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法调查报告范文

观察法调查报告篇1

中图分类号:D92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09-139-02

2013年1月1日起施行的《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八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根据情况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此款规定旨在落实“教育、感化、挽救”的刑事政策,是刑罚个别化的具体体现。这一规定对于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利意义重大,但是由于法律规定的概括性,学界和实务界对于未成年人社会调查的许多问题还存在认识上的分歧,这些分歧不仅无助于统一的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的构建,也影响到司法实务中对这一制度的具体运用。有鉴于此,笔者试图对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的证据属性进行简要的分析。

一、学界研究现状

对于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是否属于证据,学界之间存有争议。一种观点认为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属于证据,但对于该证据属于何种类别,学者的意见又表现出差异。罗芳芳认为,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具有相关性、专业性和科学性、应用性,属于专家证据; 张静、吴燕、杨飞雪等认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报告具备了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应当被视为证据,其属于品格证据; 而另一种观点认为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并不是证据,而仅具有参考作用。 皮艺军认为,“证据必须能够证明案件的真实情况。然而,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中涉及的内容多指向犯罪原因,与案件事实并不存在客观、必然的联系。因此不应被采纳为证据。 郑圣果认为,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与刑事证据的概念、本质等不符,只能作为办案时的参考。 对此,笔者较为赞同后者的观点,认为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不属于刑事证据之列。

二、对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不属于证据的分析

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不属于刑事证据主要有以下五个原因:

(一)从证据的定义考察

法谚有云:“不明白某学术上之用语者,亦不明白该学术”。由此可见概念之重要性,因此欲对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是否是证据进行判断,必须从证据的定义入手。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之规定,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都是证据。而司法实践中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一般包括未成人的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监护条件、平时表现等内容,这些内容虽然能够对未成年人的社会危害性进行一定的评估,但是和案件事实却没有必然的关系,即不能证明未成年人是否实施了犯罪、实施犯罪的地点、手段、场合等案件事实,因此难以称之为证据。对此,药家鑫案件或许是最好的说明。案发后根据法庭调查,药家鑫出身知识分子家庭,药家鑫平日在校表现非常好,学习优秀,得过13次奖励,在老师和同学眼中内向平和,是个好学生。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好学生”,却在被害人毫无还手之力时对其痛下杀手最终致其死亡。在这一事件中,药家鑫平日的获奖证书、老师和同学对他的评价都不属于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因此不应以证据来认定。

(二)从证据的形式来看

依据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其规定了八种法定证据形式:(一)物证;(二)书证;(三)证人证言;(四)被害人陈述;(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六)鉴定意见;(七)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八)视听资料、电子数据。但是从笔者的角度而言,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并不归属于上述分类中的任何一类。

有观点认为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属于一种特殊的证人证言,但是笔者以为,这种观点并不能成立。证人证言是证人就其所感知的案件情况向法院所作的陈述,但是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的内容与案件情况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此外,证人在刑事诉讼中必须是自然人,因为对案件情况的了解必须通过自然人的各种感觉器官和大脑才能形成,而国家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或其他组织显然不具备这些条件,但是司法实践中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通常都是由公安机关、检察院等非自然人完成的,因此将其称为证人证言并不妥当。

(三)从证据的特征来看

客观性是证据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但是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却并不具备这一特征。通常而言,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会涉及到未成年人平日里的表现、性格特点、社会交往等内容,由于这些内容都是以“意见”的形式作出的,因此难免掺入评价者自己的主观因素,评价者自己的学识、成长经历、社会阅历、其与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的关系等都将影响到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的内容,因此从这个角度讲,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的主观性极强,随意性较大。就我国现实情况而言,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可能存在多个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这些报告的结论难免会有差别,这就使得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的客观性不复存在,因而难以称之为证据。

(四)从证据的质证来看

在刑事诉讼中,证据一般由控辩双方提供,对于控辩双方提供的证据,必须经过质证才能作为法院定案的依据。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质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八条规定:“证据必须经过法庭出示、辨认、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 ,否则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但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一条之规定:“开庭审理前,控辩双方可以分别就未成年被告人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进行调查,并制作书面材料提交合议庭。必要时,人民法院也可以委托有关社会团体组织就上述情况进行调查或者自行进行调查。”因此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可以自行开展未成年人社会调查,也可以委托有关部门或社会组织进行调查。

由此便出现一个问题,倘若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属于证据,那么其必须经过法庭出示、辨认、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依据。但是法院自行调查完成的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应当如何完成质证呢?莫非法院还要接受控辩双方的质证,这不仅与法院居中裁判的地位不相符合,在实践中也根本无从进行操作。因此从证据的质

证这一方面来看,将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认定为证据也是行不通的。

(五)从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来看

1995年《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规定》第十条规定:“对违法犯罪未成年人的讯问应当采取不同于成年人的方式。讯问前,除掌握案件情况和证据材料外,还应当了解其生活、学习环境、成长经历、性格特点、心理状态及社会交往等情况,有针对性地制作讯问提纲。”此规定将未成年人生活、学习环境、成长经历、性格特点、心理状态及社会交往等情况排除在案件情况和证据材料的范畴之外,而这些内容恰恰是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的基本范畴,因此这个规定从侧面也反映出我国没有将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认定为证据。此外,中央综治委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领导小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等六部门联合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配套工作体系的若干意见》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司法行政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和执行刑罚时,应当综合考虑案件事实和社会调查报告的内容。这一规定将案件事实和社会调查报告列为并列关系,也说明了我国并未将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认定为证据。

再者,2013年1月1日起施行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也透露出了同样的信息。其第四百八十六条中规定:“人民检察院根据情况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并制作社会调查报告,作为办案和教育的参考。”由此可见,最高人民检察院只是将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作为办案和教育的参考,而并未将其认定为证据。

三、结论

综上所述,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是为了、贯彻落实对违法犯罪未成年人“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及“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而设立的制度。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由于其并不能证明案件事实,而且主观性极强,因此难以称之为刑事诉讼中的证据而只能作为刑事诉讼中的参考资料。如果强行地将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认定为证据,不仅理论上难以自圆其说,实践中也面临也质证方面的困境。

注释:

罗芳芳,常林.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的证据法分析.法学杂志.2011(5).

张静,景孝杰.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的定位与审查.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1(5);吴燕、吴翎翎.未成年人品格证据若干问题初探.青少年犯罪问题.2008(5);杨飞雪.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研究——以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为例.人民司法.2009(3);张永超,李朋远.社会调查报告的审查可从程序实体两方面进行.检察日报.2012年8月27日.

高洁如.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之完善.湖南社会科学.2013(2).

