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1-17 13:09:21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国传统文化 庄子 自由 冯契
[中图分类号]B2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2)02-0023-06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过程离不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国传统文化所作的诠释。无疑，关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已经有很多研究者注意到了。和这些研究不同的是，本文关注的不是两个对象(即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而是三个对象之间的复杂纠葛。这三个对象是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对中国传统文化所作的诠释。本文的考察重点不在前两者之间所发生的联系，而在于通过对第三者的解读展示马克思主义如何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互动之中获得了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存在形态；同时，中国传统文化又如何经过马克思主义的诠释而获得了当下的生命力，成为其在历史延续中的新的存在样式。
这个问题太大，本文选取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冯契对《庄子》的自由观的研究来窥豹一斑。之所以着眼于自由，因为这个范畴已然成为中西方现代性的一个核心价值。西方近代人文主义所高举的大旗就是“自由、平等、博爱”；在现代中国语境内，无论是自由主义者、文化保守主义者比如现代新儒家、还是马克思主义者，都把自由放在了重要的地位，差别在于各个派别对自由的内涵的理解具有较多的歧义。需要同时说明的一个问题是，对于自由本身学界的理解众说纷纭。本文把自由理解为人在改变世界的过程之中改变自我，而为了做到“两个改变”，就需要认识论、方法论以及政治哲学、伦理学两方面的辅助。世界和自我经过改变之后都从本然状态转变为应然状态。也就是说，自由至少存在于四个层面：认识论、方法论领域内的自由，政治哲学、伦理学领域内的自由，作为理想世界(世界之应然状态)的自由，以及作为人格理想(自我之应然状态)的自由。这些自由又表现为真、善、平等、民主、权利、义务、正义、正当、功利、德性、美等众多范畴。当然，由于每一个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不可能面面俱到，本文侧重于研究认识论、方法论领域内的自由，政治哲学、伦理学领域内的自由，以及作为人格理想的自由。
一、认识的自由与辩证法
解放后的冯契显然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明确地“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来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史”。而他对《庄子》情有独钟；解放前，他师从金岳霖先生读研究生，所写的毕业论文《智慧》便深受《庄子》的影响。这是本文以冯契为中心展开研究的两点缘由。
冯契认为，庄子已经意识到“人的自由就在于与自然的必然性为一”，问题在于，庄子主要是通过审美的方式达到这一点(具体下文再述)，在认识论上，庄子陷入了相对主义的困境，不过他从反面提出的问题却引领我们进一步思考，给予我们深刻的启发。也就是说，冯契认为，庄子在认识论上其实走向了自由的反面，之所以如此，原因就在于庄子没有运用辩证法，不能解决认识主体和认识对象之间如何达到一致的问题。换而言之，虽然庄子一再的追求“真人”，但是，在认识论上庄子否定了真理的可能性。而真理这个范畴，恰恰是用来表征认识论领域内的自由的。
首先，冯契认为庄子否定了通过感性、理性获得真理的可能性。庄子在《齐物论》中说：“民湿寝则腰疾偏死，然乎哉?木处则惴傈恂惧，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处?民食刍豢，麋鹿食荐，螂蛆甘带，鸱鸦耆鼠，四者孰知正味?狙以为雌，麋与鹿交，与鱼游。毛嫱丽姬，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决骤：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观之，仁义之端，是非之途，樊然散乱，吾恶能知其辩!”冯契的解读是，“这就是说，色、味的‘正’与‘邪’是依认识主体的感觉如何而决定的，但感觉是千差万别的，因而‘正’、‘邪’并无客观标准。”不仅感觉经验如此，而且理论思维也如此。“善和恶，是和非的界限是无法辨明的。”庄子的相对主义突出地表现在所谓“辩无胜”的故事中。就是说，我和你辩论，无论是我赢还是你赢，都不能证明每个人观点本身的正确与否。事实上，谁对谁错这件事谁也不能知道。如果我们请第三人来做评判，那么，无论这个人是和我的观点一致还是和你的观点一致，或者他有他的观点，和我们都不同，都不能证明谁的观点是正确的。这里的关键在于人和人之间是不能相知的。冯契评判道：“它否定了真理的客观标准，断定人与人之间‘俱不能相知’，每个人的认识都成了把自己与客观世界隔绝的屏障，这当然是荒谬的。”显然，相信真理存在客观标准，相信人与人之间是可以相通的，人的认识是连接自己和客观世界的纽带，这个立场是马克思主义的。
其次，冯契认为庄子从反面揭示了通过辩证法人们是可以获得真理的。
逻辑思维和语言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值得深入考察的问题。两者之间是否必然一一对应?但毋庸置疑的是，如果我们的认识成果需要用语言来加以表述，那么，两者之间还是存在着紧密的对应性，也就是说，如果语言在表述认识成果方面具有某种困难，那么，逻辑思维是否能够把握真理也就成为一个问题。冯契认为，庄子凭借其诗人的天赋，轻易地发现了逻辑思维在把握认识真理方面存在的不足，这主要体现在语言概念和客观世界的矛盾性上。不过，庄子夸大了这种矛盾性，走向了不可知论。但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原理，语言、概念(其内在实质是逻辑思维)和世界之间的这种矛盾性可以通过辩证法获得解决。冯契指出，庄子主要从三个方面揭示了语言和世界的矛盾性。
第一，庄子认为抽象的名言不能把握具体事物。庄子说：“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庄子・齐物论》)即语言总是抽象的，而事物是具体的，为了把握事物，语言就要把具体的事物分割开来；而一旦加以分割，具体的事物就不再是整体的事物了。庄子坚信有些事物只能意会，难以言传。这点下文讲到
庖丁解牛的典故时会更加清楚。
第二，庄子认为概念是静止的，而世界是变化的，静止的概念无法表达变化。他说：“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业。”(《庄子・齐物论》)即，语言总是涉及对象，但对象总是处于不停的变动之中，而语言本身却是静止的。所以，庄子认为要用语言来表达和对象相符合的认识是不可能的。即便表述出来了，所说之对象也已经发生了变化，而表述出来的语言却凝固化了。
第三，庄子认为有限的概念不能表达无限的世界。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既已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谓之一矣，且得无言乎?一与言为二，二与一为三。自此以往，巧历不能得，而况其凡乎!故自无适有以至于三，而况自有适有乎!无适焉，因是已。”(《庄子・齐物论》)冯契的解释是，一旦用语言(“一”)来表达世界(“一”)，那么就产生了语言和世界之间的对立，就需要用“二”来表达这个对立，这个对立和世界又成为了“三”。这样无穷递进，即便是最会计数的人也计算不清。所以用语言来把握世界是不可能的。这个论证的关键在于每一次新表述出来的语言本身也应该被算作世界的组成部分，可是在上一次表述的过程中它没有被囊括进世界，因此需要重新表述，如此无穷递进，以至于无限。
冯契认为，庄子揭示逻辑思维及其表征语言和世界之间的矛盾性是有贡献的，但是不能因此往前多走一步，否认它们能够把握世界。“从逻辑思维说，人的概念要反映对象，必须和对象有一一对应关系，因而有相对静止的状态，但将概念的稳定状态绝对化，就要走向形而上学。为了把握宇宙发展规律，概念必须是经过琢磨的、灵活的、能动的、对立统一的。”也就是说，通过批评庄子的相对主义和形而上学，冯契相信人们采取辩证法是可以认识世界的，能够达到主客观的统一而获得真理，也就是获得认识论上的自由。
