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风易俗活动总结范文

移风易俗活动总结篇1

xxx共有48个行政村，8.2万人，其中农业人口5.2万人。近年来，镇党委政府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针，以《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为扶手，牢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把握市委、市政府提出的“人人崇尚文明、人人创建文明、人人享受文明”的总体要求，瞄准“建设乡风文明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让群众享受到现代文明”这一目标，始终把移风易俗作为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中的重要内容，坚持常抓不懈，放在心上，抓在手里，落实到行动中，深入扎实地开展了各种创建活动，取得了

明显成效。工作中，主要做到了三点：

一、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把移风易俗作为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重要内容来抓

随着我镇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由于受传统思想的影响，铺张浪费、封建迷信等一些不良习俗、落后传统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和上演，婚丧嫁娶大操大办，“人情消费”愈演愈烈。特别是红白喜事、小孩满月、学生上学等许多事情越办越隆重，越办越阔气，这主要是因为有部分群众以为条件好了，存有攀比心理，互相讲排场、比阔气所造成的。镇党委、政府在调查研究中发现，全镇每年用于婚丧大操大办的财力近千万元，一个丧事至少花费五、六千元，一个喜事花费两、三万元。封建迷信、婚丧大操大办等行为耗费精力、物力、财力，广大干部群众入股子、摊分子也很不情愿，但碍于情面又不得不随风而行。镇党委、政府认为这些问题的存在，给广大人民群众造成了沉重的精神压力和经济负担，如果得不到及时解决，任其发展和漫延，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极不相符，与公民道德建设纲要的要求严重相悖，与建设乡风文明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背道而驰。革除旧的陈规陋习，移风易俗，倡树文明、节俭、健康向上的新习俗：势在必行。因此，镇党委、政府以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为出发点，以减轻农民的潜在负担、保持社会稳定为落脚点，统一思想、坚定信心，把抓好移风易俗工作列入了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作为为群众办实事好事、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件大事，摆上重要议事日程，进行专题研究，安排部署，明确提出了“反对陈规陋习，提倡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反对封建迷信活动，提倡科学进步；反对黄赌毒，提倡健康文明文化活动；反对大操大办，提倡节俭之风”的四个反对、四个提倡的号召，迅速在全镇掀起了一股破旧俗、除陋习、树新风的高潮。

二、强化措施，突出重点，大力开展农村移风易俗工作

1、加强宣传教育，夯实思想基础。能否取得广大干部群众的理解和支持，是搞好移风易俗工作的重要环节。因此，我们充分利用广播喇叭、宣传车、黑板报、宣传栏、张贴标语等形式进行广泛宣传。重点宣传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婚姻法》、《国务院殡葬管理条例》、《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等法律法规和市委、市政府的有关政策规定，印发了《致全镇广大干部群众的一封信》，编制了包含生活、道德、伦理等内容的新农村建设“三字经”，并统一制作成版面上墙。20年，投资6万多元，在湖王公路沙庄段，建成了1500米的集平安、计划生育、旅游开发、家庭美德、组织建设等内容于一体的文明宣传长廊，内容丰富、形式新颖，图文并茂、帖合实际，受到了当地群众的欢迎，起到了非常好的宣传教育效果。同时，我们不断加强文化阵地建设，巩固宣传教育的成果，针对群众求新、求知、求乐的心理，建设了一批文明角、文化大院、文体活动中心等室内外场所，给群众创造了一个能去可玩、幽雅舒心的生产生活环境。并因势利导，利用文化教育阵地，积极面向群众开展健康有益、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特别是注重发挥榜样的导向作用，总结挖掘了部分移风易俗的先进典型，对他们的事迹进行大张旗鼓地宣传，用身边人、身边事教育了大部分群众，使移风易俗工作真正入脑、入耳、入心。另外，我们还发挥道德评议会的作用，对一些不良现象，该曝光的曝光，该通报的通报，该处罚的处罚，使广大群众切实感受到了党委、政府抓好移风易俗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工作深入

健康发展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

2、突出工作重点、集中开展治理。突出重点、集中治理是净化社会风气、树立文明新风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为此，镇党委政府根据实际制定了相应的规定，成立专门班子，抽调精干力量，按照“严、实、广、细”的要求，每年都深入扎实地开展两次声势浩大的移风易俗专项治理行动。“严”，就是对违反政策规定的人和事，坚决予以打击处理，不放宽政策，不徇私讲情；“实”，就是把好群众举报、调查取证等环节，做到不弄虚作假，不搞形式主义；“广”，就是治理的覆盖面广，涉及到群众日常生产生活的具体行为，也触及到传统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做到不留死角，不留空白点；“细”，就是具体治理中，对干部群众的思想教育做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不压制、不激化，避免因简单粗暴而引起人为争端。特别是对红白事大操大办、封建迷信、黄赌毒等现象，我们组织公安、司法等部门进行了重点治理，严厉打击了一批流氓恶势力，遏制住了各类社会丑恶现象，使移风易俗活动取得了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实际效果。针对黄赌毒现象，我们去年连续开展了4次专项治理严打活动，均收到了良好效果，促进了社会风气的好转。200年，全镇刑事治安案件发案率比原先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针对婚丧嫁娶大操大办的现象，我们采取群众举报、调查核实、教育转化、公开评议等办法，进行了综合整治，特别是加大了对农村支部书记的处理力度，规定：凡是在所辖村内出现一起婚丧嫁娶大操大办的现象，就给予支部书记组织谈话或戒勉处分，并扣除全年绩效工资的10%，取消其年终评先树优的资格。

3、加大资金投入，切实搞好服务。移风易俗工作直接面向广大干部群众，是一项得民心、顺民意的“民心工程”。所以，为了大力倡导移风易俗，我们坚持两条腿走路，把堵与疏有机结合起来，在加大专项治理的同时，大力发展群众性文化体育事业，广泛开展生态文明村镇建设、十星级文明户、好婆婆、好媳妇等活动，不断丰富群众的精神生活，用先进文化占领乡村的思想阵地。目前，全镇48个村都建立了文化大院，其中31个村还设立了文体活动中心、街心花园。特别是今年以来，我们坚持边争取、边大干的思想，先期投入了50万元作为启动资金，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抓手，以村容村貌整治为切入点，采取梯次递进、分类达标的方式，全面铺开了“治理五乱”和“三清三改”工作，在全社会营造了一个除陋习、树新风的良好氛围，在一定程度上也抑止了封建迷信、黄赌毒等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对倡导移风易俗、树立文明新风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另外，尽管镇财政比较困难，但镇党委政府每年都至少拿出财政收入的l％用于移风易俗工作，坚持做到专款专用、专账专管。自去年以来，镇财政用于移风易俗工作的拨款已达20多万元。各村也相应的落实了为群众服务的一些必要设施、器材用品等。同时，为了更好的解决移风易俗工作中遇到的实际困难，镇领导小组还专门组织人员进行跟踪调查和服务，积极开展“学科技、快致富”、婚育新风进万家等活动，为移风易俗工作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比如，办理婚事，由村里的红白理事会来主持操办，杜绝了原先大操大办、讲排场、比阔气的不良风气，既为家庭节省了经费、减轻了负担，又在社会上形成了一种影响，造大了移风易俗的良好氛围。再比如，针对农村家庭卫生不清洁、垃圾乱倒、畜禽乱跑等问题，我们就发动计划生育协会会员开展联户评议活动，让广大家庭妇女在参与中受到教育、转化观念，从而自觉的改变旧的生活方式。

三、巩固成果，自我加压，探索建立移风易俗的长效机制

开展移风易俗，倡树文明新风，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建立起长期有效的工作机制，才能确保这项工作常抓不懈、持之以恒。

1、建立领导机制。加强领导是开展移风易俗工作的关键。一是健全组织机构。成立了由镇长任组长的移风易俗工作领导小组，并以文明办为基础，抽调民政、团委、妇联、公安、工商、土管等部门负责人组成了宣传发动、综合治理、督导考核等工作小组，具体负责全镇移风易俗工作的组织、协调、调度。二是健全组织网络。各村都成立了红白理事会，理事会下设婚嫁服务队和殡改服务队。按照政治素质高、群众威信高、能够为群众热心服务的标准，在全镇确定了123名同志任红白理事会成员，组成了一支精干的移风易俗工作队伍，为深入开展移风易俗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2、强化激励机制。为使我镇移风易俗工作真正落到实处、抓出实效。这两年来，我们相继制定了例会、情况定期分析、通报和工作考评等制度，下发了《关于大力开展移风易俗活动的实施意见》，与各村支部书记签订了《目标责任书》，制定了严格奖惩标准，把移风易俗工作纳入对村级的年度考核重要内容，作为评选“红旗村”、“优秀党支部书记”等先进的重要依据。同时，认真组织好日常监督检查。坚持每季度调度一次、每半年测评一次，并把结果通报全镇，及时掌握和公开移风易俗工作的进展情况，从而激发了农村干部群众积极指导、参与移风易俗工作的积极性。另外，我们发挥机关包村干部的作用，逐村指导健全了《村民公约》、《红白理事会章程》等有关配套制度和措施，进一步规范了村级广大干部群众的日常行为，培养起了科学文明、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特别是采取设立举报箱、召开评议会等措施，进一步促进了工作，确保移风易俗工作逐步走上了制度化、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

移风易俗活动总结篇2

清明节是我国传统节日，是缅怀先辈的、扫墓踏青的时节。为树立绿色清明、平安清明的文明新风尚，全力落实好移风易俗和森林消防工作，保护和美xx的秀山绿水，县林业局扎实开展“我们的节日·清明”主题活动。

