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心理学论文范文

政治心理学论文篇1

[关键词]政治心理学；研究意义；理论价值；现实意义；方法上的意义

政治心理学是研究政治过程和心理过程互动的学科。政治心理学在西方的发展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目前在欧美各大高校中均设有政治心理学的课程。以美国和加拿大为例。截至1993年，在美国和加拿大的77个教育机构中开设了与政治心理学有关的99门本科课程，45门研究生课程，另外9个学校开设了政治心理学的博士训练项目。

但是政治心理学在中国却属于新兴学科，目前只有少数学者(如北京大学的王丽萍，华东师范大学的蒋云根)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但也只是偶尔涉及这个领域。政治心理学研究的不足很大程度上与国内学者们对政治心理学研究的意义认识不足有关。那么，研究政治心理学究竟有什么意义呢?首先，从理论价值来说，它为政治学注入了新的评判标准，这就是心理需求的原则。随着新的评判原则的被引入，将补充和修正一系列重大的政治学理论。其次，政治心理学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引入政治心理学之后，使得我们在判断和解决一些现实的政治问题时更加准确。最后，政治心理学所常用的实验的方法也能够弥补传统政治学研究方法的不足。

(一)理论价值

政治心理学的理论价值主要体现在提出了新的评判社会的原则，由此修正和补充了一系列重大的政治学理论。

1．政治心理学为政治学注入了新的评判社会的原则

传统政治学认为，人们在从事政治活动时，或是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或是基于正义。无论是基于前者还是后者，人们都认为是理性的，也就是说这样的行为是具有合理性的。政治心理学要追问的是，除了利益或正义，人们的行为是否还有其他原因?人们的行为是否有非理性的成份?答案是肯定的，这就是人们的政治行为有时是为了获得心理的满足，这样的行为有时是非理性的，即使有理性的考虑，也是有限的理性。

西方的政治学理论基本建立在人是自利性的判定上。近代以来，西方许多学者大多运用社会契约论解释国家的形成，这种契约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利益相互妥协的基础之上的，国家的产生、政府形成的主要目的就是运用权力协调、平衡各方面的利益。因此传统的政治学在评判、分析社会时，注重权力、利益、权利等。

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研究的重点尽管不是个人的利益，但是它在判定社会时，也是以利益为基础的，只是它所强调的是阶级利益。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把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分别解释成为两个利益相互矛盾的阶级之间的斗争。把社会主义解释为无产阶级成功夺取政权的结果，社会主义奉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共产主义社会则崇尚“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则，无论是“按劳分配”，还是“各取所需”，基本上都局限在物质的层面。

政治学不仅是一种利益政治，政治运作也要符合正义。美国的学者罗尔斯在其名著《正义论》提出了正义的两条原则：第一条原则是自由平等的原则，它确定与保障公民的平等自由，使每个公民都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第二个正义原则适用于对社会和经济利益方面问题的处理。公民的社会和经济利益是不可能平等的，但这种不平等现象的存在要有两个并存的条件：第一，这种不平等必须合乎每个人的利益，尤其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罗尔斯称之为“差别原则”。第二，权利地位和领导性职务也必须是所有人都能进入的。罗尔斯称之为“机会的公正平等原则”。正义原则的提出是对利益政治的修正，它提醒人们在追求利益时要符合正义。

与这两种评判标准相联系的是学者们对人性是理性的坚定的信仰。西方的学者普遍认为人们在判定自己的利益方面是理性的，能够知道自己的行为选择对自己是有利的，还是有害的。或者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或他人的政治行为是否符合正义。正是基于这种判断，西方国家实行普选权，相信人民根据自己的判断能够选出代表自己利益的或符合正义的国家领导人。

但是这两种评判标准在解释一些政治现象时，有时会遇到困难。譬如，德国的民众为什么会选举希特勒这样的战争狂人作为国家的领导人，希特勒给德国人民带来的既不是现实的物质利益，也没有实现社会的自由平等，从中也看不出德国民众是一种理性的选择。再如，一些人加入恐怖组织，或者团体，他们加入时既不是为了物质利益，有的人甚至把自己的财产捐献给这些组织，这些组织也不是自由平等的代表。有些学者可能会说，这些人无知无识，受骗上当。但是经过分析会发现，这些组织的参加者有些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在9·11事件中，有两名出身于阿联酋的富贵家庭，在德国接受高等教育。头目拉登更是有名的富翁，在美国也接受过教育。他们为什么会加入恐怖组织?针对这些问题，传统的评判标准已经有些不足。

政治心理学对此进行了修正和补充。研究政治心理学的许多学者认识到，在实际的政治运作过程中，起作用的不仅是利益和正义，也有人们的心理。美国著名的政治心理学者拉斯韦尔(Lasswell)认为在不同的文化和性格类型中，情感的纽带是道德秩序最强有力的溶化剂，人的性格中所拥有的忠诚在政治规则的运作过程中起着不可缺少的作用。通过认同(Identification)和心力内投(Introjection)的方式，个体在成长的过程中把一些道德观念溶入到自己的性格中，这些道德观念的象征物最终变得神圣不可侵犯。这种深入人们性格中的东西，既能够为维持一个政权或政治团体提供坚实的心理基础，同时政权或团体的领导人如果破坏、诽谤这些道德象征物，就会导致人们心理的混乱，从而危及整个政权的存在。

至于人们为何会做出一些诸如选举失误、加入恐怖组织之类反常的举动，拉斯韦尔认为，在情感的作用下，人们在判断自己利益上并不是好的法官，相反是差的法官(PoorJudge)，他们通常所做的决定并不是基于自己的利益，而只是缓解自己内心的紧张。由于这种非理性的心理作用，导致民众在参与政治过程中常常做出错误的决定。譬如，之所以在伊斯兰教国家大有市场，与美国偏袒以色列，导致了伊斯兰教信徒的不满，激起了他们的宗教情感有关。德国纳粹的上台同样是情感在起作用，但不是宗教情感而是民族情感。在一战中，德国战败，被迫割让土地、赔款，这对德国民众的心理是极大的打击，激起了他们民族的仇恨。希特勒的出现正好迎合了德国民众的这种情感需要。正是由于德国民众选举出了希特勒，才使德国走向了专制，最终导致二战的爆发。如果按照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判断，在资本主义经济来临之时，无产阶级会自然地抛弃资本主义，向左转迎接社会主义，但事实却是向右转投入了纳粹的怀抱。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民众的心理无疑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上述情况下，在心理冲动的作用下，人们的理性是无能的，人们既不是按照利益也不是遵循正义去选择自己的行为。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在理性起作用的情况下，因为心理的干扰，理性变得非常有限。因为理性选择是建立在心理假设基础之上，他们有时基于自己的喜好、或是出于传统的偏见，对于一些政治人物或政治党派、政治观点带有抵触情绪。譬如接触一些电视信息时，人们一般会选择他们喜欢的、与自己政治观点相同的节目，而对其他信息则弃之不顾。卢皮亚(Lupia)把这种选民称作不完整知识的选民。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尽管是理性的，但是这种理性是有限的。美国著名的政治学者赫伯特A.西蒙(HerbertA.Simon)比较了在政治科学中两种人类理性的理论：源于当代认知心理学的程序有限理性和源于经济学的综合的、实质性理性。作者通过比较这两种理性之后得出了如下结论：一般的判断主要依靠辅助设想而不是理性。理性要想发挥作用，必须与正确的辅助设想相伴随，否则在对政治现象做出有效判断时是没有能力的。简言之，理性必须与心理相结合，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

因此，政治心理学提醒着我们，在解释、评价一些政治行为时，既需要利益的评判机制、正义的原则，更需要注重人们的心理需求。可以说，能否满足人们的心理需求，这是除利益、正义之外的评判政治学的第三项标准。心理的评判标准与其他两项评判标准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前两项评判标准有时是心理不满的原因，对利益的追求，以及对平等、自由的追求往往是决定着人们行为的重要动机，人们的心理不满的许多原因是自身的利益没有得到满足，或者社会存在非正义现象。而前两项评判标准要想真正能够发挥作用，必须能够深入到人的心理，可以说能否深入人的心理是评判前两项标准成功实践的标志。

2．政治心理学的出现能够补充和修正一些重大的政治学理论

心理需求引入政治学的评判原则之中，能够补充和修正一些重大的政治学理论。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决定上层建筑。具体来说，旧有的制度不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旧制度就会被抛弃，从而出现革命，代之以新的制度，以符合生产力的发展。而政治心理学则强调心理因素在社会变革中的重要作用。美国著名的思想家埃里希·弗洛姆(Erich.Fromm)提出：“社会变革和社会革命不仅由与旧的社会组织形式相冲突的新的生产力所引起，而且也由非人的社会条件与不可变更的人类需要之间的冲突所引起。”在一个畸形的社会中，如果对人的性格压抑过甚，最终就会导致人们去改变社会制度。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需要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而社会制度仍然处于僵化状态，从而导致两者矛盾的加剧。“随着社会内部客观矛盾和对立的增长，随着分裂进程的加快，在社会的里比多结构中就会发生某些变化。我们看到，维系社会稳定的传统纽带消失了，传统的感情态度发生了变化。里比多能量又有了新的用途并因此而改变了它们的社会作用。它们不再服务于维护社会，而是用来发展新的社会结构。它们不再是‘粘合剂’，而成了炸药包。”革命是诸多复杂的因素促成的，生产力只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人们的心理的发展变化也是革命发生的重要原因。有关这一点，其他学者也有类似的论述。群体心理学的始祖、法国的思想家勒庞(LeBon)认为革命是不易发觉的内心发展变化的结果。他在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中，通过对分别生活在路易十四、十六时期的两位思想家博絮埃(Bossuet)和杜尔歌(Turgot)思想的比较，得出了以下结论：路易十四时期的人们主张君主集权制，并且认为政府的权力源于上帝的意志；而路易十六时期的人们开始明确人民的权利。人们的信仰前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而对革命的发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政治心理学不仅能够弥补一些重大的政治理论的不足之处，而且能够进一步修正一些政治理论，并重新为其从心理的层面提供论据。马克思为我们描述了一个社会发展的历程，即由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未来是共产主义社会。依据马克思的理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无法解决的矛盾，而且各国为了在世界争夺利益，转嫁经济危机，必然引起世界大战。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以及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经济大危机也似乎印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确性，于是许多社会主义学者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是腐朽的、垂死的。

姑且不论社会主义的学者没有正确地判断出二战时期无产阶级在经济危机来临时向右转，即使在判断资本主义的走向上，也与事实有相当大的出入。二战之后的主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但没有行将腐朽，反而在经过自我调整之后，迎来了经济的高速发展。对于这种现象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苏联和中国的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坚持认为资本主义一定会灭亡，尽管他们的经济表面是繁荣的，但内部矛盾重重，矛盾的激化就会导致资本主义的衰落、灭亡。西方的一些资本主义思想家则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成功地解决了自身的经济危机，因此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

