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发年度总结范文

研发年度总结篇1

0 引言

从军工研究所的人员结构来看，大部分为科研人员，研究所一般按学科划分了多个专业研究室，故专业研究室人力资源使用效率决定了研究所整体效率。“考核是指挥棒”，就作者所在的航天军工系统看，科研工时是研究室考核的核心要素。那么，如何利用科研工时这一考核和薪酬分配工具，以促进研究室人力资源使用效率的提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1 研究室考核模式和存在的问题

1.1 研究室考核模式介绍 年初，研究室根据全年任

务量向单位申请科研工时预算，单位通过计划部门与研究室多轮沟通，最终审定科研工时数量；人力资源部门根据单位全年的任务量确定薪酬总额，其中约60%为固定薪酬，40%为浮动的绩效薪酬，固定薪酬按月固定发放，绩效薪酬按月预发，最终按考核结果补发或扣减；研究室主任的绩效薪酬与整个研究室年度完成的工时总量挂钩。

1.2 存在的问题 ①科研工时对研究室薪酬总额的影响小，如工时占绩效考核的比例为40%，岗位工资和绩效工资按6：4的比例推算，则与工时关联的薪酬只占总额的16%，研究室获取科研工时的动力不足。②研究室更加关注任务的完成，愿意用更多的人完成任务，对用人效率关注不足。③研究室更倾向多招人，相当于固定的岗位工资增加，整个薪酬包也增加，即使新招人员的能力不足，也可以将其绩效部分转移给骨干员工。④考核数据利用率不高，研究室主任没有将考核数据作为人员筛选、裁减的重要参考。⑤研究室主任顾及情面，不愿裁掉能力不足的人员，或者过于强调裁人的风险。

2 提高研究室人力资源使用效率的方法

经研究分析和实践，要在研究室范围内达到提高研发效率、提高人员整体素质、形成良性竞争研发氛围的目的，可以采用如下的方法：

2.1 调整研究室薪酬确定方法，加大绩效工资与科研工时挂钩力度 ①固定工资总额按照实际人数、职称（初级、中级、高级）、职务（正副主任设计室）进行确定和发放。②绩效（浮动）工资总额由两部分构成，两部分均与科研工时挂钩，一部分根据研究室承担的实际总工时进行“总量考核”确定绩效工资额度，另一部分根据人均工时进行“效率考核”确定绩效工资额度。③研究室正副主任的绩效工资与研究室平均绩效挂钩，也就是说某一研究室科技人员的平均绩效工资较另一个研究室的高，则研究室主任的工资也较另一个研究室主任的高，反之亦然。

2.2 增加科研工时与绩效工资的挂钩比例 ①应将科研工时（工作量）与绩效工资的挂钩比例确定为不少于60%。②明确每个科研工时对应的绩效额（元/工时），且做到全年相对固定。③日常支出的预算由研究室和财务部门共同控制，超过额度不予报销，不作为考核指标。

2.3 公开考核结果，形成竞争氛围 ①公开各个专业研究室与科研工时挂钩的考核结果，在各研究室间形成良性的竞争氛围。②合理利用日常积累的考核数据，建立人员优化流程，人员连续两个季度考核结果为不合格时强制启动人员调动或裁减流程。

3 提高研究室人力资源使用效率的实施步骤

以上介绍了提高人员使用效率的方法，接下来介绍下具体的实施步骤。

3.1 确定全所科技人员薪酬总额 研究所在年初要根据计划任务量（包括预研等）、薪酬增长幅度、型号项目人工成本等预算数据，综合统筹平衡出全年科技人员的薪酬总额。这是进行绩效管理的基础，研究所可以在薪酬总额的高限和低限范围内进行调配，以达到激励和改进绩效的目的。

3.2 确定绩效工资总额 首先，按照实际人数、职称（初级、中级、高级）、职务（正副主任设计室）进行确定科技人员的固定工资总额；然后，用全所科技人员薪酬总额减去科技人员固定工资即计算得出科技人员绩效工资总额。

3.3 确定计划科研总工时及单位科研工时绩效额度 首先，根据本年与上一年任务量的对比情况，参考上年的科研总工时，估算本年总工时（包含必要的预研创新、产品化工时）。然后，确定本年的每单位科研工时绩效额：每单位科研工时绩效额=科技人员绩效薪酬总额/本年预估科研总工时。

3.4 确定研究室科研人员绩效总额 年初，各个专业研究室通过各项任务计算得出承担的科研工时总量，用科研工时总量乘以每单位科研工时绩效额，得出本室的科研人员绩效工资总额。每个月，用研究室科研工时完成数量乘以每单位科研工时绩效额计算得出研究室当月绩效工资总额，并按绩效工资总额的一定比例（比如60%）发放当月绩效工资，剩余部分（比如40%）在年终考核后进行发放。

3.5 确定年终绩效工资 由上年介绍的方法可以看出，研究室的绩效工资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由全年实际完成科研工时对应绩效工资的一部分，即总量部分，具体数额为：总量绩效工资=科研总工时×每单位科研工时绩效额×每月发放比例（如60%）。另一部分是效率绩效工资，具体数额为：效率绩效工资=科研总工时×每单位工时绩效额×每月未发比例（如40%）×考核得分。

由于总量绩效工资每月进行发放，则年终仅需确定效率绩效工资。具体步骤是：首先，建立全所的科研工时绩效池，并将各研究室的绩效总额的未发放部分（比如40%）纳入绩效池。其次，计算得出各研究室科研人员效率（=科研工时/人数）和计算得出全所平均科研人员效率（=全所科研工时/全所科研人数）。再次，计算得出各研究室效率考核分值（=研究室科研人员效率/全所效率）。最后，计算得出研究室年终应发绩效额度（=研究室科研人员效率考核分值×放入绩效池的额度），如应发总额度超出过低于绩效池额度，则需进行数额平整。

按这种计算方法，在不考虑其他因素（如工作质量）时，科研人员效率高（人均科研工时多）的研究室从绩效池拿回的绩效总额一定比放入绩效池的多。

举一个例子：三个研究室的年度科研总工时分别为540、650、1400，人数分别为30、25和40人，则科研人员效率（工时/人）分别为18、26和35，按每科研工时绩效额30元计算，则放入绩效池的额度（万元）分别为19.44、19.5和67.2。则按上述方法计算得出全所科研人员效率为27（=总工时/总人数），各研究室的考核分数为0.66（=18/27）、0.95（=26/27）和1.28（=35/27），应得绩效额度为考核分数与放入绩效池额度的乘积，计算得出为117.70万元，由于此数额超出了绩效池额度106.14万元，故需要将应发额度平整为绩效池额度，平整数值为0.9（=106.14/117.70），则各研究室从绩效池中取得的最终绩效额度分别为11.57、16.77和77.80万元，分别较放入绩效池的额度增加-7.87、-2.73和10.60万元，可见效率高的研究室取得的绩效额度增加，效率低的研究室额度减少。

3.6 确定研究室主任的绩效工资 将研究室主任绩效工资建立绩效池，研究室主任绩效考核分值与研究室科研人员效率考核分值相同，按照上述方法，计算并发放研究室主任绩效。这样就将研究室主任绩效工资与研究室效率绩效工资进行挂钩，促使研究室主人提高本研究室的科研人员效率。

4 研究室提高人力资源效率的策略

4.1 科研人员分类 研究室的科研人员可以划分为四类：一般员工（入职2年内）、骨干、设计师、专家。由于能力、职称、职位等原因，不同类别人员的工作效率相差较大，假定为0.5：1：1.5：2，即一般员工需要4个科研工时完成的任务，骨干人员需2个工时，设计师需要1.3个工时，专家只需要1个工时。

4.2 人员分类与工时、绩效总额的关系 假设有两个研究室，人员总数均是38人，但结构不同，如下表所示，研究室B的骨干人员多，则假设每个人员全年工作时间相同，则研究室B完成的工时多，绩效额度高。

①如表2所示，虽然两个研究室人数相同，但由于人员结构不同，研究室完成的总工时和绩效总额不同，整体能力较强（骨干多）的研究室的绩效总额更多。②同理，整体能力较强的研究室平均效率更高。③按照本文上面介绍的方法，整体能力强的研究室通过效率考核后获得的效率绩效更高，也就是整体能力强的研究室同类人员的薪酬较能力低的研究室同类人员的高，如同是骨干人员，则效率高的研究室薪酬较效率低的高。④由于研究室主任的薪酬与研究室效率挂钩，则效率高的研究室的主任薪酬也较高。

4.3 通过优化人员结构提升人员效率 基于上述情况，这会激励研究室主任优化人员结构，提高本部门科研人员能力和效率，裁减掉能力不足的人员；同时，如果研究室主任不采取优化人员结构的措施，将会产生能力高人员的流失，因为同样能力人员在效率高的研究室得到的薪酬高，这又会促使研究室积极优化人员结构。

5 结论

研发年度总结篇2

[关键词] 旅游需求预测；人口学指标；回归分析

[中图分类号] F5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收稿日期]

[作者简介] 吴凯（1979 - ） ，男，辽宁辽阳人， 东北财经大学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讲师，管理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旅游者选择建模、旅游体验研究。

1 导论

1994年-2010年我国出境旅游人数由373万人次发展到5739万人次，国内旅游人次数由5.24亿人次发展到21.03亿人次 ，中国旅游的快速发展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可是中国旅游需求预测有关的研究并不如中国旅游产业发展的这么迅速，旅游需求预测研究还相对较少。赵西萍等（1996）总结了国外旅游需求预测方法，并展望了旅游需求预测的研究趋势；任来玲、刘朝明（2006）介绍了旅游需求预测方法的分类，对部分预测方法的实证检验进行了评述。值得一提的是Li， G.（2009） 对大中华地区（中国内地、香港、澳门和台湾）180篇与游需求预测有关的中英文研究做了系统回顾，文章沿续了国外旅游需求预测的文献综述传统 （Song， H.， & Li， G.， 2008）——关注了地理焦点、数据类型与频率、需求弹性分析、模型类别、研究趋势等主题。Li， G. （2009） 也从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复杂性角度对中英文研究进行了系统比较，进而总结出中国内地旅游需求预测研究的四个特点：（1）更加关注国内旅游需求预测；（2）入境旅游需求预测已经由国家尺度拓展到省市的尺度；（3）一些研究关注特定的事件、会议和展览；（4）对周期性的关注在持续增加。