一般而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基本上都认为庄子否定了通过把握客观规律而获得真理(自由)的可能性。比如，侯外庐指出：“在《逍遥游》中，庄子讴歌了现实世界不存在的绝对的个人自由。这不是通过把握了必然的客观规律所取得的自由，而是在自己的头脑里幻想出超越了一切自然的、社会的规律的限制，泯没了物我的对立，达到所谓‘无待’(按指绝对)。他把这种绝对自由描写成为一种神仙的境界……”杨荣国也指出：庄子不承认“有什么客观真理”。冯契和他们的区别在于，他进而认为庄子揭示了逻辑思维和客观现实之间存在的辨证矛盾，并且指出反其道而行之、运用辩证法是可以获得真理和自由的。在某种程度上，任继愈对庄子的研究达到了和冯契相似的深度。他说：“后期庄学对中国哲学史上的认识论有促进的意义，至少他从认识的主观能力、对象、是非标准各方面深刻地提出了问题。”不过，任继愈借此强调的是庄子看到了“人们任何时候，认识都不免的带有局限性、片面性这个事实”。他并没有从庄子所揭示的逻辑思维和客观对象之间的矛盾的角度来立论。除此之外，冯契还强调了要用“经过琢磨的、灵活的、能动的、对立统一的”概念来把握对象的要求和途径。从以上角度看，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普遍认为庄子否定了认识论领域内的自由的背景下，冯契对庄子的认识论的研究还是具有自身的特色。
二、劳动创造了美
冯契认为，庄子虽然否定了通过认识论获得自由的进路，但是在根本上他还是相信人是能够获得自由的。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庄子・知北游》)可见，庄子肯定了天地之间有大美，此即自由，但是，“天地之大美非名言、知识所能把握，却可以用诗、寓言来暗示。”冯契认为庄子此处的意思不仅是指诗、寓言这些和概念相异的语言的别的形式可以把握世界，而且还是在主张天地之间的大美可以通过劳动这种实践形式来加以把握。这充分体现在庖丁解牛的寓言中：
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踌，砉然响然，奏刀聪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文惠雍曰：“，善哉!技盖至此乎?”庖丁释刀对曰“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全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导大衮，因其固然。技经肯綮之未尝，而况大乎!良庖岁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馀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虽然，每至于族，吾见其难为，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动刀甚微，谍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日：“善哉!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焉。”(《庄子・养生主》)
冯契指出，这里庄子显然是在说“劳动的技艺达到神化的境界，成了完全自由的劳动，成了美的享受。”这个观点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劳动创造了美这个原理的基础之上的。不过，它又呈现出自己的特点。
第一，冯契在解读庖丁解牛的寓言时将马克思主义的美学观点和庄子的自然主义结合了起来。马克思主义认为，劳动创造了美。冯契在诠释、应用这个观点时认为劳动意味着庄子所指的人为，美则和庄子所赞赏的自然相类。通常以为庄子完全反对人为，坚持纯然的自然主义。比如，侯外庐说：“庄子不仅反对知识，也反对变革自然。”冯契却指出，在庖丁解牛的寓言中，庄子并不反对人为，而是要求更进一步，从人为回到自然，也即由技进于道。
第二，冯契在解读如上故事时还是贯彻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基本原则，对庄子之美的获得做出了诠释，同时，这种诠释又迫使冯契必须引进新的认识论观点，给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发展造成了契机。后者在其后学中得到了回应。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劳动创造了美的原理要求真善美的统一，也即要求在认识论领域获得真理，否则最终所得将是丑陋、滑稽、荒诞等等背离了和谐之美的审美形态。按照庄子对逻辑思维和世界之间根本矛盾的揭露，庄子否认了在认识论上获得真理的可能性。也就是说，按照庄子的原则和理路，庖丁解牛并不能毫无争议的被诠释成劳动创造了美。冯契之能做出这样的诠释，完全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基本原则的结果。他认为，庖丁之所以能够通过解牛的方式获得自由，原因在于他经过了长期的锻炼，达到“以神遇不以目视”(《庄子・养生主》)的境界；是长期“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庄子・达生》)的结果。也即长时间的集中注意力，执着于解牛这件事，不断的锻炼，通过掌握解牛的内在规律而获得如何解牛的真理，所以才可能达到神出鬼没的境界。换而言之，通过冯契的解读，我们发现虽然按照庄子的认识论原则(见上文)，庖丁本人不可能认识解牛的真理，不过，庖丁在实践过程中还是掌握了真理。虽然冯契认为，在此庄子还是贯彻了“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的原则，不过显而易见，庖
丁的认识并非通常所谓的明觉性的知识，而更多的是一种默会之知。但无论如何，冯契还是认为庖丁是在认识必然的基础上达到审美自由的高峰的，只是这种认识不是能够用逻辑思维和语言表达出来的。
这点联系冯契对轮扁斫轮的故事的解读可以更加明了。《庄子・天道》里面说：“斫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冯契的解释是，“这种不快不慢、得心应手的斫轮技巧，是无法用言语说明的，父亲(‘轮扁’)也无法讲给儿子听。”如果遵从逻辑的严格性，既然轮扁斫轮的故事说明“抽象概念无法把握具体的道”，那么，认识真理就是不可能获得的，所以轮扁斫轮和庖丁解牛都不可能在实践的过程中获得审美的自由，但对于两者之获得这种自由冯契都表示肯定，并且认为还是贯彻了“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的原则，从这个角度，我们发现，冯契在对两个故事的解读中还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基本原则，同时，《庄子》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有所拓展，那就是实际上引进了默会知识的维度。应该说冯契本人对此还没有一种十分自觉的认识，不过，到了冯契的弟子郁振华先生那里，这种意识逐渐明确化、主题化。郁先生目前的学术兴奋点正是默会知识的探索。
三、政治哲学的视域
通过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冯契对庄子之自由观的研究，我们发现他主要探讨了庄子对认识论领域内的自由以及作为人格理想的表现形态之一的审美自由。我们不得不说，在其对庄子的研究中，政治哲学层面上的自由观尚未得到有效的探索。1980年代初的冯契还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把庄子诠释成对封建统治者的抨击者，但是，他又指出，对于现实政治庄子“提不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即，在政治哲学领域，庄子的自由观是消极的，它更多的是一种心灵的自由，也即“自以为是绝对自由的境界”。
从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原理来看，这种理解一定程度上对上文所说的庄子的审美自由造成了冲击，试析如下。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原理，劳动创造了美，真善荚是统一的。美的产生不仅需要在认识论领域获得真理，而且，要求对人的需求以及社会的需求做出正确的安排，这也就是包括了政治哲学层面的价值的广义的善。在政治哲学领域只有消极作为的庄子怎么可能获得审美的愉悦?如果审美的自由的确是获得了，那也是有疑问的。
让我们以庖丁解牛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我们注意到，庖丁和文惠君的关系不是现代的契约关系，比如雇主和厨师；而是一种人身依附关系。庖丁基本上就是依附于文惠君的一个善于做饭的奴隶。庖丁解牛并不能从文惠君那里获得相应的报酬，事实上，由于吃住在文惠君家里，他的劳动往往以无偿的形式表现出来。在庖丁解牛的故事中，具体情形不可知，但基本上是有一天文惠君心血来潮想看人解牛。所以，整个故事开始之前和结束之后，并无文惠君和庖丁就解牛的报酬问题有所磋商。文惠君只是很诗意的说了一声：“吾得养生矣!”庖丁还因能够为这样的君主无偿解牛而踌躇满志。可是，一旦他考虑到如下问题：比如，他凭什么给文惠君解牛?凭什么牛是自己解得，但自己吃不到一块牛肉?凭什么自己辛辛苦苦解了几十年的牛最终家徒四壁，而一个弄臣说几句笑话逗逗文惠君开心就可以富可敌国?……也就是说，一旦他考虑到政治哲学层面的问题，他因解牛而来的自由感即可无影无踪。如果庖丁还终生沉浸在因文惠君偶尔一次的眷顾而产生的自豪感之中，他的儿子，他儿子的儿子……终会意识到自己在受统治者的剥削。他的劳动发生了异化，这种异化使之解牛不再踌躇满志，而会愁容满面。事实上，历史流变两千年之后，中国近现代的人们终于醒悟，起来革命。也就是说，如果不考虑政治哲学的问题，庖丁解牛的故事里面就会存在众多漏洞。这种漏洞在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原理的映衬下无疑更加显豁。那么，缺乏政治哲学考量的审美自由如何可能呢?
