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范文

新文化范文第1篇

关键词：新文化史；彼得・伯克；历史叙事

新文化史作为一种研究视角和方法，一时间在国内史学界声名鹊起，关于新文化史的研究则连篇累牍，其中自2001年以来以新文化史为研究主题的文章就达到了683种之多，[1]其中关于新社会文化史的一年就有44种，译介的论著有百余种之多。同时，对国际学界新文化史研究的几个主要代表人物美国历史学家林・亨特（Lynn Hunt）、纳塔莉・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以及英国文化史家彼得・伯克（Peter Burke）的相关研究也不断涌现。这些研究成果在叙述过程中试图爬梳、分析和探求新文化史的基本特点和编纂方法，这一行为在客观上体现了新文化史研究者的新文化史研究心态，本文将以国内彼得・伯克研究为出发点，重点探讨国内学者编纂和建构新文化史的过程。

1 新文化史研究

新文化史作为国际史学界的一个重要研究“范式”，在国内的史学研究中，大部分研究成果是以理论研究的形式呈现出来，关于新文化史的产生发展以及其理论特点的评述更是占据了新文化史研究的很大一部分，大部分相关研究把新文化史形成的背景归结为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法国年鉴学派以及后结构主义思想和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的共同影响，周兵还讨论了历史叙述主义以及史学研究的“文化转向”对史学研究和新文化史的产生与发展所起到的重要影响，认为西方主流历史学研究的“文化转向”包括三个重要方面，即从社会史向新文化史的转向，从传统文化史向新文化史的转向，以及史学研究对象向侧重文化分析与文化因素的转向。[2]张仲民的研究丰富和补充了新文化史研究中的一些弊端，他认为新文化史研究的兴盛并不意味着史学研究应该排斥宏大叙述。[3]丰华琴的研究则是转变了前两位学者的论述，但她也仍以该四种理论发展背景调整为其具体的研究形式，她认为新文化史的三个转向是指“社会史”向“文化史”的转向，“语言学的转向”以及“叙事史的回归”，新文化史研究对象表现为三个层面，即心态研究取向、大众研究取向以及微观研究取向，并点破了新文化史研究给史学研究带来的三个重要思路，即历史是一种解释或者诠释，历史解释不应受到解释“范式”的制约。[4]吕杰摒弃了关于新文化史研究的传统方法，从话语分析与新文化史研究的合法性出发，去分析新文化史研究的知识社会属性，认为新文化史在那些理论背景的推动下成了代表历史学典范转移的一种话语。同时，在其实践过程中又必须不断进行调整，以维系其合法性。具体而言，就是不断调整文化的定义，调整文化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更新对客观性的理解，从而实现由偏重解读符号体系的意义转向将符号与实践相结合，社会研究与文化分析的结合，重视虚构背后的建构过程。[5]王亮将新文化史的“新”简单地归结为指导思想的改革、书写方式的更新、研究领域的拓展三个方面。[6]关于新文化史的总体性研究也逐渐陷入一种“叙述性范式”，从介绍新文化史的概况到追溯新文化史产生的背景，再到新文化史的发展历程和研究特点，最后归结到中国的新文化史研究，而对在新文化史兴起和发展过程中重要的人物研究则相对灵活一些。

关于娜塔莉・戴维斯女士与新文化史的研究，以及开始由起初的文本分析开始转向观念的探讨。周兵对《马丁盖尔归来》的形成和文本进行了分析，探讨其中蕴含的新文化史研究特点与方法，[2]夏小娜则突破了这种分析方式，以戴维斯的研究成果为研究对象，以有关妇女史的实证研究为基础，探讨戴维斯的妇女史研究是如何充分地体现她的新社会史与新文化史思想。[7]关于新文化史范式形成的几个重要代表人物的研究也是学界梳理新文化史形成的一个重要方法，梁时英详细介绍了吉尔兹的著述历程、解释人类学理论及其研究实践案例，通过分析新文化史的兴起和考察若干新文化史家代表作，以期系统梳理吉尔兹对历史学方方面面的影响及提供的借鉴和启示。[8]张茜梳理与分析布尔迪厄在社会文化研究领域的学术贡献、理论框架和主要概念工具，通过考察布尔迪厄思想在新文化史的理论和实践过程中所产生的影响，认为布尔迪厄对新文化史的理论影响主要是体现在理论观念上，其早期在人类学领域的研究实践、对文化概念与文化分析方法的重新解释以及他的实践理论和反思性立场等都给新文化史家提供了一个探究历史的独特的理论视角，指引他们走向了新的方向。[9]此外，还有关于林・亨特的研究成果也体现了从文本研究到其思想理论与研究实践的研究。①

新文化史的研究并不仅仅局限于“范式”和代表人物，有些学者开始探讨“新文化史”对其他学科研究应用的可能性，如在“新文化史”的视野下重新审视文学、文学史、文学研究的现状，邓金明认为这为文学研究提供了一种可能性。[10]教育史的研究，[11]明清、民国社会史、城市史等中国史研究[12，13，14，15]也开始意识到引入新文化史的研究范式，还有研究涉及近年来国内关于新文化史研究成果的出版情况。[16]

2 彼得・伯克研究

彼得・伯克作为英国乃至国际史学界新文化史研究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随着其1999年的到访，开始将“新文化史”第一次带到中国，在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南京大学三校进行了巡回讲学。随后，他接受了南京大学的采访，形成《新文化史学的兴起：与剑桥大学彼得・伯克教授座谈侧记》[17]一文，而他撰写的《西方新社会文化史》也于同年登载于《历史教学问题》。伯克的中国行，在推动中国史学的“文化转向”方面起了积极作用。关于他的研究并没有随之兴起，而是在出现在十多年之后，2012年蔡玉辉的《每下愈况：新文化史学与彼得・伯克研究》出版，使得国内关于彼得・伯克的研究暂告一段落。截至2014年11月，中国大陆关于彼得・伯克的新文化史研究的重要成果已有十几种。

关于彼得・伯克的这些研究成果主要探讨了彼得・伯克的历史观，蔡玉辉将其归结为中和、建构与多维三个层面，体现了大众化、平民化和多维性的特点。[18]这个观点在其研究成果《每下愈况：新文化史学与彼得・伯克研究》中得到了发展，即彼得・伯克的史学观中的“中和观体现的是一种价值取向，其中包含了对大众化、日常化的追求；建构观体现的是一种创新意识，包含着对熟习化的否定，对‘约定俗成’的否定，对新意的追求；多维观体现的是一种平等意识，包含了对欧洲中心主义、文化沙文主义的否定，对多元文化的追求。”[19]其书用将近三分之二的篇幅去论述传统文化史的流变，不同文化史观的举证与论析，以及新文化史的发展历程与史学特征，借此阐明新文化史较之传统文化史所体现的问题域的变与不变，很难说是一本关于彼得・伯克研究的专著，笔者在此不予深入分析。武玉红成果的聚焦点相对更集中一些，她比较了彼得・伯克对新文化史和文化史的早期形态之间的差异，以及目前新文化史研究存在的几个主要问题，即文化建构理论、文化的定义尺度、新文化史研究对象的增多和碎片化的危险。她进一步指出了彼得・伯克对社会理论的关注。[20]这些关于彼得・伯克新文化史研究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基本上理清了彼得・伯克关于新文化史研究的基本观点。