一封倡议书，宣传深入人心。我局根据移风易俗和森林消防工作要求向广大市民朋友发放了一封绿色清明、文明祭祀倡议书，积极引导广大的市民朋友树立文明祭祀的理念，以鲜花替代焚烧纸钱，以植树替代爆竹燃放，即缅怀了先辈，又为后代留下一片绿色。

一份承诺书，以行动践行承诺。森林消防是林业本职工作，更与移风易俗工作密切相关，做好“绿色清明、平安清明”工作，林业干部需以身作则，发挥好带头作用。在4月2日的月末总结会上，全体干部职工签订了《平安清明承诺书》，承诺自觉遵守《森林防火条例》和《xx省森林消防条例》相关规定，并引导家庭成员和亲朋好友严格遵守，积极宣传移风易俗和森林消防。

一次党员活动，党员带头先行。我局各党支部扎实开展“移风易俗我争先”主题党日活动，林业党员们走村入户、走街串巷，发放宣传单，详细讲解知识要点，努力构建文明祭祀、厚养薄葬、尊老敬老的浓郁氛围。活动中共发放宣传单800余份，宣传成效良好。

移风易俗活动总结篇3

一、加强组织领导，促成移风易俗新力量

领导班子高度重视移风易俗、文明过节的工作，把提高干部职工素质,倡导积极进取、科学合理、健康向上、风情气正的文明风尚纳入领导班子重要议事日程，成立以局长为组长,分管副局长为副组长,各股室责任人为成员的领导小组,明确领导小组主要职责。同时，组织全体领导干部职工多次学习移风易俗相关内容，制定相关的规章制度,组织开展签订《县移风易俗承诺书》活动，要求全体干部职工以身作则，以实际行动践行新时代社会主义价值观，带头摒弃陈规陋习,弘扬优良传统，移风易俗，营造文明、健康的工作氛围。

二、积极推进“法律八进”，坚持开展多种形式的法律法规宣传教育活动

 丰富宣传载体开展各种形式的宣传活动。一是通过组织开展贫困村法律明白人法治培训班、以及行政执法法律法规培训、依法治县法治讲座，不断提高村、组干部、镇公职人员法律素养;二是在妇女节、劳动节、农民文化艺术节、宪法日等重要节点，组织基层司法所充分利用专栏、传单、标语等形式宣传了与群众生活相关的法律法规，通过创办法治专栏、板报，在街头巷口将“婚事新办、丧事简办、余事不办”的具体标准对村民进行普法宣传，让文明新风的理念和倡导的具体做法深入人心。仅今年，向农村群众发放宣传资料4000余份，接受咨询2500余人次。三是利用法律宣传微信群、普法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推送普法案例及常用农村法律知识，安排专人通过图片、声音、文字等形式把相关法律法规知识到普法微信群，通过宣传，形成全社会自觉行动、广泛参与、人人支持、勤俭办事、节约生活的良好社会风气。

三、以法治示范点创建工作发挥典型示范作用

1.结合乡村振兴示范点建设，把法治建设和乡风文明建设有机结合，至目前，我县在镇村、镇村、镇村、镇村、镇村等17个行政村创建法治文化广场16个，创建法治文化长廊9个，创建法治文化墙1个，通过图片、文字及以案说法等形式把相关法律法规知识生动的展现在街面，切实让文本上的法律“活起来”“落下去”，形成法治学习宣传图文兼备全覆盖。在村级入口至广场公路旁制作路边宣传牌20块，努力形成“事事有法可依，人人知法守法，各方依法办事”的良好风尚。

2.将“法律进家庭”活动与“法治文化示范家庭”创建活动紧密结合，评选夫妻和睦，尊老爱幼，邻里团结，遵纪守法道德模范家庭作为“法治文化示范家庭”户，组织开展反家暴、防艾、禁毒、禁赌、防拐卖、反、安全防范等法治教育，充分发挥“法治文化示范家庭”标杆作用，引导广大家庭自觉拒绝黄、赌、毒、暴等不良现象，促进社会和谐稳。

四、加强乡村法治建设助力乡村振兴战略

1.推广“一村（居）一法律顾问”制度，由法律顾问协助行政村完成村规民约的专项梳理，引导群众感受法治，接受法治。同时，结合乡村文明建设，开展立法治家规家训，评选诚信道德家庭、最美家庭等活动，努力形成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社会氛围。

2.以法治示范村创建为契机，提升基层治理法治化水平。通过完善“一村（居）一法律顾问”制度，遴选“民主基础好、自治水平和群众满意度高”的村居试点培育，签订共建协议，列出“创建清单”，通过项目化运作落实。由法律顾问协助辖域内的行政村制定完善乡村议事规则，深化村级“党务、村务、财务”三务公开工作，不断优化村级事项的合规办理，助推村务办理规范化、合法化。 

移风易俗活动总结篇4

清末民初社会风俗的独特之处，就是伴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一方面，它不可避免地体现出落后的社会制度和腐朽思想意识的影响而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另一方面，在近代化起步后受到社会进步思潮和西方文化的冲击，它又出现了移风易俗的新气象，体现出社会的进步。

西俗东渐，是我国近代社会风俗演进的主要方向。资产阶级进步价值观的渐传播，推动我国社会风俗的西化进程开始沿着文明、进步的方向迈进。在这一过程中，留学生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

由于有在国外求学、生活的经历，他们比同一时期的其他社会群体更多地接受了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和民主思想，接受了西方进步的价值观念，也目睹了西方全新的社会风俗。受其影响，他们对中国传统社会风俗的弊端有较为深刻的认识。同时，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族危机的加深，使他们怀有的民族存亡的忧患意识更加强烈。为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他们投身于移风易俗运动，批判传统文化中落后的东西；他们力求通过自己的所为，使国人摆脱封建习俗的网罗，推动社会的进步。他们既积极倡导，又身体力行。

社会风俗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世代传承、，相沿成风，相习成俗的。人们往往习惯于遵循已有的传统，习惯于模仿前辈，往往具有和受制于从众心理。因此，移风易俗、改变传统的观点和行为的实现，不在于少数人的行为，关键是要启发民众的觉悟，动员民众参与。在这方面，留学生以各种方式宣传移风易俗的道理，大力倡导移风易俗。

1、创办刊物，著书立说。清末民初，书、报、刊是影响社会文化发展变化的重要途径。留学生通过办刊、办报、著书立说等方式，进行思想发动，宣传西方先进的观念，介绍西方的社会风俗，批判中国风俗之弊害。号召国人冲决封建礼教的压制，不作习俗的奴隶，成效显著。

据不完全统计，在辛亥革命前的十年间，留学生出版的报刊就达六、七十种。在主张反清革命、大力

宣传民权学说的同时，他们关注并抨击社会问题，倡导移风易俗。留学生对移风易俗的见解涉及广泛，不仅对民主革命思潮的传播起了很大作用，也为移风易俗运动的开展提供了理论武器，给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带来了清新之风。

第一、反对封建服制，主张剪辫、易服。在中国封建社会，衣冠服饰是礼制的重要内容,所谓“衣服有制”。人们的服装被赋予政治色彩，以致于“改朔易服，皆兴亡之事”i。着满装、蓄发辫，是清王朝专制统治权威的象征，也是中国风俗的特殊标志。剪辫则被视为叛逆，去满装和着西服同样为世俗所不容。

最早赴美留学的幼童于1881年被清廷下令撤回，穿西服是一大罪状。20世纪初，留发辫仍被守旧者视其为“国制”，“一若土地可失而发辫不可失，利源可失而发辫不可失，政权财权皆可失而独此发辫不可失。”ii留学生有感于“今之辫、服，牵掣行动，妨碍操作，游历他邦，则都市腾笑。不适应近代社会的发展趋势和世界潮流，呼吁剪辫易服，以革除陋俗，改良社会，使中华民族以文明、健康的面貌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特别是当革命的矛头指向满清统治的时候，断发易服成为动员民众支持革命最有力的召唤。“今日之中国，诚欲变法自强，其必自剪辨易服始矣。”iii对剪辫运动和洋装的普及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1912年3 月5 日，临时大总统孙中山通令全国剪辫时，旗帜鲜明地指出:“满虏窃国，易于冠裳，强行编发之制，悉以腥之俗。当其初，高士仁人或不屈被执，从容就义；或遁入流，以终余年。……今者满廷已覆，民国成功，凡我同胞，允宜涤旧染之污，作新国之民。”“以除虏俗，而壮观瞻。”iv 终使发辫之消除与满洲而俱尽的预言得以实现。

服饰带有深刻的礼的烙印，体现着封建特权、等级制度和道德观念。为打破这一现状，使服饰适于穿着，并与世界文明接轨，孙中山在复中华国货维持会的函件中要求制定服装的图式——“此等衣式，其要点在适于卫生，便于动作，宜于经济，壮于观瞻。”v促使在中国延续数千年的衣冠之治解体，出现了形式多样的着装，成为风俗领域显著的变革之一。

第二、反对男尊女卑，力倡妇女解放。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妇女处于社会最底层，所受压迫比男子更甚，君权、神权、族权之外，还有夫权。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过程中，特别是在辛亥革命浪潮的激荡下，留学生开始借用西方的天赋人权理论为妇女解放运动呐喊，不失时机地向国人介绍西方女权发达之概貌，动员妇女投身解放运动。