观察法调查报告篇2

[论文关键词]社会调查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

当前我国犯罪案件中，青少年犯罪已经成为社会现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全国各地区和有关人士的重视。我国历来十分关注青少年的健康成长，虽然对青少年犯罪的预防、惩罚和处置，制定一系列特殊的法律法规。但是，我国未成年人犯罪仍有上升的趋势，形势还很严峻。就我国目前的实施现状而言，未成年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报告制度无论在立法还是司法都存在很多问题，与国外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本文通过对未成年刑事案件社会调查一般理论的阐述结合作者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工作实践，提出完善未成年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建议。

一、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之立法现状及不足

《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2006年）第6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考虑未成年人的生理和心理特点，根据其平时表现、家庭情况、犯罪原因、悔罪态度等，实施针对性教育。”第十六条规定：“审查起诉未成年犯罪嫌第十二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根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涉嫌犯罪的事实、主观恶性、有无监护与社会帮教条件等，综合衡量其社会危险性，确定是否有逮捕必要，慎用逮捕措施，可捕可不捕的不捕。”第十六条规定：“审查起诉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听取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代理人、辩护人、未成年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意见。可以结合社会调查，通过学校、社区、家庭等有关组织和人员，了解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成长经历、家庭环境、个性特点、社会活动等情况，为办案提供参考。”这些规定体现了社会调查制度在检察机关审查批捕和审查起诉中的运用要求。但是，同样也反映出我国现行社会调查制度主要只是涉及了调查主体、调查范围以及应当形成调查报告等三个方面的内容。关于调查方式、手段、措施；调查启动的时间；调查人参与诉讼的方式、时间、诉讼地位、权利、义务；调查报告的内容、属性、法律效力、使用、保管等诸多重要问题，在制度上均无明确具体的规定。

司法实践中适用社会调查制度也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第一，法律依据问题。对于社会危害性较小或者有可能适用缓刑的刑事案件的被告人实行判前社会调查，这仅是司法部门的一种实践探索，现行刑事诉讼法尚未对此作出规定。司法解释的少许规定也较原则，并没有具体的规定社会调查实施的程序以及对社会调查报告的运用程序，实际操作上随意性较大，不够统一。第二，社会调查报告的真实性问题。制作社会调查报告的出发点是保证量刑的公正性，但是，量刑的公正要以社会调查报告的准确性为前提。如果这种社会调查报告为部分人利用，内容不真实，必将会影响量刑的公正性。

二、检察机关参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机制中存在的问题

（一）调查报告的效力未受法官重视

社会调查报告提出的量刑建议往往比较原则，主要是对法律的强调，表明关爱未成年被告人的立场和态度，为教育、感化、挽救失足未成年人创造良好的前提条件。但是，同时也带来了法理上的困境。关于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是必须制作，还是可有可无，应当进一步明确。笔者认为，从体现量刑规范化工作的精神实质出发，为确保对未成年人刑事犯罪量刑的准确和公正，全国要求应该统一和明确，即规定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必须具备，而不能可有可无。

（二）适用范围有限，不能贯穿少年司法整个过程

由于相关法律规定的缺失，导致了社会调查报告的实践中的混乱。首先在适用对象上有局限，从各地的做法可以看出，并不是所有未成年犯罪案件都会适用社会调查，有的只是局限在犯罪事实较轻具备管制或缓刑条件。其次适用的阶段，从目前各地的规定来看，调查报告只对未成年罪犯的量刑具有一定作用。另外未成年犯罪的特殊性，就要求社会调查报告在处理未成年案件时，要影响审查批捕、审查起诉定罪、量刑、减刑或者假释以及帮教全过程。只有这样，才能全面实现未成年人司法保护。

（三）检察机关参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的构建思考

1.明确调查报告的性质。社会调查报告为刑事审判中的道德调查， 是量刑的参考因素， 不影响定罪。故检察机关参与制作社会调查报告，只能作为量刑证据不可作为定罪证据使用。

2.建立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员制度，在具体实践中，社会调查的工作重点确定为“三段式”服务，即庭前调查、参与诉讼、跟踪帮教三个过程，基本作法包括五个方面：（1）调查员的选任。在笔者所在院青年检察官联合会中选任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员工作，选任条件为具备本科以上文化程度，工作作风严谨、认真，具有一定法律专业基础知识，熟悉未成年人特点，热心于教育、挽救失足未成年人工作，从事青少年教育工作或在共青团组织中负责青少年维权工作的人士。（2）调查方式。社会调查员深入到未成年被告人或未成年罪犯的学校、家庭、社区、村委会、工作单位等地，走访家长、教师、亲友、邻居、同事。经与公安机关的协调，社会调查员可以持证到羁押场所会见未成年被告人。（3）调查内容。社会调查员调查未成年被告人及未成年罪犯的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实施被指控犯罪前后的表现等非涉案情况，

多方面、深层次地反映和分析其犯罪原因和心理演变过程。对调查的内容均形成了调查笔录，在此基础上形成书面调查报告，全面、客观、真实地反映被调查人的性格、成长经历、成长环境等，对其犯罪原因进行分析，对落实监管和矫治措施提出建议。调查一般在十日内完成并形成社会调查报告。

3.明确未成年刑事案件社会调查的具体适用

（1）社会调查在审查起诉阶段的适用。一般而言，作出不起诉决定中的“犯罪情节轻微”应从主客观两方面来评判，客观方面体现在对被害人，对社会实际造成了的伤害，主观方面主要体现在未成年人的主观恶性程度，可以从犯罪原因、犯罪动机及其成长背景、一贯表现、家庭和社会关系、人格特性等方面来综合分析。因此，在审查起诉阶段，社会调查报告是作出是否需要提起公诉决定的重要依据，也是寻找未成年人最佳处罚方式的重要依据。又如检察机关可以依据心理测试的结论，综合判断未成年人的社会危害性等，以此作为对该未成年人是否提起公诉的依据之一，并制定出适合未成年人个性特点的帮助和矫治方案，帮助其顺利回归社会，防止其再次犯罪。

（2）社会调查报告在审判阶段可作为证据应当庭出示，社会调查员应接受控辩双方的质询。庭审程序中如缺少对社会调查报告质询，全面调查原则无法在庭审程序中实现，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庭审程序与只强调指控事实调查的普通刑事案件庭审程序也就没有了显著区别。具体做法是，调查结束被指控事实之后，调查员在法庭调查结束之后，法庭辩论之前出庭，出示调查报告质证，宣读社会调查报告，对未成年被告人实施行为的主客观原因进行阐述。然后，由控辩双方对社会调查报告进行意见征询，交叉询问社会调查员，听取控辩双方的意见，在双方对社会调查报告均无异议后，由审判庭参考社会调查报告的主要内容，正确定罪量刑后作出判决。在判决文书中，在审理查明的指控事实之后，应单独一段书写社会调查查明的未成年被告人个人情况，重点分析被告人人格情况和走向犯罪道路的原因。在裁判理由部分，写明对社会调查报告的采纳情况及其对定罪量刑的影响。在判决生效之后，社会调查员还应对未成年缓刑犯、少管所的未成年罪犯进行回访与帮教，增强未成年人的法制观念，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再次犯罪。

观察法调查报告篇3

一、落实科学发展观，依法履行监督职责

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地方国家权力机关，承担着为人民履好职、行好权的重要职能作用。几年来，我们东昌区人大常委会始终坚持发展高于一切的宗旨，始终把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摆在人大监督工作的突出位置，紧紧围绕区委提出的“建设经济强区，率先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依法履行监督职权，以新一轮思想大解放推动东昌区经济的大发展。

