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权立法论文范文
时间：2023-11-12 05:31:56
物权立法论文篇1
语言风格
1.用词准确、含义单一。“准确是法律语言的生命线。”法律所规定的内容不仅是全体公民应该遵守的行为规范，也是司法人员的执法根据。法律允许的行为、禁止的行为，对于这些行为立法者必须用准确的、含义单一无歧义、无引申、隐形含义的文字将其反映在法律条文中。《物权法》第一章第2条就明确规定了物权法所称物权的含义：“本法所称物权，是指权利人依法对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这一语言风格不单体现在物权法上，可以说任何一部法律的立法语言都具有这一特点。2.使用弹性语词。在规范性法律文件和法律文书中，经常出现没有明确外延或意指范围不固定的语词。这些语词指代内容不具体，且意义张力较大。如《物权法》第23条：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但书”中的“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即是弹性语言的体现。之所以存在这种现象，是因为法律所涉及的事物的范围及规范的行为种类，在一部法律中不能尽数穷尽，也没有必要一一列举。在一部法律的某一部分，恰当地使用弹性语词，包容那些不能也不必要细致分述的内容，体现了法律语言的简洁性和严谨性。又因为法律是对未来发生的事物、行为的规范，因而就必然会选择这种意义张力较大的弹性语言。当新事物、行为出现时，就可以通过相关法律解释对弹性语词予以补充说明，从而也保证了法律语言的准确性。
语词特点
法律的底线是限制行为。无论哪一部法律都有对行为的限制性规定。表示限制行为的核心语词是“禁止”“、不得”等。在《物权法》的247条法律条文中，仅有3条法律条文中出现了“禁止”这一语词，即第56条、第63条和第66条。这3个法律条文是对国家、集体、个人财产的保护性规定，用“禁止”体现了这些财产的神圣不容侵犯。其余的对行为的限制均采用“不得”。“不得”共出现39次，涉及35个法条，占整个法条的14%。“禁止”与“不得”虽然都是表示限制的，但是对限制的程度是不同的，很显然，“禁止”的限制程度要高于“不得”。《物权法》作为民法的部门法，具有私法的一般特性。私法领域奉行私法自治，民事主体有权在法定的范围内根据自己的意志从事民事活动，通过法律行为构建其法律关系。《物权法》认为每个公民都可以且应该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决定私法方面的一切关系。具体地说，《物权法》首先肯定了每个人都享有平等的、独立的取得和享有各类物权的权利能力；其次，它确认了每个物权人的权利可以自由的行使并应当受到尊重，他人不得侵犯物权人的物权，不得干涉物权人的权利的行驶。这一宗旨体现在立法语言上，即表现为多用表示规定义务的核心语词及赋予权力或权利的核心语词，较少采用限制行为的核心语词。
句式模式
任何一部法律都是由若干法律条文构成的。法律条文使用的句法、词法都是日常生活中用到的。基于法律的严谨性，法律条文在表达上也有着特定的语句模式。这些特定语句模式是在立法表述中，根据通用语言中已有的语言功能变异或创造出来的。法律将变异后的语句赋予它们固有的语言功能，作为立法语言自己的表述常规，在立法行文中普遍、高效地使用。根据使用频率及形式的稳定程度，立法表述的特定语句模式主要表现为：“的”字短语、但书“、或者”句“、是”字句、“以下”句、“对于”句、反意表述等[5]。《物权法》是调整人（自然人、法人、特殊情况下可以是国家）对物的支配关系的总和。《物权法》中，“以下”句和“但书”的运用较多，下面将结合相关法条对这两种句式特点予以分析。
1“.以下”句
“以下”在日常语言中用于表示范围。在立法表述中，还存在“下列”句“、如下”句的不同表达方式。这是由于不同的法律起草者的使用习惯不同，但是作用均与“以下”句相同。“以下”句作为一个形成了规律的句法模式，在立法语言中被广泛应用。由于《物权法》中采用的是“下列”句，因此，下文均以“下列’句指称。《物权法》共有17条法律条文运用了“下列”句。从内容上，主要分为3类。第一类是拆分主体；第二类是拆分客体；第三类是拆分限制主客体的情行或行为。物权法第59条：农民集体所有的不动产和动产，属于本集体成员集体所有。下列事项应当依照法定程序经本集体成员决定：（一）土地承包方案以及将土地发包给本集体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二）个别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之间承包地的调整；（三）土地补偿费等费用的使用、分配办法；（四）集体出资的企业的所有权变动等事项；（五）法律规定的其他事项。本条中“，下列”句是对主体的拆分。第138条：采取招标、拍卖、协议等出让方式设立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当事人应当采取书面形式订立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一般包括下列条款：（一）当事人的名称和住所；（二）土地界址、面积等；（三）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占用的空间；（四）土地用途；（五）使用期限；（六）出让金等费用及其支付方式；（七）解决争议的方法。本条中的“下列”句是对客体的拆分。第177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担保物权消灭：（一）主债权消灭；（二）担保物权实现；（三）债权人放弃担保物权；（四）法律规定担保物权消灭的其他情形。这条中的“下列”句是拆分限制主体或客体的情形或行为。运用“下列”句，可以将原本成分过多、过长的整句拆分成若干短句，化整为零。这样不但减轻整句的表意负担，也易于司法人员对法律文的清晰理解，便于操作。更重要的是，通过拆分不同项目达到了强调被拆分内容的作用。
2.但书
物权立法论文篇2
早已开始了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性质的讨论，即土地承包经营权究竟是物权性质还是债权性。所谓物权，一般认为它是民事主体依法对特定的物进行直接支配并享受该物所带来的经济利益的排他性财产权利。它是大陆法系的民法有且非常重要的概念。而所谓债权，根据《民法通则》第84条之规定，债是按照合同约定或法律规定而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这里的特定的权利就是债权。《农村土地承包法》出台之前，学术界对此问题看法不一，有的认为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债权（可称为“债权说”），有的认为它具有物权性质（可称为“具有物权性质说”），还有的认为它就是物权（可称为“物权说”）。注意，人们在这里讨论的是从当时法律和政策的规定中所体现出来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性质实际上是什么，而不是其性质应该是什么。其中，持“债权说”的居多，在此仅举一例。如中国社科院的梁慧星研究员认为：“联产承包合同，属于债权关系，基于联产承包合同所取得的农地使用权，属于债权性质。”（梁慧星陈华彬编著：《物权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0—11页。在这里，梁慧星认为“土地承包经营权”应改称“农地使用权”）持“具有物权性质说”和“物权说”的居少，略举几例。如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的鲍涛先生认为：“实际上，1986年起，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看成是一种物权，但没有用物权这个词，而用财产权和与财产权相关的权利。”（鲍涛：《中国土地权利制度的构造》，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网，/symposium/c112.html）北京大学的钱明星教授认为：“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反映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农村承包经营关系的新型物权。”“承包经营权虽然产生于承包经营合同，但不限于承包人与集体组织间的财产关系，而是一种与债权具有不同性质的物权，并且也是传统民法的物权种类所不能包括的新型物权。”（魏振瀛主编：《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62、263页）西南政法大学的李开国教授也持“物权说”：“承包使用权正是在农村土地等自然资源的所有权与使用、收益权分离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类新型物权”。（彭万林主编：《民法学》（第二次修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61页。在这里李开国认为一般所称的“承包经营权”应改称为“承包使用权”。）
“债权说”的理由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基于一个承包合同而产生的，承包方取得的是一种对土地进行经营的请求权，所以是一种债权。而“物权说”的根据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的两权分离理论，而且还认为：《民法通则》里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第80条是处于“财产所有权和与财产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一节里（即《民法通则》第5章第1节），而不是处于“债权”一节里（即《民法通则》第5章第2节），众所周知，《民法通则》没有使用物权的概念，但其所规定的“财产所有权和与财产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实际上是指物权。至于“具有物权性质说”则认为：由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基于一个承包合同而产生的事实，再加上土地承包经营权有期限的限制，以及它的流转必须得到发包人同意，所以其浓厚的债权色彩是无法抹煞的；但《民法通则》对其作了一个物权性质的安排，而且承包经营权的内容里也确实有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故说它也具有物权性质。
可以看出，在对事实的认定和分析上，特别是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缺乏具体法律规定而只有政策宣言的背景下以及现实中大量存在的侵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情况，“物权说”的说服力明显低于“债权说”，而“具有物权性质说”较能为大家所接受。但仅仅是具有一些物权性质是不够的，学术界绝大多数人认为，从应然的角度，当在法律上把土地承包经营权明确定性为物权。这也就是学术界多年来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化思潮”。那么，为什么要物权化？笔者认为，这首先得从承包经营权的期限谈起。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的问题是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解决了所有权和经营权（或使用权）两全分离的理论问题及实践问题之后，以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由于是一种改革，所以最初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期限作了规定。1984年1月中央1号文件规定“土地承包期限一般定在15年以上，生产周期长的和开发性项目，如树、林木、荒山、荒地等，承包期应更长一些”。后来，中央肯定了这项改革的积极作用并决定长期推行下去，于是中央的政策和国家的法律决定逐步延长这个期限。到了1993年，针对15年的土地承包期限将至的实际，中共中央、国务院于1993年11月5日在《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中规定：“在原定的耕地承包期到期之后，再延长30年不变”。1998年8月29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修订并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14条明确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期限为30年”。1998年9月25日，总书记在安徽考察工作时的讲话表态：“……承包期再延长30年不变，而且30年以后也没有必要再变”。1998年10月14日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指出：“抓紧制定确保农村土地承包关系长期稳定的法律法规，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到了2002年8月29日颁布的《农村土地承包法》之第20条规定：“耕地的承包期为30年。草地的承包期为30年至50年。林地的承包期为50年至70年；特殊林木的林地承包期，经国务院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可以延长。”
之所以要回顾这段逐步延长土地承包期限的历史，是因为，期限是一个首要问题和切入点。为了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关键就要使土地承包有较长的期限。除了“稳定关系”这一具有政治意义的理由外，在法律理论上也是可以找到根据的。我们知道，物权和债权的区别之一就是权利有无期限。债权是绝对的有期限的权利。而物权中的所有权和永佃权无存续期限，其他用益物权、担保物权都是有存续期限的。在充分肯定了以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积极作用以后，为了让广大农民放心，并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促使承包者对土地进行长期的投资，防止耕地的大量流失，国家立法和政策通过延长期限的作法来稳定土地承包关系。但是，权利有无期限并不能区别物权和债权。而且期限问题也很容易解决。随着实践的深入，发现并不是仅仅解决了期限问题就能理顺土地承包的权利义务关系的，物权化的使命并没有完成。
需要物权化的又一简单原因，是由物权和债权在权利的效力范围上的区别决定的。物权是绝对权、对世权，而债权是相对权、对人权。传统民法理论认为，“物权之效力得向一切人主张”，而“债权人只能请求特定的债务人为给付。即使因第三人的行为使债权不能获得实现，债权人也不能依据债权的效力向该第三人请求排除妨害。”（梁慧星陈华彬编著：《物权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4页）为了更好的保护农民的利益，解决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债权性质具有法律效力上弱于物权而导致保护不力的固有缺陷问题，所以要使土地承包经营权物权化。这是比较浅显的道理。王利明教授在讲述承包经营权应当作为物权对待的理由时就提到一条：“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化能够使土地承包经营权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并获得物权法的保护。”（王利明：《物权法律制度》（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讲座第二十二讲讲稿），中国人大新闻网，/gb/paper8/6/class000800002/hwz169445.htm）不过，由于判例确立了第三人侵害债权制度，致使新近有民法理论认为，“所谓物权为支配权与债权为请求权这一区别已不再是区别物权与债权的明确的基准。再者，关于权利的不可侵犯性，由于第三人侵害债权被肯定，不可侵性已不是物权所固有，而被理解为权利所共同的特征。”（[日]北川善太郎：《物权》，日本有斐阁1993年版，第4页，转引自梁彗星陈华彬编著：《物权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4页）由此看来，物权和债权在权利的效力范围上的区别也并非能够成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化思潮的有力理论支撑。那么，物权化的深层次原因究竟何在呢？笔者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有如下两点。
首先，如前所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基于一个承包合同而产生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是一种特殊的经济合同，而1999年的统一《合同法》并未将其纳入，这样，就导致当事人在订立、履行或解除土地承包合同时具有非常大的“私法自治”的空间。“契约自由”，但现实中的土地承包合同的双方力量对比是不均衡的，只有强势的农村集体组织（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才享有真正的契约自由，弱势的农民没有多少讨价还价的余地。所以大量出现了发包方利用承包合同限制或剥夺承包方的各种经营自，甚至限制或剥夺承包方的收益权的现象。这就非常不利于保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合法权益，也就会加大实现土地效用最大化的困难，最终将影响“三农”问题的很好解决。而如果明确其为物权，那么根据物权法定主义的原则，就可以具体规定承包方所享有的各项权利，并严格禁止发包方通过土地承包合同加以剥夺。所以，王利明教授讲承包经营权物权化的又一理由就是：“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化当然要求物权法对承包经营权的内容、期限都作出明确规定，不能由发包人随意确定。物权法应当具体列举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所享有的各项权利的内容，包括承包人享有的继承权、赠与权、转让权等，并严格禁止发包方通过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加以剥夺。例如，承包经营人享有在承包的土地上自由耕种、自由经营的权利。只要不改变农业用地，不建造永久性建筑，不影响邻人的经营和邻人的种植，任何人都不得以所谓‘规模经营’、‘特色经营’、‘一县一品’、‘一乡一品’为由来干涉农民的经营。”（王利明：《物权法律制度》（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讲座第二十二讲讲稿），中国人大新闻网，/gb/paper8/6/class000800002/hwz169445.htm）这当是深层原因之一，其理论基础在于物权法的法定主义原则与债法的任意主义原则的区别。
深层原因之二是土地承包经营权在承包期内流转的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农村土地承包法》起草领导小组组长柳随年讲道：“土地承包经营权物权化以后，承包方有权自愿、依法处置其土地承包经营权。从实践上看，目前，全国农村二轮承包工作已经基本完成，随着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发展，在稳定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基础上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是农业发展的客观要求。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的实践证明，土地承包经营权依法、自愿、规范有序地流转，有利于推动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农业、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也有利于维护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长期稳定。”（柳随年：《<农村土地承包法（草案）>起草中的几个问题-在“中国农民土地使用权法律保障国际研讨会”上的讲话》，中国改革论坛网，/cgi-bin/Library/Library_Read.asp？type_id=1&text_id=325）以前，作为债权性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如果要转让，必须取得作为发包方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同意。因为在债权债务关系中存在着对债务人信用的判断和依赖。一旦发生的债的转移，也就意味着原债权赖以设立的信用基础发生变化，所以，债的转移不容易发生，即使要发生，也很麻烦。这样就不利于农民采用多种手段灵活自主的生产经营，限制了土地向有生产经营特长的能手集中；也在客观上不利于改变农民依附于土地的自然经济状态，限制了农业从业人员向其他产业的流动，不符合农业、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的要求，不符合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要求。因此，要进行物权化，要使承包经营权的转让摆脱债的转移的束缚而进入物权变动的调整模式。那么依据物权理论，物权具有无须他人意思或行为介入的直接支配的特质，只要做到依法公示，承包人转让承包经营权就无须经发包人的同意而自由进行。
1999年3月，全国人大法工委、全国人大农委和国务院法制办就开始制定《农村土地承包法》，经过3年多的讨论修改，2002年8月29日终于由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该法的核心是“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农村土地使用权。”（《人民日报》2002年08月30日第七版，本报评论员文章：《农村土地承包的法律保障》）用物权关系固定和保护土地承包经营权，体现在《农村土地承包法》里，主要有如下几点：
