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翻译范文

中文翻译篇1

关键词：中国文学；“走出去”战略；文学翻译

中图分类号：I04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14）01015705

一、引言

近年来，中国正在切实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已有不少学者从宏观上探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内容和手段，涉及影视产业、表演艺术、汉语言本身、中国文论、中国文学等，手段涉及制定可行的政策、谋求合作、外贸输出等。毋庸置疑，翻译作为语言文字的转换形式，是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实施中的重要手段之一。但是，长期以来，翻译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未能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实际上，要实施好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既要从思想上认识到翻译的重要性，又要充分发挥翻译的作用，从译介内容、译者选择和翻译策略等方面树立新的认识、作出正确的决策。中国文学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中国文学“走出去”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一环，虽然在过去和现在，不少中国作品都已译介到国外，但是审视中国文学的传播情况，有必要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实施中进一步认识促进中国文学“走出去”的重要手段――翻译。

二、重视并发挥翻译在中国文学“走出去”过程中的作用

长期以来，翻译总体上一直受到轻视。例如，国外的一本畅销书介绍到中国，出版社很少宣传译者，给译者的报酬也比较低，译者也根本没有版权可言。译著书脊上一般没有译者的名字，有的译著封皮上也没有译者的名字，到扉页中才出现；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中的外国文学作品也很少介绍译者，有些甚至连译者的名字都不出现。正如美国学者韦努蒂指出，译者的存在似乎只是个影子，译文的合法定位显得模糊和不利，译者没有版权，只是原作者的附庸，原作者决定性地控制译文的出版，译者从没有著作权（Venuti）。今天，要充分发挥翻译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中的作用，建议采取以下措施，提高对翻译作用和重要性的认识。

第一，翻译协会、翻译组织、出版社乃至高等院校必须加大力度宣传翻译的重要性，呼吁全社会重视翻译，尊重译者。翻译协会可以定期出版关于翻译方面的简报，组织德高望重的中国翻译家和国外从事中外翻译的汉学家和翻译家在公开场合（如书店、学校等）发表演讲或举办讲座，增强大众对翻译的认识，尤其是使大众认识到翻译工作的重要性。这样可以使社会认识到翻译的重要性，激励更多的人从事翻译工作，从而吸引更多优秀的译者从事中国文化的翻译工作。高等院校应该重视翻译这一学科在外语专业中的地位，投入足够的财力和人力培养优秀的翻译人才。

第二，出版社和翻译公司应逐步提高译者的报酬和地位。目前，从事文化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的报酬相当低，很多外语专业甚至是翻译专业毕业的学生都不愿从事文学翻译这样收入微薄的工作。其次，出版社要在译作和译著显著的位置标注译者的姓名，即书脊、封皮、扉页上都应该印有译者的名字，并附上译者的简介，这样一方面是对译者的尊重，另一方面也促使译者提高翻译质量，对自己的译作负责。

第三，要从更高层次上关注译者，比如探讨译者的版权和版税等问题。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翻译家严复曾为译者争取过版权和版税。严复还未完成《原富》的翻译之时，时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的张元济就写信给严复请求

出版该书，1900年2月《原富》译完后严复写信给张元济，首次提出翻译的版税问题，认为版权保护非常必要。1903 年4月严复上书给当时的学部大臣张百熙，说明版权立法保护作者的经济和精神权利的必要。在严复看来，给予译者版权可以带来以下好处：从精神上来说，著译者劳心劳力，理应得到重视与保护；从经济上说，得到物质奖励的同时，也可以免去著译者的后顾之忧；从国家长远发展的角度来说，著译新书是开启民智、强盛教育的前提，如果著译者因为权利得不到保护而放弃这一工作，那么，对国民教育和国家未来发展都将是严重的阻碍（刘玉一）。严复的这一思想产生于一百多年前，但是今日，中国给予译者的权利却少之又少，一般译者只是一次性拿到微薄的翻译费，没有版税、版权可言。如果译界和出版界能够借鉴严复的这一远见卓识，势必会有更多的译者愿意投身于中国文学的翻译传播工作。

总之，在对待翻译的作用和译者的态度方面采取上述策略可以真正使译者从“隐形”变成“显形”，从而调动译者的积极性，更好地发挥翻译的桥梁作用，更好更快地促进中国文学的传播。

三、对中国文学“走出去”过程中翻译内容选择的再认识

在译介中国文学作品时，应特别重视正确处理迎合外国读者的阅读兴趣与传播中国文学之间的关系。一方面，中国文学“走出去”首先应建立在译语读者接受的基础上，因此，应当选择一些迎合外国读者阅读兴趣的作品。例如，美国汉学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翻译了大量的中国文学作品，在文本的选译方面，他不仅考虑到自己的兴趣，更重要的是主动迎合了美国读者的阅读兴趣和出版商的出版发行兴趣。他认为，美国读者阅读中国小说，其喜好集中于政治、性和性别方面，甚至是人的本性方面，于是自己翻译了《檀香刑》、《酒国》、《米》等，因为这些作品都是擅于表现人性中黑暗与邪恶一面和与暴力的场景。同时，葛浩文还翻译了聂华苓的《桑青与桃红》、古华的《贞女》以及虹影的《饥饿的女儿》，因为这些作品属第三世界的性别话题，能够赢取英语读者及海外出版商的青睐（胡安江）。葛浩文翻译的作品在美国赢得了较多的读者，对传播中国文学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他的翻译实践为译介中国文学的内容选择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尤其是莫言于2012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而葛浩文又是莫言作品的重要译者之一，因此，中国文学要受到世界更多的关注，选译外国读者感兴趣的内容当然十分重要。

另一方面，在中国文学传播的过程中，也不能一味地迎合外国读者的兴趣而忽视中国文化中的精华。如果仅仅为了迎合西方对中国的想象而只选译表现人性中黑暗与邪恶一面和及暴力的作品，对中国文学和文化“走出去”是有较大负面影响的，长此以往，必定会破坏中国人和中国在外国读者心目中的形象，尤其是那些并没有到过中国的读者如果读到的都是以上内容的作品，一定会认为中国到处充满了暴力、黑暗、邪恶和。因此，在适当译介一些迎合外国读者兴趣的作品的基础上，应该更多地译介表现中国人和中国正面形象的作品。

鉴于此，如何选择既能引起外国读者兴趣又能正面传递中国文化精神的作品，需要相关部门、出版社认真研究。从文学的选译内容看，应该更多地译介描写中国社会现实、中国社会进步和含有更多中国文化元素的作品，尤其是刻画中国民族乐观豁达、勤劳善良和幸福生活的作品，让国外的读者能够强烈地感受到中国作为一个泱泱大国所具有的进步和积极意义

，吸引更多的读者群，激发读者对中国文化更大、更多的兴趣。

四、对中国文学“走出去”过程中译者选择的再认识

从翻译实践看，译者的身份非常重要。首先，译者要使译语读者有一种身份认同感，更重要的是，译者要了解外语读者的喜好，了解中国的文化如何使外语读者接受。因此，在选择译者方面应该谨慎从事。

中国文学的译介离不开母语为外语的译者，因为他们更了解国外接受者的心理和阅读习惯。例如美国史奈德译出了20首寒山诗，这些英译诗歌首先得到了小说家凯鲁亚克的认同，凯鲁亚克又在自己的自传体小说《得道的流浪汉》（The Dharma Bums）中讲述自己与史奈德的一段友谊，写自己如何倾听史奈德所译的寒山诗、所讲的寒山精神，并在史奈德引导之下回归山林，得到顿悟。此书一经出版，寒山子与史奈德便双双化为传奇人物，成为年轻人崇拜的偶像（钟玲）。寒山子诗歌的译介不仅是因为诗歌所表现出的境界，更重要的是，史奈德在美国已经成为著名诗人，凯鲁亚克以离经叛道的生活方式与文学主张震撼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主流文化的价值观与社会观，尤其是其代表作《在路上》出版后，凯鲁亚克几乎一夜成名，被封为“垮掉派之王”，深受当时美国年轻人的喜爱。因此可以说，史奈德所译寒山诗深受英语读者的喜爱更是因为英语读者对译者具有认同感。霍克思和闵福德两位著名汉学家翻译的《红楼梦》也是英语国家中广受推崇的翻译杰作。金庸的一些作品由英语译者译出后也深受欢迎，如《鹿鼎记》（The Deer and The Cauldron）由英国汉学家闵福德（John Minford）翻译，《书剑恩仇录》（The Book and The Sword）由英国汉学家恩沙（Graham Earnshaw）翻译（闵福德等监修），其中《鹿鼎记》英译本问世后，便获得文艺界高度评价（罗永洲）。最近，中国作家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外籍翻译者葛浩文等功不可没，因为葛浩文本人也承认自己在翻译的时候除根据自己的爱好外，更重要的是知道该如何根据英语读者的审美情趣对原作进行取舍。

