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化经济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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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化经济论文

演化经济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强偏好;弱偏好;竞争的环境;封闭的环境;不对称

中图分类号:F091.3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6)03―0089―08

一、引 言

制度(惯例、习俗、法律、规则等)的形成与演化是一个令人着迷而又困惑的话题。也许在这方面最早的系统研究是文化人类学家对文化的形成与演化所做的探索,因为在文化人类学中,文化的概念与经济学中制度的概念相同或相近。[1]1-3在文化人类学文献中,持文化相对论者认为,文化是相对的,衡量文化没有绝对的判别标准。[1]5-11

近年来对文化、制度的研究进入了经济学家的视野。哈耶克甚至认为,“最有可能对那些使文明得以成长壮大的道德传统做出解释的,必定是……经济学家”。[2]78经济学家们眼中的制度是有好坏之分的。但在交易成本的概念被人们所认识之前,人们对制度优劣的判断缺乏一个有说服力的尺度。交易成本的发现就弥补了这样一个空白,即人们发现,不同的制度有不同的交易成本。在交易成本这一尺度下,很多制度都可以被放到一起一较高下。例如,诺斯认为,制度的作用就是使外部效益内在化。[3]266-294

还有很多经济学家与诺斯具有相同的看法。张五常也认为制度存在的理由就是降低交易成本,他甚至用交易成本来解释宗教、文化现象”。在杨小凯[4]的超边际分析模型中[4],制度也是用来降低交易成本、促进专业化分工的。显然,持这种观点的经济学家们都认为,制度是理性的产物,是人们理性选择的结果。[5]3-21

在我看来,文化相对论与经济学家的制度论各执一端,但都不完全。在各种文化相互交流、相互融

①“西方的基督教会与中国的孝道之间的差别,是不是为了在不同的环境下降低不同的交易成本而形成的制度差别?”参见:张五常.论新制度经济学[C]//经济解释―张五常经济论文选.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438―440

合的今天,文化对经济发展绩效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文化不可比较认是站不住脚的。否则,就无法解释何以一种新文化被不同的民族或组织广泛接受,如股份制企业。然而,经济学家们以单一理性的视角来解释制度,也显得过于单调和武断。他们在强调制度影响到经济发展绩效的同时,却没有注意到,有很多制度对经济发展并无影响。例如,虽然不同的产权结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重大,①但不同民族的服饰、婚葬礼仪、节庆习惯等,似乎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微不足道。显然,经济学家的制度理论仅注意到制度的一个方面,虽然可能是很重要的方面。另外,上述理论对社会偏好是如何在个人的理性偏好基础上形成的、以及相同的理性何以形成不同的制度的解释上,也嫌不足。制度是理性选择的假定,暗示着制度具有强烈的福利意义,即制度具有增进社会福利的效果。但这一说法对某些社会中存在的、那些能够明显降低福利的制度却没有解释力,如在中国持续上千年的“缠足”制度。虽然演化学派试图在个人动机与社会习俗之间建立动态机制,但其“理性选择”的假定仍然无法解释降低福利的制度的存在。虽然哈耶克和布坎南都认为自发演化的制度可能是不好的,②但这些不好的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研究。

在“基于生物学基础的行为假设与共同知识演化分析”一文中,朱宪辰和黄凯南[6](以后简称朱文)试图借助生物学知识,来解释在个体理性偏好的基础上形成的社会理性的制度。他们所提出的“内层偏好”与“外层偏好”概念是有用的和颇有见地的。但这两个概念的设定,似乎给人一种印象,即人的偏好可能是不同质的,偏好的异质性将导致分析的复杂化。为避免这一误解,本文将用“强理性偏好”和“弱理性偏好”来代替朱文的“内层偏好”与“外层偏好”概念。“强理性偏好”和“弱理性偏好”假定个人的偏好是同质的,只是具有程度的不同。

另外,虽然朱文用四个层次来阐述个体与外界信号的复杂关系的发生过程。但它假定个人在这个过程中具有同等的作用,因而它也尤法解释那些能够降低福利的制度的存在。

本文试图通过定义“强理性偏好”和“弱理性偏好”概念,来解释从个人偏好到社会偏好的动态演化机制,亦即制度的形成与演化机制。由于本文同样认可制度形成的理性基础(详见本文第2部分),所以,以后我们将“强理性偏好”与“弱理性偏好”分别简称为“强偏好”与“弱偏好”。对这两个概念的论述,参见本文第3部分。通过对这两种不同的偏好以及由此而演化成的制度进行区别,哪些制度可以比较、哪些不可以比较,就一目了然了。

与朱文所不同的是,本文提出了“开放的、竞争的环境”与“封闭的、稳定的环境”两个不同的环境条件,并提出了个体之间影响力的非对称性(见本文第4部分)。虽然我们也承认从总体上看,强偏好在制度的形成与演化中起着主导性作用,但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强、弱偏好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只有在封闭的环境中,由于个体影响力的非对称性,具有强势影响力的个人有可能将自己的偏好强加于社会,从而形成社会偏好,虽然有时候这种偏好会降低福利。而在开放的、竞争的环境中,个人则很难将能够降低福利的偏好强加于社会(见本文第5部分)。这样,本文就对某些具有降低福利的制度的形成提出了解释。

①哈耶克一再强调个人财产权利的重要性,特别是在《致伞的自负》第四章“本能和理性的反叛”中。

②哈耶克认为,“假如死板地从这些进化论的前提中得出结论说,无论演化出什么规则,总会或必然会有利于此后人口的生存和增长,却是惜误的。”[2]18布坎南则说,“现代社会分析家毫不含糊地认为,社会和文化‘进化’的因素能产生有效的规则。可是似乎没有证据让我们断言这些因素总能保证选择出最好的规则来。”[5]11

二、制度的理性特征

在很多经济学家的眼中,制度是在个人理性基础上所形成的集体理性,也就是说,它具有增进福利的意义。布坎南[5]3-21认为制度是个人理性选择的产物。诺斯[7]225-226认为,“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

张五常用交易成本来解释制度和组织存在的必要性,他认为,“必须把它们(制度和组织)看作是交易成本约束下选择的结果。”而制度安排是为了降低交易成本。“而制度的变迁同样是理性的结果。[3]266-294;[8]

布坎南设计了一个有A、B两人世界的模型来阐述制度的形成。[9]虽然布坎南承认外部性对制度形成的重要性[9]16,但由于他简单地假设了一个二人世界,其模型并没有体现出外部性的重要作用。我们下面的模型则试图用外部性来解释制度的福利意义。

假设有一个穷人A和一个富人B居住在同一个小镇上。如果有一天,A偷了B的100元钱,由于收入的边际效用递减,②同样的100元钱,对穷人的价值可能远大于对富人的价值。根据边际效用递减原则,100元钱对B可能仅相当于50元,而对A则可能相当于200元。这样,由于A对B的偷盗行为,社会福利增加了150元(A的收益200元减去B的损失50元)。如果考虑到A偷盗的时间成本,社会福利也有可能是增加的。因为按照个人理性的假定,如果A能够用偷盗的时间正当地挣到100元收入,他就不会甘冒风险去偷盗。也就是说,A的机会成本远低于100元。进一步讲,假如D在被盗后,花了50元安装了防盗设施,他的损失总额成子100元。但仍少于A所得到的200元收益。再进一步,按照广义的福利概念,③再将A因偷到100元而获得的快乐、B因损失100元所导致的痛苦包含在内,社会福利仍可能是增加的。因为A的快乐和B的痛苦很可能相互抵消,甚至前者大于后者。

从上面简单的计算来看,似平只要穷人偷富人的钱,社会福利就能够增加,偷盗起了一个再分配的作用。这不是一个很荒诞的结沦吗?那么社会禁止偷盗的依据何在呢?

只要将偷盗行为的外部效应考虑在内,情况就不一样了”。

在偷盗事件发生后,为了安全,小镇上的居民每家都花了50元安装了防盗设施,则A的偷盗行为给社会带来的经济损失就是一个庞大的数额,这个数额将远远超过A的个人收益。如果小镇上有1,000户居民,则A所带来的经济损失将高达50,000元。从广义的福利概念看,偷盗(犯罪)行为不仅给社会带来了经济损失,还带来了巨大的恐慌。这种恐慌远大于A因偷窃100元钱所产生的快乐。9.11恐怖事件的发生给美国乃至整个世界带来的恐慌,就是一个例证。

我们认为这种对外部效应的计算才是制度形成的真正意义所在。这也和诺斯[7]274-276、林毅夫[10]382-393等人认为制度的作用是将外部效益内在化的说法相符合。

制度的福利,我们可以用下式表示:

Ii=Fi(x1,x2,……,xm)+Ei(y1,y2,……yn)

①张五常认为,交易成本包括“信息成本、谈判成本、起草和实拖合约的成本、界定和实施产权的成本、监督管理的成本是改变制度安排的成本。”(见“经济组织与交易成本”)”这些制度无论是什么,都必须将它们看成是在相关的约束条件下为了减少租金消散所作的选择”。(见“论新制度经济学”)。以上二文均见:经济解释――张五常经济论文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②“大多数人认为……收入的边际效用递减的假定是合情合理的”,见黄有光《福利经济学》,6.3部分。

③黄有光认为,福利或快乐概念比效用更准确。[16]11

④有些学者已注意到类似外部性,如贝克尔论述“犯罪与惩罚”时说,“我本应该加上潜在的受害人为保护他们自己免遭犯罪行为之害而花费的资源。”[13]187

Ii表示制度i的社会效应,Fi(x1,……xm)表示制度i对当事人所产生的直接效应总和,其中xm表示制度对第m个人的效应,m是当事人总数;Ei(y1,y2,……,yn)表示制度i所产生的外部效应总和,其中yn表示受影响的第n个非当事人,n表示受影响的非当事人总数。

很多时候,Ei(y1,y2,……yn)比Fi(x1,x2……xm)更重要,因为一般情况下,n要远大于m。也许有些行为所涉及的直接当事人可能很少,但所产生的间接影响却很大。如2001年发生在美国的9.11事件,虽然有几千人受到了直接影响,但受间接影响的人数要远大于这几千人。受影响的不仅仅是在这个事件中所伤亡的人,也不仅仅是纽约、甚至美国,而是全世界。它所产生的影响远远大于世界贸易中心被炸所导致的直接损失,它对非当事人所造成的影响远大于对当事人造成的影响。

所以,我们有了观点1:一般情况下,一个自发形成的制度是一种在个人理性基础上形成的集体理性,它具有福利意义。

请注意上面观点中的“一般情况下”这个条件句。后面我们将证明,开放、竞争的环境对好制度的形成是一个重要的保证。但在此时,观点1仍无法说明,为什么在相同的理性下,有些价值在各个社会都大致相同[11]57,而有些价值却千差万别[12]47?它更无法解释,为什么有些降低社会福利的制度能够产生,并持续了几百年。如在中国持续上千年的缠小脚制度。

这一观点的成立还需要一些条件。因为我们需要区分制度形成的环境条件,即开放的、竞争的环境还是封闭的环境,和强偏好与弱偏好之间的区别,以及在制度形成中个人之间的非对称性。这正是本文下面几部分的任务。

三、强偏好与弱偏好

偏好对经济分析来说显然具有重要意义。如布坎南[5]27认为,“价值的来源仅仅存在于从事交易的个人的偏好之中”。贝克尔[13]25也认为,“偏好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着相互关系”,并做出了人们的偏好基本稳定的假设[13]32,45;[14]8。

但在进行经济分析之前,将两种程度不同的偏好进行区分是有益的。很多学者已经注意到了这种区分的重要性。如前述朱宪辰和黄凯南[6]的努力。斯达克和芬克[12]47认为,“并不是所有喜好和趣味都不同。很显然,有些东西基本上每个人都会看重,并没有文化差别:包括食物、住屋、安全、情感等”。这意味

着,人们的偏好可以分为两类:有些偏好对人们的生存有重要关系,是任何人所无法忽视的。而有些偏好就没这么重要。我们将这两类程度不同的偏好称为“强偏好”和“弱偏好”。

“强偏好”是指那些与生存竞争密切相关的偏好,这与朱文的“内层偏好”相似,不同之处在于,朱文的“内层偏好”似乎仅指个人的一些与生存有关的稳定偏好,而“强偏好”内容更广,还包括企业、组织甚至国家的生存竞争所形成的偏好。例如,对个人来说,吃饭比饿肚子强,健康比生病强;对企业来说,成本低比成本高好;对国家来说,先进的技术、产权明确的制度要比落后的技术、产权模糊的制度好。这些偏好都关系到个人、企业、国家的生存或强盛。

由于与生存和竞争效率有重大关系,从长期来看,“强偏好”很难出现非理性的结局。也就是说,基于“强偏好”的制度一般都是合理的、能增进福利的好制度。

“弱偏好”则是指对生存竞争没有关系或关系不大的偏好。如对于服饰的偏好、对建筑样式的偏好、对食品口味的偏好,还有文学、艺术,等等。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些偏好在不同的国家甚至在同一国家是最具多样性的。但在不同的环境下,“弱偏好”和“强偏好”能够相互转化。例如,服饰本来对生存竞争没有什么影响,是典型的“弱偏好”,但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著名的“胡服骑射”改革[15]1779-1834,当时服装显然成了“强偏好”,因为汉人的服装不适合于行军打仗,改变服装成了生存要求。再如,对食品的口味本来是一种弱偏好。有人喜欢吃肉,有人喜欢吃菜,但只要营养足够,不管吃肉还是吃菜,都可能获得同样的满足。但如果饮食影响到竞争效应,则饮食就转化成为“强偏好”。如很多运动员不得不抛弃自己的口味,食用有利于保持自己竞技状态的食品。①

虽然我们很难将个人、企业、国家的偏好一一列举,说哪些是“强偏好”,哪些是“弱偏好”,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其进行理论分析。

对“强偏好”和“弱偏好”的区分是很重要的,因为这能够使我们明白,哪些偏好(制度)是相对稳定且容易同一的,哪些偏好(制度)是易变的,宜于多样化的。简单地说,由于“强偏好”强烈地影响着竞争的效率,所以即使在存在着很多不同偏好的初始条件下,那种能够使竞争效率最大化的偏好或制度最终将胜出,并逐渐被所有人所采用,其可能的结果是,个人或社会在这方面的偏好趋于同一。如,一项新技术的发明很快就会得到广泛的应用。再如,哈耶克竭力为之辩护的市场制度,并不足人类生存所依赖的唯一制度,但迄今为止却是最有效率的制度,所以这一制度被人类采用了几千年而仍乐此不疲。上世纪很多国家尝试用中央计划制度来代替市场的运动也以失败而告终。由于对社会存在的重要性,甚至很多价值在不同的社会中也具有惊人的一致性。如米尔恩[11]57认为,“有九项道德原则为社会生活所必不可少……(即)行善、尊重人的生命、公正……伙伴关系、社会责任、不受专制干涉、诚实的行为、礼貌和儿童福利”。

“弱偏好”则由于对竞争效率影响不大或根本没有影响,容易发生变化。这构成了世界文化中最多样化和最丰富多采的部分。如民族服饰、建筑、婚庆风俗、音乐、饮食习惯等。

在特定环境下,“弱偏好”可以转化为”强偏好”,如上面所提到的士兵的服装、运动员的饮食等。但一般情况下,“强偏好”很容易被制度化而形成一种习惯[13]10,23-25,因而不大容易转化为“弱偏好”。很多“强偏好”在全人类都是一致的,儿乎没有多样性。例如,人们都喜欢健康而厌恶疾病,企业都喜欢节约成本的技术,而不是提高成本的技术。

综上所述,我们有了观点2:强偏好所演化成的制度理性程度更强,也更具有稳定性。

但在中国,却出现了一些不合理的“强偏好”。例如,人们都喜欢饱食而不喜欢挨饿,但在中国历史上却出现了“楚王好细腰,宫女多饿死”的现象。缠小脚无疑也违背了人的生理需求,成了对女人进行生理摧残的病态时尚。对这些现象的解释是日前的理沦所无法完成的,而这正是本文下两部分的任务。

四、社会中个人地位的非对称性

虽然很多制度的起源几乎无迹可循,但有些制度却明显地起源于个人。如人类对偷盗行为的共同憎恶,也许起始于人类对安全的共同偏好,但一种特定的宗教、一种被广泛接受的建筑样式、一种流行的交通工具等,都可以追溯到个人身上。也就是说,很多社会偏好是在个人偏好的基础上形成的。在社会

①下面是《明桥体育》记者李毅勤采访在NBA打球的中国球员王治邪的话:平时都有营养师指导球员,哪些食物旗吃,哪些食物不谊吃。“比如说,我们吃东西的时候营养师就会告诉我们少吃淀粉类的东西,例如米饭。应该吃些高营养、低脂肪的东西,鱼、面条什么的。还要看那些东西怎么煮的。比如说薯条和炸鸡绝对不能吃。”参见:http://cn.sports.yahoo.com/050324/346/2614h_1.html。

偏好的形成过程中,不同的人显然具有不同的作用。最明显的例子是,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和儒学,基本上是起源于耶稣、、释迦牟尼、孔子个人的努力,他们对本地区文化发展的影响是任何其他个人所无法比拟的。在企业管理中曾经盛行一时的“福特制”,就是亨利・福特一个人的发明,而泰勒制则来自于泰勒的个人发明。再如中国缠小脚制度,很可能起源于某个帝王个人的偏好。

但个人的非对称性在经济分析中却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如布坎南[5]25的一致性原则就要求“所有的人都应被看作道德上平等的个人,他们有着平等的能力对那些相关选择表达价值取向”。阿罗的不可能命题也是以公民自主和非独裁原则为前提条件的[16]96。

本文认为,一般情况下,个体的非对称性对社会“弱偏好”的形成影响较大,对“强偏好”的影响很小,甚至没有影响(观点3)。因为决定“强偏好”的是效率,而不是个体的权力和地位。例如,很多追星族都乐于模仿明星的言行,但明星自杀时,追星者虽然不快乐,却没有追随明星自杀。再如,巴黎的时装再漂亮也只能影响民间社会,而不会成为军装。相反,即使一个默默无闻的人发明一项实用技术,也会被社会广泛采用。如作为普通人的阿兰・克利格曼(Alan Kligerman)发明的Beano(防放屁药),就为很多人所接受。[17]

要说明个人对“强偏好”与“弱偏好”具有不同的影响,服饰的演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即使世界最出名的服装设计师所设计的服装款式,也只能流行一时。而用棉花制成棉袄的保暖方式,不管是由地位高的人还是地位低的人发明的,却为人们广泛采用,并延续了几千年。最近羽绒服的流行也是一个例子,不管是谁发明了羽绒服,由于其很好的保暖效果,它注定要被人们所采用,直到有更好的保暖方法来代替它。而服装设计师所设计的羽绒服的款式却变化多端,很多款式只能流行短短的几年。

中国的缠小脚制度显然是个体在社会中非对称性的结果,是帝王的个人偏好被社会接受而逐渐成

为社会偏好。显然,在这一偏好的形成过程中,帝王与大臣、宫女、平民的地位具有严重的不对称性。

缠小脚制度从个体上看也许是一项理性的制度,因为在个人与帝王的地位不对称的情况下,个人屈从帝王的偏好是一种个人福利最大化的选择,具有某种理性特征。但从总体上看,它却是一项非常不合理的制度,它不仅降低了个人的福利,也降低了社会福利。这一现象的产生虽然是个体在社会中非对称性的结果,但个体的非对称性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导致社会非理性的结果出现呢?这是我们前面的几个观点所无法解释的,所以我们的研究还不能到此为止。

五、封闭环境与开放环境

哈耶克认为,社会规则是“一个缓慢进化过程的产物,而在这个进化的过程中,更多的经验和知识被纳入它们之中,其程度远远超过了任何一个人能完全知道者”。①但如果中国的缠小脚制度也是一个进化的产物,这就意味着,进化的结果可能是不好的。不好的结果就不是进化,而是退化。这显然是一个矛盾。但哈耶克的另一个洞见为我们提供了化解这一矛盾的钥匙:“一些惯例一开始被采纳是为了其他原因,甚或完全是出于偶然,尔后这些惯例之所以得到延续,乃是因为它们使之产生于其间的群体能够胜过其他群体”。[18]33显然哈耶克承认,某些惯例之所以被保留下来,是因为它们在竞争中拥有优势。换句话说,这些被保留下来的惯例所产生的福利是最大的。而哪些制度的福利效应大,哪些制度的福利效应

①转引自邓正来“哈邪克的社会理论――《自由秩序原理》代译序”,参见: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32.

