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工转正总结范文

美工转正总结篇1

转基因玉米退运风波

【本刊讯】（记者贺涛）一场进口美国玉米退运风波已经绵延八个月之久，目前尚未看到解决迹象。

去年10月，深圳口岸首次从一船进口美国玉米中检出未经中国农业部批准的MIR162转基因成分，要求“一律作退运或销毁处理”。国家质检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6月16日，全国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共在125.2万吨进口美国玉米及其制品中，检出MIR162转基因成分。

海关数据显示，中国2013年的玉米进口总量为326.5万吨，退运规模已接近去年玉米进口总量的四成。舆论将之解读为政府基于转基因安全问题考量做出的行动。包括中粮集团在内的玉米进口商受到质疑，被指通过非法行为进口未经批准的转基因玉米，带来食品安全风险。

MIR162是一种较新的抗虫转基因玉米，由总部设在瑞士的先正达公司研发。2008年，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将之核准作为食物和饲料，两年后，美国农业部批准其商业化种植。目前，台湾、巴西、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韩国、墨西哥、阿根廷和欧盟等国家和地区已批准进口乃至种植MIR162玉米。

然而，MIR162玉米未拿到中国政府颁发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这是出口到中国市场的必要条件。早在2010年3月，先正达向农业部提交进口用作加工原料的安全证书申请。农业部经评审，认为先正达提供的相关材料和实验数据不完整，并存在一些问题，要求其补充材料。此后，先正达数次提交相关申请。2013年11月份，先正达再次提交了MIR162玉米的安全证书申请。根据相关规定，“农业部应当自收到申请人申请之日起270日内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决定”，据此推算，先正达应在今年七八月份得到批准与否的通知。

目前，有12种转基因玉米获批进入中国作为加工原料使用，并仍在有效期内。进口主要来自美国，由于美国玉米九成以上都是转基因玉米，所以中国进口的基本都是转基因玉米。

MIR162玉米在美国玉米总产量中占到一成左右。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朱祯对《财经》记者分析，美国将转基因食品与同类非转基因食品等同对待，认定为同样安全，对转基因食品采取不要求标识的制度。这样一来，在生产、运输、储存、加工等各个环节，各种转基因玉米和非转基因玉米都混杂在一起，难以区分，可能因此出口到中国的玉米中夹带MIR162转基因成分。

如果从源头将MIR162玉米分离出来，则要在上述各环节增加处理成本，随着价格抬升，这些增加的成本最终会转嫁给消费者。

据媒体报道，连续被退运，也引发美国谷物协会对MIR162转基因玉米的不满，今年初曾致函先正达，要求先正达暂停推广MIR162转基因玉米，直至获得中国批准为止。但是先正达拒绝了，理由是这对已经进入流通体系的MIR162玉米于事无补。

实际上，MIR162玉米在美国放量种植的2011年起，美国来的玉米船货中就混有这种转基因玉米。为何到2013年底才开始拒收？一位业内人士的解读是，目前国内对转基因农产品的舆论压力非常大，“目前有多个转基因玉米品种的审批都处于停滞状态”。

业内一个普遍观点是，2013年国内玉米大丰收，阶段性供过于求，库存压力大。但这种做法无可指摘。 进展

肥胖者的健康“密码”

同样是胖子，为何有人因胖生病而有人就不会？一项国际研究发现，肥胖者健康与否和体内一种酶关系密切。

实验显示，如果人类和实验鼠体内血红素加氧酶1含量较高，则易受到糖尿病、脂肪肝等疾病困扰；相反，这种酶含量较低的人和实验鼠即使肥胖，也能保持健康。全球有超过20亿人口超重或肥胖，其中四分之三患心脏病、癌症等疾病，而另外四分之一则代谢正常，长期保持健康。这一发现或有助于研究肥胖所致疾病的早期诊断与治疗。 让耳机线不打结

英国的一些科学家已经研究出如何避免线性物体打结的方法，将线条两端连接在一起组成一个环路可以大幅降低线条打结的概率。

美工转正总结篇2

中国加工贸易从“三来一补”方式起步，近 30 多年来先后经历了承接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移、承接机械及电气设备等资本密集型制造业转移、承接全球电子信息产业转移等发展阶段，积淀形成了今天的产业结构和发展规模。作为一种 “大进大出”型的贸易方式，在现行国际通行的贸易统计体系下，加工贸易必然产生顺差，而且随着贸易规模越大、顺差也会逐年增长。总体来看，中国的加工贸易顺差呈现以下特点:

一是从总量趋势看，加工贸易顺差逐年增长，一直是中国外贸顺差的主要构成部分。中国加工贸易进出口额从 1980 年的 16. 7 亿美元增长到 2010 年的 11578 亿美元，曾一度占到对外贸易的 “半壁江山”，目前约占 40% ( 表 1) 。随着加工贸易总量增长，顺差规模不断扩大，2008 年达到近 3000 亿美元峰值，2010 年达到 3229 亿美元，占全部顺差的比重 2010 年达到 176% ( 表 2) 。

二是从地区结构看，加工贸易顺差和逆差流向基本上反映出中国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目前，中国加工贸易出口的主要市场是美国、欧盟、香港和日本，进口主要市场是韩国、中国台湾、日本和东盟。这主要是基于近年来全球产业内贸易、产品内贸易不断发展的结果，集中体现在中国从日、韩、台进口原材料和中间品，在中国大陆加工装配后出口到美欧发达国家，由此导致中国对周边经济体逆差增加，而对美欧顺差扩大。以2010年为例，中国对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逆差总额达 2113 亿美元，较中国对美顺差 1813 亿美元还略高。跨国企业对这一贸易链条的形成发挥了主导作用，这也与中国加工贸易出口主体 80% 以上是外资企业相吻合。以苹果 iPhone 手机为例，可以清楚地展现出贸易流向，即中国从日本、韩国、德国和美国进口零部件，由富士康公司组装后出口美国。反映在现行贸易统计上，有研究估计 2009 年中美iPhone 手机贸易额约 20 亿美元，其中中方顺差 19 亿美元。

三是从产品结构看，加工贸易顺差主要来源于电脑、手机等更易进行产品内分工的电子类产品。据统计，目前全球约 90%的笔记本电脑、80%的数码相机和 50% 的手机属于加工贸易出口。就中国而言，加工贸易约 80% 属于电脑、手机、船舶、液晶显示板、集成电路等电子类产品。以中美贸易为例，加工贸易顺差主要集中在数据处理设备等相关电子产品领域。而中国较具优势的传统机电类产品，如电站设施、汽车摩托车、移动通信基站、机床、农业机械和机械基础件等，则主要以一般贸易出口为主。

四是从国内增值率看，近年来随着国内配套能力提高，加工贸易增值率也在逐步上升。按照 “( 出口 － 进口) /出口”的方式粗略估算，中国加工贸易增值率从 1990年的 26% 上升到 2010 年的 44%，但整体仍处于国际产业链条的低端( 表 3) 。以前文的 iPhone 手机为例，研究人员估计每部手机的总制造成本约 178. 96 美元，中国组装只占 3. 6%，即 6. 5 美元。中国不仅在高端制造环节落后，在上游的研发设计、下游的品牌营销等产业链环节上整体更为薄弱。国内也有研究人员运用美国学者 Hummels等人估算垂直专门化比率的方法，对中国 1992—2003 年出口特别是对美出口中的垂直专门化程度进行了估算，得出结论认为中国用大约十年的时间，使得出口贸易中垂直专门化的价值比率上升了 10 个百分点，国外也有相关研究成果支持该结论。

二、关于加工贸易顺差问题的几个再认识

长期以来，对于加工贸易存在一些 认 识 上 的 误 区，需 要 加 以澄清。

一是在加工贸易顺差持续增加的背后， “出口导向政策”是主因吗?

事实上，从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的对比来看，前者更多受全球产业分工不断深化的影响，对国际环境的敏感度远大于对国内政策的敏感度。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前，加工贸易已经出现明显的增速下滑信号，反映出全球跨国生产链条的内在影响。之后全球经济复苏，也表现为加工贸易率先恢复，成为危机后贸易形势的 “晴雨”指标。与加工贸易相比，一般贸易受国内政策和环境影响更大。2002 年，外贸经营权放开带来民营企业大发展，导致一般贸易出口急剧增加、顺差急剧扩大; 而在 2006—2008 年前后，随着中国城市化工业化步伐加快，对大宗能矿产品和国外消费品进口急剧增长，导致近年来一般贸易项下出现逆差。这些事实说明，我国今天的贸易格局和顺差状况，是中国作为一个处在高速工业化城镇化阶段、拥有 13 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长期以自身比较优势参与全球经济大循环的必然结果。其实质，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外经济结构和发展阶段差异以及国际分工调整等一系列综合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一段时期内，随着中国参与全球分工的深化，顺差还将保持一定规模，之后随着相对比较优势的消长，顺差的构成也会发生改变。最终随着内需的逐步扩大，总体贸易平衡状况才可能改善，这是客观发展规律，并非简单的政策调整可以改变。

二是人民币升值，可以有效减少加工贸易顺差吗?

毋庸讳言，通过本币升值的途径，对降低一般贸易出口竞争力、扩大一般贸易进口是有效的。但对于加工贸易来说，这种效果则十分有限。加工贸易的理论基础是产品内分工模式，即产品生产过程的不同工序或环节在空间上发生分离，分布在地理距离较远的不同位置。而从贸易主体来看，跨国公司在全球加工贸易中占据的分量越来越大。有数据显示，中国工业品出口的 55% 以上、高科技产品出口的87% 以上，是由跨国公司完成的。在这种新的国际分工背景下，汇率调节贸易失衡的作用在不断弱化。以中美贸易为例，中国对美出口中很大一部分是美资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汇率在一定程度成了跨国公司的内部核算价格。从贸易链条看，受水平分工向垂直分工转化的影响，一些复杂产品的设计、工艺、制造等环节相分离。由于品牌、设计、流通等服务性环节等非贸易部分占比不断提高，制造环节占比下降，导致产品最终售价对汇率的敏感性下降。因此，受全球产业分工以及加工贸易自身特性的影响，人民币升值对减小加工贸易顺差的作用也是有限的。

三是加工贸易出口规模越大，就等于耗费中国更多的廉 价 资源吗?

这涉及我们如何认识加工贸易作用的问题。过去 30 多年来，我国通过发展加工贸易，不仅仅是扩大了就业、积累了外汇、获取了税收，更重要的是通过 “干中学”，在产业、人才、技术、管理等方面获取了巨大的外溢效应。一些产业如造船、航空制造、光伏等，通过加工贸易方式承接国外订单，获取相关资质认证，实现技术积累，反过来又助推了国内上游原料生产和下游市场培育。加工贸易还促进了国内产业集聚，为许多产业转向一般贸易出口和创设自主品牌创造了条件。目前，许多国内品牌企业的创业者以及管理人员、技术人员等，多有在大型加工贸易企业的工作经验。这在纺织服装、轻工等比较优势明显的行业更加突出。近年来，一些加工贸易企业在做大规模的同时，正在市场竞争压力下加快推进转型升级，对上下游产业的拉动效应和辐射效应进一步增强。这些事实均说明，不应仅从贸易角度来看待加工贸易及其顺差，清醒认识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和中长期比较优势，有助于理清下一步推进外贸结构调整的思路。

四是以 “减顺差”为政策目标导向，有助于推动中国对外贸易转型升级吗?

