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城文化论文范文

古城文化论文篇1

(一)制定了一系列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在国家层面，先后制定了一些与城市古建筑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如文物保护等①＊，建立了一系列相关的保护制度。在地方层面，各城市根据本地的特点先后出台了一些与国家法律、法规相配套的地方性法规，促进全国性法律法规在本地的实施，如北京出台了文物管理办法②＊等。此外，各个城市还通过制订各种规划，来达到对城市古建筑保护的具体保护，如北京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等③＊。通过全国性的法律法规、地方性法规以及城市发展规划等的相互配合，初步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城市古建筑保护法律体系，使得城市古建筑保护领域有法可依。

(二)建立了文物保护单位制度“文物保护单位”制度始于1956年，《国务院关于在农业生产建设中保护文物的通知》，明确提出实行“文物保护单位”管理制度。此后，国务院《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和文化部《文物保护单位保护管理暂行办法》标志着文物保护单位制度基本成立。对不可移动文物实施“文物保护单位”式管理，同样对旧城古建筑的保护发挥了重要作用，主要包括文物保护单位的认定制度、“四有”制度以及对文物保护单位的经营、修缮和管理等方面。文物保护单位的认定一般经由文物普查登记、筛选定级、核定公布几个阶段④＊。文物保护单位的“四有”，是指各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做好保护工作的四项措施:有保护组织，有保护范围，有保护标志，有科学记录档案①＊。文物经营管理基本的原则是:必须遵守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负责保护建筑物及其附属文物的安全，不得损毁、改建、添建或者拆除不可移动文物②＊。根据利用方式的不同，法律法规也分别采取鼓励支持、申请审批和绝对禁止的态度。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进行管理，将文物保护单位周围的建设控制地带分为五类:非建设地带，可保留平房地带，允许建筑高度9米以下地带，允许建筑高度18米以下地带，特殊控制地带③＊。

(三)完善了文物保护单位之外古建筑保护制度对于尚未确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确有价值的文物古迹，规定“由各级文物行政管理部门会同城市规划部门商定名单，通知有关部门和单位，按照本办法暂时予以保护，不得破坏，并按照第五条的规定，及时办理保护审核手续”④＊。此外，还对文物保护单位之外的古建筑保护作出具体的规定，“保护价值待定的文物古迹，区、县人民政府可以公布为文物暂保单位，视同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予以保护。文物暂保单位公布后两年内，必须完成对它的鉴定工作。根据鉴定结果，公布为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或者公布撤销。逾期不公布，暂保单位自然撤销”⑤＊。

(四)加强了历史古建筑的保养、维修、利用和管理针对城市历史古建筑保护中常见的问题，通过立法对古建筑的保养和维修、防火与报警、管理与监督等方面做出明确的规定。“文物保护单位的使用性质及使用权的变更，必须经文物行政管理机关同意;使用文物建筑的单位，应当负责文物建筑的保养和维修;应当严格按照古建筑消防管理的规定，加强一切火源、电源的管理，配备必要的灭火设备;在重点要害部位，根据实际需要，安装自动报警和灭火装置;使用文物建筑的单位，应当严格遵守文物保护管理的有关规定，接受文物行政管理机关的监督检查和指导;对有损文物建筑安全或者有碍开放的，由文物行政管理机关责令整治或者搬迁;整治、搬迁所需费用由使用单位及其上级主管部门承担”⑥＊。

(五)设立历史文化保护区2002年，北京市公布了第一批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方案，首次提出对历史文化保护区“进行院落划分、用地调整、人口密度分类、改善市政基础设施条件等做法”⑦＊。2004年，又公布了第二批历史文化保护区规划，此次规划共15片，其中有5片位于旧城区内，对历史文化保护区进行了风貌保护和高度的控制。2013年，又新增了3片保护规划，至此北京旧城区将拥有33片历史文化保护区，对旧城的保护更加立体而完整。

(六)形成旧城整体保护制度2005年3月25日，北京市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通过《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自2005年5月1日起施行。条例规定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内容包括:旧城的整体保护、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具有保护价值的建筑的保护。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层次更加明确，呈现出“点—线—面”分层保护的状况。此外，还注意《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的法规与《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内容相衔接。除北京之外，浙江省、河南省、宁波市、沈阳市、南京市、哈尔滨市等都制订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加强了旧城的整体保护。至此，我国的古建筑保护制度基本形成，既有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又建立了古建筑保护的具体制度，构建了“点—线—面”相结合的保护体系。城市古建筑的保护理念也有了质的提升和飞跃，从以往的对先人遗留下来的财产的一种保护与利用，发展成为对城市发展历史的保留，对城市发展进程中的文化底蕴的尊重，对城市发展历史传承的延续。但我们同进应当意识到，我国城市古建筑的护路程不是一帆风顺的，也遇到了许多的困难和挫折，也面临着保护与发展的十字路口，也走了一些弯路。比如说建国初的城市规划制定是以原有城区为中心，还是在旧城区的边缘另起炉灶，对此有了激烈的争论，其中，以梁思成等提出的“梁陈方案”①＊，主张在旧城区边缘再建新城，对旧城的古建筑进行整体保护，但这一设想并未能得到认可和实施，一些古建筑因此被损毁。

二、城市古建筑保护制度存在问题

城市古建筑见证了城市的生命历程，保障了城市的文化延续，促进了城市的健康发展，因而对城市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城市化进程中的古建筑保护状况却不容乐观。

(一)重单体文物保护古建筑的保护，缺乏对旧城区的整体保护当前有些历史性城市，为了更好的保护传统历史建筑，某些历史文化名城在旧城内设立保护区，对旧城内的历史文化保护区进行整体保护。但有些城市为了既保护历史城区的古建筑，又实现城市的发展与更新，一方面对标志性的古建筑进行重点保护，另一方面却大力拆毁这些标志古建筑的周围环境和历史街区和传统建筑，建设性或保护性开发对城市古建筑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如“遵义会议会址周围的历史建筑一拆而光;安阳穿城修路严重破坏历史街区;福建的三坊七巷名存实亡;南京老城已经拆迁改造完毕;济南投入22亿‘巨资’拆迁了44万平方米、43个片区，大量特色街道消失在推土车轮下;开封覆盖着现代化的草坪;郑州以‘一路、一区、一城’为标志，古城全部翻新……在‘旧城改造’的名义下，历史文化名城遭遇着前所未有的创伤。”②＊尽管北京在城市建设中制定了大量的制度措施来保护城市古建筑，但其遗留下来的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仅占老城面积17%，而欧美国家旧城保护面积基本可达到古城的80%～100%③＊。正如有学者所说:“没有历史街区提供的建筑背景和文化氛围，历史纪念物只不过是现代城市的一个小小点缀而已。”

(二)大量城市古建筑因缺少维护面临毁损城市古建筑除包含文物保护单位以外，还有大量的其他城市古建筑。这些城市古建筑大部分被公私主体所占有、使用，其中有些被占用的古建筑因缺少维修，面临着损毁危险。有些被市民占用的古建筑，因占用的主体缺乏足够的经济能力，未能进行必要的维护和修缮;有些占用者因未取得对古建筑的明确法律权利地位，没有进行古建筑维护等的积极性。政府部门和企业事业占用的古建筑情况也不容乐观，古建筑的产权归属问题以及占用主体的保护能力和意识等都影响着古建筑的保护。有些古建筑的使用单位与产权单位权利义务分配不清晰，占有使用单位只使用不维护，而所有单位因未使用、受益而对古建筑不闻不问，古建筑实质处于无人负责的状况。另外，有些被占用的古建筑被用作办公场所，一般不对外开放，剥夺了民众接近和消费古建筑等历史文化遗产的权利。

(三)过度商业开发破坏古建筑原有的历史文化内涵在国家文化保护经费有限的大前提下，城市古建筑的保护必然要依靠自己的经营开发来创收，以此解决一部分维护的经费。有些古建筑被管理机构作为商业场所来经营，有些则出租或承包给第三方的商业主体。以文物养文物，以古建筑养古建筑，这是我国及世界各国所提倡的文物保护方式。为了保护这些古建筑，可以在维持古建筑原有风貌的前提下，针对不同情况采用不同的商业开发与保护模式。但有些古建筑的过度商业开发对城市古建筑的保护造成了持久的负面影响，如丽江古城本是一片风景秀丽的宁静之处，后因酒吧等的入驻，侵扰了这一世外古镇原有的安宁。同样的情形还发生在凤凰古城、西塘、周庄等地，虽然古建筑的外壳被保存了下来，但是文物古迹的那种精神文化氛围，早已不见了踪影。超负荷的旅游开发破坏历史文化空间，不合理定位改变了历史地段环境。

(四)旧城改造致大量城市古建筑被拆除城市古建筑是一座城市的重要标志。单霁翔曾就旧城改造对古建筑的破坏指出:“一些城市在开发建设中，无所顾忌地大拆大建，……致使一批批文物古迹被摧毁的同时，一些历史街区也被摧毁”［7］。现在有些城市把“拆”成为城市建设的第一步，将见证城市发展的传统建筑及历史街区拆除，使得历史街区、历史城区和历史性城市的整体风貌被破坏。有媒体甚至将北京旧城区的胡同和四合院逐渐消失的情形，称之为文化自杀，“正把自己伟大的文化变成平庸”［9］。还有一些历史性城市打着尊重历史的幌子，将真文物拆毁，制造一些假的文物和古董，以发展旅游的名义拆旧建新。全国各地陆续出现拆除古建筑，新建仿古街的运动，一些独具特色的传统街道被改造成为失去真实历史价值与信息的假古董。还有些城市以保护利用为名，将历史街区内的传统民居拆除，保护性破坏屡见不鲜。吴良镛的胡同有机更新模式尽管在学术上取得极高的成就，实践上却没有得到社会和政府部门的认可和推广。旧城改造中的大规模拆迁，将一个城市最有特色的古建筑一扫而光，就像一把理发剪刀推过，只剩下光突突的头皮。

三、城市古建筑保护不力的主要原因

面对被损毁的城市古建筑，要做的不仅是哀叹与惋惜，更要痛定思痛，找出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从而为未来的城市发展提供决策依据，能够更好的对症下药。现阶段我国城市古建筑保护不力的原因主要有:

(一)保护意识薄弱、管理意识不强文化遗产的保护是一项系统的工程，仅仅依靠文物保护行政机关的力量，来完成整个文化遗产保护事业是几乎不可能的，需要其他机关部门的配合和支持，更需要民众的参与和支持。从世界的角度上来看，凡文化遗产保护事业进行较好的国家和地区，其民众的文物保护意识是相对较高的。而国内的文化遗产事业的难点和关节点，也在于社会各界文物保护意识的觉醒。不可否认，中国民众的文物保护意识有所提高，保护成效也初步显示出来，但近来因文物保护意识不足而引起的文物破坏案件却时有发生。近年来有不少的文物保护单位遭受破损的事件，究其原因，一部分是因建设施工单位的文物保护意识不强，未进行报批就擅自动工建设，而造成文物保护单位受损，如临汾古城墙被毁事件;云南大理为修路拆毁唐代古城墙，致龙首关遗址被毁等。一部分是因文物保护单位的使用者管理者保护意识不足而造成文物保护单位的损毁，如拈花寺偏殿着火，与产权所有单位与使用单位管理不当，未能将建筑物按照文物保护行政部门的要求进行整改，有着很大的关系。

(二)古建筑的保护管理机制不健全，多头管理及管理缺失现象并存根据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金瑞国、刘赪娜、张寄所做的调研报告《文物保护单位管理体制调研与分析》，除文物部门以外，还有不少于20个部门在使用和管理着文物保护单位，以宗教部门最多。在由文物部门管理的文物保护单位中，设有专门机构和没有专门机构管理的比例约为7比3。各省(区、市)非文物部门管理的文物保护单位的比重不尽相同，其中(64.81%)和北京(57.99%)达到半数以上。由文物行政部门在每处文物保护单位设立现场保护的机构，自然是最理想的状态，但由于文物保护经费有限，且文物保护单位数量的不断增长，操作起来显然不太现实。另外由于历史原因，许多不可移动文物在核定为文物保护单位前，就由其他行政机构和事业单位占用，有专门的管理和使用单位，这使得在每一文物保护单位设立文物行政部门的管理机构在实践中也是行不通的。对于产权或使用权不属于国家文物行政部门这类文物保护单位，目前普遍采用的方式是与文物行政门签订“文物保护协议”。然而在实际管理工作中，文物行政部门的职权使其不能落实协议内容的履行。文物保护单位往往成为所有和使用者的部门利益，从而不能对文物进行法律法规所要求的保护造，破坏时而有之。

(三)具体保护制度可操作性不强在文化遗产问题上，政府的首要职能是制定和贯彻管理法规与标准。《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第八条规定，全国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自核定公布之日起1年内划定必要的保护范围，设区的市、自治州级和县级文物保护单位自核定公布之日起1年内划定保护范围。由于申报时保护范围未能完全确定，一年的时间给相关的利益者留下了可乘之机，给现实操作带来许多的麻烦，并造成保护范围内的其他历史建筑受到破坏。此外，有些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确定之后，也不能按照法定的保护范围的标准对文物保护单位进行管理，使保护范围成为一纸空文。如保护范围内不法违章建筑物未能及时清理，城市规则及其他重大工程项目未考虑已经列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古建筑的保护范围等。