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从政治心理学的角度对此作了重新解释。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尽管已经解决了发展中的经济危机问题，但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已经是一个完美的社会，也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赫伯特·马尔库塞(HebertMarcuse)认为当今的社会仍然是一个病态的社会。只是病征与以往有着很大的不同：以前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矛盾主要源于物质的极度缺乏，由此导致阶级关系的紧张；而现在的社会则是源于富裕，人们获得了大量的经济财富的同时，精神状态却没有随之好转，仍然感到心理的压抑，人性本身没有充分地发挥。这就是现代社会的“病态”。马尔库塞说：“一个社会的基本制度和关系(它的结构)所具有的特点，使得它不能使用现有的物质手段和精神手段使人的生存(人性)充分地发挥出来，这时，这个社会就是有病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随着物质条件的极大提高，人的精神状况并没有多大改善，人的精神颓废的一些表现行为，如酗酒、吸毒的现象仍然大量存在，人们仍然感到孤独、无力。总之，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与人性相矛盾的社会。

而要解决这种矛盾，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最好的出路是建立与人性发展相协调的社会，这种社会就是人道主义社会。弗洛姆说：“建立在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崭新的、真正的人的社会理想。”所谓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强调社会的变迁必须以促进和加强人的成长和活力而不是相反，使个人变得更加积极，而不是消极。人不再是机器的奴仆，而是一切技术都服务于人。“是人而不是技术必须成为价值最后的源泉，适宜人的发展而不是最大的产量必须成为一切计划的标准。”社会主义工业的目标不是达到最高经济的生产力，而是达到最高人的生产力。生产和消费必须服务于人的需要。在这样的社会中，个人能够充分实现自我，此时的自由“不仅仅代表着摆脱，而且还代表着以积极、负责的态度参与所有关于公民事务的自由，代表尽最大可能的限度发挥个体潜在能力的自由”。人与人之间，每一个人都是他自身的目的，而绝不能成为实现他人目的的手段。国家与国家之间也是如此，任何国家绝不能把自己的模式强加给他国。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是国家内部，在公民自由的基础上，国家的集权活动降低到最小限度；国际上，则达到世界的大同，即人类的统一与全体人民的团结。

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从政治心理学的角度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确性。这种论证不是简单的论证，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种补充和发展。

一些学者尽管不是马克思主义学者，但是却得出了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相同的结论。国际政治心理学学会第一届主席，美国著名的政治学者罗伯特E.莱恩(RobertE.Lane)论证了自尊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政府要做的是让人们过上有尊严的生活。他指出：“尊重自己的人更有可能尊重他人；低自尊使人陷入深深的不幸，而高自尊赋予人们生活幸福和满足的条件，高自尊为人们的学习以及以后的成长提供了心理的基础。自尊产生的权力对于一个政府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他反对罗尔斯提出的平等自由的正义原则，认为政府所保障的首要权利不是自由平等，而是让人们有工作的权利，只有人们拥有一份工作，才能拥有尊严。第二项基本的权利还是与工作有关，那就是人们有权利参与影响他们的工作的决策。

随着政治心理学的引入，不断修正着我们对理想社会的判定。中外对理想社会的设想中，不外两点：一是物质的富足，人们过着吃喝不愁、衣食无忧的生活，“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二是自由平等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没有种族、民族、性别、职业、财产、地位等的差异，人们实现了一律平等。第一条符合利益的原则，第二条符合正义的原则。心理需求的原则引入政治学之后，要求未来的理想社会还必须是人人都能够生活愉快、人的各项潜能都能够得到发挥。

(二)现实意义

政治心理学的理论对政治学理论的丰富、补充可以帮助我们在判断一些政治问题时更加准确，所提出的解决措施更加切实可行。政治心理学与传统的政治学最大的区别在于不仅具有思辨性的特征，而且具有现实性、应用性，这就使得政治心理学在解决一些政治问题时具有很强的操作性。政治心理学的现实意义具体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在预防方面，防止某些非法的政治行为的发生；二是解决方面，在解决政治问题时，政治心理学可以从心理学的角度提供一些很好的建议。这两方面又是相互作用，不可分割的。一般说来，往往是某个政治问题出现，才会引起学者的关注，然后探讨这些问题发生的心理根源，最后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措施，最终也就防止了此类问题的再次发生。

人们的政治行为不仅受现行规则的约束，同时也受习惯、风俗等潜在规则的制约。而政治心理学则使我们认识到了另一面，人们的政治行为还受内在的情感的驱使。如果人们的政治行为出现失范时，我们仅仅注意到了产生该问题的规则和潜在的规则，而没有注意到人们的心理问题，那么问题的解决将是不彻底的。而心理问题的解决往往是解决人们错误的政治行为时最艰难的一关。明代的大思想家王阳明曾经说过，“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也就是消灭叛乱者容易，但是消灭人们的叛乱之心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而人们的叛乱行为恰恰是人们的叛乱之心的外显行为。如果我们掌握了人们的政治心理，尤其是掌握人们的政治心理的变化规律，那么我们就能够很好地预防一些非法的政治行为的发生。从某种程度上说，解决人们的心理问题是解决人们非法的政治行为的最终目的，只有解决人们的心理问题，才能彻底解决人们的政治行为的偏差。

拉斯韦尔把解决人们心理的冲突称作预防政治学，预防政治学所关注的中心问题即是降低人们对社会的紧张和不适应的水平。从这个角度来说，人们的心理问题的解决又是解决人们的非法的政治行为的开端。如果我们能够及时觉察到人们对社会感到心理不适和心理紧张时，采取相应的措施，就可能成功地防止一些犯罪和社会动乱的发生，把犯罪的行为消灭在萌芽状态。

预防的动力来源于现实社会中突出的政治问题。由于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许多学者把精力投向了对法西斯的政治心理研究。其中最突出的是弗洛姆、阿多尔诺等学者对法西斯主义人格的研究。他们不但研究了希特勒的人格，而且也分析了群众的人格。同时还探讨了二战之后，各国的经济、社会有了巨大发展的情况下，是否还有法西斯人格的存在的问题。他们发现了当代经济发展中人性扭曲的方面，这些恰恰是法西斯人格存在的潜能，因此他们提出了一些措施来消除这种隐患。正是这些学者艰苦的研究，不仅成功地把法西斯消灭在了萌芽状态，而且也成功地消除了许多社会叛乱的发生。

一些学者经过调查研究，对候选人的政治心理做了研究。譬如，齐莱就成功地总结出了低自尊一高复杂性的人容易在政治的选举中成功。有的学者则对什么样性格的人最适合做领导人做了细致的探讨。最成功的例子当属美国学者巴伯(Barber)，他经过研究认为一积极性性格的人最适合做领导人，这些领导能够成功化解政治运作中出现的各种危机，又善于吸取他人的意见，不至于使国家和人民蒙受灾难，这为人们在选择领导人时提供了有效的参考和指导，从而避免选举出像希特勒那样的独裁者。

应该说，政治心理学的出现和不断发展即是源于社会现实问题。戴维O.西尔斯(DavidO.Sears)认为，政治心理学被紧迫的政治问题所激发，尤其是那些毁灭人类后果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极权主义的兴起、反犹太主义、基本人权、冷战、阿以冲突、核战争的幽灵、后殖民时代的变迁问题等。

至于现在和将来，哪些社会现实问题需要政治心理学进行研究呢?玛格丽特·海曼(MargaretG.Hermann)提出了以下问题：环境问题、核恐惧、公共领导人的危机、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对政府的不满、恐怖主义、大众传媒的不断控制、社会各个部分日益增长的独立性、长久的种族冲突和歧视。具体来说，环境问题，主要体现在人们对全球环境污染或全球变暖的忧虑上，影响着人们对环境政策的态度。核恐惧同样是人们对人类生存危机的担忧，是整个人类面临死亡的本能反应。公共领导人的危机，体现了对领导人的不信任的政治态度。贫富差距的不断加大，引起穷人对富人的敌视、仇恨。对政府的不满，与领导人的危机相关，由对领导人的不信任延伸为对政府的不满。恐怖主义，探讨恐怖主义产生的心理机制。大众传媒则主要探讨大众传媒对选民的政治态度的影响。种族冲突和歧视，涉及政治和文化的关系问题，探讨各个种族的特点、产生冲突和歧视的心理机制。

当然，除了以上这些问题之外，还有许多问题等待着政治心理学去研究。以当代中国社会为例，有以下问题可以供政治心理学学者去探讨。譬如，官员腐败的心理机制，群体不满引起的突发事件、青少年犯罪心理、进城农民工心理，以及加入不法群体如组织、传销组织、黑社会组织的参与者的心理等。

(三)方法上的意义

传统政治心理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文献研究方法。近年来，一些学者也开始采用调查、访谈的方法。那么，政治心理学的出现对传统的政治学的研究方法有什么贡献呢?

利用文献对政治心理学进行研究是政治心理学中最为常用的研究方法之一。几乎每个研究政治心理学的学者都或多或少地利用文字资料进行研究。需要指出的，政治心理学的研究在注重历史资料的同时，也注重对一些文学性的材料的吸收。这些文学性的材料包括歌曲、影视剧、诗歌、小说等。举例来说，经过几十年以后，后人写作我们所处时代的人们的政治心态。如果仅仅从各种政府工作报告以及各种历史事件中去探寻人们的心态，那么写出来的东西肯定是四不像，无法揭示人们本性的东西。因为无论是各种工作报告还是各种历史事件，人们的许多行为都受着现行规则的约束，他们的言行都是经过社会规则过滤后的产物。而那些文学性的材料尤其是一些流行的歌曲、影视剧、小说，更能够表达人们的心理。因为这些材料的许多表现手法是象征性的、隐喻式的，容易突破传统的一些束缚，作者的自然情感容易表达出来。而观众、读者在接受他们时也不是强制性的，而是自愿性的，因此容易从这些材料的流行趋向看出大众的心理倾向。譬如20世纪90年代中期，有一首流行歌曲《小芳》，歌词是：“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长得好看又漂亮，一双美丽的大眼睛，辫子粗又长。在回城之前的那个晚上，你和我来到小河旁，从没流过的泪水，顺着小河淌。谢谢你给我的爱，今生今世我不忘怀；谢谢你给我的温柔，伴我度过那个年代。”从这首歌里，我们会读到什么呢?我们会读出评判一个女人的标准：眼睛大，辫子粗又长，更重要的是读出当今社会中重男轻女意识的自然流露：注重对方的外形，重视对方的温柔的气质，和女方有过一段感情经历，但因回城而把女方抛弃了，男方对女方所做的只是说声“谢谢”。这显示出当代社会中人们的心理还存在极强的男权意识。由此可以看出，随着政治心理学的引入，人们对文献资料吸取的范围扩大了。

