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风易俗工作总结范文
时间：2023-11-21 02:00:40
移风易俗工作总结篇1
一、指导思想
以加强思想道德教育、提高居民素质为根本，按照以人为本、改善民生的要求，扎实开展创建移风易俗示范活动，为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以推进乡风文明为目标，全面推动移风易俗创建活动，倡导科学文明的生活理念，弘扬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引导居民破除封建迷信，摒弃旧俗陋习，逐步促进居民精神文明建设，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细落小落实。
二、目标任务
坚持因地制宜、突出特色、立足实际、分类指导，以点带面、典型引路的原则，大力开展“移风易俗”创建活动。
(一)突出群众主题。移风易俗具有群众性、复杂性、普遍性和长期性等特点，推动移风易俗必须走群众路线，依靠和发动群众，通过引导群众主动参与，自觉践行，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约束。
(二)突出问题导向。深入基层一线，切实摸清摸准当地旧俗陋习的现状、把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找出来，围绕“移什么风”、“易什么俗”。
(三)突出正面引导。要把先进文化引领作为推动移风易俗工作的着力点，坚持正确导向，用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引导群众。
三、主要内容
(一)领导体制。成立移风易俗活动领导组织，广泛吸纳党员干部，成立移风易俗活动组织，并正常开展工作，有计划组织村民学习科普知识，开展科普活动。
(二)工作机制。通过广播会、党员干部会、议事代表会等形式，做好宣传教育工作，动员居民积极参与创建活动;建立移风易俗实施档案，创建活动实施方案、计划、总结，有会议、宣传、检查、考核、评比等文字、图片、影音资料。
(三)道德建设。开展“文明信用户”、“孝老爱亲户”、“平安家庭”、“好婆婆”、“好媳妇”等评选活动，居民参与比例占总户数的80%以上，鼓励党员干部带头。
(四)社会风尚。制定村规民约，下发到户，并在醒目位置张贴或悬挂;村民家中卫生干净整洁，物品摆放有序;
(五)公益事业。在进行集会或重大节庆时广泛进行宣传，利用公共场所开展移风易俗教育讲座，拓展宣传方式与内容，利用群众性文化体育和娱乐活动开展丰富多彩的移风易俗宣传活动。
四、实施步骤
整个移风易俗项目分三个阶段进行:
(一)宣传发动阶段(2020年11月—12月)运用横幅，标语，传单、电子显示屏等多种形式，广泛开展宣传活动，营造浓厚的氛围。同时，完善领导体制与工作机制，积极探索移风易俗新方法、新思路、新经验。
(二)全面推进阶段(2020年12月—2021年7月)推动移风易俗长效开展机制，在重大传统节日如春节、元宵节、端午节等节日期间，开展“文明信用户”、“孝老爱亲户”、“最美家庭”、“好婆婆”、“好媳妇”等评选活动，通过评选活动，树立学习典范，通过抓先进示范，抓典型带动，以点带面扎实推进。通过村规民约的制定，引导居民创建良好的社会风尚，并大力宣传，运用讲座文化活动等多种形式的活动，使得移风易俗深入人心。
(三)总结提升阶段(2021年7月—8月)坚持立足当前与着眼长远、集中行动与完善机制、治标与治本相结合，认真总结项目开展经验，回应目标，引导广大人民群众革除生活陋习，积极养成科学、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
五、项目考核指标
（一）成立一支由党员干部带头，居民参与的移风易俗领导组织，并制定相应的工作机制。
宣传讲座：不少于两场，分别于项目开展前期、后期举办。
（二）评选活动：举办四场不同类型的评选活动，分别为“文明信用户”、“孝老爱亲户”、“最美家庭”、“好婆婆、好媳妇”；
（三）制定村规民约，印制宣传册进行发放。
（四）文化娱乐类宣传活动活动不少于两场。
移风易俗工作总结篇2
清明节是我国传统节日，是缅怀先辈的、扫墓踏青的时节。为树立绿色清明、平安清明的文明新风尚，全力落实好移风易俗和森林消防工作，保护和美xx的秀山绿水，县林业局扎实开展“我们的节日·清明”主题活动。
一封倡议书，宣传深入人心。我局根据移风易俗和森林消防工作要求向广大市民朋友发放了一封绿色清明、文明祭祀倡议书，积极引导广大的市民朋友树立文明祭祀的理念，以鲜花替代焚烧纸钱，以植树替代爆竹燃放，即缅怀了先辈，又为后代留下一片绿色。
一份承诺书，以行动践行承诺。森林消防是林业本职工作，更与移风易俗工作密切相关，做好“绿色清明、平安清明”工作，林业干部需以身作则，发挥好带头作用。在4月2日的月末总结会上，全体干部职工签订了《平安清明承诺书》，承诺自觉遵守《森林防火条例》和《xx省森林消防条例》相关规定，并引导家庭成员和亲朋好友严格遵守，积极宣传移风易俗和森林消防。
一次党员活动，党员带头先行。我局各党支部扎实开展“移风易俗我争先”主题党日活动，林业党员们走村入户、走街串巷，发放宣传单，详细讲解知识要点，努力构建文明祭祀、厚养薄葬、尊老敬老的浓郁氛围。活动中共发放宣传单800余份，宣传成效良好。
移风易俗工作总结篇3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提出的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的有关规定，进一步提升文明程度，推进移风易俗，倡导文明新风，经研究决定，在全镇开展以自觉抵制婚丧喜庆事宜大操大办为主要内容的“移风易俗倡新风”主题教育活动。
一、指导思想
以党的十、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导，以移风易俗倡新风为主题，以自觉抵制婚丧喜庆事宜大操大办为重点，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更新思想观念、革除陈规陋习，形成科学、健康、文明操办婚丧喜庆事宜的良好风尚。
二、活动原则
（一）突出党员干部带头、率先垂范。坚持党员干部带头，发挥率先垂范作用，是开展主题教育活动的基本经验，也是活动能否收到实效的关键所在。全镇党员干部应该发扬务实、节俭的优良传统，带头移风易俗，简办婚丧事宜，为形成文明、节俭的社会新风尚作出表率。
（二）突出群众路线、全民参与。坚持群众路线、全民参与是“倡新风”活动的不竭动力。要把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凝聚群众贯穿活动全过程。通过宣传发动，激发群众的主动参与性，营造人人支持、全民参与的浓厚氛围，以群众满意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认真听取意见和建议，确保活动取得实效。
（三）突出各司其职、通力协作。“倡新风”活动是一项系统工程，困难多、任务重，按照镇党委统一部署，强化各职能部门和各村、镇直单位的主体作用发挥，理顺沟通协调机制，充分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本着分工协作、相互支持、形成合力的工作思路，周密安排，精心组织，保证活动的顺利开展。
（四）突出机制保障、常抓不懈。移风易俗工作的开展，各村要立足实际，因势利导，着力体制机制的建立和健全，促使移风易俗制度化、常态化。
三、目标任务
自觉抵制婚丧喜庆事宜大操大办，倡导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其他喜庆事宜不办，努力实现“革除陈规陋习，提高文明素质和文明程度”的目标。
（一）倡导婚事新办，树立新型婚俗观。坚持“喜事一天”的原则，在喜事当天办喜宴招待亲朋好友，控制婚宴规模、缩小宴请范围、减少宴请天数，不因虚荣攀比而大操大办，不使用鼓乐队，不搞歌舞演出，倡导用音箱播放欢快的音乐营造喜庆气氛。合理控制人情往来，不滥发请柬，树立健康文明的婚俗新风。
（二）倡导丧事简办，树立新型丧葬观。提倡孝敬父母、树立厚养薄葬新观念，形成文明简朴的丧葬礼俗，引导丧户简化祭拜方式，不使用鼓乐队，不唱戏，倡导用音箱播放哀乐或者戏曲。席桌上不提供酒水。在全镇树立起厚养薄葬、丧事简办的新风尚。
（三）倡导其他喜庆事宜不办，树立新型消费观。满月、生日、祝寿、上梁、搬家、升学、参军等喜庆事宜不通知亲属以外的人参加，不设宴请客，文明祝贺、仪式从简、人员从少，自觉抵制大操大办和借机敛财现象，倡导健康文明的交往方式和科学合理的消费观念。
（四）普遍开展“文明诚信户”、“孝老爱亲户”、“好婆婆”、“好媳妇”、“卫生文明户”等评选活动，使大家在评选中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五）积极开展群众文化活动。要进一步巩固村级文体广场、农家书屋全覆盖成果，提高使用效率。充分利用传统节日和古会，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形成崇尚健身、追求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的社会氛围。
四、活动要求
（一）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婚丧节庆事宜大操大办，盲目攀比、奢侈浪费和大搞封建迷信等不良风气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求是不相符的，与公民道德建设纲要是相违背的，也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各单位、各村要充分认识到开展移风易俗活动的重要意义，把此项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精心组织实施。
（二）加强领导，统筹协调。为确保活动顺利开展并取得成效，加强对活动的领导和协调，镇宣传、民政部门要积极履行牵头协调职能，各相关职能部门要紧密配合，形成合力。各村要落实责任领导，制定出移风易俗倡新风活动的实施细则，并将其纳入村规民约。要通过引导村民自觉遵守和维护村规民约，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约束。各村要根据实际，明确由村委会、老年协会或红白理事会等机构来执行村规民约，确保落实到位。同时，及时总结经验在全镇推广。
（三）机制保障，常抓不懈。移风易俗工作的开展，要看清其复杂、艰巨而又长期的特性，不能毕其功于一役，要常抓不懈、持之以恒，着力体制机制的建立和健全，促使移风易俗制度化、常态化。各村都应有一些常态化的活动，使移风易俗活动深入人心。
中共__镇委员会
移风易俗工作总结篇4
一、强化组织领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
某村党支部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有力的政策措施落实意识形态工作的各项任务，牢牢掌握意识形态的领导权主动权，把意识形态工作同经济工作同安排同部署，纳入全村工作年终考核的主要内容，把意识形态工作纳入党建工作责任制，村级工作目标的重要内容，建立健全意识形态工作学习小组，坚持意识形态工作原则，全力打好意识形态工作主动战。
二、强化理论学习，打造学习型党组织
某村坚持村党支部组织集中学习，加强了意识形态学习小组建设，进一步规范和完善了每周例会制度、集中学习反馈制等制度。今年某村党支部围绕“两学一做”、基层党建、党风廉政建设、扶贫攻坚、农业产业化、农村环境整治、移风易俗、舆论宣传引导、“学习”等内容共组织中心组专题学习等内容共组织中心组学习10次，村七职干部上交心得体会10余篇。
三、抓好舆论引导，传播凝聚正能量
