方上军政合一的局面，其主要标志乃是湘军的兴起，湘军建立的主要目的是对付太平军，随着湘军势力的不断增强，其职能也发生了变化，不再是护卫一方的地方武装，而是维系清朝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对于曾国藩极其湘军的崛起，清廷在军事上有利用它的一面，同时在政治上还有限制它的一面。但是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形势逼人。清廷已无力对抗，只好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兼钦差大臣，集军权与政权于一身，从而迈开了督抚专权的第一步。为了便于作战，曾国藩又利用自己的权力把大批湘军将领举荐为封疆大吏，接着各省的巡抚又将自己的部将举荐为各省的布政使，按察使。这样就出现了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政治集团，同时。他们还因袭湘军军饷自筹的习惯控制了地方财政，此外，湘军集团还排斥异己，任用亲信控制了地方用人权。这样，湘军集团控制了东南各省的军权，政权，财权与用人权，上下相应，成为一股强大的地方政治势力。太平天国革命以后，督抚专权的局面已经形成，中央集权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所以到辛亥年间，武昌革命的枪声一响，各省纷纷宣布独立，督抚专权最终引发了清政府的与地方割据。

其次是造成了官僚阶层的分化。伴随着督抚专权的出现，清政府官僚阶层发生严重分化，这种分化倾向表现为两个层面。一是上层汉族官僚势力的增长，二是洋务政治派别的兴起。

清政权建立以后，清政府极力把自己打扮成中国传统的合法继承人，并且任用大批汉人以巩固政权，经过多年的发展，满族与汉族之间的矛盾虽有所缓和，但两个民族之间在政治上的差异与猜忌仍然存在。清朝统治对汉族官员始终抱有戒备之心，虽然在表面上满汉官员一律平等，但实际权力仍操纵在满官手中，道光以后，由于面临严重的内忧外患，尤其是太平天国革命爆发之后，汉族官僚的势力逐渐增长，清廷满汉官员之间的政治格局开始改变。太平天国起义后，清廷的八旗，绿营经制之师受到重创，一蹶不振。许多满族官员面对这种危机却无能为力，于是清廷被迫起用大批汉族官僚，任命他们为团练大臣，在各地举办地方武装以对抗太平军。这样一来，汉人官僚与士绅在地方的势力得以扩张，最典型的就是以曾国藩为首的汉人湘军集团的兴起。以曾国藩，左宗棠等人为代表的湘军将领，多是一批经世儒生，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满族官僚知悉这些情况，决定利用他们去对付太平军，结果使一大批汉人官僚兴起，湘军集团因此而由一般军事武装变为强大的政治势力，导致了督抚专权的局面。可见，督抚专权不仅标志着地方势力的抬头，而且也反映了汉族官僚势力的扩张，这种局势的发展最终导致了清政权倾刻之间的土崩瓦解。

清朝官僚分化的另一个标志是洋务派的兴起。洋务派的出现也是清朝面临内忧外患危机时的产物。鸦片战争期间，以林则徐，魏源等为代表的一批官僚士绅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同时改革国内的弊政。无疑，他们是最早具有“洋务”思想的代表。但是，这批人在当时的官僚中属少数派，而且除林则徐外，这批人中多数人并无多大权力，影响不了清廷政治。但是当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随着地方势力的抬头，这些封疆大吏拥有相当大的权力，在与西方国家联合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他们亲身体会到西方先进武器的厉害，从而更加坚定了他们学习西方，自强求富的决心，这就是洋务派产生的历史条件。随着洋务派势力的不断增强，在朝廷内部很快分化出以大学士倭仁，徐桐等为首的保守派政治势力，他们主张遵从祖法，反对学习西方，认为洋务派的行为是“用夷变夏”，出卖国家。这两种对立的政治势力的不断斗争，不仅加剧官僚阶层内部的分化，而且也加剧了清朝政局的不稳。

政治现代化论文篇3

政治文化研究的队伍不断壮大。随着政治学专业的全面复兴，一些大学的政治学系配备了专业的政治文化研究与教学人员，一些学校还设立了研究中心、研究所等机构，如南开大学的政治文化研究中心、天津师范大学的政治文化研究所等。另外，围绕着政治文化的研究，还形成了一些专业学术研究群体，如以刘泽华为代表的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群体、以徐大同为代表的西方政治文化研究群体等等。

有组织的学术交流活动也推动了政治文化研究的发展。学术界先后于1987年和1994年召开了两次全国性的政治文化研讨会，推动了学术交流，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就。另外，一些专注于政治文化研究的网站，如政治文化研究网（）等逐渐发展起来，利用现代网络技术为我国政治文化研究领域内的交流提供了更多的方便。

在短短二十几年的发展过程中，政治文化研究可谓硕果累累。据不完全统计，自80年代起，学术界先后出版了政治文化研究方面的专著近70余部，发表专业论文近400多篇[①]。一些刊物，如《政治学研究》等围绕着政治文化发表了大量论文，推动了政治文化研究的深入；由南开大学政治文化研究中心同《天津社会科学》联合开办的“政治文化研究”栏目以及由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研究所主办的《中西政治文化论丛》亦为我国政治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园地。另外，一些期刊如《孝感学院学报》、《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等一些刊物亦为政治文化研究开辟了园地。

对我国政治文化养成的历史轨迹加以描述，从对历史的回顾中生发思考成为我国政治文化研究发展的一条主线。在已经出版或发表的大量专著和论文中，对传统政治文化的反思占据了主要的方面。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分别于1989年前后和2000年出版的两套大型政治文化丛书。由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第一套中国政治文化丛书即体现了视野广阔的特点，分别从地域、民俗、权力、礼乐等方面探讨了中国政治文化，计8种之多。由刘泽华主编的第二套中国政治文化丛书汇集一些长期研究中国政治文化的优秀作者，在选题和内容上均有所创新。丛书从政治人格、社会人格的分析以及语言、符号的表达等一些重要的范畴入手，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做了深入而新颖的研究，充分体现了我国政治文化传统研究的最前沿成果，为新世纪中国政治文化的研究奠定了起点。

与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相比，对外国政治文化的研究显得薄弱，主要体现在对西方政治文化传统的研究上。另外，在理清西方政治文化发展的模式、跟踪西方政治文化理论发展等方面亦形成了一些成果。丛日云所著《西方政治文化传统》从历史的角度对古代希腊、古代罗马以及中世纪西方的政治文化传统作以探讨。高毅所著《法兰西风格》则是我国史学界以政治文化的分析方法进行世界历史研究的重要贡献。该书从大革命的时代背景出发分析了法国政治文化的内涵与特征。另外，还有大量的论文不但涉及到西方政治文化的研究，而且对非西方国家政治文化及政治社会化的经验做了总结。

中外政治文化的比较研究突出了以专题形式展开的比较研究。其中不但广泛地涉及到政治思维模式，对个人、国家、权力、政治统治的政治认知方式，政治价值、政治心理等等不同的特征，而且追本溯源地分析了中外政治文化不同的原因、走向以及政治文化建设等等内容。徐大同、高建主编的《中西政治文化传统比较研究》、柏维春所著《政治文化传统：中国和西方对比分析》、潘一禾所著《观念与体制政治文化的比较研究》以及一些论文均从比较的视角出发，丰富了我国比较政治文化的研究。

文化形式的广泛性决定了政治文化研究内容的复杂性。器物之喻、帝王名号、英雄的形象、军阀现象、诗词歌赋、小说，甚至网络均成为人们分析与研究的对象，这为政治文化的研究开阔了视野。一些重大的主题，如法治文的建设、全球化背景下的政治文化建设、宗族对政治文化的影响以及我国村民基层民主建设被提了出来，并形成了初步成果。由于篇幅关系，这里仅就其中部分主题作以简要介绍。

1.理论架构与学科发展

无论是作为一种分析手段，还是作为一种心理特征，政治文化研究都需要架设从概念、结构到功能、体系的一整套理论维。从政治思想、政治心理两个方面架构政治文化理论体系的做法得到更多的认可，但政治文化研究宽广的学术空间仍然给学者们的思索留下了充分的余地。

政治文化理论研究方面的著作较多。早期有高洪涛所著《政治文化论》、孙正甲所著《政治文化：心态·观念·价值及其演进》、《政治文化学概论》、王卓君所著《文化视野中的政治系统政治文化研究引论》、吕元礼著《政治文化转型与整合》等等基本上对政治文化的概念、结构、功能、体系、政治文化的变迁以及政治社会化等方面做了介绍和研究，基本上为我国政治文化研究提供了理论体系。

