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济申请书范文

救济申请书篇1

论文关键词 域外 刑事被害人 救济程序

一、审查程序并非诉讼程序或审判程序，救济程序所解决的并非民事法律关系问题

被害人国家救济制度与民事侵权法律制度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其中一个重要表现是：对于救济金的计算方式各国普遍采取与民事侵权行为的损失计算标准挂钩的方法。例如，暴力犯罪致被害人重伤的案件中，不同的伤害等级所接受的救济标准并不一致，而伤害等级的划分以及医疗费、误工损失、赡养抚养费等计算方法类似于侵权行为诉讼中的计算方法。此外，对于暴力犯罪致被害人死亡的案件中被害人的近亲属以及其他受养人提起救济申请的顺序和范围，这些均与民事侵权法相类似。此乃其一；其二，申请人提出书面申请之后，其需要达到的证明标准相对较低，它与民事审判中的证明标准相接近。其三，在救济审查程序中，如果被害人的行为与直接造成其伤害或死亡结果的犯罪行为之间具有密切关系，即被害人自身存在过错，将会产生被拒绝或降低救济金额的后果，这与民事侵权中混合过错以及过失相抵理论也有相似的地方。事实上，救济审查程序解决的并不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问题。各国普遍对救济数额设定了下限和上限。设定下限的直接目的在于防止救济申请过多，造成审查成本上升，其深层次原因还在于对被害人的国家救济程序主要是具有救助性质，而对小额的损失和轻伤的救助并不能有效地发挥救济程序的救助功能。补偿不同于赔偿，它不以一方的过错为前提，并且具有救助性质，因此多数国家还对救济金设定了上限。此外，多数国家将被害人的经济状况作为救济的前提之一，并将补偿作为救济的最后手段，因此补偿程序具有补充性质和从属性质。

二、强调救济程序的及时性特征

域外被害人国家救济程序最初奉行最后顺序补偿原则，即，犯罪被害人在扣除加害人赔偿、政府伤残补助、社会安全基金之医药医疗补助、暂时失业补助、雇主之补助及保险理赔之后，仍有困难者，方由国家给予补偿。其理论基础是，国家补偿具有补充性质和辅助性质（subsidiary），因此它应当在穷尽了其它救助手段之后，作为发挥补充作用的救助手段，在所有的赔付手段中国家补偿应当是最后的给付者。例如，在瑞典的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计划中，提起国家补偿申请必须符合两个条件，一是被害人向警察报案；二是其它可能的求偿手段或获取救助的手段均已经用尽。如果严格遵循国家补偿的最后顺序原则，那么只有在判决生效后被告人无实际赔付能力以及被害人无法从其它途径获取救助或救济之后方能启动国家补偿程序，即补偿程序应当在刑事程序和以加害人为被告的民事程序结束之后得以启动。这意味着，急待医疗救助而生活维艰的被害人必须经历漫长的诉讼程序的等待。因此，最后顺序补偿原则必然与为被害人应当获得及时救助原则相冲突，也与国家救济制度的立法目的相违背。对于二者的冲突，欧洲委员会曾指出，严格执行（最后顺序补偿原则）这一原则将导致被害人在实际获取救济过程中接受不合理的延误后果，并存在使被害人受到第二次伤害的风险。尤其是当加害者缺乏赔付能力的状况较为明显时，再希求被害人经过冗长的诉讼程序要求加害人赔付损失，并请求执法机关执行判决，已毫无意义，更不用说，由于漫长的侦查程序和刑事审判程序，被害人还难以进入请求赔付其损失的民事审判程序。联合国的《对罪行和滥用权力行为受害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则宣言》第5条明确要求成员国建立刑事受害者的国家补偿程序，使受害者能够通过迅速、公平、省钱、方便的正规或非正规程序获得补救。这里迅速的补救程序是国际人权文件对国家救济程序提出的最基本的要求。而只有禁止双重补偿原则能够充分满足这一要求。禁止双重补偿原则主要以防止被害人获取双重利益，以确保国家救济金的补充救助目的的实现。与最后顺序补偿原则的根本区别在于，它将救济的时间大为提前，更有利于为刑事被害人提供及时的救助。这主要体现在允许提前预支救济金和国家代位行使求偿权两方面的制度上。通过提前预付救济金的方式能够为被害人及其受养人提供紧急救助服务。欧洲人权委员会为缔约国设立了提前预支救济金的前提条件：（1）申请人的适格性已经基本清楚；（2）被害人必须因犯罪行为而陷入严重的经济困境；（3）给予国家补偿的最终决定无法迅速做出；（4）可以推断加害者缺乏赔付能力，无法履行诉讼确定的赔偿义务。最后一条还适用于加害人不明确的情形。除了提前预支救济金之外，各国还设立的国家代位求偿制度。即，在被害人获赔前由国家先给予救济，由此取得对加害者或其它债务人的求偿权，国家可直接在其救济金范围内要求加害者或其它债务人给付赔偿金。例如，《加拿大刑事被害人补偿法》第10条规定，（补偿委员会支付救济金后即获取代位求偿权）如果被害人接受了赔偿，应当立即告知委员会。委员会应被追加为一方当事人参加赔偿诉讼，如果赔偿之诉并非被害人或其直接家庭成员提出，委员会享有代位求偿权，也可以被害人的名义或自己的名义进行诉讼，申请行为和支付救济金行为均不能限制和损害委员会在诉讼中对被害人或其直接家庭成员负有责任的人员行使权利。和解或豁免责任并不能损害委员会的权利，除非委员会认可此做法。法国的《犯罪被害人补偿法》也有类似规定，法国补偿基金委员会支付救济金后，有权代位行使被害人对于加害人之权利。除了提前预支救济金制度和国家代位求偿制度外，禁止双重补偿原则还体现于其它制度之中。例如，申请人在获取国家补偿前已经得到加害人的赔偿或保险理赔以及其它来源的救助资金的，应向补偿决定机构声明，后者可在救济金额中扣除上述款项，如果上述款项超出了救济金额的，可拒绝予以补偿。如果申请人在获取了国家补偿之后，又得到了加害人的赔偿或其它来源的赔偿或救助，申请人应当及时告知补偿决定机构，并交回救济金。

三、强调被害人救济程序的权利保障功能

首先，域外刑事被害人国家救济程序重视审查机构的职权调查职能，以弥补被害人取证能力不足的缺点。与诉讼程序中法院的消极性和被动性特征不同，救济程序中审查机构的职权性特征更为明显，各国强化了审查机构主动取证查明事实的义务。申请人提供的申请材料中只需要提供向警方报案的案件索引号，而由审查机构根据案件索引号向警方和法院查询相关案件材料，或向医疗部门、保险部门或雇主查询核实。如果申请人提交材料不充分，审查机构应通知申请人补足材料，而不是直接做出拒绝救济的决定。例如，《加拿大刑事被害人补偿法》第21条规定，补偿委员会与最高法院有相同的强迫证人出庭权，要求其宣誓，并强迫其出示书证、物证的权利。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规定，对于申请人提供的材料由社会福利署向警务处、受害人的家人、雇主核实，再呈暴力伤亡赔偿委员会审批。而丹麦规定，申请人可直接将材料交给警察，由警察将报案材料以及从被害人那里取得的其它支撑材料交给刑事伤害补偿委员会。除了强化审查机构在审查程序中主动查询取证的职权外，各国还降低了申请人的证明标准。此外，申请人的知情权和获取法律帮助权在整个救济程序中均有设定了具体的保障程序。

其次，为了防止对被害人造成第二次伤害，救济程序还注重对被害人的隐私权的保障。例如，在申请人在申请书中必须签名表示同意警察局、医疗机构、保险公司和雇主将其个人信息提供给审查机构。再如，与审判公开原则不同，补偿程序的听证活动原则上不公开，除非申请人书面承诺同意媒体代表旁听。如果没有申请人的同意，申请人的身份以及听证中所涉及的其它人的身份应保密，不得因宣传而披露其身份。 美国加利佛利亚州在此基础上还规定，如果被害人是未成年人或无民事行为能力者，还需要其父母、监护人或其他经合法授权的人做出书面同意的前提下才能披露其被害人和申请人的信息。