小,并不是在制度产生之初就能够分得清的,而是要经过一个竞争过程才能够分清优劣。只有竞争才能够决定制度的优劣。于是,我们就有了观点4:开放、竞争的环境对好制度的形成是一个充分条件。也就是说,在开放、竞争的环境中所形成的制度肯定是好制度,而在封闭的环境中所形成的制度,也可能是好制度,也可能是坏制度。

竞争对制度形成的重要性已经被人们所认识。很多学者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之所以产生在欧洲,一个重要原因是欧洲各国之间的相互竞争所导致的结果。[19]xxvii、68、22;[20]73、113葛剑雄[21]221-222、240-242通过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即相互竞争的小国更有活力。斯达克和芬克[12]276-281认为,教会之间的竞争是美国宗教繁荣的重要原因之一。

竞争使社会更容易采取那些能够提高效率、增进社会福利的制度。而封闭的环境则使效率问题显得不太重要。由于周边没有实力相当的国家对中国构成威胁,所以在大多数时间里,中国的帝王都把中国当作世界的核心。没有了竞争的压力,对效率的关心也就不会很迫切。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中国很早就有了远航的能力,但中国并没有藉此来获取财富,而是热衷于炫耀财富。郑和下西洋就是一个炫耀之举。[21]199-221相反,西方的扩张却是为了获得财富。①中国发明了罗盘,却没有用于航海;中国发明了火药,也没有发展成枪炮。

封闭降低了人们制度选择的能力。在欧洲,由于不同国家之间的相互竞争,如果一个国家的制度不好,人们可以选择到另一个国家去生活[19]111-120。所以在竞争的环境中,个人很难将有害的个人偏好强加于他人和社会,从而形成制度。但在封闭的中国,人们无处可逃,对于一些不好的制度,除了忍受之外别无选择。

同时,在封闭的环境中,相对地位的重要性就更加突出。相对地位的竞争容易导致不良偏好的形成,如炫耀性消费。缠小脚制度显然是相对地位竞争的结果。当帝王有了喜欢小脚的偏好后,宫女们为获得较好的相对地位而缠小脚,从而讨好帝王;王公大臣们为了获得较好的相对地位而附庸帝王的偏好;贵族女子以及普通女子对缠小脚时尚的附庸,也是为了获得更好的相对地位。

缠小脚制度形成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封闭的环境降低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如果社会急需妇女劳动力,严重降低女性劳动能力的缠小脚制度就不会为社会所接受。但在中国传统社会,劳动力却一直处于过剩状态,②这使得女性退出了高劳动强度的生产活动。

可以想见,如果在一个竞争的环境中,像缠小脚这样的制度就很难形成。首先,竞争突出了效率问题,缠小脚这种降低女性劳动效率的制度就很难为人所接受;其次,竞争能够使人们从对相对地位的竞争转移到效率竞争上来,人们会通过从事更有效率的活动来增加福利,而不是通过附庸某些时尚和偏好来增加福利;第三,竞争增加了人们制度选择的能力,至少人们可以“用脚投票”。

六、结 语

本文认为,虽然在相互封闭的不同的社会中,基于强偏好的制度与基于弱偏好的制度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但二者的演变却有着不同的轨迹。大致说来,那些与生存竞争效率密切相关的制度,即基

①琼斯认为,欧洲扩张的兴趣主要是为了获取资源。见Jones E L.The European Miracle:Environments,Economies and Geopolitics inthe History of Europe and Asia[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75―78

②关于对中国传统社会劳动力过剩的论述,黄认为农村的劳动力过剩导致了中国农村经济的内卷化。参见: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M].北京:中华书局,1986.以及彭慕兰.大分流[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于强偏好的制度,即使在各自封闭的不同社会中存在着很大差异,一旦置于一种开放的、竞争的环境中,就会出现优胜劣汰现象,即效率最高的制度会被普遍采用,而相对效率较低的制度将逐渐被淘汰。所以,在一个同一的环境中,基于强偏好的制度就会趋于同一。而基于弱偏好的制度,由于对生存竞争效率没有影响或影响很小,就无法进行优劣比较,因而也不受优胜劣汰机制的影响。

在制度的形成过程中,个人的作用具有不对称性。只有在封闭的环境中,个人才可能将一些能够降低福利的偏好强加于社会,从而形成从社会整体来看的非理性制度。而在开放的、竞争的环境中,只有能够最大可能增进福利的制度才能被社会选择。即使因个人知识的局限性以及个人非理性等原因,在短期内一些不好的制度可能一时被选择,但在长期中,总是效率最高的制度才能够存留下来。由此看来,在全球化环境中,对效率有重大影响的制度最终将在全球范围内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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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化经济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国际贸易理论; 本科教学; 哲学线索; 历史线索。

对于经济论文" target="_blank">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师生们来说,面对《国际经济学》、尤其是其中的国际贸易理论部分的教学,都颇有畏惧之心。主要原因之一是,国际贸易理论较之国际金融理论和其他经济学科,具有更多的几何图形和数理实证分析,理论发展又具有较强的逻辑连贯性,要求学生既具备扎实的微观宏观经济学基础和基本的高等数学知识,又要有一定的逻辑分析能力,甚至还需要一点对经济问题研究的热情和兴趣[1]。在教学中,教师往往难以在知识的深度性和课堂的生动性之间把握平衡,容易陷入乏味的说教中去; 在学习中,学生往往忽视逻辑思维整体把握,割裂各个数学模型间的联系,陷入死记硬背的痛苦境地———从而,在教与学方面,都达不到良好的效果。究其根本原因是在国际贸易理论的教学中忽视哲学和历史思维的导入; 缺乏哲学和历史的视野,必然将国际贸易理论说教成干巴巴的数学模型和几何线条,使得课程的教学缺乏生气和现实感。哲学方法和历史方法是一切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方法,综观几百年来的国际贸易理论演化史,我们发现,国际贸易理论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其发展也存在着清晰的哲学线索和历史线索。把握好国际贸易理论演化中的哲学线索与历史线索,才能使我们对国际贸易理论的理解和学习提升到一个更高层次上。以下,笔者结合自己本科教学的心得体验,对国际贸易理论演化中的哲学线索和历史线索进行提炼和总结,希望对同行的教学有所帮助,并有助于学生更深刻地把握国际贸易演化中存在的潜在规律。

一、国际贸易理论演化中的哲学线索。

国际贸易纯理论在长久的历史演化中潜藏着一条哲学线索,我们可以套用老子《道德经》第四十二章首句来形象化地描述它,就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2]这句话是老子从哲学的层面上来探索宇宙万物演化的规律,也可以从系统的层面上来揭示国际贸易理论整体逻辑演绎的哲学规律。

( 一) 道生一。

所谓的“道生一”,即,经济学为说明资源配置之道,逐渐建立一套一般均衡理论分析框架。

国际贸易理论其本质是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微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是研究既定市场经济制度下的资源配置问题,所以国际贸易理论所要讨论的是世界范围内的资源配置问题。微观经济学为了说明理性人进行资源配置之道,数百年来,从亚当·斯密提出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的原理以来,西方经济学家们进行着一场构建一般均衡理论大厦的智慧接力。到 19 世纪末,马歇尔将古典的劳动和成本价值理论和新兴的边际效用价值理论综合起来,从局部均衡到一般均衡,构建一个以供求分析为基本框架的新古典经济学范式[3],一般均衡理论分析框架初步建立起来,后经阿罗、德布鲁等现代经济学家的严格证明,使一般均衡理论实现了完全公理化。当我们通过微观经济学的学习后,掌握了这个资源配置之道,接下来的《国际经济学》的理论学习中,我们就要将这个为说明资源配置之道而形成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在国际经济格局下进行应用,来讨论世界范围内的资源配置问题,即国际贸易问题。

( 二) 一生二。

所谓的“一生二”,指的是微观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在国际贸易理论中的应用,先后形成了古典自由贸易理论和现代自由贸易理论。

在微观经济学中,一般均衡模型,具有三大几何分析工具: 一是生产可能性界曲线,二是相对价格线; 三是社会无差异曲线。生产可能性边界在古典与现代贸易理论的不同理论假设的基础上,呈现出不同的形状:古典贸易理论,坚持劳动价值论,在劳动的同质性和唯一性的假设下,生产可能性边界是一条直线段; 而现代要素禀赋理论,贯彻要素价值论的原则,引入另一种生产要素资本,在两部门不同要素比例的条件下,生产可能性边界呈外凸状。在封闭条件下,国与国之间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和社会无差异曲线的不同形状和位置导致了国与国之间相对价格的差异。相对价格的差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基础,于是古典贸易理论与现代贸易理论又进一步统一到比较优势理论中去。这正是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在“国际贸易完全竞争理论”中的完美应用。

( 三) 二生三。

所谓“二生三”,系指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新阶段,诞生了“新贸易理论”。

1970 年代后,国际贸易理论在引入规模经济因素后,突破了一般均衡的完全竞争模型,将资源配置之道贯穿到“国际贸易不完全竞争理论”的分析中去,从而实现贸易理论的新变革。规模经济因素的引入,导致递减的机会成本,从而形成内凹状的生产可能性边界曲线。新贸易理论有三大贸易理论模型,它们是外部规模经济模型、垄断竞争模型和寡头垄断模型。外部规模经济模型仍然应用一般均衡的三大工具,说明外部规模经济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性; 而垄断竞争模型和寡头垄断模型则将微观经济学中的产业组织理论分析方法应用新贸易理论的研究中去,从而证明了产品的差异性、规模经济,以及厂商的非合作行为在国际贸易中的决定作用。

( 四) 三生万物。

所谓的“三生万物”,是指在古典贸易理论、现代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的基础上,国际贸易理不断演化,从多个研究的角度产生诸多理论流派和观点,所有这些理论都可以统一在供求价值论的理论框架下。

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价格理论( 供求价值论) ,即商品的价格是由商品的需求和供给两个因素共同决定的。国际贸易从其实务本质来说,就是一笔以国家为主体的交易,任何交易都存在供给方和需求方;一笔交易的达成,或是由于供给方的交易意愿较强,或是由于需求方的交易意愿较强,我们都可以从供给方和需求方去寻找其交易背后发生的动因。同样,任何国际贸易理论,或是从供给层面,或是从需求层面来寻求不同形态贸易发生的基础,或二者兼有之。综观各种贸易理论,其贸易基础的决定因素可用下图加以概括。

图 1 国际贸易基础的决定因素[4]。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是从思维的高度展现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哲学脉络。综观诸多国际贸易数理模型,大多可以从一般均衡框架中的三大几何曲线的变化中得以生动说明。生产可能性边界曲线的变化: 或呈直线状( 古典贸易理论) ; 或呈外凸状( 现代要素禀赋理论) ; 或呈内凹状( 新贸易理论) ; 或内外移动或偏向不同的坐标轴( 反映要素积累对国际分工的影响) 。社会无差异曲线的变化: 或内移或外移( 反映一国福利水平的高低) ; 或偏向 x 轴或偏向 y 轴( 反映一国对 x、y 两种产品的不同偏好性) ; 或弯曲或平缓( 反映一国对两种产品组合的不同偏好程度) 。相对价格线的变化: 或相对平缓( 反映一国在 x 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 ; 或相对陡峭( 反映一国在 x 产品上具有比较劣势,而在 y 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 ; 相对价格线上生产均衡点和消费均衡点的位置又呈相应的变化( 两点合一反映一国处于自给自足的状态; 两点分离则反映一国参与国际贸易分工的状态; 消费均衡点在生产均衡点左上方,反映一国出口 x 进口 y; 消费均衡点在生产均衡点右下方,则相反) 。三条曲线不同的变化组合生动而深刻地揭示了不同的贸易基础和贸易形态的变化。此外,作为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的组成部分的局部均衡分析框架,则成功应用于贸易政策的经济效应的分析中。所有这些分析又统一于以供求价值论为基础的一般均衡框架,源于理人假设下的全球化资源配置之道。这就是资源配置之道在国际经济格局下简洁而有力的演绎。

二、国际贸易理论演化中的历史线索。

国贸理论的讲授,如果过多地渗透进数理的语言,不免显得枯燥乏味。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对其学习和讲授,历史视野的引进也必不可少。纵观数百年来的国际贸易理论演化史,笔者认为,存在着三大历史动因推动着国际贸易理论的不断发展。

( 一) 与贸易保护主义斗争的需要。

历史上,西方国际贸易理论主要存在着两大流派:

一是自由贸易理论流派; 二是保护贸易理论流派。其中,前者居于主流地位,后者居于支流地位。在以国家为主角的全球经济体系中,国际贸易所引起的国际产业结构调整,必然会影响一国国内不同部门的利益和不同国家利益的分配。西方学者或是站在本部门利益或是站在本国利益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贸易理论和政策主张。因此,国际贸易理论自身存在着强烈阶级性和对抗性。整个国际贸易理论的演进史就是自由贸易主义和保护贸易主义的斗争史。亚当·斯密绝对成本理论的提出,是站在当时新兴工业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来反对重商主义; 李嘉图比较成本理论的提出是为反对当时的《谷物法》,从而为英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进扫除了障碍; 李斯特为了保护德国的民族工业,提出保护幼稚产业理论,以对抗英法两国经济学家极力主张的古典学派自由贸易理论。各学派的理论观点也是在相互寻找对方理论逻辑漏洞的过程中而提出的,他们背后是所代表的阶级集团的对抗,在思想层面上同时也是他们各自贸易理论观点的精彩叠呈的博弈。亚当·斯密批判了重商主义金银是财富唯一形态的财富观,将绝对成本理论建立在更为科学的财富观的基础上; 李嘉图为回应《谷物法》支持者对斯密绝对成本理论存在的逻辑漏洞的攻击,创立了比较成本理论,夯实了国际分工的理论基础,使自由贸易潮流波及到世界更广的范围; 李斯特则高举民族主义的大旗,提出生产力理论以抗辩斯密的财富观理论,创立符合德国国情的保护幼稚工业论,在理论上指导着德国走上了工业化道路。这些经济学家的贸易理论都打上了深刻的民族烙印、阶级烙印和人文情怀,其背景的充分展开,将展现出一幅生动而鲜活的历史画面。

( 二) 理论在逻辑方面自我完善的需要。

理论的发展既有质变,也有量变。当理论的质变所形成的范式固定下来的时候,理论就开始自我完善式的量变。这种量变是寻找固有理论在阐述或论证过程中所遗留的逻辑方面的漏洞和空白,进行自我填补、自我完善。这既是学术研究的路径,也是推动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现实动因。这种动因,在推动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起着很大的作用。历史上,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虽然成功论证了各国参加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的贸易基础,但是李嘉图的理论并没有解决贸易双方利益的具体分配问题,特别是没有解决进出口商品交换比例如何确定的问题。李嘉图留下的这一国际贸易利益划分问题的学术空白,被其后继者约翰·穆勒所填补。于是,穆勒创立了相互需求说,从而补充和发展了比较成本理论; 此后,马歇尔又运用数学工具阐释了穆勒的相互需求说,以几何图形使这一学说“精密化”[5]62 -63,以臻于完美。此外,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和罗伯津斯基定理也是对 h-o 理论所遗留下的贸易利益在一国内部分配和要素积累对国际贸易的影响等问题的理论空白进行填补。

国际贸易理论在逻辑上的自我完善又表现为,随着价值理论的发展,国际贸易理论日益将自己建立在更为科学的价值论的基础上,使贸易理论的发展达到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越。价值理论是经济学研究的基础,西方主流经济学经历了劳动价值论、要素价值论、效用价值论到供求价值论的不断更替,国际贸易理论也经历了古典贸易理论到要素禀赋理论的演进,最终将技术、要素禀赋和偏好集于一体,形成了建立在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基础上的国际贸易理论标准模型,从而使其理论基础更为坚实完善。

( 三) 应对国际贸易现实挑战的需要。

任何经济理论都是对经济现象的反映和解释,当实践的发展,经济理论不能够解释说明新的经济现象时,就必然会得到不断的修正,甚至被否定,这就为新理论的诞生提供了历史契机。国际贸易理论几百年来的演化史,其实就是不断地应对国际贸易现实挑战的历史,实践给予贸易理论以新的生机,赋予其新的时代内容,甚至实现了其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越。要素禀赋理论认为,根据比较优势原则,参加国际贸易的各国将出口密集使用其拥有量丰富的要素的产品,进口密集使用其拥有量稀缺的要素的产品。当里昂惕夫利用大量的统计资料来实证检验美国的进出口商品结构时,却得出了与这一结论相反的结果。如何解释这个被普遍认为正确的理论却又与国际贸易的现实相矛盾的现象,引发了战后一系列新的贸易理论的产生,从而推动着国际贸易理论向纵深发展[5]81。

回眸世界一百年来国际贸易发展历程,从劳动分工形态演变的大尺度看,过去一百年国际分工的基本层面从产业间、产业内深入到产品内部的不同工序、区段、环节和流程; 为应对国际贸易现实的挑战,国际贸易理论也顺次经历了产业间分工理论( 以比较优势原理为核心的传统贸易理论) 、产业内分工理论( 新贸易理论) 、产品内分工理论阶段[6]。二战后,国际贸易所表现的特征与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所预期的情形并不完全一致,尤其是 1960 年代以来,约2/3 甚至更多世界贸易是发生在技术、资源和偏好相似的发达国家之间,其主要以制成品贸易为主。这对以产业间贸易为研究对象的传统贸易理论形成强大的挑战,导致 1970 年代“新贸易理论”的诞生[4]94 -95。当前国际产品内分工深入发展的现实,对以产品为基本分工对象的国际分工贸易理论带来了新的挑战; 而正在发展成熟的产品内分工理论弥补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长期忽视工序层面分工现象的缺陷[6]。

以上三大动因,或单独或共同地推动贸易理论大树不断地发展、繁荣壮大。例如,相互需求理论的诞生,既有填补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空白的需要,又与当时英国资产阶级争取自由贸易运动相联系; 重叠需求理论的产生,既有应对发达国家间产业内贸易现实挑战的需要,又弥补了传统贸易理论长期忽视需求层面分析的缺陷; 普雷维什的“中心—论”的提出,则既有维护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利益的动因,又有理论应对国际贸易现实挑战的需要———传统贸易理论认为自由贸易对参与国普遍有利,而二战后的国际分工情形正好与之相反。

总之,国际贸易理论的讲授与学习贯穿哲学的线索,能充分展示理论数理推导的逻辑美,增强教学的条理性和清晰性,有助于学生从整体上更好地把握国际贸易理论的内涵; 贯穿历史的线索,则会增强理论课讲授的生动性,使其更贴进社会科学的本源,这不仅有助于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而且有助于学生理论专业素养的养成,加深其对理论发展的来龙去脉的了解。联系历史背景,紧扣理论观点,再配以条理性和系统性的模型解说,必然使课堂的讲授张驰有度,更富有立体性。当然,这也对教师综合知识的掌握提出了更大挑战。哲学方法与历史方法,是研究一切社会科学的根本方法; 同样,高校在国际贸易理论的教学中,也必须将哲学和历史线索充分展现,并且在必要时进行适当归纳,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讲授效果。

参考文献:

[1]文娟。《国际经济学》课堂教学改革的思考与实践[j]。 经济师,2009,( 07) : 115 -116.

[2]老子,。 道德经[m]。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

[3]朱富强。 计量经济分析能够“发现”理论吗? [j]。 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09,( 01) : 74 -82.

[4]李坤望,张伯伟。 国际经济学( 第二版) [m]。 北京: 教育论文" target="_blank">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5]范爱军等。 国际贸易学( 第三版)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2009.

演化经济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企业理论;实体资本;虚拟资本;企业黑箱;道哲学;阴阳

作者简介:徐 鸣(1956―),男,江西财经大学当代财经杂志社(南昌,330013),研究员。研究方向:现代企业理论与企业管理。

企业是什么?企业的边界在哪里?当我们回顾企业理论的历程,企业犹如一个深不可测的“黑箱",各派学术观点众说纷纭,以至于张五常说:“我们不知道企业究竟是什么”。[1]要打开企业这个“黑箱",我认为中国的“道”哲学为我们提供了方法论工具,那就是顺应“阴阳”。在当代,企业的资本构成正在发生质的变化,特别是在知识型企业中,“阳”性的物质资本比重在不断下降,“阴”性的人力资本、智力资本比重越来越大,并在企业中起主导作用。

一、新古典企业理论:企业是一个利润最大化“黑箱”

新古典企业理论是与古典企业理论一脉相承的。从道家的观点分析,古典企业理论和新古典企业理论都是从“阳”的视角来分析企业本质,立足于企业的“有形”资源和“实体资本”因素的组织和协调,重视企业外部因素的影响,企业内部“阴”性的“无形”资源和“虚拟资本”的因素被忽视了。

(一)古典企业理论

亚当•斯密虽然在《国富论》中,从来没有直接论述企业理论,但他以“别针工厂”的例子说明了分工协作能促进工厂生产效率的提高,从而暗示了企业为什么存在与发展原因。既然分工协作导致企业不断地发展,那么企业的规模是不是会一直扩大下去吗?斯密认为企业的规模不会持续地扩大,它将受地区消费结构以及市场范围的限制,为此,他专门在《国富论》中写了“论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一章。他指出,当市场规模很小时,分工会导致分工的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无法进行交换,进而影响效益的提高。[2]所以, 斯密在讨论分工的同时,也描述了分工的协调机制――市场,由于“看不见的手”的自发力量,使每个人都为自己利益最大化行动的同时,使人们的交互行为达到和谐的效果。

(二)新古典企业理论

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企业理论把企业看作一个“黑箱",从“黑箱"的一端投入土地、资本与劳力等生产要素,从“黑箱"的另一端输出产品。在这种前提下,企业被定义为:将若干投入转化为产出的生产经营性组织。企业被视为单纯的生产者厂商,实现利润最大化是它的唯一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理性的生产者在能够获得市场完全信息的前提下,根据技术、市场需求和竞争环境等约束条件有效地组织生产,从而实现利润最大化。在这种条件下,企业的生产函数被定义为: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情况下,厂商在一定时期内使用可能的生产要素组合与所能生产的最大产量之间的关系。这样,企业的内部运行就如一个“黑箱”,从而企业唯一的功能是根据边际替代原则对生产要素进行最优组合,实现最大的产量或最低的生产成本。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企业必须在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点上作出生产决策,从而实现企业资源的最优配置。

新古典企业理论放弃了社会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的影响,单纯从“阳”性生产因素―― 物质资本的方面上分析企业的生产运营,企业存在的意义就在于提供物质产品满足市场的需求。新古典企业理论忽略了企业内部的管理和组织对于企业获利能力的影响,因为管理和组织属于无形的“阴”性生产因素,在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人们还没有认识到管理和组织的重要性,而把物质生产放在第一位。企业的概念只是为了把生产过程与消费过程分开,只是为了区分生产者与消费者理论含义的不同。在这种理论中企业所需要的就是劳动、资本、土地等几类生产要素,并以之来决定分配关系。在新古典企业理论中,企业只是一个生产单位而已,当然它也可以是一个人的单位。

新古典企业理论认为:企业的生产属性是企业性质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属性,但只是简单地将企业视作一个生产函数,未能认识到企业所扮演的社会角色以及企业内部或企业与外部的联系问题。新古典企业理论还把企业看作是同质的,决定企业的活动边界和生产率的变量是外生的。严格的“供给――需求"分析框架是静态的,这样,企业自身的交易性质和能力问题被完全忽视了。

二、现代企业契约理论:企业是一组交易契约的集合

新古典企业理论长期在理论界起支配地位,直至科斯(Coase)提出了交易成本的概念,并形成新制度经济学和现代企业契约理论,才标志新古典经济学及其企业利润最大化的“黑箱"论面临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从道家的观点来看,新制度经济学和现代企业契约理论的出现,经济学家的目光已经从企业的“阳”――“有形”和“实体资本”因素转向企业的“阴”――“无形”和“虚拟资本”因素了。因为交易本质上指的是所有权的转移,体现的是一种人们之间的“无形”关系,交易费用可以认定为企业中的一类“虚拟资本”。所以我认为,新制度经济学和现代企业契约理论主要是从“阴”――“无形”和“虚拟资本”的视角来探索企业的本质。

关于交易成本的概念,最早康芒斯对交易的理解是全面而深刻的,他认为交易指的是所有权的转移,也即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包括:(1)买卖交易,即作为市场上平等主体的买卖双方的交易;(2)管理交易,即企业内部各级管理人员的交易,主要是上、下级之间命令与服从关系;(3)限额交易,即企业或组织对个人进行的各种交易。康芒斯指出:“这些交易都是机能上的相互依赖,它们共同构成了我们称之为‘运行中的机构’的整体。交易本质体现的是一种人们之间的关系,企业的存在必然会与外界发生各种交易与联系,没有交易的企业不能称其为企业。”[4]但在康芒斯后人们的注意力一直在生产方面,忽略了交易问题。

