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落文化论文范文
时间：2023-11-03 10:35:26
村落文化论文篇1
关键词：村落文化；农村；和谐社会；建设
鄞州地处浙东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素以“文教礼仪之邦”著称。是浙江的粮食基地，全区8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由于众多因素，使最原本的农村群众文化的根基——村落文化几经起伏，呈现二极分化的趋势。群众文化根基部分的断裂，阻碍构建鄞州农村和谐社会的步伐，加强村落文化建设，已成为构建鄞州农村和谐社会中急需解决重要课题之一。
一、鄞州区村落文化的现状
鄞州“村落文化”可分为“亚城市近郊村落文化”、“风景旅游、园区开发点村落文化”、“中心集镇点村落文化”、“边远地区农村、山区村落文化”四个层面。
1、亚城市近郊村落文化
鄞州的地理位置从东、南、西三面与港口城市宁波毗邻，新一轮港口城市新城区的拓展触角已伸入鄞州与市区相邻的村落，造就了一批“亚城市近郊村落”，如石矸的塘西村、下应的王家弄村等村落。这些村落随着新城区的拓展，村民洗脚上岸融入城市产业大军行列。现代都市文化信息高速度、多渠道传播到村落，村民的信息文化、观念文化、消费文化、娱乐文化完全趋向城市化。
2、风景旅游、园区开发点村落文化
鄞州境内山水文化、旅游文化资源丰富，国家、省、市级文化旅游景点有10余处。坐落于景区周围的村落，抓住机遇，开展了一系列与旅游文化配套的村落文化建设项目。如地处国家AAA级旅游景区“五龙潭风景区”周边的村落和被浙江省文化厅命名为“龙舟之乡”——东钱湖景区周边村等等，多层面，规范化的旅游文化拉动村落文化向地域文化、民俗特色文化方向发展。
3、中心集镇点村落文化
中心集镇是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都市文化的集散地。中心集镇文化环境优越，文体设施健全，文化活动丰富多彩。大量的集镇文化设施坐落在周边村落辖区内，村落文化与集镇文化活动对象基本上以周边村落的村民为主体。如全国农村文化先进镇——邱隘镇的文化城、文化公园，活动主体就是周边村民，村落文化与集镇文化融于一体，在都市文化强烈辐射下，村落文化活动中“科普性、审美性、寓教于乐性”含量较高，村落文化向都市文化、集镇文化方向发展。
4、边远地区农村、山区村落文化
边远地区农村、山区村落占鄞州农村村落总量的60%左右。由于远离城镇，信息闭塞，加上现有企业和大部分青年村民的外迁，村级经济薄弱，村民消费观念陈旧，村落文化以残存的传统文化为主体，活动对象以老人妇女为主体。活动内容陈旧，活动对象单一，使这些村落文化建设严重滞后。每年1-2次的文化“三下乡”活动成为村民的文化期盼。
二、村落文化在构建农村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1、村落文化建设是构建农村和谐社会的基础工程
构建农村和谐社会，村落是重点，文化是支点。村落文化是灵魂，为构建农村和谐社会提供保障体系、和谐环境和道德规范。村落文化所特有的沟壑、融合、激励的积极作用，具有支撑力的作用。建设农村和谐村落首先要增强村民之间相互沟通，通过文化活动为村民提供参与和交流的机会，如农村文化活动室建设，农村科普活动的开展，农村的业余文艺团队的普及等等。村民在参与文化活动中互相交流，形成认同感和亲情感，从而缓解各种矛盾的产生，缓解了二极分化造成的社会心理危机，保证农村社会安定团结。
2、村落文化为创建农村的和谐村落提供智力支撑
在沿海发达地区农村“绿色农业文化、生态农业文化、观光农业文化”等一系列经济文化一体化发展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村落文化必须从纯娱乐性、趣味性的旧模式中摆脱出来，向知识型、科普型、现代高科技农业发展过渡。集科普性、知识性、娱乐性、趣味性于一体，不断创新、不断发展才能保持村落文化对构建农村和谐村落的支点作用。如省级文明示范村——鄞州区下应街道湾底村，开发了上千亩桑果园，以生产桑果酒而盛名浙东。同时湾底村十分注重村落文化对现代农业发展的支撑作用，创建了“天宫庄园”农家乐旅游景点，以生态农业文化、休闲农业文化、观光旅游文化为村落文化发展方向，拉动村级经济发展。举办以“和谐新农村，生态城乡游”和“寻找梦里田园，完美乡村体验”为主题的“和谐鄞州欢乐城乡游暨天宫庄园桑果文化节”，活动内容新颖、文化含量高，吸引了省内外大批游客。既提高了湾底村的知名度，又达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
3、城乡文化联动，构建农村和谐村落
城乡文化联动，共建文明单位是提高农村人口素质，构建农村和谐村落的有效途径。鄞州区自2004年初起开展“城乡联动，共建文明单位”活动，在区委宣传部牵头下，23个行政村与23个省市文明单位结对，通过“思想道德共教、经济发展共促、文明新风共树、文化活动共抓”等七方面联动和共建，至该年底就有18个行政村成为宁波市文明村。2005年第二轮城乡文化联动活动中又有18个行政村结对，将现代社会高科技信息、现代化的管理理念、先进的城市文化理念引入农村社会之中，引导农民正确的处理集体与个人、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之间的关系。使农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为构建农村和谐村落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奠定扎实的基础。
4、“以人为本”，因地制宜发展村落文化
村落文化建设要坚持“以人为本、需求互动、重在实效”的原则，不断开拓新内涵，充实新内容，满足广大村民对精神文化生活多层次、多样化的需求。鄞州区的村落文化建设应根据其地理位置、地域特色、经济基础、群众需求等客观因素，从实际出法，塑造不同类型的村落文化模式。
村落文化论文篇2
目前我国关于历史文化村落研究的主要方向,集中在以下几个领域.
1.1历史文化村落特征研究
不少学者从生态学、建筑学、景观学、文化等方面对历史文化村落的建筑特征及构造、村落空间、村落景观形态特征进行分析归类.如彭一刚(1992)分析了传统村镇聚落物质空间形态特征[1].刘沛林(1998,1999)认为古村落的形态和空间布局普遍受到宗族礼制、、风水观念、防御意识和诗画境界等人文理念的支配[2].
段进等(2001)以太湖流域古镇为例系统研究了古镇空间结构与形态、群序结构和拓扑关系[3].孙大章(2004)将聚落按布局形制分自由式、线型式、街巷式、梳式、组团式、轴线式和围堡式[4].何依(2011)以山西苏庄历史文化名村为例分析了家族姓氏与村落空间的耦合关系[5].还有大量研究以案例村落为对象,分析了其建筑特征、空间形态以及价值等.
1.2历史文化村落演变更新及动力机制研究
村落演变方面,赵勇(2005)将中国古村落的主要成因归结为地理环境封闭、自然资源禀赋好、宗法制度较严和文化的认同.部分学者以特定地域为背景,分析了不同地域的历史文化村落演变及其发展历程:陈伟(2000)论述了徽州古村落的形成演变与两次文化嬗变的关系[7];周庆华(2009)结合陕北地区探讨了聚落演化的生态动因、适宜模式[8];郭晓东(2007)从形态空间和社会空间两方面解析了秦安县葫芦河流域乡村的聚落演变[9];林涛(2012)对浙北乡村集聚化及其聚落空间演进模式进行了研究[10];张杰,庞骏(2012)以历史文化名村福全空间演变为例,构筑了系统协同的研究方法,揭示了国家制度与大事件是引发古村落空间演变的关键因素[11].程海帆等(2011)在基于旅游发展的背景之下,探讨了传统村落更新的动力机制[12].
1.3村落保护及规划研究
该领域的研究包括保护理论研究、保护与发展的关系、评价体系、保护内容、保护措施与方法,整治技术,保护与发展的模式等.
评价体系方面,朱晓明(2001)从古村落历史价值、基础评价和居民意向三部分价值评估内容,提出古村落的评价标准[13].赵勇等(2006,2008)从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两个方面遴选了15项指标构建历史文化村镇保护评价指标体系[14-15].邵勇等(2012)以中国的历史文化村镇的特色以及价值评价为基础,对综合评价的特征与方法进行研究,阐述综合评价体系建立的目的、原则、层次和框架[16].周轶军(2011)等探讨了《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村)评价指标体系》在地域化实施中的问题,并对其进行了调整和补充[17].
保护内容方面,赵勇等(2004,2008)提出历史文化村镇的概念类型和确认标准以及保护原则及措施,保护理论、内容与方法[18-19].王景慧(2004)指出历史文化名镇(村)的保护要按保护历史文化街区的办法来保护它的整体环境风貌[20].方明等(2006)提出历史文化村镇中的传统建筑保护采用修复性再利用、改建性再利用和废物利用三种方式[21].余压芳(2011)认为文化空间是村寨保护当中最为敏感的区域,将文化空间分为地点主导型和时间主导型并提出保护建议[22].
保护与发展模式方面,赵勇等(2012)回顾30年来我国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发展历程[23].不同学者从多学科角度探讨了生态博物馆模式在历史文化村落保护中的实践[24-26].樊海强(2010)提出了古村落保护与发展三位一体模式,由保护、经营和监管三个子系统构成[27].刘奔腾(2012)探讨了社会转型期江南历史文化村镇保护模式[28].
在措施与技术方面,朱晓明(2000)探讨了古村落的土地整理问题[29].邓晓红,李晓峰(1996)认为按照生态控制论原理来控制聚落发展是解决文化传承和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30].黄家平(2011、2012)等对历史文化村镇保护规划基础数据指标体系进行了建构,并分析了其采集方法[31],以及提出了历史文化村镇保护规划技术路线,导控体系[32-33].
1.4旅游开发研究
乡村旅游研究近来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具体到历史文化村落,包括旅游开发对策、发展与管理、旅游对村落的影响、市场与旅游行为等.
吴文智(2002)以皖南古村落为实例分析,认为旅游地的发展一是由非理想区向理想区方向发展的良性持续演进模式;二是保护、开发状况不断下降的非良性演进.
刘沛林、申秀英(2004)分析了中国村落旅游发展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解决策略[35].吴承照、肖建莉(2003)结合高迁古村,[36]从文化保护与经济发展、文化经营与社区旅游、生态安全与容量控制分析了其制约因素及对策.汪森强(2002)以宏村为例,认为应创新保护体系才能处理好政府、旅游企业和村民的关系[37].冯淑华(2002)认为城市旅游者是古村落旅游客源市场主体[38],古村落与中心城市空间关系影响着村落游客的流向流量.
车震宇(2005)以黄山市、大理州和丽江市村落为例,研究了旅游开发背景下传统村落的形态变化,把旅游村落分为渐变型、稳定型、突变型和恢复型4类并总结了它们的主要变化特征[39].程静静(2012)等以安徽黟县6个村落为例,构建了生态环境、规模、景观特色和管理服务4个因素的20个三级观测指标因子组成的旅游村评价指标体系[40].关于游客感知,戴永明(2013)研究高"真实性"古村落旅游产品的游客认知为古村落旅游产品设计和主客互动平台搭建提供意见和建议[41].戴林琳(2011)以乡村节事及节事旅游对不同类型乡村聚落的影响差异为主要关注点,分析不同地域居民对同类节事的感知差异[42].李萍,王倩(2012)以安徽齐云山为例探讨了旅游对传统村落的影响[43].
