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论文范文

新文化运动论文篇1

关键词：新文化运动后期；社会主义；论战

中图分类号：D0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12）08/09-0026-04

作者简介：许益新（1989- ），男，江苏南京人，南京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共党史。

在新文化运动后期，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并日益成为主导。在此期间，反马克思主义势力先后对马克思主义发动了三次进攻，由此便爆发了和胡适的“问题与主义”之争；陈独秀、李达等人和梁启超、张东荪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和陈独秀、李达同区声白、黄凌霜关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经过这三次论战，划清了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伪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界限，从而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并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好了初步理论准备。本文将重点介绍在此期间的第二次论战，即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

一、双方论战的几个焦点

1.社会主义运动之目标是不是消灭资本主义制度

梁启超将欧美等国发生社会主义运动的原因解释为“使多数之劳动者地位得以改善”［1］。在他看来，欧美工人参加社会主义运动的目的只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经济待遇，而非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以消灭资本主义制度。这种解释将社会主义运动给庸俗化了。与此针锋相对的是，李达指出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目的就在于把资本主义这个“以自由竞争及私有财产为根本的社会组织永远除去”，从而“实行将一切生产机关归为公有，共同生产共同消费”［2］62。陈独秀则认为，社会主义运动的根本动机就是“在生产方面废除了资本私有和生产过剩，在分配方面废除了剩余价值”［3］87。社会主义运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不是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是论战双方的根本分歧所在。

2.关于中国阶级状况的争论

尽管双方都认为社会主义运动的主体是劳动阶级，但各自对劳动阶级的划分标准是不一样的。梁启超认为，唯独有职业的人才可称为劳动阶级，而无职业的人则属于游民之列。因为“全国人民什中八九欲求一职业以维持生命，且不可得”［1］，所以他得出了在中国几乎没有劳动阶级的结论。而在李达看来，无业游民是失业的劳动者。他指出，在中国“是国际资本阶级和中国劳动阶级的对峙。不能说没有劳动阶级，只不过没有组织罢了”［2］66-67。接着，梁启超给出了怎样才能产生劳动阶级这个社会主义运动主体的方法，指出“劳动阶级之发生，恒必与资本阶级相缘”［1］。也就是说，要等到先出现资产阶级后才能出现劳动阶级。张东荪也认为，应该“造成一个绅商阶级同时造成一个劳动阶级”［4］。对此，李达指出，照梁启超等人的说法，中国若无劳动阶级，那自然就应没有资本阶级，即中国可以算为一个无阶级的国家了。他反问道：“社会主义运动就是要实现消除资产阶级的国家，中国既无阶级，又何须制造阶级？”［2］67他还指出，说中国没有阶级区别的人是“不懂社会主义的”［2］47。梁、张等人不承认中国有阶级区别，是为了对各阶级间本来就存在着的矛盾进行歪曲。在张东荪看来，工人受苦“直接受自资本家的很少，而通统是受自工头的”，除此之外，工头还要为工人的道德水平堕落负责，所以“不能十二分苛责资本家”。他还认为，对于农民来说，他们的痛苦和废不废除地主没有关系，要怪只能怪“天灾兵祸”［4］；农民因为没有文化，所以无法应对天灾，而兵祸对农业的破坏比大工业所造成的自然经济解体要大的多。这就在相当程度上为帝国主义列强的经济入侵洗脱了嫌疑。对此，李达提出了质疑，他指出，佃户和地主间的阶级对立，是自古就有的。“田主每日毫不劳力，专门掠取佃户劳力所得的结果，度最奢侈的生活。佃户无论如何含辛茹苦的劳动，他们的命运总是铸定的”［2］47。陈独秀也反问道：“若说中国贫困是一般的物力缺乏，非仅由资本家压榨……既然是一般的物力缺乏，那通商口岸与都会少数人过的‘人的生活’并且是‘奢华的生活’，是从哪里来的？当真他们的命运比多数得不着人的生活的好些吗？”［5］208-209蔡和森根据他在法国留学时的切身体会，论述了中国人民生活极度贫困的原因，那就是“因为交通发达的结果，资本主义如水银泼地，无孔不入，故东方久已隶属于西方，农业国久已隶属于工业国，野蛮国久已隶属于文明国，而为其经济的或政治的殖民地。西方工业国文明国的资本帝国主义常常可以掠夺一殖民地或势力地带以和缓他本国‘剩余生产’‘剩余劳动’的两种恐慌”［6］。梁、张等人通过无限放大中国劳动阶级的自身缺点来论证代表劳动阶级的政党和真正劳动者的国家都不可能出现。他们断言，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社会革命不是真正的劳农革命（即共产主义革命），而是“在已过的许多内乱上再添一个内乱罢了”。一句话，中国的劳动阶级没有资格“用狄克推多制贯彻劳农主义”［4］。李达对此提出了反驳，他指出：“有人说中国劳农程度低不配，我要问中国劳农底智识人格比徐世昌梁启超还低几何？”［2］774并指出：“一切革命的原因，皆由生产交换的方法手段而生，不是人的智力发明出来的，也不是抽象的真理产生出来。”［2］47

3.中国应不应该走社会主义道路

新文化运动论文篇2

关键词：西方；生态新社会运动；运动理论

中图分类号：D81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165（2013）02-0048-07

生态新社会运动是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在西方社会兴起的以生态运动、和平运动、人权运动等为代表的且不同于传统工人运动的群众抗议运动总称。这种新运动形式的兴起，不仅对西方社会现有的体制、政策和权威构成了挑战，而且对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各种弊端进行纠正，从而成为国际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与此相应，伴随着依据马克思主义视角解释社会运动的传统理论的式微，阐释生态新社会运动产生与发展的各种理论模式也相继出现。生态新社会运动理论就是用来描述和解释60年代中后期在欧美国家兴起的诸多新型社会运动形式的理论术语或理论流派。90年代之前，欧美学者由于理论兴趣、研究主题方法不同，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路线： 欧洲研究路线与美国研究路线。欧洲学者倾向于从历史与社会变迁的角度解释生态新社会运动的兴起与发展，由此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欧洲生态新社会运动理论模式。美国学者为克服心理学研究路径的缺陷，提出了资源动员理论与政治进程理论。90年代以后，欧美学者在资源动员理论与政治进程理论基础上又进一步提出了社会建构理论与文化建构论。本文试图对各种理论流派的西方生态新社会运动理论内容、发展动向进行论述，以期对西方生态新社会运动有更清楚的认识与理解。

一、欧洲的生态新社会运动理论

欧洲生态新社会运动理论主要致力于解释生态新社会运动与西方社会结构转型之间的关系，其理论兴趣可以分为两种倾向：一是着眼于社会派系结构，二是着眼于社会意识层面的变化。也就说，对于生态新社会运动的解释，不仅关注运动的结构性动因，而且还应理解生态新社会运动的文化意义。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主要包括法国学者阿兰・图海纳（Alain Touraine）、德国学者于尔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与克兰斯・奥菲（Claus Offe）、意大利学者阿尔伯特・梅卢西（Alberto Melucci）。

图海纳根据文化模式、投资和核心冲突的类型，将现代社会区分为商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并认为生态新社会运动的兴起是与后工业社会的出现联系在一起的，新的社会类型为社会运动提供了新的文化和场域。Buechler， Steven M， New Social Movement Theories， Sociological Quarterly， 36：3（1995：Summer） pp.441-464.哈贝马斯与奥菲均是从合法化的视角来解释生态新社会运动。哈贝马斯把社会分为系统和生活世界，认为二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摆脱经济危机以及由此而来的合法性危机，加强了对经济和社会的干预，由此导致了“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破坏了人与人之间原有的联系和忠诚，使人丧失了自我认同（ 身份），发生了异化。曾特清：《哈贝马斯新社会运动理论述评》，《太平洋学报》，2012年第4期。而生态新社会运动的主要目标就是反对政治和市场对生活世界的殖民，重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忠诚和认同。梅卢西在哈贝马斯提出生活世界殖民化的基础上，把当代社会描述为一种高度分化的体系。他们尤其特别强调集体认同感的建构是生态新社会运动最核心的任务，认为生态新社会运动是以个人认同以及决定私人领域和情感生活的权力为诉求，来反对国家和市场机制对社会生活的侵犯，反对系统无所不在、无所不包的操控。

除此之外，欧洲学者还借用美国社会政治学者罗纳尔德・英格哈特（Ronald Inglehart）在其1977年所写的《寂静的革命――西方公众变化中的价值观和政治方式》一书中所提出的“后物质主义”概念来分析西方生态新社会运动的产生，由此形成了后物质主义理论。英格哈特认为，随着社会结构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或从现代社会向后现代社会的转变，人们的价值观相应地也发生了“静悄悄的变化”，即也从物质主义价值观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转变。与非常注重社会、经济、政治上安全保障的物质主义价值观明显不同，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注重自我实现、生态保护等非物质诉求的实现。因此，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出现就构成了生态新社会运动的政治文化与社会心理基础。Ronald Inglehart， The Silent Revolution： Changing Values and Political Styles among Western Public（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 Culture Shift in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由此不难看出，欧洲的生态新社会运动理论强调的是社会变迁、社会和阶级结构的变化，以及文化、认同感、合法性在社会运动产生与发展中的作用。注重从宏观层面的社会结构变迁与微观层面的价值观念变化去解读生态新社会运动，从而为理解生态新社会运动提供了一个不同于传统社会运动理论的新视角。尽管如此，这一理论范式仍是有缺陷的，欧洲生态新社会运动理论家不仅忽视了运动组织在运动产生与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而且也忽视了不是从左翼起源的社会运动，并且对于当代一些右翼社会运动也没有给予充分的关注。