一、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对世权性质的肯定。第53条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侵害承包方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这就是说，权利人以外的一切人均负有不得侵害该物权和妨害权利行使的义务，这是物权的特征之一。
二、具体规定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内容（第2章第1节“发包方和承包方的权利和义务”，第12—17条）。尤其是第16条规定的承包方享有的权利：（一）依法享有承包地使用、收益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权利，有权自主组织生产经营和处置产品；（二）承包地被依法征用、占用的，有权依法获得相应的补偿；（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这就用法律明确规定了土地承包经营权具有的占有、使用、收益等权利，充分显示了其物权的性质。
三、具体规定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第2章第5节“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第32—43条）。第34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主体是承包方。承包方有权依法自主决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否流转和流转的方式。又根据第37条的规定，除了采取转让方式流转应当经发包方同意之外，采取其他方式流转的只须报发包方备案即可。这就赋予了很大的自由流转权，强化了承包经营权人的直接支配的物权性。第38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互换、转让方式流转，当事人要求登记的，应当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申请登记。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这体现了物权变动的公示原则。当然，由于土地法律制度的特殊性和我国的实际情况，这个直接支配的权利是有一定限制的。但笔者认为这并不从根本上影响该法中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性质。因为在世界范围内来看，至19世纪末，社会本位逐渐取代个人本位而成为民法立法的指导思想，物权亦出现了社会化趋势，物权的直接支配性和绝对排他性在各国都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农村土地承包法》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所作的限制是基于对我国整个农村土地制度和社会利益的考虑而作出的。
四、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可否抵押的问题。第49条规定：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农村土地，经依法登记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的，其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让、出租、入股、抵押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又根据第44条的规定，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的是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农村土地。而该法对于耕地的承包经营权可否抵押没有明确规定。依据现行《担保法》第37条的规定，耕地的承包经营权不能抵押。本来，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一种物权，无论是耕地还是其他类型的土地，在理论上是可以作为抵押的。但是，正如柳随年所说：“考虑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抵押在实践中不好操作，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后，农民万一不能按期偿还贷款，银行难以处理土地，而且，农民可能因此失去土地和生活保障，所以，草案最后没有明确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抵押。但起草过程中，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和专家学者认为，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土地向专业队组或种植大户集中，实行适度规模经营，生产过程中往往需要较大数量的资金，应当允许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这有利于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增强农村经济的活力。而且，土地承包经营权物权化以后应当允许抵押。至于实践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可以逐步研究解决。我们认为，这些意见是有道理的。”（柳随年：《<农村土地承包法（草案）>起草中的几个问题-在“中国农民土地使用权法律保障国际研讨会”上的讲话》，中国改革论坛网/cgibin/Library/Library_Read.asptype_id=1&text_id=325）这个问题，应该会将随着实践经验的积累而最终在《物权法》或《民法典》中得到解决。
物权立法论文篇3
【论文摘要】物权行为理论自德国民法学创设以来，一直颇受争议。本文试图从物权行为理论的理论内容、实践意义来论证说明物权行为理论不可替代的价值，并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论述我国应当采纳物权行为理论。 【论文关键词】物权行为；物权行为理论；立法选择 关于物权行为理论，我国理论界一直未达成共识。多数学者持否定态度，甚至认为物权行为这一概念是高度抽象出来的一个概念，根本就不存在；也有学者主张承认物权行为独立性，却对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持怀疑态度；还有不少学者认为，物权行为理论有它历经弥久而不衰的生命力，这一理论对我国物权理论的建构同样有借鉴意义。笔者通过对物权行为理论的解析认为．物权行为理论作为一种物权变动理论，具有巨大的实践意义，我国应当采用物权行为理论。 一、物权行为理论的理论内容 物权行为概念由德国法学家萨维尼提出。萨维尼将交付视为独立契约，创立物权行为概念后经法学家发展形成了物权行为理论。该理论的核心是，无论民事主体因何种原因而进行物权的变动，他们关于物权变动的意思表示均成为独立法律行为，其效力和结果与原因行为各自没有关联。从上述思想出发，德国法学家一般把物权行为理论，概括为如下三个方面的内容，或者说三个重要原则： 1．区分原则。即在发生物权变动时，物权变动的原因与物权变动的结果作为两个法律事实，它们的成立生效分别依据不同的法律根据。德国法学家认为，买卖合同的成立生效与所有权移转之间的区分，并不是人为拟制，而是客观事实。无论物权变动的原因是什么，原因的成立与物权的变动都不是一个法律事实：而是两个区分的法律事实。在原因行为中，当事人享受债权法上的权利，并承担债法上的义务：在结果行为中，当事人完成物权变动，使得物权能够发生排他性的后果。在德国法上，原因行为就是能够产生请求权的负担行为，而能够发生物权变动的结果行为是处分行为。 2．形式主义原则。即物权变动的独立意思必须依据一种客观能够认定的方式加以确定的原则。根据德国法学的通说，这种表现物权独立意思的最好方式就是不动产登记和动产的交付。但是因为物权的独立意思是一个客观的存在，故在登记与交付之外也可能有独立的物权意思。比如，一个不动产交易虽然没有进行登记，但是如果出卖人把土地使用权证书交给对方当事人，这种行为本身就可以表示出卖人关于交付所有权给对方当事人的意思。既然这个意思可以依法成立．就可以依法确定所有权已经移转给对方当事人。但是．动产的物权变动意思只能由交付这种行为来表示，除交付外，法律不认可其他的意思表刀。 3．无因性原则。也称抽象性原则，是指作为处分行为的物权行为．不问其是否基于某项有效的负担行为，而自行发生效力。原因行为的无效或者撤销不能导致移转物权的履行行为的无效或被撤销。正如萨维尼认为：物权行为应与作为其原因行为的债权行为相分离．将原因行为“抽象“出来，使物权行为无因化。如一物因一方当事人履行买卖合同而交付，另一方当事人却以为是赠与而取得，双方当事人的错误也不能否定他们所缔结的物权契约的有效性．也不能否认因此而产生的所有权移交的结果。简言之，“一个源于错误的交付也是有效的”。物权变动是物权意思表示的结果，如果物权法上的意思没有撤销．物权已发生移转，只能借助不当得利理论来解决债权上意思表示的瑕疵引起的后果。 物权行为理论是由上述三部分构成的一个完整的制度体系，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紧密联系，不可分割。只有三者结合在一起才能发挥物权行为理论的制度功能。 二、物权行为理论的实践意义 1．物权行为理论有利于维护交易秩序，实现社会公正。一些学者指出，在买卖合同中，标的物交付后，如果买卖合同未成立、无效、或被撤销，依不承认物权行为理论及其无因性的立法观念．不发生标的物所有权的移转。买受人如果再转让给第三人时，属于无权处分。基于“任何人都不得将大于自己的权利让于他人”的古罗马法原则，第三人即使为善意也无法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反之．依承认物权行为及其无因性原则的立法例，则第三人仍能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从而有利于保护保障交易安全和维护第三人的利益。应该承认，这些学者已经恰当地看到了承认物权行为理论在维护交易安全方面所作的贡献。 然而．反对该理论的学者认为物权行为理论的最大缺陷在于严重损害了出卖人的利益，有违民法中的公平原则。他们认为，依物权行为理论，买卖契约即使未成立、无效、或被撤销，对物权行为不发生影响，买受人仍然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出卖人只能 依据不当得利的规定请求返还．其地位由标的物的所有权人降为普通的债权人，不利于对出卖人利益的保护。采用物权行为理论真会严重损害出卖人利益吗?我们可以分别以契约未成立、无效或被撤销的情形进行分析。契约未成立，不存在按照契约进行交付的情形；契约无效如买卖合同的一方当事人为无行为能力人，订立一个电视机买卖合同，并完成了交付。由于该买卖合同中一方为无行为能力人，所以买卖合同无效。同样根据法律行为的构成要件，一方由于意思能力欠缺，其所为的交付行为也应无效。当一方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时，分析与之同理。本文在此想强调的是，物权行为作为法律行为的一个下位概念．其成立、生效与否也必须符合法律行为的成立与生效要件。正因为如此，那些认为采用物权行为理论会严重损害出卖人利益的担忧是不必要的。 物权行为理论在实践中不仅没有损害出卖人的利益，而且特别注重对第三人利益的保护。保护第三人的利益，是维护正常民事流转关系、发展市场经济的内在需要。不论是赞同物权行为理论的学者，还是反对物权行为理论的学者，都不会否认物权行为理论在保护第三人方面的积极影响。根据物权行为理论建立的公示公信原则，借助于不动产的登记和动产的占有交付的公示作用使物权变动具有公信力．建立了完善的对第三人保护的规则．这也符合了当达的市场经济对交易安全保护的要求。 2、采用物权行为理论及其无因性原则，有利于明晰法律关系．便于法律适用和节约社会成本。依物权行为理论．现实交易中存在两个不同的契约，一个是当事人之间的债权契约，另一个是物权契约。两个契约完全分开，概念清楚定位准确。每个法律行为的效力都十分容易判断，利于法律的正确适用。比如：甲与乙签定了一汽车买卖合同．合同签定后甲将汽车交付给乙，乙也按合同支付了价金，双方约定在某一日期到汽车交易管理机构办理登记过户手续。就在汽车办理登记过户手续的前一晚，汽车被盗，于是产生了一些纠纷。如果该案按照否定物权行为理论的观点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形：首先根据汽车买卖合同未登记，甲乙之间签定的买卖合同无效，因此甲应该将价金返还给乙。其次又由于乙将甲的汽车丢失．于是又发生债的关系，应该承担赔偿责任。这样一来，本来按照物权行为理论非常简单的案件弄的十分复杂。按照物权行为理论审理，甲乙之间的汽车买卖合同成立且生效．甲乙之间的物权契约也已成立，并且完成了交付，该合同也已经生效。甲乙只在各自的范围负责，从而大大节省了社会成本。可见，物权行为理论在明晰法律关系、节约社会成本方面的意义显著。 三、从我国的基本国情看，我国物权立法应该采用物权行为理论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物权行为理论从实践上有利于维护交易秩序，实现社会公正．而且有利于明晰法律关系．节约社会成本。所以从客观上说物权行为理论是目前经济发展状况对法律规则提出更高要求的集中反映。而就我国的基本国情来看．经过长期探索．我国把市场经济作为资源优化配置的主要方式，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主导作用，市场的发达促使众多市场主体的参与，所以我国存在着采用物权行为理论的条件。 1．采用物权行为理论，有利于规范我国市场主体的交易行为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建立活跃的市场主体体系和良性的市场运行机制。物权法以为建立良好的财产流通秩序提供可靠的基础为宗旨，必须应对规范市场主体的交易行为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其中最重要的是培养和强化市场主体严守契约的法律意识。在私有经济长期运行中以信誉求生存的经营者已树立起严格履约意识的资本主义国家。即使以登记要件主义的物权立法确实表现出了先进性和可行性，但它不适合我们的国情。我们要制定的物权法，虽不能独自完成制裁违约行为的重任“登泰山以小天下”，但决不可让违约者肆意妄为。这就需要在物权法中引人物权行为理论，使债权行为和物权行为实现有效的分离，在物权行为无效时，赋予债权行为在债权法上的效果。 2．采用物权行为理论，有利于继承我国本土化的法律文化传统 1929年，我国在制定民法典时采纳了德国法上的物权行为理论，并在我国台湾地区一直施行至今。该法第758条规定：“不动产物权依法律行为而取得、设立、丧失及变更者，非经登记不生效力。”本条所称法律行为即系指物权行为而言。第761条第1款规定：“动产物权之让与，非将动产交付不生效力。但受让人占有动产者，于让与合意时，即生效力。”本条让与之合意，亦系指物权行为而言。国民党《六法全书》在大陆已为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于建国初期明令废除，但法律条文的废除并不能等同于法 律文化的废除。法律文化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一国文化具有割不断的传统，存在着无法抗拒的继承性。法律文化同样不可能因一纸明令即可废除。因此，在制定物权法时，不能不考虑本国的法律文化传统，不能不考虑物权行为理论。 3．采用物权行为理论，不存在与我国现行法律规定难以协调的困难 关于物权变动的规定，我国现行法律大致有以下规范：《民法通则》第72条、《土地管理法》第10条、《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60条、第61条、《担保法》第41条、第76条。总览上述法律之规定可以清楚地看出：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移必须交付占有，而且行为自占有转移时起生效：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移必须登记，而且行为自登记时起生效。这里关于动产白占有转移时起生效和不动产自登记时起生效的规定，正是物权行为理论中物权公示原则之内容的体现。关于必须(应当)交付占有和必须(应当)登记的规定，恰恰是债权法上的义务，这就体现出了物权行为理论中分离原则的内容；如果不作这样的解释，则法律作此规定纯属累赘，因在物权变动的意义上，法律只规定动产交付生效和不动产记生效为已足。我国法学理论界和实务界之所以长期以来没有对动产应交付占有和不动产应进行登记作为债权法上的效果来理解，是因为对物权行为理论的研究在大陆长期中断之故，而立法者已自觉不自觉地应用了这一理论并体现了具体的法律规范之中。对此规范尽管理解尚不统一，但应引起足够的重视。由此我们不难得出结论，承认物权行为理论仅涉及对现行法律的解释而不存在与现行法律的冲突。 综上，从我国的国情看，我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现实为物权行为理论的引进和贯彻实施提供了前提和条件，而且物权行为理论是高度发展的我国市场经济对建立精确、细致、安全、公开的法律体系的要求，所以我国未来的立法中应采纳物权行为理论
物权立法论文篇4
[关键词]民法 哲学 体系
如果一民事行为因另一民事行为之无效而当然无效，学理上认为该民事行为以另一民事行为为原因，称有因行为；反之，如果一民事行为不因其他民事行为之无效而当然无效，学理上认为该民事行为不以其他民事行为为原因，称无因行为。
民事行为的法律效果由法律规定。大多数民事行为都是有因行为。法律规定无因行为的目的是保护交易安全。在民事行为的无因性问题上，学术界分歧很大。现以物权行为、授权行为和票据行为为例作一探讨。
（一） 物权行为的无因性问题
学者王泽鉴先生在《物权行为无因性之检讨》一文中认为：“在台湾地区，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分离，独立存在，但通说多方设法使物权行为之效力系属于债权行为，使物权行为成为有因性，此就逻辑言，显然欠缺一贯性，盖既承认物权行为之独立性，自不能使其与债权行为同一命运，但由此可知，物权行为是否有独立存在价值，殊有疑问。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在概念上加以区别，系法学上一大成就，并符合当事人之价值，如就买卖而言，当事人除有成立债之关系之意思，尚有移转标的物所有权之意思，此在标的物所有权非即时移转之情形，特为显著。然而，此种移转所有权之意思，似不必加以独立化，使其成为独立之物权行为，在理论上尽可将其纳入债权契约之意思表示中，同时表示之。其他赠与、互易、设定担保之等皆可如是。”
王先生一方面认为：“通说多方设法使物权行为之效力系属于债权行为，使物权行为成为有因性，此就逻辑言，显然欠缺一贯性。”另一方面又认为：“此种移转所有权之意思，似不必加以独立化，使其成为独立之物权行为，在理论上尽可能将其纳入债权契约之意思表示中，同时表示之。”
王先生的观点是自相矛盾的。王先生的逻辑其实是：物权行为概念的提出，是法学上的一大成就。承认物权行为，就应该承认物权行为的独立性，承认物权行为的独立性，就应该承认物权行为的无因性。但物权行为一旦无因，又有不妥。
梁慧星先生在《我国民法是否承认物权行为》一文中认为：“既承认有物权行为概念，就应该承认物权行为的独立性。在承认物权行为独立性后，就应该承认物权行为的无因性。”梁先生在文中对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也持异议，认为：“这一理论，捏造了独立于债权行为之外的物权行为。”“那种认为我国民法有独立物权行为的观点，不符合现行立法规定精神，且与法律潮流相悖，是不足取的。”梁先生在文中否定了“独立于债权行为之外的物权行为”，但没有否定物权行为这一概念本身。这样，梁先生的逻辑其实也有矛盾之处。
孙宪忠先生在《物权行为理论探源及其意义》一文中指出，德国民法的物权行为理论包含“分离原则”和“抽象原则”：
“（1）‘分离原则’（Trennungsprinzip）。该原则的意义是，德国法将权利主体移转标的物的交付义务的法律行为（一般为债法上的契约或称之为合同）与其完成物权的各种变动的行为作为两个法律行为，而不是一个法律行为；前者为原因行为，后者为物权行为。因为这两个行为各自有其独立的意思表示和成立方式，因此他们是分离的两个不同的法律事实。依此分离原则，德国民法实现了物权法与债权法及其他民法制度在法学理论上的彻底的明确的划分，因为物权从此有了自己独特的设立、变更和终止的法律根据，即‘合意Einigung’。”
“（2）‘抽象原则’（Abstraktionsprinzip）。抽象原则的意义，指物权行为在其效力和结果上不依赖其原因行为而独立成立，即原因行为的无效或者撤销不能导致物的履行行为的当然无效和撤销。这就是说，物的履行的效力已经从债务关系的效力中被‘抽象’出来。抽象原则是依据分离原则进行推理的必然结果，因物的履行根基于物的合意，而不是根基于原因行为（如债的合同），所以物的履行行为是物的合意的结果，而不是原因行为的结果。故物的履行行为（比如动产的交付）的效力只与物的合意成因果关系。根据抽象原则，当原因行为被撤销时（比如一个买卖合同被宣布无效时），依此原因行为所为的物的履行行为（比如出卖人将标的物交付给买受人的行为）却不能当然无效，因为当事人之间的物的合意并未失效，物的取得人因此而取得之物权不能随之而撤销。”
孙先生明确提出：“抽象原则是依据分离原则进行推理的必然结果”。这就是说，承认物权行为，必然承认物权行为的独立。孙先生是肯定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的，但同时也认为“反对物权行为理论的意见在很多情况下也是有充分理由的，所以德国法院在司法时一方面坚持物权行为理论原则即抽象原则，一方面又在物权的设立及转移中发现原因行为有瑕疵时，经常使用民法典总则编中关于法律行为的规范来对物权行为进行制约。这些常用的规范主要是法律行为效力的如关于诈欺或乘人之危的规定，以及‘诚实信用’‘违背善良风俗’等民法基本原则，以此既否定原因行为又否定物权契约的效力，依此而补正物权行为理论的不足。”
从以上引文可以知道，两种观点，无论赞成还是反对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实际上都主张，承认物权行为，就是承认物权行为的独立性，而承认物权行为的独立性，也就是承认物权行为的无因性。其中，反对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的观点，并没有否定物权行为概念，因此，这一观点并不彻底。而赞成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的观点，也认为应该根据原因行为制约物权行为，因此，这一观点也不彻底。造成这些矛盾的原因，在于对民事行为的独立性的误解。