1.5其它
预警及监控研究:赵勇(2008)以周庄为例,探讨了历史文化村镇的保护预警及方法[44].张淞茜(2012)胡潇方(2008),对历史文化村镇保护监控系统,历史文化村镇文化空间保护预警系统搭建及指标体系中评价因子的选择进行了探讨[45-46].量化分析研究:如蒲欣成(2012)对传统乡村聚落二维平面整体形态进行了量化方法研究[47],
王昀(2009)通过聚落配置图的数理解析,研究了聚落的中心、领域与聚落形态的关系[48].防灾研究:贺为才(2010)以徽州古村石家村探讨了村落防灾综合规划的历史经验[49].法律法规研究:如王晓林(2010)以云南省地方立法为例,对保护历史文化名城(镇、村)的地方立法展开研究[50]. 1.6小结
综观近十几年国内历史文化村落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历史文化村落保护规划、旅游发展、特征价值和形成演变几个方面,并形成了多学科参与的局面.由上个世纪重视特征价值研究转向演进及动力机制的探讨,对指标体系的研究日益深化.历史文化村寨的保护内容、保护规划是研究成果较为丰富的领域,在大量案例村落研究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体系.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有更多探索,但距离体系建立尚有一定距离.对历史文化村寨保护与发展的保障体系及保护制度等问题有所涉及.量化、防灾及保护预警等研究尚处于起步之初,有待深入.
2、贵州历史文化村寨概况
贵州省为多民族聚居的喀斯特典型地域,地理环境的封闭性和特殊性,使得至今大多数的聚落空间保留了鲜明的地域特征和浓郁的民族文化.上个世纪90年代,在贵州境内建立了中国第一批生态博物馆;2002年6月贵州省民族村镇保护与建设联席会议办公室以"黔联呈(2002)3号文件"向全省各地下发了《关于公布全省20个重点民族文化村镇的通知》,其中包含了16个村寨;2003年至今贵州共11个村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布的共计5批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村)的名单,占全国总数的8%,居西南地区之首;2009年第一批省级历史文化名村名单的通知(黔府发〔2009〕29号)公布省级历史文化名村18处;在2012年和2013年分两批公布的"中国传统村落"名单中,贵州共计292个村落进入名录,占全国总数的18.7%,居全国前列.
3、贵州历史文化村寨研究进展
3.1综合调查研究
20世纪初期,日本学者鸟居龙藏(ToriiRyuzo)对云南、贵州、四川一带少数民族进行"文化寻根"田野调查[51].2000年受国家建设部委托,阮仪三教授组织和指导同济大学师生进行了黔中地区历史村镇的调查,调查结论认为黔中地区的历史村镇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52].21世纪以来,云南大学组织了一系列民族村寨调查,涉及到贵州境内大方县红枫村调查和黎平县九龙村调查[53-54].1983年开始,贵州省民族研究所和贵州民族研究学会具体组织了大型的综合性的民族调查,该调查以贵州省的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境内的六座大山、六条大河命名,涉及了贵州大部分范围,称为"六山六水"调查,最终汇集为《贵州"六山六水"民族调查资料选编》,共计10卷,600余万字[55-57].这些田野调查及基础资料收集汇编,为历史文化村落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3.2村落特征研究
包括村落的建筑特征及构造、村落空间结构、村落景观形态研究等,形成了较为丰富的着作成果、论文成果以及图集等.
涉及到贵州历史文化村落空间及景观形态的研究包括《山地住宅建筑》、《中国民居研究》、《干栏式苗居建筑》、《老房子·土家吊脚楼》等,主要着眼点集中于民居建筑.20世纪80年代之后,从单一的民居建筑保护向聚落整体保护方向发展,如1992年斯心直的《西南民族建筑研究》、蔡凌《侗族聚居区的传统村落与建筑》、戴志中与杨宇振《中国西南地域建筑文化》;毛刚《生态视野-西南高海拔山区聚落与建筑》、杨昌鸣的《东南亚与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建筑文化探析》.这些着作以西南地域为研究背景,涉及到贵州苗族、布依、土家族、侗族等少数民族建筑形式、构造、与地形地貌结合以及聚落空间形态研究.
进入21世纪后,随着对少数民族村寨调查工作的推进,涌现了一批以贵州地域作为背景的研究成果,贵州省建设厅编着《图像人类学视野中的贵州乡土建筑》(2006)、罗德启《贵州民居》(2008),针对贵州典型民居及乡土建筑进行了详细介绍和展示.此外,民族类别的村落研究中,侗族村落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包括聚落形式、建寨规则、空间艺术、建筑形式、民族文化交融带来的影响等[58-60](顾静、周振伦、蔡凌,2005).在村落景观形态方面,余压芳(2010)以六枝梭嘎为例,剖析了低碳景观在村寨中的要素构成、成因与趋势,并探讨了适应性的文化保护模式[61].王红(2005)以贵州增冲为例,进行了侗族村寨的生态空间形态现状分析,运用弹性理论进行空间的预测分析,分析了其斑块-廊道-基质空间生态模式[62].各专业人士(余压芳、刘建浩,2011;周颖悟,2008;周真刚,2013)针对贵州特定村落的空间形态、景观格局、自然环境等在各自领域内进行了调查研究和分析[63-65].
3.3保护与规划研究
随着《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的颁布实施以及新农村建设的广泛实施,城乡规划、建筑设计、市政工程等相关专业结合实践项目,探索历史文化村落的保护规划与整治技术.
罗德启(2004)梳理了贵州村镇保护实践历程经历,提出了相应的保护措施,[66-67]并认为保护和利用的矛盾中,应多利用,少开发;村镇是有生命力的文化载体,其变化不可避免,"变"应在文化的传承和延续基础上进行.胡朝相(2011)对贵州民族村寨两个任务--保护文化和消除贫困,提出了具体措施以及二者之间关系的协调方式[68].
各设计机构设计人员(张奕龙,2005;余军等,2012;赵爱克,2005)以特定历史文化村落规划为案例探讨了规划编制原则、整治规划、保护措施、保护整治技术等方面的内容[69-71],从工程建设角度梳理了保护整治规划的作用和基本内容(陈隆诗,单晓刚2011;罗松华,2006)[72-73],其中,贵州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承担了"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重大项目"村镇小康住宅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子课题之一"贵州民族村镇住宅保护规划与整治技术研究与应用",结合实践工程探索了民族村镇保护的保护实施技术.王红(2013)以贵州"那灰村"为例探讨了GIS在保护规划前期现状分析评价中的应用[74].
3.4生态博物馆研究与实践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完成了对30多个少数民族村落的调查之后,遴选出来进行试点建设的雷山县苗族聚居的郎德上寨明确将整个村落视为博物馆的单位界域,成为贵州第一批露天民族民俗博物馆(吴正光,1985)[75].也是我国最早的生态博物馆之一.1997年开始,中国和挪威合作,陆续在贵州省六枝唆嘎村、黎平堂安村、锦屏隆里村、花溪镇山村建立了生态博物馆.贵州省文化厅、贵州省博物馆编《朗德苗寨博物馆》对中国第一个生态博物馆朗德的建设历史和实践情况做了较为全面的调研和探讨.部分学者(余压芳2006,2012;杨政文2008)对生态博物馆理论及应用方面进行了一定研究,包括生态博物馆理论及应用,贵州各生态博物馆实施情况及效果跟踪[24-26].
3.5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研究
对村落文化内涵的研究集中在民居建筑及村落文化空间,解读了特定案例公共空间及民居的文化性(肖冠兰;彭丽莉;王蕾
蕾,何颖娴2006)[76-78],认为文化空间是历史文化村寨中敏感区域,文化格局显着地影响着当地传统乡土聚落的空间形态、文化释义、民俗表达活动等的发展与变迁(余压芳,2011)[22]. 一些研究(向富华,2011;刘俊娟、李海,2012;龙启德,2008)主要关注了贵州村落旅游发展的模式、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对策[79-81]:如蒋焕洲(2010)提出贵州村落应坚持以文化资源可持续发展为导向的开发理念,强调保护文化的原生态;并认为建立政府、企业、村民之间合理的责权机制是保护与发展的核心问题,主张构建村寨旅游开发的社区居民参与机制[82].随着近年保护开发历程的推进,村落景观、文化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迁.余压芳(2009)根据镇山村变迁,认为保护理论及措施的变化与村寨景观形态变化之间呈现中度相关,而村民价值取向的变化与村寨景观形态变化呈现高度相关性[83].何景明认为旅游并非造成当地传统文化变迁的主要因素,东道主有融入全球化的"自我决定权",政府在旅游市场形成后应规制与民争利,并实现政府角色的转换让位于社区主导[84].杨正文(2010)以上朗德村为例,展示了上朗德村在发展旅游与文化保护方面多年的探索与经验[26].杨建春、吴建国(2012)以"经济-文化人"假设作为民族村寨旅游管理制度研究的逻辑起点,结合贵州朗德上寨分析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与旅游经济发展互动的原理和机制[85].
3.6村落保护规划管理
进入21世纪后,随着相关法规的完善,贵州历史文化村寨的保护工作日渐规范:大部分进入保护层次的村寨建立了村寨文化资源档案,对各级文物实行挂牌保护;规划的编制、审查及审批情况更加规范严谨;各地制定了地方性保护办法,使保护工作的管理、执行与地方情况相结合;对国家专项补助资金的使用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完善和文物古迹进行修复.近年来贵州各地州陆续组织了历史文化名村规划的编制工作,如鲍屯村、楼上古寨、上朗德村、增冲村等已完成历史文化名村规划编制审批工作1).
4、结论
贵州历史文化村落在全国范围内占有较大比例,既往研究已形成建筑学、城乡规划、景观生态学、民族学、社会学、地理学等多学科参与的局面.其中关于少数民族建筑特征、少数民族村落景观特征以及生态博物馆的研究对我国历史文化村落理论体系的完善有一定意义和价值.相较于国内有关历史文化村落研究的现状而言,以贵州作为地域单元背景的村落研究缺乏系统性,成果零散,部分研究领域空白,亟待补充和深入,具体如下:
1)防灾及市政基础设施研究尚未起步:贵州省超过73%的面积为喀斯特地貌,是世界上喀斯特最为集中分布的地区.陡峭的山地环境,临水而居的聚落选址,隐藏着滑坡、泥石流等灾害隐患;此外,村落大多数都采用木结构建筑形式,火灾一旦引发后果不堪设想.目前,大部分历史文化村落存在着防灾薄弱,市政基础设施不够完善的现实处境,而针对贵州特殊地理条件的村落防灾及市政设施研究成果几乎为零.
2)资源普查鉴定研究成果尚待充实:在2012年传统村落普查行动开展期间,贵州历史村落资源普查鉴定得到极大的充实,但目前尚未体现到研究成果中.
3)旅游开发对村落保护的影响反馈研究不足:村落的保护预警系统研究和旅游开发行为的评价反馈机制及环境影响预测等研究尚未起步.
4)历史文化村落近现代空间形态演进、动力机制探讨研究有待加强:对贵州历史村落近现代演进变化,演进模式以及动力机制缺少系统性深入的研究.贵州喀斯特地形地貌及少数民族聚居文化背景具有区别于其它地域的特殊性,加强对其近现代空间形态演进及其规律的研究和动力机制的探讨,才能为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依据和指导.
5)保护规划与整治技术存在缺乏整合性的可推广的应用技术体系研究.
6)在历史文化村镇保护与开发的制度、规章、地方条例以及公众参与等方面的研究欠缺,仅有零星成果结合案例对特定村落管理模式进行了跟踪.