在彼得・伯克看来，语言具有不确定性和符号性，“历史史料载体的语言特征，史料记载者、传抄者和解释者的主观性，时代变迁等这些因素，决定了历史文化意识、观念、概念、形象、性别特性、阶级、民族、种族、种姓、氏族、部落等术语都是在历史进程中建构起来的，如欧洲中心观念就是西方人的一种建构。”[21]关于彼得・伯克的研究亦是如此，也是一个建构的过程。这种建构过程主要体现在对彼得・伯克新文化史研究的编纂过程中，以蔡玉辉的《彼得・伯克的文化史观》为例，文章一开始便对彼得・伯克的形象作了一个简要的描摹，他“思想深刻，温和平实，但眼光敏锐，且博闻强识，视野开阔。……撰写史学著作26部，发表专题学术论文269篇（截止到2010年7月）。这些著述被翻译成30余种文字”。[18]这便使得读者对彼得・伯克有了一个粗浅的认识，这位学者人还不错，研究功底深厚，研究成果丰硕，且影响力很大。接着，作者便开始追溯彼得・伯克的成长史，“多元”与“优异”是这一部分的主题词。继而作者开始对彼得・伯克的文化史观做了一个论述，这部分也是文章的主体部分，这一部分基本上是彼得・伯克自说自话，在4500字左右的论述中有将近70%的论述转引自彼得・伯克，其中直接引用达到了62.43%。作者论述的方法以陈述为主，而其中鲜有的一处比较研究中却没有给出参照物，而对参照物的描述更是无迹可寻。最后作者对自己的陈述进行了总结与延伸，分析了彼得・伯克的研究成果受到追捧的原因，即彼得・伯克平等中和的价值取向。其对各种文化的广泛了解也许来自于掌握多种语言带来的便利和其清新简洁而略带幽默的论述风格。这个评价体系的运用使得研究者对彼得・伯克的新文化史研究的纂写最终没有扭转到一个批判性研究的高度，当然，作者对彼得・伯克的历史观的陈述中也不乏一些值得借鉴的研究成果。

在彼得・伯克新文化史思想与实践的编纂过程中的另一种方法便是批判性的研究，刘华对彼得・伯克《西方新社会文化史》的译著却使我们对彼得・伯克的认识更进一步。彼得・伯克在文中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新文化史却是对布克哈特描绘时代肖像之设想的回归。然而，隐含在新文化史背后的寓意与那些早期占据主流地位的文化史是迥然有别的。”[22]

3 结语

新文化史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在世纪之交引入中国史学界，但在学界并没有引起很大波澜，与台湾史学的研究相比，便可一目了然。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马勇研究员所言，在新文化史研究中对个别人物的叙事性描法与中国传统史学叙事方式和故事建构有很多相似之处。在中国传统史学中传记占有很大一部分，这便是中国传统史学的一大特点。西方新文化史给中国史学研究带来哪些更加可取的成分，新文化史研究者如何去编纂自己的新文化史研究成果则是最直接的一个表现形式。从关于彼得・伯克新文化史研究的编纂中可以看出，国内新文化史研究的编纂仍然是以一种传统的方法去看待一种新的编纂体系，很多研究成果并没有融入或超越这一新的研究范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只能跟在别人的后面，在史学研究中只能处于“失语”的地位。

此外，关于新文化史的编纂过程中，对于“新文化史”和“新社会文化史”这两个术语的使用习惯也是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虽然很多情况下不同的研究者在面临同一个研究对象时，会因人而异地偏向于选用某一个术语来编写关于新文化史的研究，由于篇幅有限以后再论。

注释：①如周兵.林・亨特与新文化史[J]. 史林，2007（04）：170-182+91.李杨.法国共和政治文化下的家庭罗曼史――林・亨特之性别化阅读方式对法国大革命的重构[J]. 福建论坛（社科教育版），2011（10）：21-22.丁敏.林・亨特新文化史研究[D]. 湖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但其研究成果仍然比较有限，难以作进一步的准确评述。

参考文献：

[1] http：///schhp？hl=zh-CN[DB/OL]. 谷歌学术，2014-11-02.

[2] 周兵.当代西方新文化史研究[D]. 复旦大学，2005：144-163.

[3] 张仲民.典范转移：新文化史的表达与实践[J]. 社会科学评论，2006（04）：40-58.

[4] 丰华琴.对西方新文化史的阐释――历史研究中的多维视角[J]. 历史教学（下），2010（08）：64-70.

[5] 吕杰.新文化史的话语分析与合法性探究[J]. 邯郸学院学报，2011（03）：52+7.

[6] 王亮.理论与方法的推陈出新――新文化史研究综述[J]. 史学月刊，2014（09）：25-40.

[7] 夏小娜.在新社会史与新文化史之间：戴维斯妇女史研究探析[D].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8.

[8] 梁时英.吉尔兹与当代西方新文化史研究[D]. 山东大学，2010.

[9] 张茜.皮埃尔・布尔迪厄对当代西方新文化史的影响初探[D]. 浙江大学，2008.

[10] 邓金明.“新文化史”与文学研究的新视野[J]. 中国中外文艺理论研究，2012（00）：15-20.

[11] 黄宝权.新文化史视域下教育活动史研究的“三个转向”[J].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03）：102+5.

[12] 张仲民.新文化史与中国研究[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1）：100+8.

[13] 周巍.“文学作品”的利用与新文化史研究――以民国时期报刊文学中的“苏州评弹”为例[J]. 常熟理工学院学报，2011（05）：119+24.

[14] 张仲民.新世纪以来中国大陆的新文化史研究[J]. 历史教学问题，2013（01）：56+9.

[15] 张璇.新文化史视野下的明清仕女闺阁文化――以《红楼梦》为中心的文本解读[J]. 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2014（01）：113+7.

[16] 周兵.精彩纷呈的新文化史[J]. 历史教学问题，2007（01）：35-42.

[17] 杨豫，李霞，舒小昀.新文化史学的兴起――与剑桥大学彼得伯克教授座谈侧记[J]. 史学理论研究，2000（01）：143-50+61.

[18] 蔡玉辉.彼得・伯克的文化史观[J].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04）：442+7.

[19] 蔡玉辉.每下愈况：新文化史学与彼得・伯克研究[M]. 译林出版社，2012：190.

[20] 武玉红.彼得・伯克的文化史观念初探[J]. 黑龙江史志，2014（15）：165+7.

[21] Burke，Peter&Roy Porter . A Social History of Language[M] .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2-15.

[22] 彼得・伯克.西方新社会文化史[J]. 刘华，译，李宏图，校.历史教学问题，2000（3）.