一是围绕中心工作，开展调研，为区委决策提供依据。2008年，区人大常委会紧紧围绕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围绕群众关心的民生问题，围绕在贯彻落实法律法规过程中存在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找准切入点，深入基层，联系实际，积极开展调查研究，提出有针对性的意见、建议，为区委决策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意见。我们结合全区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开展了经济工作、民生工作、科技工作、新农村建设工作等方面的调查，形成了《关于东昌区城市居民住宅楼弃管状况的调查报告》、《关于在东昌区推行部门预算工作建议的报告》、《关于贯彻残疾人保障法的调查报告》、《关于落实科技进步法和科技进步条例情况的调查报告》、《关于活跃农村文化生活的调查报告》等调查报告，这些报告都得到了区委的高度重视。其中，《关于东昌区农业科技队伍建设情况的调查报告》，区委主要领导作了重要批示，要求有关部门结合区人大调研报告中的建议，切实加强农业科技人才队伍建设。7月份，区委组织部下发了《加强农村实用技术人才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并在山东潍坊建立了东昌区农业科技人才培训基地。

二是坚持监督与支持相结合，不断强化执法检查。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是最具民主性和广泛性的监督，是代表国家和人民的具有法律效力的监督。落实科学发展观，地方人大工作最主要的切入点，就是促使国家权力机关切实把科学发展观贯穿于监督工作的全过程，落实到各个环节。因此，我区人大常委会认真贯彻实施《监督法》，不断完善监督程序。我们制定了监督工作计划，印发给“一府两院”，并向社会公布。同时，找准方向、突出重点，紧紧围绕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和法律法规的贯彻实施情况，紧扣我区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带有战略性、长远性和根本性的问题，开展“三察（查）”活动，对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和一些突出性的重大问题进行监督。在监督中，我们坚持监督与支持相结合。人大与“一府两院”虽然分工不同，但目标都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把工作做得更好，为此，我们从支持的角度出发实施监督，同“一府两院”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形成促进全区发展的强大合力。并力求做到“监督不缺位、履职不越位、支持不添乱”，让“一府两院”切实感受到来自权力机关的真诚监督和支持，让人民群众看到实实在在的监督效果，为区域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三是狠抓审议意见的落实，注重跟踪问效。为增强监督工作的实效性，每个审议意见下发两个月时，常委会主任会议都要听取区政府关于审议意见的落实情况的报告。我们还注重跟踪监督，对上一年的监督议题，没有落实到位的，选择重点进行跟踪监督，检查审议意见的落实成效。2007年，区人大常委会对区政府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情况进行了视察，提出了审议意见。为了检查审议意见的落实情况，促进这项工作更好地开展，2008年常委会对这项工作进行了跟踪检查。区政府对审议意见中提出的“要进一步改善定点医院的医疗卫生条件、尽快配备救护车”等四条建议都逐一落实和解决，收到了很好的成效。

二、落实科学发展观，努力增强监督实效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涵就是以人为本，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因此，人大在把党的主张通过法律程序变为国家意志的过程中，要增强“执政为民”意识，更加了解民心、体察民情、改善民生，所作出的决议、决定都必须充分反映民意，集中体现民智，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人大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努力做到深怀爱民之心、恪守为民之责、善谋为民之策、多办利民之事。

紧紧抓住群众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通过视察、调查、执法检查等形式，督促政府做好社会保障、治理环境污染、加强农村医保和农村科技队伍建设、名师工程等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各项工作，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和社会的安定和谐；认真做好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加大人大工作力度，做到关口前移，变事后监督为事中监督，督促“一府两院”依法处理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和严重司法不公、社会影响大的重大问题，促进了司法公正，维护了群众的合法权益。

充分发挥人大代表的主体优势，通过人大代表广泛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及时反映民声、凝聚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注重搞好代表视察，结合常委会执法检查报告中涉及的问题、代表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反映集中又未能解决的问题、人民群众来信来访中反映的一些热点难点问题以及媒体关注的问题来确定代表视察的题目，开展“三察（查）”活动。做好代表应邀参加执法检查和其他活动的组织工作；邀请代表列席人大常委会会议和旁听法院开庭审判，使代表在闭会期间既执行代表职务，又知情知政，充分反映民意，推动区域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

注重抓好人大街道工作委员会和社区代表工作站工作。配齐配强人大街道工作委员会的人员，选好代表工作站的站长和联络员。目前，我们在全区的10个街道、乡（镇）建立了人大街道工作委员会，在51个社区和13个自然村建立了代表工作站。

三、落实科学发展观，不断增强工作活力

《监督法》的出台，丰富了监督形式，有力地防止了“一张任命书，五年太平官”现象的出现。在监督形式上我们进行了新的尝试。对人大任命的“一府两院”组成人员的工作，采取视察、调查、执法检查、工作评议等监督方式，提高了监督实效，促进了当地科学发展。常委会制定出台了《通化市东昌区人大常委会工作评议办法》。2008年，对区林业局、区发展和改革局、东昌区地税局和工商东昌分局四个部门进行了工作评议。为了搞好工作评议，常委会组成调查组，通过听取被评议单位工作汇报，召开座谈会，组织民意测评，与机关干部个别谈话，征求区纪检部门、区分管领导和上级主管部门意见等形式，全面了解了被评议单位贯彻执行法律法规、落实人大决议决定、履行职责和队伍建设等方面的情况。通过工作评议，增强了被评议部门的法律意识和责任意识，调动了工作积极性。常委会主任会议还听取了区人事局、区民政局、区建设局和区安监局四个部门工作情况的报告，并提出了建设性意见，收到明显效果。

在审议“一府两院”专项工作报告时，我们采用了深入基层调研、主任会议决定、开展会前视察调研、认真听取审议、跟踪问效等方式，开展监督工作。这种做法，能够保证媒体、人民群众的监督与人大常委会的监督形成合力，促进监督工作取得真正的实效。

观察法调查报告篇4

关键词：田野调查；民族志；写作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05-0274-01

众所周知，人类学研究都离不开田野调查，并依据调查材料撰写民族志报告。首先我们需要弄清楚田野调查和民族志报告的含义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民族志是指人类学家或从事人类学研究的学者对其研究的文化对象或目的物展开田野调查，深入到其特殊的社区生活中，通过观察和访谈深入地进行长时间的体验和调查等方式进行材料收集，形成民族志报告。“在民族志撰写阶段，人类学家的首要任务是如何将收集来的丰富资料转换成人类学的概念性语言，最终问题是如何将被研究社会的文化范畴翻译为人类学语言，用人类学语言进行描述”。由此可见民族志报告绝对不只是靠凭空想象出来的，必须通过民族志工作者艰苦卓绝的努力，扎实开展实地的调查进行材料的收集和语言文字的组织，并充分地将田野调查与民族志写作紧密结合。此文意在浅显分析在人类学田野调查以及民族志报告写作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提出一点可行性意见和建议，对民族志研究有进一步的探索。

一、田野调查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在实际调查中，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使人类学总是会出现一些和预定目标的分离，让学界和社会对田野调查和民族志工作产生了质疑，一方面是民族志学者能否观察到被调查地的真实情况。因为传统上民族志工作者应到“自己所研究的社会应该从事1年到2年甚至更长的田野调查，并且要学习所研究对象的语言，参与当地的生活，在实地进行体验和观察，去调查、去听、去记录、去参与、去观察当地的社会。”另一方面是如何从全面和整体进行把握。人类学田野调查要求通过对社区的研究来逐渐接近并认识整体社会，而且该族群或社区的所有群体包括女性是否已涵盖是应该特别考虑的一个因素，因为“大量的‘文化’真理现在看起来反映的只是男性经验领域的事。”应充分涵盖女性的意见和观点，这样完成的民族志才会更有整体全面的观念，才会被包括当地人在内的更多人接受和认同，具有更大程度上的真实性。同时，与调查社区居民的沟通也是一个问题，要求调查者具有耐心，在相互的熟悉中达到对于调查对象的了解。