政治文化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为我国学者更科学、更全面地架构政治文化理论的体系提供了基础。王乐理所著《政治文化导论》在大量国内、外研究资料的基础上从政治体系、政治发展、政治变化等全局的角度考察了政治文化，突出了对公民文化、现代化人模型、政治文化特征群的研究。

对西方政治文化理论发展的研究亦为我国的政治文化理论提供了增长点。丛日云与王辉先后发表的《西方政治文化理论的复兴及其新趋向》、《西方政治文化理论的衰落与复兴》以及王乐理的论文《政治态度与意识形态的交融》均本着这一出发点从西方政治文化理论的发展中寻求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理论体系的完善与发展。

2.政治文化的模式研究

获取某一民族在某个特定时期的政治文化模式，从而解读政治体系的文化背景是政治文化研究的初衷。对我国当代政治文化模式的研究是政治文化研究的一个主要内容。李传柱在《论当代中国公民政治文化的协调性与冲突性》、《论当代中国公民政治文化的一致性与差异性》等论文中从协调与冲突、一致与差异等对立角度分析了我国公民政治文化的特征；文小勇的论文《试析我国政治文化的“二元”结构模式》则从我国政治文化的二元结构模式出发，审视了我国政治文化中传统性与现代性、主流与非主流、中国与西方等文化样式二元并存的状态。

政治文化并不是一个静态的存在，对它的动态发展模式进行描述亦给政治文化的模式研究带来新鲜的内容。黄颂的论文《秩序与冲突》以及《西欧中世纪政治文化演进机制的再思考》从西欧中世纪教、俗两界追求秩序重建过程中出现的冲突出发，探讨了中世纪政治文化向近代演进的深层动因。在对美国改革时代的研究中，吴强、王公龙的论文《变动不居的平衡》和佟德志的论文《自由立宪与民主理论的创新—美国改革时代的文化研究》都是从均衡与发展的角度出发对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美国政治文化的特质做了研究。汤敏轩的论文《英国政治发展的渐进模式》则是从选举权出发归纳了英国政治发展的渐进模式。

3.传统政治文化及其现代化

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发展历史进程的研究为寻找传统政治文化的机理与脉络提供了基础，在回顾与反思的基础上，学术界对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如小农经济和君主政治，形成了某些共识。然而，在政治文化的具体特征的认识上，学术界却各有不同的认识。徐大同在论文《试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础与特征》中将中国政治文化的特征归结为务实、重民和伦常的政治文化；俞可平则在论文《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论要》中将中国政治文化传统归结为君主民本、安定统一、认同与容忍等特征。其它亦有一些论文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特征做了论述。

传统政治文化的存在是连续的，其一贯发展的脉络体现了对现代化的价值。从近代开始直到的历史表明，实现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化离不开传统政治文化的自我转换，从某种意义上说，传统政治文化的创新和政治文化的现代化则具有相同的语义。朱日耀、曹德本、孙晓春合著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思考》较早地对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化做出了思考，为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化研究打下了基础。曹德本所著《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化》则从更为宽广的视野对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化做了审视。

4.政治文化与政治稳定

从某种程度上说，政治稳定取决于人们由政治文化决定的诉求得到满足的程度与状态。因此，政治文化与政治稳定密切相关，对政治现代化的建设具有极端重要的作用。曹德本与宋少鹏合著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社会稳定》在作者此前所著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社会稳定》等一系列论文的基础上写就，对修身与人际和谐、治国与群体和谐、平天下与天人和谐等做了系统而又独到的分析，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社会稳定做了重要的解读。

高建的论文《稳定民主的必要条件》就西方政治社会学的一个重要主题作以考察，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理清了西方社会公民文化在权力与责任、一致与歧义、功利与感情之间的平衡与稳定作用，为我国政治文化与政治稳定的研究提供了借鉴。王运生的论文《中国转型时期政治文化对政治稳定的二重作用》则以社会转型为背景，突出了政治文化作为一把“双刃剑”二重作用。另外的一些论文，如刘伟的《影响我国政治稳定的政治文化因素及对策》、经纬的《政治文化与政治稳定的价值论》等等，大多以政治文化与政治稳定的关系出发，探讨我国社会政治稳定的文化心理因素。

5.政治人格研究

政治文化现代化的关键视为现代人人格的现代化。事实上，透视中国公民政治文化的素质，推动政治文化培养是我国政治文化研究的主旨所在。学术界对这方面的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即当代中国公民政治文化的调查研究和传统政治群体的人格剖析。

尝试以政治文化分析方法分析中国公民政治文化素质的作品大多借鉴了西方政治文化的分析方法，从调查、统计等实证角度出发，注重结论的科学性。如程志方、闵琦所著《中国政治文化民主政治难产的社会心理因素》、张明澍所著《中国“政治人”中国公民政治素质调查报告》、蒋云根所著《政治人的心理世界》等书均遵循了这样一种政治分析的方法，为中国政治文化发展的主体性研究打下了基础。

剖析政治人格，研究政治心态亦是中国政治人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两套中国政治文化丛书中对这方面的内容均有所涉及。如君主与中国政治、宦官与中国政治、士人政治精神的典型分析、官僚的社会人格等成为人们透视传统政治群体的政治人格和政治精神的突破口。

在对政治人格剖析中，知识分子阶层的政治人格与政治心态成为一个热点，如对葛荃《晚明东林党人政治悲剧的心态之源》以晚明东林党人的道德理想与“慎独”的境界、“戒惧”的心态为典型进行剖析，为深入了解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的精神世界提供了一种模式。赵泉民的论文《清末新知识阶层政治文化心态探析》则以新知识分子群体为对象，分析了这一群体对西方民主政治学说的体认和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之载体的离异的政治心态及其后果。而王乐理的论文《当代中国政治文化中的个体意识流变》则更多地从小说、诗歌、回忆录等更为广阔的视野出发揭示了我国公民个体意识流变的条理，剖析了特殊年代知识分子的心态。

政治现代化论文篇4

一

在世纪的转折点上，我们都关注着如何为新世纪的政治学定位，思索着面向21世纪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方向和主题。为此我们首先需要问：政治学是怎样一门学科？它能够做什么？

政治学是一门与社会政治生活紧密关联的学科。它不是书斋中的智慧游戏，也不是纯粹的求知活动。从一定意义上说，政治学研究就是政治的一部分。所以美国政治学说史专家乔治?萨拜因正确地把政治理论家称为“超级政治家”。①从历史上看，政治学的主题总是时代要求的产物。当一个政治文化辉煌的时代即将逝去时，政治学家总结了这个时代，为后世留下不朽的理论遗产。在新旧时代转换的变革关头，政治学家们把握着时代的主旋律，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头，以他们的理论指导了一个时代。当一个新时代即将到来时，政治学家们体察到时代的深层脉动，以其理论准备着一个时代。政治学随时代的要求而转换着主题，政治学的研究因为和入政治生活的主旋律才显示出其价值和生命力。

在上个世纪的转折点上，以康粱为代表的维新派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派清醒地认识到了世界历史的潮流，把握住了中国政治变革的趋向。中国传统政治学向现代政治学的根本转变是从他们开始的。今天，世纪的转折点与时代的转折点又不期而遇，我国的政治发展进入了特殊的历史转型时期。在我们这一代政治学者的心头，需要有沉重的历史责任感和光荣的历史使命感。我们需要严肃地思考，时代对我们提出的要求是什么？我们如何把握政治学的发展方向和主题，从而开创政治学发展的全新时代？

二

改革开放以来，以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为基本驱动力，以对外开放为催化剂，带来我国政治结构和政治文化的解构与变迁。九届人大又开始迈出了重要一步，改革与计划经济相耦合的政府体制，建立与初步形成的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府模式。我国经济改革的大势已经不可逆转，它将指向成熟的市场经济。按一般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经济发展与民主化有着正相关的联系。大体上，发展中国家人均国民收入达到1000―3000美元，就初步具备了向民主政治体制过渡的条件，公民文化开始生成。②人均收入在3000―6000美元间，就具备了建立法治社会和民主制度的社会经济基础，同时公民文化也趋于发育成熟。瞩望21世纪初到中叶，我国的经济发展将进入这个时期。也就是说，构建健全的民主制度，培育成熟的公民文化，是今后数十年我国政治发展的方向和目标，也是我国政治学研究的主题。