通过阅读旅游需求预测的有关研究综述，我们发现旅游需求预测模型中纳入人口学变量的研究非常少，仅有Law， R.， & Au， N.（1999）、Sakai， M.， Brown， J.， & Mak， J.（2000）、Law， R.（2001）和Mak， J.， Carlile， L.， & Dai， S.（2005）等几项研究。宋海岩、吴凯和李仲广（2010）对旅游需求预测模型中极少使用人口变量这种现象给出了解释：第一、旅游需求预测模型中并非完全不考虑人口变量的影响，只是通常做法是把变量转换为人均变量形式来体现人口因素的影响；第二、因为人口变量通常与收入变量存在着高度相关性，纳入人口变量在模型估计时会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所以极少使用人口变量；第三、客源国的人口变动短期内可能是很小的，同时这种变动只是对模型有边际上的影响。

但是与国外的情况不同，中国人口结构短期内的变动相对较大——年龄结构、城乡结构的迅速变化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关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国家统计局，2011）我国的老年人口（60岁及以上）总量增至1.78 亿，人口老龄化水平达到13.26%；劳动年龄人口（ 15～59 岁） 规模扩大到9.40亿，占总人口比重高达70.14%，这表明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已经处在人口机会窗口开启最大的时刻；居住在城镇的人口达到6.66亿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城市化率）达到49.68%，比2000年的第5次人口普查上升13.46个百分点。可以预见未来的人口变动有三个特征：（1）老年人口规模迅速扩大；（2）劳动年龄人口数量递减（3）城市化程度进一步提高。这将直接影响经济社会发展，也必将影响旅游需求的总量和结构。

日本作为典型的老龄化社会，其经验可供借鉴，Mak， J.， Carlile， L.， & Dai， S.（2005）等总结了日本人口老龄化对出境旅游的三个影响：（1）总人口规模越小通常意味着总人口的一个部分——出境人口数更少；（2）年轻人减少而老年人增多意味着劳动力的萎缩和经济增长放缓；（3）出境游比例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人口老龄化会导致出游率的降低。可见人口总量和结构的变化或直接影响旅游需求，或间接影响经济发展进而影响旅游需求。结合中国的情况，一方面我国人口的变化存在促进旅游发展的因素：（1）旅游需要自由时间和自由可支配收入，有退休金收入的老人是一群典型的“有钱也有闲”的人，所以老龄化一定程度上会推动旅游发展， “夕阳红旅游”的快速发展也可以印证这一点；（2）城市化程度的提高也可以推动旅游发展，研究表明城市居民的出游率和人均旅游花费都明显高于农村居民。另一方面我国的人口结构变化也会延缓旅游发展：其一、人口老龄化意味着劳动人口比例降低，整个社会的负担系数提高，这都将减缓经济发展速递，进而影响旅游发展；其二、研究表明老年人口旅游逗留时间更短、旅游距离更近。

本研究的思路是，既然中国的人口变动是不可忽视的、人口变量与收入等经济变量高度相关，那么以人口指标构建旅游预测模型就是一个可行的思路；至于人口指标与经济指标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可以在模型中以人口指标为主，不考虑或转换形式考虑经济方面变量。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通过《中国统计年鉴》采集了从1995年到2010年16年的统计数据，为了去除变量量纲的影响，全部变量转换为1994年基期为100的指数。本研究的变量可以分为三个类别（1）旅游需求变量，选择国内旅游人次数这一个变量作为因变量，变量名为DTA，单位为百万人次；（2）经济变量，只纳入《中国统计年鉴》中的国内农村居民人均旅游花费和国内城镇居民人均花费，这两个变量再根据城乡人口比例进行加权平均，得到国内旅游人均花费（EXP，元）；（3）人口变量 ，共选择了4个人口有关变量作为自变量，具体为：年底总人口数（PT，万人）、总负担系数（BT，%）、年底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P_TOWN100，%）和人口自然增长率（P_GROWTH，‰）。

根据由一般到简单的建模原则，以国内旅游人次数为因变量，以其它变量为解释变量；然后在模型估计过程中逐渐剔除不显著的变量，最后得到一个简单模型，如方程（1）所示，即国内旅游人次数受到年底总人口数、人口年增长率、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和人均旅游花费4个变量的影响。

3 分析结果

3.1 回归分析模型

回归分析结果如方程（1）所示：

DTA=-59.23PT + 2.12P_GROWTH + 12.74P_TOWN100+ 0.33EXP +4500.63 方程（1）

表1方程系数表

解释变量 系数 标准误 T值 P值

PT 年底总人口数 -59.23333 12.46060 -4.753650 0.0006

P_GROWTH 年人口年增长率 2.119724 0.667685 3.174737 0.0088

P_TOWN100 年底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12.73627 1.196487 10.64472 0.0000

EXP 人均旅游花费 0.334209 0.141995 2.353673 0.0382

C 常数项 4500.634 1186.800 3.792242 0.0030

方程的F检验值为439.78，方程在统计上非常显著；方程的确定系数为0.9938，修正的确定系数为0.9915，表示方程拟合优度很好，方程的解释力很强；方程中各变量对应的p值都小于0.05，表示方程各变量的系数都是显著的。

3.2 回归模型的解读

如方程（1）所示，与国内旅游人次数密切相关的4个变量中，“总人口数”、“人口年增长率”和“年末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3个为典型的人口指标；而“人均旅游花费”则可以被视为1个准人口指标——经济与人口相结合的指标。如图1所示，由于我国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我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在持续下降，从1995年的10.55%下降到2010年的4.79%，2006-2010年基本在5%上下；但是我国人口总数仍在增加，从1995年的12.11亿上升到2010年的13.41亿。与此同时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持续推进，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直线上升，从1995年的29.04%上升到2010年的49.95%。

图1 中国内旅游人次数与人口指标对比图（1995-2010）

人口总量增加、城市化进程加速都促进了旅游业的发展，增加了旅游人次数。我国国内出游人数在从1995年的6.29亿人次增加到2010年的21.03亿人次，年均增长8.38%；其中城镇居民出游明显快于农村居民，城镇居民出游人次数由1995年的2.46亿人次增加到2010年的10.65亿人次，年均增长10.26%，农村居民出游人次数由1995年的3.83亿人次增加到2010年的10.38亿人次，年均增长6.87%。

模型中总人口数的系数是负数，旅游人次数为什么会与总人口数呈现负相关呢？这里面有一个居民出游比率的问题，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进行解读：其一、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有效控制了人口的过快增长，对经济发展是有积极正面作用的，人口红利的效应正在凸显，国民可自由支配收入增加会促进旅游的发展，提高居民出游率；其二、在经济、社会各方面因素的作用下，城镇居民的出游率明显高于农村居民，我国城市化的进程提高了城镇居民占总人口的比重，进而提高了全国居民的平均出游率。此处的问题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口与经济之间的复杂关系，有待未来进一步的讨论。

4 结束语

中国是一个实行了较为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国家，人口总量规模较大，人口结构持续变化，这无疑会对中国旅游需求产生重要影响。本研究表明可以使用人口统计变量“年底总人口数”、“人口年增长率”、“年底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和“人均旅游花费”较为准确的拟合旅游人次规模的变动，进行旅游需求预测。传统的旅游需求预测模型都非常强调经济变量的作用，通常关注GDP、CPI、汇率等指标，但是在借鉴国外旅游需求预测经验的同时，中国的国情要求旅游需求预测无法回避两个事实：其一、中国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人口结构在持续改变之中；其二、中国作为经济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型到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进程在持续进行之中——城市、乡村的人口结构在发生变化，而历史数据显示城乡人口在出游率，人均旅游消费等方面是存在较大差异的。这两个事实都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人口指标折射出来，本研究模型也证实了这一点。

人口数量、年龄结构、家庭规模、性别结构和城市化等人口指标的波动会影响我国的旅游业的发展，这种影响是深入而系统的：既涉及国内旅游，也涉及出境旅游；既影响旅游需求总量，也影响旅游需求的结构；既影响旅游需求的时间维度（出游时间、逗留时间等），也影响旅游需求的空间维度（目的地类型、旅游流空间分布等），有待未来深入细致的研究，这将对旅游行业管理和旅游企业运营具有重要意义。

主要参考文献

[1]Getz， D. （1986）. Tourism and population change： Long-term impacts of tourism in the Badenoch and Strathspey district of the Scottish highlands. Scottish Geographical Magazine， 102（2）， 113-126.

[2]Li， G. （2009）. Tourism Demand Modeling and Forecasting： A Review of Literature Related to Greater China. Journal of China Tourism Research， 5（1）， 2-40.

[3]Mak， J.， Carlile， L.， & Dai， S. （2005）. Impact of Population Aging on Japanese International Travel to 2025.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44（2）， 151 –162.

[4]Sakai， M.， Brown， J.， & Mak， J. （2000）. Population Aging and Japanese International Travel in the 21st Century.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38（3）， 212–220.

[5]Song， H.， & Li， G. （2008）. Tourism demand modelling and forecasting--A review of recent research. Tourism Management， 29（2）， 203–220.

[6]任来玲、刘朝明，“旅游需求预测方法文献述评” [J]，《旅游学刊》，2006年第21卷第8期：90-92.

[7]宋海岩、吴凯和李仲广，《旅游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9月第一版

[8]李君轶、马耀峰、杨敏，“我国旅游市场需求预测研究综述” [J]，《商业研究》，2009年第3期：17-22.

作者简介和联系方式：

吴凯（1979 -） ，男，辽宁辽阳人， 东北财经大学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讲师，管理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旅游者选择建模、旅游体验研究。

通讯地址：大连市沙河口区尖山街217号东北财经大学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 邮政编码：116025

研发年度总结篇3

研发开发会计处理主要有三种方式：有条件资本化、费用化与资本化。西方学者认为，研究开发会计处理方式会对企业业绩产生影响。其中：资本化会计处理能够给企业形成不断增长的潜力，对企业业绩具有正的影响；费用化会计处理在短期内会给管理当局业绩压力，并有可能使管理者为避免因研发投资导致当期出现亏损而减少研发活动；而有条件资本化只将符合条件的开发支出资本化，既降低了管理当局的业绩压力，有利于经营业绩的增长，并能向外界传递企业研发活动成功可能性等有价值的信息。然而，由于这三种方式均存在明显的利弊，西方学者对研发会计处理方式是否能够提高企业绩效，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提高企业绩效，哪种会计处理方式更能够提高企业绩效等问题仍然存在较大的争论。而由于数据的缺乏，我国学者对研发开发支出会计处理方式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相关实证研究很少。2006年为了激励企业加大研究开发投入，我国实行新的《无形资产》会计准则，改变原来研究开发支出全部费用化的会计处理方式，允许企业将开发阶段的部分研究开发费用资本化，并对企业研发信息的披露提出了要求。新会计准则的实施尤其是不断规范的企业研发信息披露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和数据上的支持。因此，本文拟采用2009年至2012年我国A股上市高新技术企业的数据，实证分析费用化、资本化和有条件资本化这三种会计处理方式与企业业绩的关系，以为会计准则部门和监管部门制定合理的研发会计处理方式提供经验证据。