对于这一问题，应从两个层面来加以认识。一方面，对于加工贸易的制造环节来说，在现行国际贸易统计体系下，推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延伸加工贸易价值链，其结果必定是国内产业链越长、国产料件比重越大、国内增值率越高，则加工贸易顺差越大。因此，如果孤立地将 “减顺差”等同于 “不出口”或 “少出口”，这显然与提高外贸出口附加值的大方向背道而驰。另一方面，目前我们在国际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中总体处于低端位置，主要不仅是制造业本身的问题，而症结恰恰在于与制造相关的研发设计、物流供应、市场营销、金融咨询等生产环节严重滞后。近年来，许多加工贸易企业正在探索进行业务转型，如供应链公司通过专注做整个产业链的优化重组，虽然出口规模成倍增加了，但其通过精益采购、物流仓储、报关运输等种种增值服务，挖掘了服务的深度和广度，带动了配套产业特别是服务业的发展，符合产业升级的大方向。因此，我们要辩证认识加工贸易顺差问题，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在某种程度上推进转型升级是一种路径选择，而减顺差应当是 “果”，不应本末倒置。

三、对加工贸易转型升级与顺差走向的互动关系初析

近年来，许多学者对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实践与路径进行了分析。有研究从产业内、产业间、企业模式、区域转移、内销及海外投资等六个角度，对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模式进行了全景式分析。下文则试图以全球产业链条作为分析主线，从四种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模式入手，初步分析其对顺差的影响和联动关系。

第一类: 企业延长国内产业链条，国内零部件采购率上升。这是一种较常见的加工贸易升级模式。企业通过开展深加工结转业务使加工贸易产业链不断延伸，不仅在产业内的原材料、零部件和半成品、成品之间相互紧密配套，形成了相互配套的加工贸易企业群，而且伴随产业上下游链条的横纵延伸，在产业之间也开始形成比较完善的加工产业链和产业配套群体。例如，广东东莞市已形成了电子信息产业集聚区，全球 40% 的硬盘磁头、30% 的覆铜板、27% 的高级交流电容器在东莞制造，电脑整机零部件配套率达 95%。这种模式体现在贸易环节，直接表现为进口减少、顺差增加。但从全国范围来看，对国内相关产业制造水平提升、扩大就业和税收均有积极的正面效应。

第二类: 企业自身向产业链上游延伸，从 OEM 向 ODM、OBM转型，做研发和设计环节。这是许多大型加工贸易企业的升级路径。一些企业从开展加工贸易业务做起，逐步实现了从 OEM ( 贴牌加工) 到 ODM ( 委托设计生产) 再到 OBM ( 自有品牌营销) 的转变，逐步拥有自己的品牌和知识产权，具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例如深圳的华为、中兴、康佳，顺德的美的、格兰仕、科龙电器，珠海的格力等。这些企业中，有的已经转型成为一般贸易企业，有的则将开拓内销市场作为主攻方向，有的则进一步通过贸易、对外投资和内销等多种方式实现对外扩张，成为真正的跨国企业。这种模式体现在贸易环节，一般表现为顺差增加，但是同时出口附加值和收益也大幅提高了，其对国内相关产业的溢出效应也不可低估。

第三类: 企业自身向产业链下游延伸，做渠道、品牌和销售，定价权更加灵活。这是国际金融危机以后许多传统加工贸易企业的转型方向。受危机后国际市场需求回落和扩大内需政策的引导，以及人民币升值等因素影响，一些加工贸易企业从传统的 “大进大出”逐渐转向为国内国外两个市场服务，内销比例不断提高，形成了内外贸市场双轮驱动的格局。这种模式体现在贸易环节，可能表现为顺差减少，但随着内销比重上升，出口企业对国内经济发展的连带效应进一步提升。

第四类: 伴随供应链公司等新型商业模式的兴起，产业分工更加深化，一部分企业更加专注做制造，一部分企业更加专注做服务。这是近年来在国内一些沿海城市兴起的一种新型企业模式。在深圳、厦门等地，一些企业利用自身掌握的优势资源，重点从精益采购、仓储运输、物流报关、金融支持等涉及加工贸易的 “全产业链”入手，开展 相 应 的 增 值 服 务，实 现 了“没有一个工人、没有一间厂房、但年出口达到数十亿美元规模”的发展模式创新。其实质，是在当前服务业与生产制造业既高度分工又紧密融合的格局下，企业发挥自身优势、挖掘中国强大制造业背后的庞大服务需求而进行的商业模式创新。虽然在形式上，似乎类似于改革开放初期的专业贸易公司，但其内涵和盈利模式已经大大拓展。这些供应链公司背后的制造企业，则往往更加专注于制造环节，通常在生产工艺上有创新、在企业管理上较为先进，具有较明显的规模效应。这种模式的效应，体现在顺差上是将原有部分制造企业的顺差转移到专业供应链企业项下，一定程度上可能增加顺差。但从整体来看，这种分工更加细化的商业模式，对于催生相关生产业意义重大，同时也对传统外贸管理体制和政策带来新挑战。

四、几点思考与建议

一是清醒认识中国加工贸易顺差存在的客观性和长期性，以平常心看待。从历史上看，任何一个大国崛起都会导致世界经济的结构性失衡。当前，中国正处在高速工业化、城镇化阶段，劳动力比较优势还将在一段时期内存在，内需市场的扩大同样需要在参与全球经济大循环中逐步得以实现。这些客观因素决定着，中国的贸易顺差特别是加工贸易顺差仍将在一定时期内存在，应尊重客观发展规律，清醒认识所谓的 “失衡”问题，既要把扩大内需作为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方针，同时更加注重把利用国际有利条件和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相结合，在参与全球竞争与合作中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二是 推 进 外 贸 转 型 升 级 是“本”， 减 少 加 工 贸 易 顺 差 是“末”，切忌舍本逐末。从前文分析可以看出，受国内传统比较优势弱化、总体竞争力提升、全球产业分工深化等诸多因素影响，许多加工贸易企业已经在市场竞争条件下走向了转型升级之路。从目前企业的实践来看，这种探索与政府推进结构调整的方向是不谋而合的。在此背景下，如果过多强调以 “减顺差”作为政策目标导向，势必导致政策的频繁调整，打乱企业正常运行的预期和环境，反而起到“欲速则不达”的效果。因此，正确的政策导向应当是顺势而为、依托企业的实践，研究提出新形势下推进外贸转型升级的政策思路。

三是以跨产业链的开放视角看待加工贸易问题，将制造业升级与服务业转型统筹结合起来。如前文所说，全球化背景下服务业与生产制造业既高度分工又紧密融合的格局，正深刻改变着世界产业、技术、管理和商业模式，使我国面临巨大挑战，又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我们应依托自身作为世界工厂的庞大服务需求、良好的投资软硬环境、数量庞大的中高端人才及储备等优势，跳出纯粹的 “制造”看 “贸易”，跳出纯粹的 “贸易”看 “产业”，以参与服务业全球化作为切入点，实现我整体产业链的优化重组。

美工转正总结篇3

一、基本任务和总目标

未来十年是中国经济稳步发展的十年，根据本企业产品在市场中的地位和作用，制订2003年至2010年远景规划，使之成为公司各项工作的指导。

十年内的奋斗目标和重点是：研制尖端产品，赶上国际先进水平；进行部分产品的更新换代；新建和扩建部分生产车间；大量培训员工，促进技术进步；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

二、十年内发展规划

(一)企业发展规划：新建××车间，进行××产品的生产；扩建××车问，使×种产品的生产到2010年比现在提高×倍，年产量达到××万只；增加工程技术人员、技术工人和部分管理人员，使之从现有的××人，增加到××人。

(二)产品发展方向：与××研究所舍作，积极研制××、××等新产品，其中××新产品要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以提高质量为中心，对现有的××等几种产品进行(二)产品发展方向：与××研究所舍作，积极研制××、××等新产品，其中××新产品要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以提高质量为中心，对现有的××等几种产品进行(二)产品发展方向：与××研究所舍作，积极研制××、××等新产品，其中××新产品要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以提高质量为中心，对现有的××等几种产品进行技术改造，使之符舍国内和国际市场的需要。

(三)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l、提高劳动生产率：随着新技术设备的应用和工人生产技术的提高，到2010年全年劳动生产率要比现在提高××％左右。

2、增加总产值：在××车间的扩建和××车间的新建工程完成投产后，年总产值可达××万美元，比现在提高×倍。

3、降低可比产品成本：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原材料、燃料等消耗，使可比产品成本到2010年比现在减少××％左右。

4、加速技术周转：在产品增加的情况下，做到不增加流动技术，使流动技术的周转天数从现在的××天，降低到××天。

5、提高盈刺水平：在增加生产、降低消耗的基础上，力争20lO年的利润从现在的××万美元，增长到××万美元。

三、为实现目标而采取的措施

(一)举办各种培训班，提高员工文化水平，学习先进(二)产品发展方向：与××研究所舍作，积极研制××、××等新产品，其中××新产品要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以提高质量为中心，对现有的××等几种产品进行技术改造，使之符舍国内和国际市场的需要。

(三)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l、提高劳动生产率：随着新技术设备的应用和工人生产技术的提高，到2010年全年劳动生产率要比现在提高××％左右。

2、增加总产值：在××车间的扩建和××车间的新建工程完成投产后，年总产值可达××万美元，比现在提高×倍。

3、降低可比产品成本：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原材料、燃料等消耗，使可比产品成本到2010年比现在减少××％左右。

4、加速技术周转：在产品增加的情况下，做到不增加流动技术，使流动技术的周转天数从现在的××天，降低到××天。

5、提高盈刺水平：在增加生产、降低消耗的基础上，力争20lO年的利润从现在的××万美元，增长到××万美元。

三、为实现目标而采取的措施

(一)举办各种培训班，提高员工文化水平，学习先进(二)产品发展方向：与××研究所舍作，积极研制××、××等新产品，其中××新产品要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以提高质量为中心，对现有的××等几种产品进行技术改造，使之符舍国内和国际市场的需要。

(三)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l、提高劳动生产率：随着新技术设备的应用和工人生产技术的提高，到2010年全年劳动生产率要比现在提高××％左右。

2、增加总产值：在××车间的扩建和××车间的新建工程完成投产后，年总产值可达××万美元，比现在提高×倍。

3、降低可比产品成本：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原材料、燃料等消耗，使可比产品成本到2010年比现在减少××％左右。

4、加速(二)产品发展方向：与××研究所舍作，积极研制××、××等新产品，其中××新产品要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以提高质量为中心，对现有的××等几种产品进行技术改造，使之符舍国内和国际市场的需要。

(三)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l、提高劳动生产率：随着新技术设备的应用和工人生产技术的提高，到2010年全年劳动生产率要比现在提高××％左右。

2、增加总产值：在××车间的扩建和××车间的新建工程完成投产后，年总产值可达××万美元，比现在提高×倍。

3、降低可比产品成本：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原材料、燃料等消耗，使可比产品成本到2010年比现在减少××％左右。

4、加速技术周转：在产品增加的情况下，做到不增加流动技术，使流动技术的周转天数从现在的××天，降低到××天。

5、提高盈刺水平：在增加生产、降低消耗的基础上，力争20lO年的利润从现在的××万美元，增长到××万美元。

三、为实现目标而采取的措施

(一)举办各种培训班，提高员工文化水平，学习先进(二)产品发展方向：与××研究所舍作，积极研制××、××等新产品，其中××新产品要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以提高质量为中心，对现有的××等几种产品进行技术改造，使之符舍国内和国际市场的需要。

(三)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l、提高劳动生产率：随着新技术设备的应用和工人生产技术的提高，到2010年全年劳动生产率要比现在提高××％左右。

2、增加总产值：在××车间的扩建和××车间的新建工程完成投产后，年总产值可达××万美元，比现在提高×倍。

3、降低可比产品成本：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原材料、燃料等消耗，使可比产品成本到2010年比现在减少××％左右。

4、加速技术周转：在产品增加的情况下，做到不增加流动技术，使流动技术的周转天数从现在的××天，降低到××天。

5、提高盈刺水平：在增加生产、降低消耗的基础上，力争20lO年的利润从现在的××万美元，增长到××万美元。

三、为实现目标而采取的措施

(一)举办各种培训班，提高员工文化水平，学习先进技术，改善人员素质，使之符合企业发展的要求。

(二)加强企业文化的渗透，正确贯彻经济责任制。严格执行奖惩制度，切实做到权、责、利相结使。调动全体员工的积极性，不断提高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水平，实现各项技术经济指标。

，改善人员素质，使之符合企业发展的要求。

(二)加强企业文化的渗透，正确贯彻经济责任制。严格执行奖惩制度，切实做到权、责、利相结使。调动全体员工的积极性，不断提高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水平，实现各项技术经济指标。

周转：在产品增加的情况下，做到不增加流动技术，使流动技术的周转天数从现在的××天，降低到××天。

5、提高盈刺水平：在增加生产、降低消耗的基础上，力争20lO年的利润从现在的××万美元，增长到××万美元。

三、为实现目标而采取的措施

(一)举办各种培训班，提高员工文化水平，学习先进技术，改善人员素质，使之符合企业发展的要求。

(二)加强企业文化的渗透，正确贯彻经济责任制。严格执行奖惩制度，切实做到权、责、利相结使。调动全体员工的积极性，不断提高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水平，实现各项技术经济指标。

，改善人员素质，使之符合企业发展的要求。

(二)加强企业文化的渗透，正确贯彻经济责任制。严格执行奖惩制度，切实做到权、责、利相结使。调动全体员工的积极性，不断提高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水平，实现各项技术经济指标。

，改善人员素质，使之符合企业发展的要求。

(二)加强企业文化的渗透，正确贯彻经济责任制。严格执行奖惩制度，切实做到权、责、利相结使。调动全体员工的积极性，不断提高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水平，实现各项技术经济指标。