救济申请书篇2

司法救助制度是对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行政诉讼，但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人民法院实行诉讼费用的缓交、减交、免交，以保障其正常行使诉讼权利，维护合法权益的法律制度。建国至1984年，我国民事诉讼处于基本不收费阶段，只有少数地方收取诉讼费，如果当事人确有困难无力交纳，准予免缴。1982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确立了诉讼收费基本制度，对司法救助未作规定。1984年最高法院制定的《民事诉讼收费办法（试行）》第十二条规定：“自然人交纳诉讼费用确有困难，申请缓交、减交或免交的，由人民法院审查决定。”1989年最高法院制定的《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第二十七条也作了类似规定。199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交纳诉讼费用确有困难的，可向人民法院申请缓交、减交或免交。”这一规定标志着司法救助制度的正式确立。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补充规定》对原办法第二十七条进行修改，补充规定了可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救助的5种情形。2000年7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专门出台《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予以司法救助的规定》，正式以法律形式提出了“司法救助”这一概念。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对这一规定进行了修订。该规定对司法救助的对象由原来的5种情形增加到14种情形，对申请司法救助的程序也作了规定。2006年12月8日国务院颁布《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结合近年来人民法院开展司法救助的实践，对司法救助制度作了进一步的完善。实践证明，现行法律法规关于司法救助的规定对于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权，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这一制度确立的时间不长，在司法救助的对象、程序等方面仍然缺乏明确具体的规定，在某些方面可操作性不强，影响了司法救助作用的发挥。笔者试从以下几个方面就司法制度的完善做些探究，望有识之士指教。

一、司法救助的对象是否包括被告和被上诉人、申请人和被申请人

从现行法律法规关于司法救助的规定来看，司法救助对象似乎很明确，简言之，就是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具体而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予以司法救助的规定》规定了14类当事人；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分别规定了应当准予免交诉讼费用的5类当事人，减交诉讼费用的4类当事人，缓交诉讼费用的4类当事人。这些规定从当事人（自然人）的经济地位、家庭经济状况对司法救助对象进行了界定，这无疑是必要和正确的。

然而，在民事、行政诉讼中，当事人在不同的程序中有着不同的称谓。在第一审程序中，有原告和被告之分；在民事诉讼特别程序中，有人、申请人之别；在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破产还债程序中，有申请人和被申请人的称谓；在第二审程序中，有上诉人和被上诉人的称呼；在审判监督程序中，有原审原告和原审被告的叫法；在执行程序中，则称申请执行人和被申请执行人。等等。既然司法救助对象是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那么，是否包括以上所有类型的当事人呢？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是概括性的，应当可以这样理解。问题是，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当事人申请司法救助，应当在或者上诉时提交书面申请、足以证明其确有经济困难的证明材料以及其他相关证明材料。”撇开特别程序等免交诉讼费的情形不说，这里起码告诉我们，当事人只有在一审作为原告或对一审不服提起上诉时才有权申请司法救助，被告或被上诉人是没有资格的。在督促程序、审判监督程序、执行程序等程序中当事人是无权申请司法救助的，诉前保全的申请人更是与司法救助无缘了。照此理解，被告在一审时无权申请司法救助，如果不服一审提起上诉时又能够申请司法救助了，这不是鼓励上诉吗？

笔者认为，司法救助制度的确立，旨在确保当事人依法平等行使诉讼权利，平等享有国家司法资源，体现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优越性，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不管是原告、被告，申请人、被申请人，只要他们经济确有困难，就应当给予司法救助，平等保护他们的诉讼权利。如果厚此薄彼，就会让同是弱势群体的另一方当事人流泪。

二、缓、减、免交诉讼费用的范围是否包括申请费和其他诉讼费用

《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第一章规定诉讼费用的收费范围包括民事、经济、海事和行政诉讼案件受理费；采取诉讼保全措施的申请费和实际支出的费用；申请执行费和执行中所实际支出的费用；勘验、鉴定、公告、翻译（当地通用的民族语言、文字除外）费；证人、鉴定人、翻译人员在人民法院决定日期出庭的交通费、住宿费、生活费和误工补贴费；人民法院认为应当由当事人负担的其他诉讼费用。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六条规定：“当事人应当向人民法院交纳的诉讼费用包括：（一）案件受理费；（二）申请费；（三）证人、鉴定人、翻译人员、理算人员在人民法院指定日期出庭发生的交通费、住宿费、生活费和误工补贴。”可见，当事人申请缓、减、免交诉讼费的范围不仅应当包括案件受理费，还应当包括申请费，证人、鉴定人、翻译人员、理算人员在人民法院指定日期出庭发生的交通费、住宿费、生活费和误工补贴。

《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有关规定前后是不一致的。《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原告自接到人民法院交纳诉讼费用通知次日起7日内交纳案件受理费；反诉案件由提起反诉的当事人自提起反诉次日起7日内交纳案件受理费。上诉案件的案件受理费由上诉人向人民法院提交上诉状时预交。双方当事人都提起上诉的，分别预交。上诉人在上诉期内未预交诉讼费用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在7日内预交。申请费由申请人在提出申请时或者在人民法院指定的期限内预交。当事人逾期不交纳诉讼费用又未提出司法救助申请，或者申请司法救助未获批准，在人民法院指定期限内仍未交纳诉讼费用的，由人民法院依照有关规定处理。”该条共四款，前三款分别对一审案件受理费、上诉案件的案件受理费、申请费的交纳作出规定，第四款的诉讼费则是对前三款受理费和申请费的概括。根据该条规定，申请人因经济困难不能交纳申请费是可以申请司法救助的，但对证人、鉴定人、翻译人员、理算人员在人民法院指定日期出庭发生的交通费、住宿费、生活费和误工补贴没有规定是否可以申请司法救助。第二十三条对需要交纳案件受理费的再审案件当事人是否可以申请司法救助也未作规定。第四十八条“当事人申请司法救助，应当在或者上诉时提交书面申请、足以证明其确有经济困难的证明材料以及其他相关证明材料”的规定，则将申请费排除在司法救助之外。笔者认为，民事诉讼法关于司法救助的规定，涵盖了对全部诉讼费用的缓、减、免交。《诉讼费用交纳办法》沿袭了最高法院有关司法救助的规定，背离了民事诉讼法的立法原意，擅自缩小了司法救助的范围，不利于对当事人的全面、平等保护。

三、当事人司法救助申请时间和法院司法救助决定的作出

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申请司法救助，原告应当在法院通知其交纳案件受理费的期限内，上诉人应当在向人民法院提交上诉状时或在法院通知其交纳案件受理费的期限内，申请人应当在提出申请时或者在人民法院指定的期限内。第四十八条规定，当事人申请司法救助应当在或者上诉时提交书面申请。

《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当事人申请缓交诉讼费用经审查符合本办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在决定立案之前作出准予缓交的决定。”这是对申请缓交作出的规定，易于理解和操作。对于申请减交、免交的，法院应当在什么时候作出决定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只在第五十条对减交、免交诉讼费的原则作了规定，至于法院在何时，由何人作出决定，很不明确。

笔者认为，上述规定是不全面的，还必须就被告、被上诉人、被申请人等当事人申请司法救助的时间做出规定。除原告、上诉人、申请人外，应当允许其他当事人在人民法院作出裁判或决定前提出司法救助申请。原告、上诉人、申请人在、上诉或申请时交纳诉讼费属于预交，申请司法救助可直接申请缓交、减交或免交；其他当事人则只能申请减交或免交，不存在缓交的问题。人民法院在作出裁判前，官司输赢、诉讼费用的负担还处于不确定状态。因此，立案时，无论当事人是申请哪一类型的司法救助，法院对符合条件的都只能先做出准予缓交的决定。比如原告申请免交诉讼费用，如果符合条件，先准予其缓交诉讼费；如果原告胜诉，不负担诉讼费用，就不存在免交的问题；如果原告部分胜诉或败诉，要负担诉讼费用，这时才由审理案件的独任审判员或合议庭再作出免交诉讼费用的决定。