新文化范文第2篇

作为领导者，谁都不希望远离创造力，希望组织中的每个人都提出新颖的、有用的想法，包括财务人员。

如果任何公司的管理高层都把监听设备安放在员工食堂或工作人员最喜爱的酒吧，他们会很快发现：

? 每个员工对公司的各个方面都有自己的想法

? 许多想法都是深思熟虑之后得出的

? 许多想法都值得公司斥资执行

在创新文化发展良好的公司，没有员工会谈及这种文化，因为创新已经成为公司的DNA，融入到其每个员工的行为。

具有创新文化公司的另一个特点是，职员对提出想法非常感兴趣。我们现在说的这种兴趣是那种来自员工内心的，而不是奖励制度激发的兴趣。这种兴趣是一个人的工作方法、活动领域以及所涉及工作任务的固有部分。富有创造性的人对创新的态度是一样具有喜悦或悲伤的，它是可感染的。在创新型公司中，组织机构里不会献计献策的人会发现自己不知不觉地在努力创造、建议、评估，并常常帮助公司寻找更好的工作方法。在公司，管理层可采用自上而下的方式鼓励员工发挥创造力，这种创造力在日常的工作中已经根深蒂固，最后激励的方式也转为自下而上的模式，从普通员工到董事会成员。创造力自然发展，并从一名员工传播到另一名员工。

确定创造性企业文化的另一种方法是看看企业的持续创新是否成为公司内公认的事实，也就是说，公司的每个人都知道正在开展的创新项目及其会带来的成果。创新并不局限于某些部门或主管人员。保持信息畅通，每位员工都会关注公司的创新成果。创新成功的公司往往是目标细分市场的领导者。市场领导地位转换成一种自傲的成就，这不是一种骄傲的虚荣心或自满，而是员工知道他们自己在书写行业未来的自豪感。

这一切都非常有吸引力，说起来容易，但如何做到呢？如何获得一种创新文化？有的大公司的老总认为，几乎不可能改造现有的企业文化——成千上万的公司员工态度消极、工作效率低下、存在惰性、机构瘫痪。组织越大，就越难培养这种创新文化，这是事实，但它并不意味着这是不可能的。例如，几乎没有人会否认IBM和宝洁是两家巨型企业。不过，这两家公司的经历都证明，通过付出努力、良好计划、坚忍不拔和合理利用资源，我们可以把保守型文化转变为创新文化。宝洁在全球的员工不少于11万，但仍能从过去的模式转变成一家高效创新的模范企业，在这一点上没有任何对手可匹敌。

我们知道，创新文化（规划、过程和奖励）是界定创新型公司的四个要素之一。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因为有许多企业高管认为，所有要做的是引进创新文化，然后创新迟早会发生的。我们也看到，这是不正确的观点。如果你的企业没有创新文化，按部就班地培养和促进这种文化是没有意义的。比如，那些目标太高的创新过程。

新文化范文第3篇

关键词：新史学；主题分类；特征

《新文化史：历史学的“文化转向”》，周兵著，于2012年11月由复旦大学出版。此书的整体框架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新文化史的理论与方法”，第1～5章，通过学术背景的分析来探讨新文化史的具体理论和方法。这五章分别是“三个维度的转向”“转向：1980年代”“新文化史的三个理论来源”“微观史学与新文化史”“精彩纷呈的文化史”。下编为“新文化史家与新文化史”，第6～10章，则将研究的一些问题聚焦到若干有代表性的新文化史家和他们的新文化史研究理论与实践上。分别是“彼得・伯克与新文化史”“林・亨特与新文化史”“娜塔莉・泽蒙・戴维斯与新文化史”“罗伯特・达恩顿与新文化史”“罗杰・夏蒂埃与新文化史”。

何谓“新文化史”？彼得・伯克写了整整一本书来回答这个问题，可见其复杂性。[1]旧文化史强调大文化的分门别类，强调文化的拼盘或多学科组合，大致都在因袭老一代历史学家诸如柳诒徵、吕思勉等在1949年之前的作品，在时间上贯通古今，在门类上触及典章制度、思想学说、宗教习俗、风土人情、文学艺术。由于“史学危机”的影响，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现了以新文化史兴起为标志的史学风向转折。新文化史得名于1987年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次法国史学术研讨会，之后的社会文化史、历史人类学、人类学史学等名目都在其名下。一些史学家认为“新文化史”就是对旧的“新史学”的反动和发展，被看作是对既成的社会史、经济史和人口史的一种突然爆发的批判。以新文化史学为标志的历史学领域的文化转向，并不是简单地在众多的历史研究取向中增加了一个“文化”的概念，而是一种全方位的史学风气的转变。

作者在书中也提到现今对“新文化史”的广义界定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研究领域上，它是传统文化史研究的进一步拓展，由精英文化转向大众文化；二是在研究方法上，它强调文化因素的能动作用，注重从表象、符号、仪式、话语、价值观念等文化形式入手，探讨和解读文化在历史中的作用，是一个注重过程的研究。新文化史有一些基本的特点还是很清楚的：它研究大众的文化；在研究方法上主要采用叙事的方法，如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创造出微观史这样的历史研究新形式；新文化史研究也是西方学术文化和语言学转向大背景下的产物，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理论对新文化史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值得我们思考。

其实，关于“新文化史”研究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已在西方史学界出现。新文化史经典之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E.P.汤普森著）在1963年问世，《夜间的战斗》（卡洛・金兹堡著）也在1966年出版。70年代较有名的作品，包括拉杜里的《蒙塔尤》，卡洛・金兹堡的《奶酪与蠕虫》，彼得・伯克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间的文化和社会》和《现代早期欧洲的大众文化》等等。此外，还有米歇尔・福柯的一系列著作和海登・怀特的《元史学》。

到八九十年代，新文化史研究势不可挡，正是新文化史研究的一个发展期。相关的成果大量问世。21世纪初，加州大学教授约翰・R・霍尔在加州数字图书馆上检索了包含“文化史”这一术语的书名。他发现，这类著作的数量在1970～1979年为62部，1980～1989年增至99部，1990～1999年则达到181部，2000～2001年的18个月内，以文化史为标题的著作有25部。而相关的文章更是不计其数。由于文化所涉及的面是如此的广泛，以致任何一个领域几乎都有新文化史研究的作品，正如彼得・伯克所说：“每样东西都有它自己的文化史，包括睡梦、食品、情感、旅行、记忆、姿态、幽默、考试等等”。[1]1989年，美国历史学家林・亨特主编了一本名为《新文化史》的论文集，[2]该书问世以后，这类以大众文化为取向的历史研究就被汇聚在“新文化史”的旗帜之下。[3]

在90年代的后期，新文化史研究进入高潮期。视觉敏锐的史学家们已经发觉出新文化史研究中的问题。1999年，由林・亨特和维多利亚・E・鲍纳尔主编的论文集《超越文化转向》[4]问世。这本书就是此年代中一些重要的新文化史学家在一次名为“在文化转向时研究文化：历史学和社会学”学术讨论会上提交的论文汇集。学者们反思了新文化史，对其的理论和方法甚至对“文化”概念本身，重新进行了检讨，并提出了在文化研究中要把社会的因素找回来，以及如何把文化的分析模式和社会的分析模式结合起来研究。

新文化史学的研究主题丰富多彩。彼得・伯克将其分为七大类[1]：

物质文化史，即饮食、服装、居所、家具及其他消费品如书的历史。与费尔南・布罗代尔相比较，年轻一代的历史学家更多是从文化的视角而非经济的观点来进行探讨。他们想表明，人们是如何通过选择特定的衣服等诸物来达到对他们自己的身份认同的。丹尼尔・罗齐的研究成果是该领域的一个良好范例。