二、民族志写作中的问题

民族志写作是把被调查社区或族群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情况反映出来的过程，影响民族志报告写作的因素主要为：一是人类学者与被研究对象双方是否平等。赵旭东先生就曾经提出：“民族志撰述所强调的是只有通过相互交往的活动，才有可能产生出对另外一种文化的新认识。”埃文斯－普里查德提出人类学是“文化的翻译”，但是无论“直译”还是“意译”，翻译的困难是在田野民族志中找到一个确切的对等物。二是民族志学者的学术信誉和价值观问题。埃文思.普理查德也着重讨论过田野调查的所谓“信度”问题。三是民族志报告写作的文字组织问题。民族志报告要顺利完成，必须要通过文字表述和语言组织。顺利完成一部成功的民族志报告，这就需要报告写作者具有较好的文笔，就像有人说如果列维.斯特劳斯没有好的文字功底，是不可能呈现出《忧郁的热带》这样的传世佳作的。

总之，民族志是人类学者对一个特定的社区和群体进行深入细致的观察和体验，全面了解当地的社会文化等精神风貌的文本或文字作品，所以完成一部好的民族志作品也绝不是很简单的事，对民族志工作者的能力和素质都有很高的要求，并且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克服种种困难进行田野调查和民族志的撰写，还要求民族志工作者应摒弃自身的文化传统的思维和习惯，尽力避免或减少不同文化系统造成的文化误读，走出进行民族志调查和撰写民族志报告的误区，努力保持原生态的想法和思维方式，让当地人讲述当地人自己的故事，从当地人自己的思维视角阐释自己的生活形态。好的民族志作品就是以呈现当地人的生存和生活状态为目的，尽量维持民族志作品的原生态风格应该是最终的目标和归宿。

参考文献：

[1]王建民.民族志方法与中国人类学的发展[J].思想战线，2005,(5).

[2]马国庆.走进他者的世界.文化人类学[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2,(1).

[3]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 写文化――民族学的政治学和诗学[M].高丙中、吴晓黎、李霞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观察法调查报告篇5

一、年度报告制度的创意和设立

最高人民检察院首次提出“在全国检察机关建立职务犯罪发生情况、发展趋势和预防对策综合报告制度”。半年之后，浙江省人民检察院在浙江省十一届人大四次会议开幕前，向浙江省委报送了《2009至2010年度我省职务犯罪发生情况、发展趋势和预防对策综合报告》，这是全国第一份省级检察院年度报告。2011年12月，高检院出台了《关于实行惩治和预防职务犯罪年度报告制度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实行年度报告制度的指导思想和总体要求、年度报告的内容和形式、撰写与呈送、落实与运用等进行了明确的规定，至此宣告全国检察机关年度报告制度的确立和年度报告工作的广泛开展、全面推行。

2010年2月，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下发《北京市检察机关2010年业务工作要点》，首次提出“制定职务犯罪预防报告，分析犯罪规律和特点，积极向党委、政府等提出预防对策建议”，其中提出“制作职务犯罪白皮书”。当年，北京市院开展了“职务犯罪趋势预测调研”，通过对北京检察机关2000年-2009年查办的职务犯罪案件、近年来北京市纪委和全市检察机关受理的举报线索以及对“北京市反腐倡廉工作”开展民意调查的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归纳职务犯罪发生的行业、领域、类型、人群等特点，分析影响其发生发展的经济、政治、文化、政策、人文等因素和社会背景，总结其发生发展规律，对北京地区职务犯罪未来发展趋势进行预测。在此基础上，北京市院于2010年底制作了《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报告》。2011年、2012年，北京市院均及时向北京市委提交了当年度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报告，并先后得到了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刘淇和现任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的批示重视。

二、年度报告制度的目的和要求

按照高检院《意见》要求，实行年度报告制度的指导思想是“立足检察职能，结合执法办案，客观分析职务犯罪发生发展变化趋势，深入剖析引发职务犯罪的成因，提出具体有效的防治对策建议，及时报送党委、人大、政府和纪委、政法委及有关部门，推动形成惩治和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合力，为促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做出积极贡献。”简而言之，建立年度报告制度、提交年度报告的目的是“反映情况、影响决策、争取支持”。“反映情况”，就是要客观、准确地反映本地区、现阶段职务犯罪的发案情况、特点规律、原因和发展变化趋势，以及职务犯罪举报情况、民众对职务犯罪感知情况、社会舆情动态等，以有利于党政领导整体把握本地区现阶段职务犯罪发展的态势。“影响决策”，就是要深入研究职务犯罪多发易发的体制原因、机制漏洞以及政策、法律、制度和社会管理层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寻求解决源头性、根本性、基础性问题的办法，提出惩治和预防职务犯罪的体制机制改革、政策调整、制度健全、法律完善和社会管理创新等具有全局意义的防治对策，有利于党政领导以决策方式将检察机关提出的惩防对策建议转化为具体的防控措施，推动形成惩治和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合力。“争取支持”，就是要通过对一段时期检察机关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情况的梳理分析，全面审视检察机关取得的成效和经验，以及面临的困难和存在的不足，有利于党政领导更多地理解、重视和支持检察机关的惩治和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更好地实现检察机关职能作用的法律效果、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

在实际开展年度报告工作中，应注重把握三个结合。

一是侦查和预防相结合。与检察机关每年提交各级人大审议的工作报告不同，年度报告是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专题报告，要体现专门性，与检察机关作为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的专门机构的法律定位相一致。因此，实践中要通过侦查和预防部门“侦防一体”的有效运作，实现检察机关办案资源和预防资源有机整合，并通过年度报告的成果来增强惩治和预防职务犯罪的整体效能和综合效应。

二是总结和预测相结合。与年度工作总结、预防调查报告等不同，年度报告是对职务犯罪发展态势做出判断、为领导部署反腐败工作提供参考的报告，要体现前瞻性，与预防工作的本质相一致。

三是宏观和微观相结合。与推动解决工作困难的请示报告不同，年度报告更关注职务犯罪易发多发的制度和机制原因提出建章立制的预防对策，并且围绕党委政府中心工作以及关注的焦点、热点问题来提出反腐败建议，要体现全局性，与检察机关促进反腐倡廉体系建设、促进社会管理创新的目标相一致。

三、年度报告工作的重点和难点

年度报告制度，作为一项开拓性的制度，是指从资料积累、调研分析、制作报告、提交报告到成果转化的完整落实过程。落实年度报告制度的重点在于制作和提交年度报告，难点在于推动成果转化和应用。