二、美国的生态新社会运动理论

（一）资源动员理论

资源动员理论是美国学者约翰・麦卡锡（John McCarthy）和迈耶・扎尔德（Mayer Zald）在对20世纪60年代美国所涌现的大量新社会运动进行反思和总结的基础上所形成的。麦卡锡和扎尔德以经济学家麦克・奥尔森（Mancur Olson）的 “成本收益的权衡是集体行动理论的核心”Mancur Olson，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这一命题为基础，在1970年发表了《社会运动在美国的发展趋势：专业化与资源动员》和《资源动员和社会运动：一个局部的理论》两篇论文，由此奠定了资源动员理论的基础。该理论从资源动员的视角出发，不是关注新社会运动为什么会发生的问题，而是关注个人动机如何通过社会运动组织的动员努力转变为参与行为，关注新社会运动是如何被组织起来以及为什么一些新社会运动类型会成功而另一些却失败的问题。也就是说，资源动员理论关注的是在先进的工业社会中运动行为者如何获得可利用的资源以及行为者可以采取的手段等问题。其中尤其关注新社会运动产生过程中可利用到的资源及专业运动组织的关键作用。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与戴维・斯诺（David Snow）均是资源资源动员理论最具影响的发展者。在资源动员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两个主要的研究方向：一是运动的资源动员，二是运动的动员背景。就生态新社会运动而言，前者认为生态新社会运动的成功与否依赖于其可以利用的资源，其中既包括实体的、有形的资源，还包括象征性的、无形的资源。具体来说主要包括道德资源（moral resources）、文化资源（cultural resources）、社会组织资源（socialorganizational resources）、人力资源（human resources）、物质资源（material resources）五种类型。后者认为生态新社会运动的成功得益于运动资源的同时，也取决于新社会运动的社会背景。这一背景包括两方面：一是所在的政治体制的开放性或压制性；二社会运动产业内部关系以及社会运动部门之间的关系。冯仕政：《西方社会运动研究：现状与范式》，《国外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前一方面指政治体制的性质，如开放的、多元的抑或封闭的、极权的政治体制对环境运动、反核运动以及和平运动等之类的生态新社会运动在动员方式、组织形式以及斗争方式等方面会带来何种影响。后一方面主要是指生态新社会运动与一些环保组织或其他社会运动组织之间的关系。

早期资源动员理论主要强调资源动员的意义和作用，但忽略了社会心理层面、集体认同等非物质资源因素的作用。90年代以后，在受到西德尼・塔罗（Sidney Tarrow）等学者的批评后，斯诺等学者进一步拓展资源动员的内容，不仅重视成员与组织在资源动员中的作用，而且强调文化和认同因素在社会动员中的作用以及媒体与社会运动之间的互动关系。由此，资源动员理论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即从资源动员向框架动员扩展。

（二）政治过程理论政治机会结构

政治过程理论是西方学者在质疑社会心理学的理论假设以及接受理性选择理论的基本假设基础上所提出的一种系统解释生态新社会运动与国家力量之间关系的运动理论范式。政治机会结构是政治过程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彼得・艾辛格（Peter Essinger）、查尔斯・蒂利、西德尼・塔罗、道格・麦克亚当（Doug McAdam）等学者都为此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彼得・艾辛格比较早地对“政治机会”进行了论证，他于1973年最早使用“政治机会”这一概念对美国城市抗议活动的进行理论分析。他解释了60年代在美国43个城市中出现的基于贫困和种族问题的集体动员，这种动员的概率与城市的机会结构有关。查尔斯・蒂利提出“政体模型”（polity model）的分析视角，认为不同的政治条件有可能形成不同的机会或者威胁，进而影响挑战者与政府之间的互动形式。Charles Tilly， “Social movement and national politics”in Charles Bright and Susan Harding eds. Statemaking and social movement，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84根据这个模型，任何一个成功的社会运动都必须包含以下四个因素：动员网络、政治机会结构、斗争手法以及集体行为框架。其中，政治机会结构是政治政体模型理论中的核心部分。西德尼・塔罗创造性地把政治机会结构与抗议循环周期联系起来，试图解释为什么在某些特定的时期，不同类型的抗议都同时出现。SidneyTarrow， Power in movement： social movement， collective action ，and poli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不仅如此，他还进一步提出了政治机会结构的四要素说：政治人口、精英分裂、精英联盟和国家镇压。SidneyTarrow， Democracy and Disorder： Protest and Politics in Italy 1965-75，Oxford：Clarendon Press，1989.汉斯皮特・克雷西（Hanspeter Kriesi）等认为，政治机会结构应包括国家的冲突向度结构、正式的制度结构、主导性的国家战略和政治联盟结构。Hanspeter Kriesi et al.， New Social Movements in Western Europ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5）， pp.26-82.而道格・麦克亚当（Doug McAdam）则将其概括为：制度化政治体系的开放性或封闭性、政党联盟的稳定或不稳定、精英联盟的存在或缺失、国家对社会运动压制的能力和倾向。Doug McAdam， “Conceptual origins， Current problems， Future directions”， in Doug McAdam et al.，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n Social Movements： Political Opportunities， Mobilizing Structures and Cultural Framing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23.就生态新社会运动而言，国内学者郇庆治认为政治机会结构理论的主要有四个要点：一是环境关切及其社会政治意识形态上的分裂；二是自觉意识并集体组织起来的绿色社会政治抗争；三是政治制度系统内部特别是政党格局的构型；四是环境友好政党的执政与在野地位。郇庆治：《“政治机会结构”视角下的中国环境运动及其战略选择》，《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

90年代，西方学者对政治机会机构的研究又有了新的进展，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进行跨国研究，在重视静态层面的机构特征的同时，更加强调政治机会的动态演变Sidney Tarrow，Power in Movement： Social Movements，Collective Action and Politic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pp.17-18；States and Opportunities： The Political Structuring of Social Movements，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Social Movements，1996，pp.41-61.；二是国际层面的政治机会开始受到重视Doug McAdam et al，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n Social Movements： Political Opportunities， Mobilizing Structures and Cultural Framing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三是政治机会结构理论涉及文化与性别因素Rita K.Noonan，Women against the State： Political Opportunities and Collective Action Frames， in Chile’s Transition to Democracy，Sociological Forum， （Vol.10.No.1，1995），pp. 81-111.。当然，随着研究的深入，政治机会结构理论所包含的一些问题也逐渐显现出来，主要面临的困境有三个：政治机会结构的概念界定非常混乱，政治机会的运作机制含糊不清以及如何处理政治机会的客观事实与主观认知之间的关系。朱海忠：《西方“政治机会结构”理论述评》，《国外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尽管如此，从70年代以来，政治机会结构理论一直是解释生态新社会运动产生与发展的重要理论范式，并在80、90年代占统治地位。

三、美欧合流后的西方生态新社会运动理论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欧洲和美国的学者在生态新社会运动的研究上一直是平行发展的，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了20多年，直到80年代中期，大西洋两岸的学者才开始学术交流，初次的交流让欧美研究生态新社会运动的学者均大吃一惊，面对同样的生态新社会运动，双方的观点竟有如此不同的认识与理解。在这种情形下，双方开始了一个相互学习与交流的过程，通过频繁的几次学术会议，欧洲的学者开始越来越重视美国的实证研究路线，而美国的学者也重新发现了文化、认同感、话语以及价值观在生态新社会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从此，欧美学者在生态新社会运动研究的方面走向了共同发展的道路。90年代以来，关于生态新社会运动的研究，欧美学者大致形成了四种理论取向：政治机会结构、资源动员结构、社会建构理论以及文化理论。由于前两种理论流派上文已经作了阐述，本部分重点介绍后两种理论流派。

（一）社会建构理论

80年代中期，西方学者关于生态新社会运动研究的范式出现了一个变迁，即从占统治地位的功利主义导向的资源动员理论向以意义建构和象征为主要切入点的社会建构论转变。这一范式的转变既得益于研究生态新社会运动的西方学者对其他学科最新理论成果的借鉴，又得益于北美的资源动员理论和欧洲生态新社会运动理论家之间的相互交流和批评，同时也是对政治机会结构理论的补充与发展。社会建构理论主要涉及五个不同的分析框架艾尔东・莫里斯、卡洛尔・麦克拉吉・缪勒主编：《社会运动理论的前沿领域》，刘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91-97页。：

一是道格・麦克亚当的认知解放。麦克亚当用“认知解放”来指称集体行动潜在参与者中间出现的意识转变，并把变动的政治状况看成是生态新社会运动参与者认知解放进程中的一个决定性的推动力。因为它促使政体成员和运动参与者这两者间之间关系的象征内容发生了变化。当一个政治体制的成员们改变了他们对待某种生态新社会运动类型的态度时，该运动参与者就会认识到政治状况的变化为其动员活动所带来的风险或益处，从而灵活地选择运动的方式。