直到科斯在1937年发表了《企业的性质》一文,并在40 年后引起经济学界对资源配置方式进行重新思考,人们才注意到交易问题的重要性。科斯通过引入“交易成本”这一全新范畴,弥补了新古典企业理论以利润最大化作为终极目标,脱离企业现实状况的缺陷。科斯指出,迄今为止对企业的起源所给出的解释都是有缺陷的。特别是,企业的存在不能用“斯密”式的劳动分工用语来说明。虽然劳动分工自然会产生对某种整合力量的需要,但是由于价格机制可以满足这一需要,那么需要企业家控制的是什么呢?科斯对企业中权威命令替代价格机制的解释是,后者这一协调机制比前者具有成本节约的优势:“建立一个企业是有利可图的主要原因似乎是,使用价格机制是有成本的”。[5]按照科斯的观点,这些成本包括,营销(或契约)成本、使用价格机制的成本(其中包括搜寻和谈判成本)。他指出行政机制(科层企业组织)和市场机制是两种可以相互替代的协调生产手段,企业的存在与否在于它究竟能在何种程度上替代价格机制,替代的效率边界取决于交易成本的节约程度。[5]

科斯认为,当在企业内部组织一笔交易的边际成本,等于在市场上组织同样一笔交易的边际成本时,企业的边界达到最大。企业契约之所以能够节约交易成本,是因为直接通过市场组织生产,某一生产要素需要与同它协作的生产要素签订一系列契约,而通过企业家权威组织生产,这种生产要素只需要与企业家签订一份契约,“一系列契约被一个契约替代了”[5],发现相对价格的交易费用就大大降低。因此,企业组织是市场机制的替代物。市场交易费用与组织协调管理费用相等的均衡水平确定了组织的边界,企业成长的动力就在于节约市场交易费用。

科斯之后,威廉姆森(OWilliamson)、克莱因(Klein)、格罗茨曼和哈特(Grossman & Hart)等试图从不同侧面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交易成本理论。他们以交易为基本分析单位,观察企业内部的交易、契约和组织结构,将企业作为资源配置的机制,强调其交易属性,在假定交易形式不影响生产过程的前提下,侧重于从企业能降低交易成本的角度对企业的本质和边界进行阐释。科斯及其追随者的交易成本理论、契约理论、理论、资产专用性理论、产权理论等统称为现代企业契约理论。

现代企业契约理论虽然对新古典企业理论提出了挑战,它注意了企业的交易性,但它忽略了企业的生产性,它在指责新古典企业理论是“利润最大化黑箱”的同时,自己却陷入了“交易成本最小化黑箱”。[6]对照康芒斯交易的概念,现代企业契约理论对企业内部交易的性质与特征进行了深入地研究,但对于企业外部也即市场交易成本的研究与关注则相对缺乏。尤其是随着知识经济的出现与发展,市场上出现了多种基于合作的企业组织形式――企业战略联盟和虚拟企业,这是现代企业契约理论无法作出解释的。

三、演化经济学企业理论:企业是资源与能力的创新组织

演化经济学的基础是动态演化的有机世界观,20世纪80年代其发展成为西方经济学中一个富有生命力的新流派。与主流经济学相比,演化经济学以适应行为(包括惯例和创新行为)代替了理,以有序结构代替了均衡结构,以渐变和突变代替了静态不变,在经济学理论上进行了重大突破。演化经济学体系以“新奇"为研究中心,强调经济的演化过程包含着周期性出现的新奇和创造性,并由此产生和维持制度、规则、商品和技术的多样性。

(一)熊彼特:“创造性毁灭”论

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是演化经济学的鼻祖,演化经济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理论分支而出现应归功于他对创新过程的研究。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本质特征就是创新,创新是“企业家对生产要素的新的组合",是一个“创造性毁灭"的过程。借用生物学,熊彼特把不断地从内部彻底变革的经济结构,不断地毁灭旧产业、创造新产业称作“产业突变”,认为这种创造性毁灭过程是资本主义的基本事实。这种观点非常类似于生物学中“间断均衡”的生物进化理论。熊彼特认为经济发展的质变可以是渐近的,也可以是非连续的。[7]

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中写道,我们应当“仅仅把经济生活中不是外部强加给它的而是内部自发的变化”理解为“发展”。[7]他认为,主要的发展过程就是“实现新的组合”,而且在竞争的经济中,“新的组合意味着竞争性地消灭旧的组合”。实现新组合的是企业家,所谓企业家,并不是一种职业或工作,而是创造性运用资源组合的独特能力。企业家的活动就是一系列创造,正是它们造成了不间断的竞争性经济重组活动和经济增长。企业家心理活动的变化导致创新活动的变化并进而导致总体性经济波动。[8]

熊彼特“创造性毁灭"的创新理论为后来学者研究企业的动态能力理论提供了思路,他对竞争过程的基本性质予以重新定义:实质性的市场竞争不是价格竞争,而是创新竞争,他的“创造性毁灭"观点,“非连续历史跳跃"观点是对边际替换概念的否定,其与《易经》“日新之谓盛德”的思想不谋而合,是从求新求变中去发现去创新。[9]而从当代经济学来看“创造性毁灭"的源泉来自于企业的“人力资本”和“智力资本”。

熊彼特使我们明白了,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是经济进化的发动机,企业具有超越外部经济条件的自主能力,而且能够塑造市场条件。熊彼特还把创新和发明分开。他认为,虽然大多数创新可以追溯到过去的某个发明,但创新并不一定来自发明,发明亦不一定必然引起创新,发明对分析经济变迁过程并不重要,它是一个外生性因素,而创新是一个内生性因素。熊彼特关于创新和发明的区分,既推动了技术进步的理论发展,又加快了技术创新的实证研究。而我认为熊彼特暗示了:企业的创新和发明都源于企业的“虚拟资本”――发明起源于企业“智力资本”,而创新起源于企业“人力资本”。

(二)彭罗斯:“资源―能力”二分法

艾迪斯•彭罗斯(Edith Penrose)于1959年出版了《企业成长理论》。在这本书中她进一步深入研究企业成长问题并提出了企业内生成长论的思想。彭罗斯的企业成长理论最具革命性的贡献在于将“资源"与“服务(能力)"区分开来,提出了“资源―能力"二分法,并明确地将“服务(能力)"界定为企业成长的源泉。这体现了中国哲学中的“阴阳”分析方法,其将“阳”的“资源"与“阴”的“服务(能力)"区分开来,这为以后的企业资源基础论、企业核心能力论、企业动态能力论等理论奠定了学术基础。

从“阴”的视角来看,在彭罗斯那里,企业的生产机会主要来自于企业内部的未利用服务,而这种服务能够为企业带来扩张。因此,企业成长是内生性的,企业成长的源泉就是企业内部资源所形成的服务(能力)。彭罗斯认为,服务分为企业家服务和管理服务,企业家服务用以发现机会,管理服务用来实现扩张。而真正有进取心的企业家不把需求看作给定的,而看成是它应当能够创造的。[10]

彭罗斯认为,对于企业而言,资源是企业为自己使用而购买、租借或生产的有形物品,以及使这些资源得以高效运行的雇员,这属于企业“阳”的方面;而服务是这些资源创造出来的,为企业生产运作做出贡献。一种资源可以被看作可能的服务流,而这属于企业“阴”的方面。由于服务(能力)只能产生于资源的使用过程,“阴阳和合”从而使每个企业的能力是独特的、异质的。

彭罗斯强调了能力的默示性和难以捉摸的性质,认为许多知识是不能被正式传授或通过语言进行交流的,而只能在“干中学”进行传递。这显然是表达了“人力资本”和“智力资本”这类企业中的“虚拟资本”问题,尽管她没有用“人力资本”和“智力资本”这个概念。她认为:“‘企业’必须被赋予比企业理论中的‘企业’更多的属性,而这些属性的重要性,不能简单地由成本和收益曲线来表示”。[17]

彭罗斯的观点引发了学者们开始重视资源――能力与企业成长的关系,进而关注在无形资源与资源特性方面的研究,而这实质上是把企业中的“虚拟资本”――“人力资本”和“智力资本”作为企业成长的源泉来研究。虽然彭罗斯早在1952年就对经济学中的生物学类比提出了批评,但内生成长一直是演化经济学的基本框架,所以,霍奇逊(Hodgson)仍认为她属于演化经济学派。[11]

(三)纳尔逊和温特:自然选择理论

纳尔逊和温特(Nelson and Winter)批判地继承了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和西蒙(Simon)关于人类行为和组织行为的理论,在他们1982年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中,提出了一个吸收自然选择理论和企业组织行为的综合分析框架。[12]他们借用达尔文“自然选择”的思想,认为在经济中,也有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自然选择”, 其思想本质与老子的“道法自然”思想不谋而合。他们认为,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也如物种竞争一样,赢利的企业增长扩大,不赢利的企业收缩衰弱,直至被淘汰出局。企业要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需要不断创新,扩大自己的优势和在行业中所占的份额,因此,创新是企业生存发展的根本原因。

纳尔逊和温特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两大理论支柱――利润最大化和经济均衡进行了全面地批判,他们认为这两个概念妨碍了新古典理论充分认识经济变迁的特点。纳尔逊和温特的演化理论认为,经济主体(特别是企业)的目标是追求利润,但不是利润最大化。他们受西蒙等人的影响,认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这就使得企业的决策不能是最优的,企业对自己选定的方案感到满意即可,而这个方案不一定是最优方案。纳尔逊和温特基于有限理性和知识的分散性强调了“惯例”概念。“惯例”――我认为是起源于康芒斯对“习惯法”的论述,其内涵与管理学的“智力资本”概念类似。[13]企业的生产计划、价格确定、研究与开发资金的分配等都遵循以“惯例”为基础的行为方式,而不是随时计算最优的解决方案。

纳尔逊和温特把每个企业的“惯例”看成是企业知识和经验的载体,由于“惯例”的无形特性,它实质上体现为企业中的“虚拟资本”――“智力资本”。各个企业的“智力资本”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它们构成企业之间相互区别的特征和异质性。企业的“惯例”或“智力资本”是可以“遗传”的,如果企业按照惯例运转能够获得满意的收益,那么这些“惯例” 或“智力资本”往往不会发生变化。但是,如果企业的运转出现异常而使收益低于某一个限度时,企业将有可能对“惯例”或“智力资本”进行调整。

纳尔逊和温特提出了“搜寻”概念,把企业努力调整惯例的行为称为“搜寻”。企业的研究开发活动以及市场开拓活动都属于这种“搜寻”行为。[18]我认为,“搜寻”是在已知的技术和惯例中寻找适合自己需要的东西,这主要体现在“智力资本”的获得上;而创新则是通过研究和开发去寻找原来没有的技术和惯例,这主要体现在“人力资本”的激励上。创新意味着改变原有的惯例,创新使创新者对非创新者有较大的优势,从而获得较多的利润。纳尔逊和温特还以企业拥有的智力资本对企业进行了分类。基于“惯例”、“搜寻”、“创新”和“选择环境”等概念,纳尔逊和温特对整个企业理论研究的基础进行重构,提出了经济演化理论,为演化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

四、基于演化视角的企业理论

在前面我们提到彭罗斯的“资源―能力”二分法为以后的企业资源基础论、企业核心能力论、企业动态能力论等理论奠定了学术基础,由于它们都着眼于生物学的视角,注重于企业的内生增长,所以,我将三者统列为演化企业理论学派,下面就这三派观点作个简要分析。

(一)菲尔特、巴尼的资源基础论

资源基础论是在彭罗斯内生成长理论的基础上,经过沃纳•菲尔特、巴尼等人的发展而形成。菲尔特于1984年在《战略管理杂志》上发表的《企业资源基础论》一文入选“年度最佳论文”之后, 资源基础论获得了应有的重视。[14]菲尔特在文中借鉴了彭罗斯的观点,明确提出了“资源基础观念”(RBV)一词,视企业为一有形与无形资源的独特组合而非产品市场的活动,认为以“资源”代替“产品”来进行企业战略决策,对当代企业来说将更具有现实意义。我认为,这标志着将人们习惯的企业战略思考由“阳”的“产品”观念转变为“阴”的“资源”观念, 其“资源”内涵与彭罗斯的有形物品不同,是有形与无形资源的独特组合,而更注重于无形资源,从而我将其作为“阴”来看。此种转变将战略制定的基础由外部的“阳”的“产业结构分析”,逐步转移到内在的“阴”的资源与能力分析的“资源基础观念”上。反映了企业战略视角由产业结构的“实体资本”分析,逐步转移到企业内部的资源与能力的“虚拟资本”分析上。之后,资源基础论不断发展,巴尼(Barney)、皮特拉夫(Petelaf)、爱密特(Amit)、格兰特(Grant)等学者为此做出了重要贡献。

1986年,巴尼在探讨企业的竞争优势时,发现企业可由本身的资源与能力的积累与培养,形成长期且持续性的竞争优势,并将其称之为“资源基础模式”。他认为,如果战略资源在所有相互竞争的企业中均匀分布而且高度流动的话,企业就不可能预期获得持续的竞争优势。某些企业之所以能在产品市场上获得竞争优势,就是因为它们能够通过不完全竞争的要素市场获得低价格高产出的战略资源。巴尼在1991年提出了一个较为综合的分析框架,来阐述企业产生持续竞争优势的资源特性。他认为,具有下列四个特征的企业资源才是可持续竞争优势,即有价值、稀缺性、不可模仿性、不可替代性,它有助于判断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的来源。他认为企业资源包括企业内部所有的资源,可以分成3类:(1)物质资源,是指企业的厂房、设备、机器、原材料等以物质形式出现的可以看得见的资源;(2)人力资源,指员工、经验、培训、关系等与人有关的资源;(3)组织资源,是指正式的结构,包括正式与非正式的计划、控制、协调系统、组织与外部环境之间的非正式关系等与组织有关的资源。[15]

(二)海默、帕拉德的核心能力理论

海默(Hamel)和帕拉德(Prahalad)在1990年提出了核心竞争力的概念,从而形成了核心能力理论。核心能力理论认为,资源与能力不同,能力是配置资源的主体能力,企业的本质是“能力的集合体",企业竞争优势来源于企业的核心能力,而资源基础论忽视了人的作用,偏离了企业成长的本源。也就是说,核心能力理论的观点不同于资源基础论,而与彭罗斯的观点是一致的。在此,我们能够清晰地发现,资源基础论与核心能力论的观点分歧恰好来源于彭罗斯理论中的“资源―能力"二分法,一个立足于资源,另一个则立足于能力。但我认为,这二者都比彭罗斯的观点更进了一步,资源基础论中的“资源”包括了“智力资本”等无形资源,而核心能力论的“能力”则更强调“人力资本”等无形资源,所以二者都是重视企业中“阴”性的要素,他们都是将人力、智力这类“虚拟资本”作为企业竞争优势的源泉。

核心能力理论将核心能力定义为各种技术和生产技能的组合,它贯穿于公司金字塔式的生产过程中。成功的竞争者能够进入新的、表面看起来毫不相关的行业或经营领域,具有核心能力的企业似乎更具有多元化扩张的能力。核心竞争力是开发新的经营业务的源泉,它是组成公司战略的核心。海默还形象地将多元化的企业比喻成一棵大树,树干和主枝是核心产品,小的支干是经营业务单元,树叶、花和果实是最终产品,提供营养、支撑和稳定性的根系是核心竞争力。如果企业仅仅盯住竞争者的最终产品,就会忽略竞争者的真正实力,正如只注意叶子就会看不到一棵树的力量一样。[16]

虽然核心能力的思想非常具有解释力,但有的学者认为核心能力没能对公司战略制定提供实践意义上的指导,它是一个精致的理论,但在实践中却不好操作,缺乏可依赖的工具。堪培尔认为,能力的概念比核心能力的概念更广阔些,它包括整个价值链(核心能力只体现在某一个或几个环节)。从这个意义上说,能力对消费者来说更可见,而核心能力对消费者来说是很少看得见的。因此,在面对竞争者方面,最好的母公司应该比其各个战略经营单位能创造更多的价值。[16]

(三)提斯等人的动态能力理论

1997年,提斯等人参考核心能力概念提出了动态能力理论,核心能力是独特能力、组织惯例和核心竞争力,而动态能力是企业整合、构建和重构企业内外部能力以应付快速变化的环境的才能。他们提出了动态能力的流程•位势•路径的模型(即3P模型),并指出动态能力的本质内嵌于各种各样的组织和管理流程中,而这些流程是由企业的资产位势(特别是专用性和互补性资产)和历史演化路径所塑造的,它们决定着企业的竞争优势。艾森哈特和马丁则认为,动态能力是一系列具体的可识别的组织过程,这些具体的过程包括产品开发、市场拓展、收购整合、策略性联盟、业务部门的剥离和战略决策制定过程等等。从这些研究结论中可以看出,动态能力既不是模糊的,也不是同义反复的,而是一系列具体的可识别的组织过程。导致企业发生变化的活动有很多,并不是所有导致变化的活动都能称为动态能力。[17]

在提斯等人的研究中,把动态能力的“能力”严格限定为“惯例”,即限定为智力资本范畴。这种理解得到了学术上的广泛认可。“组织能力”是一个严肃的概念,其严肃性在于它必须是一种惯例。如温特所说:“即兴发挥从来都不能称之为能力”。动态能力不仅关注企业特有的组织惯例,其焦点更是放在克服能力惯性的创新和开拓能力上。在动态环境中,动态能力崇尚建立开拓性学习能力。开拓性学习能力是为了在长期内向企业提供新的战略观念而进行的侧重于变革的学习。因此,企业为了获得持续竞争优势,需要具备进行创造性毁灭的能力。

企业动态能力主要是由企业中的“智力资本”――组织设计和“人力资本”――人力资源管理这两个因素决定的。这是因为:一方面企业通过智力资本,建立科学的组织结构,形成企业业务多样化的动态能力;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加强人力资源管理来促进动态能力的形成,并强调人力资源管理从几个方面着手:选人要重视知识的宽度和深度;职位描述概念要详细具体;以培训来扩展员工现有知识的宽度和深度;以及激励成功,宽容失败。

动态能力观学者认为,以波特(1980)等学者为代表的产业结构分析和以沃纳•菲尔特(1984)与巴尼(1991)等学者为代表的资源基础观,无法解释为什么某些厂商比其他的厂商能在动态的市场竞争环境下表现得更好。他们认为资源基础观的不足在于,厂商在建立有效且具竞争力资源时,必须基于动态产业环境与竞争状况的考虑,且以市场测试来考验资源,因为资源的真正价值应该取决于市场力量。厂商的竞争优势来自于厂商的管理与组织流程、专用性资产和发展路径。而位于稀缺性的、顾客需求的、且能用于消费者愿意付钱购买的商品上与具有专属集的资源,才是真正有价值的资源。因此,动态能力观比产业结构分析和资源基础观更能够解释厂商竞争优势的来源。[18]

动态能力理论更接近于中国的《易经》思想,它立足于企业的“变易”,即从企业与环境的动态变化中,去把握企业的实体资本与虚拟资本的“阴阳和合”,最终达到企业持续稳定地良性循环和增长。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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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

[3]杰克•J.弗罗门.探究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基础[M].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4][美]康芒斯.制度经济学(上)[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63、5。

[5]科斯.企业的性质[A].企业的性质起源、演变和发展[D].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6]高保中,柳 欣.新制度经济学的困境与出路[J].政治经济学评论,2005,(1).

[7] 熊彼特. 经济发展理论[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8]盛昭瀚,蒋德鹏.演化经济学[M].上海:三联出版社,2002.

[9]南怀瑾.易经系传别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10]彭罗斯. 企业成长理论[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11]杰弗里•M•霍奇逊.演化与制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10.

[12] 纳尔逊,温特.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13]徐 鸣.论人力资本与智力资本的“虚拟资本”性质[J].当代财经,2007(8).

[14]Wernerfelt B, A resource-Based View of the Firm [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84,(1).

[15]巴尼.企业资源与持续竞争优势[EB/OL].wenkubaiducom/view/6cdc2930b90d6c85ec3ac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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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夏清华.从资源到能力:竞争优势战略的一个理论综述[J]. 管理世界,2002(4).

[17]鄢德春.动态能力论足以挑战资源基础论吗?[J].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8(2).

[18]罗 珉,刘永俊.企业动态能力的理论架构与构成要素[J].中国工业经济,2009(1).

From Real Capital to Virtual Capital: Dao of Modern Firm

Theory Evolution: Analysis from China's Daoism

Xu MingAbstract: From the evolution of firm theories, the development of firm theory in economics has undergone three stages: neo-classical economics, neo-institutional economics and Evolutionary Econom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a's Daoism, the three-stage development of firm theory evolves from tangible resources and real capital emphasizing on yang to intangible resources and virtual capital emphasizing on yin, and finally to the stage of integrating tangible resources with intangible resources, mixing real capital with virtual capital, which emphasizes on the integration of yin with yang. The final stage represents the trend of integrating tangible resources, real capital with intangible resources and virtual capital for analysis, which reflects holistic and harmonious philosophic view of Lao-tze and is closer to the nature of firm in real economic practice.

Key words: Firm Theory; Real Capital; Virtual Capital; Black Box of Firm; Daoism; Yin-yang

演化经济论文范文第4篇

第一部分会计论文的种类,基本格式与要求

会计论文是经济论文的一种,属于议论文的范畴.就议论文而言,存在多种形式,如报刊的社论,评论,短评,有关机构的各种分析报告等,我们这里所指的是学术论文.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会计是一个大概念,包括财务会计,管理会计,成本会计,电算化会计,审计,财务管理等诸方面.

会计论文的种类

按不同的标志,可将会计论文划分出一定的类别.

按研究对象的范围种类

按研究对象的范围划分,会计论文可分为宏观会计论文,微观会计论文.

宏观会计论文,是指研究和论及会计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带有普遍性,全局性问题的论文,如论及国民经济核算会计,社会责任会计,环境会计,会计与经济运行关系,等等.

微观会计论文,是指研究和论及企业,事业单位及社会团体的经济行为和经济关系的论文,如研究企业内部控制制度,企业长期投资权益法与成本法的比较,历史成本法下存货计价的比较,等等.

按会计论文的功能分类

按会计论文的功能划分,可分为基础理论型,应用研究型,学术争鸣型和调研报告型.

基础理论型会计论文,是指采用科学方法论对会计的基本概念,基本原则等进行研究的论文,比如现代会计的目标,建立中国特色的会计基础理论体系,知识经济对传统会计假设理论的冲击,会计的稳健性原则,论会计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等等.

应用研究型会计论文,是指运用会计学的基本理论对经济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进行分析并指出问题产生的原因及解决思路的论文.比如高校财务管理问题的思考,企业集团的内部财务控制研究,坏账损失会计处理问题及其改进,等等.

学术争鸣型会计论文,是指对某些会计问题的不同见解和不同观点进行商榷的论文.这类论文往往是就某篇文章中的全部或部分所提观点有不同的看法,提出自己的意见,进行商榷,其对象可以确指,也可以泛指;或许是基础理论问题,或许是应用研究问题.比如对商誉会计的商榷,对会计委派制问题的几个不同观点,会计国际化含义的辩析,等等.