1903年，邹容在他的《革命军》一书中提出：“全国无论男女，皆为国民”、“凡为国人，男女一律平等，无上下贵贱之分”。丁初我以《女子家庭革命说》大声疾呼“女子乎！欲革国命，先革家命；欲革家命，还请先革一身之命”。秋瑾撰写了《勉女权歌》：“吾辈爱自由，勉励自由一杯酒。男女平权天赋就，岂甘居牛后？愿奋然自拔，一洗从前羞耻垢。若安作同俦，恢复江山劳素手。旧习最堪羞，女子竟同牛马偶。曙光新放文明侯，独立占头筹。愿奴隶根除，智识学问历练就。责任上肩头，国民女杰期无负。”vi 秋瑾在弹词《精卫石》中呼吁：“人权天赋原无别”、“由来男女要平权”vii。柳亚子在《女子世界》发表《哀女界》，揭露封建礼俗“三从七出，所以禁锢女子之体魄；无才是德，所以遏绝女子之灵魂”，呼吁二万万女同胞奋发、团结，谋求解放。viii林士英认为：“若我中国半数女子，得熏陶于文明教育，学术自高，思潮亦远，海内一呼，闺阁皆应，虽数千年恶习不难一扫而空之。”

将妇女解放上升到参政，更是留学生们的一大贡献。《女权日报》等报纸十分鲜明地为妇女参政张本。留学生所提出的倡兴女学、妇女参政等一系列主张，使得女权思想带有鲜明的时代特点，触动了“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和“重男轻女”的社会风俗，对唤起女界同胞的觉醒和男女平等新风尚的建立起了推动作用。

第三、反对封建婚姻，提倡婚姻自由。封建婚姻往往取决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取决于男女两人的生辰八字是否相克。留学生强烈反对封建包办婚姻，主张婚姻自由。《觉民》载文《论婚礼之弊》，在对东西方的婚礼风俗作了比较研究之后，指出封建婚姻的专制、繁琐等诸多弊端，号召“推倒专制之恶风，遏绝媒妁之干涉，斩芟仪文之琐屑”。“以自由结婚为归着点，扫荡社会上种种风云”。。《留日女学会杂志》发表《婚姻改良论》，以改良婚姻“微独为谋社会之发达所当有事，亦为谋国家之进步所当有事”ix呼吁改革早婚、卖婚、婚姻专制之弊。

留学生批判中国风俗之弊端还涉及到许多方面——抨击迷信“佞佛媚神，耗金钱于无益之地”x；反对吸食鸦片。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孙中山多次颁布禁止鸦片令，规定吸鸦片者“不可为共和之民……于立法时剥夺其选举、被选举一切公权”xi，希望各团体随时劝导，使吸者屏绝恶习，永作新民。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后，孙中山仍将革除鸦片积弊视为己任，曾撰文致伦敦各报，重申中国禁烟决心，请求英国停止对华鸦片贸易。

综观留学生对移风易俗的诸多见解，不仅在当时有助于国人冲破封建习俗的桎梏，而且对于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如何对待传统民俗和西方文化，对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仍有借鉴意义。

2、组织团体，扩大影响。清末民初，产生了众多的风俗改良团体，其中留学生所创之团体占有相当的数量。他们不仅在团体内用进步文明的风俗观约束自己，而且通过团体的力量改造社会风俗。

1911年 2月，唐绍仪、蔡元培、汪兆铭、宋教仁等26人发起组织社会改良会。鉴于数千年君权之影响，社会风俗中与共和思想抵触者颇多，力倡思想观念的变革和改良社会风俗。改良会的宗旨是“以人道主义去君权之专制，以科学知识去神权之迷信。”“以人道主义及科学知识为标准而定改良现今社会之条件。”在《章程》中列举的决意革除的 “旧染污俗”达36条之多。主张有——婚姻自由；废跪拜之礼；婚、丧、祭等事不作奢华迷信举动；年节不送礼；戒除风水及阴阳禁忌之迷信等，是现代文明对传统陋俗的全面宣战，也为辛亥革命冲击了旧的道德规范和价值体系后新风尚的确立明确了方向。

1907年，褚辅成于在嘉兴组织“不吸烟会”，并自任会长，倡导戒吸鸦片烟。“众皆改吸旱烟，盛极一时”。一些女留学生团体十分活跃，多以“争取女权，振兴女学”为宗旨。如：1904年，胡彬夏创建于东京的共爱会；1905年秋理创建于东京的雄辩学会；1906年燕斌、唐群英、吴亚男创建于东京的中国留日女学会；张维英创立的自由结婚演说会等。围绕着争取女权、挽救民族危亡展开斗争。

辛亥革命后，受世界妇女参政运动的影响，女留学生提出参政要求，女子参政团体纷纷成立，掀起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妇女参政运动。1911年11月，林宗素在上海发起女子参政同志会；1912年2月，吴木兰在上海成立了女子同盟会。此后，女子参政同志会、女子同盟会、女国民会、女子后援会、女子尚武会在南京组成女子参政同盟会。除要求女子参政权外，还开创性地提出政纲11条，并将其作为该团体的奋斗目标。如：实行男子权利平等，普及女子教育，良家庭习惯，禁止买卖奴婢，实行一夫一妻制度，禁止无故离婚，提倡女子实业，实行慈善，强迫放脚，改良女子装饰和禁止强迫卖娼等。

留学生的风俗改良团体将力量集结在一起，向封建礼教、男权主义和陈腐的道德观念发起挑战，在清末民初的移风易俗运动中发挥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

3、制定法令，破旧立新。辛亥革命后，伴随着政治、经济的变革，蠲除旧染污俗的变革也以相当规模展开。南京临时政府建立伊始，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不仅制定了体现资产阶级自由、平等精神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而且颁布了《临时大总统改历改元通电》、《严禁鸦片通令》、《令内务部通知革除前清官厅称呼文》、《命内务部晓示人民一律剪辫令》《令内务部通饬各省劝禁缠足文》等一系列有关移风易俗的文告、法令，包括革除前清官厅称呼、剪辫、劝缠足、禁烟、禁止蓄娼和买卖奴婢、禁止、禁止举办迎神赛会等。充分体现了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政府革除恶风陋俗的鲜明立场以及通过改革风俗“以培国本”的决心，也有力地冲击了封建落后的恶风陋俗。出现了以官职、先生、君来替代老爷、大人之称；以鞠躬之礼代替以前的跪拜、相楫、请安、拱手等旧式礼节；以公历取代中国传统历法、以中华民国年号取代传统的干支纪年法、“女子把脚从此解放了，已裹的放掉，……民国纪元以后生下的女儿，一概不缠足”xii等新气象。

值得注意的是，在南京临时政府部长和次长中，有2/3是留学生。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还在新的教育宗旨中注入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他颁布的《普通教育暂行办法》规定，初等小学实行男女同校，打破了男女不能同校的传统。

4、发表演说，开启民智。为了唤起民众移风易俗的觉悟，留学生还利用各种集会和公开场合发表演说，用资产阶级天赋人权等观念批判戕害人权、践踏女权等种种恶俗，提倡恢复人权，解放个性，男女平权，用无神论和近代自然科学知识揭露天命、鬼神等迷信。

胡彬夏在无锡“天足社”的演说中指出：“今日中国所以衰颓之故，莫不知由于女子之为废人。” xiii在1903年的拒俄运动中，“留日女学生闻俄事急。学生编成义勇队，亦开会商议协助。胡女士彬夏、林女士宗素、方女士懋、华女士桂、龚女士圆常、钱女士丰保、曹女士汝锦、王女士莲，皆含泪演说，呼誓死以报国及签名军队”xiv对唤醒女界的爱国热情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留学生致力于移风易俗的宣传鼓动，虽然没有达到彻底改造社会、改造国民性的要求，但对各种封建社会陋习的尖锐批判却令国人警醒，为改造恶风陋习起到了宣传与倡导作用，为天下移风和中西风俗由冲突走向融合营造出了时代的氛围，促使社会风俗这一封建主义最坚固的堡垒发生变革。

移风易俗是思想领域的革命，必然要触动封建统治秩序，因此遭到顽固守旧势力的阻挠和反对。锋芒直指封建习俗的根源——三纲五常的一些进步刊物就被清政府查封，袁氏政权也通过禁止男女自由交往、管制女子教育、培养“良妻贤母”，让妇女退出社会职业。另一方面，陋俗一旦深入人心，则产生牢固的、甚至是畸形的审美标准，不易改变，就像民国初年一些人仍留恋辫子。这正是移风易俗的艰巨性之所在。风俗的进步，不仅需要新的观念和当政者的支持，还需要有带头人以实际行动做出表率，这比舆论宣传更为复杂和艰难，也更需要勇气。留学生中不乏无畏的破旧立新的先锋，不仅大张旗鼓地宣传鼓吹，而且亲身参与，成为铲除社会陋俗、树立社会新风的重要力量。

第一，率先剪辫易服。虽然剪辫在近代中国带有观念变革的含义，但观念的变革需要行为的推动。19世纪50年代，一些定居海外的华人开始剪除发辫，但没有形成风气，对国内的影响也不大。1862年，留童薙发畜辫、长衫马褂、瓜皮缎帽、布鞋布袜。因这些中国传统习俗与美国的社会风尚发生碰撞，而遭到美国人嘲笑，于是纷纷要求剪辫易服，并在留学生副监督容闳的支持下改变了装束。

虽然这些变化发生在美国而非中国，但这是留学生对中国传统习俗的挑战。1895年，孙中山、陈少白等毅然剪辫，以示反清。1901年，章太炎在上海宣布割辫。1903年，在拒俄运动中，不少留日学生愤于清廷腐败卖国而剪辫，表示与清政府决裂，走上革命道路。