二是威廉・甘姆森（William Gamson）的公共话语。90年代以来，伴随着大众媒体在现代社会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日益突出，西方的生态新社会运动也日益卷入到了一场围绕意义和解释而展开的象征斗争之中。在这种情况下，甘姆森认为大众媒体对生态新社会运动的动员非常重要，离开了媒体话语，就无法理解生态新社会运动的动员潜力的形成与激活。

三是贝尔特・克兰德尔曼斯（Bert Klandermans）的共意形成和共意动员。前者关注一个生态新社会运动者有意识地在一个总体人群中的某个亚群中创造共意的努力；后者关注的是社会网络和亚文化中意义的融合，其中包括一个在社会中形成生态新社会运动的动员潜力的情境中的共意动员和生态新社会运动开展运动动员情境中的共意动员两个层面。换句话而言，生态新社会运动的动员不仅要产生出一群容易接受其运动理念（如平等、自由、环保等）并参加生态新社会运动的个体，而且还要有具体的、足以让人信服的生态新社会运动目标和行动方法，从而激活生态新社会运动的参加者积极地投入到运动的行列中。

四是斯诺的框架联合。斯诺及其合作者试图用“框架联合”这一术语描述个体参与者的认知框架是如何变得和生态新社会运动组织的意识形态框架协调相一致的。生态新社会运动是通过力图动员潜在的支持者和成员、积蓄旁观者的支持等方式来架构相关的事件和状况的。在生态新社会运动的动员过程中，运动组织试图把运动参与者个体的解释和它们自己的解释联结在一起，从而使这两者的解释能够相互一致且相互补充。斯诺认为框架联合的过程可以分为框架沟通、框架放大、框架扩展、框架转型四个不同的过程。David Snow， et al， Frame Alignment Processes， Micromobilization， and Movement Particip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86（51），pp464-481.框架沟通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在结构上不相干但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相近的框架之间的联结。这种联结既可以发生在不同的生态抗议组织间，也可以发生在一个环保组织内部和若干环境活动者之间。框架放大是在运动过程中，生态新社会运动组织为了动员那些在价值观等方面有一定认同的旁观者或同情者而进行的宣传活动。框架扩展是生态新社会运动为了扩大运动的规模和范围，与那些在价值观、运动目标相似的组织，通过框架的沟通建立起抗议的联盟，而面对那些在价值观、抗议目标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的组织时，则通过框架的扩展过程，对自己的运动目标和话语进行一定的改造，以便与其他运动组织能够达成认同。框架转型是指生态新社会运动在运动过程中对不合时宜的行动框架进行纠正，重新提出新的行动框架。在这四个过程中，斯诺认为框架沟通是当今生态新社会运动组织最常用的联合方式。

五是梅卢西的集体认同感。梅卢西认为社会运动本身就是社会建构。他把社会运动看作是运动者借以生产意义、相互沟通、协商和制度决策的一个过程。就生态新社会运动而言，运动者在表达诉求的时候，往往会形成独特的标志性的东西（如标记、标杆性人物、物品等），从而让自己或旁观者能非常顺利地识别出运动团体和组织的特性来。不仅如此，这些标志能够在参与者中间形成、强化和维持一种认同感，彼此相互信任，从而维持运动的展开。此外，在运动过程中，运动者还通过戏剧化的表演来强化参与者的认同。如60年代以来的反核运动与环境运动，运动者经常在抗议时经常举行戏剧化的表演，模拟核爆炸或环境破坏给人类带来的灾害景象，以增强人们对运动目标的认同。

社会建构论这五个分析框架共同关注的是动员的象征层面，但是却涉及生态新社会运动动员过程的不同部分，或者关注个体行为，或者关注集体行为。但是若把五个分析框架综合起来，可以说社会建构论是生态新社会运动理论发展方面的一个新的重要成果。因为，就整体而言，该理论在空间轴上顾及到了微观的个体、中观的组织、宏观的社会文化三个不同的层次，相对于先前只关注生态新社会运动某一层面的理论流派而言，这是一个十分明显的进步。

（二）文化理论

90年代中期以后，生态新社会运动理论界在批评主流理论当中的资源动员取向和政治进程模型的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个最新的动向，主要表现为文化的转向，即文化理论的出现。文化理论认为文化和情感因素在生态新社会社会运动研究中扮演着核心的作用，其中情感是社会地和文化性地建构起来的，无论任何情感都可以进入政治分析的核心。文化理论对情感的关注，虽然为我们对生态新社会运动参与现象的考察提供了额外的解释力，但也意味着生态新社会运动理论研究取向的转变，即有理性向非理性的复归。Jeff Goodwin， James M. Jasper， and Francesca Polletta，the Return of the Repressed： the Fall and Rise of Emotions in Social Movement Theory， Mobilization：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2000， 5（1），pp.65-83.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20世纪的西方生态新社会运动理论的研究取向是非常复杂与多元的，既有理性取向的也有非理性取向的，既有注重宏观层面的理论也有注重中观与微观层面的理论。但这些理论或多或少都存在一些缺陷，也就是说，每个理论模式只能就生态新社会运动的某一侧面或某些侧面给出解释，但并不能整体性地去解释生态新社会运动。要想全面地、整体地解读西方生态新社会运动的产生与发展，还需要不同理论模式之间的相互补充，相互结合。

新文化运动论文篇3

鲁迅曾这样描述过他理想中的中国文化：「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1。为了早日摆脱内外交困的境地，真正建立起现代意义的民族国家，「战国策派同样走上了内外求索的文化探寻之路。即陈铨所讲的「假如我们承认中国文化应当??弃坏的，保全好的，那么我们就不啻无形中承认，文化是可以改建的。改建一方面在自身，一方面要借镜。外来的文化， 自然 也要一部分地移植2。

1.　向外：德国，还是德国

「战国策派的理论资源皆来自德国：从作为「战国策派的 历史 观和 方法 论的文化形态史观，到作为他们的 哲学 观和哲学基础的意志哲学，到他们追慕的「狂飙运动，无一不然。这是同「战国策派对世界先进思潮先进文化的认识分不开的──他们认为欧洲文化中日尔曼文化才是主流，过去介绍西方文化多偏重英、美文化是偏颇的做法，所以他们要「用介绍德国文化来补救这缺点3。

「战国策派三员主将亦从不讳言他们对德国文化的热爱。林同济视「尼采的《萨拉图斯达》为自己最爱读的书4，甚至专文批评了当时一些翻译中歪曲尼采（f. w. nietzsche）的现象。雷海宗更是从30年代起就运用「文化形态史观来观照历史和现实的「中国学界第一位的形态历史家5。被称为「长篇小说七大家6的陈铨也表示，「中国近几十年对于英美派的思想，已经普遍介绍，稍微懂得一点新思想的人，除了英美派思想以外，就无所谓思想，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要来介绍德国思想，当然要引起一般人的惊骇反对7。就「战国策派成员及与其关系密切的诸人等来讲，很多也都是留德出身。

其实中德之间的文化交流很早就开始了，这有陈铨的《中德文学 研究 》为证。而两国的自主交流则要到十九世纪后半期，这之后几乎每一时期都有一个或几个杂志（报纸副刊）成为德国文化的重镇，构成了一定的代表性。有关当时中德交流盛况的论述也很多，如柯伟林（william c. kirby）的《政府与纳粹德国》8，陈意新的〈中德关系与中国现代化模式〉9，丁建弘、李霞的〈中德学会和中德文化交流〉10，刘殿君的〈三十年代中德军事关系及其对中国抗日战争的 影响 〉11等等，季羡林的《留德十年》12、陈西滢的《西滢闲话》13也提及当时留德的风气之盛。

「战国策派的出现正是中德交流的必然结果。「战国策派的一个显著特色，也在于它虽然有许多文章出自美学家或文艺家的手笔，但它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美学或文学团体，对德国文化中的审美精神的 时代 性和现实意义的关注才是最重要的，特别是对德国启蒙时代的思想革命对中国人的启发意义，以及尼采所提倡的带有审美主义色彩的权力意志与酒神精神对中国人的意义，这些文章都予以高度的重视与强调14。如陈铨所言：「谈现代德国史，我们必须维持一种客观的态度。希特勒的侵略必须****，必须指斥，但，十八世纪以来，普鲁士 政治 家如何把德国民族化分为合。化弱为强，化无能为光荣，整个过程中，大有可资我们借鉴之处的。15从中可以看出「战国策派之所以热爱德国文化，相当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能从中学到民族自强之道。

2.　向内：臧否五四？继承五四？

「战国策派因它理论的新奇偏僻和对战争双方性质的淡化引来了巨大的非议，而它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胆臧否，则加剧了当时的左倾文艺阵营对它的恶评。虽然在实际上，「战国策派给了「新文化运动总体以相当高的评价，但它又一直耿耿于怀「五四新文化运动没有像德国的「狂飙运动那样形成一种民族意识普遍觉醒的运动，使中国失去了借欧战后短暂的和平局面来积蓄力量的机会。