改造，使之符舍国内和国际市场的需要。

(三)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l、提高劳动生产率：随着新技术设备的应用和工人生产技术的提高，到2010年全年劳动生产率要比现在提高××％左右。

2、增加总产值：在××车间的扩建和××车间的新建工程完成投产后，年总产值可达××万美元，比现在提高×倍。

3、降低可比产品成本：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原材料、燃料等消耗，使可比产品成本到2010年比现在减少××％左右。

4、加速技术周转：在产品增加的情况下，做到不增加流动技术，使流动技术的周转天数从现在的××天，降低到××天。

5、提高盈刺水平：在增加生产、降低消耗的基础上，力争20lO年的利润从现在的××万美元，增长到××万美元。

三、为实现目标而采取的措施

(一)举办各种培训班，提高员工文化水平，学习先进技术，改善人员素质，使之符合企业发展的要求。

(二)加强企业文化的渗透，正确贯彻经济责任制。严格执行奖惩制度，切实做到权、责、利相结使。调动全体员工的积极性，不断提高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水平，实现各项技术经济指标。

改造，使之符舍国内和国际市场的需要。

(三)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l、提高劳动生产率：随着新技术设备的应用和工人生产技术的提高，到2010年全年劳动生产率要比现在提高××％左右。

2、增加总产值：在××车间的扩建和××车间的新建工程完成投产后，年总产值可达××万美元，比现在提高×倍。

3、降低可比产品成本：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原材料、燃料等消耗，使可比产品成本到2010年比现在减少××％左右。

4、加速技术周转：在产品增加的情况下，做到不增加流动技术，使流动技术的周转天数从现在的××天，降低到××天。

5、提高盈刺水平：在增加生产、降低消耗的基础上，力争20lO年的利润从现在的××万美元，增长到××万美元。

三、为实现目标而采取的措施

(一)举办各种培训班，提高员工文化水平，学习先进技术，改善人员素质，使之符合企业发展的要求。

美工转正总结篇4

［关键词］贸易顺差；产品内贸易；国际分工

一、前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入，世界贸易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快速发展。中国抓住全球化机遇，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使外资、外贸规模不断扩大，贸易顺差大幅增加。

1995年至金融危机前的2007年，年度贸易顺差皆在120亿美元至400亿美元之间，2007年贸易顺差达到2621.97亿美元，是1990年的30倍。受金融危机影响，2008年中国外贸顺差增势放缓，但年度顺差仍达到2954.7亿美元，同比增长12.5%，净增328.3亿美元。巨额贸易顺差是我国经济实力增强的象征，在当前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的情况下，有助于保持全球债务的偿债能力，降低金融高风险所带来的社会恐慌以及动乱。但另一方面，不断增长的贸易顺差代表了贸易伙伴国不断加大的贸易逆差，美、欧等国家和地区因此向中国施加压力，引发了当前愈演愈烈的国际贸易摩擦以及日益加重的汇率调整压力。除此之外，高额的外汇储备还会成为少数宣扬“中国”的重要借口，进一步恶化中国的国际贸易环境。鉴于此，我们应高度重视目前的贸易失衡状况，探求引起中国贸易顺差的本质原因和解决贸易顺差的政策方法是当务之急。

二、文献综述

关于贸易顺差的形成原因，学术界进行了大量的探讨，从国内外各个角度给予了不同的解读，但总的看来，文献探讨可以分为理论和实证两大类。

从理论的角度出发，国内学者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中国长期推行外向型发展战略的必然结果

邓立、张坤（2007）认为我国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外向型经济特征明显。余永定、覃东海（2006）指出中国的双顺差：是中国长期推行FDI的优惠政策，特别是加工贸易型FDI优惠政策的结果。中国经济过度依赖外资，导致了国际收支结构的失衡。JohnWhalley(2010)运用二阶段增长法估测了FDI流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指出由于外资企业的平均劳动生产率大大超过国内企业，导致国内市场产品大量剩余，形成大规模出口，占据了中国经济增长的40%。刘光溪（2005）指出，国际收支近十几年来的持续双顺差和外汇储备的急剧攀升，说明我国外向型经济存在较严重的非均衡发展，应从根本上着力进行政策规范、体制改革、结构调整、转变增长方式。钟山（2009）也提出相似观点，认为国内外贸易的限制措施是顺差得以扩大的政策性原因，国家需要营造良好环境，以此来缓解过度出口的不平衡压力。孙彩梅（2007）认为，贸易顺差的深层次原因是我国对贸易顺差的观念滞后，认为贸易的重点在于出口，对于保持贸易平衡的措施相对较少。

（二）人民币汇率的影响

AliciaGarcía-HerreroandTuuliKoivu（2007）运用经验数据，通过建立双边进口等式，发现外贸进口随着人民币的升值而减少，而这部分减少主要来源于东南亚国家的进口减少，这反映出“亚洲生产网络”中的垂直一体化现象，也使得中国的贸易平衡对人民币汇率波动反映敏感。MartinSFeldstein(2008)通过对美国贸易账户的数据分析，指出解决贸易不平衡的基本方式在于汇率以及国民储蓄率的调整。Yin-WongCheung,MenzieD.Chinn，EijiFujii（2009）认为人民币显著低于通过跨国模型估算出的价值，并且多面贸易受相对价格的影响，尽管这种相对价格的关系有时不够准确。因此，中美的贸易平衡应该依附于预期的实际汇率以及相对收入的变动。卢锋，刘鎏（2007）以巴拉萨-萨缪尔森为理论基础，分析得出虽然贸易部门工资与劳动生产率的变化方向呈正相关性，但作为具备劳动力优势的国家，前者的涨幅仍低于后者，由此导致实际汇率被低估，形成出口部门的又一优势，拉大贸易顺差。刘光溪（2006）认为，我国贸易收支不平衡问题是由制度、结构和特定的发展阶段综合形成的，汇率政策在平衡贸易收支方面发挥着特殊的作用，但对于处于转型并轨期间的中国经济，其作用的发挥受到其他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

（三）国内投资无法完全吸收国内高储蓄

MartinSFeldstein(2008)结合中美贸易实际情况，认为虽然极具竞争力的货币是解决贸易失衡的重要方式，但是本质的解决方式还是来自于国民储蓄率。对于中国而言，降低储蓄率主要通过提高家庭消费和政府在医疗、教育方面的公共支出来实现，借贷市场的发展，保险业的完善等举措都能加速这一目标的实现。李扬，殷剑峰（2007）从国民经济的供应角度出发，认为高储蓄率构成了居高不下的高投资和高顺差的物质基础，并且由于国民储蓄超过国内投资，贸易顺差将继续拉大。李稻葵、李丹宁（2006）认为应从世界贸易格局的变化和两国储蓄的变化两方面来解释中美贸易顺差。管涛，王信（2007）从国际经验来看，认为我国还处在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初期，当前规模的贸易顺差在正常范围内，贸易顺差变动可以用国民储蓄投资的缺口变化来解释。何帆、张明（2007）指出，中国从1990年代中期起出现持续贸易顺差的原因在于国内总储蓄高于国内总投资。政府若放任总储蓄率和总投资率的上升，贸易顺差将继续增长，政府若采取积极政策调整，贸易顺差将会逐渐下降，后者符合中国现实内外平衡的增长战略。与国内投资储蓄投资缺口引起贸易顺差观点相似的是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张家胜、祁春节（2007）基于总供给与总需求模型分析，认为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和国内投资扩张必然使总供给超过总需求,导致贸易顺差的增长。除此之外，公共品的供给不足和贸易品供给过剩以及国民储蓄持续超过投资也构成了贸易顺差的直接因素。而人口红利、大规模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地方政府行为扭曲、金融抑制等因素决定了我国贸易顺差将在较长时期内存在。佟家栋（2007）认为因消费和投资需求不足所产生的“生产过剩”必须借助国外市场出清，形成了中国企业对国外市场的高度依赖，这种有效需求不足是不完善的市场经济基础上的不足。

（四）全球产品内分工生产方式导致的结果

Hummels,Rapoport,andYi(1998)指出国际企业通过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促进了国际分工，并将这样的国际分工称为“垂直专业化”。Hummels,Ishii,andYi(2001)建立了两阶段生产模型，并通过研究指出垂直专业化贸易的形成是开放型国家成长多于所得的重要原因。马野青（2009）认为我国的贸易顺差主要是由产品内分工引起的国际产业转移的结果。这种贸易顺差由于是建立在产品内分工和我国比较优势基础上的，因此是可持续的，并且对我国产生一系列的福利，主要体现在先进要素的集聚、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就业增加、创新能力的提高等积极作用。徐毅（2009），蒲华林、张捷（2007）也提出了相似的观点。卢锋（2006）指出，双顺差直接原因来自加工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的“结盟效应”，深层根源则是产品内分工时代背景与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互动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双顺差结构特点是中国经济开放成长在一定发展阶段的可持续表现。

除了以上从理论上深入分析，提出针对贸易顺差的不同观点外，一部分学者也尝试通过采用实证分析提出新的想法或者对已有的观点进行进一步的验证。BerthélemyandDémurger(2000)采用联立方程组回归模型，从全国的视角出发，认为FDI作为产品内贸易的一种具体方式，对经济增长有着直接的贡献。许煜、徐翱、尚长风（2007）提出了理论假设，中国式的财政分权是中国贸易顺差的制度性根源，并采用了多变量的Johnsen协整方法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两者呈正相关关系，且系数很大，表明中国式的财政分权对贸易顺差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张茵、万广华（2005）构造了一个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对在1985～2000年间影响中国贸易余额的因素进行了探究，指出实际冲击是影响中国贸易余额的主要因素，实际冲击包括国外供给冲击、国内供给冲击和相对需求冲击。人民币汇率存在一定程度的低估,但汇率变动对贸易余额影响不大。因此,货币性手段将不足以解决所谓的中国“贸易失衡”问题。徐毅（2009）通过对贸易顺差的特征事实分析以及对储蓄论的验证，认为国际产品内分工是导致我国贸易顺差持续，而生产要素在地方的流动和结合是其形成机制中的重要构成增加的最重要原因。蒲华林、张捷（2007）针对产品内分工和产品内贸易与中美贸易顺差的关系做了实证分析，发现中日产品内贸易对中美贸易顺差的贡献最大，韩国和东盟位居其后，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加工环节的转移所导致的产品内分工和产品内贸易。

以上几种观点虽然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根据不同的依据对贸易顺差进行了合理的解释，部分也通过实证检验证实了其理论推导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但都存在一些漏洞，主要有以下三点：（1）多数研究都将贸易假设为同质，或者直接解读为一般贸易。事实上，除了一般贸易，贸易还包括加工贸易和其他贸易，不同的贸易形式形成原因可能不相同，同时也会产生不一样的贸易影响。（2）多数观点关注的都是内部因素，视角局限在国内，对于国际分工带来的影响缺乏必要的思考，与当前国际贸易分工深化的世界局势不符。（3）在对于国内影响贸易顺差的诸多因素的分析中，某些观点一味固守传统的宏观经济学理论，脱离了中国当前国情，导致理论推导与实际情况产生了偏离，不能用于指导实践。

徐毅（2009），蒲华林、张捷（2007），卢锋（2006）等学者虽然已从全球分工角度对贸易顺差的成因进行了一系列探讨，但都缺乏系统的内在机制分析。马野青（2009）“产品内分工视角的中国外贸顺差及其利益分析”弥补了这一方面的不足，从不同国家在国际分工中外贸顺差转移的角度对贸易顺差的产生机制进行了深入分析。但上文只采用了统计性描述进行验证，并没有结合精确的实证检验，缺乏一定的可靠性和实践性。基于以上研究的不足，笔者进一步从国际分工的角度寻找我国贸易顺差的成因，并运用Eviews进行深入分析，以得到更加完善的结论。