但是，如果完全由母语为外语的译者完成翻译工作，不能保证中国文学承载的文化内涵传递的准确性和全面性。如果没有中国译者的挑选和审视，对中国文学的译介很可能有失偏颇，对中国在国外读者心目中的形象可能会造成损害。当然，不得不承认，中国本土译者目前单独完成翻译工作也有不足，因为有的本土译者虽然对中国文学的理解没有太大问题，但在用外语表达时却存在不少问题，尤其是熟练地用外语表现原文一些文化特色内容或韵律、风格等方面存在问题。耿强指出，中国1981-2007年推出的“熊猫丛书”翻译虽然为中国文学的英译和推介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个别译本在域外也受到了欢迎，销量很好，但正如西方很多汉学家所指出，整体而言丛书译介的效果并不理想，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译者多为中国本土译者，虽然他们在原文理解方面毫无障碍， 但在将母语翻译成第二外语时， 会遇到很多问题， 最突出的有俗语的翻译、句式韵律的体验与作品风格的把握。如果译者对英语的掌握达不到精通母语的程度， 很可能会造成译文在语言上偏离英美读者的阅读感受。有的西方汉学家就称某些译文读起来荒唐可笑（耿强）。还有一些译者甚至连中国文学本身的内容理解都存在问题，更不用说将其翻译成外文，让外国读者接受。

鉴于此，建议国家应该组建专门的翻译机构或出台相关的政策，对文学翻译进行统一规划，鼓励翻译机构、出版社以中外译者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翻译，甚至提供财力人力的支持使中国本土的译者和海外译者进行合作翻译，这样一方面可以较为全面地介绍中国文化，另一方面又照顾到读者的接受习惯。正如谢天振指出，中国文化和文学的译介，首先要树立一个国际合作的眼光，要积极联合和依靠国外广大从事中译外工作的汉学家、翻译家，加强与他们的交流和合作，还可以在国内选择适当的地方建立中译外的常设基地，邀请国外从事中译外工作的汉学家、翻译家来到基地小住一两个月，在他们驻基地期间，

可组织国内相关专家学者和作家与他们见面，共同切磋他们在翻译过程中碰到的问题。谢天振的这一建议非常可取，而且，通过这种合作和交流也会更快地培养一批能够独立承担中国文学外译工作的译者。

五、对中国文学“走出去”过程中翻译策略的再认识

从文化和文学翻译的角度讲，翻译策略不外乎美国学者韦努蒂提出的“异化（foreignizing）”和“归化（domesticating）”策略。前者意指译文故意打破目的语的表达习惯而保留源语的“异国情调（foreignness）”；后者意指翻译中使用透明而又通顺的风格，尽量减少“异国情调”，使译文带有目的语的文化价值，从而使译文读者更好地理解原文（Venuti）。从读者了解异域文化的角度讲，当然选择前者，但是从读者接受译本的角度讲，当然应该是后者。从中国文化传播的历史看，“归化”策略更容易使外国读者接受中国的文化。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实施的初期，文学翻译应该更多地迎合读者的口味，更多地采取归化甚至编译的翻译策略。但是随着中国文学的进一步传播，外国接受者对中国文化有所了解后，可以在“归化”的基础上更多地采用“异化”策略，最终让“异化”成为中国文学翻译的主要策略，从而使中国文学更好地“走出去”。具体说来，中国文学的翻译应该采取“分步走”策略。

第一步，翻译策略以“归化”为主。以色列学者伊文-佐哈尔认为，翻译文学的地位也影响着翻译实践。翻译文学处于中心地位时，译作将会接近原作，体现“充分性（adequacy）”；翻译文学处于边缘地位时，译作与原文之间就会产生更大的偏差（EvenZohar）。 这实际上和上文提到的“异化”和“归化”策略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比如，中国文学目前在西方发达国家处于非中心的位置，所以中国文学的翻译应该尽可能地接近译文，也就是说“归化”的成分会多一些，虽然译文会与原文之间产生很大的偏差，但这样的翻译容易引起外国读者的兴趣。例如，美国当代翻译家雷克思罗斯在翻译中国欧阳修的诗歌时，力求译文一方面保持与读者沟通的语调，一方面让所有诗歌变为自由诗体，用词浅白，文法简洁。这实际上迎合了20世纪美国诗歌的流行形式。前文提及的汉学家葛浩文虽然说过要尊重原文，要保持原文的准确性，但归化译法几乎见于他的每一部翻译作品（胡安江）。葛浩文在翻译《狼图腾》时就进行了删改。原文中那些不符合英美文化中文类规范的内容自然要删除，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为了使这部作品读起来更加流畅和生动，更加小说化（耿强）。另外，葛氏对原文中过多涉及中国历史与文学典故的部分，一律做了删减处理。而在可能妨碍读者接受的地方，葛又有意识地在正文相应部分增补相关背景信息（胡安江）。

第二步，达到“异化”和“归化”的平衡。现在已经有人认为，在中译外的问题上完全没有必要再次陷入“归化”和“异化”之争，译者应根据文化交融的程度和读者的现实接受能力在归化和异化之间求得平衡。在对话中求融合，在融合中求主宰（罗永洲）。这当然是一种理想状态。但这种理想状态需要时间，不能一蹴而就，要根据中国文学在国外文学中的地位而确定。中国文学经过“归化”在海外传播一段时间以后，尤其是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国综合国力的进一步提高，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进一步提高，中国文学的翻译就可以加进更多“异化”的成分，尽快达到“异化”与“归化”的平衡。

第三步，更多地采用“异化”翻译策略。近年来，中国的国际地位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进一步提升，中国会再一次像唐代一样成为东方文明大国，届时中国文学也会更多地成为国外许多读者关注的对象。对于国外文学来说，中国文学作为一种翻译文学最终会在各国文学中占据中心地位，这时便可以考虑伊文-佐哈尔所说的“译作要接近原作”从而体现出“充分性”的策略，也就是韦努蒂所谓的“异化”策略。这种“充分性”或“异化”策略就会有利于中国文学中的更多文化元素译介到国外。

六、结语

总之，中国文学“走出去”战略的实施离不开翻译，要充分发挥翻译在中国文学“走出去”战略中的作用，首先要从思想上认识到翻译的重要性，提高译者的待遇，尊重译者的署名权、版权等；其次，在文本的选译、译者的选择和翻译策略的选择等方面要注意一定的尺度和步骤，这样才能更好使中国文学“走出去”。将上述中国文学“走出去”中对翻译的再认识推而广之，可以适用于中国诸多文化方面的“走出去”战略。当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要使中国文学真正为西方读者接受，使更多的读者对中国文学和文化发生兴趣，还有待于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综合国力的进一步提高。参考文献：

[1]EVENZOHAR. Polysystem Theory[J].Poetics Today，1990，11（1）.

[2]VENUTI L.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M].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3]耿强.文学译介与中国文学“走出去”[J]. 外国语学院学报，2010（3）：82-87.

[4]胡安江.中国文学“走出去”之译者模式及翻译策略研究─以美国汉学家葛浩文为例[J].中国翻译，2010（6）：10-15.

[5]刘玉一. 从《原富》看严复的版权思想[J].编辑之友，2001（2）：63-64.

[6]罗永洲.金庸小说英译研究――兼论中国文学走出去[J].中国翻译，2011（3）：51-55.

[7]谢天振.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去”[N].文汇读书周报，2008-07-25.

中文翻译篇2

关键词： 生态翻译学 典籍翻译 《道德经》 文化传递

典籍文献承载着民族的文化意蕴，是文化传承的重要内容，其阐释与翻译是体现民族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道德经》以其明晰不足、暗示有余的特点吸引古今中外学者的阐释和翻译，其思想内容的日常经验性和题旨的无时代性使其具有较高的现代相容性和可参与现代学术讨论的丰厚潜力。

如何有效地传递《道德经》的精髓，实现其现代转型，在世界文化多元化的语境下，弘扬民族文化，就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胡庚申教授提出的生态翻译学理论，开启了翻译分析与阐释的新的篇章。在生态翻译学视域下，翻译界定为“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在此理论指导下，本文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分析《道德经》英译本，继而加深中国古典文化在英语世界传播的深度与广度。

一、生态翻译学概论

二十一世纪初，胡庚申教授提出了翻译适应选择论，并通过其专著及一系列论文进行了详尽的阐释，得到了我国众多学者的支持。“翻译适应选择论”明确了翻译的定义即“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译者中心”、“译者主导”是其核心理念，强调“翻译活动自始至终必须通过译者主体意识和主导作用才能完成”；“选择性适应”和“适应性选择”是其方法论，从翻译时间角度描述了翻译的交替循环过程；“汰弱留强、适者生存”是其目的论，指出译者和译作共同遵守的自然法则。2008年，胡庚申教授在翻译适应选择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生态翻译学”。该学说是一种生态学途径的关于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互动的整体性翻译研究，它的优势在于加强跨学科研究，使人们可以在更广阔、更复杂的生态背景下研究翻译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与传统的翻译理论相比，尚属稚嫩的此论显露了蓬勃的生机和可持续发展的势头。

二、《道德经》英译

《道德经》又名《老子五千言》，道家思想的代表作，是中华典籍中最具代表性的哲理书。内容上主要阐述自然无为思想，其中包含不少对立统一、互相转化的辩证观点，是对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皆有重要影响的著作。