1904年归国的留日学生从实战出发，建议军队剪掉辫子，得到一些士兵的响应。1906年，拥有很多归国留日生的新编陆军，为便于戴军帽带头去掉辫子，一时“军界中纷纷落发辫者不可胜数”。这在社会产生了较大影响，天津警察中就有三分之一的人剪了辫子。辛亥革命爆发后，志士仁人更把标志清王朝统治的辫子作为革命目标，剪除辫子不止是弃旧从新的标致，而且成为革命与进步的象征。直至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通令全国剪辫，剪辫形成高潮。

19世纪末，摒弃长袍马褂改穿洋装被认为是伤风败俗之事。20世纪初，留学生在广泛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同时，倡导建立在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理想基础上的西方文明，许多人穿上了象征西方先进生活方式的西服。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1900年孙中山与尤列、秦力山在东京的合影、1905年孙中山与留学生在比利时的合影、黄兴与宋教仁在日本等，都是身穿西服，正如舆论所言：“革命巨子，多由海外归来，草冠革履，呢服羽衣，已成惯常，喜用外货，亦无足异。无如政界中人，互相效法，以为非此不能侧身新人物之列”，给国人以革新之感，对洋装的普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有留学生鼓动的军队服装变革在社会上产生的影响也较为显著。

为了根除封建服制的束缚，充分体现中国人民奋发向上的精神面貌，体现服装的民族特色，孙中山还创制了一套中西合璧、被誉为“中山装”的新式服装。与西服的式样繁琐、穿着不便相比，它的最大优点是实用方便、庄重大方、结构合理、穿着舒适，很快流行开来。在一般县城，“服公务者多用西装短制中山服”。

1916年孙中山在日本集会声讨袁世凯时也身着中山装。由等级分明的制服到中山装，体现在服装上的不平等完全消失，成为一场以易服为表现形式，对传统礼教的革命。女装的变化，也与民国初年留学生的日益增多有关。如：受日本女装影响，上海的青年妇女多穿窄而修长的高领衫袄，下穿黑色长裙，简洁朴素，时称“文明新装”。这些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传统服饰习俗的演变，成为20世纪初社会风尚转变的标记。

第二，致力于实现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留学生除做了大量的舆论宣传工作外，还进行了男女平等思想的实践。缠足是泯灭妇女人性、残害妇女身心的恶俗，留学生大都反对女子缠足，并将禁止缠足作为妇女解放、向封建礼教和男权主义以及陈腐的道德观念的进攻和反抗的第一步。吴玉章不为亲友非议所动，使女儿成为家乡第一个不缠足的女人xv。蔡元培在续弦时提出女方须是“天足”。

为了使女子与男子一样享有平等教育的权利，并在德、智、体各方面发展，1902年4月，蔡元培与上海教育界人士发起成立中国教育会，并创办了爱国女校，《爱国女学校补订章程》，最早并成功地将中国近代女子教育宗旨付诸实施。

1906年，褚辅成创办了嘉兴开明女学，为当地尊重女权之先声。1908年，王季鲁为培养女子体操教员以“强国强民，振兴中华”，创设了中国女子体操学校,自任校长，开中国女子体育教育之先河。而走出国门留学成为有志妇女反抗封建礼教、谋求自身解放的时代标致，并且人数渐增，蔚成风气，打破了“女子不出门”的传统习俗。仅就留日而言，当时“中国女子在京（指东京）者百人许，而其最著名者共30人，就中长于英文者有吴弱男女士及陈撷芬女士一流；长于汉文者有秋瑾女士、林宗素女士一流；长于数学、几何、代数者有陈光璇女士、黄振坤女士一流。长于音乐者有潘英女士一流。”xvi特别是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产生的一批较有影响的妇女活动家中大多是归国留学生，如：发起上海“女子参政同志会”的林宗素、领导上海“女子同盟会”的吴木兰、组织湖南“女国民会”的王昌国、领导湖南“女子后援会”的唐群英、主持湖南“女子尚武会”的沈佩贞等。她们提出参政要求，以致“风起潮涌，无论自由党、社会党，均有女子入会，诚为数千年未有之举”。

1912年3月，南京临时政府制定约法期间，唐群英等几十名妇女上书孙中山，坚决要求“将女子与男子权利一律平等明白规定于临时约法之中，”“以重法律，以申女权。”虽然妇女参政运动成果有限，然而她们谋求自身权利的精神却鼓舞广大妇女不断为之奋斗。辛亥革命后，广东省议会章程就规定女议员为10名，庄汉翘、黎金庭、李佩兰等10人当选为女议员。其中，黎金庭还被任命为宝安县县长。在清末民初的妇女解放运动中，从放足，到兴学，到要求参政，这巨大的变化在世界女权运动史上亦属罕见，其中留学生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第三，推动礼俗改革。中国乃礼仪之邦，华夏文明中的礼仪文化曾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但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特别是经宋明理学的渗透，封建、保守、烦琐甚至是扼杀人性的礼俗不仅不适应近代社会发展的趋势，而且束缚人们的观念和行为。留学生反对封建礼仪，倡导文明、健康、体现民众平等之权的礼仪。

跪拜之礼是中国基本的礼仪，数千年来，起着维护封建等级制的作用，体现着上下尊卑。它与民主政治、平等原则、人权主义相背离。1903年，胡汉民在梧州中学任教时破旧立新，被守旧势力指为“废跪拜之礼，渎男女之防，败俗伤风，莫此为甚。”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后坚决主张废止跪拜礼，用鞠躬代替跪拜。同时，作揖、打拱、请安等见面礼逐渐被西式的握手、免冠所代替。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名义的《令内务部通知革除前清官厅称呼文》使日后“很少见口头上、书面上被称或称人‘大老爷’‘老爷’、‘少爷’”，代之以 “先生”、“君”。

传统的婚姻礼俗尊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留学青年陆续学成回国不仅带回了日本和西方的婚姻观念，而且率先成为婚姻自由的实践者，以自由恋爱和文明结婚改变着婚嫁风俗。1905年7月5日，留日学生王建善在《时报》刊登征婚广告，公开了自己的姓名、学业、住址等情况，并建议通过通信的方式结识以至结婚。8月2日，他又刊登广告，重申通过通信相识的益处，阐述“男女配合，以一专为贵”的婚姻观念。xvii此君摒弃“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仅采用了移风易俗的广告形式为自己征婚，提出以通信交往的新途径，并鲜明地提出婚姻重在专一，无疑是领时代潮流之举。

蔡元培续弦时提出了五个条件——1.女子须天足﹔2.女子须识字﹔3.男方不娶妾﹔4.男死后女可再嫁﹔5.男女双方意见不合可离婚。xviii这在当时是惊世骇俗，体现出尊重女性、婚姻自主、蔑视陋俗的可贵精神。1909年，曾留学日本的女子张维英回国后在江西设立自由结演说会，拟提倡自由结婚，并为自己选择夫婿。xix而作为清政府首批派往欧洲的留学生、又在中国驻英、法、德等国使馆任职的陈季同甚至娶了法国人为妻，不仅是清末自由婚姻的典范，也是极具魄力之举。他们的行动带动了婚姻观念的突破，表明封建包办婚姻开始瓦解。

婚礼是国人的重要礼仪。旧式婚礼有诸多繁文缛节，如：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等，难以逾越。在祝祷、禁忌、驱邪的程序中，还有不少封建意识和迷信色彩。一些留学生著文揭露、批判旧式婚礼的弊端，并亲历而为，倡导文明婚礼。1905年8月13日，曾留学日本士官学校的吴晋与承志女学堂的顾姓女子举行了西式婚礼，来宾多达200余人。1913年，章太炎身着西服，脚穿革履，在哈同花园举行文明婚礼。

在留学生的带动下，借鉴西方婚礼的文明婚礼因其便利、时尚及体现男女双方的意志而在都会商埠的士绅之家及至内地平民之家渐渐实行起来，使婚礼废除了跪拜改行鞠躬，仪节简化而崇尚简朴。

徐珂编撰的《清稗类钞》记载了当时“文明结婚”情况：“光、宣之交,盛行文明结婚,倡于都会商埠,内地亦渐行之。礼堂所备证书由证婚人宣读,介绍人、证婚人、男女方的代表皆有颂词,亦有由主婚人宣读训词,来宾唱文明结婚歌者。”xx最先接受了西方近代文明和男女平等的婚姻观念的留学生冲破了封建思想的束缚,力求改革传统的婚俗，成为清末民初自主择偶和新式婚礼的最早倡导者和实践者，体现了婚俗改革的进步思潮，也必然促使传统婚俗的变化。

丧礼是中国封建宗法制度中的另一项重要礼仪，体现着封建宗法制、家族制、等级制的尊卑之序。传统丧礼包括停尸、入殓、吊丧、下葬等程序，每个程序中又有许多仪式，繁琐不堪，耗财耗时，迷信色彩甚浓。20世纪初，留学生开始仿照西方改革丧仪。

1903年，李家鳌在《中外日报》上刊登启示，谢绝其妻子丧礼中的赙赠等。1905年7月31日，李叔同为其母所开的追悼会采用了简单的西式追悼会寄托哀思。《大公报》刊登了李叔同的《哀启》：“我国丧仪繁文缛节，俚俗已甚。李叔同君广平，愿力祛其旧，爰与同人商酌，据东西各国追悼会之例，略为变通，订新丧仪如下：（一）凡我同人，倘愿致敬，或撰文诗，或书联句，或送花圈、花牌，请勿馈以呢缎、轴幛、纸箱、银钱、洋元等物。（二）诸君光临，概免吊唁旧仪，倘愿致敬，请于开会时行鞠躬礼。（三）追悼会之仪式：（甲）开会。（乙）家人歌哀词。（丙）家人献花。（丁）家人行鞠躬礼。（戊）来宾行鞠躬礼。（己）家人致谢来宾行鞠躬礼。（庚）散会。同人谨启。”这样的追悼会既避免了铺张浪费、繁文缛节，又摒弃僧道诵经等封建迷信，可谓别开生面，一时传为佳话，促进了丧礼的改革。