三、贸易顺差的形成机制

产品内贸易是在国际分工和全球贸易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种贸易形式，是指由产品内分工所引起的中间投入品的贸易。所谓产品内分工，则是将产品生产价值链中的不同环节，包括工序、区段、零部件进行拆分，在空间上分散到不同的国家，每个国家根据其比较优势对产品进行专业化生产的现象。中国作为人口大国，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外向型经济策略中，充分利用了“人口红利”，即充足的劳动力资本，以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出口成本低廉的劳动密集型制成品。美国、日本以及欧洲各国为了降低生产品本，提高竞争水平，扩大营业利润，纷纷将其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或工序转移到中国内地，之后新加坡等新兴工业化国家也加入其行列，由此逐步形成当前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现实。产品内分工导致全球生产格局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生产组织结构呈现出一条类似于“U”形的微笑曲线，而各个国家根据其专业化工序的不同分布在曲线上的不同位置。日本和韩国主要从事产品的研发和设计，美国和欧洲各国则提供核心技术，从事产品的全球化管理以及市场营销，这些都属于资本技术密集型的生产活动，附加价值最高，位于微笑曲线的两端最高处。台湾地区和东盟各国提品的零部件系统或模块，属于中间产品的供应商，处于微笑曲线的次高端。中国大陆则从事中间品的加工组装，提供少量的组件，属于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活动，附加价值最低，位于微笑曲线的最低端。由于各个国家都顺应了全球化变革下对生产工序的“重新洗牌”，在改变的过程中必然涉及到对国内原有的某些生产环节进行海外转移，或者对当前的生产工序寻找更加廉价的生产地进行外包生产，这一方面使得各国交往更加频繁，联系更加密切，扩大了世界贸易的规模；另一方面也必然引起各国贸易顺差在世界范围内的转移。根据微笑曲线的各国的不同位置，贸易顺差转移的原因和作用机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欧美国家

欧美国家消费水平高，占据了消费品市场的大块份额，同时它们也具有共同的产业特点，即技术密集型产业发达，人力资本价格昂贵，若在国内进行生产，最终产品价格必然居高不下，不利于国民生活品质的改善。因此在产业结构升级中，欧美企业会将大量产品生产链移向海外转移，在本国内重点发展服务业，并依托高新技术产业牢牢占据价值链的高端。对于产业链的转移，主要包括中间产品、零部件系统及最终产品的生产转移，而最终出口地分为两种情况，不同的出口地带来的贸易顺差转移的影响也不相同。一是将加工制成品用于承接国本国市场的销售，事实上，大量的欧美企业投资都是以在东道国销售产品为目的。原本在欧美国家制造生产并销往海外的产品现在直接在目标市场所在国进行销售，并且不需要中间产品的出口，这样欧美国家对中国的贸易顺差变为零。而对中国而言，本来应该向海外进口中间产品或制成品，由于产业链转移到国内，这部分进口也就不需要了，因此贸易进口量减少。二是将加工制成品销往海外，包括对转移国最终产品需求的进口返销。欧美企业将本该承担的对外贸易顺差转移到中国的经常性账户中，并且由于对该产品由于需要进口返销，欧美国家表现为贸易逆差。而中国由于出口经加工后的制成品，出口增加。因此，中国的外贸顺差从进口减少、出口增加两方面得以扩大。在将产业链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同时，某些欧美企业也会向承接国出口一些精密部件，由此增加了中间产品的出口，账户上反映出对中国的顺差。但是，精密部件有较高的科技含量，而欧美对中国一直以来实行技术出口限制，具有竞争力的高科技产品出口难度大。因此，中国真正进口的零部件只是一小部分，再加上中间产品价值远小于最终产品价值，远无法覆盖对欧美国家的出口额，账户总额上仍然显示大额顺差。由此可见，欧美国家通过在中国建立跨国公司，获取对外投资的利益，却将贸易顺差留在中国的账户上。

（二）日韩国家

日本和韩国在产业结构升级后，将产业的重心转移到产品的功能设计和工艺开发上，而较低层次的加工制造环节则外包给毗邻的中国，最后将最终产品从中国出口销往海外。当日韩企业将生产环节转移到中国时，需要向中国出口大量的中间产品及零部件系统，虽然日韩本国所需要的最终产品要从中国返销进口，形成了一部分的日韩对中国的逆差，但其价值远低于中间产品出口的价值额，日韩对中国显示的是大额顺差。对于中国而言，日韩的产业链转移包含三个步骤：第一步是从日韩进口中间产品以及零部件；第二步是在国内进行加工制造；第三步是将成品出口至欧美国家以及日韩。虽然中国对日韩国家存在中间产品的进口逆差，但在承接生产链的同时也承接了向海外出口制成品的贸易顺差，而后者的价值远远大于前者。日韩国家将对制成品的贸易顺差用中间品顺差来替代，大大缩小了顺差额，但中国却承担了对日韩国家和欧美国家的两部分顺差，形成了顺差最大化。统计数据分析，近年美国对日韩的贸易逆差占其全球贸易逆差的比重在逐渐下降，而中美之间的贸易顺差在不断增长，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产业结构转移所引致的产品内贸易的发展。

（三）台湾地区和东盟

台湾地区和东盟各国在产业特点上也有劳动力价格低廉的特点，提供原材料、中间产品和零部件模块是其利用资源禀赋以及劳动力比较优势的体现。制造业是台湾和东盟地区的支柱产业，若将生产环节全部转移到中国大陆，必将产生“制造空洞”，因此这些地区往往会将对欧美出口摩擦较大的产业链进行转移，以避免国际贸易纠纷。转移地将某些加工零部件和原材料出口到中国，经过加工制造后以中国为出口平台销往海外。这个过程将本该转移地承担的贸易顺差全额转移到了中国的账户上，转移地对海外的最终产品贸易顺差为零，只承担了部分中间产品和原材料的顺差，远远小于成品的贸易顺差。由于进口大量原材料和中间产品，中国对台湾和东盟地区表现为贸易逆差，而作为出口平台，对欧美国家又表现为贸易顺差，两相抵消，在账户上仍显示为贸易顺差。在向中国转移生产环节的同时，台湾和东盟国家进口中国内地生产的制造业的中间产品，主要包括零部件系统及模块，这进一步拉大了中国对这些地区的贸易顺差。除此之外，台湾和东盟地区向中国的出口有很大一部分是为了再进口，也就是将原材料、中间品在中国进行加工制造，再返销到原地区进行下一步的加工制成。事实上，承接国在其中只获得了少量的劳务费用，但在经常账户上却显示了对转移地的大额顺差。

（四）中国内地

中国人口总数大，就业岗位有限，因此就业问题一直以来是国内长期关注的问题，也是影响社会稳定的一大隐患。对外开放以来，大量的外包工作也同样带来众多的就业岗位，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国内就业压力。从某一程度上来说，低廉的劳动力优势缓解了农业隐形失业问题，这种社会福利是大部分国家在全球产业转移中都无法惠及的。中国在整个世界产业链中负责加工、组装的部分，从国内角度来看主要经过进口-加工-出口三个环节。随着大量外资的引进，许多外资公司将整条产业链转移到中国，经常账户上进口为零。生产出成品之后，外资公司将产品向海外销售，获取销售利润，产品出口收益记录在中国出口账户上，而实际上中国只是作为出口收益的“属地”，真正获取这部分收益的“属人”是外资公司。这里的外资公司不仅有传统意义上的发达国家设立的公司。近些年，越来越多的东南亚发展中国家也开始在中国设立外资企业，大部分都是技术含量较低的电子机械、皮靴、玩具以及服装。这种产业转移使得中国与周边大部分国家与地区呈现逆差状态，而与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呈现大量的贸易顺差。

四、基于中国数据的经验分析

经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产品内贸易对贸易顺差存在一定的影响，本文将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协整关系及误差修正模型来研究加工贸易总额与贸易顺差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进一步阐明其中的内在联系。由于中国从1981年开始发展产品内贸易，因此加工贸易贸易进口与加工贸易出口数据选择1981～2008年年度数据，来源于《中国海关统计年鉴》。进口总额和出口总额数据来源于1981～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相关各期。在本文实证检验中，分别设进出口差额以及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为SUR、PRO。

（一）平稳性检验

在进行一系列的检验之前，首先运用Eviews对序列SUR和PRO及其差分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

进出口差额的ADF检验表明，SUR在差分前是不平稳序列，经过二阶差分后平稳，因此SUR序列为二阶单整过程。

在对加工贸易总额的ADF检验中发现，PRO是一个三阶的单整过程。在协整检验中，根据降阶规则，本文等号两边的变量的单整阶数要求相等。由于等号左边的SUR序列是二阶单整过程，因此需要转化PRO的形式，使其序列同样变为二阶单整过程。在此，将PRO变量去对数，重新进行ADF检验。

上述检验结果表明，PRO的对数形式经过二阶差分后平稳，因此LPRO是二阶单整过程，在协整检验以及误差修正模型中，加工贸易总额将以对数形式出现，以保证检验的正常运行。

（二）格兰杰因果检验

运用Eviews中的GrangerCausalityTests，检验贸易顺差(SUR)和加工贸易总额（PRO）之间的因果关系。

在EstimateVAR中，根据AIC、SC最小值原则，选择滞后4期为最优滞后期（选择过程略）。

格兰杰因果检验

根据上述检验结果观察两个假设的可能性值，可以得出，可能性值分别低于1%的显著性水平，因此拒绝原假设，得出结论：（1）加工贸易是贸易顺差的格兰杰原因，即加工贸易增长促进了贸易顺差。（2）贸易顺差是加工贸易的格兰杰原因，即贸易顺差增长促进了加工贸易。

可见加工贸易能够促进贸易顺差的扩大，同时国内贸易顺差也能显著正向作用于加工贸易，两者相互促进，相互融合。前者是本文的讨论重点，因此下文将对两者的长期关系进行进一步探讨。

（三）协整检验

在LPRO与SUR时间序列都为二阶单整的基础上，做如下协整回归，检验二者是否存在协整关系。根据AIC、SC最小原则，选择滞后5期最为时间序列LPRO和SUR的最优滞后期。检验可得，上述变量存在协整关系：

其中，LPRO的t值显著。上述等式说明了加工贸易与贸易顺差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即加工贸易每增加一个百分点，贸易顺差总额就会上升225个单位，两者之间存在密切的长期关系。

利用协整关系，进一步建立误差修正模型：

SUR(t)=1.528*SUR(t-1)+1.47*SUR(t-2)+1.388*SUR(t-3)+1.340*SUR(t-4)+1.276*SUR(t-5)+1219.606*LPRO(t-1)+647.696*LPRO(t-2)+1088.004*LPRO(t-3)-743.992*LPRO(t-4)-650.511*LPRO(t-5)-612.046-1.384(SUR(t-1)-225.053*LPRO(t-1)+1259.052)

上述模型将长期效应和短期影响明确分开，SUR(t-1)=225.053LPRO(t-1)-1259.052为长期均衡关系，调整系数为-1.384,表明误差修正项对SUR(t)的调整速度，负数符合反向修正机制。短期动态关系较为复杂加工贸易对数与贸易顺差总额的滞后一期至五期均对贸易顺差产生短期影响。

五、政策建议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加工贸易是贸易顺差的形成中的至关重要的因素，同时贸易顺差也会对加工贸易产生正面影响。基于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在此从加工贸易的角度出发，提出减少贸易顺差的一些政策建议。

（一）完善加工贸易政策

政府需要加强外资引进测评力度，合理引导海外产业链向国内的转移。对于大规模的产品外包承接，地方不能一味追求政府绩效全盘接受，而忽略了产品和生产链本身的质量及其发展潜力。政府需要制定更为全面、严格的外资引进政策，对于引进的外商投资，不仅要考量其规模，更需要对其产品链中涉及的原材料、加工工艺、中间产品的质量进行评估，考虑其是否对地方整体发展有益。在对产业链进行综合评估之后，再重新思考对于外商投资的引进问题，逐步减少低质量外资，由此可以进一步降低加工组装后的产品出口。另一方面，逐步取消某些吸引外资政策，如“超国民待遇”。推出此类政策的最初目的是吸引外商投资，而现今中国已经建立并且巩固了其在全球市场上的加工组装地位，优惠政策反而会导致更多的“假外资”流入国内。对于欧美国家市场导向型的外商直接投资，优惠政策的取消并不会影响其FDI的进程，因此取消部分政策实际上是给所有面向中国的产业转移进行了一次“过滤”，使得海外投资市场更加透明，利于中国FDI的长期发展，也减少了许多不必要出口，缓解贸易顺差。

（二）改善进口结构，在贸易转移过程中适当加大进口规模

在上文中提到，欧美、日韩国家在向中国进行产业链转移的同时，也会向中国出口精密部件，并且这种情况是常态。但是由于各个国家的制度限制（如美国的技术出口限制），这部分进口往往有限。政府需要在国际贸易协商中加强谈判技巧，争取更多的主动权，以获得更多的进口机会。同时改善国内进口环境，实行进口优惠政策，以吸引更多的资源进入国内。对于进口的内容，不仅包括精密仪器，也要拓展至国内短缺的原材料、精密设备和先进技术的进口，逐步在扩大进口规模的同时不断优化进口结构。随着进口量的扩大，贸易顺差的压力会有所减小。