村落文化论文篇3
[关键词]传统村落；新农村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2）22-0095-04
一
早在上世纪50年代，我国对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就已经开始，而真正对传统村落进行保护还是上世纪90年代才开始的事情，进入21世纪后，先后分五批将181个建制镇和169个村庄公布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虽然有了上述一些村落受到了保护，但比较起广大而丰富的乡村资源，保护的力度和数量远远不够，而且被作为历史文化名村、镇保护的许多地方大多关注了其物质文化遗产的部分，对村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注不多，因此，许多的村落文化遗产遭受着因为社会转型而带来的巨大破坏。中国广大的民间文化就存在于民间，村落几乎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的最后屏障，如果村落没有了，那么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继续生存下去是个严峻的问题。而且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如果失去对其生存空间的保护，本身也是不完善的。冯骥才先生早在2006年4月27日的《古村落是最大的文化遗产》一文中就指出：“古村落不是一成不变的。需要注入现代科技的生活含量，也需要改建甚至重建。新建和重建的关系主要是注意文脉上的联系，要注重原汁原味。我们讲原汁原味，实际就是历史的真实性。历史的局限性就是历史的真实性，历史的局限性就是历史的美。”他那时候已经看到了新农村运动可能对传统村落造成破坏，提出了保持乡村的历史真实性的问题。这对当时的村落保护提供了一条正确的思路。也正是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出了古村落保护在所有文化遗产里，“不管是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古村落这个遗产是最大的。首先，它悠久而博大。历史地看，我们的城市基本上都是从村庄式的小聚落发展起来的。第二，在农耕时代每一个村落都是一个基本的社会单元，也是一个文化的容器。第三，我们的古村落不仅有它的历史文化价值、研究价值、见证价值、学术价值、审美价值、欣赏价值，多方面的价值，最重要的一个价值是它的精神价值。我必须大声说的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在农村，文化的根在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在农村，少数民族的文化全部在农村。无论从规模、内涵还是价值来讲，古村落是我们中华民族最大的文化遗产”。①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进行了近10年的今天，行走在一线的保护工作者发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历史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非遗后时代”②给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出了严峻的考验。如果任民间文化赖以生存的传统村落继续衰败下去，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而且在2006年和2007年的政协会议上，冯骥才先生先后提出两个提案：《关于规划新农村建设要提前注重文化保护问题的提案》和《关于建议重要的古村镇抓紧建立小型博物馆的提案》，在提案中，他已经前瞻性地意识到古村落或者传统村落可能遭受到的命运，尤其是文化遗产保护的艰巨性。2011年9月6日上午举行的纪念中央文史研究馆成立60周年座谈会上，国务院总理同一直致力于民俗文化研究的国务院参事冯骥才共同对话古村落保护问题，冯骥才先生关于紧急抢救和保护传统村落的呼吁得到了总理的高度重视，2012年4月16日，国家三部一局《关于开展传统村落调查的通知》。
那么什么样的传统村落值得保护，该怎样保护，冯骥才先生经过长时间的田野考察做出了自己的回答。他认为，关于古村落或者传统村落的标准有四条：第一，有悠久的历史，而且这个历史都被村落记忆着；第二，应该有较完整的一个规划体系，比如较完整的村貌、建筑、街道以及庙宇、戏台、桥梁、水井、碑石等，应该是一个基本完整的体系；第三，应该有比较深厚的非物质文化遗存，包括各种民俗、民间文学、民间艺术等；第四，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有它的独特性。独特性就是不可替代性、不可替代的价值。如果按这些标准确定是古村落了，就一定要保护，绝对不能破坏，这是原则。③这个标准基本上涵盖了传统村落的重要价值。历史文化价值、审美价值，而且重要的是过去的古村落保护着重村落的文物保护价值，这次的传统村落扩大其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也是为了防止在对村落进行保护中导致村落的“空巢化”现象。④因为，中国的传统村落千姿百态，要想对每一个地方的传统村落采用统一的保护方法是不科学的。所以，需要政府和专家学者要经常亲临现场，掌握当地的实际情况进行调研，从而为当地规划出切实可行的保护措施。“后沟古村位于山西晋中市榆次区东赵乡，因浓缩了黄土旱塬农耕文明的传统，保存了中国北方汉民族自给自足的传统文明，2005年成为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古村落调查保护示范基地。经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协主席冯骥才的调查和奔走呼吁，特别是后沟古村被确定为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唯一的古村落调查范本后，这里逐渐蜚声海内外。”⑤经过学者和政府的合力，一个几乎被遗忘的村落获得了新生，这就是一个成功的典范。而后沟村保护的经验也同时启发我们，实地考察和科学规划的重要性。在对山西传统村落的走访中，冯骥才针对山西晋城地区的传统村落又给出了不同的思路。冯骥才在对晋城皇城相府、郭峪古城、上庄古城、砥洎城的现场进行考察后认为，皇城相府是通过一个传统村落进行开发利用的，它本是清代康熙年间名相、文渊阁大学士、《康熙字典》总编纂陈廷敬的故居，当地政府在将原有村民迁出后，进行旅游景区的开发，充分挖掘这里原有的历史文化和民俗内容，吸引了游客，既解决了村民的就业，同时也让村民更加爱护自己的村落，热爱自己的文化，形成了全村人对自己村落历史文化的自豪感，这是一处保护和利用非常成功的传统村落。而且这里建筑风格独特，充满了传奇色彩，建筑大多是明清古建筑，石柱、石雕、砖雕、木雕、牌楼都保护完好，特别是豫楼、河山楼，无论文物价值还是其中蕴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都非常高。皇城相府用自己的智慧保住了自己祖先的遗产，也走出了一条健康发展之路。上庄村是明代吏部尚书王国光的故居，同样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但村落在保护和利用方面缺少方法，目前有些地方已经出现明显损伤和危情。冯骥才先生认为，这类传统村落属于有很好的资源却缺乏保护方法和力度的一类。只要科学论证，全面整体规划，传统村落的价值会让更多的村民们受惠。他提出在发展旅游中，要结合实际，发挥优势，与周边景区相衔接，相互搭台唱戏，互为促进，相得益彰。
另一个传统村落可以位于晋城市泽州县山河镇洞八岭村的谢家大院为例。冯骥才仔细察看了谢家大院珍贵的明清风格建筑，详细了解当地的民俗民情和悠久的历史文化。尽管当地的民间文化工作者满怀豪情想通过呼吁获得政府的关注和投资，恢复谢家大院过去的繁华，但大院里存留下的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文物已经不多。谢家大院建于明末清初，过去，村中有19个古院建筑群落，形成一套严密的防御网络体系，各院都体现了内外有别、长幼有序的伦理道德观念，层楼叠院，错落有致，集古代传统民居、庙院宗祠、书院学堂、防御工事于一体，建筑风格独特。然而经过抗日战火，被破坏得很严重，已经无法修复，即便勉强修复也不可能复现原本的风貌，况且很多文物都已被文物贩子盗走，目前，村中也只剩下十户人家。针对这种曾经在历史上有过较大文化价值的遗存，冯骥才认为可以建立一所“古村落消亡博物馆”。“谢家大院几乎已成为废墟，但这废墟有一种苍凉美。可能很多人看不出这种苍凉美，只觉得是一堆破房子。可是破房子跟破房子是不一样的，有的东西残破得有历史感，就像断臂的维纳斯。谢家大院就有这样一种特别的美，而且它还有历史的见证意义。”⑥在以非常现代的建筑语言把谢家大院围起来，里面原封不动地保留其废墟状态，任其中的建筑在岁月中倒塌，让人们看到一个村落消失的过程和现场。
二
在中国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中，许多村镇以经济发展为中心，村镇历史文化遗迹处在放任自流状态，能自觉主动做保护规划的毕竟是少数，致使许多保护规划为申报而做，流于形式而缺乏实际指导意义。目前，在传统村落保护中存在诸多问题。
不关心村落中的人和他们的生存及相关民俗文化，是传统村落保护之一弊。“把关注焦点放在古村落的物质遗存上面，不关心与古村落物质遗存密切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关心古村落居民的思想观念、风俗习惯、发展利益等，这种兴趣和思路显然是有偏颇的，按这种思路进行古村落的保护则是有严重缺陷的、不完善的，不能使古村落获得可持续发展，实际上也不能对古村落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完备的开发和展示。完善的古村落保护，不应只重视保护、修复古建筑的物质层面，也应该完整展示、合理传承与古建筑密切相关的传统文化。”⑦学者在对著名传统村落浙江落苍坡村的田野调查发现，因为着力于对建筑本身的保护而忽视其中的人的生存以及整个村落的传统文化，导致了保护工作的不利。
虽然有很好的文化遗产，但缺少持续不断的保护资金投入是保护工作第二大弊。本来作为传统村落保护成功典范的山西榆次后沟村 2011年仅参观的中外游客达8万多人次，后沟古村旅游有了收益，村民生活也有了改善，但新的问题出现了：每年文化遗产的维修费用没有着落。尽管政府分20%多的收益，个体老板有60%多，村里有10%多，但实际上村里拿不到。“政府如果不增加投入的话，就把开发古村落的初衷给忘了”。⑧
更有虽然挂了保护的门牌，却不加保护或者空置的村落，此为保护的第三弊。这实际上更是对传统村落保护的渎职。比如“当前徽州古建筑情形最切实的描述就是人走楼空：随着居民的离去，房屋就丧失了其使用价值，建筑就逐渐失去了生命力。诚然，对于现代诸多快餐式或者火柴盒式的建筑，变换内部用途是经济、合理的利用途径；但是对于蕴涵着数百年甚至上千年历史文化积淀的徽派建筑来说，任何不加保护地利用或空置，都是对古建筑原有价值的破坏。”⑨
没有经过专家学者的论证和科学规划，随便拆迁和重建导致传统村落面目全非，此为第四弊。过去因为穷，楠溪江古村落被保存了下来；但随着经济发展，当地人富了后开始拆旧屋建新屋，导致一些本来整齐划一的传统村落建筑中时常出现一些小洋楼和其他现代建筑，破坏了整个村落的格调和风格。另外，一些被拆除重建的房屋完全被设计师按照自己的理念规划，完全不考虑该建筑过去的风格和风貌，用个人的眼光取代历史。真正的传统村落保护应该是修旧如旧，是不断地加固，防止倒塌和继续破坏，不是制造假古董、假村落或者假的历史。