调研报告型会计论文,是指通过对现实经济生活中某一现象或某一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后,就其发生发展的过程,产生的根源,变化的趋势和规律以及应用对策略向上级部门或社会公众进行报告的论文.这类论文针对性强,导向明确,比如全面预算管理在某某企业的应用,ABC方法在某某医院的实施,等等.

按论文的体式分类

按论文的体式不同,会计论文可分为纯理论探讨性论文,历史考证性论文,方法研究性论文,调查报告性论文,案例分析性论文和争鸣性论文.

纯理论探讨性论文,是借助抽象,归纳及推理等手段,对财务会计领域某些概念或原则等进行系统的理性分析的论文.这类论文一般是以公理,定理(包括相关学科)或会计,财务的基本原理为根据,对涉及问题进行推理,目的是得出新结论或对原有理论进行修正.比如责任会计的结构,EVA财务管理系统的理论分析,等等.

历史考证性论文,是对事物的本来面貌或事物的本质的特征采用引经据典的方法进行考据和分析的论文.如"账"与"账"关系的历史考证,四柱清册的起源,等等.

经济实证性论文,实证经济学的特点是回答"是什么"的方法,因而,经济实证性论文是需要运用大量翔实资料去谁说明某一观点或问题的论文.比如股权结构与上市公司业绩的关系,中国上市公司是否存在利盈余管理,中国上市公司财务困境模型的研究,等等.

方法研究性论文,是指对会计研究中某些定量分析或定性分析的方法提出有独到见解的论文.比如以现金流量表的综合分析,等等.

调查报告性论文,是指对现实经济活动中会计某一方面的问题经过深入调查后,就其现状及发生发展的情况进行分析,并做出结论的论文.如会计委派制在某某地区实施情况的调研,某某企业会计住处失真的原因调查,等等.

案例分析性论文,是指选定一个或多个具有代表性的典型事件来说明某些会计问题的论文.如标准成本法在某某企业的使用,责任会计在某某企业的实施,等等.

争鸣性论文,是针对一些会计问题的观点和见解,提出自己看法和意见的论文.如对会计委派制的新认识,会计的本质是一种管理活动而不是信息系统,等等.

会计论文的基本格式与要求

论文的结构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谋篇部局,是有规律可循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科学技术期刊编排格式》的有关规定.规范的会计论文结构一般应有论文的前置部分(多数要求中英文对照),论文的主体部分,论文的文尾三大部分构成.前置部分主要包括标题,内容摘要(或称内容提要),关键词,主体部分包括结论(或引言),本论,结论,文尾部分包括致谢,附注说明,参考文献.简单阐述如下:

标题

标题又称题目,题名.它是以最确切,最简单的词语反映文中重要的特定内容的逻辑组合.

会计论文的标题,一般以一行式标题为主.也可采用双行式标题,即正题和副题结合.正题提示论文的主旨,是对副题的提炼和概括,而副题标题则是正题的说明,以表明该论文论述范围,是正题的基础.

论文标题一般要满足:一是准确概括论文内容,力求题文相符;二是标题要有创新,引人入胜,力求给读者以深刻印象;三是昼简明扼要,使读者一目了然,容易记住.

内容摘要

内容摘要是对会计论文内容以第三者的独立角度不加注释和评论的简短陈述.内容摘要应与正文有等量信息.一般应有陈述的对象,方法,结论等,但侧重于结论.内容摘要自身要能够独立成篇,是一篇可独立使用的完整短文,以不超大过300字为宜.若还有英文摘要,则中英文摘要必须完全对应.

关键词

摘录关键词是为了便于文献标引与检索,揭示出论文将围绕啊些方面展开论述.一般应选取3-8个词作关键词.如《论中国会计的国际化》的关键词是:会计准则,会计实务,国际化.这三个词就揭示出标题及论文的核心.

正文

1.绪论或引言

绪论是会计论文的开头.这一部分主要涉及两项内容;其一是确立中思议题,其二是阐明所研究议题的背景,目的,价值和意义等.若会计论文篇幅较长,则在绪论部分还可以把本论的部分内容作一简明扼要的介绍,或将所论述问题的结论作一个提示.但必须简洁明了,不要拖泥带水.

2.本论

本论是会计论文的主体,作者在这部分提出问题,分析问题,提出解决方案,或是详细地阐述作者的研究成果,特别是提出新的创造性的见解.这一部分必须依据议题的性质来确定相应的写作方式,或正面立论,或驳斥不同看法,从而达到论证论文观点的目的.

3.结论

结论是论文全部内容的总结.结论是从全部材料出发,经过分析,综合提炼而得来的具有创新的论文的总观点,应表明作者发现了什么规律,原理,解决了什么重要课题,对传统的看法有哪些修正,补充,发展,证实或否定;还可以指出论文研究的不足之处,以及解决这一不足之处的研究方向,以引起同行的注意.这样就实现了文章的首尾呼应,形成一个逻辑结构严谨,表述完整的有机整体.

致谢

可在论文或文章末尾标注出给完成论文提供帮助的单位或个人,并表达感谢之情.

参考文献

会计论文在文章末尾应列出参考文献,注明此论文写作时所参考或引用的其他成果.这一方面表明作者严肃的写作态度,指出哪些是自己的观点和研究的成果,哪些是他人的成果或观点;同时也表明尊重前人的观点或研究成果;指明引用资料的出处也便于检索.参考文献注明著者,书(题或篇)名,刊名,卷(期),页次,出版年,出版地等.

第二部分会计论文写作的方法与要领

会计论文是结合现实经济活动中出现的会计问题加以研究并将研究成果描述出来的过程.由于现实经济活动可能涉及到范围较广,需考虑的因素较多,这必然对作者自身的知识结构有较高的要求,若避而求其次,则可能使论文落入俗套,没有新意,因而,从立题写会计论文直到论文的完成,要有一个科学的规划.下面阐述会计论文写作的一些方法和要领,以供大家写作时参考.

选择题目

选题是论文写作的第一步,正确的选题在很大程度决定着会计论文的成败与否,因而有很多原则要领,如必须"为时而著,为事而作"(白居易)等.作为会计论文的选题,除了需遵循一般原则外,还需要注意它的特殊性.这是因为会计学术论文对专业理论基础及实践经验都有一定的要求.有些学生已经具备了一定理论基础和专业知识,但无实践经验,阅历浅;有些学生有着较旨的实践经验,但专业理论基础不是很扎实;有些可能在这两方面都稍显不足.因此,必须慎重对待题目的选择.

题目选择的一般原则

社会需要与学术价值兼顾的原则.会计工作具有较强的技术特征,不同的经济业务处在不同的环境其处理方法,会计政策选择等方面存在差异,这就要求会计的技术处理方法具有较强的适用性.现阶段,我国的会计活动就遇到了诸多挑战,急需解决.如:资产重组中新增固定资产的计价方法问题;管理会计在商业银行经营中的运用;企业合并中商誉的有关会计问题;衍生金融工具的会计确认基础与计量原则;证券市场会计信息披露方式;等等.另一方面,由于论文是对学生会计相关知识和综合运用能力的一种检验,是一定阶段学习效果的总结,论文的选择要具备一定的学术价值.学术价值是会计理论研究和会计论文的生命.学术价值就是要求论文从理论框架,分析方法等方面能够写出新意,以揭示会计发展规律,促进会计事业发展.因此,凡是具有学术价值的会计问题,都是可考虑的选题范围.当然,学术价值有高低不同层次,但不管怎样,学术价值都是选题的着眼点.

量力而行原则.选题一定要充分考虑主观条件与客观条件,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量力而行.主观条件主要是指个人的兴趣与爱好,知识水平和科研能力等.如果论文选题连自己都不感兴趣,是不可能写好论文的.如果超出了自己现有的知识水平与科研能力,则最后不可能出成果的.客观条件是指占有资料的条件和指导老师的条件.该原则的基本精神是:(1)选题宜专不宜全,宜小不宜大,应扬己所长,避己所短.选题过大,会面面俱到,不着边际,什么问题都谈到,什么问题也说不清楚,难以将论题说深说透.选题过窄过小,发挥的空间很小,取得突破性成果十分困难.要根据自己的科研能力选择大小适中,难易适中的题目.(2)所选题目要有一定数量与质量水平的文献资料作为研究基础,借助这些文献资料可以了解所选题目应涉及的内容,历史和现状.拥有大量翔实,丰富的文献资料有利于高质量会计论文的写作.

通常将论文题目初拟印发,供学生选用,但这一般是参考题目,即使是确定的选题范围,具体题目是靠学生本人思考选择了.若选一个会计学科中关键问题的小题目,而且是自己有较容易取得所需材料的题目,只要抓住其要害,深入本质,科学地给予剖析,从各个角度对其精确论述,形成自己一定的独到见解,就可望成为一篇很有分量的论文.

确定选题的途径

每个人从事会计研究的基本条件都有所不同,但必须在坚持上述选题的基础上,寻求适合自己的基本条件的选题,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确定选题主要有以下几种思路.

出于满足个个兴趣目的.即从自己的专长和兴趣入手确定选题.如果自己对会计信息的真实性问题比较有兴趣,或在实际工作中自己就从事假账甄别工作,就可以针对会计信息真实性问题,从会计信息真实性的标准,现实经济中会计信息失真的原因,解决对策等全方位或就某一方面展开论述.

热点问题追踪法.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对会计工作提出的要求是不尽相同的,也就是说,每一阶段都有该阶段的热点话题.如前一阶段的会计委派制问题,2001年上半年的会计准则制订权问题,现阶段的会计诚信问题,等等.选择热点问题的最大好处是比较容易取得相关的参考资料,而且选择途径较广,既可以是新闻媒介体,也可以是报刊杂志,还可以是专家研讨等.

边缘学科交叉法.即将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与会计学科相结合,利用会计学科自身专门方式方法,为其他学科和会计学科自身发展提供一个更广阔的视角.比如环境会计是将环境问题现代财务会计理论方法有机结合,以货币单位,实物单位计量或用文字说明等方式反映,记录,报告,考核资源和环境成本与价值,评价企业环境经济活动以及取得的环境效益对企业财务成果和社会价值形态的近期,长远影响的一门新兴会计学科.在这样的一门新兴会计学科中有许多问题是值得探讨的.

对比分析法.通过对几种事物或同一事物的几个方面的比较研究来认识事物.如我国借款费用准则与美国相关准则的比较研究,股份合作企业会计核算的差异,中美注册会计师管理制度的研究,企业合并的基本会计方法及其比较分析,等等.

延伸法.进一步加深对某个课题的研究,该方法要较全面了解已有的相关论文,并在那些论文所阐述观点的基础上能够进一步深化,避免泛泛空谈.如预算会计体系进一步改革探索对会计委派制新认识,等等.

补差法.对所研究的领域中尚未研究或研究不充分的问题进行研究.这些问题难度较大但学术价值也较大.

新角度法.即对同一问题从不同的角度加以论述或改变大家都采用的方法而寻求新的切入点.如模糊财务评价问题,财务工程学初探,从财政和契约关系的特征看审计的产生和发展,论经济可持续发展与环境审计,信息不对称与审计,等等.

搜集与整理

一般来说,主题确立之后,就会自然地进入考察或搜集,整理资料的阶段.也可以说,这是论文写作的"初级阶段".这个阶段的工作成效如何,直接影响论文的质量.有一位经济学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说过这样一句话:"作为一位演化的学科,经济学的进展方式是:考察资料,形成假说,检验假说,就经济运行情况取得有时是勉强一致的意见."这句话同样适用于会计论文的撰写程序.由此可见,在论文写作的过程中,考察或搜集资料的重要性.

有了资料,论文才可"言之有物".其实,大家平时就要注意搜集,积累和占有材料:凡是你觉得特有利用价值的,就应反它搜集起来;积累材料要下大力气,花苦功夫,日积月累;占有材料应务求其多,力求其详.当我们选定一个题目后,再进行目的性,针对性更明确的搜集,紧紧围绕着自己选定的主攻任务,时时联系自己所研究的问题,去搜集那些有典型意义的与自己确定的中心论点关系最密切的材料.资料搜集与整理的主要工作是:

要围绕自己的论题,到各种会计期刊,经济期刊,相关论文集,会计报表,会计年鉴,政府文件以及其他文献资料中搜集资料,并结合自己的论文进行必要的调查研究.在这一过程中,要坚持"要全方位"的原则,即考察资料时,不仅要考察国外资料而且要考察国内资料;不仅要考察当代资料而且要考察历史资料;不仅要考察外国学者的有关资料,而且应该和必须同时考察中国学者写的有关资料.也就是说,必须围绕着论文主题要尽可能的考察和搜集相关的资料.

同时,尽量"要上机"即搜集资料时动用现代计算机设备来处理信息,如通过互联网寻找所需资料并下载.目的是最大可能地节省时间,节约成本.

对搜集到的材料认真加以鉴别,区别出直伪,主次,轻重,表面和实质,典型和一般,本义和旁义等,真正做到理解材料和吃透材料,以便有重点,有计划,有目的地加以利用.经过筛选,有的资料可用于总论点,有的用于分论点;有的用于叙述,有的用于论证;有的加以详细阐述,有的用于旁证补充,以使论文充实丰满.

消化搜集来的材料,即做到认真刻苦研究,实现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特别是对于他人的研究成果和见解,要采取严肃科学态度,合理借鉴或以此为起点开展新的研究.通过这一过程就可以对掌握的材料进行取舍,取舍的标准是能否为中心论点服务.

数据处理.数据是会计论文写作的重要资料,对数据的处理主要包括:详细列出有关数据;对某些数据根据需要进行整理和运算;保留科学的有代表性的数据;运用图表显示变化的规律和在不同变化条件下的数据状态;对数据进行必要的分析,得出正确的结论.

提炼观点,精心撰写

提炼观点或中心议题

论文观点或中心议题就是作者在文章中立起的"靶子",是文章论述的对象,是文章的中心.中心确立起来后,作者是就应围绕中心展开论述,并由中心近一定的逻辑向外扩散思路,最终又要向中心聚集并总结出中心思想.文章的论说阐述不可脱离中心.

一般来说,在论文中提出观点或议题,不管采取什么样的形式:是直截了当,或是间接揭示;是反问,还是设问;是引证,还是归纳事实,这部分内容在文章中基本上一个相对独立的部分.

精心撰写,独运匠心

在把握素材后,就应探索形式,选准论文的表现角度.通常有几种不同的表现角度可选择:(1)领悟精神,深刻剖析.即对一论题作前后左右的"面面观",多方位地而又深入论证.如建筑施工企业流动资金紧张原因探析之类论题就可以采用这种形式.(2)抓住一点,重点阐发.即抓住某一薄弱环节,着重讨论,阐述己见,如论会计交接工作的不规范性问题,政府委派会计制不可取之类论题,可选择这种.(3)针对论争,解疑诘辩.选择有争论的论题,比较各种不同论点的优劣,树立自己的观点,如不要反会计职能无限扩大之类.(4)选准"靶子",批驳陈说.即将某文或某书中的错误论点作为"对立面",指出其不足之处,在批驳中表明自己的观点,如写"与谈税务筹划——与某某同志商榷"之类.

拟定提纲

论文的表现角度选准之后,就要拟定提纲.提纲是论文的骨架,它起着疏通思路,安排材料,形成材料的作用.提纲有详略之分.我们一般要求尽量撰写详细的提纲,目的是:其一,通过拟定详细提纲,可以把自己的所思所想展现出来,同时也检验了所掌握材料是否充分;其二,通过详尽的大纲,指导教师更容易指导;其三,详尽的大纲通过后,成文就相对容易,只需反大纲在内容上按照一定逻辑结构添加内容就可以了.

拟提纲一般应先粗后细,先大后小,由略到详.即先把大的部分定下来,确定大段标题,再斟酌,明确每个大部分的小层次(即小标题),再依次深入,经过周密思考,反复修改完成,论文的提纲拟就以后,就应以纲统目,以说理为主,必须有虚有实,把抽象的道理与具体的形象的比喻以及典型事例有机地结合起来,即结合实际实例去作有步骤的层层逼近的科学论证.同时,大纲一定要实现:(1)明确论文的具体部局,要以总论点,分论点搭起框架结构,否则论文可能会显得三乱.(2)内容的表现上,要选择如并列式结构,递进式结构,分总(总分)式结构,综合式结构,散论式结构等.

精心撰写

提纲编写就绪后,文章的撰写就进入了写作阶段,即对研究成果进行具体描述阶段.会计论文的定作应达到如下要求:

容易理解.会计论文是表明作才观点的,要想把论文所包含的信息无障碍地传递出去,必须做到观点明确,结构得当,叙述准确.对于中心论点,是文章要刻意用力的地方,给出结论的地方,一定要讲得很详细,要讲透.转述的,人所共知的地方可简明扼要地讲.论文质量高低取决于作者对所论述的问题有无真知灼见,有无新意,道理是否说得中肯深透,而不在地篇幅的长短,在基本达到对论文的字数要求的情况下,以行文简洁为标准.

引用要得当,注释要清楚.为此,要讲究引用与注释的方法.引文与注释可以在页尾注明,也可以在文尾注明,并且尽量提供大的信息量,以便读者查找与核对.

表与图的运用.由于表与图具有较强的直观性,借助它们常常可以使语言文字很难表达清楚的多种子要素间的定量或定性关系一目了然,而且可避免文章表述呆板,因此,要合理采用.

改稿与成文

高质量的会计论文是改出来的.当初稿写成后,往往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这时如果时间允许,可以采用一种效果比较好的方法修改文章:冷处理.先把初稿搁一搁,待脑子冷下来后,再去修改.

改稿的基本内容与要求

中心观点论证的是否充分

看论文所采用的例证材料是否充足,是否都能用来为论文的中心论点服务,不充足的要进一步充实,是观点问题还是所选材料问题,是否达到论文字数的要求,对于高中心论点较远的内容应该删去.

论文结构和段落是否有利于中心观点充分表述

检查论述的先后顺序是否得当,是否便于推理;各大段下的小段落是否需要小标题,有的是否应归属其他大段等.通过调整,使之合理,严密.

句子和标题是否符合语法要求

要字句斟酌,捡查用诩是否准确恰当,是否合乎语言习惯;句子与句子之间的联系是否协调,合乎逻辑;语言要鲜明生动.

改稿的基本要求是:一要确切;题文一致,标题和内容吻合;二要简洁:概括得当,简练明快;三要生动:新鲜活泼,引入注目;四要适度:明确的科学态度.

加工成文

演化经济论文范文第5篇

第一部分 会计论文的种类,基本格式与要求

会计论文是经济论文的一种,属于议论文的范畴.就议论文而言,存在多种形式,如报刊的社论,评论,短评,有关机构的各种分析报告等,我们这里所指的是学术论文.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会计是一个大概念,包括财务会计,管理会计,成本会计,电算化会计,审计,财务管理等诸方面.

会计论文的种类

按不同的标志,可将会计论文划分出一定的类别.

按研究对象的范围种类

按研究对象的范围划分,会计论文可分为宏观会计论文,微观会计论文.

宏观会计论文,是指研究和论及会计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带有普遍性,全局性问题的论文,如论及国民经济核算会计,社会责任会计,环境会计,会计与经济运行关系,等等.

微观会计论文,是指研究和论及企业,事业单位及社会团体的经济行为和经济关系的论文,如研究企业内部控制制度,企业长期投资权益法与成本法的比较,历史成本法下存货计价的比较,等等.

按会计论文的功能分类

按会计论文的功能划分,可分为基础理论型,应用研究型,学术争鸣型和调研报告型.

基础理论型会计论文,是指采用科学方法论对会计的基本概念,基本原则等进行研究的论文,比如现代会计的目标,建立中国特色的会计基础理论体系,知识经济对传统会计假设理论的冲击,会计的稳健性原则,论会计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等等.

应用研究型会计论文,是指运用会计学的基本理论对经济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进行分析并指出问题产生的原因 及解决思路的论文.比如高校财务管理问题的思考,企业集团的内部财务控制研究,坏账损失会计处理问题及其改进,等等.

学术争鸣型会计论文,是指对某些会计问题的不同见解和不同观点进行商榷的论文.这类论文往往是就某篇文章中的全部或部分所提观点有不同的看法,提出自己的意见,进行商榷,其对象可以确指,也可以泛指;或许是基础理论问题,或许是应用研究问题.比如对商誉会计的商榷,对会计委派制问题的几个不同观点,会计国际化含义的辩析,等等.

调研报告型会计论文,是指通过对现实经济生活中某一现象或某一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后,就其发生发展的过程,产生的根源,变化的趋势和规律以及应用对策略向上级部门或社会公众进行报告的论文.这类论文针对性强,导向明确,比如全面预算管理在某某企业的应用,abc方法在某某医院的实施,等等.

按论文的体式分类

按论文的体式不同,会计论文可分为纯理论探讨性论文,历史考证性论文,方法研究性论文,调查报告性论文,案例分析性论文和争鸣性论文.

纯理论探讨性论文,是借助抽象,归纳及推理等手段,对财务会计领域某些概念或原则等进行系统的理性分析的论文.这类论文一般是以公理,定理(包括相关学科)或会计,财务的基本原理为根据,对涉及问题进行推理,目的是得出新结论或对原有理论进行修正.比如责任会计的结构,eva财务管理系统的理论分析,等等.

历史考证性论文,是对事物的本来面貌或事物的本质的特征采用引经据典的方法进行考据和分析的论文.如"账"与"账"关系的历史考证,四柱清册的起源,等等.

经济实证性论文,实证经济学的特点是回答"是什么"的方法,因而,经济实证性论文是需要运用大量翔实资料去谁说明某一观点或问题的论文.比如股权结构与上市公司业绩的关系,中国上市公司是否存在利盈余管理,中国上市公司财务困境模型的研究,等等.

方法研究性论文,是指对会计研究中某些定量分析或定性分析的方法提出有独到见解的论文.比如以现金流量表的综合分析,等等.

调查报告性论文,是指对现实经济活动中会计某一方面的问题经过深入调查后,就其现状及发生发展的情况进行分析,并做出结论的论文.如会计委派制在某某地区实施情况的调研,某某企业会计住处失真的原因调查,等等.

案例分析性论文,是指选定一个或多个具有代表性的典型事件来说明某些会计问题的论文.如标准成本法在某某企业的使用,责任会计在某某企业的实施,等等.

争鸣性论文,是针对一些会计问题的观点和见解,提出自己看法和意见的论文.如对会计委派制的新认识,会计的本质是一种管理活动而不是信息系统,等等.