政治心理学论文篇2

（一）认识的主观性认识是客观事物在人脑中的反映。认识过程包括感知、记忆和思维等心理活动，且感知和记忆是思维活动的基础。一般说，认识过程中的感知、记忆和思维的结果是一致的。但是，逆反心理的认识过程却把感知和记忆对立起来，以记忆排斥感知，使思维失去感知客观事物的基础，在脱离实际的情况下进行分析、判断和推理活动，往往造成以主观偏见或成见去肯定或否定客观事物的结果，形成盲目的、错误的认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以人为本，做的是人的工作，所以做工作的这支教育队伍的建设和管理“关系到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内容、过程、评估、领导能否得到贯彻落实，关系着思想政治教育能否取得成效的重大问题”。很多学生往往因为部分素质较低的思想政治教育者死板、抽象、脱离实际的教条式说教；教育者过分强调老师、学生的“我教你听”关系，无视受教育者的正当权利和主观感受；脱离实际、乏味无趣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而对思想政治教育形成了反感的首因效应或一成不变的刻板印象，这种记忆往往会深扎学生脑海，所以他们很容易对当下的思想政治教育传播产生排斥的感知，即使眼下的思想政治教育早已“物是人非”，甚至“物”也不再是原来的“物”，他们却只会按照原先的认识记忆进行判断。认识是情感产生的依据，只有遇到符合自身思想观念的观点时，才会产生积极的情感，反之则会产生消极的情感；认识是意志的根本，它提供了理性的支持；认识是行为的前提，行为是在一定认识的基础上进行的。

（二）情感的对立性“情感是人对客观事物是否符合需要而产生的态度体验。它建立在认识基础之上，与记忆有着密切联系。”???一般来说，学生们根据自己的思想道德观念来评价客观事物和他人的行为，同时产生自豪之情、满足之情、敬佩之情、惭愧之情、厌恶之情、仇恨之情等等。正常的状态下，当客观事物的性质、他人的行为与自身已有的认识记忆相符时，学生们便会产生正面的情感反应，反之则产生负面的情感反应。但逆反心理的情感过程恰恰与此相反，它不以认识为基础，而全凭颠倒是非，“要我这样，我偏那样”的反抗心态，对客观事物做出违反其本身性质的评价，并相应地产生或喜爱或厌恶的内心体验，使情感与客观事物对立起来。人是有感情的动物，在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中，我们讲究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以情感人，对受教育者的尊重、关心从教育心理学上看能产生积极的归属感和信任感，从中感受极大的幸福感和愉悦感，这些正面情感对逆反情绪会起到一定的抵制作用，但如若这种情感体验得不到强化，无法让受教育者产生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认同心理，那么原本被遮掩的反面情绪很容易就会有所抬头。更何况大学生所处的成长阶段易冲动、易感情用事。所以在负面情感的影响下，学生们很难对事物有客观、正确的认识。反过来说，正确的情感是能促进更好地认识。学生们往往对那些能够在情感上引起他们产生共鸣的思想观念产生强烈地认同感，这种感觉往往能够引领学生去更全面、更客观地认识某种观点，并接受它们，从而用它们指导行动。

（三）意志的盲目性意志是人自觉地调节行动去克服困难，以实现预定目标的心理过程，是人所特有的一种心理现象。如果人的意志力不够坚定，即使对某一现象或行为有正确的认识和情感反应，结果或者说行为却未必正确。例如某一学生认识到小偷小摸并非什么光彩的事情，也对这种行为表现出一定的羞愧之情，但仍然抵挡不住诱惑，最终出现偷盗的行为。这种意志力薄弱的情况在存有逆反心理的学生当中相当普遍，一些从认识和情感上都能接受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学生，却因为哥们对其认真学习的无端嘲笑或者课堂上抵挡不住手机游戏的诱惑而产生与认识截然相反的行为，盲目地排斥、拒绝思想政治教育的传播。当然，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较强的理论性特点也在无意当中削减了部分大学生学习的意志力，同时马克思指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列宁也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所以，思想政治教育只有依靠坚实的理论基础才能具体生动。针对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中产生的难以调和的矛盾，因此有学者提出要积极将理论渗透到具体的学习、工作中，培养学生的思想政治道德素质，磨练学生的坚定意志。同时要提高学生成就动机的强度。（成就动机是指对自认为重要或有价值的工作或活动，个人愿意去做，并力求成功的一种内在推动力量。）麦克莱兰认为，成就动机强的人对学习和工作都非常积极，能够控制和约束自己，不受社会环境不利因素的影响，并且善于利用时间，因而会取得优良的成绩。如此一来，学生的学习意志便得到了巩固，正确的认识和积极的情感体验得到了加强，从而能确保正确行为的发生。

（四）行为的反抗是人们在认识的基础上，在一定情感和意识的参与下，最终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的手段。一般我们通过学生们外在的行为表现来判断他们心理上对思想政治教育是否存在逆反情绪，存在这些情绪的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课总是迟到、旷课，即使人在课堂也是一副昏昏欲睡、无精打采的模样；对各种有关讲解国家政治文件的讲座、班会避而远之，对各种国家大事爱理不理，对各种献爱心、公益活动敬而远之……这些行为的表现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于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的逆反心理造成的。

二、总结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逆反心理，是传播者、受传者之间在传播过程中由于各种外界因素及自身原因所造成，详细了解了逆反心理的特征有助于更好的对症下药，为之后研究如何更好地消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逆反心理提供必要帮助。

政治心理学论文篇3

关键词：新疆医学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关怀；心理疏导

人文关怀精神倡导对人的关怀，主张以人为本的价值观[1]。医学生作为学生群体中的一个特殊层次，由于学业繁重，学习年限较长，加之新疆医学院校大学生单科设置，文体活动普遍不如综合性院校、理工科院校活跃，所以学习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较多，心理素质较差。在医学生的素质教育中，心理素质处于基础地位。必须把心理疏导和思想政治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以提高教育作用。

一、怎样理解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

人文关怀，就是用人的方式去对待人、理解人、关怀人，重视人的精神生活，构建师生的精神家园。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是通过一定的教育，使人思想行为得到改善，精神境界得到提高，形成符合社会所需要的思想品德。人的精神世界失去了真切的关怀，思想教育就成为空洞的说教。心理疏导，要从医学和思想政治工作两个角度来理解：一是从医学角度，就是人们的心理认知、情绪、行为和意志被心理学的知识改变，症状得到消除，心理疾病和精神疾病得到治疗的一种方法。二是从思想政治工作角度，运用语言和非语言的沟通方式，如解释、说明、同情、支持和理解等方式对对方的心理状态进行影响，心理问题人群的认知、信念、情感、态度和行为等得到改善或改变，心理状态得到调整和思想障碍得到清除。

二、为什么要加强新疆医学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

由于新疆所处的外部环境的复杂，内部民族构成特殊，新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对象民族成分多样，文化背景属于中华民族文化，又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文化，即汉文化和具有伊斯兰教影响的少数民族文化。学生具有这两种不同文化背景，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表现在：语言、风俗习惯；思维方式、思想观念、行为方式、文化传统等各个方面，其他少数民族地区高校的教育对象远远没有这样的差异。而医学生毕业以后的职业是直接与各族人民的生命健康相联系，所以做好他们的思想教育工作中的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关乎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改善思想政治工作的思维模式必须要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思想素质、政治觉悟或道德品质问题的思维倾向，是以往思想政治工作的定式思维，而容易造成错误地选择切入点，不仅不利于解决问题，反而容易给人带来某种新的心理伤害，导致思想政治工作失效。而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的新要求被落到实处，问题的性质利于被分清，切入点容易找到，实效性也就提高了。

三、如何加强新疆医学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

笔者认为，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在新疆医学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这项工程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坚持统一性和民族性相结合，树立正确的学生观。一棵树的生长，不仅需要肥沃的土壤、充足的水分，还要有阳光和雨露，缺一不可，学生亦是如此。新疆医学院校一方面必须在国家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指导思想、教育目标等方面，与全国高校保持一致。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民族性特点也必须要考虑，在某些教育的内容、教学用语、教育形式等方面尽可能地贴近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思想实际，用民族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结合新疆社会的实际、现实的生活，各民族的大学生也容易接受便于理解的民族内容、亲切熟知的民族语言的教育。

2.坚持硬件和软件相结合，建设和谐的校园文化。校园文化是以学生为主体，以课外文化活动为主要内容，以校园为主要空间，以校园精神为主要特征的一种群体文化。构建大学生和谐校园文化，必须抓住这个根本，才能使学生形成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增强凝聚力；才能使他们树立和谐理念[2]。和谐校园文化的构建，不仅要做好先进的校园设施、优美的校园环境等这些硬件建设，更要做好构建、传承和弘扬大学的精神家园。大学精神是大学自身存在和发展中形成的具有独特气质的精神形式的文明成果，是经过大学师生员工长期努力积淀而成的稳定的共同的追求、理想和信念，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是大学文化的核心内容和最高表现[3]。大学校训，它是一所大学对教育目的和人才观的集中认识，是大学精神的标志。医学院校大学生更是如此，如有“红色医生摇篮”之称的中国医科大学，秉承“政治坚定，技术优良”的校训，学生努力学习，掌握良好的医学技能，走上医学工作岗位后，兢兢业业，救死扶伤，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新疆医科大学“厚德、博学、笃志、力行”的校训和山西医科大学“厚德励志，博学弘医”的精神等就是明证。

3.坚持方法和方式相结合，建构和谐的学生管理模式。做好新疆医学院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特别注意方法和方式，讲究和谐管理。将教育、管理、服务三者融为一体并贯穿于思想教育工作的始终，增强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服务意识[4]。注重医学生的心理疏导，建构心理危机干预、预警和宣泄缓释机制。以此培育医学生的心理放松与自我调节能力，使他们树立自信、自尊、自强的心态，珍视生命的品质，并能够正确处理人际关系[5]。在新疆医学院校大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中，我们必须提高对心理疏导工作的认识，注重工作方法和方式。

4.加大心理卫生硬件的投入，使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到实处。加大心理卫生硬件的投入，健全心理咨询机构和网络，把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贯穿于新疆医学院校大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舆论引导、志愿服务、心理咨询、心理治疗等各个方面。新疆医学院校大学生要建立相应的心理咨询和治疗机构，配备专业的工作人员，编辑和出版心理健康知识宣传物。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机制在各种组织内部得到建立健全，组织与成员、成员与成员之间的交流沟通得到加强，医学生思想情绪和心理健康方面的问题才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

四、结束语

培育“四有”新人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目标，医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如何抓、如何做、从哪里切入更有效，这是摆在新疆医学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者面前的一件大事。只要我们在工作中充分贯穿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从教育的目的出发，就能不断提高新疆医学院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为社会培养出更多合格的医学人才。

参考文献：

[1]袁晓建.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人文关怀[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3）：390-392.