身体史，它与性态史、性别史相联系。米歇尔・福柯自然是其先行者之一。福柯之后，身体史继续扩大其研究领域并呈多样化趋势，现在其研究包括姿态史、性史（目前更多是男性史）以及情感史特别是恐惧史和幽默史。

表象史，即对自我、民族及他人等的形象、想象及感知的历史或如法国人所称的“表象社会史”，它正逐渐取代“集体心态史”。表象史既注重视觉的和文学的形象，亦关注头脑中的意象。无论在美国还是法国，对集体表象的研究都是新文化史的中心。近年来特别受到关注的精神表象中的另一侧面是阅读史。

社会记忆史。表象或表象物的社会史只是通向记忆社会史或“社会记忆史”的一小步。在这个领域，后来引起意大利、英国、葡萄牙及其他地区纷纷仿作的研究成果是由皮埃尔・诺拉主编，由一群法国历史学家集体合撰的皇皇巨著《记忆之点》。

政治文化史。想象的共同体和关于政治事件的记忆只是通向“政治文化史”的另一个步骤。新社会文化史家已经重新发现了政治，但他们是从全新的视角来研究的，集中于政治态度和政治实践的社会史，包括普通人与精英人物，地方政治与中央政府。

语言社会史。话语模式一例，将我们带向了语言社会史（包括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语言史本是由语言学家从事的一门传统史学学科，而另一方面，受到社会语言学家的启发，社会语言史成为了一门由历史学家来从事的史学新学科，侮辱史、礼让史、行话史、谈话史以及语言与民族和地区意识之间的关系等都属于该领域，并已引起学者们的关注。

旅行史。行为社会史的另一范例是旅行史。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旅行日益受到历史学家的关注，但研究方法一直在变。当前的研究重点已转向旅行文化史，所关注的是不同世纪的人们用之于旅行的“艺术”和“方法”，也关注人们对异邦人的看法，女性旅行者及其女性视角始终是特别受关注的内容。

正因为新文化史学的丰富多彩，以及能够将生活和个人自由、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相互联系都最大限度地展示出来，是因为它与传统史学相比，在史料的处理和解释模式以及写作方式上有了根本性的转变，这也是新文化史的特征所在。

史料的文本化。史料一直是西方传统史学研究工作的出发点。从史料的基本用途和处理方式上看，新史学并没有做出太多的转变，仍是依据这些考证的新史料来复原某个时代的历史事实。新文化史学不仅没有否定史料的价值，反而发掘了许多新的史料。

从因果的角度解释到文化的阐释。在对历史因果关系的解释上，新史学没有带来重大转变，而是在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中发现了新的解释因素。新文化史学不满足于对表面的思想、行为和印象作出的解释，特别是现行的历史因果论解释，而是将文化纳入了他们的方法论，力图挖掘研究对象的深层次内涵，同时加强历史进程中偶然性因素，如情感和个性的作用。

从分析到“深度描述”。以前的文本注重叙述，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新史学则更加注重分析在解释历史中的作用，它以理性为基本前提，借鉴了来自政治学、经济学的理论预设和逻辑框架采用了“深度描述”的行文方式。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分析，而是意味着在全面观察和理解所研究对象的基础上，把人置于他所处的环境中，围绕一个问题和中心，对他与他所处文化机制之间的关系，作出详尽而准确的事实描述和分析。这里的重点不在于事件和人物之间的相似性，而在于千丝万缕的差异性。

从客观主义到文化相对主义。客观性和主观性的问题一直是困扰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的一个问题。实证史学要求历史学家在分析和写作过程中抛弃任何个人的情感，不带任何偏见。新文化史学在文化相对主义中发现了主观与客观协调、平衡的可能性，新文化史学抛弃了客观主义的研究方法不再把研究对象仅仅看作是等待被分析的物质，而是采用主体研究法，把事件、文献作为一个由社会和文化建构的文本，历史学家也由此与研究对象展开互动对话。

纵观全文后，此书并不是简单的思想转变过程，而是把史学史、思想史和文化史三者融为一体，侧重于是思想观念、仪式象征以及话语表达，注重文本的分析，也考察仪式、象征和话语表达。既有讨论精英的思想，也有讨论大众的观念、情感和心态；既有研究个人的思想和概念的形成，也关注某个群体以及社会思潮和社会挂念。书中下编选择的五位历史学家，都是非常著名和重要的新文化史代表人物，介绍了他们在面对史学危机时的思想转变和在微观史学发展中的变化，史学家把研究视角转向大众、阶级底层的个体。例如，法国史学家・科尔班的《大地的钟声》，勒华杜拉里的《蒙塔尤》，史景迁的《王氏之死》，孔飞力的《叫魂》等著作，既有在史学演进的层面来研究其思想观念和不同流派的演进，又将史学本身也看为文化和思想观念的一种表达。[5]总的来说，此书从选材和布局方面来看是本值得阅读的著作。

参考文献：

[1] 彼得・伯克（英）.什么是文化史[M].蔡玉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35.

[2] Lynn Hunt，ed . The New Cultural History[M]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Press，1989.

[3] Geoff Eley，Crooked Line . from Cultural History to the History ofSociety[M] . The Universityof Michigan Press，2005：156.

[4] Victoria E . Bonnell and Lynn Hunt，eds.Beyond the Cultural Turn[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

新文化范文第4篇

盘活区域资源，汇聚文化活力

海淀文化源远流长，底蕴深厚。早在辽金时代，就兴建了寺庙，从明朝开始，海淀就成为皇家园林的圣地。大批文化单位在海淀成立、聚集，这其中既有广义上的教育科技机构，又有直接从事文化产品生产的机构，产生了巨大的聚集效益，这是海淀的宝贵资源。但也要看到目前区域与区属文化资源尚未有效地整合，形成合力，海淀文化的整体优势和形象没有充分地展现出来，顺应时代要求。这迫切需要我们打破按所属分配文化资源和产品的传统模式，探索区域资源发展新的途径、新的载体。

加强上下沟通，内在联动，区域互动，盘活资源存量，最大限度地发挥区域各文化团体和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形成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整体优势。今天艺术团联盟和专家委员会，就是遵循“共存、共责、共建、共赢”的理念，整合区域文化资源的开篇制作和文化影响力的一次有效的尝试。

创新体制机制，激发文化活力

深入改革，大胆创新是掀起海淀文化发展新高潮，提高区域文化软实力的根本动力和重要途径。我们要以前瞻的眼光、宏观的视野和开放的思维，在融入首都环境建设的大格局中找准定位，形成有利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体制机制，营造有利于出精品、出人才、出效益的良好氛围。

最近海淀区结合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正在研究制订深入文化管理体制改革，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意见和发展规划。我们将积极争取上级部门的支持，在文化体制改革方面出台现行试点、产业引导、人才激励、投融资、知识产权保护等各项政策措施，吸引和鼓励民间资本、社会力量参与区域文化建设。

希望广大文化单位、文化企业、艺术团体积极适应人民群众文化需求的新特点和审美情趣的新变化，发挥各级优势，贡献聪明才智，加强文化内容形式的创新，推动不同种类、门类和文化活动的相互融合，推陈出新，营造区域文化创造活力竞相迸发的局面。