在舆论引导与宣传中，某村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提高舆论引导效果，为全村的改革发展稳定大局提供强有力的舆论支持。在村里建立固定的工作宣传栏、宣传牌，同时建立了某村村政务微信群以及村干部工作群、村党支部活动群、移风易俗宣传群、扶贫攻坚宣传群等微信群，依托这些平台，大力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两学一做”、移风易俗、环境整治、廉政法治文化建设等内容，扩大了宣传面，提高了影响力。
四、创建文明某村，践行核心价值观
移风易俗工作总结篇5
新婚一年，河南省宁陵县赵村乡孔庄村的邵建国几乎没睡过好觉。“结婚把家底掏空了，挣的钱不够还债，还得瞒着媳妇。”他说。
邵建国是家里独子，他的婚事自然是全家大事。不到20岁，父母就托媒人说亲，女方嫌老宅太破，提出要新房。邵家一狠心，拿出3万元积蓄，又借了8万元凑足首付，在县城买了套90平方米的单元房，共花费24.6万元。
有了房，接下来是谈彩礼。按当地规矩，女方要8.8万元礼金，后来降到6.6万元。买“三金”（金镯子、金项链、金耳环）花费2万元；买衣服、见面钱、媒人礼、上下车礼等，又花了10万元。
婚姻大事，少不了办酒席。邵家先后办了订婚宴20桌、结婚宴20桌，每桌标准是380元。每次待客，要用18元一盒的烟，共20条；45元一瓶的酒，共20多箱。几场酒席办下来，花了6万多元。
“酒席标准算普通的，再低别人该笑话了。”邵建国说，农村来吃席的礼金少，拿50元五六口人来赴宴，哪家摆酒哪家赔。
风光过后，邵家陷入一个“债务深坑”：外债欠了20多万元，县城的房没钱装修，至今闲置。去年，母亲生病住院，花了2.4万元。如今，邵建国既要照顾老人，又要照顾孩子，只能在周边打零工。无奈，63岁的父亲背起行囊，外出打工还债。
“结不起婚”的不止邵家。桥楼乡八里曹村的张振东是远近闻名的致富能人，一年收入5万多元。2016年，大儿子结婚，他们按“一动（汽车）不动（房子）”的习俗，盖三层楼花费20多万元；买了一辆汽车，花费13万元。给女方8.8万元彩礼，待客30多桌。一个儿媳妇娶进门，张家花了50多万元。眼看二儿子又要结婚，老两口愁得睡不着。
宁陵县是部级贫困县，全县尚有贫困人口21312户、44818人。在扶贫对象识别中，有房有车的家庭不能被定为贫困户。而事实上，因天价彩礼、大操大办等陋俗造成的“隐性贫困户”十分普遍。
“因婚致贫、因大操大办返贫，与全力推进的脱贫攻坚背道而驰，必须采取有力措施，用移风易俗的钥匙，打开群众减负、社会文明‘两把锁’。”宁陵县县委书记李振兴说。去年9月，宁陵县启动“移风易俗新时尚”主题活动，坚决向农村大操大办歪风说“不”。
树新风：红白事有了新标准，理事会说了算，费用普遍降低1/3。
移风易俗，说起来简单，改起来难。如果政府下文件作硬性规定，会不会适得其反？
“其实，许多老百姓打心眼里也不愿大操大办，但又碍于情面，不得不办。政府要倡导推动，操作层面还要靠村民自治。”宁陵县县长马同和说。
让红白理事会发挥重要作用。在宁陵许多农村，红白事儿有了专人负责，被称为“大总”，他们和有威望的乡贤、老干部、媒婆组成红白理事会，倡导红事新办，白事简办，小事不办。
办酒席，标准怎么定？八里曹村红白理事会开了多次村民会，讨论了一个多月。一开始，白事酒席每桌不超过200元，不少村民觉得吃不饱，后定为每桌260元。村委会墙上张贴章程：“定亲礼金不超3万元；红事宴请每桌不超过十菜两汤；烟两盒，每盒不超15元；酒两瓶，每瓶不超50元；不得聘请专业乐队；婚嫁使用车辆严格控制在10辆以内。白事办理 ：去世三天祭拜，不准进行追丧演艺；丧宴每桌不超六菜一汤；除至亲和理事人员，其他人不准吃酒席。”标准确定后，张榜公布，村民自觉遵守。
“不讲排场、比阔气，说起来都拥护，但事到自己头上，会不会‘鼓着肚子撑’？”孔庄村红白理事会会长孔令英说，新规定刚下来，正赶上自己的父亲去世。身为会长，他犯起犹豫：“为别人办过那么多排场的红白事儿，自己父亲去世反倒不能大办？”有人提醒，你不带头，咋往下推？最终，孔令英按新规办事，客人减了一半。
不少人有顾虑，怕亲友说“抠门”。“吃过人家排场的酒席，到这儿这么简单。”张弓镇管庄村李殿军说，去年他添了个孙子，正赶上移风易俗，原想大办，一再推迟摆酒时间。到孙子满月，他见新规如“铁”，只好新事新办。准备了37桌酒席，最后只办了4桌，省下1万多元。
有人不遵守新规，又该如何？红白理事会自有办法。“农村办事须有‘大总’主持。凡不遵守新规的，理事会不派人参加。”管庄村红白理事会会长李殿江说。
宣传跟进。宁陵县委宣传部部长侯公涛说，县里组织在农村宣传“嫁闺女不是卖闺女”“天价彩礼要不得”等观念。下发文件，规范查处公职人员、党员干部婚丧事大操大办现象。县文明办向干部群众发放2万份倡议书，倡导文明节俭新风。
村民渐渐尝到俭办的甜头。乔楼乡许庄村的许诗强嫁闺女，只收了2万元彩礼。按他的说法：“你要的彩礼多，闺女嫁过去还不是要还账？”
过去，一家办事、全村吃席，吃不完的囫囵鸡直接扔掉，浪费严重。现在，有的村办喜事只上两盆菜，一盆鸡块、一盆鱼块，节俭实惠。
不久前，宁陵为9对新人集体举办婚礼，新人栽一棵爱情树，一起放飞爱情鸽，既浪漫，又节约。
抽样调查显示，宁陵县农村操办红白事费用普遍降低1/3。
种文化：长远机制有奖有罚，村民有承诺，干部有问责，榜样带动文明乡风。
改变习俗难，保持更不易。如何从机制上保证不反？春节前，乔楼乡政府的大会议室举行颁奖典礼，乡贤、孝贤、好婆婆、好媳妇、好妯娌披红戴花，挨个上场领奖。
八里曹村的孟祥玲是新当选的好媳妇。婆家有三兄弟，孟祥玲是大儿媳，二弟不幸去世，弟媳改嫁，留下1个4岁男孩，三弟做生意，常年在外，留下2个男孩。近10年，孟祥玲尽心照顾4个孩子，培养出3名大学生。
一边刹歪风，一边正民风。宁陵把选树先进作为涵养民风的抓手，开展“好婆婆、好媳妇”“星级文明户”等10项评选。全县有5人获中国好人榜提名，10人被评为河南好人，18人入选商丘市道德模范。
倡树新风奖罚分明。对违规大操大办的村民，宁陵取消其参评先进资格；是低保户的，建议取消其低保资格。“村民有承诺，干部有问责，移风易俗带来风气大变。”乔楼乡党委书记马士云说。
移风易俗凝聚合力。宁陵县委宣传部牵头，各部门联动。纪检监察部门对公职人员、农村党员干部红白事监督管理，严查顶风违纪行为；组织部门将简办红白事纳入考核；团委、妇联、民政等部门牵头举办集体婚礼，引导青年树立“不要车、不要房、自己家业自己创”的新型婚恋观。
新风持久要文化寻根。宁陵县组织对近百个村子的历史文化进行深度挖掘。选择24个贫困村，以“家风家训、村规民约、村史村训”等为主题，绘制精彩的文化墙，覆盖每个村的主要街道、文化广场，潜移默化教育村民。
移风易俗工作总结篇6
工程建设征地可能会对以土地为主要生产资料的农村移民的生产生活产生较大的影响。据调查，丹江口水库外迁移民搬迁前人均土地面积为0．061hm2，搬迁后人均土地面积达到0．1hm2，仅有23．23％的移民户搬迁后土地面积没有增加。政府通过征用农场土地，将移民尽量安置到土地资源较为丰富的地区，且实施了土地整理，配套了灌排设施与农田道路。受访移民认为搬迁后的土地质量与搬迁前相比好、较好与差不多的比例达到72．72％。安置地数量较多和质量较好的耕地大大降低了移民因工程建设而失去土地的风险，外迁移民丧失土地的风险较小。
失业风险
受访移民搬迁前种植业收入结构多样化特征较明显，以种植蔬菜、粮食或柑橘为主的移民占总数的93．43％，搬迁后农业收入普遍以土地出租为主。据了解，移民原来主要生活在丘陵山区，安置地为平原，短期内移民不太适应新的生产环境与生产经营方式，中老年人大都在家种菜或打零工，年轻人普遍外出务工。受访移民中，搬迁前以种地、打工、经商为最主要收入的分别占总数的52．53％、35．35％、5．56％，搬迁后最主要收入为打工的，达到受访者总数的77．78％。更进一步对搬迁前、后移民收入进行比较，认为收入增加的占1．52％，18．69％的受访者认为基本不变，认为减少的达79．79％。
除受访者可能存在故土难迁、复杂心理、保守谈收入等原因外，主要原因可能是移民依靠土地出租短期内收益不高。长期来看对多数农民而言，土地在某种程度上只是维持生活的最后一道防线，非农业收入逐步成为很多农村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而且安置区土地便于机械化操作，移民也可以有充裕的精力打工或经商等。但移民文化程度不高，原有的社会关系破坏而新的关系网络尚未建立，非农就业存在困难或成本增加，不少移民返回原迁出地寻找工作。该次调查在询问移民最希望得到哪方面的支持时，受访者选择就业机会的比例最高，达到42．93％。由此可见，移民搬迁后面临失业的风险较大。
失去房屋风险
受访移民搬迁前住房面积人均为27．95m2，搬迁后人均达到34．76m2，有71．72％的家庭搬迁后住房面积增大。搬迁前34．85％的家庭住房为砖混结构，39．90％的家庭为砖木结构，其余的为土木结构；搬迁后移民都住进了砖混结构的新房，且97．51％的移民是利用补偿款、建房困难补助或积蓄购买的新房，只有极少数移民通过向亲朋好友或银行借款购买新房。调查还显示，受访者认为搬迁后住房比搬迁前条件好或较好的占56．06％，认为差不多的为23．74％，认为较差或差的为20．20％。因此，丹江口水库移民失去房屋风险较小。
边缘化风险
异地外迁移民与安置地居民在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方面可能存在差异，容易产生各种矛盾和冲突。移民不适应安置地环境，容易对社会和自身缺乏信心，难以融入安置地，进而被边缘化。从移民对安置地气候与水土、生活习俗、语言沟通、人际交往、农业生产方式等的适应程度和当地居民对移民的态度、当地乡村干部对移民帮助作用的大小等七个方面综合分析移民的边缘化风险，调查数据与评分结果见表1。依据国际通用规则，加权得分＝“很好”比例×100分＋“较好”比例×80分＋“一般”比例×60分＋“较差”比例×30分＋“很差”比例×0分，综合评定结果取各单项的平均值。显然，移民外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短期内在当地干部对其家庭经济、生活等帮助的方面较为失望，对安置地的生产方式也有一定程度的不适应，而在其他方面，如气候与水土、生活习俗、语言沟通、人际交往等方面，相对来说比较适应，尤其是当地人对移民比较友好。综合评定丹江口水库移民边缘化的风险属于中等。
生活缺乏保障风险
移民搬迁前最主要的支出为日常生活、子女入学、生产经营和医疗的分别占总数的46．46％、30．30％、18．69％、4．55％，搬迁后最主要支出是日常生活的达到79．29％。搬迁后支出与搬迁前比较，认为增多的占47．98％，认为基本不变的占25．76％，认为减少的占26．26％。移民搬迁到安置地后，添置家用电器设备等增加了生活成本；还有一些移民反映搬迁前吃泉水、井水等不需花钱，搬迁后用上自来水虽然方便，但也增加了开支；加上物价水平不断攀升，移民在安置地生活成本增加，部分移民感觉到生活困难。调查显示，在最希望得到支持的方面，21．72％的移民选择解决生活困难，仅次于就业机会。安置地新农保普及相对滞后，仅有20．71％的受访移民明确表示参加了新农保。因此，丹江口水库移民缺乏生活保障的风险属于中等。
发病率和死亡率提高风险
在实地调查中，有6．06％的移民反映搬迁后的最主要支出是医疗费用，虽然相比搬迁前，比例提高了1．51％，但相对来说移民发病率和死亡率提高的风险较小。
失去享有公共财产和服务权利的风险
移民搬迁后，如果不能较好地分享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那么就容易失去发展的机会。通过孩子上学、购买日常生活品、求医看病、道路交通、供水供电、环境卫生、文化休闲、电信网络等基础设施的满意度来反映这一问题，具体调查数据及评分结果见表2。由表2可知，移民认为求医看病“较差”和“很差”的超过30％，说明安置地医疗条件有待进一步改善和提高，但其他方面满意度都比较高。综合评定外迁移民失去享有公共财产和服务权利的风险较小。
社区解体