制作年度报告，是指将资料积累和调研分析过程凝结为具体的报告文本。年度报告的制作质量，直接决定着报告本身的转化前景和年度报告制度的目的实现。制作年度报告实践中，预防部门作为年度报告工作的牵头部门，首先应广泛收集信息、资料，包括年度职务犯罪总体情况、重点行业和领域职务犯罪发案情况、典型案例、群众举报、专项工作情况、反腐败社情民意情况、相关研究报告等，为撰写年度报告积累丰富的素材，避免临时闭门造车。其次，预防部门应在检察长、主管检察长的直接领导和具体指导下，主动依托预防工作领导小组的平台，运用侦防一体化工作机制，积极协调反贪、反渎、办公室、研究室、案管处等相关部门，共同成立工作小组，集思广益，对本辖区、现阶段内的职务犯罪案件以及相关情况进行深刻地剖析和研究，避免单打独斗。再者，由于年度报告的本质是“预防调查报告”，因此应力求资料翔实、分析透彻、言之成理、论之有据，行文中层次清楚、语言简明，必要时可用图表形式对相关数据予以形象展示，也可对一些专业术语或特别情况以脚注予以说明。具体内容安排上，在总结工作部分要“精”，突出亮点；在分析问题部分要“准”，突出特点；在提出建议部分要“实”，突出重点。并且，由于年度报告是面向地区党政领导部门报送，因此报告的总体字数一般应控制在6000字以内。年度报告的报送时间，一般应选择为次年召开“两会”前和次年纪委会议前。

推动成果转化应用，是指通过正式向辖区党委、人大、政府、政法委和纪委等单位报送年度报告，促使相关反腐败建议转化为领导决策和制度、机制改革，更好地为领导决策和区域发展服务。年度报告的最终价值体现为，领导批示精神的贯彻落实和报告所提对策建议的转化应用，如果仅以获得领导批示为目的，则背离了年度报告制度的初衷。实践中，检察机关对于有关领导针对年度报告的批示、指示、建议和意见，应积极与相关部门沟通联系，认真予以落实，并及时反馈落实情况。必要时，应与相关单位共同开展专题调研，制定落实方案，并做好跟踪督导，通过年度报告的转化应用体现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刚性和严肃性。同时，工作中，检察机关可以依托地区党委领导下的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机制，或借助与纪委、国资委、教委等部门建立的预防职务犯罪网络，将年度报告所提建议落到实处，切实发挥年度报告制度的积极作用。

四、年度报告制度的落实和保障

年度报告制度的落实，一方面需要各级检察院切实提高对年度报告制度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将年度报告作为检察机关服务党和国家中心工作、优化法律监督内容、强化侦查办案效果、提升预防工作社会影响力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另一方面，需要高检院和各省级检察院加强对年度报告工作的指导和规范。2012年初，北京市院在贯彻执行《意见》的基础上，结合北京地区实际，印发了《关于规范惩治和预防年度报告工作的通知》和《惩治与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报告（样本）》，对全市检察机关年度报告工作进行规范引导和具体指导。

年度报告制度的保障，体现在各检察院对年度报告工作的领导和组织等方面。实际工作中，预防部门首先应积极争取院党组和检察长的重视支持，以推动对年度报告工作的组织协调、任务分解和责任落实。其次，预防部门应提高计划性和主动性，在开展侦防一体、专题调研、专项预防以及社会化预防等工作中，要融入对当年度报告的主题思考和对前一年度报告相关领导批示的积极回应。再者，预防部门应加强与检察机关内部相关部门的实时沟通以及与地区纪委等相关单位的及时联系，以多侧面了解本地区反腐败形势、职务犯罪发展态势、典型案件发生的社会制度和人文环境等，来弥补预防干警在精力阅历、数据资料、人力能力等方面的不足。

观察法调查报告篇6

论文关键词 社会调查制度 未成年人犯罪 全程运用

社会调查制度，也称品格调查制度、人格调查制度、审前调查制度、量刑调查报告制度、判决前调查制度等，即对犯罪人的性格、特点、家庭环境、社会交往、成长经历、犯罪行为特征、事后表现等进行全方位的社会调查，最终对其人身危险性和责任程度进行评估，以此作为法院实施个别化处遇的参考。①

未成年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日益受到重视，然而如何在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中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法律效果、社会效果、政治效果的有机统一，保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积极贯彻“教育、挽救、感化”方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法律依据及现状分析

当今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明确规定了社会调查制度，1985年《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第16条规定：所有案件除涉及轻微违法行为的案件外，在主管当局做出判决前的最后处理之前，应对少年生活的背景和环境或犯罪的条件进行适当的调查。我国的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虽然起步较晚，但也在不断完善之中。2006年修订的《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第16条规定：可以结合社会调查，通过学校、社区、家庭等有关组织和人员，了解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成长经历、家庭环境、个性特点、社会活动等情况，为办案提供参考。

经过多年的有益探索和尝试，社会调查制度渐趋程序化、规范化。但仍存在一些亟需解决的问题：

第一，我国目前的社会调查主要局限于检察机关的审查起诉阶段和法院的审判阶段，相关法律并没有对社会调查的启动阶段作出明确规定。实践中，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个人基本情况、家庭状况、生活环境等情况开展调查，一般是在刑事案件侦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后进行的。这也将会造成公安机关无法通过先期了解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一些案外情况，实行个别化处遇，对可能具有监护条件而又无需被羁押的未成年人先期剥夺了人身自由。

第二，目前的调查报告仅限于未成年被告人在社区的表现情况、学校或单位的学习、工作情况及家庭生活情况等项内容，范围不够广泛、项目不够全面、内容不够深入，而对其身体健康状况、心理状态往往没有进行必要的医疗检查和心理学、精神病学等方面的医学鉴定。

第三，司法实践中，社会调查的结论由检察机关或由青少年事务社工一方作出，而目前基本上没有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的适用规范，现有的相关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只是原则地规定了调查报告的大致内容，对未成年人社会调查的调查主体、调查程序和方式以及调查报告是否具有品格证据规格都没有规定。此种操作模式无法使法庭“兼听则明”地决定对这些背景材料的采信与取舍，也疏于制衡，难以实现调查结果的客观公正性。

二、社会调查制度在未成年人刑事诉讼中全程运用的可行性考量

由于我国的诉讼模式、司法体制与西方国家存在较大差异，刑事诉讼既未实行审判中心主义，也未将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相分离，奉行的是定罪与量刑程序合二为一的审判结构，实行的是公检法流水作业的纵向诉讼构造，在不同的诉讼阶段，由不同的机关主导进行，即在不同诉讼阶段，不同的机关都具有终结诉讼的权力。因此，在这样的司法体制和诉讼模式之下，有必要在刑事案件立案、侦查阶段就启动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社会调查制度。

首先，社会调查制度全程化有助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考察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犯罪情节是否轻微、是否有逮捕必要、是否需要判处刑罚等。从犯罪主观方面而言，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主观恶性大小直接反映了其犯罪情节的轻重程度。社会调查报告根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成长历程、道德品质、个性特点、智力结构、身心状况、家庭社会关系等基本情况，综合分析其犯罪主观方面的原因，进而判断其主观恶性的大小。从犯罪客观方面而言，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社会危害性是衡量其犯罪情节轻重的重要指标。未成年人的自控意识和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社会危害性的大小。社会调查报告根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违法犯罪后的行为表现以及平时一贯表现来考察判断其自控能力。此外，在实践中，是否具有监护条件和社会帮教条件，往往也是司法机关判断决定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是否有必要逮捕的一个必要条件，社会调查报告中有关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家庭情况、社会关系的记录也是司法机关掌握相关信息的重要来源。