打造文化品牌，提升文化形象

实施文化品牌和文化项目建设，是繁荣区域文化，提升文化形象的重要举措。我们要发挥区域优势，打好文化的历史牌、科技牌、生态牌、旅游牌，研究文化发展大的手笔、大的项目，培育一批在全国，乃至国际上都有较高知名度、有自主知识产权、有广泛市场影响力的文化品牌，形成海淀文化的精品和亮点，使海淀和文化一样在全国叫得响；要加强项目的遴选和实施，中部多元文化核心区、北部特色文化发展区和五棵松文化创意产业代表的特色；支持国家排演中心，国家电影放映中心等一批重点项目，推出一批标志性的文化设施，构建文化演出平台，挖掘国内演出的市场潜力，推出经典文化作品、品牌文化活动，逐步使海淀成为大师名家的汇聚地、多元文化的展示地、创新文化的辐射地。

发展文化产业，壮大文化经济

文化既是社会进步的主要指标，也是生产力的要素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内容。目前海淀文化产业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了27%，文化创意产业拥有全市20%的从业人员，创造了全市40%的增加值，文化产业在经济发展格局中举足轻重。

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形势面前，我们要善于调整产业结构，挖掘新的增长点，增创发展新优势，大力发展经营型文化产业，通过文化引领生产力，提升核心竞争力，遵从科技是手段，创意是源泉，人才是基础，产业化是方面，效益是目标的基本的理念。依托海淀科技人才优势，促进现代高新技术与文化产业的有机融合，构建文化产业发展新体系，形成若干文化产业聚集区，支持文化产业做大做强，吸引国内外优秀文化企业驻区发展。

在发展图书、音像、出版、发行、影视制作等传统文化产业的基础上，我们要大力发展具有竞争优势的文化创意产业，发挥中关村创意产业先导基地的引领作用，实施文化创意产业行动计划，着力打造文化创意产业的产业链、技术链、产品链和人才链，使海淀成为制造手段先进，消费群体众多的全国文化创意产业聚集中心、成果展示交易中心和时尚生活消费中心，确保海淀在北京乃至全国文化创意产业的龙头地位。

坚持以人为本，推进文化惠民

文化建设的最终目标是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层次、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大力发展公益性的文化事业，以文化催生海淀和谐之美。

要加大对公共文化服务的投入，建立使用高效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拓展公共文化服务领域健全公共文化服务组织，向社会提供更多免费的，或者优惠的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推进文化基础设施工程、文艺演出鲜活工程、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公共文化人才培养的建设。

结合创建全国首都文明城区工作，开展先进文化进社区，明星走进百姓家，开展“五月的鲜花”夏日文化广场活动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支持高雅活动进企业、进学校、进军营、进社区等。

引导群众在文化建设中自我创造、自我服务、自我发展，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大力支持健康有益文化，努力改造落后文化，深入开展荣辱观教育，文明礼仪教育，“爱我海淀，建我家园”教育等，集聚经济上的凝聚力，文化上的亲和力，形成海淀不断前进，快速发展的强大的合力。

新文化范文第5篇

“创新是企业进步的生命线。”“创新是科技腾飞的翅膀。”“创新是中部崛起、西部开发、东北振兴的动力。”“创新是东部率先实现现代化的根和魂。”……党中央确定的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正在形成共识、成为合力。

用15年时间建成创新型国家，由此推动科学技术的跨越式发展，带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革，进而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贯穿到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支撑。这是事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决策，是一项极其繁重而艰巨的历史任务，也是一项极其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

（二）这场变革，呼唤思想的解放和观念的更新，呼唤在全社会导引一种敢于创新的精神风尚、营造一个勇于创新的文化氛围。正如同志所强调的，为实现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奋斗目标，必须“发展创新文化，努力培育全社会的创新精神”。

国民之魂，文以化之；国家之神，文以铸之。

大力发展创新文化，努力培育创新精神，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文化动力，就这样成为我们时代的迫切要求。

（三）创新是一个民族文化活力的标志。一个民族的文化是否具有创新能力，决定了它所造就社会的兴衰和国家的强弱。

一部人类发展史证明了这一点。文艺复兴的思想创新，打破了中世纪的黑暗；启蒙运动的文化创新，揭开了思想解放的序幕。这些思想文化观念的创新，成为推动这些国家走向兴盛的先导。工业化的历程告诉我们：越是创新活跃的地方，就越容易形成产业革命的广阔舞台；一旦创新活力丧失，就面临着竞争出局的危险。18世纪以来，世界的科学中心和工业重心从英国转到德国、再到美国，表面上是地理位置的更替，实质上是创新能力强弱的转换，其中无不包含深厚的文化根由。

我们经历的改革开放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27年弹指挥间，中华大地沧桑巨变。回头看看，没有创新，思想的藩篱难以冲破，体制的坚冰不会融化，深圳还是渔村，浦东依然沉寂。正是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它各方面的创新，熔铸了敢于探索、勤于创造、勇于竞争、甘于冒险的创新文化，造就了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不仅给中华大地带来了激荡人心的历史巨变，而且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社会的精神面貌，更新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工作方式、生活方式。

（四）沿着历史发展的脉络，追寻社会进步的脚印，我们可以看到：

一种文化的发展过程，其本质就是应答历史挑战的过程。凡是对新挑战作出创新应答，创新文化活跃的国家，就能兴旺发达、以至后来居上；凡是创新文化乏力、囿于固有经验和传统思维的国家，就难以持续繁荣和长远发展；

先进生产力的出现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它总要寻找落脚点，而且往往在最具创新意识的文化环境里实现突破。谁在创新文化上占据优势，谁就在发展中赢得主动；

一个国家的创新文化，同创新事业相互促进、相互激荡。创新文化孕育创新事业，创新事业激励创新文化；

文化的力量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强大力量。文化是创新的母体，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先声。观念的创新、科技的创新、体制的创新，无不回归于文化的创新。这是逻辑的必然，也是历史的必然。

（五）进一步说，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创新文化是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创新精神是我们时代精神的核心。只有大力发展创新文化，才能不断丰富和拓展先进文化。

（六）当今世界，人类社会步入一个各种创新不断涌现的知识经济时代，世界新科技革命发展的势头更加迅猛，一场前所未有的历史变革正在展开。文化的力量从未如此重要，创新的话题从未如此迫切。

在这个时代，自主创新能力已经成为国家竞争力的核心，知识产权成为财富的最大源泉，创新人才成为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资源，构建创新型国家成为许多国家的自觉选择。

在这个时代，国家间的竞争，已从单纯的经济层面上升到文化层面；创新文化成为一个国家最核心的软实力，一个国家创新能力的高低、创新精神的强弱，日益成为民族兴旺、国家富强的关键因素。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日本强调“独创力关系到国家兴亡”，韩国人认为“资源有限，创意无限”，英国国会指出“人民的想象力是国家的最大资源”，美国、德国急切打造国家创新体系。

人们比任何时候都坚信——

创新不仅依赖于社会的物质保障，更需要广大公众较高的创新文化素质；

创新文化不仅是构建创新型国家不可或缺的关键资源，更是国家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营造有利于创新的文化环境不仅是激励创新的重要前提，更是一个民族决胜未来的必由之路。