四、对修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予以司法救助的规定》的建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予以司法救助的规定》已于2005年进行过一次修改，应结合《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施行，从司法救助的对象、范围、程序等方面进一步修改完善，形成一整套科学可行、惠及全体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的司法救助制度。据媒体透露，最高人民法院将于近期对《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提供司法救助的规定》进行修订，笔者建议在修订时增加或修改以下内容：

1、当事人申请缓交诉讼费用，应当在、上诉或申请时提出。申请减交、免交诉讼费，应当在人民法院作出裁判或决定前提出。

当事人申请司法救助，应当提交书面申请、足以证明其确有经济困难的证明材料以及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因生活困难或者追索基本生活费用申请免交、减交诉讼费用的，还应当提供本人及其家庭经济状况符合当地民政、劳动保障等部门规定的公民经济困难标准的证明。

人民法院对当事人的司法救助申请不予批准的，应当向当事人书面说明理由。

2、在、上诉或申请时，当事人申请缓交诉讼费用经审查符合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在决定立案之前作出准予缓交的决定；准予缓交的期限为案件裁判之前。当事人提出减交、免交诉讼费用申请，经审查符合减交、免交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在决定立案之前先行作出准予缓交的决定。是否减免，应当由办理该案的独任审判员或合议庭在裁判时作出决定。对方当事人在裁判前提出减交、免交诉讼费用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在裁判时作出是否减免的决定。

救济申请书篇3

一、人事行政救济制度的确立

公务员是国家行政机关的组成分子，他在执行公务时，代表所在行政机关与公民、法人或其他社会组织形成外部行政法律关系。在外部行政法律关系中，公务员并不是法律关系的主体，也没有独立的法律利益，当然也无需救济制度的保护。但是，公务员在与所在行政机关或政府间的内部行政法律关系上，却是独立的主体，具有独立的法律利益。这种法律关系与其他行政法律关系一样具有不平等性，即公务员作为被管理者处于被支配的地位，行政机关以单方面意思表示所作的任何人事行政行为对公务员都具有拘束力、确定力和执行力，而这种人事行政行为并非都是合法、适当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人事行政救济制度，公务员的合法权益就不可能得到有效的保障。

我国很早就认识到了人事行政救济制度的重要性。1957年10月26日，国务院了《国务院关于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暂行规定》（以下简称《奖惩暂行规定》），确立了公务员不服行政处分的救济制度。《奖惩暂行规定》第12条规定：“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对所受纪律处分不服的时候，应该在接到通知后一个月内，向处理机关要求复议，并且有权直接向上级机关申诉，国家行政机关对于受处分人的申诉，应该认真处理。对于受处分人给上级机关的申诉书，必须迅速转递，不得扣压。但是在复议或者申诉期间，不停止处分的执行。”这个规定至今仍然有效。但是，《奖惩暂行规定》所确立的人事行政救济的范围是有限的，只是行政处分行为，不包括其他人事行政行为。并且，由于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对法制的践踏和法律虚无主义的盛行，我国在人事行政管理领域的高压政策和人治，使得我国仅有的人事行政处分救济制度也缺乏必要的法制基础和民主氛围，功能得不到应有的发挥而形同虚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民主和法制建设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党的十三大政治报告，提出了制定行政诉讼法使行政管理逐渐纳入法制化轨道和制定公务员法使人事行政管理逐渐从人治走向法治的努力目标。这就为我国人事行政救济制度的发展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1990年1月1日《行政诉讼法》的施行和1991年1月1日《行政复议条例》的施行，终于确立了我国的行政救济制度。过去，我国公民、法人或其他社会组织对具体行政行为不服只能通过政治途径，即依靠党组织、国家权力机关和上级行政机关的监督来实现救济，而现在就可以通过法律机制，即可以向复议机关申请复议和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的、检举、控告和揭发等政治权利，正逐渐成为其切实可行的复议和诉讼的法律权利。尽管《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议条例》未把人事行政救济纳入到统一的行政救济制度中来，却促使国家将人事制度的完善问题及早提上议事日程，为人事行政救济制度的确立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推动了人事行政救济制度的发展。

1990年12月9日，国务院了《行政监察条例》。该条例再次肯定了《奖惩暂行规定》所确立的对行政

处分的救济制度，并有所发展，即规定了对监察决定和监察建议的行政救济。1993年10月1日，《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施行。该条例第16章规定，涉及特定公务员权利义务的人事行政行为，都可受行政救济；对公务员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应予赔偿。至此，我国的人事行政救济制度才得以真正确立。

二、人事行政救济的范围

人事行政救济的范围，是指依法可受行政救济的人事行政行为的范围。根据《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的规定，可请求行政救济的具体人事行政行为有两类：

1.人事行政处理决定

人事行政处理决定，是指行政机关依法对特定公务员的权利义务所作的单方、要式人事行政行为。《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第81条规定：“国家公务员对涉及本人的人事处理决定不服的”，都可以依法请求行政救济。根据该条例的规定，人事行政处理决定有以下几种：

（1）确定公务员级别方面的决定；

（2）录用公务员方面的决定（例如，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对新录用的公务员安排到基层工作的决定，行政机关对新录用的公务员经试用后是否合格的决定）；

（3）考核（如年度考核结果的决定）、奖励（如对奖励等级不服等）与行政处分方面的决定（包括监察决定和监察建议及为作出行政处分而采取的措施）；职务升降与职务任免方面的决定；交流方面的决定，包括调任、转任、轮换和挂职锻炼方面的决定；回避方面的决定；工资保险福利方面的决定；辞职辞退和退休方面的决定；其他人事行政处理决定（如关于收受礼品方面的决定，财产申报方面的决定等）。

2.人事行政侵权行为

人事行政侵权行为，一般是指非法侵犯特定公务员合法权益的人事行政行为。从这一意义上说，违法或不当的人事行政处理决定，也往往是人事行政侵权行为。但是，对人事行政处理决定的侵权已有相应的救济形式，并不按人事行政侵权行为进行救济。因此，这里的人事行政侵权行为，特指行政机关及其领导人员运用职权，以非人事行政处理决定的形式，侵犯特定公务员合法权益的非要式单方行政行为。它包括作为和不作为两种形式。作为的人事行政侵权，是指积极、主动实施的人事行政行为，侵犯了特定公务员的合法权益。例如，行政机关首长对公务员的打击报复，在晋升时向公务员索贿等，都是作为形式的侵权。不作为的人事行政侵权，是指对一定行为的抑制侵犯了特定公务员的合法权益。例如，应当确定公务员的级别却不予确定，试用期届满却不作出相应的决定，应予奖励却不予奖励等，都是不作为形式的侵权。

《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第82条规定：“国家公务员对于行政机关及其领导人员侵犯其合法权益的行为”，可请求行政救济。这就是说，国家公务员对侵犯其职务关系上合法权益的任何具体人事行政行为，除依人事行政处理决定的规定申请救济外，都可依这一规定请求救济。该条例的这一规定，弥补了人事行政处理决定救济规定的不足，把具体人事行政行为都纳入了人事行政救济的范围，并杜绝了行政机关及其领导人员利用非书面决定形式规避人事行政救济的可能，从而具有重要意义。

三、人事行政救济的程序

《奖惩暂行规定》、《行政监察条例》和《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对人事行政救济的程序作了一定的规定。

1.公务员应向规定的机关申请救济

根据上述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务员对具体人事行政行为不服的，不能向人民法院，只能向规定的国家行政机关申请救济。（1）公务员对人事行政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向原处理机关申请救济，也可以向同级人民政府的人事部门申请救济。（2）公务员对人事行政侵权行为不服的，可以向上级行政机关申请救济，也可以向行政监察机关申请救济。（3）公务员对主管部门的行政处分决定不服的，《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和《行政监察条例》都规定，既可以向原处分机关申请救济，也可以向监察机关申请救济。但是，《奖惩暂行规定》却规定，公务员除可向原处分机关申请救济以外，也可以直接向上级机关申请救济。由于《奖惩暂行规定》的法律效力比上述两个条例高，该两条例的规定并不能否定公务员可以直接向上级机关申请救济的规定。因此，公务员对主管部门的行政处分决定不服的，既可以向原处分机关申请救济，也可以向监察机关申请救济，还可以直接向上级机关申请救济。公务员对监察机关的监察决定和监察建议不服的，可以向作出该决定或建议的监察机关申请救济；公务员可以根据《奖惩暂行规定》直接向上级机关申请救济。对在作出行政处分决定前所采取的停职检查等措施不服的，是向人事行政处理决定规定的机关申请救济，还是向行政处分决定规定的机关申请救济，有关规定并不明确。笔者认为，这类措施与行政处分有密切关系，属于行政处分方面的决定，应向行政处分决定救济的机关申请救济。