[2]林崇德.“心理和谐”是心理学研究中国化的催化剂[J].心理发展与教育，2007，（11）：1-5.

[3]杨宝清.弘扬大学精神，构建和谐校园[J].中国教育报，2007-11-19（5）.

[4]徐华春，黄希庭，等.国外心理健康服务及其启示[J].心理科学，2007，（4）：1007

政治心理学论文篇4

在高中政治教学实践中，教师要有充分的耐心，可以放慢教学的节奏，利用书本知识与现实生活的结合，让学生更好地理解教学内容，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比如在讲解《人民代表大会:国家权力机关》的时候，其涉及到的内容与学生的现实生活相距较远，教师就可以利用教学内容与生活的结合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对社会中的热点问题进行分析，比如说最近发生的“昆明暴利事件”或者是“马航事件”，可以让学生扮演成一名人大代表，在课堂上组织学生进行人民代表大会的模拟。在会议中，学生需要了解作为国家权利机关的人民代表大会的职能与性质，更要对人大代表的职责进行明晰的判定。这样一来，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对政治学习的内容进行消化，并且表现出较高的学习热情。于是学习兴趣提高，积极心理场构建成功。

二、加强教学评价建立，构建积极心理场

教学评价是教学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教学评价体系的正确建立与使用会对教学活动质量的提高起到积极作用。一个良好的教学评价，会使学生的学习自信心得以提升，可以消除学生在学习中产生的不良情绪，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在高中政治教学活动中也是一样，教师利用正确的教学评价对学生的学习过程与成果进行分析，不仅可以使学生找到高中政治学习成就感，更可以为学生创造一个良好的高中政治学习氛围。在高中政治教学中，教师不仅要对学生进行严格的管理，更要对学生进行积极的评价，引导学生建立起积极的心理场。比如在学习《个人收入的分配》时，教师可以为学生安排具有层次的作业，让学生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完成一定量的高中政治学习任务。对于学习能力一般的学生，教师可以将熟悉与记忆课本知识作为作业，而对于学习能力较强的学生，教师则可以引导其以建议信的方法写出自己对于个人收入分配制度的感受与想法。对于不同的学生，教师要提出不同的要求，用不同的评价标准对评价学生的学习成果。在学习能力一般的学习完成学习任务时，教师要对其进行肯定，利用积极的评语激发学生积极心理的产生。比如“你完成得真好”或者“你的政治水平提高真快”等等。在学习能力较高的学生完成了学习任务时，教师要将其学习成果进行展示，鼓励他们做得更好。与此同时，其它的学生也可以找到学习的动力与目标，整个班级大的积极心理场也得到建立。

三、加强师生关系建设，构建积极心理场

传统高中政治教学中的师生关系对于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与自主性具有一定的震慑作用，鉴于教师的威严，许多学生不敢在课堂上发表自己的看法，学习积极性被压制，积极心理场的建设也具有一定的难度。所以，在当代的高中政治教学中，教师要学会转变自己的角色，认可学生在学习活动中的主体地位，给予学生发言的机会，对学生进行积极的引导。教师要以平等的身份与学生进行沟通交流，建立起民主与和谐的氛围，让学生的积极心理场得到构建，培养学生自主学习与合作学习的精神。比如在讲解《文化与社会》的时候，教师可以让学生先就课本内容进行自主学习，对社会与文化的关系、影响进行了解。学生在自主学习中，可以提出学习问题，向教师提问，或者自主解决。之后，教师可以让学生进行合作学习，在合作中对自己所了解的社会文化进行分享，丰富学生的学习内容与教学资源。而教师则可以参与到学生的交流中，也可以对学生的交流内容进行添加或者规范。这样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对于学生积极心理场的构建具有积极作用。

四、总结

综上所述，在社会发展与时代进步的今天，社会对于教育事业的期待值越来越高。高中政治教学关系着当代高中学生的政治水平，更关系着学生的前途与未来。积极心理场的成功构建，会引导学生找到正确的学习心理，端正自己的学习态度，提高主动学习的可能性。笔者从不同的角度对高中政治教学中学生积极心理场构建的方法进行分析，希望以此来加强当代高中政治教师对学生积极心理场构建的重视。这样，学生的思想政治水平提高会得到有利的保障。

政治心理学论文篇5

政治文化研究的队伍不断壮大。随着政治学专业的全面复兴，一些大学的政治学系配备了专业的政治文化研究与教学人员，一些学校还设立了研究中心、研究所等机构，如南开大学的政治文化研究中心、天津师范大学的政治文化研究所等。另外，围绕着政治文化的研究，还形成了一些专业学术研究群体，如以刘泽华为代表的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群体、以徐大同为代表的西方政治文化研究群体等等。

有组织的学术交流活动也推动了政治文化研究的发展。学术界先后于1987年和1994年召开了两次全国性的政治文化研讨会，推动了学术交流，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就。另外，一些专注于政治文化研究的网站，如政治文化研究网（）等逐渐发展起来，利用现代网络技术为我国政治文化研究领域内的交流提供了更多的方便。

在短短二十几年的发展过程中，政治文化研究可谓硕果累累。据不完全统计，自80年代起，学术界先后出版了政治文化研究方面的专著近70余部，发表专业论文近400多篇[①]。一些刊物，如《政治学研究》等围绕着政治文化发表了大量论文，推动了政治文化研究的深入；由南开大学政治文化研究中心同《天津社会科学》联合开办的“政治文化研究”栏目以及由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研究所主办的《中西政治文化论丛》亦为我国政治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园地。另外，一些期刊如《孝感学院学报》、《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等一些刊物亦为政治文化研究开辟了园地。

对我国政治文化养成的历史轨迹加以描述，从对历史的回顾中生发思考成为我国政治文化研究发展的一条主线。在已经出版或发表的大量专著和论文中，对传统政治文化的反思占据了主要的方面。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分别于1989年前后和2000年出版的两套大型政治文化丛书。由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第一套中国政治文化丛书即体现了视野广阔的特点，分别从地域、民俗、权力、礼乐等方面探讨了中国政治文化，计8种之多。由刘泽华主编的第二套中国政治文化丛书汇集一些长期研究中国政治文化的优秀作者，在选题和内容上均有所创新。丛书从政治人格、社会人格的分析以及语言、符号的表达等一些重要的范畴入手，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做了深入而新颖的研究，充分体现了我国政治文化传统研究的最前沿成果，为新世纪中国政治文化的研究奠定了起点。

与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相比，对外国政治文化的研究显得薄弱，主要体现在对西方政治文化传统的研究上。另外，在理清西方政治文化发展的模式、跟踪西方政治文化理论发展等方面亦形成了一些成果。丛日云所著《西方政治文化传统》从历史的角度对古代希腊、古代罗马以及中世纪西方的政治文化传统作以探讨。高毅所著《法兰西风格》则是我国史学界以政治文化的分析方法进行世界历史研究的重要贡献。该书从大革命的时代背景出发分析了法国政治文化的内涵与特征。另外，还有大量的论文不但涉及到西方政治文化的研究，而且对非西方国家政治文化及政治社会化的经验做了总结。

中外政治文化的比较研究突出了以专题形式展开的比较研究。其中不但广泛地涉及到政治思维模式，对个人、国家、权力、政治统治的政治认知方式，政治价值、政治心理等等不同的特征，而且追本溯源地分析了中外政治文化不同的原因、走向以及政治文化建设等等内容。徐大同、高建主编的《中西政治文化传统比较研究》、柏维春所著《政治文化传统：中国和西方对比分析》、潘一禾所著《观念与体制政治文化的比较研究》以及一些论文均从比较的视角出发，丰富了我国比较政治文化的研究。

文化形式的广泛性决定了政治文化研究内容的复杂性。器物之喻、帝王名号、英雄的形象、军阀现象、诗词歌赋、小说，甚至网络均成为人们分析与研究的对象，这为政治文化的研究开阔了视野。一些重大的主题，如法治文的建设、全球化背景下的政治文化建设、宗族对政治文化的影响以及我国村民基层民主建设被提了出来，并形成了初步成果。由于篇幅关系，这里仅就其中部分主题作以简要介绍。

1.理论架构与学科发展

无论是作为一种分析手段，还是作为一种心理特征，政治文化研究都需要架设从概念、结构到功能、体系的一整套理论维。从政治思想、政治心理两个方面架构政治文化理论体系的做法得到更多的认可，但政治文化研究宽广的学术空间仍然给学者们的思索留下了充分的余地。

政治文化理论研究方面的著作较多。早期有高洪涛所著《政治文化论》、孙正甲所著《政治文化：心态·观念·价值及其演进》、《政治文化学概论》、王卓君所著《文化视野中的政治系统政治文化研究引论》、吕元礼著《政治文化转型与整合》等等基本上对政治文化的概念、结构、功能、体系、政治文化的变迁以及政治社会化等方面做了介绍和研究，基本上为我国政治文化研究提供了理论体系。

政治文化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为我国学者更科学、更全面地架构政治文化理论的体系提供了基础。王乐理所著《政治文化导论》在大量国内、外研究资料的基础上从政治体系、政治发展、政治变化等全局的角度考察了政治文化，突出了对公民文化、现代化人模型、政治文化特征群的研究。

对西方政治文化理论发展的研究亦为我国的政治文化理论提供了增长点。丛日云与王辉先后发表的《西方政治文化理论的复兴及其新趋向》、《西方政治文化理论的衰落与复兴》以及王乐理的论文《政治态度与意识形态的交融》均本着这一出发点从西方政治文化理论的发展中寻求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理论体系的完善与发展。

2.政治文化的模式研究

获取某一民族在某个特定时期的政治文化模式，从而解读政治体系的文化背景是政治文化研究的初衷。对我国当代政治文化模式的研究是政治文化研究的一个主要内容。李传柱在《论当代中国公民政治文化的协调性与冲突性》、《论当代中国公民政治文化的一致性与差异性》等论文中从协调与冲突、一致与差异等对立角度分析了我国公民政治文化的特征；文小勇的论文《试析我国政治文化的“二元”结构模式》则从我国政治文化的二元结构模式出发，审视了我国政治文化中传统性与现代性、主流与非主流、中国与西方等文化样式二元并存的状态。

政治文化并不是一个静态的存在，对它的动态发展模式进行描述亦给政治文化的模式研究带来新鲜的内容。黄颂的论文《秩序与冲突》以及《西欧中世纪政治文化演进机制的再思考》从西欧中世纪教、俗两界追求秩序重建过程中出现的冲突出发，探讨了中世纪政治文化向近代演进的深层动因。在对美国改革时代的研究中，吴强、王公龙的论文《变动不居的平衡》和佟德志的论文《自由立宪与民主理论的创新—美国改革时代的文化研究》都是从均衡与发展的角度出发对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美国政治文化的特质做了研究。汤敏轩的论文《英国政治发展的渐进模式》则是从选举权出发归纳了英国政治发展的渐进模式。