(四)旧城内历史建筑产权不明确由于历史原因，旧城内的居住人口往往严重超过适宜数量，建筑大都显得拥挤破败，北京的胡同四合院便是如此。为了保护好这些传统的历史文化建筑，政府部门一方面有责任引导和帮助古建筑占有与使用主体对它们进行保护、更新和维护，在保存原有风貌的基础上改善旧城内的市政公共设施和居住条件，使得其适合居住;另一方面又要适度控制古建筑内的居住人口数量，针对部分居民缺乏维护保养的能力与动力的情况，将旧城内的居民迁出或者进行置换，将想居住进胡同及四合院且有维护能力的主体引进来，而将欠缺维护能力且想迁出去居民迁出去。所有这些目标的实现，依赖于旧城内古建筑产权的明晰化和长期化，并且允许古建筑在公开公平的情况下进行交易。现在旧城内古建筑产权具有碎片化和不确定性的特点，有些古建筑被十几甚至几十个家庭所占有，无法正常的居住与生活，这样的条件根本无法进行适当的维修与保护。另外，旧城内的古建筑因面临改造与更新，随时可能被拆迁，产权的不稳定使得现有的主体缺乏维护的动力，外来的主体也没有购买意愿，古建筑的交易流转不顺畅。

(五)过分注重商业价值，开发利用不规范国内经济发展的成就，在某种程度上唤醒了民众的文化遗产消费的需求，使得文化遗产的商业价值突显出来。然而，商业价值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有利于古建筑等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开展，但这另一方面又使得文化遗产保护的领域，频繁出现一些怪异的现象，如重利用轻保护，重经济价值轻文化价值等。近年来社会上出现的一些热点文化遗产事件，都与古建筑的保护利用有着密切的联系，如西湖旁边建会所，公园内古建筑中的高档餐厅等。造成这些现象的根本原因是古建筑等文化遗产所能带来的经济利益，带动区域旅游业的发展，从而产生经济效益。有学者说文物保护“尤其是要慎谈利用，国外谈得较多的是保护，不谈或者很少谈利用;而在中国的经验里，是不仅要保护，还要利用;所谓“充分保护适度利用”，但真的要做到这一点太难了。”

(六)文物保护法及城乡规划法规定不完善程序性规定欠缺。我国文物保护法将城市古建筑分文物保护单位、历史街区、历史文化名城、名镇三个层级进行保护，但是却没有将三个层次的保护责任主体及保护程序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定。文物法将历史街区及历史名城保护的具体规定授权国务院制定条例进行规范①＊，而按照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保护规划的制定和审批由城市建设部门主管，仅在审批和实施监督阶段征求文物保护部门的意见，没有充分发挥文物保护部门在文物保护中的专业优势。国外与此相关的审批和监督职能是由专业性委员会来负责，这样的制度设计一方面限制了某些行政首长个人决断权，防止个人意志对城市古建筑的破坏;另一方面专业委员会由文物保护相关专家及在文物保护事业中有影响力的市民代表组成，能充分发挥专家的专业优势与市民代表的积极性，通过市民代表反映其所代表的群体的意见，充分维护不同主体的利益。其次，我国文物法第24条规定国家所有文物保护单位不能作为企业资产进行经营②＊，因规定不够具体、明确，给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管理活动带来了很大的困扰。如何解释这一条文，专家学者有不同的意见。有些学者认为，“文物保护单位的性质是文化遗产，是国家的文化资源，而不是经济资源，它对社会要起的作用，是为社会提供精神力量和智力支持，而不是创造物质财富，它是文物资源不是经济资源，把盈利作为目的，把它变成经济资源了，以赚钱为目的了，是不对的。”因此，不能作为经营性资产应当指禁止将文物的经营权进行转让等经营活动;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这里所说的不能作为资产经营，应当是指不能作为企业等经营性主体的经营性资本，不能作为将来发生债务时的担保财产。因法律规定的模糊，在实际的遗产保护与经营管理活动中，有些单位将古建筑等文化遗产作为旅游资产的一部分，“由旅游公司来兼并文物保护单位，以所谓‘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名义将文物资源作为普通资产纳入企业进行市场化理和经营”;有些单位将古建筑等文化遗产作价入股，进行所谓的“强强联合、捆绑上市”通过文化遗产的经营取得一定的经济利益。在我们为城市古建筑等文化遗产能否作为经营性资产争论不休时，如果将眼界放宽，通过对世界各国文化遗产保护的方式进行考察分析，就能得到比较满意的答案。例如，法国政府将国内著名的一百多个著名的文化遗产(其中大部分为古建筑遗产)交由法国古迹信托来经营管理，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再次，我国的城市规划法中与城市古建筑保护的规定不完善。1990年的城市规划法虽规定城市规划应当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和城市传统风貌①＊，但在涉及旧城市规划时，却提出了旧区改建的城市建设、发展方式②＊，在旧城区古建筑保护制度中存在法律漏洞。城乡规划法也指出规划的制定应当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保持地方特色和传统风貌③＊，且把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作为城市总体规划的强制性内容，但仍然有旧城区改建的提法，城市规划在保护古建筑的同时允许旧城范围内的拆迁和危房改造④＊，这一制度上的缺口，时时被开发商和城市管理者所利用，造成古建筑被保护性破坏。除了保护意识不科学外，与国外的规划法相比，我国规划法缺乏具体的程序性规定，可操作性不强，对古建筑的保护作用有限。(七)行政执法力度不足执法不严，一直以来是倍受学者和大众诟病的中国司法现实疑症，也是造成中国法律执行不到位的重要原因。具体到古建筑保护的执法力度来说，一是相关立法不够具体，执行性不强;二是执法队伍建设不完善;三是各级政府不够重视，四是文物执法经费紧缺等。地方政府对文物保护的重视对文物保护工作的开展至关重要，当地政府是否重视、支持文物保护工作，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地区文物保护状况的好与坏。少数领导干部对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当文物保护与经济建设，尤其是与旅游开发发生矛盾时，往往是文物保护的重要性被忽视。文物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一旦遭受破坏就是不可挽回的损失，如何加强文物行政执法工作，健全执法机构，加大执法督察力度是当务之急。

四、国外城市古建筑保护制度的借鉴

当我们置身于西欧古城之中时，往往被他们那富有深厚文化气息的，保存完好的城市古建筑所折服，不得不对这些城市管理者与市民的城市古建筑保护理念与制度表示由衷的钦佩。尽管英法两国与我国的历史发展轨迹并不相同，但其同样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同样遗留下了大量的城市古建筑文化遗产，在面对的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历史古建筑保护的问题时，他们的一些做法和经验尤其值得我们去借鉴。

(一)保护程序清晰、主体职责明确，相关制度可操作性强英国的《1990年登录建筑及保护区规划法》，在制度上不仅涵盖了事前认定，事中维修与保护以及事后补救等整个登录建筑的保护过程，而且明确规定了各个部门的职责和办事程序⑤＊，具有非常强的可操作性，能够更好的保护登录建筑与保护区内的古建筑。如对登录建筑的保护对象的确定规定了清晰的程序，且指定了明确的责任主体。如规定了提供名单者、审批者及其权限、技术咨询机构及其程序、保护对象的内涵、保护对象的管理责任部门、保护对象的记录文件形式、保护对象管理责任部门的具体责任以及特殊情况的处理等，皆有较明了的规定。

(二)特别重视技术咨询机构的作用除了在登录建筑的认定与保护上的严格程序性外，英国1990年法在各个环节上都规定了类似技术咨询机构的作用，体现了实施措施的科学合理性。如在第一条第四款明确规定，在汇编、审批和修改之前，国务大臣应向有关方面进行咨询，如英格兰历史建筑与古迹委员会或其他专业知识的公众及团体。⑥＊英格兰历史建筑与古迹委员会由具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专业知识的人员组成，是一个有关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专业咨询机构，它通过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技术问题作出科学的建议和方案，来为登录建筑的保护提供基础技术服务。法国的古建筑的专业咨询机构有历史古迹国家委员会、遗产和景观大区委员会、历史古迹总建筑师、法国建筑师等，这些专业咨询机构对于古建筑的保护具有决定权，许可和决定下达之前必须要征询他们的意见，并以他们的意见作为决策的依据。

(三)注重多种手段的相互配合英法两国均注重综合使用经济、行政和法律等手段来达到立法目标，尤其是经济手段的运用。英国1990年法包含了多种经济的激励手段，如通过提供拨款或贷款，解决部分或全部的历史古建筑保护费用①＊;为维修和保养提供财政补贴或贷款等经费支持②＊;设立土地收益补偿制度③＊;实行有条件拨款制度④＊等。法国鼓励非政府组织出资参与文化遗产保护事业。这些捐赠者可以享受相当比例的税收优惠，个人捐赠数额的66%可以从应纳税收中扣除，企业可以享受捐款额60%的营业税优惠。此外，政府十分注重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财政投入。2013年法国政府文化遗产保护预算7.76亿欧元，其中历史性建筑保护3.22亿欧元。

(四)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在法国约有352个服务于文化领域的基金会，其中31%与建筑遗产保护相关。1996年由14家法国知名企业发起成立的“文化遗产基金会”规模最大，其主要有三种运作方式:对维修工程进行直接资助;帮助遗产所有人向社会募集资金;颁发可享受一定的税务优惠政策“遗产基金会标签”(财政部唯一授权的非政府组织)。2008年，该基金会对一千八百多个项目提供了帮助，总金额达1.3亿欧元，收到捐款一千多万欧元，颁发“遗产基金会标签”1029个，为法国文化遗产保护体系起了重要作用。法国现有6000多个与文化遗产保护相关的协会，其中规模和影响最大的是“国家建筑和遗址保护协会联合会”，通过提供法律咨询、普及文化遗产保护知识、文化遗产保护信息和出版有关文化遗产的著作等，服务全法国3500个文化遗产保护协会。同时其还协同“法国老房子协会”、“古宅邸协会”等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协会举行全国大会，大会由文化部长主持，为非政府组组织性质的协会与国家行政管理机关之间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提供对话的机会。协会在地方上的作用非常显著，在城市建设和文化遗产保护之间的平衡上起到了监督作用。

(五)注重城市规划的制定和实施英法两国均注重发挥“规划法”对于城市文化遗产保护的作用。法国城市规划法与文化遗产保护法是城市古建筑保护领域重要的两部法律，对于城区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保护起了重要的作用。城市规划法主要是为了调整城市发展过程中，如何解决历史建筑保护与人们生活需要满足之间的矛盾的一部法律，一方面强调对历史街区进行长期规划和整体保护，另一方面规划制定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甚至于对单个建筑的保护都进行具体和详细的规定，对不遵守规划而破坏原有建筑物和整体景观者进行严惩。

五、结语

受城市发展规律的制约，城市化过程必然涉及对原有城市建筑与设施进行更新与利用。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均国土资源面积十分有限，决定了我国的城市化更加注重对旧城区的规划和利用。城市古建筑通常位于城市的旧城区，如何对待老旧破败的旧城区与城市古建筑的保护密不可分。城市旧城区的更新一般通过以下方式进行:“一是重新调整城市功能结构和城市布局，形成最有利于发挥城市各要素组合状态的功能分区;二是改造老城区中居住条件较差的住宅区，完善基础设施配套建设;三是整顿与改善城市道路系统，改造市政设施和公用设施;四是增加城市绿地与公共空间，提高生态环境质量;五是通过拆迁改造，改变原有旧城区土地的低效使用状态，实施城市土地的立体综合开发。”在这几种方式中，有的通过完全拆除古建筑的方法来达到旧城更新，而有的采取小规模局部翻新、对危旧房的改造以及道路市政等基础设施的完善等方式来达到目标。但不管采用哪一种方式，对原有古建筑进行维护也好，拆除也好，最终目标是改善原有居民的居住条件、保持老城区的活力，这样的旧城区才能发挥应有的经济与文化功能，不至于过分的衰退。这就需要城市发展决策者具有大局观念与正确的文物保护意识，处理好发展与保护之间的矛盾，认识到旧城区和古建筑等在长远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为当代人及子孙后代保留下珍贵的历史遗产，不用“大拆大建”等一刀切的方式来解决旧城问题。只有真正认识到城市古建筑等文化遗产，在发展中的资源效益和文化价值，才能切实保护好城市古建筑等文化遗产，西方城市建设与保护历史也证明城市古建筑的保护，最终受益者是整个历史名城与城市市民本身。

在城市化过程中，面对城市古建筑保护，我们曾有过的盲目和不理性，也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然而，我们终于认识到，作为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的主要部分，城市古建筑的保护是保存城市历史传统和文化神韵的必然要求。对我国城市古建筑保护制度的梳理，不在于讨论功过得失，而是要在快速发展的社会形势中，把那些极具地方特色和文化内涵的城市历史古建筑保留下来，也给我们的子孙后代保留住这此老祖宗留下来的财富，从这方面来说，我们仍然任重而道远。城市古建筑的保护可以从以下方面努力:发挥专业咨询机构的作用，改革城市古建筑保护中由行政首长等非专业人员个人决断的不合理决策机制;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并注重与相应的城市保护规划相结合，增强保护规范措施的可操作性;注重多种手段的相互配合，充分发挥经济、行政和法律等制度在城市古建筑保护中的作用;明确旧城内四合院等普通古建筑业主的所有权，保证其产权的长期性和稳定性，调动业主保护和维修的积极性;提高古建筑保护的意识，培养城市管理者保护利用城市古建筑的能力和责任感，培育民众对古建筑的感情，使其能自觉参与到城市古建筑的保护中来;完善现有的城市古建筑的占有、使用体制，明确保护责任主体，引入城市古建筑的社会化管理机制，发挥非政府组织在城市古建筑保护中的作用，实现城市古建筑的合理开发经营，探索以古建筑养古建筑的途径和道路;加大执法和处罚力度，对破坏城市古建筑的行为进行严厉打击，使违法者不敢也不能逾越保护红线。