21世纪是全球化时代，它要求我们用全球化的新思维来把握时代的脉动。应该看到，亨廷顿所称的当代世界“第三次民主化浪潮”已经给我们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自1974年起，这股民主化浪潮从欧洲南端涌起，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腊这三个资本主义欧洲最后的权威主义政权。70年代末，民主化浪潮漫延到拉丁美洲，一个接一个的军人政权还政于民。到80年代末，这片大陆已经基本实现了民主化。80年代中期，民主化浪潮涌入亚洲，菲律宾、韩国等权威主义国家实现了向民主的过渡。80年代末90年代初，它又迅速席卷了前苏联和东欧地区，使这些国家相继走上了西方式的议会民主道路。与此同时，敌视西方文化的“中东―伊斯兰教”世界也开始受到民主化浪潮的强劲冲击，多数国家进行了自由化或半民主化改革。进入90年代，多党民主风潮登陆黑非洲，一党制政体或军人政权兵败如山倒，仅在二、三年间，绝大多数黑非洲国家转向了多党民主。除了由权威主义向民主政体的转变外，还有许多权威主义政权实行了民主化的改革，或松动了权威主义的统治。有的国家处于强大的民主运动与权威主义政权的紧张对峙之中。

这股强劲的民主化浪潮的影响遍及全球。从文化类型上看，它涵盖了各种文化：基督教文化、儒教文化、伊比利亚文化、伊斯兰教文化、黑非洲文化等无一例外；从经济发展水平上看，它既包括了作为超级大国的前苏联，实现了经济腾飞的韩国，也将一系列最不发达国家裹挟其中。经过它的冲击，世界的政治版图已经大大改观，一种新的时代精神已经形成。环顾今日之世界，欧洲、北美洲、拉丁美洲、大洋洲都已经成了民主的大陆。在非洲，权威主义政权成了民主化浪潮中的孤岛。在亚洲，它也只剩得残破的半壁河山。这意味着，进入21世纪的时候，我们将生活在一个民主政治占统治地位的世界里。时代潮流和世界大趋势已经把建设公民文化的任务紧迫地摆在我们这一代政治学工作者面前.

三

中国改革的发展趋向和世界政治变革的潮流告诉我们，新世纪中国政治学的历史使命就是为构建健全的民主制度做理论上的准备和为培育成熟的公民文化提供理论支持。我们知道，公民文化是民主制度的隐结构，只有公民文化发育到一定程度，民主制度才能建立，也只有得到公民文化的支持，民主制度才能得到巩固和健康运作。与制度上的成功设计相比，推动公民文化形成的任务更为重要，也需要政治学界予以更多的关注。

诚然，政治学界仍然需要关注改革过程中的政治稳定、秩序和效率等问题，但是从整体上说，现代国家权力制度化的阶段已经过去，我们需要在构建公民广泛参与的政治结构的大目标下来解决上述问题。在当代社会，政治权威要获得合法性和有效性，必须使社会上具有政治参与要求和能力的部分参与到政治体系和决策过程中来;政治稳定的实现和政治秩序的建立，有赖于社会各种利益得到制度化的代表和表达，社会的多元势力能够进行公平合法的竞争；提高政治效率的关键在于建立一种机制，保障公民能够对政府及其公职人员进行有效的选择和监督。总之，在当代社会，解决上述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建立健全民主的政治结构。政治学的研究只有立足于此，才能有高屋建瓴的眼光，才能跳出以往过于单纯执着地追求稳定、秩序和效率等目标，结果却难以奏效甚至产生负面效应的被动循环。

四

政治学研究能够为公民文化的发育成熟做些什么呢？

我们知道，现代公民文化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基本要素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一种自然发育的过程。政治学界不能过高估计自己的作为和影响力。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我国政治现代化进程是西方政治文化冲击的结果，现代公民文化并不能由本土文化自然生成，它需要移植、嫁接和融汇外来文化，所以它又是衍生型的，是一种人为的建构。这决定了现代中国式公民文化的诞生和成熟要经历传统政治文化的断裂和创造性地转型、中西政治文化的冲撞与融汇的复杂过程。是一项艰巨复杂的文化工程。这使政治学的研究对公民文化的成长发育具有特殊的引发和启动作用、催化作用、助生作用、杠杆作用、指引和模塑作用。它需要政治学家以创造性的工作来积极参与重构现代中国式公民文化的理论设计。

市场经济及其相应的经济发展是公民文化形成的基本驱动力，发达的市民社会是公民文化孕生的摇篮。但是，适宜的社会经济条件只能孕生公民意识的某些潜在要素。没有理论的先导，其它一些因素难以生成;没有理论的提炼和升华，这些潜在要素也只是处于自在状态，不能获得自觉的理性形式。公民文化作为一种自觉的理论建构首先在政治思想家或政治学家的头脑中形成，他们对粗糙、零散、模糊的和具有一定盲目性的公民的自我意识、欲求、期望、态度，以及直观的感觉和自然的情感予以提炼和升华，作出系统的阐释和解说。通过理论的环节，公民意识才能上升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定型为政治制度和法律。而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法律以及在这种制度和法律规范下的经常性的公民生活，都会成为公民教育的有效手段，反转来塑造公民的政治态度，内化为公民的心理素质和心理结构。经过公民理论的中介，成熟的公民文化才能真正形成。

可见，政治思想家和政治学家在中国当代公民文化的形成中具有特殊地位。所谓政治思想家，我们这里指的是哈耶克所说的“原创型思想家”。他们是人类政治思想和政治智慧的活水源头。政治发展的转型时代呼唤着具有宏观视野和深刻洞察力的政治思想家来把握政治发展的路向，创建中国式现代公民文化的巨大文化工程也需要具有贯通古今的政治知识和融汇中西的政治智慧的政治思想家，为现代中国式公民文化奠定根本原则和理论框架。

在政治思想家周围是政治学研究者群体。他们为社会提供政治学的专业知识，从而在各个具体领域里丰富公民理论。作为政治领域的专业工作者，他们通过收集和鉴别事实材料，进行整理分析，形成对政治现象的客观描述和因果分析，对政治问题的价值评判或选择。他们的专业技能和知识使其在社会公众中享有天然权威，其理论具有理性和逻辑的力量。特别对深层政治问题和宏观政治现象的认识，社会依赖专家，公众也能够服膺专家的意见。借助这个地位，政治学工作者制造和引导舆论，创造文化氛围和环境，指导和矫正公民的政治认知和政治评价，影响公民的政治情感和态度。也就是说，政治学家所创造和阐述的民主理论会内化或积淀为公民文化。

一些发展中国家民主化的经历告诉我们，衍生型公民文化的形成依赖两种重要的公民教育手段。其一是民主政治结构及民主政治生活；其二是民主理论。有的韩国学者认为，韩国实现民主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长期的公民教育促进了公民文化的形成。由于韩国建国之初就确立了民主宪法，民主价值获得了合法性。即使在权威主义统治之下，民主理论仍然是合法的，学校里一直在灌输民主价值。随着民主观念的广泛传播，权威主义政治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厌弃。③

在由传统政治文化向现代政治文化转型时期，具有先导性的理论发挥着启蒙作用，塑造着时代精神。一种政治秩序和政治制度的合法性是由公民的政治态度来量度的，而其合理性则取决于知识界对它的描述、分析和判断。合法性要得到合理性的支持才能巩固，而合理性也会转变为合法性，或加强合法性。一种制度如果不能从理论上说明其合理性，失去知识界的支持，它很容易失去合法性。而一种获得了合理性的价值体系很容易在公民的态度中获得合法性。

18世纪启蒙运动为我们提供了政治学家对政治秩序合理性的解说影响公众关于政治秩序合法性的态度的生动例证。启蒙思想家们以理性论为武器，对现存政治秩序的合理性作出评判，并对新秩序作出描述，他们的思想深深影响了公民的政治态度，从而也改变了政治秩序的合法性。通过启蒙运动，整整一代人改变了思想观念，由臣民转变为公民，从而形成法国政治文化上的断裂。正是启蒙思想哺育的一代公民创建了公民社会。启蒙理论对于推动由臣民文化向公民文化的转型起到了有力的杠杆作用。

五

为了创建现代公民文化，政治学应该强调发展政治哲学，重视规范理论的研究，关注价值问题的探讨。

我国政治学恢复以来，一方面，由于在基本的规范理论领域一时还不能有实质性的突破，政治学者在这个领域里还难有大的作为；另一方面，我们面对着战后西方政治学发展起来的令人眩目的大量新理论和新方法。这样，政治学界特别是青年一代以极大的热情介绍和研究西方政治学的研究成果。于是就出现了一种奇特的现象：一方面，一些不适合改革开放时代要求的理论没有得到清理，政治学在基本理论方面很少创新；另一方面，却引进大量西方最时髦的理论、方法和概念来装点陈旧的政治学理论体系。结果是两者杂揉并蓄，政治学成为一种奇特的理论与概念的拼盘。