在处理保护和开发的利益分配时，作为村落主体的村民和开放商等的矛盾也是保护之弊。“在开展古村落旅游资源的同时，面临着越来越大的保护压力。受城市化、新农村建设的影响，在既是机遇，又是挑战的发展阶段，江西旅游发展在处理好古村落保护与改善当地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时，又呈现出不同程度的矛盾冲突。2011年7月，婺源以古村落文化和田园风光为主打的几个核心景点——李坑、江湾及汪口景区相继关闭，而更深层次的矛盾却来自长达数年之久的门票收入分红不公、账目不公开等问题，使旅游公司与地方利益纠葛不可调和并最终爆发。此事件的发生也是在旅游的发展阶段一些旅游社区随着当地旅游产业的日益发展日趋要求增权的一种表现方式。在这些古村落，古村落保护政策因限制村民原有权力的行使和部分权利的丧失，限制了村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而引起村民与政府的冲突。古村落保护不仅没有带来村民的自豪感，反而使村民以古村落为障碍。由此，古村落，保护在实践中耗损了古建筑遗产、耗损了政府权威、耗损了村民的社区自豪感，造成了政府行政成本和村民建宅经济成本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村民的社会去权。”⑩由此可见，即使在一些已经开始成功运营的传统村落保护工作也时时会遇到新的困扰。这些困扰在保护工作之初会被各方的热情所掩盖，一旦到了利益分配的时刻，因为对各自利益的需要，而导致的各方较力，损伤的恐怕只有保护工作本身。所以，未雨绸缪地认识到一些问题，在保护之初就将可能出现的矛盾处理到最小，也许是当前传统村落保护应该汲取的经验。
三
明白了目前传统村落保护中存在的问题，那么如何解决呢？“以人为本”应该成为传统村落保护的基本原则，应尊重村民权益，充分调动村民的积极性。保护传统村落要让村民们意识到，保护它是为村落今后的发展提供平台，会为未来村落发展带来收益。不仅能为当地村民开辟财源，同时也能使当地村民对传统村落资源的价值和资源保护有新的认识。只有让村民主动地参与到村落的保护行动中去，才是村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持续发展的可能。目前，许多传统村落已经古旧，住房条件很差，村民们渴望改善生活条件，住上更为舒心的新房子，这样的情况普遍可见。但如果不进行合理规划，很有可能破坏过去的村落格局。如何能既改善村民生存环境同时又能保护好传统村落的建筑格局和风貌，浙江温州岩头镇的经验值得学习。这个镇经过多年摸索，村里实行“村外建新村，村内搞整饬”。“所谓整饬，就是将倾倒的扶正，将新的改‘旧’，将高的‘削矮’。如今，全镇岩头丽水街、芙蓉、苍坡三个古村落的安置新村，诸如对芙蓉古村、岩头镇试行的是股份制公司经营体制。”村与旅游局联合经营模式既保护古村的古典风韵，也保障了居民的住房现代化需求。11村民住在村落附近，同时成为村落风景区中的工作人员，照常生活、工作。这样不但人气没有散，当地的人文遗产也得到了延续。
另外，必须厘清一个概念。传统村落的保护和新农村建设工作并不相悖。古村落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新农村建设并不是对立的，它们可以相互依存、协调发展。目前的村落在建设中有些地方已经成功地实行各项现代化建设，遵循适度、隐蔽、环保的指导原则，以不破坏原有的景观风貌为前提。山西平遥的经验就值得学习。
必须面对的是，当前许多的传统村落保护都或多或少地和旅游结合起来。当地政府和学者也都意识到，村民们是依靠自己的土地生存的，如果要保持村落原貌同时又不能让村落成为空巢就必须留住村民的心。否则，因为生计到处打工导致村落再度成为毫无生计的遗留物不是传统村落保护的初衷。为此，需要各方从保护的角度同时为村民的未来做安排。提高村庄的知名度，挖掘传统村落的文化价值和历史价值，这是村落吸引人并能在未来带给村民利益的基本手段。王宁先生在文章中指出：“增权（empowerment/empower），是指一定组织的个人或群体为了提高自身内在能力的确认和自立自强的行动，通过外部的干预或帮助充实或提升其权力或权能的过程，向获取权力的社会采取行动并导致社会改变。”将增权概念用到当前的传统村落保护很有借鉴意义。保护是为了“增权”，是为了提高村落的知名度，借此提高村民的社会地位和生活质量。因为在村落保护工作中，让村民们享受到保护工作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变化，并从中获得实惠是很重要的。所以，“旅游增权的本质，就是为了探寻可增进大多数人的利益，并促进旅游公平性和可持续性发展的各种有效途径，而不是仅追求短视的表面繁荣景象。因此，考察权力与旅游的内在联系是任重道远的，需要广泛而深入的实践研究。适宜的改革与创新尝试，不是单纯用政府或市场替代社区，而是应当通过制度增权、社会增权和信息增权等具体可行性措施，增强古村落适应市场经济的社区能力，真正促进古村落旅游产业健康持续发展”。12保护工作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让传统村落的文化文明继续传扬，为了让人类获得生存的尊严，所以，首先，要考虑到当地村民的利益。在保护他们村落的时候，应该让他们成为保护工作中积极的参与者，要多方征求村民的意见，不能让村民的村落成了知识分子或者政府想象中的样子。其次，在抢救和保护的同时，还要兼顾村民今后的生活出路，不能在挂牌和论证之后一走了之，那样的论证并不能对传统村落保护的持续发展有任何作用。再次，要调动村民的积极性，从内心深处唤醒他们对自己文化的感情，让他们自觉参与到传播和保护生养自己土地的工作中，并成为常态。当然，仅仅是精神的唤醒还不够，还可以从旅游增权的角度，让村民在保护工作中看到村落今后美好的未来，这非常重要。
[注释]
①③冯骥才：《古村落是最大的文化遗产》，《灵魂不能下跪——冯骥才文化遗产思想学术论集》，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②这是2011年11月在中国木版年画国际论坛上，冯骥才面对媒体提出的一个新的概念：即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近10年后的新时期，这个时期将面临着新农村建设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带来的强烈冲击。
④冯骥才在《文化空巢及其对策》一文中指出：在我们为那些不知不觉就会被推土机推去的古村落与城市的历史街区心怀忧患之时，是否知道它们已经出现了可怕的“文化空巢”？这些历史形态犹存的村落与街区，远远看去，似是不错，古建筑一幢幢优美地立在那里，可是如果穿门入户就会发现，历史只是在它的躯壳上，并不在其中。里边的家具什物早都面目全非，看不到任何地域特色和文化细节。历史内含已然不存。
⑤⑧王学涛：《山西后沟古村：古村落保护的喜与忧》，《新华每日电讯》，2012年3月26日。
⑥根据2012年4月5日岁冯骥才先生一同进行田野作业时的现场录音整理。
⑦黄涛：《古村落的文化遗产保护与社区发展》，《温州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作者在文中指出：“著名古村落苍坡村的古建筑景观呈现珍贵的宋代风貌，是传统社会耕读文化遗址。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苍坡古村成为该地区重要旅游景点，村中古建筑也得到了以当地旅游部门为主导的保护和开发，但近年来该村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出现了一些令人忧虑的问题，其经验与教训值得深入探讨。古村落不仅是古建筑遗址，也是现代农村社区。在保护、展示古建筑的同时，不能忽视、损害古建筑主人即村民的活态文化和生存利益，应该合理传承、完整展示与古建筑密切相关的传统文化。而且古村落的保护工作应该由当地村民作为主要实施者，政府管理部门应承担指导与资助责任，而不能代替村民成为保护工作的主体。”
⑨杨乔伟、李保民：《徽州古村落保护的人本思考》，《工程与建设》，2010年第6期。
⑩陈庚：《以居民为核心主体的古村落保护与开发——基于婺源李坑村的实证调查分析》，《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9年第5期。
11刘歆、徐良：《新农村建设中古村落文化遗产保护问题研究》，《河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村落文化论文篇4
关键词:汉唐 村落 聚落
汉唐时代,是中国古代乡里之制与聚落形态演化的重要转折时期。从两汉时代的里聚合一到魏晋南北朝时代里与聚的分离,再到唐代的乡里合署与村落地位的确认,无论是外在形态还是内在结构,它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对中国中古社会的变革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
讨论汉唐村落形态,首先面临的是关于村落的发生问题。对此,日本学者进行了比较充分的研究,其中,以宫崎市定、宫川尚志等学者的论述最具代表性。宫崎市定先生认为,自上古到现代,中国古代国家结构为都市国家,以大小城邑为地方社会集合体的基本构成,“聚落恰似一个个细胞,在一定面积的耕地中心,存在着细胞核似的城郭。城郭之内,被区分为数个区域,那就是里。不仅是工商业者,就连农民也居住在城内的里中。在汉代,根据城郭的大小、重要程度、里民人口的多寡等,分别定级为县、乡、亭”。他还认为,城内农民开始移居城外,乡制开始瓦解,“促使这种瓦解趋势进一步发展者,是汉代豪族势力的扩张。可能是一方面便利农耕的负郭、带郭之田都被有势力者所独占,贫民要想拥有自己的田地,就必须求之于遥远的地方;另一方面,豪族们在远距离的地方开拓庄园,招募劳动者,于是城内的农民渐渐脱出城外,前来居住应募。这里出现的就是另一种新形态的聚落——村(邨)”①。尽管学界对于宫崎市定的“都市国家说”争论颇大,但他提出的“村”是城郭之外的新兴聚落形态之说却被多数学者接受,此后学术界有关中国古代村落问题的研究也多以此为基点展开。宫川尚志提出:“在汉代,有不分都鄙每百户设里的制度。到唐代,虽然单位一样,但在城市与乡村分别称之为坊和村。这是城市和乡村分化在制度上的反映,同时也使人联想到村是否就起源于远离中央政权的边鄙地区呢?”在经过一番分析讨论后,他得出了肯定的结论,认为“总体来看,村庄分布在山间河谷地带以及一般远离城市地区的实例较多”②。侯旭东先生对此说进行了修订,提出:“百姓生活的村落不仅见于边僻之地,城镇周围同样广泛存在……重要交通线附近亦广泛分布。”③这是正确的。但他只是较宫川尚志更强调了村落分布的广泛性,仍未脱出村落是新兴聚落形态这一范畴。
源于宫崎市定先生的村落为城郭之外的新兴聚落形态说,有一个重要前提值得进一步讨论,这就是汉代里的设置问题。依宫崎市定先生之说,汉代的里设于城邑之中,城邑之外最初并无居民聚落,也就没有里的设置。但是,从文献资料,尤其是出土的考古文献资料看,并非如此。在两汉社会,虽然史籍与法律文书都以乡、里涵盖整个乡村社会,然而实际上除了政府法定的基层单位乡里之外,还存在着大小不一的自然村落,它们实际上是乡里之制的基础。这些村落,汉人称之为“聚”、“落”或“格”。《史记·五帝本纪》曰:“一年而所居成聚。”《说文解字》释“聚”曰:“聚,会也。从*,取声,邑落云聚。”段注云:“邑落,谓邑中村落。”刘向《列女传·楚老莱妻》曰:“一年成落,三年成聚。”《广雅》曰:“落,谓村居也。”格,为汉人对村落的别称。《史记·酷吏列传》:“吏苛察,盗贼恶少年投垢购告言奸,置伯格长以牧司奸盗贼。”裴骃集解引徐广曰:“一作‘落’。古‘村落’字亦作‘格’。街陌屯落皆设督长也。”司马贞索隐:“伯言阡陌,格言村落,言阡陌村落皆置长也。”
汉代的聚落同乡里一样,也各有名号。如《论衡·书虚》所云:“天下郡国且百余,县邑出万。乡、亭、聚、里,皆有号名。”但聚一直不是政府认可的居民单位,在两汉行政政令中,很少看到聚的存在。也就是说,聚只是自然意义上的乡间聚落,不具备行政与法律意义,更不是基层编制单位。正因为此,在两汉文献中,才大量充斥着乡里的记载,而较少见到关于“聚”的文字。
既是自然聚落,汉代聚的规模大小不一,有时相差悬殊。有的聚可能只有三几户人家,如东汉南阳郡井水县的三户亭,就是在三户聚所设置的亭;也有的聚多达千余户居民,如西汉成帝即位后,封史丹为武阳侯,封地为“东海郯之武强聚,户千一百”。这样,有些大聚便可能成为县或乡的所在地。一聚之中,要依户数多少,划分为若干里,像武强聚,可能就要分成十余个里;也有极少数的甚小聚落,会若干聚合为一里,像三户聚这样的小聚落,便应如此。
①[日]宫崎市定:《关于中国聚落形体的变迁》,见《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着选译》第三卷,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1、23~24页。