但以「战国策派批评最力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来返观「战国策派自身，却常常意外地在表现僻异的「战国策派身上发现主流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 内容 ：政治民族主义的目的、文化决定论的手段、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反省、功利主义文学观。这种对比是有趣的，它既有助于我们对「战国策派较深层文化特质的认识和把握。而由二者的这种内在联系、似与不似，也会使我们更容易理解「战国策派，感受到「战国策派同人的拳拳爱国之心，体会到40年代知识阶层的普遍的文化反省品格。

2.1 　反思五四？

「战国策派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批评和反思主要体现在林同济的〈廿年来思想转变与综合〉16、陈铨的〈与狂飙运动〉17〈论坛·二十年前的错误〉18和雷海宗发表在《周论》上的〈五四献言〉19这几篇文章中，尤以林同济、陈铨的文章最有代表性。陈铨在小说《狂飙》20中，也借小说人物李铁崖之口表达过自己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看法。

林同济认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旨与母题就是个性的解放，这种解放在当日是绝对必需的，但 社会 上实际行为的表现却是，「一方面总嫌是个性不够伸张，个性不够活跃，另一方面却又感到决篱屏藩，流弊已甚。正所谓旧的秩序已经否定，新的秩序无法诞生。所以五四的作风必须向另一条路线转换，要由「个性解放的要求一变而为集体生命的保障。他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里含有民族集体的意识，「 目前 民族生存运动的高潮中也依然保留并且应当保留个性解放的种子，这正是文化及思想潮流的连续性和互动性的表现，但是不同的时期应该有不同的注意点和重心，「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毛病并不在其谈个性解放，而在于它「不能把这个解放放在一个适当的比例来谈，放在民族生存的前提下来鼓励提倡21。

陈铨则拿德国狂飙运动来观照「五四新文化运动，得出后者的影响和成绩远远不及前者的结论22。他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很简单，就是的先知没有认清时代，以致犯了三个错误：把战国时代误认做春秋时代、把集体主义时代误认做个人主义时代、把非理智主义时代误认做理智主义时代。

雷海宗认为「对于旧思想旧传统的重新估价，对于新思想新潮流的热烈介绍的「新文化运动尚未结束，「今日仍需珍视自由探讨的精神，虚心 学习 ，以「完成五四一代留给我们的重大使命23，已然以继承者为己任。

从「战国策派的诸多论着来看，「战国策派同人出于对世界局势的大致体认，得出当今世界「角于力24的结论。他们认为要想立足于强国之列，就要吸取尼采哲学，反思传统文化，锻造新的民族性格，从「立人到「立国。他们反复批评 「五四新文化运动，也还是希望能把个人主义这块好钢真正用在国家主义民族主义这块刀刃上。在林同济们看来，真正的个性解放与集体团结是不冲突的，「个人与集体之两宗，质虽异而用则合25。所以「战国策派的理想局面就是一个个强大的个人支撑起一个强大的国家，重心落在国家上。

2.2　似与不似

「战国策派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间最大的歧异，应该是一方强调集体主义和国命整合，一方强调个人主义。但是，二者的民族主义的内在前提和基本归宿已使得他们的差别不像人们想象得那么大，艰难的时势迫使他们做出了共同的选择26：

中国社会的兴盛与灭亡实际上正是几代启蒙思想家的最基本的思想动力和归宿，无论他们提出甚么样的思想命题，无论这个命题在逻辑上与这个原动力如何冲突，民族思想都是一个不言而喻的存在，一种绝对的意识形态力量。

有论者言：「由五四反传统主义者的主观观点来看，他们的确是把个人主义的诸价值当作『价值。但是他们立刻将此『价值变作反传统思想的依据，且认为这些『价值是与民族主义并行不悖的。正如许多中国第一代知识份子一样，五四反传统主义者以为个人主义的诸价值对于促进民族主义目标的实现，能发生有效的功能27。

就连二者用来达到民族主义目的的手段也是一样的，这就是他们都相信文化决定论，都希望通过再造文化以达到民族自强的目的。当时「五四新文化运动主将都赞同法国孔德（auguste comte）的观点「要想政治改良，非先把思想变了，风俗改了不行28。《战国策》也在其编者注中称，「重新估量我们的文化传统，是抗战路程上日加迫切的必须工作29。他们认为，站在民族生命长久发扬的岗位看去，抗战的最高意义必须是整个文化的革新。

「五四新文化运动用「人的解放、「民主、「 科学 等各种「新思想批判和否定了

同样是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反省，相比之下，几十年后的「战国策派要客观冷静理性，也深入得多，可以说，他们是拿出做学问的工夫来 分析 研究 传统 中国 文化，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像雷海宗的《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本来就是他的一部学术专着。而「新文化运动主将更多是从伦理的角度来批判传统文化的，它与个人经验联系密切，如胡适所言，「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态度。这种态度可叫做『评判的态度……『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便是评判的态度的最好解释……新思潮对于旧文化的态度，在消极一方面是反对盲从，反对调和；在积极一方面，是用 科学 的 方法 来做整理的工夫34。无疑，「五四新文化运动因开拓工作的艰巨性而倾向于前一方面，「战国策则相对偏重于后一方面，但两者都意图「培养出一个健康地民族，创造出一个崭新的──有光有热的文化35。

「战国策派认为，传统礼教在权威制度方面的束缚性已因 时代 的大变革、新思想新文化的介绍、一切事业近代化的推行而逐渐减削其势，现在的 问题 是「如何从旧礼教的破瓦颓垣里，去寻找出不可毁坏的永恒的基石，在这基石上，重新建立起新人生新 社会 的行为的规范和准则36。在中国谈改造运动需要「制度化和专家化及新战国时代新公民道德的培养37，「有勇气将民族弱点加以修正，方能说到建国38。所以才有了「战国策派的〈君子与伪君子──一个史的观察〉39、〈五伦观念的新检讨〉40、〈中西人风格之一比较〉41、〈力人──一个人格型的讨论〉42、〈大夫士与士大夫──国史上的两种人格类型〉43、〈士的蜕变──由技术到宦术〉44、〈官僚传统──皇权之花〉45、〈中饱──官僚传统的一面〉46、〈无兵的文化〉47、〈嫉恶如仇──战士式的人生观〉48、〈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49、〈文化的改建──人生观的改建〉50等等的持久关注。在这些充满思想和锐气的文字里，我们常会发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子。如陈独秀〈除三害〉51、一湖〈中国士大夫阶级的罪恶〉52是可以与「战国策派诸文章互相参照着读的，关注则一，然深浅立现。其他如〈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中分析认为「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与其说是由于儒学，不如说是由于道家53，也极类鲁迅「中国之根柢全在道教54之说。

真正的不同还在于，「战国策派有较统一的方法论，这就是他们从德国文化中学来的「文化形态史观。他们由「文化形态史观，得出「战国时代重演的结论，所以要求恢复国民在战国时代的血性和气质，要去 历史 中寻找当日的「贵士传统怎样走到今天民生雕敝 政治 腐败外敌入侵的境地的因由。相比之下，「五四新文化运动是由千差万别甚至许多是相互矛盾的思想学说构成的，在政治、伦理、 哲学 和文学等方面呈现了一种「无序而矛盾的特征55。「战国策派成员之间的些微歧异与「新文化运动内部的众声喧哗比起来，简直都算不了甚么。几十年后的「战国策派用更加清晰的语言表达了几代人的梦想：国家民族的独立富强和文化的再造繁荣。当然，时局的危急使得他们的呼声显得急迫地多。

实际上，「战国策派始终都有「新文化运动的某些影子，尤其是「新文化运动后期的某些影子。以「战国策派臧否「新文化运动最厉害的一点──「新文化运动盲目宣扬和平主义贻误了备战──为例，「新文化运动在较早些时候，尤其是在一战刚结束时，舆论界确实是一片「去兵之声，陈独秀甚至在《每周评论》发刊词中称，美国总统威尔逊「可算得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好人， 「我们发行这每周评论的宗旨也就是主张公理反对强权56。可是不久发生的山东问题就迫使陈独秀改变了这一看法，他认为国民应该有两种彻底的觉悟，一种就是「不能单纯依赖公理的觉悟，他解释说57：

我们不主张用强力压人，却不可不主张用强力抵抗被人所压。我们不可不承认托尔斯泰（tolstoi）的不抵抗主义，是辱没人格民族自灭的谬说。我们不可不承认尼采（nietzsche）斯特勒（stinor）诸人的强力唯我主义，有不可磨灭的价值。一个人一民族若没有自卫的强力，单只望公理昌明、仰仗人饶恕和帮助的恩惠才能生存，这是何等卑弱不能自立的奴才。

后来的「战国策派的 理论 中类似的说法就更多了，这也说明时势是怎样迫使我们的知识份子越来越现实越来越功利的。

2.3　反思的反思

记得《独立评论》上有讨论党化 教育 的文章，引用罗素《教育论》中的一段话：「近代日本，是以国家的强大为教育重要目的的一个好例。他的教育目的，唯在制造爱国的国民和灌输有益于国家的智识。我不能过赞他们的成功。自从勃尔提督的舰队叩日本国门以来，日本几乎不能自存；除非我们说自存是有罪的，他们的成功足以表白他们方法的不错。但是只有在绝望的情形下，可以用此种方法，没有立刻的危险而用这样的方法，是大错的。文章认为，危急存亡情形的国家希望借教育的力量，来唤起人心发生效用，那么，「社会目的的宣传， 自然 比个人目的重要58。

