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化经济论文范文

演化经济论文篇1

论文关键词：政府采购，寻租支付矩阵，演化稳定策略

 

一．引言

我国政府采购自1996年试点运行至今，采购制度不断健全，采购规模不断扩大，社会影响力不断增强。与此同时，我国学术界对政府采购也做了一定的研究，但笔者认为，目前国内文献大多都是定性研究而且深度不够，仅少数学者运用博弈理论对政府采购作经济学分析，如张雷宝(2002)对政府采购监管作了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分析；彭文兵等(2003)通过收益矩阵博弈分析了政府采购中寻租的形成过程及其外溢效应；王宏（2006）通过双层次互动进化博弈模型研究政府采购制度的变迁，王宏（2007）还用静态博弈模型研究了政府采购监督制度优化；后小仙（2007）对监管部门、采购方、供应商三方进行博弈分析，构建了反寻租目标体系。但这些论证只是从静态的角度，在完全理性人的假设下进行博弈

分析。本文尝试在有限理性的假设下，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采用动态演化博弈方法分析政府采购中监管部门和采购方的行为选择，强调动态性，找出影响博弈双方行为策略选择的变量，并据分析结论提出相应对策。

二．政府采购寻租监管的三方模型

我国《政府采购法》规定，政府采购是指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依法制定的集中采购目录以内的或者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为。政府采购本是政府利用公共权力管理社会经济的一种方式，但由于委托机制、监督体制、经济体制等多方面的原因，我国存在权利干预经济、监管缺失等情形经济论文，这些将会产生权力寻租。政府采购中的寻租包括设租与寻租，实际上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1]。政府采购中的设租是指采购方利用权力对采购全过程进行控制，人为设置障碍，进而营造获得非生产性利润的环境与条件；政府采购中的寻租是指供应商利用合法或非法手段获得供应特权以占有租金的活动[2]。政府采购的寻租行为导致政府开支扩大，纳税人负担加重；导致行业垄断，阻碍技术创新；影响供应商之间的公平竞争，导致寻租供应商与非寻租供应商之间的利益失衡，导致市场竞争秩序的紊乱；滋生集体腐败乃至行业腐败[2]论文下载。

政府采购在具体实施中会涉及多方行为主体，下面以监管部门、供应商、采购方这三方设立博弈模型，模型的假设如下：

1．假设监管部门不与采购方和供应商寻租，供应商和采购方可以选择寻租和不寻租两种行为策略。

2．假设采购方接受委托购买一批商品A，A的市场价值为V；实际的采购价格为Y；供应商行贿金额为R；监管部门的稽查成本为C；监管部门证实违规成功的概率为p，证实违规失败的概率：（1-p），其中证实违规成功情况下监管部门对采购方的处罚为KR，对供应商的处罚为L(Y-V)，其中K、L为惩罚系数；一般情况下Y-V-R>0。

3．各博弈主体的收益分别是[3]：

(1)采购方和供应商进行寻租活动，监管部门不稽查，则采购方、供应商、监管部门的支付分别为： R，Y-V-R，-(Y-V)，供应商的行贿成本或采购人员收益R和寻租者收益（Y-V）独立于模型之外,本文假设R,（Y-V）为固定值。

(2)采购方和供应商进行寻租活动，监管部门稽查，但不成功，则采购方、供应商、监管部门的支付分别为： R，Y-V-R，-(Y-V)-C。

(3)采购方和供应商进行寻租活动，监管部门稽查，且成功，对采购方收益R处以K倍罚款，对寻租者收益Y-V处以L倍罚款，则三者支付分别为：-(K-1)R，-(L-1)(Y-V)-R，KR+L(Y-V)-C。

(4)采购方和供应商不进行寻租活动，监管部门不稽查，三者支付分别为0，0，0。

(5)采购方和供应商不进行寻租活动，监管部门稽查，三者支付分别为0，0经济论文，-C。

在上述假设之下，采购方、供应商、监管部门三方的支付矩阵如表1所示：

表1 采购方、供应商、监管部门三方的支付矩阵

 

 

 

监管部门稽查

监管部门不稽查

 

 

证实违规成功p

证实违规失败 1-p

寻租

采购方

-(K-1)R

R

R

供应商

-(L-1)(Y-V)-R

Y-V-R

Y-V-R

监管部门

KR+L(Y-V)-C

-(Y-V)-C

-(Y-V)

不寻租

采购方

供应商

监管部门

-C

演化经济论文篇2

【关键词】经济学；演化；自组织

现今演化经济学家在生物进化论在经济学中如何应用方面存在分歧，国内外有部分学者在认同经济演化这条道路上渐行渐远。大家普遍认同的一点是，经济系统的演化是一个内生性的复杂演变过程，但目前为止还没有研究出相对统一与系统的机制来解释、推动这一变化。争论的核心在于是否应该把生物进化理论特有的适应、选择等概念引入到经济领域。

一、经济演化研究中自组织与传统达尔文主义的对立

对经济演化的看法从观念上基本可分为达尔文式进化支持者与反对者，后者提供了一个替代概念――内生性改变或称为自组织改变。应用生物概念的演化经济学是普遍存在的且有着悠久历史，至少从Veblen（1898）就开始了。在那时，生物进化的想法只是简单地与所观测的经济现象联系起来而没有太多令人信服的解释。随着生物进化论与经济研究的联系加深，不少学者认同进化论的普遍价值并认为突变、选择与遗传（后者有时被称为保留）机制是所有开放复杂系统的总体特质，经济系统当然也包括在其中。

其中，Hodgson（2002）是“普遍的达尔文主义”最突出的拥护者，他认为，选择、变异和遗传机制不是生物学所独有的，而应该视作所有进化程序的普遍原则，“达尔文主义原则适用的范围相当普遍，这些原则逻辑上独立于生物学上诸如基因、DNA的遗传与选择在逻辑上是独立的”。Dopfer and Potts（2004）and Dopfer，Foster，and Potts（2004）对经济演化也有类似的观点，认为它有一个“起源、应用、适应和保留”的阶段性演进规律。Nelson（2006）同意普遍达尔文主义，将它定义为一个涉及变异与选择的动态理论，并指出，它是研究经济演进状态最好的模式。

另一方面，也有人批评达尔文主义在经济领域的应用。Penrose认为，早在1952年，当时现代演化经济学才刚刚正式起步，学者们正尝试对经济演化进行建模，新达尔文主义理论就已将有缜密思维的行为从研究范畴中排除出去，尤其是经济活动。Witt可能是对起源于生物学普遍应用的经济演化概念最有力的反对者，他指出，需要一个更加抽象的概念来解释经济的演进，“演化从最抽象的层面来看，可能与以时间为基础的变化相关”。对Witt（2004）来说，生物学上突变、选择和遗传机制在经济学上的意义被某些学者夸大了。Witt反对达尔文主义经济学者观点的主要论据是人类行为可以有意识的自我改变，由此，人们不同于生物，可以避免外部选择。

Foster是反对者的另一代表人物。他并不认同选择机制在经济演化中的重要作用，经济演化的原动力来自于自组织的、持续不断的创新，由创新产生的多样性保证了经济的发展演进而不是经济中的竞争选择。同时，他也承认选择行为将引起成功变异的扩散，但他认为这里的选择机制也是自组织系统中的一部分功能。由此可见，自组织概念在某个层面来说，与传统达尔文观点并不完全吻合甚至对立。自组织理论认为经济系统的演化根本不同于生物进化，因为经济行为人能够有意识地对外界变化做出反应。并且，经济高速发展的原动力并不是选择，而是以一个持续的、自发的创新为基础，该基础有着自我组织的特征，这与熊彼特的创新观念有一定程度的吻合。

二、对自组织两个流派观念的分析

Witt（1985，1997），Foster（1997，2000），Weise（1996，2003）这些学者用自组织的概念来解释经济演化的过程。在对这一概念的有效性进行讨论时，我们首先要将两种完全不同的诠释的方法分开：第一，对自组织概念最多的解释是基于自组织的一个抽象的物理概念的概括（Weise，2003）。第二，Foster（2000)主张的，参考了Kauffman（1993）提出的自组织的进化生物学理论。

（一）“自组织”是一个抽象的物理概念

Witt（1985，1997）将经济学上的自组织理论划分为合作和完全协作力量。在这一过程中，协调或“自律性”的特点，经济主体的尝试是想让大家更深地了解其所在的市场环境。正如他们研究价格、购买和购买潜力时增加了供给和需求的协调，为了说明这个过程，Witt（1997）建立了一个模型说明引进了新技术如何影响旧的和新的变异型的采用，通过引入偏置参数的使用进一步支持了优越的技术经济的观点，利用多种多样的参数来探讨创新质量的不同如何影响对市场的协调的过程。

这个模型结构建立的方法与Weise（1996，2003）提出的来说明经济学上的自组织的控制――等式模型建构的方法相似，Weise的模型中更详细地列举了这些作用同时也在心理学的基础上探讨了这些作用。他将四个因素的影响分开：（个人）偏好的作用、整合、非整合和波动，即一个人的偏好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其他人（Brandes and Weise 1999）。整合作用主要是与Witt的频率依赖性的观点相对应的，个人的偏好作用可以反映出Witt的等式的论点。