②[日]宫川尚志:《六朝时代的村》,见《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着选译》第四卷,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68、79页。
③侯旭东:《北魏村落考》,载《何兹伞教授九十华诞祝寿论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需要指出的是,它们与里的设置是一致的,也就是说聚与里是重合的。这些聚落既然错落参差,大小不一,而地方政府只能因地制宜,在现有的自然聚落基础上设置里的建置,除非一些大至数百户或小至三五户人家的特殊聚落,一般情况下,都是每个聚落设置一里,三十几户、四十几户以至百余户都可作为一里。史料记载与有关规定,均是举其成数而已。
这样,也就出现了百家一里、五十家一里等不同的说法。但在实际的地方建制中,没有必要、也不可能为了保持与规定的一致性,而硬性地将大小不一的自然聚落在行政关系上重新切割组合,对此,我们只须看一下关于里的具体记载便会一目了然。例如,《汉书·张安世传》记道:“(宣帝)遂下诏曰:‘其为故掖庭令张贺置守冢三十家。’上自处置其里,居冢西斗鸡翁舍南。”这是三十户为一里者。《汉书·戾太子传》曰:“故皇太子谥日戾,置奉邑二百家……以湖阌乡邪里聚为戾园。”这是二百家为一里者。又,邪里聚本身也表明两汉时代里与聚的合而为一,《续汉书·郡国志》所记历城之“巨里聚”其意当同于此。
为张贺所置守冢三十户以及为戾太子所置奉邑二百家,尚是人为的编制,因此,虽然不合“百户为里”的说法,但初时还算规整,要经过若干年的变化后,才能呈现出里的本来的自然面貌。就现在材料看,最能反映两汉乡村社会中里的真实面貌的,还是马王堆出土的《驻军图》与《地域图》①,这是关于汉代里的规模的第一手材料。尤其是《驻军图》,其上不仅标最小的里只有十二户人家,最大的里为一百零八户,现将图中可辨考清晰的里户数统计并
列为表1如下:
① 马王堆汉墓整理小组编:《古地图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77年版,第45页。
由上述记载特别是《驻军图》所列里之分布及人户状况,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作为自然聚落的里聚普遍存在于乡村社会,它们与各类城市相对应,共同构成了地方社会组织结构。既如此,为什么学术界仍流行着村落为城郭之外新兴聚落形态说呢?这是因为人们对村落的考察首先多着眼于其字面记载之由来。比如,要追寻《说文解字》中有无“村”字,要检索“村”字在正史中出现于何时,在笔记野史中出现于何时,等等。这样,自然会得出结论:《说文解字》中没有出现“村”字;关于“村”的最早的记载,正史是《三国志·魏志·郑浑传》所载“村落齐整如一”,笔记野史中是《抱扑子·内篇》卷三《对俗》所引东汉陈寔《异闻记》“村口”一词。因此,“村落”也就出现于东汉,至六朝渐多。其实,从社会组织角度研究的村落是指与城邑相对应的一种聚落形态。就中国古代社会结构而言,村落与城邑的区界点有三:其一,村落中的居民几乎完全是自给自足的农民与农民家庭;其二,村落的规模明显小于城邑,并且以城邑为权力中心与经济中心;其三,村落无论大小,都自成一体,有着自己的祭祀、信仰、宗法血缘以及其他组织体系,是社会的基本细胞。这也如费孝通先生所言:“村庄是一个社区,其特征是,农户聚集在一个紧凑的居住区内,与其他相似的单位隔开相当一段距离(在中国有些地区,农户散居,情况并非如此),它是一个由各种形式的社会活动组成的群体,具有其特定的名称,而且是一个为人们所公认的事实上的社会单位。”①
既如此,村落就应当是一种相对于城邑而言的社会单位概念,可以称之为“村”,也可以称之为“聚”,当然也可以称之为“庄”、“屯”、“川”、“寨”、“丘”、“店”、“堡”、“铺”等等。关于村落的起源应当追溯到文明的初生。根据考古学研究,特别是聚落考古学的进展,我们已能知道,随着农耕文明的出现,聚落也开始形成并迅速发展;至龙山文化时代,聚落已分化为中心聚落与普通聚落;随后,便开始了城邑与乡村的分化,中心聚落演化为城邑并成为一定区域的权力与经济中心,普通聚落则成为依附于中心聚落周围的星散分布的村落。②至汉代,这种分化已全面完成。因此,汉代社会也就不是所谓的“都市国家”,而是以村落为基本细胞、以城邑为核心的上下贯通的中央集权制国家。
①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页。
村落文化论文篇5
关键词：胡大村；传统村落名录；城镇化；保护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26-0253-03
一、胡大村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是党的十报告明确提出的重要目标。早在2012年4月，在冯骥才等先生倡议下，国家决定由住房建设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财政部等四部局，联合启动了中国传统村落的全面调查与认定，并确立了《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形成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村落遗产三大保护体系，这是我国在文化建设上迈出的重要步伐。
2012年12月17日，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专家委员会公布了第一批列入名录的646个传统村落名单，我市麦积区新阳镇胡大村榜上有名。进入名录的传统村落将会成为国家保护的重点，这意味着我国传统村落保护出现了重大转机。
传统村落是指村落形成较早，拥有物质形态和非物质形态文化遗产，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科学、艺术、社会、经济价值等，应予以保护的村落。入选部级传统村落需具备传统建筑风貌能较完整体现一定历史时期的传统；选址和格局具有传统特色和地方代表性；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民族或地域特色，传承形式良好；我市麦积区胡大村属于上述一二种类型的典范。
这个被黄土山坡环绕、依地势而建的村庄，房屋院落存有明清建筑，大多数人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社火、庙会、祭祀等风俗延续了数百年。站在胡大村后的堡子向村庄望去，和许多新农村建设给人固有的印象一样，这个村落的建筑约有一半以上被崭新的砖瓦小二楼取代，水泥硬化的村路展现出现代新农村的气息。这样的村落在天水农村随处可见。为何胡大村能入围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如果不了解胡家大庄的历史和传承，自然会有所怀疑。
胡家大庄村被人们简称为胡大村。胡氏先祖可追溯到明洪武年间（公元1368年至1390年），曾在安徽的胡氏先祖为了躲避战祸及水患，不断向西迁移，最终在今新阳镇龙王庙一带定居。后因地势受洪水威胁，迁入地势较高的今胡大村所在地。胡大村有新阳镇唯一的保存规模最大、最完整的道教“清池观”，明清时期的四合院古建筑，建于明崇祯十年间的大型古土建筑胡大村堡，历时三年于明崇祯十三年间修建的总门楼和西门楼等，可谓古迹众多。
现胡大村占地面积3323亩，全村近4000人，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村庄。胡大村的民居建筑布局，符合“以人为本”的村落布局及“天人合一”的传统建筑理念，基本以矩形排列，按总门、西门、头门、七门进行布局，轴线突出。据勘测，胡氏先祖在开始规划老庄时，以两纵四横的格局建造，分成大小什字路口，道路宽广。在新时期的建设发展中，人们一直遵循着村落原有街巷布局和道路规划设计理念，传承较好。随着向东南方的发展扩建，形成如今三纵五横的布局。在胡大村，看不到农村特有的乱占乱搭建现象，宽阔的每条村路，车辆都能行驶到每家每户门前，整齐划一，这是其亮点之一。此外，村民对传统文化遗存、文物的保护意识十分强烈，流传下来的牌匾、砚台、宫灯，明朝翰林院的官薄、印有翰林院字样的纱灯等文物都保存得较为完整。近年来，村委会在传统文物的保护、修缮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至今村里还保留着传统秦腔、文武长板、传统古乐队等非遗项目。胡大村之所以能入选传统村落名录，就因它存留下的丰富的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传统村落遗产。
二、传统村落的普遍现状和面临的窘境
传统村落是祖先留下的珍贵的不可再生的宝贵遗产，体现着当地的传统文化、建筑艺术和村镇空间格局，反映着村落与周边自然环境的和谐关系，是诠释过去农耕时代特定生活方式及其文化习俗的空间文本。
村落是农耕生活的源头，中国五千年的农耕文明形成了千姿百态的传统村落，如今至少一半中国人还在这种“农村社区”里生活，享用着世代相传的文明。可以说，每一座蕴含传统文化的村落，都是一处活着的文化遗产，体现了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精髓和空间记忆。经历了长期的传承，包含着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历史智慧，厚载着先人的嘱托和期望。因此我们要建设美好家园，必须保护民族的根性文化，保护并传承传统村落遗产。
可是，最近一些村落调查和统计数字令人心头骤紧。有资料显示，在21世纪初的2000年，我国自然村总数为363万个，到了2010年锐减为271万个，仅仅10年内减少90万个，平均每年消失9万个，每天有1.6个传统村落消亡。对于我们这个传统的农耕国家可是个“惊天”数字，它显示了村落消亡的势头迅猛。
传统村落的消失，不仅意味着灿烂多样的历史创造、文化景观、乡土建筑、农耕时代的物质见证泯灭，同时，还意味着大量从属于村落的民间文化也随之灰飞烟灭。
在保护名录没有出台之前，和胡大村相似的村落面临的普遍问题是人多地少。行走在胡大村街上，可以看到有些硬化的街道疏修，渠沟和河道里可见各种生活垃圾；另外，由于年久失修，很多古建筑梁柱歪斜，青瓦残破，人不能居住。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农村生活水平的提高，部分村民新建住房，不少古建筑遭到破坏，还有一些古建筑没有资金进行维护修缮，已经面临倒塌的危险。近年来村委会规劝制止村民不能拆除具有保护价值的古建筑，因拆建问题干群矛盾尖锐。据了解，对于传统古村落的保护，以前是没有财政预算的，当地没有专项资金，也没有出台过具体的保护规划和实施措施，所以保护工作明显滞后。
传统村落是在长期的农耕文明传承中逐步形成的，凝结着历史的记忆，反映着文明的进步。在中国数千年的农耕文明中，象胡大村这样有价值的村落众多，它们如同社会的基因一般，记录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民风民俗信仰。然而，在急剧的社会变迁过程中，传统村落却在日渐凋零，建筑坍塌、民俗淡化。人们如不能认识到传统村落的重要性并加以合理保护，它将会快速地消亡。
三、传统村落消亡的诸多原因
中国的文化是农耕文化，传统文化的根在农村。作为拥有悠久农耕文明史的国家，我国遍布着众多形态各异、风情各具、历史悠久的传统村落。天水是历史文化名城，在岁月的长河中，遗留下了许多村落。虽然我市对文化遗产保护重要性的认识在不断提高，但要面对的现实情况是：一是随着城镇化的进程和工业发展的突飞猛进，年轻劳动力向城镇大量转移，导致的空心村现象加速了传统村落的凋敝和损毁，许多农村基本上成为“老人村”、“小孩村”，村落的生产生活瓦解，空巢化严重，造成了传统文化在传承和发展中后继无人，村落的消亡势所必然。二是因管理者的文化觉悟等原因，重经济轻文化、重开发轻遗产、重建设轻保护的建设性破坏文化遗产现象时有发生，传统村落正在加速消失。