40年代似乎就是这样的危急存亡情形，「战国策派提倡的虽然不是党化教育，但也类于「社会目的的宣传，自然比个人目的重要，但「战国策派是不是应该在提倡「大政治、「英雄崇拜等一系列理论时特别指出这种提倡只是权宜之计，同时也时时警惕将会由此带来人们思想上的偏执和狭隘呢？罗素的话也许给我们观照「战国策派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借鉴。

「战国策派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文化派别，它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中国近代以来不断 发展 的民族主义思潮与中国现实碰撞的产物。它不仅自有渊源，而且与近 现代 中国的政治、文化等方方面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一脉相承了近现代以来一代又一代人文知识份子不变的济世情怀。它的出现，它所受到的巨大非议，无不彰显着它的存在和它存在过的那个特殊时代；它是由学者发起的，处处凸显了作为学者在当时所想做到的，所能做到的。不管怎么说，对于他们生活的时代、自己的国家和民族，他们是努力过了，虽然这种努力还是一种不大被认可的努力。

注释

1 鲁迅：〈文化偏至论〉，见《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页49。

2 陈铨：〈文化的改建──人生观的改建〉，《民族文学》第一卷第三期，1943 年9月7日。

3 范长江：〈昆明教授群中的一支「战国策派之思想〉，见《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21辑，201页。

新文化运动论文篇4

一、按课本章节体例对教材内容展开全面梳理，着重培养学生阅读概括、史论结合阐释历史之能力。 第一轮教学旨在帮助学生掌握每一章节的基础知识和基本认识，把握每一具体历史事件、历史现象的背景、起因、经过、内容、结果、影响、意义、局限、教训、特点、成败之因等，并理清各知识点间的内在联系，掌握历史事件的本质特征，要求全面中突出重点、突破难点，并使教材知识结构化、体系化。而学生在此之前对历史知识因重视的程度和遗忘规律等因素的制约，了解并不多，且不系统、深入。故这一轮教学任务较为繁重，教学速度不宜快。这就决定了此轮的能力培养应着力于基础的历史思维能力之培养。如处理《新文化运动》一节内容时，可先引导学生结合史实分析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原因，揭示历史教材蕴藏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观点：文化是政治经济在社会意识形态中的反映。其次，指导学生阅读课文，理出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代表人物、前期指导思想、重要活动基地，让学生明白看书时应抓住什么线索。之后在讲解“打倒吃人的礼教和反对旧文学”时，要求学生阅读正文所引陈独秀、、吴虞、鲁迅批孔的言论，思考这四人向孔教发难的角度有何不同？使学生了解陈等分别从孔教不容于现代社会、历史上专制与孔教的关系、历代统治者倡导的真实意图、历史上孔教吃人的本质等角度来批判的，归纳出四人反孔之缺陷在于没有揭示孔学的社会根源，并进而揭示改造现存的中国基本社会制度的必要性。借此培养学生阅读时最大限度地提取有效信息，提炼观点，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去分析、比较、综合历史知识的能力。再次，引导学生概括新文化运动前期的主要内容；概括民主、科学、新道德、新文学的阶级性质，从而弄清运动前期的实质。指导学生概括前期运动的特点：中国近代史上资产阶级激进派掀起的一次空前深刻的资产阶级文化反对封建文化的思想解放运动，与当时政治斗争、群众运动相脱离，思想方法上存在形式主义的绝对肯定和绝对否定。通过这些活动指导学生掌握概括之要领，即全面、扼要，抓住本质、重点。最后，让学生结合史实分析新文化运动前期的性质、局限性及历史意义，作为本课小结，使学生弄懂史论结合的方法有：先史后论；先论后史；史中有论，论中有史等。

二、开展专题、国别史复习，重点培养学生的综合分析能力。 第二轮教学旨在通过按某一方面或某一国家、地区分类综合考察历史，帮助学生理清历史的内在联系，揭示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内在规律，进一步分清易于混淆的概念，使学生所学知识能真正得到全面巩固，形成大跨度之综合比较的历史思维能力。如处理《新文化运动》这节内容时，可将其放在中国近代探索史中考察，引导学生从代表人物、主要内容、性质、影响等方面，比较新文化运动前后期的变化，进而分析促成变化之因。得出运动后期随着十月革命爆发和开展，新文化阵营逐渐分化，一部分发展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进而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一部分站到了反马克思主义、主义的一边；出现宣传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思想的新内容，五四以后更发展为社会思潮的主流，产生问题与主义之争；五四后的新文化运动属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范畴，为中共的诞生创造了条件。接着指导学生综合评述我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历代思想家寻求强国御侮之道的得失。另外通过比较与前期新文化运动，说明前期新文化运动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终结之时的重大事件。最后引导学生把新文化运放到世界历史的进程中去考察分析，比较新文化运动与法国启蒙运动的异同，提示学生将新文化运动分前后两个时期与法国启蒙运动进行比较，得出它们都是本国一次空前深刻的资产阶级文化反对封建文化的思想解放运动，启发人们去追求真理，冲破封建思想的束缚。不同之处：法国启蒙运动经历一个世纪的发展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而中国新文化运动只是借西方之矛戳中方封建之盾，未来得及消化，所以对中西文明存在绝对肯定和绝对否定；前期新文化闯将不像法国资产阶级思想家那样号召人们用革命手段改造现实社会，与当时政治斗争、群众运动相脱离，这是因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艰难，面对相互勾结在一起的中外反动势力，民族资产阶级显得有点胆怯；“新文化”召唤出，“启蒙运动”召唤出法国大革命；法国启蒙运动处于世界资本主义开始确立时期，而中国新文化运动发生于世界近现代交替时期，明显地受到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后期转为宣传马克思主义，为国民大革命作了思想动员。

三、回归教材进行复习，注重培养学生的小切口之分析评价能力及论证能力。 最后一轮教学旨在提纲挈领地帮助学生弄清整个历史教材的基本内容、重点和关键，明确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当然此轮不能成为第一轮的单纯翻片，否则就不能保持学生记忆的积极性和复习的兴趣，达不到这轮复习的目的。所以应该先理顺线索纲要，接着切入一些小地方和以前疏忽或不易搞清的地方进行深分析，使学生的历史认识再次得到升华。如处理《新文化运动》内容时，可将其置于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加以认识，得出民族工业的短暂发展与新文化运动放出中国转换时期的曙光，是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出现的两个新的重大变化，促成了中国社会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认识到新文化运动引出了，反过来又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接着引导学生思考下列三个问题：

①有人认为新文化运动与当时政治斗争、群众运动相脱离。你是否同意这一观点，请结合史实说明理由。提示学生注意，新文化运动后期克服了前期的政治局限，从中教育学生：只有深入地全面分析，才能避免简单化与绝对化。

②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表示：“我们现在认定只有两位先生（指民主和科学），才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试结合你对新文化运动背景的认识分析评价陈独秀的这一观点。引导学生分析北洋军阀统治下出现的复古逆流，从袁世凯到张勋都用孔子作为他们搞政治复辟的工具。陈的这一观点有

助于促进人民的觉醒，引导人民冲破黑暗的牢笼，所以具有进步意义。同时又要引导学生分析陈所说的民主和科学的阶级实质，得出民主和科学可以救治中国一切黑暗是偏激的，对西方文化存在绝对肯定的倾向。然后引导学生深入分析中国的社会特征，使学生挖掘出陈的过激言论产生的社会根源：封建势力长期压制培植了偏激。③分析评论孔子与儒家思想在维新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中的不同命运。引导学生得出康有为把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学说同传统的儒家思想相结合，目的是利用孔子的权威来论证资产阶级维新变法理论的合理性，为维新变法思想制造历史根据。而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士为宣传民主与科学则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以孔子为首的儒家传统道德，以改造国民性，为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扫清思想上道德上的障碍。两次运动中的尊孔和倒孔实质上是一致的，都服务于宣传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和发展资本主义之宗旨。康有为的调和体现了资产阶级的软弱，是导致运动失败的根由；而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士对孔子及儒学的全盘否定也是不妥的，忽略了儒学存在的某些合理的内核，对后世造成不好的影响。孔子在近代的不同遭遇是由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程度所决定的。

上面本人结合《新文化运动》的具体教学，谈了高三历史教学与能力培养是如何分三步走的，下面我再谈谈具体实施中应注意的问题：

①找准切口。三轮教学中应结合各个轮次的特点及每节课的具体知识内容，“找米下锅”，培养学生认识问题、分析问题的相应能力。

②集中力量。每一轮教学中能力的重点培养应从各个方面加以体现，课堂教学、强化训练、知识检测都应围绕重点展开。否则，能力培养就落不到实处。

③兼顾其他。教学与能力培养三步走中不能简单机械地理解重点培养，不可放弃或轻视其他。这是由知识和能力的本身特点所决定的，各种能力是交容的，解决一个问题有时需要好多能力协作。