应该看到，当代西方政治学的主题与我国当代政治学的主题完全不同。战后的西方社会已经确立了民主制度，公民文化发育成熟。西方有的学者在50年代甚至认为，西方社会意识形态的对立和冲突已经终结。在这个大背景下，政治学弱化了它的文化职能而强化了其科学职能，其重心由政治哲学转向政治科学，其关注的焦点由政治制度和政治价值转向政治行为。而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后才进入公民文化的创生时期，我们正在进入的这个阶段是西方人早已越过的阶段。所以我们在引进西方政治学理论时，必须记住中西政治发展的“时差”，不能冲淡或模糊了我国政治学的主题。

西方近代公民文化生成的历史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在中世纪西欧，占统治地位的是封建的臣民文化。15―17世纪中叶，随着封建主义的衰落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传统的臣民文化开始转向近代型的“臣民―公民”文化。在这个时期，国家权力实现了制度化(世俗化、统一集权、职能分化等)，臣民仍然没有政治权利，国家权力对臣民的控制甚至超过了中世纪，但是，臣民对国家权力的义务和忠诚不再指向君主私人，而是指向抽象的公共权力和制度化的权力。权威主义政权只是作为一种必要性而得到认同，由于公民尚没有足够的参与能力而享有暂时的合法性。这时期的西方人在社会经济领域里已经获得了独立和自由，但在政治领域里，他们只满足于得到法律上的安全与保障，要求部分地影响和参与政治决策。

17―18世纪是西方臣民文化向近代公民文化转型时期，也就是公民文化奠基时期。在这个时期，市场经济已初步形成，以市民资产阶级为主力的第三等级成长起来，萌发了强烈的参政意识，全面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要求。也就是说，公民意识出现了。专制主义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同时也开始丧失其合法性。

这个时期政治学的历史使命就是为公民文化的形成提供理论支持。重新定义国家和国家权力，重新审视个人与国家和政府的关系，确认公民的政治权利，阐述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并规划出公民参与制度的基本轮廓。以洛克为代表的自由民主主义思想家自觉地承担了这一使命，创建了近代公民文化的理论建构。在他们的理论中，理性论和自然法理论为政治生活提供了全新的理论基础和终极标准；契约论确认了公民的独立、自由和平等，将国家和政府权力建立在民意的基础上；民主理论将公共权力交给公民集体，授予公民平等的参政权；人权理论则规定了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的界限，等等。

可见，公民文化的理论建构有它特定的主题和内容：它需要将公民的自我意识升华为一般理论，按公民社会的标准重新定义国家和公共权力及其与个人的关系。总之，它应该是表达公民的意识、欲求和期望的新的价值体系。

西方公民文化创生时期，古典时代公民文化丰厚的理论遗产是他们现成有效的文化资源。近代公民文化不是无中生有，而是表现为古典时代公民文化的发现、复兴和再生。是西方人站在近代的基点上对古典文化的再创造。我们的政治传统中没有这样直接可用的资源，所以就需要借用西方的思想成果，包括古典时代、近代和当代的思想成果。其中近代的思想成果更为贴近我国当代的现实。当代西方政治学研究成果对我们的意义在于，它使我们掌握了更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大大深化了我们对政治问题的认识。但是，我们需要记住，当代西方政治学只是给我们提供了有效的认识手段和理论工具，而不是改变了我们面临的主题。借鉴西方政治学的成果只能是为了更好地完成我们的历史使命。

六

我国公民文化的理论建构需要清理两种政治文化和理论遗产，即传统的臣民文化和现代由“革命理论”所代表的“群众文化”。所谓政治文化的“转型”，就是实现这两种文化向公民文化的创造性转换。

臣民文化是我国古代社会留下的遗产。近代以来，它在理论层面已经基本被抛弃，但它仍然是民族心理特征，并以改头换面的形式顽固地存留和体现在现存政治制度、政治行为和政治理论中。

在从整体上谈到传统的臣民文化时，人们往往强调它与现代公民文化的不适应性和不可兼容性。但问题还有它的另一面。

我们知道，当代中国的公民文化不是以西方公民文化替代中国传统的臣民文化，而是中西文化的融合。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数千年的文化积淀是不可能被连根拔除的。现代公民文化只能通过在传统文化主干上嫁接西方公民文化而形成，而不是完全另起炉灶。所以，我们需要分析新旧文化的可融性因素和不可融性因素，据此制定我们的政治文化战略。

传统臣民文化中的某些要素有可能与当代公民文化相融合，从而使中国式的公民文化具有与西方不同的特征。比如，它可能不像西方人那样过份突出个人的独立以及个人与国家的对立，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上，寻求偏向集体主义的平衡点；它可能会相对淡化社会利益的分化、对立、冲突和多元竞争，强调社会整体利益，以及社会合作与和谐的价值；它虽然肯定积极参与的价值，但不大可能有西方人那样的参与热情，在某些领域宁愿满足于对政治权力的消极监督；它更可能在对权威实现控制监督的同时，多几分对权威的尊重服从，等等。传统的臣民美德的酵素融入当代的公民文化，有可能使我国建成和谐的而不是冲突的现代民主。

“革命理论”在我国理论界数十年中居于主导地位。它从理论层面上替代了传统理论，至今仍然是我国政治学理论的基本范式。同时，经过数十年的岁月，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内化为公众的心理结构。

“革命理论”的主题是在传统政治权威的合法性丧失之后，摧毁传统秩序，重新整合社会和国家，在新的合法性基础上实现政治权威的高度组织化和制度化。所以，在这一理论中，国家被解释为阶级统治和压迫的工具而不是公民分享权利义务的共同体;国家权力不是公共权力而是阶级权力;政治的主体不是公民个人而是阶级;政治关系不是利益和权利的合法竞争，而是阶级间水火不容的斗争，等等。

我们可以把“革命理论”与西方近代公民理论和中国传统政治理论的逻辑结构进行比较：

西方近代公民理论的逻辑结构是：自然状态――社会契约――公民社会（civilsociety，国家）。公民社会是其归宿。

而中国传统政治理论的典型逻辑结构是：乱世――圣人出（设立政长）――君臣秩序。其归宿是臣民社会。

“革命理论”的逻辑结构是：阶级社会――无产阶级(半国家)――无国家社会。缺失了公民社会这一环节。

所以不难理解，许多作为公民文化基本心理要素的价值不能从“革命理论”那里得到理论支持。诸如对理性、宽容和妥协的政治态度的支持，对个人和个人权利的肯定，以及对和平合法的利益竞争手段和讨价还价的政治竞争方式的承认等。所以当我们进行公民教育时，它就会显露出其贫乏和不适应。

“革命理论”属于“群众文化”的理论建构。“群众文化”是介于传统的臣民文化与当代的公民文化之间的一种过渡型的政治文化，它兼具两者的特征。因而也可以称之为“臣民―公民文化”。

“革命理论”以具有现代性的“群众”概念取代了传统的臣民概念，这是一大进步。④但它同时也以“群众”概念模糊和部分地替换了“公民”概念，这又使它不能适应公民社会的需要。在“革命理论”范式里，“群众”已经不像臣民那样属于君主私人，它具有公的身份，但其中每个分子还没有获得独立人格，他在共同体中的地位还没有明晰化。个人和个人权利是公民社会的基石，但在"群众"概念中个人还不能凸显出来。在人们的观念中，“群众”是一个外延模糊而内涵笼统的整体，个人被淹没和虚化于其中。“群众”（或“人民”）被笼统地承认为国家的主人，但由于具体的政治参与权利没有得到落实，所以，虽然在理论上它是政治权力的主体，政治参与的主体，但是在具体操作层面上，它仍是权力的客体，处于政治生活的边缘，成为政治动员的对象，沦为消极被动的一群。所以，不可避免地，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群众"的角色总是隐于背后，作为陪衬，处于前台的总是他们的代表.