移民搬迁可能导致长期形成的社区分解和裂化、社会组织与人际关系的平台遭到破坏，也容易使亲属关系逐渐变得淡化。丹江口水库外迁移民基本上是按成建制搬迁安置，尽量保持原有社会组织的相对完整性，但不在搬迁范围的亲戚朋友往往没有随迁，致使原来的社交圈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综合评定外迁移民社区解体的风险较小。2．9综合风险移民安置总的风险度采用单项风险等级值分别与其权重相乘后合计得到。陈艳在风险研究中将上述风险的权重依次定为0．20、0．10、0．15、0．10、0．10、0．10、0．15、0．10。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农村打工或经商人员增多，非农收入日益成为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因此应增加失业风险的权重，相应减少失去土地风险的权重，具体修正权重为0．15、0．15、0．15、0．10、0．10、0．10、0．15、0．10。通过计算，综合风险等级值为43．50，见表3。不难看出，丹江口水库外迁移民安置总风险程度介于较小风险与中等风险之。
结语
通过对丹江口水库外迁移民安置风险的定性和定量评估可以发现，外迁移民安置总的风险度并不大，移民安置情况总体良好，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前期移民安置规划是比较科学合理的，能控制和减少移民安置面临的各种风险，这为今后非自愿移民安置工作积累了经验。同时，不容忽视的是在单项风险方面，移民失业风险较大，边缘化与生活缺乏保障风险中等。因此，政府可通过进一步加大移民后期扶持力度，拓宽移民就业途径，重视移民教育培训与人文关怀，确保移民尽快融入安置地社会，并完善移民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来增强移民抵抗风险的能力，促进可持续发展与社会和谐稳定。
移风易俗工作总结篇7
关键词：“十七年”；农村题材电影；移风易俗；忆苦思甜；乡村传播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16248（2017）03009610
[GK-2！-2]
New Chinas rural communication practice
[HJ*2/3][HJ2.8mm]
[WT4BZ]――Analysis on the rural theme films based on “seventeen years”
LI Huanzhe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3，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study how the national ideology spread to the countryside in the “seventeen years”（1949～1966） of the new China， how to carry out social mobilization by “making changes in customs and traditions” and “contrasting past misery with present happiness”， and how to reshape the hardships of rural life， the films pictured and screened in “seventeen years” were as the object to conduct a detailed comparative analysis on the topic， the characters and the plot.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 the“seventeen years” of new China， the film “Childrens Marriages” attacks on the old marriage system， praises free love marriage and publicizes new marriage law. “Locust Tree Village” shows that the land reform fundamentally changes the economic foundation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of the Chinese local society. “The Sorcery” breaks the superstition and publicizes science. These films destroy old folk customs and old social relations so that people begin to reunderstand the social customs and habits， as a result， new social relations and norms in the films of “making changes in customs and traditions” gradually appear and establish. The film “Storm” and “The Whitehaired Girl” successfully depicts the sufferings of the people in old society， indicates that revolution cannot be automatically generated in the traditional old customs soil and reflects the progressive thought that the society is moving forward and developing. People must fight the reactionary class and backward forces to promote the legitimacy of the new regime through “contrasting past misery with present happiness”.The cultural and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of rural themes films， popularized by all the levels of organization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the “seventeen years”， is a pioneering practice of national communication.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situation， the party and the nation not only manifest the necessity of the class struggle， but also flexible to guide the rural politics to the new social form， which successfully achieve the 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Key words： “seventeen years”； rural theme film；making changes in customs and traditions； contrasting past misery with present happiness； rural transmission
[GK-2！-2]
自晚清以来，中国各政治团体和学术派别无不在探索国家与社会的现代转型问题上费尽周章，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和建设取得了成功。这其中的原因有很多，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中国共产党走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这应没有多少争议。但是，对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之后，中国共产党怎样领导人民建设新中国，特别是在农村发展的问题上，党的政策是怎样的，以及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政策，学界论述并不充分，这就给形形的观点以可乘之机。指出：既不能以改革开放后30年否定改革开放前30年，也不能以改革开放前30年否定改革开放后30年，“在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我们要有十分清醒而坚定的认识。”[1]怎样才能保持清醒的认识，特别是对改革开放前30年应该怎么看？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十七年”怎么看？弄清楚新中国“十七年”的乡村传播实践就显得非常关键。
新中国成立伊始，如何使新生政权在乡土扎根，这是关系到国家长治久安的头等大事。中国共产党人除了要严厉打击试图颠覆新社会的反动力量，还要在意识形态领域向旧风俗、旧思想宣战。而后者更加艰巨而复杂。为此，党的各级组织广泛地发动群众，开展了一场“移风易俗”“忆苦思甜”的运动。从传播学的视角来看，这场党领导下的文化政治实践堪称为乡村传播的典范。[HJ2.6mm]
一、新中国“十七年”乡村传播
与“移风易俗”
乡村传播与国家传播是相呼应的一对概念。国家传播学所要研究的是以“国家为主体和内涵的传播现象、问题、挑稹⒄铰约肮媛伞钡难术研究[2]，由此出发，国家传播可分为对内传播与对外传播，国家对内传播（简称内传播）是国家传播研究的应有之义。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来说，乡村传播自然是对内传播的重要内容。然而，当下学术界主要关心的是对外传播，即如何走出去的问题，对内传播经常被视为宣传、舆论、新闻传播技巧层面的内容，并没有被提升到与国家传播对应的层次进行研究。
回首新中国建立之初，当务之急还不是对外传播的问题，而是让自己的国民了解国家的性质以及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树立政府形象、巩固新生政权。所以，主席在1949年进北京前就提出决不当第二个李自成，而是要继续革命的主张1949年3月23日上午，中共中央从西柏坡动身前往北平的时候，主席意味深长地说：“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平，他们进了北平就变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实现共产主义。”参见金冲及《传（1893～1949）》，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917页。。这一艰巨任务当然需要人去执行，特别是在广大农村，从新政权的角度来讲，就是要把一支能打胜仗的军队变成成功的宣传队、工作队；从农民的角度来看，村里来了公家人，公家人让他明白了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谁才是这个国家的主人。这一系列理念和做法看似简单，实则充满了技巧和智慧。中国历史上许多短命政权恰恰失误在新政权立足未稳的时候，而中国共产党准确地把握了这一历史关头，推进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面对亿万没有文化甚至不识字的农民，不是去讲什么空洞的大道理，而是抓住日常生活中的“移风易俗”这一关键点，可谓是牵住了牛鼻子。