2.公务员申请救济的期限

申请救济的期限，是指公务员不服具体人事行政行为有权申请救济的时间限制。在规定的期限内未申请救济的，公务员就不能再申请救济了，即使申请了也不会被受理，而只能按一般案件处理。之所以作这样的规定，是为了促使公务员及时行使救济申请权，避免有关机关处理人事行政救济案件因时间久远而难以取证的麻烦。

（1）对人事行政处理决定（包括行政处分决定）申请救济的期限为30日，即公务员从收到人事行政处理决定书的次日起30日内有权申请救济。

（2）对监察决定和监察建议申请救济的期限，《行政监察条例》规定为15日，即从收到监察决定书和监察建议书的次日起15日内有权申请救济。笔者认为，监察建议和监察决定属于行政处分方面的决定。这样，《行政监察条例》的这一规定，就与《奖惩暂行规定》所规定的申请救济期限为一个月相抵触了，自然应以《奖惩暂行规定》的规定为准。即使不把监察决定和监察建议视为行政处分决定，而将其视为一般的人事行政处理决定，根据《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第81条的规定并根据后法优于前法的原则，对其申请救济的期限也是30日。

（3）对人事行政侵权行为申请救济的期限，目前尚无规定。今后在加以规定时，按我国立法惯例，应按公务员从知道人事行政侵权行为之日起计算期限，并应比人事行政处理决定的申请救济期限长。在目前，公务员对人事行政侵权行为申请救济的期限从知道该行为之日起计算，也不应少于30日。

3.公务员申请救济的名称

法律、法规对公务员申请救济的名称作出了明文规定。公务员对人事行政处理决定不服，请求原处理机关救济的，称“申请复核”；请求同级人民政府人事部门救济的，称“申诉”。公务员对行政处分决定不服，向原处分机关请求救济的，根据《奖惩暂行规定》称“要求复议”，根据《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称“申请复核”；向上级机关或监察机关请求救济的，称“申诉”。根据《行政监察条例》，对监察决定不服，请求作出监察决定的监察机关救济的，称“申请复审”；对复审决定仍不服，请求上一级监察机关再次救济的，称“申请复核”。根据该条例，对监察建议不服请求作出建议的监察机关救济的，称“提出异议”。对人事行政侵权行为请求救济的，称“控告”。笔者认为，有关法律、法规对公务员请求人事行政救济名称的规定，过于繁琐，也太混乱，使用起来极为不便，应尽早予以统一，可采用人们已比较熟悉也易于接受的“申请复议”这个名称。

4.人事行政救济案件的处理

目前，我国监察机关处理人事行政救济案件，已有比较具体的法规和规章依据。

（1）对不服监察决定和监察建议案件的处理。根据《行政监察条例》第40条第2款的规定，监察机关对不服监察决定案件的复审决定，应当在一个月内作出；公务员对复审决定仍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监察机关申请复核，上一级监察机关应当在两个月内作出复核决定。根据该条第3款的规定，监察机关对不服监察建议案件的处理，应当在15日内给以回复；对回复仍然不服的，由监察机关提请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一级监察机关处理。

（2）对不服主管部门行政处分的案件向监察机关请求救济的，应由与原处分机关同一级别的监察机关管辖。监察机关经复审认为原行政处分决定正确的，应予维持；认为原行政处分决定不适当的，可以建议原决定机关变更或者撤销，也可以直接作出变更或者撤销的决定。公务员对监察机关的复审决定仍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监察机关申请复核。对这类人事行政救济案件的处理，监察部于1991年11月30日的《监察机关处理不服行政处分申诉的办法》，作了更为具体的规定。

（3）对不服人事行政侵权行为的案件，监察机关应根据《奖惩暂行规定》、《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和《行政监察条例》等的规定进行审理。对实施人事行政侵权的国家行政机关及其领导人员，监察机关应作出监察决定或监察建议；对受侵害的公务员，监察机关应根据《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第84条的规定，并参照《行政监察条例》第24条第2、3项的规定予以补救。

除监察机关处理人事行政救济案件以外，其他国家行政机关对人事行政救济案件应如何处理，我国目前尚无具体规定。

四、人事行政赔偿

《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第84条规定：“国家行政机关对国家公务员处理错误的，应当及时予以纠正；造成名誉损害的，应当负责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造成经济损失的，应负赔偿责任。”这一规定，对我国的人事行政救济制度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首先它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确立了人事行政赔偿制度。以往，我国虽有冤、假、错案和恢复名誉的做法，对受害人在经济上也给予一定的弥补，但却没有将其法律化、制度化，并不是国家及其行政机关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也并不是公务员可以主动请求的，而是作为政治任务以“运动”形式进行的政策性补偿。因此，该条例的这一规定，在纠正违法或不当人事行政行为的问题上，是从人治走向法治的标志。其次，这一规定表明，人事行政赔偿是人事行政救济制度的重要内容。它表明，人事行政救济不仅仅在于撤销或变更违法或不当的人事行政行为，对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追究政纪责任，而且还要求国家及其行政机关对此所造成的损害承担行政赔偿责任，即造成名誉损害的，应当负责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造成经济损失的，应赔偿该损失。只有这样，公务员的救济申请权和整个人事行政救济制度，才具有实际意义。因为，公务员的救济申请权本身并不是目的，而只是一种手段。如果这种手段和人事行政救济这种法律机制，不能使公务员受侵害的合法权益得到赔偿，那么救济申请权将成为开给公务员的空头支票，人事行政救济制度也只不过是一种法律摆设。因此，尽管上述第84条对人事行政赔偿只作出简单地规定，对我国的人事行政赔偿来说只有该规定是远远不够的。但它对我国人事行政赔偿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对我国人事行政救济制度的确立和发展，却有特殊的价值和贡献。

五、完善人事行政救济制度的建议

我国的人事行政救济制度，无疑有待完善。最主要的问题，是要把人事行政救济纳入到统一的行政救济制度中来。

1.适用《行政复议条例》

人事行政纠纷有其特殊性，人事行政救济有其相对独立性，因此法律法规相应地作出了特殊规定，如人事行政救济的范围、管辖和申请期限等。但是，人事行政纠纷与外部行政纠纷、人事行政救济与行政复议间的共性更多于其个性或差异性。例如，《行政复议条例》关于复议原则、参加人、申请与受理、审理与决定、期间与送达的规定，对人事行政救济也是适合的。因此，除法律、法规已有明文规定者外，笔者认为人事行政救济可以适用《行政复议条例》的统一规定。当然这需要由立法加以确认。

2.实行司法最终救济原则

对人事行政行为是否实行司法最终救济原则，各国有不同的规定。在日本，根据《日本公务员法》第90条的规定，公务员对人事行政行为不服的，不能向法院提讼、请求司法审查。但在美国，公务员对人事行政行为不服，经向考绩制度保护委员会申诉后，可依《美国法典》第7703条的规定向法院提讼，请求司法审查。在法国，公务员对侵犯其合法权益的人事行政行为，都能以越权之诉向行政法院请求撤销。笔者认为，把具体人事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的范围，对人事行政救济实行司法最终救济原则，在我国也是可行的，也有利于公正、有效地保障公务员的合法权益，使法治深入人事行政管理。

3.适用国家赔偿法

救济申请书篇4

镇政府并民政办公室：

我是xxxx村，家庭人口，因受xxxxxxxxxx造成家庭生活十分困难，特申请临时救助款。

此致

敬礼

申请人：

年月日

农村临时救助申请书二：

邦洞镇政府及民政办公室：

我是天柱县邦洞镇山环村坪地伞组村民李绍东，家庭共4人，因于20xx年3月21日1时许碰电，房子全部被烧光，现一无所有，家庭生活非常困难，特向上级申请给予救助为谢。

此致

敬礼

申请人：李绍东

20xx年3月24日

农村临时救助申请书三：

尊敬的领导：

你好!