作为承载丰富的政治文化意蕴的符号，“群众”不等于公民，也不等于公民共同体。在我们的日常政治生活中，“公民”一词很少使用，即使偶而使用时，也显得勉强和生硬。至于“公民”的另一代名词“选民”则只有在谈到选举的场合才使用。当选的公职人员的脑海里难以浮现“选民”概念，他们经常想到的是“群众”。想到"群众"时，总是产生居高临下的感觉和联想。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当代政治文化与公民文化的差距，也可以发现“革命理论”与公民文化的理论建构间的不同。可以说，“群众文化”属于臣民文化向公民文化的过渡环节，它承袭了传统臣民文化的许多特征，也涵蕴着公民文化的要素。从整体上说，它还不是公民文化。而作为“群众文化”理论建构的“革命理论”对建设公民文化也有严重的不适应性。

总之，建设公民文化是今后数十年中国政治发展的主题，也是我们这一代政治学工作者的历史使命。迈向21世纪的中国政治学只有自觉地服务于公民文化建设的伟大工程，才能充分展现它的社会价值，其学术发展才能步入光明之境。

注释：

①乔治?萨拜因：《政治学说史》，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6页。

②seesamuelp.huntington，thethirdwave，democratizationinthelatetwentiethcentury，universityofoklahomapress，1991.p.63.

③kyong-dongkim，themixedroleofintellectualsandhighereducationinbuildingdemocraticpoliticalcultureintherepublicofkorea，inlarrydiamond(eds.)，politicalcultureanddemocracyindevelopingcountries，lynneriennerpublishers，1993.p.211.

政治现代化论文篇5

[摘要]　公民文化理论描述了一种政治文化形态，并成为比较政治研究的重要工具。它不仅提出进行比较研究的必要的价值目标，而且提出了历史发展进程、政治制度建设以及政治社会化过程等方面的研究进路。公民文化理论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针对普遍的政治发展国家，能够对其深层政治结构问题提供一定的分析和解释。

[中图分类号]D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2)07-0073-08

比较政治学作为政治学分支学科，体现了它对科学方法论的重视，甚至依赖。特别是20世纪中期以来行为主义理论的兴起，为比较政治研究进一步提供了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从以往偏重于历史、制度等文献性的描述迅速发展到通过建立价值系统进行比较、评价的更高研究阶段。它建立了有序的政治学研究体系，主要涉及政治系统、政治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决策、政治执行等研究领域；它拥有严格、有效的分析工具，其中，政治文化作为政治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提出，进一步补充了进行学术研究的手段。它为比较政治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解释视角，比起制度、经济等解释，政治文化是解释不同政治体系之间差异的唯一的、重要的因素。‘肌’它帮助政治分析家把文化变迁的心理层面与更大的政治发展问题联系起来，提供了一种把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联结的方法。

阿尔蒙德是较早提出政治文化理论的重要学者，他提出了政治文化的概念、分类以及分析方法；此后，虽然有关政治文化的理论讨论和应用不断扩展，但基本上还是沿用了阿尔蒙德的理论概念和基本逻辑。然而，在进一步的学术研究中，“公民文化”理论之工具性价值逐步体现出来。虽然，如阿尔蒙德所说，公民文化是一种与民主政治相适应的政治文化，但它并非仅适用于解释民主政治生活。它包含了进行比较研究的价值指导，指出了政治文化研究的路径，形成一种分析方法，对深入解释不同国家、社会错综复杂的政治现象具有极大的帮助，由此成为学术活动可操作的理论工具。本文试图对公民文化理论做出分析，在阐述理论内涵的同时，对其工具性价值的应用给予解释。

一、公民文化理论基本内容及其价值

(一)公民文化理论的基本内容

1961年美国学者阿尔蒙德和维巴撰写了《公民文化：五个国家中的政治态度与民主制》，提出公民文化的概念。他们在对政治文化分类的基础上阐释了一种混合型政治文化形态，这就是“公民文化”。所谓混合的政治文化，正如阿尔蒙德解释的那样，是指传统政治文化和现代政治文化的融合。阿尔蒙德对政治文化的分类是基于不同社会公众对政治权威的认识及其态度、政治统治权分化与否以及公众政治参与程度等主要标准做出的。概括地说，传统政治文化基本表现为公众对统治权力的依附，从而形成对政治权威的服从或忠诚的态度，统治者权力集中，以及缺少公民政治参与；而现代政治文化主要表现为公民政治参与的加强。阿尔蒙德指出，公民文化的混合性就体现在传统社会对政治权威的态度与现代的公民参与要素的结合上。具体地说，它表现为各种政治要件的平衡。

其一，公民文化是共识与分歧平衡的政治文化。现代社会首先是多元化社会，政治多元化是现代政治基本特征之一。一个社会中如果缺少一定的结构性分歧是不可思议的，公正的利益分配便不存在意义，也不可能产生现代民主政治；同时，如果没有一致，那么则意味和平解决政治分歧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处于分裂之中的政治体系势必在不断的争端和冲突中受到威胁。因此，一个社会应该有一套普遍的、具有支撑作用的价值存在，成为建立社会信任和合作的基础，以此凝结政治共识。

其二，公民文化是公民政治参与意识和规范与参与行为的平衡。虽然公民文化具有现代政治文化的元素——政治参与，但是阿尔蒙德等通过大量的调查资料证明，从个人的价值取向来说，大多数民众并不倾向经常性地参与政治行动，而进行大规模的政治参与往往是不得已的行为，比如，在长期的利益表达受阻的情况下进行的，或是盲从的行为。就建立政治秩序而言，经常性的、大规模的群众参与行为既是缺乏政治认同的必然结果，同时也将在政治对抗中激化矛盾，造成更大的政治不信任。在公民文化中，公民首先拥有政治参与的权利意识，而且社会具备进行参与的制度安排(即阿尔蒙德所说的“参与规范”)；而就公民的参与行为而言则是消极的、非主动性的。因为，公民权利保障及进行参与的制度安排，已经提供了公民表达利益要求、影响政治过程的可能。另外，公民政治参与的平衡还表现在选择政府过程中的积极参与和选举之后公民的消极参与方面。在对政府赋予权力的过程中，通常需要公民积极参与选择政府的过程(参与选举)；而一旦政府被正式授权，公民则把权力交给政府行使，使其拥有做出政治决策的空间，公民参与则回归“消极”的状态。

其三，公民文化能够促使政府权威与政府责任趋于平衡。民主政治要求政府既要具有政治权威，又要承担政治责任。通过民选程序和宪法授权政府取得政治权力，这是现代国家获得政治权威的重要的程序安排。政治权威使政府能够有效行使职权，推行公共政策。但现代政治观念又强调政府应该对社会承担责任，即政府能够“对公共舆论的变动做出准确、迅速的反应”，“能够根据公共利益的一些想法来证明他们统治的结果是正当的”。阿尔蒙德也认为，在政府的权力和政府的责任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衡，是民主制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任务之一。但是，公民政治参与能够促使政府产生这样的责任意识。只要公民拥有权利保障，就能够形成对政府的制约，致使政府“采取负责任的行动，不是因为公民正积极提出要求，而是防止公民成为积极的”，这被称为政府的“先于行动的反作用规律”(1aw of anticipa—ted reaction)。[3](P433)

政治现代化论文篇6

一、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辩证关系

文化本身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和范畴，文化在变迁的过程中既遵循历史的发展脉络，又彰显其鲜明的地域色彩、民族特色和时代特征。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既包括传统文化的历史延续，也包括立足传统文化基础之上发生剧烈演变的近代文化与现代文化。毋庸置疑，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体部分，也是先辈留给我们的丰富历史遗产。作为世代相传的传统文化，其蕴含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既渗透在每个中国人的血脉中，也制约和影响着他们的行为习惯和思维方式。在同一传统文化滋润下的文化主体，其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与历史上已经形成或当下正在形成的某些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保持一致或者基本一致。不仅如此，传统文化的生命力既内含于自身，也蕴涵于作为其内在否定性的创造性之中。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主客体是特定文化背景下的存在物，因此我们在考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时，也需要将其置于整个社会文化大系统中，从文化视野来解读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对大学生的启迪和引导。从育人功能入手，我们不难发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与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具有一致的相通性和共同的指向性。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是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渠道，而传统文化则是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育人功能的新向度。二者内在的辩证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目标的一致性传统文化历经数千年的扬弃，已成为中国现代文明的重要基础。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要彰显其育人功能，须根植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壤之中，并从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的相互激荡中获取发展的内驱动力。由此可见，优秀传统文化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源头活水，而思想政治理论课则是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渠道。传统文化是一种“软实力”，对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形成发挥着“隐功效”，如果说传统文化的本质在于构建大学生的精神，那么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本质则是提升大学生的道德修养与人格境界，二者具有育人功能的一致性。传统文化旨在“使人作为人而成为人”，即“文化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旨在用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有目的的塑造规定性的自我。二者的指向都是人，二者的核心都是提升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