“移风易俗”并不是中国共产党的新发明，其最早的出处可以从《荀子・乐论》中找到：“乐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3]
据考证，在先秦文献中，“风俗”之义最早由“风”字指称。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分为风、雅、颂三部分，其中风占了大部分篇幅，这一部分共160篇，内容主要是民歌。由此可见，民风民乐特别重要。
先秦文化典籍《礼记》有“观民风，修其教，不移其俗”《礼记・王制第五》。的说法。又说：“入竟（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礼记・曲礼上》。“礼从宜，使从俗”《礼记・曲礼上》。[4]。但是，古人强调“教民成礼”“化民成俗”，并不是指习俗不应随时代移易及应变，而是强调教化的作用。儒家关于文艺具有“移风易俗”的社会功能的思想，在中国历史上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荀子・乐论》、汉代《毛诗序》、魏晋时阮籍《乐论》以及嵇康《声无哀乐论》等都对文艺的“移风易俗”作用有深入的探讨。到晚清时期，一些受西方思想影响的思想家和维新政治家，进一步提出“移风易俗”和“革除恶劣的旧习”主张。当时，他们除了办报刊宣传新思想，也把矛头指向已经延续了上千年之久的妇女缠足陋习。1898年，上海设立了天足会及不缠足会，黄遵宪与徐仁铸、谭嗣同等人也在湖南创办“不缠足会”和 “延年会”，提出“移风易俗，振兴国家”的口号[5]。
中国共产党在“移风易俗”上的做法一开始就与晚清以来的革新派不同，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共产党人就在农村根据地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并且“对一些流行的恶劣习俗进行了史无前例的扫荡”[6]，试图从根本上清除旧民俗的影响。但是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我们所面对的仍是一个广袤而凋敝的乡土社会和分散而“落后”的农民大众[6]。如何将其塑造成新国家的主人，“移风易俗”仍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综上可知，新中国建立之初，尽管还没有国家传播的概念和理论，但在对内对外的传播上已经有了国家传播的意识，为此，把国家传播与“移风易俗”联系起来，可以说找到了一个很好的突破口。
那么，为什么把“十七年”农村题材电影看做当时国家传播的一种典范呢？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国还没有自己的电视业，电影是最先进的视听传媒，以其作为国家传播的工具是顺理成章的。至于为何农村题材电影大行其道并成为“十七年”国家传播的重要载体？除了新中国所建立的遍布全国的电影放映队，更因为农民是这个国家的主体。孟繁华在《传媒与文化领导权》一书中对中国早期农村题材文学、戏剧与电影所做的分析，是令人信服的：
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在其初始阶段，其趣味性是不断地向农民文化倾斜的。这一文化趣味，一方面与中国的农业社会性质有关，与民间的文化传统和接受要求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文化意识形态长期的引导、动员有关。1942年以来，“为工农兵服务”首先是“普及”的问题，是长期以来不变的文艺方针。但就中国的具体状况而言，农民占社会人口的绝大多数，真正的产业工人由于历史的短暂，还没有形成自己特有的文化欣赏趣味，中国士兵多为农民出身，他们的趣味事实上就是农民的趣味。因此，社会主义文化在它形成的最初阶段，就是以农民文化作为基础的。1942年以后创作出的“红色经典”，不仅题材是农村的，而且人物、故事情节、结构和结局，都是以农民的欣赏方式设置的[7]。
其实，主席早就对于“工农兵”问题有过精辟的概括：“农民――这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前身，将来还要有几千万农民进入城市，进入工厂。”“农民――这是中国军队的来源。士兵就是穿着军服的农民。”“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所谓扫除文盲，所谓普及教育，所谓大众文艺，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8]
所以，称“十七年”时期的中国为农民中国一点也不为过，甚至可以说恰如其分。作为农民中国最重要的传播媒介，“十七年”农村题材电影在国家对农村传播方面的贡献可谓成效卓著。
二、“移风易俗”与乡土社会的变迁
孔子说：“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礼记・学记》。又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而不从。”《论语・子路》。这说明教育的重要性。要教化百姓，形成良好的风尚，关键在教育。而对教化风俗之事，要靠榜样引导，不能仅仅靠强力推进。新中国“十七年”所推行的移风易俗在本质上是一种教化人心的活动，更多的是发生在人民群众内部的事情，用教育的方式显然要比强制的方式收到更好的效果。“十七年”农村题材电影中的乡村文化政治实践即是如此。不管在婚姻问题上，是在解决依附于土地的各种关系问题上，榜样的力量都不容小觑，而如何发挥榜样的作用，电影作为当时最流行的一种大众传媒就大有用武之地。我们试以电影中的婚姻及人际关系的变革为例略作分析。
（一）宣传新婚姻法，破除旧婚俗
新中国成立伊始，把学习和遵守新婚姻法，看做是一场艰巨的斗争。“移风易俗”，就是要大力鞭挞旧习俗，高歌新社会新风尚。如电影《儿女亲事》（1950年）、《赵小兰》（1953年）、《小二黑结婚》（1964年），以及《两家春》（1951年）、《一场风波》（1954年）、《刘巧儿》（1956年）、《李二嫂改嫁》（1957年）等，主要是为了宣传党的政策，反映人民政府在婚姻改革方面的努力。但是，影片要想深入人心，不得不借助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说老百姓听得懂的语言，采用老百姓熟悉的乡村故事。
正如梁斌在《漫谈〈红旗谱〉的创作》中所讲，“书是这样长，都是写的阶级斗争，主题思想是站得住的，但是要让读者从头到尾读下去，就得加强生活的部分，于是安排了云涛和春兰，江涛和严萍的爱情故事，扩充了生活的内容。”[9]作家如此，电影导演欲使自己的电影好看，自然也不能生硬地讲大道理，而把意识形态和宣传味儿融入时尚元素里头――这的确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电影《儿女亲事》讲述的是新婚姻法战胜旧习俗的故事：在一个后的农村东枣庄，青年男女王贵春与李秀兰正处在热恋中。但村里一些人对王贵春和李秀兰的自由恋爱看不惯，认为这样的新鲜事“伤风败俗”。秀兰爹李老川是一个旧脑筋的人，他反对女儿自由恋爱，硬要自作主张将女儿许配给西枣庄赵老蛮的侄子赵大奎。尽管后来在女儿的坚决反对下，李老川不再坚持包办婚姻，但是仍然反对秀兰和贵春的自由婚姻。直到有一天，割麦子的时候，恰逢要下大雨，女儿女婿跑来帮助缺少人手的单干户李老川抢收麦子，事实教育了李老川，父女终于言归于好。
与《儿女亲事》一样，“十七年”期间宣传新婚姻法的作品有很多，但真正引起轰动效应的应属电影《小二黑结婚》。影片既是对旧婚姻制度的抨击，也是对自由恋爱婚姻的歌颂，同时对旧社会农民的风俗与信仰做了善意的讽刺。
在“十七年”农村题材电影中，“结婚自由、男女平等”不仅是一句响亮的婚姻变革口号，而且是革命的象征。电影《小二黑结婚》是这样，更早由小说《小二黑结婚》改编而成的评剧电影《刘巧儿》也是如此。它唱出了人们对新婚姻的向往，其经典台词“这一回我可要自己找婆家”甚至成了当时广大妇女争取婚姻自由的口号。
在“移风易俗”方面，我们同样不能不提到影片《一场风波》《李二嫂改嫁》对寡妇再婚的支持，它对传统婚姻禁忌的打破也许更具有革命性。
在《一场风波》中，杨永德和杨永成是传统势力的代表，他们阻止寡妇立福嫂和单身汉曾良臣结合，却想把立福嫂的女儿春梅嫁给曾良臣，结果立福嫂被逼得差点上吊自杀。影片最后，在党和群众的联合斗争下，旧势力终于被打倒，而且杨永成也受到深刻教育，从思想源头上祛除了封建的那一套婚嫁思想。可以说，立福嫂的胜利就是对传统婚姻陋俗的有力打击。
同样，根据山东吕剧改编的电影《李二嫂改嫁》，讲述的是心地善良的寡妇李二嫂，和经常帮助自己的劳动能手张小六产生了感情，却遭到恶婆婆的百般阻挠。最终，爱情的力量战胜了内心的怯弱，李二嫂在斗争中和小六终成眷属。在影片中，中国几千年“三从四德”的旧婚俗被革除了，新婚姻制度赢得了胜利。
（二）――摧毁旧社会关系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
如果说对新婚姻法的宣传拉开了“十七年”“移风易俗”的大幕，那么反映的影片向观众呈现的是――农村旧社会关系所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是如何被彻底摧毁的。
《槐树庄》（1962年）通过华北地区一个小村庄的政治风云变幻，描绘了中国农村从到成立这一沧桑巨变，多层次地展示了那段特殊历史时期中国农村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和政治风貌。影片开头把故事背景放在1947年，这正是解放战争的第二个年头，农村轰轰烈烈展开的时候，槐树庄正反两派力量粉墨登场了：一边是以共产党员郭大娘为代表的贫农团，被塑造成党的正确路线的代表；另一边是地主崔老昆和他的儿子，他们被当做了反派代表。
对于《槐树庄》[10]这样一部电影来说，我们不必斤斤计较于其政治化的表达、概念化的说教，而应该看到它作为那个时代的产物，无论从国家传播还是乡村传播的角度来说，都具有典型意义。
黄宗智还以丁玲的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为例进一步谈到当时的文艺描写：“故事围绕着南水屯村（河北涿鹿县）的地主和‘恶霸’钱文贵而逐次展开。但实际上，钱只有十亩土地，按照法的标准只能算是家境较好的中农。导致把他当做地主的原因不是他的阶级地位，而是他与其他村民糟透了的人际关系。”[11]
可见，不仅是土地隶属关系的改革，更是人际关系的一种根本变革。 换句话说：以意识形态为标准而不是以土地财产为标准来划分农村的阶级，这不是个别现象。当时的文学、电影等艺术作品为我们呈现了斗争的复杂性。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2]人际关系，就是人们在生产、生活中所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旧的土地关系变了，社会关系自然也要发生变化。
、集体化，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乡土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人际关系。旧风俗所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一旦被破坏，其整个大厦的命运也只能是墙倒屋塌、土崩瓦解了。
（三）破除迷信，构建新社会关系