二、文献综述

（一）国外文献 关于研发支出会计处理方式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早在1988年，Nix和Peters对200名研发投入（R&D）主管进行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将近70%的主管认为，研发支出会计处理对公司的研究开发投入有很大影响，其中研究开发投入费用化的会计处理对企业研究开发活动的开展具有消极影响，可能使企业减少研发投入活动。随后，Lev和Sougiannis（1996）以经常进行研发活动的上市公司为样本，首次实证研究了有条件资本化和全部费用化这两种研发支出会计处理方式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发现，研发支出的部分资本化会计处理方法与企业当期及滞后期间的绩效均呈显著正相关，且研发支出越多，企业的经营绩效越好。Rabah Amir（2000）研究发现，对无形资产投资予以资本化会提高企业账面值与企业内在价值的一致性。Jennifer Francis et al.（2000）以英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调整后的企业价值与研发投入的关系，发现调整后的企业价值和研发支出资本化金额呈正相关关系。Baruch Lev（2001）以韩国公司为样本，研究研发支出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发现，每单位R&D投资可以带来约25%的公司的成长价值，研发支出对企业绩效有2―4年的连续正面影响，而且，采用研发支出有条件资本化方法的公司的业绩要好于全部费用化处理的公司。Nigel Finch（2006）认为， 在美国，1970年以后报告亏损的公司比例不断增加的原因之一是由于美国会计准则规定研发支出要全部费用化处理。他认为全部费用化导致了一些本来盈利的公司出现亏损。Han和Manry（2004）研究发现，研发支出资本化金额与企业绩效的相关性程度比研发支出费用化金额与企业绩效的相关性更强，从而他们支持研发支出有条件资本化的处理方法。Lev， Nissim和Thomas（2005）分行业对研发支出有条件资本化处理方法是否能增加企业绩效及增加程度进行了研究，发现有条件资本化的会计处理方法能增加企业价值和盈余信息的相关性。Anne（2005）则研究发现，采用资本化会计处理的企业比采用费用化会计处理的企业具有更低的研发支出，对于研发支出同时资本化和费用化时，费用化部分与未来业绩有更强的负相关性。

（二）国内文献 随着我国企业研发信息披露的不断完善，我国学者也开始关注研发支出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结论基本一致，认为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但对于研发支出会计处理方式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较少，且由于数据收集的困难，已有研究多为规范分析。如曾爱民（2006）研究认为，R&D支出有条件资本化可以更真实地反映企业财务状况，避免管理者的一些短期行为。龙淑华（2008）、梁来歆（2009）也认为，有条件资本化可以使企业享受到更多的税收优惠，增强企业外部融资能力，提高企业研究开发的积极性。金颖（2011）则对比分析了新会计准则实施前后上市公司研发投入强度与公司绩效的关系后发现，企业会计准则的变化对研发投入强度与公司绩效关系的影响不大。

三、研究设计

（一）理论分析 对于研究开发会计处理，国内外主要有三种方式，即全部费用化、全部资本化和有条件资本化。（1）全部费用化。是指将企业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全部计入当期损益，完全不确认为无形资产。这种会计处理方式主要是考虑到研究开发支出不符合资产确认中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的特点，而研究开发活动最终能否成功很难预测，其未来的经济利益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美国和2001年之前的中国均采用这种会计处理方式。全部费用化的优势有：核算简单，只影响本期的利润和亏损，以后各期无需进行调整，后续阶段的业务和损益核算简单；从规避风险的角度考虑，费用化处理更符合会计的稳健性原则；可以消除管理层在选择资本化时需要确定无形资产摊销期限进行利润操纵的可能。不足之处是：全部费用化不符合一致性原则；费用化不符合真实性原则。研发支出全部费用化时减少当期利润，可能使企业由盈利转为亏损；而研发成功时，又可能虚增企业利润；研发支出全部费用化不符合配比原则。研究开发支出所带来的未来收益超过了一个会计期间，但若因为收益不确定就将研发支出全部费用化是不合理的；研发支出全部费用化不利于促进技术进步。由于研发支出费用化导致企业当期利润的直接下降。公司高管可能会过量的削减研究开发支出或者进行盈余管理，以确保短期利益，这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2）全部资本化。这种方法与全部费用化正好相反，研究开发支出在发生时就归集起来，完全确认为无形资产，直到等到项目成功并取得收益时才将开发成本摊销。这种方法假定，研究开发支出在未来几年能产生持续性的影响，预计部分项目可以成功产生收益。全部资本化的优势在于，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企业的短期行为。不足之处是不符合稳健性原则。因为研究开发项目是否能成功，是否能为企业未来带来经济流入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将研究开发支出全部资本化可能会虚增资产和利润，从而导致更大的风险。（3）有条件的资本化。这种方法将满足条件的研究开发支出确认为无形资产，是间于全部费用化和全部资本化的一种方法。目前，国际会计准则及中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瑞典、丹麦等多个国家实行这种会计处理方式。2006年我国借鉴国际会计准则对企业内部研究开发项目的会计处理思路，规定研究阶段的支出规定在发生当期计入当期损益。而在开发阶段的支出，如果同时满足五项条件，可以作为无形资产予以资本化。从理论上来说，有条件资本化的做法比全部费用化的方式更科学，符合科技发展的趋势，也符合国际会计准则趋同的需求。这种方法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全部费用化的弊端，尤其是对于研发投资逐年增加的企业，资本化可以使收入和成本更配比，从而更好的反映企业的经营业绩。而且，有条件资本化要求企业在报表附注中对不同类型研发活动投资予以区分并详细披露研发投入数据，可以让投资者更好的评价投资项目的价值，从而做出更合理公正的投资决策（Lev & Zarowin，1999）。但这种方法在实务操作中非常困难，因为从一开始就需要企业估计研发项目的未来经济利益流入，主观性较大。

（二）研究假设 已有国内外文献显示，研究开发会计处理影响到企业绩效，且不同的会计处理方式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不同。多数学者认为资本化的会计处理能够给企业形成不断增长的潜力，对企业业绩具有正的影响，资本化会计处理与企业绩效的相关性要强于费用化会计处理与企业绩效的相关性。另外，研究开发活动具有高风险、成功不确定、时间长、收益滞后的特性。一般来说，研发项目的时间超过1年，项目产生的收益往往要1年以后甚至更长的时间之后才会产生。实证研究也证实，研发投入的产出效果具有滞后性（何玮，2003；梁莱歆等，2005）。这样，如果对研发采用费用化的会计处理方式，在研发活动投资的当期，巨额的管理费用会严重影响当期的利润。而如果采用资本化的会计处理方式，则不会影响当期利润。当然，随着研发活动的逐步推进，项目成功并应用到业务流程，研发的好处比如使企业的生产成本降低，或产品质量提高导致产品价格上升等等将逐渐反映到企业的经营成果中来，从而大幅提高企业的绩效。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费用化会计处理与当期企业绩效负相关，而资本化会计处理与当期企业绩效正相关，有条件资本化与当期企业绩效可能正相关，也可能负相关

假设2：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资本化会计处理、费用化会计处理、有条件资本化会计处理与企业未来绩效均正相关，但费用化会计处理与企业未来绩效的相关程度低于资本化会计处理与企业未来绩效的相关程度

（三）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的样本全部通过手工收集，模型中研究开发支出数据来自2007年至2012年获得高新技术企业相关认证的上市公司的年度财务报告。研究开发支出主要在合并资产负债表中的“开发支出”、现金流量表附注中的“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流量”和管理费用的明细中反映。由于我国《企业会计准则》未对规定企业披露研究开发支出提出强制性要求，在实际中，上市公司在年度报告中披露研究开发支出的名称五花八门，如：研发费、研究开发费、技术研究费、技术开发费、科研费、咨询及技术开发费等等，在本文中均视作为研究开发支出。模型的其他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本文对样本公司执行了如下筛选程序：（1）剔除ST上市公司；（2）剔除数据缺失的公司；（3）剔除金融保险行业的公司。最终共获得3022个研究样本（见表2）。本文数据处理软件是StatalO.0。

（四）变量定义和模型建立 本文选取如下变量：（1）因变量的衡量。研发的直接目的是为了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反映公司盈利能力的指标很多，本文选取了总资产收益率（ROA）来反映企业绩效。这是因为这个指标比较全面。国内外学者多采用这个指标来衡量企业绩效。（2）解释变量的衡量。本文的主要解释变量有：研发投入总额（RDI）；研发支出资本化部分（ARD）；研发支出费用化部分（ERD）。分别代表有条件资本化、资本化和费用化这三种研发会计处理方式。这三个指标均以研发密度的方式来表示。研发密度=研发支出/营业收入。该指标属于相对指标，可比性比较强。（3）控制变量的选取。企业绩效还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本文借鉴辛云峰（2012）、金颖（2011）的做法，选取了公司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所得税水平（TAX）、企业的成长能力（GROWTH）等可能影响企业绩效的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公司规模。一般来说，大型企业拥有的资源多，承受研发失败风险的能力强，研发能力比中小企业更强。大量的实证研究也证实，公司规模会影响企业绩效（刘运国等，2007；魏锋等，2008）。本文以年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来表示公司规模，并假设公司规模与企业绩效正相关。资产负债率。资产负债率是影响企业经营绩效的一个重要变量。一方面，由于研发活动的高风险性使其很难获得银行的贷款支持。因此，研发活动的资金大多来源于企业的自有资金，这样高的资产负债率会抑制企业的研发活动。另一方面，资产负债率代表了企业的资本结构，合理的资本结构可以降低融资风险和融资成本，而不合理的资本结构会降低企业业绩。所得税水平。企业的所得税水平直接影响企业利润的高低。为激励企业提高研发投入，国家一般都会制定一系列的税收优惠政策。如我国对高新技术企业有15%的优惠税率，新成立的高新技术企业享受所得税豁免及三减半征收等等税收优惠政策。研究变量的定义如表（1）所示。

针对研究假设，本文构建如下两个模型，其中模型（1）用来检验有条件资本化会计处理方式对企业当期和未来绩效的影响。模型（2）用来检验费用化会计处理方式和资本化会计处理方式对企业当期和未来绩效的影响。

ROAt+i=？琢+？茁1RDIt+？茁2LNSIZEt+i+？茁3LEVt+i+？茁4TAXt+i+？着t+i …（1）

ROAt+i=？琢+？茁1ARDt+？茁2ERDt+i+？茁3LNSIZEt+i+？茁4LEVt+i+？茁5TAXt+i+？着t+i

…（2）

式中，ROA代表企业绩效。RDI代表研发投入总额，ARD代表研发支出投入总额中资本化部分。ERD代表研发投入总额中费用化部分，LNSIZE代表公司规模，对总资产取对数，LEV代表资产负债率，TAX代表所得税水平。i=0，1，2，t表示当期，t+1表示后1期，t+2表示后2期。由于2013、2014年企业绩效的数据尚未公布，本文在分析研发投入与当期绩效的相关关系时，研发支出的数据选取了2007年至2012年的数据，而在分析研发投入与后期绩效的相关关系，研发支出的数据只选取了2007-2010年的数据。