早在16世纪，随着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道德经》就开始了它的译介行旅。特别是近世以来，西方各国争相从中国典籍中寻找民族持续发展的智慧动力，老子学说更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译介和研究老子思想已经成为国际汉学界的一种风尚，学术界甚至把《道德经》翻译和研究成果的多寡看做是衡量一个国家汉学研究是否发达的重要标准。据统计，截至目前《道德经》已经被译成28种文字，有1100多个版本，其中英译本182种。《道德经》底本及注不胜枚举，内容玄妙难懂，思想博大精深，加之中外文化迥异，语言差异甚大，故给后世留下巨大的阐释空间和个体参悟的机会，以至于每位译者都会觉得自己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然而“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那种认为已经把握住其内在哲理之思的想法一旦外化为文字表达，便立刻失去其丰富的内涵，也就是失去恒常性，《道德经》的巨大魅力就在于此。翟林奈（Lionel Giles，英国著名汉学家Herbert A. Giles之子）在《道德经》英译本作序时说，《道德经》就好比哲学文献中的“白矮星”，形体虽小，却有极高的密度，散发着极为耀眼的智慧之光。

因此，如何在《道德经》译介过程中恰如其分地传递其文化内涵，对中国文化软实力在世界范围内的彰显有巨大的潜在价值，亦是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一次有益探索。

三、《道德经》英译中的文化传递

（一）胡庚申教授认为，翻译活动即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对于“翻译生态环境”，胡教授定义为“原文、原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也就是说一部好的翻译作品，必须与影响其生存发展的一切外部条件取得和谐、统一。

自20世纪中期以来，两次世界大战的创伤使很多学者对西方文明感到绝望。他们认为，老子哲学中反对战争、主张和谐的观点对消弭人类具有的冲动、缓和人类社会冲突具有时代性意义，这种内向用力、十分含蓄的道家文化是解救欧洲危机的良药。自20世纪后期以来，由于能源危机、生态恶化、战争威胁、吸毒等社会问题，西方社会普遍出现信仰危机，西方希望在东方智慧典籍中寻找解脱和出路，国外的“老子热”不断升温。《道德经》在英语世界受到了其他任何中国典籍文本都无可企及的普遍关注。《道德经》的“无为”思想满足了西方人寻求救世良方的迫切愿望。根据中国著名学者陈鼓应解释：“无为”意为顺其自然，不妄为。许渊冲将其翻译为does everything without interference， 意为不干涉之意；Arthur Waley 将其译为 relies on actionless activity，并在注脚中增加注释： because “action” can only make one thing high at the expense of making something else low， etc. 这两者与陈鼓应不谋而合，形象地刻画出“无为”即顺天意行事，不干涉自然之意，若有意为之，则势必会引起战乱纷争的不良后果，为西方人对战争所带来灾难的困惑提供了一个很不错的注脚。辜正坤译为 behaves without taking unnatural action，意为行动自然，无“不干涉”之意，而铃木大拙（D.T. Suzuki）和卡罗斯（Paul Carus）合译的译本中将“无为”翻译为 non-assertion，偏重于“没有主张，懦弱”之意，与老子的“无为”的“不恣意妄为”的核心是有差距的。

由此可以看出，译文要做到既精确表达老子的思想，传播中国古典文化精髓，又正好满足西方人从中寻求救世良方的迫切愿望，必须实现原作、译者、译本与生态翻译环境的和谐统一。

（二）生态翻译学研究的是译者与生态环境的关系问题。就译者而言，他/她是一个独立主体，翻译活动自始至终必须通过译者主体意识和主导作用才能完成。译者处于不同语言和不同文化间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交互点上，既是翻译的主体，又是译事得以进行的基石。从生态翻译学角度看，“译者为中心”可以解释为“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而做出的选择”，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译作能否生存。

由于语言和思维方式的差异，从一种语言向另一种语言的跨越几乎是不可能的，对于像《道德经》这样的哲学文学著作，更有不可逾越的鸿沟。《道德经》是迄今流传下来的极少量的古籍之一，时空的变迁，语言的发展和长期以来意识形态对其的非经典化，使其在母语内的翻译都极为困难。这就要求译者必须有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化底蕴，要有严谨的求知态度，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在翻译过程中精益求精。例如：

《道德经》第十八章：“六亲不和，有孝慈。”

林语堂的译文：When the six relationships no longer lived at peace， there was praise of “kind parents” and “filial sons”.

辜正坤的译文：Filiality and benevolence come along with the family feud.

许渊冲的译文：When the family is at odds， filial sons and kind parents are needed.

Arthur Waley 的译文：It was when the six near ones were no longer at peace that there was talk of “dutiful sons”. 同时，Waley在附注中指出“六亲”为“father， son， elder brother， younger brother ， husband and wife”.

西方人注重个人主义，东方人则看重家庭人伦，中国人的家庭伦理关系在整个社会关系中居于重要地位。亲人之间出现矛盾，才有父慈、子孝价值的提倡。“六亲”指父子、兄弟、夫妇。

林语堂的译文当中“六亲”直译为“six relationships”，指代不够明确，这对于西方读者而言，便会感到茫然、费解。辜正坤、许渊冲直接以“family”代替，“六亲”的含义被泛化。Waley根据自己深厚的中国文学和文字功底，以及对老子思想的深刻理解，用心独到地采取深度翻译的方法，在篇末用心考察中国文字后作出注解，所以读者看了注释一目了然，会领悟这句话的含义，从而积极引导西方读者进一步了解中国古典文化，这充分体现了Waley在和谐的翻译生态环境中充分发挥了其“译者中心”的主观能动性。

四、结语

在典籍翻译过程中，应该突出强调译者为中心主导的整体和谐的翻译生态系统。也就是说，在典籍翻译中要充分发挥译者的主导作用，从而使翻译生态系统和谐，使原作的生态文化得以传播，使译文读者更好地理解和接受新的文化元素，更好地完成翻译的使命，向国外传播原作的生态文化，这样就可以达到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目的。

参考文献：

[1]Krohne，T.David.General Ecology[M].Brooks/Cole：Thomson Learning，2001.

[2]Lance，H.&M.Jacky.Redefining Translation：The Variational Approach[M].London/New York：Routledge，1991.

[3]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价[M].北京：中华书局，2006.

[4]胡庚申.翻译选择适应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4.

[5]老子.道德经[M].Arthur Waley，译.北京：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1999.

[6]老子.道德经[M].辜正坤，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7]老子.道德经[M].许渊冲，译.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 2012.

[8]林语堂.林语堂名著全集：老子的智慧[M].吉林：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9]王宏印.探索典籍翻译及其翻译理论的教学与研究规律[J].中国翻译，2003，（3）.

[10]辛红娟.《道德经》在英语世界：文本行旅与世界想像[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11]辛红娟.“文化软实力”与《道德经》英译[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9（11）.

中文翻译篇3

关键词：广告　文化差异　广告翻译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在品牌的推广过程中，广告也跨出国门，同时也跨进了不同的文化领域。广告如何在异域得到准确的宣传。并最大化地拥有通达率，得依靠入乡随俗的翻译。本文对广告翻译中中西方文化差异进行分析，并结合实例给出一些广告翻译的建议。

一、广告翻译中的中西方差异

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指出：“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熟悉两种文化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更重要，因为词语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广告翻译也只有了解了中西方文化差异，才能用准确而又适宜的词语来迎合当地消费者的心理，达到广告传播的目的。

1.思维模式的差异

思维制约着语言，什么样的思维模式产生什么样的语言表达方式；什么样的语言表达方式折射出什么样的思维模式。思维模式的差异正是造成文化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

美国学者认为，西方人的思维模式是直线式的，表达简洁明了，而东方人的思维则属于螺旋式，说话委婉含蓄。英语广告语言受其思维模式影响，往往言简意赅。正如麦斯威尔咖啡的广告词“Good to the last drop”，当这句简练的广告词飘至中国时，其最佳翻译并非逐字照翻的“好到最后一滴”。这样直白的广告语太硬，缺乏意境，无法植根中国人的脑海。含蓄的中式表达方法对其进行修饰，译为：“滴滴香浓，意犹未尽”。如此的广告语同咖啡的余香、无穷的回味融合到了一起，让大家在品味广告词的同时，勾起了品一品这款咖啡的欲望。

2.价值取向的差异

价值取向直接决定着消费者对广告的接受与否。从而影响消费者的消费行为。

价值取向的差异源于文化背景的差异。中国人注重群体，强调群体观念，求大同，而西方则崇尚个人主义，个性的张扬，重差异。因此，在中国的广告用语中推崇的是“用了都说好”“男女老少皆宜”“哪家人多就进哪家”等从众性语句。英语广告中却是常用“you(你)”以针对个人的口吻对消费者进行说服，使其感到被尊重，进而产生消费的欲望。例如天津出租汽车公司的广告语“接天下客，送万里情”被译为了“Ready to meet you fromall over the world”。如此泽法在西方国家能大大缩短消费者与广告商之间的距离。若将“客”字直译为“guests”则显得生分，有距离感。