除了以外，中国民间的俗神信仰也拥有很强大的力量，后者通常被视为封建迷信。这其中就包括自然神崇拜、职业神崇拜和人神崇拜三种。如王母娘娘的崇拜就是中国人对天神的崇拜。王母娘娘又称西王母、瑶池金母。民间的祀奉又多受西王母传说的影响。在电影《天仙配》（1955年）、《牛郎织女》（1963年）中，王母都是天上一个至高无上的神，甚至成了封建统治者的一个象征。
“十七年”农村题材影片《神鬼不`》（1950年）是一部破除迷信、宣传科学的试验性电影。影片描写农村尽管还很穷，但村头的小庙总比村民的房子还好。村庄虽然风景优美、田园秀丽，但人们不相信科学，时常到庙里求神拜佛吃香灰，这在解放初期的农村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农民康有的媳妇生了孩子，因为是旧法接生，得了产后风，孩子也生了病。康有去请巫神，结果大人的病越来越重，孩子也被巫神折磨死了。村干部为了教育群众和改造巫神，演出了一场“假病试神”的好戏，搞得巫神狼狈不堪，现了原形。最后还是医生治好了康有妻子的病。这部影片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中国农民对神鬼的迷信，同时对农村神汉跳大神、巫婆看病的民间陋习进行了全程的演绎和展示，使我们今天还能够对当时的神鬼崇拜现象有一个直观的认识。从新思想的传播来看，破除迷信，对于农村的旧势力、旧思想是一个沉重打击。不破不立，旧的破了，新的才能立得住。
当然，破除迷信走过了头，也容易导致对民间信仰的普遍打击。如电影《鲁班的传说》（1958年）依据传说故事，选取“修桥”“建庙”“造角楼”3个素材进行加工创造，塑造了心地善良、才智过人而又富有正义感、 同情心的“木匠之祖”鲁班的形象。这是很有意义的，但是由于时代的关系，《鲁班的传说》“通过把民间传说中已经被‘神化’的鲁班彻底地‘人化’，……使‘鲁班的传说’变成‘对鲁班的传说的解说’，否定了神话、传说片本身的特点和功能。”[13]这也多少令人感到遗憾。
可见，破除迷信，不等于破除一切宗教、信仰、习俗。生活世界从某种角度来讲是一个文化概念，要了解一个社会群体以及社会的文化，往往是从认识社会的习俗和习惯开始。
在“十七年”早期作品中，基本上还能做到对习俗的遵守。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与现代式的法律等制度规范无关，而是源于人格化的深度信任以及对违反这种信任的惩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电影《白毛女》（1950年）中对黄世仁的严惩，既是革命斗争的一部分，也是乡村伦理、乡村公平正义的一种体现。同时，它还奠定了国家在农村传播中的新价值观――革命价值观。
实际上，不仅《白毛女》注重民间习俗的表现――它既让我们看到了杨家、王家与赵大叔这样密切的村民关系，又让我们目睹了黄世仁与杨白劳父女之间的尖锐矛盾；同样，在电影《红旗谱》（1960年）中我们既看到朱老忠、严志和这种农民的世交友情，也对冯兰池父子与朱老忠父子的世代深仇印象深刻。这里面除了阶级之间的对立，社会文化习俗的力量也不可忽视。婚嫁丧葬、血缘邻里皆成为文化习俗的重要载体，集中体现着村民的社会关系网络，正是靠了这种人际关系网络，王大春和喜儿才能逃出黄世仁的魔爪；而朱老忠他们才能在与冯兰池的斗争中取得最后胜利。
正如费孝通《乡土中国》所揭示的，中国农村社会的基层结构是一种“差序格局”，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13]，血缘、亲缘、地缘便是中国传统农村的社会网络结构赖以形成的基础。由此在生产活动和生活事件中形成的社会关系，贯穿于人们日常生活的始终，并伴随活动往来的频繁而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加强，成为村落生活中人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由此我们也能充分认识到，在农村，社会关系已经成为仅次于土地（形而下）的另外一种重要资源（形而上的）。不对此进行变革就谈不上新社会、新中国。
因此，“移风易俗”对于新中国来说更像是一种过渡性政策，而非根本性的变革。
农村合作社是“十七年”农村题材影片反复强调的内容之一，片中经常告诫人们集体的重要，单干没有好结果。而片面追求私人利益的个人自然成为了合作社时期的边缘人，如电影《花好月圆》（1958年）中的范登高、“糊涂涂”“常有理”“铁算盘”等，都属于这一类。从爱情关系也可以看出“十七年”所倡导的新型人际关系，如影片《妈妈要我出嫁》中玉春不爱单干的九喜却爱上合作社的明华，这就清楚地告诉我们：不在集体中的人是不可能和集体中的人建立和谐爱情的。到了《槐树庄》，走集体道路的郭大娘要坚决和自己的干儿子――落后干部崔治国划清界限，这说明阶级关系已经成为农村各种关系中最重要的人际关系。
三、“忆苦思甜”与“十七年”农村
题材电影中的乡村政治实践
“晚清国家政权基本上成功地将自己的权威和利益溶合进文化网络之中，从而得到乡村精英的公认。”[14]新中国建立后，对宗族等传统社会组织和传统的民间宗教等文化象征体系，经由“移风易俗”变成彻底的摧毁。这就导致杜赞奇所说的晚清以来所建立的“权力文化网络”不复存在。那么，新中国在彻底摧毁旧的农村文化体系的同时，又是怎样把新的权力网络建构起来呢？我们试结合“十七年”农村题材电影从以下两方面来探讨。
（一）“翻身”“忆苦思甜”与国家认同
以电影《白毛女》为例，作为新中国最早诞生的故事片之一，它所讲述的“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故事，不仅生动诠释了“翻身”与“解放”等时代关键词，而且深刻引导了“工农兵电影”范式的确立，为起步阶段的新中国电影赢得了最高观众纪录并蜚声于国际影坛，被认为“在中国――红色的东方也存在着电影艺术的唯一确证”[15]。与《白毛女》一样，通过“翻身”“诉苦”和“忆苦思甜”来建构国家认同，取得巨大成功的影片还有很多，如《红旗谱》（1960年）、《红色娘子军》（1961年）、《暴风骤雨》（1961年）、《小二黑结婚》（1964年）等。
“翻身”“解放”是对一种经济社会巨大变革的形象表述。就不同的社会阶级、阶层而言，是其存在状态和社会位置的根本改变。“诉苦”不仅是一种分类（划分阶级）的过程，进而被理解为一种动员社会的方式，而且“诉苦”重构了农民与周围世界的关系包括与国家的关系。中的“诉苦”启发了农民的“阶级觉悟”和对新旧两种社会的认知，凸显出国家作为人民大救星的形象，这一积极国家形象的获知是以“翻身”――改变农民常规性的生活逻辑为基础的。另外，旧中国作为暴力统治的形象是通过摧毁传统社会中最具权威、农民最敬畏的人物及其象征而显示出来。因此，“诉苦”，不仅建立消极的旧国家形象――把苦的来源归结为万恶的旧制度，同时建立了积极的新国家形象：农民起来诉苦、斗争是国家的发动（作为国家代表的工作队是动员农民的最重要形式）；而农民敢于起来诉苦、斗争，是因为有国家撑腰[6]。
黑白故事片《暴风骤雨》是根据作家周立波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完整再现了土地革命初期的农村阶级斗争，也反映了当时处于中国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地位的变化：从被压迫到被发动再到当家作主的全过程。在工作队到来之前，元茂屯仍然保持着旧中国乡村传统的社会结构，即国家、乡村政治精英和农民三者所组成的金字塔结构，然而，随着政权在军事上的失败以及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崛起（影片开头即交代了这一背景），由于国家的短暂缺位，也由于民间政治精英的盘根错节和农民大众的分散无序，金字塔结构被打破。在元茂屯，乡绅或曰“恶霸地主”韩老六实际上是屯内政治、经济上的领导者，农会也在他的狗腿子张富英等人的控制之下。新生的共产党政权希望通过运动形式获取农村的领导权，韩老六作为旧体制既得利益的代表者，自然也成为斗争最大的障碍。
作为外来者――工作队与韩老六的斗争离不开当地农民的支持。萧队长们需要农民的力量，需要他们站出来，证明原本占有地权的一方是非正义的，从而为地权转换提供必要的合理性。所以工作队要走街串巷，了解农民过去遭受的不幸和现存的困难，分析不同人的性格和态度，琢磨着怎样才能将群众发动起来。
作为最需要土地的人――农民成了新生政权和地主都要争取的对象。如电影一开始，萧队长就通过和当地农民的交谈，认识到当地群众“觉悟”不高――没有主动团结起来反抗地主的意愿。在农民贸然向韩老六宅子冲去的时候，萧队长也批评没有控制好局势的另一队员――“时机尚未成熟”――农民尚未完全抛却顾虑，没有放下长期形成的对地主的恐惧和依赖，也尚未理解工作队的性质。这里的“时机”和“觉悟”表明：发动农民还需要一个过程。
在这场运动中作为反方的地主大户（韩老六、杜善人和唐抓子），需要拉拢农民（乡亲）来延续他们的统治地位，获取由土地所得的全部利益。为了这个长远目标，韩老六假意对以往所作所为作出忏悔，表示愿意将部分利益暂时与雇工分享，必要时也不惜对游移摇摆中的佃户进行威胁和劝诱。
在电影《暴风骤雨》中，农民最终被动员起来集体斗倒了地主，很明显，这是一个革命者宣鳌⒎⒍革命的必然结果。但是，从更深层次上来看，这也充分表明革命是不能在传统的旧风俗的土壤中自动生成的。农民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如赵玉林那样脱胎换骨，从宗族、邻里等旧的社会关系中走出来，完成革命的任务，并成为新社会的主人。
这部电影从“十七年”的电影传播实践来说非常成功。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作为那个时代的代表性作品，它使人认识到：农村革命斗争的胜利是来之不易的，农民要“翻身”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且只有“忆苦”之后才能“思甜”，只有革命政权的牢固，才能给贫苦百姓带来新生。这恰恰是“忆苦思甜”的关键所在。
（二）超越民间立场与阶级立场的模糊地带
对于党来说，仅仅“忆苦思甜”是不够的，这种身体的感觉还要转化为农民内在的需求。为此，“移风易俗”，特别是通过“忆苦思甜”培育革命意识形态、转变乡土观念、教化人心才是最重要的。
研究发现，在“十七年”农村题材电影中，民俗不仅是重要的背景，而且是看点所在。在许多影片中，民俗对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主题的镶嵌与革命话语对传统民俗的置换是并生共存的。
在影片《花好月圆》中，农民马多寿等人考虑问题都非常实际，他们对集体化的抵触和转变都与自己的实际利益有关，可以说他们目光短浅、私心太重，也可以说这正是小农生活的写照。马多寿不愿入社的原因是怕失去自己的土地，反对开渠的原因同样是怕失去那块“刀把地”。为了保住土地和自己的利益不受侵犯，他费尽了心思、想尽了办法。最后当他思想转变想入社的时候，并不是对“扩社”有了根本性的“正确”认识，而是意识到自己追求的家大财多的梦想在分家后已无法实现，不如过个清净日子算了。在马多寿这个人物身上典型地体现了与土地紧密关联的农民及其内心世界。在影片所呈现的乡村民间社会中，宗族之间的关系、相互之间的姻亲关系与阶级关系是交织在一起的，政治斗争也渗透着伦理情感的因素在里面，而政治观念不同所带来的生活冲突，并不是用政治的是与非就能解决的。伦理的、情感的诸多因素仍在制约着他们的生活。
与《花好月圆》这种把民俗元素、利益纠葛镶嵌在革命故事之中的做法略有不同，谢晋影片的革命故事是仪式化的。“《红色娘子军》《舞台姐妹》通过琼花和春花的命运变迁提供了一个崭新的秩序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的证明，在这个意义上，这两部影片是政治性的。在旧的‘权力―服从’关系中，琼花与春花的身份是童养媳，这一身份设计表明她们在这一权力关系中的位置是纯粹被动的，而她们与‘革命’的关系却是自主的、自觉的。但是，这种自愿的选择却需要诱导，并经过仪式化的过程，使人物的行为动机从利益的考虑（复仇、独立）转变为价值和信念的选择。……革命，不仅仅意味着摧毁旧世界，还意味着建立新秩序，意味着素朴的感情必须被纳入到一个信仰体系或意识形态之中，这个信仰体系和意识形态正是新秩序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的牢固基础。”[16]