新文化运动论文篇5

关键词： 新文化运动 现代出版 期刊

新文化运动是中国上世纪初的一场浩大的思想文化变革运动。它是政治制度着一重大变革而产生的在文化领域的连锁反应。当时的中国，正处在辛亥革命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帝制，建立西方现代性民主共和制后的适应期。我们稍加分析便可发现，这场剧烈的政治运动显得非常不成熟，它具有先天的缺陷。即在制度上的现代性改革的同时，文化层面现代性的明显滞后。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指出：“近五十年来，中国人渐渐知道自己的不足了……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1]显然，新文化运动便是“第三期”思考后的一个反应。可以说是政治变革后的文化补课。同时，我们应该注意的是，这场运动不是一个意外行为，而是酝酿已久的质变的产物。如经《1898—1949中外文学比较史》论证，中国许多现代性观念的变革，起点可以追溯到1898年前后。这种观念的酝酿从晚清一直到五四，一旦出现就会产生极大的影响。正如王德威的论断：“没有晚清，何来‘五四’。”[2]我认为，在这么长的酝酿期以及新文化运动爆发以后的时期，现代出版都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就像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得益于13世纪德国人古登堡发明的印刷术和其后的印刷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酝酿和传播得益于现代出版。

一

从晚清到辛亥革命时期，已经有一些文化觉醒者在西方思想的影响下，开始寻求社会结构上的变革。这些变革有的已经触碰到了文化这一根源性的问题。虽然这些尝试还只是浅尝辄止，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文化现代性的问题，只是在文化机制方面带来了改变，但其对后来文化变革的可能性起到了制度性的保障。这种变化体现在法律制度保障了报刊的繁荣。1906年，清政府颁布了《大清印刷物专律》，1908年，在的《钦定宪法大纲》中，规定了臣民的著作、出版和言论的有限自由，辛亥革命后的《临时约法》明确规定了：“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这些律法的颁布有利于文化生产。带来的就是报刊，书籍等现代出版产业的繁荣。我国境内创办最早的一份中文期刊是《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1833年8月1日创刊于广州，由德国传教士郭士立与马礼逊之子马儒翰等共同创办。到了维新时期，报刊传媒便在传播思想，促进文化发展方面产生了作用。维新变法的重要人物梁启超在这一时期便创办过《中外纪闻》、《清议报》、《新小说》等刊物，广泛介绍西方思潮，宣传思想启蒙。到了1901年，他在《中国各报存佚表》中称：“自报章兴，吾国之文体，为之一变……”可见当时报刊对文化的影响。而新文化运动的形成以及使之成为全国性运动的推动者的，都离不开报刊的作用。

说到新文化运动，不能不说的就是《新青年》杂志。1915年，陈独秀独立创办了《青年杂志》，一年后改名《新青年》。早期的《新青年》并没有引起巨大的震动，鲁迅在《〈呐喊〉自序》中称：“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到了1917年8月，在第3卷《新青年》发行后，群益书店甚至因为收益不好而停掉了发行，到了1918年1月才重新出版。但再出版时，陈独秀已被聘为北大的文科科长，《新青年》宣布不再购稿，成了一本同人杂志，6位编辑均是北大教授。这样的阵势，对青年学生的影响力可想而知。到了1919年1月，北大学生们创办了《新潮》杂志，标志着学生群体加入了文化运动，这也为日后的发生提供了基础。而后，据胡适所言“各地的学生团体忽然办了约400种白话报刊。”[3]

如果说，早期的报刊在中国是传播思想启蒙，那么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报刊已经转型成为了知识分子的公共空间。对于新文化运动的历史特征，汪晖用了“态度的同一性”来进行描述，而这个“态度”，应该是评判的态度，重估价值的态度。这使得在新文化运动中，知识分子受到不同的西方思潮影响，形成了繁杂的思想流派，有的意见一致，有的则相悖，这使得他们聚在一起，讨论着中国未来文化的走向。这时，报刊以其时效性，成为了思想对话的最佳平台。

二

新文化运动的主旨是从西方引进现代性文化，改革中国旧有文化，改造国民性，使之适应新的民主共和政体，同时，引进西方的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国力，摆脱西方列强的控制，即所谓的引进“德先生”和“赛先生”。既然是从西方引进，那么译介的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1898年，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今译《进化论与伦理学》）的出版，被视为近代翻译的开端。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以近代西方先进的科学和思想理论反思中国当时的现状，思考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严复一生的译著十分丰富，除了《天演论》以外，他还翻译过《原富》（今译《国富论》）、《法意》（今译《论法的精神》）等欧洲启蒙时期的著作，带有明显的启蒙意味。一百多年来，很多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都对严复口诛笔伐，但这仅仅是限于对其语言层面的诟病，如瞿秋白曾说：严的翻译用“雅”取代了“信”和“达”，这无法否定严复作为启蒙思想家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他的翻译，不管从选材还是翻译策略上，都带有其鲜明的意识形态倾向。王东风在《一只看不见的手——论意识形态对翻译实践的操纵》[4]有着详细的论述。林纾是另一位重要的翻译家。的发起者康有为称：“译才并世数严林”，可见严复和林纾在当时翻译界的地位和重要作用。与严复不同，林纾的翻译主要在于文学方面，他翻译了大量的西方文学作品，达180余种。他翻译的作品符合变革时代的精神诉求，其中《黑奴吁天录》（今议《汤姆叔叔的小屋》）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一位署名“醒狮”的读者写下了这样的诗句：“专制心雄压万夫，自由平等理全无。依微黄种前途事，岂独伤心在黑奴。”[5]《巴黎茶花女遗事》（今译《茶花女》）是另一部引起极大反响的作品，其中强烈的反封建礼，强调青年男女爱情自由，带有明显的启蒙色彩。

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的翻译达到了繁荣。这一时期，中国的翻译更加倾向于对欧洲现代文学的介绍，引进西方的文艺思潮。《新潮》、《小说月报》、《文学周报》等杂志刊载了大量的外国文学翻译作品。沈雁冰和郑振铎在改版《小说月报》时，专门开辟了《海外文坛讯息》和《小说新潮》专栏，介绍外国文学动态。《新青年》在第1卷就开始介绍了屠格涅夫、王尔德、契科夫和易卜生等欧洲现代派作家，1918年，第四卷，第6号退出了《易卜生》专号，其中的《娜拉》、《国民公敌》等带有反专制，强调个人自由思想的作品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无疑，这些思想与的精神相吻合，对青年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促进了的发生。

三

1842年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标志着中国的大门向世界敞开。伴随着西方天主教和基督教传入中国，现代化的出版机构也在中国建立起来了。最早的现代出版机构的建立是以传播西方宗教思想为目的的，比如宁波华花圣经书房，它是中国最早的现代化出版机构。宁波华花圣经书房出版的多是宗教书籍，如《圣经》、《使徒行传》，同时也有历史地理类图书，如《天文问答》、《地球图说》等。后迁移到上海，改名为美华书馆，出版了《英字指南》等图书。[6]到了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倡导创立官办出版机构。到了1904年，民营出版机构迅速发展，出版重心由官办机构转向民营机构。

1897年，商务印书馆在上海成立。在新文化运动的酝酿期，商务印书馆起了重要的作用.它在大量出版中小学教科书及辅助读物的同时，商务印书馆组织出版了大量的西方译著，普及传播各种新学新知。1902年起，陆续出版了《帝国丛书》、《政学丛书》及许多哲学书籍和西方辞书，同时开办了《东方杂志》、《小说月报》等现代期刊。有统计资料显示，1912年—1935年中国出版了13300余种哲学、社科、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及工程技术书籍，其中仅商务印书馆就出版了3350种，占27.5%，可见商务印书馆在出版界的地位。[7]

参考文献：

[1]朱晓进，朱栋霖.中国现当代文学史（1917—2000）：上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3.

[2]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没有晚清，何来“五四”[M].想象中国的方法.上海：三联书店，1998：3.

[3]王应奇.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以《新青年》为视点[J].近代史研究，2007（1）.

[4]王东风.一只看不见的手：论意识形态对翻译实践的操纵[J].中国翻译，2003（5）.

[5]周晓莉.林纾的翻译事业对新文化运动的贡献[J].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1999（3）.

[6]胡学彦.中国最早的现代出版机构之一：宁波华花圣经书房[J].出版史料，2010（1）.