物权行为的概念是萨维尼提出的。萨氏的物权行为指买卖契约之履约行为，即交付。履约行为和订约行为即债权行为是不同的概念。因此，物权行为是客观存在的。萨维尼提出物权行为概念是他对法学的一大贡献。然而，萨氏在提出物权行为概念的同时，又认为物权行为的存在意味着物权行为的独立，即“分离原则”必然导致“抽象原则”，这就缺乏根据了。
什么是民事行为的独立？独立应解释为不依赖。民事行为是民事意志的外在表现。如果存在两个民事意志，各有其不同的外在表现，则存在两个民事行为。如果存在两个民事行为，其中一个民事行为之有效与否不取决与另一个民事行为之有效与否，即不因另一个民事行为之无效而当然无效，则该民事行为独立于另一个民事行为。
可见，讨论民事行为的独立问题，有一个前提，即必须存在两个以上的民事行为。仅有一个民事行为，不会发生民事行为的独立问题。民事行为发生独立问题，意味着民事行为的存在和民事行为的独立是不同的概念。因此，存在两个民事行为，并不等于两个民事行为独立存在。如果其中一个民事行为因另一个民事行为之无效而当然无效，则该民事行为不独立于另一个民事行为。简言之，独立意味着存在，但存在未必独立。因存在两个民事行为即认为其中一个必然独立与另一个，是对民事行为独立性的误解。
因此，物权行为的存在不等于物权行为的独立存在。物权行为的存在表示物权行为是某民事意志的完整的外在表现，不是其他行为即债权行为的组成部分。物权行为的独立存在表示物权行为不因债权行为之无效而当然无效。物权行为的存在是因为履约行为和订约行为是不同的行为。物权行为是否独立存在，则由法律根据需要规定，而不能从物权行为概念本身推演出来。
可见，民事行为的独立是由于民事行为的无因。民事行为的独立性就是民事行为的无因性。承认物权行为与否认物权行为的独立性之间没有矛盾，与否认物权行为的无因性之间也没有矛盾。因此，反对物权行为无因性的观点完全可以承认物权行为。同样，承认物权行为的观点也完全可以承认物权行为的有因性，而没有必要一方面主张承认物权行为就是承认物权行为的无因性，一方面又主张应根据原因行为制约物权行为。
从物权行为的存在推出物权行为的独立即无因，是萨维尼物权行为理论的逻辑错误。在这一错误推论的基础上，萨氏认为，为保护出卖人的利益，在原因行为被撤销后，丧失物之所有权之出卖人，可以买受人不当得利请求返还；换句话说，在出卖人和买受人之间，形成了新的债权债务关系。然而，在这一债权债务关系中，出卖人只是债权人，不是标的物的物权人，不能直接支配标的物，处于不利地位；而买受人则是标的物的物权人，可直接支配标的物，处于有利地位。萨维尼的物权行为理论损害了出卖人的利益，导致了买卖双方的不公平。
梁慧星先生指出：“由萨维尼所创物权行为概念及无因性理论，由1896年德国民法典采为基本原则，经过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实践检验，其优点和缺点经过长期争论，已暴露无遗。”事实的确如此。今天应该批判地继承萨维尼的物权行为理论。一方面，由于物权行为和债权行为确实是不同的行为，应该承认物权行为的客观存在，不能认为物权变动是债权行为的当然结果。另一方面，由于物权行为最终由债权行为所派生，而并非“物的履行行为是物的合意的结果，而不是原因行为的结果”，应该规定物权行为有因。不能否定债权行为和物权行为的派生和被派生关系，也没有必要提出“物权行为无因性之相对化”。法律可通过善意取得制度，保护物之善意取得人之利益。
物权立法论文篇5
关键词：物权行为；独立性；无因性
选择和构建一项制度都应考虑很多不同的因素，在不同的国度其实际情况各不相同，所以在对待物权行为理论的态度上也是相同的道理，要结合我们国家的本土特色来作出选择，体现法律的本土化。各国的物权变动立法模式一般可以分为物权形式主义、债权意思主义和债权形式主义三种，而其差异也主要是集中为三点：1.是否承认物权行为的存在；2，。是否承认物权行为的"独立性"理论；3.是否承认物权行为的"无因性"理论。而这三点之间的逻辑关系又是环环相扣的，承认后者必然承认前者，但是反过来则不然，由此就会对这三点作出不同的决择而产生不同的立法模式。物权形式主义是三点都全部承认，而债权意思主义是三点全部否认，债权形式主义只承认物权行为的存在，但不承认物权行为的"独立性"和"无因性"。而笔者则对这三种立法模式都不赞同，而主张第四种立法模式，暂且把它称之为修正物权形式主义，即承认物权行为的存在和物权行为的"独立性"理论，但不采纳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具体理由将在下面予以阐述：
一、物权行为是客观存在的
有人说物权行为纯属人为拟制，是理论抽象，脱离生活实际，是学说对生活的压迫和。其实不然，因为任何理论抽象都是依据生活事实但又脱离生活原型的，理论之所以成为理论就是因为其源于生活但又高于生活。法律现象也是经过对生活事实的抽象而形成的观念性表达，是生活事实的反映，但绝非生活事实本身，就如极其熟悉社会实际生活的人非经专门训练就没法成为法律工作者。
物权行为就如同债权行为一样，也是客观存在的，如每天堆积如山被抛弃的垃圾和废旧物品这种单纯的物权行为，临终的被继承人通过遗嘱的方式来处分自己的财产的物权行为，以及大量的设立抵押权、质权等行为，我们总不能说这些行为是债权行为或其他法律行为吧。
二、承认物权行为的"独立性"理论
物权行为理论在物权和债权的划分，法律行为制度及整个民法体系均发挥了基础理论作用。物权行为的独立使得财产行为区分为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法律行为是民法的一个重要理论，物权行为在法律行为体系中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否定了物权行为即否定了法律行为的一大支撑，不利于法律行为理论体系的建立和整个民法体系的完善。同时，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的分离也存在一定的现实价值。物权行为的独立性允许当事人对债权行为的效果以及物权行为的效果规定不同的条件，如在所有权保留的买卖行为附有延缓条件，即买受人支付全部价金。物权行为的独立行使当事人有可能约定这种内容或作出其他有意义的约定。否认物权行为的独立性，以物权变动为债权行为之当然结果，并以交付或登记为生效要件，在理论上就会混淆物权行为和债权行为的界限。在人们的法律生活中，物权和债权常常交织在一起，物权中有债权关系，债权中也有物权关系。但是这两类关系性质却不同，适用法律各异。物权是不同于债权行为的法律行为。债权是相对权、请求权，物权是绝对权、支配权、排他权，债权不能控制、支配物又何以处分物权、变动物权呢？因此就会产生逻辑上的矛盾。
三、不采纳物权行为的"无因性"理论
物权行为无因性旨在使取得人不必对其前手之间的原因行为进行考察，如果原因行为有瑕疵，取得人仍能保留其所有权，也即"基于错误的交付也是有效的"。无因性原则严重损害出卖人利益，违背了交易活动中的公平正义。其对出卖人不利的理论缺陷这要表现为：
第一，如果买受人已将标的物转卖，第三人即使属于恶意亦能获得所有权，出卖人不能对该第三人行使任何权利，他只能向买受人请求返还转卖所得价金；
第二，如果买受人已在标的物上设定担保物权，因担保物权的法律效力上优于债权，出卖人不能请求返还标的物，只能想买受人请求赔偿；
第三，如果买受人的其他债权人对该标的物为强制执行，则出卖人不能依法提出异议之诉；
第四，如果买受人陷于破产，出卖人不能依所有权行使取回权从破产财产中取回标的物，他只能同其他债权人一起，按债权额比例受清偿；
第五，如果非因买受人的过失致标的物毁损灭失，买受人可以免责。反之，如不承认物权行为的无因性，则在买卖契约不成立、无效或被撤销时，所有权不发生转移，出卖人仍抱有标的物的所有权，他可以得到物权法的特别保护。
随着现代民法普遍建立起善意取得及公示公信制度，物权行为无因性的可适用范围已几乎丧失，在"应于民法中建立善意取得制度和公示公信原则"正在中国法学界形成普遍共识的前提下，已无采用"无因性"理论保护交易安全的必要。在善意取得制度与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的利益较量中，"无因性"理论无疑处于绝对劣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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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权立法论文篇6
论文摘要：本文从物权行为理论本体的漏洞和弊端人手，分析了其运行价值(社会实用功能)的诸多劣势和缺陷，进而揭露了其与我国民事法律制度体系的冲突和不协调。鉴于此，我国物权法立法中不应采纳该理论，应坚决予以摒弃。
我国物权法的出台迫在眉睫，物权行为理论的采纳与否直接影响到整个物权法体系的建构和众多民事法律制度的取舍，也是我国物权法制定过程中函待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本文拟就从其本体科学论、运行价值论和制度协调论三个层面上对其进行一番全面的分析和实质性的评价，以期为我国物权法立法进献点滴之见。
一、物权行为理论之争议
物权行为理论产生和发展以来，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立法对于其所采取的态度鲜有不同:(一)以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为代表的肯定主义，“法律行为概念中不仅应包括以设立权利义务负担为内容的债权行为，而且应包括以实现权利义务变动为内容的物权行为。”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的意思表示相互独立，分别发生物权变动和债权变动的双重法律效果。其立法目的在于排除债权行为对物权行为的干扰和影响，以强调物权行为的无因性。(二)以法国和日本为代表的否定主义，物权变动仅仅依据当事人债法上的意思表示即可发生，并不另外需要所谓的物权行为的意思表示。债权行为吸收且蕴涵了物权行为，使二者并无独立性和无因性可言。(三)以瑞士为代表的折衷主义，仅承认物权行为独立性的原则而抛弃了物权行为的无因性原则。立法上的争议必然反映理论界对该问题的不同看法，在各大陆法系国家，特别是继受、移植德国法的国家，学者们对于物权行为理论的优劣评说更是日趋白热化。
二、物权行为理论之批判
现代民法制度的设立，不仅要考虑其理论基础上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还要求其作为一项优良制度在社会现实这一层面上能够发挥出其应有的价值，与其它制度能够协调统一地适用于市场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透视我国民法制度体系，再回首物权行为理论，其大谬不然的理论格式，漏洞百出的实践功能，格格不人的适用口径，实在令人担忧。兹述如下:
(一)物权行为理论本体论的洞察和批判
1.物权行为理论对罗马私法的历史继承及其在德国社会的现实适用并不能必然推导出其在我国一定会有足够的适用空间。物权行为概念和理论最早由德国学者萨维尼提出，而历史法学派的研究风格主张法律是民族精神之产物，法学家应以法律历史渊源为研究重点，从中探寻出现代法律制度的历史性。其理论基础即是用历史传统的法律现象来圈点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经济、政治、文化基础之上的现实或准现实的法律制度。“历史研究方法以客观、真实反映法律自然发展过程见长，然而这一方法一旦与历史法学派的法律本质论、发展观相结合，突破了其合理的界限，完全排斥了‘应然’研究和理性推理的运用，最终步人形而上学的阵营。”肯定说的学者的观点是否要求中华民族之精神也要逐渐地迎合且趋同日耳曼民族精神意识以保证物权行为理论而为我国所借鉴呢?迥异的法律文化传统和民众法律意识怎能轻松地吸收德国法传统之物而保证其能顺利有效的适用之呢?
2.物权行为理论“捏造了独立于债权行为之外的物权行为，又进一步割裂原因与物权行为的联系，极尽抽象化之能事。”有学者认为“法律应该根据法学家之科学研究的成果制定，不应该根据没有系统法律知识的社会民众的朴素法律感情制定，不应该从一双手套的买卖这种最简单的交易中总结出适用于全部，甚至是非常复杂交易的法律规则。”但是，法律的制定不得不考虑民众朴素的法律感情，何况民法作为调整社会经济生活关系的私法，更应注重民众的心理基础和理解能力，加之我国法律基础的相对薄弱，真正借鉴外国立法还是近二十多年的事，历来没有德国如此抽象思维之传统。面对如此一个法律基础，特别是私法基础和司法技术并不坚实和娴熟的民族，以如此抽象晦涩之理论运用之，仅仅制定出适用于法学家的法律，那还能称其为“民法”吗?
3.物权行为理论中的物权合意完全为人为的拟制，仅仅是一种抽象的理论分析方法和分析技术的运用，在实际生活中并不存在如此空洞虚幻之现象。试以买卖关系为例，在双方都有买卖意向的前提之下签订债权合同，约定一方支付足够的价金获得标的物的所有权，另一方交付标的物而获得价金，这是双方订立合同之内容，当然也是自己内心要求发生物权变动之表现，而物权行为理论却强行地将转移标的物所有权和转移价金所有权的合意从买卖合同中分离出来，作为与债权合意彼此分离的合意而存在，既然物权行为能够直接导致物权变动效果的发生，那债权行为存在的目的和意义就要引起质疑了。而实际情况却是债权合同不仅以物权变动为内容，而且也导致了物权变动后果的发生，当事人依就合同的约定移转标的物之所有权和价金所有权，并无再有物权合意之事实，物权合意实质就是债权合意的延续和伸展。
(二)物权行为运行价值论的分析和批判
1.物权行为理论并不能使法律关系明晰，更不利于法律适用，反而使法律关系错综复杂，为法律适用增添了无限的阻碍和烦恼。物权行为理论生硬地把一个民事法律关系进行了解剖，得出了对三个法律行为的清晰观察，这种追求学理上片面性的理论分析完全不顾社会生活实情，一旦适用将会给社会经济生活带来诸多不便。余能斌先生主编的《现代物权法专论》一书采用客观的定量分析方法，考虑涉及到两个物权行为和一个债权行为的买卖关系，就有十五种可能性之多，可见其繁复，一旦发生纠纷，徒增案件难度。
2.物权行为理论在全面贯彻意思自治原则的价值层面上并不比现实所适用的制度优越许多。有些学者认为，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若独立的存在，债权行为是一个意思表示，物权行为又是一个意思表示，前一意思表示的效力不能及于后者，这就使得无论是在债权行为中还是在物权行为中，都能全面的贯彻意思自治原则。此种说法未免牵强，因为依债权行为发生物权变动结果，其中仅债权行为一个意思表示，但此意思表示仍为双方在自我意识下独立完成，并无否定意思自治之意。况且，物权行为理论中的多个意思表示也并不能表示其比起债权行为中的意思表示来功能更大、效果更好。
3.物权行为理论并不能为公示、公信原则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债权形式主义和物权形式主义都是借助公示原则来达到物权变动目的立法模式。债权形式主义的立法模式中，公示仅发挥着物权变动事实的效果，如果原因行为出现瑕疵，则物权变动事实并不成立，这也就表明了物权变动的效果并非因公示的效力而完全确定，仍然受牵制于原因行为。而在德国的物权形式主义变动模式下，不动产实行的是形式审查主义，登记官不需审查债权行为的有效性，而仅仅审查物权行为的有效性即可，这既是出于物权行为无因性的要求，也是出于登记官审查方便的考虑。但是如行为能力的欠缺，因欺诈、胁迫、显示公平而发生的法律行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的行为，如果单纯的进行书面审查，很难发觉。“所谓登记公示能够借助公权力保证物权变动的正确性的认识是没有根据的，至少是成问题的。”
(三)物权行为与民事法律制度体系的摩擦和冲突
1.物权行为与民法总则编
有学者认为“因法律行为制度的成立是物权行为共同支持的结果，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物权行为理论不但是法律行为制度得以建立根据之一，而且也是民法总则编得以建立的基础之一。”但是放眼世界各发达国家，如德国、瑞士、日本等国都未有物权行为的概念这一说法，其民法典照样体系严密、结构完整，备受推崇。既要满足体系完整、工整对应的需要，又要符合物权行为理论核心原理—物权行为直接现实地导致物权变动的发生，那只需规定一个物权行为不就得了，何必还要在物权变动之前存在一个并不导致物权变动而又没有任何意义的债权行为呢?而“物权行为中所包含的意思表示在法律意义上是对债权行为意思表示的重复或履行，它不可能具备有悖于债权行为的独立内容。”“它实质上具有对债权行为意思表示之践行的意义。”
2.物权行为与善意取得制度
有学者主张用物权行为无因性原则取代善意取得制度。笔者认为物权行为无因性万无取代善意取得制度之道理。无因性原则对于以主观心态来判断第三人善意与否的标准的极端厌恶导致了该理论实质上并不区分善恶，而对第三人进行笼统的一体慨括保护，因为依据“源于错误的交付也是有效的”说法，第三人哪怕在恶意的情况下也可取得所有权，这岂不纵容了无权处分人与第三人恶意串通，第三人的“非法”取得仍受到法律的保护吗?而善意取得制度对于第三人善意与否给予了充分的考虑和重视，若确认第三人为恶意或过失，则不能适用该制度，原权利人可行使追夺权请求第三人返还原物，维护自身利益。而对于不动产，我们完全可赋予不动产物权登记为以公信力，这样也可达到保护第三人之目的。
3.物权行为与所有权保留
坚持肯定说的学者认为，所有权保留制度需要借助物权行为理论才能得以充分利用。在买卖关系中，当事人可在物权行为中附加条件，出卖人在没有获得所有价金的情况下仍可保留标的物的所有权，这对于买受人一方则极为不利，因为哪怕其已交付绝大部分价金，其享有的权利仍仅仅是一种债权性质的期待权。一般情况下，当事人在买卖合同中就可设立关于标的物移转的附加条件，在条件未成就之前，出卖人仍可处分标的物，承担违约责任;而买受人也可将其所享有的债权让与他人，也就避免了引用物权行为而产生的不必要的麻烦。
三、中国物权法立法选择之私见
在民法界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物权法的制定已搬上了议事日程，时值今日，许多课题组或学者所起草的物权法草案建议稿纷纷问世。其中，最为世人瞩目者当属人大建议稿，全国人大法工委征求建议稿和社科院建议稿三大物权法建议稿。前两者在建议稿中对于物权行为只字未提，其对于物权行为理论的立法态度和建议自不待言。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的《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第7条“物权变动与其原因行为的区分原则”规定:以发生物权变动为目的的原因行为自合法成立之时生效。在不能发生物权变动的结果时，有过错的当事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该条规定实质上是抛弃了物权行为无因性而坚持其独立性的立法思想的体现。物权行为理论的核心原则应为物权行为的无因性，其独立性仅应视为无因性的伏笔或者可以称之为无因性的逻辑性前提，在笔者看来，不承认无因性的物权行为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物权行为。另外，该草案的立法主张实质上只是对我国学术界近年来对此理论争执的一个妥协办法罢了，并非真正有引人之目的，其只采独立性而不采无因性即是例证。况且该条规定仅为立法草案之主张，并非现实立法精神之体现。也纵如梁慧星先生所说，该草案仅为立法者的一个参考罢了，岂敢奢望全部采纳。许多学者以该草案的规定来论证物权行为的立法思想已渗透至我国物权法立法中的观点显然是没有足够的证明理由和坚实的立论基础的。
理论作为一种思想应属于意识范畴，其不过是对现实物质世界的抽象概括和辩证分析，难免有主观和客观的渗透混杂，其中也不乏有极端精神和主观偏见的痕迹。物权行为理论有着繁复的逻辑结构和抽象的理论体系，笔者在批判过程中也颇感理论之精致，将物权行为概念和理论引人我国理论界是具有一定作用和意义的，有利于学术界转变视角来重新审视我国的民事法律制度。至于科学性的成分因素只多是一种理论上的自我评价，并无实践意义可言。
四、结语
物权立法论文篇7
关键词: 动产物权/物权变动/物权转移/但书条款
一、选题的缘由
在财产法领域中，传统学理的理解一般为：物权法调整静态的财产归属关系，债权法则调整财产的流转关系。其实财产流转关系不限于仅由债权法调整——虽然物权法之所有权调整静态的物之归属关系，但动态意义上的归属关系，即权利流转关系，同样也是物权法关注的重点之一。当然，对物的充分利用而引起的社会关系实质上在大陆法系民法当中也一直是物权法的调整对象——表现为物权法中的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在现代社会，物权与债权之关系已经远非中世纪至近代的财产法结构所呈现的固有特性可以概括了。[1]《物权法》第二条第一款[2]规定，物权法调整物的归属和利用而引起的民事关系。这一规定比较切实地反映了现代社会的经济现实，也顺应了大陆法系法律先进国家的物权法潮流。
1999年通过的《合同法》已经从规范市场交易秩序，保障市场运行效率的角度，比较全面地进行了财产流转的制度配置。2007年通过的《物权法》进一步设置了财产流转的具体规则，以配合既有法律的适用。但一部新成文法律的出台，除了真正地、填补空白式地提供全新的制度体系之外，从宏观角度上更多地表现为在既有制度体系中加入新的元素，而新元素与既有体系之间是否可以做到融洽衔接或制度补漏，实为理论界和实务界在“后物权立法时代”关注的焦点。
《物权法》调整的财产权利范围，以不动产和动产为主。[3]尽管不动产的价值很高，但现实生活中从财产流转的角度看，动产却是更为重要的流转对象，数量极其庞大。动产物权转移的规则，既涉及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也关涉企业的正常运转，实有认真梳理之必要，故笔者不揣浅陋，对选题所涉内容做一初步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二、论题范围的界定
（一）动产
虽然动产属于《物权法》最为重要的调整对象之一，但《物权法》对动产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学理上一般把动产理解为能够移动而不损害其价值或自然用途的物，以区别于不动产。但并非所有的动产都属于《物权法》规范的对象；从财产流转的角度，法律禁止流转的动产，如毒品、特定文物等，[4]不属于我们关注的对象；[5]同样，对于货币这类特殊的动产，由于其涉及面较大，故本文也把货币排除在探讨范围之外。
（二）动产物权
在《物权法》中，动产物权包括动产所有权、动产抵押权、动产质权、动产留置权四类，但并非所有的动产物权都可以成为转移的对象。
动产所有权除了法律对于特定动产的限定之外，原则上都是可以流转的，应无争议。
动产抵押在《物权法》中得到了肯定。[6]虽然动产抵押权作为附随性的从权利存在，但其可具有转移性则是事实。[7]
动产质权属于动产担保领域的传统物权类型，在学理上其同样具有附随于转债权的可移转性，但《物权法》中并没有明文规定。[8]