（三）加快中国产业结构调整，改变出口增长方式

劳动力低廉的特点使得中国外贸出口呈现粗放型增长方式，即出口量是由大规模出口而非高收益引起。要摆脱加工贸易引起的贸易顺差，就必须打破当前的贸易格局，脱离“微笑曲线”的最低端，不断向上攀升，最终实现效益型增长的转变。政府需要重点发展技术进步与科技创新，不断增加外包产品的技术含量，提高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同时辅以金融、财政、投资政策对产业结构加以调整，直至出口贸易实现内涵式发展。当然，这种转变并非一蹴而就，在产业结构没有彻底转换之前，外贸都要始终保持自身比较优势，将加工贸易作为本国外贸的一大奠基石，在循序渐进中逐步实现产业结构的良性转换。

（四）发展良性循环

从上述的格兰杰检验，得出结论：贸易顺差也会对加工贸易施加正面影响，因此贸易顺差的减少会引起加工贸易的减少，由此进一步降低贸易顺差总量。由于两者相互促进，可形成良性循环，以达到最终缓解贸易顺差的效果。

美工转正总结篇5

摘要:近年来，随着中美贸易顺差问题的不断凸显，外商投资企业在中美贸易顺差中的影响和作用也受到关注。经分析发现，贸易逆差转移效应和贸易替代效应的发生是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导致中美贸易差额形成的主要原因，这两种效应的发生加剧了中美贸易的失衡。由此，我国的外贸战略应做出适当的调整，以缓解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形成的对美贸易顺差的巨大压力。 关键词:中美贸易差额;外商直接投资;贸易逆差转移;贸易替代 中美两国的贸易差额问题一直伴随着中美贸易发展的整个过程，且矛盾日益突出和尖锐，已经成为中美两国之间贸易争议的焦点。关于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产生的原因，众多学者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在众多影响因素中，外资因素的作用不断突显，越来越受到关注。外资和外贸是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如何协调利用外资与我国贸易平衡发展是当前理论界研究的重要课题。因此，本文以外资引致的贸易差额为视角，针对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与中美贸易顺差的关系展开分析，从FDI的角度探讨中美贸易顺差不断扩大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相应的外贸战略调整，以最大限度的避免外资引致效应的不利影响。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进出口贸易发展迅速，进出口总额从2001年的5 096.5亿美元猛增至2008年的25 616亿美元，增长了5.03倍，而与此同时，贸易顺差从2001年的225.5亿美元剧增至2008年的2 954.6亿美元，增长了13.1倍。其中美国是我国贸易顺差主要来源地，以2008年为例，中美贸易顺差为1 708.6亿美元，占我国贸易顺差总额的57.8% 。我国外贸顺差规模过大蕴涵了国内经济运行风险，也面临着贸易摩擦等越来越多的矛盾，因此，如何提高对外贸易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实现进出口贸易平衡发展，尤其是中美贸易平衡发展就成为当前理论界研究的重点。 在注意到中美贸易顺差问题的同时，也注意到近年来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进出口贸易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大。2008年，外商在华投资企业完成的进出口额达到14 105.8亿美元，占当年全国进出口总额比重为55.1%。而且，1998年以来，外商在华投资企业对外贸易出口中，出口市场最大的是美国。2007年外商在华投资企业对美国商品出口达1 590.04亿美元，占全国出口美国总额的68.3%，占当年外资企业对外总出口的22.85%;同年，外商在华投资企业从美国进口商品总额为396.74亿美元，占全国从美国进口总额的57.2%，占当年外资企业从外总进口的7.07%。两者相比，外商在华投资企业对美商品出口和从美商品进口是非常不对称的。依据中方统计，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中70%以上都是由外商在华投资企业完成的。因此，外资因素是中美贸易顺差形成的主导因素，而对于外资因素与中美贸易顺差的关系以及形成贸易顺差的原因则是研究中不能回避的话题。 二、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与中美贸易顺差的关系 据中国海关统计显示，1993年外商在华投资企业对美商品出口仅为67.4亿美元，而到2007年这个数字已飙升到1 590亿美元，同期外商在华投资企业从美国进口却显得相对滞后。两者相抵，外商在华投资企业造成的中美贸易顺差有了持续增长，由1993年的33.2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1 193.3亿美元，占中美贸易顺差的比重也由52.9%上升至73.1%。而在此期间，外商在华实际投资额也从1993年的275.15亿美元增长至2007年的747.68亿美元。由此可见，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与中美贸易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 选取1993年至2008年的中美贸易以及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统计数据(数据来源于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和中国商务部外资司)，经过对各变量序列进行ADF单位根检验，判定各变量序列的一阶差分是单整的，随后应用协整方法以及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分析了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与中美贸易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经过协整检验结果显示，FDI与中美进出口总额、FDI与对美出口额、FDI与对美进口额、FDI与中美贸易差额之间都存在着长期的协整关系。也就是说“外商在华FDI”这个变量在长期内确实对中美贸易总额、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中国自美国的进口以及中美贸易顺差等因变量有显著影响，且呈同方向变化关系。尤其是FDI对中国向美国的出口以及中美贸易顺差的促进作用很强，即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导致中国向美国出口的增加，对美国贸易差额 的扩大有引致效应。 具体到我国的主要投资来源国(或地区)如美国、欧盟、日本以及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他们各自的在华实际投资也与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存在着同方向变动关系。依据相关性测算，1993-2006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与美国在华实际投资之间相关度为0.97，而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与台湾香港在大陆实际投资以及日本、欧盟的直接投资都存在较高的相关度(均大于0.89)。这与Jiawen Yang等(2004)指出的“中国大陆的外贸伙伴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日本和韩国已将纺织品与服装等劳动密集型生产设备转移到中国大陆，通过在中国加工对美出口，这些产品占了美国从华进口的很大份额”的结论是一致的。 三、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对中美贸易差额的影响 (一)外商在华直接投资造成的贸易逆差转移效应 研究发现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持续增长会产生贸易转移效应，造成美国大部分进口商品的生产从投资国或地区转移至中国，从而导致美国从华进口商品持续增加，美中贸易逆差不断加大。华盛顿国际经济研究所一项调查显示，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中75%是这种“转移效应”产生的结果。 1.东亚①国家在产业转移的同时，也将部分对美的贸易顺差转移至中国。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转移，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东亚国家也纷纷进行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调整，把其国内已经丧失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对欧美出口摩擦较大的商品的加工组装工序通过在华设厂的方式向中国转移，其产品在中国加工、组装后按原来的销售渠道，主要经香港等地转口到美国、欧洲等传统市场。这种贸易流程导致了中国大部分的加工贸易进口原辅材料、零配件市场与出口市场的分离，加工产品的出口国就转移到中国，美国贸易逆差的主要来源国也转移为中国。与中国成为美国主要贸易逆差来源地相对应的是，中国对东亚其他经济体的贸易逆差也在增加。 从统计数据上看，虽然中美贸易差额呈现出逐年上升的态势，但中美贸易差额占美国全球贸易逆差的比重却几乎一直稳定在20%-30%之间;与此同时，整个东亚地区对美贸易差额占美国全球贸易逆差的比重却急剧的下降(从1992年的116.8%下降到2006年的69.3%)。显然，美国对东亚地区贸易逆差比重的下降是来自中国以外的国家，主要是日本和东盟。中国加入WTO以后，美中贸易逆差明显背离了整个东亚地区的下降趋势，而呈现出逐步上升的态势，因此，有理由认为，东亚地区的部分对美的贸易顺差已经转移到了中国。这与徐明珠(2009)进行实证计量分析的结论“美国与东亚各国的贸易逆差越小，美国与中国的贸易逆差就随之扩大”是一致的。 2.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之间发生的贸易逆差转移，加剧了中美贸易的失衡，中国台湾和香港在中国大陆的直接投资部分地对中美双边贸易逆差增长负责。根据美国商务部的统计资料显示，1990-2006年期间，美台贸易总额占美国贸易总额的比重在逐年下降，与此保持一致的是，美台贸易差额占美国贸易差额的比重也从1990年的10.9%降至2006年的2.3%。与此同时，这种变化趋势更为明显的体现在美国和香港之间的贸易上，美国和香港贸易差额占美国贸易差额的比重，1990年是4.82%，1995年后美国香港贸易由逆差转为顺差(2000年有小幅逆差)，差额比重到2006年为-0.65%。那么，美国与台湾、香港地区的贸易逆差转移到哪里了呢? 如果将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作为一个大中华区加总起来考虑，可以非常直观地看到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在美中贸易逆差占美国贸易差额比重不断上升的同时，美国对台湾和香港的贸易差额所占比重却一路下降。与美国同大陆、香港、台湾贸易差额比重的巨幅跌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90-2006年间，美国同整个大中华地区的贸易总额和贸易差额所占的比重都非常稳定，而中国大陆对整个大中华地区的贸易逆差的贡献率却从最初的35%上升到了90%以上。份额变化在时间上的同步性表明了中美贸易差额是随着中国大陆承接香港和台湾的产业转移而转移过来的。而这种差额的变化与香港、台湾在中国大陆的直接投资变动趋势也表现出超乎寻常的一致性。 3.随着美国的产业升级和对华产业转移，通过美国在华直接投资所产生的贸易逆差转移放大了中美贸易之间的不平衡。美国一直以来都是中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国和外资来源国之一，截至2008年底，美国在华累计投资项目达到56 610项，实际投资累计达到595.15亿美元，仅次于 香港的在华投资。美国越来越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加工环节通过FDI形式被转移到了中国，把原本由本国生产的大量商品和服务转化为海外子公司的巨额生产和出口，并相应的增加美国公司从其海外子公司对美国的进口，在大量最终产品返销到美国市场的同时，也扩大了中美贸易之间的差额。比较典型的如美国耐克公司在中国广东、福建设有10余家鞋厂，其产品全部用于出口，90%以上返销美国市场，年出口额达2.5亿美元。 可见，美国在华投资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对美的出口和对美贸易顺差。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美国在华的投资企业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原材料等资源优势在中国投资生产了美国国内不愿生产但又必需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然后出口到美国;另一方面，美国的在华投资企业利用中国生产加工方面的优势，采用来料加工等形式生产了特定行业资本密集和技术成熟型产品，然后返销回美国。由此，美国的在华投资发生了贸易逆差转移效应。陈艳林、方齐云(2007)通过对美国FDI和中美贸易数据进行协整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在华美国FDI每增加1美元，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会增加约7.5美元。王洪庆、张浩、朱荣林(2005)通过美国在华直接投资对中美贸易影响的协整分析也得出类似的结果，即美国对华直接投资每增加1%，中国对美国的总出口将增加1.02%。 (二)外商在华直接投资造成的贸易替代效应 贸易替代效应是蒙代尔(R.A.Mundell)于1957年提出的。蒙代尔认为一种商品可以通过贸易和投资两种方式进入他国市场，投资是对贸易的替代。当两国之间存在着关税或非关税贸易壁垒时，投资对贸易的替代就会加速。不过，当前投资对贸易的替代主要是出于接近廉价生产要素市场和产品销售市场的考虑，美国在华投资企业有相当部分是基于这种目的到中国来的。对此，Bucklye和casosn(1981)指出，相对于国内生产，外国生产具有更高的固定成本和较低的可变成本。这意味着在东道国市场扩大的时期存在着一个时点，在这个时点上由出口向在外国生产的转变是有效率的。更进一步，Markusen(1998)、Markusen和Venables(1995)提出在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FDI和贸易可以是同时存在的。但是随着不发达国家市场的扩大、要素禀赋的变化以及生产效率的提高，它们之间的要素禀赋越来越接近，这时跨国公司的国内和国外生产会趋同，也就是说会出现FDI对贸易的替代。 1.随着中国市场和投资环境的不断完善，出于在接近市场效应利益和母国集中生产效应利益之间的权衡，如果前者的利益大于后者利益，美资企业就会越来越多地从对华出口转向对华直接投资，从而替代出口。也就是说，随着中国经济条件的改善，在进口替代部门的直接投资会越来越多，而这种投资是替代贸易的。而且根据Blonigen(2001)的论述，如果发生投资对贸易的替代，那么这种效应不是渐进式发生的，而是短时间急剧变化的。从这个意义上看，随着美资企业更多地从对华出口转向直接投资，在短期内直接投资对贸易的替代效应会很大。 当然直接投资的流入对进口也会有促进作用，这主要表现在直接投资的流入对投资必需品(如资本品和原材料)的大量需求。但在短期内，投资引致的需求没能够抵消替代效应的影响。李捷(2004)通过面板数据模型方法，采用中国7个行业同美国进口、出口及美商直接投资相关数据分析发现，在进口方程中，直接投资变量前系数为负，说明在这些行业内来讲，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对中国进口贸易在短期内具有替代作用。另据调查，2011年美国在华投资企业在中国市场上共销售了750亿美元的产品，这750亿美元的美国企业生产的产品销售作为贸易品的替代，加剧了中美贸易的不平衡。 2.中国广阔的市场特别是招商引资的各项政策，使得许多跨国公司把中国看作为外贸出口的生产平台。造成这一状况的因素，并非如人们所想象的是中国劳动力廉价所致。实际上，一向被认为中国劳动力成本低的状况正在发生变化。资料显示，外资企业的中国职员的劳动力成本已高于泰国、马来西亚、越南。而且，随着外资大量流入和国内企业吸引力的提高，使得对合格人才的竞争更加激烈，加上中国社会福利保障制度正在不断完善，这些都在加大外企的投资成本。因此，影响中国外资流入的劳动力价格优势开始下降。其实，真正影响和加快外资流入的决定性因素，是中国的市场优势和制度优势(如投资政策及其透明度)正在上升。巨大的市场发展潜力和加入世贸后鼓励外资进入的政策保障，都坚定了跨国公司的投资信心。仅从中国的外资政策方面看，2007 年对《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进行了修订，进一步扩大了对外开放的领域。鼓励类比原目录增加了94条，占目录的比重由原来的69%提高到73%。 近几年来，由于中国的外资政策中明确了高新技术产业和跨国公司政策为引进外资的战略重点，美国大公司利用其技术优势，在对中国的投资和技术转移中，更加强调和寻求中国市场的开放。 3.美国在华直接投资通过生产技术知识溢出，金融和营销基础设施的构建，以及中间商和贸易公司网络的建立，直接促进了中国出口部门的增长和竞争力。这种间接效应的结果一方面是使美国对华出口受到影响，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美国在中国设立大量子公司，把原本由本国出口的大量商品转化为在华子公司的生产与出口，由此美国在华生产企业能够替代美国对华出口销售;另一方面，随着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在中国设厂，数量的增加和质量的不断提高，使得生产的供应配套能力得到增强，国产化率越来越高，减少了对中间产品、资本品和配套服务的需求，产生替代出口效应。因此，随着美国对华投资的不断向纵深发展，通过在华子公司的出口而不是由美国直接对华出口将造成美国对华出口份额的进一步减少，美中贸易逆差因此有可能进一步扩大。 4.从投资的行业结构和贸易结构的角度分析，由于国际分工格局的转变，直接投资的增加从某种程度上代替了中国从美国进口。实际上，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跨国公司利用其拥有的多种垄断优势，在发展中国家大量投资，将劳动密集型、资源和能源消耗型及污染大的行业和低附加值的加工行业和工序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使美国与发展中国家在原有的垂直分工体系外日益建立起水平分工体系。这种分工体系反映在商品结构的变化中就是制成品出现大量逆差。王洪庆，张浩，朱荣林(2005)在对美国在华直接投资与中国向美国的总出口、总进口、工业制成品进出口等数据进行协整检验表明，在短期内美国对华直接投资替代了美国向中国的总出口和工业制成品出口。另据美国海关统计，美国在机械设备、电机电气、家具玩具和服装等商品上对华逆差增长较快，2008年1-12月占美国对华逆差总额32.4%的机械设备(HS84)逆差额达到553.98亿美元。由此大量外资在华投资生产替代了美国的出口。 四、结论 综上所述，外资企业对中美贸易顺差具有促进作用，在华外商通过贸易逆差转移以及贸易替代效应直接或间接的加剧了中美贸易的不平衡。特别是中国加入WTO后，外资因素成为引致中美贸易顺差的主导因素。因此，我国的外贸战略特别是外资策略应当作出适时地调整。 1.从重视外资数量向强调外资贡献转变，把着眼点更多地放在新技术产业以及吸收外资研发、设计、品牌和营销技术等方面。有选择地吸收外资，并从技术、产业、环境等多个角度设立外资进入标准，注重外资企业对国内企业或者产业竞争力的带动作用。 2.进一步完善靶向型的外资政策，加强对外资流向的引导，加大对高科技产业与服务业的引资政策支持，最终抑制美国、亚洲各国或地区对中国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转移，降低其对美中贸易逆差的“引致”扩大效应。 3.正确处理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更加合理有效的利用外资，建立有效的投资和贸易预警机制，引导优化外资企业出口的国别结构，加快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避免造成投资-出口-贸易逆差的简单循环，从源头上防范外资利用的低效率。 4.促进加快与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活动，通过对外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来减少中美之间的巨额顺差。进一步融入全球生产网络，不断提升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层次，缓解外商直接投资引致的对美贸易顺差的不利影响。 注释: ① 此处东亚国家仅指日韩和东盟，不包括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下同。 Trade and Factor Mobil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57(47):321-335. Buekley P.J.，M. Casson. The Optimal Timing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Economic Journal，1981:75-87. Markusen J R. Multinational Firms，Location and Trade. World Economy，1998，21(6):733-756. Markusen JR，AJ Venables. Multinational Firms and the New Trade Theory.NBER Working Paper，1995:5036. 袁欣，郑陶.美国在华FDI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影响[J].时代经贸， 2007，76(8).