古城文化论文篇2

1研究背景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科技的发展和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全球化问题日益凸显，并引起学者的关注。全球化对旅游的影响是双向的:一方面，全球化促进了交通、信息等产业的发展，在心理上缩短了旅游目的地与客源地之间的距离，使游客出行更加便利;另一方面，全球化冲击了旅游目的地的地方文化，对旅游目的地的社会文化造成较大影响。但全球化对旅游目的地的影响仍然缺乏相应的理论解释。美国社会学家乔治•里茨尔(GeorgeRitzer)在《虚无的全球化》中建立了“虚无(nothing)”与“实在(something)”的理论框架，用“虚无”与“实在”作为分析全球化的理论工具。他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虚无’越来越成为各种社会生活的特征，并从消费领域的购物中心、连锁店、快餐饮食等，扩张到社会的其他领域”［1］。在旅游领域，全球化带来的便利性促使游客大量地进入旅游目的地，从客观上促进了“虚无”的扩张。但旅游领域又不同于纯粹的消费领域，旅游者追求的是异质化体验，相对“实在”的地方性是旅游目的地持续发展的前提，因此，旅游目的地中“虚无”与“实在”的相互作用关系应更为复杂。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丽江大研古城，自旅游发展至今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大量游客，是较为成熟的旅游目的地。旅游业的发展和游客的大量进入使古城吸纳了越来越多非本土的“虚无之物”，这加速了古城原生文化的变迁，其中较为典型的代表是古城酒吧。然而，现在的古城酒吧却成为丽江旅游符号之一，并集中体现着古城的旅游文化，从这一层面讲，古城酒吧又是相对“实在”的。古城酒吧这种“虚无”与“实在”的转换和交织体现了丽江古城文化变迁的特征。在旅游发展背景下，古城文化内涵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虚无”与“实在”之间如何转换?转换的表征有哪些?促使其转换的动因是什么?等等。这些是本文需要探究的问题。国内外学者在旅游对目的地社会文化影响方面的研究是一个逐渐探索、逐步深入的过程［2－4］。最初的研究往往集中于对旅游负面影响的批判上，较有代表性的是国外学者格林伍德(Greenwood)的观点，他认为，当地传统文化变成了商品化的旅游吸引物。我国学者如王宁等也指出了旅游开发导致的民族传统文化舞台化、商品化、庸俗化以及民族文化价值观退化的现象［5］。随着这方面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也逐渐认识到旅游并不是目的地文化变迁的唯一因素，现代化浪潮下，目的地文化变迁往往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的历史过程［6］。而旅游有时甚至可以发挥积极作用［7］，如旅游可以促进当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复兴、强化当地的民族意识等［8］。已有的研究在研究内容上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研究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的具体表现，如探讨节日符号在民族旅游开发中的运用及问题［9］;二是运用理论解释旅游对目的地社会文化的影响，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多集中在社会学和人类学领域，如应用比较文化理论分析旅游接待地社会文化影响的变化机理［10］、运用人类学中布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分析当地民族文化在旅游发展过程中的变迁与重构［11］等。其中，以丽江大研古城为案例地的研究也较为丰富。旅游发展对古城纳西东巴文化的影响［12，13］是多数学者的研究重点。如有的研究深入分析丽江旅游开发对当地的生活文化、东巴文化、纳西古乐以及民间音乐、歌舞和手工技艺等民间传统文化的影响［14］;也有学者将这种影响概括为主城功能的转变、社会网络的变迁和文化的涵化3个方面［15］。除了说明文化变迁现象，也有一些学者对古城文化变迁的原因进行了理论分析，其中引用较多的是布迪厄的“场域理论”，通过分析丽江古城纳西族群文化，来探讨旅游场域对族群文化变迁所产生的影响［16］。尽管目前在旅游对目的地社会文化影响方面的研究日渐多元化，但很少研究能依托某解释力较强的理论框架而建立系统、科学的研究体系。笔者虽长期致力于相关研究，也对旅游对目的地文化变迁、族群认同、族群关系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探索，但理论突破依然不足。这正是本文的研究目的和出发点，也是本文无意于详述有关旅游的社会文化影响研究①而旨在尝试运用新的理论解读目的地文化演化的缘由。对于作为旅游目的地的丽江大研古城而言，酒吧既是与旅游业密切相关的接待设施和服务设施，也是一种重要的旅游吸引要素和旅游文化要素，是一种旅游文化“场域”。本文将通过对丽江古城酒吧“虚无”与“实在”的研究来探讨古城文化变迁，从“虚无地点”、“虚无人”、“虚无产品”和“虚无服务”这4个层面进行分析，并从旅游发展的角度解释目的地文化变迁的动力机制，以丽江古城的地方性经验为全球化理论提供本土化知识与经验。

2理论与方法

2.1关于“虚无”与“实在”理论Nothing，即“虚无”，已经成为社会科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美国社会学家乔治•里茨尔在《虚无的全球化》中对消费领域进行了研究，并认为:“虚无”指的是一般由集中创立、控制并且比较而言缺少有特色的实质性内容的一种社会形式。“虚无”又可以细分为“虚无地点(non-place)”、“虚无产品(non-thing)”、“虚无人(non-person)”和“虚无服务(non-service)”这4个亚类。“虚无地点”往往指缺少本地地理联系的、可任意复制的流动空间;“虚无产品”代表一般的、经过集中设计并重复生产的、缺乏独特性的东西;“虚无人”指那些提供表演或服务的人，他们所说所做都是照本宣科并经过设计的;“虚无服务”指顾客得到的服务与体验往往是无地点特征、无时间特性而又基本相同的。与“虚无”相对的概念为“实在(something)”，即指一般是由本地创立、控制并比较而言富有独特的实质性内容的一种社会形式，它同样包括“地点”、“产品”、“人”、“服务”这4个亚类。乔治•里茨尔指出，虽然作为一个二分法提出来，但这包含一个从实在到虚无的序列。趋向于这个序列虚无一端而存在的现象，也可以被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是缺少个性的;而在这个序列实在一端的实体，是高度个性化的。为了更具体地描述实在与虚无序列，乔治•里茨尔将其分成5个次序列，其中，靠近“虚无”这一端往往与一般的、缺少本地联系的、相对无时间特征的、去人性化的、无魅力的相联系(见表1)。乔治•里茨尔界定了“虚无”与“实在”的内涵，并进一步指出了“虚无”与“全球化”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全球化”是特定社会组织形式的全球性传播和扩张，以及随之而来的全球意识的普遍增长。可以说，全球化为“虚无”提供了扩张的土壤，而“虚无”的扩张又促进了全球化的形成。乔治•里茨尔认为，尽管全球化意味着高效率、低成本，但全球化同样带来了“虚无”的扩张，这使得越来越多的“实在之物”失去了生存的土壤，“实在”与“虚无”的此消彼长必然带来整个社会的虚空［1］。这种观点延续了其之前几本著作(《社会的麦当劳化》［17］、《让祛魅的世界再着魅》等)的思想。张墩福总结了乔治•里茨尔在消费社会学研究中的几本著作，并指出其可能忽略了地方消费实践和消费者的多样性，从而使结论过于概括化［18，19］。乔治•里茨尔提出“虚无”与“实在”概念之后，对其进行了发展，但在旅游及相关研究领域尚未引入。乔治•里茨尔在研究中多次引用迪士尼乐园案例，迪士尼乐园虽然全球化扩张(美国、法国、东京、香港)，但无论在世界上哪一所迪士尼乐园，游客的感受近乎相同(虚无地点)，游客所购买到的旅游纪念品都是统一大批量生产的(虚无产品)，游客所见的迪士尼人物、它们的表演也是完全程式化的(虚无人、虚无服务)。由此可见，乔治•里茨尔在提出“虚无”与“实在”概念时因得源于对主题公园的分析，这已经隐含了这对概念能够适用于研究其他旅游领域［20，21］。

2.2研究过程和方法研究过程中进行了两次实地调查，第一次调查的时间为2009年7月，共计13天，主要了解丽江大研古城旅游发展的基本情况。第二次调查的时间为2010年4月，共计10天，主要调查丽江大研古城酒吧发展状况。两次实地调查共历时23天，期间主要运用了访谈法并结合观察法搜集资料和信息。其中，访谈法主要采用半结构化的方式，预先设定好标准问题和开放性问题，再根据访谈对象的反馈追踪提问。两次实地调查被访谈者总计53位(见表2)，调研过程中根据访谈对象的类型对其进行编号①，主要的访谈对象有丽江大研古城内的酒吧老板(B)、酒吧员工(E)、酒吧客人(C)②、游客(T)③、古城管理人员(M)和本地居民(R)。通过对酒吧老板、酒吧员工的访谈了解古城酒吧的经营状况和发展历程，主要的访谈内容包括酒吧的成立时间、规模、发展历程、经营现状，酒吧老板和酒吧员工的来源以及其对古城酒吧发展的态度;通过对酒吧客人的访谈了解游客对古城酒吧的感知和满意度，主要的访谈内容包括酒吧客人泡吧的动机、对古城酒吧服务的感知以及对丽江艳遇的态度;通过对古城管理人员的访谈了解丽江旅游的发展概况以及相关的政策和法规，主要的访谈内容包括古城旅游发展历程、古城酒吧发展历程、古城酒吧管理条例等;通过对古城居民的访谈了解古城原生文化和居民对丽江旅游发展和文化变迁的看法，主要的访谈内容包括古城原始的文化习俗、旅游发展对其生活的影响以及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态度。

3旅游发展背景下的丽江大研古城文化演化及酒吧发展

丽江大研古城位于云南省丽江市，始建于宋末元初，距今已有800多年历史，是纳西族传统文化的中心。丽江旅游业兴起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1986年，丽江古城被国务院公布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1994年，云南省政府对滇西北进行旅游规划，丽江旅游业进入实质性开发阶段，当年游客量接近22万人次;1996年丽江县发生7.0级强烈地震，古城内部分建筑被摧毁，丽江抓住震后重建的契机，按照世界文化遗产的标准恢复打造大研古镇;1997年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正式批准将丽江古城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游客量迅速增至173万人次。丽江古城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地之后，旅游业蓬勃发展，至2009年，丽江市游客量已超过750万人次，旅游业总收入达88.66亿元④。旅游业已经由小变大，成为丽江市的支柱产业和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旅游业的持续发展也成为丽江古城文化变迁的主要动因。

3.1丽江大研古城的文化演化丽江旅游业发展之前，大研古城的主体文化主要是纳西东巴文化以及茶马古道商贸文化。这源自古城近800年的历史积淀。丽江大研古城初建于宋末元初，在明朝木氏土司时期形成基本格局，木氏土司在此期间世袭知府，纳西族人世居此地，并形成了纳西东巴文化。清朝雍正年间“改土归流”后，滇藏之间茶叶贸易加强，丽江地处滇、川、藏三省交通要冲，是茶马古道的重要枢纽和物资集散地，商贸的繁荣使丽江古城逐渐形成了茶马古道商贸文化。纳西东巴文化和茶马古道商贸文化是古城原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丽江旅游发展的文化基础。丽江古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之后，旅游业迅速发展。伴随旅游业的崛起，丽江引发了各类媒体的广泛关注。这些媒体开始宣扬丽江新文化或旅游文化。2002年，《新周刊》以“你丽江了吗”为封面主题做了一期杂志;2003年，《丽江的柔软时光》出版，介绍并宣传丽江舒适慵懒的生活;2009年，《踢踢兜丽江之恋》中的那句“趁年轻，去丽江”让很多年轻人渴望在丽江邂逅。可见，古城的文化形象逐渐发生了转变。“2005年以来，丽江在民间话语成了‘艳遇之都’而不再是一个‘古王国’，丽江古城被谈论得最多的话题，不是‘自然风光’和‘少数民族风情’，而是‘家家流水，户户垂柳’和‘休闲娱乐’。”［27］体现了旅游发展背景下古城文化由传统向现代的变迁，及由深厚流传到休闲娱乐的转化。丽江旅游刚兴起时，古城的古朴和清幽吸引了一批追求“品味、浪漫与品质生活”的外地人，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留在丽江边开店边享受古城生活，古城也因此逐渐被赋予了“小资情调”。“小资情调”是一种生活品味，它在前卫与时尚中，品味着生活中的浪漫情怀。随着“小资情调”在古城内的蔓延，与“小资情调”相对应的小资文化也不断凸显。此后，丽江旅游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古城，小资情调渐渐变了味道，游客们开始刻意地寻求偶遇，也就是现在颇为流行的“丽江艳遇”，为艳遇而旅游又使得当初的小资情调庸俗化。旅游发展过程中再生产出的小资文化与庸俗小资文化是丽江旅游文化的新成分。因此，丽江旅游业的发展使古城文化内涵及构成发生变化。一方面，它稀释了古城原生文化，现在的纳西东巴文化和茶马古道商贸文化已经成为丽江旅游文化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它又丰富了原有的古城文化，再生产出的小资文化与庸俗小资文化成为古城旅游文化新的组成部分。可以说，旅游发展背景下，丽江古城原生文化和旅游文化相互交融，并形成了原生文化、小资文化和庸俗小资文化多元共存的状态(见图1)。

3.2丽江大研古城酒吧发展历程及现状古城酒吧是丽江旅游特色之一，并代表着古城的旅游文化。它的发展历程是古城旅游发展和文化变迁的一个缩影。

3.2.1丽江大研古城酒吧发展历程丽江古城1997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后旅游吸引力日渐增强。不少外来游客来到丽江，并喜欢上了丽江幽静、慵懒的生活，于是有人在丽江古城的新华街自发地开起了小茶吧。之后，小茶吧演变成了小酒吧。据调查，1996年，丽江大研古城出现第一家酒吧———樱花屋，当时的樱花屋也只有两间门面的规模。酒吧相对于古城是缺乏本地联系的，表现出了“虚无”的特征，可以说，酒吧的出现是对古城原生文化的稀释。随着丽江知名度和美誉度不断提高，到丽江旅游的游客逐年攀升，丽江旅游经济有了质的飞跃，丽江酒吧也逐渐成长为一种产业。2002年后，古城内酒吧业不断扩张，特别是在古城西环境清幽的新华街，临河而筑、傍水而开的酒吧逐渐有了规模，并于2004年开始形成了今天的酒吧一条街。除酒吧一条街上的大酒吧①以外，还有很多小酒吧②散落在古城各处。酒吧规模化发展体现了“虚无”的扩张，但古城酒吧在扩张的过程中又不断增添本地元素，目前，丽江的酒吧一条街已经成为古城内的一大特色，诠释着丽江古城的新旅游文化。由此，丽江大研古城酒吧的发展可大致分为萌芽和扩张两个阶段:萌芽阶段从1996年持续到2002年，以出现第一家酒吧为标志，酒吧多为一两间门面的规模，酒吧数量也较少，以休闲为主;扩张阶段从2002年开始至今，以形成酒吧一条街为标志，酒吧规模增大，多数酒吧开设分店，酒吧数量增多，娱乐和艳遇是其主要特色。丽江大研古城酒吧的发展历程反映了“虚无”的不断扩张。