总之，接受了资产阶级进步思想的留学生积极投身于移风易俗，以资产阶级天赋人权观和民主、科学、自由、平等的价值观批判封建专制主义、迷信思想、封建礼教和男权主义等社会陋俗，以达到唤起民众、改造国民性、推动社会进步的目的。而清末，特别是经过辛亥革命洗礼后出现的移风易俗运动，由于有了留学生的积极参与成效更为显著。

季羡林先生说：“对中国近代化来说，留学生可以比做报春鸟，比做普罗米修斯，他们的功绩是永存的。”这段精辟的比喻，生动地概括了留学生在中国社会走向近代化过程中的作用。社会风俗领域的变革是中国社会近代化进程中深刻的革命，是中国社会近代化的重要方面，对清末民初移风易俗演进的考察表明留学生正是给这一领域带来甘霖的先驱者。

移风易俗活动总结篇5

关键词：城市民俗文化 农村民俗文化 差异 整合

民俗是作为主体的人所创造并享用的对象，它存在的全部价值就在于具有实在的功能，满足着主体的需要。从乡村到市镇、再到都市，是人口流动、聚集和社会发展的渐进性结果，它们各自的民俗文化形态正是不同空间下主体的阶段性需要的表达。“城市民俗”与“农村民俗”作为民俗空间类型中最重要的两个领域，其研究既是人的研究，也是社会的研究。

一、城市民俗文化与农村民俗文化在社会结构上的差异

不同的社会结构是产生不同文化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城市民俗文化与农村民俗文化之所以能存在着截然不同的质的差异，即在于城市与农村的社会结构带有截然不同的性质。城市自兴起的那个时刻起，其社会结构就与农村有着极大的不同，城市的出现被视为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之一，这种文明的表现首先在于地缘关系打破和替代了农村所存在的浓厚的血缘关系，从而使社会结构的变化成为促使城市民俗文化与农村民俗文化出现差异的一个主要原因。

二、城市民俗文化与农村民俗文化在文化背景上的差异

所谓民俗文化背景，是指民俗民俗文化在其滋生与发展的过程中所处的基础条件及文化氛围[1]。虽然农村民俗文化也受到文化环境因素的制约与影响，但是与城市民俗文化相比，能够对城市民俗文化起到影响和制约的因素，要比农村民俗文化的范围广阔的多。

1.农村与城市的经济方式不同

农村以农、林、牧、副、渔为业，其生产依赖土地等自然资源，具有自给自足的性质；而城市汇聚着工商百业，依靠资金、手艺、交换、时局而发展。乡村经济虽是旧时的经济支柱，但易受地形、气候、水源等因素的影响，同时乡村远离政治中心，因此，它在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中不可避免地处于从属的地位；而城市的行业生产能超越地理因素的束缚，成为政治与文化中心不可或缺的基础，并以上层社会和市民阶层的需求而在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中领有主导的地位。

2.农村与城市的人口特征不同

农村的主体是农民，他们的人口构成较为单一，大多以血缘村落相聚居，并依赖祠堂、族谱、族规、族长而凝聚成宗亲群体，他们的文化程度一般较低，主要从事田间的体力劳动。城市的主体是市民，他们多为迁徙之徒，先后来自八方的乡野，具有多族源、多姓氏的特征，并且相互杂居于空间狭窄的街巷之中，各干其业，经长期相处、磨合，逐渐褪去原先的地方色调，整合出新的城市民俗，城市的居民因生活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而广闻博见，相对农民来说，构成了文化素质稍高的人力资源，同时也因为各个地方的不同人员整合出新的城市民俗文化，不同于其以前生活环境中的民俗，并很快适应其中。

3.农村与城市的语言应用不同

农村的语言应用一般取方言土音，常用俚语俗称，少见新词新语，地方性特色突出，村民间的口头语言彼此雷同，反映出他们生活的群体感强，而个性化弱。城市的语言应用因市民八方汇聚而五音混杂，一般为下层多地区方言的纷呈和上层官话的并用，并逐渐混成新的城市语言。相对乡村语言，城市语言因阶层、行业、教育、交际等情况的不同而表现出个性化的特征，且语词丰富，新语迭出，包容着丰富而鲜活的社会生活信息。

三、城市民俗与农村民俗在心理特征上的差异

由于历史的时间原因和地理的空间原因，在中华民族的大文化背景下，形成了近现代以来中国特有的乡土农业文化和都市工业文化两种不同文化类型的异质并存，体制原因造成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2]，导致了两种不同的文化土壤，在这些文化土壤上根植出各自的社会心理特征和价值观念体系。城乡两种文化心态的总体差异，比如在政治心理方面，乡村是圣贤期待心理占优势，而在城市则是独立自主意识占优势。不同代际之间的社会心理差异，如乡村社会第一代人表现为苦难的忍耐和听天由命，而城市社会的人则表现为解放的追求和艰苦创业；如对第二代人的比较：以食为天、故土难移与忍辱负重、游离谋生；对第三代人的比较：压抑的变态欢愉与新生的困惑奋起；对第四代人的比较：不畏天命的发财意识与自觉平庸的享乐主义。

四、农村民俗与城市民俗的整合

农村民俗与城市民俗在存在明显差异的同时，还呈现出不断整合的趋势。

1.城镇化的发展决定农村民俗文化与城市民俗文化整合的趋势

近年来，由于高速公路的连通、行政区划的调整、卫星城镇的建设、经济开发区和保税区的建立、郊外大学城的发展、一小时都市圈的规划等，加快了都市化的进程，确立了大都市作为中心城市的地位，带动了周边中小城市和乡镇的发展[2]。

2.民族精神的一致性加速农村民俗文化与城市民俗文化的整合

乡民、市民同作为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继承着共同的民族精神。这就是：爱乡爱国、团结统一、平和勤劳、自强不息、入世乐生、包容天地。作为民族生存与发展的精神支柱，民族精神属于民族的整体，它超越地域、城乡、阶层、职业的限制，促进了内部的文化认同与民俗传习。

3.“移风易俗”的倡导与推进将最终推动农村民俗文化与城市民俗文化的整合

孔子早在春秋时期就提出了“移风易俗”的概念，并把“移风易俗”看作道德建设的重要方面。司马迁则主张“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注意到时空变化对风俗的必然要求，体现出锐意进取的务实精神。“移风易俗”既有伦理道德的要求，又有时空变化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驱动。

在城镇化、市场化、知识化、现代化的驱动下，城乡的差距正在缩小。这不仅体现在物质生活的层面，更反映在精神观念的层面。城乡之间确实存在着观念的互感，并从深层推动着城乡民俗的整合，随着时代的发展，城乡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当城乡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处于同一水平之时，城市民俗与农村民俗这两条轨迹便会融为一体，变成一条轨迹，从而构成华夏民俗板块，这是时代使然，也是历史使然，但也许会需要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才能完成。

参考文献：

[1]包永辉.金陵“首富村”探秘[N].扬子晚报，2002-12-23A1版.

移风易俗活动总结篇6

关键词：声无哀乐；诡辩；逻辑论；移风易俗

中图分类号：J6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115（2013）05-66-3

嵇康，“竹林七贤”之一。其生活年代汉儒正统思想濒临崩溃，清谈玄学抬头。虽怀瑾握瑜，坚守个人的政治理想，但因时乖势微，最终为司马氏所害。嵇康之才，古今不虞。他通晓音律，工于丹青，诗书赋论无一不精，为后世留下了诸如《广陵散》《与山巨源绝交书》《琴赋》《酒赋》等宝贵文化财富。其中《声无哀乐论》是其玄学思想的代表著论。

一、《声无哀乐论》的论辩

《声无哀乐论》，全篇通过“秦客”与“主人”（即嵇康）针对“声”有无哀乐、“心”“情”“声”三者关系、声音能否移风易俗即声音的社会功能性等问题的问答交流，对音乐的本质做出了细致而深刻的探讨，阐述了主客双方仁者见仁、对立而互通的观点。《声无哀乐论》记录了主客双方共八个回合的问答，全章璧坐玑驰微言大义，以下断几章主要回合取义。

一回合。秦客对主人提出“治世之音安以乐，亡国之音哀以思”的论题，认为“哀思之情，表于金石。安乐之象，形于管弦也”――秦客认为音乐本身并没有客观实在性，它可以依附政治家国而存在，是由他物决定情感归属的。嵇康如是作答：“音声之作，其犹臭味在于天地之间，其善与不善，虽遭遇浊乱，其体自若而无变也”，音乐的声音响起，就好像气味存在于天地间，它好听或是不好听，虽然遭遇混浊纷乱的外部形势，也仍然像原来那样不会变化。这里嵇康明确指出，世间万物都有其根本属性，并且不为外物所易，音乐亦如此。