如果说在凌子风《红旗谱》与谢晋《红色娘子军》中，阶级立场压倒了民俗立场，那么在根据山药蛋派小说改编的一系列影片中则民俗立场并没有因时代政治的缘故而褪色，反而更为凸显出来。如《小二黑结婚》《我们村里的年轻人》（1959年）等，把风光、风情、风俗搬上银幕，构成了“十七年”农村题材电影的重要景观。
不论是民间风情还是革命仪式的描写，我们都可以看到作者（编导者）对待革命文艺创作的两种立场――阶级立场与民间立场（或者说民俗立场）的并行不悖，当然，其中表现出的阶级立场往往要超越其民间温情――这不能不说是出于时代的需求，但是这毕竟还为民间立场与阶级立场留下了一个模糊的中间地带。
当然，模糊终归是暂时的。正如有论者指出的：“新中国电影史就是一部中国革命的历史。说它是一部革命史，是因为当时的电影创作几乎都是反映革命斗争的”[17]，“这些影片的共同点是它们都努力表现一种进步的革命思想，它们告诉观众社会是如何前进、发展的，反动阶级及落后势力又是如何阻挠这种前进和发展的”。“在这些影片中，阶级斗争是它们共同的主题。”[17]
影片《白毛女》的背景是解放前的华北农村。贫苦佃农杨白劳早年丧妻，与喜儿相依为命。邻居王大婶及其子王大春常给杨家父女多方照顾，两家融洽和睦。喜儿和大春相处日久，情投意合。不仅杨、王两家是邻居，片中的坏蛋黄世仁也是农村这个熟人社会里的人，杨白劳与黄世仁是旧中国那种典型的租佃关系。这与费孝通所描述的乡土中国基本吻合。但是，由于影片的主题一旦确定为“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原来建立在乡土关系之上的那种“熟人社会”立刻土崩瓦解。
电影《暴风骤雨》的主题是阶级斗争――、分田地，原著书名取自于语：“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压制不住。”[18]这部影片，还有随后的《槐树庄》《夺印》（1963年）、《汾水长流》（1963年）、《分水岭》（1964年）、《青松岭》（1965年）等影片，让我们看到了乡村的阶级斗争。如果说《槐树庄》表现的是贫农与地主及其后代的斗争，电影《青松岭》则更进一步，展现了贫农与富农的阶级斗争，并把矛头指向了富农。这表明，“十七年”阶级斗争已经在乡村政治中浮现出来。
四、结语
艺术是现实的一面镜子。作为社会动员工具的新中国“十七年”电影，清楚地显示了“移风易俗”“忆苦思甜”与乡村政治的互动关系。表面来看，似乎党和政府只是因势利导，而实际上是重要的推手。在“十七年”电影中，“移风易俗”是以新风俗代替旧风俗、建设新的民间社会的努力；“忆苦思甜” 是通过身心的味觉重建来确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生政权的合法性；而从民间社会到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新中国乡村复杂的政治生态也说明――仅仅有美好的愿望还是不够的――“移风易俗”如果忽视了民俗，甚至以意识形态建构取代民俗，乡村政治则很容易走极端。如果以阶级斗争描写取代了乡村传播的最后一处模糊地带，国家传播就变成了一场独角戏。
可以说，“十七年”乡村政治比较柔性的部分就在于“移风易俗”，而比较激烈的表现就是阶级斗争。在这二者之间，“忆苦思甜”就变得很重要，记住旧社会的“苦”，才能体会到新社会的甜蜜和幸福。新中国“十七年”农村题材电影很好地为我们呈现了党和国家在这一历史时期的宣传技巧和策略。
参考文献：
[1][WB].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2]全球修辞学会.首届国家传播学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召开[EB/OL].（20160508）[20170216].http：///meeting/subject/MeetingNews！
detail.action？id=66147
[3]荀子.荀子[M].O安邦，马银华，译.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
[4]韩路.四书五经[M].沈阳：沈阳出版社，1997.
[5]刘锡诚.关于移风易俗[N].中国民族报，20040430（12）.
[6]孙立平，郭于华.诉苦：一种农民国家观念形成的中介机制[J].中国学术，2002（4）：130157.
[7]孟繁华.传媒与文化领导权――当代中国的文化生产与文化认同[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
[8].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9]梁斌.漫谈《红旗谱》的创作[C]//刘去涛，郭文静.梁斌研究专集.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86：1745.
[10]杨远婴.中国电影中的乡土想象[J].电影艺术，2000（1）：6667.
[11]黄宗智.中国革命中的农村阶级斗争――从到时期的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C]//中国乡村研究：第二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6695.
[12]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C]//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8.
[13]章柏青，贾磊磊.中国当代电影发展史[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
[14]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M].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
[15]朱安平.《白毛女》：为新中国电影“确证”[J].文史精华， 2009（2）：4852，1.
[16]汪晖.政治与道德及其置换的秘密――谢晋电影分析[J].电影艺术，1990（2）：26.
[17]胡菊彬.新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史（1949～1976）[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
移风易俗工作总结篇8
一、抓领导，夯责任，努力构建精神文明建设平台 我街道党工委、办事处对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比较重视，切实做到 强化领导，夯实责任，注重三个坚持，确保精神文明工作的顺利开 展。
一是坚持“三个文明”一起抓的工作方针。党工委、办事处将精 神文明与经济工作同等对待，定期召开街道党工委专题会议，始终做 到精神文明工作与经济工作同安排、同部署、同落实、同考核、同奖 惩。年初，与各社区签订了《精神文明建设目标责任书》，及时制 订、下发了《金银山街道 XX 年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要点》，理出了以 “公民道德建设”为主线，以“五星村十星户”创建活动为重点，以 第 1 页 共 4 页 “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为突破口，进一步明确了精神 文明建设的工作思路。
二是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领导。健全完善“党工委统一领导，党 政群齐抓共管，文化站组织协调，全社会积极参与”的领导体制和工 作机制，形成精神文明建设的强大合力。街道组建和加强精神文明建 设指导队伍，年初抽调 12 名机关干部，下派 6 个社区为精神文明建设 工作指导员，健全了精神文明工作网络。各社区均对精神文明工作任 务进行了细化分解，并结合实际制订了精神文明建设要点。
三是坚持一份责任书，涵盖街道全面建设、全面发展的目标任 务。年初与各社区、辖区学校、企事业单位及相关部门签订了目标责 任书，落实责任到人，使精神文明建设任务落到了实处。
二、抓教育，突重点，牢牢抓住精神文明建设要点 XX 年是深入贯彻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和省、市、区党代会精神 的重要一年，街道按照上级部署，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社会 主义和新价值体系为根本，着力推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不断提 高市民道德素质和文明程度。
一是有重点、分层次地抓好理论学习和培训。从党工委班子成员 做起，深入学习十六届五中全会和党的十七大精神等内容，展开对 “怎样做一名合格的人民公仆”、“如何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如 第 2 页 共 4 页 何加快街道发展”等调研。其次，对机关干部的教育从点滴做起，围 绕创建学习型机关的目标建全完善了机关干部周学习制度，系统学习 了中央、省、市、区领导的重要讲话及会议精神。今年来，在机关干 部中开展工作作风教育整顿活动 3 次，80 余名干部均结合自身实际写 了心得体会、剖析材料、整改措施等，达到了取长补短、相互促进的 目的。第三，加强对社区干部的学习和培训。重点学习了新时期党在 农村的路线方针，全年共举办 200 人以上的集中学习培训班 3 次。此 外在人群集中处设点宣传 9 次，发放宣传资料和问卷 7000 余份，有效 的营造了浓厚的学习氛围。
二是积极开展以公民道德教育为主要内容的教育实践活动。继续 紧紧抓住“八荣八耻”教育，坚持正面教育为主，以自我教育为主， 把社会主义荣辱观延伸到社区、落实到每个市民、普及到广大群众之 中。以市民学校为平台，继续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深入落实《公 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以制度创新作风建设为契机，大力加强作风 建设，开展以“廉政”为主题的征文活动。通过采取以上措施，使本 地区广大干部群众政治理论水平明显提高，精神面貌有了可喜变化， 参与家园建设热情高涨，忠实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蔚然成风。
三是齐抓共管，优化环境，有针对性地加强未成年人道德教育。
首先，充分发挥学校德育课堂的作用，对未成年人进行宣传教育活 动，引导未成年人向英雄学习、提高道德素养。其次，各社区担负起 第 3 页 共 4 页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社会责任，建起了中小学生的第三课堂，教 育他们遵守社会公德，维护社会环境。西流湾社区组织成立了“小红 帽志愿者中队”，开展了“争做社区小主人”活动，充分发挥中小学 生在社区建设中的生 第 4 页 共 4 页