会计论文的基本格式与要求

论文的结构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谋篇部局,是有规律可循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科学技术期刊编排格式》的有关规定.规范的会计论文结构一般应有论文的前置部分(多数要求中英文对照),论文的主体部分,论文的文尾三大部分构成.前置部分主要包括标题,内容摘要(或称内容提要),关键词,主体部分包括结论(或引言),本论,结论,文尾部分包括致谢,附注说明,参考文献.简单阐述如下:

标题

标题又称题目,题名.它是以最确切,最简单的词语反映文中重要的特定内容的逻辑组合.

会计论文的标题,一般以一行式标题为主.也可采用双行式标题,即正题和副题结合.正题提示论文的主旨,是对副题的提炼和概括,而副题标题则是正题的说明,以表明该论文论述范围,是正题的基础.

论文标题一般要满足:一是准确概括论文内容,力求题文相符;二是标题要有创新,引人入胜,力求给读者以深刻印象;三是昼简明扼要,使读者一目了然,容易记住.

内容摘要

内容摘要是对会计论文内容以第三者的独立角度不加注释和评论的简短陈述.内容摘要应与正文有等量信息.一般应有陈述的对象,方法,结论等,但侧重于结论.内容摘要自身要能够独立成篇,是一篇可独立使用的完整短文,以不超大过300字为宜.若还有英文摘要,则中英文摘要必须完全对应.

关键词

摘录关键词是为了便于文献标引与检索,揭示出论文将围绕啊些方面展开论述.一般应选取3-8个词作关键词.如《论中国会计的国际化》的关键词是:会计准则,会计实务,国际化.这三个词就揭示出标题及论文的核心.

正文

1.绪论或引言

绪论是会计论文的开头.这一部分主要涉及两项内容;其一是确立中思议题,其二是阐明所研究议题的背景,目的,价值和意义等.若会计论文篇幅较长,则在绪论部分还可以把本论的部分内容作一简明扼要的介绍,或将所论述问题的结论作一个提示.但必须简洁明了,不要拖泥带水.

2.本论

本论是会计论文的主体,作者在这部分提出问题,分析问题,提出解决方案,或是详细地阐述作者的研究成果,特别是提出新的创造性的见解.这一部分必须依据议题的性质来确定相应的写作方式,或正面立论,或驳斥不同看法,从而达到论证论文观点的目的.

3.结论

结论是论文全部内容的总结.结论是从全部材料出发,经过分析,综合提炼而得来的具有创新的论文的总观点,应表明作者发现了什么规律,原理,解决了什么重要课题,对传统的看法有哪些修正,补充,发展,证实或否定;还可以指出论文研究的不足之处,以及解决这一不足之处的研究方向,以引起同行的注意.这样就实现了文章的首尾呼应,形成一个逻辑结构严谨,表述完整的有机整体.

致谢

可在论文或文章末尾标注出给完成论文提供帮助的单位或个人,并表达感谢之情.

参考文献

会计论文在文章末尾应列出参考文献,注明此论文写作时所参考或引用的其他成果.这一方面表明作者严肃的写作态度,指出哪些是自己的观点和研究的成果,哪些是他人的成果或观点;同时也表明尊重前人的观点或研究成果;指明引用资料的出处也便于检索.参考文献注明著者,书(题或篇)名,刊名,卷(期),页次,出版年,出版地等.

第二部分 会计论文写作的方法与要领

会计论文是结合现实经济活动中出现的会计问题加以研究并将研究成果描述出来的过程.由于现实经济活动可能涉及到范围较广,需考虑的因素较多,这必然对作者自身的知识结构有较高的要求,若避而求其次,则可能使论文落入俗套,没有新意,因而,从立题写会计论文直到论文的完成,要有一个科学的规划.下面阐述会计论文写作的一些方法和要领,以供大家写作时参考.

选择题目

选题是论文写作的第一步,正确的选题在很大程度决定着会计论文的成败与否,因而有很多原则要领,如必须"为时而著,为事而作"(白居易)等.作为会计论文的选题,除了需遵循一般原则外,还需要注意它的特殊性.这是因为会计学术论文对专业理论基础及实践经验都有一定的要求.有些学生已经具备了一定理论基础和专业知识,但无实践经验,阅历浅;有些学生有着较旨的实践经验,但专业理论基础不是很扎实;有些可能在这两方面都稍显不足.因此,必须慎重对待题目的选择.题目选择的一般原则

社会需要与学术价值兼顾的原则.会计工作具有较强的技术特征,不同的经济业务处在不同的环境其处理方法,会计政策选择等方面存在差异,这就要求会计的技术处理方法具有较强的适用性.现阶段,我国的会计活动就遇到了诸多挑战,急需解决.如:资产重组中新增固定资产的计价方法问题;管理会计在商业银行经营中的运用;企业合并中商誉的有关会计问题;衍生金融工具的会计确认基础与计量原则;证券市场会计信息披露方式;等等.另一方面,由于论文是对学生会计相关知识和综合运用能力的一种检验,是一定阶段学习效果的总结,论文的选择要具备一定的学术价值.学术价值是会计理论研究和会计论文的生命.学术价值就是要求论文从理论框架,分析方法等方面能够写出新意,以揭示会计发展规律,促进会计事业发展.因此,凡是具有学术价值的会计问题,都是可考虑的选题范围.当然,学术价值有高低不同层次,但不管怎样,学术价值都是选题的着眼点.

量力而行原则.选题一定要充分考虑主观条件与客观条件,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量力而行.主观条件主要是指个人的兴趣与爱好,知识水平和科研能力等.如果论文选题连自己都不感兴趣,是不可能写好论文的.如果超出了自己现有的知识水平与科研能力,则最后不可能出成果的.客观条件是指占有资料的条件和指导老师的条件.该原则的基本精神是:(1)选题宜专不宜全,宜小不宜大,应扬己所长,避己所短.选题过大,会面面俱到,不着边际,什么问题都谈到,什么问题也说不清楚,难以将论题说深说透.选题过窄过小,发挥的空间很小,取得突破性成果十分困难.要根据自己的科研能力选择大小适中,难易适中的题目.(2)所选题目要有一定数量与质量水平的文献资料作为研究基础,借助这些文献资料可以了解所选题目应涉及的内容,历史和现状.拥有大量翔实,丰富的文献资料有利于高质量会计论文的写作.

通常将论文题目初拟印发,供学生选用,但这一般是参考题目,即使是确定的选题范围,具体题目是靠学生本人思考选择了.若选一个会计学科中关键问题的小题目,而且是自己有较容易取得所需材料的题目,只要抓住其要害,深入本质,科学地给予剖析,从各个角度对其精确论述,形成自己一定的独到见解,就可望成为一篇很有分量的论文.

确定选题的途径

每个人从事会计研究的基本条件都有所不同,但必须在坚持上述选题的基础上,寻求适合自己的基本条件的选题,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确定选题主要有以下几种思路.

出于满足个个兴趣目的.即从自己的专长和兴趣入手确定选题.如果自己对会计信息的真实性问题比较有兴趣,或在实际工作中自己就从事假账甄别工作,就可以针对会计信息真实性问题,从会计信息真实性的标准,现实经济中会计信息失真的原因,解决对策等全方位或就某一方面展开论述.

热点问题追踪法.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对会计工作提出的要求是不尽相同的,也就是说,每一阶段都有该阶段的热点话题.如前一阶段的会计委派制问题,XX年上半年的会计准则制订权问题,现阶段的会计诚信问题,等等.选择热点问题的最大好处是比较容易取得相关的参考资料,而且选择途径较广,既可以是新闻媒介体,也可以是报刊杂志,还可以是专家研讨等.

边缘学科交叉法.即将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与会计学科相结合,利用会计学科自身专门方式方法,为其他学科和会计学科自身发展提供一个更广阔的视角.比如环境会计是将环境问题现代财务会计理论方法有机结合,以货币单位,实物单位计量或用文字说明等方式反映,记录,报告,考核资源和环境成本与价值,评价企业环境经济活动以及取得的环境效益对企业财务成果和社会价值形态的近期,长远影响的一门新兴会计学科.在这样的一门新兴会计学科中有许多问题是值得探讨的.

对比分析法.通过对几种事物或同一事物的几个方面的比较研究来认识事物.如我国借款费用准则与美国相关准则的比较研究,股份合作企业会计核算的差异,中美注册会计师管理制度的研究,企业合并的基本会计方法及其比较分析,等等.

延伸法.进一步加深对某个课题的研究,该方法要较全面了解已有的相关论文,并在那些论文所阐述观点的基础上能够进一步深化,避免泛泛空谈.如预算会计体系进一步改革探索对会计委派制新认识,等等.

补差法.对所研究的领域中尚未研究或研究不充分的问题进行研究.这些问题难度较大但学术价值也较大.

新角度法.即对同一问题从不同的角度加以论述或改变大家都采用的方法而寻求新的切入点.如模糊财务评价问题,财务工程学初探,从财政和契约关系的特征看审计的产生和发展,论经济可持续发展与环境审计,信息不对称与审计,等等.

搜集与整理

一般来说,主题确立之后,就会自然地进入考察或搜集,整理资料的阶段.也可以说,这是论文写作的"初级阶段".这个阶段的工作成效如何,直接影响论文的质量.有一位经济学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说过这样一句话:"作为一位演化的学科,经济学的进展方式是:考察资料,形成假说,检验假说,就经济运行情况取得有时是勉强一致的意见."这句话同样适用于会计论文的撰写程序.由此可见,在论文写作的过程中,考察或搜集资料的重要性.

有了资料,论文才可"言之有物".其实,大家平时就要注意搜集,积累和占有材料:凡是你觉得特有利用价值的,就应反它搜集起来;积累材料要下大力气,花苦功夫,日积月累;占有材料应务求其多,力求其详.当我们选定一个题目后,再进行目的性,针对性更明确的搜集,紧紧围绕着自己选定的主攻任务,时时联系自己所研究的问题,去搜集那些有典型意义的与自己确定的中心论点关系最密切的材料.资料搜集与整理的主要工作是:

要围绕自己的论题,到各种会计期刊,经济期刊,相关论文集,会计报表,会计年鉴,政府文件以及其他文献资料中搜集资料,并结合自己的论文进行必要的调查研究.在这一过程中,要坚持"要全方位"的原则,即考察资料时,不仅要考察国外资料而且要考察国内资料;不仅要考察当代资料而且要考察历史资料;不仅要考察外国学者的有关资料,而且应该和必须同时考察中国学者写的有关资料.也就是说,必须围绕着论文主题要尽可能的考察和搜集相关的资料.

同时,尽量"要上机"即搜集资料时动用现代计算机设备来处理信息,如通过互联网寻找所需资料并下载.目的是最大可能地节省时间,节约成本.

对搜集到的材料认真加以鉴别,区别出直伪,主次,轻重,表面和实质,典型和一般,本义和旁义等,真正做到理解材料和吃透材料,以便有重点,有计划,有目的地加以利用.经过筛选,有的资料可用于总论点,有的用于分论点;有的用于叙述,有的用于论证;有的加以详细阐述,有的用于旁证补充,以使论文充实丰满.

消化搜集来的材料,即做到认真刻苦研究,实现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特别是对于他人的研究成果和见解,要采取严肃科学态度,合理借鉴或以此为起点开展新的研究.通过这一过程就可以对掌握的材料进行取舍,取舍的标准是能否为中心论点服务.

数据处理.数据是会计论文写作的重要资料,对数据的处理主要包括:详细列出有关数据;对某些数据根据需要进行整理和运算;保留科学的有代表性的数据;运用图表显示变化的规律和在不同变化条件下的数据状态;对数据进行必要的分析,得出正确的结论.

提炼观点,精心撰写

提炼观点或中心议题

论文观点或中心议题就是作者在文章中立起的"靶子",是文章论述的对象,是文章的中心.中心确立起来后,作者是就应围绕中心展开论述,并由中心近一定的逻辑向外扩散思路,最终又要向中心聚集并总结出中心思想.文章的论说阐述不可脱离中心.

一般来说,在论文中提出观点或议题,不管采取什么样的形式:是直截了当,或是间接揭示;是反问,还是设问;是引证,还是归纳事实,这部分内容在文章中基本上一个相对独立的部分.

精心撰写,独运匠心

在把握素材后,就应探索形式,选准论文的表现角度.通常有几种不同的表现角度可选择:(1)领悟精神,深刻剖析.即对一论题作前后左右的"面面观",多方位地而又深入论证.如建筑施工企业流动资金紧张原因探析之类论题就可以采用这种形式.(2)抓住一点,重点阐发.即抓住某一薄弱环节,着重讨论,阐述己见,如论会计交接工作的不规范性问题,政府委派会计制不可取之类论题,可选择这种.(3)针对论争,解疑诘辩.选择有争论的论题,比较各种不同论点的优劣,树立自己的观点,如不要反会计职能无限扩大之类.(4)选准"靶子",批驳陈说.即将某文或某书中的错误论点作为"对立面",指出其不足之处,在批驳中表明自己的观点,如写"与谈税务筹划——与某某同志商榷"之类.

拟定提纲

论文的表现角度选准之后,就要拟定提纲.提纲是论文的骨架,它起着疏通思路,安排材料,形成材料的作用.提纲有详略之分.我们一般要求尽量撰写详细的提纲,目的是:其一,通过拟定详细提纲,可以把自己的所思所想展现出来,同时也检验了所掌握材料是否充分;其二,通过详尽的大纲,指导教师更容易指导;其三,详尽的大纲通过后,成文就相对容易,只需反大纲在内容上按照一定逻辑结构添加内容就可以了.

拟提纲一般应先粗后细,先大后小,由略到详.即先把大的部分定下来,确定大段标题,再斟酌,明确每个大部分的小层次(即小标题),再依次深入,经过周密思考,反复修改完成,论文的提纲拟就以后,就应以纲统目,以说理为主,必须有虚有实,把抽象的道理与具体的形象的比喻以及典型事例有机地结合起来,即结合实际实例去作有步骤的层层逼近的科学论证.同时,大纲一定要实现:(1)明确论文的具体部局,要以总论点,分论点搭起框架结构,否则论文可能会显得三乱.(2)内容的表现上,要选择如并列式结构,递进式结构,分总(总分)式结构,综合式结构,散论式结构等.

精心撰写

提纲编写就绪后,文章的撰写就进入了写作阶段,即对研究成果进行具体描述阶段.会计论文的定作应达到如下要求:

容易理解.会计论文是表明作才观点的,要想把论文所包含的信息无障碍地传递出去,必须做到观点明确,结构得当,叙述准确.对于中心论点,是文章要刻意用力的地方,给出结论的地方,一定要讲得很详细,要讲透.转述的,人所共知的地方可简明扼要地讲.论文质量高低取决于作者对所论述的问题有无真知灼见,有无新意,道理是否说得中肯深透,而不在地篇幅的长短,在基本达到对论文的字数要求的情况下,以行文简洁为标准.

引用要得当,注释要清楚.为此,要讲究引用与注释的方法.引文与注释可以在页尾注明,也可以在文尾注明,并且尽量提供大的信息量,以便读者查找与核对.

表与图的运用.由于表与图具有较强的直观性,借助它们常常可以使语言文字很难表达清楚的多种子要素间的定量或定性关系一目了然,而且可避免文章表述呆板,因此,要合理采用.

改稿与成文

高质量的会计论文是改出来的.当初稿写成后,往往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这时如果时间允许,可以采用一种效果比较好的方法修改文章:冷处理.先把初稿搁一搁,待脑子冷下来后,再去修改.

改稿的基本内容与要求

中心观点论证的是否充分

看论文所采用的例证材料是否充足,是否都能用来为论文的中心论点服务,不充足的要进一步充实,是观点问题还是所选材料问题,是否达到论文字数的要求,对于高中心论点较远的内容应该删去.

论文结构和段落是否有利于中心观点充分表述

检查论述的先后顺序是否得当,是否便于推理;各大段下的小段落是否需要小标题,有的是否应归属其他大段等.通过调整,使之合理,严密.

句子和标题是否符合语法要求

要字句斟酌,捡查用诩是否准确恰当,是否合乎语言习惯;句子与句子之间的联系是否协调,合乎逻辑;语言要鲜明生动.

改稿的基本要求是:一要确切;题文一致,标题和内容吻合;二要简洁:概括得当,简练明快;三要生动:新鲜活泼,引入注目;四要适度:明确的科学态度.

加工成文

演化经济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 民间金融 温州合会 合理利用

作者叶瑜,温州大学人文学院研究生。(浙江温州:325035)

长期以来,温州流行一种称之为合会的民间金融互助组织形式,其存在对温州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经济崛起提供了有力的资金支持,这种民间金融为家庭工业、专业市场提供了有效保障,造就了全国闻名的“温州模式”。其间,在温州模式发源地——乐清曾发生轰动一时的抬会倒会事件,给民间金融蒙上了阴影。许多专家学者因此将合会甚至民间金融全盘否定,不少法律法规也给民间金融发展制定了诸多限制性的条文,使民间金融无法以其独特的天然优势服务于创业发展。笔者拟以80年代乐清抬会事件为案例,剖析民间金融的内在机理,(经济论文)阐述民间金融的利与弊,在此基础上提出合理有效引导民间金融的政策性建议。

温州恰会与乐清拾会

(一)温州合会的演变

第一阶段:互合会。早期的合会是一种传统的在亲情、乡情等血缘、地缘关系基础上,带有合作、互质的小规模中短期借贷组织。以消费合作为主,会款多用于婚丧嫁娶、年成歉收和建屋造房等非生产性用途,只有少数用于经商、买地和买牛等生产性项目。参会者以亲友和乡邻为主,具有明显的血缘性和地缘性。会款利率低,兼具互和非盈利性。20世纪80年代中期,温州农村的家庭手工业迅速发展,民间直接借贷不能满足发展需要,温州开始出现互质的合会。合会由发起人邀请亲朋好友参加,约定一段时间举会一次。每次由会员各缴一定数量的会款,轮流交由一人使用,借以互助。第二阶段:互合会向营利性合会演化。随着合会的发展,其性质也开始发生变化,呈现半公开化特征。合会逐渐发展成为一种间接的民间信用手段.失去了互助的性质,变成了营利性的私人金融组织。虽然起源于“救助济急”的合作互助,但合会机制中的“营谋生息”却拓宽了合会的市场,先得会“更早获得资金”与后得会“取得更多会息”,成为人会者决策博弈的目标。第三阶段:营利性合会向诈骗性合会蜕变。越来越多的人出于获得高息的目的而参加合会,使得许多合会逐渐脱离原来以实体经济为主的发展轨迹,蜕变为纯粹的金融投机组织;同时,社会信用基础进一步瓦解,传统的道德约束减少甚至不存在。有些会首开始以组会谋利,进行投机诈骗。他们以高息为诱饵,盲目扩大合会的数量,并以此来维持合会的运转。诈骗性合会最典型的形式是“抬会”。

可见,合会从互合会演化为营利性合会,最后蜕变为诈骗性合会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即使是西方成熟、发达的市场经济环境下,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类似性质的“麦道夫骗局”,这时必须引入法律和理性的力量作为悬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然而,许多监管部门可能更多地考虑到法律的效用而忽视了合会参与者的理性能力,从而没有对合会可能引发的经济损失和社会灾难在制度设计时做最充分的估量。事实上,由于合会参与者也是市场逐利者,他们对可能出现的损失和灾难有着一定的理性分析和判断,监管部门如果在合会滑向抬会的沼泽前做适当的预警,就能引起他们足够的重视,从而阻止营利性合会向诈骗性合会发展。

(二)乐清“抬会”简介

1.1985—1986年乐清灾难性“抬会”风潮概况

由于越来越多的人出于获得高息的目的而参加合会,使得许多合会逐渐脱离原来以实体经济为主的发展轨迹,从互合会演化为营利性合会,最后蜕变成为纯粹的金融投机形式——抬会,抬会,顾名思义,就是参与各方为了谋取短期高额回报而不断地抬高利息的一种非法集资形式。温州“抬会”最早在乐清县柳市镇出现。从1985年8、9月间到1986年初,“抬会”在乐清全县迅速蔓延扩散,形成了12个抬会,总发生额约10亿元,实际投入资金22亿多元.10万元以上的大中小会主达1589人。1986年2、3月形成高潮,3月倒会,历时半年左右。据调查,参与“抬会”活动的群众有5万多户,约占全县总人口的23%。据海屿、万岙、盐盘和柳市镇等13个乡(镇)调查,落会群众达18.82万人.4.18万户,分别占总人口、总户数的71.8%和72.14%。口1

2.乐清抬会运行机理分析

我们暂且撇开乐清抬会的巨大破坏性不谈。乐清的抬会之所以形成如此之快、之大,在于其内部组织的运行机制。抬会是一个民间借贷形式,它的组织结构颇像金字塔状的立体几何图形,在塔尖的人是大会主,塔的中层是中会主、小会主,塔的底层则是会脚,人数最多。在这个组织中,每一层又可进一步发展为会脚和会主,钱从最底层的会脚流向会主。从外在形式上看,抬会好像关系复杂,实际上这里面真正重要的是发生在会主和会脚之间的事,大会主与中小会主之间实际上也是会主与会脚的关系,而中小会主只不过在充当更低一层的会主时,又成为高一层的会脚。大会主可以直接拥有不再扩展组织的会脚。

1985—1986年乐清“抬会”的运行机制是:一个会员加入抬会时,先交会主11600元,次月开始,会主每月付给会员9000元,连续付12个月,计10.8万元。从第13个月起,会员每月付给会主3000元,连续付88个月,计264万元。两者相加整100个月,两个人之间的金钱游戏需要8年多才能结束。就会脚而言,年本金获利率为月息77.58%,年息931%,可以说达到了暴利的程度,但这仅是问题的一方面。更为荒诞的是会主的获利。会主在连付12个月后,自第13个月开始每月收取3000元,连续88个月,计26.4万元。

这里已无法从金融的有偿角度来考虑获利了.整个过程变成一场纯粹的金钱游戏,脱离了融资的范畴。对于这场游戏,会主和会脚抱有不同心态。就会员而言,诱人的是第一年,仅仅1.16万元钱就可化为10.8万元.这种获利程度是任何金融家和企业家都无法办到的。而正是这第一年,却隐含着巨大的金融陷阱,即:会主要使用魔法把1.16万元变成10.8万元.而除了游戏以外的任何道路都不可能有如此魔力,只能从游戏本身来解决这个问题,即会主为了解决第一年付出的巨大款项,只能用滚雪球的办法来发展新会员,把新会员的钱付给老会员,会员抬会主,新会员抬老会员,逐渐发展到一个会抬另一个会,这个会套那个会,互相交叉。第一个人会的会脚的利息在第二个月,已达到1.8万元(连同第一个月),即使以本偿还,尚欠6400元,吸收新会员则是唯一的解决办法,且必须在支付第一个会脚利息的第一个月开始吸收第二批会员。数目还必须超过2名,因为到第二个,会主首先支付第一会脚的第二个9000元,在扣除9000元后,余下2600元(11600-9000),尚短缺6400元。而第二批会员也面临着收息,因此第二批会员费必须超过1.8万元,扣去154万元(18000-2600),则必须有三名新会脚。以此类推,第三批会员至少有7名会脚才能维持一个会的存在。据测算,这样的抬会要维持下去,到第6个月,必须扩大到22个会脚,到第12个月,要发展到691名会员,到第18个月,要发展到20883个会员,按几何级数扩大的新会脚,必须不断地发展下去,才 能支撑这个空中楼阁。然而,抬会这个金字塔形组织要运转下去,必须有两个前提:一是社会要有无数的新会脚,且个个腰包鼓鼓;二是每个人诚实可信,信守按时照协议支付利息,到期付款;稍有偏差,那么这个庞大的组织会在瞬间倒塌下来。而事实是,倒塌只是时间长短而已,有无数的新会脚本身就是不现实的。因此,抬会的结果无法逃脱崩溃的命运。