四、实证检验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2）是按年份划分的披露研究开发支出的公司数和研究开发支出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看出，首先，披露研究开发支出信息的公司数量是逐年增加的。2007年，披露研发支出信息的公司数为229家，2012年则增加到640家。当然，这一方面与研究开发信息披露规则的完善有关，另一方面与A股上市公司不断扩大的规模数有关，尤其是中小企业板和创业板的推出，大大增加了上市高新技术企业的数量。其次，上市公司研发密度也是逐年上升的。2007年上市公司研发投入总额占到营业收入的比重为3.26%，2012年上升到4.53%。相比而言，除了2007年，其他各年度研发支出中资本化部分的研发密度均大大低于费用化部分的研发密度，说明在实际中，真正能够符合条件资本化为无形资产的研发支出还是比较少的。

（二）相关性分析 表（3）是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分析。可以看出，研发支出投入总额（RDI）和当期总资产收益率（ROA0）显著负相关，与后1期总资产收益率（ROA1）显著负相关，与后2期总资产收益率（ROA2）显著正相关。研发支出费用化部分（ERD）与当期总资产收益率（ROA0）显著负相关，与后1期总资产收益率（ROA1）负相关，但不显著，与后2期总资产收益率（ROA2）显著正相关。研发支出资本化部分（ARD）与当期总资产收益率（ROA0）显著负相关，与后1期总资产收益率（ROA1）正相关，但不显著，与后2期总资产收益率（ROA2）显著正相关。说明研发投入的产出效果具有滞后性，滞后期至少为1年。公司规模（LNSIZE）与研发投入总额（RDI）、研发支出费用化部分（ERD）、研发支出资本化部分（ARD）相关性均不大。说明研发投入的多少与公司规模关系不大。资产负债率（LEV）与公司业绩、研发支出、公司规模均负相关，但均不显著。所得税水平（TAX）与研发投入总额（RDI）、研发支出费用化部分（ERD）、研发支出资本化部分（ARD）均显著负相关，且与研发支出费用化部分（ERD）的相关系数远大于与研发支出资本化部分（ARD）的相关系数，说明所得税水平确实影响企业研发投入的积极性，且对费用化会计处理的影响程度高于资本化会计处理。

（三）回归分析 模型1和模型2的多元回归分析的结果见表（4）。表的上半部分是模型1的回归结果，反映的是研究开发有条件资本化会计处理方式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当期研发投入总额（RDI）与企业当期绩效负相关且在10%的水平下显著，第2年与企业绩效仍负相关，但负相关程度降低，与第3年的绩效正相关且在5%的水平下显著。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当前采取的研发支出有条件资本化的会计处理方式确实能够提高企业未来业绩。表的下半部分是模型2的回归结果，反映的是研发开发支出中资本化部分和费用化部分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研发支出费用化部分与当期及后1期企业业绩显著负相关，但与后2期企业业绩显著正相关。说明研发支出费用化会计处理对当期企业的业绩的负面影响较大，但过2期后，这种负面影响消失，转化为正面影响。同样，研发支出资本化部分与当期企业绩效显著负相关，但与后1期、后2期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说明研发支出资本化会计处理对当期绩效的负面影响经过1期后即转化为正面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资本化会计处理对企业绩效的提升速度快于费用化会计处理对企业绩效的提升速度。与假设2基本相符。回归结果与假设1不相符，原因可能在于不管采用何种会计处理方式，研发支出对企业绩效均存在滞后效应，所以即使是资本化处理，仍然会影响到企业当期绩效。此外，其他的控制变量与企业绩效的回归分析结果基本上与表3的相关系数分析的结果一致。

（四）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检验结果的可靠性，本文从以下两个方面对模型（1）（2）的检验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测试，总体上不改变本文的主要结论，由于篇幅有限，检验的结果在此不再展示。一是采用主营业务利润率、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指标分别替换衡量企业绩效的总资产收益率指标，这两个指标也是学者们常用的衡量企业绩效的指标。替换后的模型的研究结论基本不变。二是采用研发投入数与资产总额的比值替换衡量研发投入的研发密度指标。以往也有较多文献采用这个指标来衡量企业进行研发投入的程度。替换后的模型的研究结论仍基本不变。

五、结论

创新是一个企业生存发展的核心。为促进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高企业研发投入的积极性，世界多数国家制定了一系列的激励企业研发投入的政策，研发支出会计处理方式作为配套的辅助政策，其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激励作用到底如何，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论。本文采用证券市场2007-2012年上市高新技术企业的数据，对研发支出会计处理方式：有条件资本化、资本化和费用化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主要研究结论如下：不管是研发投入总额，还是其中的资本化部分和费用化部分，均与当期企业绩效显著负相关，但资本化部分与当期企业绩效的负相关系数要小于费用化部分与当期企业绩效的负相关系数。从滞后1期考察，研发投入总额与费用化部分与滞后1期企业绩效负相关，但不显著，而资本化部分与滞后1期企业绩效正相关。从滞后2期来考察，研发投入总额、资本化部分和费用化部分均与滞后2期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且资本化部分与企业绩效的相关系数大于费用化部分与企业绩效的相关系数。研究结果表明，当期研发投入会降低当期企业业绩，但会提高企业未来的业绩，且研发支出资本化会计处理对企业未来业绩的影响程度要高于费用化会计处理方式。本文的研究为各种研发支出会计处理方式的经济后果提供了经验证据。研究结论可为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和监管机构完善我国研究开发支出会计处理方法和信息披露提供证据参考。也可为投资者提供一个解读上市公司研究开发支出信息的思路和方法，以便作出更为科学、合理的决策。

研发年度总结篇4

【关键词】大学生；孤独感；研究

【中图分类号】B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309（2013）01-0097-3

一、研究方法

1.研究对象

在某大学本科生中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发放260份问卷，回收243份，回收率约为93.46%；其中有效问卷227份，有效率为93.42%；被试年龄为18-25岁，平均年龄22.00±1.62岁。被试具体情况如表1所示。

2.研究工具

孤独感结构问卷。采用李艺敏、蒋艳菊编制的孤独感结构问卷，共70道题目，其中包括3道测谎题目。该问卷包含四个维度，分别为：社会孤独感、人际孤独感、自我孤独感、发展孤独感。该问卷为5级评分，其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12，各因素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在0.667-0.745之间；问卷的重测信度为0.863，各因素的重测信度均在0.700以上。

3.数据处理

所有数据使用统计软件SPSS16.0进行处理分析。

二、结果

1.大学生孤独感的总体情况

大学生孤独感的总分平均分为181.44，标准差为22.18。其中，最小值112，最大值233。被试具体背景资料如表1所示。

2.大学生孤独感在人口学变量上的统计分析

（1）大学生孤独感在性别上的差异比较

从表2可知，男生在人际孤独感和发展孤独感上非常显著地高于女生。男女生在社会孤独感和自我孤独感上无显著差异。但是男生在孤独感总分上非常显著地高于女生。

（2）大学生孤独感在生源地上的差异比较

从表3可知，生源地对于大学生孤独感体验的影响在孤独感总分和各个维度上均无显著差异。

（3）大学生孤独感在专业类别上的差异比较

从表4可知，专业类别对于大学生孤独感体验的影响在孤独感总分和各个维度上均无显著差异。

（4）大学生孤独感在是否为独生子女上的差异比较

从表5可知，是否为独生子女对于大学生孤独感体验的影响在孤独感总分和各个维度上均无显著差异。

（5）大学生孤独感在年级上的差异比较

从表6可知，不同年级对于大学生孤独感体验的影响在孤独感总分和各个维度上均无显著差异。

三、讨论

1.大学生孤独感的性别差异

大学生孤独感的性别差异研究表明（见表2），男生的孤独感水平和“人际孤独感”均非常显著地高于女生（p

2.大学生孤独感的城乡差异

本次研究结果表明（见表3），大学生孤独感总分在生源地上无显著差异。这一结果与蒋艳菊、李艺敏、李新旺的研究结果是基本一致的。不同点在于蒋艳菊等人的研究认为虽然大学生孤独感总分在生源地上无显著差异，但在人际孤独感这一因素上差异非常显著。本次研究和蒋艳菊等人的研究之所以存在差别，其可能原因有以下几点：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乡之间的区别逐渐变小，城乡居民心理特点也渐趋接近；大学生虽然有部分来自农村，但他们长期生活在城市，加之周围来自城市同伴的影响，使得他们的心理特点与城市学生逐渐接近；样本比例严重失调（见表1），城乡样本数量差距过大，这可能是造成本研究无显著差异的重要原因。

3.大学生孤独感的专业类别差异

本次研究结果表明（见表4），大学生孤独感在理工类和文史类之间无显著差异。由于本次研究只选择了理工类和文史类专业学生作为样本，因此无法了解体育艺术和医学类专业的学生在孤独感的各个维度及总分上是否存在差异，但这一结果与蒋艳菊等人的研究结果基本上是一致的。

4.大学生孤独感在是否为独生子女上的差异

本次研究结果表明（见表5），大学生孤独感在是否为独生子女这一因素上无显著差异。然而由于本次研究只选择了延安大学学生作为被试且样本结构在是否为独生子女这一因素上比例严重失调，不能进行很好的控制，因而可能掩盖了孤独感在是否为独生子女这一因素上存在显著差异的事实。

5.大学生孤独感在年级上的差异

本次研究结果表明（见表6），大学生孤独感在年级这一因素上无显著差异，不同年级的大学生所体验到的孤独感是一样的，这一结果与李艺敏等人的研究有很大的差异。她们的研究结果显示，年级在孤独感的总分和各个维度上的差异显著（p

四、结论

大学生孤独感总分及人际孤独感和发展孤独感两个维度在性别上有显著差别，男生比女生的孤独感体验更为强烈。大学生孤独感在生源地、是否独生子女、专业类别、年级四个变量上无显著差异。

【参考文献】

[1]骆光林，等.大学生孤独心理的调查与分析[J].浙江大学学报（理学版），1999，26（3）.

[2]李传银.大学生的孤独心理探析[J].淄博师专学报，1998（3）.