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我们将视野扩展到整个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便会发现冯契的这种解释一定程度上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所特有的。比如，侯外庐指出，庄子对于战国时期剧烈的社会政治斗争采取躲避的态度，“他的全部思想表现出绝望、无可奈何而在精神上聊求的特征。”杨荣国指出，庄子“企图毁灭整个社会制度而任乎所谓自然，就是要人像自然界一样浑浑噩噩的生活。”还如，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成为中国哲学经典教科书的、任继愈所主编的《中国哲学史》是这样刻画庄子的政治哲学的：“……对社会现象，不敢抗议，不敢诅咒，而是一再宣扬无条件的精神解脱法。”在他们的笔下，庄子和政治完全处于一种消极的关系之中。
然而，在更广的背景下，我们发现庄子成为了激发中国现代思想家政治智慧的一个源头。近现代中国中西文明的交汇逼迫诸多思想家从古典资源中寻找可以和西方现代价值互相对话的资源。面对着西方的自由概念，思想家们首先是从政治哲学的层面加以理解的。谭嗣同把庄子的自由理解成了大同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他说：“庄曰：‘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治者，有国之义；在宥者，无国之义。曰：‘在宥’，盖‘自由’之转音。旨哉言乎!人人能自由，是必为无国之民。无国则畛域化，战争息，猜忌绝，权谋弃，平等出；且虽有天下，若无天下矣。……殆放佛《礼运》大同之象焉。”章太炎则写了自诩为“一字千金”的《齐物论释》，在其中他结合唯识学、康德哲学，试图从庄子思想中诠释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原则：“不齐而齐”。他的基本意思是说，由于世界的本体是真如，当中散为万殊，最终又回归常乐我净的完美状态，因此，从起点和结局来看，世间万物都是平等的，各个文化形态之间并无文明野蛮的区别；所谓的文野之分都是语词的幻想。而“不齐而齐”既突出了平等，又突出了自由：因为每一种文化按照自己的逻辑发展本身就是自由的表现。显然，章太炎以“不齐而齐”挖掘出了庄子思想中处理政治哲学问题的原则。相对而言，冯契认为庄子并没有提出对现实的解决方案无疑略显消极。
一、跨文本比较人物性格。新教本高中第一册的第一个文言单元塑造的是一组古代说士形象：有勇赴国难的烛之武、隐忍有远见的文仲，有善于讽谏的邹忌、委婉机智的触龙。如要求读《晏子故事两则》，寻找晏子的性格特点，从“使楚”看晏子幽默机智的外交辞令；可以教读本上的《召公谏厉王止谤》，让学生揣摩出召公的政治远见和直言不讳的勇气。还可要求学生进行比较阅读。这种跨文本的人物性格比较，可以扩大学生的文学视野，积累写作的材料。
二、跨文本探究人物成因。学习《烛之武退秦师》之后，不少学生认为像烛之武这种人在先秦很多，不足为奇，他们倒很欣赏那个隐忍不乱、及时撤兵的晋文公。可利用教本课下注释：“即晋文公曾在外流亡19年……”一句，向读本延伸，晋文公曾经是个无赖贵公子，他后来是怎样成为胸有全局、临危不乱的君王的，可以让学生从读本《重耳之亡》一文中找到答案。通过阅读，学生认识到，没有遭受卫、曹、郑的无礼甚至侮辱性冷遇，没有19年遍尝颠沛流离之苦，就没有《烛》一文中那位从容镇定的春秋五霸之一——晋文公，这就叫“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这样一来，不但扩展了对人物的理解，而且提升了学生的人生观。
三、跨文本把握倾向基调。概括文章重点很重要的一点，是把握作者的感情倾向和基调。通过教本和读本同类作品的对照阅读，可以磨砺辨析和把握要点的眼光。教本中汪曾祺的《胡同文化》，涉及对都市文化的解读，也涉及对传统文明的评价，可以和读本中贾平凹的《西安这座城》、王安忆的《上海的弄堂》对照阅读。三人都面对传统都市文化，但是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表达感情：汪曾祺是在怀旧的无奈中惆怅低徊，从都市胡同里咀嚼北京人的特点；贾平凹面对“废都”古城墙，却昂扬出一种有中国文化魂魄的大气和自豪；王安忆则是从多个角度刻画了托起上海这座城市躯体的无数个弄堂，呈现了上海的历史沧桑。把阅读的视角定位在感情比照上，有所取舍地确定要点，可以比较好地开发出读本的价值来。
四、跨文本拓延文章主旨。作者的某一种著作一般有一个基本精神即主旨，教本和读本同时选了里面的几篇文章，也就意味着与这种主旨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教师在指导阅读时有个问题需要引起注意：这就是要立足教本，适当延伸读本。如《庄子》一书，教本选《秋水》，《读本》选《庖丁解牛》，《秋水》的主旨在宣扬事物的相对性，却让我们看到了视野的局限和谦虚的必要，这种作者主观立意和作品客观意义相分离的主旨“分裂”现象，还在《庖丁解牛》中表现出来：《庖丁解牛》用故事演绎保身、全身、养亲、尽年的人生旨趣，主旨在消极出世，却让我们看到了敬业求精、注重实践、把握规律的“言外”之意。但是，庄子这种贬抑大鹏、为自己追求绝对精神的主旨张本的做法，并不能减弱我们对大鹏神奇浩大形象的向往，“鹏程万里”绝对是极富正面意义的形象。从教本里学会阅读庄子的文章必须具备两套眼光，再延伸到读本中进行操练，很有意义。
总之，教本与读本的跨联应当与学生的直接“利益”联系起来。这里既有功利的，又有精神的；本质是一种迁移。显而易见，二者的整合势必产生良好的效力。然而，课内有限，课外无限，要充分发挥读本作用，关键还是要大力引领学生主动学习、独立思考，通过比较、分析、归纳或借鉴吸取对自己有意义的东西。
一、“两本”的结合能强化考试的需要
根据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原理,“需要”往往就是动力。有目的地持续地满足“需要”能够收到强化激励的实效。因为考试要考“读本”,学生又有“得分”的需求,这样便可以生成利益驱动效应。为此,执教者首先应当界定一个概念,考试不是考教本,考试考的是教材。所谓“教材”,指的是国家明文规定必修的教本与读本,当然也包括《大纲》所列的课外阅读篇目。特别是“读本”应当给予高度重视,因为“教材不过是一个例子”(叶圣陶语),犹如理科的例题。概念明确了,导向就清晰,加之抓住了“考分”这条筋,运作起来也就比较顺畅。诚然,抓好落实,少不了各种措施的及时“跟进”。譬如,做每周读本札记,课堂配合使用读本中的同类文章,课堂选用读本文章的语基及阅读分析进行小测等等。
二、“两本”的结合能比较人物的性格
新教本高中第一册的第一个文言单元塑造的是一组古代说士形象:有勇赴国难的烛之武、隐忍有远见的文仲,有善于讽谏的邹忌、委婉机智的触龙。教师在完成教本作品内部的这种形象比较分析之后,可以及时将阅读比较的触角伸到读本里去,如要求读《晏子故事两则》,寻找晏子的性格特点,从“使楚”看晏子幽默机智的外交辞令;可以教读本上的《召公谏厉王止谤》,让学生揣摩出召公的政治远见和直言不讳的勇气。还可要求学生进行比较阅读,如《荆轲刺秦王》,分析荆轲与读本中几位说士性格的不同;荆轲主要不是依靠机智,而是依靠那种不畏、不怕牺牲的精神去维护国家的利益、去实现一种人生的追求。这种跨文本的人物性格比较,可以扩大学生的文学视野,积累写作的材料。
三、两本的结合能探究人物的成因
学习《烛之武退秦师》之后,不少学生认为像烛之武这种人在先秦很多,不足为奇,他们倒很欣赏那个隐忍不乱、及时撤兵的晋文公。可利用教本课下注释:“即晋文公曾在外流亡19年……”一句,向读本延伸,晋文公曾经是个无赖贵公子,他后来是怎样成为胸有全局、临危不乱的君王的,可以让学生从读本《重耳之亡》一文中找到答案。通过阅读,学生认识到,没有遭受卫、曹、郑的无礼甚至侮辱性冷遇,没有19年遍尝颠沛流离之苦,就没有《烛》一文中那位从容镇定的春秋五霸之一——晋文公,这就叫“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四、“两本”结合能感知人性多维