（二）自组织概念以及它如何应用于演化经济学解释之一

现在我们讨论下自组织概念是否可以帮助解答演化经济学的一般问题，即将创新引入到经济系统将产生什么新的结论。Witt的描述可以理解成为有这么一个内在的刺激产生创新。他指出创新如何蔓延，可能取决于人们获得知识的质量和使用它是否会损失或获利（2003）。

关于Witt自组织概念的独到之处，它叙述了重组、改造、变异的相互关系直到现有的变体，并将其命名为知识的利润损失、由于竞争对手的活动、刺激创新，这样的一个关系作为构建自组织概念经济演化和自组织的实际工作过程。但它尚未构建完全的内生经济演化过程。实际上，如何运作以及某个特定部位不同层次如何演变的过程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缺乏一个因果关系解释。

（三）自组织概念以及它如何应用于演化经济学解释之二

自组织概念最早产生于生物化学领域（Foster，1997），Foster随后倡导生物学家Kauffman的一种发展演化观念（Foster，2000）。根据Kauffman（1993）的论断，Foster认为，甚至在生物学的自组织都可以被视为一个整体元素的进化与衰退的选择。

Kauffman的自组织理念包含着在Foster的文章没有讨论的有关方面――连通性基因。新变异基因的组合可能会导致不同程度的连通性，基因连通性的匮乏将导致有机体相当稳定，因为对突变生物来说，单个基因不可能导致个体产生大的变化。另一方面，高连通性会导致惊人的突变，而且在很多情况下，有该特征的生物难以生存。根据Kauffman（1993），生物体拥有一个中等程度的连通性才可能生存，也是为什么自然选择会产生这样一个适当的演化程度的原因。

三、对自组织两个流派的评价

对于第一种诠释方法，尽管使用相同了的数学工具，学者们强调的是经济的自组织的不同方面。Witt探讨的是涉及其协调和完全协调特性的问题，而Weise强调了个人决策和集体决策的协同作用的相互关系，个人形成集体的决策依次取决于集体的决策。经济学上的自组织呈基因动态复制模型，没有提供附加的洞见，相比上述两个模型，我们没能看到一个详细的实例。

对于第二种诠释方法，Foster回避了一个问题，为什么经济体需要有持续的自发的创新倾向，这不是简单地引用熊彼特内部创新机制所能解释的。根据自组织理论，需要把经济体看做一个整体，当把整个经济环境看做一个整体的话，经济演化是一个内生性的现象，但这样做同样回避了演化机制如何在此过程中发挥作用。Kauffman自组织理念对我们现在的启示在于研究潜在的不同程度的连接性，特别是生物进化选择适当的程度上允许了在保证一定稳定性的前提下有机体演化也拥有了足够的灵活性。

四、自组织概念对经济演化研究方法论的启发

普遍达尔文主义的演化观念与自组织的观念两者最大的不同点在于，达尔文主义演化观念更多的偏重于生物角度、微观层面，而自组织的理论恰恰考虑了人为因素而不是单纯的等待环境的选择，体现了企业与现代经济环境的互动。

不可否认，自组织理论的发展已使人们关注的焦点从选择机制转移到变异和新奇创生的自组织机制上，但这没有降低选择机制的重要性。正如霍奇逊指出的，自组织理论的发展只是对自然选择理论的修正而非否定，自组织是演化过程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并不能替代自然选择。两者的矛盾并不如有些学者宣称的那样。

新古典理论认为，对人类总体行为的理解完全可以通过对孤立地来看的“代表者”的理解来达到；但复杂性理论却认为，这是一种“合成的谬误”，它没有认识到在总体行为中所发生的“深层次的”交互作用。

所以，我们在进行经济演化研究时，应该把它视作自组织化运作的达尔文进化，只有这样才能很好的把微观个体与整体环境结合起来，把企业个体的稳定、创新与外界环境的互动研究彻底，该过程本身就是一个自组织与达尔文主义密不可分的嵌套动态复杂模型。

参 考 文 献

[1]Sylvie Geisendorf．The economic concept of evolution：self-orga-

nization or Universal Darwinism?Journal of Economic Methodology．Vol.16，No．4，December 2009：377～391

[2]Andreoni，J．，and Miller，J.（1995），Auctions With Artificial Adaptive Agents．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10，39～64

[3]Arifovic，J.（1994），Genetic Algorithm Learning and the Cobweb

Model，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Control，18．3～28

[4]Beckenbach，F.（2005），Knowledge Representation and Search

Processes――a Contribution to the Microeconomics of Invention and

Innovation，Volkswirtschaftliche Diskussionsbeitrage No．75/05，Univer

-sity of Kassel

[5]A General Model，Kyklos，52，573～590

[6]Foster and Wild 1996；Foster 1997，2000

[7]Brandes，W.，and Weise，P.（1999），Team Performance as a

演化经济论文篇3

一、古典与新古典主义的均衡观

在古典经济学中，均衡是一个宏观概念，它基于经济再生产的必要条件。斯密在《国富论》中的一个中心思想是：经济体系可以通过价格体系这只“看不见的手”得到有效地协调，并实现有序的运转，这一思想被后来的经济理论进一步发挥得淋漓尽致。斯密通过“经济人”假设、自由市场机制和劳动价值论构筑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基础。斯密从“经济人”这一基石性假设出发，进而提出了以“看不见的手”为核心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斯密认为，市场机制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通过理性经济人的自利选择行为就能够自动地调节整个社会经济，并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从而也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生产者的利润目标。在古典经济学家的视野里，整个经济是沿着均衡的轨道稳步发展，人们各得其所，经济行为人得以追求各自的最大利益。

在新古典理论中，均衡是基于个体行为人的满足和与计划相互一致的一个微观概念。经济学中占支配地位的新古典范式是在假定最大化行为的前提下，集中研究机制均衡问题。主流经济学都提倡建立经济体系的形式化分析，并采用均衡作为一个核心概念，运用数学模型来表现一个封闭系统。在马歇尔的微观经济体系里，均衡观念是贯穿始终的基本概念，并与边际分析和连续性原理紧密联系在一起。人们已经意识到在物理学概念和新古典经济理论之间存在着一些熟悉或相似的地方。例如，将新古典经济学当作牛顿力学，这两种理论都是基于“原子主义”的，且都借助摩擦力和均衡概念，体现着机械论的色彩。

新古典主义从物理学中引入了类比并运用理性机制促成了瓦尔拉斯均衡概念的形成，它认为不同事物之间的比较就象在不完全市场中若干行为人的博弈行为，经济现象的分析是建立在一般均衡分析上的精巧框架或是一个带有约束的理性选择统一范式的均衡系统，这意味着所有的行为人都能在约束条件下实现最优化行为。瓦尔拉斯一般均衡论通过借助一个无所不能的拍卖人假设，抽象掉了所有非均衡调整过程和均衡的稳定性，从数学上严格论证了所有商品和要素市场能够同时达到均衡状态，商品及劳务价格等完全为人们所知。在以供求均衡论为核心的新古典理论命题和基本分析框架里，各种交易活动视为自我一致的领域，利润最大化和均衡成为其理论体系的两个重要支柱，经济学理论完全可以依照牛顿的经典力学方法来建立。后来，经过阿罗和德布鲁等人的努力，新古典理论重新在更一般的公式化体系中得以更精致化，这个框架就是阿罗—德布鲁范式。阿罗—德布鲁范式最基本的性质是其所要求经济运行的最大协调性与在其所允许的目标和资源使用上的丰富多样性并存，消费者不同的需求都可以通过生产者自愿供给而得到满足。在这个范式中，每个经济行为者只需考虑自身的偏好、利润和价格，他们完全有能力预测所有未来的价格，即具有理性预期。对于现代经济学家来说，阿罗—德布鲁范式也成了现代经济理论的中心结构及经济研究的主要参照系。

二、宏观经济分析中非均衡观与均衡观的争论

按照新古典主义正统的经济理论范式，整个经济中的总产出和就业都是由个体最优化行为下微观层次上的均衡状态决定的，可见，新古典主义的诸多限制性假设大大削弱了其对现实经济活动的解释力。凯恩斯以非均衡分析为起点，通过论述其有效需求原理来构造宏观经济理论，正是对新古典经济学信奉的自由市场经济及其自动出清或均衡的否定。凯恩斯及其以后的追随者通过对新古典经济的扬弃建立了一种新的经济学范式基础、理论体系和分析方法，并借助上述范式转换开创了宏观总量分析方法。凯恩斯对新古典经济学最突出的反叛，不在于它的理论，而在于它对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冲击。

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把新古典经济学可接受的那部分理论与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对接起来，形成由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大部分组成的所谓新古典综合学派，并成为经济学的主流，该学派在方法论上坚持了新古典学派的均衡分析方法：在微观理论方面承袭了以马歇尔的均衡价格理论和克拉克的边际生产力论为核心的新古典经济学，在宏观经济学里抽掉了凯恩斯关于预期的非理性和未来不确定性的主要论断，从而将凯恩斯的非自愿失业理论纳入了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分析的框架中。然而，新古典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截然不同的范式基础使这种对接或综合必将面临困惑和矛盾。