3.2.2丽江大研古城酒吧发展现状目前，新华街酒吧一条街位于新华街翠文段和双石段，共有酒吧27家。通过实地走访和调研，本文整理出酒吧一条街27家酒吧的字号、位置和大致经营规模(见表3)③。其中，规模较大的酒吧是樱花屋、一米阳光和千里走单骑。樱花屋是古城区内最早的一间酒吧，1996年创立时只有两间门面④，2002年扩建至今天的16间门面，可同时接待600位客人，员工近百人。一米阳光酒吧开始于1999年，现在已经有4间分店。千里走单骑创立于2005年，目前在酒吧街共整合出3个分店。这3大酒吧的规模占整条酒吧街总体规模的60%以上，且这3家都成立了各自的公司，形成了自己的品牌，除酒吧外还经营餐厅、客栈、休闲会所等项目。相比于这3家酒吧，酒吧街上的其他酒吧相对较小，但经营规模都在两间门面以上，一般酒吧的员工数在20人左右。在经营内容方面，所有酒吧都提供餐饮和酒水，并配有音乐和民族歌舞表演。晚上8点钟左右，整条酒吧街充斥着喧闹的音乐以招徕游客。总体上讲，酒吧一条街上的酒吧，经营规模大小不一，但经营的内容和方式大致趋同。除酒吧一条街外，五一街、七一街等街区也有很多小酒吧，比较出名的如“我在丽江等你”、“38号”。这些小酒吧规模都比较小，且多数离古城中心四方街较远，客人较少，但氛围更亲和、交流更充分，客人们围着火塘听歌手唱原创歌曲，而酒吧的主唱歌手也往往就是酒吧的老板。因此，在经营方式上，小酒吧与大酒吧风格迥异。一位在丽江开客栈的老板(S01)说:“大酒吧在(晚上)11点半以后就不能放音乐，12点多也就关门了，(大酒吧)关门后大家就转移到小酒吧，在那里可以泡到两三点，通宵也可以。”可以说，无论在形式还是内容上，小酒吧都可以说是大酒吧的一个补充。总体而言，丽江古城酒吧形成了以集中布局的趋同化大酒吧为主体、以分散存在的个性化小酒吧为补充的格局。

4酒吧文化再生产过程中的“虚无”与“实在”

酒吧是一种全球化浪潮下的舶来品。因此，酒吧相对于丽江古城是缺乏本地地理联系和独特性的“虚无之物”，但丽江古城的酒吧经过经营者与游客的再生产，已经成为丽江旅游符号之一。“无论是大酒吧还是小酒吧，都是丽江的特色，来一次丽江，当然都要去看看。”(T07)访谈中近70%的游客也都表示“早就听说过丽江酒吧”、“一定要去看看”。古城酒吧经过文化再生产后变成另外一种“实在”，它是丽江旅游文化的代表，并集中体现着旅游文化中的小资文化和庸俗小资文化。可以说，丽江古城的酒吧相对于古城原生文化是“虚无”的，而相对于古城旅游文化又是“实在”的。

4.1酒吧“虚无”与“实在”的表征分析

4.1.1酒吧相对于古城原生文化而言是“虚无之物”古城酒吧作为一种虚无的流动空间最先出现在新华社区。酒吧出现之前，“古城没有多少游客，新华街那边都是居民住的地方”(S06)。1996年，古城新华街翠文段出现第一间酒吧。新华街沿古城西河而建，环境清幽，此后又陆续有几间酒吧选址在新华街，并逐渐形成了规模效应。现在新华街翠文段和双石段的大部分门面都是酒吧，这条街也因此被称为“酒吧一条街”。在受访的16位游客当中，所有游客都听说过酒吧街，其中81.25%的游客知道酒吧街在哪里，但听说过新华街的游客却只有两人(T01、T02)。可见，新华街的建筑功能已经由本地社区完全转变为酒吧街，新华街的传统街名和历史街区形象在游客和酒吧经营者的共同作用下逐渐被模糊。相对于古城原生文化，新华街的这种转变过程是体现在“地点”方面的“虚无”。而在“虚无地点”中又蕴含着人、产品和服务的“虚无”。首先，本地纳西人大多已迁离新华社区。据新华街管委会的工作人员介绍，新华社区大部分本地居民都已搬出古城，并将自己的房屋出租给酒吧经营者，目前酒吧一条街27间酒吧的经营者①都不是丽江本地人。酒吧内的歌舞表演人员也都来自外地，“他们都是一个表演团的”、“都不是本地人，但是会跳本地舞蹈”(E02)。此外，在酒吧提供服务的工作人员尽管有一些是纳西族人，但他们都穿着同样的服装接受着统一的训练，无论是在酒吧外面招徕顾客，还是在酒吧内为客人提供服务，其言行举止完全都是预先设定好且经过职业训练。酒吧经营者与表演者缺乏本地地理联系，酒吧服务人员去人性化的工作方式，这是体现在“人”方面的“虚无”。其次，酒吧里提供世界各地的美食，任何地方来的游客都可以在这里找到自己的“家乡风味”，当然古城酒吧也提供丽江本地的特色小吃，但很少有客人会选择地方小吃，“(地方特色小吃)路边老婆婆那里几块钱就买到了，这里又贵又不正宗”(C11)。因此，西餐与洋酒仍是古城酒吧最主要的产品，这是体现在“产品”方面的“虚无”。再次，酒吧所提供的服务和体验也往往是不真实的。酒吧一条街上的酒吧每晚都会有歌舞表演，与纳西族传统打跳不同，这些表演由专业的表演团队负责，表演的内容有民族舞蹈也有流行歌曲。一些酒吧客人表示“这跟我们家那边的Disco也没什么太大的差别”(C04)。这些表演缺乏丽江古城的本地联系，游客所感知到的这种无地理特征体验是体现在“服务”方面的“虚无”。总体来讲，相对于古城原生文化，古城酒吧在“地点”、“人”、“产品”和“服务”上都缺乏丽江本土特色，它是一般的、缺乏地方特征以及无魅力的，处于“实在—虚无”序列中偏向“虚无”的一端(见图2)。

4.1.2酒吧相对于古城旅游文化而言是“实在之物”尽管酒吧的出现和扩张对于古城原生文化是一种“虚无”，但古城酒吧同时又具有独特的一面。它与古城四方街、大水车一样，是游客必去的“古城一景”，“即使不泡吧，也要到酒吧街上感受一下那种氛围(T07)”。首先，古城酒吧代表着丽江的小资文化。酒吧是一个休闲娱乐的场所，它的内部装饰和所要传递的整体氛围都是“富有情调的”。萌芽阶段的酒吧规模不大，较为安静，在酒吧里聊天、听歌、品酒，享受丽江的幽静，是一个“绝妙的好去处”②，这样的酒吧可以被形象地称为“小资酒吧”。“小资酒吧”符合都市小资的生活理念，它与丽江古城相结合，成为丽江旅游的一大特色，是相对于古城小资文化的“实在之物”。其次，酒吧作为“制造艳遇的空间”是庸俗小资文化的集中体现。“都说丽江是艳遇之都，但不是待在客栈就是在街上瞎逛能有什么艳遇?后来我想明白了，想要艳遇就得去酒吧(C07)”;《丽江的柔软时光》中也有一章专门描述“艳遇酒吧”。酒吧经营者为迎合游客需求，不断地扩大酒吧规模，并且特意去制造“艳遇”的氛围引导游客寻求艳遇［22］。樱花屋酒吧内挂满了具有诱导性语言的标语，如“全世界一切美女都是纸老虎”。这样的酒吧可以被称为“大众酒吧”，它们逐渐成为复制艳遇的场域，传递着庸俗小资文化。由此可见，古城酒吧是丽江小资文化和庸俗小资文化的典型代表。小资文化和庸俗小资文化尽管不属于丽江古城原生文化，但却是古城旅游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相对于古城旅游文化，古城酒吧是具有独特性的“实在之物”。古城酒吧既有“虚无”的一面，又有“实在”的一面，这反映了旅游发展背景下古城文化的变迁。古城原生文化是当地人生活中所使用的文化，而古城旅游文化是旅游发展过程中再生产出来的文化，并为游客所使用。随着旅游业与地方性的不断融合，古城旅游文化也逐渐被本地居民所接受和使用。以古城酒吧为例，它虽然是古城旅游文化的代表，但仍有很多本地人到古城酒吧去泡吧、交友，甚至是去寻找“丽江艳遇”。这是古城旅游文化逐渐“实在”的过程，也是旅游目的地文化变迁的过程。

4.2酒吧“虚无”与“实在”转换的动因

4.2.1“实在”向“虚无”转变的动因:多元化酒吧在本地社区的出现和扩张相对于古城原生文化是“实在”走向“虚无”的过程。这其中的动因可分为3类。第一，全球化作为无处不在的外部力量是最基本的动因。在全球化力量的作用下，酒吧在20世纪90年代传入中国并迅速蔓延和发展;同时，全球化力量为旅游提供动力并促进了丽江旅游业的发展，游客量的增长和各种旅游接待设施的完善为酒吧的出现和扩张创造了条件。第二，旅游力与现代性的交织增加了游客对古城酒吧的需求。一方面，随着游客接待量的逐年增加，古城内需要更多的公共休闲娱乐空间，古城酒吧恰好可以满足这方面的需求;另一方面，现代性促进旅游的产业化发展，产业化带来的利润和增长驱使酒吧经营者们不断扩大酒吧规模，如古城内的樱花屋、一米阳光和千里走单骑，这些大酒吧的产业化发展，将“概念化”和“控制”进一步集中，逐渐变成一种相对“虚无”的社会存在。

4.2.2“虚无”转换为“实在”的动因:本地化古城酒吧的出现相对于古城原生文化是一种“虚无”，但相对于古城的旅游文化则是一种“实在”，这种“虚无”转换为“实在”的动因主要是本地化。本地化是在本土力量的作用下使事物呈现出本地特征的过程。古城酒吧的出现和扩张是全球化作用的结果。但古城内的酒吧在本地化的作用下又不同于其他地方的酒吧。古城酒吧临河而筑、傍水而开，散发着休闲、慵懒的气息，游客在酒吧聊天或发呆是一种情调也是一种享受。在受访的游客和酒吧客人中，有近一半人表示“(丽江的酒吧)挺有气氛的、挺有感觉的”。由于这种游客对本地性的追寻，古城与酒吧相互融合，使原本的“虚无之物”有了新的内涵，转化为“实在”。与全球化相比，回归本地化需要更多成本。但政府以及商家都舍得花费这些成本来制造具有本地特色的酒吧。究其根本原因，是为满足游客对古城文化背景、纳西民居和民俗特色等差异化的需求。旅游本身追求异质化体验，如果旅游目的地的本地性完全被全球性压倒，则旅游需求不复存在。因此，可以说，游客异质化的旅游需求是“虚无”转化为“实在”的根本动因。尽管旅游发展从客观上加速了古城全球化进程，但旅游者主观上却是追求本地特性的，在这种旅游需求的引导下，古城酒吧展现出了一些地方文化表征，如酒吧员工身着民族服装、店内装饰符合丽江本地特征;同时，古城原生文化也得到了更多的保护，据古城保护管理局文化保护科科长介绍，现在有很多人学习东巴乐舞和东巴传统手工艺品的制作，政府也组织了一些相关培训班。在多方力量的推动下，古城的原生文化正在逐渐“复兴”。

5结论与讨论

5.1研究结论文化是一个复杂而又难以把握的现象。本研究运用“虚无”与“实在”理论框架分析酒吧发展，并以此来透视古城文化变迁。通过上文的分析，主要得出以下结论:(1)古城酒吧相对于古城原生文化是一种“虚无”，但相对于古城旅游文化则是一种“实在”，它集中体现着古城小资文化和庸俗小资文化。古城酒吧既有“虚无”的一面，又有“实在”的一面，这反映了旅游发展背景下古城文化变迁的复杂特征。(2)酒吧发展过程中“虚无”与“实在”的转换是全球化与本地化交织作用的结果。全球化力量促进酒吧作为“虚无之物”的扩张，而本地化力量又增加了古城酒吧的独特性，使其成为旅游发展背景下的“实在之物”。全球化与本地化之间的相互作用促进着旅游业的发展，也决定着古城文化的变迁。(3)旅游驱动力是古城酒吧“虚无”与“实在”并存并动态转换的根本动因。旅游加快了旅游目的地全球化的进程，也因此加速了旅游目的地文化向“虚无”一端变化;但异质化的旅游需求又使得本地性的力量不断增加以维持其独特性，使“虚无”成为另外一种“实在”。

古城文化论文篇3

在世界经济快速腾飞的刺激下，旅游业的发展尤为迅猛，而此时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也显得更加重要，所谓旅游可持续发展，其定义参考《我们共同的未来》提出的观点可以解释为，在保持和增强未来发展机会的同时满足目前游客和旅游地居民当前的各种需求，其实质是指旅游与自然、文化和人类的生存环境成为一个整体。