其次，社会调查制度全程化为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全面了解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犯罪原因提供了重要依据。社会调查制度的主要目的有二：一是寻找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处理的最佳方式；二是探究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违法犯罪行为的原因，并据此制定科学的教育矫正方案。由此可见，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社会调查报告是司法机关用来考察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犯罪原因的重要参考资料。我国设立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的初衷就是出于教育、挽救、感化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特定价值诉求，因此，将社会调查制度全程化就是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犯罪前的成长经历、家庭情况以及性格特点、人格特征等引入到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侦查、审查起诉及审判工作中，并从中了解其犯罪成因，以期实现个别化处遇。

再次，社会调查制度全程化是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贯彻刑事诉讼“全面调查”原则的充分体现。“全面调查”原则是指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时，除了应查明案件事实本身之外，还应就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生活环境等导致未成年人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的主客观因素进行全面、彻底的调查，必要时还可以进行医学、精神病学以及心理学方面的鉴定，并根据调查结果选择适用最佳的处理方法。可以说，对未成年人适用特殊的诉讼制度是各国刑事诉讼活动的一贯原则，这也是基于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及犯罪特点考虑的，目的就是为有效教育、挽救和感化未成年人。

综上，社会调查制度全程化，即在公安机关立案之前的初查阶段适用，有利于确定对涉嫌的未成年人案件是否应当立案；在立案之后的侦查阶段适用，有助于确定对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是否有必要逮捕；在审查起诉阶段适用，有助于判断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是否应当起诉或者不起诉；在审判阶段适用，则可以据此判断该未成年被告人是否应当判处刑罚，以及处以何种刑罚更加有利于其回归社会。

三、社会调查制度在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诉讼中的构建设想

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有助于犯罪未成年人的挽救改造，有助于司法机关选择最具有针对性的处遇措施。鉴于目前社会调查制度的适用现状，我们认为，应当借鉴各国刑事诉讼立法的经验，结合我国国情，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

第一，应当明确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社会调查工作前移至案件的侦查阶段。如前所述，在公安机关立案之后，提请批准逮捕或起诉之前，委托专门机构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进行社会调查，有利于慎重决定对未成年人适用剥夺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具有先天优势。

第二，应进一步明确社会调查报告的制作主体。从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做法看，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一般由专门机构负责。因此，为避免多头主体参与调查的现象发生，建议设立专门机构负责未成年被告人社会调查工作。此外，由于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是一项专门性工作，需要制作主体除了具备刑事法律专门知识外，还要求调查人员懂得社会学、心理学、医学及教育学等专门知识，因此，建议在调查人员的选拔任用上采用职业资格认证的方式，以确保调查结果的专业性、合法性和真实性。

观察法调查报告篇7

1、加强政治理论学习，深入学习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深刻学习领会党的“十”及其“三中全会”精神，提高政治理论水平；继续解放思想，坚定理想信念，更新思想观念，适应新的形势；强化服务意识，增强群众观念，转变工作作风，提升履职能力。

2、加强法律知识学习，深入学习《宪法》、《监督法》、《代表法》等法律法规，进一步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增强宪法意识和法制观念，提高法律素养。不断提高业务工作能力。参加____省综合评标专家库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组织的招标投标法律法规、评标技能及标准文件讲解、评标专家网络操作实务等培训，经考试合格获____省人民政府颁发《____省人民政府评标专家资格证书》。

3、加强经济社会管理知识学习，深入学习经济、社会、科技等方面必备知识，为开展民族自治立法打下基础。

4、积极参加州人大常委会、机关党组和支部组织的各类干部、职工学习，同时，做到集中学习与自学相结合。

5、积极参加省人大有关委员会组织的各类学习，参加省人大法工委、省政府法制办组织的“立法相关知识”培训。

6.不断提高自身素质：一是适应新形势需要，努力提高思想政治素质，切实树立群众观念，增强监督意识，转变工作作风；二是加强工作计划性，在制定全年工作要点的基础上，将工作逐项分解细化，突出重点，狠抓落实；三是加强联系协作。主动与州直相关单位的沟通联系；主动与常委会有关工委室配合协作；加强内部工作情况沟通交流，增进相互了解，营造团结务实高效的工作氛围。

1. 参与立法工作

一是按照“科学立法、依法立法、民主立法”的要求，围绕全州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以州七届人大常委会五年（____-____6年）立法规划为出发点，协助州人大常委会有关工委和州政府有关部门做好相关条例草案法律文本的起草、调研等工作。

二是按照职责分工，参与会同州政府法制办、州民政局通过组建条例（草案）起草组、举办培训班、到省外考察学习、深入到县市调研、组织有关部门论证和征求省州专家意见，先后11次修改，完成了《____州殡葬管理条例（草案）》的立法流程，提交常委会审议，提请州七届人大五次会议审议并获高票通过。

三是参与制作了立法工作流程图。

四是积极参与上级国家权力机关的立法实践活动。

积极参与上级国家权力机关的立法实践活动。年内共参与组织办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和省人大常委会发来征求修改意见的《____省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护条例（草案）》、《____省节约能源条例(草案)》、《____省人力资源条例（草案）》、《____省禁毒条例修正案》、《____省信息基础设施条例（草案）》、《____省残疾人保障条例（草案）》、《____省民用运输机场管理条例（草案）》、《____省信息基础设施条例（草案）》、《____省新型墙体材料促进条例（草案）》9部法律法规。通过召开有关部门负责人座谈会等形式，对征求到的意见、建议，及时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和省人大常委会或有关部门作了反馈。

五是积极参与组织考察学习。参与组织有关人员到外地考察学习殡葬服务管理立法工作，借鉴立法经验，提高立法质量。

2. 监督工作

参与审议“两院”专项工作报告。一是州人大常委会____年审议议题确定了听取和审议《州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全州

法院行政审判工作情况的报告》、《州人民检察院关于关于开展反贪污贿赂工作情况的报告》，为使常委会组成人员能比较客观全面了解全州法院行政审判工作情况、全州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工作情况，于七月下旬先后深入到部分县市开展了相关工作调研，参与撰写并协助修改了《关于全州法院行政审判工作情况的调研报告》、《关于开展全州反贪污贿赂工作情况的调研报告》，供常委会审议时参考，常委会听取和审议“两院”专项工作报告后，根据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参与归纳整理了四条意见分别交由州中级人民法院、州人民检察院限期整改回复。参与执法检查。于今年五月下旬参与组织开展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的执法检查。执法检查突出重点，深入到县、乡、村和基层单位，采取召开座谈会、实地考察、个别走访等方式了解情况，听取意见，总结做法、经验，发现问题，参与形成了可供常委会审议时参考的执法检查报告，同时，根据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建议，针对存在问题，参与提出了加大宣传力度、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以及年度工作计划、相关工作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各级政府要加大齐抓共管力度、加强青少年活动阵地建设、净化社会文化环境、重视留守儿童问题等七条意见建议交相关部门办理回复。