二回合。秦客又问：“八方异俗，歌哭万殊，然其哀乐之情不得不见也。夫心动于中而声出于心，虽托之于他音，寄之于余声，善听察者要自觉之”，“哀乐之作，亦有由而然，此为声使我哀，音使我乐也。苟哀乐由声，更为有实，何得名实俱去耶？”八方的风俗不同，歌哭音乐各异，但是这其中悲哀和快乐的情感却一定会显现出来。那内心情感自然进发，声音出自于人的内心，所以内心情感虽然寄托在表现在外的音乐余韵中，善于听取体察它的人必然在内心觉察它。悲伤或者快乐的音乐，它们的产生也各自有各自的缘由，这就是说是具体的某种声音使我悲伤或使我快乐。假如人的内心悲伤和快乐的情感确实是由某种声音引起的，这就证明音乐本身确实是有实质意义的，怎么能说名称和实质都不存在呢？并且秦客列举了钟子期和俞伯牙以琴音相知、孔子之徒颜渊闻泣知悲的例子佐证自己的观点，对主人提出了非常有力的质疑。

主人抓住了秦客论证中的“存在”这一概念对其进行了反驳。“此为心哀者虽谈笑鼓舞，情欢者虽拊膺咨嗟，犹不能御外形以自匿，诳察者于疑似也，以为就令声音之无常，犹谓当有哀乐耳。”即使心有苦衷但仍能表面谈笑风生，情绪欢快的人也能做出槌胸叹息的样子，能瞒过善于观察者的怀疑。结论，声音和人的内心并不一定能达成一致统一。在此，作者进一步阐述声音没有哀乐之分，音乐的内容并不能完全表达人类的全部感情。“五色有好丑，五声有善恶，此物之自然也”，美丑好坏都是事物本身固有属性，不以人心情变化为转移。本段中，主人不仅仅拘泥于对论题本身的探讨，更借对声无哀乐的深入阐述，隐晦表达了对儒家世俗性和对音乐的虚妄的批判――神话事物，迷惑黎庶，掩盖音乐的原理。对统治者妄图达到独尊儒术的目的进行了不留情面的揭露。

三、四回合。主客双方就各自立场列举了若干例子进行深入辩论，就情感的起伏与声音的哀乐之间的关系互为诘难。

五回合。双方辩谈白热。秦客铮然发问：“听筝笛琵琶，则形躁而志越；闻琴瑟之音，则听静而心闲。同一器之中，曲用每殊，则情随之变。”“心为声变，若此其众。”心绪平和的人听到筝笛琵琶的声音，就浮躁激动；听到琴瑟的声音，就安静悠闲。同样的乐器，曲调不同，听众的感情就随之变化。心情随着乐声的变化而变化，这样的事例数不胜数。烦躁或安静都是由音乐触发的，那么这正是音乐本身具有哀乐性的绝佳证明。音乐无所不包，为什么只将感情的复杂变化归结于人情？――躁静既由声起，则哀乐当由声发。秦客的论述貌似坚不可摧。

让我们看看主人是如何驳辩的。“躁静者，声之功也；哀乐者，情之主也。不可见声有躁静之应，因谓哀乐者皆由声音也。”这里，主人区别了躁静和哀乐这两个概念，更提出了声与情的辩证关系。针对秦客的“求同”，主人以“存异”驳之――躁静主要是一种本能的生理反应，哀乐则完全是一种心理活动；躁静是被动的反应，哀乐则是一种能动的行为；躁静是不可控制的，哀乐则是可控的。简言之，即声音能够直接影响的只有躁静，而非哀乐。至此，主人已然对秦客抛出的题结进行了擘肌分理式的拆解。

接着，主人将辩题延伸至了声与情的关系层级：“声音以平和为体，而感物无常；心志以所俟为主，应感而发。然则声之与心，殊途异轨，不相经纬，焉得染太和于欢戚，缀虚名于哀乐哉？”由此说来，声音以平静融合作为自己的本体，却能感发不同的思想感情；思想感情以所依靠的外物为主，受到感慨便发泄出来。这样，音乐与内心感情实在是两条不同的道路和轨迹，是不相交织的，那么把音乐的太和境界和哀乐之情纠结在一起、给哀乐之情强加虚名的行径实在不能苟同了。主人提出，声音的本体是平和无曲折的，即并不富于实质性变化，而哀乐等人之情感则是自发而不受控的，所以“声”与“情”应是两条岔道，互不相干。并且，纯粹和谐的音乐不能掺杂欢乐悲戚的情绪，也不能附带任何悲哀与快乐。

六回合。秦客提出“音声自当有一定之哀乐，但声化迟缓不可仓卒，不能对易”，虽移情于乐是有可能存在的，但乐曲包含的情感对听众形成影响需要一定时间，这也是声有哀乐的可能性存在的重要理由。主人避之锋芒，主要就哀乐自由进行了一番圆说。

七回合。二人以齐楚之歌触人泣涕为案，就哀乐的同致与否、笑喙的根本缘由进行了论辩。至此回合，二人对于“声有无哀乐”的探讨基本告终，求同存异无疑是交辩的最好方式和最和谐结局。

最终回合。秦客转移话锋：“仲尼有言：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即如所论，凡百哀乐，皆不在声，即移风易俗，果以何物邪？”“敢问郑雅之体，隆弊所极；风俗称易，奚由而济？”一一孔子说过：改变风俗没有比音乐更好的了。请问郑声、雅乐盛衰的极点在何处？风俗的改变又是通过什么途径才能够取得？此番，秦客不再拘泥于声音与人类情感的讨论范围，将论题强力推进，深入到音乐的教化性层面，对主人的政治主张叩门敲砖。

首先，主人回答：“乐之为体，以心为主”，孔子“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的八字箴言并不是字面上所表达的音乐可以感动黎庶、具有教化功能这么浅显。音乐作为本体是以人的精神为主的，人有善恶、有百感、有千行，人类欲念需要疏导和宣泄才能抑恶扬善，成就治世，而音乐就是这根导管。音乐疏通了人类畸形的情感，而后太平和乐。这里，主人将音乐与风俗的关系进行了辩证阐述一一音乐与大道兴盛，互为因果，对立统一。另外，“无声之乐，民之父母也。至八音会谐，人之所悦，亦总谓之乐，然风俗移易，不在此也。”这句是说，没有声响的音乐才是百姓的父母，音调杂糅，人们爱听的那种市井曲调，也总能被称为音乐，然而风俗的改变，却不是依靠这种音乐。主人认为，音乐是有具象和抽象之分的，无声的音乐是至高无上的，是起到移风易俗作用的魔手，而具体可听的音乐却与之无关。至于如何“移风易俗”，主人提出了一系列建设性意见，礼乐相须，闻乐识礼，乐表礼实，供以参见。最后，主人指出，“淫之与正同乎心，雅、郑之体，亦足以观矣”，郑声和雅声一样本是没有内容的，只是被淫邪之人曲解，才被认为是淫邪之音。点睛捍卫了“声无哀乐”的终极论点。

二、《声无哀乐论》所发散的哲学及美学思考

《论语》有云：“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传统音乐思想认为，音乐反射人的内心情感，并能够被人类情感所作用，在传递的过程中陶冶人的性情、塑造人的性格，与“礼”一起构建起稳定和谐的社会秩序。然而嵇康却对此提出了历史性质疑，他认为音乐是客观实体，人的感情是主观存在，两者之间没有必然的关系（即“心之与声，明为二物”），他反对当权者给纯粹而高尚的音乐背负教化的荆条，他的珠玑之言无疑是奴制社会中人的主体意识觉醒的一声惊雷。主客第八回合中，当说到音乐与移风易俗的因果关系时，嵇康描绘了一幅太平安康的盛世图卷，当中寄予了嵇康所推崇的道家“无为而治”的政治理想，更袖藏了针对司马氏昏暗统治的振聋发聩的贬斥。

文中“东野主人”无疑是嵇康的化身，东野主人的思考便是嵇康的思考。归结起来，嵇康的观点有如下几点：

音乐是客观的，人的认识是主观的。有情感的是作曲者，不是音乐。声无哀乐。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欣赏者在听音乐的过程中产生哀乐之感，是因为自身所持有的情绪所致。是人移情音乐，而非音乐作用于人。声无哀乐。

道家言，大音希声。无声的音乐至高，至高的音乐无感。声无哀乐。

首先，嵇康说，音乐是客观的，因为它的客观独立性，所以它不依附于任何而存在，更不依附于人类情感而存在。“夫天地合德，万物资生。寒暑代往，五行以成。章为五色，发为五音，音声之作，其犹臭味在于天地之间。”“夫五色有好丑，五声有善恶，此物之自然也。”声音分“善”与“不善”，即悦耳与聒噪是声音自身的属性（乐音和噪音区别之在于振频不同），你有感无感，音乐就在那里，不喜不悲。

其次“声音之体，尽于舒疾，情之应声，亦止于躁静”，音乐的缓急，引起的只是人类静躁的变化，而非情感的起落。哀乐事先存在于人心中，由音乐诱发而已。演奏相同的音乐，而人心中寄存的情感不同，悲喜各不相同。这就是为什么同样是鸟鸣，有人闻之落泪，如见杜鹃啼血，而有人则听出了春的绿意甚至禅的玄妙。

既然音乐不携带情绪，那么人的情绪何来？嵇康说：“哀乐自以事会，先遘于心，但因和声以自显发。”他指出，人的哀乐是由于受到客观事物的转移产生，是社会对人意志的反射。由此他提出，音乐不是移风易俗的因由，而是它的结果。不是音乐使社会和谐，而是社会和谐才能出产纶音。“至八音会谐，人之所说，亦总谓之乐，然风俗移易，本不在此也”。所以音乐具有教化作用、能够移风易俗整顿民风的那一套，扯淡。拆理到这里，嵇康终于不再唯唯诺诺兜兜转转，他向腐朽的当权统治啐出了一口浓痰――道家无为而万象祥和，一切以教化为手段，以奴囿为目的的政治都是罪恶、是黑暗。“古之王者，承天理物，必崇简易之教，御无为之治，君静于上，臣顺于下，玄化潜通，天人交泰。”“万国同风，芳荣济茂，馥如秋兰，不期而信，不谋而诚，穆然相爱，犹舒锦彩，而粲炳可观也。大道之隆，莫盛于兹，太平之业，莫显于此。”他悬河泻水地描绘了一幅盛景，在那里，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在那里，政通人和物阜民丰。那便是他的理想国，他的一帘幽梦。