新文化运动论文篇6

摘 要： 张我军是台湾新文学运动的急先锋和奠基者、小说家、诗人、翻译家，但在诸多台湾新文学史中，对张我军的生平和文学活动的介绍大致截止到1929年，而对他的译介几乎未涉及。这一现象不能不令读者质疑：文学生涯中的张我军确是这样吗？他的文学实践活动真的就搁笔于1929年吗？他的译介著作为什么没能纳入史著？本文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 张我军 台湾新文学 目的意识 日本文化 文化视野

在台湾新文学史上，张我军是一个重要的人物，是台湾新文学运动的急先锋和奠基者、小说家、诗人、翻译家，但在诸多台湾新文学史书写中，或“缺席”，或寥寥数笔，或仅占数百字的篇幅，而能设节、设章评析的屈指可数，即便能设节、设章评析也和其他史著一样，对张我军的生平和文学活动的介绍大致截止到1929年；其次，对他的译介几乎未曾涉及。这一现象不能不令读者质疑：文学生涯中的张我军确是这样吗？他的文学实践活动真的就搁笔于1929年吗？他的译介著作为什么没能纳入史著？本文拟就这些令读者质疑的问题加以研究。

一

翻阅现有台湾新文学史著，张我军占据怎样的位置呢？

新文化运动论文篇7

关键词：民国；新生活运动；研究综述

一、国内研究现状

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对于新生活运动的研究极少有学者涉足。新生活运动多是作为一个章节，出现在一些通史性著作中。如张宪文的《中华民国史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张同新《蒋汪合作的国民政府》（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郭飞平等著的《20世纪的中国（内争外患的交错）》（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等等。总的来看，这些著作大多是从整体上对新生活运动进行论述和评价，所用材料并不丰富，认识上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特征。普遍认为新生活运动是“用封建的伦理纲常、四维八德，来整治人民的言行”，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相结合的产物”，“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是违背人民意愿的一次失败的运动。

随着民国史研究的深入和第一手资料的不断充实，“新生活运动”逐渐成为当今中国学术界研究的热门话题，相关学术成果也不断问世。1999年海天出版社出版了关志钢的《新生活运动研究》一书，该书是国内第一本研究新生活运动的专著。作者在该书的五章中对新生活运动发起的原因、基本理论、组织与认识、以及推行过程都做了较为详细的论述。作者认为新生活运动的发动，同中国的传统道德、传统文化有内在联系，实际上是继承了传统的“中体西用”论，具有文化保守主义色彩。另外一本就是温波的《重建合法性：南昌市新生活运动研究（1934-1935）》这是早期地方性新生活运动研究的代表作。作者指出“后，西方各种社会思潮蜂涌而至，社会对儒家伦理道德的认同逐渐弱化。这是以“礼义廉耻”为核心的新生活运动自始至终并没有在民众中形成有效的认同的重要原因。这也就意味着忽略了经济、民众和法律在道德中作用的新生活运动，最终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

对新生活运动进行专题研究的论文，最早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如左玉河《论发动的新生活运动》（《史学月刊》，1990年第4期）、仇晨《统治区的新生活运动》（《历史教学》，1990年第3期）、刘红《发动的新生活运动》（《民国春秋》，1996年第6期）等等。总的来看，这些成果基本上都是从整体的角度对新生活运动进行论述和评价，和通论性著作相比，研究的范围有所扩大，都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但是他们也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没有跳出前人的框架，认为新生活运动是针对共产党而发动，是为的极权统治服务。

1990年代后期，国内一些学者，对新生活运动的评价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新生活运动自始至终存在着两面性，对新生活运动不再是全盘否定，在否定其不切实际的部分的同时，也肯定其在社会改良、抗战等方面的积极效果。如关志钢《论抗日战争时期的新生活运动》（《抗日战争研究》，1992第3期）、林颂华《试论新生活运动的特点与效用》（《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2期）、顾晓英《评的新生活》（《上海大学学报（社科版）》，1994年第3期）、欧阳雪梅《新生活运动与明耻教战》（《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3期）、董文芳在《与新生活运动》（《山东师大学报》，1999年第4期）等等。他们表达了基本上相同的观点：新生活运动并不是一场单纯的社会风气和生活习性的社会改良运动，而是借助传统道德，配合剿共的政治运动。同时，它也派生出了一些积极作用，客观上支持了中国抗战，特别是前半期的积极作用，应予以客观评价。

21世纪之后，学者不再局限在对新生活的缘起、过程、评价方面的研究，开始以更广阔的视野重新审视新生活运动。皇甫秋实在《新生活运动的“变奏”：浙江省禁吸卷烟运动研究（1934-1937）》（《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6期）中，以浙江省1934年至1937年的禁吸卷烟运动为切入点，探讨新生活运动与地方经济发展的微妙关系。张芳霖在《20世纪30年代的南昌商人与新生活运动---以南昌“商人节”为中心》（《历史档案》，2005年第2期）一文中，以新生活运动中的商人群体及商人活动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商人节”各项活动的综合分析，揭示这一时期商人对新生活运动的态度及新生活运动带给商业的发展契机。吴光辉的《理想与现实----民国江西新生活运动探讨》（江西师范大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是江西地区新生活运动研究的代表作之一，作者在文中指出新运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一出生就带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和政治色彩，但不能否认它也具有改造当时中国社会的美好愿望。高艳妮在《民国贵州新生活运动研究》（贵州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一文中，指出“新生活运动，是一场主观意图、指导思想与客观效果、具体措施之间不一致，以改良民众观念、提高国民素质、革除社会陋习为内容，以巩固的统治为目的，收效不佳的社会改良运动。”常志良在《论新生活运动对中国近代体育的影响》（苏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一文中对新生活运动过程中的体育活动进行了研究，论述了体育不但是新生活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新生活运动的一种手段和工具。虽然最后对体育的提倡并未达到十分理想的效果，但确实引导了国民的健康观念，还培养了一些体育人员，为近代w育的发展注入了动力，对近代体育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班忠玉在《新生活运动与民国社会生活》（苏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中讨论了新生活运动与国民社会生活的变迁关系，从民国社会生活的角度分析了新生活的缘起、发展、终结及其他影响。汪进春在《基督教与新生活运动》（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一文中肯定了基督教在新运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包括“有效地扶持和援助了，客观上也促进了中国教育、医疗卫生以及社会风俗等方面的发展和改进”。孙语圣在《新生活运动再审视一从卫生防疫角度》（《安徽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文中以民国时期的卫生防疫为视角，认为新生活运动对卫生防疫运动的有促进作用，它的产生和推行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王骏原在《1934-1949年安徽新生活运动研究》（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一文中指出新生活运动从改造民众衣食住行入手，希望引导民众行为符合现代文明社会的要求，革除陋习，提高国民素质，出发点是好的，但是背离了民众的实际需要，影响了推行效果。王少辉在 《新生活运动与国家观念建构》（云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一文中指出，新生活运动通过一系列活动在客观上承担起继续传播国家观念的任务。它建构民族国家的努力与保卫国家的实际行动是值得肯定的。

二、国外研究现状

美国学者芮玛丽给于新生活运动较高的评价，甚至把这场运动称为“同治中兴”模式的行动，认为“不能把的中兴学说当成一种玩笑而加以忽略。尽管这种学说荒谬可笑，然而它却是惟一有机会与共产党进行竞争的政治运动的意识形态。但将新生活运动与法西斯极权统治联系起来的国外学者不在少数，如美国易劳逸教授在《1927年一1937年统治下的中国流产的革命》（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版）一书认为“新生活是和蓝衣社试图把法西斯精神输入中国人民中间的一次尝试”。在他为《剑桥中华民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撰写的部分章节中也将对新生活运动的赞扬与法西斯极权政治的目的联系起来：“渴望在中国重建的，就是这种军事化的社会、严格的纪律和对领导人的意志的无条件的服从。这些就是他大加赞扬的、开始于1934年的新生活运动的目标，他认为这一运动是疗救中国疾病的一济良药。”美国学者柯伟林在他的著作《政府与纳粹德国》（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版）中，论述了、德国和新生活运动的关系。“深入分析德国成功的经验，取来与中国的传统道德相结合，以后者界定前者。”对于新生活运动的目的他认为：“新生活运动看似矛盾纷呈，但其目的仅有一个，就是要把送到一个既包括党政军三界而又超越其上的国民运动的领袖高位上去。”前苏联学者沃龙佐夫在《中国的拿破仑―的命运》（红旗出版社，1992年版）一书中对新生活运动持批判态度，他认为：“为了显示自己为人民服务的热忱，竭力给新生活运动注入新的活力，然而这种努力既没有带来什么好处，也没有带来什么结果。因为运动倡导者代表着靠掠夺人民钱财而作威作福的掌权者的利益，他们不可能跳出自行设计的框架。他们也谈论公众和社会的生活深刻变化的必要性，但只是谈谈而己，因为领导人的根本计划没有改变：那就是为特权阶级的自我保全和发财致富提供必要的条件”。

三、研究发展动态

总体而言，“新生活运动”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研究视角不断开阔，学者们走出了过去“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划线的思想模式，对“新生活运动”的前因后果进行了较为客观的叙述和评价，特别是在政治方面有着深入的分析，进行了比较多的论证。但区域性研究还刚刚起步，首先有关新生活运动的区域研究很不平衡，多集中在南昌、天津、苏浙地区，对甘肃、新疆、云南地区的新生活运动关注较少，与云南新生活运动相关的专题性研究成果较少，专著几乎没有。其次区域性研究多是集中在某一时段，并无法呈现新生活运动在某一地区的整体面貌。笔者认为，新生活运动本身时间跨度长，内容较广，涉及面较多。如果想要全面论述新生活运动而又没有细致材料，不可避免会有泛而空的感觉。因此把眼光放下，选定典型区域，选取细致材料来研究新生活运动就十分有必要了。

参考文献：

[1]张宪文.中华民国史纲[M].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

[2]张同新.蒋汪合作的国民政府[M].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

[3]宋平.生平[M].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7.

[4]温波.重建合法性―南昌市新生活运动研究（1934- 1935）[M]. 北京：学苑出版社，2006.

[5]王曰.“模范南昌”新生活运动策源地[M]. 南昌：江西美术出版社，2007.

[6]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二部）[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7]柯伟林.和纳碎德国[M].北京：青年出版社，1991.

[8]易劳逸.1927-1937年统治下的中国流产的革命[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

[9]弗拉季连・沃龙佐夫.中国的拿破仑--的命运[M].北京：红旗出版社，1992.