(二)功能的互补性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孕育了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昭示了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尊重和认同是大学生形成民族共识的基础，也是大学生寻找自己“根基”之所在。传统文化注重人的精神建设，这种育人功能可以使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中抽象的道理通俗化，深刻的思想生动化，因而将传统文化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不仅能有效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时效性，而且有助于提升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

(三)现实的关照性“传统文化及其认同是国家认同的基础以及维系民族和国家的重要纽带，也是民族国家‘合法性’的来源和国民凝聚力之所在。”［2］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对大学生进行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阵地和载体。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应在弘扬主流意识形态的前提下，对传统文化进行扬弃，并以此为基础在价值取向、政治态度和思想观念层面对大学生进行正面的引导，从而提升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知。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中，无论是提高大学生的思想认识，还是培养他们良好的道德品质，都离不开传统文化“润物细无声”的熏陶。

(四)传统文化增强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育人功能“文化意义上的民族身份构成了一个民族的精神世界和行为规范”，“一个民族正向的身份感能产生强大的心理力量，给个体带来安全感、自豪感、独立意识和自我尊重。”［3］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其蕴含了丰富的教育资源。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博大精深的思想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重要的教学资源;传统文化倡导的民族精神、民族气节、爱国主义精神是对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优秀素材;历史遗迹、传统节日等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宝贵素材。

(五)传承传统文化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重要使命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是高校的中心任务，同时，传承文明、传播文化也是高校的重要职责。高校要传承文明、传播文化，就离不开思想政治理论课这个主渠道和主阵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改革与发展必将促进传统文化的繁荣与进步。

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视域下传统文化的双维性解读

如何将传统文化转化为当代文明的源头活水，这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肩负的神圣使命。传统文化历久弥坚，如何去粗取精?这就需要我们回到传统文化的历史文本中去审视和解读。传统文化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影响具有双重性，其积极影响主要表现在:首先，爱国主义是传统文化富有生命力的永恒主题，也是思想政治理论课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资源。例如，宋代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患意识、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凛然正气、明清之际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意识等，都表达了中华民族最朴素的爱国情怀。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孙中山的“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则表达了近代仁人志士心系民族、国家安危的大无畏精神，由此可见，爱国主义的内涵在不同历史时期得到了传承、弘扬和发展。其次，传统文化彰显的自强不息的精神既是对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的理论概括，也是思想政治理论课引导学生树立正确价值取向的重要素材。正如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所言:“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传统文化所倡导的“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依然是当今思想政治理论课引导学生所要追求的。再次，传统文化所倡导的人格修养，既展示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情操，也为思想政治理论课塑造学生人格，提升其精神境界提供了借鉴和启迪。理想人格的实现，离不开个体道德素养的培育，而人格修养又是人立身处世、实现人生价值的根本。“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依然是我们处理人际关系的根本准则。传统文化倡导的“慎独”“自省”“养心”等修身理论和方法，也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提供了启示和帮助。传统文化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中具有承载、传导和濡化的功能，是一种丰富的、潜在的教育资源，然而，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几千年兴衰变迁的积淀，难免带有时代的烙印，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而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也会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其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首先，传统文化中保守、狭隘、陈腐的文化观念和人伦信条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造成了一定的消极影响。传统文化与以血缘家庭为纽带的宗法社会文化息息相关，使传统文化不可避免地带有一些保守、狭隘、陈腐的文化观念和人伦信条。这些消极内容及其不良影响会削弱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效果。为此，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积极引导大学生辩证地分析传统文化，让他们明白随着时间的推移，传统文化的内涵和意义会发生变化，这是文化发展的必然过程，不能用当今的价值标准去苛求古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应为大学生筑起牢固的思想堤坝，以抵御传统文化的消极影响。其次，传统文化中的泛道德化倾向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正向影响造成了一定的冲击。所谓泛道德化倾向，即将现实问题诉诸于道德途径予以解决。传统文化之所以重伦理道德，源于传统文化对“真”“善”“美”的独特理解和把握，这一点在我们所熟知的中国上古神话中表现明显，如、女娲、黄帝、尧、舜、禹等等，几乎都是美德的化身，都具圣人、君子的风范。正是这种对“德”的尊崇，对伦理的独特关注，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内核，并深刻影响着中国后续文化的发展。这种影响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正向影响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最终目的是提升大学生的思想境界和道德素养。但是，每个人的道德境界和水准存在差异，每个人境界的提升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事实上，从古到今，这种重道德的文化传统并未泛化成所有中国人的精神内核并使之成为道德楷模。因为理想人格并不等同于现实人格。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应正视传统文化中的泛道德化倾向，积极引导大学生辨析这种泛道德化倾向与现实之间的差距，让大学生在实践中遵循约定俗成的道德行为规范，使现代伦理道德理念深入他们的心智，并转化为自觉的行动。再次，传统文化现代化向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发起了挑战。引领社会的前进方向，为当今社会提供源源不断的历史资源，为现代化社会的转型提供不同的解读方法和思维模式，是传统文化的艰巨使命。由于传统文化过分注重道德，导致道德建设一直处于社会生活的核心位置，这与中国封建社会的宗法制度、等级制度是紧密联系的。而在现代社会，人的个体价值日益受到关注和重视，这种现代社会观念与传统文化所推崇的整体主义或整体至上的观念形成了鲜明的冲突。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在整合传统文化资源时，对传统文化必须有一个辩证的认识:在传统文化的“化现代”进程中，传统文化固有的价值观念、思维习惯和审美情趣必定会和当今社会的某些价值观念产生冲突和碰撞，因此，传统文化必然会受到时代的影响，呈现出一定程度的“现代化”特色。社会的发展与观念的变革使得当今的社会主体更多的从“现代性”思维角度去解读传统文化。这就要求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这种文化冲突中，要善于整合、利用传统文化资源，进而为传统文化注入新的时代特征和人文精神，帮助大学生建立“文化自信”。

三、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路径

传统文化并非一种先验的文化模式，也非亘古如斯的僵化存在。相反，传统文化是与时俱进的。将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不仅是传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重要路径，也是全球化语境下提升我国文化话语权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

(一)提高教师传统文化功底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不仅关系到传统文化的现实发展，而且决定着文化的未来走向。高校要想有目的、有计划地将优秀传统文化持之以恒地贯穿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过程中，充分发挥优秀传统文化持续的渗透性和感染力，就需要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具备较强的传统文化功底，实现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有效融合。为此，首先，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提高认识，明确传统文化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重要性，自觉萌发对传统文化的浓厚兴趣和热情;通过研读经典，提高自身的传统文化素养;其次，高校应有计划、分批次选派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参加与传统文化有关的培训，进而打造一支具有深厚传统文化功底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

(二)开拓网络“新”课堂高校应在网络上搭建传播传统文化的教育平台，将优秀传统文化以文学、影视、动漫等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再现;开发大学生欢迎的、积极健康的校园网络传统文化精品，营造文明健康的网络传统文化氛围;建设并完善集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的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主题的教育网站，努力使抽象、枯燥的传统文化从平面走向立体，从静态走向动态，使当代大学生从中感受其魅力。

(三)积极引导，提高教学实效性民族文化的断裂，必然导致民族的倒退，民族的振兴，首先始于文化的复兴。然而优秀的传统文化只有立足现代、贴近生活，才能真正鲜活起来，才能实现其当代价值。每个大学生身体里流淌的是中华民族的血液，这种血缘关系使得每个大学生在接受传统文化时具有本能的亲切感，因而容易吸收、认同和内化。但是，由于古今时间跨度大、语言文字差异等原因，使得大学生对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人文精神和普适性意义关注不够，未能理性把握和准确理解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首先要树立“融贯经史子，汇通文史哲，涵化中西东，参究天地人”的学习理念，厚实自身的传统文化知识储备，以应对学生的困惑和不解;其次，通过课堂教学、专题讲座、实践教学等形式，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教学并向课外延伸，以开阔大学生的文化视野，提升其传统文化素养。

四、结语

传统文化铸造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思维模式、价值观念和精神品质。传统文化的双维性特点决定了其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影响是双重的，这就要求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积极引导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特质、发展历程以及其所蕴含的人文精神自觉进行揭示和阐释，进而让他们准确理解和把握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坚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的原则对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挖掘和阐发，增强传统文化的育人功效。