美工转正总结篇6

关键词：“进步a时代”；法制转型；当代中国

中图分类号：D9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5-0135-02

在大国的崛起历程中，似乎总能找寻到一段这样的过去：矛盾丛生―力挽狂澜―涅■重生。那是一个转型的时代，一个变革的时代，一个突破的时代。国家置身于历史进程的十字路口，面临着是停是走、是左是右的抉择。百余年前的美国处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结构的变迁中，伴随着高速的城市化与工业化，在历史的十字路口面临如何转型的抉择，希冀在一个大转型的时代中寻求突破。这段历史被称之为“进步时代”。“进步时代”是一段光辉灿烂的岁月，它如一朵绚丽的玫瑰生长在美利坚合众国的历史花园中，绽放中溢出的余香随着时代车轮泛起的尘埃久久不能消逝。政治改革、经济转型、社会变迁……如同一片片艳丽的花瓣，拼凑出“进步时代”那独有的色彩。而“进步时代”的法制转型，虽然只是色彩斑斓中的那一抹，未惹人关注，也未惹人垂怜，但少了它的存在，那整个时代的魅力也将黯然。

一、美国“进步时代”概况

19世纪中后期，美国经历了巨大且快速的经济与社会变迁。特别是在南北战争结束后，在自由资本主义的推动下，短短的几十年间，美国经济高速增长，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但是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背后，也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与矛盾。随着社会财富的激增与高度集中，贫富分化日趋严重，社会公平问题日益凸显。在经济自由主义的影响下，生产规模的无节制扩大导致垄断企业的出现，使旧有的经济秩序遭遇严峻挑战。在缺乏有效的市场监管体制下，食品药品安全问题与环境污染问题日趋严重。与此同时，政党机器大行其道，党魁政治恶性发展，政府腐败触目惊心，民主政治为大财富集团任意践踏。在问题与矛盾丛生的时代背景下，美国社会各阶层开始转变对政府管理与法制运行的传统信念，意识到社会正处于一个关键性的十字路口，并开始发动大规模的社会运动，通过舆论监督、黑幕揭发等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公司霸权、弥补市场缺陷、揭露政府腐败，从客观上推动全国性与地方性立法。与此同时，美国政府也开始以转变“治权有限”的政治传统为改革起点，扩大政府的行政能力，重塑政府的治理能力，通过宪法的修正、法律的制定和修订、强化政府管制等一系列制度安排干预和调节经济和社会系统，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实施文官改革、市政革命等举措，完成政治与行政的分离，进一步提高了治理效率，并有效控制了政治腐败。

总体而言，“进步时代的改革是美国面对社会、经济变迁调整治国理念、重构国家治理模式的第一步。经过三十年的改革或改良，美国相对成功地实现了国家治理结构的初步转型，比较有效地应对了社会、经济变迁带来的各种挑战。”

二、美国“进步时代”的法制转型

处在转型期的国家，通常会因为新旧社会制度、社会规范处于更替和交换过程中，而且，新的制度、规范发生作用的过程往往慢于旧的制度、规范失去作用的过程。这样，社会转型极易出现“制度真空”和“制度匮乏”，同时转型期国家治理能力下降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此极易出现治理危机。针对转型国家的制度真空与匮乏，在法律框架内，增加制度供给，提高国家执行法律的能力成为必然。面对“政府俘获”、“财富挑战国家”以及大规模的社会运动给予强大压力，法制转型的主线则是围绕着通过制度安排构建起一个可以与不断膨胀的经济权力相抗衡的国家力量，重塑权力间的平衡，并促成政府职权从传统的政治统治向经济和社会管制领域的进一步延伸。在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的指导思想下，“进步时代”的法制建设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随着美国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国家干预经济的立法大量颁布，最为显著的就是大量反托拉斯立法的通过。1890年，《谢尔曼法》正式生效，它规定，“凡以托拉斯和类似形式订立契约、协议或以限制州际及对外贸易为目的的行为，都属于违法行为，违反者应处以罚金或监禁。”随后，美国国会也相继通过了《赫伯恩法》、《克莱顿法》等相关的反托拉斯法。1914年，《联邦贸易委员会法》通过，设立联邦贸易委员会作为执行反托拉斯法的工作机构。

其次，为应对政治腐败、社会失范等问题，成文法大量增加，社会立法起步，法律的系统化明显增强。为了配合政治领域的改革，1883年通过了《彭德尔顿文官法》，为文官制度的引入提供了法律依据。1906年通过了《肉类检查法》和《纯净食品与药物法》，并成立了联邦食品和药品管理局来负责执行，以解决生产安全和消费安全的问题。1915―1916年，《拉福莱特海员法》、《基廷―欧文法》等法律相继出台，规定了美国商船海员的工资、工时和劳动条件、禁止使用童工等。

再次，行政命令的作用和地位日益显著。与经济的集中相适应，以总统为首的行政机关权力进一步加强，行政命令成为重要的法律形式。“在中央，主要的权力受益者不是国会，也不是最高法院，总体上是总统及其行政部门。正像总统们所认为的，担任总统官职的人已经成为世界上最重要、最有权的人。西奥多・罗斯福和伍德罗・威尔逊两位总统已经意识到这种作用。”

此外，法律的民主性、科学性得到加强。随着社会运动的高涨，国会制定了一系列民权法案和宪法修正案，强调对民权的确认和保护，如建立初选法，实行创制权、复决权和罢免权以及1920年的宪法第19条修正案，为妇女争取到了选举权。在公法领域，开始关注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如制定教育法等，对下层人民给予深切关注。在私法领域，在保护私人利益的基础上，开始重视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

但“进步时代”的改革是源由现实对美国传统共享价值观中清教徒道德原则、怀疑权威的民主原则、自由竞争原则的挑战，它更注重的是无形的、政治和思想方面的改革措施，通过对道德和经济进行立法管制，提高人们对美国的政治和经济系统的认同。所以“进步时代”的法制转型更多地停留在了制度设计层面。大量的反垄断立法成了对大企业垄断问题的“仪式性”解决方式；社会立法对社会贫困和劳工处境的改善也只是杯水车薪，浅尝辄止；立法的背后隐藏着强烈的种族主义色彩，广大的黑人和移民的不幸则基本成了被民利遗忘的角落。

总体而言，“进步时代”的法制转型依旧算是成功的，它的制度设计与建设未与其最初的宗旨相背离，仍希冀构建民主的政府去制衡市场逻辑的过度扩张，创建积极的自由去补济消极自由的责任缺乏，实现社会的民主去充实选举民主的空洞与虚伪，依靠“均富”的社会理想去消解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巨大不公。

三、美国“进步时代”的法制转型对中国的启示

历史总是那样的似曾相识，一个多世纪后，大洋彼岸的中国复制了美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成功，却也难幸免于转型带来的阵痛，“进步时代”中所暴露的问题与矛盾和改革发展中的中国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不期而遇。对于身处法制转型中的当代中国，“进步时代”的法制转型似乎也在为中国的法制建设指引着前进的方向。

1.坚持法制建设的核心价值体系

迫于经济、社会变迁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与矛盾，“进步时代”中的政治精英们不得不在法制建设尤其是立法工作中对美国赖以立国的自由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进行修正，但其修正的只是美国自由主义的边缘保护地带，自由主义仍是美国法制建设的核心价值体系，也正是自由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帮助美国社会相对成功地实现了法制转型。在当今中国，面对纷繁复杂、瞬息万变的国内外局势，对法制建设的价值体系进行修正是必然的，但对于社会主义这一法制建设的核心价值体系我们必须坚持。因为只有社会主义这个核心价值体系才能帮助改革者们达成基本的共识，而对于处于转型阶段的国家而言，共识是至关重要的。

2.树立“社会公平”的法制建设理念

“法制建设的价值追求应该包含公平公正地分配社会资源，促进社会福利的普遍提高，实现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处在经济转型初期的中国，曾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经济指导思想。它虽未否定“社会公平”这一社会发展的价值追求，但却始终将公平置于效率之后，使其沦为附庸，进而导致法制的建设理念也紧紧围绕着“效率优先”，将“社会公平”处于边缘位置，由此导致市场秩序混乱、社会保障滞后、贫富差距拉大等一系列不良后果。所以，在中国法制面临大转型的今天，必须将“社会公平”至于重要位置，注重社会立法，规范执法行为，保护弱势群体的司法权力，将“社会公平”的理念注入立法、执法、司法等每个法制建设环节中。

3.培育中国式的公民精神

“进步时代”法制转型的最初源于大规模的社会运动，而社会运动的兴起正是基于经过两百年的社区民主训练而培养出的公民精神。这种公民精神促使美国的普通民众开始意识到他们的社会出现了问题，并进行反思，进而开始行动、呼吁，参与到公共生活中来，他们自身的诉求与愿望无形中影响着法制建设的开展。公民精神是非常重要，而这种精神却是我们这个国度、这个社会所最缺乏的。尽管我们是在探讨国家法制的转型，但是解决转型法制中的问题，不仅仅是国家的事情，也需要社会的参与，去共同解决这些问题。没有真正的公民，这个国家的法治就无从谈起。所以，我们必须大力培养中国式的公民精神，根据我们自身的国情，去营造我们的社区民主，在法制建设中注重公民守法意识的同时去激活公民的权利意识和社会意识。

参考文献：

[1]马骏，刘亚平.美国进步时代的政府改革及其对中国的启示[M].上海：格致出版社，2010.