孔子是经师也是人师。学生在《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一文里看到的是他循循善诱的一面,学完教本中《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之后,要求学生以《我心中的孔子》为题练笔,不少学生谈到孔子耐心地引导四位学生各言其志,而不是武断地否定学生的选择,并且客观地评价他们不同的志趣,但是,这是否是孔子的全部呢?或者说,孔子还有哪些性格层面的东西值得关注呢?这样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一定还有他人格魅力的另一面。这就把话题自然延伸到读本里去了。在读本《季氏将伐颛臾》里,我们看到了孔子金刚怒目的一面——他当仁不让,在“主义”和信仰面前决不后退半步的形象也是具有多重性的。
五、“两本”结合能把握倾向基调
概括文章重点很重要的一点,是把握作者的感情倾向和基调。通过教本和读本同类作品的对照阅读,可以磨砺辨析和把握要点的眼光。教本中汪曾祺的《胡同文化》,涉及对都市文化的解读,也涉及对传统文明的评价,可以和读本中贾平凹的《西安这座城》、王安忆的《上海的弄堂》对照阅读。三人都面对传统都市文化,但是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表达感情:汪曾祺是在怀旧的无奈中惆怅低徊,从都市胡同里咀嚼北京人的特点;贾平凹面对“废都”古城墙,却昂扬出一种有中国文化魂魄的大气和自豪;王安忆则是从多个角度刻画了托起上海这座城市躯体的无数个弄堂,呈现了上海的历史沧桑。把阅读的视角定位在感情比照上,有所取舍地确定要点,可以比较好地开发出读本的价值来。
六、“两本”结合能拓延文章主旨
作者的某一种著作一般有一个基本精神即主旨,教本和读本同时选了里面的几篇文章,也就意味着与这种主旨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教师在指导阅读时有个问题需要引起注意:这就是要立足教本,适当延伸读本。如《庄子》一书,教本选《秋水》,《读本》选《庖丁解牛》,《秋水》的主旨在宣扬事物的相对性,却让我们看到了视野的局限和谦虚的必要,这种作者主观立意和作品客观意义相分离的主旨“分裂”现象,还在《庖丁解牛》中表现出来:《庖丁解牛》用故事演绎保身、全身、养亲、尽年的人生旨趣,主旨在消极出世,却让我们看到了敬业求精、注重实践、把握规律的“言外”之意。从教本里学会阅读庄子的文章必须具备两套眼光,再延伸到读本中进行操练,很有意义。
高中语文教学大纲要求高中生课外阅读不少于300万字。据此，人教社同时编写了必修的教本和读本，而且规定读本须与教科书配套使用，且由教师指导学生在课外阅读。
然而，现状如何呢？或荒废“读本”，或随意处理“读本”。结果是各级统考偏偏多从“读本”中取材，学生多数因教师一般性倡导所误而招架不住败下阵来。真所谓读本都读不清楚，更遑论300万字。
那么，怎样较好地使用好教本与读本，使教读两本有机结合起来，进而落实教师指导呢？
1.跨文本强化考试需要
根据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原理，“需要”往往就是动力。有目的地持续地满足“需要”能够收到强化激励的实效。因为考试要考“读本”，学生又有“得分”的需求，这样便可以生成“利益驱动”效应。为此，执教者首先应当界定一个概念，考试不是考教本，考试考的是教材。所谓“教材”，指的是国家明文规定必修的教本与读本，当然也包括《大纲》所列的课外阅读篇目。特别是“读本”应当给予高度重视，因为“教材不过是一个例子”（叶圣陶语），犹如理科的例题。概念明确了，导向就清晰，加之抓住了“考分”这条筋，运作起来也就比较顺畅。诚然，抓好落实，少不了各种措施的及时“跟进”。譬如，做每周读本札记，课堂配合使用读本中的同类文章，课堂选用读本文章的语基及阅读分析进行小测等等。
2.跨文本比较人物性格
新教本高中第一册的第一个文言单元塑造的是一组古代说士形象：有勇赴国难的烛之武、隐忍有远见的文仲，有善于讽谏的邹忌、委婉机智的触龙。教师在完成教本作品内部的这种形象比较分析之后，可以及时将阅读比较的触角伸到读本里去，如要求读《晏子故事两则》，寻找晏子的性格特点，从“使楚”看晏子幽默机智的外交辞令；可以教读本上的《召公谏厉王止谤》，让学生揣摩出召公的政治远见和直言不讳的勇气。还可要求学生进行比较阅读，如《荆轲刺秦王》，分析荆轲与读本中几位说士性格的不同；荆轲主要不是依靠机智，而是依靠那种不畏、不怕牺牲的精神去维护国家的利益、去实现一种人生的追求。这种跨文本的人物性格比较，可以扩大学生的文学视野，积累写作的材料。
3.跨文本探究人物成因
学习《烛之武退秦师》之后，不少学生认为像烛之武这种人在先秦很多，不足为奇，他们倒很欣赏那个隐忍不乱、及时撤兵的晋文公。可利用教本课下注释：“即晋文公曾在外流亡19年……”一句，向读本延伸，晋文公曾经是个无赖贵公子，他后来是怎样成为胸有全局、临危不乱的君王的，可以让学生从读本《重耳之亡》一文中找到答案。通过阅读，学生认识到，没有遭受卫、曹、郑的无礼甚至侮辱性冷遇，没有19年遍尝颠沛流离之苦，就没有《烛》一文中那位从容镇定的春秋五霸之一——晋文公，这就叫“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这样一来，不但扩展了对人物的理解，而且提升了学生的人生观。这就是在教本里建立形象，再在读本里探究这个形象的原因，从人物的“心路历程”上补充对形象认识的厚度，从而拓展学生的视野，培养他们的思辨能力。
4.跨文本感知人性多维孔子是经师也是人师。
学生在《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一文里看到的是他“循循善诱”的一面，学完教本中《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之后，要求学生以《我心中的孔子》为题练笔，不少学生谈到孔子耐心地引导四位学生各言其志，而不是武断地否定学生的选择，并且客观地评价他们不同的志趣，但是，这是否是孔子的全部呢？或者说，孔子还有哪些性格层面的东西值得关注呢？这样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一定还有他人格魅力的另一面。这就把话题自然延伸到读本里去了。在读本《季氏将伐颛臾》里，我们看到了孔子“金刚怒目”的一面——他“当仁不让”，在“主义”和信仰面前决不后退半步的形象也是具有多重性的。
5.跨文本把握倾向基调
概括文章重点很重要的一点，是把握作者的感情倾向和基调。通过教本和读本同类作品的对照阅读，可以磨砺辨析和把握要点的眼光。教本中汪曾祺的《胡同文化》，涉及对都市文化的解读，也涉及对传统文明的评价，可以和读本中贾平凹的《西安这座城》、王安忆的《上海的弄堂》对照阅读。三人都面对传统都市文化，但是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表达感情：汪曾祺是在怀旧的无奈中惆怅低徊，从都市胡同里咀嚼北京人的特点；贾平凹面对“废都”古城墙，却昂扬出一种有中国文化魂魄的大气和自豪；王安忆则是从多个角度刻画了托起上海这座城市躯体的无数个弄堂，呈现了上海的历史沧桑。把阅读的视角定位在感情比照上，有所取舍地确定要点，可以比较好地开发出读本的价值来。
6.跨文本拓延文章主旨