3.传统政治文化及其现代化

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发展历史进程的研究为寻找传统政治文化的机理与脉络提供了基础，在回顾与反思的基础上，学术界对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如小农经济和君主政治，形成了某些共识。然而，在政治文化的具体特征的认识上，学术界却各有不同的认识。徐大同在论文《试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础与特征》中将中国政治文化的特征归结为务实、重民和伦常的政治文化；俞可平则在论文《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论要》中将中国政治文化传统归结为君主民本、安定统一、认同与容忍等特征。其它亦有一些论文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特征做了论述。

传统政治文化的存在是连续的，其一贯发展的脉络体现了对现代化的价值。从近代开始直到的历史表明，实现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化离不开传统政治文化的自我转换，从某种意义上说，传统政治文化的创新和政治文化的现代化则具有相同的语义。朱日耀、曹德本、孙晓春合著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思考》较早地对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化做出了思考，为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化研究打下了基础。曹德本所著《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化》则从更为宽广的视野对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化做了审视。

4.政治文化与政治稳定

从某种程度上说，政治稳定取决于人们由政治文化决定的诉求得到满足的程度与状态。因此，政治文化与政治稳定密切相关，对政治现代化的建设具有极端重要的作用。曹德本与宋少鹏合著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社会稳定》在作者此前所著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社会稳定》等一系列论文的基础上写就，对修身与人际和谐、治国与群体和谐、平天下与天人和谐等做了系统而又独到的分析，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社会稳定做了重要的解读。

高建的论文《稳定民主的必要条件》就西方政治社会学的一个重要主题作以考察，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理清了西方社会公民文化在权力与责任、一致与歧义、功利与感情之间的平衡与稳定作用，为我国政治文化与政治稳定的研究提供了借鉴。王运生的论文《中国转型时期政治文化对政治稳定的二重作用》则以社会转型为背景，突出了政治文化作为一把“双刃剑”二重作用。另外的一些论文，如刘伟的《影响我国政治稳定的政治文化因素及对策》、经纬的《政治文化与政治稳定的价值论》等等，大多以政治文化与政治稳定的关系出发，探讨我国社会政治稳定的文化心理因素。

5.政治人格研究

政治文化现代化的关键视为现代人人格的现代化。事实上，透视中国公民政治文化的素质，推动政治文化培养是我国政治文化研究的主旨所在。学术界对这方面的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即当代中国公民政治文化的调查研究和传统政治群体的人格剖析。

尝试以政治文化分析方法分析中国公民政治文化素质的作品大多借鉴了西方政治文化的分析方法，从调查、统计等实证角度出发，注重结论的科学性。如程志方、闵琦所著《中国政治文化民主政治难产的社会心理因素》、张明澍所著《中国“政治人”中国公民政治素质调查报告》、蒋云根所著《政治人的心理世界》等书均遵循了这样一种政治分析的方法，为中国政治文化发展的主体性研究打下了基础。

剖析政治人格，研究政治心态亦是中国政治人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两套中国政治文化丛书中对这方面的内容均有所涉及。如君主与中国政治、宦官与中国政治、士人政治精神的典型分析、官僚的社会人格等成为人们透视传统政治群体的政治人格和政治精神的突破口。

在对政治人格剖析中，知识分子阶层的政治人格与政治心态成为一个热点，如对葛荃《晚明东林党人政治悲剧的心态之源》以晚明东林党人的道德理想与“慎独”的境界、“戒惧”的心态为典型进行剖析，为深入了解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的精神世界提供了一种模式。赵泉民的论文《清末新知识阶层政治文化心态探析》则以新知识分子群体为对象，分析了这一群体对西方民主政治学说的体认和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之载体的离异的政治心态及其后果。而王乐理的论文《当代中国政治文化中的个体意识流变》则更多地从小说、诗歌、回忆录等更为广阔的视野出发揭示了我国公民个体意识流变的条理，剖析了特殊年代知识分子的心态。

政治心理学论文篇6

    一、从学科分类上看,思想政治教育属于软科学领域,是多科融合的交叉边缘学科

    英国着名教育学家托尼·比彻(Tony Becherl从认识论和社会学角度运用四个维度对所有学科进行了分类。托尼·比彻所讲的认识论视角包含硬,软(soft versus hard)和纯/应用(pure versus appli-ante)两个维度。硬/软维度是以学科领域的所有学者对某一特定的研究范式或理论体系的认同程度来描述学科理论属性的一个指标,认同度高,则学科硬度高、软度低;认同度低,则学科硬度低、软度高。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建立是在大量借鉴政治学、教育学、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门相关学科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这不仅有基本理论的借鉴与融合,还有研究方法与研究范式的植入,这就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学在理论属性上是一门研究范式多元的软学科,不像自然科学领域内的交叉学科有着认同度较高的研究范式。多范式的问题源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理论借鉴移植。思想政治教育学是在上述学科的结合部、交叉处产生的一门新兴学科,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现象的学术概括和规律的理论探究。这一形成方式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学作为一门多科融合的交叉边缘学科的理论属性。

    (一)思想政治教育是思想教育与政治教育的融合。“思想教育”,顾名思义,就是关于思想观念的教育。“政治教育”是统治者向社会成员传播政治观点、培养政治情感、使社会成员形成一定的政治认知、政治信念、政治理想,并达到政治参与和政治认同目的的实践活动。两者的融合结果,就是思想教育有了政治特别是主导政治意识形态的价值导向,政治教育可以通过思想教育的形式取得更好的效果。这样融合形成的思想政治教育就是受政治制约的思想教育。是侧重于思想理论方面的政治教育。政治性的要求与人们的思想现实的差距只能靠商谈、对话和理性说服以达成共识。这种共识的达成是因为“对话者与听话者之间的共享信念——他们对话行动中提出的有效性主张的主体间承认所产生、甚至所强化的那种共享的信念——蕴含了对涉及行动之若干义务的默认。就此而言,这样一种认可创造了一个新的社会事实”。也即是通过思想教育的形式达成政治教育的目的。为实现目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在理论指导方面就涉及多门学科的相关理论。作为专门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现象及其规律的思想政治教育学自然有了融合性的多范式的理论特征。

    (二)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的融合。在研究者的视野中;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是有着明显的区分的。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人文学科的核心是文史哲,对象是人文世界,人文世界具有精神性、意义性和价值性的特征。“研究人的价值和精神表现”是人文学科区别于社会学科的重要特征。社会科学旨在探寻社会规律,获得关于社会事务及其运动变化的知识,社会科学所关心的是人类活动的功能与效果;人文学科的旨趣在于探寻人的生存意义,表达某种价值观念和价值理想,为人的行为确立某种价值导向同。另外,国际上有四种比较权威的学科分类体系在社会学科(social sciences)与人文(humanities)上有着清楚的分界。那就是认为社会科学是介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有时也起到连接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作用。从研究对象上看,社会学科研究人与社会的关系,即人的行为;人文学科研究人的文化生命,即人的本质。从研究作用上看,人文学科能够提供价值体系,对人的精神起根本作用,因而对人和社会似乎不具有明显的实际运用;社会科学对社会的影响较为直接,如法学、管理学。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理论借鉴的相关学科中,哲学、伦理学属于人文学科的范畴,而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则属于社会学科的范畴,教育学一般也归于人文学科。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学既有人文学科的属性,又有社会学科的属性。思想政治教育学的人学范式走的就是人文学科的研究道路,社会哲学范式则是走的社会学科道路。思想政治教育学更多地关注的是社会政治关系和道德关系,更应该属于社会科学的领域,只不过它是带有人文学科特征的社会科学。

    (三)思想政治教育学坚持了一条交叉发展的路径。交叉学科是现代科学发展的综合形式与重要趋势,也是科学深刻变革与日益丰富的表现,是不同学科相互渗透而形成的新兴学科,学科之间的融合是通过交叉来实现的,学科交叉是新兴学科产生的必然途径。进入20世纪之后,由两门学科交叉产生的学科不断出现,跨度也越来越大,也出现了三门以上学科交叉的新学科,如医学化学地理学、物理生物化学、教育社会心理学等。按照交叉程度可以将交叉学科分为六种类型,即比较学科、边缘学科、软学科、综合学科、横向学科、超学科或元学科[91&80-82)。思想政治教育学最初是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践中科学化而形成的学科,逐渐与政治学、教育学和伦理学等交叉融合,又大量借鉴了心理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概念。从交叉程度上看,思想政治教育学属于边缘学科和软学科的层次,但尚不能达到软学科要求的以管理和决策为重心问题的层面。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一门具有软学科特征的交叉边缘学科。

    二、从价值取向上看。思想政治教育指向于国家意识形态建设。是服从服务于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的应用性学科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领域的理论教育和课程设置都是围绕主导意识形态的需要展开的。“在正式课程方面,意识形态试图回答这类问题——什么知识最有价值?对谁最有价值……从意识形态角度看,常常是在回答这些问题时形成课程。”[10w172)思想政治教育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中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的实践回答。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属的二级学科,思想政治教育必然在本质属性上反映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要求。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学科属性。

    (一)思想政治教育学是因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而诞生的学科。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造、理论宣传、理论教育始终是结合在一起的。早在1847年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章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提出了“宣传工作”的概念。并要求大家要有“革命的毅力并努力进行宣传工作”。他们也规定了理论教育的基本任务、主要内容和具体形式,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创立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也提供了重要的实践参考。列宁提出了“政治教育工作”的概念和“灌输理论”,指出“政治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共产主义者”。而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实践则成了学科建立的直接理论依据。毛泽东提出:“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武装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完不成的。”“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生命线。”“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这就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思想政治工作,各个部门都要负责任。”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化问题提上日程,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得以建立。这一阶段,我们党继承和发扬思想政治工作优良传统,开创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局面。思想政治教育实现了从经验总结到理论建构的转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更是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提供了新时期的理论支撑。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设立,也是顺应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需要的理论成果。

    (二)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灵魂的学科。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直接的理论依据,推动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发展和实践创新。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根本理论依据。特别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成果也不断丰富和发展着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理论架构,塑造着学科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具体来讲,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肯定了思想意识和社会存在的依赖关系,证明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和地位;马克思主义的需要理论说明了思想政治教育要坚持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相结合: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则成为了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和任务的确定依据;社会意识形态理论告诉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说明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功能“最根本的是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众多理论创新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和学科建设中始终发挥着主导作用,特别是科学发展观提出的以人为本理念,更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宗旨的重要原则,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人学研究范式建构的重要理论依据。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直接论述构成了学科的直接理论依据。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我们党也认识到,“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是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党和国家各项任务的中心环节,是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政治优势”。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毛泽东概括为认识和改造世界:邓小平指出是培养四有新人;另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灌输”的理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关于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论述。关于思想政治教育要齐抓共管的思想等等,都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重要来源。我们党近年来出台的有关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文件,更是继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也是我们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理论研究的直接理论依据。