（七）中国汇入了创新的时代洪流。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一个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矢志迈向创新型国家的行列。依靠自主创新，带动生产力质的飞跃，推动我国经济增长从资源依赖型转向创新驱动型，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科学发展轨道，需要大力营造勇于创新、尊重创新和激励创新的文化氛围，让创新文化成为驱动发展巨轮的动力，让创新精神化为全体人民的共同行动。

反观我们的现状，创新文化的发展与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要求还不相适应。我们的文化环境对创新事业的承载能力亟待提高，一些阻碍创新文化形成的观念、制度弊端亟待克服。

重灌输轻培养、重应试轻素质、重趋同轻个性、重服从轻创造的教育体制，影响着青少年创新素质和创新品格的养成。

科学精神尚未在许多科技工作者的头脑中生根，怀疑、批判的意识不强，进取、超越的信心不足，科技创新能力还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徘徊。

企业的自主创新意识淡漠，不少企业的价值取向仍是短期挣“快钱”，关键技术自给率低，75％的企业尚未形成研发能力，竞争能力的形成过于依赖引进而非自身创造。

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窘况：卖8亿件衬衫才能换一架A380空客；100％的光纤制造装备、80％以上的集成电路芯片、70％的轿车制造设备都要依赖进口。

要在15年里建成创新型国家，在全社会形成孕育创新意识、激发创新活动、催生创新成果的风尚，没有创新文化提供智力和精神的支撑，没有创新精神推动社会的深刻变革，是难以想象的。

中华文化历来包含鼓励创新的丰富内涵。我们是火药、造纸、指南针、活字印刷术发明者的后代，是长城、大运河建造者的子孙。不断创新的古代文化，曾使我们民族走在世界的前列。生而落后不是耻辱，甘居落后才是悲哀。超不过先辈愧为子孙。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强烈的忧患意识，宽广的世界眼光，要求我们紧紧抓住机遇，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发展创新文化，推进创新事业。

（八）如何培育属于我们时代的创新文化？

创新文化有不同的论述，但基本形成这样的共识：它包含关于创新的一般观念和相关制度设置两个层次。

观念文化表现为人们对创新活动的认识态度，制度文化则指对创新活动发生作用的制度安排。观念是创新文化的核心，制度是创新文化的保障。它们共同支配着创新主体的行为，决定着创新的模式、效率和氛围。

同志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的讲话中强调指出，“要在全社会培育创新意识，倡导创新精神，完善创新机制，大力提倡敢为人先、敢冒风险的精神，大力倡导敢于创新、勇于竞争和宽容失败的精神，努力营造鼓励科技人员创新、支持科技人员实现创新的有利条件。”这为我们培育创新思想观念、营造创新制度环境指明了方向。

（九）发展创新文化，首先要从观念更新、观念突围入手。

创新的过程总是伴随“革故”，新与旧的挑战交织其间。创新会改变甚至否定一些习以为常的东西，会触及甚至颠覆一些已经成型的利益格局。创新越是向前推进，触及的矛盾就越深，碰到的阻力往往也越大。

现实告诉我们，许多阻碍创新发展的无形而顽固的力量，更多地来自于观念。

（十）创新是一种创造性活动，不能因循守旧，墨守成规，必须勇于探索，敢为人先。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中华民族积极创新的精神光辉烛照至今。但我们的文化传统中也有不利于创新的消极因素。“枪打出头鸟”，“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这样的文化心理，泯灭了多少创新的火花；敢于冒尖者被视为“冒失”，打破常规者被看作“异类”，富有个性者被当成“不成熟”，这样的认识观念，阻碍了多少探索的步伐，造成了多少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自己不作为又见不得别人作为的庸碌状态。

创新意味着对现有理论和实践的超越。只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尊重人的自由探索，尊重人的首创精神，才能提出新见解、开拓新领域、创造新事物。

（十一）创新是一种求异思维和实践，不能唯书唯上，迷信权威，必须敢于怀疑，勇于批判。

辩证法在本质上是批判的。怀疑和批判是一切创新活动的基本起点。唯书唯上，人云亦云，创新意识便会湮没在“框框”之中；论资排辈，迷信权威，创新人才就将止步于“杠杠”之外。

创新文化提倡的是创新面前人人平等。不以权威压制人，不以名望排挤人，不以资历轻视人，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才能让全民族的创新意识竞相迸射、创造活力充分涌流。

（十二）创新精神的实质是科学精神，不能急功近利，急于求成，必须尊重规律，求真务实。

创新对规律的发现首先来自对规律的尊重。从形式上看，创新表现为标新立异，但精神实质恰恰是求真务实。创新活动不会一帆风顺，也很难毕其功于一役。以功利的心情对待创新，以浮躁的心情从事创新，只会毁掉创新事业。

在创新问题上，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至关重要。它需要创新者有“板凳甘坐十年冷”的坚持与付出，需要全社会有“梅花香自苦寒来”的理解与耐心；需要只争朝夕、敢于创造，又容不得丝毫的浮躁和浮夸。成功永远属于那些崇尚科学、勇担风险、敢于创造、甘于付出的人们。

（十三）创新依赖创新主体的艰辛劳动，不能求全责备，苛待人才，必须尊重个性，宽容失败。

创新与风险共存。创造——失败——再创造——直至成功，这是科学探索的规律，也是创新活动的规律。创新活动不可能有百分之百的成功率，科学探索也从来就没有绝对的失败者。只能成功、不容失败，必然导致不求作为、无所作为。宽容失败，善待失败，才能使失败变为成功之母，培育出勇担风险、勇攀高峰的价值观。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从来没有完美无缺的创新者。棱角分明、个性张扬，创新的冲动往往由此而来；锋芒毕露、无拘无束，创新的激情常常孕育其中。给创新人才和创新成果一个宽松的环境，一个包容的氛围，支持人们拿出勇气，解放个性，冲破阻碍，积极探索，才能带来思想观念的激荡，才能推动创新事业的步伐。

（十四）创新的种子要发芽生长，需要适宜的气候和环境。发展创新文化、培育创新精神，需要观念的支撑，更呼唤制度的保障。

上个世纪初，内燃机和电力等许多技术创新并不是美国人发明的，却在美国以最快的速度实现了产业化，带动了经济的迅速发展。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建立了一套体制机制，以保证创新成果的利用和推广。

这样的例子并不鲜见，国外有瑞典、芬兰，国内有以深圳为代表的经济特区和以北京中关村为代表的高新技术开发区。他们的经验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借鉴：发展创新文化重在体制和机制的创新。

为创新活动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政策环境、市场环境和舆论环境，把对创新规律的理解和对创新活动的态度贯穿于体制机制当中，通过制度的杠杆协调创新主体与社会之间的收益平衡关系，才能更好地吸引社会资源要素不断投入到创新活动之中，提高创新的质量和效益，才能更大地激发人们的创新热情，保护创新的积极性主动性，才能更有力地保障创新文化价值观的形成和确立。

有了这些，创新者“闯”的魄力会更大，“抢”的意识会更强，“争”的劲头会更猛，“拼”的勇气会更足。

（十五）在打开改革开放新局面的时候，邓小平同志说：“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子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