现代货币主义则致力于将凯恩斯式的宏观经济学拉回到古典主义的宏观经济思想上去，无论是在分析个人消费行为还是在论证货币需求上，也无论是在讨论失业问题还是在讨论通货膨胀时，货币主义者们的研究也始终遵循着正统微观经济的思维范式，即个体优化决策基础上的供求均衡。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通过吸收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并增添理性预期等新的假设形成其范式基础，并以此建立了自己的宏观经济理论体系。该学派假设：市场能够自动地、连续地和迅速地出清，因而是均衡的；经济主体不但是理性的最大化追求者，而且他们对经济变量的预期也是理性的，即经济主体的预期不存系统性的误差。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范式基础完整地坚持和发展了新古典理论的范式基础和理论体系，并且以更精确的形式表达出来，它认为自由市场经济能够自动实现均衡，宏观经济变量与正常值的偏离是各种货币、技术等冲击的结果，并最终得出了其所谓“宏观经济政策无效性命题”。

后凯恩斯非主流经济学则摈弃了新古典学派的均衡分析，关注非均衡、非市场出清和随时间的变动特征，强调经济系统的动态性和力的结构，增长和动态性是其核心内容，制度和组织结构则为资源的配置提供了基本的机制，所以对经济扩张路径的无规则本性的解释成为其分析的焦点。后凯恩斯主义的制度主义传统特征在于决定经济行为时，突出强调其居于支配的制度和文化的规则，其经济思想模式关注一个没有均衡的经济学，它不再研究稀缺资源如何配置，而是研究经济系统如何随时间变动， 并创造、生产、分配和使用来自社会的剩余如何能够扩大其产量。扩展的路径是非均匀的，并可能以无法预见的方式改变经济系统的本质。因此，经济过程被看作是无规律的，具有循环和累积因果特征。主流经济学把经济系统看作是一个封闭系统，而非主流后凯恩斯主义所处理的是一个开放和结构化的系统，它强调结构的转换，所基于的推断方法不是归纳或演绎而是诱发的，这种理论能够对给定的现象分析其所强调的关系、结构、条件和机制。

该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卡尔多所坚持的均衡理念是“最初由瓦尔拉斯所建构的一般经济均衡，后来被我们这一时代的数理经济学家予以发展，并且附以不断增加的优雅、准确和逻辑精确。”[2]卡尔多对正统均衡理论描述不充分问题的关注，形成了他对均衡经济批判的实质性基础。他通过对三个关键性领域的分析，阐述了其理论的要旨：第一个领域是关于市场是如何运行的，并且其运行模式被市场出清的价格体系所排除；第二个领域是价格是如何形成的，以及竞争是如何在不完全竞争的背景下进行的；第三个领域是对递增收益的经济学意义的考察。[3]卡尔多还引述了建立在演化范式基础之上的更大的马歇尔式框架，以支持他对均衡经济范式的批判。

新凯恩斯主义者认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并非关于人们实际生活世界的理论，其研究方法实质上是脱离现实世界的一种抽象理论。为此，新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针锋相对，它通过引入粘性价格这一重要假设，认为名义变量的波动影响实际变量，因此货币是非中性的。另一方面，新凯恩斯主义着重考察市场的不完善性，即把不完全竞争、不完全信息和相对价格粘性等作为理解经济波动的关键。几乎所有新凯恩斯主义者都不赞成均衡理论，他们力图寻找市场非均衡变动的证据，并发展了具有一致微观基础的一系列模型。在这些模型中，他们从不完全竞争、不完全市场、非对称信息和异质性劳动等方面来论证市场非出清及工资和价格粘性的原因，工资调整只是逐渐缓慢的调整。他们通过把理性预期思想和自然率假设结合进模型中，体现了名义总需求的波动是如何产生意义深刻的影响的。因此，新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最根本的对立，就是各自坚持不同的范式基础，在范式层次上对于自由市场机制的不同观点。

当然，同均衡理论一样，非均衡经济理论的框架仍深深植根于传统的均衡分析，它还依赖于很多均衡分析方法，在分析经济现象时，仍没有跳出均衡经济的框架之外寻找更深层次的历史、社会、文化及体制等因素的影响。

三、经济演化观的形成与发展

演化思想的萌芽很早就已存在于经济理论中，斯密早在《国富论》中就已经给我们提供了经济均衡和演化的两种理论，但当边际主义开始致力于经济分析的形式化分析时，其演化思想便无法纳入新古典的最大化分析框架中而被人们逐渐“遗忘”掉。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中也指出，经济学的目标应当在于经济生物学而不是经济力学，但生物学概念更复杂，所以研究经济分析对力学上的类比性给予较大的重视，并常使用均衡这个名词。马歇尔虽然强调时间、报酬递增及时间不可逆性在经济过程中的重要意义，但他意识到基于生物学思想构造经济学理论的困难，所以不得不采用均衡分析框架。事实上，经济系统和生物系统一样，演化主要是两种机制推动的：一个是创新机制，通过系统的创新产生多样化；一个是选择机制（注：选择机制是指经济系统的制度背景会有利于某些惯例，而不利于另一些惯例。因此，选择将改变习惯的扩散及其个人和组织的行为方式，所以社会经济演化可看作是对多种制度进行选择的过程。），即在这些多样化中进行筛选。熊彼特在其《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出了一种解释经济变迁和社会演进的分析框架，把其创新理论与达尔文的进化论联系起来。他认为，人类社会的演化植根于过去的经验传统和习惯模式，主流经济学是局限于“静态的分析不仅不能预测传统的行事方式中的非连续变化的后果，它还既不能说明这种生产性革命的出现，也不能说明伴随它们的现象。”[4]

早期的制度学派从一开始就摒弃了新古典范式，用一种不同的历史主义的范式特征来透视制度因素的作用和影响。制度经济的基础包括视经济为一复杂的演化系统这样一种思维方式，从而与视均衡为正常理想状态的理念格格不入。缪尔达尔坚持制度学派的方法论原则，认为经济制度是社会发展过程的一部分，在一个动态经济社会里，社会各因素之间存在着互为因果的关系，经济的发展就是在这种相互影响的变化中进行的。加尔布雷思坚持演进和整体的方法，反对新古典的均衡概念，他采用演进概念来取代新古典的均衡概念，演进思想在其方法论中居于核心地位。凡勃伦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把演化看成是经济系统技术和制度变化的基本方法，对新古典范式进行了批判。他认为主流经济学没有提供一个动态和演化的框架来分析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而是采用先验和静态的模式，分析的结果只能与实际现实相背离。凡勃伦的制度主义传统是以演化和过程为导向，强调经济系统的动态性和结构，这些制度和组织结构提供了资源配置的基本机制。他主张经济学应围绕演化和变异这个核心和主题，而不是新古典经济学中倚重的静态和均衡的思想。在其“累积性因果”（注：累积性因果概念认为，人的行为是由他过去的经历和所处的文化、宗教、环境和遗传等多种因素决定的，这些因素具有累积性。）概念中，他认为人类社会经济系统的演化不仅取决于外部力量的冲击，也取决于系统内部的演化，人类社会的演进具有强烈的历史累积。同时，凡勃伦还相信人类社会经济的演进又体现出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初始条件的微小差异可能会导致迥然不同的结果。哈耶克的演化思想来源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市场竞争中的优胜劣汰与自然选择之间的相似性使得人们得以用进化的观点对经济社会现象做出解释，并且社会的演化是自发秩序的，是通过系统自组织来进行，其自发秩序理论就是一种社会演化理论。他认为，规则系统的演化本质上是一个不同群体间自发竞争和选择规则的过程，社会秩序是自然演化的结果而不是人们理性设计的结果。

新制度经济学虽然是在新古典分析范式内发展起来的，并承袭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假定、方法和工具，如理性经济人假定、稳定偏好、均衡和最大化分析等，但是它的某些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不自觉地突破了新古典范式。诺思对制度变迁的研究，经历了对新古典范式怀疑和修正的过程，展示了自我否定的勇气。诺思用新古典框架解释西方世界的兴起，源于他对新古典方法论的坚定信奉；随着他对历史研究的深入，他发现了新古典理论在解释重大的历史变迁时存在着无法克服的矛盾，进而开始对新古典范式进行修正：“长期变化最为根本的原因是个人和组织的企业家所进行的学习。为了建设性地探讨人类的学习性质，有必要废除作为经济理论基础的理性假设。”[5]最终使他背离了居于主流经济学核心地位的自动均衡标准，走上了一条将制度变迁看作是进化的、非最优的、路径依赖的反叛之路。