胡大村是中国农村社会发展的一个缩影。随着城镇化发展，村民有的外出务工，有的搬去城市或无序建新居而破坏古建，传统村落原有的历史风貌受到破坏。村落缺少有意义的公共文化生活，留守村民的日常生活呈现出碎片化、个体化的特征，主要靠打牌、看电视等方式打发时间，较少举办民俗活动，非物质文化遗产濒临消失。传统村落的破坏或消失，毁掉的不仅是各具特色的民居建筑，更重要的是其中蕴含的丰富传统民俗，从宗族谱系到祭祀礼仪，从婚丧嫁娶到饮食服饰，从乡规民约到节庆民俗等，它们因村落的存在而存在，是村落不能脱离的“生命土壤”。
“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基本上在农村，文化的多样性也在农村，民族之根深深地扎在农村。”冯骥才说，“无论从它的规模、内涵还是价值来讲，中国古村落都是一个最大的文化遗产”。传统村落是斑驳而丰富地呈现着它动态的嬗变的历史进程。传统村落真实地反映了农业文明时代的乡村经济和极富人情味的社会生活，对于历史的传承，比文字记载更准确、真实。然而，它又是极其脆弱和不可再生的，一旦破坏，则无法恢复。多年来，冯骥才等学者一直为传统村落的保护而奔走呼吁。他曾说，“我国的很多传统村落是民族文化的载体，一座传统村落就如同一本厚重的书籍，如果不加以悉心保护，有可能尚未翻开，就已经湮没了。”因此，加强传统村落保护发展刻不容缓。
四、传统村落亟待保护
传统村落承载着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是农耕文明不可再生的文化遗产，也是维系华夏子孙文化认同的纽带。村民们对家园的热爱，对先祖文化遗存的珍视，从家家户户保留门额上题字的蕴意中透出。当前古村落的保护很困难，因为它是依然活着的古老社区。随着大规模的现代化、工业化、城镇化等，我国自然村落数量锐减。
传统村落保护是一个历史性的文化工程，传统村落的未来何去何从？政府的态度很关键。面对严峻形势，我国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古村落的保护就是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对于物质遗产、非物质遗产以及传统文化的保护”的讲话精神和加强保护工作的指示，开展传统村落调查，加强传统村落保护和改善。依照印发的指导意见，各地已启动了修缮保护工程，国家有关部门正在建立的国家、省、市三级传统村落保护目录，实行分级保护、制定保护规划、安排保护资金。甘肃省升级传统村落保护专项资金的设立正加快研究，并制定《传统村落保护规划编制指引》，加快推进保护规划编制，实现保护规划“一村一策”。此举正如一场及时雨，将有助于保护和发展我省传统村落文化。
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需要研究与尝试，可以和谐统一，互为动力。保护是历史性的系统化工程，充满挑战且任重道远，应从以下几方面加以改善。一是建立有效的法规和监督机制。传统村落保护须有法可依，以法为据。要建立并完善国家和地方传统村落名录；同时，建立监督与执法机制。由于传统村落依然是生活社区，处于动态的变化中，保护难度大，只有长期不懈的负责任的监督才能真正保护好。政府官员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不能对文化失职，更不能失语，要有文化责任和眼光，避免短视行为。二是传统村落的现代化。保护传统村落绝不是原封不动，应贯彻“有机修复”的理念。村落进入当代，生产和生活都要现代化，象胡大村同样居住的人们有享受现代文明和科技成果的权利。要在符合保护规划要求的前提下，优先安排传统村落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项目，改善居住条件，提高人居环境品质。西方国家在城市历史街区保护中采取的一些方法能给我们借鉴，如他们在不改变街区历史格局、尺度和建筑外墙的历史真实的前提下，改造内部的使用功能，甚至重新调整内部结构，使历史街区内的生活质量大大提高。三是提高村民的文化自爱。传统村落的保护更应该是村民自觉的行动，文化只有首先被它的拥有者热爱才会传承。如果当地人不认同、不热爱自己拥有的文化价值，我们为谁保护呢？所以对村民进行文化的启蒙，提高他们的文化自觉和自信，促使他们珍视和爱护自己的生活和文化，让他们懂得自己所拥有的生活和文化是重要的资源和遗产。
目前，传统村落保护的经验在世界范围内也寥寥无几，因为没有一个国家专门对传统村落的保护做过具体工作，传统村落保护没有现成模式可套。所以，我国传统村落的保护属于一个另类项目，没有任何理论支撑，需要积极与各方专家、有识之士进行沟通交流，通过多学科的解惑，才能完成传统村落的保护工作。同时，做好数据库，留下影像、文字记录等具体工作。
五、建立传统村落保护名录的意义
新时期加强传统村落保护发展，传承前人留下的历史文化遗产，体现了国家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自觉，有利于增强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自信；加强传统村落保护发展，延续各民族独特鲜明的文化传统，有利于保持中华文化的完整多样；加强传统村落保护发展，保持农村特色和提升农村魅力，为农村地区注入新的经济活力，有利于促进农村经济、社会、文化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如今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对传统村落进行过全面盘点和整体保护。我国这样做，体现了我国作为一个文化大国深远的文化眼光和高度的文化自觉与自信，以及致力坚守与传承中华文明传统的意愿。
可以说，中国传统村落从困境中走出，它独有的价值终于被我们认可，并在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之外另列一类，即“中国传统村落遗产保护”纳入国家的历史文化遗产“谱系”中。十年前我国只有文物保护，经过近十年各界同仁的努力，拥有了物质遗产、非物质遗产、村落遗产三大保护体系，使中华民族的历史财富得到全面和完整的保护，这是我国在文化建设上取得的新成就。
当然，我国传统村落保护才刚刚开始，它有待于系统化、法治化和科学化，需要相关的理论支持和理论建设，需要全民共识和各界支持，需要知识界的创造性的奉献，以使传统村落既不在急剧的时代转型期被甩落，也不被市场化开发得面目全非。我们要用现代文明智慧善待历史文明，把中华文明延续传承，使传统村落在传承历史文化、旅游开发、爱国教育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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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姜成学.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历史街区保护模式的探索.东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5月.
村落文化论文篇6
【关键词】城市设计；村庄规划与设计；乡土文脉；村庄空间
1 基于城市设计理论的村庄规划设计内容
基于城市设计理论的新农村规划，应该要能将村庄规划成为广大农民理想的生产园地、舒适的居住家园以及放松的栖息场所。其主要内容包括：
1.1 村庄空间格局及形态的营造：应设计出功能分区明确、空间序列丰富、朴素大方、自然舒适并具有浓郁的人文气息村落空间格局。
1.2 村庄和谐社会的构建：通过设计能营造出自由平等、具良好秩序的生活，以及营造合理的社会环境。
1.3 村庄经济的良性发展：通过设计能激活各种形式农业生产链，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从而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实现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
1.4 村庄自然环境的维护：通过设计，能合理控制新农村发展，保护农田，保护农村的自然生态环境。
2 基于城市设计理论的村庄规划设计方法
新农村规划设计的目标主要有：（1）随着社会发展满足村民对经济条件、环境及生活区的需求，并能在可持续的自然环境中受益。（2）建立一个统一的以本土文化为公共领域基础的新农村规划设计方法（图1）。
图1 基于城市设计手法的新农村
规划设计方法框架
3 基于城市设计理论的村庄规划设计研究
村庄设计内容主要有：生态风貌特色、开放空间系统、空间脉络布局、重点景观节点、乡土文脉、人文活动体系等设计。
3.1 村庄风貌特色设计分析
中国乡村独特的自然风貌造就了独特的自然文化景观特色：如黄土高原、江南的水乡等。中国的乡村风貌瑰丽多姿，其风貌特色分为物质形态和非物质形态两个方面，其中，物质形态方面的内容包括有：（1）村庄本身的自然环境；（2）村庄独具特色的自然形态，也就是其空间布置形式，包括村庄的多种不同的布局形态、空间布局以及交通脉络形态等；（3）村庄的物质组成要素，如村庄的建筑要素，由其组成的旧民居聚落、历史文化遗迹景点仍与新时代农村生活密切相关，甚至成为农村文化景观特色的最重要部分。
3.1.1村庄选址位置
从中国南方现存的众多古村落选址位置可看出，古村落选址或依山傍水，或枕山面水，或依山跨水，而且设计为开窗见山、槛外是水。即使在平原地区，许多古村落也是溪水穿村（傍村）而过，成为村庄的重要自然构成要素。
3.1.2 村庄布局
村庄的布局，具有如下特点：
（1）依山傍水，靠近自然环境。我国传统的都城是方正规整的布局形态，而村庄却与山群、溪流融为一体，即使是人工的建筑房屋，其屋顶曲线也是与山际线巧妙融合在一起。
（2）大小聚落均是聚族而居，民宅结构严谨。如岭南的古村落，以宗祠为中心，民宅以此中心环围营建（图2）。
图2广州沙湾古镇岭南传统建筑风貌
（3）具有象征意义，意境高远。我国传统的古村落普遍多采用象征手法，一位英国学者李约瑟在考察完中国建筑后，他曾经感慨说：“中国城乡中建筑在田庄中的住宅，常会给人一种宇宙图案的感触，一种节令、方向和星宿的象征主义”。
3.1.3 村庄的建筑风貌
传统的村庄建筑特点与村民的思想观念、意识等文化背景有着密切关系，其所属的历史文化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建筑的外部形态及组织模式，村民的传统观念更是反映在传统建筑物质环境上。影响传统建筑文化的因素包括：乡土文脉、地方特色、社会体制、经济结构、文化观念、、风水理念、风俗习惯等，这些影响因素彼此融为一体，呈现在传统建筑文化载体上。
3.1.4 村口特色
村口既是村民进出村落的出入口，同时也象征着一个村庄聚落的盛衰荣败。现今众多村庄的村口，已成为常用来举办大型活动的场地，例如庙会举行、戏剧出演等，甚至还作为小型商品交易的场所。村口特色是影响村民获取记忆村庄的重要要素之一，村口设计好可以大大提高村民对自我价值的认同感。此外，村口的环境面貌也会影响到村庄的整体形象。由此可见，村口形象是由村庄整体建筑风貌特色、整体布局特色等相关环境共同建立而成的主题形象。
3.2 村庄开放空间系统设计与分析
基于城市设计理论的新农村规划设计，应将开放空间的概念引入设计中，运用图底手法，能较好地对村庄建筑空间结构形态作分析，剖析出属于人们共有的生活空间形态和品质。村庄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共存而成的结晶，需要更贴切地与自然环境融为一体，很有必要建立村庄开放空间系统。
村庄开放空间系统主要有：公园绿地、休憩活动场所、交通道路用地等。具体包括：村口开放场地、村庄绿地、村内道路系统、池塘、溪河、湖泊、荒地、农林山地等。
3.3 村庄空间脉络分析
基于城市设计理论的村庄规划设计，对于村庄空间脉络需要重点分析其空间布局、景观轴线、视线通廊等村庄要素的构成。
3.3.1 村庄空间布局
村庄空间布局重点主要在于村庄公共活动开放空间的组织。在公共活动空间规划中运用城市设计理论及图底关系手法，能更好地对进行系统分析，取得公共活动空间的基本要素和构成方法。譬如江南村落空间脉络与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经常呈现出水围村(或村包水)的空间布局。可见，在村庄空间布局中水是占据了主体地位；其次是村庄巷道、院落空间的应用，弯曲有序的巷道和灵活分布的院落，两者构成了人们活动的主体空间，构成了村庄空间系统的网络。
3.3.2 村庄景观轴线