动产留置权由于属于法定的担保物权[9]，并且留置物原则上受限于“与债权属于同一法律关系”，[10]留置权就不能作为从权利随着其所担保债权的转移而转移。[11]
由于本文选题以《物权法》为分析重点，基于上文分析，文章讨论的动产物权转移的权利类型，仅包括动产所有权和动产抵押权。
（三）物权的转移与“转让”
在理论上，物权的转移是作为物权变动的一个重要方面存在的。学理上存在不同的界说。学者们通常认为物权变动包括取得（设立）、变更与消灭三个方面，而物权的转移则或是放入取得当中，作为继受取得；或是放入变更当中，作为主体变更；抑或是放入消灭当中，作为相对消灭。[12]由此可见，尽管物权的转移在理论上并没有单独作为物权变动的一项，但确属物权法规范的重点。《物权法》并没有采用物权变动的学理术语，而是很直白地、列举式地规定了“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13]其中特别把“转让”作为物权变动的单独一项凸显出来。
在尊重《物权法》把物权变动类型化为“设立、变更、转让、消灭”四个方面的制度现实基础之上，本文所分析的动产物权的转移，仅指“既有动产物权从一主体转移到另一主体”，即《物权法》所承认的、基于物权的特性而具有可移转性的动产物权之转移，即动产所有权、动产抵押权发生的转移。
需特别注意的是，笔者此处所使用的“转移”单从字面上看似乎不同于《物权法》使用的“转让”，并非有意和现行法律术语产生抵牾，而是笔者认为“转移”似乎更能够中性地描述《物权法》规定的物权“转让”之制度内容，而“转让”则带有更明显的“主观性”或“主动性”，[14]而这恰恰是物权法理论中非常注重的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与非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的区别之要害。[15]基于全面分析《物权法》规范内容的考虑，本文讨论的动产物权转移，涵盖了《物权法》中全部的物权转移规则，故笔者虽然坚持使用“转移”，但此处的“转移”和《物权法》中的“转让”具有同一含义。[16]
三、《物权法》中动产物权转移规则条文的理解与梳理
《物权法》对于动产物权转移的规定，主要反映在在第二章之第二节、第三节；[17]第九章；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二百零四条。同时，第一章“基本原则”中的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对于动产物权转移，也应当具有规范意义。[18]
（一）《物权法》基本原则
第六条[19]作为物权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强调了动产物权转移的“法定交付”规则，正如不动产之“法定登记”要求。[20]
第七条[21]属于民法一般性原则在《物权法》中的宣言式规定，不属于具体规则，虽然对于本文所探讨的物权动产转移具有更高层次的规范价值，但暂且不做详细探讨。
第八条[22]牵涉《物权法》与其他法律之间的衔接，在本文中的意义，体现在下文对于第二十三条的详细分析之中。
（二）《物权法》第二章
第二章之第二节、第三节可以说是《物权法》中动产物权转移规则的大本营。
1.原则性条款
第二十三条[23]作为动产物权变动的原则性条款，规定了交付对于动产物权转移法律效果的意义，[24]但书条款则为动产转移的交付生效原则预设了例外或作为引致性条款衔接了其他条文、法律。从学理上看，交付对于动产物权变动的意义在于使得物权变动取得公示的效果，对应于不动产之登记。[25]该条之但书，就本文选题所涉内容而言，在文义解释的角度至少存在以下几种理解的可能：其一，动产交付不产生物权转移的效力；其二，动产交付的物权效力受到某种特殊的限制；其三，动产物权的转移不需要交付即可发生法律效力；其四，其他法律有相关规定的，参照其他法律。[26]
2.登记对抗
第二十四条[27]规定了特殊类型动产物权变动效力的登记对抗规则。
3.观念交付
第二十五条[28]、第二十六条[29]、第二十七条[30]分别对应于学理上所认可的几种动产物权的特殊交付形式：简易交付、指示交付、占有改定——学理上统称为观念交付。[31]
4.自动转移
第二十八条[32]设定了动产物权转移因法院、仲裁委员会的法律文书生效以及政府征收决定的生效而自动转移的规则；
第二十九条[33]设定了因继承或受遗赠而产生的动产物权自动转移的规则。
（三）《物权法》第九章——所有权取得的特别规定
第九章所有条文，并非都与本文主题内容有关。
1.善意取得
第一百零六条[34]规定了不动产、动产的善意取得制度。虽然善意取得制度需要考虑到实际处分人是否拥有处分权，但对于动产物权而言，都应当遵循第二十三条之交付或者前文几类观念交付的变动规则。有意义的是，学理上善意取得或作为原始取得，或作为继受取得，[35]而争议结果直接影响本条在本文中的定位。因为本文定义的转移仅指既有物权经由一民事主体而转移至另一民事主体，原始取得很明显被排除在外；而继受取得则属于本文描述的状态。但按第一百零八条[36]的规定，似乎《物权法》更接近于把善意取得当作原始取得来看待，[37]倘若如此，则本条就不属于本文所探讨的动产物权转移的规则。
2.遗失物、埋藏物、漂流物、隐藏物
虽然第一百一十三条、[38]第一百一十五四条[39]规定了遗失物、埋藏物、漂流物、隐藏物在特殊情况下归国家所有，但这样的所有权变动过程，非笔者所定义的物权的转移，并且国家取得的所有权从性质上讲也应当是原始取得，故不属于本文所讨论的范围。
3.从物
第一百一十五[40]条规定了从物附随主物转让而转让的一般原则，这就意味着从物所有权的转移不需要第二十三条所规定的交付。如果当事人约定从物的归属，则也应当遵循前述第二十三条主文或观念交付的规则。
4.孳息
第一百一十六条[41]规定了孳息的归属规则，作为法定孳息表现形式的动产——通常是货币——所有权转移，其完全可以遵循第二十三条主文或观念交付的规则。
天然孳息由于处理所有权自始的归属问题，故与本文无关。
（四）物权法分则
1.抵押权转移
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二百零四条涉及到抵押权转移的情形，受制于抵押权从权利的本质要求，抵押权不能够单独转移，或由于最高额抵押的制度价值而限制最高额抵押权的转移。[42]动产抵押权的转移也应该属于这两条的效力范围之内。由于抵押权属于抵押人以不移转抵押物占有的方式为抵押权人设定的，并且对动产抵押权我国现行法律采取了登记对抗主义，[43]故我国法上的动产抵押权只是基于合同关系产生的、没有占有事实作为载体的“相对性”物权，登记只是强化了动产抵押权的效力，未登记的动产抵押权的物权价值只在于威慑或对抗恶意第三人。在动产抵押权因所担保债权转移而转移时，其转移规则就应当分别而论：如果动产抵押权已经登记，则不单该抵押权可以对抗善意第三人，而且该抵押权转移似可简化为登记的变更；[44]而如果动产抵押权没有登记，则该抵押权的转移似乎只能遵循债权转移的规则，即抵押权人把书面抵押合同[45]凭证转移给受让人，并且也应当对抵押人履行通知义务。[46]
2.有争议的最高额质权
第二百二十二条第二款[47]规定最高额质权的规则参照最高额抵押权的相关规范，具体到本文，就产生一个疑问：是否最高额质权的转移也参照第二百零四条最高额抵押之规定？
质权与抵押权（此处特指动产抵押权）在是否基础于对动产的占有方面，有很大的不同，故二者转移的规则显然不可能相同。故本款规定的“参照”，显然不可能包括动产质权转移参照动产抵押权转移的规则——即不移转动产的占有，[48]尤其是在《物权法》通篇都没有提及动产质权转让的前提下。
（五）本节小结
《物权法》关于动产物权转移的规范，散落于法典的各个部分，但按照大陆法系法典化的一般理念，相关规范应当是作为一个整体存在的，故实有必要厘清《物权法》中动产物权转移的主线，以便于民众循法而行，司法者依法而司。
从以上对于《物权法》中相关条文的简单梳理中可以看出，第二十三条属于《物权法》动产物权转移规则体系中的重心，其不纯粹是《物权法》基本原则之第六条的简单照搬，而且预设了后续相关条文的理解限度，从宏观上讲可能决定了整个《物权法》动产物权变动的制度框架。对于该条所用法律术语，以及对于该条但书条款的分析和理解的角度的不同，则完全可能导致本文选题所涉制度体系在不同的法律人视野中呈现异样的景象，甚或在司法适用和理论建构层面产生困难或矛盾。故有必要详加探讨。
四、以第二十三条为核心的体系化解释
（一）第二十三条主文的隐含条件
虽然第二十三条主文没有明确的表述，但如果暂时不考虑其但书条款可能的指涉范围，[49]该条实际上预设了一个前提，即“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应当基础于一个以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移为目的的法律行为或原因行为，[50]比如动产质押设立合同、动产买卖合同。因为，交付本身完全可以是基于动产的借用、租赁等合同而交付，不是绝对会产生物权变动的效果。[51]
并且，该设定或转移物权的法律行为还必须符合法律行为的有效要件，[52]至少不属于无权处分。[53]
具体到本文讨论的动产物权的转移，必须是符合有效要件的动产所有权买卖合同。[54]
（二）第二十三条与第六条之关系
第二十三条之内容，非常类似于第六条第二句之规定：“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应当依照法律规定交付。”但从法律文义解释、体系解释以及目的解释等角度出发，会发现两条之间实有很大的区别：
首先，第六条是《物权法》基本原则之一，从一般意义上规定了动产物权设立和转让应当遵循的原则；第二十三条则相对而言属于具体性规范，属于动产物权变动的技术性规范。
其次，第六条中所强调的“应当按照法律规定交付”，在笔者看来，是指从物权公示的角度，要求动产物权的转移需要符合法定的形式，从而对应于该条第一句“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登记”。[55]而第二十三条中“自交付时发生效力”则是第六条的发展，规定物权转移的效力至交付时产生。[56]也即，前者强调的是动产物权的转移原则上应当交付动产，而后者则从时间规范的角度强调了交付对于动产物权转移的意义。[57]
再次，第六条之“应当依照法律规定交付”中的“法律规定”，笔者认为不具有特指意义，也即此处的“应当依照法律规定交付”只能理解为学理上主张的动产“公示方式法定”意义上的“法定”。[58]而第二十三条的内容则在理解上存有不同的可能：“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之前的内容尽管规范重点不同，但大致可以对应于第六条第二句之内容，但书条款却需下文的详细分析才能准确把握。
（三）第二十三条之但书条款的理解
1．交付、现实交付、观念交付
对第二十三条之但书条款的理解，首先涉及到的是该条中“交付”这一法律术语的界定，以及界定的方法不能仅局限于文义和民法理论对于动产交付的定义，还应当在《物权法》的章节结构体系中体察该术语的可能指涉的范围。
第二章第二节为“动产交付”，分析该节包含的几个条文，可以发现其中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恰恰没有规定动产交付，第二十四条从文义上也是第二十三条确立的动产变动效力“交付生效”之原则的一个例外。[59]如果从第二章的整体意义上观察，“动产交付”一节应该是前述动产交付之于动产物权转移的时间效力性规定，当然也是动产物权公示原则的要求，[60]这可以对比于该章第一节、第三节的内容即可看出。[61]
对于动产物权，其公示方式在理论上一般认为包括占有和交付——其中占有为静态的公示，而交付则为公示动产物权动态流转的方式。[62]交付在理论上被理解为移转占有，考虑到物权公示的效果，此处的占有应为“直接占有”，[63]即对物事实上的控制，否则公示的效果就很难产生，这种交付方式也被称为“现实交付”。[64]但是否据此就可以把第二章之第二节的标题“动产交付”中的“交付”以及第二十三条之“交付”理解为仅指“现实交付”？
在学理上，与“现实交付”并存的还有“观念交付”，它“属于非真正的交付，是占有的观念的移转，系法律为考虑交易上的便利而采取的变通办法，学说称成为‘交付的替代’”。[65]
第二十五条设定的动产物权转移方面的规则，在学理上被理解为“简易交付”，即本来应当在法律行为生效之后履行的“交付”行为，[66]但由于交付的对象已经被期望取得该物所有权的权利主体“现实占有”，故为了节省返还再交付的履行成本，直接认定权利发生转移的法律效果。《合同法》第一百四十条[67]早有类似规定，本条可以理解为是该条的扩充。
第二十六条在学理上被理解为“指示交付”，即在物没有被物的所有人直接占有的情况下，通过转让所有人对于特定第三人享有的物权返还请求权，在不改变物的现实占有事实的情况下，就可以实现所有权的转移。
第二十七条在学理上被理解为“占有改定”。在此情况之下，出让人对物的事实上的占有并没有发生任何的改变，但权利却已经转移给了买方，那么又怎么称为“占有改定”呢？这涉及到大陆法系民法理论对占有的分类。[68]纯粹从结论上讲，占有改定指的是出让人的占有属性发生了变化，即出让人从“自主占有”转变成了“他主占有”，并且在该物之上有了一个“间接占有”——受让人对该物的占有。比如买卖双方在达成一个买卖合同之后，又达成了一个租赁或借用合同，由物的所有人继续占有该物，也产生所有权转移的效果，即属适例。
上述“简易交付”、“指示交付”、“占有改定”即为“观念交付”三种主要样态，皆不存在起到公示效果的“占有事实”的移转。[69]当然，虽在公示效果方面可能会对动产物权的权利主体产生一些消极的影响，但对于直接的交易相对人而言，完全可以作为即有效率又符合社会现实的“交付”方式，并且在大陆法系国家的民法典中大都得到了承认。[70]
如果不坚持上述笔者对于动产物权的公示方式的界定，[71]把交付理解为既包括“现实交付”又包括“观念交付”，那么第二章第二节标题“动产交付”以及第二十三条中的“交付”也应当包括这两类。相对应，第二十三条之但书条款就可以理解为：第一，《物权法》之外的其他法律对动产物权转移有其他规定的，按照其他法律来处理；第二，《物权法》中如有对物权转移不需交付即可产生物权效力的，直接参照相应条文；第三，《物权法》中对于动产物权交付的公示效力有特殊规定的，按照该规定处理；第四，《物权法》对虽经交付，但却不产生物权变动的效力的规定的，按照相关规定处理。
同时，考虑到第二十三条的主语的修饰语是“动产物权的”，以及上文笔者对于本论题讨论范围的界定，这里的“动产物权”应当包括动产所有权、动产抵押权，故：
依第一，《物权法》之动产物权转移规则就可以顺利衔接到《合同法》第一百三十三条：“标的物的所有权自标的物交付时起转移，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于是《合同法》第一百三十四条也相继可以被顺利地衔接：“当事人可以在买卖合同中约定买受人未履行支付价款或者其他义务的，标的物的所有权属于出卖人。”《继承法》第二条也属适例：“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72]
依第二，第二十八条[73]、第二十九条[74]即可以得到一个体系化的解释。在这两条规定当中，都涉及到动产物权的转移，但很明显不同于《物权法》对动产物权转移设定的一般规则，即“交付生效”，而是只要相应的法律文书或征收决定发生效力，或一定继承或受遗赠的事实（实践中常见的可能是做出继承遗产或接受遗赠的意思表示）一旦发生，就产生动产物权变动的效力。同样，前述第一百一十五关于从物所有权转移的规定、关于抵押权转移之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二百零四条，也都可以理解为“法律另有规定”。
依第三，第二十四条之“特殊动产物权登记对抗主义”在逻辑上即为合理。[75]
依第四，第一百零六条善意取得的规定就不显得突兀，尽管善意取得不属于本文笔者认定的动产物权转移的规则。
但照这样的理解，“观念交付”既然已经被第二十三条所包含，也即动产物权的交付生效包括“观念交付”，为何《物权法》却又在紧接着的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做进一步的规定？难道是要更具体化规定“观念交付”的各种样态？遵从一般的汉语表达习惯，笔者认为这三条显然应属于第二十三条这一原则性规定之例外，否则难免有画蛇添足之嫌。从第二十六条“代替交付”的表述，也可以看出立法者并没有把该条理解为第二十三条所包含的交付形式。同样，第二十四条之规定显然属于第二十三条之例外，它的存在也进一步印证了笔者对前述三条文“原则之例外”属性的定位。
进而言之，第二十三条之“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首先应当把关于“观念交付”的几个条文作为“法律另有规定”来处理，然后才有上文之第一、第二、第三。也即，第二十三条中之交付仅指“直接交付”。[76]这一方面比较符合《物权法》的章节结构及相关条文之间的关联关系，同时也验证了上文中笔者观点——仅“现实交付”作为动产物权变动公示方式——的合理性。
2．但书条款特殊理解的可能性分析——财产法体系的角度
对第二十三条之但书条款，如果不考虑第二十四条的特殊性，从字面上，可能存在另外一种理解：此处的“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仅指“法定”有其他动产权利变动（转移）生效方式的，遵循相关规定，排除了当事人对动产权利转移生效进行“意定”的改变。也即：“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就《物权法》而言，仅指前引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规定的情况，而《合同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的“所有权保留规则”被物权法实质上废止，相对应，《合同法》第一百三十三条允许当事人约定所有权（此处仅限于动产，不动产情况暂且不论）转移的规则也成具文。因为按新法优于就法的法律体系内部的适用规则，物权法和合同法效力等级相当，对同一规范事项的规则应适用作为新法的《物权法》。
照此理解，《民法通则》第七十二条之规定，按特别法优先于普通法的规则，效力也可能被消减——该条规定：“财产所有权的取得，不得违反法律规定。按照合同或者其他合法方式取得财产的，财产所有权从财产交付时起转移，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进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之84“财产已经交付，但当事人约定财产所有权转移附条件的，在所附条件成就时，财产所有权方为转移”（附条件转移），也成具文。
很明显，这样一种理解方式，必然增添了法律体系内部不必要的适用冲突，必然导致在实践当中产生无数的纠纷，也不符合人民生活领域和市场交易领域的基本规则。而且从理论上讲，无端地扩大了“物权法定”的适用空间，限制了当事人意思自治在物权法领域内的效用发挥，增加了交易的成本。故“法律另有规定”只能作为“引致性”规范存在，并不属于物权法定的作用范围。
需注意的是，第八条作为《物权法》基本原则的一项，其内容也对本文所关注的动产物权转移之规则有规范意义，并且第八条的内容和第二十三条之内容有一定的关联性。但从第八条内容来看，更多属于处理《物权法》与“其他法律”[77]之间关于物权规范适用的“规范引致”性规定，而非作用于《物权法》内部。
但如果考虑到第八条的条文内容及表达用语，对第二十三条之“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理解，还存在这样一个可能：按照第八条的语言逻辑，凡是《物权法》之外的“其他法律”关于动产物权转移规则有特殊规定的，则在司法适用过程中，必须借助于第八条的“引致”方可以适用，而《物权法》当中涉及的“法律另有规定”仅指《物权法》内部特定条文所规范的内容如有其它相关条文设定特殊规则的话，才具有意义。
具体到第二十三条之但书条款，按照第八条的语言逻辑，也只应在《物权法》内部有效，因为并没有专门使用“其他法律”。进而，前文所论及《物权法》与《合同法》、《民法通则》及其司法解释之间的法律适用过程中的协调关系，只能经由第八条而产生关联，而非第二十三条的效力范围。[78]但这样的处理模式，解决不了《物权法》与其他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在动产物权变动规则方面的适用冲突，笔者宁愿相信是立法者在选用术语时出现了差错。故虽然尊重第八条的“引致”规定，但坚持上文所述的对于第二十三条之但书条款的理解，[79]尽管这样可能使得第二十三条与第八条规范内容部分重合。
（四）笔者理解的《物权法》中的动产物权转移规则体系
综上，《物权法》中的动产物权转移规则体系，是以第二十三条为核心构建，而该条但书条款的指涉范围，首先要明确其中的“法律”是否仅限于《物权法》，抑或包括所有《立法法》中所认定的法律；其次要区分该但书条款，究是对于动产交付“方式”之规定的但书，还是对于动产交付“效力”之但书，抑或是对于交付之时间效力的但书；再次，需注意该条是对于所有的动产物权而言的，尽管《物权法》没有对理论上可以纳入的动产质权的转移加以规定。而指涉范围的确定不能够拘泥于法条文字的字面含义，需要把视野拓宽至整个财产法体系，并且也不能无视《物权法》的章节结构和条文之关联。
可以较理论性地把上述体系表述为：现实交付作为动产物权转移的法定公示要件（或物权效力取得要件）、物权转移的时间要件，但《物权法》明确规定多种例外——观念交付也产生动产物权转移的效果；动产现实交付并不导致特定动产产生完全的物权效力；对于特殊情形下的动产物权的转移无须交付；抵押权的转移或可通过登记变更实现，或只能遵从债权转移的规则。
也可列简图如下：
（与第二十三条主文关联）
第六条——法定交付要件之规定，
物权法原则： 第七条
《合同法》、《担保法》
第八条——引致性规范 《民法通则》及其司法解释
（与第二十三条但书条款关联） 其他法律
主文之一般性规定
（预设了法律行为基础）
第二十五条
观念交付 第二十六条
第二十三条
第二十七条
登记对抗——第二十四条
第二章第三节
但书条款 自动转移 （约定除外）
第一百一十五——从物
第一百九十二条
抵押权转移
第二百零四条
其他法律
（与第八条部分重合）
五、权威文本中的条文解释与评析
（一）权威文本的选定
在传统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法典的立法理由书是成文法律颁布以后司法者和理论界理解、评析法律的一个基础性文本。虽然法典并不等于法，或法律应当随着社会变化而变化，但大陆法系中没有学者敢轻易地抛开立法理由书而信马由缰。
中国大陆的学者虽然一直把中国的法律从法系上定位为大陆法系，也以成文法作为法治的重要模式，但却未见有一部官方的、正式的立法理由书出台。故而笔者选择的所谓权威解释文本，也只能是从常识上认定的《物权法》“实际立法者”相对而言具有权威性的解释文本，因为其至少部分表明了立法者对于具体条文的考虑。而《物权法》也仅仅生效一年有余，应该还没有到可以过于脱离立法者本意的时候。当然尊重立法者的本意，并非盲从立法者，只是在理解或批判上可以更贴近立法者。
基于中国的制度及立法现实，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的解释文本，[80]在笔者看来属于比较“权威的”，故而选用其两个文本对本论题所涉条文之解释做一评析。限于篇幅，并考虑到本文所讨论的核心问题，仅以该文本对第二十三条的解释作为评析重点。