参与认真做好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一年来，共参与接收处理州政府报来的规范性文件35件。按照《州人大常委会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办法》规定，内司工委统一登记后，分送常委会相关工委审查，有关工委均在时限内审查完毕，35件已由内司工委统一回复审查提请单位。收到群众投诉未按规定报备的规范性文件1件。按照《州人大常委会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办法》相关规定，内司委提请州政府办公室（法制办）对安龙县政府制发的《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安龙县黄金企业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安府发〔____〕22号，以下简称《通知》）进行合法性审查并要求报告审查结果，州人民政府办公室（法制办）对该办法给予了审查意见答复，并以州府办函［____］160号文件形式送安龙县人民政府，提出了以下三点处理意见：1、请安龙县政府立即停止执行《通知》，于15个工作日内对该文件进行修改，将修改情况书面报告州政府办公室，并将修改后的文件报送州政府备案。2、如对本审查意见持有异议，请于接到审查意见函后15个工作日内向州人民政府提出申诉，并将申诉报告抄送州政府办公室。3、如逾期既未提出申诉又不纠正，州政府办公室将提请州人民政府对该文件予以撤销或变更。内司工委也已将该审查意见告知投诉当事人，维护了群众的合法权益。

参与认真督办涉法涉诉案件。按照州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的督办涉法涉诉案件暂行办法，内司工委加强与督察室的沟通、协调、联系，一年来，共参与接待来访78次，督察室移交涉法涉诉督办件28件，通过调阅原始卷宗、查阅判决、裁定、申诉状及听取申诉人反映情况等形式，逐案进行研究处理，办结率100%。对督察室拟有意见建议的11件，经请示分管领导，参与召集委室有关人员及相关法律专业人士进行会商、讨论，其中：转州法院审查办理的6件，转州委政法委4件、转兴义市人大办理的1件。年内重点参与督办了廖桂德重婚案、苏祖华、陈仕应、杨余谦、肖荣录、张大才5件国家赔偿案、张爱国受贿申诉案、刘思海民事赔偿等案件。工作中坚持集体研究，依法监督，督促办理机关及时报告办理结果，取得较好效果。

3、调研工作

全力以赴，积极配合参与民宗侨委深入到望谟、册亨、安龙、贞丰、晴隆、兴义等县市及有关乡镇、村、企业开展民族教育推进计划、三个民族乡及较少少数民族聚居村寨经济文化和较少少数民族聚居村经济社会发展、侨务工作情况调研；

拓宽监督渠道、参与调研督察组深入到望谟、册亨、安龙、兴义等县市开展对全州检察机关贯彻落实“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规定情况的调研督察。4、人大机关普法和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工作

参与承担人大机关普法办职责，积极参与做好人大机关普法工作情况的资料收集、整理、汇总，撰写简报、总结、自查报告，组织协调机关普法考试等各项工作，全面完成了年度目标管理任务；参与抓好社会管理综合治理法律政策专项组牵头职责内工作，参与制定了____年度专项组成员单位考核标准，并发至各成员单位。积极参与州综治办牵头开展的矛盾纠纷排查工作；认真参与做好拟任命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任前法律知识考试和常委会开展法制讲座等相关工作。全年，参加任前法律知识考试有16人，参与邀请了州检察院副检察长冯安贵给常委会组成人员和人大机关干部、职工讲解涉法涉诉案件的成因及对策；认真参与做好州七届人大三次会议交办的代表批评意见、建议的办理。参与办理1件，参与督办4件。

廉洁奉公是对一名领导干部的基本要求。在廉洁自律方面，自觉按照中央“八项规定”、省委“四要十不准规定”、《廉政准则》、《四项监督制度》等相关文件要求，严格要求自己，时刻做到慎权、慎独、慎言、慎微，始终保持清政廉洁的作风。

在思想意识上，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权力观和政绩观，按照“作风建设年”有关要求，不断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

在工作中，坚持原则，敢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认真贯彻中央、中纪委对国家公务员的有关规定要求，自觉抵御腐朽思想的侵蚀，防微杜渐，自觉同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作斗争，根除特权思想。

在作风上，做到自重、自尊、自爱、自励、自律，反思不足，增强与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的工作作风，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用来为人民谋利益，清清白白做人、堂堂正正做事，得到了同事的信任和支持。

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做到正确地定位，处理好同事间的关系。做到大事讲原则，小事讲风格，自觉维护领导之间的团结。在工作中做到服从领导,科学管理，关心下属，团结同志，乐于助人，弘扬正气，求真务实，力求高效，知实情、讲实话、办实事、求实效。

与身边的先进典型相比，自己还有一定的差距和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学习上抓得不够紧。主要是学习的系统性还不够，学习的深度还欠缺。二是深入基层还不够多。埋头日常工作时间较多，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的时间较少。

1、认真学习中共十八精神，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始终把政治学习和提高自身素质，作为一项坚持不懈的思想建设任务贯穿于全年的工作中。

2、认真做好立法、监督工作。

3、围绕中共____州委、州人民政府的经济建设目标，深入开展调研，关注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为我州经济、社会发展作贡献。

4、廉洁自律，认真落实好廉政责任制。要始终保持清醒头脑，严格按照廉政责任制的要求履行自己的职责，切实抓好廉政建设，廉洁自律。

观察法调查报告篇8

陈永明之死

2005年12月26日晚8时许，广西柳州市公安局城中分局民警李辉和李群接到出警指令，附近江滨西路某健身馆发生了一起盗窃案。两人迅速赶往案发现场，此时健身馆也在对此事进行调查，留下了6名可疑人员。

报警的黄某说：“我晚6点半来到健身馆健身，当时将一件棕色皮衣外套存放在更衣室56号箱内，晚7点20分取衣服时不见了箱子钥匙，于是叫来工作人员开箱，发现皮衣口袋里的钱包被盗。”黄某还说，他经过更衣室门口时一瞥，见到里面有一个人，也只有他一个人；虽不知道他名字，但知道是馆里的工作人员。

案子很快被侦破，一名叫陈永明的健身教练承认盗窃事实。他交待，晚6点40分左右，他给学员上完课后到男更衣室更衣，发现56号箱虚掩着，锁孔上插着把钥匙，他见更衣室里没人，便偷走了钱包。之后他跑下楼，将钱包放进他的摩托车尾箱里，又若无其事地回到健身馆办公室。

随后侦查人员在陈永明的摩托车尾箱里找到了一个钱包，经辨认，正是报案人的钱包。27日早上5时，办案民警对陈永明予以刑事拘留。

办好对陈永明的刑事拘留手续后，李辉、李群负责押送陈永明去看守所，实习民警管某、黎某予以协助。

这天早上有点冷，戴上手铐准备走时，陈永明提出回家取点衣服。李辉向探长汇报后得到同意，四人将他带回家去。陈永明的家在五楼，就在他们走上五楼时，惨剧发生了，陈永明挣脱了民警的控制，跳楼造成重伤并很快不治身亡。

调查组对事件定性

事件发生后，市检察院和城区检察院组成调查组，对此进行调查。检察官分别对两位办案民警进行调查询问。检察官对两人提出疑问，对陈永明宣布刑拘后，应立即将他送看守所，为何要带他回家取衣服？两人回答说是应陈永明的要求，考虑到当天天气比较冷，出于人性化执法，就送他回家一趟。