村庄传统景观轴线的形成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在村庄空间及其结构上传统景观轴线是村庄传统文化复兴理念的体现。
村庄景观轴线有着重要的意义，建筑风格的定位，建筑形体与村庄的关系，都必须和村庄轴线的时空维度和整体形态形成正向叠加。通过强化村庄的绿化空间，包括风景林、绿色廊道、绿化带等配合村庄建筑形成和完善村庄景观轴线。
3.3.3 村庄视线通廊
新农村规划设计中的村庄视线通廊，需要经过精心的处理，如村口与公共活动空间之间，可以通过绿化区、公共活动场地、设计标识等要素结合而营造出一条主要视线轴。此外，可以充分运用我国以往园林中的造景手法，来建立村庄水景、山景与主视线通廊之间的联系，使村庄景观与大自然环境形成理想呼应。
3.4 景观重要节点设计分析
景观节点设计应重视保护村庄传统景观节点，充分挖掘村庄原有的景观资源，确定村庄主要节点，包括村口、公共活动中心地带、祠堂周边修复改造、转角位建筑等，创建具有本土地方风格和浓郁传统特色、优美自然景观、良好生活空间的宜人居住环境。
3.5 村庄文脉的分析
农村聚落的的形成与发展是一种历史现象，不同的历史年代都会在村庄发展与演变中遗留下属于自己的轨迹。因此，保留村庄的传统特色，保护历史文化的延续性，也就等于保留人类文明发展的脉络。
村庄是历史文化的载体，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文化景观。随着历史发展，人们在村庄内建造了很多具有传统特色风貌的建筑及巷道，这些都是维持各个社区结构的重要物质基础。村庄的历史环境及其住区，又把世世代代生活于此的人们联系在一起，这些历史环境及住区起到精神纽带作用。保护历史文化的延续性，保留乡土本身的建筑特色，保存乡村空间的回忆，是真正能够延续历史文脉及实现社会稳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村庄历史环境是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重要资源，应该在村庄规划设计中有效发挥其中重要作用。所以，基于城市理论进行村庄规划设计时，必须要传承村庄的历史文脉。
4 总结
基于城市设计理论及手法进行村庄规划时，必须注重村庄的风貌特色，必须对村庄的空间布局、景观轴线、视线通廊、重要景观节点、开放空间等城市设计要素进行研究和推敲，并且要能传承村庄发展的历史痕迹和文脉，保证规划后村庄景观风貌具有历史延续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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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落文化论文篇7
论文摘要：村落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重要的固有成分，历史文化的积淀和人文观念的影响，造就了中国古代独特的村落文化，本文将从宗教观念，风水观念，诗画观念三个视角对中国古代村落文化做浅要阐释。
近代科学地理学的奠基者李尔特曾经说过：“地球上人类的每个物质成就，不论是一间房屋、一个农庄或一个城镇都代表着自然和人文因素的综合。”村落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做为文化象征的形象符号，在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中，彰显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独特的人文观念。
一、宗教观念
宗教从各个方面如民族群体心理、思维方式、物质文化、民间民俗等渗透于中国村落文化之中，使中国村落文化具有浓重的宗教色彩和深刻的神道烙印。
宗教对于中国村落文化的作用，首先便表现在它对于村落成员的组织与维系功能。宗教的维系功能体现在中国村落文化中，表现为宗教中某一共同崇拜的对象，可以成为一个村落群体甚至多个村落群体成员精神上的纽带，使他们彼此认同和维系，使他们能够为自身利益而团结一致。因此在古代社会，一个村落或一个部落，往往有自己的图腾，有自己崇敬的精灵。当一部分社会成员被生活所迫时，也往往以宗教为旗帜，作为维系感情与利益的纽带，结成社群，对统治阶级进行反抗。中国历史上以宗教为纽带，组织、团结民众反抗腐朽封建王朝的农民革命斗争层出不穷：自东汉末年的“太平道”所组织发起的黄巾起义，东晋孙恩的“夭师道”，北魏法庆以“大乘教”，北宋方腊以“明教”，南宋钟相以“巫教”,元末的韩山童、刘福通的红巾军以“白莲教”，清中叶的林清以“八卦教”组织起义，历朝各代农民的武装斗争每失败一次，中国人的天命观思想便得一次巩固和加强。
宗教是中国农民武装斗争的团结纽带，它同时与宗教的组织和维系功能相联系。然而宗教常常成为人们走向分裂、失败的催命符，封建统治集团常借助宗教推行其愚民政策。地藏王庙前殿左右的黑白无常狰狞可怖的嘴脸、判官、鬼卒的青面撩牙、十八层地狱的阴森、鲜血淋漓、其刑之惨绝，令人毛骨耸然，其心理威胁往往比官府的刑杖和囚牢有效得多。
另一方面，中国儒教以伦理道法为宗旨,以士大夫为其信众基础，儒家思想文化在中国长期居于统治地位，至今仍在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佛教则提倡修身养性，自我修炼，并在戒律中提出不准“淫、盗、杀、妄”等戒规。基督教比较倡导宗教的献身精神 ，“十戒”中也有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证等伦理准则，这些伦理准则大多是一些最为基本的社会公德。当它们成为宗教教义，渗入村落文化之中，无疑会深入到村落成员的内心信念中。世俗的伦理要求，通过宗教的形式 在民众中得到教化，既是宗教的一种比较特殊的功能，也是村落文化的重要功能之一。
二、 风水观念
“风水”中虽然掺杂了玄学的成分和迷信的色彩，但它的实质不外乎是在人居选宅和人亡选穴方面，作为对地质、地温、水文、日照、风向、气候、气象、景观等一系列自然地理环境因素的衡量准则。道家认为：凡物皆有其自然本性，顺其自然，便可达到极乐世界；儒家认为：“生生之谓易”，强调自然界与人的生命融为一体，生活就是宇宙，领略了大自然的妙处，也就领略了生命的意义。中国古代风水学可以称作中国古代传统建筑的灵魂，它作为一种思想观念，风水对中国古代村落的选址和布局，产生了深刻而普遍的影响，是左右中国古代村落格局的最显著力量，古代村落、屋舍的建造均讲究风水。
“所谓风者，取其山势之藏纳……，不冲冒四面之风；所谓水者，取其地势之高燥，无使水近夫亲肤而已，若水势屈曲而环向之，又其第二义也。”①实质上，风水强调的是“顺其自然”，是如何更好地利用自然和谐。在《红楼梦》第十七回《大观园试才题对额》中，贾宝玉表明不喜欢大观园中的稻香村，因为“此处置一田庄，分明是人力造作而成；远无邻村，近不负廊，背山无脉，临水无源，高无隐寺之塔，下无通市之桥，峭然孤山，似非大观”；因为它“非其地而强为其地，非其山而强为其山，即百般精巧，终不相宜”。正是这种对自然而然的追求，才造就了中国东西南北中不同地域风格各异的村落景观。
中国古代的城市建筑，高大巍峨皇家宫室，雄伟庄严的殿堂高阁，多建于高台之上，让人从远处看来就感到一种强大的威慑力和震撼力。老百姓并无雄厚的财力，亦没有资格住进那样豪华的居所，因而讲究风水的好坏。中国人注重天地之和，身心之和，而只有合于风水，调于阴阳，才能达到这一点。所以，官方在进行争权夺利的同时，民间则在抢占风水宝地。李约瑟曾高度评价中国古代的风水，称之为“准科学”，中国古代的景观建筑学。他认为风水理论“总是包含着一种美学的成分”，“遍中国的田园，房屋、村镇之美，都可借此说明”。
风水学长期发展，形成了它特有的环境模式。村落风水的环境模式，简而言之就是一个后有靠山、前有流水、形局完整的地理单元。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比较讲究地貌的丰富、形局的完整、阴阳胎息的生成、气之沉浮和水口的形势等。
中国古代村落要求有山为依托，依山面水。靠山即“龙脉”所在，称玄武之山；左右护山分别称作“青龙”、“白虎”；前方近处之山称作“朱雀”，远处之山为朝、拱之山；中间的平地称作“明堂”，为村基所在；明堂之前有蜿蜒之流水或池塘。这种由山势围合形成的空间，利于藏风纳气，是一个有山、有水、有田、有土、有良好自然环境的独立生活空间，这与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所描绘的古人心目中的理想环境也不谋而合。当然，中国古代村落无一不受到风水的理想环境模式的影响，在形局方面，中国古代村落选址强调主山龙脉和形局完整，即强调村基的形局和气场。认为村基形局完整，山环水抱，是上乘的“藏风、聚气”之地。
中国古代村落的选址还极为注重景观优美。风水学中认为，好的村落环境应该是好气场的表现，其景观上的表现是“山川秀发”、“绿林阴翳”。而“水口” 在中国古代村落的空间结构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水口”的本义是指一村之水流入和流出的地方，风水学中要求“入山先观水口”。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水被看作是“财源”的象征，“水环流则气脉凝聚”，水“左右环抱有情，堆金积玉”（《水龙经》)。
以上的风水观念于古代村落的影响，就是“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表现，认为人与自然应该取得一种和谐关系，自然界的一切物体都会影响人的生活，人居环境可以影响到人的生活状况甚至吉凶祸福。
三、诗画观念
中国古代村落为传统耕读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现实的空间，山水村落文化在中国古代的流行，与中国古人的喜好隐逸村落的风尚有直接的关系。他们崇尚山林，醉心于山水之间，把山水诗和山水画的意境引入村落的营造之中，从而孕育了村落与诗境画意相统一的文化环境。他们即便身在仕途，也向往归隐山林、泛舟江湖、闲话农居的舒适逍遥，有一种挥之难去的隐逸情结。大自然的山水之美，具有某种净化心灵的作用，能涤污去浊、息烦静虑，使人忘却城市的纷扰，产生忘情于山水人家而自甘寂寞的高逸情怀，创造出让人神往的山水村落的明秀诗画意境。而只有甘于寂寞的人，才能对自然有细致的观察和敏锐的感觉，才能以一种虚静的胸襟去体悟山水，由实入虚，一片空明，向外发现山水的美，向内发现自己的真性情。
中国古典园林、山水诗、山水画之所以往往给人以丰富的意境感受，就在于它们能在有限的“形”之外 ,创造出无限的“意”，以生成丰富的“境”或“景”。正如肖驰先生在《中国诗歌美学》中所言：“山水画往往从空间的有限突破以追求无限，山水诗则可以将时空的无限展现为空间的有限。”②在中国古代村落文化中常有有镜花水月般空灵意境的创造，
村落文化的灵魂也往往是以诗人的气质入画，以画家的气质入诗。在中国的村落文化中，不论是山水田园诗，还是抒情感怀诗都善于将主观的情与客观的景融合统一，既含蓄蕴藉，极富“言外之意”，又传神优美，极具自然之美。其诗融入了画家和诗人的情思，又渗透了深刻的禅思体悟，因而达到了一种心境美与自然美和谐统一的纯美境界。在村落文化的明秀诗境中，既有澄明精致的画面，又有飘渺灵动的情韵，能于空静中传出动荡，平淡里透出幽深。这样的诗歌意境表现的是古村落被大自然静观寂照时，感受到的宁静优美，是以动写静，喧中求寂，超于象外而入于诗心的空明与寂静之禅悦之境。正是因为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使村落的山水诗意境优美而意味隽永，又能另人以一颗澄澈的心去体验感应这种动与静的结合，从村落的晨钟暮鼓中，以清净之心平息纷扰不安的心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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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落文化论文篇8