政治心理学论文篇7

一、人文关怀与心理疏导的有机结合：

心理健康教育及其方法的发展方向

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属性，曾经有过争论。一种主张思想政治教育归属于政治学，另一种主张思想政治教育归属于教育学。自设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以来，这种争论暂时有所平息。思想政治教育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面的一个二级学科，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基础。但是，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教育活动，必须遵循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一般规律。这就涉及到对教育学和心理学的知识借鉴。

从心理学的视角研究思想政治教育问题，或者说把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应用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之中，一方面是思想政治教育更为科学地贴近大学生的身心发展实际的现实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学者们跨学科研究意识觉醒的自觉追求。早在20世纪90年代，宋书文等主编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心理探索》，就初步探讨了高校师生心理活动规律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进入21世纪，吴远等主编的《心理学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从个性、情感、认知、需要、审美、品德以及网络心理健康等方面，探讨了心理学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的途径和方法。2010年出版胡凯等撰写的一本最新著作――《大学生心理健康理论与方法》，则在更高程度上展现了思想政治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的结合。该著作专门阐述了思想政治教育视野中的心理调适与修养方法：疏导教育方法、个别谈心方法、思想修养方法，以及心理健康教育视野中的心理调适与修养途径：大学生心理咨询、心理危机干预、自我心理保健、心理测量与评估。

在把心理学和思想政治教育结合起来的过程中，学术界首先发现心理问题和思想问题是不同性质的两个问题，但是两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具有较为紧密的联系。既不能把二者混为一谈，也不能割裂二者的内在关联。就心理素质对思想品德的形成具有基础性作用而言，“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不能超越心理健康教育这个阶段”，它“必须从个体的心理层面的问题处理开始，把心理问题的处理看成是进行良好思想政治素质培养的起点和切入点”。[1]因此，进入21世纪，各高校积极开拓心理健康教育新局面，广泛开展心理咨询、心理测评、心理危机干预等心理健康教育活动，不断丰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形式。同时，教育行政部门逐步将心理素质纳入高校德育目标体系，把心理健康教育纳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学术领域关于心理健康教育的途径及其方法的研究，主要有五个方面：（1）开设相关课程，普及心理健康知识。（2）开展心理咨询，积极应对心理问题。（3）开展心理普查，做好危机干预。（4）重视宣传教育，提高心理健康意识。（5）广泛动员，建立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网络。[2](P167-168)

在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的过程中，各高校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思想政治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相脱节现象，即“两张皮”问题。这样一来，两者沟通与融合问题便提上了研究日程。21世纪以来，思想政治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的有机结合，逐渐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应用理论研究的一个热点，这既是对日常思想政治实务工作的经验提升，也是对实际操作更高的理论要求。2004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明确要求开展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心理健康教育，并就此提出一系列具体措施。这为学者们的研究指明了方向，即走整合思想政治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的必由之路。

于是，学术界在批判替代论、排斥论、独立论等认识误区和认识障碍的基础上，比较深刻地探讨了思想政治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的关系。两者的内在联系表现为“在根本目标上的一致性，在内容上的交叉性，在实务工作上的互助性”，因此，只有对两者进行整合，才能发挥育人合力。如何把两者有机结合在一起呢？两者结合的“切入点在于健全人格的建构与培养”，结合的载体“在于学生的日常生活”，结合的关键在于教育方法和教育资源的实践整合。[3]具体就心理健康教育方法对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借鉴价值而言，“在心理健康教育领域，心理咨询与心理健康教育方法不仅种类繁多，形成各种不同的方法论体系，而且特别注重方法的实际操作性，心理咨询和心理健康教育的很多方法与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很好的适切性”。比如价值澄清理论的代表人物路易斯•拉思斯，把人本主义心理健康教育方法运用于道德教育领域，“直接指出过其理论与心理健康教育的直接联系”。[1]当然，这种借鉴在实践中是有限度的，主要局限于价值心理层面。

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指出，要建设和谐文化，培育文明风尚，必须“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用正确方式处理人际关系”。[4](P34)这就是说，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实现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的有机结合，是整合思想政治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的新要求、新理念、新路径。从总体上看这种结合，应该用人文关怀整合心理疏导，而不是相反。这是因为“在思想政治工作视野中，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首先作为一种工作理念的创新，然后才是方法的创新。人文关怀是统摄心理疏导的，选择心理疏导方式本身就体现着人文关怀，心理疏导是实现人文关怀的一种手段”。[5]学术界关于人文关怀与心理疏导有机融合的途径和方法的研究刚刚起步，还留有巨大的研究空间，有待理论和实践的进一步探究。借鉴和吸收跨学科研究方法和成果，以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实践经验为根基，开展人文关怀与心理疏导有机融合的应用理论研究，是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发展方向。

二、网络社会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链接：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及其方法的发展走向

青年大学生群体作为主要的网络使用群体，是重要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对象；高等学校作为信息网络技术创新与应用的前沿领域，是重要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实践阵地。因而，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得到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的普遍而高度的关注。

实践创新是理论创新的源泉和动力，理论创新是实践创新的先导和支撑。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和实践正是这样交织着螺旋上升发展的。自1994年以来，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发展分为四个阶段：以应对互联网负面影响为特征的初步探索阶段；以各类红色网站建设为特征的主动建设阶段；以综合性校园网络建设与发展为特征的自觉深入阶段；以完善校园网络建设管理机制和应对个性化沟通网络技术为特征的深化发展阶段。[6]在初步探索阶段，“互联网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及其应对策略”成为理论研究的重点；在主动建设阶段，“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教育阵地的实现形式”成为研究的重点；在自觉深入阶段，理论研究上“对校园网络所形成的信息传播环境”开始重点关注。从2004年至今为深化发展阶段，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不断发展过程中，“从理论上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创新进行系统综合的研究”。[2](P138-150)

而这一切与党中央、国务院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高度重视密切相关。早在2000年6月，江泽民就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了信息网络技术的重要意义：“信息技术特别是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为我们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现代化的手段，拓展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区间和渠道。要重视和充分运用信息网络技术，使思想政治工作提高时效性，扩大覆盖面、增强影响力。”[7](P94)2004年8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则强调“主动占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新阵地”的具体对策：“要全面加强校园网建设，使网络成为弘扬主旋律、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手段。”[8](P206)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又明确提出了加强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营造良好网络环境的任务，把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摆上了党的重大工作部署的议事日程。

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始终与中央精神保持高度一致，始终紧贴高校大学生和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多年来，理论界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和方法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取得了丰富的理论成果。例如：第一，“利用网络平台，传播先进文化”。措施主要是“积极建立思想政治教育主题网站”，“开展丰富多彩的网络文化活动”，提高网络文化先进内容的访问率，研发师生喜爱的网络文化产品。[9]第二，“注重网络舆情研判，把握学生思想脉动”。措施主要是：研发网络舆情系统，力求舆情信息全面准确。完善网络舆情制度，形成网络工作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合力。强化网络舆情队伍建设，奠定高质舆情工作的人力资源基础。[10]总之，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性高、技术性强、有效性难，因此要确立开放式的思想政治教育观念，要强调参与性和主体性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要注意增加能培养学生比较选择能力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2](P159-160)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网络生活多姿多彩，网络社会日渐成型，如何充分利用网络这个平台，开展网络环境下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成为诸多著作的焦点主题。2008年出版霍福广等著的《信息德育论：大学生信息素养与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化研究》，站在信息社会的高度，从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化的角度，专门研究了提高大学生的信息素质问题。2009年出版张再兴等著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进行了深度的理论探索，是一部深入研究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力作。该书以网络社会为立论根据，深入研究了网络的虚拟性和现实性的基本关系，提出了校园网络亚传播圈等新概念。在该书第四篇中，从技术、社会、文化三个层面，分专题对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运作进行了理论分析，涉及校园信息安全管理、博客舆论引导、网络舆论调查和危机管理、网络话语传播、大学生网络依赖的心理干预等等方面的具体对策。[11](P205-410)2010年出版徐建军等著的《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方法》，从理论、方法、实践三个层面，深入探索和系统论述了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问题。该书的第三章在方法论层面探究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论基础，阐述了注重针对性、突出隐蔽性、彰显个性化的方法论特性；提出了育人为本、共建共享、功能优化等原则方法，阐述了以思维与表达方式、教育方法、平台建构为主体的方法论体系。[12](P74-110)纵观这些著作，日益明显的趋势是从网络社会观的角度看待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问题。这不但表明“思想政治教育对网络的认识经过了从网络危害论、网络工具论到网络社会观的历程”，[11](P17)而且显示网络社会用新的社会结构维度统摄新的技术维度、信息维度与文化维度，深刻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新环境，发挥环境育人的新功能。

据研究，从截止到2009年的研究论文看，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新现状表现为“研究成果数量迅速增长而整体质量水平下降的不对称发展”，其新走向表现为“研究对象的深刻把握与重新定位、研究领域的深化与基础化、研究层次向学科层次的提升与发展”。[13]从我们掌握的2010年发表的期刊论文来看，研究成果数量迅速增长而整体质量水平上升的均衡发展开始呈现。尽管早有学者明确提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门学科的命题和设想，只有现在才能预期：从网络信息、网络技术、网络文化、网络社会等视角，建立一门成熟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学，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如果把网络信息、网络技术、网络文化等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看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在网络社会观的基础上建立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学，以充分实现网络社会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对接。

三、在实用的基础上追求科学、特色、艺术：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建构的发展动向

深刻抽象的理论怎样才能进入生动活泼的实践呢？这就要以建立模式或模型为纽带。丰富宝贵的实践经验怎样上升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呢？同样要以建构模式为桥梁，充分发挥模式的构造、解释、启发、预测等多种功能。“思想政治教育模式是对各种内容，各样方式、各类对象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简洁描述与抽象概括。”[14]同理论相比，它具有简约性、可操作性。同经验相比，它具有内在的逻辑性和完整的科学性。模式方法不管是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还是作为一种实践形式，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都得到广泛的应用。

2004年以来，各高校认真贯彻落实中央16号文件精神，在多年工作实践与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和实践各具特色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既有针对整体的模式，也有涉及局部的模式，可谓百花盛开，争奇斗艳。这些模式所体现出来的亮点――框架的逻辑性、理念的先进性、内容的贴切性，反映了思想政治教育以及学生工作的内在规律，体现了模式建构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具有普遍的借鉴意义。

从框架建构的逻辑性看，东北师范大学构建了“一本三向六段式”学生工作模式。具体说来，一本是指把握一个根本，即根据不同年级阶段的思想特点及成长成才规律，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为根本。三向是指以理想导向、职业定向、毕业去向为基本教育方向，组织开展“导向、定向、去向”系列主题教育活动。六段是指在大学生成长成才成功的不同时段，采取不同的教育方式，第一阶段适应式教育，第二阶段疏导式教育，第三阶段主体式教育，第四阶段分流式教育，第五阶段实践式教育，第六阶段体验式教育。因此，该模式体现了框架构建的内在逻辑性――主要从人的认知的规律性和需求的递进性来构建思想政治教育框架，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性和实效性。