近年来，在非主流宏观经济领域十分引人注目的是经济演化理论的异军突起。经济演化理论起源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该理论借用进化论概念，提出了自然选择的经济思想，并强调以生物进化论原理作为经济分析的方法论基础。演化经济学的假设前提是人具有有限理性，信息是连续分散的，它把经济的演化过程看成是一个自行选择的学习过程，注重对惯例搜寻和选择环境的考察，侧重分析结构不确定性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演化是非线性的、远离均衡状态，拥有多种选择的方向；惯例控制、复制和模仿着经济演化的路径和范围。尼尔森在和温特合作出版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一书中，运用了其在产业经济学方面丰富的理论和经验知识对新古典经济学在理论、经验和实际的局限性方面提出了挑战，具体体现在他对新古典经济学核心假定的反对，他拒绝经济行为人在最优化意义上的理性假定，用演化的不停止变迁代替最优化和均衡等新古典的一些核心假定，并关注学习的复杂过程和知识的代际转换；同时尼尔森和温特还发展了一个可选择的用于分析企业利润最大化行为的理论框架，用一个演化模型代替最优化模式。

总之，基于演化经济理论建立起来的模型抛弃了利润最大化假设，充分考虑了微 观个体的差异性、技术创新中技术的多样性和创新过程的路径依赖性，从而更好地把握了经济系统的运行机理和演化过程，更加符合现实经济。

四、结语

在自然科学中，物理学总是被认为最符合科学标准的学科，无论是逻辑实证主义还是证伪主义，或者是库恩的范式学说，都是以物理学作为蓝本的。经济学也把自己极力类比成物理学：马歇尔深受牛顿力学的影响，建立起均衡分析经济学，它与经典力学共用的是一个范式，都广泛认同以机械论和决定性为硬核的思维范式。新古典主义机械地将经济主体的行为仅仅与过去和现在的某种激励力量相联系，理性的、遵循最大化行为的主体相互作用达到某种均衡，在均衡世界里，所有预期必定通过发生的事情而实现。凯恩斯自称受爱因斯坦影响，将预期和不确定性引入自己的体系之中，并主张发展一个广义的经济学，但仍不足以对新古典范式产生根本性的变革，相反，却在一定程度上被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新古典主义的机械论、还原论所同化。

经济演化理论认为，人类社会的演化是根据一般的行为经验、习惯等日常惯例进行选择的，它们形成人类行为选择的价值体系。西蒙所倡导的有限理性假说，不仅成为经济演化理论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的重要依据，也是整个经济演化理论的一个基石。由于新古典经济学仅仅关心在既定的制度约束中的选择，而忽略了人们对制度本身的选择问题，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经济均衡对于理解经济演化没有多大意义。基于惯例和选择环境为基础的演化理论与主流经济学的均衡体系存在着很大差异，如何把经济演化思想和传统经济理论框架有机整合，用超越静态均衡分析的眼光审视和认识社会经济系统的演变历程尚有许多工作要做，也孕育着某种新经济理论框架体系的形成。

收稿日期：2002-11-12

【参考文献】

[1]　易宪容.交易行为与合约选择[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

[2]　N.Kaldor.The Irrelevance of Equilibrium Economics[J].Economic Journal 82(4):1237,1972.

[3]　T.A.Boylan and P.F.O Gorman.经济学方法论新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4]　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5]　诺斯.时间进程中的经济绩效[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5,(6).

[6]　A.A.alchian.Uncertainty,Evolution,and Economic Theory[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58,1950(6).

[7]　L.a.Boland.The Founda tions of Economic Method [M].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

1982.

[8]　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9]　G.Dosi.技术进步与经济理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

[10]　胡代光.西方经济学说的演变及其影响[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1]　尼尔森，温特.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12]　盛昭瀚，蒋德鹏.演化经济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

演化经济论文篇4

关键词：产业升级；产业演化；企业创新；制造业；产业结构 文献标识码：A

中图分类号：F061 文章编号：1009-2374（2016）34-0001-03 DOI：10.13535/ki.11-4406/n.2016.34.001

产业升级是指产业结构和产业素质以及产出效率的提高与改善。产业是由一个个个体企业所组成，它本身是一个虚拟的概念，因此产业升级有赖于构成产业的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竞争与协作，从而促进共同进步。本文认为，企业创新是产业升级的重要驱动因素，正是因为企业创新，才导致行业内企业犹如生物界中生物“在遗传、变异、生存斗争和自然选择中，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等到高等，不断发展变化的”。为了更好地对这个问题加以梳理，本文的主要工作是对这一议题的研究现状进行综合分析。

1 国外研究述评

基于企业创新的产业演化理论，尽管正式提出这个概念的时间不长，直到20世纪80年代演化经济学兴起才逐渐繁荣起来。但是关于这个议题的研究思想早就渗透在各派经济学者的著作中。

1.1 古典经济学的分析

劳动分工是斯密（1776）《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的核心主题，亚当・斯密认为，分工的起源是由人的才能具有自然差异，而分工的发展或提升意味着企业多样性和企业异质性的增加。因此，在亚当・斯密的分析中，实际上已经预示着这种差异性将显著提高企业效率，进而提高产业效率。也就是说，斯密的分工理论实际上已经预示产业的发展有赖于企业创新的增加。

1.2 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

众所周知，英国经济学家阿弗里德・马歇尔是“新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但是从其著作中不难发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也是一位“演化经济学”的先驱人物。阿弗里德・马歇尔（1890）在其关于“产业区”的分析中，非常明确地考虑到了组织的多样性以及异质性，此外，他还尝试将这种多样性和异质性纳入产业分析中，进而解释“产业区”的形成以及发展。在马歇尔关于“产业区”的理论中，马歇尔用森林和树的关系来解释产业中行业和企业的关系，产业就像一片森林，企业就是这片森林里的各种生长、成熟或者说是衰老的树，因此产业的发展总是企业集群式发展的结果。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产业和企业共同演化，个体的异质性发展促进群体的发展。

1.3 奥地利学派的分析

奥地利学派的巨擘哈耶克虽然没有对产业升级进行直接的描述，但实际上，他的思想也是强调创新对产业升级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哈耶克在关于“真伪个人主义”的思考中指出，奥地利学派所倡导的个人主义与新古典经济学派所倡导的“个体完全自由和能动”有本质的区别，新古典经济学派的这种个体主义思想是将个体看出一种“原子式、孤立的个体”，也就是所谓的唯理主义。同时，哈耶克认为，奥地利学派的个人主义也不是个体在结构面前一点主观能动性都没有的结构主义、集体主义思想，而是在认知进化情况下的进化理性，即个体和社会结构具有双向的反馈关系，具有互动性。因此个体既受制于社会结构，但是在一定情况下，个体也能够发挥主观能动性，通过改变规则推动结构本身的演化。根据奥地利学派以及其代表哈耶克的观点，产业演化升级，首先在于作为个体的企业的升级，但企业的升级不是孤立的，而是与产业具有双向的反馈互动的过程。

1.4 演化经济学流派的分析

实际上，演化经济学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当前的演化经济学具有各种流派，但是他们对企业创新与产业演化大都有所涉及。

谈到创新，必然要谈到约瑟夫・熊彼特。熊彼特（1921）的一个核心议题就是关于创新和产业演化的关系。熊彼特将创新分为两种：一种是创造性的创新；另一种是积累性创新，并关注创新是如何促进产业发展、结构转变和动态竞争。具体来说，熊彼特认为，企业创新具体有资源配置创新、产品创新、市场创新、组织创新、技术创新五种形式，不同的创新交互作用促进企业、行业的发展。

阿伯内西和厄特巴克（1978）明确区分了产业发展中具有主导创新和辅助创新，他们认为，产业发展过程中，正如技术进步遵循“解冻、冻结、再解冻”的模式一样，在主导创新出现之前，产业创新是一种“解冻状态”，各个企业、组织将会百家争鸣，呈现较多独立的产品创新，但在出现主导创新之后，其他的辅助创新就出现了，创新将从根本性转向渐进性。

现代演化经济学兴起的标志当属1982年纳尔逊和温特《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一书的面世。纳尔逊和温特的这本书第一次将生物学的选择理论系统地运用到复杂的经济领域当中，此外，他们还对经济领域的选择过程进行了适当的模型化。可以说，纳尔逊和温特的经济演化理论，对现代演化经济学具有开创、革新的意义。这种理论第一次确切地将达尔文生物学中的“变异、复制和选择”的概念直接运用到企业、产业以及整个经济的演化中。比如，在他们的模型中，在经济领域中，与基因型等价的“复制者”是“惯例”，企业是与表现型等价的“互动者”，企业的学习过程就是一个复制过程，市场的选择则是选择过程。

安东内利（2006）认为，成功的产品创新最终会被其他企业模仿。

现代产业演化理论比较重视企业多样性或异质性以及企业动态对产业演化的影响，Dopfer、Fosteria（2004）明确提出企业的异质性以及演化动态。这种思路也充分体现在许多尝试建立微观和宏观演化关联的研究中。

Hodgson和Foss也从演化的角度对企业和产业的共演进行了描述。Hodgson（1997）和Foss（2004）相继指出，系统（产业、宏观经济）发生和个体（企业）发生基本上是同时存在的，产业的动态发展一般也伴随着企业异质性以及由此导致的多样性增减。此外，这种多样性或异质性对某些产业的演化也是至关重要的。在此基础上。Foss在2004年进一步强调：“个体发生和系统发生在社会领域中一般是同时存在的，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过程的层级体系。”也就是说，社会经济领域中的系统发生和个体发生的交互作用隐含着一种双层理论：一种包含了企业层面和产业层面的理论。