政治现代化论文篇7

关键词：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 政治发展动力 回顾 评析

作者简介：王霖（1970-），女，西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研究方向：政治学基础理论。

【中图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7069（2009）-04-0006-02

政治发展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反映一个国家民主政治发展的方向、进程和实现的程度与结果，政治发展动力对政治发展的作用和影响毋庸置疑对一个国家政治发展乃至经济社会整体发展至关重要。政治发展动力研究是指研究什么因素推动一个社会的政治发展问题，是政治发展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我国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经济社会都有了巨大的发展和进步，认真研究政治发展的动力，对于巩固我国改革开放的胜利成果，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和谐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本文拟通过对国内外政治发展动力研究的回顾与评析，以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动力研究有所启示。

一、国外政治发展动力研究概况

国外政治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政治发展的动力进行了不同的论述。在由美国的罗伯特・古丁、汉斯-迪特尔・克林格曼主编的《政治科学新手册》（上册）中写道：“政治科学家不再用两分法的眼光把组织或结构、利益或制度的其中之一看成是政治发展的驱动力：如今，几乎所有认真学习政治科学的学生都知道其实动力在于双方的有效的结合。”认为政治发展不是某单一因素推动的，而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阿尔蒙德认为，政治系统与外部环境特别是经济现代化环境相适应，具有系统功能、转换功能、对策功能，政治系统通过这些功能，应付外部环境，推动政治发展。

达尔认为，政治发展就是建立在一定技术-经济发展水平上的民主政治制度，其动力和途径就是政治多元化。要达到这样的民主政治制度，除了宪法规定的三权制衡原则外，更主要地决定于多元的社会体制，也就是基于不同的价值观念和经济利益组成的各种利益集团的出现，并形成相互独立的多元的权力中心。

派伊认为，政治发展决定于政治文化，政治文化是政治发展的动力。政治文化就是每一种政治体系所包含的特定模式的政治行为取向，包括人们对政治行为的感觉、认知、评价和情感等。政治文化构成了政治行为的价值结构和理性思维结构，保证了政治发展的连续性。不同的政治文化制约着不同的政治发展模式。

以亨廷顿的政治参与论为代表的政治发展动力理论认为，有知识、受过教育、具有现代意识的中产阶级的出现和壮大，是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标志，也是推动这些国家政治发展的直接动力。亨廷顿还认为，政治制度化是政治发展的推动力及标准。

西方政治学者还从策略角度出发，把推动政治发展的一般动力、推动政治发展应依靠的力量归纳为以下五种，一是精神领袖；二是强有力的政治组织，特别是严密组织起来的政党；三是文官组织；四是军队；五是文化更新。

马克思主义认为，一个社会政治发展的动力来自于它的内部，来自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

二、国内政治发展动力研究概况

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崭新命题,对促进建构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产生了重要作用。国内学界也从不同方面对政治发展的动力进行了研究和探索。

1、从某一角度研究推动政治发展的动力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催生了相对独立于政治国家的公民社会，为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提供了强大的体制外力量。国内学者在这方面多有论述，如：叶长茂《市民社会：民主政治发展的基础和动力》认为，获得独立发展的市民社会能够将市场经济的政治要求转化为对政治发展的现实的推动力，并在分析市民社会对政治发展的推动作用的基础上提出：发展中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需要培育一个符合本国特点的市民社会。李茂平在《民间组织：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助推器”》则中认为，公民社会对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作用是进一步通过期内生力量和外在的组织形式----民间组织来完成的，民间组织是现代民主政发展进程中的“助推器”。杨慧在《政治发展的新动力：论我国行业协会兴起的意义》中认为，当前，在国内外经济与政治领域中兴起的行业协会在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提升政府宏观调控能力、监督政府依法行政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2）有些学者认为，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强大动力，如：鲁建彪在《政治文明建设是政治发展的新动力》中认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是政治发展的重要动力，现阶段我国政治发展的战略应由原来的仅靠政治体制改革推动，转到以政治文明建设为重点，由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文明建设共同推动的战略发展轨道上来。刘晓苏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动力机制》中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实现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价值目标的重要前提和保障，为加速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

（3）也有学者从文化角度探讨推动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动力，如：刘剑君在《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从文化的角的看》中认为，在国家强力的背后是一种文化的约定与历史惯性的遗留，政治发展战略无法也不可能超越历史和文化规定，从文化对政治发展的折射中，我们会清楚地看到政治发展的动力和阻力到底在哪里。这一观点和派伊相似。

（4）还有学者从人的主体性出发考察政治发展的动力，如：王慧岩先生认为，社会主义政治是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集中体现，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是社会主义的内在矛盾运动，人民群众是推动政治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李景鹏在其文章《试论政治发展的动力与目标》中深入论述了经济生活中的动力是如何传递到政治领域并引起了政治领域的一系列变革从而推动了政治的发展，政治的发展又反过来进一步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并得出结论：一个社会的经济动力与社会动力，归根到底都来自人民的积极性。李培文在其文章《农民身份转化：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强大推动力量》中认为中国农民身份转化的过程就是中国政治的发展过程，农民身份转化将成为推动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强大动力。蔡益群在其《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原动力分析》中认为作为生产力主体的人民群众的作用属于政治发展的原动力范畴。

（5）对政治领域内动力进行的研究。林尚立在《中国政治发展的动力资源》中把政治发展看成是受动性与自主性并存的过程，其动力来源可分为两大方面：一是政治领域外的动力资源；二是政治领域内的动力资源。前者主要体现为对政治发展具有决定意义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后者主要体现为决定政治生活具体形式的法律制度、意识形态以及大众文化等，并认为目前中国的政治发展应重视政治领域内的动力资源，从战略上重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基本功能的开发。

2、关于多种因素综合推动政治发展的研究

何增科在其文章《民主化：政治发展的中国模式与道路》中将推动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动力机制概括为五个因素：经济发展、经济转轨、公民社会的健康发展、良性的政治互动、全球化。虞崇胜在《和谐社会政治发展的动力机制和平衡机制》认为，政治发展的动力机制是既相互联系、又相互作用的不同作用力构成的，形象地说执政党和政府是牵引力，本国公民（公民社会）和国际社会是推动力，政治体系的有机构成和内在需求是内驱力，在虞崇胜看来，中国的政治发展应当是在政府主导下开展政治制度创新，并培育自主治制的公民社会。吕建明，乔贵平在《浅析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动力资源》中认为，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在以现实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为基础的前提下，还必须积极地配置现实所提供的各种动力资源，形成政治发展所需要的合力来推动其发展。李元书提出了政治发展的动力场原理，他指出政治发展变化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包括：社会矛盾与社会冲突；社会结构的变迁；文化的变迁与发展；人的素质的提高；涵化，即在外部势力的强制作用下引起的政治文化和政治制度的变化和发展等，它们共同构成了政治发展的动力场。也有学者认为，“政府主导与第三部门推动的复合成为当前中国政治发展的现实动力组合”。

三、余论

概括国内外政治发展动力研究，笔者有以下几点粗浅认识：

1、西方政治发展理论是在研究第三世界国家政治发展中形成的，而中国的政治发展具有其他国家所没有的经历与独特性，在对中国政治发展状况进行研究时，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对我们很有借鉴意义，但不能简单套用。

2、国内外学者多以政治发展动力机制构成要素的某一方面加以分析、研究，未免失之偏颇。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推动政治发展的动力机制构成要素是多元化的，各要素之间是相辅相成、共同发生作用的，政治发展是诸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研究和分析时要综合全面考虑，才能准确认识政治发展动力机制。

3、准确把握中国特色政治发展动力机制构成要素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特色政治发展动力机制构成诸要素中主要是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大大推动了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的发展。目前要想推动政治发展，最主要的就是在继续促进经济发展、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大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使之与不断发展的经济社会相适应，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

4、用发展的眼光研究中国特色政治发展动力机制构成要素

我国作为新兴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文化、政治等各个领域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利益关系和矛盾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构成中国政治发展动力机制的要素也在发生相应变化，各要素在政治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也在变化，因此，必须要用发展的眼光研究中国特色政治发展动力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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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蔡益群，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原动力分析，探索与争鸣，2002.12

[13]叶长茂，市民社会：民主政治发展的基础和动力，甘肃社会科学，2003.2

[14]刘晓苏，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动力机制，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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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何增科，民主化：政治发展的中国模式与道路，宁波党校学报，20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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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王宗礼，论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探索，2004.6

[20]吕建明，乔贵平，浅析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动力资源，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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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杨慧，政治发展的新动力：论我国行业协会兴起的意义，行政论坛，2007.2