2018年度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总结_小学2018年度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总结工作总结 小学 2018 年度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总结 撰写人：XXX 职务：XXX 2 小学 2018 年度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总结 xx 年度，学校在 xx 学院党委领导下，我们全校师生团结一 心，扎实开展工作 ，着力推进学校精神文明创建活动，遵循依 法治校、以德育人的办学理念，不断提高教师的政治素质，逐步 树立起和谐、发展的优良校风。现将 xx 年度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总结如下： 一、统一思想，营造浓烈的创建氛围。
学校成立精神文明建设领导小组， 制订了精神文明建设工作 计划、安排了活动内容，营造创建工作的良好氛围，突出创建文 明学校的中心内容。通过召开教职工大会、主题班队会、开展校 园文化建设、创建安全文明和谐校园等活动，营造了浓烈精神文 明建设的氛围。
二、抓好组织落实，是各项工作的保障。
学校精神文明、综合治理、计划生育、普法教育和卫生工作 由学校主要领导负责，在工作中做到有组织，有制度，有检查， 有落实，使精神文明工作落实到头、责任到人，使我校的教育、 教学、教研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也使校园文化建设得到了升 华。学校领导班子成员做到以身作则，团结进取，求实创新；广 大教师中呈现了爱岗敬业，刻苦钻研教材，大胆参与教改；学生 形成了努力学习文化知识，讲文明懂礼貌，争做少年君子，形成 健康向上的好学风。
三、更新学校管理理念，建构完善现代学校管理制度。
一是继续加强学校管理建设。推行校委会议事制度，校长办 公会制度。重点加强校委会工作简报、科室工作简报制度，每周 第 2 页 共 10 页 3 五校委会成员、各科室工作汇总到工会，由工会统计梳理，然后 进行校务公示通报，并由办公室发送到各位教师邮箱。二是推行 扁平化管理模式，实行“4+x”管理模式探索。暑期开展校委会 成员工作调整和中层干部调整，学校管理模式进行了改革，突破 原来校领导分管概念，减少工作层级关系，进行扁平化管理。学 校工作实施“4+x”管理模式，“4”代表校委会成员主要负责 “决策、调研、指导、评价”四项任务，校委会成员凝成管理学 校的核心大脑；“x”代表项目，实行项目负责制，对于学校重 大工作项目由校委会安排校委会成员专人全权负责到底， 可以调 动各科室人员共同参与工作。三是加强制度建设。本学年，我校 不断完善了《派餐、用车、加班费发放、差旅费发放》等制度， 以制度管理来推动学校管理；制订出台了教学成果奖、突出贡献 奖、教师仁爱奖等各项奖励制度，以激发教师潜能，促进教育教 学效益的提升。
四、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塑造教师师表风范 一是进一步修订和完善师德考核办法，加强教职工队伍建 设，增强全体教师廉洁从教、爱岗敬业、诚信服务、为人师表的 意识，努力打造一支社会满意、家长放心的适应现代化教育的教 师队伍。二是加强学习，强化师德师风教育。我校将师德师风建 设工作列入学校的主要工作之中，坚持开展开学前师德培训工 作，学期中持续进行工作作风整顿工作；三是以“迎评”促进建 设。下半年为迎接省教育行风评议活动我们开展了自评工作，收 集整理教师问卷调查、学生问卷调查、家长问卷调查 xx 余份， 对于存在的突出问题，采取了有力措施进行了整改。四是充分利 第 3 页 共 10 页 4 用教师节表彰优秀教师 17 位。本年度我校被评为“济宁市第九 届职工职业道德建设先进单位”。我校教师代表 戴荔老师参加 济宁市全市师德师风巡回报告团并做师德事迹巡回演讲。
五、开展丰富多彩的精神文明建设活动。
1、落实民主管理，发挥工会的监督作用。
一是筹备召开教代会。8 月 28 日，学校隆重召开了第二届 一次教职工代表大会。与会代表认真听取了我校学校工作报告、 学校工会工作报告，审议通过学校多项文件制度，并选举产生新 一届工会委员会。期间，经精心筹备，确保了大会的圆满成功。
二是坚持校务公开。
学校工会积极协助校党支部全面贯彻教育工 会关于“校务公开”的意见精神，积极组织实施学校校务公开。
向全校教职工全面公开学校职评、评优、考核、福利等整个工作 情况。校务公开使教职工对学校发展前途、改革的目标、管理的 方法、工作的程序进行了全面的、深入的了解，全面调动了广大 教职工的积极性，增强了广大教职工参与管理学校的意识，加强 了学校的民主建设和廉政建设。三是组织中层科室考评。学期末 组织考评小组根据各科室工作目标要求， 结合平时工作实绩对各 科室进行考评。做到了公平、公正、客观的评价原则，根据考评 情况提出建议和意见。四是召开师生座谈会。学期初组织工会委 员到各级部、科室座谈了解，征求各方面的意见；期中召开教师 座谈会；期末组织学生问卷调查，并及时把意见反映给学校，做 到实事求是，符合广大教职工的意愿。五是工会参与各项评优评 先、重大项目招标、学校加班的审核。
2、做好了送温暖工程，维护职工利益 第 4 页 共 10 页 5 中秋节、教师节走访慰问退休教职工；老人节期间安排退休 教师外出参观；为退休教师开欢送会；看望生病的教职工以及老 人；组织教职工开展爱心捐款、捐物活动。组织对 35 岁以上的 教职工进行健康查体。发放“三八”节礼品，体现学校对女教职 工的理解和关心。在“六一”儿童节期间发放独独生子女纪念 品。5 月份组织全体教职工开展了“爱心一日捐”活动。12 月份 组织全校教职工开展了为帮扶单位捐赠外套、羊毛衫、羽绒服等 冬衣棉被活动。
3、开展各项有益身心健康的活动。
工会以“运动、健身、快乐”为主题开展活动，号召教职工 要加强自我保护意识，把锻炼身体、调整心理作为生活中的必修 内容。组织了教职工乒乓球、羽毛球比赛。与 xx 学院、学院附 小篮球比赛，教职工书画比赛、运动会等文体活动，促进教职工 的身心健康。今年暑假期间组织教职工去西安、延安等地外出参 观考察，放松了心情，陶冶了情操。
4、唱响主旋律，深入开展学生德育教育活动。
一是认真落实德育规程，以行为习惯和养成教育为主线，继 续深化少年君子行动。开展文明班级、少年君子、金星少年等评 比。二是开
2018年度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总结_2018年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总结XX 县 2018 年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总结一年来，我县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 下，按照省、市文明办的统一安排和部署，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为根本，紧紧围绕创建省级文明城市这一目标，深化群众性 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扎实推进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着力推进诚 信建设制度化、志愿服务制度化，进一步培育文明乡风，不断提 升公民道德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努力提高 XX 的文明程度。现 将一年来的工作总结如下： 一、多措并举，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建设 一是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各地各部门 全方位多角度张贴“讲文明树新风”“图说我们的价值观”“遵 德守礼”等公益广告，通过政府网站、户外宣传牌、电子显示屏 和建筑围档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4 字和中 国梦公益广告，形成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强大声势。在全 省、全市旅发大会期间，投入 100 多万在城区主要干道制作全省 旅发大会主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态文明建设等公益广告 和标语，发放《迎省旅发大会，做文明 XX 人倡议书》10000 份， 提高市民生态意识、文明意识。
二是不断创新教育平台和阵地。充分利用道德讲堂、农家书 屋、文艺演出、科技文化卫生“三下乡”等载体开展全民阅读， 诵读红色家书等活动， 不断引导舆论、 武装思想。
制定下发了 2018 年道德讲堂活动计划，确保每月有主题活动，根据不同行业不同 需求开展特色道德讲堂 100 余堂。
以国税局道德讲堂总堂为模式， 其他省级文明单位设立道德讲堂分堂，让道德讲堂进社区，进学 校。以“身边人讲身边事、身边事教身边人”的形式，广泛普及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传播凡人道德故事，弘扬“存好心、做 好事、当好人、有好报”的价值导向。普及经济社会生活中常用 法律，深入推进普法工作，引导群众自觉学法、懂法、用法、守 法；开展文明卫生教育，引导群众重礼仪、讲文明，讲卫生养成 良好生活习惯。
三是大力培育优良家风。传承并培育优秀家规家训，推动形 成爱国爱家、相亲相爱、向上向善、共建共享的社会主义家庭文 明新风尚，以良好家风汇聚成好的社会风气。注重典型带动，持 续开展“家风家规家训”征集、 “晒家规家训、讲我家故事” “我 脱贫、我光荣”等活动，设立“家风家规家训”展示墙；深化拓 展“最美家庭”内涵，打造一批五好家庭、书香家庭、绿色家庭、 脱贫致富家庭等特色家庭； 广泛开展 “十星级文明户” 及好儿媳、 好公婆、好妯娌、好邻里等系列评选活动。加大对单亲、留守、 空巢、失独等特殊家庭的关爱扶助力度，不断增强家庭的纽带功 能。通过弘扬传统家庭美德、现代家庭理念，建设新时代的家风 文化，以家庭的“小气候”温润社会的“大气候”。
四是不断挖掘推荐“身边好人”弘扬榜样精神。积极组织各 单位尤其是文明单位广大干部职工学习好人先进事迹，做好中国 好人榜投票评议工作，并将投票工作纳入文明单位考核评选重要 依据，形成高效的网络评议投票运行机制。将身边好人推荐工作 纳入每周四套班子联席会议，要求各地各部门定时定量完成身边 好人上报任务。今年好人线索报送 30926 条，40754 人次；获评 “中国好人”1 人（郑如国）、“江西好人”1 人（郑如国）、 “抚州好人”4 人（郑如国、裴成香、邓小年、钟德泉）、“最 美 XX 人”20 人、“十大乡贤”10 人、文明家庭 49 户、岗位学 雷锋标兵 10 人。另外吴可生家庭荣获第十一届全国五好家庭荣 誉称号、刘学俊家庭被推选为 2018 年度全国“最美家庭”、帅 建忠家庭荣获 2018 年江西省五好家庭、郑如国家庭荣获 2018 年 江西省最美家庭。对受到表彰的先进个人及家庭、集体进行大力 宣传，用身边模范感染身边人、教育全社会，不断增强“最美 XX 人”的品牌影响力和感染力。
五是努力开展“我们的节日”主题实践活动。深刻认识开展 “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的重大意义，积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和传统美德，把“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推向深入。在民族传 统节日、重大纪念日期间，大力开展主题活动，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美德，传承革命文化和革命传统，彰显节日文化内涵，加强家 庭文明建设，树立节日新风，真正把节日办成爱国节、文化节、 道德节和情感节、仁爱节、文明节。春节联合文联组织县书法协 会成员到各乡镇场为老百姓免费送春联；清明组织青少年、干部 群众到县烈士陵园进行祭扫活动；端午组织乡镇、社区开展“邻 里一家亲”包粽子比赛等等。