两人还回忆了当时情景：8点半左右，他们到了死者所住的小区，下了车，管某、黎某左右各抓住陈永明的手，李群在背后抓住陈永明的手，李辉随后，一齐向陈永明家走去。陈永明的家在五楼，他们走到四、五楼之间的拐角时，因楼道较窄，管某只好牵着陈永明的手走在前面。突然陈永明猛地一挣扎，挣脱了3人的控制，出人意料地跃上了拐角外侧的矮墙。4个人几乎是条件反射般地扑过去抓人，管某的手因此撞在墙上擦破了皮，黎某还抓着了陈永明背后的衣服，但还是没能抓住陈永明。陈永明跳楼后，他们飞快跑下楼，叫来救护车将其送往医院抢救，但陈永明受伤过重，抢救无效身亡。

工作组经调查认为：陈永明涉嫌盗窃犯罪一案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办案人员在办理该案中能做到依法办案。至于犯罪嫌疑人陈永明挣脱押送民警跳楼的事件，属于犯罪嫌疑人陈永明跳楼自杀的故意行为。

对于调查组的结论，陈永明的家人无法接受。他们不相信一向老实的陈永明会行窃，一向开朗的陈永明会跳楼自杀。陈的家人提出质疑：一个戴有手铐的人怎么摆脱四个训练有素的警员的控制？为什么陈永明跳楼后现场4名警员无一人上楼通知其家属，最后还是医院告之？陈永明在4名警员的看押下跳楼身亡，4名警员难道没有渎职责任吗？

城中公安分局成立了善后处理小组与陈家协商处理办法，陈家要求办案民警共同赔偿18万元，但双方未能达成一致。

夸张的上访

协商未果之后，陈永明的家人向柳州市有关部门、广西区公安厅、公安部等处寄去上访材料，同时还在网上材料，对公安机关和办案民警的一些做法提出质疑。柳州市政法委收到材料后，作出了批示，要求柳州市公安局进行核查；公安部也对这份材料作了批转。

2006年3月，柳州市开展政法机关一把手大接访活动，3月1日陈永明的母亲和姐姐当着媒体向柳州市检察长哭诉了死者的遭遇。

第二天，《柳州晚报》刊登了记者采写的报道。文中这样写到：“……原来，陈某的小儿子在去年年底因经济债务纠纷，被4个穿警服的人带走。儿子还没有走出居住的楼房，陈母就听说儿子跳楼被送到医院抢救。在医院，陈母央求4个着警察服装的人帮忙通知自己的家人，4人却置之不理，陈母只得返回家中。其儿子由于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抢救，最终因颅脑内大出血死亡。她希望市检察院能查清事情的真相，以告慰九泉下的儿子。”“市检察院刘文志检察长接待姓陈母女后，答复她们：案件发生后，市检察院立即派人进行了调查，现在城中区检察院已将调查结果上报市检察院，市检察院将依法立案调查……”

3月24日，柳州市柳北区检察院传唤李群、李辉，并宣布对两人采取取保候审的强制措施。之后李群、李辉被停职。

警察告状索赔1元钱

李群、李辉看了《柳州晚报》上的报道，又受到一系列的“查处”，他们认为陈家母女的反映是失实的，对他们进行了诽谤。4月19日，李群、李辉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状告陈永明的父亲陈桂华、母亲莫彩春、姐姐陈永玲诽谤。

8月1日，柳南区法院开庭审理此案。

法庭上，李群、李辉诉称，公安机关经过审查后，以涉嫌盗窃刑事拘留陈永明，事实清楚。死者的姐姐还在网上发表《戴手铐的嫌疑人在四个警察的看护下跳楼致死》一文，这证实他们早已知道了“死者是涉嫌盗窃”，但他们却在接访时称“陈永明是因经济纠纷被办案民警从家里带走”等，恶意歪曲事实，向柳州市检察院检察长诽谤二原告，其内容已通过记者报道发表于媒体，让不明真相的市民错误地认为民警违法办案，损害了他们的名誉；并且给他们的工作、生活均带来了巨大的压力，造成他们精神压抑，无法正常生活和工作，请求法院判令3被告在报纸上向他们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抚慰金1元。

莫彩春等3人反驳说，陈永明在羁押期间非正常死亡，由于有关方面一直没有给他们作出答复和解释，因此对公安机关的拘留措施是否合法提出质疑，并趁“五长”大接访这个机会，向检察院提出控告，这是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不存在诬陷诽谤。

莫彩春等人的上访是否给李群、李辉的名誉造成了损害？李群、李辉名誉受损是莫彩春等人的上访造成的，还是媒体报道造成的？这也是双方争执的焦点。

莫彩春律师车声震说，事实上，早在案发当天，当地检察院就已介入此案调查。在接访时，刘检察长也明确向莫彩春母女表示：“目前检察院调查已有了结果，将依法立案。”所以，李群、李辉所称的他们“被取保候审，停止警察职务”，不是死者家属上访造成的。

记者称，在“五长”大接访那天，她是经接访的刘检察长的同意才进行采访的，当时莫彩春母女对刘检察长说了她报道的那番话，她是如实报道。

车声震律师认为，被告只限于向特定的检察机关反映情况，并没有直接向记者提供该内容，更没有要求媒体向社会传播；如果原告认为社会是受到文章误导，那么，被告不是误导制造者，原告显然告错了对象，该责任完全与被告无关。

2006年11月初，柳南区法院对此案作出判决。法院认为，两原告认为三被告向柳州市人民检察院反映情况与实情不符，主观上故意歪曲事实、恶意诽谤原告，但三被告在2006年柳州市政法“五长”接访日活动中，向柳州市人民检察院请求查清其亲人在警方留置期间非正常死亡的真实情况，系公民行使监督权的正当要求，系公民依法行使控告权的体现。同时，两原告并无证据证明媒体上的报道与三被告向检察机关反映的情况内容一致，且无证据证明该报道使原告名誉直接受到损害。判决驳回两名原告要求三被告赔礼道歉、消除影响并赔偿一元钱精神抚慰金的诉讼请求。

此前10月18日，负责调查案件的检察机关作出对李群、李辉两人不予的决定，理由是情节轻微。

个人名誉与公共信誉之争

在人们的印象里，往往是老百姓状告警察，而警察状告老百姓的事几乎闻所未闻，因而此案在当地引起很大争议。

一种观点认为，在许多普通的民众看来，警察是一个强势群体，他们的权利不会受到侵害，不需要进行维权。但是，警察作为社会里的一个具体的个人，其在履行职务的时候，他们的权利和义务，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处境和感受，和普通民众是一样的，所以，他们也有权利进行维权。根据宪法，任何公民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违纪行为，都有进行控告、举报和检举的权利，但也必须实事求是，否则可能侵犯别人的名誉权。

也有人认为，人格权、名誉权是民法的内容，是一种私权。名誉侵权及司法保护，只能发生在民事领域，适用民法规范，是私法调整范畴。本案中，两名民警在对陈永明进行拘留和押解，实际上是公务行为，属于公权性质，根本不属于民法调整范畴。也就是说，对于民警的办案，公民向检察机关提出质疑，即便造成损害，损害的结果也应该是国家的公信力，而不是办案民警的个人名誉，原告根本没有以个人私权被侵害的名义提讼的权利和资格。换言之，就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公务活动受到社会批评时，不适用名誉权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