作者的某一种著作一般有一个基本精神即主旨，教本和读本同时选了里面的几篇文章，也就意味着与这种主旨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教师在指导阅读时有个问题需要引起注意：这就是要立足教本，适当延伸读本。如《庄子》一书，教本选《秋水》，《读本》选《庖丁解牛》，《秋水》的主旨在宣扬事物的相对性，却让我们看到了视野的局限和谦虚的必要，这种作者主观立意和作品客观意义相分离的主旨“分裂”现象，还在《庖丁解牛》中表现出来：《庖丁解牛》用故事演绎保身、全身、养亲、尽年的人生旨趣，主旨在消极出世，却让我们看到了敬业求精、注重实践、把握规律的“言外”之意。教师甚至还可以引伸至《逍遥游》，庄子在《逍遥游》中指出无论是大鹏、蜩与学鸠还是宋荣子和列子，都是“有所待”的，都不能达到所谓“至人”、“神人”和“圣人”的绝对自由的“逍遥遴境界”，但是，庄子这种贬抑大鹏、为自己追求绝对精神的主旨张本的做法，并不能减弱我们对大鹏神奇浩大形象的向往，“鹏程万里”绝对是极富正面意义的形象。从教本里学会阅读庄子的文章必须具备两套眼光，再延伸到读本中进行操练，很有意义。
7.跨文本建构知识体系
利用读本《先秦诸子散文》一文，制作表格，列出诸子各家的代表人物、代表作品、基本观点、写作方面的主要特征等要素，在学完该单元文章后，填表作业，这就自然延伸到读本的篇目。读本中儒家著作《孟子》中的《鱼我所欲也》、墨家著作《墨子》中的《非攻》、法家著作《韩非子》中的《五蠹》、兵家著作《孙子兵法》中的《谋攻》等与教本的篇目构成“互见”的关系，可以充分利用这种“互见”的功能，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当然，这张表格的完成时间可以相对较长，诸如《五蠹》等文字较为艰涩一些的文章，还有待老师的点拨。
1.跨文本强化考试需要
根据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原理,“需要”往往就是动力。有目的地持续地满足“需要”能够收到强化激励的实效。因为考试要考“读本”，学生又有“得分”的需求，这样便可以生成“利益驱动”效应。为此，执教者首先应当界定一个概念，考试不是考教本，考试考的是教材。所谓“教材”，指的是国家明文规定必修的教本与读本，当然也包括《大纲》所列的课外阅读篇目。特别是“读本”应当给予高度重视，因为“教材不过是一个例子”（叶圣陶语），犹如理科的例题。概念明确了，导向就清晰，加之抓住了“考分”这条筋，运作起来也就比较顺畅。诚然，抓好落实，少不了各种措施的及时“跟进”。譬如，做每周读本札记，课堂配合使用读本中的同类文章，课堂选用读本文章的语基及阅读分析进行小测等等。
2.跨文本比较人物性格
新教本高中第一册的第一个文言单元塑造的是一组古代说士形象：有勇赴国难的烛之武、隐忍有远见的文仲，有善于讽谏的邹忌、委婉机智的触龙。教师在完成教本作品内部的这种形象比较分析之后，可以及时将阅读比较的触角伸到读本里去，如要求读《晏子故事两则》，寻找晏子的性格特点，从“使楚”看晏子幽默机智的外交辞令；可以教读本上的《召公谏厉王止谤》，让学生揣摩出召公的政治远见和直言不讳的勇气。还可要求学生进行比较阅读，如《荆轲刺秦王》，分析荆轲与读本中几位说士性格的不同；荆轲主要不是依靠机智，而是依靠那种不畏、不怕牺牲的精神去维护国家的利益、去实现一种人生的追求。这种跨文本的人物性格比较，可以扩大学生的文学视野，积累写作的材料。
3.跨文本探究人物成因
学习《烛之武退秦师》之后，不少学生认为像烛之武这种人在先秦很多，不足为奇，他们倒很欣赏那个隐忍不乱、及时撤兵的晋文公。可利用教本课下注释：“即晋文公曾在外流亡19年……”一句，向读本延伸，晋文公曾经是个无赖贵公子，他后来是怎样成为胸有全局、临危不乱的君王的，可以让学生从读本《重耳之亡》一文中找到答案。通过阅读，学生认识到，没有遭受卫、曹、郑的无礼甚至侮辱性冷遇，没有19年遍尝颠沛流离之苦，就没有《烛》一文中那位从容镇定的春秋五霸之一——晋文公，这就叫“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这样一来，不但扩展了对人物的理解，而且提升了学生的人生观。这就是在教本里建立形象，再在读本里探究这个形象的原因，从人物的“心路历程”上补充对形象认识的厚度，从而拓展学生的视野，培养他们的思辨能力。
4.跨文本感知人性多维
孔子是经师也是人师。学生在《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一文里看到的是他“循循善诱”的一面，学完教本中《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之后，要求学生以《我心中的孔子》为题练笔，不少学生谈到孔子耐心地引导四位学生各言其志，而不是武断地否定学生的选择，并且客观地评价他们不同的志趣，但是，这是否是孔子的全部呢？或者说，孔子还有哪些性格层面的东西值得关注呢？这样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一定还有他人格魅力的另一面。这就把话题自然延伸到读本里去了。在读本《季氏将伐颛臾》里，我们看到了孔子“金刚怒目”的一面——他“当仁不让”，在“主义”和信仰面前决不后退半步的形象也是具有多重性的。
5.跨文本把握倾向基调
概括文章重点很重要的一点，是把握作者的感情倾向和基调。通过教本和读本同类作品的对照阅读，可以磨砺辨析和把握要点的眼光。教本中汪曾祺的《胡同文化》，涉及对都市文化的解读，也涉及对传统文明的评价，可以和读本中贾平凹的《西安这座城》、王安忆的《上海的弄堂》对照阅读。三人都面对传统都市文化，但是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表达感情：汪曾祺是在怀旧的无奈中惆怅低徊，从都市胡同里咀嚼北京人的特点；贾平凹面对"废都"古城墙，却昂扬出一种有中国文化魂魄的大气和自豪；王安忆则是从多个角度刻画了托起上海这座城市躯体的无数个弄堂，呈现了上海的历史沧桑。把阅读的视角定位在感情比照上，有所取舍地确定要点，可以比较好地开发出读本的价值来。
6.跨文本拓延文章主旨
作者的某一种著作一般有一个基本精神即主旨，教本和读本同时选了里面的几篇文章，也就意味着与这种主旨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教师在指导阅读时有个问题需要引起注意：这就是要立足教本，适当延伸读本。如《庄子》一书，教本选《秋水》，《读本》选《庖丁解牛》，《秋水》的主旨在宣扬事物的相对性，却让我们看到了视野的局限和谦虚的必要，这种作者主观立意和作品客观意义相分离的主旨“分裂”现象，还在《庖丁解牛》中表现出来：《庖丁解牛》用故事演绎保身、全身、养亲、尽年的人生旨趣，主旨在消极出世，却让我们看到了敬业求精、注重实践、把握规律的“言外”之意。教师甚至还可以引伸至《逍遥游》，庄子在《逍遥遊》中指出无论是大鹏、蜩与学鸠还是宋荣子和列子，都是“有所待”的，都不能达到所谓“至人”、“神人”和“圣人”的绝对自由的“逍遥遊境界”，但是，庄子这种贬抑大鹏、为自己追求绝对精神的主旨张本的做法，并不能减弱我们对大鹏神奇浩大形象的向往，“鹏程万里”绝对是极富正面意义的形象。从教本里学会阅读庄子的文章必须具备两套眼光，再延伸到读本中进行操练，很有意义。
总之，教本与读本的跨联应当与学生的直接“利益”联系起来。这里既有功利的，又有精神的；本质是一种迁移。显而易见，二者的整合势必产生良好的效力。然而，课内有限，课外无限，要充分发挥读本作用，关键还是要大力引领学生主动学习、独立思考，通过比较、分析、归纳或借鉴吸取对自己有意义的东西。
关键词：刀工 技能 训练
纵观林林总总的厨师刀艺和笔者在技校数十年的烹饪从教经验，刀工技能可概括为化整为零型、原料生花型和刀耕肴美型三大系列功夫。再从培养目标上斟酌，各类型技能培养和塑造又可分为一入门、二提高、三发展三个层次的定位目标。对技校生而言，前两个层次是重点，在校内授业完成；后一个层次仅是初步涉及，更多的是到酒店、饭店等社会单位后天逐步学习完成，这符合“学校仅是造雏形，社会才是造英才”的时代背景。
本篇就刀工技能的三大系列功夫在培养目标和定位目标的三个层次上谈谈前两个步骤在学校教学中的运用。
一、化整为零型技能的训练