[24]李茂平，民间组织：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助推器”，理论界，2007.7

政治现代化论文篇8

关键词：政治素质结构；优化；红色资源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7）06-0231-02

大学生是社会主义事业未来发展最重要的人才资源。大学生的政治素质集中反映了大学生对我国当前政治制度和社会形态的认同程度，是高校培养合格大学生的重要向度。认真剖析当前大学生政治素质培养中存在的问题，高效整合利用我们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社会建设过程中形成的优秀红色文化资源，积极探索有效途径，培养、拓展大学生的政治素质，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政治r值取向、塑造健全的政治人格，这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确保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提供优秀人才的重要举措。

一、大学生政治素质现状分析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主力军，青年大学政治素质的状况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国家未来政治发展的水平和方向。剖析大学生政治素质的内涵与现状，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完成培养和提高大学生政治素质时代使命的重要前提。

1.大学生政治素质的内涵与结构

“素质”是一个被诸多学科广泛使用、具有丰富内涵的概念。在心理学上，素质是指人的先天禀赋。在教育学上，“素质”有时也被称为素养，是指人在自身成长活动中生成的品质结构，是人作为主体而存在和活动的内在根据和能力。政治素质是指人们在自身政治活动中所展现出来的稳定特征和一贯倾向，是一定社会形态中政治观念和政治原则的内化与定型。大学生政治素质是当代大学生作为时代合格人才参与社会政治活动必然具备的基本条件和基本素质，是大学生对社会政治问题的理论认知和实践能力的总和。

大学生政治素质是一个有机系统，包括政治信仰、政治知识、政治能力、政治品德等诸多要素。政治信仰是大学生政治素质中最基本的价值要素，指的是大学生对政治主张、思想观点和政治理论体系的认同和坚守。大学生的政治信仰作为大学生政治素质的基本原则，从根本上调节和控制着大学生的政治立场、态度、行为。培育大学生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信念的坚定与内化，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使命。政治知识是大学生政治素质的知识要素，是指大学生在思考政治问题时所秉持的理论化、系统化的政治理论和政治知识。这是大学生接受、选择政治信息、认识政治现象、做出政治选择的理论基础。政治能力是大学生政治素质的能力要素，是指大学生在政治生活中所运用的政治认识、政治参与能力。政治品德是大学生政治素质的品德要素，主要是指大学生在政治活动中的节操、纪律及奉献精神。

2.大学生政治素质的现状

在新的历史时期，在市场经济、网络时代和全球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下，当代大学生政治素质培育中出现了一系列的偏差现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大学生有坚定的政治信仰，但是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不良倾向。经过我国主流政治文化的教育熏陶，当代大学生政治信仰还是比较坚定的。热爱祖国，拥护社会主义道路，肯定党领导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发展的巨大成就。但与此同时，复杂的时代背景也使得大学生在政治信仰上出现世俗化、实惠化、现实化倾向。

第二，大学生具备了一定的政治知识，但是在认识水平上存在偏差。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当代大学生有了一定政治知识储备，但对于需要深入分析、理解的理论知识有所欠缺。这种状况导致大学生对社会政治现象的认知浅显化，对政治制度与国家命运的关系的认识模糊化，对国际国内的一些政治事件认识上往往表现出幼稚化倾向。

第三，大学生具备了一定的政治鉴别力，但是参政议政能力欠缺。当代大学生在政治活动中，一方面具有较高的政治敏锐性和是非辨别力，也有较强的民主参与热情；另一方面普遍对如何参政议政、如何参加党团组织政治生活缺乏熟练的掌握，在参与政治活动的过程中呈现出盲目、模仿、从众的倾向。

第四，大学生具备较强的国家意识、民族意识，但无私奉献的政治品德缺乏。当代大学生大多数都具有比较强烈的爱国意识、民族自尊和社会责任感，对国情世情表现出应有的理解，基本上都认为应把国家利益、社会集体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可是在实际选择中又往往更多地以个人理想的实现为核心，而诸如奉献精神、集体观念、大公无私等优秀品德相对缺乏。

总体而言，当代大学生普遍能够接受先进的政治文化，具有日渐开阔的政治视野，明显强化的政治认同，逐步提升的政治效能感，大学生政治素质的主流趋势呈现出良好的态势。当代大学生在政治素质上存在的一系列问题表明，大学生政治素质优化应该被提上日程，培育大学生的政治信仰，提升大学生的政治知识，提高大学生的政治品德，成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优化大学生政治素质必须完成的时代任务。

二、红色资源对大学生政治素质优化作用的理论分析

在党领导中国革命和社会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光辉灿烂的红色文化。红色文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文化主导，以优秀民族文化为依托，以丰富的革命历史、革命事迹和革命精神为基本内容，以党领导人民在革命战争年代和和平建设时期所遗留的纪念地、标志物为物质载体，凝结着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意识、精神风貌和心理品格，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而产生的先进文化。

以物质载体和革命精神为基本内容的红色文化，具有多样化的形式、丰富的内涵、极强的感染力、鲜明的时代特征。红色文化所蕴含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集体主义、艰苦奋斗、积极向上的时代精神以及革命、建设时期解决困难的知识、信仰、精神、规范等，作为一种宝贵的文化资源，对于构建新时代的政治文化，优化大学生政治素质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首先，红色文化资源对于大学生政治信仰的优化具有重要作用。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叫共产党，就是因为从成立之日起我们党就把共产主义确立为远大理想。我们党之所以能够经受一次次挫折而又一次次奋起，归根到底是因为我们党有远大理想和崇高追求”。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过程中，以共产主义为理想信念，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指导，以优秀的民族文化为依托，创造了光辉灿烂的红色文化，以历史事实给我们回答了共产主义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要树立共产主义信仰的时代问题。

其次，文化资源对于大学生政治知识的优化具有重要作用。红色文化是党领导人民历经九十多年用鲜血、汗水、泪水写成的，蕴含着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红色基因，蕴含着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颠扑不破、与时俱进的理论基因，蕴含着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基因，对于丰富大学生的政治知识、提高大学生政治辨识能力具有重要作用。

再次，红色文化资源对于大学生政治品德的优化具有重要作用。在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历史进程中形成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雷锋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等，已经成了表征一个时代的伟大的精神丰碑，体现了中国人民坚定信念、无私奋斗的精神风尚和道德操守。红色文化资源所蕴含的先进的思想意识、精神风貌和心理品格，对于大学生政治品德的优化具有重要作用。

三、红色资源对大学生政治素质结构优化作用的实践探索

要让优秀的红色文化资源，发挥优化大学生政治素质的积极作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必须进行一系列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的改革创新。

1.红色资源与教学内容的结合

与思政课教学内容的有机结合，是发挥红色资源对于大学生政治素质优化作用的主要途径。坚定共产主义信仰是大学生政治素质的优化重点。在思政课教学过程中，有机地引入红色文化资源，有利于引导学生增强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坚定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的信念。红色文化资源的引入，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进学校、进教材、进头脑”，纠正“实际工作中，在有的领域中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提供了一条有效的现实路径。红色文化教育对于端正大学生的政治认知、坚定大学生的政治信仰、锤炼大学生的政治意志、规范大学生的政治行为具有积极的示范效用，对于大学生政治素质的优化具有重要的现实作用。

2.红色资源学习平台的拓展

拓展多元化的红色资源的获取平台，是发挥红色资源对于大学生政治素质优化作用的有效思路。在高校思政课教育教学的过程中，通过多元学习平台创建推动红色文化传承、创新，强化课堂教学的主渠道、主阵地作用，构建校园文化载体新平台，发挥党团组织的政治优势作用，拓展对外交流的互动契机，切实增强大学生红色资源学习的力度和效度，从而能够发挥政治红色资源对于大学生政治素质优化的现实作用。

3.红色资源学习机制的创新

创新高校的红色文化学习机制，是发挥红色资源对于大学生政治素质优化作用的重要保障。高效、长效的红色文化学习机制的创新，可以多维度地展开。运用现代化的多媒体传播手段，通过各种声像资料的学习延展大学生红色文化学习的深度和广度。以红色文化基地考察为依托，通过真实的革命遗址、遗物的现场考察强化大学生对红色文化的体验和感悟；以社会实践为契机，建立“高校”“社会”联动机制，利用红色文化资源开展“三观”教育。通过切实有效的途径发挥红色文化对于大学生的感召力，让红色资源真正发挥对大学生政治素质优化的巨大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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