我是巴音敖包嘎查的牧民，因身体残疾而致丧失劳动能力，找不到工作，没有经济来源，无法维持日常家用和医药费的花销，生活困难，难以为继，现申请社会临时救助金， 望批准为盼! 谢谢!

申请人：

救济申请书篇5

1、缺乏统一完整的立法规定。《规定》以司法解释的形式而《办法》以行政法规的形式均仅限于民事、行政诉讼，而不包括刑事诉讼、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和国家赔偿诉讼，没有制定统一的司法救助法，难以全面对司法救助制度进行规范和设计。

2、司法救助范围过于狭窄，而且存在随意扩大和缩小的倾向。《规定》及《办法》采取列举式规定，很难穷尽，而且审判实践中，经常存在两种倾向：一是司法救助范围被扩大；二是司法救助范围被缩小。

3、司法救助的内容规定不具体。首先，申请减免交诉讼费用是否包括证人、鉴定人、理算人员在人民法院指定日期出庭发生的交通费、生活费、住宿费和误工补贴没有规定；其次，再审案件、支付令案件、执行案件的当事人可否申请司法救助无规定；再次，救助内容只有缓、减、免诉讼费用，没有规定其他救助内容，明显过于单一。

4、司法救助条件规定不科学。《规定》第二条以“经济确有困难”、《办法》第四十四条以“当事人交纳诉讼费用确有困难”作为救助条件，但没有规定具体的标准。而“经济确有困难”在实务中很难界定和把握，没有具体标准可比对，导致司法救助随意性较大。

5、司法救助主体规定不明确。营利性法人和外国国民是否属司法救助主体规定不明确。

6、司法救助实施程序缺乏可操作性。《规定》及《办法》对实施司法救助的程序作了一些原则性的规定，没有具体的操作细则，审批程序不透明，不利于当事人进行司法救助。

为此，笔者认为，应从以下方面对我国司法救助制度内涵与体系进行重构：

1、重新界定概念及确立基本原则

笔者认为，司法救助是人民法院为了维护司法公正，确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律原则得以真正实现，以法律化、制度化的形式，对部分经济困难、诉前、诉中、诉后陷入困难或者需要法律帮助以及特殊案件的当事人提供的经济救助和法律帮助。这个定义和原来的定义相比在救助阶段、救助对象、救助方式、救助内容上都进行了扩容，它将更好地满足人民对司法的需要，保障公民诉讼权利的充分及时行使。我国司法救助制度的重构必须遵循以下基本原则：一是合法权益及时救济原则；二是弱势群体优先救助原则；三是经济困难先决原则；四是公开、公正原则。

2、扩大适用范围和主体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原则要求司法救助制度必须具有普适性和平等性，即司法救助范围应涵盖刑事诉讼、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国家赔偿诉讼及司法ADR；不仅包括一审程序、二审程序，还包括再审程序、督促程序和执行程序；享有司法救助权利主体应包括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既包括福利性单位，也包括营利性法人，既包括原告、上诉人、申请人、再审申请人、申请执行人，也包括被告、被上诉人、被申请人、再审被申请人、被执行人，不仅适用于中国公民或组织，而且还根据国际条约适用于其他国家的国民。

3、扩大适用条件及救助内容

司法救助适用条件为：（1）有理由证明自己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而有胜诉可能；（2）有证据证明经济确有困难且年收入或月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金；（3）符合司法救助主体和适用范围；（4）经人民法院审查同意。司法救助内容主要应包括：（1）诉讼费用缓交、减交、免交。缓交期限为立案阶段，适用情形为《办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四种情形，仅适用于原告、上诉人、申请人、再审申请人、申请执行人；减交、免交为立案后至宣判阶段，减交比例为总额30%，减免交在作出判决时一并决定，并均在法律文书上载明。减交适用情形为《办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四种情形，免交适用情形为《办法》第四十五条规定的五种情形，但只适用于自然人；（2）民事、行政诉讼、刑事自诉、刑附民诉讼、国家赔偿诉讼而有胜诉可能时指定人，适用于当事人文盲而又无人的情形；（3）刑事诉讼中指定辩护人，适用于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刑事案件；（4）设立法律咨询机构，为当事人免费提供法律咨询和相关诉讼信息；（5）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金制度。（6）建立执行救助金制度。

4、完善启动、审批程序

（1）由当事人申请启动。在立案审查阶段、审理阶段或执行阶段，由当事人依照不同的救助内容书面提出申请并附有相关证明材料（主要是由县级民政、劳动保障部门出具的优抚对象和收入的证明等），由法院审查决定是否启动司法救助程序。如决定救助，对当事人请求缓交诉讼费用的，应当在、上诉或申请时提出，由负责立案的审判人员或合议庭提出意见，报庭长审核同意后报院长审批。在决定立案之日作出准予缓交的决定并在宣判之日补交；对当事人请求减交、免交诉讼费用的，由承办案件的审判人员或合议庭提出意见，经庭长审核同意后，报院长审批；对于申请刑事救助金和执行救助金的，由审判人员或执行人员提出意见，经庭（局）长审核同意后报院长审批。对其他救助内容的，则由审判人员或合议庭审查决定即可。法院经审查决定予以司法救助的，应当制作《司法救助决定书》并书面告知当事人办理相关手续，对于没有获得救助的，应告知其不能救助的原因及理由，并告知其申请复议的权利。（2）由法院依职权启动。适用这种启动方式的案件应当限制在现代型诉讼，即围绕着离散性利益、扩散性利益、集团性利益引发的纷争。如医疗事故赔偿纠纷、消费者权益受损纠纷、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纠纷、交通事故赔偿纠纷、产品责任纠纷等案件。建议立法规定法院对此类案件除诉讼费用救助外的其他救助内容，可依职权启动司法救助程序。

5、增设撤销、复议程序

如果当事人申请司法救助有不当企图或行为时，经对方当事人申请或者人民法院发现，应当作出撤销司法救助的决定并处以一定数额的罚款。对当事人申请司法救助未获批准的，当事人可以在接到书面决定后三日内向作出决定的上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一次，上级法院应在接到复议申请书三日内予以复议并书面答复。

6、建立其他配套制度

救济申请书篇6

2021年大病医疗临时救助申请

__乡民政办：

我叫张__，今年66岁，系我乡河口村卢院组村民，老两口一齐生活，现两人年老体衰，均有病缠身。

我于20__年患腰椎第三、四节膨大，行走困难，丧失了基本的劳动本事和生活自理本事。几年来一向四处求医，靠药物控制病情。曾几次到六安进行治疗，效果都不梦想。家里的钱都花光了。实在没办法，只好向亲戚朋友求助，在大家的帮忙下，住进了合肥安医第二附属医院，由于经济困难，在医院做手术将开支俭省到最低，也花去医疗费近2万元。这对一个年老体弱夫妻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开支。

恳请民政部门领导，给予贫困医疗救助，对所花去的医疗费给予报销，为盼。

申请人：__

__年__月__日

2021年大病医疗临时救助申请

__民政部门：

本人__，是哪里人，由于公公__患有__病于_年_月_日病亡，生前由于治疗__病把家庭全部积累用完，并借了__元，本人工作工资不高，且债务累累，所以向民政部门申请城乡困难人员医疗救助，恳请希给予帮忙为盼。

此致

敬礼!

申请人：__

__年__月__日

2021年大病医疗临时救助申请

低保医疗救助申请书

__县民政局：

我叫__，现年__岁;家住__县、__镇、__村__二组山上。地处偏僻，交通闭塞，环境恶劣，自然灾害频繁。经济落后，生产单一，广种薄收，家庭经济来源主要靠种植农作物。

我在20__年3月7日因做阑尾炎手术住进了__医院，先后将近花去医疗费____元。手术后我体弱多病，需要长期治疗。我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在这秋收季节里，我不能从事体力劳动，需要有人来关照我和孩子。老父老母还需要供养。一时之间，家里出现前所未有的困境，生活没有了着落。所以我不得不向__县民政局申请医疗救助。望被救助为谢!