“庖丁解牛”的历史典故流传数千年，《庄子·养生篇》载：“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响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庖丁即厨师。其精湛表演，高超技术，出神入化，令人拍案叫绝。这当然是一种理想境界。
当今的技校生要面对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中游的等很多种动物原料，有多足的、四条腿的、二条腿的和无足的各种用刀对象，还有各类植物和菌类等。
1.入门
要引导学生学会“一看二识三序四刀”的解剖诀窍。
一看：看清对象体形特征，摸清骨骼走势结构、油脂体内积储部位，弄清肌肉在全身的分布以及肌肉的质量优劣情况。
二识：要粗识解剖学的一些常识，哪些部位可动，哪些部位不可动，哪些位置可下刀，哪些位置不可下刀等等。
三序：用刀之前揣摩其顺序，从哪儿起刀，顺序走向，肌肉与骨骼分离要领，最后又在哪儿收刀。
四刀：心中有数，手中可麻利用刀，各式的解剖刀用型得当，刀到肉得尽量保持原状，便于烹制加工。
2.提高
要让领悟力高，动手能力强的学生举一反三，知己知彼，思维敏捷，用刀快捷，动作迅速，讲究质量的优胜效果。
如“整鸡脱骨”：鸡毛脱净后，剁去脚爪和啄尖，利刀划破颈皮、斩断颈骨、出鸡身骨、掏出内脏，剔除秽物、废料，尖刀剖出腿骨，再剔翅骨，最后翻转鸡皮，成品干净利索。再如“剥蟹取肉”：将螃蟹洗刷干净，上笼锅蒸熟取出稍凉，拆下大蟹足和步足，分别放量；取铁蟹扦用尖端挑起腹部节络骨；取来清水碗一只，剥开头胸甲，投入水碗里涮一涮，让蟹壳上沾有蟹黄油，涮清沉淀，其味鲜美可作他用；除去蟹腮杂质，取出腹部蟹黄膏，将腹部涮干净，再用厨刀将蟹腹横劈成三片，而用蟹扦扁端圆口，顺着凹槽插入直至蟹腹中心，逐条取出蟹肉，其状雪白鲜美；用蟹扦尖端伸进大蟹足钳孔，撬破钳壳，可取出整块大足肉，最后用厨刀，刀柄配合向切口滚出大腿肉和小腿肉。
又如“杀兔取肉”，“宰鱼取肉”等分档取料，均有一套规则。示范教学时，教师演示，让学生揣摩思考。若条件许可，可让他们练习数遍，掌握要领，洞知诀窍。
二、原料生花型技能的训练
烹饪方法多种多样，有烧、煮、涮、炖、焖、熬、煨等，是以水作为传热媒介；有炸、煎、贴、塌、炒、爆等，是以油炸作为传热媒介；有熏烤，用明火，暗火，或烟气作导热媒介；有蒸，是以水蒸气为传热媒介。
菜肴烹制时刀工的配合是关键，同样一块鱼肉可采用上述多种方法加热成菜。根据烹调要求，可切成丁、块、条、丝、片等形状（见图1）。刀工与烹饪科学匹配，不仅能保持原料的营养成分，而且会做出色、香、味和形美的效果。
1.入门
这类刀工入门训练，刀法上先练切再练剁、砍，后练剞法。技能上引导学生先切菜叶、废报纸或面团，目的是锻炼腕力、臂力及运刀的方法；再切白萝卜、胡萝卜、菜球等，目的是练成品形状；最后涉及具体原料，如畜肉、禽肉、鱼肉等，要求成品大小划一，粗细、长短、厚薄匀称，总体整齐美观。
训练告一段落后可安排技能竞赛：简单的项目有切土豆丝、萝卜丝、肉片等，复杂的项目有滚批萝卜片（薄而长）、切黄瓜丝等。这样一来可增加练习兴趣，二来可激发练习热情，提升训练效果。如要进一步提高，则要求学生在单位时间里，把原料切成条、丝、丁、块或片时，要合乎要求且数量多，操作动作娴熟，边料余料少。
2.提高
在训练一段时间后，学校举办技能竞赛，模拟省技能竞赛项目中热菜基本功比赛“青椒炒土豆丝”。要求现场去皮切丝，成品规格整齐、粗细均匀、无连刀现象，限时8分钟完成。同学情绪空前高涨，气氛十分活跃。
原料在刀工上生花，要求厨师思维开阔，善于创新，而且刀工技艺蕴厚。“刀工上生花”在专业上称之为剞刀，包括麦穗花刀、荔枝花刀等等。如猪腰制肴，将猪腰去外白膜，平劈成两片，剔去腰骚，先顺长剞直刀，再顶头坡刀批，每三刀成一片，直到批完，再辅佐料，可烹制水煮腰片，蒜泥腰片等（见图2）。总之，依据原料的老嫩、粗细、形状等特点，合理巧妙施加刀工，可以制作千姿百态的花色造型，丰富烹饪菜肴的品种，增强烹饪加工的技能水平。此种技能要求学生精益求精，不断提高刀工的业务素质，教师在授业时应注意灌输和引导。
三、刀耕肴美型技能的训练
所谓刀耕肴美，就是配菜，配菜是根据菜肴品种和各自的质量要求，把经过刀工处理后的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主料和辅料适当搭配，使之成为一个（或一桌）完整的菜肴。配菜的恰当与否，直接关系到菜肴的色、香、味、形和养，也决定着成桌菜肴能否协调。利用刀工促使菜肴的色香味的和谐统一，塑造菜肴成大千世界里的各款图景。
【关键词】《庄子》；寓言；影响
在我国古代文献中，“寓言”一词最早出现在战国道家学派的代表作《庄子》一书中，在《庄子》中共出现三次。《庄子・寓言》中有两处：“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十九，藉外论之。”《庄子・天下》有一处：“庄周闻其风而悦之，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见之也。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郭象注：“言出于己，俗多不受，故借外耳。肩吾、连叔之类，皆所借者也。”成玄英疏：“藉，假也，所以寄之（也）他人。十言九信者，为假外人论说之也。”《庄子》里所说的“寓言”、“重言”、“卮言”都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寓言。在先秦诸子寓言中，《庄子》寓言是具有很高成就的，它对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及文学诸方面的影响都是深远的。
一、《庄子》寓言中包含的哲理给后世生活带来了启示
寓言作品同其他文学作品一样，一经创作出来，它就是一种客观存在物，而且是一种具有多种侧面和层面的客观存在物。在众多的读者面前每篇寓言都可能或多或少地具有多义性，而越是好的寓言作品，它的涵义就越丰富，在《庄子》这部哲学寓言中，其多义性尤为突出。在《庄子》寓言中包含着丰富的生活哲理，正确理解和掌握这些哲理，就可以成为人们立身处世的借鉴，使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屡，膝之所倚，砉然响然，奏刀然，莫不中音。”这是《庄子・内篇・养生主》中描写庖丁解牛时的高超技术。庖丁解牛让文惠君悟出了养生之道，而我们也能从中领悟生活的哲理，庖丁的高超技艺不是天生的，是长期的实践，掌握了牛的内在规律，不用感觉器官，只要通过精神运作，“依乎天理，批大，导大，因其固然”，就能解牛。其实无论在我们的学习还是工作中，庖丁解牛的寓言故事都可以作为我们的向导，学习不仅要专心致志，还要长期反复的练习，要善于总结规律，最终才能掌握技术并且达到至高的境界。
“朝三暮四”的寓言故事现在都经常出现在儿童读物中，可见其对后人的启示是有多大的。而在《庄子》中仅二十六字“狙公赋茅，曰：‘朝三而暮四’，众狙皆怒。曰：‘然则朝四而暮三’，众狙皆悦。”这里庄子本为宣传万物齐一，百家之间却喋喋不休地争论是和非，简直象那群猴子一样不知“朝三暮四”与“朝四暮三”名实未亏。（见《齐物论》）今人用成语“朝三暮四”常指责那些心神不定，或对工作见异思迁的人。这对于我们的生活是有很大的启示的。
“邯郸学步”（《秋水》）这个寓言想必大家都非常熟悉，它告诉人们学习不能脱离原有的基础，否则也会像寿陵余子那样，新技术没有学到原先的技术又丢了，只能“匍匐而归”了；《丑女效颦》（《天运》）对于我们的生活更是有很大的影响，学习不考虑自身的实际条件，只知道一味地模仿别人，最后的下场往往是适得其反，落得被人嘲笑的下场；“阳子居南之沛”（《寓言》），“正考父一命而伛”（《列御寇》）等寓言，告诉我们以权势骄人，就不可能与人和谐相处，只有谦虚待人才能服人，取得人们的信任
据统计《庄子》中大约有200个寓言故事，这些寓言故事给我们的生活提供了许多的借鉴，这足以说明《庄子》中的寓言已经融入了我们后人的学习和生活之中。