新文化运动论文篇8

    「论文摘要〕本文从北京奥运后体育文化传播研究亚待理论整合与创新的实际出发，分析现阶段中国体育文化传播的发展路径，并以此为基础，论述体育文化传播中有待开拓的几个理论视角。

    随着体育一文化一传播研究的日益深人，业已形成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态势，体育文化传播的理论创新与整合成为无法回避的瓶颈。热点散乱、话语芜杂既是厚积薄发必然经历的过程，同时也是一段模糊混沌的困局。北京奥运渐行渐远，留给我们的思考却越积越深，无论是体育文化传播本身的理论支撑还是其现实的发展指向，都需要在回顾中整理，概括中提升。

    一、北京奥运后体育文化传播研究皿待理论整合与创新

    任何一个学科，当它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其研究的学理基础与研究对象都会发生拓展与迁延，这就对学理层面的创新与发展提出了现实的理论诉求，作为新兴的跨学科研究，体育文化传播也不例外。

    1.中国体育文化传播研究的内容拓展需要新的理论支撑

    目前体育文化传播的研究对象涵盖几乎所有与体育相关的人类传播活动，关于“体育一媒介一社会一文化”的相关研究已经远远超出几年前以内容分析为主的体育新闻报道研究的范畴，学界不断出现的新的提法，诸如体育文化传播、媒介体育、体育景观、体育媒体服务等，都反映出研究视域的扩展与问题。北京奥运作为一场盛大的媒介事件，引发了众多人文社会科学对体育文化传播的关注，特别是在体育文化传播与文化产业概念相互包容的现实研究范畴中，更是带有浓厚的交叉学科的性质。加上198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学、传播学、文化学、人类学等新兴理论的大量引人，体育媒介研究一时间聚集了人文社会领域的诸多思潮，新的命题与阐释迭出，也带来了研究范式与概念范畴的混杂，需要对其进行理论梳理、沉淀与反思。

    2.体育文化传播研究对象的扩展，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本土理论架构

    对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体育文化传播研究的起点并不是来自本土文化，而是来自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运动，中国现代体育的发展也是西学东渐的产物，直到今天体育文化传播实践中依然沿袭着西方现代奥林匹克话语体系中对体育精神的界定，因而在很多时候，我们缺少的不是体育文化传播研究的理论支撑，而是与中国本土体育这一研究对象相适应的建设性的观念。

    新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以及社会转型带来的中国社会全方位的变革，使得体育与文化传播研究的历史语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政治一元的话语体系逐渐被多元化的话语所取代，众多新的关键词与提法在原有的理论基础之上重新予以界定，此外，社会变化加剧，新的问题与新的危机也在以加速度的方式运行。可以说体育文化传播自身在消化中外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的同时，还要应对随时出现的新现象、新问题，如何有效地吸收并生产创新，已经成为体育文化传播的破局之题。

    二、中国体育文化传播理论发展应从关注现实路径出发

    北京奥运后中国体育文化传播的发展依然是现实指向的问题，既然关注发展就不能回避现实路径的选择问题。文化传播中任何现实的路径选择都不是任意的，而是已有历史积累的结果，是已有历史的延伸。按照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c.north)的路径依赖观点，今天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决定的。体制变迁与技术演进一样，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机制，并且行为者的观念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主观抉择在制度变迁中起着更为关键的作用。当前中国体育文化传播主要存在两种路径—政府主导与资本主导。

    1.政府主导模式要求体育文化传播体现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

    伴随着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政府主导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并在北京奥运会达到空前有效的高度。这种路径依赖仍将是中国体育事业发展的主导力量，体育文化传播的发展也无法脱离这样的实际，对于传播内容不能脱离主流媒体的舆论导向，在国家/民族认同凝聚力的建构中发挥积极作用。不过，与计划经济时代不同的是，体育文化传播在为国家主流价值观服务的同时，也被鼓励在彰显个体特质、体现社会文化多元性的方面多做文章，以适应以人为本的社会的民主化进程。这一进步与传播与生俱来的自由精神相结合，将体育的功能延展，凸显出社会个体丰富的文化选择。

    2.资本主导模式加速了体育文化传播的全球化

    资本主导模式更多的体现为全球资本在大型体育赛事中的运作，体育无法脱离资本运作的模式对现存文化价值的迁延与影响。英国学者雷蒙德·波伊勒(raymond boyle)就明确指出电视、体育和赞助之间构成了运动的当今世界体育运动的三角关系。可见，媒介与资本合谋下，体育赛事的叙事手段与影像风格甚至是自身体制的结构，都不同程度取决于跨国市场的目标性，充满了不同利益群体的矛盾，资本也正是借助不同中的矛盾平衡，在全球化的体育文化传播中腾挪跌宕，以求得利益的最大化，不过这样的过程的确有利于体育文化传播深人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其中隐含着丰富的文化博弈，反映出着不同社会阶层的话语流变。

    在现代化与全球化过程中，不论是民族国家还是资本力量，都不愿看到同质化的体育文化传播，因而今后中国体育文化传播的发展还将以政府主导与资本主导这两种路径为主，二者相互作用并惯性化的矛盾态势必将持续很长时间。

    三、现阶段体育文化传播研究中有待开拓的几个理论视角

    正是因为上述理论与现实的存在，后奥运时代体育文化传播的理论拓展才显得真实而又迫切，如今中国体育文化传播研究还处于发韧期，理论成果是初步的，若干年后才可能进人成熟期，因而无法也不必追求大而全的理论体系，多角度的观察与思考才是对其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价值性与科学性作出合理的判断的前提。

    1.充满象征意义的体育文化符号

    传播是社会交往仪式和文化的生存与再生。我们必须通过各式各样的符号与象征来感知我们身处的世界，对于体育媒介研究的理论逻辑而言，符号学的视角当属最有效的一类。作为截取的文化字段，充满了象征意义的体育文化符号向来是不同文化人群相互接近并加深了解的最直观的印象载体，这些符号可以是某种体育运动，可以是某位运动员，也可以是被赋予的某种虚拟的精神价值;有着相同目标指称意义的群体间的言语指称意义的形成与传播也最为便捷，除了奥林匹克运动以外，这一视角在世界杯足球比赛等全球性体育事件中表现的同样明显。2010年6月一7月的南非世界杯中，南非传统乐器呜呜祖拉(vuvuzela )的响声经由世界杯的转播响彻全球，虽然备受争议，但这一细节正是文化符号的创新与整合的典型案例:南非世界杯中的呜呜祖拉象征了非洲草原生活的口常工具(一种用来驱赶拂拂的发声工具，在古老的非洲用于召集部族成员集会)，代表了非洲球迷的个性特点(1990-1998年世界杯的球迷看台上，我们都能发现吹着呜呜祖拉的非洲球迷)，今年世界杯上改良的呜呜祖拉经过世界球迷的推动，兼具多重文化身份，俨然就是南非世界杯足球赛的文化象征之一。

    2.体育媒介景观在国家/民族/群体文化认同中的建构作用

    不仅仅是奥运，现今世界由媒体再现的众多国际赛事俨然成为一种国家/民族/群体的身份标识，体育竞赛在很多时候早已超越了个人价值的实现，而被有意或无意的赋予复杂的政治因素，成为个体身份认证的重要维度。媒介通过奥林匹克盛会的全球化，对各种不同的影响加以传播，诸如各国鼓励可获得国际声誉的项目的体育政策出台，对比赛的胜利在经济上和象征力上加以利用，将各种情感因素融合为想象中的共同纵酒狂欢时，这种力量才最为明显。2010南非世界杯足球赛后，西班牙国脚们捧着大力神杯欢庆游行的镜头让我们回想起1998年世界杯法国足球队夺冠后香榭丽榭大道上万头攒动举国狂欢的盛景。这些恰如戴维·罗伊(david rowe)论述的那样，所谓“民族国家”的概念是围绕着其代表性的体育活动而建构起来的，并且这一概念通过媒体机构进行对内和对外地广为传播，从而成为在人类情感世界的深层连接媒体和体育的重要文化象征。此外，体育自身的凝聚力从来就是社会群体动力的有力证明，加之与现代媒介传播手段结合而培育成的大量参与群体与观众群体，无疑成为现代人类社会群体建构文化认同的重要一环。

    3.建设体育强国语境下的体育文化传播的日常生活视角

    日常生活是最为庞大的人类传播行为的集合。北京奥运会后，对于十几亿人口的映涣大国，奥运金牌总数绝对不是唯一的衡量标准，我们面临的是如何建设体育强国的宏大课题。在这样伟大的历史语境之下，如何使每位社会成员受惠，如何给体育文化传播这一宏观议题构建通向普通社会个体日常生活的德性网络，这种充满终极关怀的视角在目前中国体育文化传播中有待于挖掘与弘扬。北京奥运的成功举办将是中国体育事业发展中的一个节点，这次文化盛事必然会引发一系列的深层思考，人们对体育的关注将从“金牌策略”转移到日常生活领域(群众体育领域)，体育文化传播的常人视角将会发现在举国体制的官方宏大话语遮蔽下，传播主体在日常生活层面的更多有价值的论题。如何通过体育展示普通人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追求，更好的发挥体育的交往功能，还是一片有待开拓的研究领域。

    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