3.乐清抬会特点与形成原因

贪婪和恐惧是市场经济的双胞胎,作为市场经济发育最早和相对成熟的乐清,人们在市场逐利中的表现同样脱离不了这两种心理,抬会前后的民众心理变化表明市场经济还有待进一步完善。作为以民间“合会”面目出现的金融投机活动,乐清抬会具有以下特点:一是会主本身无自有资金,均属“皮包商”,利用会脚资金达到“发财”目的。二是以超高利率为诱饵,资金投向完全脱离生产和流通。三是“抬会”以连锁累进形式发展会脚,不断扩大规模,靠以会养会、以会保会维持局面。“抬会”从借贷关系上看来是存贷交替,本息混合,但会主从会脚收入的会款与会主后10个月(或后12个月)应付会脚的本息永远是不可能平衡的,只能以发展会脚扩大规模来应付“逆差”。四是会主与会脚组合,单线联系,并以妇女为主体。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与发展,趋利动机必将驱逐合会的互助初衷,也就是说,在法律和理性缺失的状态中,合会的善之花会结出抬会的恶之果。其实.1985—1986年乐清抬会在大规模倒会发生之前存在着很多的征兆。比如当地的合会利率越来越高,新会会期越来越短,甚至发生了天天会,一些单个合会出现倒会或者临时性支付危机。这些其实都是可以采取对策及时化解的,至少可以把风险控制到最低程度。从温州民间融资的总体历史进程看,发生过抬会倒会之后的地区,类似的金融诈骗再也没有重演,这表明了投资者的理性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换言之,市场经济的逐利性除了资源配置高度灵活外,其诈骗行为也必将滋生。除了法律相应的震慑外,普及金融知识,提高甄别能力,最大限度地发挥投资者的理性能力,是化解抬会的最有效方式。

不过,尽管抬会的恶之果让许多人受害,但从合会的初始形式、组织结构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合会将自由竟标过程与程序、竞争性利率决定、自愿性合作、大众参与、信任等因素实现了有机结合,是一种很有效率、活力与竞争力的非正式金融制度安排。合会具有以关系型信用为基础的特点,较好地利用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信息资源,使民间金融具有一套内在的、“天然”的保护机制,使温州人之间的生意往来注重信用和共同致富,也成为块状经济崛起的内在动力以及当前温州炒房团、炒煤团的内在合力。另外,融进资金的会主普遍记得使用对方资金所欠下的“人情债”,也就是说,民间金融具有隐性利息,这也致使温州人之间格外注重人情关系。从经济发展逻辑看,合会及其衍生的民间金融,满足了小企业或是微小企业的资金需求。从金融发展的角度看.无论民间金融还是官方、半官方金融,其供给都需要面向需求,作为合会形式的金融供给越贴近小企业、微小企业,其信息对称性就越高,信息优势和成本优势就越大。可以说,以合会为案例的中国民间金融组织在对分散的农户提供金融服务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只要合理加以规范和引导,使其良性运转,其解决小企业和微小企业的贷款难问题起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长期以来,民间金融在中国一直作为金融领域的灰色地带而存在。它之所以被归人灰色,除了没有正规金融的规范和透明外,也和中国的计划经济意识有关。在道义上矮化民间金融后,贷款难问题将大量小型民营企业扼杀于萌芽,导致市场经济中最为宝贵的创业精神遭到了打击。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开始,外贸这匹马车的失足使政府开始意识到拉动内需是抗御风险的最佳方式。内需启动的前提是民众收入的增加,而单靠全球产业链中的低端制造加工显然已不能使民众真正富裕。民众收入增加的最有效办法就是提高民众的创业意识,促进民众的创业能力。从2008年开始,各国有银行配合国家拉动内需的政策号召,纷纷设立中小企业的服务部门,但注重抵押而非信用的风险控制机制无法满足量大面广、缺少资产的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中小企业融资难其实也是个国际性难题,被称为“麦克米伦缺口”,这个缺口只有靠民间金融来填补。国际金融公司对北京、成都和温州等600多家私营企业的调查表明,民间金融市场是中小企业外源融资的最大来源。在温州等经济发达地区,几乎所有的中小企业在创立阶段都是通过民间借贷来解决资金缺口问题的。

所以,民间金融亟待重新认识。当前的合会尚有许多减少金融风险的空间,基本上不需要对合会作特别的规范,但是政府可以加强宣传合会风险,并通过检测合会的发展趋势,适时提出预警,控制交易风险,防止其发展成为“乐清抬会”。政府可以承认一般合会的合法性,但为了适当减少合会的金融风险,可以从法律角度对其运作作一些限制性规定。比如台湾把合会写人民法,规定合会的运作框架,对其传统上容易导致金融风险的部分内容作了限制性规定,从而使得合会成为一种低风险的民间理财工具和金融服务工具,同时又维护了合会的运作空间。可见,只要有效地汲取民间金融天然的信用机制和契约精神,规范合理地引导到市场秩序中,就可以使其成为国有金融体系的有益补充。

演化经济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西方企业理论;现代企业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

中图分类号:F0-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096(2011)06-0003-06

企业是现代经济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促进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增加就业机会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承担着非常重要的社会经济功能。近几十年来,企业逐渐成为经济学、管理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热点,形成不同的企业理论流派,并不同程度地推动企业理论体系趋于完善。西方企业理论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并不长,但是发展速度非常快,这是与西方企业界的实践紧密相连的。

现代企业理论体系的构建始于20世纪30年代,对理论研究的盛行则主要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现代企业理论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交易成本理论为源头的主流企业理论;另一类是在对主流企业理论的质疑和批判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非主流企业理论[1],两者在逻辑和运行机制上都存在矛盾。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外学者对企业理论的发展过程从不同的角度做了研究,发表了大量文献。比如杨小凯[2]发表的《企业理论的新发展》,唐海滨[3]发表的《西方企业理论的发展》,较为详细地阐述了自Coase在1937年的经典到90年代初期间企业理论的发展。近些年来,企业理论又有了较大的发展。

一、新古典企业理论

19世纪末形成的新古典经济学中,企业理论是它的核心,称为新古典企业理论。假定企业生产的商品是无差异的,投入和产出是在现场完成的,技术被假定是外生的,并假设企业是完全理性的[4]。以这些假定条件为前提,把企业看做一个生产函数,从外部研究企业的投入产出关系,用最优决策进行生产分析。企业内部被当做一个利润最大化的转换工具,被称为“黑匣子”,一端是投入要素如资本、劳动和土地等的输入,另一端是产品和劳务的输出。

新古典经济学对企业的研究主要是通过将企业看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决策主体来研究的。凡勃伦虽然揭示了企业的基本活动和目标是增加财富,但仍然将企业置于生产过程之中。因此,新古典企业理论实际上不是真正的企业理论,它没有就企业的一些基本问题给出解答,比如企业为什么会出现,企业的本质是什么,企业的规模如何决定,企业内部如何运行,以及企业是选择生产还是从外部市场购买等问题。Coase对新古典理论的批判是:新古典环境下的企业理论只是一种研究要素最优组合的生产理论,而不是企业理论[5]。

二、现代企业理论演进

关于现代企业理论,本文从交易成本、团队生产和委托三个方面对现代企业的发展演化进行综述。

(一)交易成本理论

1. Coase理论

1937年Coase发表了经典文献《企业的本质》,标志着现代企业理论的诞生。Coase首次指出“当资源的导向依赖于企业家时,由一些关系系统构成的企业就开始出现了” [6]。企业的显著特征是价格机制的替代物,其原因在于利用价格机制是有成本的。 Coase将交易费用概念引入经济分析,为西方微观经济学的发展开创了一个全新的领域。正是Coase建立的经济分析法体系在把交易作为基本单位后,才把研究对象转移到企业这个主要经济组织体制上来,建立起交易成本学说[2]。

Coase的交易费用理论修正了新古典经济学假定,即交易不存在摩擦和成本,也就没有交易费用这一概念。现实中市场价格机制的运作是有摩擦和成本的,这个成本就是价格发现的成本。什么是企业?对于这一基本问题,Coase认为,企业是通过“权威”和“命令”来配置资源和协调经济活动的一种组织形式,市场通过企业协调经济活动,企业的出现是一种协调机制对另一种协调机制的替代。如果某种交易在市场上完成的费用大于在企业内完成的费用,那么交易就会在企业内完成。因此,企业的本质是市场机制的替代物。

关于企业的规模问题,Coase借用了交易成本法做了分析。节约交易费用是企业发展的动力,交易成本和组织成本的相对大小,是决定企业规模的主要因素,其约束条件是一个企业将扩大到某种交易在市场上完成的费用等于在企业内完成的费用,或等于另立一家企业的成本。根据Coase的理论,市场发达程度越高,在市场上的交易成本就越小,企业越是难以发展。从企业成长这一角度看,Coase的企业理论存在缺陷。之后几十年间对企业纵向横向一体化扩张的分析络绎不绝,最著名的有Williamson的资产专用性分析和套牢问题[7],Hart的核心资产和剩余控制权概念[8]。

Coase的企业理论可概括为:交易是经济活动的基本分析单位,比较制度分析法是基本分析方法,交易方式的选择是为了交易成本最小化。由此形成现代企业理论的基本假定是:在市场上所观察到的契约形式,无论是明显的,还是隐含的,都可以看做是在给定信息制约条件下,使专业化了的生产要素间的交易费用极小化的某种反映[3]。

Coase对企业理论研究的开创性贡献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才开始引起广泛的关注,70年代以后的企业理论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Coase交易成本思想的影响。形成了两个分支:一是Williamson借鉴有限理性假定,假定人具有机会主义倾向,提出了资产专用性理论,证明事前的合约是不完全的[7];二是Cheung[9]和杨小凯[10]发展的间接定价理论,认为市场和企业是资源配置的两种可以互相替代的手段,企业的功能在于节约交易费用。

2. 资产专用性理论

Williamson是交易费用经济学理论的集大成者,是Coase理论发展的主要贡献者之一。他发展和完善了Coase理论并形成严密的体系,在企业与市场替代关系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Williamson将交易分为三个维度:资产专用性、交易发生的频率和交易的不确定性。资产专用性是在不牺牲生产价值的条件下,资产可用于不同用途和由不同使用者利用的程度[7]。具体来说,专用性资产是为支撑某种交易而进行的耐久性投资,它一旦形成,投资于某一领域,就会锁定在一种特定形态上,若再他用,其价值就会贬值。资产专用性的范围包括场地、物质资产、人力资产、专项资产、品牌资产以及临时性资产等的专用性。

在其后的研究中,Williamson又对资产专用性概念做出了进一步的说明,认为资产专用性是资产交易的专用性,它与沉没成本有关,这种专用性实质上是一种套牢效益,它只有在不完全合约的背景下才会表现出来,因此,企业为了降低交易成本,纵向一体化扩张就是必然的。企业专用性投资的增加,由于敲竹杠的缘故会增加市场交易成本,进而会增加纵向一体化的可能性[11]。企业的纵向一体化,能有效避免市场交易中的敲竹杆现象,从而节约交易费用。

Williamson之后,资产专用性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Alchian和Demsetz从资产专用性出发,推导出可占用性准租的概念[11]。Grossman和Hart从不完全合约出发,指出一体化水平取决于当事人控制专用性资产的程度,剩余控制权是企业所有权结构的核心内容[12]。Hart 和Moore承袭1986年的研究,讨论了企业内部与企业之间的交易区别问题,研究的焦点落在一体化发生时的所有权变化对资产专用性投资的效率问题[8]。Dow的模型建立在合约的不完全性和资产专用性的基础上,对资本雇佣劳动命题进行了论证[13]。Blair[14]对Dow的模型提出了质疑,认为企业是一种特型实物资本与特型人力资本联合专业化资产的运用,由此拓展出了利益相关者理论。

综上所述,资产专用性理论的核心思想都是在不完全合约的背景下,为保护专用性资产投资者免受机会主义行为困扰,从而使交易成本最小化,让专用性资产所有者拥有企业所有权,确保企业合约的效率,强调了非人力资本的专用性。

3. 间接定价理论

间接定价理论模型是由张五常、杨小凯和黄有光在对Coase企业理论独特性的理解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张五常在1983年发表的论文中指出,企业并不是为取代市场而设立,而仅仅是用要素市场的契约取代产品市场的契约,使用企业内部的剩余权力的间接定价方式替代市场上的直接定价方式。企业与市场的区别和替代变成了产品市场与要素市场的区别和替代。

杨小凯和黄有光基于Coase和张五常的思想,借助消费者―生产者、专业化经济和交易成本这三方面因素,建立了一个关于企业一般化均衡的契约模型,模型的突出之处是把企业所有权的内部结构与定价成本相联系,同时把企业的均衡组织形式与交易效率相联系。管理者对剩余的索取权体现了管理服务的间接价格。

(二)团队生产理论

大部分交易费用经济学将研究重点放在对市场和企业(纵向一体化)的选择上,而以 Alchian和Demsetz为先导的理论更关注于企业内部结构(横向一体化)的问题,他们在1972年发表了论文《生产、 信息费用与经济组织》, 提出了团队生产理论。 Alchian和Demsetz并不认同Coase理论,认为企业并不是以权威或命令控制下的长期劳动雇佣契约关系,而是生产的团队和以“中心签约人”为中心的一组契约[11]。产品生产过程中生产要素的投入不是简单的组合,产品也不是由各个生产要素简单地相加,生产要素归属于不同的成员,并指出团队生产中主要面临着计量和监督两个问题。

团队生产理论将企业的分析深入到了企业成员之间的合同关系,认识到了企业成员合作的行为性质并分析了企业内部的激励结构问题,提出了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问题。理论主要包括团队生产中的计量问题、组织安排、信息结构、权力安排和报酬制度等问题。对于许多工作来说,计量问题无法解决,就会导致团队成员 “偷懒”,因此需要设立一个监督者,将剩余索取权交给他,以保证监督的积极性。于是,企业家出现了,企业也随之产生。

团队生产理论经常被用来证明“资本雇佣劳动”的命题。Holmstrom和Tirole《企业理论》(1982)一文的综述中进一步强调了剩余索取权在解决企业激励问题的重要性[15]。将剩余索取权赋予要素所有者,由于资本比劳动贡献更难预测,因此,应该是物质资本所有者拥有企业。张维迎进一步指出,应该将企业所有权赋予团队生产中作用最重要的要素所有者,在企业中具备这个特征的要素是资本家才能[16]。而张五常并不认同这个观点,他认为偷懒和理性是重复的,计量和监督问题本身就是信息成本问题,而信息成本是交易成本的一个重要部分[17]。团队生产理论只从生产的角度谈论企业,对企业存在的解释并不完全。

(三)委托理论

随着现代企业组织结构的变化,Spence和Zeckhauser、Ross、张维迎、Mirrlees以及Holmstrom[18-21]等以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为前提,创立了委托理论。Arrow指出,委托关系之间是一种更复杂的函数关系。委托人事先确定一种报酬机制,激励人尽职尽责。人据此选择自己的行为,以求的自己福利的最大化。当存在隐蔽和专有知识时,可以通过选择一种合适的报酬方式,无限接近帕累托最优[22]。

委托的中心任务是研究在利益冲突和信息不对称的环境下,委托人如何设计最优契约激励人。委托理论把成本引入企业理论,透视更加多变的企业权力结构,考虑了委托人和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和激励问题,研究了产权、与企业的关系,提出了一套理论和方法以指导委托者设计最优的激励方案,对人的外部激励与约束变成自我激励,使人为委托人效用最大化的目标而工作,以避免损害委托人利益的行为,并达到双赢的效果。

委托理论是建立在完全合同基础上的,它对于企业本质和边界等基本问题不能做出解答。另外,这只是一个局部均衡模型,在企业的实践指导中也有一定的局限。

三、企业理论的最新进展

作为现代企业理论的延伸与发展,利益相关者理论、基于知识的企业理论和企业的社会责任理论使企业的相关研究得到了更进一步的深化。

(一)利益相关者理论

20世纪60年代末,涌现出大量以交易费用、产权理论和委托等概念为核心的研究成果,形成以“股东至上”为主导的主流企业理论。同时,在美国和英国等长期奉行外部控制型公司治理模式的国家里对主流企业理论的质疑和批判中,利益相关者理论逐步产生和发展起来,Penrose和Ansoff进行了开创性研究。Freeman、Blair和Mitchell等致力于完善理论的框架,并在实践中取得了较好的应用效果。Blair[23]认为公司不是简单的实物资产的集合物,而是一种治理和管理者专业化投资的制度安排。利益相关者理论对人力资本的重视契合了知识经济时代“人”的地位提高的趋势,符合企业可持续发展观。

利益相关者理论与传统的股东至上主义的区别在于,所有参与了关系投资的合作者,都是“相关利益者”(见图1所示)。那么,如何界定利益相关者,即谁是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利益相关者的特征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至今还没有得到一致的认同。米切尔对30多种利益相关者的定义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做了归纳和分析[24]。简单地将所有的利益相关者看成一个整体来进行实证分析与应用推广,几乎无法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25]。如果利益相关者本身都界定不清,那么就无法开展基于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的公司治理了[26]。目前,界定利益相关者比较通用的方法是多维细分法和米切尔平分法。

虽然利益相关者理论起源较早,但迄今为止,理论尚不成熟,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在加强自身理论体系的建设之外,还要注重实践运用。今后在理论的探索研究中,在以下几个方面有待进一步完善:明确利益相关者理论内涵的界定和分类,加强利益相关者理论量化研究,强化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实证研究。

(二)基于知识的企业理论

从 20世纪 90年代早期开始, 一些学者把基于知识的理论应用到企业理论的发展中,以Demsetz的理念为基础,Connor、Kogut和Zander等开始了基于知识的企业理论的讨论, 也有来自Penrose、Arrow和Hayex等学者的知识中心论,Nilson与Winter的演进经济学,Polanyi等认识论的新贡献,使基于资源或知识的发展成为企业理论的首要目标。该理论从知识的角度分析了企业存在和产生的理由,将企业看做知识一体化的制度,其异质性来源于企业在生产过程中的知识积累和知识水平的差异,并指出是企业能力大小决定了企业的边界。

到目前为止,基于知识的企业理论的主要观点有:其一,企业是知识的大仓库,知识是企业理论的核心,企业本质上是一个获取、吸收、利用、共享、保持、转移和创造知识的学习性系统,是一种使知识一体化的制度;其二,知识能给企业创造活力,企业学习和创造知识是企业维持活力的基础;其三,企业对知识的管理既包括对显性知识的管理,也包括对隐形知识的管理,更重要的是对两种知识之间转化过程的管理。

基于知识的企业理论经过多年的发展,已取得了比较丰富的研究成果。但与主流企业理论相比,仍处于发展阶段。理论发展中还存在几个问题:一是缺乏系统的理论研究工具;二是注重了企业生产的一面,忽视了企业交易的一面;三是强调了企业中的认知问题,忽视了企业中的问题。如何认识基于知识的企业理论,怎样在实践中运用这一理论,是今后研究的重要方面。目前在实践中的主要应用领域有企业技术创新、企业的组织设计、企业战略理论的创新以及企业的多元化经营等方面。这些都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三)企业社会责任理论

西方学术界对企业社会责任的争论已经有百余年的历史了,但到目前还没有明确的结果,也没有很明显的学派划分。现代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也叫多元论企业社会责任学派或现代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学派。主要观点是:企业各种利益群体,包括股东、社团、顾客、劳工和员工、各级政府、供应者、资金提供者和其他利益集团所环绕,企业除了要为其股东赚取合理利润外,也应为各有关利益群体履行其应负的社会责任。代表人物是学者Howard,代表作是1953年出版的《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一书。他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是指商人按照社会的目标和价值,向有关政府靠拢、做出相应的决策、采取理想的具体行动的义务”[27]。其他的代表人物主要有Friedman[28]和Carroll[29]等。

20世纪60年代以后,慈善事业、雇佣关系、资源和环境保护以及产品质量责任等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的凸现以及对企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关注,使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讨论逐渐深入,成为西方学术界特别是经济学界的热点问题。企业为什么需要承担社会责任?企业应该在多大程度上承担社会责任?近半个世纪以来,在这个问题上不同学派的观点引导着学术界和企业界人士对于企业的社会功能进行全方位的思考。此外,利益相关者理论对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的深入探讨尤为突出。

(四)其他理论

除上述企业理论外,还有一些学者从不同的侧面阐述了自己的企业理论观点。企业的能力理论强调企业是一个生产性知识和能力的集合[30]。Teece等提出了企业动态能力理论,认为动态能力是指企业整合、建立和重构企业内外部能力以便适应快速变化的环境的能力[31]。Granovetter发表的《弱关系的力量》一文是企业网络理论研究的一篇重要文献,他提出了弱关系力量假设,着重探讨了网络内部的联系纽带[32]。另外,有学者从管理学角度出发的研究成果有,1981年美国管理学家Duchi通过总结日本企业管理经验之后,提出了企业文化概念[33]。为了应对21世纪制造业的挑战,美国在“21世纪制造企业战略”项目中提出了敏捷企业的概念,Rick Dove 是虚拟企业敏捷性思想的奠基人之一。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在90年代有了新发展的企业战略管理理论。此外,还有在全球企业并购浪潮冲击下出现的企业并购理论,以及企业融资理论等。

四、结束语

通过对上述一些有代表性的企业理论的梳理,可以发现,不同历史时期的企业理论虽然视角各异,但是抓住了时代脉络,把握住了时代环境和企业现实,对企业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在理论和实践上具有较好的指导意义。通过从历史的角度审视西方企业理论演化,可以发现在逻辑上经历了一个 “批判―发展―批判”的辩证螺旋式发展过程。

新古典经济学将企业看做是一个生产函数,目标是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Coase的交易费用理论修正了新古典经济学中交易过程不存在摩擦和成本的假定。在继承与批判Coase理论的过程中,涌现出了不同理论学派,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各自的观点,比如交易费用企业理论、资产专用性理论、间接定价理论、团队生产理论和委托理论等,构成主流企业理论。Coase理论强调契约与企业家权威的关系, Alchian和Demsetz突出了契约与团队的思想,委托理论则指出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近年来发展起来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和企业的社会责任理论等非主流企业理论,否定了“股东至上主义”的所有权。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基于知识的企业理论则从企业核心能力的角度出发将知识引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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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化经济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国有产权;转让程序;规范盲点