研发年度总结篇5

【摘要题】体育研究

1前言

在体育社会科学领域，从总体上来研究我国体科所科研工作发展的问题，《中国体育报》2002年1月10日第7版已有报道，但以人才问题为视角，专门研究体科所科研人员队伍可持续发展的论文却尚未见诸报道。体科所科研人员队伍是我国体育科研队伍的重要方面军，与高校体育院系教师所组成的科研队伍不同的是，它是一支专门从事体育科学研究的队伍，是我国体育科研队伍中的专职队伍。本研究拟结合我国体科所科研人员队伍的整体状况，从其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展开研究。

可持续发展的原始定义为：“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求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如今，其内在的涵义已得到较大的拓展和延伸，学者们更多地将其理解为一种辩证的发展观。在对人才资源的看法上，该发展观注重人才资源与人才成长环境、人事制度改革以及教育发展、科技发展相适应、相协调。具体到体科所科研人员队伍的可持续发展，则指伴随体育科研工作的不断进步，体科所科研人员队伍当走上持续、快速、健康、和谐的发展道路；体科所科研人员队伍的发展要走优化结构之路，不断提高队伍的整体素质，将推进体育科研工作上台阶上水平作为重要使命；体科所科研人员队伍的发展不仅要重视科研人员学历层次的不断提高，更要注重科研人员的科研工作能力尤其是创新能力的不断提高。

目前，我国共有36所体育科学研究所。虽然体科所科研人员队伍逐渐壮大，科研工作的质量与水平不断提高，但也不可否认在其发展过程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如队伍的结构不够合理，队伍的管理还没有严格按照人事制度改革的精神去实施，科研工作与运动实践结合得不够紧密，与科技创新的要求尚存在较大的差距。这些问题在不同程度上制约着我国体科所科研人员队伍的健康发展。欲建设好这支队伍，须采取有效的激励措施，优化队伍的结构，提高科研人员的科研工作能力（包括科技创新能力），并努力营造有利于这支队伍茁壮成长的环境。只有科研人员队伍成功地实现了可持续发展的预定目标，才能促使体科所的科研工作迈上新的台阶，进而提高这支队伍对我国体育科技事业发展的贡献率。因而，对我国体科所科研人员队伍发展状况的问题有必要作深入研究，对其作出合理规划。

2研究对象与方法

2.1研究对象

采用抽样调查的方法，从全国体育科学研究所中抽取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及山东、福建、山西、广西、湖北、河北、辽宁8所体育科学研究所，将其科研人员（专职）作为调研对象，共计178人。

2.2研究方法

(1)文献资料法。通读了我国体科所不断发展壮大的历史，了解了体科所科研人员的整体状况；从INTERNET网上浏览了朝鲜、韩国、德国体科所科研人员若干方面的情况；参阅了我国科研人员队伍建设与发展的专著，以及与可持续发展有关的论文。

(2)抽样调查法。从全国体科所中抽取国家体育总局体科所及山东、福建、山西、广西、湖北、河北、辽宁8所体科所，通过函调的方式，了解这些体科所科研人员的数量、学历结构、职称结构、专业结构、年龄结构、性别结构及承担课题研究的状况，为探讨如何优化体科所科研人员队伍的结构作好准备。调查从2002年10月中旬开始，至2003年元月上旬结束。

(3)比较研究法。为了研究的便利，查阅了武汉体育学院、华中师大体育系、湖北大学体育系、三峡大学体育系等11所高校体育院系教师（均系体育教师）的学历、职称与年龄结构状况。将研究对象即8所体科所科研人员的学历、职称与年龄结构与上述11所高校体育院系教师的同类情况进行比较，于比较中评价其队伍结构之优劣。

(4)统计分析法。运用SPSS10.0软件对调查所得的众多数据进行统计处理与分析。

3调查结果与分析

3.1科研人员的数量状况

1985年，我国共有28所体育科学研究所，科研人员共计729人。至2000年，体育科学研究所增至36所，科研人员则增至1700人，见图1。

图1科研人员的数量统计图

3.2科研人员队伍的结构状况

3.2.1学历结构

学历结构是指科研人员中不同学历人员的比例构成及其相互关系。由表1可知，8所体科所中学历为硕士研究生的有38人，占科研人员总数的21.4%；学历为本科的有92人，占科研人员总数的51.7%；学历为专科的有35人，占科研人员总数的19.6%；学历为中专以下的有13人，占科研人员总数的7.3%。本科以上学历的科研人员共占73.1%，居主体地位，但硕士研究生学历的科研人员所占的比例与科研出成果需要较高比例的高学历人员的趋势不甚相符。中专以下学历的科研人员虽只占7.3%，但这部分人员学历太低，难以适应科研上水平的要求。从总体上看，科研人员队伍的学历结构基本上合理，但远不够理想。

表18所体科所科研人员的学历结构（人）

硕士研究生本科专科中专以下

总局体科所241175

山东体科所32082

福建体科所11110

山西体科所41960

广西体科所2410

湖北体科所1735

河北体科所11011

辽宁体科所21080

3.2.2职称结构

职称结构是指科研人员中不同职称人员的比例构成及其相互关系。由表2可知，拥有高级职称的科研人员有76人，占42.7%；中级职称的科研人员有76人，占42.7%；初级职称的科研人员有26人，占14.6%。显然，高级职称人员与中级职称人员所占比例持平，略显稍高；而初级职称人员所占比例则略显偏低。这种职称结构不尽合理。从有利于科研人员队伍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考虑，高级、中级、初级职称人员的比例搭配宜为1.5:2:1，即中级职称人员所占比例稍大于高级职称人员所占比例，约为初级职称人员的2倍。

表28所体科所科研人员的职称结构（人）

高级职称中级职称初级职称

总局体科所2419 4

山东体科所16134

福建体科所652

山西体科所12134

广西体科所250

湖北体科所565

河北体科所445

辽宁体科所7112

3.2.3专业结构

专业结构是指科研人员中不同专业人员的比例构成及其相互关系。由表3可知，所学专业为体育专业的科研人员共计150人，占科研人员总数的84.3%；所学专业为理工科专业的科研人员共计20人，占科研人员总数的11.2%；所学专业为文科的科研人员共计8人，占科研人员总数的4.5%。8所体科所中除湖北体科所科研人员的专业结构（比值为9:6:1）较合理外，其他均不够合理。总局体科所中虽有4名理工科专业人员和4名文科专业人员，但与其科研人员总数相比，比值显得太小。从总体上看，科研人员队伍的专业结构虽不算单一，却不够合理。

表38所体科所科研人员的专业结构（人）

体育专业理工类专业文科类专业

总局体科所3944

山东体科所3030

福建体科所1120

山西体科所2711

广西体科所700

湖北体科所961

河北体科所940

辽宁体科所1820

3.2.4年龄结构

年龄结构是指科研人员中不同年龄人员的比例构成及其相互关系。统计可知，处于30～50岁年龄段的科研人员占科研人员总数的65.7%，30岁以下与50岁以上的科研人员分别占科研人员总数的18.0%和16.3%。从互联网上搜索到的信息表明，国外著名的体育科研机构中，30岁以下与50岁以上的科研人员至少占科研人员总数的1/5，50岁以上的科研人员中通常有1/4的为学术骨干。与之相比，这两个年龄段的科研人员所占的比例显得稍低一些。人才群体的最佳年龄结构理论认为，随着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人才的“最佳年龄区”将向高低年龄两个方向延伸，各国将更加重视科技人才的年轻化。因而，这种年龄上的比例搭配就显得不够科学。从有利于科研人员队伍协作攻关、和谐发展的角度考虑，30岁以下、30～50岁、50岁以上这3个年龄段的科研人员较科学的比例搭配宜为3:2:1。

表48所体科所科研人员的年龄结构（人）

30岁以下30～50岁50岁以上

总局体科所8336

山东体科所4227

福建体科所01l2

山西体科所4223

广西体科所700

湖北体科所2ll3

河北体科所463

辽宁体科所3125

3.2.5性别结构

性别结构是指科研人员中男性与女性的比例构成及其相互关系。统计可知，8所体科所中男性科研人员共计113人，占科研人员总数的63.5%；女性科研人员共计65人，占科研人员总数的36.5%，超出科研人员总数的1/3。这种性别上的比例搭配比较合理，有利于科研人员之间的协调沟通、合作研究。

表58所体科所科研人员的性别结构

男性女性

总局体科所3017

山东体科所2112

福建体科所112

山西体科所1712

广西体科所52

湖北体科所106

河北体科所85

辽宁体科所119

3.3科研人员承担课题（省部级以上）研究的状况

从表6可见，年均承担省部级以上课题最多的为总局体科所，共17项，其次为辽宁体科所，共4项，其他体科所均为2项。反映出在承担省部级以上课题的能力上，总局体科所与其他7所体科所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山东、福建等7所体科所年均承担省部级以上课题的总量为16项，不及1所原总局直属体院1年承担该级别课题的数量，说明体科所科研人员的整体科研实力相对不足。

表62000～2002年8所体科所科研人员年均承担省部级以上课题数量状况（项）

年均数量年均总量

总局体料所17

山东体科所2

福建体科所2

山西体科所233

广西体科所2

湖北体科所2

河北体科所2

辽中体科所4

3.48所体科所科研人员与11所高校体育院系教师的年龄、学历、职称结构比较

体育院系教师（均系体育教师）主要从事体育教学、训练与科研工作，也是体育科研人员队伍的一部分，只不过是这支队伍的非专职队伍。体科所科研人员则主要从事体育科学研究工作，是体育科研人员队伍的专职队伍。本研究试图将体科所科研人员与体育院系教师的年龄、学历、职称结构作一比较，以揭示这两个群体在队伍结构上的相似性与差异性。为此，笔者查阅了武汉体育学院、华中师大体育系、湖北大学体育学院、三峡大学体育系、江汉大学体育系、黄冈师院体育系、荆州师院体育系、襄樊学院体育系、湖北师院体育系、咸宁师专体育系、郧阳师专体育系11所高校体育院系教师的年龄、学历、职称结构，将其作为比较研究的对象。

3.4.1年龄结构比较

虽然用于比较的3个年龄段为近似年龄段，但仍具可比性。由表7可知，体科所科研人员与体育院系教师中年龄在50岁以下与55岁以下的人员均占队伍的主体，超过80%，说明中青年人员构成了这两支队伍的主体。体育院系教师中年龄在35岁以下的近50%，较体科所科研人员在近似年龄段的比例高出31.9%，与体育院系教师中硕土研究生以上学历人员的年龄分布有很大的关系。这些高学历人员大多为35岁以下的青年人，是高校体育院系近年来重点培养与引进的人才。要在体科所科研人员队伍中建设一支年轻的学术骨干队伍，就有必要加大培养与引进高学历人才的步伐。

表78所体科所科研人员与11所高校体育院系教师的年龄结构比较(%)