二、《庄子》中的寓言为后世寓言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庄子》不仅是我国古代最早明确提出“寓言”概念的著作，而且它关于寓言的论述也是我国古代最早的比较系统的寓言文学理论，是我国古代文论中的珍贵遗产。庄子寓言为后世寓言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庄子・寓言》篇和《庄子・天下》篇中集中谈论了寓言，其内容涉及到什么是寓言、寓言的作用、为什么要采用寓言等问题。例如“寓言十九，籍外论之”、“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所谓的“卮言”“重言”即我们所说的寓言，“寓言”和“重言”是指故事的本体，“卮言”指作者发表的议论，即点名寓意的部分，它们有机的结合构成寓言的整体。《庄子》里提到的“寓言”是我国古代文献中首次出现的，可以说“寓言”的概念在《庄子》中正式形成。“亲父不为其子媒。亲父誉之，不若非其父者也”这是讲寓言用来说理，可以增强说服力，除去怀疑可以使人引以为真。而“所以己言也”，这是讲采用寓言（“重言”）来说理，既容易使人相信又能达到停止争辩的目的，可见庄子及其学派对于寓言的社会作用的认识是十分明确的……在此前的寓言文学作品中没有哪一部作品像《庄子》一样系统地讲述“寓言”理论。由此可见《庄子》一书中关于寓言的论述是我们目前见到的我国古代第一次对寓言文学在理论上进行比较系统和深入的研究成果，它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于寓言这一文学形式的特点、作用的认识水平。这一理论的提出在当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对战过后期寓言文学高潮的形成无疑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为后世寓言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庄子》中大约有200多个寓言故事，《庄子》的文学成就主要是靠的寓言来体现的。在寓言的运用上，《庄子》里的表现手法是灵活多样的，艺术风格是光怪陆离的，除了传统的夸张、拟人、象征外，还突出地运用了心理描写、肖像描写、场景描写、气氛渲染等方法来刻画人物，突出主题，大大增强了寓言的艺术效果，不仅使读者在思想上得到启发而且在艺术上得到了享受，提高了寓言的文学价值。在《庄子》之前，《易经》卦、卜辞中的寓言是殷末周初时期的寓言代表，此时的寓言数量相对较少还处在孳乳期，在书中所占的比重也是比较小的。《易经》中也只是有些寓言故事情节比较生动，人物形象比较明显，运用的也是传统的拟人和夸张等手法，并且大多数寓言都是没有点名寓意的。《诗经》、《左传》、《国语》中的寓言是西周中期到春秋后的寓言代表，这时期的寓言较此前的寓言有了更大发展，但是寓言的数量还并不是很多，寓言都主要是散见于这些著作中。此时的寓言篇幅比以前更长，情节也更为生动，总体上较前期有了更大的发展。春秋末年至战国前期的寓言是寓言高潮酝酿期，《晏子春秋》中的寓言成就比较突出。这时期的寓言吸收了之前的寓言成就无论就寓言的数量还是其它方面都有了更大的发展。战国中后期是寓言文学的繁荣期，《庄子》中寓言成就更为突出，“寓言”的概念正式在这里出现，而文中的寓言往往寄托了一定的寓意，它以巨大的寓言数量和寓言艺术成就突破了此前各种书籍中的寓言，无论就寓言作品的数量还是寓言在整部书中所占的比重和地位，没有哪一部书可以和《庄子》相比。
三、《庄子》中的寓言成为后世文学创作的重要素材
庄子寓言对于后世文学创作的影响是非常显著的，无论是诗歌还是戏剧或是小说，都有取材其中的寓言故事，很多著名的文学作品都可以看到庄子寓言的影子。纵观中国文学史.阮籍、嵇康、陶渊明、李白、苏轼、汤显祖、曹雪芹等文学巨子，都与《庄子》有不解之缘。他们不仅在思想上深受老庄思想影响，而且在文学创作中也随处可见《庄子》文章的风貌。
东晋诗人陶渊明在《拟古九首》之八中说“路边两高坟，伯牙与庄周。此时难再得，吾行欲何求”，不仅表达了对庄子的景仰，而且视庄子为知音。他在作品中多次提及庄子并引用庄文的词语、化用庄子典故。《命子》第九章“历夜生子，遂而求火。凡百有心，奚特于我！既见其生，实欲其可。人亦有言，斯情无假。”在《庄子・天地》里有一个寓言故事：“历之人，半夜生其子，遽速取火而视之，汲汲然唯恐其似己也.”诗人此处用《庄子》典故把得子时的巨大欢乐和望子成龙的心情，写得妙趣横生，非常真实。《五月旦作戴主簿》中首二句“虚舟纵逸棹，回复遂无穷”化用《庄子・列御寇》中的话：“泛若不系之舟，虚而遨游”，以状日月运转，循环无穷。而暗含“唯圣人泛然无系。泊尔忘心，譬彼虚舟，任运逍遥”（郭象注）之意，旨在说明自己的人生解脱之道。
“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哥。惠子曰：与人居，长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庄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独何能无概然！察其始而无本生，非徒无生也而无本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这是《庄子・至乐》中“鼓盆而歌”的寓言故事，后世戏曲《庄子试妻》、《大劈棺》正是取自这里。
“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这是《庄子・齐物论》中“庄周梦蝶”的故事。唐代诗人李商隐有《无题》“庄生晓梦迷胡蝶，望帝春心托杜鹃。”其中引用的就是“庄周梦蝶”的寓言故事，使得诗歌更具朦胧和浪漫的色彩。此外在元代的伟大戏剧家关汉卿的剧作中也有取材“庄周梦蝶”故事的，即他的《包待制三勘蝴蝶梦》（也称《蝴蝶梦》）讲述的是包待制昼寐梦见坠入蛛网中的蝴蝶，被另一只飞来的大蝴蝶救出，但后来一小蝴蝶亦坠入网中时，那大蝴蝶却“三番两次只在花从上非不救那小蝴蝶，佯常飞去了”，梦醒正值命案解到，最后包拯采取特殊的断狱手段来保护真正的受害者。
在明代的汤显祖《牡丹亭・游园》部分中写道“你道生生出落的裙衫儿茜，艳晶晶花簪八宝填，可知我一生爱好是天然。恰三春好处无人见，不提防沉鱼落雁鸟惊喧，则怕的羞花闭月愁颤”。这其中的“沉鱼落雁”则是语出《庄子・齐物论》。
在后世的许多著名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很多取材都是来自《庄子》寓言里的故事，所以说它是后世文学创作的重要素材。
四、《庄子》寓言丰富和发展了祖国的语言艺术
《庄子》这部古代寓言总集不仅是一部哲学著作，同时也是一座语言艺术的丰碑。鲁讯先生把《庄子》的语言艺术誉为“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属书离辞，指事类情”，“其言洋自恣以适己”（《史记・老庄申韩列传》）。庄子寓言用它那行云流水、恣肆的语言把祖国的语言艺术推向了高峰，极大地丰富了祖国的语言艺术。
语言中流动着音乐美――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句子长短交错，错综有致，使音节有缓有疏，时疏时密，会还跌宕，铿锵和谐，变化自然，一片天籁，令人耐读之像在欣赏一首美妙的乐曲一样，随着曲调的变换，感情的波澜时起时伏，读后心旷神怡，回味无穷。例如在《逍遥游》中开始描写鲲鹏变化的那一大段，就是用这种节奏明快、变化多端，错综美和音乐美兼而有之的妙文；二是灵活地运用押韵来增强文章的音乐美。在庄子的行文中，常有大段的押韵文字，还以《逍遥游》为例，篇末惠子与庄子的那段对话就是用韵文写成的，30句中用了“矩”、“顾”、“取”、“者”、“下”等13个韵字，读起来声调铿锵，音节和谐，简直就是一首抒情的散文诗。这种音乐美得语言在古现代文学中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现代诗人闻一多先生提出的关于新诗“三美”中的“音乐美”足以说明这一点。