此致敬礼!

申请人：__

__年__月__日

2021年大病医疗临时救助申请

尊敬的领导：

你好!

我是__市__街__社区居民__，借住父母家。我父亲由于脊椎折断、并患有糖尿病，退休的薪金还不够吃药药费的开销，糖尿病已到严重时期，不能进食，四肢浮肿，随时都有危险。母亲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加之年岁以高不能操劳。同时家庭收入仅靠老父亲的微薄退休金来维持全家生活。此刻生活举步维艰。

我本人由于长期失业，没有固定的经济来源。一向靠政府的低保补助维持生活，我的妻子也没有工作，只能在照顾父母的空余时间打打零工贴补家用。今年春节我又添了一个女儿，但遗憾的是没有母乳吃，只能靠昂贵的奶粉供养，这一切在我的生活中都无疑是雪上加霜。这真是“屋漏偏遭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在万般无奈的情景下，期望政府伸出援助友爱之手拉我们全家一把，特恳请困难补助以度过目前的艰难时日。我深信政府会给我们解决实际困难，解决我们的生活危机，向我们伸出援助之手!我们全家期待着您的佳音。

此致

敬礼!

申请人：__

__年__月__日

2021年大病医疗临时救助申请

尊敬的领导：

你好!我是——市——街——社区居民——，借住父母家。我父亲由于脊椎折断、并患有糖尿病，退休的薪金还不够吃药药费的开销，糖尿病已到严重时期，不能进食，四肢浮肿，随时都有危险。母亲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加之年岁以高不能操劳。同时家庭收入仅靠老父亲的微薄退休金来维持全家生活。此刻生活举步维艰。我本人由于长期失业，没有固定的经济来源。一向靠政府的低保补助维持生活，我的妻子也没有工作，只能在照顾父母的空余时间打打零工贴补家用。今年春节我又添了一个女儿，但遗憾的是没有母乳吃，只能靠昂贵的奶粉供养，这一切在我的生活中都无疑是雪上加霜。这真是“屋漏偏遭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在万般无奈的情景下，期望政府伸出援助友爱之手拉我们全家一把，特恳请困难补助以度过目前的艰难时日。我深信政府会给我们解决实际困难，解决我们的生活危机，向我们伸出援助之手!我们全家期待着您的佳音.

此致

敬礼!

申请人：__

救济申请书篇7

第二条城乡困难居民临时救助制度，是指政府对由于临时性、突发性等特殊原因造成基本生活出现暂时较大困难的低收入家庭和其他特殊困难人员给予非定期、非定量生活救助的制度。

第三条临时救助制度遵循及时、高效、公开、公正原则，侧重于临时性、救急性和补充性。

第四条县民政局是临时救助工作的业务主管部门，负责临时救助政策的制定、救助对象的审核审批、救助资金的管理发放及其他日常工作。县财政局负责落实临时救助所需资金，并进行绩效评价,县审计、财政、监察局负责对临时救助资金的预算安排和管理使用进行审计监督。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根据各自职责范围负责临时救助的相关工作。

第五条符合下列条件的具有本县常住户籍的城乡困难居民家庭，可以申请临时救助：

（一）在最低生活保障和其他专项社会救助制度覆盖范围之外，由于特殊原因造成基本生活出现暂时困难的低收入家庭，重点是低保边缘家庭。

（二）虽然已纳入最低生活保障和其他专项社会救助制度覆盖范围，但由于特殊原因仍导致基本生活暂时出现较大困难的家庭。

（三）县以上人民政府认定的其他特殊困难人员。

第六条因流域性水灾、旱灾、风雹灾等自然灾害，以及较大范围遭遇环境污染、破坏性灾害和不可抗拒因素造成社会性灾害的救助，依照重特大自然灾害救助办法处理。

第七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救助：

（一）因打架斗殴、交通肇事、酗酒、、自杀、自伤、吸毒等原因导致家庭生活困难的。

（二）家庭成员有就业能力而无正当理由拒绝劳动、就业，不自食其力的。

（三）有赡（扶、抚）养能力的义务人未依法履行赡（扶、抚）养义务的。

（四）参与或从事政策和法律明令禁止的活动的，或受到处罚导致生活困难的。

（五）不按要求提供申请资料，拒绝管理机关调查，隐瞒或不提供家庭真实收入，出具虚假证明，或无理取闹、谩骂、侮辱、威胁工作人员的。

（六）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认定的其他不予救助的人员。

第八条临时救助实行分类分档救助，具体办法和救助限额由县人民政府制定。

第九条临时救助原则上不重复，同一家庭一年只救助一次。特殊情况，由乡镇、街道民政办报县民政局，再由县民政局报县人民政府主管领导审核审批后可给予二次临时救助。

第十条申请审批程序

（一）申请临时救助以家庭为单位，由户主通过社区（村）居民委员会向户籍所在地乡镇、街道民政办提出书面申请，填写《*县临时救助申请审批表》（样表附后），并出具以下证明材料：

1.居民户口簿原件和复印件；

2.居民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

3.低保证或低收入核定证明、家庭成员收入状况证明，致困原因证明等；

4.民政部门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二）村（社区）居民委员会在接到临时救助申请后3个工作日内完成入户调查、核实、群众评议等工作，将申报材料报乡镇、街道民政办审核。对不符合救助条件的，书面通知申请人，并告知其不予救助的理由。

（三）乡镇、街道民政办在接到村（社区）居民委员会上报材料后5个工作日内完成调查、审核工作。对符合救助条件的，将申报材料报县民政局审批；对不符合救助条件的，书面通知申请人，并告知其不予救助的理由。

县民政局在接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上报材料后的5个工作日内完成调查复核、审批工作。对符合救助条件的，签出审批意见；对不符合条件的，书面通知申请人，并告知其不予救助的理由。

（四）审批结果在申请对象所在村（社区）张榜公示3天，接受群众监督。

（五）对张榜公示后无异议的，由审批机关在公示后3个工作日内通过银行或直接向申请对象发放临时救助金，特别情况下审批机关可以即时向对象发放现金。

公示有异议的，由乡镇、街道民政办补充调查。

县民政局可委托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审批机关直接发放小额临时救济金。小额临时救济金的具体标准由县人民政府确定。

第十一条临时救助资金纳入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实行专户储存、专账管理、专款专用。县民政局设立临时救助资金发放专户，用于办理临时救助资金的核拨和支付等业务，并同时建立临时救助资金发放台账。

第十二条县民政局应建立临时救助对象审批材料、资金台账、发放名册等工作档案。

第十三条申请临时救助的对象应自觉接受民政部门的调查，如实提供家庭收入等相关情况。采取虚报、隐瞒、伪造等手段，骗取临时救助的，由民政部门给予批评教育，追回救助款，并取消其一年内再次申请临时救助的资格。

救济申请书篇8

（一）行政不作为的可诉愿性

行政不作为是否具有可诉愿性，在理论上经历了长时间的争论，法制实践上也是道路曲折。从台湾新、旧诉愿法有关行政不作为的可诉愿性来看，台湾均采用一种概括主义的立法方式。即未列举出行政不作为的具体形式。台湾旧诉愿法第2条第2款规定：“中央或者地方机关对于人民申请之案件，于法定期间内应作为而不作为，致损害人民之权利或利益者，视同行政处分。”从而依据第1条之规定：“人民对于中央或者地方机关之行政处分，认为违法或不当，致损害其权利或者利益者，得依法提起诉愿、再诉愿”。也就是说，在旧有的行政法理论中，行政不作为被视为一种拟制的行政处分。“拟制之目的，在于使虚构者为真，而使其具有与真实相同之效果。”[2]之所以拟制，盖因为法学理论以及立法技术的不成熟所致。拟制的原因，在于在维护人民权益与不成熟的立法技术之间达成一种妥协。一方面，“拟制行政处分之存在，亦在于实现衡平正义。”[3]另一方面，是为了照顾相对落后的立法技术。从而把应该对人民的申请作处分，而超过法定期限而未作处分的，当作是“驳回”人民的申请，允许人民对它提起撤销之诉，而不能提起课予义务诉愿。这是一种比较狭隘的保护方式，并不能真正保护人民权益。1999年颁布的新诉愿法则在吸收旧法精华之基础上，在第2条对之进行了新定义：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机关对其依法申请之案件，于法定期间内应作为而不作为，认为损害其权利或利益者，亦得提起诉愿。对行政机关怠于行使职权的行为，人民可行使课予义务诉愿，从而让原处分机关于法定期间内积极行使职权，避免行政懈怠。诉愿法虽未明列行政不作为的具体形式，但基本上包括怠为处分、拒绝处分等形式。在这里，必须指出的是，拒绝处分行为是否属于行政不作为，理论界尚存在很多争议。[4]本文采用通说，将其视为行政不作为类型之一。