30岁以下30～50岁50岁以上

体科所科研人员18.065.716.3

35岁以下35～55岁55岁以上

体育院系教师49.940.79.5

3.4.2学历结构比较

由表8可见，体科所科研人员与体育院系教师中本科以上学历的人员均居主体地位，但在体育院系教师中有研究生学历者的比例稍高于体科所科研人员，尤其是博士研究生已达到了2.1%的比例，共有14名，而在8所体科所中仅山东体科所有1名博士研究生。这与体育院系近年来出台的优待博士研究生毕业人才的政策有很大的关系。体科所科研人员中专科以下学历的人员所占的比例要远远高于体育院系教师中同一学历层次人员所占的比例。体科所当采取有效措施，尽快提高这部分人员的学历层次，使其在科研工作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表88所体科所科研人员与11所高校体育院系教师的学历结构比较(%)

研究生本科专科以下

体科所科研人员21.451.726.9

体育院系教师22.772.44.8

3.4.3职称结构比较

由表9可见，中、高级职称人员在体科所科研人员与体育院系教师中均居主体地位，超过80%。稍显不同的是，体科所科研人员中高级职称人员所占比例略大于体育院系教师中同类人员所占比例，体育院系教师中中级职称人员所占比例略大于体科所科研人员中同类人员所占比例。初级职称人员在体科所科研人员与体育院系教师中所占比例大致相当，均在16%左右。

表98所体科所科研人员与11所高校体育院系教师的职称结构比较(%)

高级职称中级职称初级职称

体科所科研人员42.742.714.6

体育院系教师34.947.117.9

4结论与建议

(1)从总体上说，我国体科所科研人员队伍的发展状况不够理想，应从以下4个方面予以优化：在学历结构上，要加大培养与引进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人员（年龄在35岁以下）的步伐，尽快通过脱产学习或在职进修等途径提高专科以下学历人员的学历层次；在职称结构上，高级、中级、初级职称人员的比例搭配以1.5:2:1较为合理，应朝着这一目标发展；在专业结构上，科研人员所学专业应以体育专业为主，兼有少量的理工类、文科类专业；在年龄结构上，30岁以下、30～50岁、50岁以上3个年龄段的科研人员较科学的比例搭配宜为3:2:1，应向着这一方向迈进。

(2)体科所科研人员的整体科研实力相对不足，应注重与体育院校或综合性大学之间就某一学科或项目合作开展科学研究。各体科所的职责、功能虽相近似，但在科学研究上却有着不同的特色，对不同运动项目的研究各有其优势，建议体科所之间就某些项目开展合作研究，以利于形成合力优势。

(3)体科所科研人员与体育院系教师中年龄在50岁以下与55岁以下的人员均占队伍的主体，说明中青年人员构成了这两支队伍的主体。体科所科研人员与体育院系教师中本科以上学历人员及中、高级职称人员均居主体地位，但在体育院系教师中有研究生学历者的比例稍高于体科所科研人员。

【参考文献】

[1]李元伟.我国体育科技事业现状及问题[N].中国体育报，2002-01-10(7).

[2]马淑燕.可持续发展理论内涵的思考[J]．宁夏大学学报，1999,20(2).

[3]赵勇戈.湖北省高校体育院系师资队伍建设现状分析[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02,36(6):14-17.

研发年度总结篇6

关键词：高管变更；研发投资；“大厨式”研发；流程研发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3）11-0128-06

一、引 言

我国正处在经济转轨时期，复杂的经济环境使得高管人员变更较为频繁，笔者对2009—2011年披露研发支出的高新技术企业发生的高管变更进行了统计，董事长和总经理的平均变更比例分别为10.2%和15.7%，两职同时变更的比例平均为4.5%。目前，高管变更对研发投资的影响研究主要集中在高管风险态度与研发投资行为[1]、高管任期年限与研发投资行为[2]、年龄与研发投资行为[3]、高管持股与研发投资行为[4]和高管的教育程度、专业背景与职业经历对研发投入的影响等几个方面。上述国内文献的研究中，采用2009年后的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资数据研究的还比较少，而我国会计准则、税收等法律法规在2007年有了较大变化，2008年又对高新技术企业进行了重新认定、复审，并且，流程研发与非流程研发（后文统称“大厨式”研发）

下的高管变更对研发投资的影响还没有文献进行研究。本文的价值在于以2008年新认定或复审后的上市高新技术企业为样本，对高管变更是否影响研发投资做了实证研究，力图发现高管变更前后对研发投资的影响程度，更主要的是验证了“大厨式”研发与流程研发下的高管变更对研发投资的影响，从而丰富了现有的高管变更对研发投资影响的研究，并为企业研发的可持续发展及研发产业的发展提供经验证据。

二、研究假设

由于高管在公司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高管的变更被看做是公司的重大战略决定，高管变更会影响研发投资。Dechow 和Sloan [3]与Bushee[5] 认为 CEO在离任前通常会减少R&D支出，R&D支出同高管任期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当高管面临更换压力时，高管更多地满足其在职消费，从而降低了盈余现金作为研发投资的平滑作用[1]。

除继任外的高管变更，无论是正常变更还是非正常变更都减少了高管任期。如果高管变更减少了研发投资，但这种影响在流程研发模式下会小，因为研发机构自身系统和研发流程能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高管变更，是一个责任中心，而“大厨式”研发模式下，企业不能够重视研发制度建立，高管的个人特质和研发投资决策对研发支出的影响更大。由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H1：高管变更的前一年，高管变更会减少研发支出。

H11：流程研发下的高管变更前一年对研发投资影响小于“大厨式”研发下的高管变更对研发投资影响。

接近离任或退休的高管会在研发上做出削减，以企业的未来利益为代价来增加现在的收入[3]。刘运国和刘雯[6]证明了即将离任的高管的确没有积极性增加R&D支出。流程研发虽然受高管变更的影响小一些，但需要重新适应战略、组织和环境的变化。新的战略、领导结构和组织变化会导致资源的重新分配和利益调整。高管变更当年，都有一个变化适应期，高管变更的当年一般比较谨慎，会出现减少研发投资现象，研发投资的减少有利于下一年度寻找更有利的项目。所以，我们做出如下假设：

H2：高管变更的当年，高管变更会减少研发支出。

H21：流程研发下的高管变更当年对研发投资影响小于“大厨式”研发下的高管变更对研发投资影响。

Qian[7]对CEO变更和投资决策进行了研究，发现CEO变更后，新任CEO会通过采用不同的投资策略来实现战略的重新定位，达到改善公司绩效的目的。长期来看，持续的研发投入会给企业带来更大的价值，符合相关利益者的价值最大化。高管变更后的第一年开始，高新技术企业继任高管有着更大的动机进行研发投入来提升未来企业的价值，以获取管理权威和市场认可[1]。高管变更后的第一年的战略制定、组织结构调整到位，为下一步研发投入提供了组织保障，由于研发组织结构的约束力，流程研发下对研发投资影响小于“大厨式”研发。由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H3：高管变更后一年，高管变更会提高研发支出。

H31：流程研发下的高管变更后一年对研发投资影响小于“大厨式”研发下的高管变更对研发投资影响。

三、研究样本与变量设计

1.样本筛选、数据来源与分布

上市高新技术企业未披露研发费用的占一定比例，并且，许多企业有常设研发机构而无研发支出，个别的企业披露了研发活动但无研发金额披露，如表1所示。

企业未披露研发支出总额，从目前的报表要素构成中，报表使用者很难界定研发总额，因为开发支出是递延资产，期末余额减期初余额不能作为本期发生额，而开发支出中有多少转入无形资产，无形资产明细表中难以获得。在无法获得企业年度研发费用总额的情况下，我们近似地用资产负债表中的开发支出与管理费用明细表中的研发支出之和表示（中小板和创业板一般在董事会报告里面披露了研发费用总额，其他板块较少披露）。在剔除了研发支出为0的样本和极端值后，实际得到2009—2011年的数据分别为682、824、902。研发支出数据与研发机构以外的数据来源于CSMAR数据库。

2.样本选择偏误的检验

“大厨式”研发与流程研发的一个基本区别是有无研发机构，因为有研发机构的企业一般建立了研发制度，我们不管研发管理体系和管理水平如何，以是否设立了研发机构或研发中心为标准对“大厨式”研发还是流程研发进行甄别。由于目前我国会计准则对于研发机构信息的披露为非强制性，所以，当年报中没有披露研发机构信息时，意味着该企业没有专职研发机构或者有但没有披露。而我们没法区分这两种原因，这样就有可能造成我们的样本选择存在偏误。为此，以企业是否披露研发机构信息为因变量，当公司披露研发机构信息时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其他变量为公司所在行业研发机构强度，数据来源于《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取值为行业研发机构个数的自然对数；销售增长率取值为本期营业收入与上期营业收入之差除以本期营业收入；公司资产负债率取值为负债总额与资产总额之比；公司规模取值为样本期末公司总资产的自然对数。采用Probit回归检验结果显示，企业研发机构与行业研发机构强度在5%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这说明从行业数据来看，行业研发机构强度越大，其上市高新技术企业披露研发机构的就越多，也就是说，从事研发投资活动的高新技术企业大多选择了披露研发机构，本文样本选择中的研发机构样本筛选不存在偏误。对于研发投资而言，为稳健起见，笔者在剔除存在极端值的样本后，以企业是否披露研发投资信息为因变量，当公司披露研发投资信息时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0。其他变量为公司所在行业研发投资强度、销售增长率、公司资产负债率和公司规模，取值方法同上。采用Probit回归检验结果显示，企业研发投资强度与行业研发投资强度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这说明从行业数据来看，行业研发投资强度越大，其上市高新技术企业披露研发投资的就越多，本文的研发投资样本选择不存在偏误。

3.变量设计及模型建立

（1）被解释变量

本文以研发比例（RD）作为被解释变量。现有文献中，对研发支出的衡量指标主要有四种： 绝对指标是研发支出；相对指标是研发支出/总资产、研发支出/营业收入和研发支出/企业市场价值。研发支出/营业收入代表研发强度，选此指标者较多，但“应计收入”下的营业收入存在泡沫性。Tobins Q是衡量企业市场价值的一个常用的相对指标，绝对指标可以用“股权市值+净债务市值”表示，其中，非流通股权市值用净资产代替，由于我国企业的市场价值难以准确计量，Tobins Q运用有很大局限性。研发支出/总资产与研发支出取对数道理相同，可以避免异方差现象，本文采用研发支出/总资产计量研发支出。

（2）解释变量

高管变更（TURN）。首先，根据《公司法》规定，高管人员包括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以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高管人员。但是，总经理在公司经营中所起到的作用明显大于《公司法》规定的其他高管人员。在《公司法》中规定了总经理的职权，几乎涵盖了公司日常经营的方方面面，从组织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管理活动，拟定年度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到制定具体的规章制度，再到聘任或解聘公司的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等其他管理人员。可以看出，总经理能够实际掌握公司经营控制权，应当列为本文的研究对象。其次，《公司法》赋予了董事会相当大的职权，涉及了公司经营方面的所有重大事项，实际情况表明，董事长能够比总经理在公司中起到更关键的作用。