今天，我们要通过十五年的努力，使我们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没有那么一股子气更不行。

这一股子气，是不甘落后的志气，是奋起直追的勇气，是后来居上的豪气；这一股子气，是勇于探索的气势，是敢为人先的气概，是尊重个性的气量；这一股子气，是鼓励创新的气氛，是崇尚创新的气魄，是竞相创新的气象。

这一股子气，是江浙人“走遍千山万水、吃尽千辛万苦、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的探索，是航天人“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精神，是深圳“敢想敢干、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精神，是奇瑞“支持冒险、鼓励冒尖”的观念，是华为“超越自我、勇担责任”的期许。

新文化范文第6篇

这几年的电视屏幕，清宫戏、古装戏统领江山，看过了皇帝、格格、王爷皇太子们的明争暗斗，再来看那些普通小人物，他们或者坚强、或者勇敢、或者忍辱负重，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观众，也让影视制作公司看到了市场的一些契机。

目前，相对北京活跃的文化气氛，上海的文化创作氛围比较平稳，但是在发展前景以及发展潜力上，上海有着更大的能力。杨震华和他领导的上海新文化传媒投资集团就在上海这篇文化沃土上谱写了自己的华丽篇章。

上世纪80年代杨震华是沪剧院的一名演员，但似乎不甘于戏剧的小小舞台。从小喜欢看书的他，内心有很多想法和表达的冲动，于是他跟着杨文龙导演和余雍和编剧学起了拍戏。不久他们拍摄的电视剧《姐妹俩》获得了全国大奖，这让杨震华受到了鼓舞，也让他看到了演员之外的另一片天地。在拍电视剧还是新兴产业的年代里，既懂表演，又懂导演，杨震华的能力很快引起了别人的重视。1986年―1995年杨震华先后担任上海音像出版社电视部主任、发行总站常务副站长、中华文艺音像出版社常务副社长。担任了《七品芝麻官》、《李香君》、《红楼梦》等电视连续剧的制作人。

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使杨震华感受到文化市场发展的契机。1993年杨震华下海，成立了上海新文化娱乐公司，全面负责公司发展战略的制定及企业管理。在杨震华的带领下，公司规模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了一家多元投资的现代文化企业集团。经营核心业务为影视节目制作和演出两大板块。集团所属公司通过资源整合及互动，已拥有影视制作，后制，发行，演出，演艺经纪，票务网络，广告等多种业务，形成了良性循环互动的文化产业链。

新文化 优质文化

上海新文化传媒投资集团制作的影视剧《徽娘宛心》（李冰冰、刘晓庆主演）、《第一茶庄》（秦岚主演）、《缘来就是你》（刘涛主演，琼瑶班底制作），在观众中赢得了口碑，很多卫视的收视率调查中这几部电视剧都获得很高的收视率；在市场上，也有很好的成绩，除了国内各大电视台在黄金时段纷纷播出外，香港的亚视也购买了他们的影视剧，并且推出了广东话和普通话两个版本。文化产业做到市场和文化双赢，这是杨震华的追求，并且他一直在为之奋斗。

说起上海新文化传媒投资集团的名字，杨震华提到了鲁迅：“鲁迅曾经在那个年代提出新文化运动，这个理念和思想在那个时代是超前，而且是很进步的。我们就是想秉承鲁迅的这个主要思想来做这份文化事业，并且做好这份文化事业。”鲁迅的这份“新文化思想”逐渐成了集团文化的一种理念，而且，集团的名字“新文化”三个字的字体也是集鲁迅的字体而成的。

因为有了鲁迅的灵魂思想，“我们没有理由做不好文化产业。”杨震华坚定地说。

除了影视剧制作，上海新文化传媒投资集团在其他的领域也拔得头筹。1997年，制作了97集的纪录片《香港回归》，到2008年，上海新文化传媒投资集团已制作了多部有影响力的纪录片、纪实片，不管从创意上，还是内容制作上，都算得上优良作品。“如果不好，我们为什么做它，如果创意好，我们有什么理由做不好呢？”有这样的想法和坚定，还有什么做不好的呢？

内容为王 区域拓展

很多优良影视公司的发展，强有力的基石就是过硬的内容。故事讲得好，拍得好，演得好，诠释得好，才会吸引观众，占领市场，这是一个简单的道理，但是做起来，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只有用心、专业、付出，才可以做到“内容为王”。

在杨震华眼里，“内容为王”是一条重要的基石，但是要两条腿走路，就要更大地占领市场。市场空间的扩大，不是简单的组合，要成倍来增加。这是他对公司，也是对自己的要求。

目前，上海新文化传媒投资集团在稳固国内市场的同时，已经把眼光放到了海外市场，从几年前开始，集团就已经逐渐占领了东南亚市场，现在把眼光放得更远更有前瞻性。去年，集团与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电视台、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签约合作拍摄《西班牙之恋》， 这是集团尝试与西方主流媒体合作的第一步。希望通过这个合作，不单单是把中国的优良影视剧市场做到海外，扩大影视作品的影响力和认知度，更主要的是了解欧洲的人文文化，了解西方人到底最关心中国的什么文化因素，通过这种文化交流方式，促进文化了解和沟通。

影视剧为中心 发展相关产业

1993年，杨震华主要负责一些音像制品，当文化随着科技的发展而快速发展的时候，杨震华也开始根据人们的消费观念、娱乐理念来修正自己的脚步。2001年，电视剧《不在犯罪现场》，是杨震华担任总裁的上海新文化传媒投资集团第一部全权制作的影视剧，这部戏的成功，奠定了集团发展影视部的基础，也培养了集团内良好的行业生态。2002年，由琼瑶影视剧班底原班人马打造的影视剧《缘来就是你》，巩固了影视剧的发展和规模。

这以后，公司开始慢慢制作一些系列剧，最近的系列“女人戏”（《徽娘宛心》、《绣娘兰馨》、《船娘文慧》），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些被戏称为“娘”戏系列的影视剧，表现了中国女人的坚韧、稳重、智慧，也逐渐形成了“新文化”传奇女性系列的品牌效应。不但在国内市场上反响很好，在海外市场上，一样有着骄人的成绩。下一步，集团打算继续发展“男人戏”品牌，努力做好“普通人物的伟大事迹”这个大品牌。

除了影视剧，上海新文化传媒投资集团还拥有其他很多行业活动，比如演出经纪、影视后期制作等等。2002年F4演唱会、2004、2006年SHE演唱会，以及蔡依林、蔡琴、潘玮柏的演唱会，都是由上海新文化传媒投资集团主办的。

新文化范文第7篇

一、创新文化已经成为当今成功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在知识经济时代，创新的作用得到空前强化，并升华成一种社会主题。由于企业文化的独特性将越来越表现为企业差异化战略和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创新变成了企业的生命源泉，在剧烈变动的时代，成功者往往是那些突破传统游戏规则，敢于大胆创新，不畏风险的人，敢改变游戏规则的人，也就是在思维模式上能迅速更新的人。对知识经济来说，“明天意味着重大事件”，所以企业自上而下，每个毛孔都必须充满着创新，通过自身主体创新的确定性来应对明天的不确定性。同样都是做企业，靠什么说话才更有力？同样从事制造业，如何能使同类产品具有更优异的性能？同样从事服务，如何才能让消费者更愿意尝试和接受？唯有创新，创新的重点在于“新”而非“创”，只有新的亮点，别于其他同行业同类型产品，才能吸引顾客的眼球，才能取得与客户接触的机会，进而实现合作。2007年相关数据显示，注册企业达12万，其中存活企业只有2万。存活下来的企业或多或少地在生产加工，经营管理，宣传推广等方面进行了创新，使自己在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从而发展起来。因此有人说，创新文化已经成为关系企业生死存亡的核心竞争之一。