如此看来，有了对价值取向差异的了解才能翻译出诱发消费渴望的广告。

3.文化背景的差异

每种语言都有其深远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内涵。这种文化背景的差异往往造成中西方对事物描述方法的差异。这在广告翻译中有着较大影响。例如“zephyr”的翻译。这个单词的字面意思是“西风”。基于特定的地理文化背景，英国的“西风”是带来温暖的风，其意是美好的。但在中国，困于类似“穷得喝西北风”的说法，“西风”已毫无温暖之意，而变成了寒风。由此“zephyr”商标来到中国后被改译为“和风”。

4.民俗差异

语言包含了使用同一语言的社会成员之生活经验和风俗习惯，不同的民俗在语言表达中能得以体现。因此，在广告翻译时民俗也应得到相应的重视。例如，狗在西方被看作人类的朋友，像子女一样的家庭成员。到了中国，狗却没有这样的地位。自然就出现了英语中的“luckydog(幸运儿)”和汉语中的“狐朋狗友”这样的褒贬差异。再例如喜鹊在中国象征着吉祥，谚语有云“喜鹊叫，喜事到”。就凭其名中有个“喜”字便可见一斑。英语中的"magpie(喜鹊)”常用来比喻“喋喋不休”“令人讨厌”的人。如果真有“喜鹊”这一品牌被直译到西方国家，估计其市场前景堪忧。

5.审美观差异

各地域受地理环境、经济发展影响，审美情趣也有所不同。广告翻译要尊重当地大众文化、审美水平和视角。例如，曾经上海的“白翎”钢笔由于被译为“White Feather”，在英国无人问津，因为“白色的羽毛”在英语中象征的是胆小鬼。

三、关于广告翻译的建议

前面分析了一些广告翻译中的中西文化差异，了解了地域文化差异对广告翻译的影响。下面就如何结合当地文化背景，对广告给予准确而合理的翻译，提出笔者的一些建议。

1.了解商品的受众特点

广告翻译中了解商品的自身特点重要，了解其受众特点更为重要。进行广告翻译时，原文一般都能将商品最主要、最重要的特点进行描述，但由于文化差异，原文对商品特征描述的方式方法未必能迎合目标语所在地的受众。因此，结合当地文化背景，考虑当地受众的思维模式、价值取向、审美观，作出恰到好处的翻译，是广告翻译的关键。例如众所周知的可口可乐翻译，“coca-cola”中“coca”与“cola”本是两种香料的名称，商品名称很准确的描述了商品的主要原料和特点。可能美国广告受众是知道这两种香料的口感的，他们能很快联想到在饮用这种饮料之后的感觉。可是，这些香料在中国不为人所知，大家也就无法想象这种饮品的特点。因此将其译为“可口可乐”，一下就表现出了口感和给受众带来的回味。这就是考虑当地受众的广告翻译中非常成功的案例。

2.灵活运用翻译手法，直译意译适时结合

广告翻译常用的方法有直译法、意译法、套译法、音译法。何时采用何种翻译方法需要结合商品的自身特点，受众特征以及相应的文化背景，有时还需要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方法灵活地结合起来使用。

(1)直译法

直译法就是在表达原文意思的时候，使译文的表达形式和句法结构尽量同原文保持一致，做到“神”“形”兼备。这种翻译手法主要用于原文和目标语之间具有文化共性的情况，它能让人产生相应的联想。例如，我们常用羽毛来形容物体轻巧，同样在英语中"feather(羽毛)”也有此意。有一则眼镜广告中就用了这样的比喻：Featherwater：lightas a feather。由于中英文中都有“轻如鸿毛”一说，此处广告完全可以直译。

(2)意译法

意译法是指通过对原文深层意蕴的理解和消化，将原文的表层结构打破和重组，然后转化为译文自然流畅的表层结构。意译常利用更为符合当地消费者的形象、生动的语言吸引受众。例如我国的“玉兔”商标，若直译为“Jade Rabbit”很容易让人误解为玉做的兔子，且与其“月宫玉免”的典故毫无联系，也使得翻译完全失真。这时，需要对典故进行引用，将“玉兔”译为

“Moon Rabbit”，以意译的方式，更为准确地表达品牌的寓意。

(3)套译法

套译法就是借用目标语中的谚语、诗歌、习语、名言佳句、成语典故等进行翻译的方法，以提升广告的亲和力和表达力。有一则轮胎广告是“He laughsbest who runs longest”，它被译为“谁跑得最久，谁笑得最好”。此广告语的翻译就套用了英语中很常用的一条习语“He laughsbest who laughs last”，用runslongest替换了laughs last，既体现了该品牌轮胎耐用的特点，又亲切温馨，易于接受，宣传效果明显。

(4)音译法

音译法就是根据原文发音和译文发音的相似性进行翻译的方法，以加深受众的印象。例如“Puma”意思是“美洲狮”，但此品牌没有根据其意进行翻译，原因就在于中国大众对美洲狮没有概念，其形象模糊。当将此品牌音译为“彪马”之后，以“马”的形象将品牌展现在中国受众面前，更加突出了它作为运动品牌的特性。

(5)音译、意译相结合

音译、意译相结合其实是一种巧译，是有意识地改变品牌的文化内涵，转换其原有的文化信息，以新的表达方式，以新的寓意来达到文化推销的目的。此种翻译手法运用于广告翻译时最为成功、众所周知的经典案例是香港品牌“金利来”的翻译。“Goldlion”的翻译结合了意译与音译，其中“gold”被意译为“金、利”，“lion”被音译为“来”，象征着财源滚滚而来，更能迎合中国受众的心理，创造了一种巧妙的结合契机。

3.再创造性翻译

再创造性翻译意指已经脱离翻译范畴重新创造。再创造性翻译虽然在中英两种文字字面意思上很少有相似之处，但却能被认可在中英两个版本的广告中指代同一种商品，这是一种“意会”。例如，天津的“狗不理”包子被再创造性地译为“GoBelieve”。这不仅在发音上与“狗不理”契合，而且足以让英美受众产生值得信赖的美好感觉。这种找准了中西文化切入点的“意会”，可以避免本土文化失语。再创造性翻译就是寻找中西文化的结合点，达到两种文化的交融。

中文翻译篇4

关键词：翻译 文化研究

翻译是随着文化交流而产生的，其主要任务是把一种民族文化传播到另一种民族文化中。因此，译者的任务之一就是引导读者去接受异域文化，尽力实现文化再现，也就是再现源语文化特色和文化信息。由于翻译不是在真空中完成的，它也不会在真空中被接受，它总是与特定的文化相关联，因此翻译研究从20世纪后期开始发生了文化转向，这首先得益于文化研究的兴起。

一 文化研究学派的兴起与翻译研究文化学派的出现

文化研究学派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英国的文学研究领域，起初只作为文学批评工具。这一领域的研究始于英国大学和成人教育领域的学者的一系列著作的出版，如richard higgart的《读写的运用》和raymond williams的《文化与社会》。在《文化与社会》中，williams指出，世界纷繁复杂，没有任何人可以说自己完全了解它，因此也就没有哪种观点是有绝对优势的。在我们这个时代，文化不是旧的梦想中那个简单的重于一切的社会，它是一个复杂的体系，需要不断地调整和重新描绘，一个人不管多么有天赋，要想参与文化的各个方面是不可能的，因为文化太过繁杂。williams把文化看作是一群不断变化的符号，而不是单个实体。

1976年，在比利时勒芬召开的学术会议被西方许多学者认为是翻译研究学派宣告成立的历史性大会，其主要代表人物是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翻译教授james holmes、比利时学者后移民美国并任教于得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的andre lefevere和英国学者沃克大学教授susan bassnett。该学派沿用了近代翻译研究中的阐释方法，从意义的传递开始，研究翻译的过程以及这种过程如何影响到译文及其文化的发展，又影响到原文及其文化的延续。在翻译研究学派成立后的二十多年里，翻译研究取得了长足发展，但是翻译领域的许多学者却常常困惑于翻译研究的发展方向。1990年，由susan bassnett和andre lefevere合编的《翻译、历史与文化》一书出版，书中他们第一次提出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发展方向。从事翻译研究的学者们深受启发，由此开始了翻译研究的又一突破性进展，并最终形成了西方翻译理论领域的另一新的学派——文化学派。该学派近年来十分重视考察翻译与政治、历史、经济与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

在《文化构建——文学翻译论集》一书中，susan bassnett认为，翻译是跨文化交际的一种具体实践，翻译研究实际就是文化互动的研究。她回顾了文化研究学派和翻译研究学派过去三十年走过的路程后指出，现在是这两种研究走向结合的时候了，文化研究能惠及翻译研究中对解码和编码过程的研究，因此从事翻译研究的学者应该学习文化研究的方法以拓展自己的研究疆域。