从2004年2月《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开始实施,到2009年6月颁布《企业国有产权交易操作规则》,国务院国资委相继出台了关于企业国有资产转让的多个文件。2009年11月,北京、上海、天津等主要产权交易机构又对《企业国有产权交易操作规则》进行了细化,并形成了由《受理转让申请操作细则》等12个分则组成的一整套操作细则和实施办法,目前已经基本形成了以规范决策、进场交易、机构选择、信息公开、竞价交易、规范操作、信息统计、监督检查为主要内容,规范企业国有产权有序流转的统一监督制度体系。通过制度建设规范和完善了国有产权转让的程序、进场交易、评估等事项,促进了了国有资本有进有退,合理流动,减少和避免了国有产权转让过程中国有资产的流失,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与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

一、国有产权转让工作程序

根据国资委陆续颁布新的产权管理的制度与办法,国有产权活动,尤其是国有产权转让的操作程序发生了不少变化,简单归纳总结如下:

(一)产权转让申请

产权转让的国有企业向企业主管部门提出要求产权转让的申请,在企业主管部门决定产权转让后向所在国资委提出产权转让的书面申请并报批。

(二)明晰产权、核准资产

1、产权界定

企业向主管部门提出产权界定的书面申请,再由企业的主管部门向所在国资委提出书面申请;国资委向企业主管部门作出批复;国资委指定具有资质的中介机构进行产权界定查证;企业主管部门根据中介机构产权界定查证的结果,向国资委提出产权界定结果确认的请示;国资委对产权界定结果作出确认通知。

2、清产核资

企业成立清产核资工作小组并在企业主管部门的指导下按照国务院国资委的有关规定进行清产核资,也可以委托有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清产核资。

3、财务审计

企业应委托所在国资委指定的有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财务审计。

4、资产评估,评估报告必须经核准或备案

国资委按规定程序选择具有资质的资产评估机构对企业资产进行评估并出具评估报告;企业对本企业的资产评估情况在本企业进行为期十个工作日的公示,并将公示结果报国资委;对符合要求的评估报告,国资委对评估结论进行核准备案,出具核准通知或备案通知书。

(三)产权转让方案的制订、审议和审批

1、产权转让方案的制订。2、企业国有产权转让方案在本企业进行为期七个工作日的公示。3、职工安置方案的审议。4、企业产权转让方案的报批。

(四)出具法律意见书

由律师事务所对企业产权转让方案及产权转让程序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五)产权交易

企业委托有资质的产权交易机构按规定实施为期20个工作日的上网挂牌,在征集到一个受让意向人时,采取协议转让方式转让国有产权;征集到两个以上受让意向人时,采取拍卖、招标或竞价方式确定受让人和受让价格;在确定了受让人和受让价格后,签定产权交易合同。

(六)产权和工商等变更登记。

在产权交割后,由企业或企业主管部门到国资委办理国有产权注销或变动登记手续;企业或企业主管部门到工商、税务、房地产交易部门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并将变更资料交国资委备案。

二、国有产权交易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

随着国有产权的转让在制度方面不断完善,操作方面更加规范,国有企业出让和受让产权成交金额持续增长,企业国有产权交易作为产权市场主力,推动近年产权交易量大幅增长。但是从实践的角度和产权转让操作的过程来看,仍存在一些需要规范或者进一步明确的问题,在此进行特思考和探讨。

(一)“优先购买权”待统一规定

《公司法》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国有资产法》规定,除国家规定可以直接协议转让外,国有资产转让应当在依法设立的产权交易场所公开进行。

这样,国有股权挂牌转让就碰到了目前为止各产权交易机构仍未妥善解决的如何行使优先够买权的问题。如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要求未放弃优先购买权的股东,必须进场参与摘牌竞价,并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购买权;而北京产权交易所规定,其他股东未放弃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在确定受让方和交易条件后,转让方应在签订产权交易合同前,按照《公司法》规定的程序征求其他股东的意见。在不久前,几家产权交易机构联合颁布的《企业国有产权交易操作规则》中的《组织交易签约操作细则》,也只是笼统地提到“涉及标的企业其他股东在同等条件下行使优先购买权的,交易机构应当为标的企业其他股东在场内行使权利提供相关服务及制度保障”,回避了如何行使优先受让权的问题。

如果行使优先购买权的股东不参与竟价,而最终挂牌征集到的受让方不管是一名还是多名,由于原来有优先收购权的股东的存在,缺少了可能的竞争对手,因此无法通过竞价形成合理的市场价格。

我们可以预见,这个法律障碍可能对国有产权交易产生一定的影响,建议相关部门应尽快出台“对国有产权转让过程中优先购买权如何行使”的统一规定。

(二)少量产权转让应降低成本

目前,产权交易的外部成本主要包括:专项审计、资产评估、产权交易费用以及其他一些相关的费用。出于一般情况,产权评估运用的是整体评估的方法,专顶审计和资产评估费用与资产总额相关,产权交易费用与交易金额相关,而且专项审计费用和资产评估费用一般情况下是由委托方承担的。

假设这样一种情形:某公司(属于国有企业或国有控股企业)欲转让在一大型非上市非金融类公司(注册资本为100亿)的1000元出资,按照规定需要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和资产评估事务所对该大型公司进行评估。一般情况下,费用肯定远远高于收入,该公司就不愿转让这部分出资,这样就不利于产权的流动和资产重组。

建议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应明确金额和股权比例限制,豁免少量股权的转让程序,促进少量股权的流通。

(三)国有控股企业股权内部转移

《企业国有产权无偿划转管理暂行办法》规定:企业国有产权在政府机构、事业单位、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之间可以无偿划转。这样国有独资企业内部资产重组的交易成本将大大降低。

但是,对国有控股企业来说情况就不一样了,即使是企业内部从全资子公司转移股权到自己名下或另一全资子公司,由于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可以遵循,只能按照有关规定进行专项审计、资产评怙以及进场挂牌交易,增加了交易的时间和费用。

因此,也建议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应明确金额和股权比例限制,豁免少量股权的转让程序,促进少量股权的流通。

(四)国有产权转让定价

根据《企业国有产权交易操作规则》的规定,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的挂牌价一般情况下不得低于资产评估结果,这样就带来了一个定价的问题。

在采用成本法的评估结论时,资产评估结果中一般包括企业在评估基准日的未分配利润(一般情况下该部分利润应该归原股东所有),这样就导致挂牌价格要高于实际的评估价值。在评估报告采用收益现值法的评估结果时,因为企业股东权益的评估价值中包含非经营资产的价值,同样也存在这个问题。再退一步,即使产权交易机构能同意未分配利润归受让方所有,但由于税法规定一般情况下,从被投资企业分得的利润无需再交企业所得税,而股权转让的投资收益需要缴纳企业所得税,增加了出让方的税负。

建议产权交易机构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同意对(下转第176页)(上接第161页)价格进行调整,以减轻出让方的税负。

(五)产权交易挂牌时限

根据产权交易的相关规定,一般情况对所有企业产权转让的挂牌时间不少于20个工作日,对于出让方而言,这可能是个相当长的时间。但是,对于意向受让方而言,这个时问显然太短,因为一般情况下意向受让方需要进行尽职调查,内部需要通过决策程序,尤其是针对标的金额比较大的产权,因此,这么短的时间不利于形成公平的市场价格。

建议国有资产监管机构对于标的金额较大的产权交易应该规定适当延长挂牌时间,并在挂牌时提供更为详细的资料以吸引更多的意向受让方,使转让价格更接近实际市场价值。

三、结论

建立现代企业产权制度,对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具有重要意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权本身具有商品属性,是商品就应该流通交易,国有产权交易转让制度的建立是国有产权管理制度创新的重大举措,其核心是使得国有产权交易通过市场方式,在更大范围发现买主、发现价格、促进产权顺畅流转和资源整合,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随着国企改革的深化,各项国有产权法规制度逐渐完善,不必要的产权交易障碍和成本会减少甚至消除,而国有资本在各个领域中也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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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化经济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 经济与环境;关系;协调发展;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中图分类号 F062.2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2)02-0119-06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02.019

经济发展对环境变化起主导作用,环境是经济的基础和制约条件,二者相辅相成。工业革命之后,经济的高速增长消耗了大量自然资源,环境质量急剧恶化,更使得环境对经济发展的支持能力下降,甚至制约了经济发展[1],经济增长与环境关系的争论由此而展开。

1 经济与环境关系研究起源及演变

1.1 国外研究背景与理论基础

国外关于经济与环境关系的研究始于20世纪中叶。1950年前后相继出现的“公害”事件,导致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质量下降[2],1962年,《寂静的春天》一书指出了农药对环境污染造成损害的长期性和严重性,使人类开始意识到生态环境的重要性[3]。

环境经济学产生及其思想基础。1970年,环境经济学在西方兴起,其根本思想和理论是源于福利经济学派的“资源稀缺论”和“效用价值论”[1]。Pigou引申出最优资源配置。1973年,Mishan提出满足(Satiation)论点[4],认为进一步的经济增长不会带来国民实质性的福利增加。却可能导致人类健康的负效应。Daly[5]认为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将会耗尽自然资源,对环境产生污染。Roegen[6]认为解决经济与环境矛盾的出路在于使用清洁技术。

1980年,酸雨和温室效应已成为全球性问题,控制工业生产所造成的环境污染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Beckmann[7]认为如果采取适当的手段可减缓或者消除污染的影响。Sibert[8]认为环境对于污染物的容纳能力是一常量,仅当污染物积累量超过某一阈值时,才可能制约经济发展。

一系列的文件出台,积极保护环境。1987年,联合国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发表了《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1992年,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21世纪议程》等重要文件[3]。

1.2 我国经济与环境关系发展研究

我国国内学者对经济与环境的关系理论研究始于1970年,目前基本上还处于跟踪国外研究阶段。1973年,我国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工作会议。1978年诞生了第一篇环境经济论文――《应当迅速开展环境经济学的研究》。1979年成立了中国环境科学学会。从1980-1987年,举行了10次以上的环境经济学术会议,就环境经济学的性质、对象、任务及基本理论和应用方法,大大推动了我国环境经济学的建立、研究和发展。

在20多年的时间里,我国环境经济学的研究从无到有,从分散研究到整个学科构造的研究,从理论到应用研究,都产生了一大批可喜成果,出版了一系列环境经济学译著[1, 9]。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陆续出版了一批环境经济学教科书[10-11],2000年之后,出版的著作不断增加,研究角度日益多样化。

2 经济与环境发展协调发展研究

经济发展与环境协调发展的特点主要有3个:①协调发展目标具有相对性[12],经济与环境之间的协调发展存在于特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条件下。②协调发展具有可控性,在遵循协调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可运用科学技术,采取各种经济措施和宏观手段等,对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进行调控。③协调发展具有相对稳定性和动态性,当经济系统与环境系统内外的条件变化超过系统承载力时,原有的协调状态被打破,系统会在新的条件下建立新的平衡。

经济发展与环境协调发展主要有4种结构:①结构协调[13],指使经济子系统与环境子系统间、子系统内部各要素间按一定数量和结构组成的具有一定结构和功能的有机整体。②层次协调,指经济子系统内部与环境子系统内部在微观层次上及二者组成的大系统在宏观层次上的协调统一。③时间协调,指经济发展与环境建设的协调发展是从协调、不协调到协调的周期过程。④空间协调,指经济发展与环境建设在不同区域、不同部门的有机组合[14],要注重各个空间分异和空间集聚现象。

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研究形式有3种:①

单独研究经济系统,即从纯经济学的角度只考虑经济系统内部的协调。这种观点以物质资料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规律为研究对象,以经济增长为中心,而不考虑生态环境影响。

②从环境学角度研究经济与环境的协调。此观点强调要保护生态环境,实现零经济增长,有些学者甚至提出“环境保护第一主义”等观点。③从系统论的角度出发研究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前两种观点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第三种观点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两个子系统,认为两个子系统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3 经济与环境关系的实证研究

3.1 多种经典模型的应用研究

第一,投入产出模型。1960s后期,一些学者将Leontief的投入产出模型应用于经济行为和环境相关性的研究[15]。1970年初期,Leontief[16]发展了投入产出的应用。1974年,Hartog与Houweling[17]第一次在投入产出模型中考虑了所有工业污染物。1980年,Hetteling[18]利用投入产出模型中分析了电力、石油、煤等能源组成对于环境与经济的影响。Yuan等[19]利用投入产出模型分析了在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下,中国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的关系。

第二,非线性的扩展型生产函数。1970年,能源危机推动了对生产函数方法的进一步研究开展。1980年,Depotakis与Fisher[20]依据所代表的工业结构,提出通用平衡模型,Oliveira等[21]建立了经济―能源―环境复合模型。

第三,新古典经济模型的多种改进。①1970年出现了包含污染环境因素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其中以Keeler等[22]研究最为典型。②1990年之后,一些学者逐渐将环境作为主要要素。如Lopez[23]发现只有确保私人对环境存量投资时,森林砍伐或更一般的环境恶化才会随经济增长而下降。③经济增长与环境恶化的内生增长模型。内生增长理论以Romer[24]等为代表。Gradus与Smulders[25]通过扩展Barro的简单AK模型来研究环境污染与经济持续增长问题。④John与Pecchenino建立了一个跨期叠代模型[26],明确考虑了代际公平问题。

第四,其他模型的具体实证研究。经济与环境关系的应用模型在总结中不断发展,许多综合性模型不断涌现。主要有系统方法利用物质流分析(SFA)[27]、系统动力模型[28]、能量守恒模型[29]等。

3.2 经济与环境协调的主要研究形式

3.2.1 以协调发展指标进行的定量计算

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指标主要有经济指标、生态环境指标、社会发展指标3类;也有大众使用的高层指标、政策制定者使用的中层指标和科学研究者使用的基层指标[30]3类。

利用协调发展指标进行经济与环境关系研究的案例主要有:①模型的建立与创新。主要有可持续发展的差别模型[31],经济与环境协调的标准及辅助模型[32],灰色系统GM(1,1)模型[33],协调度模型[34],DEA聚类分析方法[35],动态耦合研究[36]、遥感与GIS技术[37]的利用等。②对于区域经济与环境协调进行研究。如吴玉萍对[38]北京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环境污染水平进行了测度。

3.2.2 以环境承载力评判区域经济与环境的关系

环境承载力研究具体包括2类:①针对具体区域进行的环境承载力研究。Zhu等[39]研究了海河流域周边不同地区基于水资源的生态环境承载力问题。谢高地等[40]证明了我国部分地区水资源人口承载能力严重超载、土地的人口承载力略有剩余、石油能源承载力明显不足,总体上我国人口和经济发展还没有超出自然资源的承载力限度。②根据环境承载力进行的拓展性研究。Brown等[41]认为马尔代夫和尼泊尔两国环境对当地社区的影响可能远超过所谓的承载能力范围。Cao等[42]认为中国的经济与环境的矛盾必须通过技术、社会制度等共同解决。

3.3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一直是研究热点

3.3.1 EKC的主要研究内容

围绕EKC假设进行的研究主要包括2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对EKC从不同角度进行理论或政策解释,主要包括5个方面:①经济增长主要通过规模、技术和结构效应影响环境质量。②环境质量需求具有弹性。经济增长会增加对环境质量的关注,从而引起结构变化,以提高环境质量。③国际贸易解释。其中替代假设是指发达国家通过国际贸易,把重污染工业转移到欠发达国家;污染天堂假设是指发达国家通过跨国公司把较高污染经济活动转移到环境管制标准较低的欠发达国家[43]。④规制理论解释。包括建立正式或非正式的环境管理制度;或是对自然资源或能源建立明晰的产权制度。⑤市场机制解释。其中价格作用就是通过提高自然资源价格使得经济活动能自动减少自然资源的消耗;市场参与者作用就是通过市场参与者环境意识增强,使得经济活动减排。

二是实证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间演进是否存在EKC假设。学者们对欧美发达国家的大部分实证研究表明,环境与经济增长间存在EKC假设,但部分发展中国家或西方发达国家及地区环境与经济增长间并不存在EKC假设,环境质量指标与收入间关系表现为其他形状曲线如S、N等,即使存在倒U曲线但转折点的位置也不相同[44]。我国学者也对多个研究区域进行了EKC的检测,并根据我国实际情况进行了EKC的修正和经验分析。总体上,环境压力指标和经济增长指标(收入)之间主要存有4种关系:倒U形关系、同步关系、U形关系和N形关系[45]。

3.3.2 EKC研究的指标与模型选取问题

EKC研究的指标选取存在计量经济研究的通病――主观性差异[46]。1997年,Ekins[47]指出:即使对同样的污染物指标选取应该尽量全面化、代表化和针对化。如“经济―环境―社会”大系统中,主张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研究拓展至“社会环境库兹涅茨曲线”(Society Environment Kuznets Curve,SEKC)。再如,EKC涉及的收入指标为人均收入,Stern等认为收入不是平均分配的,因而应以中值收入水平作为变量,而非平均收入水平[47];EKC涉及的环境指标一般以污染指标显示,Tisdell提出污染密度比总污染更具有意义[48],因为其升降更能体现经济增长过程中污染变动的全面情况。

3.3.3 EKC模型的应用

在实证研究中以经济指标为自变量的环境指标函数称为EKC的拟合模型[49]。最早的EKC拟合模型是简单的二次多项式,还有三次函数模型。David stern基于在不同国家或地区收入弹性相同的假设,提出标准的EKC回归方程:

ln(E/P)it=ai+γt+βiln(GDP/P)it+β2(ln(GDP/P)it)2+εit

其中,E是排放量,P是人口数量,前两项参数是随着国家或地区i和年份变化的,这个方程一般用面板数据,但也可用时间序列数据的。在国内外的实证研究中,用到最多的是三次函数的拟合模型。但是由于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情况不同,应用多种形式

对EKC曲线

进行回归分析。不同的计量模型的控制参数选择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EKC曲线的细节,具体表现在顶点的高低、顶点出现的早晚和长时期内的波动。

3.3.4 我国关于EKC的研究特点

我国国内对于EKC研究的特点主要包括[50]:①对大气环境中主要污染物指标做了实证性研究,但较多只是从排放量上做了探讨,对生态破坏几乎没有做过研究。②对浓度的研究大部分可以服从倒U的结论,但是拐点相差较大;而对排放量的研究,除了城市垃圾在部分案例中能得到倒U的结论外,基本上都得不到EKC结论,而是处于上升阶段。③由于受到时间序列数据的限制,使用数据的时间段较短,最长23年,部分学者使用指数函数或内插函数来扩充样本数量。④早期研究案例使用的方法较单一,直到最近一两年,才开始使用国际上常用的对数模型(对数二次、三次多项式),并尝试性地加入个别的其他影响因素变量。⑤对空间样本的选择,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和东部省份,对西部省份研究较少。

4 研究述评

对经济与环境关系的研究能够促进交叉学科内容的研究、拓展学科研究领域,同时也有助于更好地指导经济发展和环境建设。对于经济与环境关系的研究已经比较成熟,未来的研究还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1)避开对于经济与环境关系研究的限制。我国的环境监测和统计始于1970s末期甚至更晚,缺乏比较完整的污染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数据。而对多个地区的截面数据,由于统计口径差异等问题,不具备可比性。所以使用数据之前,应该先对数据本身的时空差异性进行分析处理。另外,近年来研究的数据类型大部分是截面数据或典型调查数据,这就意味着把所有国家或地区看成同质的,显然不符合实际情况,虽然用随机效果模型可减少误差,但还是会造成限制[48]。未来的研究在使用模型方面,应积极采用时间序列和横截面相结合的方法,即非经典数据类型的平行数据模型[49]。

(2)注重经济发展与环境建设的动态相互作用。我国对于经济与环境关系的研究大多集中于经济增长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很少考虑生态环境对经济增长的反馈作用。经济发展和环境质量的演变应该从整个系统演化的角度看待两者之间的动态作用关系,注重现状格局与过程之间的影响与反馈关系,并将人文因素或人类活动置于生态系统特征基础上进行评价,而非简单地感性认识。

(3)研究的深入讨论问题。积极对经济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内在发生机理进行理论上的深入探讨和证明。由于经济发展涉及到众多因素,同时,环境质量除受经济活动直接影响外,还受社会各因素的间接影响,如污染企业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即使使用EKC证明了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存在某种关系(如倒U关系),它向我们表明的只是一种既成的事后结果,并没有揭示这种关系背后的作用机制。因此,探寻经济与环境背后作用机制才是更重要、更有实践意义的工作。

(4)关于EKC研究。①生态环境指标拓宽。注重采用不同经济分析方法,选取生态环境和资源方面的指标进行EKC研究[49]。②模型改进。以往的实证研究模型较为单一,EKC横坐标所使用的是相对唯一的指标,而纵坐标所使用的指标有多个。因为经济发展和环境质量关系受到主观和客观多重因素的影响,所以要尽量平衡横纵坐标的指标体系[45]。③注重EKC的内生缺陷。EKC选择的收入指标仅是一个外生变量,因为环境恶化并不减缓生产活动进程,而污染指标所选用的SO2、CO、NO、悬浮物以及一些水污染物等从短期可看作存量污染物,而从长期来看则是流量污染物。由于流量污染物的控制见效快,存量污染物的削减在短期内则难见成效,而且现实中政府一般仅注重削减流量污染,导致经济增长过程中存量污染物一直上升。因此流量污染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下降也不能代表所有污染物的改变。因此,在研究EKC过程中,对于内生、外生变量的考察要更加深入,如构建收入内生化模型[51]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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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Advances and Reviews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Development

HAN Ruiling1,2 TONG Lianjun1 TONG Weiming3 YU Jianhui4

(1. Northeast Institute of Geography and Agroec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hangchun 130012, China;

2. Graduate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3.College of Urhan Eavironrnental Science, Northeast Morman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024, China;

4. China Development Bank Hebei Branch, Shijiazhuang Hebei 050051, China)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development has always been a concern of many studies, and these studies have made much progress both domestic and abroad in recent years. The paper made some discussions about the characteristics, research form of economy and environment’s coupling development. There are 3 empirical researching patterns in analyz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y and environment: firstly, inputoutput model, extended nonlinear production function and neoclassical economic model were applied; secondly, regional economicenvironmental coordinating degree is determined by use of coupling indexes and environmental capacity; thirdly,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is commonly utilized to perform the relationship. In the future,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following points: panel data can be used to reduce restrictions on the lack of environmental data; think highly of interaction between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 and its fundamental mechanisms; broaden the environmental indicators, modify models and change the inner defect to improve the Kuznets research.