中国旅游业作为朝阳产业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得到了迅猛的发展，而近几年随着中国人民生活水平和消费水平的提高，以及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上升，我国国内旅游业和国际旅游业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旅游市场越来越大。根据PATA战略情报中心的中文版本《2011年度旅游监测报告（年初版）》，于2010年，中国已跃居第四大出境旅游消费国和全球第三大入境旅游接待国。根据《2012年国内旅游市场发展综述》统计显示，2012年，全国国内旅游人数为29.57亿人次，比上年增长12.0%。全年实现国内旅游收入22706.2亿元，比上年增长17.6%。其中国内游客人均旅游花费为767.9元，同比增长4.9%。预计2013年国内旅游人数将达到32.5亿人次，比2012年增长10%；国内旅游收入达2.55万亿元，比2012年增长12%。但是总体上说我国旅游业仍处于一个低消费、大众化、低水平、的状况。旅游基础设施、服务设施建设发展虽然发展很快，但仍不能适应国内旅游发展速度的要求。

二、从再造凤凰谈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一）再造凤凰事件

凤凰县凤凰古城位于湖南省境内，自古以来一直是苗组和土家族的聚集地，其文化、建筑、饮食都有着鲜明的特色。凤凰古城临沱江而建，木质的吊脚楼鳞次栉比布满河岸两侧，东、西城门楼在夜晚灯光的照应下显得格外庄重，就是这样一个古朴的小镇，用其特有的风情吸引着无数的中外游客前来欣赏，然而旅游业的发展在带动凤凰古城前进的同时也将凤凰推到了一个瓶颈，越来越多的游客使得这个核心区不足1平方公里的小镇感到窒息。

面对这样的发展瓶颈，古城有关部门于2012年9月了一条“拟投资55亿元人民币复制一座新城，完全模仿现在的凤凰古城，取名“烟雨凤凰”，通过建新镇来保老城”的消息，此消息立即成为社会热点话题，到底该不该建新城，如何通过合理手段保护古城，怎样传承古城的文化等问题再一次引来各界关注。

1、“再造凤凰”区别

“再造凤凰”与“复制凤凰”

自2012年3月叶文智公开表示要建造“烟雨凤凰”时起，网络上关于凤凰新城的传闻不绝于耳。“一个拟投资55亿元人民币，完全模仿湖南湘西自治州凤凰古城而建的新镇‘烟雨凤凰’将于年内动工。”类似这样的消息，一时间疯传于网络。

“一座青山抱古城，一湾沱水绕城过，一条红红石板街……”这座小城因沈从文而在文学界闻名。层层叠叠的吊脚楼，蜿蜒的沱江水，雄壮的大石桥，沈从文、熊希龄的故居记录了这座古城的点滴琐碎，在雨后的迷雾里，在日落后的黄昏中，散发着古城的魅力。

凤凰古城可谓是绝无仅有。厚重的历史感，浓厚的民俗风情，积淀的文化底蕴，是游客选择凤凰的理由，也是凤凰有别于其他旅游胜地的地方。建造者能做到的是模仿古城的外形，但古城的底蕴确是无法重塑的。即便它再“真实”，也只是个仿品，并不是游客们一心向往的那个历史文化名城。而事实真的就像是网友们所说那样，完全复制吗？对于这一点，叶文智在2012年9月在一则采访中表示：“文化是凤凰古城的灵魂，也是支撑古城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资源。这是可以复制的吗？”除此之外，叶文智还反复的强调此次项目的目的是“建新镇保古城”。

可见，凤凰新城并不像是传闻中的那样，像个假古董般的完全复制。若不是复制的“赝品”，那么新城的图景是怎样的呢？叶文智称，新城将会是一个集旅游、居住、度假、休闲、娱乐、文化于一体的民族文化生态保护示范区。除此之外，他还表示“一个没有文化内涵的烟雨凤凰，最终只会是一堆建筑垃圾。

在我看来，凤凰新城更像是凤凰古城的一个辅助，将休闲娱乐部分搬入新城，分流游客，使得古城的接客压力得到缓解，对凤凰文化旅游产业起到提升质量，扩大容量、转型升级的作用。“烟雨凤凰”将注重观赏性，在设计中融入当地民族风情符号和元素，把整座城变成艺术品。 从这一点来看，“烟雨凤凰”又是凤凰古城的一个视觉延伸，同样可以起到游客分流作用。

（二）“烟雨凤凰”的意义

1、缓解古城载客压力

凤凰古城已经成为中国旅游业的一个文化符号，是无数海内外游客向往的旅游胜地。然而近年来景区的火爆造成景区游客严重超标，人山人海的现象早已司空见惯，旅游系统一度瘫痪。

对古城而言，2011年古城游客接待总量为650万，超过理想接待数量约200万，大量的游客让古城的环境受到了严峻的威胁。游客增多，酒店，临江饭馆随着增多，而这些店面的废水不经任何处理的，肆无忌惮的排到沱江里。沱江水，现已成为绿色，漂浮着一次性饭盒、塑料袋等自然无法分解的垃圾，而在古城没有开发前，沱江水养育着一代又一代的苗族人。另一方面，在古城两千平方米的土地上，充斥着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们，噪音、拥挤、空气污染占据了整个小城，古城的静谧则是早已不在，古城居民的生活质量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从游客的角度讲，快速增长的游客数量，使得古城的床位量显得捉襟见肘，在品质上也是难以满足游客的基本需求。特别是在旅游高峰时，没有提前预订酒店的游客会出现游客玩在凤凰住在吉首的现象。公共厕所少的问题在近年五月份相关部门新添置18个免费公厕后，终于得到缓解。而在之前公共厕所的数量一度只有6个，且其中四家向游客收取一定费用。

新城将分为行政新区、居民新区、游客新区，空间的延展和划分会使古城原住民安静、闲适的生活方式得到保护，现代化的家庭设施及居住环境给予当地居民舒适感和安全感；对于游客来讲，在新城可以体验到更多的旅游项目，享受更好的服务待遇，高水平的消费需求得到满足；另外，分流到新城的游客势必减轻了古城的接待压力，减少了对古城的破坏，古城的风貌得以维护。还有，以凤凰新城完善的排水系统为例的现代化硬件设备还会降低凤凰地区环境污染水平。

2、打造国际化旅游目的地

国际上旅游业发达国家就旅游发展趋势认为旅游是一种“生活方式”。并且新型的旅游形态是结合现代都市、生态旅游为一体的自助式的休闲艺术体验，其特点强调的是个性化和差异化。从凤凰古城来看，其文化和历史的独特可以说是它的个性化，但从差异化角度来看，却略显不足，具体来讲，差异化体现在三个方面：目的地形象差异化、旅游产品差异化、旅游服务差异化，而烟雨凤凰的兴建会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差异化这一不足。

凤凰新城则会在保护老城的基础上，建有酒吧、客栈、旅游纪念品商店、会议型和度假型酒店等，知名品牌香格里拉、凯宾斯基、悦榕庄等都将会入驻新城。“保古城建新城”的做法正是迎合了差异化这一特点，新城时尚的创意设计，旅游产品的改良以及酒店配套提升的服务质量会与古城的年代感，古朴与悠久感相碰撞，使凤凰极富个性与魅力。这种差异化满足了现代旅游消费者随着收入的增加、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多样化的需求理念，而满足游客需求的本身正是发展现代旅游的根本。

3、发展当地经济

按照规划，凤凰新城的选址距离古城4.6公里，面积为古城的三倍，从空间上来讲，新城将会是对古城的一次延展，在这次的烟雨凤凰项目中，古镇的商户将会外迁到新城，商户分布面积要比之前更广阔，游客在分散购物的同时，也带动了凤凰古城景区周围的商业发展。

从新城的发展规划来看，新城增添了更多功能的酒店，会议型，度假型等。游客在观光之余，除了民宅、客栈之外，有更多选择的余地。会议型的酒店更是让古城走上了国际化的路线，当然会议也会因为举办地的历史文化给世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而这些效果都是我们在举办会议之初所期盼的。相较之下，在建烟雨凤凰之前，古城的日接待量高峰达到8万人次，而古城区内的宾馆床位数仅为2.5万张，这也就不难解释没有预定上酒店的游客玩在凤凰住在吉首，或是干脆躺在车里将就一晚的现象了。无论烟雨凤凰是否存在，酒店业的发展是个必然的趋势，对经济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在消费水平上，无论是上面提到的酒店业还是旅游纪念品店，新城的建设注重了产品和服务质量的升级，而这是游客们所渴求的。在工作之余，和家人朋友的旅行中，游客们心中期待着的往往都是放下身上的包袱，享受优质的服务，在精神和身体上都得到放松。在收入增长的背后，大众的消费需求也是相应上升的。与省钱相比，人们更倾向于在节假日的时候，把金钱兑换成享受，所以说消费升级不愁没市场。

据估计，烟雨凤凰建成后，直接带来就业20000人，带动当地旅游增长20%至30%，为当地财政创收2亿元，而在2011年凤凰县的财政收入仅为3.45亿元。可见，烟雨凤凰项目成功落实对凤凰县经济影响是不可小觑的。

（三）“再造凤凰”存在的问题

1、遗失古城原有风貌

凤凰古城以其悠久的历史闻名于世，这座静谧的古城孕育了沈从文、黄永玉、熊希龄等文化名人，而其富有特色的建筑――吊脚楼也吸引了中外游客前来参观，然而走在如今的凤凰古城，人们已经很难领略到那份特有的湘西文化，流淌在这座古城中，更多的是商业化的现代品，是已经扭曲了的当地人的生活。而正在酝酿的“烟雨凤凰”本就少了原有的历史底蕴，难道它能更好的传承连凤凰古城都已经遗失的古韵么？新的“烟雨凤凰”到底是否能还古城一份宁静，我们暂无定论，但是文化是旅游的灵魂，不管是“烟雨凤凰”还是老凤凰古城，都要把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起来，让古城更有古韵，让新城更有魅力。

2、负面舆论多导致吸引力下降

自2012年宣布再造凤凰古城起，网络上下关于再造凤凰古城的议论从未停歇，主办方抱着对新城的憧憬和希望愤步向前，而凤凰古城内外关心古城的人们却无时无刻不在质疑着、担心着古城的保护和发展。

正如上面提到的，古城的内涵在于其古，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不厌其烦、不嫌其远、时不时的来看看这座书中提到的“最美的古城”，呼吸着沉寂的空气，摸一摸古城墙，闭上眼睛试着体会这就是一代文人沈从文住过的地方，是《变成》故事诞生的地方，这是一次穿越时空的体验，一次心灵之旅。试想一下，在新城做出这样的举动，不免会被认为是荒谬之举。心灵之旅是新城的躯壳所不能给予的。这也是游客们最担心的一点，新城再怎么建，也是新城，那么就不要折腾了，劳民伤财。

此外，当地的商贩也是负面舆论的来源之一，伴随着今年五月份的售票制度，古城的商贩们逐渐被转移到古城之外的新城当中，虽说按照经营性质划分为不同的商户类型，并根据不同的政策给予补助或是相应的免租，但这难以消除商贩对新城生意不景气的疑虑。出于民众对再造凤凰的期望值不高，商贩在搬迁的过程中也未体现出积极的姿态。商贩的不支持又会反作用于新城的建设，影响着新城的活力和吸引力。

（四）通过“再造凤凰”事件为可持续发展提出的解决办法

1、转变当地旅游业发展方式，实现产业融合

在开发古城旅游资源时，秉承保护为主的原则，适度开发当地生态游，并且充分考虑开发古城对当地百姓生活情况的影响。将掠夺式的开发模式升级为规模化、高效益的发展，注重服务质量的优化以及环境质量的改善。

另一方面，加强与其他产业的融合，像是当地的手工业，苗族的挑花、织锦、刺绣、剪纸、蜡染；美食业，蕨菜炒隔年腊肉、凤凰姜糖、湘西糍粑。凤凰有着古老的历史，当地的服饰、节日、美食、生活习惯都是很好的旅游资源，蕴含着古老的文化，在开发的同时应注重古城的原汁原味，过度的商业化会使古城失去原有的味道从而丧失对游客的吸引力。

除此之外，还可以针对当地的旅游特色开发旅游线路，一点：凤凰古城区、一江：沱江、一线：凤凰古城南方长城黄丝桥古城，打造三大特色品牌：名人名城、楚巫文化和民俗风情二、结合当地资源，升级消费模式

就目前的消费模式来讲，较为单一，且较为基础。应做到注重当地手工业的发展，实现个体的整合或是工会形式，注重质量把关和手艺的传承，保证工艺品的质感和文化感。结合当地的节日文化及生活方式开展别具一格的旅游活动，像是歌舞表演，建筑欣赏等。

3、注重旅游行业从业人才的培养

导游人才是传输凤凰文化的一大关键。因此，应该注重导游人才能力素质的培养，保证做到对当地文化有深刻的了解，让游客从导游那里领略到苗族居民的神韵，从自己眼中感受苗族居民的风采。

4、古城的延伸――“烟雨凤凰”

“烟雨凤凰”的出生，将会是凤凰古城面积的一次延展，是一次消费的升级，最重要的是，进一步带动古城附近一带经济的发展。但实现这一目的的前提是，“烟雨凤凰”足够具有吸引力。凤凰古城之所以能够招致大量的游客，其重要原因是凤凰的“古”，“古”中蕴含着凤凰的历史，以及岁月涤荡出的人文，而这些是任何急功近利的“新建，再造”不能完成的。而“烟雨凤凰”的动人之处，在于其能满足游客因收入增加而上涨的消费水平，然而它真的动人到足以吸引大量的游客吗？取决于它是否能做到古城与新城的过渡，新的不那么扎眼，古的不那么失真，其间还能感受到文化的创新与流动。

三、发达国家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对我国的启示

（一）科学制定旅游业规划，合理管理旅游业

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依靠有连贯性及一致性的旅游规划指导。旅游业的发展要考虑到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的可持续发展，要将保护和利用有机的结合。