二 中国翻译学者的文化探讨

中国的翻译学者在近年的研究中努力找寻与西方同行共同感兴趣的切入点进行理论探讨，“……当前的文化研究可以作为切入点，打破跨文化交际和学术对话仅限于语言领域的桎梏。”（王宁，郭建中，2000：26）对此，王佐良先生早在1984年就撰写了《翻译与文化繁荣》及《翻译中的文化比较》，从宏观的角度论述了翻译与文化的相互关系，开创了文化和翻译研究的先河。王佐良先生指出，翻译涉及到语言和文化，译者应该既了解本国文化又要了解外国文化，而且还应不断地把两种文化加以对比，因为真正意义上的翻译对等应该是意义、作用、范围和情感色彩的对等。著名的翻译理论家刘宓庆先生则指出，翻译研究中的跨学科研究，尤其是文化研究将会取得巨大成就，从而导致翻译文化学（cultranslatology）的诞生。许崇信在其《文化交流与翻译》一文中倡导“求同存异”的翻译原则，从宏观的角度来研究翻译是怎样促进文化交流的，并且说明翻译的目的和特点是思想和文化的交流。孙致礼认为翻译的主要任务是文化移植，因此译者需熟悉源语和目的语两种文化。

除了上述宏观的理论之外，还有一些学者从微观上对文化和翻译进行了探讨。郭建中在《翻译中的文化因素：异化与归化》一文中论述了两种翻译策略——以源语文化为归宿的策略和以目的语为归宿的策略。通过分析得出的结论是，考虑到不同的翻译目的、文本类型、作者意图以及读者对象，以上两种策略都能在目的语文化中完成各自的使命，因而都有其存在的价值。郭建中的研究有助于解决“归化”与“异化”之争。左飙在《文化的可译性》一文中提出，文化的不可译性是相对的，在一定条件下可转化为可译性，文化的共性及文化融和使文化因素的翻译成为可能。

当前，翻译被看作是跨文化交际活动，这是由christiane nord在1991年提出的。翻译的主要目的是把一种语言中的文化内涵转换到另一语言中去，其成功与否取决于译者对两种语言及其文化的差异的把握程度。王宁把翻译研究置于文化研究和比较文化研究的背景之下进行考察，指出翻译文学其实就是翻译文化，并提出了“文化翻译”的概念：

“…translation studies at least contains these two types of studies:in its narrow sense,dealing with literal translation aiming at turning the content in one language into another language,and in its broad sense,exploring in turning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in one language into another cultural form.the former is called literal translation and the latter cultural translation.”

（翻译研究至少包括两方面：狭义上它研究的是字面翻译，即把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广义上它研究如何把一种语言的文化内涵转而用另一种语言形式表达出来。前者称为字面翻译，后者叫做文化翻译。）

从中可以看出，文化翻译强调的是如何把原文文化内涵在译文中准确地表达出来，以及如何从译文文化角度来表现它。王宁在《文化研究语境下的翻译研究》一文中指出，文化研究会拓展传统的翻译研究，使之从字面翻译（literal translation）转向文化翻译（cultural translation）。

三 文化在翻译中的重要性

中外的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们有了对话的平台——文化翻译。那么，文化和翻译到底有何种关系，文化研究为何对翻译研究会有如此之重要性呢？这就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文化。

1 关于文化

“文化”一词源于拉丁词 “cultus”，意思是“发展”、“开化”。现在，文化的蕴涵极为丰富，由于视角不同，各国学者对其界定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其中以英国19世纪人类学家泰勒（edward tylor）在1871年出版的《原始文化》（primitive culture）一书中提出的关于文化的定义最有权威性：“文化是一种复杂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余社会上习得的能力与习惯。”他的定义侧重于精神内涵，后人对其进行了修正，补充了“实物”文化——文化是复杂体，包括实物、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余社会上习得的能力与习惯。总之，文化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人类社会进步文明的全部成果。

  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人们通过自身的创造活动形成了文化，另一方面，人在成长过程中又受到文化的熏陶，其举止行为受到了该文化的约束。文化也是一种历史现象，每一代人都继承原有文化，同时又更新原有文化。文化又具有鲜明的民族性，不同民族的文化呈现着不同的形态，这种文化形态差异反映到语言层面上，则表现为语言差异。

2 语言、文化和翻译

翻译必定涉及到语言，在弄清文化和翻译的关系之前必须先弄清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语言与文化关系紧密。人类的语言系统之所以有别于其他动物的交际系统，除了生物和物理特征外，最主要的是它作为一种载体，传递了其他动物交际系统所不能传递的信息，这些信息就是文化。语言被视为人类表达自我的基本工具，是人类思想和行为的体现，是文化的载体，即一定区域内国家、民族和人群在生态、地域、物质文化、社会宗教直至语言文字本身诸方面独特而客观的描述方式与现实反映。没有语言，文化也就不可能存在和传承。另一方面，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也受到文化的影响。从前，人们认为妇女愚昧无知、地位低下，因此汉语中就有“男子汉不同妇女一般见识”、“妇人之见”等等表达方式。许多汉语贬义字都有“女”字偏旁，如：“奸”、“嫉”、“媚”、“婪”等。这些汉字反映了汉文化对妇女的歧视。由此可见，语言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在一定程度上，语言体现了一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及其生活和思维方式。语言在文化中的作用及文化对语汇意义的影响十分广泛，如果不考虑其文化背景，任何语篇几乎都是难以充分理解的。例如，“他结婚了，太太是个母老虎。”如果不加解释地直译作：“he was married and had a tigress at home.”英语读者很难甚至根本不会理解tigress（母老虎）在该句中的文化内涵，因为在英语中会说：“he was married and had a lioness at home.”可见，在语言活动中，处处都有文化的烙印，时时可见文化的踪迹。语言文字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结晶，这个民族过去的文化靠它来流传，未来的文化靠它来推进。语言是传承和交流文化的工具，文化是语言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壤。

语言和文化的紧密联系意味着文化与翻译的关系也是非常密切的。把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必然会涉及到文化的转换。历史表明，翻译源于文化交流，其主要目的是介绍异域文化。中国翻译史上的历次翻译高潮就是很好的例证。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三次翻译高潮：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和鸦片战争至“五四”的西学翻译。每一次的翻译高潮都向中国引入了大量的异域文化，给古老的中华文化输入了新鲜血液。例如，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各种影响，通过佛经的翻译在汉语中有充分的体现。佛教文化极大地丰富了汉语词汇，我们日常使用的许多词语，如世界、如实、实际、平等、现行、刹那、清规戒律、相对、绝对等等都来自佛教文化。佛教不仅给汉语带来了诸如金刚、阎罗、塔等等外来词汇，它还给汉语添加了许多常用俗语，如：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远来的和尚好念经；不看僧面看佛面，等等。汉语成语是汉语词汇中的精华，其中有500多条与佛教有关。可见，翻译与文化是密不可分的，它能使文化充满活力。翻译不仅是语言的，更是文化的，它是一项跨文化交际活动，是不同文化间的交流。我们必须从文化的角度看待翻译，建立“语言文化观”，不仅要力求翻译在语言意义上的等值，更重要的是要力求文化意义的等值。

四 小结

正如奈达在其《语言与文化》一书中指出的那样，语言是文化的语言，词汇的意义深受其文化的影响，如果不仔细考虑其文化背景，就不能透彻地理解语篇。因此，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活动来说，双文化比双语更重要，因为词汇只在其文化中才有意义。文学翻译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引导目的语读者感知源语文化。对于译者来说，最重要的是要捕捉到源语文化内涵并能在译作中表现出来。因此，从文化角度看，翻译的目的就是把一种文化移入到另一种文化当中，从而使读者了解其它国家和其它民族的文化。

参考文献：

[1] bassnett,susan & lefevere,andre.constructing cultures: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

[2] nida,eugene a. language and culture.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

[3] 邓炎昌、刘润清：《语言与文化》，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2001年版。

[4] 包惠南：《文化语境与翻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年版。

中文翻译篇5

【关键词】文化翻译观 文言文英译 古文观止

中国文言文的重要作用

中国历来是礼仪之邦，具有5000年的悠久历史，文言文能够将文明古国的博大精深文化传递出来。在世界的发展进程中，中国的文化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发挥着什么样的角色，具有怎样的内涵，则需要一个媒介去进行探索。文言文，相对白话文而来，具有其特征“是以文字为基础来写作，注重典故、骈骊对仗、音律工整，包含策、诗、词、曲、八股、骈文古文等多种文体。”语言富含修辞手法和文字形态，字里行间体现出文学美。它真实的将我国古代人民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大情小事，周遭景致进行记录，生动的体现出我国古代人们的智慧和文化结晶。

《古文观止》英译分析

罗经国先生的《古文观止》精选（英汉对照）从清初吴楚材、吴调侯选编的《古文观止》中选译32篇，译文将原文之美表达得淋漓尽致。从罗先生之译文，可以看出文言文散文的美是可以再现于译文的，从译文的字面含义体现出汉语文言文的深层含义和文化内涵是可以在英译版本中展现出来的。

原文1：桃花林一直延伸到小溪的源头，来到一座山前，山脚下有一个洞，有阳光从洞中射出来。

译文1：The peach land extended far to the source of stream where there was a mountain with a hole at its foot and the sun shone through the hole .