综上，无论从法律法规方面，还是实践情况方面，企业的董事长和总经理都对企业的经营决策起着关键作用，同时鉴于数据的获得性，本文将高管人员界定为董事长和总经理。当高管发生变更时，TURN为1，否则为0。

研发机构（RDME）。尽管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条件中规定了“企业应设有研发机构并具有相应的设施和设备”。但并非强制性条件，许多中小企业没有设立研发机构，当企业设立研发机构时， RDME为1，否则为0。

（3）控制变量

资本结构（LEV）。Bhagat和Welch [8]认为高杠杆公司应该削减R&D支出。同时，只有拥有足够的现金，才能使研发投资付诸实现。国内的实证结果却并不一致。本文选择资本结构（负债结构/资本总额）作为控制变量。

企业成长性（SRGR）。高成长性的公司有动机投入更多的研发费用来创造成长机会，在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条件中，销售增长率是反映企业成长性的一个重要指标。本文选取销售增长率=（本期营业收入-上期营业收入）/本期营业收入，作为控制变量。

高管是否持股（WHS）。Jensen和Meckling[9]指出随着管理人员股权份额的增加，他们的利益与股东趋于一致，削弱了偏离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倾向。刘运国和刘雯[6]支持管理层持股有利于企业研发投入的观点。R&D 投资是一种战略投资，本文选用高管是否持股来控制对研发支出的影响，持股为1，否则为0。

第一大股东的性质（FBWHS）。如果第一大股东是国有股，则政府部门拥有公司高管更换的决策权。一方面，国有股的低效率和对高管的考核侧重利润指标，对企业研发投入产生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基于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和国家创新要求，企业可能会更多地获得政府补助，从而加大研发投入。本文选用第一大股东的性质作为控制变量，国有股为1，否则为0。

企业规模（SIZE）。Rothwell[10]和Dodgson[11]认为小企业具有“行为优势”，相反，大企业在研发投入方面具有物质优势。较多的研究表明了研发投入与企业规模之间有紧密的联系，企业规模是研发投入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本文将企业规模（为总资产的自然对数）列为控制变量。

四、实证检验与分析

1.描述性统计与初步分析

表2是高管变更企业和高管未变更企业的研发投资的描述性统计及其差异性检验，其中均值为t检验，中位数为Wilcoxon检验。从前后三年的数值看，说明高管变更后的研发投资有所增加。进一步地将高管变更分为流程研发下的高管变更和“大厨式”研发下的高管变更，前者三年的均值均小于后者，说明流程研发下的高管变更对研发投资的影响小于“大厨式”研发下的高管变更。

表4列出了各变量的回归系数及t检验后的结果。模型1的回归结果表明，高管变更与研发投资负相关，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假设H1未得到验证。模型4和模型5是高管变更前一年分流程研发与“大厨式”研发对研发投资的影响，只有模型5在10%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从回归系数看，流程研发下的回归系数的绝对值小于“大厨式”研发，说明了高管预期在前年变更，即使减少研发周期长的支出，但一个常设的研发机构也会发生经常性的研发支出。模型2的回归结果表明，高管变更当年与研发投资负相关，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模型6和模型7是高管变更后一年分流程研发与“大厨式”研发对研发投资的影响，都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高管变更当年对研发投资等长期战略的影响行为有所收敛。模型3的回归结果表明，高管变更在10%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H3得到验证，模型8和模型9是高管变更后一年分流程研发与“大厨式”研发对研发投资的影响，只有模型9在5%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说明，新上任的高管有强烈动机从事研发投资，无研发机构下的研发投资战略实施更容易受到高管个人因素影响。

控制变量中的高管是否持股在模型1、2、3、4和模型9中与研发支出负相关并通过了一定显著水平下的检验，与Barker 和Mueller[2] 、刘运国和刘雯[6]、唐清泉[4]的研究结论相反，可能与限定条件不同有关，但说明了股权激励并不一定达到真正的激励效果，特别在高管能预期变更时，可能导致高管的短视化行为，减少具有战略性投资的研发支出，增加年度利润。Defusco等[12]研究也证明了增加对高管的股权激励后，公司利润反而会下降，研发支出也下降。进一步说明了高管持股在频繁的变更下失去了应有的激励作用。企业规模在模型1—模型9中与研发支出在不同的显著水平下显著正相关，说明高新技术企业规模越大，研发投资实力越强。

五、结论与政策含义

造成企业非研发投资效率的因素是复杂的，从企业行为来看，依靠能人而不靠流程的“大厨式”研发模式是一个重要因素。因为该模式下的知识经验难以在企业中积累、传承和共享。有研发机构，建立了研发流程和研发制度是流程研发的表现，流程研发下，研发机构自身系统和研发流程能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高管变更，是一个责任中心。本文在传统的高管变更影响研发投资的研究基础上，考虑了研发机构下的高管变更对研发投资的影响。通过研究得出基本结论如下：

第一，研发机构对研发投资有促进作用。因为研发机构的存在会发生正常的办公费用，无论从声誉还是企业对研发机构及人员的业绩考核来看，研发人员均有动力与压力从事研发，并且，研发机构与研发制度的建立，研发经验能够复制，核心的经验技术能够传承，也便于产学研合作。所以，流程研发与“大厨式”研发相比，研发投资积极性更高。但目前，研发机构隶属于技术部门的比例还比较高，把研发机构作为一个独立的子公司的更少。

第二，对高新技术企业而言，高管变更的前一年，高管变更对研发支出的影响不显著，流程研发下的高管变更前一年对研发投资影响小于“大厨式”研发下的高管变更对研发投资影响，可能的原因是只有正常的高管变更才能预期变更时间，但是否削减研发支出还受制于有无追求短期业绩最大化的动机及其他因素。因此，高管变更前一年对研发投资影响不显著彰显了影响研发投资因素的复杂性，同时说明了本文的研究不足：由于样本数量限制，加之同一个样本中既有正常变更又有非正常变更，文中未对是否正常变更与研发投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发流程和研发制度的执行力及其有效性是进一步影响研发投资效率的因素，本文的实证模型假设这些潜在变量是正常状态。

第三，高管变更当年对研发投资没有显著影响，进一步的检验发现有研发机构的高管变更与无研发机构的高管变更对研发投资也没有显著影响。说明高管变更当年与追求短期业绩最大化的动机关联性不大，对研发投资这种长期战略实施的个人影响行为有所收敛。

第四，新任高管有更强动机从事研发投资，“大厨式”研发下的新任高管对研发投资影响显著，说明高管个人行为受到流程研发的影响，研发投资趋于理性。但本文的高管持股对研发投资的影响检验说明了频繁的高管变更削弱高管持股的动力，并鉴于高管变更后一年会显著影响研发投资，说明高管任期对研发投资有战略影响，但多长的高管任期有利于企业研发投资难以界定。

本文的政策含义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高新技术企业告别“大厨式”研发是提升研发能力的关键因素。研究开发“组织管理水平”在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条件中，总体上属于软指标，是否设有研发机构并具备相应的设施和设备的重要性没有突出出来，建议将该项列为研究开发组织管理水平的必备条件，并提高研究开发的组织管理水平分值。

第二，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高管持股在高管频繁变更下失去了应有的激励作用，而研发投资具有长期投资性质，故实行高管股票期权制度时，尽量增加高管任期，减少研发投资的短视行为，但多长的任期为适度本文未能检验。

参考文献：

[1] Hambrick，D.C.， Mason，P.A.Upper Echelons：The Organization as a Reflection of Its Top Managers[J].Academy of Management，1984，9（2）：193-206.

[2] Barker， V. L.， Mueller， G.C.CEO Characteristics and Firm R&D Spending[J].Management Science， 2002，48（6）：782-801.

[3] Dechow，P.M.， Sloan，R.G. Executive Incentives and the Horizon Problem：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J].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1991，14（1）：51-89.

[4] 唐清泉.企业R&D创新投入的风险与有效性研究[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1.

[5] Bushee，B.J.The Influence of Institutional Investor on Myopic R&D Investment Behavior[J].Accounting Review，1998，73（3）：305-333.

[6] 刘运国，刘雯.我国上市公司的高管任期与R&D支出[J].管理世界，2007，（1）：128-136.

[7] Qian，L.CEO Turnover and Divisional Investment[R]. Finance Dissert Ations，2003.1-40.

[8] Bhagat，S.，Welch ，L.Corporate Research & Development Investments，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J].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1995，19（2）：443-670.

[9] Jensen， M. C.，Meckling，W.H.Theory of the Firm：Managerial Behavior， 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976，（3）：305-360.

[10] Rothwell， R.Towards the Fifth-Generation Innovation Process[J].International Marketing Review，1994，11（1）：7-31.

[11] Dodgson， M.Technological Collaboration in Industry [M].London：Rutledge，1993.

[12] Defusco，R.A.， Zorn，T.S，Johnson，R.R.The Association between Executive Stock Option Plan Changes and Managerial Decision Making[J].Financial Management， 1991，20（1）：36-43.