旅游开发不仅仅是旅游部门的事，更应该包括生态、历史等各个部门的统一协调，我国在管理方面存在许多管理重复，互推责任或管理空白，无人问津的情况，有些当地旅游部门仅考虑经济利益，未能尊重专家及游客的意见，使得旅游规划缺乏科学性，合理性。

（二）建立第三方监督

我国长期以来是以政府主导控制旅游业的发展，地方政府在当地旅游业的发展中位于支配地位，无论是旅游规划的制定还是旅游项目的审批，拨款都由其一手包办，这将不可避免的产生一些低效贪污等现象，所以在其发展过程中应建立一个有效的监督部门，并建立一个畅通无阻的上访通道，采集各方意见，完善和监督各项旅游规划的实施

（三）发展旅游信息化建设

古城文化论文篇4

论文摘要：分析了在建筑设计中时历史文化保护的种洲误区.并就城市设计中历史文化镶护的内笔进行了才探讨。

要了解城市设计的内涵，就必须关注城市中的生活的人。在城市设计中，人是第披关注的主体.而关注人的思想也显得地位重要。生活在城市中的人的思想是在千百年发展中提炼、沉淀而形成了城市的文化，而人类文明和文化的发展也深刻地印刻在城市的历史巾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城市人。因此，城市设计与城市文化、历史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但随着经济高速发展，许多城市建设得n益繁荣，城市人口的增加，往往对城市的历史文化带来极大的破坏性，这就有必要从认识上加以提高，重点防范。在城市设计仁对历史文化明确予以保护，从法律上给以保证。

一、目前城市设计中对历史文化保护存在的几个误区

一种是往往在想毁掉先人的东西时，就有人打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我们可以创造新的历史’的招牌.历史是大家创造的，既不能妄自菲薄，也不能枉自独尊，笔者赞成“让每个人都占有历史一页”的提法。据说在英国古城墙要修复，砖川以不用古砖，就是荃于这种邢论的做法之一有的城市任旧城瑞遗址处修的街道广场上还特意标l泪原城墙的位置走向。历史不能像割韭菜，长一茬割一茬。城市建筑更不能几年就拆一茬。

第二种是“保护历史文化妨碍了经济发展”的观点。持这种观点的人往往一方而在破坏历史文化，一方面又在大谈自己城市的历史t往㈣城拆了占建筑．叉到新区搞明清一条衡。这种做洼既破坏了很好的旅游资源，义不能形成新的经济热点。

第三种是旧的建筑不适用，需要改造”的浇法。这一改就是火拆欠建，耐口垒=倘若西安也把城墙拆掉修成环路，其古都风貌及旅游价值就蜚；色不知多少。还有的地方为丁突出自己的城市特点，在任何价值上部搞上地区。民旌历电的特征．以示“文”的延续。侄个城前里应有不同历电时期的建筑及J礼貌，怛绝没必要在每个建筑上看其五干年。只要对历史做了大胆的保护．觥叫毫虻顾忌地作对现代化的追求。这样，殳就自然延续且通畅。

第四种是要用一种统一的理论指导全盘我国幅员辽阔．地理特打E千姿百态，文化底蕴备不相同．需要也不同。用一种理论指导垒盘，显然不切际中国有自己的城市文化传统，亩目套用西方理论，只会牺牲自己的城市特色。作为中国文化代袁的北京城借用功能主义系统的犬拆大建、内外环道路超K度衡使北京传统城『l亍特色几近灭绝，便是前车之鉴。然而中国的现代城市设计教育思想，方法义一直在承袭两方的城市设计体系，无法摆脱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影响．当然惜鉴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在十如何往借鉴、套用中研究西方城市设计理论对中国城市快速发展的适应性．逐步建构适应自己城市的地域特点．地方风貌、文化韵味、经济规律，叉具备时代印记的1脏动性城市理论，是当夸亟待解决的课题。

还有，人们对历史文化的保护仕佧忽略对古树名未的保护，为J逛筑可以任意砍伐树是J玎史的活的见旺．是无法仿造假造的文物，难道不应该更加霞视吗?城市既是经济社会疑腱的载体，义是历电文化的象征。这足任何一个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者都不应该忘记或瞳师的两方。

二，城市设计中历史文化保护设计的主要内容

历史文化的像?盐叶是城市设讣的重要内容．其魅力不仅在下它具有很高的艺术，反映…当地的地方特色与风格．而且它具有寓的文化内汹．能充分反映时代的延续性将历电史化占迹和城市设计结合起来．组成几文、{l：会景观的结台俸，是一郝知识性科学性、艺术性很强的活生生的教材历史文化的保护，苒内容包括：侏护对象的确定，保护方法、历史文化遗存的保护范围。

其一，保护对象应该是各个历史时期遗留下来的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文物、历史遗迹和风嚣名胜包括：园家。省，市、县各级文物削I】已定的历史文物和名畦点。尚未列入文物保护单位但具有较高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文物古迹业已榻毁怛具有蘑修，重建价值的文物古迹等但在城市改建中，有时会对古旧建筑是否是历史文物占迹是否保留等问题提m质疑。我们可以参考英国公民信托社”提出的5条标准：是一件艺术品，能丰富环境t是某一特殊建筑风格或某-N期的迎匀[=代表，在社会I二【有定的历史地位与重大事件或甫要人物在历也l：有联系。能使周围环境具有一种时间上的延续感。

其二．历史文化的保护方法是根据各保护对象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和经济意业来确定其保存，发展利用的办法。为此，血首先弄清各保护计象的历史年代，文化等绒、性质特点，功能内客．容量。交通条件窄0I特征与经济利用价值等，井尽量从社会、文化、经济，精神、习浴以及心里情感上去完蒋和发程。保护的一般方法有保养维修、改造等几种，通过保持和恢复文物古迹的本来面貌，来示明当时的历史陈迹。

对古建筑加以改造，使其外形不变，而内部更添现代化的设备和装修，以充实它们的使用价值，使其得以新生。

通过延续城市的历史文脉达到保护的目的。如日本横滨步行道公园设计中，设计者认识到由于横滨经济的发展，随之也产生了大城市所具有的一系列弊病，如“绿”在消失，“水”被疏远，自然生态遭到破坏，造成城市中自然的匮乏。因之在整个设计中构思了3个相关联的主题段，来追念与城市文脉有关的历史。设计者创造了：绿化步道——这里绿树葱郁，鸟语花香，一派自然景象，成为人工环境中的一块绿洲；“水”的广场——运用喷泉、瀑布、跌水、滚水和漩涡等水的表现来赋予广场自然的气息，使人摆脱城市的喧闹，获得了片刻的宁静；“石”的广场一是供纪念、演出等集体活动使用的露天广场，并制作了几十种有历史性代表的图样方案制作的陶块，铺砌在步道或嵌于指示牌上，给长者以历史的回忆，给少者以乡土的教育，给客人介绍了城市发展的历史而留下特殊的印象。新晨

划定文物古迹和风景名胜的保护范围，其目的是为了确保文物古迹和风景名胜所处的历史环境，同时，还考虑满足景观的观赏要求，完善原计划的意境，保护古建筑的历史格局和景观，提高其环境质量。

其三，历史文化遗存的保护范围常根据不同保护对象的需要，划分为严格控制区、环境协调区和视线走廊区，现分述如下：

严格控制区：指文物古迹自身占有的地域。在此区内严格保护文物古迹及环境的历史原貌。一般除维修外不得有任意拆迁和改造，更不能新建。

环境协调区：指文物古迹所处的周围环境区，它介于严格控制区和非保护区之间。在此区内允许新建房屋等，但必须与文物古迹相协调，并服从于文物古迹。在此区内除应控制建筑的高度外，还应对其体量、结构、韵律、色彩、风格和使用等方面有所规定，以使其与文物古迹取得协调和均衡。此外，应考虑与街路、绿地等的协调内容。视线走廊区：是就高塔、制高点的楼台、亭、阁这些建筑物而言，为保证其视线等的通透而设立，这种视线走廊地带可利用地形道路、水面、绿化空地和利用低矮建筑上空等空间来实现。

古城文化论文篇5

论文关键词：城市建设，历史文化保护，误区

历史文化的保护和研究对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借鉴和指导作用，又可作为增强民族(或国家与地区)自省自爱、自尊的重要宣传教育阵地。但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地区、时段，在人口密集的地方，往往破坏较大，这就有必要从认识上加以提高．重点防范，在城市建设上明确予以保护，从法律上给以保证。但现在对历史文化的保护，特别是在建筑及其环境的保护中往往存在多种误区。

1)往往在想毁掉先人的东西时，就有人打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我们可以创造新的历史”的招牌。历史确实是大家创造的既不能妄自菲薄，也不能枉自独尊，不过更赞成“让每个人都占有历史一页”的提法。据说在英国古城墙要修复，砖可以不用古砖这是基于这种理论的做法之一。有的城市在旧城墙遗址处修的街道广场上还特意标明原城墙的位置走向。历史不能像割韭菜长一茬割一茬，城市建筑更不能几年就拆一茬。

2)“保护历史文化妨碍了经济发展”的观点。持这种观点的人往往一方面在破坏历史文化，一方面又在大谈自己城市的历史；在旧城拆了古建筑，又到新区去搞明清一条街。这种做法既破坏了很好的旅游资源，又不能形成新的经济热点。有时在历史遗迹、风景区地方挖洞搞个鬼怪神妖的人文景观，这不仅亵渎了古文明，还使人反胃。

3)“旧的建筑不适用，需要改造”的说法。这一改就是大拆大建，面貌全非。倘若西安也把城墙拆掉修成环路，其古都风貌及旅游价值效果就要逊色不知多少：还有的地方为了突出自己的城市特点，在任何建筑上都要搞地区、民族、历史的特征，以示“文脉”的延续。在一个城市里应有不同历史的建筑及风貌区，但绝没有必要在每个建筑上看其上下五千年。只要对历史做了大胆的保护，就可以毫无顾及地对现代化大胆追求。这样，文脉就得到了自然延续并且通畅。

4)“要用一种统一的理论指导全盘”。我国幅员辽阔，地理特征千姿百态，文化底蕴各不相同，处于转型期的经济发展也参差不齐，城市形态与结构各自不同，需要也不同。用一种理论指导全盘．显然不实际。中国有自己的城市文化传统，盲目套用西方理论，只会牺牲自己的城市特色。作为中国文化代表的北京城借用功能主义系统的大拆大建、内外环道路、超尺度街廓使北京传统城市特色几近灭绝，便是前车之鉴。然而中国的现代城市建设教育、思想、方法又一直在承袭西方的城建体系，无法摆脱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影响，当然借鉴承袭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在于如何在借鉴、套用的过程中研究西方城市建设理论对中国城市快速发展的适应性，逐步建构适应自己城市的地域特点、地方风貌、文化韵味、经济规律，又具备时代印迹的促动性城市建设理论，是当今亟待解决的课题。

还有，人们对历史文化的保护往往忽略对古树名木的保护，为了建筑可以任意砍伐。树是历史的活的见证，是无法仿造假造的文物，难道不应该更加重视吗?城市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载体，又是历史文化的象征。这是任何一个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者都不应忘记或偏颇的两个方面。

1)保护对象应该是各个历史时期遗留下来的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文物、历史遗迹和风景名胜。包括：国家省、市、县各级文物部门已定的历史文物和名胜点；尚未列入文物保护单位，但具有较高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文物古迹；业已损毁但具有重修、重建价值的文物古迹等。

但在城市改建中，有时会对古旧建筑是否是历史文物古迹、是否保留等问题提出质疑。我们可以参考英国“公民信托社”提出的五条标准：是一件艺术品，能丰富环境；是某一特殊建筑风格或某一时期的建筑代表；在社会上占有一定的历史地位；与重大事件或重要人物在历史上有联系；能使周围环境具有一种时间上的连续感。

2)历史文化的保护方法是根据各保护对象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和经济意义来确定其保存、发展与利用办法。为此，应首先弄清各保护对象的历史年代、文化等级、性质特点、功能内容、容量、交通条件、空间特征与经济利用价值等。并尽量从社会、文化、经济、精神、习俗以及心理情感上去完善和发展它。

保护的一般方法有保养、维修、改造等几种。通过保持和恢复文物古迹的本来面貌，来示明当时的历史陈迹。对古旧建筑加以改造，使其外形不变，而内部更添现代化的设备和装修，以充实它们的使用价值，使其得以新生。

继承发扬古文物意境，提取传统的特色和符号。罗伯特·文丘里1972年设计的美国费城弗兰克林纪念庭院，没有把旧建筑修复，而是将19世纪典型的美国坡顶简化成开敞的不锈钢构架，其地面用白色大理石在红砖地上标志出旧房屋的平面。文氏认为：旧建筑灵魂已显出来，人们步入庭院透过层层空架，由衷地感到故人已逝，精神犹存。创造了一种宁静安详的纪念气氛。

还可以通过延续城市的历史文脉达到保护的目的。如日本横滨步行道公园设计中，设计者认识到由于横滨经济的发展，随之也产生了大城市所具有的一系列弊病——“绿”在消失，“水”被疏远，自然生态遭到破坏，造成城市中自然的匮乏。因此，在整个设计中构思了三个相关联的主题段，来追念与城市文脉有关的历史。设计者创造了：绿化步道——这里绿树葱郁，鸟语花香，一派自然景象，成为人工环境中的一块绿洲；“水”的广场——运用喷泉、瀑布、跌水、滚水和漩涡等水的表现来赋予广场自然的气息，使人摆脱城市的喧闹，获得片刻的宁静；“石”的广场——是供纪念、演出等集体活动使用的露天广场，并制作了几十种有历史性代表的图样方案制作的陶块，铺砌在步道或嵌于指示牌上，给长者以历史的回忆，给少者以乡土教育，给客人介绍了城市发展的历史而留下特殊印象。