巴斯奈特的文化翻译思想在文化这一宏观的研究范畴内置入翻译过程，实现了对传统的超越，高度具备前瞻性和宏观性而不再局限于狭隘的研究视角。“翻译绝不是一个纯语言的行为，它深深根植于语言所处的文化之中”她认为，“翻译就是文化内部与文化之间的交流翻译等值就是原语与译语在文化功能上的等值”。她将翻译单位从语篇转移到文化转换，即翻译己经不再满足于两种语言间简单的字词句的对应。

此翻译案例的源语文本为《古文观止》中《桃花源记》选取的一部分。“桃花林”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桃花的林子，而是概指桃源一样的室外仙境，人们在那里隐居，繁衍生息，安居乐业。因此，“桃花林”的英译对此进行了文化还原，体现中国古代文化典故，译为“The peach land”。

原文2：出于好奇，渔夫下了船，进入山洞。洞口很窄，只容一个人通过。他继续往前走，山洞顿时豁然开朗。洞的尽头是一片原野，平坦宽阔，有肥沃的田地，美丽的池塘，一排排房屋整齐地排列着，房前屋后种着各种桑树和竹子。

译文2：Out of curiosity， he got off the boat and walked into the hole .The mouth of the hole was as narrrow as for only one person to pass through.As he walked on， he found that the hole became suddenly wide and bright. At the end of the hole appeared a vast and flat plain full of fertile soil， beautiful ponds and rows of tidy houses with various mulberries and bamboos growing here and there.

苏珊・巴斯奈特在文化翻译观方面指出：“如果我们把文化比作一个人的身体，那么语言就是这个人的心脏―就像一名正在给心脏做手术的外科医生不能对心脏周围的肌体熟视无睹一样，从事翻译工作的译者不能只满足于语言的分析和文本之间的对照与转换而忽视了文化因素的存在。山洞的出口被作者描述为豁然开朗，实在是表达忽然间山洞变得宽而且明亮，这时候就需要将结合文化差异进行表达。“开朗”译文“wide and bright”《桃花源记》描述的是晋太元中，即晋孝武帝，太元（376年-396年）的事情，当时的生活区域和田地布置具备一定的时代特点，人们的生活区域具备生态农业的特点，二者相互包容，和谐共存。

原文3：一条条小路相互交错，村落间鸡犬相闻。人们正在田中忙于耕作，老人和小孩儿无忧无虑，看上去都十分幸福。

译文3：Little paths crisscrossed， cocks crocked and dogs barked among the villages.The natives busied themselves plaining in the fields； both the old and the young looked happy and carefree.

巴斯奈特的文化翻译观提出，“翻译不应局限于对原语文本的描述，而在于该文本在译语文化里功能的等值”源语中“鸡犬相闻”是由于古代的乡间聚落相对规模较小，因此鸡犬的鸣叫在村落间回荡。所以译文将此译为“ cocks crocked and dogs barked”。

总结

本文从我国优秀的文言文《古文观止》出发，结合其英译版本发现在文化翻译观的指导下，英译能够传递语言特点以及文化内涵，颠覆传统信息和语义为中心的翻译目的，促成更有意义的的文化转换和文化交流。同时，进一步总结出文言文翻译可以将文化翻译观做为一个重要的因素纳入翻译过程。

参考文献：

中文翻译篇6

王东风在《文化缺省与翻译中的连贯重构》一文中对文化缺省进行了如下描述:“作者对于一些他认为与读者共有的且无需赘言的文化信息,往往会在文中略去”。“文化缺省”现象在各类文本中普遍存在,因为生活在同一文化背景中的人们,他们往往享有共同的文化知识。因此,省去一些作者与读者都心领神会的东西,会使语言更加简练、精美。

但是翻译活动是一种跨文化的实践行为,译者作为源语作者与目标读者之间沟通的桥梁,此时应采取翻译补偿措施来补充文化空缺。夏廷德指出翻译补偿“是以目的语手段为主,辅之以符合目的语规约或规范的其他语言手段,根据文本类型和翻译目的,对翻译过程中潜在的、或发生的损失进行的修复或弥补”。

二、南岳旅游文本英译的文化缺省现象

针对文化缺省而实施的翻译补偿对译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译者不仅要熟练掌握两种语言的运用,还要在翻译中考虑源语文本中的文化空缺,选择合适的翻译策略以消除译文读者在阅读上的“意义真空”。译者如若处理不当,就会造成欠额翻译、超额翻译或者误译。

(1)欠额翻译

欠额翻译指的是译者在translation, then it would be difficult for them to understand the implied meaning of the original cultural翻译中没有提供足够的信息来对文化缺省做出补偿,以致译文读者很难完整解读文本的意思。如:

例1:自隋代(581-618)从祝融峰迁建以来,历经唐,宋,元,明,清历朝各代多次大火和重修扩建, 现存建筑是清光绪八年(1882)重修基础上按宋代规模恢复重建的。

译文: It had been moved here from Zhurong Peak since the Sui Dynasty (581-618), it had already gone through many dynasties including the Tang, the Song, the Yuan, the Ming and the Qing Dynasty.

例1中所提及的唐、宋、 元、 明、清五个朝代对于中国游客来说是很清楚、清晰的,但是译者将这五个朝代直接音译为Tang、 Song、 Yuan、 Ming、 Qing,这种表达会使译文读者产生疑惑。中国历经数个朝代,每个朝代都有其不同的时间界限。因此,建议补充各朝代的起止时间,如Tang(618-709)。

(2)超额翻译

超额翻译指的是译者在在译文本中对原文本文化缺省作出了超额的解释,要比原文本更具体,包含更多的意义,破坏了原文的简洁之美。甚至有时,超额翻译会引起译文读者的误读。如:

例2:南台寺不仅是六朝的古刹,历史悠久…

译文:Nantai Temple is not only an ancient temple with very long history…

例2中的译文“an ancient temple”的中文意思就是“古刹”, 且“ancient”一词本身就具有“历史悠久”的含义,因此译文中再将源语文本中的“历史悠久”翻译为“with very long history”就多余了。

(Newmark, 2001:39). The target language readers are misled by the additional meanings that do not

(3)误译

误译是由于译者未能彻底understanding of the meaning and the function of the source language cultural default. Although the理解或者错误理解源语文本的文化缺省所导致的。translator has studied the source text carefully and detailedly, he still makes mistakes because he doesn’t译者即使对源语文本进行了细致的研究,但是如若没realize that he is trapped by cultural false friends.意识到源语作者的意图,就会扭曲其想要表达的文化信息和内容。如:

例3:水帘洞是唐代道教活动的地方。他们把它当做洞天福地。

译文:Water Curtain Cave is the place for the movement of Taoism in Tang Dynasty. They called it cave sky and blessing place.

在例3的译文中 “洞天福地”被直译为“cave sky and blessing place”,显然是歪曲了源语作者所表达的意图。事实上,“洞天福地” 是指道士在达到终极解脱目标前的修炼场所,是道教仙境的一部分。因此,如果把“洞天福地”翻译为“a wonderland where Taoist lives”就更加贴切了。

三、南岳旅游文本英译的补偿策略

王大来指出补偿策略要“根据原文的具体情况和译文读者的接受能力,灵活选择正确的文化补偿方法。”。根据王大来所提出的补偿原则,针对南岳旅游文本英译的文化缺省,提出以下补偿策略:增补,释义,删减和改写。

(1)增补法

增补法是指在不改变源语文本的基本信息基础上,在译文中增添必须的文化背景知识,以使译文读者更充分地理解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各朝各代、经典故事、等专有名词。增补法常在专有名词之后用括号进行详细补充。如:

例4:它是根据火神祝融氏的名字命名的, 相传祝融氏是上古轩辕黄帝的大臣。

译文:It gets its name because of the God of Fire, Zhu Rong. Tradition has it that he is an official of Xuan Yuan Huangdi(the ancestor of Chinese nation)in the ancient times.

例4译文中对“轩辕黄帝”的翻译采用了音译法,将其译为“Xuan Yuan Huangdi”。对于海外游客来说他们并不知晓轩辕黄帝,而轩辕黄帝这一人名所蕴含的文化内涵是译文读者对整句话的理解的关键。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补充说明“the ancestor of Chinese nation”。

(2)删减法

删减法就是指删去原文中对译文理解没有帮助的冗长信息,省略不译,但是译者在使用此方法的前提是要确保原文重要信息能准确传达。如:

中文翻译篇7

【关键词】翻译研究；文化研究；文化转向；文化霸权

中图分类号：H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5）09-200-03

一、翻译的文化转向的提出

翻译研究是目前世界上发展最快的跨学科研究领域之一。《文化构建》一书第一次把这一领域两位开创者―翻译家、学者苏珊巴斯内特和安德烈勒菲弗尔的论文集合成册。论文集所收文章延续并深化了两人近几年来所进行的主要研究，尤其是对翻译文化转向的研究。书中探讨的主题有：中西译论、可译性的限度、翻译何时并非翻译、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等等。有的论文是针对一定体裁，如戏剧翻译、诗歌翻译；有的重在个案研究，讨论了维吉尔。布莱希特等人作品英译后的境遇。