2 国内研究述评

国内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但在近年来，也逐渐兴起。

刘友金、杨继平在2002年的文章中指出，基于协同效应的企业间竞争是企业创新行为的一种非常重要的形式。这种企业之间的协同竞争能促使企业通过相互合作或者说合作创新，导致本应该属于互相竞争的双方，实现“共赢”。当然，企业之间的这种相互合作的协同竞争是一种动态变化的过程，绝不可能是静止不变的，它是企业间不断的博弈以及选择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到底是选择合作或者还是选择背叛，主要受到多种因素影响，比如合作创新所受激励大小、合作效应、合作创新中谁占有支配性、合作创新的次数等。

胡俊成、侯峻（2007）认为，企业的技术创新演化过程，一般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微观（企业）演进中观（产业）演进宏观（国家或地区创新体系）演进。在他们的分析中，技术创新首先是在企业实现（微观演进阶段）的，企业是提高资源要素使用效率的第一推动力，其次由企业逐步在产业的层面上展开（中观演进阶段）；最终体现在国家或地区创新体系层面（宏观演进阶段）；胡俊成、侯峻的这种观点，实际上就是技术创新的演化路径，这种理论强调了企业和产业的互动，个体与群体的相互促进。也就是说，技术创新演化、企业演化、行业演化以及国家或地区创新体系演化几个层次的演化进程是相互融合在一起的。

黄凯南（2009）认为，由企业互动生成产业，并且这种互动过程中构成了企业的知识环境、学习环境、竞争环境以及选择环境。

汪秀婷、程斌武（2014）基于协同创新视角，描述了作为个体的企业在资源整合的基础上是如何促进动态能力演化并增强企业竞争优势的。他们强调的是企业之间的合作性。

上述研究主要着眼于企业与产业的互动，也有很多学者在研究产业集群升级的时候，切入点直接放在产业集群本身。

朱海燕（2009）认为，产业集群升级是指处于某一特定阶段的产业集群，通过完善企业间网络关系，从而推动集群内各个企业的知识创新，进而实现企业知识结构的强化、更新以及跃进。

阮建青、石琦、张晓波（2014）构建了一个产业集群动态演化三阶段模型，即集群发展早期处于数量扩张期，在数量扩张期的鼎盛阶段，集群可能会陷入内生质量危机；若能克服质量危机，集群将演化到质量提升期；在质量提升期末期，宏观经济的发展逐渐影响着区域间相对比较优势，产业集群较发达的区域将面临要素成本不断上涨的压力，生产环节的利润将日益微薄；若产业集群能够将利润重心从生产环节升级到技术研发、品牌创新与市场开拓环节，则集群将向微笑曲线的两端演化，即集群演进到研发与品牌创新期。

3 对我国的启示

3.1 企业创新是产业演化升级的驱动力量

综合以上国内外学者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企业创新是企业、产业升级的重要驱动因素。加强企业创新，对当前我国低端制造业转向高端制造业，由“中国制造”实现“中国智造、中国质造”意义重大。

当然，企业创新不仅仅指的是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市场创新、资源配置创新、制度创新等也是不可忽略的。实际上，制度创新可以为产业升级提供坚实的制度基础和有效的运营机制，无论是对产业进行信息化改造，还是对产业进行技术创新、产品创新，都有赖于企业的改革。

可以说，没有制度创新，企业就很难有活力，也就不大可能有其他方面的创新。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产业演化升级的驱动力量就是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资源配置创新、制度创新等构成的共同演化机制。

3.2 自主创新与模仿创新两种模式并重

综合国内外学者对产业演化升级理论的分析可以看出，强调个体与群体的互动是共性，纯粹只有个体的异质性发展的仅仅是单个的企业，如何带动群体发展，才是思考的主题。因此在企业创新中，先行企业的自主创新如果能够成功，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前提下，对其他企业的示范作用，我们应是鼓励的，其他企业在能够获取较高利润的预期下，通过模仿创新，从而推动企业发展，进而达到整个行业升级，这是产业演化升级的重要途径。

参考文献

[1] 程源，高建，杨湘玉.产业演化创新分布模式的一种理论解释[J].科学学研究，2003，（8）.

[2] 贾根良.后发优势的演化创新观[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1）.

[3] 汪秀婷，陈斌武.资源整合、协同创新与企业动态能力的耦合机理[J].科研管理，2014，（4）.

[4] 孙冰.基于演化经济学的技术创新相关研究综述[J].技术与创新管理，2011，（12）.

[5] 吴晓波，聂品.技术系统演化与相应的知识演化理论综述[J].科研管理，2008，29（2）.

[6] 黄凯南.现代演化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

[7] 孙晓华.技术创新与产业演化：理论与实证[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基金项目：本文受广东远程开放教育科研基金项目“协同创新视角下东莞产业集群演化升级路径研究”项目资助，项目编号：YJ1604。

演化经济论文篇5

一、引言

基础设施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巨大拉动作用。 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对基础设施的需求也进一步增强。 由于基础设施具有投资大、回收期长和收益率低等特点，加之固定资产具有巨额沉淀特性，基础设施领域投融资非常困难，这也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的速度。 随着投融资制度改革的深入，触及社会最深层次的基础设施领域投融资制度改革也逐渐被提上议事日程。

演化博弈理论是演化生物学与经济学结合的产物，该理论认为生物可以通过试错的方法达到最终的博弈均衡。 历史、制度和经济等因素以及均衡过程的某些细节均会对博弈的多重均衡选择产生影响。 smith和 price1973年在开创性论文中提出了演化稳定策略（evolutionary stable strategy，ess）的概念，标志演化博弈理论的产生。 演化博弈理论的基本思想是通过体制内的群体抵抗体制外群体侵入的一种复制动态过程，对不同群体演化博弈进行分析，找出影响制度演化方向的关键因素，再对这些因素进行分析，调整相应的应对策略，最终实现制度动态合理发展。 因此，演化博弈适用于存在利益冲突的决策分析过程。

在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变迁过程中，一直存在国有资本和社会资本两种投融资群体，这两种群体之间的合作关系直接受到政府管制政策的影响。 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演化是制度内外各相关群体动态博弈的互动过程，演化博弈模型可以有效地分析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变迁过程，揭示制度变迁影响因素并寻求最终达到稳定状态的路径。 本文正是运用演化博弈模型来研究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的动态演化的过程，试图分析影响投融资制度变迁、稳定的因素，找出制度变迁的决定力量。

二、相关研究综述

世界银行 1994年将基础设施分为经济性基础设施和社会性基础设施，其中，交通运输、邮电通讯、能源等经济性基础设施直接参与生产过程，可以提高社会生产能力进而加快经济增长速度，而科教文卫等社会性基础设施有利于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改善投资环境、巩固经济发展的基础［1］。

学者们围绕基础设施投融资政策环境和政策选择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是政府的主要职能；20世纪 30年代，凯恩斯从理论层面论证了公共工程政策的必要性；20世纪 40年代，基础设施受到了发展经济学家的高度重视，被视为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而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基础设施投资等活动是经济长期增长的根本源泉，基础设施的外部性逐步成为研究的重点［2］。 学者们发现政治环境对基础设施投融资具有重要影响。 如 evans认为基础设施本身及其引致投资是最容易度量的“政绩”之一，有话语权的官员基于仕途发展的考虑，很容易进行政治性诱致的基础设施建设［3］；rauch发现文官制度的改革、政府任期时间的延长会激励政府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政府提高基础设施投资的政策具有内生扩张倾向［4］；randolph指出较完善的政治制度会增加私人供给基础设施的可能性［5］；henisz认为政治环境和政府组织的差异是基础设施投资的重要决定因素，他通过对一百多个国家长达两个世纪的数据进行研究发现，政治环境是解释国家间基础设施投资差异的重要因素［6］；gwartney的研究表明完善的经济制度对基础设施边际产出的促进作用更加突出［7］；张军等人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地方政府竞相提供优良的基础设施具有激励作用［8］；banerjee和 sudeshna提出地方分权硬化了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有利于提高基础设施投资效率，且地方分权增强了地方政府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可促进各种投融资方式的出现［9］。

学者们采用了各种方法对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变迁进行研究。 有学者采用相关性研究分析基础设施对经济的作用，如 aschauer通过检验基础设施投资对私人产出及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发现基础设施投资减少可以解释美国生产率的下降［10］；shioji、esfahani和 ramirez、范九利与白暴力、郭庆旺与贾俊雪等学者均采用类似方法证实了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增长具有积极意义［11 14］。 也有学者采用因果关系方法（主要是联立方程法、向量自回归、协整分析等方法）研究基础设施和经济发展关系，如demetriades和 mamuneas、calderón和 servén等学者［15 16］。 还有学者采用贡献度方法研究基础设施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如 romp和 de haan、刘生龙和胡鞍钢等学者［17 18］。纵观国内外研究成果，学者们多采用计量经济学模型对基础设施投融资进行实证分析，而较少从理论上研究，这也使基础设施投融资的理论研究深度不足，尤其缺乏对基础设施投融资政治环境影响的理论分析，这也制约了基础设施投融资的进一步发展。 本文从演化博弈理论视角出发，研究政府管制政策对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的变化过程的影响，并以公用事业民营化为案例进行实例分析，探索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演化的决定因素。