3)历史文化遗存的保护范围常根据不同保护对象的需要，划分为严格控制区、环境协调区和视线走廊区，现分述如下：

严格控制区：指文物古迹自身占有的地域。在此区内严格保护文物古迹及其环境的历史原貌。一般除维修外不得有任意拆迁和改造，更不能新建。

环境协调区：指文物古迹所处的周围环境区，它介于严格控制区与非保护区之间。在此区内允许新建房屋等，但必须与文物古迹相协调，并服从于文物古迹。在此区内除应控制建筑的高度外，还应对其体量、结构、韵律、色彩、风格和使用等方面有所规定，以使其与文物古迹取得协调和均衡，和谐一致。此外，应考虑与街路、绿地等的协调内容。

视线走廊区：是就高塔、制高点的楼台、亭、阁这些建筑物而言，为保证其视线等的通透而设立，这种视线走廊地带可利用地形道路、水面、绿化空地和利用低矮建筑上空等空间来实现。

古城文化论文篇6

关键词：运城；古中国；地文脉

指出：“没有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没有文化的弘扬和繁荣，就没有‘中国梦’的实现。”山西省运城市作为华夏之源，有着五千年文明的深厚历史文化积淀，为了弘扬传统文化、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运城市提出了“打造以‘古中国’为标识的国际文化旅游目的地”的战略目标。深入分析运城“古中国”形成的地脉、文脉基础，对进一步明确运城“古中国”的内涵和特质十分必要。

一、运城“古中国”之地脉

地理环境在文明起源时代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从考古学的发现可以看出，当人类在陆地上生存并开始活动的时候，出于人类自身的本性，都是选择最优厚的自然环境作为生存条件的。运城是中华民族文明的源头和主脉，在中华远古文明的产生和发展中，运城地区是远古文化的中心，华夏文明的发源地，而这又得益于运城独特的自然环境。

（一）两水相汇――造就“古中国”最早三都。世界各地古代文明的产生，都与河流有着密切的关系。早期的文化遗址都分布在河流的两岸，特别是河流交汇及转弯处，因为河流地带不仅有利于农业生产，为城市提供足够的水源，便利的交通，而且河流还能起到军事上的防御作用。在河流的交汇处，由于河道为天然屏障，安全不必考虑，并且土地肥沃，交通便利，是产生文明的理想之地。就拿当今来说，我国长江入海口的上海，珠江入海口的广州，闽江入海口的福州，海河入海口的天津。再如，特茹河入海口的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哈得逊河口的纽约等，这些都从另一方面证明了河流对文明影响的重要性。

考古学证明，在中国黄河流域文明产生地，有三处最值得关注的风水宝地，它就是洛阳盆地、关中盆地和晋南盆地，这三处风水宝地都有一条重要的支流注入黄河，分别为伊洛河、汾河和渭河。而运城位于三个风水宝地的中心位置，并有汾河注入黄河，因此古代就把运城称为“中国”、“国之中”，使运城成为尧、舜、禹建都之地，成为“古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二）黄河转弯――孕育“古中国”之温床。运城历史上又称河东，地处黄河中下游最大的一个转弯处，而河流的转弯处往往是古代文明产生的沃土温床。黄河从西、南两面包围运城，流经运城8个县市区。从运城地区的古文化遗迹来看，主要分布在黄河岸边的台地上，这里成为聚落及城市形成的最佳地带，早期人类在滂水台地上居住，河水高涨时不至于被洪水淹没，另一方面就近开发河川谷地和河流冲击平原，在时间及经济上都可及时发挥效益，所以黄河湾成为孕育运城“古中国”之大温床。

（三）河谷盆地――培育“古中国”之摇篮。地形一般主要分为，平原、盆地、高原、山地、丘陵五大类，而对于早期人类来说，盆地（或称河流谷地）是人类最好的居处。运城地区，西界、南界有黄河，南部、东部有中条山，北界有吕梁山，形成了群山环抱的地理形势。中间是运城盆地，北部则是汾河谷地。在这些盆地和河流两旁，正是人类最早开发的地区，也是人类选择居住地的最好的地方。大中原是中华文明的摇篮，支撑这个摇篮的是晋南盆地、河洛盆地、关中盆地，运城盆地地处中心位置，形成了最早文明的核心。

（四）肥沃黄土――助推“古中国”之繁衍。黄土、黄河、黄帝、黄皮肤以及闻名世界的黄河文明，在中华大地的出现，或许只是一种偶然的巧合，但黄土在中国文明产生的过程中，确实有其作用。

运城地区位于黄土高原的南部，在汾河谷地、运城盆地覆盖着深厚的黄土，黄土表面构造团粒细微，组织均匀疏松，使黄土具有较高的肥力。因为早期农业，生产工具是非常原始的，在很长的时期内耕田的主要工具是经过加工的木棒和天然石块，生产效率很低，即使后来慢慢知道进行一些简单加工，有了所谓“揉木为耒”、“斫木为耜”，依然是拙笨的木器，开发土地的能力是不大的。因此早期人们开始经营农业时，在生产条件限制下，必须选择容易开发的地方来定居。所以从远古直到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运城地区一直是中国开发较早的一个经济区，这与这里分布着大量的黄土不无关系。

（五）露天盐矿――催化“古中国”之兴盛。考察人类文明的发祥之地，人们惊奇地发现文明的曙光在各自然产盐地区冉冉升起，人类文明的形成与迁徙线路，都与盐产地密切相关。故围绕古老的天然盐湖、盐池、盐泉和岩盐，往往聚居着许多早期人类先祖，并逐渐形成最早的原始群落，进而发展为氏族集团。在此基础上形成史前文明，最终发展成为人类文明的摇篮。不仅如此，远古人类文明发展的高低快慢，无不与食盐供给便利与否密切相关。而运城盐池形成于7000万年前，运城“古中国”文明的产生和发展，与盐密切相关，无论是垣曲的曙猿还是距今180万年前的芮城西侯度文化，与运城丰富的天然盐矿有着一定的关系。

二、运城“古中国”之文脉

运城是人类文明的源头，“根祖”文化是运城最鲜明的特征。“中国”、“中华”、“华夏”这些称谓最先指的就是这个地区。中国最早的三大帝王尧、舜、禹都曾在这里建都。尧初都蒲坂，后迁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形成了人类早期的社会形态。从女娲、炎黄到尧、舜、禹，文化渐次臻于完善，逐步形成颇具特色的体系，是中国传统文化形成和发端的时代，形成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特殊性格和气质。

（一）人之初――世界最早的人类发源地。运城独特的自然环境，成为早期人类发源地。旧石器时代是人类的童年期，距文明时代十分遥远，但它是基础，是原始文化的产生和逐步前进的历史阶段。早在一百多万年前，运城就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地区。在这里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在全国数量最多、最集中、时代顺序最全，可以称为全国之最。山西垣曲世纪曙猿的发现，了人类起源于非洲的论断，并且把类人猿出现的时间向前推进了1000万年。运城成为重要的人类发源地之一。

人类用火最早见于运城市芮城县183万年前的西侯度人。1961年至1962年，考古学者在芮城县西侯度文化遗址考察时，发现的文明遐迩的“烧骨”，开创了人类的用火史，把人类用火的时间向前推进了100多万年，火的使用使远古的人类告别了茹毛饮血的生活，加快了人类进化的步伐。

（二）国之源――中国最早产生国家的地方。从华夏民族的始祖黄帝、炎帝、蚩尤到尧、舜、禹，都相继活动在河东大地上，共同为中华民族文明的形成、发展和繁荣作出了重大贡献。到尧、舜、禹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社会已经进入到较快的发展阶段，社会生产力水平比以前有了较大的提高，社会文明也有了相当的进步，初步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管理体系，表现出我国早期国家机构的雏形，为我国早期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我国社会进入文明时代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据文献记载夏禹都安邑，而安邑是“华夏第一都”。舜为禹建立第一个夏王朝典定了基础，舜是唐尧政权机构中重要成员，后来又代替尧作为联邦制王朝的领袖。《帝王世纪》说：“舜都蒲坂”，《括地志》云：“蒲坂，今蒲州南二里河东县界蒲坂故城是也。”在舜打下的基础上，禹建立夏朝（前2070年――前1600年），夏禹传子代替了以前的禅让制度，由禅让制度变成王位的世袭制度。使真正的国家概念在此产生，“华夏第一都”也是名符其实的。禹治水成功，划定九州。在运城大地上留下了凿龙门、开三门、望夫台、米汤沟、禹王村、禹王城、大禹庙、大禹渡、禹王坟等众多的遗址就是佐证。大禹治水的伟大工程从运城开始。

（三）庙之祖――黄汾交汇后土祠。后土圣母是中华民族共同的始祖。在万荣县黄（河）汾（河）交汇处的后土祠，是为了祭祀人类始祖――母系氏族时代的首领女娲而建的。最早的记载是轩辕黄帝“扫地为坛于汾阴”以祭后土。从汉文帝开始建祠，官方的祭祀活动一直延续到宋代，曾经有43位皇帝来运城祭过后土。其中，汉武帝六次来运城，在这里留下了千古绝唱《秋风辞》。后土文化是民族文化的轴承和核心，蕴涵着中华民族最深的根、最古的源，是联系全球华人的历史纽带，是华夏文化基因的重要谱系依据。

（四）农之始――中国农耕文化起源地。运城地处黄河流域，远古时代气候温润，物产丰富，具有发展农业生产无比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是农耕文明最早形成的地方。

农耕乃衣食之源、人类文明之根，农耕文化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化之一。中国农耕文化起源于运城市稷山县，帝尧时期的后稷积极引导人们适应时令，播种各种农作物，教民稼穑，极大地促进了原始农业的发展。至今，在运城市稷山县一带，关于后稷教民稼穑的许多传说，仍绵延不绝。特别是稷益庙里的许多壁画，真实地展现了后稷教民稼穑、发展原始农业的动人场景。至今，粟、黍、高粱、大豆等，仍然是运城市一带重要的农作物。运城市平陆县枣园出土的牛耕耧播图，则为我国农耕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一组形象、权威、可靠的依据。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中发掘出土的半个人工割裂的蚕茧标本，证明这里是丝绸的发源地。

（五）盐之城――晋商之源头。运城盐湖的开发有着5000多年的历史，因盐池而兴，因盐运而得名，是一座盐务专城，全国仅此一家。由于池盐的生成方式“天日暴晒，集工捞采”，在生产力低下的远古时代，是人们日常食用品、祭祀贡品、货币代用品、军需用品，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唐代运城盐池的收入曾占到全国赋税收入的八分之一，所以被历代统治者看作是“国之大宝”而予以保护和重视。在全中国众多盐场范围内，运城盐池有七个唯一：持有专名“W”，全国唯一；盐池封神，全国唯一；皇帝赐号，全国唯一；盐庙规制，全国唯一；禁墙恢宏，全国唯一；盐运设城，全国唯一；盐务专学，全国唯一。运城盐池孕育了华夏民族，孕育了W盐文化，被誉为“中国商业鼻祖”的春秋时代巨商猗顿，发明的垦畦晒盐法，大大缩短了出盐时间，首开中国商贸先河的第一人，也孕育了古中国最早的商业文明，可以说盐商是晋商的源头。

（六）运城是古代文明的宝地。山西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存，主要分布在晋南中条山南麓的垣曲盆地和晋西南的芮城、永济一带。山西全省共发现旧石器时代遗址136处，而运城市辖区发现93处。它是中国发现旧石器地点最多、最集中、最系统的地方。芮城县的西侯度遗址是我国乃至东亚地区发现最早的早更新世早期的文化遗址之一。

运城辖区发现五千年前的聚落遗址，永济聚落群中有4处特级聚落，其中城北街道晓朝遗址180万平方米，风陵渡田村遗址，面积100万平方米；新绛聚落群中有2处特级聚落，其中三泉镇三泉遗址，面积150万平方米；夏县聚落群中有2处特级聚落，其中埝撑镇崔家河遗址，面积100万平方米；芮城聚落群中有4处特级聚落，其中陌南镇坡头遗址，面积210万平方米，它不仅是特级聚落遗址中面积最大，而且还是一处文化内涵单一的遗址。

总之，旧石器时代晋南就是中心地区，仰韶文化最繁荣的庙底沟类型在晋南分布最密集、最单纯、特级聚落最多，为大中原之冠，这时已出现邦国家。早期发迹于晋南，到了夏王朝时期，联邦集团瓦解，真正的国家形成。史书记载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对晋南地区的特殊性是最有力的说明。因此说，运城地区是古代文明的一块风水宝地，为整个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七）结论：关于“古中国”概念的理论缺限。本文对运城“古中国”概念仅作了初步的解读，但更多的理论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目前古中国概念仍存在一些理论缺限。第一“古中国”时间概念不清，从时间概念上来讲，古中国可分为 “上古中国”，“中古中国”，“近古中国”。目前理论界没有明确运城“古中国”的时间概念；二是“古中国”的地域概念理论上也没有界定，洛阳、西安以及更大范围的地域，都具有“古中国”的因素。

古城文化论文篇7

（安庆师范学院文学院，安徽安庆246133）

摘要：从远古的“神”“气”概念到桐城派的“神气”说，此发展经历了神秘化、审美化、框架化三个阶段。在此变迁过程中，桐城派既推动了“神气”说的审美化发展，也导致了文论发展的框架化。

关键词 ：桐城派；神气说；神秘化；审美化；框架化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580（2014）04—0135—02

收稿日期：2013—11—07

作者简介：朱文婷（1988— ），女，江苏徐州人。安庆师范学院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一、起源之神秘化

《说文解字》对“神”与“气”的解释分别为：“神，天神，引出万物者也。从示，申声。”［1］“气，云气也，象形凡气之属皆从气”。［1］可见，“神”“气”二字的概念最初与自然宇宙本体有关。