[2]蔡如军.论转型期的社会失范与社会控制[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

[3]由嵘，外国法制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5]滕白莹.美国进步时代经济―社会转型与国家治理体制改革[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5）.

美工转正总结篇7

关键词: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科技兴贸;加工贸易;循环经济

中图分类号:F7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05-0130-03

对外贸易是拉动区域经济增长､促进经济结构升级的重要力量｡在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中部各省与东部沿海地区发展水平的差距,在于外贸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太少｡河南是典型的中部省份｡改革开放以来,河南对外贸易持续快速发展｡近年来开放型经济有较大发展,东引西进成效显著｡截至“十五”末,全省进出口总额累计完成251亿美元,年均增速达到27.73%,其中出口164亿美元,年均递增27.85%｡但在对外贸易规模扩大的同时,粗放型的外贸增长方式没有根本转变,长期依靠劳动力成本优势扩大出口的格局没有改变,依靠低效大量消耗能源､资源出口产品的现象未得到有效控制｡出口规模虽然不断扩大,但出口效益低下｡出口产品丰富,但竞争力弱｡如果不转变增长路径,则资金､资源､环境乃至国际贸易环境等条件将难以支持对外贸易持续发展｡研究中部地区在外贸总量较少的同时如何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对于中部地区发展开放型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一、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经济学解释

马克思主义国际价值理论是国际商品交换的基础和是非评价标准｡国际价值规律的基本要求是,在世界市场上交换双方要按照国际价值量进行等价交换｡等价是指双方各自商品所含国际价值量相等｡国际价值是各国商品生产经营者等价交换的基础和交换标准｡但是,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和科技水平不同,劳动生产率不同,所以,创造等量的国际价值所花费的劳动时间也不同｡在发达国家用一个劳动日可以创造的国际价值,发展中国家可能要用三个劳动日｡三个劳动日同一个劳动日交换的问题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环境中的真实写照｡以我国为例,虽然是世界第三贸易大国,但仍不是贸易强国｡外贸的增长是粗放型的增长,出口商品真正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少,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多｡出口8亿件衬衫换回的外汇才能购买一架空客A380飞机,这种交换说明我国同发达国家的国际贸易正处于我们的三个劳动日和他们的一个劳动日交换的阶段｡而要达到一个劳动日交换一个劳动日的目标,则对外贸易增长方式应当由粗放型转变为集约型,完成质量型转变的关键在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只有达到发达国家的劳动生产率水平,才能以同样的劳动时间创造出同其相等的国际价值,实现真正的等价交换｡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则主要依靠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体现在外贸方面,则应将实施“科技兴贸”战略放在首位,一方面,大力推动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另一方面,运用高新技术成果改造传统出口产业,提高传统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实现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

二、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客观条件

(一)国内外经济环境

从国际形势看,世界经济小幅回调,但仍保持稳定增长状态｡国际贸易略高于世界经济的增速｡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世界经济2006年和2007年将分别增长5.1%和4.9%,世界贸易增长率2006年为8.9%,2007年为7.6%｡跨国直接投资将继续回升,中国仍将是跨国公司产业转移和投资的主要选择地之一｡

从国内形势看,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的阶段,供给能力增强,市场环境更趋宽松;经济正处于一个上升周期的峰顶阶段,重化工业发展和居民消费新趋势将推动进口结构升级;利用外资､开发服务业和承接新的国际产业转移将继续推动经济贸易发展;经济全球化带动的国际产业分工变化有利于我国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这些有利因素都将延长中部经济在这一轮周期波动中的上升期｡

(二)中部地区的区位优势及经济现代化发展机遇

中部地区具有承东启西的区位优势,基于沿海地区产业集中以及因要素成本上升而逐渐形成的产业区域转移的机会条件,加之中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与工商业经济的发展,该地区现代化发展机遇已经到来｡目前,应抓住沿海产业向内地转移和西部大开发机遇,顺应国家区域经济布局调整趋势,发挥区位优势,大力实施东引西进｡应利用东部地区与国际上部分产业转移的机会;利用中部地区自身资源的产业开拓与升级的机会;利用产业空间模式与网络技术进行区域产业结构重组｡河南省作为东部地区产业转移和西部地区资源输出枢纽,应加强与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技术合作,主动承接产业转移,促进产业升级｡鼓励省内企业在东部地区建立销售和研发机构,利用东部地区对外开放优势带动本省产品出口｡鼓励优势企业积极开发西部资源和市场,提高产品在西部市场的占有率｡同时,加强与中部省区的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共同促进中部地区崛起｡

三、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路径探索

(一)深入实施“科技兴贸”战略是优化出口产品结构､加快出口产品升级的主要措施,是加快河南从贸易小省向贸易大省､强省转变的根本途径

据郑州海关统计,2006年1―11月河南省实现进出口总值为88.45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7.2%,其中出口总值为60亿美元,增长29.7%;进口总值为28.45亿美元,增长20.2%｡进出口､进口增速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进出口较快增长的同时,出口产品结构却有待优化｡2006年1―11月出口排在前10位的商品分别是:未锻轧的非合金铝(3.48亿美元)､人发制品(3.35亿美元)､精炼铜管(2.95亿美元)､未锻轧的精炼铅(2.05亿美元)､车辆用新的充气橡胶轮胎(1.79亿美元)､纯度≥99.99%未锻造银(1.24亿美元)､其他毛皮制品(1.18亿美元)､已焙烧的钼矿砂及其精矿(1.06亿美元)､其他热轧铁或非合金钢非卷材,厚>50mm(1.02亿美元)和人造刚玉(0.97亿美元)｡

由数据可见,河南外贸出口产品结构较为落后,出口后劲不足｡出口规模大的产品主要集中在未经加工或加工很少的初级产品上,具有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价格的商品出口量不多｡提高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是关键所在｡在当今世界国际分工日益细化､产业重组加快的背景下,国际市场的竞争已由价格为中心转为以质量､品牌为中心的竞争,技术差价､质量差价日益扩大,出口依靠价格低廉的优势尽管在一定时期和程度仍有市场,但这种优势难以持续,与贸易强省的目标尚有距离｡

河南地处内陆,通往国际市场的运输距离长､运输费用高,以附加值低､技术含量低的出口产品渐失竞争优势｡只有依靠科技,全面提升出口产品技术含量,才能创造持续的国际竞争力｡河南实施“科技兴贸”的核心是科技进步和创新, 积极调整出口商品结构,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将重点出口商品立足于创汇农产品､工业制成品以及机电产品上｡对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如纺织服装,要以增强其技术含量和产业集群化为重点,加大科技投入,由初级加工､粗加工向深加工､精加工转变,提高单位出口产品的附加值｡

(二)积极发展加工贸易,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是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推进河南开放型经济发展的需要

河南出口贸易方式已由单一的一般贸易发展到加工贸易等多种贸易方式,加工贸易持续增长｡据海关统计,2006年1―11月份河南省加工贸易进出口完成240 909万美元,同比增长11.15%,占全省同期进出口总额的27.23%,出口155 833万美元,增长13.6%,占全省同期出口总额的26%｡全国加工贸易出口一直占据着对外贸易的半壁江山,经济发达地区占比更高｡2006年上半年,广东省加工贸易占全部出口的69.42%,而河南省不到30%｡河南省加工贸易发展不足,比重偏低｡

迄今为止共计1 145种商品被国家列入加工贸易禁止类目录｡其中,涉及河南省加工贸易的主要商品有电解铅及其副产品白银｡截至2006年9月底,两大商品共出口4.56亿美元,年底达5.83亿美元,占加工贸易出口的35%左右｡加工贸易亟待转型升级｡

河南加工贸易发展不足,主要原因在于出口加工区注册企业中缺少投资规模大､产品附加值高､出口创汇额多､辐射带动效应强的龙头项目｡加工贸易业务高度集中在以郑州为中心的沿黄河经济带上;开展加工贸易的企业偏少;产业结构不尽合理,缺乏高附加值的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影响了加工贸易的进一步发展｡

郑州承东启西的区位和交通优势,全省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优势和能源优势,以及较为完整的工业门类,本应是出口加工区吸引外来企业的重要砝码｡但目前河南省出口加工贸易行业中,电解铝､毛发制品､皮毛制品三类商品的出口额占全省加工贸易出口额的71%｡这些商品均为资源､劳动密集型产品,技术含量低､产业链条短,初级加工对环境有污染,不适合进入出口加工区｡

虽然具有区位优势和便利的交通优势,但地处内陆､不临海带来的运距远､运费高的问题,依然影响招商引资的进行｡河南工业项目虽然门类较完整,但工业结构不完善､产品配套能力较差,制约了龙头项目的进驻｡

实现出口加工区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应综合运用政策手段,完善管理,改进服务,吸引跨国公司把更高技术水平､技术含量､增值空间的加工制造环节和研发机构转移到出口加工区｡通过延伸产业链,提高加工企业的国内采购比例,发挥辐射效应,提高产品附加值｡

为改变出口加工区“加工制造”的单一功能,应逐步赋予出口加工区保税物流功能,实现向“加工制造为主,保税物流为辅”转变,把出口加工区建设成为承接国际现代服务业转移､开展保税物流业务的重要节点,为区内企业提供便利,保证货物进出畅通｡

出口加工区是在推进全省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战略高度,作为开放型经济的前沿和连接世界经济的通道而构建的｡应加快郑州出口加工区等重点出口基地建设,培育一批优势产品｡大力支持加工贸易的发展是河南外贸出口取得突破性飞越的关键｡

(三)发展循环经济,是协调国际贸易与环境,实现河南外贸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

长期以来,河南省只注重出口的数量扩张,忽视了出口商品结构对资源的过度依赖问题,且资源利用率较低,表现在出口商品主要以劳动密集型产品或者粗加工产品为主,而具有高科技含量和高附加值的产品比重偏低｡2004年河南省的出口商品结构中,矿产品､贱金属及制品的出口额达到12.4255亿美元,在出口总额中比重近30%;鞋类､纺织品､服装､皮革制品､塑料制品､橡胶制品､一般机电产品等产品的出口额在出口额中所占比重超过35.7%｡上述出口产品均属劳动密集型产品,对资源的需求量大且产品附加值低｡在现行的线性经济模式下,出口越多,资源浪费也越多,对环境污染也越严重｡从某种程度而言,目前出口产品是资源的出口,不利于可持续发展｡为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外贸企业必须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否则这种出口商品模式将难以持续｡

面对粗放的外贸增长方式与循环经济之间的矛盾,必须树立循环经济的思想和理念,将改善环境质量和加强资源利用作为提高国际贸易竞争力的重要内容｡

正确认识循环经济与外贸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应将贸易与循环经济协调发展纳入可持续发展战略中考虑,追求贸易､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的统一,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提高环境质量,促进科技进步,提高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从而促进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要逐步改变大进大出的粗放型贸易发展模式,在重视发展对外贸易的同时,加快培育循环经济模式的形成｡全面参与､参照国际环境标准,努力提高地区环境标准､企业环境管理标准和环境质量标准,使之与国际标准接轨,实现对外贸易与循环经济的协调发展｡

调整产业政策和产品结构,建立可持续的进出口商品结构｡加快调整产业､产品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是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途径｡增加高附加值商品在出口总额中的比例,加强部分能源和原材料的进口,特别是我国稀缺､开发成本高､对环境影响大､国际市场价格相对便宜的商品来改善贸易结构｡一是要遏制部分行业的低水平重复建设,特别要严格限制高耗能､高耗水､高污染和浪费资源的产业,限制和淘汰能耗高､物耗高､污染重的落后工艺､技术和设备｡二是要加快低耗能､低排放产业的发展｡三是加强进口商品检验检疫力度,限制或拒绝进口重污染的产品设备､对高耗能的出口品和污染重的进口品征收环境附加税｡

参考文献:

[1] 杨圣明.马克思国际价值理论的现实意义[J].经济与管理研究,2005,(11):11-13.