从教育理念的先进性看，湖南师范大学构建的发展型学生工作模式，有助于我们对思想政治教育先进理念的深刻把握。这种新型模式表现为“教育―管 理―服务―发展”四位一体的结构，以教育、管理、服务为手段，以发展为终极目标。其实质是突破了传统学生工作模式中单纯以教育、管理为主的工作方式，而转化为教育、管理、服务并重的工作方式，强化了服务意识，突出了一切为学生发展这一终极目标。[15]因此，该模式体现了教育理念的先进性：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落实到学生工作中就是以学生为本。以学生为本，就要切实做到为了一切学生的全面发展服务，一切为了学生的全面发展服务。而这种全方位的服务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为根本价值取向，既包括为学生创造优良的学习、生活条件和环境的显性服务，又包括形成全员、全方位、全过程育人格局的隐性服务。

从教育内容的贴切性来看，福州大学高度重视人文素质教育，开创并完善了“感恩―访贫―诚信―责任”链式教育模式。自2003年以来，福州大学以“感恩教育―访贫教育―诚信教育―责任心教育”为主轴，并将之贯穿大学生活四年，通过开展生动活泼的素质拓展活动和校园文化建设，形成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完整链条。[16]后来，福州大学又发展出了链式教育模式的亚模式――“梯链式”模式，进一步深化拓展了该模式的实效性、吸引力和适用性。2008年开发的“梯链式”模式，以价值观提升为核心的，注重教育内容的递进性和上升性。我们认为，“链式”或“梯链式”教育模式的理论根据在于：感恩是一种爱心，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精神财富；访贫等活动体现了对弱势群体的关怀，体现了共产党人的本色，是马克思主义的自觉价值追求；诚信是立身之本、修业之要、举政之根，是思想道德建设的重点；责任是爱情、学习、生活、工作等的基本构成要素，也是实现自身价值和奉献社会相统一的内在要求。现实根据在于：当今社会缺乏感恩情怀、存在“傍富”现象、诚信缺失严重、责任意识淡薄，这些不可避免在部分大学生身上有所体现。因此，感恩教育、访贫教育、诚信教育、责任心教育与当今社会的时代需求高度契合，是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要解决的四大重点问题，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时代性、贴切性，即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大学生。

只有揭开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科学性、实用性的“面纱”，深入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田野”，才能显露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其他特性的“面目”。上述发展型学生工作模式、链式教育模式、“一本三向六段式”模式等等在实践中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受到了学生好评。从特色和艺术的角度看，阜阳师范学院提出的“零距离”思想政治教育模式，也是真正意义上的教育模式。这一模式认为，零距离教育要注重价值引领，零距离管理要实现科学规范，零距离服务要体现人文关怀、零距离活动要彰显文化内涵。在途径和方法上强调育人的零距离，讲究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方式方法和手段途径，切实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做到大学生心坎上。[17]

政治心理学论文篇8

一

在传统儒学的思维框架里,伦理与政治没有分离,道德理想与政治理想并无严格的区别,二者可以合称为道德政治理想。考察儒家的道德政治理想,首先碰到的一个问题是,它与政治现实之间的关系问题。从马克斯·韦伯的观点来看,由于儒学把人对于世界的紧张感减轻到绝对的最低限度,在儒家的伦理中完全没有伦理要求与人类缺陷之间的紧张关系,因而儒家的道德政治理想与政治现实之间也缺乏明显的紧张性。①韦伯的观点已经受到多方面的挑战。在政治文化研究方面,徐氏可以说是挑战者之一。

徐氏检讨儒家道德政治理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即是将它与中国政治历史相对照,以展示历史上儒家道德政治理想与中国专制政治现实紧张、背离的格局。他确信儒家的道德政治理想是“天下为公”,所谓“藏天下于天下”。但中国几千年的实际政治却是“藏天下于筐箧”的私有天下的专制政治。儒家“希望的是德治,而实行是暴政昏政”。②于是,儒家道德政治理想与中国专制政治现实之间,存在着长期的紧张关系,形成了困扰中国政治的一个基本矛盾:儒家“政治的理念,民才是主体;而政治的现实,则君又是主体。这种二重的主体性,便是无可调和对立。”③徐氏在此以二重主体性的矛盾凸现了历史上儒家的道德政治理想——天下为公与中国的现实政治———专制政治之间紧张、背离的关系。用传统文化的概念术语来表述的话,这是道(理)与势的紧张关系,是真儒的道德政治理想及其理想人格与帝王权势之间的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源远流长,构成了儒家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方面:从孔子主张“士志于道”(《论语·里仁》)到孟子确立“道尊于势”(《孟子·尽心上》),就已奠定了“道”与“势”紧张关系的基调;这种紧张关系一直延伸到宋代新儒学,并从那里获得了道德形而上学的意义:天理与人欲的较量、善与恶的冲突。然而这种紧张关系却“是一个被马克斯·韦伯错误理解的特征,而且常常被注重‘和谐’主题的学者们所忽略。”④这种忽略不仅影响了对整个儒家传统的准确把握,而且很大程度上妨碍了对儒家政治文化、尤其是它的道德理想主义的全面评价。徐复观以二重主体性的矛盾,来揭示儒家的道德政治理想与专制政治的紧张关系,肯定“中华民族的信念,是理而不是势”。⑤这不仅是对上述韦伯观点的一种纠偏,更重要的是它从正面展示了传统文化中确有抗击专制政治的文化资源。肯定历史传统中有这种文化资源,并把“道尊于势”作为民族的精神信念,无疑是向民主政治转进的不可或缺的文化条件;没有这种传统文化资源的支持,中国现代政治文化的重建将更加步履艰难。从这一角度来看,徐氏对儒家道德政治理想与专制政治现实紧张关系的揭示,确有不可低估的重要意义。不过,就儒家政治文化传统整体而言,它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这就是自汉代儒学经学化以来,儒学以经学的形式与现实政治相同构的一面。现代学者的研究表明,经不是一般的古典文献,而是传统政治合法性的依据;作为政治文化的经学,它以“西汉今文学”、“东汉古文学”及“宋学”三种不同的理论形态,从不同的角度、层次论证了传统政治统治的合法性。⑥经学与传统政治相同构的一面,与上述徐氏揭示的紧张关系一面,实际上构成了儒家政治文化传统的两个互相对照的侧面。徐氏对经学史有相当的研究,但对经学与传统政治相同构的一面显然缺乏分析。在我们看来,正是同构这一面软化了儒家道德政治理想与专制政治的紧张关系;儒家道德政治理想的落空,与这一同构性有着内在的关联。徐氏重视紧张,忽略同构,影响了他对儒家道德政治理想与传统政治复杂关系的全面把握。

二

徐复观认为,儒家面对上述因其道德政治理想与专制政治紧张关系而产生的二重性主体的困境,并非消极无为,“总是想解消人君在政治中的主体性,以凸显出天下的主体性,因而解消上述对立。”⑦最早孔孟是企图通过改造君心提升君德来解除这一矛盾,“即是要人君从道德上转化自己,将自己的才智与好恶舍掉,以服从人民的才智好恶。”⑧但是,仅靠统治者道德的自觉,根本约束不了历史上的暴君,这才逼出了董仲舒的“天”:“可以说,近代对统治者权力的限制,求之于宪法;而董氏则只有求之于天。”⑨以天的权威来限制人君的意志,最终仍然归于无效。由此而产生的问题是,儒家消解二重性主体对立的努力为什么始终没有成效?儒家的道德政治理想为什么总是落空?徐氏从历史和思想两个方面寻找原因。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两千年来现实政治中的专制势力早已构成了一部庞大的专制机器,随时可以扼杀一切消解它的因素和力量。对此,徐氏给予了深刻的揭露,他写道:“两千年来的历史,政治家,思想家,只是在专制这副大机器之下,作补偏救弊之图。补救到要突破此一专制机器时,便立即会被此一机器轧死。一切人民,只能环绕着这副机器,作互相纠缠的活动;纠缠到与此一机器直接冲突时,便立刻被这副机器轧死。……一切文化、经济,只能活动于此一机器之内,而不能轶出于此一机器之外,否则只有被毁灭。”⑩就思想方面而言,徐氏认为儒家政治思想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总是居于统治者的地位以求解决政治问题,而很少以被统治者的地位,去规定统治者的政治行动,很少站在被统治者的地位来谋求解决政治问题。这便与近代民主政治由下而向上去争的发生发展的情形,成一极显明的对照。” 于是,政治问题总是在君相手中打转,总不出君道、臣道、士大夫出处之道;人民始终处于一种消极被动的地位,民作为真正的政治主体没有建立起来。

在徐氏看来,儒家消解二重性主体的努力之所以失败,与儒家采用的手段、方法也有相当的关联。传统儒家为了把人君在政治中的主体性打掉,以保障民在政治上的主体性,主要采取的是“格君心之非”的办法,即是“要以天下之‘恶欲’,改造其人君,使人君自己无欲恶,以同于天下的欲恶。” 面对历史上的暴君昏君,这种“格君心之非”的道德改造办法就完全无用。这样,一面是现实政治中强大、凶恶的专制机器,一面是传统儒家软弱、无力的道德手段、道德政治理想,极不相称的对峙格局,造成了整个中国政治上儒家道德政治理想完全落空的悲剧。徐氏痛感这是中国历史的悲剧,中国文化的悲剧!如何结束这长夜悲剧,步出这历史困境?徐氏认为,答案十分明确,这就是向民主政治转进。这就要求首先在观念上,要真正确立民为政治的主体,吸纳民主、自由、人权等民主政治的基本理念。其次,在手段、方法上,要建立民主政治的制度,“把权力的根源,从君的手上移到民的手上,以‘民意’代替了‘君心’。” 同时,要把“虚己、改过、纳谏等等的君德,客观化为议会政治,结社言论自由等的客观制度。” 这样,一个政治领袖人物,尽可以不是圣人,但不能不做圣人之事,不能不服从选举的结果,不能不受议会的约束。总之,徐氏确信,对于中国历史上二重性主体的矛盾,传统儒家从“君心”方面、从道德方面去解除它,是解除不了的;“而近代的民主政治,则是从制度上,从法制上解除了此一矛盾。”“所以中国历史中的政治矛盾,及由此矛盾所形成的历史悲剧,只有落在民主政治上才能得到自然而然的解决。” 这是历史的必然要求,也是徐氏出自内心的希望。