大陆的行政诉讼法先于行政复议法出现，但未规定“行政不作为”这一概念，盖因当时理论分歧较大，立法技术尚未成熟所致。立法者采用了列举主义与概括主义相结合的方式规定了行政不作为。在第11条第4、5、6款列举了行政不作为的几种典型形式，如拒绝履行和不予答复等。为避免挂一漏万，立法者还在第八款设置了一个兜底性条款，即对凡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的具体行政行为，均可提起行政诉讼，以期弥补列举主义之不足。1996年颁布的行政复议，虽晚于行政诉讼法出现，但亦未采用“行政不作为”概念。它沿用了行政诉讼法的这一立法模式。《行政复议法》第6条第8、9、10款列举了行政不作为的几种形式，如未依法颁发许可证、未履行保护人身权利职责、未依法发放社会保险金等。并同时在第11款以一个兜底性条款：“认为行政机关的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利益的”，可提起行政复议，以期弥补列举主义之不足。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首次以国家公权力的姿态将“行政不作为”规定为法律术语，其第27条规定：“在起诉被告不作为的案件中，原告须负举证责任。”估计在未来的行政复议法修改中会吸收行政诉讼立法的经验。

（二）行政不作为诉愿的管辖

管辖权划分得是否合理，管辖机构的层级设置是否合乎经济原则，直接影响到人民能否方便、及时的获得救济，也可避免几个都有权复议的机关因职权的竞合而发生争议。而行政不作为在此与行政作为的管辖原则基本上雷同。

台湾行政诉愿管辖认定的标准以“何者为原处分机关或应为处分机关”为核心。先确定原处分机关或应为处分之机关后，再就层级、争讼时是否仍存在与机关之单复数，决定其管辖机关。[5]台湾在这方面的特色是“单一管辖”原则。此为当年的国民政府在设立行政诉愿制度时，吸收德日法制经验所确立。新诉愿法继承了这一传统。所谓“单一管辖”原则，即不管是哪一种诉愿的程序标的，是单一机关所作的处分或者多数机关所作的处分，都只能由一个机关来管辖的原则。这就否定了当事人的可选择性。在行政诉愿法第4条具体规定了行政救济管辖的分工，是“单一管辖”原则的规范体现。其余的管辖原则，如比照管辖原则、共同处分之管辖等，均建立在第4条之基础上，或者说，是第4条的变通形式。我们以县政府和县政府工作部门的诉愿管辖为例。根据台湾诉愿法第4条第2款规定：不服县（市）政府所属各级机关之行政处分者，向县（市）政府提起诉愿。同时根据第3款之规定：不服县（市）政府之行政处分者，向中央主管部、会、行、处、局、署提起诉愿。对其他的一般行政机关和职能行政机关，亦做出了相似的规定。这样做的好处就是，可以确保行政监督的权威性，促进行政救济的快捷性。“它的考虑因素，主要的是在于‘行政的监督’，并且以‘上级或者业务监督机关’来行使‘行政的监督’”。

大陆采用复合管辖模式，通常称之为“条条管辖”与“块块管辖”结合，即以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的平级政府以及上级业务部门管辖相结合，由当事人自由选择。行政复议法第12条确立了这一原则，即：“对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工作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由申请人选择，可以向该部门的本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向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行政复议”。这一当事人选择主义似乎尊重了当事人的选择权，但在实际运作中，对职能政府主体的复议管辖大部分是“以条条为主，以块块为辅”。况且，基于当今的行政机关内部请示制度，下级机关的意见实际上体现着上级复议机关的意见。这显然不利于行政救济的深入进行。

（三）行政不作为的审议机构

台湾《行政诉愿法》第二章以专章的形式规定了行政救济的审议机构——审议委员会。这是一个法定的审议机构，拥有法定的职权。可见诉愿法比较尊重审议机构的独立性。从诉愿法第52条的规定来看，组成人员中专家人员、法律人士不低于1/2，这样可以有效地维护整个审议过程的合法性。同时，根据第54条之规定：“委员于审议中所持与决定不同之意见，经其请求者，应列入记录。”因为它能反映出诉愿审议中的不同意见，避免审议意见的单方形和片面性。从而强化了审议机构组织功能，有益于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行政不作为的诉愿案件中，诉愿人可以向审议机构提出自己的主张，原行政处分机关无权干涉审议机构行使职权。

大陆《行政复议法》中，没有设立专门的行政复议机构，但从第23条、第28条的规定来看，行政复议机关内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为审议机构。但是这些审议机构往往带有临时性。行政组织法并没有赋予其法定的地位。而且从行政复议法以及相关的实施细则来看，皆未规定审议机构的人员组成、职权范围等具体事项。在实际操作中，除级别较高的行政机关具备较为完善的人员及设备外，其他部门的复议机构尚不具备专业人员，也不具有法定的职权，在复议决定中也不具有最终的决定权。因为法制机构作为行政部门的下属机构，凡事听从上级的意见，独立性较差。

（四）行政不作为的审理程序

1、关于书面审理与言词辩论原则：“在台湾旧行政诉愿法上，仅在第19条规定：诉愿就书面审查决定之，必要时，得为言词辩论”。这是典型的书面审理条款。但这一规则相对比较简单。新修订的诉愿法则大大充实了审议程序，有关行政诉愿程序的条款达14条之多，行政救济程序已是相当的完善。新诉愿法继承了书面审理原则，在第63条第1款规定：“诉愿就书面审查决定之。”这是诉愿审理的基本原则。书面审理，可让审议机关较好的掌握争议焦点，从而控制整个程序的进程，并可避免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面对面对抗，促进行政效率，最终达到节约行政资源的目的。但是它的弊端在于审理的间接性。审议机关对案件的了解仅限于书面材料，不利于实体审查。鉴于此，第63条第3款规定，诉愿人或参加人请求陈述意见而有正当理由者，应予到达指定处所陈述意见之机会。第64条规定委员会主任亦可指定。第65条规定审议机关可依职权通知诉愿人等于指定日到指定处所言词辩论。从而确立了言词辩论原则。但这一规定的执行，依赖于诉愿管辖机关的自由裁量决定是否可以进行言词辩论，因而存在相应的不确定性，言辞辩论原则仍是书面审理的例外情况。关于行政不作为的审理，自应遵循书面审理原则主、言辞辩论原则为辅的“游戏”规则。

大陆行政复议法在行政救济程序上非常的简单、立法相对滞后，甚至给人造成立法有意回避程序之假象。行政复议法第28条是整个复议程序的唯一根据，其规定：“行政复议机构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应当对被申请人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提出意见后，经行政复议机关的负责人同意或者集体讨论通过后，按照下列规定做出行政复议决定”。轻描淡写，字里行间之中却丝毫看不出复议审理的具体程序为何。可见大陆方面依然受传统的“重实体、轻程序”观念影响比较深，不注重对复议申请人的程序权利保障。但是，在书面审理原则这一点上，大陆似乎跟台湾如出一辙。行政复议法第22条规定：“行政复议原则上采取书面审查的办法，但是申请人提出要求或者行政复议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认为有必要时，可以向有关组织和人员调查情况，听取申请人、被申请人和第三人的意见。”从而确立了书面审理的原则。但是从这一条款来看，大陆并未采用辩论主义原则。也就是说，大陆继续秉承职权主义传统，更加注重行政效率，相对忽视了审理程序的多元化建设。

2、原处分机关对诉愿的处理：行政救济是针对原处分机关而提出的。但这并不代表原处分机关就无所作为。如果原处分机关能及时意识到自身的错误，从而做出修正行为，即可节约大量的法律资源。这也是所谓行政机关的自我纠错监督。

