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落视野 2期

湖北，黄冈，唐家渡村。

在浩荡长江边，一片肥沃平原之上，五六个自然村落形成了当地村镇中人口最多的行政村――唐家渡。庞大的唐氏家族数百年来栖居在此，透过血缘和宗氏的力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每年的腊月十八，代表唐氏氏族文化传统的“五龙奉圣”龙灯会开幕，一连串的繁琐仪式陆续举行，游灯活动持续到来年的正月里。

据村里的老人回忆，1986年的正月十二日，龙灯会复兴的头一年，表演队伍到了唐家渡南边的文化名城黄州。唐氏族人撑起五条色彩不一的龙灯开路，后面旗旌招展，锣鼓、喇叭齐鸣，由交警避开围观的人群，护送表演队伍一路前行。据说当天在青云宾馆（原黄冈招待所）吃龙灯宴的宾客就有一千多人。场面蔚为壮观，辉映着唐氏家族的无限风光。

唐氏家族成员在“五龙奉圣”龙灯会举办时期，表现出明确的组织系统，3至5个头人分工指挥、协调，成为核心的领导机构，并逐层安置责任人，形成事实上的家族权威。在整个过程的执行中，对成员行为产生约束的，即是成员对家族的心理认同。

钱杭认为：“由宗族文化传统所代表的那种自身及其所属群体价值的深刻的历史性认同，恰恰是现代商业社会中浮躁短气、急功近利的人们最为缺乏的一种修养和境界。”从这个意义上说，受政治强力一度势弱的宗族，在长期精神压迫下，一定会重新爆发。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政府对唐家渡乡村社会的形态控制开始减弱，以宗族为组织的团体性活动陆续涌现。逢祭祀、修葺家谱等大规模的活动，需要各家出钱、出工，“增亲睦族”。

1986年至2005年之间，自农业部全国定点调查中随机取样的各省分层抽取的300个村庄中，调查村民的日记结果显示，“当宗族的凝聚力较强时，这种宗族的投资拉动效应就更强”。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系的徐轶青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姚洋在一份调查报告中做出如上结论。

鉴于相似的地缘情结，其中某个拥有较大影响的宗族信仰甚至有可能成为村庄中的公共信仰。在宗族势力明显的地区，宗族具有更强大的号召力，通过比较，“当村内两大宗族推选的村长在任期内的公共投资额明显较多，平均而言要比其他村长的增加35%。”

宗族，作为一种社会团体性的组织，它所代表的非正式制度，或许在民主制度和官僚体制都孱弱的农村环境下，能够挖掘出宗族自治的新思路，从而推动地方良治。

宗族：低成本的村治模式

以《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一书大放异彩的美国著名学者弗兰西斯・福山，在其另一著作《信任》中说：“若干社会的经济参与者在互动时很信任对方，他们的交易成本因而大幅降低，效率也因而胜于那些低信任度的社会――低信任度社会必须靠巨细靡遗的契约和强制机制才能进行交易，成本大增;这样的信任并非理性算计的结果，而是出自于宗教或道德习惯等与现代化毫无关系的文化渊源。换句话说，最成功的现代化形态不是完全现代化的。”

大概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理解作者的意图。一、成功的现代化需要借助传统乡风礼俗的文化渊源;二、他们可以组成共同体。诚然，人们需要高度理性的工业性工具，但是不可缺少感性的习惯，他们或许是道德义务、社会责任或者彼此间的信任。

由宗族的管理，推延至地区乃至国家的治理，其实，都是以“礼义”为根本基础的“礼俗”之规约。无疑，在一个政治体制下，法律应该是权威确定的制度基础，行政权力则是权威确立的直接权力基础，但在传统习俗更具有默契和共识的农村地区，“乡规”对于村民的约束力明显更大。如果借以利用，将减少乡村治理的成本。

在选举中，宗族成员的选票可能更集中在祖宗内候选人身上，他们往往被认为是可靠并且是应该首先可以合作的对象。虽然随着经济的发展，宗族中的血缘关联已经逐渐在弱化，主要表现在当宗族中的村官没有实现共同利益的前提下，宗族间的“血缘关联”倒向“利益关联”。

但是这其中蕴含的巧妙时间落差，是可以被利用的。如果能得当利用当地传统文化与政治意识资源，就可能创造性地构建一种“利益分享合作组织”。

那么，作为独立共同体的宗族的出现有助于村民自治制度的效率和稳定，不仅因为它们对个人成员的公共精神的培养，而且它们对更广大的政治体有着广泛的“外部效应”――有利于增进“利益表达”和“利益集结”，提升农民作为一个团体的话语权利，改变农民在与地方政府的博弈中的不利地位。

在一个更深入的层面上，可以试图鼓励宗族团体参与村庄事务的处理，引入民主竞争，模拟政党或独立团体行为，允许各个独立团体间在村庄游戏范围内竞争合作，以更低下的成本来取得村治的良好状况和服务的优良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