三、演化博弈模型的构建

（一） 基本假设

本文构建的演化博弈模型建立在以下基本假设基础上：（1）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中存在两个群体，分别为国有资本和社会资本；（2）两个群体都为理性的“经济人”，它们根据自身的成本收益来决定其行为；（3）两个群体分别有合作和不合作两种策略；（4）假设群体主要受政府管制影响，忽略其他因素影响；（5）为便于分析，政府的管制程度采用税率表示，税率越高则管制程度越高，反之越低①。

【①在《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非公36条”）中政府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领域，鼓励民间资本通过参股、控股、资产收购等多种形式参与基础设施相关企业经营。 但“非公36条”主要是通过准入标准降低和优惠扶持政策来体现出放松管制，这使得博弈过程中的政府管制程度难以得到有效衡量。 税率作为最直接的管制政策，可以用来体现管制程度，即用来表征政府管制从紧到松的政策变化过程，因此本文以税率作为管制程度变化的衡量指标有一定的合理性。

（二） 动态重复博弈

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共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a）国有资本直接投资经营，（b）国有资本投资市场化运营，（c）国有资本和社会资本共同投资市场经营，（d）社会资本投资市场化经营。 在传统计划经济时代，基础设施投资融资主要是政府直接投资政府运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力量逐步进入基础设施领域。 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发展如图 1所示。

由于制度供给结构不合理、市场化进程限制、政府角色错位等原因，中国基础设施领域成为垄断竞争市场。 在基础设施投融资过程中，博弈的双方地位存在不对等的情况，主要体现在信息不对等、政策待遇不对等等方面，在博弈过程中，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等情况，国有资本群体和社会资本群体处于一种不对称博弈状态，两个群体中的个体随机配对进行博弈，双方主要通过对博弈事件概率判断和策略选择来进行博弈。

在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变迁过程中，国有资本群体和社会资本群体有合作和不合作两种策略，国有资本选择合作的概率为 x，不合作的概率为1 － x，社会资本选择合作的概率为 y，不合作的概率为1－ y。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变迁的支付为 u，其方程为 u（c，r） ＝x′ix＝ μi（ci，ri） － μ0（c，r），其中 μ0，μi分别为投融资制度变迁前后的收益，c为投融资制度变迁成本，r为变迁个体产生的增值利润。当 μ＞ 0，此时投融资制度变迁的收益大于旧制度收益，即个体选择策略增长率为正，反之为负；当 μ ＝ 0时，投融资制度成本就等于投融资制度变迁收益，则制度变迁过程必然处在均衡状态，即渐进演化中的均衡状态。博弈双方的支付如表 1所示。

五、结论

本文构建基础设施投融资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国有资本和社会资本两个博弈主体在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博弈过程，并以公用事业民营化改革为案例进行分析，发现政府管制政策对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的演化有着决定性作用。 在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演化过程中，博弈双方的行为取决于博弈主体自身的收益，同时管制政策对博弈双方行为有重要影响，在不同的管制程度下，博弈双方会采用不同的对策，这会影响学习方向和演化速度，进而加速投融资制度的变迁和稳定演化。 在内部原动力不变的情况下，如何提高政府的管制水平，促进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变迁和稳定是政府管制政策的重要研究方向。

政府管制政策对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变迁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直接影响和决定着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演化方向，这在我国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发展和演化历史中体现得尤为突础。 基于此，本文研究的政策启示在于：（1）由于基础设施的固有特征和政府管制的作用，政府制定管制政策时，必须根据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的现状和现实社会的需求，树立引导基础设施制度科学而合理演化的观念；（2）国有资本和社会资本作为基础设施投融资过程中的两种重要力量，对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演化具有重要影响，进而引导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演化，并最终达到均衡状态；（3）在政府管制政策中，税收仅仅是直接影响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博弈双方的重要手段之一，政府还可以综合运用其他手段，如行政许可、特许经营等方式，间接影响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使其向政府和社会预期的目标演化。

参考文献：

［1］青木昌彦．比较制度分析［m］．周黎安，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134136．

［2］盛昭瀚，蒋德鹏．演化经济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

［3］王辰．基础产业融资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4］谢识予．经济博弈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5］史普博 f d．管制与市场［m］．余晖，何帆，钱家骏，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

［6］彭秀丽，陈柏福．矿业集群演化与区域协同发展［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9499．

［7］weibull j． evolutionary game theory［m］．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1995．［8］samuelson． evolutionary games and equilibrium selection［m］．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1997．

［9］friedman d． evolutionary game in economy［j］． econometrica，1991，59：637666．

［10］aoki m． organizational conventions and the gains from diversity： an evolution game approach［j］． 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1998，7：399432．

［11］etsuro s． public capital and economic growth： a convergence approach［j］．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2001，6：205227．

［12］esfahani h s， ramirez m t． institutions， infrastructure， and economic growth［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03，4：443477．

［13］范九利，白暴力，潘泉．基础设施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文献综述［j］．上海经济研究，2004（1）：3643．

［14］郭庆旺，贾俊雪．政府公共资本投资的长期经济增长效应［j］．经济研究，2006（7）：2940．

［15］demetriades p o， mamuneas t p． intertemporal output and employment effects of public infrastructure capital： evidencefrom 12 oecd economies［j］． the economic journal，2000，7：687712．

［16］calderón c， servén l． the effects of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on growth and income distribution［r］． bank policy re?

search working paper，2004．

［17］romp w， de haan j． public capital and economic growth： a critical survey［j］． perspektiven der wirtschaftspolitik，2007，5：652．

演化经济论文篇6

（二）nelson和winter模型

尽管大多数企业满足于他们自己做事论文联盟的方式，一些企业还是无时不刻地寻找新的、更加有效的规则。寻找的结果是不确定的，并不能保证找到比原来更加有效的规则。相比之下，只有发现更大的优势，企业才可能应用新的规则。企业通过两种不同的方式寻找，从退出（创新）中开发新规则或者应用已有的规则（模仿）。创新比模仿需求更强烈，同时也更有价值。这两种方式下都存在搜寻成本，其中最典型的是r&d费用，成本随着搜寻难度的增加而增加。找到一个更好的规则取决于企业r&d的投入和其他的搜寻成本。

企业在搜寻过程中的投入取决于搜寻规则的特点、企业的能力、以及投资的意愿。企业的搜寻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的利润，nelson和winter的模型中假设这些投资来自于企业的留利。大企业能够比小企业投入更多的r&d资金，因此能够找到更好的规则。大企业能够更容易地引入新的、更好的规则，因为他们有较高的生产量（新规则可以应用）。因此，nelson和winter认为大企业更有优势。为了抵消这一趋势，他们假设，大企业（更具市场力量）具有更高的利润指标。最终大企业会“遏制”小企业的发展。winter提出保持竞争的另一种方法是，允许“外界”的企业进入。同时，nelson和winter的模型通过模拟动态研究得到了更好的发展。其中用了很多关键的参数来反映不同国家、工业、企业和时期内的不同假设；并且，列出了不同的模拟数列，其中一个使用solow（1957）的数据来研究美国经济的长期增长，能够很好地校准及重现历史数据。

nelson和winter为演化经济学领域做出了重大贡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nelson和winter运用“惯例”、“搜寻”、“演化环境”、“创新”等演化思想的概念，取代了新古典主义理论的概念体系，把经济的演化过程描述为一个“惯例的”学习过程。

第二，对企业行为进行了大量深入的研究，特别是企业内部知识的作用。nelson和winter分析了日常活动、技巧、“组织记忆”、隐性及显性知识，这些是学术界公认的贡献；同时，也对他们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三，nelson和winter对模型进行了改进，通过主要的分析方法阐释了演化的核心机制：演化动态的核心是规则，选择过程会提高群体的平均能力，即使没有新的注入，既定环境中行为主体的表现会同样优秀。这导致了一系列的研究演化动态的模型，例如，iwai(1984), conlisk(1989),metcalfe(1994,1998)和andersen(2001)等。

第四，nelson和winter的研究解释了不同类型的“制度”的产业或部门之间的动态。在《技术制度变迁中的熊彼特式的竞争》一文中，winter(1984)提出了模型的一个新视角，即解释熊彼特的“企业家精神”及“惯例”两种创新模式之间的区别。将这两种区别模式化时，winter允许新企业的进入（很大程度上需要外部知识）以及企业创新战略的（小的，适应性的）转变。他提出，这两种制度之间的差异是外部和内部技术（或知识）哪个起主要作用的差异。前者（导致大量的加入者）在“企业家精神”制度中起主要作用，后者（有利于产业集中和进入壁垒）“规则”制度起很大的作用。

（三）其他演化模型

其他的演化模型以各种形式扩展考虑了创新的要素，例如产品创新、需求、劳动力市场、某些生产部门、优质资本、金融部门、学习等。saviotti(1996)在pasinetti(1981)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一个新的研究框架，纳入了产品创新和需求。继silverberg之后，possas等（2001）提出了在模型中如何增加新投资。dosi和orsenigi(1988)将“干中学”来补充nelson和winter提出的搜寻过程。silverberg和verspagen(1994)提出的关于创新和学习的代表性研究是，在反馈意见的基础上允许企业改变他们的r&d战略。这表现为连续的“发展阶段”，以不同的市场结构组合、r&d强度和增长为特征。silverberg和lehnert(1993,1994)强调了投资时机（优质资本）对演化模型的重要性。