语言以夸饰惊人，意境开阔――庄子善用各种修辞方式，语言的运用达到炉火纯青之境，尤其善于夸张描写。“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徒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这耳熟能详的句子表现出了庄子对于夸张手法的高超运用。它写意则意象浑厚，绘景则瑰奇非凡，状物则活灵活现，画人则形神毕出。《天运》篇开头写道：“天其运乎？地其处乎？日月其争于所乎？孰主张是？孰维纲是？孰居无事推而行事？”这种叱咤呼天地，笔锋指日月的问句，写得是何等的大气。
议论犀利明快，间有讽刺之笔――《庄子》作为一部哲学著作，虽然大抵寓言，但也免不了发些议论，其中有借人物对话发表谈论的，也有作者直抒胸臆的。其愤世嫉俗批判现实的议论，锋芒毕露而又切中肯綮，这在《外篇》《杂篇》中多见。在《杂篇・盗跖》篇中，庄子借盗跖之口痛斥对奴隶起义有非议而要来游说的孔子“尔作言造语，妄称文、武……”当孔子劝说盗跖受“招安”时，盗跖大怒；“…今子修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辩。以教后世。缝衣浅带，矫言伪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贵焉。盗莫大于子，天下何故不谓子为盗丘，而乃谓我为跖？……”这里庄子抓住儒家宣传周公文武之道，而轻视劳动，轻视劳动人民的弱点进行了攻击，还借盗跖之口批驳了忠君孝弟观，认为忠臣不得好死，“世之所谓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沉江，比干剖心。”真是暴人快语，一语破的，语势逼人。
词语广为流传，泽及现代汉语――《庄子》不仅以它那行云流水般的语言感召后人，而且它的寓言中的很多词语已流传至今。例如《逍遥游》中的“鲲鹏”，诗词就直接引用过多次。“君行吾为发浩然，鲲鹏击浪从兹始。”（见《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见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见《念奴娇・鸟儿问答》庄子在进行寓言创作时就吸取了民间口语，再经他那枝生妙笑加以提炼升华，成为铿锵有声，富有生命的语言。例如鹏程万里、朝三暮四、目无全牛、游刃有余、踌躇满志、螳臂当车、东施效颦等等寓言故事在古代诗文词中使用，形成了意境幽远，典雅古朴的中国风格，而在现在汉语及文学中更是频繁使用。“大方之家”、“盗亦有道”、“得意忘言”……从我们现实生活中运用到《庄子》中的寓言词语频率就可以知道它其中的词语易经广为流传了。
《庄子》中的寓言是寓言学苑圃里的一朵奇葩，它用自己的艺术魅力绽放着夺目的光彩，让我们看到《庄子》中的寓言对于后世的影响之大。无论是它富含深意的哲理还是独特的思想看法亦或是它自身的艺术魅力，它在中国文学的园地里，开放着繁盛灿烂的花朵，它的芳香和光泽不仅使当时的人们赏心悦目，受到激励和启发，而且它的艺术生命是长青的。它征服并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至今还活跃在我们的生活中，成为我们民族富有营养的精神食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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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奖获得者赫伯特西蒙在开发国际象棋的计算机对弈程序时，为了提高胜算，曾经对众多国际象棋顶级大师进行了深入研究，他发现这些大师的棋术之所以如此精妙，乃是因为他们能够瞬间联想到五万种左右棋子在棋盘上的“制胜结构”，而A级棋手的脑中却只装着两千种“制胜结构”，这就像英语上的四级和六级的差别，四级水平的人脑子里只装着四千个单词，而六级水平的人脑子里却有六千个单词。可见，成功者的成功源自他们对类似“制胜结构”的情景记忆，成功者的“级别”是由他们脑中存储的“制胜结构”数量来决定的。霍元甲的迷宗拳法，已经达到了“无招胜有招”的境界，为何看似没有套路，却能招招制敌呢？真的是“无招”吗？不是“无招”，而是对方出的每一招，他的脑子里早已有“破解之招”。庖丁解牛的故事，你肯定在高中语文课本中读过的了，为何庖丁的解牛速度如此之快、质量如此之高呢？因为牛的骨骼和肌理结构，在他的脑中清晰可见，如果你与庖丁比赛，你有赢的可能吗？你输定了！
有2000多年历史的“鬼斧神工”——“都江堰”，之所以能够集分水、排沙、泄洪等多重功能于一身，乃源于它是“结构”的集大成者，而不是集成“细节”。如果你亲眼看过“都江堰”，从表象上，你实在看不出它有何神奇之处，可是，如果你如“庖丁解牛”一般，将“都江堰”的结构解剖来看，你将叹为观止，肃然起敬，为中国先人的大智慧惊与呼！那么，“都江堰”的结构妙在何处？“都江堰”是如何实现分水的呢？“都江堰”就如一条与世无争的“卧龙”一般，顺着水的自然流势，纵向静卧在岷江中，把一池江水自然分流成了内江和外江两部分，江水在“龙嘴”处，进行了第一次分水，江水灌入“龙嘴”，形成了内江，流入成都平原，“龙嘴”外部的水，形成了外江，继续顺流而下；内江的水在“龙尾”的“飞沙堰”处，进行了第二次分水，当洪水季节到来的时候，溢出“飞沙堰”的内江水，将泄洪到外江去。“都江堰”又是如何来排除泥沙的呢？原来，在“龙嘴”分流处的弯道把江水进行了上下分流，表层水流向了内江所处的凹岸，底层水则流向了外江所处的凸岸，大部分泥沙都随着底层水进入了外江，进入内江的水，把剩余的泥沙冲刷到“龙尾”的“飞沙堰”处排走。
功夫的花样浩若繁星，空手道、柔道、跆拳道、咏春拳、太极拳、醉拳等等数不胜数，让人眼花缭乱，可以用无限来形容，可是功夫巨星李小龙开创的截拳道却在大力倡导“以无限为有限，以无法为有法”的“谬论”，无限与有限，无法与有法完全是一对矛盾，是水火不容的死对头，怎么可能变成形影不离的亲兄弟了呢？因为在李小龙的眼里，万变不离其宗，功夫的花样看似无限，本质结构却非常有限，所有功夫基本都可以抽象成二元结构，也就是进攻和防守，但是，几乎所有功夫都是一边进攻，一边防守，进攻和防守是分离的，是孤立的。鉴于此，李小龙集百家之本开创了截拳道，截拳道的精髓就是在防守的同时进攻，令天下英雄竞折腰，也因此，一举奠定了李小龙一代武术宗师的至尊地位，他的那句口头禅“我绝不会说我是天下第一，可是，我也绝不会承认我是第二”，才成了流芳千古的经典！相反，很多功夫高手也在博采百家众长，却只是学了些表面的花拳绣腿，而没有学到本质上的真功夫，始终无法更上层楼，只能像农民起义一样，其“兴也勃焉，亡也忽焉”，难成大器！为何这些功夫高手都无法学到本质呢？恰如李小龙在《龙争虎斗》电影中的一句台词，“如果你只看见眼前的手指，就无法看到远处月亮的光华”，李小龙这句台词的意思是说，真功夫要直达本质，莫一叶障目，不见森林，总耍些好看不中用的花架子！
万能钥匙有没有？
无论职位高低，每个企业经营者每天都要面对诸多挑战，他们是多么希望有一种包治百病的药，一副下去，就能立见奇效；每个企业经营者也经常要迎战诸多看似无解的难题，他们是多么渴望能够有一把万能钥匙，轻轻一拨，就能打开消费者的荷包，可是，自从有了市场经济，在那只无形的手的掌控下，实现从商品到货币的惊险一跃，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事，世界上最难的事情莫过于把别人的钱装进自己的口袋了！既然结构决定了成败，既然集大成者才能成大器，那么，是不是真的有“万能钥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