台湾诉愿法规定诉愿第58条规定：“诉愿人应具诉愿书经由原处分机关而向诉愿管辖机关提起诉愿”。在这个转接的过程中，给了原处分机关一个提醒，也可以说是给了原处分机关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第58条第2款规定：“原行政机关对于前项诉愿先行重新审查原处分是否合法妥当，其认诉愿为有理由者，得自行撤销或者变更原行政处分，并陈报诉愿管辖机关。”[6]原处分机关在接到诉愿书后，可在上级管辖机关做出处理以前，自行处作行政处分。就行政不作为来讲，在诉愿书到达原处分机关之后，原处分机关势必为了以后的答辩而对之进行相应的分析，若发现自身的不作为确实侵害了申请人的合法权利，即可依职权履行一定的行政给付义务。这样就可免使诉愿书到达复议机关。

大陆与台湾在这方面的规定不一致。行政复议法第3条第1款规定由复议机关受理复议申请。从整部行政复议法来看，均未涉及到复议申请书是否须经原处分机关而递交到复议机关。实践中两种情况都存在。行政复议法也未明确原处分机关在接受复议申请书之后，是否可以撤销原决定。就行政不作为而言，没有考虑到行政机关可以自行决定履行行政给付义务。这就说明大陆在行政机关自我纠错监督方面欠缺考虑。这是一个立法上的漏洞，在实践中浪费了很多资源。

（五）行政救济的决定

在行政部作为之诉愿中，行政相对人之所以申请行政救济，是为了通过行政监督的方式获取一个公正的审理，迫使行政机关履行义务，从而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中国历来受“重实体、轻程序”理念的影响较大，一个公正的复议决定对公民而言，意味着全部。无论复议过程之中，他受到了多么不公正的对待，只要结果是公正的，任何程序过程中的不公正他都可以忍受，这就是中国的法律文化。

台湾旧行政诉愿法规定，对行政不作为的诉愿决定，只能采取撤销决定方式。台湾继受德国、日本行政法制，在行政诉愿类型方面采“撤销诉愿中心主义”。盐野宏认为，撤销诉愿（讼）具有以下优点：恢复原状功能、合法性维持功能、合一确定功能、阻止功能、再度考虑功能、防止处分反复功能。[7]但是，基于行政不作为性质的特殊性，适用撤销决定是不恰当的。因为撤销并不代表许可之做成，并不能给当事人以有效救济。“撤销诉愿过度的承载着人民权利救济的功能，相对地，也使撤销诉讼的前提条件——必须存在一个行政处分——被过度的强调，也进而导致行政处分是否存在的判断，逐渐地偏离法释义学上的操作，而反对救济目的的达成与否加以考虑。”[8]新修订的行政诉愿法则改变了这样一种做法，对于行政不作为的诉愿，受理机关若认为诉愿申请人有道理，应当指定相当期间，命令应作为机关迅速的做出行政处分。即复议机关可采用课予义务决定的方式。这相对原有的撤销决定是一个大的进步。但是诉愿决定中是否可以采用情况决定制度？这方面的探讨比较缺乏。笔者认为，鉴于行政不作为的性质以及情况决定的功能，没有必要为行政不作为设立一个情况决定制度。二者根本不相匹配。

对大陆而言，在程序法还相当不完善、程序法的出台还遥不可及的背景下，我们只能寄希望于复议机关的公正结果。再回到行政不作为，行政救济的目的在于迫使行政机关积极履行职责。行政复议法第28条第2款规定：“被申请人不履行法定职责的，决定其在一定期限内履行。”这也就是学理上所谓的课予义务决定。由于行政复议法规定申请人可以在复议时一并提起行政赔偿，若确认行政不作为违法，若该行为对相对人造成了人身和财产损失，可以责令其做出行政赔偿。行政复议法第29条规定：“行政复议机关对符合国家赔偿法的有关规定应当予以赔偿的，在决定撤销、变更具体行政行或者确认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时，应当同时决定被申请人依法给予赔偿。”另外，在很多情况下，行政机关不履行相应的职责时，是因为行政机关内部有一些内部“红头”文件。因此，不作为仅仅是一个表面危害，真正的“硕鼠”是隐藏在行政不作为背后的那些红头文件，如何清理这才是头等大事。行政复议法第7条赋予了相对人以审查某些规范性法律文件的申请权，例如乡镇人民政府的规定。同时在第26条规定，在权力允许的范围内，可以直接处理，如果超越了复议机关的职权范围，则应在七日内移交有关机关进行处理。从而实际上行使着部分类似于司法审查的功能。在这两个方面，大陆所赋予复议机关的职权较台湾宽泛。

（六）对行政救济不服的补救

行政救济与司法审查是处理违法行政行为的两把“尚方宝剑”，犹如鸟之双翼，缺一不可。而两者之关系，在理论界又有“剪不断，理还乱”的无休止争论。在台湾，在立法上非常注重二者的衔接。“致每当行政诉讼法修正时，必同时带动诉愿法之修正，反之亦然。”[9]两者常被相提并论，甚至行政救济制度沦为行政诉讼的“先行程序”性质，其独立地位遭到忽视。基于司法最终决定原则，对行政不作为的行政救济决定不服的，可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这在海峡两岸所为认可。

台湾旧行政诉愿法规定，对行政不作为的司法审查必须经过再诉愿程序之后，方能进入行政诉讼领域。但“名为三个等级（诉愿、再诉愿及行政诉讼），实则十之七八的案件在诉愿之前，尚有复查、复核、异议或申诉等先行程序，所以‘四级四审’几为常态。”[10]新诉讼法废止再诉愿制度，同时严格限定诉愿的再审程序，实际上更有利于维护人们的合法权益，更加具有效率，因为人们接近最后解决方案越来越近。行政诉讼法第5条规定：人们因中央或者地方机关对于其依法申请之案件，于法令所定期间内应作为而不作为，认为其权利或法律上利益受损害者，经依诉愿程序后，得向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请求该机关为行政处分或应为特定内容之行政处分之诉讼。从而把行政不作为导入行政诉讼领域，由行政法院来行政司法审查权。

大陆在这方面也有类似规定。行政诉讼法第38条第2款规定：“申请人不服复议决定的，可以在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可以说，在这方面，大陆与台湾并无二致，都尊重司法的最终决定权。但是，大陆与台湾在管辖机构上有所区别，台湾是由专门的行政法院来行使司法审查权，而在大陆则是由普通法院中的行政庭来行使司法审查权。

（七）结语

通过以上对行政不作为的行政救济制度的比较。我们发现，台湾与大陆虽仅一水之隔，但由于所接受的法律传统不一致，在这一问题上呈现了较大的差异。再将这一结论放置于整个行政法领域，这实际上是海峡两岸行政法制差异的一个缩影。但是客观的讲，在这一问题上，台湾是走在大路的前面的。其无论是行政实体法，抑或行政救济法，体系都相对比较完善。但大陆也并非一无是处，在很多地方也有自己的特色。例如在行政复议决定方面，大陆的审查范围实际上要广于台湾。比较的意义在于找出差距，避免固步自封，并使双方能取长补短，促进法制发展。

「注释

[1][法]莱昂·狄骥。公法的变迁——法律与国家 [M]，郑戈译，辽海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137 [2]蔡志方。 行政救济与行政法学 [M].台北：三民书局，1993：184 [3]蔡志方。 行政救济与行政法学 [M].台北：三民书局，1993：184 [4]参阅：程明修。行政机关函复拒绝人民申请或举发案件之法律性质 [J]，月旦法学，2003，8 [5]翁岳生。行政法（下册） [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1255 [6]蔡志方。诉愿法与诉愿程序解说。 [M].台北：正典出版文化有限公司，2001：85 [7][日]盐野宏。行政法 [M]，杨建顺译。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317 [8]程明修。行政机关函复拒绝人民申请或举发案件之法律性质 [J]，月旦法学，2003，8：223 [9]蔡志方。 行政救济与行政法学 [M].台北：三民书局，1993：111 [10]吴庚。行政法之理论与实用（增订八版） [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3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