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于1943年在《人类激励理论》论文中所提出，人类需求像阶梯一样从低到高按层次分为五种，分别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类，是行为科学理论之一。通常认为动机是自然个体成长与发展的内在力量，具有较高的现实性，而（图1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动机又是由各种不同类型的需求所构成，各种需求之间有先后顺序与程度的深浅差别，根据其需求递进层次理论，每层次的需求与满足都会影响自然个体心理现象与个性发展（图1）。
中国传统村落（原名古村落），是指民国以前建村，保留了较大的历史沿革，即建筑环境、建筑风貌、村落选址未有大的变动，并具有独特民俗民风，虽经历久远年代，但至今仍为人们服务的村落。近来，我国在国家层面上表现出鲜明高度的文化自觉，强调保护传统村落是中国社会全面发展之必需，提出乡镇化的乡村要“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切中了传统村落最深切的精神意义与存在价值，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和热切的反响。
本文首次以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为视角对传统村落的营建策略做出综合性的表述，明确了传统村落空间之所以具有生命体征的根源在于其中生活的人。传统村落村民的需求层次在社会经济的发展影响下，由原来的解决基本的温饱、生存需求日渐趋向于对社交、自我实现等需要的追求。建筑师在传统村落的营建设计中，基于村民需求层次的发展过程，寻找适合于传承与延续传统村落精神文化内涵、整体村落风貌的可行之道。
生理需求的满足
生理需求作为最低级别的需求，是自然个体最基本的生活、生存要求。马斯洛认为人类只有达到维持基本生存的条件后才会有相应新的激励机制形成。从传统村落营建的层面来看，这些最基本的需求被称之为“基础功能需求”。
1.生产功能
我国现存的并在地理上有着广泛分布的传统村落，生成和建设于传统农业阶段，由此既有的传统村落有着共同的营建基础，即农业社会自给自足的经济生产生活方式。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程，大规模的工业生产与城市化扩张打破了传统村落原有的内在规律，并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用于生产功能的土地、林地、水域等。对于生产功能用地的保护，一方面在于延续以农业为基础而营建的村落文化价值观，同时，为村民祖辈赖以生存的耕种技艺营造种文化自信，更为传统村落的产业结构转型提供基础，这对于留住村落的劳动力、发展生产、提高村民收入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2.生活功能
民居单元，传统村落的单体建筑是对当地的自然气候和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最直接、最质朴的表达，是村民祖祖辈辈累积的营建技艺的结晶。中国各个地区的传统民居都具有浓厚的地域特征，有着很大的研究价值。然而，随着岁月流逝的痕迹，很多民宅的居住功能与条件需要得到改善，“保护传统村落与保护文物不同，不是追求一成不变，要通过技术手段让居民看到生活质量的提高，让他们增强文化认同的同时，也可以看到保护后的经济价值”。同时，在新民居建设过程中，则需要对建设区域内的建筑进行全面普查，确保融入到村落的整体建筑风貌中。在一些发展旅游业的传统村落，在建设接待用地时，更应与传统建筑的形式、格局等相协调，保护好传统村落的整体风貌。
3.基础设施
很多传统村落的基础设施和居住条件都比较落后，在电力、排污、消防、卫生设施等基础设施方面存在的较多的问题。居住条件已经满足不了现代生活的需求，在不破坏传统民居的风貌和格局上，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可适当引入现代便利的基础设施，运用技术手段改善上述的水、电消防等问题。然而，在改善基础设施的同时，要平衡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安全需求
安全需要，是基于自然个体在温饱需求满足以后，需求上升到自身安全能够得到保障的一个层次，且渴望摆脱威胁等不安全要素。马斯洛认为，人类先天的感受器官、效应器官，甚至包括人类后天逐渐形成的人生观、价值观都是安全需求的表现。从传统村落营建的层面来看，这些安全需求包含物质和心理的双层安全需求。
1.物质安全要素
所谓物质安全因素是指传统村落中各民居的建筑质量的问题，由于建设年代的不同，各地区的民居建筑质量良莠不齐，还有一些破败不堪的宅院也依然居住着村民，生存环境堪忧。大量的砖砌、夯土、木构筑民居，是这个传统村庄的特色，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但由于建设年代久远，结构损毁，这些民居在经济条件等原因下依然在使用中，则需要进行彻底的改造，以满足居民的使用。
2.心理安全要素
个体对于长久以来的生活环境具有高度的适应性和依赖感，古、今人居环境所处的时间、空间等物质条件都不相同，古代村落人居环境建设较少受外力影响，在营造过程中，注重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相处，关注人的内在需求，提供宜人的交往空间，因此给人以强烈的归属感和安全感。现今的人居环境被经济功能占据了主导地位，人们对自然进行了无节制的索取，同时人居环境缺乏人文关怀，致使人居环境的艺术性不断缺失。
对于传统村落而言，理想的人居环境模式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在自然上追求田园山水的空间意境；在人文上表达对理想人生的追求；在社会层面上对天人伦理观的回归；在居住形式上注重建筑、规划、景观三位体的栖居方式。通过总结传统村落理想的的人居环境营造模式，为居民提供个具有强烈安全感的人居环境。如适合大家族聚居、具有突出防卫功能、并采用夯土墙承重的福建土楼，一方面构筑了与当地自然、社会环境的紧密联系，另一方面对整个聚落的物质安全及心理安全考虑，可以算是传统建筑中的典型范例。
社交需求
社交需求是比生理需求更加感性化和复杂化的一种需求，如：对友谊、爱情以及隶属关系的需求。马斯洛认为这层次的需求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友爱的需要，即人人都需要与朋友关系融洽或保持忠诚。二是归属的需要，即人人都希望成为某群体中的一员，并相互关心和照顾。就传统村落营建的层面来看，外向需求可以表达为与邻里的关系融洽，对村落格局、风貌的习惯等；自我归属需求是对传统文化形式的认同与追随。
1.外向需求
传统村落的院落、街巷和公共等空间的布局，基本上决定了村民邻里之间交流的频繁程度。建筑的外部空间大都丰富而亲切，是种贴合村民实际生活所需，从满足功能需求角度出发的院落组合形态。同时，传统街巷的走势、尺度、以及比例等平面因素，都与当地地形和院落布局相结合，并且着眼于人的具体需求而逐步形成的，为邻里之间的平常交流构架了桥梁。
要满足村民的外向需求就在于规划村落整体风貌的布局，这种整体格局的形成是历史的产物，从村落选址就已经开始。因此保持村落的原有格局对于传统村落而言显得尤为重要。
2.自我归属需求
分析心理学家荣格将大多心理问题的形成归结为某一“原型”由于受到阻碍而没有得到良好发展，由此精神系统作出自我调整从而表现为与病理相关的症状。其心理学治疗目标就是使受挫折的原型获得应有的发展。对于传统村落的营建也可以进行类比，当前我国传统村落所面临的问题正呈现出这种“原型”受阻的状态。村落系统自我调整中遭遇的病症包括建筑形态的异化、本土文化的失根等。然而，发展决定了传统村落不会回到那个绝缘而内向的时代，原型的再现需要寄托于一种新的形式。使得原型能够最大限度的得到理想的发展，这是解决当下传统村落问题的有效手段。这对于村民文化自信的提高也有着显著的积极意义，同时能增强村民的自我归属感。
尊重需求
尊重的需求包括自然个体对自身对成就或自我价值的感觉，也包括他人对自己的认可与尊重，表明人人都希望自己在社会或群体中有稳定的地位，能得到承认。马斯洛认为，尊重需要得到满足，能使人对自己充满信心，对所从事的工作满腔热情，体验到自身价值。就传统村落的营建策略而言，尊重需求包含了对居民的主体地位的尊重、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尊重以及对传统思考方式的尊重。
1.对居民的尊重
传统村落演进过程中村民一直作为主体角色存在着，并在营建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他们既是房屋的使用者、建造者，同时也是乡村生活的规范者与管理者。“建造”对于乡村而言不仅作为一种经济活动，更是种社会行为。然而，主体角色的重要性却并未体现在主体意识的表达上。所谓主体意识是指个体对于自身定位、能力和价值观的一种自觉性。
村民在乡村营建中承担着多重角色，既参与初期的建设建议，也是建设过程的投资者和建造者，更重要的是村民做为房屋的直接使用者，能为整个村落的营建过程提出很多有建设性的意见。
2.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尊重
传统村落的营建依托于方水土，人们的生存繁衍与之息息相关，同时也是聚落文化产生的立足点。在人地关系变迁的过程中，人类从最初的“依附者”变成了“征服者”，这样的发展方式必然引起村落自然生态系统的失衡、退化，生态、生产、生活之间的相互协调成为将来村落发展的理想方向，这也就是“共生”环境观的含义所在。国内实验性建筑师张永和于2000年在北京延庆水关长城脚下公社项目中设计建造了一座名曰“二分宅”的房子，旨在实现以夯土为材料的当代营建，当建筑达到使用年限，“土”这一材料或回归大地或可重新塑性并循环使用，对自然生态只产生最小干预。
3.对传统思考方式的尊重
“要保护传统村落，首先还是要营造种文化自信。”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县镇管理办公室副主任方明举例，现在大家去农村都争着吃土菜，这说明农村餐饮业找到了自信，那么传统村落也应该有一种文化自信。“外来人是设计不好村庄的，城市规划那种棋盘式、开发区式的格局也是完全不适应农村需求的。天人合、尊重乡规民俗的传统思考方式才是未来乡村规划建设的核心思想。”
自我实现需求
作为最高层次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求是发挥潜能，完成与自己能力相称事情的需求。在传统村落的营建过程中，乡土工匠可以作为建设者提供宝贵的经验，同时，普通居民也可以作为传统文化延续的参与者，实现对自己更高层次的需求。
1.乡土工匠
在传统村落的空间营建中，乡土工匠长期生活、工作在家乡，对村落的草木等生态环境及左邻右舍的情感关系都充分了解，对自己的村落空间怀有朴素而真诚的价值认同。他们对民居的建造、村落的有机生长过程、建筑材料与传统营造技术等都有深刻了解，因此说他们都是当代传统村落建筑空间营建的宝贵人力资源。如果乡土工匠成立互助组或采用本地区都能认可的劳动报酬形式来运作，那么就相当于为聚落的空间营建找到了一条适合本土化发展的途径。
2.居民参与
近年来，传统村落出现了很多“空巢”现象，有很大部分原因在于村民对于村落就业情况的失望，转入外出寻找就业机会，至此很多房子年久失修垮塌了，在城市长久生活的人们已经不愿意回到农村，故土的概念淡薄了很多，这对于传统村落的发展非常不利。针对这个问题，一方面需要提升村民的思想高度，增强文化自信，同时，需要建筑师更多的考虑村民的主体地位，让村民能有机会参与到整个村落的营建过程。如打阿嘎是藏族传统的屋顶或是屋内地面的修筑方法，在“阿嘎”打制过程中，需要劳动集体的协调与配合，成为的独特民俗之一。
结语
本文基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分析传统村落的村民在各个需求层面对村落营建的心理诉求，包括由生理需求为主导的基础生活功能需求，由安全需求为导向而产生的物质、心理需求，针对居民社交需求而衍生的邻里交流与自我归属的需求，在尊重需求基础上引发的对居民、自然生态环境以及传统思考方式的尊重，最后是对于乡土工匠和普通居民的自我实现需求的阐释。逐步总结出当前中国传统村落营建过程中的可行性策略，试图为中国传统村落的未来发展提供一些参考性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