嵇康思辨高度及作品发微白圭尚有玷。嵇康的观点固然不是无懈可击的，在其缜密的逻辑论述和精妙的旁征博引中不免也存在有辞不意逮、隔靴搔痒、顾左右而言他，甚至白马非马的诡辩。例如第三答中的“音声有自然之和”、第四答中“心之于声，明为二物”、第五答中“声音以平和为体”及第八答中的“乐之为体，以心为主”，概念纷乱，有夫子自道之嫌。但大醇小疵，嵇康对声音本质的真知灼见、对传统和权威的奋袂执锐，对声学及美学的自出机杼以及其对时代与社会的忧思忖度，都使得《声无哀乐论》的不朽不容置喙。

面对这个命题，就个人而言，“声有无哀乐”是无法单纯被肯定或否定，即不能拘泥理解的。

现代物理学知识能够解释，声音是由物体振动引发的。乐音的振动和噪音的振动本质都是振动，只是由于人类对振频的反应不同，划分才不同。所以天籁与嘲哳都只是人类对某种特定振频的声音的命名。所以不是幡动，仁者心动――声也无情而人有情。既然音乐什么也不是，它什么也不能带给你，那么我们为何还需要聆听？打坐冥想一样能够获得的精神满足，何须再去求诸音乐、诉诸音乐？对此，我们可以用美学的眼光加以看待。康德说，“一个事物被称为是美的，并不在于事物本身的性质，而是因为它符合了主体的某种形式，从而引起了主观上愉快的美感。”人类主观认知从某种角度来讲就是一种集体约定，美更是契约的产物。音乐是流畅而丰富的语言，是高级且极富感染力的表达，这种共识足以让音乐成为人类社会的珠蚌，千古流传。

移风易俗活动总结篇7

论文摘要　以四川客家为例，说明地理环境对客家耕读文化的形成起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山地丘陵的农耕 自然 环境是客家耕读文化产生的地理基础，质朴无华的民风是客家耕读文化形成的重要文化因素，而族群冲突中的“鲶鱼效应”是客家耕读文化的原动力。客家耕读文化主要是客家适应“住山不住坝”生存环境而形成的族群性的文化适应策略。

生活在不同环境的人创造不同的文化，凭借这种文化组成社会聚合体民族；同一民族的成员凭借其特有文化去征服、改造或利用其环境以创造所有成员的生存条件，维系该民族的延续。从民族文化与环境的关系看，任何族群，均与其环境“相生相克”，构成一个整体，使其运动中的文化总是处于相互的制衡之中。民族环境是文化滋长的源泉，也是文化走向的河床。地理环境对地域文化形成产生重要影响，客家文化作为典型的地域文化也受区域地理环境的影响。从族群意义上看，客家文化离不开特定的环境。客家文化属于典型的移民文化、区域文化和山地文化，是独特的和地理环境、 历史 上的移民文化与土著文化的融合的结果。

尽管“耕读”是

四川移民社会两大族群相互之间产生“鲶鱼效应”。正如庄英章先生指出，以客家为研究对象的客家学，其特性就是以族群间的互动关系，讨论族群内的社会文化。当客家移民离开原乡到达四川，在再生或者创新的社会文化过程中，族群互动是主要的动力。笔者认为，影响客家 教育 发展 的重要因素是族群间的互动关系。在族群边界明显的地方很容易产生族群冲突，从而产生一定的压力和挑战。人只有在面临生存压力情况下，才会激发自己的潜能。汤因比指出文明诞生于非常艰难的环境而不是非常安逸的环境，困难愈大，刺激就愈大；挑战的强度越大，应战的办法也越是新颖而富有创造性。在安逸的社会环境中最易安分守己，而在族群互动的地方很容易产生“鲶鱼效应”。由于鲶鱼群中出现了外来竞争者，它们的潜在活力被激发了，克服了潜在的惰性心理，从而使生命得以延续。“鲶鱼效应”带来生存危机感，激发内在的潜能。客家人与湖广人之间的族群矛盾较大，族群互动明显。如在川南，李宗吾回忆，外省人来川，常被本地人欺凌。在川北，湖广人与客家人(广东人)的界线是分明的，其感情难以融洽。“湖广籍人民，对于闽粤籍人民的歧视，乃其一例”。郭沫若的家乡沙湾，原来的土著和客籍人的地方观念特别强烈。“杨姓是我们地方上的土著”。平时他们总觉得自己是地方上的主人，对于我们客籍总是遇事刁难的。主客之间“关于地方上的事务，公私两面都暗暗地在斗争”；“保卫团的团部设在福建人的会馆天后宫。土著以杨家为代表，凡事都要和客籍人为难”。“这些地方当然有阶级或身份的感情使地方感情更加强固化了”。客家人始终处于生存危机中，始终保持“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意识。族群间的竞争起到催化激活的作用，土、客冲突表现为人才的大比拼。如乐山沙湾，“我们在福建人的会馆开办了一所蒙学堂，他们在他们的惠珉宫也要另外开办一个。凡事都是这样”。族群互动中族群间的竞争主要表现为人才的竞争。正因为这种鲶鱼效应，崇尚名节的客家人为免受湖广人的歧视，为保持家族地位和声望，把读书、发展教育看成其文化适应策略和生存策略。客家人会举全族之力来培养本族的读书人来支撑门面，因为科举人才是提升家族社会地位、取得当地认可的重要保证。因此，四川客家人与湖广人的竞争实际上是一场文化与教育资源的竞争，并形成“崇文重教”的耕读文化。

2、质朴无华的民风

客家人有择善而徙、择善而居的习俗。客家对居住地的选择反映了客家人的耕读为本的理念。因为从居住环境看，客家人人川定居首选民风淳朴的耕读环境，民风淳朴的人居环境既有利于“耕”，也有利于“读”，是客家人耕读传家最理想的生活环境。

某地风俗的“厚”、“薄”反映耕地状况和儒家文化的教化程度。即一方面由于地广人稀、人民相安无争。如铜梁县在康乾时期，“风清俗美，讼狱希简，人民富寿”；光绪时，由于“生齿日繁，有人满之患，因之风气不古”。另一方面民风的淳朴是某地儒家文化的教化结果。如清初什邡县移民较多，“生气斗讼，往往有之”，到嘉庆时，由于“近日时加劝谕，习久相安，渐归醇厚”。因而民风淳朴的人居环境既有利于“耕”，也有利于“读”，是客家人耕读传家最理想的生活环境。

客家人的迁徙过程也是对居住地环境的选择过程，因而追求民风淳朴的环境是客家人迁居过程中首先考虑的因素。清代闽粤赣等地的客家人入川“实为室家之计，为子孙之谋耳”；“为吾子孙觅前程生计耳”。如新都周氏先祖仁德公在宋元时由福建迁广东，因为“东粤之地风俗醇厚，堪为子孙长久计”。客家人看来，居住地良好的民风环境不仅对耕田创业至关重要，更重要的是直接关系到子女的教育成材。

从四川客家的分布看，呈现两大特点：特点之一是多分布于山地丘陵地区。四川客家人的分布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区域：一是成都平原周边的浅丘或丘陵地带，二是川中的简阳、资阳、资中、内江等丘陵地区，三是川北仪陇、广安及川南的广袤山区。也就是说，客家人似乎有意无意延续了祖先对于居住地选择的古训。特点之二是四川客家分布出现西多东少的特点，具有“尚文”的民风；“巴有将，蜀有相”，概括了四川东、西两地的文化差异，即出现了以成都为中心的川西“尚文”，而以重庆为中心的川东“尚武”的风尚。客家人人川似乎意识到这点，以至今天四川客家呈现西多东少的特点。研究表明，湖广移民在四川的分布呈现出由东向西逐渐减少的特点，而广东、江西等省移民则往西分布越密的 规律 。四川客家多分布于川西地区的成都东山地区和沱江流域，而川西民风尚文，这与客家人尚文相一致。客家人入川过程中注重对“尚文”居住环境的选择，这在客家族谱有记载。金堂作为客家聚居区之一，是因为“俗朴民纯，文风亦??之日盛”。妇如雍正十二年(1734)从广东入川的陈宁相，初到泸州，“以俗薄且耕种亦不如意，遂离去”，后到东山“观其俗咸敦朴，不事浮华”， “公遂佃其田而迁居焉”。雍正五年(1727)从广东长乐入川的张大梁，至荣昌佃耕不如意，“将往邻水，途遇乡人述其风土人情，遂不果”，后迁新都县石板滩乡定居。福建移民魏德瑞的父亲，乾隆初入川，“见升庵之里有醇俗焉，始寄居陶朱以起家”。魏氏居住于四川新都县桂湖，是仰慕四川新都桂湖醇俗的民风，而这里正是明代状元杨升庵的故居所在，文风也可想而知。