（二）评析权威文本的条文解释
关于第六条，法工委的两个文本均理解为“本条是对物权公示原则的规定”，并对何以强调物权公示做了进一步解释。[81]这一理解，和笔者上文对第六条的理解一致。
关于第二十三条，法工委的两个文本的理解也一致，即“本条是关于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何时发生效力的规定”，该条“‘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指的主要是当事人通过合同约定转让动产所有权和设立动产质权两种情况”，而交付是指“一方按照法律行为要求，将物的直接占有转移给另一方的事实。” [82]
法工委的文本对交付之属性的理解和笔者一致，都仅指“直接交付”或“现实交付”，交付的物权变动效力意义也同于笔者的认识，但两个文本很明确地把“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肢解为“当事人通过合同约定转让动产所有权和设立动产质权两种情况”，这就意味着该条“转让”通过“交付”而发生物权变动效力，对于动产物权而言，仅指动产所有权“通过合同约定”转移，而不包括可能发生的抵押权的转移、[83]质权的转移，[84]也不包括非经合同而发生的动产所有权的转移。
按照法工委的逻辑，虽有第二十三条主文部分的规范架构，但考虑到动产物权的转移除了动产所有权之外，从理论上还应包括动产抵押权、动产质权、所有权保留中之买受人期待权[85]等诸动产权利类型的转移，并且法律也不能无视社会的这种需求。故经由该条之但书条款，把所有其他动产物权“设立和转让”——虽然其他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限于通过合同约定的方式，但遵循该条“交付生效”原则之外的其他规则——的情形囊括进来，实有必要。
第二十三条之但书条款“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法工委的两个文本理解为：
第一，本节对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的一些特殊情况：“动产物权设立和转让前，权利人已经依法占有该动产的，物权自法律行为生效时发生效力。”“动产物权设立和转让前，第三人依法占有该动产的，负有交付义务的人可以通过转让请求第三人返还原物的权利代替交付。”“动产物权转让时，双方又约定由出让人继续占有该动产的，物权自该约定生效时发生效力。”（即物权法二十五条、二十六条、二十七条——引者）第二，本章第三节主要是对非依法律行为而发生的物权变动问题所作的规定。第三，本法担保物权编对动产抵押权和留置权的相关规定。[86]
法工委两个文本对于但书条款的解释，“第一”可能是考虑到了“现实交付”的限制；“第二”则可能是受到“通过合同约定”即法律行为的限制；“第三”则可能是考虑到抵押权的设立和转移没有办法通过“动产交付”的方法进行，留置权的设立属于在既定占有动产的状态下才可能发生，且没有转移的空间，[87]故也不会发生“动产交付”。
如此看来，从法工委的角度讲，第二十三条之“法律另有规定”，既可能是对“交付”本身的例外，也可能是对“转让”（通过合同约定）的例外，还可能是对“动产物权”进行限制性划定——把抵押权、留置权等做例外。
但既然法工委认定第二十三条中的“转让”仅指“通过合同约定”的动产转移，那么前引“第二”、“第三”中留置权方面的规范本来就与第二十三条无涉，何谈该条之例外？按照通用的汉语表达习惯，如果限定了“设立和转让”仅指“通过合同约定”而进行，第二十三条之但书条款按照法工委的理解逻辑，只能解释为：动产物权虽然在某些情况下是通过合同约定方式而“转让”或“设立”，但却并不遵从“依现实交付而发生物权效力”的原则。前引“第二”所涉之第二章第三节，本来就不是依据法律行为而发生的物权变动，而恰恰是规范非法律行为而引起的物权变动的情形[88]——如此，何谈是第二十三条主文之例外？同样，前引“第三”留置权的设立，本来就是“法定”的，又怎么可能与第二十三条主文有关？
反倒是第二十四条规定的“特殊动产的登记对抗主义”，恰恰是“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之例外——特殊动产虽然可能依据“合同约定的方式移转占有”从而发生了所有权的转移或设定了动产质权，但仅此只能取得不具备对抗善意第三人的物权效力，除非履行登记手续。但法工委的两个文本都没有把该条作为第二十三条之例外。
按照法工委的解释，立法者设定第二十三条的目的，可能是想通过这一条而把所有的动产物权变动的框架建立起来——如果不考虑该条但书条款指涉的内容，该条主文规范的重点是上引“经过合同约定方式”而导致的动产物权的设立或转移。但经由该条但书条款的界定，动产物权的设立或转让，已绝非仅仅指“经过合同约定方式”而发生，而是既包括了法律行为为依据的物权变动，又包括了非依法律行为而发生的物权变动。[89]具体到本文，第二十三条中之“转让”，显然不限于“经过合同约定”的方式，而正如笔者上文所言，包括了所有的动产物权转移的形态，[90]如此才可以使得第二十三条作为动产物权变动规则体系的核心。
换言之，如果“立法者”设立第二十三条的目的如果确实仅限于规范动产所有权通过合同转移以及通过合同设立动产质权两种情形，干脆直接把该条表述为“动产所有权的转让以及质权的设定，自动产交付时发生效力”（或类似表述）即可，又何必既上升到“动产物权”的高度，又通过不可捉摸的除外条款来“抽象”地限制其管辖范围？[91]需知，大陆法系法典的抽象性表述并非为了抽象而抽象，如果抽象出来的法条让法律所规范的大众不知其真正的指涉范围，可能就走错了方向。
另外，“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如果仅限于《物权法》内部对于第二十三条的例外性规定，何不直接表述为“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92]“法律另有规定”或者“法律规定”等术语在《物权法》之中随处可见，且很多条文都作为引致性规范关联到《物权法》之外的“其他法律”，何以此处就解释为只限于《物权法》内部的例外性规定？[93]令人惊奇的是，法工委精解在为第二十三条所陈述的立法背景中，很明确地提到了《民法通则》的规定，[94]并且在该条之“相关规定”部分也很清晰地罗列了《民法通则》第七十二条、《合同法》第一百三十三条，[95]但在解释该条但书条款时，又毫无理由地回缩到了《物权法》的内部。这显然不合其自身的逻辑。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胡康生先生在法工委解读“前言”中，则对于第二十三条之但书条款表达了另外一种意见：
为了使其他人知道物属于谁，需要采取公示的方法，不动产原则上经过登记发生效力，动产原则上经过交付发生效力。据此，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二十三条规定：“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同时，物权法第九条第二款[96]和第二十八条至第三十一条[97]对“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条款做了规定。[98]
按照这样的理解，第二十三条但书的指涉范围就仅限于第二章第三节的内容，比起法工委的两个文本又限缩了不少；[99]简单分析一下第九条的内容，既然第一款[100]中的但书指涉范围距离“如此接近”，从立法技术上讲，但书条款大可不必存在了。笔者不敢苟同这样的理解。
虽然同样处于“实际立法者”的地位，但对于同样的条文却有如此之大的认知差异，可见法律条文的表述并非清澈见底，反倒是存在着争议的空间。虽然“实际立法者”的解释值得法律适用者或法律研究人员的重视，但却并非没有留给学界继续批评解释的任务——法律文本出现之后，立法者在某种意义上消亡，文本的读者才可能处于对法律真正的掌控地位。
六、尾论：法律解释与立法技艺
在轰轰烈烈的物权立法时代过去之后，“后物权立法时代”的《物权法》显得褪色了很多——学者们又习惯性地把《物权法》争议性条文或粗线条式条文的解释权，很大度地“依法”让渡给了最高司法机构，[101]而最高司法机构出台的“解释性文本”又主导了新的“立法”轮回。
让其他国家和地区法学家们非常艳羡的“立法的时代”，确实满足了部分学者立法的欲望，但在繁忙的立法间隙，是否可以稍作停留，总结一下立法的技艺（在本文即法律语言的使用技术）是已颇为熟稔，还是仍稍显拙劣？[102]虽然中国法治的进程困境在于法律落实问题，但立法产品也并非不受“质量”的约束。
笔者无意对《物权法》的全部条文进行评析，[103]仅能对少许规范进行整理，在文中对相关法条的分析也并非无懈可击。但作为长时间受到大陆法系法学教育熏陶的学人，总觉得应该学会运用拉伦茨的“法学方法”[104]对已经出台的法律规范进行“体系”[105]的思考，在“敬畏法律”[106]的基础上，进行深度研讨。这样，或许不但可以更好、更透彻地理解法条以及法条之间的关联性整体，而且可以对立法者的立法技艺提出实质性的批评意见——如此，或许也同样可以为法的实现贡献自己的力量。
注释: [1] 参见我妻荣：《债权在近代法中的优越地位》，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64页以下。
[2] 以下引用条文或章节，如无特别说明，皆指《物权法》中对应条文、章节。
[3] 第二条第二款。
[4] 如第五十一条：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文物，属于国家所有。按照《文物保护法》相关规定，有些文物（动产文物）只能由国家所有，实际上就排除了这些特殊动产的流转。至于毒品在民事主体之间的流转，往往涉嫌犯罪，刑法也禁止持有、买卖毒品。至于对于这些动产，是否在民法上加以保护，是另外一个问题。
[5] 如第六十六条：私人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破坏。中国法律一贯强调保护公民的合法财产，这就意味着公民不管是原始取得或是继受取得了违反相关法律的财产（动产），其在法律上并没有实质意义，因为失去了财产的根本属性——权利性、受法律保护性。
[6]《物权法》第一百八十条，另可见《担保法》第三十四条。
[7] 第一百九十二条，详细分析见下文。
[8] 动产质权的转移虽未被《物权法》规定，在《担保法》中也未有明文，但从意思自治的角度出发，似乎完全可以服务于生活实践，理论上也不应当是“物权法定”的范围。如此而言，考虑到动产质权的性质，其转移方式也可适用下文详述之第二十三条。但本文不作详细讨论。
第二百一十七条规范的“转质”类似于质权转移，但无论责任转质或是承诺转质，都不属于本文说定义的“既有物权的转移”。责任转质与承诺转质在学理上的认识，参见江平主编：《中国物权法教程》，知识产权出版社2007年版，第497页。
[9] 第二百三十条。
[10] 第二百三十一条。
[11] 从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百三十七条可以较明确地看出留置权人权利行使方式的限制，而至于留置权人（尤其是企业之间的留置）是否可以在转移主债权的场合下，把其所留置的动产以“质权”名义转移给主债权受让人，法律并未有规定。这涉及到物权法定与私法自治之间的关系，暂且不论。即使允许这样的流转，也不影响本文的讨论，因为本文限定于“既有物权”的转移，而至于属性转化之后的留置权，不在讨论范围之内。
[12] 参见上引江平主编书，第81页以下；梁慧星、陈华彬：《物权法》，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66页以下。
[13] 第二章的标题。
[14] 按《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转移】①改变位置，从一方移到另一方：转移阵地、转移方向、转移目标、转移视线；②改变：客观规律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转让】把自己的东西或应享有的权利转让给别人：转让房屋、技术转让。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651页以下。从词典的解释内容看，二者的区别还是比较明显的。
[15] 在我国现行法律中，就有严格区分使用汉语词语的典型例子。如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出让与转让之别。
[16] 如果严格以《现代汉语词典》对转让的解释来理解《物权法》中的物权“转让”规则，势必得出与本文可能区隔很大的结论，也或许为《物权法》的解释，提供新的视角。详细分析，可参见下文。
[17] 第三十一条属于规范不动产物权变动的特殊规则，故被排除在本文之外。第三十条则由于规定事实行为导致物权设立或灭失的规则，故与本文无直接关联，不作详细探讨，但下文有所涉及。
[18] 《物权法》第二编“所有权”中第四章、第八章个别条文也涉及到了动产物权的转移，但或是基于国家所有权而设定的特殊规定，或是企业所有权的行使方式，或是共有的一般性规定，从具体规则上将没有特殊意义，故不作讨论。
另：由于条文内容规范的对象不限于动产物权转移，故仍引用全部条文，但只探讨动产物权转移的规则。
[19] 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登记。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应当依照法律规定交付。
[20] 由于该条与后文详述的第二十三条有密切之关联，故在下文当中一并讨论。
[21] 物权的取得和行使，应当遵守法律，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
[22] 其他相关法律对物权另有特别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23] 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24] 至于动产交付是否还需配合其他行为或事实，祥见下文分析。
[25] 参见第九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26] 具体采取哪种理解方式，有待于下文的详加分析。
[27] 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28] 标的物在订立合同之前已为买受人占有的，合同生效的时间为交付时间。
[29] 动产物权设立和转让前，第三人依法占有该动产的，负有交付义务的人可以通过转让请求第三人返还原物的权利代替交付。
[30] 动产物权转让时，双方又约定由出让人继续占有该动产的，物权自该约定生效时发生效力。
[31] 详见下文。
[32] 因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导致物权设立、变更、转让或者消灭的，自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生效时发生效力。
[33] 因继承或者受遗赠取得物权的，自继承或者受遗赠开始时发生效力。
[34] 由于条文过长，故从略。
[35] 理论上的争论，可参见前引梁慧星、陈华彬书，第211页以下。
[36] 善意受让人取得动产后，该动产上的原有权利消灭，但善意受让人在受让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权利的除外。
[37] 相同的观点，参见梁慧星、陈华彬书，第212页。
[38] 遗失物自招领公告之日起六个月内无人认领的，归国家所有。
[39] 拾得漂流物、发现埋藏物或者隐藏物的，参照拾得遗失物的有关规定。文物保护法等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40] 主物转让的，从物随主物转让，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41] 天然孳息，由所有权人取得；既有所有权人又有用益物权人的，由用益物权人取得。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
法定孳息，当事人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取得；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交易习惯取得。
[42] 第一百九十二条：抵押权不得与债权分离而单独转让或者作为其他债权的担保。债权转让的，担保该债权的抵押权一并转让，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二百零四条 ：最高额抵押担保的债权确定前，部分债权转让的，最高额抵押权不得转让，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43] 参见《物权法》第一百八十九条，《担保法》第四十三条。
[44] 这里存在争议：既然《物权法》采取了动产抵押权的登记对抗主义，登记信息和真正动产抵押权在理论上就可能存在差异。动产抵押权转移，也并非必然对应于登记信息的变动，但由于登记之后的动产抵押权具有对抗善意第三人的效力，故如同时存在登记动产抵押权和未登记动产抵押权，前者自然可以对抗后者，且前者的转移似乎仍可以简化为登记信息的变动。而理论上同时存在的未登记动产抵押权，其转移规则诚如文章所述。
[45] 第一百八十五条。
[46] 精明的读者会发现未登记抵押权附随主债权转移可能还有另外一种处理可能，就是抵押人与主债权的受让人签订新的抵押权合同，而与原来的抵押权人解除原初的抵押权合同。这样的处理模式当然可以，但一是可能增加了交易成本，二是不属于本文所讨论的“既有物权的转移”，故不作讨论。
[47] 最高额质权除适用本节有关规定外，参照本法第十六章第二节最高额抵押权的规定。
[48] 但如果司法实践中认可意思自治基础上的动产质权转移，第二零四条中部分转让对最高额抵押权转移的限制，则应当适用于最高额质权。
[49] 祥见下文。
[50] 此处牵涉物权行为承认或采纳与否的问题，但无论持哪种观点，应该不影响笔者这样的理解。
[51] 如果把交付理解为物权行为理论意义上的法律行为，则可能存在相反结论。
[52] 《合同法》第三章明确规定了合同效力可能由于有效要件欠缺而引致的消极影响，尽管该法第五十一条之规定在学界争议很大，但在文义上应该很明确。
[53] 否则对于动产所有权而言，就可能属于第一百零六条“善意取得”的效力范围。
[54] 动产抵押权虽然属于笔者的讨论范围，但由于抵押权转让的附随性特征，故不需要专门的合同配套。
[55] 同样的观点，可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条文说明、立法理由及相关规定》，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页。注：下文引用本书时，简称为“法工委说明”。另可参见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第14页。注：下文引用本书时，简称为“法工委解读”。
[56] 参见法工委说明，第23页。
[57] 动产物权转移原则上需要交付和动产物权转移原则上从动产交付时起发生法律效力，二者之间在理论上应该存在着递进关系——如果不强调交付之于动产物权公示的意义，那么单从时间意义上强调交付作为动产物权转移的基准就没有坚强的法理基础了。
[58] 物权法定在学理上一般理解为仅限于内容法定及种类法定，但从物权法的理论构造上讲，公示方式法定同样属于物权法定的重要内容之一，并且体现在大陆法系的诸多民法典之中。同样的观点可参见周林彬：《物权法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35页，经济学角度的分析可参阅该书第235页—第253页。不同的理解可参见上引江平主编书，第127页；梁上上：《物权法定主义:在自由与强制之间》，《法学研究》，2003年第3期。
需注意的是，《物权法》第五条规定：“物权的种类和内容，由法律规定。”这条显然是学理上物权法定原则在法典中的体现，但是否可以由此认为《物权法》所认定的物权法定的内容仅限于种类和内容，而不包括笔者所理解的公示方式法定？如果笔者的理解有误，势必需对第六条何以限定原则上动产必须交付、不动产必须登记这一选择进行论证，则有可能还回到物权法定的范围上去。限于篇幅，在本文不作详细讨论，笔者暂时坚持公示方式属于物权法定范围的认识。
[59] 按照第二十三条，动产交付是动产物权变动效力的“生效要件”，并即产生完整的物权效力——自然包括对抗效力；而第二十四条则对于特殊动产采取登记对抗主义，很明显削弱了该类动产仅因交付即可取得的物权效力。
[60] 相同观点参加前引法工委说明，第36页之“立法理由”。有争议的是，该节第二十四条包括了设立、变更、消灭、转让四种物权变动模式，显然超出第二十三条的设立和转让。不过由此或也可以看出，交付之于动产物权并非仅限于确定物权变动的时间，而是贯彻了物权法理论中的公示原则。
[61] 该章第一节规定“不动产登记”虽然不限于登记之于不动产的物权法意义，但所有条款都属于这一规范重心的辅助性条款。第三节“其他规定”规范的几种特殊的不需要登记或交付的物权变动情形，也正好对应了第一节“不动产登记”、第二节“动产交付”的物权法意义。
[62] 相同的观点，可参见前引法工委解读，第52页以下；法工委说明，第36页。也有学者把占有理解为享有动产物权的公示方法，把交付理解为动产物权转让的公示方法，应该和笔者的认识基本一致。参见上引梁慧星、陈华彬书，第98页以下。另可参见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上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7页。当然，动产物权公示的实践效果以及动产物权是否可以公示，是一个争议性较大的问题，笔者暂且采纳通说。
[63] 有学者认为间接占有也具有公示效力，笔者不敢苟同。参见上引梁慧星、陈华彬书，第98页。
[64] 类似认识可参见上引谢在全书，第58页。不同意见可参见上引梁慧星、陈华彬书，第98页。
[65] 前引梁慧星、陈华彬书，第99页。
[66] 从物权行为理论的角度。即作为物权行为生效要件存在。
[67] 标的物在订立合同之前已为买受人占有的，合同生效的时间为交付时间。
[68] 可参见前引谢在全书，第940页以下。
[69] 有学者则认为作为动产物权公示方法的交付，也包括观念交付。参见上引梁慧星、陈华彬书，第99页。
[70] 如《德国民法典》第929条，《韩国民法典》192条。
[71] 或按照有学者理解的，观念交付也具有公示效力。同注65.
[72] 由于第二十九条已经规定了相关情形，具体适用法律时，不再需要经由引致性规范而适用此条文。
[73] 因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导致物权设立、变更、转让或者消灭的，自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生效时发生效力。
[74] 因继承或者受遗赠取得物权的，自继承或者受遗赠开始时发生效力。
[75] 虽然第二十四条被理解为第二十三条之例外，但第二十四条实际上已超出了第二十三条的统摄范围。见前注59.