演化经济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自发秩序;制度变迁;竞争

本文试图提出如下观点:1、秩序在竞争中产生;2、新秩序(或制度)是行为主体预期在新规则下的收益高于旧规则下才做出改变旧规则的偿试。一旦在新规则下,行为主体的实际收益低于预期收益甚至低于在旧规则下的收益,行为主体就会改变规则,甚至回到旧规则。对新规则的“破坏”来自行为主体自身也可能来自外界的其它因素。3、要维持新规则的正常运行,一方面靠行为主体的可信承诺,另一方面不能有外界的破坏。自身监督或外部监督可能会延长制度的运行时间。

需要强调的是:本文所使用的自发秩序的概念,我们强调的是其自发过程,即它们是如何形成的。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变迁理论是研究制度如何形成和变迁的,因此,自发秩序和制度变迁这两个词在本文中可以交替使用。

全文结构如下:第一部分是对一些已有的重要文献作简要的评述;第二部分是一个真实的案例描述;第三部分是对案例作理论分析;第四部分把理论用来解释一些具体的制度变迁,最后为简单的小结。

简要的文献综述

关于自发秩序的理论,哈耶克作了有力的论证。而关于制度变迁的理论,诺思的观点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了解和认可。制度的变迁理论中,有学者把它分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两种。对于制度的变迁还有一种是演进论的观点。要对这些理论(其著作多不胜数)作全面的评述,是一部厚厚的专著的工作而非本部分所能及的。本文只能挑出部分作者认为重要的论著作简要概述。

(一)自发的与设计的

各种制度的形成是人为设计的还是自发形成的,这一争论由来已久。哈耶克是后者的坚定支持者和重要阐述人之一 ,他在一系列的著作中(哈耶克,1963,1966,1967,1960,1970,1979) 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哈耶克(1967)把人为设计的观点追溯到了古希腊“……不过它的渊源却是一种非常古老的错误的分法,它来自古希腊,至今仍是正确理解理论和社会政策这一具体任务的最大障碍。”(哈耶克,1967,P521)而直到18世纪的弗格森才明确“……它们虽然可归因于人的行为却不可归因于人的设计……”(哈耶克,1967,P522)为什么是自发而非设计的呢?在哈耶克那里,要设计出社会普遍的制度,就要求行动者对所有相关的事实拥有完全的知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而建构论者却认为并非如此,他们的观点影响广泛并使得“现代人已经变得极不愿意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在知识上的构成性局限实是他们不可能经由理性而建构社会整体的一个永恒的障碍”(哈耶克,1973,P12)。因此,在他们看来,多数制度是一些“精英”们通过深思熟虑设计而成。然而这在根本上是错误的,因为,“我们没有能力把深嵌于社会秩序之中的所有资料或数据都收集起来,并把它们拼凑成一个可探知的整体。所有因建构论唯理主义这一知识进路中所产生的‘如此井然有序、如此明晰可见、且如此易懂’的漂亮计划而被它们迷惑住的人们,实是前述‘笼而统之的幻想’的牺牲品,而且他们也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些计划之所以具有表面上的明确性,实是因这些计划的提出者根本无视那些他们不知道的事实所致”(哈耶克,1973,P12)。个人或某些组织都没有办法获得所有的知识。每个人的行为只是根据自己掌握的信息在自己的知识水平下作出的,在个人极大化自己利益的行动中会形成一些共识,使人们能自觉的遵循一系列规则行动,而自发秩序正是“源出于其要素对某些行为规则的遵循”(哈耶克,1973,P63)作为一种整体性的制度,没办法进行设计。而作为行为者的各个个人,如何采取行动至少会在脑子里做一番规划。虽然建构的观点是错误的,但我们在哈耶克的著作中找不到他清清楚楚的说明秩序到底是如何自发形成的(在多篇文章中他都强调自发性)。本文不严格区分是自发的还是设计的,只是要说明不管属于哪种,都是行为者在权衡自身利益下竞争而形成的。

(二)诱致性与强制性

对于制度变迁的理由,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观点。舒尔茨(1968)认为“……人的经济价值的提高产生了对制度的新的需求,一些政治和法律制度就是用来满足这些需求的。”显然,舒尔茨所讲的制度主要是人为设计的具体的制度并非与制度经济学家所持的观点完全一样。而戴维斯和诺斯把制度变迁的原因说得更简单“如果预期的净收益超过预期的成本,一项制度就会被创新。只有当这一条件能被满足时,我们才可望发现在一个社会内改变现有制度和产权结构的企图” (戴维斯、诺思,1979,P274)。任何制度的转变的动机都可以此作为理由进行解释。真实世界里有些制度是有效的变迁而有些却不是,还需要在执行过程中不断的改变。这是典型的诺斯的分析方法,在诺思那里,制度总是朝着能提高效率的方向变迁,即有名的效率假设。以此为核心理论,诺斯(1981)对跨度上万年的经济史作出了解释。

对于制度变迁的具体形式,经济学上有两种著名的分法,一种是以拉坦(1978)为代表的诱致性变迁,一种是以林毅夫(1989)的文章为代表。他把制度变迁明确的分为诱致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拉坦(1978)的框架中包含制度的需求和供给。制度变迁也可由供求关系进行分析“制度变迁可能是由对经济增长相联系的更为有效的制度绩效的需求所引致的,我们还假定,制度变迁可能是关于社会与经济行为、组织与变迁的知识供给进步的结果”(拉坦,1978,P333)。而林毅夫(1989)则首先给出了诱致性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定义,在他那里,“诱致性制度变迁指的是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它由个人或一群(个)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与此相反,强制性制度变迁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和实行”(林毅夫,1989,P384)。显然,诱致性变迁与戴维斯和诺斯(1979)解释制度变迁的理由一致,都是预期有更大的获利机会时,参与主体才主动去推进制度变迁。而强制性变迁好像是各行为主体被迫接受了新制度,而新制度是由政府的法令形式颁布的。中国的自上而下的一系列改革正符合这一理论。但更进一步的思考,政府为什么要制定引起制度变迁的政策?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可以肯定的是政府本身也要考虑利益,同其它的制度变迁的理由一样,只有政府在预期在新制度下的收益增加时才会推动制度的变迁。因为“政府也是十足的经济人或自身效用最大化者,其制度变迁行为的唯一解释就是追求政府自身的效用最大化。本质上与别的制度变迁主体一样,也是受制度变迁所能带来的收益所引诱”(黄少安,1997,P359)。事实上,政府并不是独立于制度参与者之外的,它也是制度中行为主体之一。因此,黄少安的如下观点是正确的“所谓的强制性变迁不过是政府作为一个变迁主体的诱致性变迁而已”(黄少安,1997,P359),因此,在作制度变迁的研究时,用不着特异的将其分为诱致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两种。只是要问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迁和它是如何变迁的,它们都是行为主体在权衡自己的利益时行动的结果。

(三)制度演进论

哈耶克的自发秩序理论具有演进论的特点。因为社会上各个个人的知识是相当分散的,个人甚至一些特殊的研究机构都不可能掌握所有的知识而能设计出有效的制度来,只有各行为主体在行动中通过不断的试错过程逐渐形成一系列的游戏规则,在各要素遵循一定的规则行动时,秩序便形成了。在这些规则中,可以分为内部规则和外部规则。内部规则是社会成员在博弈过程中自发形成的,而外部规则则是一些人为设计的制度。内部规则是具有普遍实用性的,而外部规则的适用范围限于组织内部。制度变迁过程可以看着内部规则与外部规则不断调和的过程。作为外部规则的组织是要遵循内部规则的,但同时也会影响内部规则,甚至转变而成为内部规则。作为受到普遍认可的内部规则的改变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而外部规则的转变则较容易。周业安(2000)通过对一些案例的分析表明中国的整个制度变迁的背后,实质是内部规则的自发演化。但他如下的表达是不太准确的“……动态地看,中国的制度变迁实质上表现为外部规则的不断退出的过程……”(周业安,2000, P10)显然,他在这里把外部规则主要看成政府的行为。政府的行为属于外部规则,但不是外部规则的全部,只能说外部规则的转变是较内部规则快。

李建德(2000)为制度演进理论建立了一个分析框架。在他看来,最稀缺的要素决定一个时期社会最根本的制度(即他称的宪法制度)。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依次经历了氏族社会、纳贡社会、土地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在各个历史时期中,最稀缺的要素分别是劳动、劳动的保护能力、土地和资本。随着人类利益极大化行动的转变,最稀缺的要素会发生变化,而社会制度也会随之而演进。用这一分析框架,李建德(2000)宣称,除了强大的解释力外,更可以对未来社会的发展作出预测。即随着社会普遍的知识水平的提高,资本已经不是最稀缺的要素,取而代之的是知识,知识成了最稀缺的要素,因此,未来社会被他称为“知识主义社会”。这实是一种对制度演进的解释方法,但我们用它来解释具体的制度变迁时,找出那个最稀缺的要素实非易事。我们即使同意他“最稀缺要素决定根本制度”的提法,但在解释这个“最稀缺要素”时是有差异的。任何社会中要素都是非常非常多的,相对于社会运行来说,其中最有优势的那种要素决定根本制度,而不必追问到底哪种要素为最稀缺。这样来看,他的观点和我们是一致的。

案例描述:来自面包车拉客的游戏规则的转变

我所在的学校分南北校区(北区为新投入使用的),每天都有约40辆小面包车拉载学生往返于学校和集市之间。白天随时都有七八辆在校门口等客,为了载到更多的人,司机会使出多种多样的办法:将车停到最佳的位置、吆喝甚至下车拉客。有时还叫上自己家人坐在显眼位置上充当乘车人,然后大喊“车上有人了,来来,上车就走”,真正要乘车的人往往会坐上车里已有人的以便早出发,等到座位快坐满的时候,那个当“托儿”的人又下车再叫上一人。虽然用不同的方式来争取乘客,但却没有车主以降价的方式进行竞争,一元一人的价格好像从来没有降低过。至于乘客,除了有非常非常特殊的事,一般也没有为了让车先发而多出钱的。这种“混乱的”拉客状况一直没有改变。学生出校门乘车总是先看哪辆车上有人,然后才上车。而车主则是见人便招呼或上前拉。司机为了将车停到最方便上客的位置,展示着他们的驾驶技术可谓精彩。但有一段时间,面包车拉客的混乱状况得到了改变。司机很有序的把车排成“一”字停在校门口,最前头的车先开,有客来时,其他车主也不会上前招呼,而是一致的让乘客上最前面的车。第一辆装满人后开走,第二辆再开到先发车的位置,这样依次载客发车。而学生出门乘车再不会遇到拉车现象,一般都到最先开的车上,每人等待的时间也大大的缩短。车主也省了吆喝或抢客。这些无人管理的面包车能自发的形成良好的秩序,令人好奇。多位司机告诉了我他们一致同意这种游戏规则的简单的经过,“我们每天叫客也很累,有时坐车人少,两三个人也要跑一趟。有人提出来这种方法,排前的先开,大家都不抢客,装满就走。我们省得这么累。坐车的也不用等太久,对大家都好”。我问如果有人要拉人怎么办,司机说大家都是熟人,这样做不太好。“那如果坐车人多,开始我排在你后面,但你发车后不久我也发车了,而在路上我开得快,比你先返回,我应排在你的前面还是后面?”“你先到就排在前面”。这种良好的秩序维持了一段时间,后来北校区投入使用了,新增了不少主要跑北区的车。但一般司机是两校区都要去,跑北区的车会路过南区,他们未装满客时常会在南区停一会,叫上几个客人再走。停在南区的面包车司机慢慢开始不再遵守他们先前定下的有序发车的游戏规则了,拉客现象又回来了。

三 案例的理论分析

面包车拉客从无序到有序再到无序的状态,能给我们一些启示:在面包车司机的相互竞争以及司机与乘客间的竞争中,自发的形成了一个大家一致同意的竞争秩序。这种秩序的形成在于每位参与主体预计在新的规则下的获利高于旧规则下的获利水平,当有人提出改变旧规则时便立即得到了积极的响应。假设以πi代表参与主体即司机i每天的获利,Ri(n)代表每天拉n个客人的总收入,Ci则代表司机一天的成本,于是:

πi= Ri(n)- Ci

Ci大小取决于每天面包车往返于学校于集市间的次数,还包括司机为争取更多客人而做的一些如吆喝或拉客的成本。在无序的竞争情况下,司机经常在未载满乘客时发车。显然,每天来回的次数会增加,即Ci较大,假设每天的乘客数量是一定的,即Ri(n)是一个不变的量,故此时πi不会很大。在有序的竞争环境下,每位司机几乎都要当车装满乘客才发车,因此每天跑的次数会下降,以Ci´代表这种规则下司机的成本,即此时Ci´πi。故在新的规则下,每位司机预期的平均获利会上升,因此新规则得以实现。对于每位司机的平均获利会上升,同时,乘客的收益也会增加,这是一个有效的制度安排。但是具体到每位司机的获利,很多人的期望值是不一样的。期望获利与平均获利之间总有区别,期望获利高于平均获利的,他们没有遵守游戏规则的积极性。相反,期望收益低于平均获利水平的,他们乐于遵守新的游戏规则。如果司机采取拉客的战略,Ri(n)与他们拉客的付出成正比例,拉客积极性高的,Ri(n)越大。对一部分司机来说,拉客或让家人充当“托儿”的成本可忽略,他们没有积极性遵守新的游戏规则。显然,这种新的游戏规则本身就存在不稳定性。另外,随着外部的影响,可能会加速这种制度的改变。在本文的案例中,从北院出发的车经过南院时会顺便载走一部分乘客,这使得南院的司机要装满客人,必须等待更长的时间,这会促使他们重新回到那种无序竞争的状态。在新制度下,要使其正常的运行,主要靠的是参与者的自觉遵守。在制度的的建立过程中,参与主体会作出遵守这种规则的承诺,但这种自觉遵守的承诺却是不可信的,参与人的行动免不了进入博弈均衡。尽管参与者之间的博弈是重复博弈并且在可预见的将来还是无限次重复博弈。明显的事实是参与人并没有做出满足无限次重复博弈会遵守承诺的行动来。仅仅靠参与人的信誉不足以认为他们的承诺是可信承诺,在利益趋势下,他们会很容易违反承诺破坏已有的制度。正如诺思和巴里·温加思特(2003)介绍“杰里米·布洛(Jeremy Bullow)和肯尼思·罗格夫(Kenneth Rogoff)认为,重复博弈本身不足以防止违约行为,还需要更复杂的制度安排。” (诺思、巴里·温加思特,2003)在本案例中,司机之间多为熟人,主要靠他们之间的信誉来维持有序的竞争状况。正如司机告诉我的,违反这一规则总是“不好意思”,要打破这规则需要冒“得罪熟人”的险。但在利益上权衡轻重后一些参与人(司机)愿意冒这个险。司机间的这些承诺可能延缓了对有序制度的破坏,但其却不能长期存续。这种靠制度参与者自我维持的制度其实多有这样的特点。如果有一个监督管理的部门来监督制度的运行,即对那些违反规则人给予惩罚,这时制度是否能长期存续下去呢?这要取决于监督和惩罚的力度。比如在中国很多城市,汽车一般不敢闯红灯,而行人过马路闯红灯的却处处都是,就是因为汽车闯红灯都能被抓(拍)到并会受到相应惩罚,而行人却很少被监督和处罚。在一些国家行人不闯红灯,是因为大环境完全不一样,在必须遵守交通规则的理念下,如果有人违规可能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尽管可能不是罚款,却有如朋友对他的不再信任等风险)。本文的案例中,显然没有对司机违规时的明确的惩罚制度,反而对违规者来说还会增加他们的收益,他们的承诺当然不是可信承诺。破坏有序的制度至该制度的瓦解也是自然之事了。

秩序的形成的一个重要力量来源于竞争,在本案例中,除了一方参与人(司机)之间的竞争之外,还有乘客与司机的竞争。在乘客等车太久的情况下,有的会选择骑自行车或步行到途中乘路过的车,这会迫使司机们尽早发车。同时也促使司机内部达成共识即同意按顺序一辆一辆的发车而不过度的争夺乘客资源。这会增加所有面包车每天载客总量,同时减少运送次数而节约成本,乘客则减少等待时间,这种形成有序竞争状态的过程是一个对于总的两方参与人——司机和乘客的帕累托最优改进的过程。

四 理论的应用

诺思和温加斯特(2003)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案例来说明秩序源于竞争的结论。在他们的论文中较详细的描述了英国“光荣革命”后的制度变迁过程。虽然他们也阐述了制度是如何形成的,但他们更重要的侧重点在于证明制度是如何在经济和政治自由中起着必要作用的。用本文观点来解释英国当时的制度变迁过程则是我们所关注的。我们强调秩序源于竞争,英国的制度得以实现,是国王与议会之间竞争的结果。在斯图加特王朝时期,国王的权利是至高无上的。“首先,国王拥有的主要权力就是王室的特权,国王通过它必须公告或皇家法令。这意味着它可以颁布新法律,也就是说它拥有撇开议会的准立法权……,第二,同时具有立法、执法和司法的皇室法庭起着关键的作用,在与特权有关的问题上,皇室法庭必须要做出最终解释,并且能够在特定背景下修改不利于国王的裁决。最后,由于国王亲自负责日常的政府工作,他给法官们发放工资,所以法官们当然乐于为他效劳。”(诺思、温加斯特,2000)显然,在这样牢牢控制执法、立法和司法权的国王,在当时便是无可约束了。在这种掌握不受制约的权利下,国王的一些公然违反法律的行为便会屡屡出现。在斯图亚特王朝掌权初期,公法的执行和公共开支无须经过公共预算程序。而议会的权利很小,在开支和投资决策过程中只可能起很小的作用。诺斯和温加斯特(2003)并没有搜集到斯图亚特王朝的开支的详细资料,但可以肯定的是支出水平非常大,从国王想方设法的增加收入可见一斑。为了增加收入,开辟新税源是其方法的一种;另外便是进行“强制借款”,还款经常是不能按照协议按时还清的;出售垄断权;出卖准男爵爵位头衔等都曾在斯图亚特王朝期间出现。并且在这些具体的操作中,国王往往是不遵守承诺的。在国王权利至上的时期,很多本应受到保护的权利往往遭到损害。因此,一个反对国王的联盟便形成了,他们的目的是保护个人自由、权利和财富。由于反对联盟的公开挑战,英国陷入了内战。战后,反对联盟夺取了政权。但与此,国王的权利并没有被完全废除。在英国国内便有了两股互相抗衡的力量进行竞争。反对联盟掌权后制定了一系列削弱国王权力和保护私人产权的制度。而在光荣革命后,更是建立起了议会至上的政治制度 。议会拥有了绝对权力会不会像国王那样滥用权力呢? 事实证明议会不会像国王那样滥用权力。在议会和国王的竞争中,双方达成了共识:即一方面减少和限制国王的权力;另一方面,议会同意提供充足的税收 。这种制度形成后的直接结果便是私有产权得到了保护。在我们的观点里,英国的的转变不是别的原因,正是国王与反对派之间的竞争形成的。

张维迎和栗树和(1998)的文章对本文的观点有很大的启发作用。但他们只侧重国有企业民营化的制度转变。我们同意他们的基本观点,即地区间的竞争促进了民营化进程。经济学家多数应该相信民营企业是比国有企业更有效率的,仅张维迎就写了多篇论文进行论证(参见张维迎,1999)。他们在文章中表明,中国经济至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增长并非像其他经济学家同意那样是分权化导致的,而正是民营化带来的。中央政府在70年代后期实行分权政策后,地方政府有了更大的管理地方经济的权力。对国有企业实行何种政策来提高其效率,各地进行了不同形式的尝试。地方政府的官员的政治业绩的衡量指标中,当地的经济的高低显然是一个重要的考察项目。地方官员会制定有利于地方经济繁荣的经济政策来使自己的政绩加分,在不同的政策中,民营化才是关键。尽管在一段时期内,民营化是不被允许的,但各地都出现了不同形式的民营化改革。但张维迎和栗树和(1998)只阐述了导致民营化的原因和过程,至于各地方政府的经济政策是否具有连续性,他们的文章中没有涉及。在我看来,这些政策能否持续执行,取决于当地官员对自己在当地的执政时间的预期,如果预期执政时间不长了,则可能采取机会主义的行为。因此,经常会出现地方政府的违法行为。但总体来说,保护私有产权和信守承诺的制度仍然正在形成(现在已正式进入了宪法,当然,仍有不少侵犯私有产权的事情发生,但这种现象会越来越少)。政府官员制定政策的过程是重复博弈的过程。一般来说,继任的官员会延续前任的一些有利的政策。显然,中国的经验支持张-栗的观点,也是本文的一个证据之一。某些制度的改变源于地方政府的竞争,也有一些制度的转变来自于国家间的竞争。国际组织的游戏规则显然出于国家间的竞争。一个有趣的观点来自张五常(1996),他对腐败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同时指出腐败会受到竞争的限制——地方的、全国的和国际间的竞争。各国之间要吸引资金,就必须降低资金在该国的使用成本,减少腐败显然是其中政策之一。各国制定对腐败的控制或反腐败的法律法规。有这方面的原因。通过国与国间的制度竞争,各国会争着制定更好的政策减少腐败,放松管制能达到直接效果。因此,适合经济只有运行的机制便在这良性循环中得以产生。

五 小结

本文对秩序如何自发的产生给予了说明,这是哈耶克没有明确阐述的。秩序的形成或者说制度的转变尽管有诺思的精彩结论,还有其他学者将制度改变分成不同的形成(强制性和诱致性),但严格来说,它们也没有本质的区分。我们不分制度变迁的形式,只是要阐明到底是什么导致制度的变迁或秩序的产生。它们源自于参与主体的竞争。中国的制度转变和创新中,主要是来自于政治家们和专家们的设计。这种设计必然陷入哈耶克所批判的建构论谬误。尽管有些设计的制度会引致中国走向正确的改革道路,但这些制度只是与自发的制度相符合时才出现的,而多数设计出来的制度往往在执行不久后就急需重新改变。一些经济学家的案例研究表明 有些市场上自发形成的制度会促使政策的转变,这些制度的效率往往高于设计的制度。而中国缺少的正是这类自发的制度(出现时也常常得不到认可)。要激励自发的制度的不断出现,所需的并非是要制定多少“有利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政策。是要让社会拥有更充分的竞争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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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1960:《自由秩序原理》(中文) 三联书店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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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少安,1997:《产权经济学导论》 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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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1989:“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中文)见《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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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舒尔茨,1968:“制度与人的经济价值的不断提高”(中文)见《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

V.W.拉坦,1978:“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中文)见《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

张维迎、栗树和,1998:“地区间竞争与中国国有企业的民营化”《经济研究》第12期

张五常,1996:“关于腐败的简单一般均衡理论”(中文)见《经济解释——张五常经济论文选》商务印书馆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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