1976年在比利时勒芬召开的学术会议被西方许多学者认为是翻译研究学派宣告成立的历史性大会。在其后的20多年里，翻译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然而，其中进行的较多的是翻译的描写行研究工作。由此，翻译研究领域的学者们不禁有些困惑：除了描写性研究外，翻译研究今后向哪个方向发展？1990年，由苏珊巴斯内特和安德烈勒菲弗尔合编的《翻译、历史与文化》一书出版。他们第一次正式提出翻译“文化转向”的发展方向。一石激起千层浪，从事翻译研究的学者们深受启发和鼓舞，与此开始了翻译研究的又一突破性进展，并最终形成了西方翻译理论领域的另一新的学派――文化学派。

《文化构建――文学翻译论集》共收录苏珊巴斯内特和安德烈勒菲弗尔的八篇论文。他们不仅向读者讲述翻译研究的发展历史，总结翻译理论研究、文化研究、描写翻译研究以及翻译教学方面的最新发展动态，而且两位学者还指出这一学科在下一世纪的发展方向。在序言部分，巴斯内特和勒菲弗尔回顾自1978年以来的翻译发展。他们认为，翻译工作者在促使不同文化交流方面起了重要的纽带作用，研究翻译作品在一定意义上即是研究不同文化的相互作用。勒菲弗尔在第一章中阐释了文本模式对进行比较分析的帮助和影响。巴斯内特在第二章中指出由于某些文化因素的制约，原文有时往往以译作的形式呈现给读者。这样的翻译当然不是翻译，而是伪翻译（pseudo-translation），作者/译者和读者之间亦存在“共谋”（collusion）.在第三章，勒菲弗尔对古罗马诗人维吉尔所著的《埃涅伊特》（Aeneid）几个英译本作了历史研究。他认为《埃涅伊特》某些译本的成功较大程度上与原语文化在译作读者心中的地位有关，而不只是译作质量好坏的问题。在第六章，勒菲弗尔分析了德国戏剧作家布莱希特作品Mother Courage的三个译本，从二战时期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文学及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偏见，指出文学评论家和翻译家的有效结合，尤其是前者通过另一种形式的“共谋”，在西方成功地重塑了布莱希特的形象，完成了一种社会构建和文化构建。第八章是本书的结束，巴斯内特把文化研究和翻译研究联系起来，追溯两者过去30年中平行发展的历史，她们认为两学科跳出各自轨道联合发展的时候已经来临，翻译研究已向文华转向，现在该文化研究向翻译转向了。

二、翻译研究发生文化转向的基础

没有对以后结构主义为代表的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欧美人文思想发展的了解，没有对“翻译研究”来龙去脉的掌握，很难清洗阐明翻译研究发生文化转向的语境，以及所谓“转向文化”究竟意指为何，因此，本文尝试在这些方面做些补充论述。

首先要指出的是“翻译研究”，并不是泛指对翻译的研究，而是特指20世纪70年代开始学科化的“翻译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 ）理论与实践。翻译研究从一开始就不再围绕“翻译如何更忠实于原著”做绝望的探寻，而是转向以译文为中心，讨论翻译文学如何影响目标文化（target culture）。这直接受到来自欧陆的后结构主义理论的影响。传统翻译理论始终建立在对“原文”、“译文”的本质化定义之上，原文和译文之间的等值关系（equivalence）被认为是颠扑不破的。那些关于翻译的讨论经常是经验主义的，总在探究如何使译文与原文等值。但在后结构主义者那里，什么是原文，这首先是应该被质疑的问题。福柯在《什么是作者》中提示要将作者视为一系列的主置而不是一个实际的个体，因此作者并不拥有什么至高无上的权威，它只是履行话语赋予它的功能。换句话说，谁是作者并不重要，重要在于话语是如何形成和运作的。

早期翻译研究中最有代表性的成果是“描述翻译学”（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简称DTS）的个案分析，而其理论贡献则来自埃文―佐哈尔（Even Zohar）的“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 Theory）。作为一种理论模型，多元系统理论显得有些“粗陋”，但它将翻译视为目标文化变迁的主要形塑力量，这为翻译研究打开了许多面向。正是在它的启迪下，翻译研究开始关注翻译文学在目标文化中的建构作用。“多元系统理论”使翻译研究超越形式主义阶段，开始将更广泛的历史语境纳入视野。既然本土文化的改变越来越依赖翻译，源文化（source culture）的形象越来越通过翻译来建构，了解翻译的过程如何进行以及哪种翻译被生产出来也就越来越重要。为什么是这些文本被翻译了而不是其他的？翻译背后的动机是什么？翻译技巧是如何被用来服务于某种特定动机的？在这些动机的控制之下译者是如何被利用的？对这些问题的追问使得翻译过程中原来被遮蔽或被视作透明的因素现身，比如译者、文化传统、意识形态、制度、市场等等。正如勒菲弗尔所说，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翻译中的每一步骤――从外国文本的选择到翻译策略的执行，对译本的编辑、评论以及阅读都是由目标语言中流通的不同文化价值造成的，而且总是处于阶级的秩序之中。”因此，无论是在源文化还是目标文化中，翻译总是陷入权力关系网中。于是，翻译研究所要关注的就不仅仅是语言问题，它必须在更广阔的历史文化视野中展开自己的讨论。这就是勒菲弗尔和巴斯奈特所呼唤的“文化转向”。

三、什么是“文化转向”

其实，勒菲弗尔和巴斯内特所提倡的“文化转向”特指转向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巴斯内特曾经将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发展脉络进行对比，指出它们都经历了文化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的路线，但却一直是平行发展，从不发生关联。但是在日益全球化的时代，它们的相遇却含有某种必然性。毕竟，文化全球化意味着我们都生活在“翻译”的世界里。雪莱・西蒙说，文化转向将翻译界定为一个传介过程（mediatation），它不是超越意识形态之上，而是穿行于其中。勒菲弗尔和巴斯奈特在呼吁翻译研究转向文化时，明确提出所谓“转向文化”就是要去研究翻泽过程中复杂的文本操控是如何发生的。这也是勒菲弗尔一直关注的问题，他曾经提出所谓“操控理论”（Manipulation Theory ）：意识形态、赞助、（patronage）、诗学（poetics）、文化体系（universe of discourse）、翻译与语言发展和教育、翻译策略、中心文本与中心文化cen tral text and cen tral cu ltu re s等七个方面的因素参与操控翻译过程，并制约着翻译文本的生产。他还借用布迪厄“文化资本”的概念，指出包括翻译、文学批评、出版等在内的文化工业共同构造了外国文学的形象，而这些成为精英阶层的文化资本。

勒菲弗尔在此突现了翻译中的权力问题，他和巴斯奈特等操控学派的学者将翻译文本作为编码、解码的批评实践的场所，试图从中发现权力的隐蔽结构。其实，从勒菲弗尔的操控理论中，可以发现它同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之间的关联。对阿尔都塞来说，“没有不利用某种意识形态和不在某种意识形态之内的实践”，因此，无论写作还是翻译都必然是某种意识形态的实践。但是如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一样，操控学派虽然在揭露翻译中的权力结构方面极富阐释力和颠覆力，但它将权力视作本质化的存在，似乎译者只能被动地为其意识形态所利用，而完全丧失主体性。同时，它将操控翻译的权力仅仅归结为皇权、政府、宗教等特权阶层所有，而忽视了可能存在的各种合谋现象。为了从阿尔都塞式的结构主义范式带来的僵化中拯救自己，文化研究转向了葛兰西的霸权理论。戴锦华曾经指出，葛兰西理论对于文化研究最大的启示，不在于他指出社会中存在着文化霸权结构，也不仅在于他揭示了一个阿尔都塞以另一种方式已经揭示过的事实--裸的暴力的国家机器是很难真正进行统治的，必须配合以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它才能够运行--而在于他指明文化霸权结构要想成为霸权就必须吸收并内在地包容被统治阶级的文化于其中。于是，文化变成协商和斗争之所，与权力的共谋及对权力的抵抗可能同时存在。

但是在翻译领域中，强调翻译必须与原文对等有着久远的历史；因此，译者是不可见也不能现身的。果戈里说“，理想的译者应成为一块玻璃，透明得让读者感觉不到他的存在。”译者隐身地越成功，译文与原文的对等度就越高。如果从译文中完全感觉不到译者的存在，翻译就会像科学一样值得“信任”。较早对主体性问题进行思考的是法国学者贝尔曼（Berman）。贝尔曼认为，译者绝不是一个消极地接受文化规则复制出来的中转站，译者的主体性必须被理解为传介活动的复杂过程的一部分，这种活动为积极的和批判性的干预留下了空间。20世纪90年代，韦努蒂借助后结构主义的思想资源，通过重新定义翻译并恢复译者的在场，从而颠覆了以往的翻译史著作《译者的隐身――一部翻译史》。韦努蒂为翻译下的定义是：翻译是译者在理解的前提下用目的语中的能指链来代替源语文本中的能指链的过程。可见，译者主导着翻译的过程，决定着采取怎样的策略进行翻译。而透明仅仅是翻译策略中的一种，即“归化”翻译。相对于“归化”而言，韦努蒂更提倡“异化”的翻译。而且，他将选择异化策略视作自觉的抵抗实践。他说“，反对英美传统的归化，张异化的翻译，其目的是要发展一种抵抗以目标文化价值观占主导地位的翻译理论和实践，以表现外国文本在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在后殖民的语境中，韦努蒂的抵抗还意味着反抗翻译中的“我族中心主义的暴力”。而对很多女性知识分子而言，不可缺少的斗争面向是如何在翻译中放置女性主义的立场，从而反抗男权文化的暴力。芭芭拉・戈达尔（Barbara Godard）主张女性主义译者应该炫耀她对文本的控制，她的女性的翻译策略。而雪莱・西蒙则从质疑“翻译是女性的”这样的传统翻译思想入手，主张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必须研究翻译如何被女性化这一过程，以此动摇支持这一联系的权威结构。既是理论家又亲身参与翻译实践的斯皮瓦克强调，女性主义译者的任务是把语言看作揭示性别化能动机制之运作的线索；因此使自己处于译者的位置，使自己成为中介的主体，这样才能在翻译中实践女性主义的批判立场。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研究也发生了“翻译转向”――翻译成为文化研究必须予以关注的领域。