[76] 同样的理解看参见前引法工委说明，第36页；法工委解读，第53页。对交付的理解还涉及到一个理论性问题，即该交付究为事实行为，还是法律行为。从第二十五条“自法律行为生效时发生效力”所采纳的术语“法律行为”可以看出，交付在《物权法》上实际上被当作事实行为理解的。前引法工委说明和法工委精解两个文本都持此种意见。此问题牵涉物权行为是否已经得到立法者的承认，笔者在此只遵从法条文义，不作价值探讨。
[77] 第八条很明确地使用了“其他相关法律”的表述，而非如《物权法》当中常见的“法律另有规定”。
[78] 只是《物权法》中频繁使用的“法律”、“法律另有规定”、“本法”、“其他法律”、“法律、行政法规”等等过多，其指涉范围是否一致，实属可议。如果完全按照第八条表述的方式来理解《物权法》中的相关条文，则基本上就使得物权法很多规定成为废文，比如第五十一条。这方面的问题，可以参考以下条文，仔细琢磨：第九条、第十条、第三十一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五条、第五十三条、第五十九条、第六十二条、第六十五条、第七十七条、第一百三十七条、第一百七十一条等等。其中存在的立法学或法理学方面的问题，值得另文详论。
[79] 理由参见本文第五部分。
[80] 即前引“法工委说明”以及“法工委解读”。
[81] 虽然两个文本内容有些不同，但表达的意思一致。参见法工委说明，第7页；法工委解读，第14页以下。
[82] 参见法工委说明，第36页；法工委解读，第52页以下。
[83] 抵押权的转移既因为具有从属性，又不涉及到交付占有，故理当排除在本条范围之外。
[84] 尽管我国现行《物权法》、《担保法》都没有加以规定。
[85] 买受人期待权相关理论，可参见前引梁慧星、陈华彬书，第391页以下。我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四条虽然规定了所有权保留制度，但《物权法》中未有更详尽规定，故买受人期待权在我国还不能算是一种物权或准物权。
[86] 法工委说明，第36页；法工委解读，第53页以下。
[87] 见前文对留置权可移转性的分析。
[88] 参见法工委两个文本对第二十八条的条文解读或立法背景的介绍。法工委说明，第43页；法工委解读，第63页以下。
[89] 另外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第二十三条仅仅规范了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但第三章第三节“其他规定”则包括全部的物权变动形态“设立、变更、转让、消灭”，如此，该节有如何能够被第二十三条之但书条款而涵盖？
[90] 第二章的标题就是“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如果把转让仅限于“经过合同约定”方式，则第三节似乎就超出了第二章的主题范围。如果阅读法工委两个文本对于第二十八条的解释，“实际立法者”所理解的“转让”，似乎又不仅限于“经过合同约定”，而是包括了非依法律行为的“转移”。参见法工委说明，第43页；法工委解读，第64页以下。这也验证了笔者在本文开初部分对“转让”的定义，也可见注14、16.
[91] 或许法工委两个文本对于第二十三条主文部分的解释，即是经过多重排除之后的结论。
[92] 第一百七十八条很明确地使用了“本法”。
[93] 相关问题，参见前注78.
[94] 该书第53页。
[95] 参见法工委解读，第54页；法工委说明也罗列了这两条，并且把条文列出，该书第36页。
[96] 依法属于国家所有的自然资源，所有权可以不登记。——引者注。
[97] 即第二章第三节“其他规定”——引者注。
[98] 法工委解读，第14页以下。
[99] 由于书中没有附注胡康生先生的理由，故其解释依据或意图不可知。
[100] 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101] 最高人民法院拥有司法解释权。
[102] 相关讨论，参阅苏永钦：《民事立法者的角色——从公私法的接轨工程谈起》，载氏著《民事立法与公私法的接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03] 对法律条文的评析，在笔者有限的阅读范围之内，方流芳教授对于《民法通则》的评析，是最具学术价值的。参阅方流芳：《评析》，中国法学会研究部编《法学研究动态》，1988年第11，12，13期，转载于费安玲、朱庆育编：《民法精要》，中国政法大学教务处1999年印行。
[104] 参阅【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一章。
[105] 参阅上引书，第七章。
物权立法论文篇8
一、如何解释我国《民法通则》第72条第2款的规定，我国《合同法》第133条的规定
有些赞同中国民法采取了物权行为理论的学者（以下简称为肯定论者），认为《民法通则》第72条第2款关于“按照合同或者其他方式合法取得财产”的规定、《合同法》第133条关于“标的物的所有权自标的物交付时起转移”的规定等条文，是否承认了独立的物权意思，未予明确。在这种情况下，应当按照《民法通则》第72条第2款所处的位置来确定所谓“合同”的性质。“按照合同”取得所有权，显然要求有关于取得所有权的合意，该合意属于物权合意。〔1〕由于《合同法》第2条关于合同的界定未排除物权合同，所以，《合同法》第51条所谓合同的效力待定是指物权合同的效力待定。〔2〕
对此观点，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分析和评论。
首先，如果立法者制定《民法通则》时并未考虑承认还是否定物权行为，其第72条第2款并未否定物权意思表示之语，只是在陈述客观现象，那么，笔者没有异议。如果论者把当事人双方关于移转标的物所有权的合意，作为构成买卖等合同的意思表示的组成部分，换言之，形成买卖等合同的效果意思由两部分构成，即由发生债权债务的效果意思和引发物权变动的效果意思组成，那么，笔者表示赞同。但如果论者是在遵循《民法通则》未否认物权行为，其第72条第2款就是规定了物权合意，承认了物权行为的逻辑，那么，笔者则持有不同见解。
该观点及其逻辑的不妥，表现在它极不周延。其例证之一是，中国民法未明确表态否认约因制度（consideration），《民法通则》第4条关于民事活动应当遵循有偿原则的规定，《合同法》第186条第1款关于任意撤销赠与的规定，以及其他有关条款的规定，与约因制度的精神及功能相像，是否就解释为承认了约因制度？恐怕多作否定的回答。其例证之二是，中国民法未明确表态否认亲权制度，《民法通则》第16条至第19条以及第133条关于监护的规定，与亲权制度的许多内容重合，是否就解释为对亲权制度的承认？通说同样持否定意见。其例证之三是，中国民法未明确表态否定“口头证据规则”（parolevidencerule），《合同法》第61条和第125条关于合同解释的规定，有些方面与“口头证据规则”的内容或功能相符，是否就解释为承认了“口头证据规则”？至今未见有人如此表达。
其次，如果此处所谓“物权合意”属于物权行为范畴，那么，笔者认为这是曲解了《民法通则》第72条第2款规定的本意，忽视了相关制度未体现出物权行为理论这一事实。
由于法律制度并不是由各个具体的法律规范相加而成的总和，而是一个内容连贯的规则体系，其中的每一项规范都有其特别的意义。因此，我们不仅要正确理解各个用语或句子的意义，同时还必须正确理解某些规则的意义以及各项规则之间的关系。我们“适用”的不仅仅是某一个别的法律文句，而是整个法律规则，有时甚至同时适用若干项法律规则。所以，解释法律不仅要揭示某个具体的用语的意义，而且往往要说明整个规则组合的意义以及各个规范之间的关系。〔3〕这个思想及方法具体运用到解释《民法通则》第72条第2款的规定、《合同法》第133条的规定上，就形成这样的结论：如果这些法律规定承认了物权行为的独立性与无因性，那么，在相当的民法领域必然有相应的体现，相关的民法制度必须予以衔接和配合，否则，就不宜得出法律承认了物权行为制度的结论。事实是，我国现行法在相关制度上无此衔接和配合，兹分析如下：
（一）法律行为无效的原因
《民法通则》第58条第1款第5项规定，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行为无效。《合同法》第52条第4项规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无效。它们适用于包括各类合同在内的一切民事行为。假如按照上述物权行为肯定论者的解释，我国法确立了物权行为制度的话，它们也适用于物权行为。这样一来，问题便发生了：物权行为在于履行债务，仅具技术性，伦理上为中立，不发生其内容是否背于公序良俗之问题，物权行为本身仍属有效，基于无因性之理论，并不受原因行为（私娼馆买卖）无效之影响。〔4〕物权行为是否独立实在是一个高度技术性的选择，完全不涉及任何价值理念的选择。〔5〕就是说，买卖合同等“债权行为”不得违反社会公共利益，违反者无效，但在“债权行为”被确认为无效之前，因履行它而形成的物权行为不受其影响，即依然有效。〔6〕事实是，《民法通则》第58条和《合同法》第52条未作这样的区分，民事行为因侵害社会公共利益无效场合，没有例外承认什么物权行为依然有效。这表明，物权行为肯定论者对《民法通则》第72条第2款和《合同法》第133条规定的解释，得不到相应制度的支持。
（二）民事行为无效、被撤销、不被追认时的法律效果
《民法通则》第61条第1款规定的民事行为无效、被撤销后的返还财产，须是以不当得利为其法律基础，对《合同法》第58条规定的返还财产也应如此理解。但是，若把返还财产的法律基础定为不当得利，那么，《合同法》第58条关于“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的规定，就显得不可思议。因为，不当得利中的所谓“利益”，既可以表现为有体物（所有权）的类型（侵权行为引起的不当得利类型，常有其表现），也可以表现为“差额”的利益形态（给付不当得利中时有发生），还可以表现为定量化的价值（添附造成的不当得利类型的利益形态）。无论何者，都“能够返还”，且“有必要返还”，除非债权人免除此项债务。如此，《合同法》第58条规定“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不是莫名其妙吗？！其实，只要我们不按《合同法》承认了物权行为及其无因性来解释，其第58条规定的各个层次就各有妙用，意味深长：如果财产为有体物并且继续存在，合同无效或被撤销时该有体物所有权复归于给付人，从权利的角度看，所谓“返还财产”为所有物返还请求权。如果该有体物被受领人消费或者变卖，或者给付本来就是劳务，那么，形成“不能返还”，就“应当折价补偿”。虽然仅就文义，可以将“应当折价补偿”解释为损害赔偿的性质，也可以寻找不当得利的法律基础，但从体系解释的方面考虑，因第58条后段规定有“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所以，只有把“应当折价补偿”的法律基础解释为不当得利，才符合逻辑。如果双方均有所给付，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时，当事人愿意采用“差额”法返还不当得利，即“应当折价补偿”的法律基础为不当得利，那么，也就“没有必要返还”给付的原物了。
（三）合同解除制度
有溯及力的合同解除，可以发生的法律后果，《合同法》第97条并列规定了“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赔偿损失”三种。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建议草案）》〔7〕到现行合同法条文的演变观察，“恢复原状”仅仅指原物返还：“采取其他补救措施”是从“几种类型的不当得利返还”改过来的。具体些说，所谓“恢复原状”，其含义较《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建议草案）》第103条规定的恢复原状为窄，仅仅指“有体物的返还”，不再包括“所提供劳务的恢复原状”、“受领的标的物为金钱时的恢复原状”、“受领的有体物消失时的恢复原状”等。“所提供劳务的恢复原状”、“受领的标的物为金钱时的恢复原状”、“
受领的有体物消失时的恢复原状”等类型属于“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如果合同法采纳了物权行为理论，“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就不应并列，只规定一种就足够了。其道理在于，返还原物固然是使双方当事人的关系恢复到未订立合同时的状态，返还受领的金钱同样是使双方当事人的关系恢复到未订立合同时的状态；在受领的标的为劳务或物品利用的场合，其返还依旧是使双方当事人的关系恢复到未订立合同时的状态；应返还的物因毁损、灭失或其他事由不能返还的，应按该物的价款予以返还，还是使双方当事人的关系恢复到未订立合同时的状态。〔8〕在实行物权行为独立性与无因性的法制下，这些恢复原状的法律基础是不当得利返还，而非物的返还请求权。既然如此，对于这些返还类型完全可以用一个上位概念，如“不当得利返还”，或“恢复原状”，或“返还财产”，或其他什么表述加以概括，不应采用“恢复原状”和“采取其他补救措施”两个范畴并列的模式。《合同法》第97条把“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赔偿损失”并列，只要立法者未犯逻辑错误，就表明它们各自具有自己的法律基础，如果以直接效果说作为分析合同解除的法律效果的基础，那么，“恢复原状”适用于原物返还场合，从权利的角度讲，属于物的返还请求权：“其他补救措施”适用于给付劳务、物品利用、交付金钱、受领的原物毁损灭失等场合，从权利的角度看，属于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赔偿损失”适用于上述救济方式运用之后，当事人还有损失的情形，为民事责任的范畴。这些解释，只有在《合同法》未确立物权行为制度的情况下才能成立。
（四）错误制度
如果合同法采取了物权行为理论，那么因错误而撤销合同就得区分何种情况下撤销债权行为或物权行为。依据区分债权行为和物权行为的法制，债权行为上的意思表示有错误，如甲出卖某画给乙，误书价金，而甲撤销其意思表示时，若设画尚未交付，甲免除给付义务，已为给付的，可以按照不当得利的规定请求返还。物权行为上的意思表示有错误，如甲出卖A画给乙，误交B画，而甲未撤销其意思表示时，可以不当得利规定请求返还B画的所有权。在撤销的情形，则得主张所有物（B画）返还请求权。〔9〕
不过，在中国大陆的民法上，上述误交B画之例属于不适当履行买卖合同，除非成立代物清偿，就要一方面由乙返还B画，另一方面请求甲承担违约责任。对于乙返还B画的处理模式，不认为交付B画是个物权行为，也不需要先撤销存在着重大误解的该“物权行为”，甲只要径直基于所有物返还请求权，〔10〕请求乙返还B画，就能达到目的。此外，有的案例是合同无效，返还错误交付的物品。就是说，《合同法》第52条第1款第1项不会适用于误交B画之例。笔者尚未发现以物权行为错误的理论来处理误交标的物的判决。
德国及中国台湾民法及其理论认为，在内容错误的情况下，因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的内容不尽相同，〔11〕物权行为仅仅以物权变动为其法定内容，其所涉及的物权变动，即使不符合债权行为的内容，原则上仍然是当事人所欲为的物权行为，而无错误可言，以买卖为例，在物权行为，其内容仅为“我给予买卖契约而将此标的物的所有权移转于你”，而非“我基于买卖契约而将此标的物的所有权移转于你”〔12〕因而当事人即使对债权行为的内容发生错误，物权行为仍然不受其错误的影响。〔13〕与此不同，在中国大陆民法，买卖合同被撤销时，标的物所有权复归于出卖人。这表明，中国民法在此类情况下未采取物权行为制度。〔14〕
在表示错误，且同时实施了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的情况下，依据德国民法理论，有时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具有瑕疵共同，例如出卖人由于说错，而将一特定的大衣说成特价的商品，顾客随即付清价金，并取走该大衣；〔15〕有时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则分别具有不同的瑕疵原因，例如甲欲出卖A车与乙，却误说成B车，买卖契约成立后，甲在交车时，告知乙，“车停在车库内，汝可自行取之”，结果乙依照甲的话而驾B车离去。此时甲固然可主张买卖契约因表示错误而撤销之。但对于物权行为，甲并未有表示错误，盖甲系误以为其所表示者为移转A车所有权，而实际上其系表示移转B车所有权，此为意思表示的内容错误。〔16〕但此时甲就错误的意思表示所为的撤销，则仍及于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17〕在中国民法上显然没有区分上述情形，从而未反映出采取了物权行为理论。
在物的性质错误场合，按照中国台湾民法规定，其错误必须在交易上具有重要性，始得撤销债权行为（第88条第2项）。物的性质如何？错误是否在交易上具有重要性？原则上系依债权行为的种类及内容而决定，与仅以物权移转为内容的物权行为无关，因而当事人纵然对物的性质发生错误，而为债权行为，但对于因此而为之物权移转通常不生错误，此点亦适用于当事人资格错误的情形。〔18〕但在中国民法上同样未作上述区分，从而未反映出采取了物权行为理论。需要予以衔接和配合的领域，还有善意取得、债权让与等制度，从我国现行法的规定看，均无确立了物权行为制度的痕迹。
第三，物权变动与物权行为不得混淆。肯定论者把《民法通则》第72条第2款、《合同法》第133条的规定解释为确立了物权行为制度，实际上是混淆了物权变动与物权行为，是不论何种法制都一律采用德国民法关于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二分的框架解释法律的表现，其思维模式不可取。众所周知，物权变动在任何国家或地区的民法上都会存在，但它是不是由物权行为引发的，从意思表示的角度观察，它是不是同时表现为一类法律行为，并且是物权行为，则取决于它所处于的民法所选择的立法目的、立法计划及物权变动模式。在法国民法、前苏俄民法上，因它们未确认物权行为制度，故因买卖等合同引起的物权变动系合同履行的结果，是个事实行为，不会是物权行为。在日本民法上，其通说也作如此解释。德国、中国台湾的民法理论则认为，从意思表示的角度、物权运动的层面看，物权变动包含着物权合意加上交付或登记，或者单方的物权意思表示，它们都是物权行为。也正因如此，物权行为论者在没有证明成功中国法在立法计划中设计有物权行为制度的情况下，就把中国法有关物权变动的规定作为中国法承认了物权行为的证据，是不符合民法思维规律的，难以服人。
第四，依据法律规范在法典中所处的编章位置来判断其性质，往往误入歧途。肯定论者之所以把《民法通则》第72条第2款的规定解释为确立了物权行为制度，理由之一是该条款处于物权的编章。〔19〕对此，笔者持有异议。虽然法典化要求物权法律规范汇集于物权法编，债法规范应置于债法编名下，但基于方便、强调、具体制度集中一处、公平正义等要求，在立法技术上，允许物权法编里存在某些债法规范，债法编中伴有若干物权法律规则，甚至物权规范和债权规范发生更加密切的联系。在中国台湾民法上，债之关系，有附随其他制度在物权法编规定者，例如基于相邻关系所发生之损害赔偿责任（第779条、第786条等），遗失物拾得人之报酬请求权（第805条）。物权关系亦有附带在债编规定者，例如不动产出租人之留置权（第445条）及承揽人之法定抵押权（第513条）。在物权关系上订立债权契约常有之，例如共有物分管契约、不得分割的约定等，而实务上认为分管契约对于应有部分受让人仍继续存在，赋予物权之效力。〔20〕物权与债权亦具有互换关系，例如永佃权之设定，定有期限者，视为租赁，适用关于租赁之规定。〔21〕在中国大陆，在国有土地使用权设定部分，会出现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甚至转让合同；在地役权设
定中，会有地役权合同；在土地承包经营权设定问题上，会存在农业承包合同；在抵押权设定、质权设定领域，会规定抵押合同、质押合同。即使按照德国民法理论思维，也应当是国有土地使用权设定、地役权设定、土地承包经营权设定、抵押权设定、质权设定是物权行为，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地役权合同、农业承包合同、抵押合同、质押合同都是或主要是关于债权债务的规定，属于债权合同。〔22〕既然物权规范和债权规范之间的情形如此复杂，简单地以“按照合同或者其他合法方式取得财产的，财产所有权从财产交付时起转移”在法典中所处的位置确定其中“合同”的性质，显得草率，此其一。《合同法》第133条的规定延续了《民法通则》第72条第2款的规定，置于其第9章“买卖合同”之下，而即使在德国学者看来，买卖合同也属于债权行为，债权行为中含有的标的物所有权移转的意思表示应当归属于债权行为的意思表示之内，而不应得出它是物权行为的结论。可是肯定论者仍倾向于把它解释为物权行为，这在逻辑上存在问题，此其二。进而，在中国民法未明确表态确立还是否定物权行为的大背景下，关于物的所有权移转的规范，有的法将它放置于物权的章节，有的法把它安排在债法的领域，在解释上应当如何选择呢？鉴于标的物所有权的移转可以因债权行为引起（按照法国民法、前苏联民法的有关规定），可以因债权行为加上交付或登记这类法律事实构成来引发（依据《合同法》第133条等规定），鉴于物权法中可以存在相当多的债的规范，于是选择法律未确立物权行为的理由更为充分，逻辑上更为顺畅，此其三。立法目的、立法计划中没有物权行为制度，而该项制度又事关重大，在法律解释上却说法律的某条某款规定了物权行为，理由显然不够坚强有力。对此，下文将进行比较详细的分析，此其四。其实，有些肯定论者的态度更实事求是一些，承认因当时的立法条件所限，《民法通则》并未考虑承认还是否定物权行为。问题在于，仅仅完成这种消极的工作远远不够，只有证明《民法通则》具有设立物权行为的立法目的、立法计划，才能说服众人。这种证明的效力取决于寻觅到的“证据”的性质，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是立法说明和有权解释。
依据我国现行法的规定，有权解释包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务院及主管部门等所作的解释。解决此处所论《民法通则》第72条第2款和《合同法》第133条的规定是否确立了物权行为制度的问题，宜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无论是王汉斌同志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草案）》所作的说明，还是顾昂然同志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草案）》所作的说明，均未宣布这些法律承认了物权行为制度。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也没有作出承认了物权行为理论的解释。