演化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演化结果通常是不确定的，可能出现很多不同的结果，最后实现哪种结果（被选择）取决于具体的情况（包括初始条件）。特别是如arthur (1994)所说，收益增加时，初始条件中无论是r&d投资差异、干中学，还是外部网络等因素，均可以导致长期结果的差异。任何技术、企业开始时得到的初步优势，收益增加时，这些优势也随之而逐步增强，而那些处于不利地位的企业就有可能被边缘化或逐出市场。即使技术、位置较佳的企业也有可能会发生失去竞争优势，被逐出市场的结果。因此，即使收益递增，也无法确定市场力量“选择”方案在任何意义上是不是“最佳”的。

虽然arthur用来证明其观点的一些实例被证实是有争议的，但他的一个正确的观点是，强调了收益增

转贴于论文联盟

加时的多个平衡点、初始条件和历史条件的重要性，最优性观点一般不会在演化经济学中起作用。此外，如andersen(1994)的观点，只要不存在变化，行为主体“将永远持续一个特定（最优—次优）的行为”。因此，按照andersen所说，不需过多解释可能“锁定”的一个特定路径以及这种路径依赖过程如何变化。

（四）演化模型的贡献论文联盟

经济演化模型有什么贡献呢？虽然经济演化模型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初，但是20世纪70年代经济演化模型才开始出现。由nelson和winter于1982年出版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是一个里程碑。在随后的几年中，该领域的文献有了新的增长。但是，尽管这一领域的研究出现在美国主流经济学期刊上，该领域的学者们还是认为，他们的工作难以被主流经济学接受。因此，结果就是演化模型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尽管对主流的、核心的经济学家们来说（尤其在美国）并不受欢迎。但是，这些经济演化模型文献帮助澄清了演化的几个问题。

第一，明确了演化研究的重点是理解经济现象的“种群思想”。它有别于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旨在通过推断整个群体内的“代表主体”的特点，来了解宏观现象。演化经济学包含了多种多样的社会和经济互动的行为。可以说，我们观察到的很多经济现象可能会比参考所谓的“代表主体”的特点，更好地帮助理解这种互动的进程。

第二，有助于表明经济演化多样性的重要作用。该领域内的一些研究表明，多样性是演化模型增长的来源。但是，选择降低了多样性。因此，除非系统内有新的多样性注入，（内生）增长将会消失，系统将趋于静止状态。这在本质上是对“锁定”和“路径依赖”等备受争议的现象的解释。如果没有新变化，或者选择变得“太强大”，建立变化则“太弱”，该系统将被锁定到特定的路径或状态。因此，新变化即创新的建立对经济的演化绝对是至关重要的。

第三，揭示了与新变化密切相关的问题，即行为主体如何思考、学习和行动。nelson和winter最早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作出了贡献。他们运用“过程合理性”和“行为满意度”，从最初研究个人行为，到研究整个企业的行为。企业的行为，包括搜寻新的或改进的规则，以及基于惯例的规则。并且按照他们的说法，企业行为的惯例理论实际上是为解释产业演化服务的。但是，这些有目的的行为是否会因为内部成员的怀疑，而存在对“规则打破者”的偏见？在这种情况下，新变化的一个重要资源可能被忽视。这将是今后演化研究中的另一个重要课题。

四、结束语

演化经济论文篇7

[关键词] 美国经济统计数据 实证分析 logistic模型 经济预测

一、引言

利用美国经济发展历史统计数据（美国总统经济报告）[1]，借助计量经济学软件进行回归分析，找出美国美国GDP和财政收入的logistic演化路径，是一个有意义的工作。本文是这一工作的一部分。

二、美国GDP历史数据的实证分析和经济演化模型

据文献，美国经济在建国200年所打下的坚实基础之上，借助其科技优势、美元的支配地位等有利因素而高速发展。用计量经济学软件，我们对其到2006年的GDP数据进行回归分析。

(1)先进行数据截取：1959年至2006年的美国经济发展演化数据作为模型创建样本；用以预测2008至2020年的美国经济发展主要指标取值。所用数据来自《美国总统经济报告》（2008）中主要经济发展指标数据。

(2)然后对主要经济指标（在此取GDP）系例数据作出散点图（图1中的圆圈表示）。

(3)据数据散点图进行回归分析。函数形式设定：

我们取为：L=29310，a=50，b=0.8。

优化参数值是：L=29316.6，a=49.8，b=0.78，残差值为2183116.7。

于是我们得到美国经济发展演化的数学模型(Billions of Dollars)：

(4)据拟合曲线进行主要经济指标在未来20年～30年(取2008年至2030年作为预测区间)的取值预测(图1中的加号表示）。

(5)据拟合曲线进行经济系统演化态势分析：由仿真曲线可以看出，美国经济加速增长期目前已经接近临界点(仿真曲线的拐点即经济增长相变点)；但是，仿真曲线显示，缓慢减速地增长但仍然单调上升相还有着巨大的区间（一直延伸到2025年以后）；在接近极限点附近（GDP约等于30000亿元），就是美国经济结构的变革期。2008年至2030年美国经济GDP值年增长率预测如图2所示。

三、美国财政收入演化模型

同样据文献，美国财政收入沿逻辑斯蒂路径增长；到目前为止，已越过其演化曲线的相变点。用计量经济学软件，我们对其1938年～2004年的美国财政收入指标数据进行函数回归分析。

1.先进行数据截取：1938年至2004年的美国财政收入演化数据作为模型创建样本;用以预测2008年至2030年的美国财政收入演化的主要指标取值。

2.然后对美国财政收入系例数据作出散点图（图4中的圆圈表示）。

3.据数据散点图进行函数回归分析。

我们取为：L=5000000，a=330，b=0.9。

最后得出的优化参数值是：L= 4990797，a=328，b=0.818，残差值为27736794331.7。

于是我们得到美国财政收入演化的数学模型：

4.据回归曲线进行美国财政收入在未来20年（取2008年至2030年作为本模型的预测区间）的取值预测（图4中的加号表示）。

5.据回归曲线进行美国财政收入演化态势分析：由仿真曲线可以看出，美国财政收入目前正处于其相变点(仿真曲线的拐点即增长相变点，位于极限值的二分之一处)；仿真曲线显示，在接近极限点附近，美国财政收入为500万亿美元；仿真结果显示，美国财政收入一直沿着其本征逻辑斯蒂路径演化。未来10年美国财政收入预测如表所示。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结论：美国经济系统是一个稳健的、运行良好的、功能强大的复杂自适应演化系统，它的GDP值将在不发生世界大战或或严重自然灾害的条件下，持续减速增长近30年，但是，它的高速增长期已经消逝。

参考文献:

演化经济论文篇8

内容摘要：技术与制度的关系问题是经济学家们争论不休的问题之一，本文分析了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关系的各种观点，探讨了“技术决定论”、“制度决定论”、“互不决定论和互相决定论”以及“协同演化理论”，并对各种理论进行了评析。

关键词：技术决定论 制度决定论 互不决定论 互相决定论 协同演化理论

从经济学的观点看，技术创新不仅仅是指技术系统本身的创新，更主要是把科技成果引入生产过程所导致的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并把它转化为能在市场上销售的商品或工艺的全过程。制度创新是指改进现有制度安排或引入一种全新制度以提高制度效率及其合理性的一类活动。在经济发展和产业组织变迁过程中，技术创新和制度变迁是密不可分、互相促进的。对技术创新和制度变迁的这种紧密的互动关系许多经济学家都有相关的论述。

凡勃伦、阿里斯与马克思的“技术决定论”观点

凡勃伦与阿里斯都是旧制度经济学家，也是“技术决定论”的支持者。凡勃伦的“技术决定论”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物质环境（技术）决定制度，因为制度就其性质而言，就是对这类环境引起的刺激发生反应时的一种思想的习惯方式。因而制度必然随着物质环境（技术）的变化而变化。物质环境（技术）是不断变化的，制度是以往过程的产物，同过去的环境相适应，无论如何也赶不上天天都在变化的环境（技术）。制度具有保守的倾向，除非是出于环境（技术）的压迫而不得不改变，一般总是想无限期地坚持下去（凡勃伦，1964）。

凡勃伦在指出了技术决定制度创新的观点后，同时又描述了制度创新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他认为，旧的制度可能对技术创新产生不利的影响，也可能产生有利的影响，而制度创新一般会促进技术创新。“在凡勃伦的讨论中，通行的制度可能对技术变迁有着深刻的影响，但是，像其他所有活动一样，技术活动是从文化上嵌入的，进而又受到制度框架中的成见和目标的影响”（卢瑟福，1999）。