清代广东客家人钟宏予在入川路上对选择新居地认真考虑过，即对迁居地要求是，“但至蜀，或佃或买，务择仁里，莫居闹市。又莫太远，以免他日完税过粮、 考试 下场，嫌其路远”。钟宏予强调安家落户要离城市较近，以方便子弟读书考试；但住城市又“盖深恐俗染之污坏，厥子弟故也”。因而选择城乡交接处民风淳朴的“仁里”。“仁里”代表客家移民最理想的人居环境。钟宏予入川后定居简阳，因为当地民风和地理位置都令人满意。在民风方面，简阳“绅士之家多崇俭素，子弟亦少纨绔之习，饮食尚俭约，犹有古风”；在地理位置上，简阳“邻于会府而有江山之胜”。因此，简阳无论是业农、从商还是子孙接受教育都有便利的条件，是四川客家移民心中向往的“仁里”和乐土。事实上简阳也确是清代四川客家移民比例最高的聚居地。耕读为本的客家，从生存需要看，以耕为主，因而离不开 农村 和土地；但从发展角度看，又要强调“读”，因而要靠近城区，因为城市有优越的教育资源。这使客家对城市又有难以割舍的情感，在这种矛盾选择中使客家选择城乡结合处，这或许也是四川客家多聚居于成都东山地区的一大原因。

传统农业社会中，我国宗族对乡居还是城居有不同的主张。常建华引用族谱谈到客家与其他族群的不同之处，即客家从勤俭出发主张乡居。如广东五华客家缪氏为保证勤俭淳朴的家风，坚持乡居，反对城居，族规规定：“累世乡居，惠有定业，子孙不许移家住城，骄奢游惰，习俗移入，鲜有能自拔者。”显然，客家缪氏坚持过一种田园生活，崇尚淳朴节俭的民风；而江苏无锡郑氏，其看法则截然不同，主张“戒乡居，谚日‘乡村柴米贱，只怕子孙愚’。”。郑氏把城居看作是比乡居更文明的生活，对城市的向往体现出对教育的诉求。其实，客家反对城居是基于耕读为本的生计模式的考虑。四川客家以东山为主要聚居地，靠近大都市成都，是客家坚持既“耕”既“读”生活模式中对城市优质教育资源向往的体现。

移风易俗活动总结篇8

 

为进一步宣传普及脱贫攻坚相关政策，引导新时代农民“感党恩、跟党走、听党话”，熟知惠民政策等知识，提高广大群众政策知晓率，确保打好打赢脱贫攻坚战，经乡党委、政府研究决定，在全乡范围内开展以“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增智扶志助脱贫”为主题的知识竞赛活动，特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党的精神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以提升脱贫攻坚能力为目标，通过多种形式的竞赛活动，达到以赛促学，教育引导全乡党员干部、贫困户吃透、学深学精，宣传好、贯彻落实好脱贫政策，提升全乡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政策知晓率的良好效应。

二、活动主题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增智扶志助脱贫

三、竞赛知识内容

1.脱贫攻坚相关知识；

2.乡情村情相关知识；

3.倡导新风尚，移风易俗工作知识问答。

四、竞赛方法步骤

1.参赛人员。

乡扶贫中心干部、各村扶贫工作站2-3名业务骨干等。

2.组织实施。

竞赛由乡扶贫中心组织实施。

3.竞赛方式。

竞赛采取现场宣讲、现场答题等形式进行。

4.竞赛时间。

于2019年2月21日前开展知识竞赛，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五、组织领导

为加强脱贫攻坚政策知识竞赛活动的组织领导，成立全乡脱贫攻坚政策知识竞赛领导小组。

组 长：

副组长：

成 员：

此次活动的策划、组织和实施具体由XXX负责。

六、有关要求

请所有扶贫干部高度重视，做好竞赛的知识学习工作。充分发挥政策知晓率，提高广大群众参与积极性，营造“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增智扶志助脱贫”良好氛围。

（一）脱贫攻坚相关知识

必答题：每村必答5题，按照答题情况每题累计1分。

1.提出的精准扶贫工作“六个精准”指的什么?

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

2.提出的精准扶贫工作“五个一批”指的什么?

发展生产脱贫一批、易地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

3.疆调扶贫工作必领做到的“三个实”指什么?

“三个实”是指：脱贫工作务实，脱贫过程扎实，脱贫结果真实。

4.强调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要解决好哪四个问题?

要解决好“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这四个问题。

5.“精准扶贫”的重要思想是在哪一年提出的?先后在哪几个地方召开座谈会?

2013年11月，赴湖南湘西考察时强调扶贫开发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贫”的重要思想。先后在陕西延安、贵州贵阳、宁夏银川、山西太原、四川成都等地召开座谈会。

6.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我们党的庄严承诺是什么?

到2020年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

7.《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提出的到2020年要实现“两不愁、三保障”总体目标，具体指的是什么?

“两不愁、三保障”即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

8.“一高于”、“一接近”是指什么?

“一高于”指贫因县摘帽时农牧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増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一接近”指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

9.中央脱贫攻坚工作机制是什么?

中央统筹，省(自治区、直辖市)负总责，地区监管，县抓落实，乡镇衔接，工作到村，扶贫到户，脱贫到人。

 

10.十八大召开的五年来，人民生活不断改善。多少贫困人口稳定脱贫？贫困发生率从百分之十点二下降多少?

六千多万贫困人口稳定脱贫；贫困发生率降至百分之四以下。

11.报告指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到二〇二〇年达到什么标准?

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做到脱真贫、真脱贫。

12.按照党的的要求，今后三年要重点抓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三大攻坚战是什么?

报告指出，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

13.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两个不掉队”是指什么?

实现全面小康，不让一个民族掉队，不让一个地区掉队。

14.深度贫困地区的“三区三州”是指哪里?

西藏、四省藏区、南疆四地州和四川凉山州、云南怒江州、甘肃临夏州。

16.深度贫困县、乡、村的认定标准是什么?

2017年深度贫困县的认定标准是贫困发生率在18%以上，深度贫困乡、贫困村的认定标准是贫困发生率在20%以上。

17.扶贫工作要五级书记一起抓，指的是哪五级?

省、市、县、乡、村。

18.精准脱贫攻坚工作基本方略是什么?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19.扶贫开发“十项重点工作”是什么?

村级道路畅通、饮水安全、农村电力保障、危房改造、特色产业增收、乡村旅游扶贫、教育扶贫、卫生和计划生育、文化建设、贫困村信息化工作。

20.扶贫标准线是多少?

2011年，中央决定，将农民年人均纯收入2300元(2010年不变价)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综合考虑物价水平和其他因素，逐年更新按现价计算的标准，2013年脱贫标准线为2736元，2017年脱贫标准线为3130元，预计2020年达到4000元。

抢答题：每村必答5题，按照答题情况每题累计1分。

1.全国“扶贫日”是哪天?

从2014年开始,国家将每年的10月17日设立为“扶贫日”。

2.自治区提出的精准脱贫工作的“七个一批”是什么?

通过转移就业扶持一批；通过发展产业扶持一批；通过土地清理再分配扶持一批；通过转为护边员扶持一批；通过易地扶贫搬迁扶持一批；通过实施生态补偿扶持一批；通过综合社会保障措施兜底一批。

3.自治区提出脱贫攻坚工作的“三个加大力度”是什么?

加大教育扶贫力度、加大健康扶贫力度、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

4.十个方面的聚焦发力指的什么?

陈全国书记在全区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工作会议中提出，在资金支持、政策保障、项目支撑、产业带动、重点突破、民生改善、生态脱贫、精准扶贫、统筹力量、扶智扶志十个方面聚集发力。

（二）乡情村情相关知识

1.你村常住户籍人口多少户多少人？

2.你村农业户籍人口多少户多少人？

3.你村农村低保户多少户多少人？城市低保户多少户多少人？

4.你村残疾人多少人？

5.你村财政供养人员多少户多少人？

6.空挂户多少户多少人？

7.你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多少户多少人？已脱贫多少户多少人？

8.你村那一年脱贫摘帽，还有多少未脱贫，那一年脱贫？

（三）倡导新风尚，移风易俗工作知识问答

1.移风易俗三年行动从什么时候开始？

答：从2018年到2020年。

2.“一约四会”是什么内容？

答：“一约”：村规民约；“四会”：红白理事会、禁毒禁赌会、道德评议会、村民议事会。

3.移风易俗主要应抓什么？

答：婚事新办、丧事简办、佛事不办。

4.党员干部、公职人员、村居干部移风易俗活动中要起带头作用吗？

答：要。

5.您所在乡镇、村有开展移风易俗宣传活动吗？

答：有，通过微信公众号、广播、宣传栏、公益广告等形式宣传。

6.您所在村有红白理事会吗？知道负责人是谁吗？

答：有。知道。举例...

7.您对移风易俗工作满意吗？

答：满意。

8.您支持政府倡导的“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吗？

答：支持。

9.丧葬期限有何规定？

答：殡期一般不超过3天，最长不超过5天。

10.党员、公职人员、村两委嫁娶方面怎么规定？

答：单方婚礼宴请席数不得超过15桌，双方联办的婚礼不得超过25桌，不准收受非亲属人员的礼品礼金。

11.党员和公职人员能操办除嫁娶以外的喜庆事宜吗？

答：一般不能，确需操办的，只能请亲属参加，不得请非亲属参加，宴请席数不得超过15桌。

12.一般村居民操办婚丧喜庆活动需要受约束吗？

答：要遵守当地的村规民约。

13.您所在的村有负责喜事丧事简办的组织（如红白理事会）吗？

答：有。举例...

14.您所在的村群众在办理婚丧喜庆过程中，有村干部或红白理事会成员等上门提出按村规民约要求简办婚丧喜庆事宜吗？

答：有。

15.您所在的村党员、公职人员在办理婚丧喜庆事宜中，有带头移风易俗、弘扬新风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