第五，把《民法通则》第72条第2款、《合同法》第133条的规定，解释为我国现行法承认了物权合意乃至物权行为，从比较法的角度看，确实牵强。1922年10月31日通过的前《苏俄民法典》第66条规定：“物的所有权，依让与人与受让人间所缔订之契约而移转。对于特定物，自缔订契约之时起，受让人取得所有权，关于依种类规定之物（以数量、重量、长度计算之物），自其交付之时起，受让人取得所有权。”〔23〕此处所谓契约是物权契约还是债权契约？答曰：“买卖合同的法律后果，是出卖的财产的所有权由卖主转移给买主”〔24〕“把出卖的财产底所有权由出卖人移转给买受人，或是在国家机关之间的契约上把占有、使用及处分权移转，这就是买卖契约的决定性的特征。”〔25〕1964年10月1日起实施的前《苏俄民法典》承继了1922年前《苏俄民法典》第66条的基本思想，只是在需要登记的场合做了些修正。它于第135条规定，按合同取得财产的所有权，如果法律或者合同没有其他规定，自财物交付之时起产生。如果关于转让物的合同须要登记，则所有权自登记之时产生。此处“作为所有权产生根据之一的这类合同，例如有买卖合同、供应及其他中介商品交换行为的合同。”〔26〕这表明是“债权合同”而非物权合同。此处“如果关于转让物的合同须要登记，则所有权自登记之时产生。”不是对“债权合同”引起物权变动的抛弃，而是出于公示和保护交易安全的需要，将此类物权变动的法律事实完善为“债权合同”加上登记。前苏联的民法著述在法律行为理论中不提物权行为的概念，也无物权行为的类型，〔27〕也佐证着其法律所谓合同引起标的物所有权移转，是指“债权合同”引起所有权的变动。上述结论得到了下述事实的印证：一是否定私有制民法的思潮盛行，列宁曾经指出，将罗马法典运用到苏维埃民事法律关系上是不可容忍的。〔28〕二是前“苏联法背离罗马法系的传统，不接受物权概念。”〔29〕其民法学说认为，将民事权利区分为绝对权和相对权，物权和债权，是以罗马法为根据的资产阶级民法所通用的。……资产阶级法律中典型的物权-质权，在苏维埃法律的大多数场合下没有物权的性质。〔30〕连物权概念都抛弃的民法，很难想象还能承认物权行为。三是前苏联的民法把公证、登记作为某些买卖、租赁等合同的生效要件。〔31〕在这里，应该进行登记的恰恰是合同本身，而不是合同的标的物。〔32〕住宅买卖合同只有在登记之后才认为已经订立。〔33〕这显然是把公证、登记作为了买卖合同等债权行为的生效要件，有的称之为成立要件，而不是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如果承认了物权行为的话，显然应当是登记为标的物所有权移转的生效要件，登记与否不影响买卖等合同的效力。四是前苏联的民法著述在法律行为部分不提物权行为，如果前苏联民法承认了物权行为，其教科书的法律行为部分不作出反映是不正常的。五是有的前苏联的学者主张，构建苏联民法典时，法律行为一章的规定，应当包括在债编里面。〔34〕
这种模式首先影响到前东欧的一些国家的立法，前捷克斯洛伐克、前保加利亚、前波兰在民事立法方面都运用了苏联的丰富经验。〔35〕如1950年的前捷克民法典第111条关于“特定物所有权之移转，如契约未作其他规定或未有其他特别命令之规定，根据契约本身。如系非特定物，则所有权之移转必须实行交付该物”的规定，与1922年的前《苏俄民法典》第66条的规定如出一辙。1964年的前捷克斯洛伐克民法典第134条，1975年的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民法典第26条，1977年重新颁布的前匈牙利民法典第117条，都仿效前《苏俄民法典》的规定。〔36〕1951年的前保加利亚财产法第77条关于“所有权因法定契约、时效或其他法律所定之方法而取得之”的规定，在精神上也与前《苏俄民法典》第66条的规定大同小异。再看中国《民法通则》第72条第2款的规定：“按照合同或者其他合法方式取得财产的，财产所有权从财产交付时起转移，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合同法》第133条的规定几乎是其翻版，它们的基本精神甚至于大部分表述都相同于前《苏俄民法典》关于种类物所有权移转的规定。
这种相同或相似是偶然的巧合，还是中国法受了前苏联法及其理论的影响？下文关于“立法的理论背景不可忽视”中将对此予以分析和回答。
第六，立法的理论背景不可忽视。逻辑因素必须永远服从历史因素，〔37〕可能有点绝对，但也道出了历史因素的重要地位。正因如此，我们探究《民法通则》第72条第2款、《合同法》第133条和第51条等规定是否确立了物权行为制度，考察立法的理论背景是不容忽视的一环。
法律是实际生活需要的反映
，但要借助于法律理论表达出来，法律理论的形成和传承与法律教育密不可分。实际情况是，制定《民法通则》时，中国民法理论中没有物权行为理论，中国的法律教育未对人们进行物权行为理论的培养。之所以这样说，一是当时的教科书介绍中国民法上的法律行为时不提物权行为理论，只有个别教科书提到传统民法上存在着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的分类。〔38〕二是法律行为无效或被撤销，受领人基于法律行为取得的财产便失去合法根据，应予返还或者叫作恢复原状。如果承认了物权行为的话，受领的财产应当是有法律根据，而不能说失去了合法根据，退一步说，这至少表明了未承认物权行为的无因性。三是所有权的继受取得原因中，虽然有些教科书笼统地说包括合同和继承，未明确指出是物权合同还是债权合同，不过，有些教科书明确列举买卖、赠与等合同；四是许多教科书在说明所有权取得的时间时，明确指出种类物所有权自交付时起移转，特定物所有权原则上自买卖等合同成立时移转。后者显然是债权行为直接引发物权变动，并且是债权意思主义的观点。〔39〕如果作统一的解释，那么，前者体现了债权形式主义的见解。五是侵害社会公共利益、违背社会公德的法律行为无效，显然与物权行为的伦理中立的理念不符。
《民法通则》于1986年4月12日经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之后，江平先生、王家福先生和佟柔先生三位民法学界的泰斗，在《法学研究》上撰文阐发《民法通则》的精神、特色和重要制度，均未提到《民法通则》承认了物权行为。〔40〕倒是有梁慧星先生和董安生博士关于中国民法未承认物权行为的论文先后发表。〔41〕须知，佟柔、江平、王家福、金平、史越等先生都直接参与了民法通则草案的草拟和研讨工作，如果《民法通则》确认了物权行为，这显然属于民法上的大事，他们没有一点反应是不正常的。有意思的是，佟柔先生于《民法通则》制定之前主编的《民法概论》〔42〕还介绍了传统民法上存在着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的分类，在《民法通则》颁布之后主编的《中国民法》〔43〕反倒不提物权行为了。应当注意，由中国政法大学、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和经济审判庭、中国女法官协会联合举办的《〈民法通则〉实施十周年理论与实务探讨会》，于1996年12月16日至18日在国防大学文化活动中心召开，无论是从最高人民法院前副院长马原女士、时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的怀效峰教授、时任司法部副部长的张耕先生、原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江平教授、时任法工委民法室主任的王胜明先生在开幕式的讲话中，还是时任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庭长的梁书文先生在开幕式上所作的《关于十年来民事审判工作的专题报告》中，抑或由江平教授所作的《〈民法通则〉起草和目前民事立法的指导思想》、梁慧星教授所作的《中国统一合同法的制定》、魏振瀛教授所作的《〈民法通则〉的基本制度及结构》、杨振山教授所作的《〈民法通则〉效应和当前民事立法》等专题报告中，均未提到《民法通则》确立了物权行为制度。相反，江平教授在专题报告中介绍说：“在1986年《民法通则》起草过程中存在6个争议较大的问题：……4、确立了意思自治原则。这表现为采用不采用民事法律行为的概念、体系。反对的人认为，英美、法国没有法律行为‘日子过得也比较好’，德国民法中的法律行为抽象，难为一般人理解。但是，民事法律行为这个体系本身揭示了法律行为为意思行为，法律行为的基本要求是：一要合法，二要真实，三要自由。合法是前提，真实是内在要求，自由是本质。”〔44〕由于此处所谓“合法”包含不违背社会公德、不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由于物权行为在于履行债务，仅具技术性，伦理上为中立，不发生其内容是否背于公序良俗之问题，物权行为本身仍属有效，基于无因性之理论，并不受原因行为（私娼馆买卖）无效之影响，〔45〕而买卖合同等“债权行为”不得违反公序良俗，违反者无效。由于物权行为大多为拟制的，“实际运作则以合意仍然存在为一种‘事实推定’，只要未明示撤销即可”，〔46〕这用真实与否来描述至少不太贴切。再说，物权行为理论应当属于“争议较大的问题”，如果《民法通则》采纳物权行为理论，江平教授在其报告中应当提出来说明，但没有一句提到它。可见，从江平教授的报告中应得出《民法通则》没有确立物权行为的结论。魏振瀛教授指出：“在当时情况下采用‘物权’概念，在人大很难通过。”。〔47〕如果《民法通则》确立物权行为制度的话，决不会出现这种状况。
中国民法不采取物权行为理论有着深层原因。在历史上，前苏联民法及其理论深远地影响了中国民法学乃至整个法学。自20世纪50年代起，中国废除伪法统，对旧法学进行意识形态的批判，学习甚至照抄照搬前苏联的民法。〔48〕谁使用国民党政府颁布的民法和西方资产阶级民法中的概念和理论，就被说成具有旧法思想，要受到批评。“苏联法学理论之所以能根植于中国，实际上是历史的给予和我们的需要。”〔49〕“解放初期开始形成的法学理论模式，从外部条件看来，是因为受制于当时与苏联相同的意识形态倾向，是中国革命特定的历史环境造成的。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选择。从法学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内部条件来看，中国法学之所以能全面接受苏联的理论模式，是因为我们对法律的经验直觉从苏联法学那里找到了现论的说明形式，从而使我们一贯对法律的理解与苏联法学理论之间达成了高度的默契。”〔50〕“从更为深远的历史背景来看，中国悠久的法律文化传统亦为接受和培植苏联法学理论提供了适宜的文化心理基础。”〔51〕“几十年来，过于紧迫的政治形势以及不宽松的法学研究环境使得以苏联法学为理论表现形式的中国法学不可能产生真正自觉的反省，从而使苏联法学模式从容地在中国法学界占据统治地位。”〔52〕
形式上的接受虽因中苏关系恶化而中断，但在实质上前苏联民法的思想依然烙印在许多法律工作者的脑海里。自1978年中国恢复高考起，在大学法律学系任教的许多教师都是学习前苏联民法的毕业生，他们在课上课下都在自觉不自觉地传播前苏联民法的许多观点。无论是20世纪50年代的民法学著作，还是20世纪80年代的民法学著述，都把登记、批准作为买卖等合同的生效要件甚至成立要件，〔53〕而不是把它们作为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结果是不可能存在物权行为。在这一阶段，法律专业的学生能够“合法地”阅读到的境外学术著作只有前苏联的法学著述，以及其后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系列中的《拿破仑法典》，连国民党政府时期遗留在大陆的法学著作都在禁止学生阅读之列。这样，承认物权行为的著述阅读不到，没有物权行为概念和理论的前苏联民法、中国民法的著述时时映入眼帘，加上教师不介绍，怎么会有物权行为法学教育及其效果呢？！如果有，要么表明我们中的个人比萨维尼聪明，因为萨维尼创立物权行为理论历时多年，并有他人的完善；要么承认人的思想是天上掉下来的，因为我们中国人一下子便有了完善的物权行为理论，而非逐渐形成的。《民法通则》第72条第2款和《合同法》第133条关于所有权移转要件及时间的规定；登记为买卖等合同的生效要件，〔54〕而不是后移至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法律行为理论中不提物权行为问题等，均为其表现。
前苏联民法及其理论的影响已经反映到了我国的法律文件和司法解释当中。例如，最高人民法院于1982年8月19日作出的《关于华侨买卖国内房屋问题的批复》中指出，华侨买卖国内房屋，必须向国内当地房管部门申请登记，经审查批准后，方可成交。并按规定在国内支付款项交纳税金。否则不予承认。
例如，最高人民法院于1985年8月10日作出的《关于国营企业购买私房已成使用多年经补办批准手续后可承认买卖关系有效的批复》，认定私房买卖合同关系经补办县人民政府的批准手续后有效。最高人民法院于1982年12月18日发出的《关于王正贵与林作信、江妙法房屋买卖关系如何确认的批复》指出，房屋买卖关系，既未经过国家的契税手续，也没有取得房管部门的认可，该买卖合同无效。〔55〕
中国民法未采纳物权行为理论还有另外的深层原因，即在1986年以前，人们的思想远没有今天解放，至少相当一些法律工作者存在着被指责为资产阶级法学概念和理论的担忧。当时的中国民法，一说到所有权，基本上是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个人所有权的客体限于生活资料，竟出现了为缝纫机是属于生产资料还是生活资料而争论不休的现象，《民法通则》不敢采用物权的概念。〔56〕再说，当时的民法学处于困难时期，有被取消的危险，是“民法求生存”的阶段。连生存都成问题，连物权的概念都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何况资产阶级民法上的物权行为！还有，当时的民法学者为弄清民法的调整对象和建构民法的体系，进而证明民法不可或缺的“合法”地位，划清民法与经济法的界限，而全力以赴，无暇顾及具体的民法制度。〔57〕连民法要不要法律行为制度尚且都在争论之中，更不要说极为抽象且适用区域狭小的物权行为制度了。总之，在为生存而斗争、为国家所有权等重大问题而绞尽脑汁的背景下，是难有精力注意物权行为这么高深的理论的。
第七，立法目的、立法计划系解释法律不可或缺的基准。众所周知，每项法律规范的意旨如何，各项法律规范的排列和衔接，无不受制于立法计划、立法目的。尤其是许多赞同物权行为理论的学者崇尚意思主义，在法律解释上就更不应忘记立法目的、立法意向。在法律颁行的时间不太长的情况下，更是如此。难怪拉伦茨教授说，法律解释的最终目标只能是：探求法律在今日法秩序的标准意义（其今日的规范性意义），而只有同时考虑历史上的立法者的规定意向及其具体的规范想法，而不是完全忽视它，如此才能确定法律在法秩序上的标准意义。〔58〕不然，德国民法学者为什么时常援用立法理由书，来证明自己的解释更具有“合法性”？
判断是否存在法律漏洞，尚且以法律本身的观点、法律的根本规整意向、藉此追求的目的以及立法者的“计划”为准，〔59〕解释法律更应如此。退一步说，假使中国法未确立物权行为制度是一项法政策上的错误，连法官都无权完善它，只有藉新的立法规定才能修正以前的立法规定，〔60〕何况我们学者？！
如果把制定法律比作实施一项法律行为，制定出来的法律相当于表示行为，那么，立法目的就相当于效果意思。不探究立法目的，就相当于不考察效果意思。虽然有时单从表示行为可以推知效果意思，但许多情形则相反。同理，有时可以从法律条文的外形等可以推断立法目的，有时则不能。像物权行为这样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制度，仅凭两三个条文就推断出它已经存在于现行法上，显得草率。
肯定论者或许说，我们对《民法通则》第72条第2款的解释不是依据“主观论”，而是遵循客观论。笔者认为，即使如此解释《民法通则》，也仍然得不出它已经确立了物权行为的结论。因为法律解释中的“客观论”，是以解析法律内存的意义为目标的。〔61〕尽管按照客观论对于颁行时间过久的法律规范的解释可以不拘泥于立法者当时的主观意思，作出符合现时社会情况的解释，乃至改变某项法律规范的含义，但这并非解释者的随心所欲，仍然要受整个立法计划、立法目的的制约。例如，《法国民法典》对于侵权行为原则上以过失为成立要件。关于由物本身事实所产生的损害，惟有动物及建筑物为例外，可无须证明占有人或所有人的过失而请求赔偿，其余则统须依一般原则，非有过失不负责任。到了19世纪末叶，机械的使用日益频繁，建筑物以外的其他无生命物，如车辆、机器等所可致人的损害，倘若证明占有人或所有人的过失，十之八九无法获得赔偿。这在正义道德上说不过去，在法律上无法补救。到了1896年，忽然发现了第1384条的第1项。以往对这项规定的解释，仅是同条第2、3、4项及第1358、第1386条的一段开场白，向来的判例学说从未重视它。但法国最高法院民庭于1898年6月16日的一件判决里，挑出了“对于所占有之物所致之损害亦应负责”这一句，断章取义，认为这是关于无生命物所致的损害，无须证明占有人之过失即得请求赔偿的一般规定。这是奇妙的新发现，亦是理性的新创造。这是逻辑的矛盾，亦是艺术的和美。〔62〕该解释不能不说胆大包天，但它仍未脱离过失责任原则和个别例外的总体计划，所以能够为人们所接受。《民法通则》没有把民事行为无效、被撤销场合返还财产的法律基础一律规定为不当得利返还，没有在合同解除后的恢复原状的法律基础一律规定为不当得利返还，没有在债权让与场合按照物权行为制度建构，没有在重大误解制度中区分为债权行为中的错误和物权行为中的错误，并分别处理，……，就更不能说《民法通则》第72条第2款的“合同”系指物权行为符合《民法通则》的内存意义了。
按照注释民法的规则，于此场合，应探究立法意图，从而确定这些规定是否承认了物权行为。第八，立法目的何处寻？有学者不同意笔者的上述思路和逻辑，其重要的理由是，连法工委在草拟和研讨《民法通则》草案、《合同法》草案时发表的意见都不代表立法者的立法目的，更不要说法制工作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和专家学者在此类活动中提出的观点了。
至此，问题便进入到了一个根本点：谁是立法者？立法者的立法目的、立法意图何处寻觅？回答多种多样，有的观点尖锐对立。
立足于解释主体的观点，即解释主体说，认为立法目的、立法意图取决于解释者的理解，实际上也就是解释者所理解的意思。霍德利主教（BishopHoadly）说：“正是那些有绝对权力去解释任何成文法的或口述的法律的人，而不是首先写就或口述法律的人，才是法律之意图和目的的给予者。”〔63〕笛乌林（Devlin）勋爵指出：“法律就是法官说是法律的东西。”〔64〕这种学说在英美法系也许是一种自然产生的结果，可能不会在心理上给人们造成太大的刺激，因为在普通法传统中，法院或法官本身就拥有丰富的正当性资源，“法官造法”是这种传统的基本特征之一，而不是对传统的反动。但是在大陆法系国家，这样一种不假借立法者和法律文本名义的观点则难有容身之地。近代欧洲大陆的法治观念和传统的建立，包含了对以往司法专横-往往以法律解释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否定，包含了对司法的不信任和遏制态度；在严格的分权原则中，法官解释和适用法律的正当性取决于是否遵循立法原意、是否符合法律条文的语义，因此，法官的“造法”功能尽管在事实上甚至在法律上最终获得承认，但它毕竟是对传统的否定，因而它无法从法院或法官所拥有的正当性资源中获得足够的支撑，而必须以立法或法律文本的权威加以合法且合理的包装。〔65〕
笔者认为，如果对“立法者”及其立法目的、立法意向的界定过于苛刻，拒绝把国会议员、国会所属各委员会、以及负责起草法案的公务员依程序所表达的规范意见，作为“立法者”的立法目的、意向的形成元素，或者是一定程度的反映，在西方国家会使“立法者”的立法目的、立法意图的表现形式减少，人为地舍去了本来是立法目的、立法意向组成部分的法律意见，给解释和适用法律造成不必要的困难。在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法律草案所作的立法说明一直比较简单，立法理由书不是欠缺就是不予公布。在这种背景下，仍然苛刻地界定“立
法者”及其立法目的、立法意向，拒绝承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及其工作人员依法律程序所发表的规范想法、受聘参与立法活动的专家学者依法律程序就法案及其具体制度和具体规则所提出的观点，为“立法者”的立法目的和立法意向的组成元素，拒绝承认这些规范意见或者观点是“立法者”立法目的、立法意图的反映，就容易使“立法者”的立法目的、意向成为无源之水，成为理论上存在而实际中寻觅不见的神像。在客观上，就会走向上文所谓解释主体说，即，每个解释者按照他的法律意识和规则解释每项法律规范。而每个法律人的法律意识和规则可能都不一样，对同一项法律规范的解释结论会千差万别，从而导致法制的不统一，瓦解法律的安定性。这是一条危险的路线。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为“立法者”不是空洞的概念，其立法目的总要有一定的表现形式，鉴于中国立法的实际情况，应相对弹性地把握和认定“立法者”及其立法目的、立法意图。
如果这种观点可以成立，那么，下述思路及意见则应被赞同：
《民法通则》于1986年4月12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被通过，无论是王汉斌同志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草案）》向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所作的说明，还是参与草拟和研讨民法通则草案的专家学者的著述，抑或在相当长的时期中出版、发表的作品，均未指出《民法通则》采取了物权行为理论。《合同法》呢？顾昂然同志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草案）》向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所作的说明，没有宣称采纳了物权行为理论。笔者曾参与讨论、起草了《合同法》的立法方案，参与草拟了《合同法》草案的学者建议稿，数次参加了《合同法》草案的讨论会，从未见闻过法制工作委员会及其民法室主张过物权行为理论，相反，在讨论过程中倒是表明合同法不采纳物权行为理论。物权行为理论在我国《合同法》立法中有人主张过，但未被采纳。其原因是它同我们已经形成的传统的一般见解实在是距离太远了。合同法所称合同为债权合同。〔66〕
二、若干相关问题
（一）如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地产管理法施行前房地产开发经营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12条、第14条的规定