四、结语

从上文论述中可以看出，在“翻译研究”的语境中，文化转向特指翻译研究吸收当代西方批判理论尤其是文化研究的理论资源发生研究重点的变化，即开始关注翻译的媒介本质，翻译过程中的权力运作机制，翻译中的种族、阶级、性别议题。国内对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或说文化研究视野下的翻译研究存在不同程度的误解。其实，文化研究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是一种实践的理论，而不是对文化的学院式研究。如戴锦华教授所说，“对文化研究而言，重要的不是某种独有的理论脉络与知识谱系而是某种社会立场与社会批判的精神，是某种反表意实践与社会实践的可能”。因此，翻译研究转向文化研究，注重的就是它所开敞的朝向社会的批判与践行空间；它意味着翻译研究将关注如何在翻译实践中进行文化抵抗和斗争。这正是韦努蒂、斯皮瓦克等人在他们的著作中反复强调的“翻译的政治”。在他们看来，翻译恰恰是一个争夺文化霸权的场域，于是译者的主体性、翻译策略的选择都是文化抵抗的重要因素。比如一个第三世界的译者究竟应该如何翻译西方文本？一个女性译者在翻译中突显自己的女性身份意味着什么？可见，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更关键的是转向葛兰西――它为翻译研究打开了一种面对现实的社会实践与社会批判的可能，而不仅仅是有一片学院内只是生产的处女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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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雅明：作品与画像[M].文汇出版社，1999：115-135.

[3]埃文・佐哈尔.多元系统论[J].张南峰，译.中国翻译，2002（4）.

[4]Edwin Gentzler.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的英文引进版，2004：106-145.

[5]AndréLefevere（ed.）Introduction[M].Translation /History / Culture：A Source Book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的英文引进版，2004：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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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AndréLefevere & Susan Bassnett.Introduction[M].Translation / History / Culture， London & New York： P inter， 1990.

中文翻译篇8

“翻译从来就是一种以文化—政治为目的的语际交流行为，古今中外，概莫例外。”（刘宓庆，2007）世界上没有绝对的非功利的翻译事业，翻译作为一个整体总是服务于某种特定的文化战略目的。纵观中西翻译史上出现的翻译高潮无不具有鲜明的文化战略色彩，罗马帝国（公元前27 年- 公元284 年）从古希腊进行文化输血以补充其匮乏的文化资源； 中世纪教会为加强其宗教统治对《圣经》的翻译； 文艺复兴时期源于思想和文学革新的翻译； 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翻译高潮—汉代佛经翻译给沉闷衰退的西汉带来了新的精神慰藉和诉求本文由收集整理； 明清时期的科技翻译“师夷长技以制夷”；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鲁迅先生倡导的“为起义的奴隶搬运军火”（陈福康，2000）的翻译则是直接为革命服务。因而，对翻译的考量应不仅仅局限于语言层面，我们“应该从文化战略的角度来看待翻译”。（刘宓庆，2007）。

一、文化转向与翻译文化战略观

中国历史上大抵有四次翻译高潮。第一次是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第二次是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第三次是鸦片战争至五四的西学翻译；第四次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对西学的全面翻译。这四次翻译高潮无一不是配合着当时特殊的历史与文化国情发展起来的。可以说，古以来翻译就不仅仅是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简单文字转化过程，而是文化交流、国家发展的重要手段。当前，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与大国地位的不断提升，对外弘扬中华文化，提升文化影响力，正成为中国新时期新的战略发展点。刘宓庆教授所提出的“翻译文化战略观”正是顺应当前历史潮流，反映时代使命的翻译理念。在《中国翻译界要树立文化战略观》一文中，刘宓庆向中国当今翻译工作者提出了如下若干问题：翻译界是否对当前的历史大势和现实要求有充分认识？中国的翻译队伍是否站在文化战略考量的制高点来观照中国的翻译事业？中国的翻译从业者是否意识到了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把握住了文化战略考量这个中国翻译思想的价值观核心（刘宓庆，2006：7）他认为，翻译作为一种以文化一政治为目的的语际交流行为，从古至今对一个国家的发展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每个民族要生存、发展，就一定要有自己的生存、发展战略，而文化战略正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他提出，中国人应该从文化战略的高度来看待翻译。翻译文化战略观的内涵定义主要分为四个层次：首先，要从文化战略的高度来定位中国翻译事业；其次，要心系国运盛衰，继承发扬译界先驱精神，将个人事业心与忧国感时之志密切结合；第三，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和翻译学；第四，要正确对待西方翻译理论，将中国翻译理论紧贴中国历史和现实国情。翻译工作的作用之于外交、外宣、外贸以及所有的对外交往与合作的作用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在当今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大战略下，翻译工作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可以说，刘宓庆教授将翻译的文化观上升到国家战略角度，正切合了我国当前所面临的历史机遇与挑战，对我国翻译事业具有重要的借鉴和指导作用。

二、 中国翻译文化战略的原因

首先，中国译学孕育于丰富的中华文化母体中，无处不留下中华文化的痕迹，这就与西方译论迥然不同，二者在社会组织形式、物质生存方式和人文地理环境三大方面都有所不相同：前者发轫于宗法分封制，长期属于农耕自然经济，地处半封闭的温带大河大陆，周边文明发展相对滞后，而后者发轫于城邦共和制，长期属于农商——农工相结合的“领主经济”，地处开放性海洋型认为地理环境，文化交流如百川交汇。以上三个大的方面的差异派生出汉语和西方语言在语言文字结构、语言流通版图和语言流通形式上的不同，其中最主要、最基本的差异是汉语和西方语言分数不同的语系，它们之间不存在语源上的“同根联系”这一基本的语言，文化现实决定了中国翻译理论必须十分重视“语言-文化对比研究”，并将我们的语言转化理论描写建筑在“语言-文化比较描写”的基础上。这是中国译论和西方译论的重大差别之一。

其次，中国久远的人文哲学传统历来重视“意义”（概念、思想、意念等）。古代义理之辨可以追溯到魏晋时代的王弼，他提出了著名的重义命题“得象在忘象，得象在忘言”，将孔墨时代的主题意念进行深化，表现为“命题三维化”（意、言、象）。汉语总是将意义实体和语义承载糅合在一起考虑：意义和形式都不要诉求“单打一”的手段，中国人总是双管齐下，关注意义，兼顾审美。后世的很多翻译理论都没有离开“重意义”这条主脉。严复的“信达雅”，林语堂的“忠实”原则，傅雷的“重神似而不重形似”，钱钟书的“化境”以及刘重德的“信达切”原则，都强调了重视意义。由此可见，中国翻译十分重视意义研究以及与之相关的文本理解理论，并将译学意义理论建筑在广泛的基础研究，如与决定形式的意向研究，话语结构研究，句法转换机制等。中国传统译论一贯重视意义，这是中国翻译意义观的一大特色，这个源远流长的特色是十分可贵的，应该加以阐扬。

中国翻译也与美学有很密切的关系。汉语历来重视感性，突出整体意境和美感，富于结构美、符号美、韵律美、抒情美、意境美等。符号美指它的高度形象化和意象化，同时又及语音提示性和语义提示性于一身，几乎每个汉字都有一层又一层的语义涵蕴，汉语的语义涵蕴常常与物质感性相联系。语言审美感性也深深的参与了以汉语为母语的人的斟词酌句过程。汉语这门感性的语言，与视觉感性和听觉感性密不可分，而中国翻译传统意义观中感性把握、重体悟的思想源头，这种体悟本身来讲就是一种美。中国人倾向于以一种美感心态来掂量语言的立意、抒情、遣词、造句、谋篇（起承转合），这种中国人特有的“语言美感心态”被刘勰叫做“文心”。中国人的“文心”成分体现了黑格尔的一句名言“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与形态语言想比较，我们可以看到汉语独特的美学素质：重意念、重形象、重感性、重神合、重了悟。汉语的美学素质是气质性的、结构性的，同时又是功能性的，属于审美形态的语言。汉语表现出与其他语言不同的美学特征和文化内涵，值得我们去珍惜和保护。

三、 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