与凡勃伦不同的是，阿里斯的“技术决定论”里，制度对技术创新只有阻碍作用。他认为，由于制度在本质上是静态的，在社会变革过程中，制度始终起着消极的作用，它抵抗变革。在考察资本主义制度的时候，他也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对技术创新不具有任何积极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中虽然没有明确使用技术创新与制度变迁的概念，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却从哲学的高度上解释了技术创新与制度变迁之间的辩证关系。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中，技术创新属于生产力的范畴，制度变迁属于生产关系的范畴。

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科学技术对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具有第一位的变革作用，因而技术创新比制度变迁对现代经济增长更具有推动作用，有更深层次的重要意义。同时，制度和制度变迁又具有相对独立性，对技术创新具有重要的能动作用。技术创新和制度变迁是一种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从长期来看，技术创新会推动制度变迁，制度变迁则会保障技术创新的功能得以发挥与实现。因此，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技术创新和制度变迁共同作用，协同发展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新制度经济学关于技术创新与制度变迁关系的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有关技术创新与制度变迁关系的理论，基本上是沿着一条主线即以新制度经济学为基础的“制度决定论”展开的。新制度经济学将技术创新和制度变迁都看作是一种“创新过程”，经济制度的演变被认为是人为降低生产的交易成本所作的努力。新制度经济学虽秉承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与研究方法，但它在一个重要的方面与新古典有着近乎本质的区别，同时与制度主义有着共同的一面，即强调制度的重要性。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解，资源配置并非在新古典所谓的无摩擦的世界中展开的，资源配置中存在着利益冲突，从而可能会导致资源配置不能达到最优状态，此时，制度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一方面，它可以通过降低企业层面与宏观经济层面中的交易成本，从而促进资源配置的最优；另一方面，制度的重要性在于它可以对私人进行激励，鼓励市场中的创新行为，即制度有利于技术创新的发生。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当属诺斯提出的制度变迁理论。诺斯认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在于制度，一种能够提供个人刺激的有效制度是使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以往被认为的经济增长的原因，如技术进步、投资增加、专业化和分工的发展等，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而是经济增长本身，经济增长的原因只能到引起这些现象的制度因素中去寻找。在技术创新和制度变迁的相互关系中，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变迁决定技术创新，而不是技术创新决定制度变迁，好的制度选择会促进技术创新，不好的制度选择会使得技术创新背离经济发展的轨道，或扼制技术创新。新制度经济学通过重新解读历史，充分论证了制度变迁对技术创新的决定作用。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技术创新活动存在个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的巨大差距，这使得个人的积极性大大降低。倘若产权未能得到界定和保护，则创新的经济只能依赖于一点零星的自发性。

林毅夫和吴敬琏两位学者是国内制度决定论最著名的代表。林毅夫在解读“李约瑟之谜”时认为，近代中国在工业革命后衰落的根源在于中国科举制度的制度安排将人们的创造力引离了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抑制了人们从事技术创新的活力，从而阻碍了现代科学技术在中国的成长。吴敬琏教授认为，如果我们热心于发展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就首先应当热心于落实各项改革措施，建立起有利于高新技术以及相关产业发展的制度。这样的制度安排才是推进技术进步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最强大的动力。一些学者通过对比朝鲜和韩国50年来经济发展的强烈反差也支持制度决定论的观点。

需要指出的是，新制度经济学虽然坚持“制度决定论”，但是也并不否认技术创新对制度创新的重要作用。技术创新不仅增加了制度安排改变的潜在利润，而且降低了某些制度安排的操作成本。从技术创新增加制度安排改变的潜在利润来看，诺斯认为，首先，在过去的两个世纪，技术创新使产出在相当范围里发生了规模报酬递增，因此使得更复杂的组织形式的建立变得有利可图。其次，技术创新产生了工厂制度，也产生了使当今工业社会得以形成的经济或从之凝聚。这些结果反过来产生了广泛的外部效应。某些外部效应为资源资质所内部化，有些则没有，这种未获得利润的存在是诱致政府干预经济这种制度创新的主要力量。

演化经济学关于技术创新与制度变迁关系的理论

自20世纪80年代纳尔逊•温特和博尔丁的开创性研究工作以来，演化经济学获得了蓬勃发展，影响日益扩大。演化经济学倡导从进化生物学和其他自然科学中汲取丰富营养，在技术与制度的的关系上，认为技术与制度是一种协同演化的关系。

在生态系统中，环境会对有机体施加选择压力，而有机体则不得不去适应其环境，一种寄生物的环境是其宿主或寄主，而对于寄主来说，寄生物又是它环境的一部分。当寄生物在进化过程中试图利用寄主的时候，寄主同时也会在演化过程中防御甚至拒绝寄生物，于是，这两种生物就在相互斗争中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这就是生物界典型的共生演化。在经济系统中，这种协同演化也是比比皆是，技术与制度的演化过程无非是从一种存在状态转化为另一种存在状态的过程，这个过程符合达尔文的自然选择框架，即“变异-选择-保留”。这种演化过程包含着联合演化，在这样的共生演化中，互动者之间必须存在相互的反馈机制，它们的演化动力是交织一起的， 即一个互动者的适应性变化会通过改变另一个互动者的适应而改变其演化轨迹，后者的变化又会进一步制约或促进前者的变化。然而与生物界中的联合演化不同的是，技术与制度并不存在类似于生物界的那种对抗。它们之间是一种协同演化的关系，技术的创新导向需要支持性制度，同事也会对其制度背景形成某种影响力；反过来说，制度也会束缚技术的改进，或者决定哪一种技术可以在经济系统中保留下来，并得以扩散。

纳尔逊强调，技术和制度应该被理解为共同演化，因为技术进步的速度和特征受到支撑它的制度结构的影响，制度创新也是强烈地以新技术在经济体系中是否和怎样被接受为条件的。在纳尔逊看来，制度可以被理解为相关社会群体所掌握的标准化的社会技术，是一种协调联合操作 （工作）的知识。这样，技术就不再是先前我们所理解的物质技术，还包括社会技术。纳尔逊进一步认为，在技术创新和扩散过程中，物质技术和社会技术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物质技术的复杂结构需要一个团队来运用，而团队中的成员之间的行动必须相互协调，这就需要社会技术来支撑，使得成员间就如何有效理解和操作此物质技术达成共同认知。因此，新的物质技术的发展通常会带来新的理解、认知和规范等社会技术，而社会技术的发展同样也会给物质技术的发展提供新的机会和线索。

“互不决定论”和“互相决定论”

上述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关系可以简单的归结为：“技术决定论”、“制度决定论”和“协同演化理论”。此外，一些学者还提出了一些折中的提法，主要有拉坦提出的“互不决定论”和一些学者提出的“互相决定论”。拉坦指出，技术创新与制度变迁不仅产生的原因非常类似，形成技术和制度供给的原因也非常类似，因而技术创新和制度变迁是共同或类似原因引起的两种不同过程和结果，并不存在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谁决定谁或者说谁更根本的问题。可见，拉坦主张一种互不决定论。国内学者袁庆明（2002）指出，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的关系不能一概而论，需要一种动态的和分层次的观点，认为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是一个交互决定的动态演进过程，不同层次的技术变迁和制度变迁的决定和被决定关系有所不同。顾凤琦（2001）认为，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匹配运作，不但能保障和强化技术创新活动的具体实施，而且能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起到“互动式”的提升作用，也对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提升产生出“两个创新”、“乘积”关系般的叠加效应。

评述

在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关系问题的讨论上，无论技术决定论还是制度决定论，虽然都有各自的合理性，但也都难免片面和极端之嫌。拉坦的互不决定论似乎给出这个两难问题的新答案，但是，能否因为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原因的相似性便断言技术与制度是互不决定的、二者关系的研究是没有意义的呢？这难免有点牵强。交互决定论中和了两种对立的论调，但是这种不分时间和空间同时强调二者其实等于什么也没有回答。事实上，无论是技术决定论还是制度决定论，抑或是互不决定论交互决定论，其理论归根到底都从属于一种线性逻辑的思维方式。

演化经济学的“技术-制度协同演化论”突破了线性逻辑的思维方式，具有更深刻的理论内涵和更强大的现实解释力。需要一提的是，“技术-制度协同演化论”虽然也同时强调技术与制度两者的交互作用，但这与“技术-制度互相决定论”以及马克思的技术和制度动态辩证的表述有着本质区别。它们揭示了技术和制度创新的双向因果链条，强调了经济与技术之间的相互联系与反馈。协同演化论采纳的是一种非决定论、非线性的演化思维，它运用生物进化的观点，认为技术和制度变迁互为选择力量。选择力量只是技术变迁演化过程中的重要因素之一，并不决定技术变迁。同一制度条件下，完全可能由于其他因素甚至机遇的不同而产生截然不同的技术和技术变迁轨迹。类似的道理，同一技术条件下也可能产生完全不同的制度和制度变迁路径。因而，在技术-制度的协同演化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多种多样的协同演化模式和协同演化结果。

参考文献：

1.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1

2.吴敬琏.制度重于技术―论发展我国高新技术产业.中国科技产业月刊，1999(10)

3.顾凤琦.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融合匹配机制的探讨.中国科技产业，2001(7)

4.雷明，董菁，于东江.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互动原理.科技进步与对策，20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