徐氏的上述思想,充满了对中国历史上专制政治的强烈批判精神、对儒家政治文化的深刻反省意识以及对民主政治的强烈向往。这是难能可贵的。难怪有论者认为,“由于他能以批判精神面对中国传统的许多现象,所以就找寻如何使传统的精华与未来的理想接榫之处而言,他留给我们的资源比较多。” 这里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徐氏提出要用制度的方式、法制的办法来代替传统儒家用“格君心之非”的道德改造手段,以约束统治者的思想。在此,我们不妨引用一位当代著名政治理论家的一段话,与徐氏的观点相对照,以展示徐氏政治运思理路的的现代走向:“我们需要的与其说是好的人,还不如说是好的制度。甚至最好的人也可能被权力腐蚀;而能使被统治者对统治者加以有效控制的制度却将逼迫最坏的统治者去做被统治者认为符合他们利益的事。换句话说,我们渴望得到好的统治者,但历史的经验向我们表明,我们不可能找到这样的人。正因为这样,设计使甚至坏的统治者也不会造成太大损害的制度是十分重要的。” 根据这种观点,要实现对统治者有效的约束、控制,制度的设计、安排远远重要于对统治者道德人品的要求;因而,建立一整套监督和控制统治者的合理体制,是民主政治顺利运作的根本保证。以此观照徐氏的观点,不难发现其思想的深刻性。

三

既然儒家的道德政治理想只有在民主政治制度中才能得到真正落实,那么,二者的关系如何呢?徐复观主张二者相互充实。这就是说,一方面,儒家的道德政治理想及其精神可以使民主政治制度获得道德的基础和人性的依据;另一方面,民主政治制度可使儒家的道德政治理想落实在政治上而切实有所成就。

“相互充实”论涉及的理论问题较多。限于篇幅,这里仅作简要论析。

第一,从政治思维的方式来看,“相互充实”论仍然是在传统儒学“内圣外王”的框架下运思的产物。

徐氏认为,儒家之基本用心,可概略为二。一为由性善的道德内在说,把人和一般动物区分开来,把人建立为圆满无缺的圣人,以对世界负责;二为将内在的道德客观化于人伦日用之间。前者即是修己、内圣,后者即是治人、外王。“内圣与外王,是一事的表里。所以儒家思想,从某一角度看,主要的是伦理思想;而从另一角度看,则亦是政治思想。伦理与政治不分,正是儒家思想的特色。” 正是基于传统儒学这一运思框架,徐氏坚持伦理(内圣)是政治(外王)的基础,政治(外王)是伦理(内圣)的扩展,确信儒家伦理精神是民主政治的最后根据,民主政治则是儒家道德政治理想的客观落实。显然,徐复观所固守的仍然是传统儒学内圣外王的思维框架、泛道德主义的思想立场,不同的是民主政治构成了新外王的内容。我们想指出的是,“内圣”与“外王”分属于不同的领域,处理的是不同的问题,不能混淆。“内圣者,伦理学也,属‘仁的系统’,面对价值世界,处理价值判断;外王者,政治学也,属‘智的系统’,面对事实世界,处理事实判断。前者建立的是应然界,回答这个世界应该如何;后者建立实然界,回答这个世界事实如何。” 徐氏囿于内圣外王的思维框架,仍然把伦理与政治、价值与事实、应然与必然的二元并立归结为一元统领的关系,这不仅在学理上继续混淆伦理学与政治学的边际界限,陷于用道德伦理语言讨论政治问题的话语混乱。更重要的是,徐复观继续传统儒学以“仁”说“智”、以“德”化“政”、以“内圣”开“外王”的逻辑言路,把政治仍然从属于伦理,视为伦理的延长和扩展,这不但达不到儒家伦理精神与民主政治制度相互充实的目的,反而会给民主制度的构建带来理论上的障碍。因为,从近代西方民主政治发展的经验来看,政治从道德伦理中分离、独立出来,逐渐发育出近代政治工具理性和功能理性———马克斯·韦伯称之为形式合理性,这是民主政治制度构建的理论前提。离开这一前提来谈中国民主制度的构建,可能无助于问题的解决。余英时的告诫是中肯的:“伦理与政治在现代生活中都各自有相对独立的领域,彼此相关而不相掩。所以分析到最后,中国人要建立民主制度,首先必须把政治从人伦秩序中划分出来。这是一种‘离则双美,合则双伤’的局面。” 第二,从政治秩序的根源来看,“相互充实”论是把道德、心性、良心作为民主政治制度的根源。

不同于其他现代新儒,徐氏特别强调以传统儒学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是“心”的文化,“心”即是仁心、善心、道德良心,它是自本自根的价值之源,具有无限的涵融性、扩充性、伸展性:“可以透过一个人的性,一个人的心,以看出人类的命运,掌握人类的命运,解决人类的命运。” 这里“心”已经被赋予宇宙之本体、人体秩序之根据的地位。这也就是传统儒学“内在超越”的宇宙秩序论:“价值之源内在于人心,然后向外投射,由近及远,这是人伦秩序的基本依据。” 徐氏的“相互充实”论,正是以此为理论基础。所以,从形式上看,“相互充实”是双向对称的:儒家伦理精神是民主制度的根据;民主制度是儒家伦理精神的落实。但在实质上,它是一维推演:从道德、人性、人心中直接扩充、外化出民主政治。用徐氏的话来说,“民主政治,是‘人心之所同然’,是人类良心在政治方面必然地归宿。” 问题是,内在超越的宇宙秩序论能否提供民主政治的思想资源?

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这不仅是因为在内在超越的文化中,国家被看成人伦关系的一个环节,皇帝是人伦秩序的中心点,义务是第一次序的概念,人的权利意识则始终被压缩在义务观念之下,因而难以产生以权利为基础的现代民主政治。更重要的是,内在超越的宇宙秩序论实质上是哈耶克(h a hayek)所说的“构造论理性主义”。构造论理性主义相信世界的社会、政治乃至道德秩序都是由人设计创造的,社会的政治法律制度也是由人创造的,因而人可以根据理性的设计来对这些制度进行构造、落实。按照哈耶克的分析,构造论理性主义与真正的民主自由无缘,反而意味着集权主义。 根据这一概念框架来看徐氏的上述观点,我们会发现一个他本人意想不到的逻辑结局:即圣人、圣人之心决定民主政治的制度、秩序。如上所说,徐氏实质上是把人心、良心作为民主政治的根源。但人心、良心说到底是圣人之心。因而民主政治制度的建构、乃至客观世界的落实都被归结为圣人尽心、践形的过程。这样,民主政治秩序的形成也就成了圣人道德之心客观外化、兑现落实的过程。逻辑上这意味着民主政治秩序由圣人所支配、决定,圣人之心相对于民主政治秩序而言是逻辑在先。毫无疑问,这与民主政治的精神实质是相背离的。

第三,从政治设计的人性论根据来看,“相互充实”论是把性善论作为民主政治的人性论依据。

如上所述,“相互充实”论就民主政治方面而言,是指儒家的伦理精神、人文精神可使它在人性上有本源的自觉。这也就是说,儒家的性善论可以为民主政治提供人性论的根据。徐氏的理由十分简单:一切极权政治都来自对人的不信任,性恶论导致对人的不信任,因而构成了专制政治、极权政治的人性论的基础;民主政治来自对人的信任,性善论导致对人的信任,所以成了民主政治的依据。于是,在徐氏看来,荀子主张性恶论,其思想中即含有走向独裁政治的因素;孟子提出性善论,并且证实了人性之善、人格之尊严,建立了人与人的相互信赖的根据,表现在政治思想方面则体现了最高的民主政治的精神。据此,徐氏明确断定:“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性善说’,奠定了人类尊严,人类平等,人类互信合作的基础,由此可以与西方的民主体制相结合,开出中国的民主政治,并进而充实世界民主的理据与内容。”

徐氏对中国人性论有相当的研究,对儒家的性善说极为推崇,视之为中国人性论的正统,儒家人文精神的核心和基础。尤其是对孟子的性善说评价甚高,认为“孟子性善之说,是人对于自身惊天动地的伟大发现。” 但是,就对人性的审视而言,徐氏并未走出传统儒学的理论误区:“有见于正面心性,而无见于负面心性。” 用韦政通的话说,儒家自发现人性善后“就顺着性善说这一条鞭讲下来”,以致完全忽略、抹杀了人性中负面的、非理性的因素。 这样在考虑民主政治的人性论根据的时候,徐氏只能选择性善说,把政治设计继续建立在对人性天真信任的基础之上,重复传统儒学以善扬善、以善制权的政治思路。然而,我们从近代民主政治发展的经验知道,比较成功的民主宪政制度恰恰是以“人之初,性本恶”而不是“人之初,性本善”为人性论的发生基础。正是以“性恶论”为基础,承认并警惕人的负面人性、不完善性,才能认识到“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阿克顿),才能承认“政府乃必要之恶,只能防范,不能轻信”(潘恩),才能设计出“以恶制恶,以权力制衡权力”的政治制度(孟德斯鸠)。显然,无视近代民主政治发展的事实与经验,固执地用传统儒学性善说直接去充实民主政治、作为民主政治的人性论基础,只能是一厢情愿的美好愿望。也许一种更为恰当的努力是,把根源于传统儒学性善说的“仁义”观念、道德理想(天下为公)作为民主政治的道德意义上的“范导原理”,而不是“构成原理”,可能会有利于民主政治的发展。

总的来说,徐复观的“相互充实”论致力于儒家精神与民主政治制度的双向对接,其理论动机之美好,努力精神之可贵,不能不给予充分的肯定。但对照近代民主政治发展的事实与经验来看,由于徐氏囿于传统儒学“内圣外王”的伦理政治思维方式、“内在超越”论的运思框架以及对负面人性的忽略、抹杀,“相互充实”论与民主政治制度所要求的理论条件,如伦理与政治的分离、外在超越、正视负面人性等,确实相去甚远,这就决定了徐复观文化上的努力难以取得切实的成效。

注释：

①④参见墨子刻:《摆脱困境———新儒学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进》,江苏人民出版社,第2、104页。②③⑦⑧⑨⑩⑩⑾⑿⒀⒁⒂⒅⒇《徐复观集》,黄克剑、林少敏编,群言出版社,1993年,第178、123、124、118、127、470、465、121、129、130、550、551、281、587、281页。

⑤徐复观:《学术与政治之间》(甲集),台湾中央书局,1956年,第115页。

⑥参见陈少明:《作为政治文化的经学》,《中州学刊》,1994年第5期。

⒃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三联书店,1988年,第388页。

⒄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第491页。

⒆朱学勤:《风声·雨声·读书声》,三联书店,1994年,第263页。

⒇[22]余英时:《内在超越之路———余英时新儒学论著辑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第39—40页。

[24]参见霍伊:《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三联书店,1992年,第6—7页。

[25]徐复观:《徐复观最后杂文集》,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4年,第140页。

[27]傅伟勋:《从西方哲学到禅佛教》,三联书店,1989年,第4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