有学者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地产管理法施行前房地产开发经营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以下简称为《解答》）第12条和第14条规定区分了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与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变动），承认了物权变动与“债权行为”是不同的法律事实，进而承认了物权行为制度。对此，笔者分析与评论如下：
1.先分析《解答》第12条规定的意义
对《解答》第12条的规定，可以解释为表达了法律不保护恶意之人的意思。转让方故意拖延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并据此主张转让合同无效，属于恶意，法律不但不保护他，反而作相反的认定。此其一。进而，可以解释为法院认定合同有效，要求转让方继续履行合同。在这里，不求助于物权行为理论，完全能适当地解决问题。
将其解释为区分了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与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变动），承认了物权变动与“债权行为”是不同的法律事实。如此，转让合同的成立要件是当事人双方的意思表示一致，只要该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关于合同生效要件的）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转让合同就有效。至于未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只是土地使用权未发生移转的效果。这样解释比较顺畅。
应予指出，也可以将《解答》第12条的规定解释为没有区分转让合同与物权变动，只是法律对恶意行为作发生相反后果的认定。如此处理存在着例证。例如，在附条件法律行为的情况下，恶意阻止条件成就或恶意促成条件成就，法律规定发生相反的法律后果。
当然，前一种解释更为顺畅，更符合发展趋势，笔者赞同这种解释。但是，即使如此，也不必然得出《解答》第12条的规定承认了物权行为的结论。其中原因在对第14条规定的分析之后一并阐明。
2.再分析《解答》第14条规定的意义
如果《解答》第14条承认了物权行为的话，那么，它就应当规定：“土地使用者就同一土地使用权分别与几方签订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均未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手续的，各合同也有效。”因为按照物权行为制度，债权行为的有效不需要转让方具有处分权，转让人“一地数卖”有何关系？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效力不应受影响。可该司法解释第14条前段偏偏规定转让合同一般无效，这表明它没有按照物权行为和债权行为区分的思路设计，仍要求“债权行为”负担移转土地使用权的重任，故必须以处分权的存在为有效条件之一。
对《解答》第14条后段规定的“如其中某一合同的受让方已实际占有和使用土地，并对土地投资开发利用的，经有关部门同意，补办了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手续的，可认定该合同有效。转让方给其他合同当事人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完全可以解释为“对已经实际履行的合同（属于‘债权行为’）尽可能地承认其效力”，而不必寻找物权行为的救命途径。何以如此解释？物权变动是否就是物权行为，在不同的法制上确有不同的答案。在德国学者的眼里，物权变动是法律行为，并且是物权行为。在法国学者的视野里，物权变动是个事实行为。中国民法如何呢？如果上述司法解释制定时采纳了物权行为理论，那么，将这些规定解释为承认了物权行为，尚有一定理由，但仍然受到质疑，即中国民法在整体上未奉行物权行为理论，单独一个司法解释采纳它，是否具有合法性？此其一。其二，同一个司法解释，其第14条前段、第15条、第16条的规定被指责为未贯彻分离原则，看不出承认了物权行为的痕迹来，我国《担保法》第41条、第64条第2款的规定，也被批评为将物权变动当成了债权变动的必要条件。基于上文关于《民法通则》等法律制定的背景、立法计划、立法目的等方面的考察，据此可以推断，当时的立法以及司法解释没有采取物权行为理论的目的，难怪屡次混淆物权变动与“债权行为”之间的关系。据笔者所知，在1950-1990年间，了解物权行为的中国民法学者为数不多，从事立法和司法工作的专家亦然。如此，将司法解释的个别条款解释为承认了物权行为，显得缺乏足够的证据支撑。
（二）对《合同法》第51条的解释
《合同法》第51条的规定，含义如何？众说纷纭，笔者认为，《合同法》第51条的规定未承认物权行为理论，所谓效力待定，是指买卖合同等效力待定，而非物权行为的效力待定，买卖合同等有效。〔67〕（三）如何看待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抵押合同等性质肯定论者认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抵押合同、质押合同等是物权合同，我国现行法已经规定了它们，所以，我国现行法承认了物权行为理论。对此，笔者同样持不同意见。土地所有人为他人设定地上权，此一物权变动的原因，也源于双方负担设定与支付地租的债权契约（可能与物权合意并存），究其性质，其实也是买卖，仅其价金为分期给付而已。甚至抵押权的设定，其原因也是为了履行抵押人（债务人或第三人）与债权人债务人（在第三人提供抵押的情形）之间约定设定抵押权的债权契约，此一债权契约可能与金钱借贷契约并存，如银行与借贷人在借贷契约中加入由借贷人提供抵押的约款，当然也可能是第三人与债务人间的独立契约。〔68〕对我国法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地役权合同、土地承包经营合同、抵押合同、质押合同等，也应如此解释。这不仅是因为它们本身充满着债权、债务的约定，例如，出让人何时移转国有土地使用权，受让人负担多少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分几期交付、在一定时期内投资多少人民币，等等，
即使按照德国民法的思维，也是债权行为；而且它们当中确实存在着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地役权合同、土地承包经营合同、抵押合同、质押合同的“约定”与国有土地使用权、地役权、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权、质权的“设定”的区分，按照德国民法的思维，此处所谓“约定”属于债权行为，“设定”则为物权行为；在不承认物权行为制度的法制上，所谓“约定”属于债权行为，“设定”属于物权变动。因此，在我国法上，不应把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地役权合同、土地承包经营合同、抵押合同、质押合同等说成物权行为。
这个疑问因阅读到如下一段文字愈发强烈：“物权合同对于德国法学者而言是理所当然的，并不是因为该制度具有德国特色或者是对罗马-德国法的继承，也不是因为德国法学者确信物权合同具有很高的法学价值。物权合同对于他们来说是给定的，因为建立了物权合同的学说被制定法所采纳，因为制定法规定了物权合同。因此，只要制定法不改变，物权合同就是给定的。德国法学者与物权合同的关系（在这里我可以不假思索、略加夸张地说）就是他们与规定了这一原则的法典的关系。人们遵循法典，由此遵循法典中规定的物权合同-此外没有任何其他原因。”〔69〕
注释：
〔1〕 田士永：《物权行为理论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12月版，第73页。
〔2〕〔2〕同注[1]引书，第228-230页。
〔3〕[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上册），王晓晔、邵建东、程建英、徐国建、谢怀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102页。
〔4〕王泽鉴：《债法原理？不当得利》（总第2册），三民书局1999年10月修正版，第105页。
〔5〕苏永钦：《跨越自治与管制》，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9年1月版，第227页。
〔6〕现今德国通说则认为，物权行为的内容固为中性，原则上无法违反公序良俗，然在某些案件中，物权移转本身，即在追求违反公序良俗的不正当性，甚或其不正当性的目的系经由物权的移转而促成。于是，部分学者对物权行为是否违反公序良俗，则采取较严格的标准，亦即惟有在第三人的利益或公共利益因物权行为而受损害时，始得认定该物权行为违反公序良俗而无效。见弗卢梅：《德国民法总则》第2卷（FlumeII，S.18）；拉伦茨：《德国民法总则》，第22页，第449页以下（Larenz，AT，S.22III，S.449ff）；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编码712（Medicus，AT，Rn.712）。转引自郑冠宇：“物权行为无因性之突破”，《法学丛刊》第43卷第4期（总第172期），1998年10月，第64页。
〔7〕具体内容见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4卷，法律出版社1996年2月版，第439-539页。
〔8〕当然，准确地说，只有不再有损害以及损害赔偿的情况下，上述所谓“恢复原状”才是真正的恢复原状，并且只是利益关系意义上的恢复原状。
〔9〕王泽鉴：《民法总则》，三民书局2000年9月版，第412页。
〔10〕在学说上，有的主张甲是基于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请求乙返还B画。
〔11〕维尔林：《物权法》，第1页（Wieling，SachRI，S.1III4caa）；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编码223（Medicus，AT，Rn.233）。转引自郑冠宇：“物权行为无因性之突破”，《法学丛刊》第43卷第4期（第172期），1998年10月，第62页。
〔12〕帕夫洛夫斯基：《德国民法总论》，编码590（Vgl.Pawloski，AT，Rn.590.）。同注[11]引书，第62页。
〔13〕同注[11]引书，第62页。
〔14〕应当承认，在同一性错误的情况下，无论是当事人本身的错误（errorinpersona），还是标的物本身的错误（errorinobjecto），依据德国民法及中国台湾民法及其理论，此时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均会受错误的影响，而具共同瑕疵的情形。例如甲欲将其汽车出卖于丙，却误认乙为丙，而与之订约，并依让与合意而交付之，甲之所以与乙订立买卖合同以及为物权的移转，均系因其缔约对象的同一性错误所致，故甲可以主张撤销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见林登曼：《1900年以来德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司法判例对抽象原则的突破》（Vgl.Lindemann，DieDurchbrechungdesAbstraktionsprizipsdurchdieHochstrichterlicheRechtsprchungseit1900，S.45.）。同注[11]引书，第62页。
〔15〕韦斯特曼：《物权法》，第4页（Vgl.HP.Weatermann，SachR，S.4IV1.）。同注[14]引书，第62页。
〔16〕施赖伯文载于《法律学习》的论文（Vgl.Schreiber，Jura1989，619.）。同注[11]引书，第62页。
〔17〕同注[11]引书，第62页。
〔18〕同注[15]引书，第4页。
〔19〕同注[1]，第73页。
〔20〕参照中国台湾“最高法院”1959年台上字第1065号判例。
〔21〕王泽鉴：《民法物权·通则·所有权》（总第1册），三民书局1992年9月版，第9页。
〔22〕在德国、中国台湾的民法理论上，也有人主张抵押合同、质押合同是物权行为。
〔23〕资料来源：《各国民法分解资料汇编？第二辑？物权部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厅研究室编印，1955年6月，第33页。
〔24〕[前苏联]坚金、布拉图斯主编：《苏维埃民法》第3册，中国人民大学民法教研室译，法律出版社1957年11月版，第13页。
〔25〕[前苏联]C.H.布拉都西主编：《苏维埃民法》（下），中国人民大学民法教研室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4年2月版，第10页。
〔26〕[前苏联]格里巴诺夫、科尔涅耶夫主编：《苏联民法》（下册），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民法经济法研究室译，法律出版社1984年9月版，第287页。
〔27〕[前苏联]B·T·斯米尔诺夫等：《苏联民法》（上卷），黄良平、丁文琪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11月版，第85-87页，第166-174页；格里巴诺夫、科尔涅耶夫主编：《苏联民法》（上册），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民法经济法研究室译，法律出版社1984年9月版，第208-216页。
〔28〕《列宁全集》，第29卷，第419页。转引自根金：《苏维埃民法科学中的几个问题》（原载《苏维埃国家与法律》1952年第6期），载《苏维埃民法》（参考资料第1辑），东北人民大学民法教研室编，1956年4月30日，第195页。
〔29〕[法]勒内·达维德：《当代主要法律体系》，漆竹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278页。
〔30〕[前苏联]根金：《苏维埃民法科学中的几个问题》（原载《苏维埃国家与法律》1952年第6期），谭彼欧译，载东北人民大学民法教研室编：《苏维埃民法》（参考资料第1辑），1956年4月30日，第194页。
〔31〕同注[25]引书上，第145页。〔32〕同注[27]引书，第252页。应予说明，有的学者同时承认登记为标的物所有权移转的要件。
〔33〕同注[27]引书，格里巴诺夫、科尔涅耶夫，第225页。
〔34〕[前苏联]，阿？维？维尼吉克托夫：《论苏联民法典的体系》（原载《苏维埃国家与法》1954年第2期），彭望雍译，黄毓麟校，载《苏维埃民法》（参考资料第1辑），东北人民大学民法教研室编，1956年4月30日，第41-42页。
〔35〕同注[30]引书，第206页。
〔36〕梁慧星：“我国民法是否承认物权行为”，《法学研究》1989年第6期（总第65期），1989年12月23日，第59页。
〔37〕[美]本杰明·内森·卡多佐：《法律的生长》，刘培峰、刘骁军译，冯克利校，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42页。
〔38〕佟柔、赵中孚、郑立主编：《民法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年11月版，第57页。
〔39〕佟柔主编：《民法原理》，法律出版社1983年6月第1版，第76-80页，第127-128页；佟柔主编：《民法原理》（修订本），法律出版社1986年6月第2版，第95-9
9页，第110-111页，145页；陈国柱主编：《民法学》，吉林大学出版社1987年5月第2版，第72-78页，第87-88页，第91-92页；金平主编：《民法学教程》，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87年3月版，第98-105页，第120页，181页；李由义主编：《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9月第1版，第117-125页，第136页，182页；马原主编：《中国民法讲义》（上册），全国法院干部业余法律大学编，1986年12月，第98-104页，第125页，第193-197页；唐德华主编：《民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87年6月版，第78-91页，135-136页；李源植主编：《民法学》（上），吉林人民出版社1989年2月版，第231页。
〔40〕江平：“民法通则的适用范围及其效力”，《法学研究》1986年第3期（总第44期），1986年6月23日，第1-6页；王家福：“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法通则”，《法学研究》1986年第3期（总第44期），1986年6月23日，第7-11页；佟柔、周威：“论国营企业经营权”，《法学研究》1986年第3期（总第44期），1986年6月23日，第12-18页。
〔41〕同注[36]引书，第56-62页；董安生：《民事法律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6月版，第177-182页。
〔42〕同注[38]引书，第57页。
〔43〕佟柔主编：《中国民法》，法律出版社1990年版。
〔44〕江平：“《民法通则》起草和目前民事立法的指导思想”，高富平整理，载《〈民法通则〉实施十周年理论与实务研讨会简报》第2期，马原、杨振山等组成的编委会编，1996年12月16日，第2页。
〔45〕同注[4]引书，第105页。
〔46〕同注[5]引书，第228页。
〔47〕魏振瀛：“《民法通则》的基本制度及结构（摘要）”，孙强整理，载前注[44]《简报》，第8页。
〔48〕汤能松、张蕴华、王清云、阎亚林：《探索的轨迹-中国法律教育发展史略》，法律出版社1995年9月版，第390-393页，第486页，第546-547页。
〔49〕孔小红：“中国法学四十年略论”，《法学研究》1989年第2期（总第61期），第51页。
〔50〕同注[49]引书，第51页。
〔51〕同注[49]引书，第51页。
〔52〕同注[49]引书，第51页。
〔53〕同注[38]引书，第61页；佟柔，同注[39]引书，第82页，第270页；佟柔主编（修订本），同注[39]引书，第98页，第101页。金平主编，前揭《民法学教程》，第103页、第107页；马原主编，前揭《中国民法讲义》（上册），第104页；唐德华主编，前揭《民法教程》，第84页；李源植主编，前揭《民法学》（上），第140页；金平，同注[39]引书，第103页，第107页；马原，同注[39]引书，第104页；唐德华，同注[39]引书，第84页；李源植，同注[39]引书，第140页；王利民、郭明瑞、方流芳，前揭《民法新论》（上册），第371页。
〔54〕同注[36]引书，第59页。
〔55〕应当承认，有的法律文件和司法解释未把登记作为房屋买卖合同的有效要件，例如，1983年12月17日国务院的《城市私有房屋管理条例》第6条第1款后段，第7条第1款第2项、第3项、第4项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于1987年12月10日作出的《关于曹根田与张仁吉房屋买卖关系是否有效的批复》，于1988年3月21日作出的《关于李德成诉邓崇勋房屋买卖关系是否有效的批复》，于1988年4月13日发出的《关于刘好福、刘好祯与刘好禄、刘好祥房屋买卖纠纷的批复》。也有些模棱两可的，如《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28条。还须指出，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为分水岭，此前的也就是《民法通则》颁行之前的司法解释大多把登记作为买卖房屋等合同的有效要件，其后的司法解释则大多把登记作为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越来越合理了。
〔56〕《江平教授在开幕式讲话》，载《〈民法通则〉实施十周年理论与实务研讨会简报》，马原、杨振山等组成的编委会编辑，1996年12月16日，第11页。
〔57〕这一点，通过检索1978-1986年期间报刊杂志刊载的民法学论文题目，就会一目了然。此期间系民法求生存的阶段的说法，来自王卫国教授的演讲。
〔58〕[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学生版），陈爱娥译，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12月版，第224页。
〔59〕同注[58]引书，第283页。
〔60〕同注[58]引书，第284页。
〔61〕同注[58]引书，第221页。
〔62〕王伯琦：“法学，科学乎？艺术乎？”，载《王伯琦法学论著集》，三民书局1999年1月版，第20-21页。
〔63〕霍德利主教（Bishop Hoadly）语。转引自[英]H·L·A·哈特：《法律的概念》，张文显、郑成良、杜景义、宋金娜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1月版，第140页。
〔64〕转引自张志铭：《法律解释操作分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9月版，第46页。
〔65〕同注[64]引书，第47-48页。
〔66〕谢怀栻等：《合同法原理》，法律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102-105页；梁慧星：《民法学说、判例与立法研究》（二），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122页；梁慧星：“如何理解合同法第51条”，《人民法院报》2000年1月8日；王利明：《物权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版，第160页。
〔67〕详细阐述，见崔建远：“无权处分辨”，《法学研究》第25卷第1期（总第144期），2003年1月，第3-24页。
〔68〕同注[5]引书，第2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