研发年度总结篇7

【内容提要】采用抽样调查法、比较研究法等方法对我国体科所科研人员队伍的数量状况、结构状况、课题研究状况进行了调查与分析。结果表明，该队伍的学历结构、职称结构、专业结构、年龄结构基本合理，但远不够理想，应予以优化；体科所科研人员与体育院系教师中本科以上学历人员及中、高级职称人员均居主体地位，但在体育院系教师中有研究生学历者的比例稍高于体科所科研人员。

【摘要题】体育研究

1前言

在体育社会科学领域，从总体上来研究我国体科所科研工作发展的问题，《中国体育报》2002年1月10日第7版已有报道，但以人才问题为视角，专门研究体科所科研人员队伍可持续发展的论文却尚未见诸报道。体科所科研人员队伍是我国体育科研队伍的重要方面军，与高校体育院系教师所组成的科研队伍不同的是，它是一支专门从事体育科学研究的队伍，是我国体育科研队伍中的专职队伍。本研究拟结合我国体科所科研人员队伍的整体状况，从其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展开研究。

可持续发展的原始定义为：“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求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如今，其内在的涵义已得到较大的拓展和延伸，学者们更多地将其理解为一种辩证的发展观。在对人才资源的看法上，该发展观注重人才资源与人才成长环境、人事制度改革以及教育发展、科技发展相适应、相协调。具体到体科所科研人员队伍的可持续发展，则指伴随体育科研工作的不断进步，体科所科研人员队伍当走上持续、快速、健康、和谐的发展道路；体科所科研人员队伍的发展要走优化结构之路，不断提高队伍的整体素质，将推进体育科研工作上台阶上水平作为重要使命；体科所科研人员队伍的发展不仅要重视科研人员学历层次的不断提高，更要注重科研人员的科研工作能力尤其是创新能力的不断提高。

目前，我国共有36所体育科学研究所。虽然体科所科研人员队伍逐渐壮大，科研工作的质量与水平不断提高，但也不可否认在其发展过程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如队伍的结构不够合理，队伍的管理还没有严格按照人事制度改革的精神去实施，科研工作与运动实践结合得不够紧密，与科技创新的要求尚存在较大的差距。这些问题在不同程度上制约着我国体科所科研人员队伍的健康发展。欲建设好这支队伍，须采取有效的激励措施，优化队伍的结构，提高科研人员的科研工作能力（包括科技创新能力），并努力营造有利于这支队伍茁壮成长的环境。只有科研人员队伍成功地实现了可持续发展的预定目标，才能促使体科所的科研工作迈上新的台阶，进而提高这支队伍对我国体育科技事业发展的贡献率。因而，对我国体科所科研人员队伍发展状况的问题有必要作深入研究，对其作出合理规划。

2研究对象与方法

2.1研究对象

采用抽样调查的方法，从全国体育科学研究所中抽取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及山东、福建、山西、广西、湖北、河北、辽宁8所体育科学研究所，将其科研人员（专职）作为调研对象，共计178人。

2.2研究方法

(1)文献资料法。通读了我国体科所不断发展壮大的历史，了解了体科所科研人员的整体状况；从INTERNET网上浏览了朝鲜、韩国、德国体科所科研人员若干方面的情况；参阅了我国科研人员队伍建设与发展的专著，以及与可持续发展有关的论文。

(2)抽样调查法。从全国体科所中抽取国家体育总局体科所及山东、福建、山西、广西、湖北、河北、辽宁8所体科所，通过函调的方式，了解这些体科所科研人员的数量、学历结构、职称结构、专业结构、年龄结构、性别结构及承担课题研究的状况，为探讨如何优化体科所科研人员队伍的结构作好准备。调查从2002年10月中旬开始，至2003年元月上旬结束。

(3)比较研究法。为了研究的便利，查阅了武汉体育学院、华中师大体育系、湖北大学体育系、三峡大学体育系等11所高校体育院系教师（均系体育教师）的学历、职称与年龄结构状况。将研究对象即8所体科所科研人员的学历、职称与年龄结构与上述11所高校体育院系教师的同类情况进行比较，于比较中评价其队伍结构之优劣。

(4)统计分析法。运用SPSS10.0软件对调查所得的众多数据进行统计处理与分析。

3调查结果与分析

3.1科研人员的数量状况

1985年，我国共有28所体育科学研究所，科研人员共计729人。至2000年，体育科学研究所增至36所，科研人员则增至1700人，见图1。

附图

图1科研人员的数量统计图

3.2科研人员队伍的结构状况

3.2.1学历结构

学历结构是指科研人员中不同学历人员的比例构成及其相互关系。由表1可知，8所体科所中学历为硕士研究生的有38人，占科研人员总数的21.4%；学历为本科的有92人，占科研人员总数的51.7%；学历为专科的有35人，占科研人员总数的19.6%；学历为中专以下的有13人，占科研人员总数的7.3%。本科以上学历的科研人员共占73.1%，居主体地位，但硕士研究生学历的科研人员所占的比例与科研出成果需要较高比例的高学历人员的趋势不甚相符。中专以下学历的科研人员虽只占7.3%，但这部分人员学历太低，难以适应科研上水平的要求。从总体上看，科研人员队伍的学历结构基本上合理，但远不够理想。

3.2.2职称结构

职称结构是指科研人员中不同职称人员的比例构成及其相互关系。由表2可知，拥有高级职称的科研人员有76人，占42.7%；中级职称的科研人员有76人，占42.7%；初级职称的科研人员有26人，占14.6%。显然，高级职称人员与中级职称人员所占比例持平，略显稍高；而初级职称人员所占比例则略显偏低。这种职称结构不尽合理。从有利于科研人员队伍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考虑，高级、中级、初级职称人员的比例搭配宜为1.5:2:1，即中级职称人员所占比例稍大于高级职称人员所占比例，约为初级职称人员的2倍。

3.2.3专业结构

专业结构是指科研人员中不同专业人员的比例构成及其相互关系。由表3可知，所学专业为体育专业的科研人员共计150人，占科研人员总数的84.3%；所学专业为理工科专业的科研人员共计20人，占科研人员总数的11.2%；所学专业为文科的科研人员共计8人，占科研人员总数的4.5%。8所体科所中除湖北体科所科研人员的专业结构（比值为9:6:1）较合理外，其他均不够合理。总局体科所中虽有4名理工科专业人员和4名文科专业人员，但与其科研人员总数相比，比值显得太小。从总体上看，科研人员队伍的专业结构虽不算单一，却不够合理。

3.2.4年龄结构

年龄结构是指科研人员中不同年龄人员的比例构成及其相互关系。统计可知，处于30～50岁年龄段的科研人员占科研人员总数的65.7%，30岁以下与50岁以上的科研人员分别占科研人员总数的18.0%和16.3%。从互联网上搜索到的信息表明，国外著名的体育科研机构中，30岁以下与50岁以上的科研人员至少占科研人员总数的1/5，50岁以上的科研人员中通常有1/4的为学术骨干。与之相比，这两个年龄段的科研人员所占的比例显得稍低一些。人才群体的最佳年龄结构理论认为，随着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人才的“最佳年龄区”将向高低年龄两个方向延伸，各国将更加重视科技人才的年轻化。因而，这种年龄上的比例搭配就显得不够科学。从有利于科研人员队伍协作攻关、和谐发展的角度考虑，30岁以下、30～50岁、50岁以上这3个年龄段的科研人员较科学的比例搭配宜为3:2:1。

3.2.5性别结构

性别结构是指科研人员中男性与女性的比例构成及其相互关系。统计可知，8所体科所中男性科研人员共计113人，占科研人员总数的63.5%；女性科研人员共计65人，占科研人员总数的36.5%，超出科研人员总数的1/3。这种性别上的比例搭配比较合理，有利于科研人员之间的协调沟通、合作研究。

3.3科研人员承担课题（省部级以上）研究的状况

从表6可见，年均承担省部级以上课题最多的为总局体科所，共17项，其次为辽宁体科所，共4项，其他体科所均为2项。反映出在承担省部级以上课题的能力上，总局体科所与其他7所体科所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山东、福建等7所体科所年均承担省部级以上课题的总量为16项，不及1所原总局直属体院1年承担该级别课题的数量，说明体科所科研人员的整体科研实力相对不足。

3.48所体科所科研人员与11所高校体育院系教师的年龄、学历、职称结构比较

体育院系教师（均系体育教师）主要从事体育教学、训练与科研工作，也是体育科研人员队伍的一部分，只不过是这支队伍的非专职队伍。体科所科研人员则主要从事体育科学研究工作，是体育科研人员队伍的专职队伍。本研究试图将体科所科研人员与体育院系教师的年龄、学历、职称结构作一比较，以揭示这两个群体在队伍结构上的相似性与差异性。为此，笔者查阅了武汉体育学院、华中师大体育系、湖北大学体育学院、三峡大学体育系、江汉大学体育系、黄冈师院体育系、荆州师院体育系、襄樊学院体育系、湖北师院体育系、咸宁师专体育系、郧阳师专体育系11所高校体育院系教师的年龄、学历、职称结构，将其作为比较研究的对象。

3.4.1年龄结构比较

虽然用于比较的3个年龄段为近似年龄段，但仍具可比性。由表7可知，体科所科研人员与体育院系教师中年龄在50岁以下与55岁以下的人员均占队伍的主体，超过80%，说明中青年人员构成了这两支队伍的主体。体育院系教师中年龄在35岁以下的近50%，较体科所科研人员在近似年龄段的比例高出31.9%，与体育院系教师中硕土研究生以上学历人员的年龄分布有很大的关系。这些高学历人员大多为35岁以下的青年人，是高校体育院系近年来重点培养与引进的人才。要在体科所科研人员队伍中建设一支年轻的学术骨干队伍，就有必要加大培养与引进高学历人才的步伐。

3.4.2学历结构比较

由表8可见，体科所科研人员与体育院系教师中本科以上学历的人员均居主体地位，但在体育院系教师中有研究生学历者的比例稍高于体科所科研人员，尤其是博士研究生已达到了2.1%的比例，共有14名，而在8所体科所中仅山东体科所有1名博士研究生。这与体育院系近年来出台的优待博士研究生毕业人才的政策有很大的关系。体科所科研人员中专科以下学历的人员所占的比例要远远高于体育院系教师中同一学历层次人员所占的比例。体科所当采取有效措施，尽快提高这部分人员的学历层次，使其在科研工作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3.4.3职称结构比较

由表9可见，中、高级职称人员在体科所科研人员与体育院系教师中均居主体地位，超过80%。稍显不同的是，体科所科研人员中高级职称人员所占比例略大于体育院系教师中同类人员所占比例，体育院系教师中中级职称人员所占比例略大于体科所科研人员中同类人员所占比例。初级职称人员在体科所科研人员与体育院系教师中所占比例大致相当，均在16%左右。

4结论与建议

(1)从总体上说，我国体科所科研人员队伍的发展状况不够理想，应从以下4个方面予以优化：在学历结构上，要加大培养与引进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人员（年龄在35岁以下）的步伐，尽快通过脱产学习或在职进修等途径提高专科以下学历人员的学历层次；在职称结构上，高级、中级、初级职称人员的比例搭配以1.5:2:1较为合理，应朝着这一目标发展；在专业结构上，科研人员所学专业应以体育专业为主，兼有少量的理工类、文科类专业；在年龄结构上，30岁以下、30～50岁、50岁以上3个年龄段的科研人员较科学的比例搭配宜为3:2:1，应向着这一方向迈进。

(2)体科所科研人员的整体科研实力相对不足，应注重与体育院校或综合性大学之间就某一学科或项目合作开展科学研究。各体科所的职责、功能虽相近似，但在科学研究上却有着不同的特色，对不同运动项目的研究各有其优势，建议体科所之间就某些项目开展合作研究，以利于形成合力优势。

(3)体科所科研人员与体育院系教师中年龄在50岁以下与55岁以下的人员均占队伍的主体，说明中青年人员构成了这两支队伍的主体。体科所科研人员与体育院系教师中本科以上学历人员及中、高级职称人员均居主体地位，但在体育院系教师中有研究生学历者的比例稍高于体科所科研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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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年度总结篇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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