“神”“气”二字连用，成为“神气”概念，最初应指“自然神妙灵异之气”，《礼记·孔子闲居》中记载：“地载神气，神气风霆。”后来，“神气”更侧重于指人的生命及精神状态，如“夫至人者，上窥青天，下潜黄泉，挥斥八极，神气不变”（《庄子·田子方》）、“言至精而不原人之神气”（《淮南子·要略》）等。先秦两汉时期，庄子提出的“神”、孟子的“养气说”和张衡的“元气说”等理论仅涉及修养境界或哲学范畴，与文学批评无关。

魏晋时，曹丕的《典论·论文》首次将“气”引入文论，提出“文以气为主”。 陆机在《文赋》中提出“想象”、“灵感”等从属于“神”的概念。曹、陆二人均认为“神”“气”虚无玄幻、难以捉摸，曹丕认为气“不可力强而致”，陆机认为灵感“非余力之所戮”。由此可见，“神”“气”虽逐渐被引入文论领域，但在文论的发展之初，依然不可避免地带有神秘色彩。

二、发展之审美化

（一）关注创作主体，丰富了“神气”的内涵

曹丕、陆机在文论中虽认为“神”“气”不可捉摸，但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关注创作主体。《典论·论文》中的“气”，指文学家先天的气质、个性、才能等。陆机在《文赋》中关注作家的“想象”、“灵感”。刘勰《文心雕龙》认可曹、陆的观点，认为“气”与作家的天赋、才能和精神气质有关；其“神思”“神与物游”中的“神”皆指作者的想象。

唐宋古文家偏重于以气论文，柳宗元的《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主张创作不能有“昏气”“矜气”。韩愈在《答李翊书》中说：“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2］此“气”指的是文章的气势，韩愈将“气”与“言”、“声”相联系，对刘大櫆的“神气音节”说影响深远。

明清时期，“神气”说受到各种艺术的重视，王世贞论文强调“神与境合” （《艺苑卮言》），胡应麟论诗提出“诗主风神”（《诗薮》），徐沁论画注重“气韵精神各极其变”（《明画录·人物》），汤显祖论戏剧重视“意趣神色”（《牡丹亭记题词》）等。但在古文创作领域，刘大櫆将“神气”论述得最详尽系统，他吸收前代各种观点并进行创新：“文章最要气盛”继承了韩愈的“气盛言宜”说；“神为主，气辅之”与司空图、严羽将“神”作为诗歌创作最高境界的观点相同；刘大櫆的“神”是对方苞的“义”的发展，即不仅要注重文章的思想内容，还要重视神韵。此外，刘大櫆还探讨了神气与音节、节奏、义理、书卷、经济的关系，在明清各种艺术普遍重视神气的情况下，他能够融众家理论于一炉，还能将“神”“气”二字合为一体，创造性地应用于文论中，可谓是将前人的理论发展到了一个新境地。

（二）创作技巧的具体化在客观上推动了古文中纯文学部分的独立化

历代文人对虚无飘渺的“神”“气”有一个不断捕捉的实践历程，使其尽量具体化，在创作中具有可操作性。刘勰认为“神用象通”，“神”凭借客观事物体现；他还认为“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即“气”可以通过学习和修养来达到。苏辙认为“养气”可以通过“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上枢密韩太尉书》）来实现。然而，以上文人虽想借助“道”“义”“圣”“经”“览名川”等来使得文章“神气”的实现有法可循，但“道”“义”等的范围太广泛、内涵模糊，实践起来很难。相比之下，桐城派的文论更有优势。刘大櫆的“神气音节”说，提出“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曾国藩认为“雄奇以行气为上，造句次之，选字又次之”，［3］桐城派以具体的音节、字句来指导创作，无疑比“道”“义”等文论更加实用。

从文学性质来看，“周、秦是文学文与学术文混合的时期，到两汉是文学文与学术文分途的时期”，［4］南朝齐梁时虽出现了文笔之辨，但“文道合一”、“贯道”、“载道”等口号充斥其间，即使出现皎然的《诗式》、司空图的《诗品》、严羽的《沧浪诗话》等诗论作品，但在诗歌之外，仍有部分具有审美价值的文学未能独立，且无人敢直接地把古文创作的审美作用放在首位。桐城派对此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姚鼐认为古文中“不可有注疏、语录即尺牍气”（梅曾亮《姚惜抱先生尺牍序》），可见他要求把有审美意蕴的文艺性语言与学术性语言分开。刘大櫆在《论文偶记》中认为“一字之中，或用平声，或用仄声；同一平字仄字，或用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姚鼐在《与陈硕士》中认为“诗古文各要从声音征入”，用音调、平仄等诗歌审美标准来衡量古文，无疑使古文更接近纯文学。桐城派虽未明确地把古文中的纯文学与非文学分开，但他们认识到创作不仅仅是表现“道”，更要传达审美意蕴。

三、衰落之框架化

桐城派各家在吸收前人理论时极其注重辩证。方苞将前代道学家的“谋道”与古文家的文论转化为“义”与“法”，“义”指文章内容，“法”指文章形式，“法”随“义”的变化而改变。刘大櫆将方苞的“义”升华为“神”，指作者的气质才性在艺术上完满而成熟的表现；将方苞的“法”与前代“文气论”结合，认为“气”指语言气势；“神”与“气”互相依存，离开“神”则“气无所附”，离开“气”则“神”无从体现，故曰：“神者气之主，气者神之用。”（《论文偶记》）姚鼐融合方苞的“义法”说与刘大櫆的“神气”说，提出“义理、考证、辞章”三者统一，将散文风格分为“阳刚”和“阴柔”，使方、刘的理论更具美学价值。虽然桐城派用辩证的观点将“神气”说加以丰富，但他们各自却走向偏执。方苞的“义”偏重思想上的仁义道德修养；刘大櫆论“神”偏重情感，仅探讨写作技法；方苞文论偏重风格，未关注作者的胸襟情性等，这些都给文论埋下框架化、机械化的隐患。

桐城派后人几乎无人能跳出“桐城三祖”的框架。方东树的“必先在精诵，沉潜反复”（《书惜抱先生墓志后》）、“讲求文、理、义”（《昭昧詹言》）和梅曾亮的“文其佳者皆成诵乃可”（《与孙芝房书》），仅是对“桐城三祖”的“因声求气”等理论的重复。即使是曾国藩重新论述“气”与音节、文字的关系，他在辛亥七月《日记》中说：“为文全在气盛，欲气盛全在段落清。”认为“气”是根本，要注意谋篇布局；他虽将刘大櫆的“神气音节说”扩展为“音节篇章”说，但他撇开“神”而偏执于“气”，使得文章缺乏神韵。

四、结语

“神”“气”的发展过程是一个逐渐关注人、最终回归于文本审美创造的过程：最初源于对宇宙万物的反映，后主动关注作家，最终关注文本本身的音韵、写作技巧等。在此过程中，桐城派对“神气”说的发展既有贡献，也有不足，桐城派将虚无玄幻的“神”“气”概念转化为具体可感的“音节”“文字”等方面的创作方法，重视审美本质，客观上推动了古文中纯文学部分的独立；可桐城派各家虽辩证地吸收前人的理论，在发展自己的理论时却出现偏执，致使文论最终框架化。因此，文学创作与宇宙自然，作家的个性精神、创作技巧关系密切，忽视文本内容的创新与挖掘，一味地拘泥于音节、字句，只能使得文章僵化，难以发展，最终衰落。

［

参考文献］

［1］（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卷一）［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

［2］马其昶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3］曾国藩著.王澧华，向志柱注.曾国藩家训［M］．长沙：岳麓书社，1999.

［4］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

古城文化论文篇8

国内各个城市对历史建筑、历史街区的保护、再利用和开发的日益重视，使全国各地应运而生一批仿古街区。一方面由于仿古街迎合广大游客怀旧的旅游需求使其成为城市旅游的一种重要资源和众多旅游者选择的旅游目的地；另一方面仿古街区为城市的旅游经济带来新的增长点，也使它的开发受到地方政府与开发商的广大欢迎。但大多仿古街区没有达到其预期的效果，有的还造成一定资源的浪费和部分代表当地文化的老城区建筑被破坏等负面效果。面对这种开发的非理性，笔者在对各类仿古街分析后认为，仿古街区的开发决策、开发的定位都必须是取决于城市旅游。

相关概念与研究现状

相关概念界定。城市旅游是指在空间上依托城市作为载体，在内容上以城市自然环境、城市的传统文化积淀、城市的生活以及城市的基本功能所提供的服务为载体，兼有物质形态的一种旅游。在以城市旅游为背景支撑下，当旅游者在城市中围绕某特定主题的自然风景、历史文化、或其他主题性旅游产品而展开旅游活动时，称其为城市主题旅游。而仿古街区主要是指以旧区改造和功能置换的方式开发、代表城市传统风貌、保留历史文化特色，但又具有现代化的生活、工作、消费方式，集聚时尚休闲、文化消费、商贸地产等产业于一体的传统文化街区。

研究现状：仿古街国内外理论研究现状。仿古街区是新兴的旅游方式，国内外对这个方面的研究很少。有关学者与专家都是在历史街区旅游发展的整体框架下对仿古街有所认识。目前国内对仿古街的研究主要是：集中对仿古街的案例研究和个别案例分析或是对比案例分析。对仿古街本身该如何开发和管理的研究。魏云（2010）通过对国内外仿古街开发的成功经验与启示提出科学的定位体系是开发的关键因素的结论。在历史街区的开发与改造的角度来分析。如杨春蓉（2011）以成都宽窄巷子为例分析历史街区中传统与现代元素的冲突。从城市建筑的角度对各类仿古街对比研究。如杨芳等（2007）从建筑的角度详细的分析成都锦里步行街的空间布局；郭选昌等（2010）通过对比锦里与瓷器口来探讨街道的空间形态。

很少有人将仿古街放在城市旅游的基础之上来分析。别林娜（2008）在城市旅游主题街区之下对成都锦里、文殊坊经行对比，分析各个城市根据自己特色经行主题街区的开发，但没有从城市旅游作为决策与定位角度分析。

仿古街区对城市旅游的依托

城市仿古街区的开发，不同于城市创意街区和真正的历史街区；因为无论是基于创意的街区还是基于历史原貌建筑的街区，它们本身的开发决策目的跟仿古街是不一致的，创意街区是为产生更多艺术或科技等其它创意而服务的集中性社区，如北京的“798”，上海的“M50”，都是为艺术创造而出现；历史街区其主要目的是出于对历史建筑、文物保护，如北京的南巷鼓街。而仿古街的开发主要目的是成为当地旅游区。

这个区分的意义在于说明后两者它们自己是有依托，具有独立性的，同时这种独立性还带来旅游吸引力使其可能成为旅游的目的地；而恰恰相反仿古街区旅游一方面是为旅游服务的，另一方面又是不能以某种特性作为独立的吸引力的。因为具有“仿造性”的嫌疑；它便很难独立成为一个鲜明的首要旅游吸引物，没有游客会仅仅为某个城市的一条仿造的古街而将这个城市选为其旅游目的地。所以，仿古街区开发的基础是薄弱的；笔者认为它的潜在旅游价值和排他识别性只有被附加在城市旅游上才能被体现出来，所以其开发的决策起点应该是城市旅游的分析。

成功案例启示

通过对开发成功的仿古街区以及所在城市的旅游资源及状况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品牌化的仿古街区都是先有有效的城市旅游开发之后才形成的。笔者认为有2个城市及它的仿古街可以说明。

上海新天地仿古街区。上海的新天地是“整旧如旧”型仿古街中的标识性样本，它开发成功为以后各个城市仿古街开发起到参照作用，它的经济效益更是吸引众多城市的聚焦，推动以后的开发。尽管它的成功与其内部的业态模式、街区市场定位、文化内涵的挖掘等因素密切相关；但成功的基础是上海城市旅游。上海位于中国大陆海岸线中部的长江口，拥有中国最大的外贸港口和最大的工业基地。它是中国第一大城市，交通方便，经济发展名列前茅；更具有深厚的近代城市文化底蕴和众多的历史古迹。旅游资源状况方面，到2010年，上海有61个国家A级旅游景点，30个红色旅游基地。从旅游市场角度讲，2010年国内上海城市旅游接待人数达21463万人，国际接待人数达851.12万人。其次，上海常住人口总数为2347多万人，拥有庞大的本地游憩市场。如果换个城市来改建新天地，它成功的高度就未必能达到上海。所以新天地的典型性离不开上海。

成都仿古街区。成都仿古街的数量在国内名列前茅，并且除极个别的开发不成功外，其它的基本都效益不错，尤其是锦里、宽窄巷子、琴台路更是成为这个城市的标识与品牌。其中锦里古街由旧民房改造而来，它是以蜀汉三国文化为背景，川西民风民俗为内涵，明清建筑为载体开发的仿古街。宽窄巷子是成都遗留下来的较成规模的清朝古街道，属于“整旧如旧”型仿古街。琴台路是以汉唐仿古建筑群为依托，以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爱情故事为主线，展示汉代风土人情的仿古街；除此之外还有文殊院、及大慈寺仿古街。

成都仿古街区的数量多，并且还能保持质量主要是因为成都本身拥有良好的城市旅游。成都物产丰富，自古以来享有“天府之国”美誉，是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现已成为西部中心城市，享有“西部之心”美誉；经济方面更是西部大开发引擎城市和引领西部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2011年，全市实现GDP6854.6亿元。旅游资源方面：5A级景点2个，4A级18个，部级森林公园、自然保护区7个，总体市内景点56个，而周边地区达到100多个。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及众多旅游资源使它成为国内具有鲜明城市旅游特色的“最佳旅游城市”的同时吸引大量国内外游客前往。以上诸多城市旅游因素都是成都仿古街区开发成功的基础。

决策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