[2] 陈惠雄.中国区域发展梯度约束与和谐社会战略构局[J].中国工业经济,2006,(9):5-13.

[3] 张克俊,邱云生.西部内陆省份扩大外贸出口的战略思考[J].经济体制改革,2005,(4):132-135.

[4] 杨正位.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J].中国经贸导刊,2005,(6):39-40.

[5] 李双菊,戴翔.循环经济――我国外贸可持续发展的路径选择[J].国际贸易问题,2006,(6):99-106.

美工转正总结篇8

2007年，我国对外贸易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发展速度，贸易规模达到21738.3亿美元，贸易顺差达到2622亿美元，增长48%，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明显提高。据海关统计2008年1月～9月,我国对外贸易进出口总值达19671.3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5.2%。其中出口10740.6亿美元,增长22.3%;进口8930.7亿美元,增长29%。1月～9月累计贸易顺差为1809亿美元,比去年同期下降2.6%。

1.我国贸易顺差的现状

1981年以来我国贸易平衡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见下图）

(1)以贸易逆差为主阶段（1981年～1989年）

这一阶段虽然在1982年和1983年分别出现了30.36亿和8.36亿美元的顺差，但总体上是以逆差为主，累计逆差达到424.04亿美元。平均每年逆差为47.12亿美元。

(2)较小贸易顺差阶段（1990～1996年）

这一阶段虽然在1993年出现了122.15亿美元的逆差，但总体上是以顺差为主，累计顺差达到433.08亿美元。

(3)较大贸易顺差阶段（1997年～2007年）

这一阶段各年均为贸易顺差，且平均每年顺差均在500亿美元以上，1997年～2007年累计顺差达到5415．5亿美元，2007年我国出口额12180.2亿美元，增长25.7%；进口额9558.2亿美元，增长20.8%，全年贸易顺差达到2622亿美元，为近5年来的最高水平。

2.我国贸易顺差的特点

(1)加工贸易顺差远高于一般贸易

一般贸易由逆差转为顺差，加工贸易仍是顺差的主体。2007年加工贸易出口总额为6176.5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1%;进口总额为3684.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4.6%;顺差为2492.5亿美元。而同期一般贸易顺差仅为1099.3亿美元，约为加工贸易顺差的二分之一。目前，我国加工贸易产品已逐渐从劳动密集型的传统产品，向以机电产品为主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品转变。

(2)顺差主要集中在外商投资企业和私营企业

顺差主要来自民营和外资企业，国有企业仍为逆差。2004年外贸经营权全面放开后，大大激发了民营企业扩大出口的积极性。2007年，民营企业出口实现贸易顺差1709.9亿美元，占全国顺差总增量的65%。外资企业“高出低进”也十分突出，实现顺差1361亿美元，国有企业仍有449.1亿美元逆差。

(3)中美、中欧贸易顺差继续扩大

我国贸易顺差主要集中在美国、欧盟国家和香港地区，但增量主要来自欧美，而且表现出逐年扩大的趋势。2007年，我国对美、欧、港的顺差分别达1633.3亿、1342.3亿和1716.2亿美元。三地顺差合计4691.8亿美元，占我全球贸易中顺差来源地顺差总额的90%以上。

(4)货物贸易顺差是我国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服务贸易连年逆差

我国货物贸易顺差逐步扩大，成为推动贸易顺差增加的最主要因素，1997年～2006年，贸易顺差累计5655.5亿美元，其中，货物贸易累计顺差额6244.5亿美元，服务贸易逆差额677.3亿美元。在国际上，美国和欧盟等发达国家的服务贸易长期保持顺差，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折射出我国经济结构升级缓慢。

二、我国传统的比较优势发展战略

长期以来，我国奉行以低劳动力成本为基础的比较优势战略，这在一定时期内促进了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我国在资金、技术方面相对稀缺，成本较高，而劳动力则相对充裕，成本也相应较低，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我们拥有丰富且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因此，低劳动力成本优势是当前我国的比较优势所在。另外，就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而言，现阶段我国在国际市场上有价格竞争力的也仍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具体来说，这主要体现在由低劳动力成本带来的低价优势以及粗放型增长所带来的规模优势。凭借这种“比较优势”，中国的产品得以极强的价格优势迅速占领国际市场，中国的制造业也得到快速的发展。有关资料表明，“中国制造”的产品已渗透到世界各个角落。

三、中国对外贸易顺差的原因

外贸顺差反映了国情，是发挥人力资源比较优势的结果。立足于人多、收入低等基本国情，发挥自身优势，主动参与国际分工，是我国产生外贸顺差的根本原因。我国人力资源“质优价廉”，劳动力成本只有美国的5%、韩国的8%、巴西的18%。同时我国还有市场大、配套强、海外华人多等优势，有利于吸纳国际产业转移，致使加工贸易占我国出口的一半以上，并成为顺差的主要来源。

1.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是贸易顺差的重要原因

20世纪90年代工业发达国家开始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中国经济恰好已形成了基本的开放态势,因而自然而然地融入了这场世界性的产业转移；之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加之国内人力资源丰富,基础设施和法律环境日趋完善,中国逐渐成为国际制造产业转移的主要目的地之一。外商投资企业跃升为中国外贸发展的主力军。2005年1月1日，WTO成员国取消了对服装和纺织品的所有进口配额限制。中国对美国和欧盟的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出口成为贸易顺差的最大驱动力量。

2.贸易顺差的扩大与国际间产业的转移有着密切的联系

根据我国进出口国别（地区）统计，1994年～2007年间，在双边贸易中我国顺差增加较大的市场主要有美国、香港地区和欧盟。其中美国由74.9亿美元激增到1633.3亿美元，是我国最大的顺差对象国；香港由229.1亿美元增加到1716.2亿美元；欧盟由逆差38.4亿美元751.1亿变为顺差1342.3亿美元。同一时期我国对亚洲地区的贸易却由顺差转变为出现美元的逆差。其中，对日本的逆差由47.5亿美元增加到318.8亿美元；对韩国的逆差由29.2亿美元增加到476.2亿美元;对台湾地区的逆差由118.5亿美元增加到775.6亿美元;对东盟的逆差由4.5亿美元增加到141.9亿美元。如果考察一下同期我国一些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方向统计，我们就会发现，在中国对美国、欧盟的贸易顺差迅速增加同时，亚洲几个主要经济体对美、欧的贸易顺差出现了相应的缩减。也就是说，由于国际间比较优势的变化，原来设在亚洲其他几个主要经济体的加工出口产业，尤其是其末端加工程序，已经大量转移到中国，这样也就把它们对美、欧的贸易顺差转移到了中国。而我国则从这些经济体大量进口原材料、零部件和半成品，并因此形成我国对亚洲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逆差。亚洲国家或地区对我国的持续产业转移间接扩大了我国的出口贸易规模，使贸易顺差加速。

根据进出口商品结构统计，我国贸易顺差集中在工业制成品上。1994年～2007年间，我国工业制成品顺差由原来的21.1亿美元增加到4436.3亿美元，与此同时，初级产品贸易则由32.4亿美元顺差转变为出现1814.3亿美元的逆差。应当注意的是，我国工业制成品贸易出口和进口均大幅增长，这反映了我国加工贸易占有较大比重，中国处于加工贸易制造基地的位置，很多邻国的出口要经过中国的组装得以实现，即“大出”同时伴随着“大进”，出口增长大量地依赖工业原材料、零部件和半成品等的进口，其中化学品及有关产品甚至存在着较大的逆差。我国商品进出口十几年的迅速增长和顺差的急剧扩大，与国际间产业结构的调整——部分加工出口产业由其他亚洲经济体向我国转移，有着直接的关系。

com3.发达国家对中国技术出口的限制扩大了贸易顺差

按照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上的自由贸易原则，中国主要对海外原材料产品和技术密集型产品进口需求较大。但一些发达国家以国家安全等为借口，对本国企业向中国出口高新技术设备施加种种限制。巴黎统筹委员会解散后,某些国家对华出口的管制政策不但没有放松,反而加强,这自然会加大双边贸易不平衡。以美国为例，美国对中国实行歧视性出口管制已是导致中美逆差形成的重要原因。尤其是“9·11”事件以来，美国进一步实施对中国的技术出口限制，出口许可审批的时间更长，对高科技出口的限制也更多。对华出口管制是一把“双刃剑”，出口管制政策在对美国工业产生危害的同时，也在许多方面削弱了其出口竞争力，导致对中国出口下降。美国的出口许可证从递交申请到批准的平均时间一般为3个～12个月，而日本、德国对向中国高科技出口发放许可证的时间最多为1个月。所以，如果美国对华高科技出口要等半年才能获得许可证，出口机会就会转向德国或日本公司。正由于此，美国对华高科技出口比例持续下降。由于美国歧视性的出口管制，近几年美国每年都要丧失对中国出口几十亿美元的贸易机会。

4.FDI推动贸易顺差的扩大

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形成的生产能力正在释放出来，导致某些产品出口激增，远远超出国内市场需要，因而出口大量增加，贸易顺差而扩大。据海关统计，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对外贸易中一直居重要地位，无论是进出口额还是贸易差额，外商投资企业都占绝对比重，目前，加工贸易是外资企业的主要贸易方式，2007年外企加工贸易出口6955.2亿元,同比增长23.4%,进口5594.1亿美元，同比增长18.4%，实现贸易顺差1361.1亿美元，占全国加工贸易顺差的55%，因此可以看出，外商在华投资企业在我国贸易顺差的加速扩大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跨国公司把我国作为全球生产基地，依靠自身技术的先进和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便宜，大力开展加工贸易，推动了出口额和进口额的逐年高涨。因此，跨国公司以加工贸易等方式，大量向国外市场出口产品，并不能反映出我国在全球市场真实的竞争力，只在数字上制作了我国的巨额贸易顺差。其实，我国的很多出口并不是真正的“中国制造”。

5.产业结构的提升导致大量的进口替代

在国际产业转移和要素重组中，大量外资企业来华建立加工组装基地，客观上将周边地区对美欧的顺差转移到我国。特别是近几年外商对华投资由加工组装环节向上下游延伸，呈现整个产业链对华转移的趋势，使我国家用电器、信息技术、运输工具等产业的国内配套能力大大增强，从而大量替代进口。沿海地区加工贸易也由“大进大出”向“小进大出”转变，使用国产料件的比重大幅提高，顺差逐年增加。除集成电路以及电容器、复印机、电容器、汽轮机等产品的零件进口增长较快外，大部分产业的零件进口都呈低速增长或下降趋势。不少产业零部件生产能力激增后，转而大量出口。例如，汽车零件进口额下降8.2%，出口额却增长了49.2%。中国自己的公司提升产业结构，相互激烈竞争，这无疑受助于在华外国公司的技能和技术转让。

外贸顺差反映了原产地统计规则，顺差多并不等于利益多。顺差或逆差不是利益分配大小的标志，也不是经济是否健康的标志。我国顺差虽大，但仍不是贸易强国，在国际分工中还处在较低端，获得的比较利益并不高。比如，我国的顺差集中于加工贸易与外资企业，如果根据企业的“国籍”或增值的多少来统计顺差，我国的顺差就会大大减少。因此，根据原产地规则统计出的我国顺差，统计意义大于经济意义，不完全是反映贸易利益分配的恰当指标。

综上所述，我国巨额的贸易顺差是由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要素禀赋优势推动的结果。所以，我们既要看到外贸顺差增大的一面，也要看到国际分工地位低、亟需提高的一面。因此深入分析我国贸易顺差扩大的原因，对我国对外贸易和国民经济平稳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吴宏:转轨的贸易流动.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4

[2]黄先海:中国制造业贸易竞争力的测度与分析.国际贸易问题，2006.5

[3]韩会师:中国对外贸易顺差研究.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