六是不断开展中华经典诵读及优秀童谣推荐活动。积极组织 全县各中小学开展中华经典诵读和优秀童谣创作， 共创作童谣 90 余首，经筛选，共向市文明办推荐 20 首优秀童谣，内容涉及学 习雷锋和讲文明、去陋习及爱自然、重环保等。同时，部分学校 开展了传唱诵读活动。
七是组织实施文明引导行动。
通过对 《抚州市文明促进条例》 的宣传，进一步引导市民开展文明交通，文明餐桌活动，从 11 月 1 日起，在城市建成区和城市建成区外重点场所全面禁止燃放 烟花爆竹。
八是深入开展一户一位“法律明白人”活动。通过活动的开 展，进一步增强农村基层干部法治观念，提高农民法治素养。开 展平安乡村建设，严厉打击农村黑恶势力、非法宗教活动和境外 渗透活动，维护农村和谐稳定。 二、夯实基础，倾力开展“两城同创”活动 一是加大领导力度。
全力推进文明城市、 卫生县城创建工作， 制定下发《XX 县文明城市、卫生县城“双创”实施方案》《XX 县创建文明城市、卫生县城系列专项整治工作方案》，成立了由 县委、 县政府主要领导为组长的创建活动领导小组， 下设 “双创” 办， “双创” 办内设 5 个日常工作组和 7 个对标创建工作推进组。
建立了县领导挂点责任制、路段长负责制和责任单位具体负责 制，保证创建工作常态化，“双创”工作常年有人问、有人管、 有人抓。制定了《联席会议制度》、《督查制度》、《责任追究 暂行办法》。督促鹤城镇指导四个社区建立居民小组，对社区管 理实施全面覆盖，形成了由县、镇、社区、居民小组四级管理机 制。每个月开展一次全县城乡环境卫生集中整治行动，大力开展 环境卫生、社会治安、交通秩序、市场规范整治活动。每两周由 双创工作督查组对各路段进行一次全面督查，对查出的问题向各 路段长下发督办单，要求各路段责任单位对存在问题进行整改销 号并每周上报整改情况。每两周在全县四套班子联席会上对“双 创”工作进行通报，加大“双创”工作推进和调度 二是加大宣传深度。在全县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创建文明城 市，做文明市民”万人签名活动，印发《XX 文明市民简明读本》 5000 多本、《市民文明公约》和《市民文明行为守则》10000 余 份。举办了“做文明 XX 人”的主题演讲比赛，把“讲文明、爱 XX” 的思想观念传遍各行各业。
实施了 “市民文明素质教育工程” ， 在全县出租车司机、个体工商户中开展文明素质教育培训和“文 明服务之星”评选；在机关开展倡导行业文明新风活动；在学校 开展学校诵读《校园“三字经”》、《论语》等文明礼仪教育活 动；在社区开展了“告别陋习、争做文明市民”活动。
三是加大基础设施投入。截止目前，共投资 2 亿元高标准建 设提升城区地下综合管网，主要路段“五线四管”一次性全部下 地，同步完成城区 11 条背街小巷改造。开展“牛皮癣”专项治 理，深入推进环境卫生、交通秩序、市容市貌、规划建设、行业 服务等综合整治，进一步加强片区联创共建，全面提升城市形象 和市民素质。大力推进农村移风易俗，开展绿色殡葬改革，全县 共规划建设 9 处农村公益性墓地。深入推进美丽乡村建设，贯彻 落实“整洁美丽、和谐宜居”新理念，坚持与乡村旅游、现代农 业和村集体经济发展相结合的产业化思维，连线连片推进 91 个 村点新农村建设， 建成了 40 个干净整洁村、 6 个美丽示范村和大 觉山村、排上村、陈坊村、新月村、草坪村等 5 个旅游精品村。
整合财政资金、利用政策贷款投入 2.6 亿元，对交通主干道、景 区沿线村庄和贫困村进行整治提升。
四是加大整治力度。把城市管理的“热点”、 “难点”和“薄 弱点”作为创建工作的重点，开展了市容、交通、市场和社会环 境四项整治，大力开展三违专项整治行动。大力开展城乡环境综 合整治，深入推进文明城市创建，全县共拆除乱搭乱建“两违” 建筑、危房旧房等 1000 余处，40 多万 m ，整治乱堆乱放 1.6 万 余处，取缔占道经营摊点 280 余个，完成交通主干道沿线植被恢 复 35 万 m ，城乡环卫一体化处理模式有效运行。全面开展畜牧 水产养殖污染专项整治，全县共关停或整改养殖场（户）84 家。
大力整顿和规范矿产资源开发秩序，全县 11 家花岗石开采企业 已关停 10 家，同步实施矿山生态治理和植被恢复工程，一期将 投入 1000 万元实现裸露山体复绿 10 万 m 。
五是加大典型引领。将文明城市创建目标列入县直单位和乡 （镇、 场） 城乡文明目标管理考核， 结合省级文明城市创建活动， 下发了《关于开展 XX 县第十七届文明单位、第十三届文明村镇、 第四届文明社区（小区）、第二届文明学校、文明家庭评选活动 的通知》和《关于开展“第三届最美 XX 人”暨“第二届十大乡 贤”评选表彰活动的实施方案》等文件，开展文明单位、文明村 镇、文明社区、文明学校、文明家庭评选表彰活动，进一步推动 了各类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培育了一批有示范带动作用的 先进典型。
三、力求长效，全力推动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2 2 2 一是下发了《关于在2018年春节期间广泛开展学雷锋志愿服 务活动的通知》，组织全县各地各单位开展了学雷锋志愿服务系 列活动。2月13日，在商业城对面(农业银行门口)开展了一次由 团委、妇联、城管、市管、交警、公安、司法、消防、人社等13 个单位参加的以“新春送暖你我他，志愿服务进万家”为主题的 大型志愿服务活动，同时举办了“限放爆竹万人签名”活动。二 是为了传承和弘扬雷锋精神，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下发了《关于命名表彰第二届学雷锋活动示范点和岗位学雷锋标 兵的通知》，强化价值导向，努力培育学雷锋先进典型，营造崇 德向善的良好社会氛围。三是以“我们的节日”主题实践活动为 切入点，深入开展各项志愿服务活动。比如：组织志愿者在清明 期间做好交通疏导工作；在端午期间到敬老院开展关爱老人等活 动。
四是完成学雷锋志愿服务站建设32个， 完善 《志愿者登记表》 、 《学雷锋志愿服务队花名册》、《志愿服务记录表》、《学雷锋 志愿服务工作台账》等相关软件设施，对窗口单位“学雷锋志愿 服务站”督导实行常态化，督促各单位组织干职工开展志愿服务 打卡工作。五是开展文明劝导活动。从今年4月份开始，每天在 城区主干道的三个红绿灯交通路口开展志愿文明交通劝导活动， 在路段对乱停乱放等不文明现象进行文明劝导，受到社会好评。
四、真打实干，强力推动农村移风易俗和乡风文明工作。 一是全县移风易俗和乡风文明工作进一步深入。通过近两年 来的努力，全县 70 个行政村和 4 个社区都已成立了红白理事会， 实现红白理事会全覆盖。在宣传方面：充分利用宣传栏、文化广 场等阵地，公益广告、漫画、宣讲等形式，利用 XX 、微信、 手机客户端等富有时代气息的方式开展宣传教育，印发各类宣传 资料40000 余份， 入户宣讲 3 千余场次， 移风易俗文化墙及公益 广告面积达 1000 余平米， 开展乡风文明专题宣传演出活动 21 场。
在中小学校开展“小手拉大手”活动，印发了 20000 份倡议书发 给全县中小学生，并要求家长签名回执。还专门创作了移风易俗 戏曲，利用送戏下乡的机会，在全县各地巡演 60 余场，在电视、 网站开辟专栏，加大舆论监督力度，对大操大办、薄养厚葬、封 建迷信等反面典型，反复进行曝光，形成警示效应。在天价彩礼 方面：建立“一约两会”发动村民自治，全县 70 个行政村（居） 和 4 个社区全部修订村规民约，将移风易俗和乡风文明内容具体 规范纳入其中， 并召开村民代表大会表决通过。
建立由村组干部、 老党员、老干部、老劳模、新乡贤等担任会员的村民理事会、红 白理事会。目前，红白理事会已全覆盖成立，并按“一村一策” 制定章程，指导标准细化到彩礼金额、随礼金额、办酒桌数、办 事天数等。同时为他们配发“红白理事帮办牌”，以红白理事会 的管事率提升群众对红白理事会的知晓率。以“移风易俗，向我 看齐”为主题，大力倡导党员干部争做文明新风的积极倡导者、 主动传播者和自觉实践者，将是否违反红白理事会章程做为“两 委”换届选举的一个硬性标准。在大操大办方面：操办红白喜事 及各类寿宴严格按照 XX 县操办红白喜事“十禁止、十提倡”原 则，禁止相互攀比，提倡量力而行；禁止铺张浪费，提倡婚事只 吃一餐，每桌的标准不超过 500 元（含烟酒）；禁止大操大办， 提倡不是同族的亲戚宴请人数不超过 8 桌；禁止借机敛财，提倡 不收礼或只收随礼， 随礼标准不超过 100 元/101 人。
禁止天价彩 礼，提倡将彩礼转换为给孩子的创业基金。禁止封建迷信，提倡 文明追思；禁止乱埋乱葬，提倡生态火葬、骨灰盒入葬。在厚养 薄葬方面：支持在农村中心社区或较大的村为中老年人建设活动 场所(室)。推进农村殡葬制度改革，倡导火葬、节地生态安葬。
以乡镇或行政村为单位，建设生态公益性公墓。目前，石峡乡、 嵩市镇公益性墓地已建设完成。充分利用“红黑”榜的作用，支 持老年人运用法律武器维护涉及赡养、继承等方面的合法权益， 依法处置一批农村不赡养老人的典型案例。
与此同时，结合我县实际制定下发了《关于在全县开展道德 “红黑榜”评议、工作的通知》（资文明办发? 2018 ? 13 号），紧紧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公德、家庭美德、个 人品德等方面，制定了统一的道德红黑榜评选标准，按季度开展 评议。对孝亲敬老、邻里和睦、庭院整洁、勤劳致富、带头移风 易俗的先进典型和好人好事晒出红榜进行表彰宣传，对不孝行 为、庭院环境脏乱差、败家、大操大办、好吃懒做、“坐等 靠”政府救济的贴出黑榜进行曝光批评。对立即整改的黑榜户设 立道德进步榜予以表扬鼓励，推动形成崇德向善的良好村风民 风。目前，共 876 人，其中上红榜 657 人，上黑榜 219 人。
与此同时，我县还制定完善了道德红黑榜奖惩措施。对入选“红 榜”的人员，在同等条件下，可优先享受民政、就学、扶贫、 参军、入党、公益性岗位等方面的优惠政策 ;入选“黑榜”的 村民，取消其享受低保、贫困户资格、评选文明家庭等有关 待遇。对不赡养老人，特别是虐待、遗弃老年人构成犯罪的，移 交司法机关处理。道德“红黑榜”活动的开展进一步巩固了移风 易俗成果，有效遏制奢侈浪费、盲目攀比之风，减轻农民负担， 弘扬勤劳节俭的优良传统，推动形成崇尚文明、勤俭节约的良好 社会新风尚，扭转了民风。
二是各职能部门协调齐发力促民风转变。
民政部门进一步提 升服务水平，大力推行节地生态安葬。市管部门加大丧葬市场管 理力度，依法取缔封建迷信丧葬用品的生产销售。文广部门做好 对婚庆公司的的监管和引导，严厉查处婚丧活动中的低俗表演等 行为。公安等部门重点整治农村黄赌毒、封建迷信、非法宗教等 突出问题，打击黑恶势力和涉农犯罪，激浊扬清、抑恶扬善，把 不良风气压下去，把新风正气树起来，让广大群众时时感到文明 新风就在身边。
三是打造示范镇和精品村。根据全县工作布局，结合我县全 域旅游、集体经济和民俗文化发展，重点打造移风易俗示范镇乌 石镇，打造乌石沿线陈坊、草坪和新月三个精品村。继续推动全 县重点布局的移风易俗“四线”19村工作的完善，打造各具特色 移风易俗示范村。
五、2019 年工作打算 1、做好省级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力争创评成功。
2、做好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推动移风易俗工作。以“十星 级文明户”、红白理事帮办、道德“红黑榜”等活动为载体，提 升农民素质和农村文明程度。
3、做好文明单位、文明村镇、文明社区（小区）、文明学 校、文明家庭的推荐和创评工作。
4、做好“身边好人”“最美 XX 人”“十大乡贤”推选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