二、创新文化对企业本身具有强大的支撑力

如今每年有12万企业注册成立，市场竞争可谓激烈，在这样的历史大潮中，并非所有的企业都能激流勇进，一些具有一定历史的老企业，因发展动力困乏已经退无可退。对于这样的企业而言，就必需树立创新观念，同时发掘企业的优点亮点所在，打破传统的禁锢，充分发挥文化力对企业的支撑作用，方能扭转被动的局面。

三、创新文化能够激发企业的勃勃生机

创新的客观要求可以理解为“崇尚创新、宽容失败、支持冒险、鼓励冒尖”，创新文化建设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企业活力激活的过程。创新文化要求企业员工在工作中创新，同时要求企业管理层在管理中创新，并且以宽容，支持的态度去鼓励创新。创新使得企业的每一个构成元素都活跃起来，以新的构成形式重新组合，形成新的体制，使企业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更为积极和主动。创新文化建设是营造一种有利于创新的文化氛围，鼓励创新，包括在创新领域上的创新。

创新文化是指与创新相关的文化形态。它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文化对创新的作用；二是如何营造一种有利于创新的文化氛围。企业对创新文化的建设必然以提升企业创新能力为目标，提升企业创新能力要通过环境氛围的营造、创新激励机制的建立，实现从观念引导到行动实现的过程，这一过程就是创新文化建设和落地的过程。

四、建设创新文化应注意的三个方面

1、确立双赢价值观的趋势。创新企业文化首要的是价值观创新。要以高科技为基础，奉行双赢价值观，在与对手进行创新文化竞争中获取创新资源，提高自身的竞争实力，从而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我国海尔集团不参加与同行间的价格战，坚持靠产品创新和服务来扩大国内外市场份额的成功经验，便是奉行双赢价值观的一个范例。

2、以先进的文化理念为核心。充分尊重人的价值，注重发挥每一个员工的自主精神、创造潜质和主人翁责任感，在企业内部形成一种强烈的价值认同感和巨大凝聚力，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并通过制度安排，实现员工在企业统一目标下的自主经营和自我管理，进而形成企业创新的动力和创新管理方式。

新文化范文第8篇

关键词：创新，企业文化，创新文化建设，塑造方法

一、 我国企业创新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1.1 创新意识薄弱

目前多数企业比较重视技术引进，不重视对引进技术的吸收消化和再创新，科学研究的原始性创新匮乏，核心技术仍主要依赖于引进国外成套设备和关键设备，使许多企业陷入受制于人的被动境地。据有关资料显示，国内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的企业仅为万分之三。99%的企业没有申请专利。绝大多数企业没有发明专利，恰恰说明企业缺乏创新文化的有效支持。

1.2 创新人才稀缺

从创新人才看，目前我国每万名劳动力中从事R&D活动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人数为11人，而美国为56人，经合组织（ORCD）国家的平均水平为47人。尤其是高科技人才和复合型尖端人才奇缺。从研发机构看，　2003年，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设立研发机构的仅占25%　，有研发活动的约占43%　，与发达国家的企业差距很大。

1.3 创新主体不明确

由于企业创新文化是一个常常被忽视的课题，　所以，　关于建立企业创新文化的主体总是不明确。许多企业的员工都把企业文化的建树和创新归结为企业或企业高层管理者的工作，　认为企业或企业高层管理者是建立企业创新文化的主体，　实际上这是一个片面的认识。建立企业创新文化的主体应是企业全体员工，　只有依靠企业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　才能充分调动和发挥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在企业内形成勇于创新、敢于创新、乐于创新、勤于创新的创新氛围，　从而建立企业创新文化。

1.4 创新经费缺乏

创新经费的保障是创新取得实质性成功的重要保证。目前，　无论是国家还是企业都没有建立企业创新文化的专项经费，　而只对部分立项的科研创新项目有一定的经费支持，其支持额度与科研创新所需的实际经费相比仍是远远不足的。我国总体创新经费的欠缺，　使得创新成果缺乏，　创新发展举步维艰，　造成了整体创新能力不足，　从而没有在全社会形成创新的文化氛围。

1.5 中国鼓励企业创新的体制尚未形成

市场竞争是企业培育创新文化和开展技术创新的重要动力，而国家营造的良好创新制度和政策体系则是企业成为创新主体的重要条件。目前，中国支持企业增加科研投入的财税、金融等优惠政策很不完善，支持的力度太小；国家促进企业进行技术集成创新和应用的知识产权激励机制、知识产权交易制度和风险投资机制尚不健全；国家自然科学资金对企业重大技术研究开发的资助很少。从总体上讲，企业创新的社会环境尚未形成，这是影响企业成为真正的创新主体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企业创新文化的塑造方法

随着企业文化建设不断深入发展，构建创新文化在企业的文明建设和经济建设中正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针对我国目前创新文化的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如何塑造企业创新文化，我认为应把握好以下几方面。

2.1 树立正确的失败观

创新意味着从无到有，开风气之先，因而充满着风险和不确定性，有可能遭到挫折或失败，但风险同时又意味着机遇和未来。传统的失败观，往往以成败论英雄，认为失败给企业带来的只是损失。树立正确的失败观，就是要全方位、多角度，从新的视野去看“失败”，认为“失败”是新的起点，是机会和财富。所谓起点，是因为每次“失败”就意味着此路不通，另找一条路是一个新的起点会使人们离目标的距离越来越近；“机会”指如果坦然面对失败，从而能创造出更多的机会来；“财富”是指失败中的经验与教训，恰恰是创新组织中非常宝贵的。因此要积极支持和赞赏员工的任何创新思想和创新行为，同时又能宽容地对待失败，甚至鼓励犯错误，保护员工创新的热情和积极性，从而创造一个自由宽松的人文环境，让“接受失败容忍失败”成为一种普遍认同的理念。

2.2 企业领导者要具有企业家精神

企业家精神是企业精神的支柱，它决定了企业文化建设的个性和方向。企业家作为企业经营的最高领导者、作为企业职工的领头人，应首先要有预见能力，熊彼特认为这种能力是“以一种尽管在当时不能肯定而以后则证明为正确的方式去观察事情的能力”，“掌握主要的事实，抛弃非主要事实的能力。”二要有冒险精神，这是建立在科学的预测之上的冒险，这种精神“不那么依靠传统和社会关系，因为他的独特任务，恰恰在于打破旧传统，创造新传统”。这种不断创新的企业家精神也正是企业文化建设所倡导的，在企业文化建设的过程中，企业家也必定要将这些精神内化为企业文化，不断激励企业的员工，促进企业各种创新的

顺利进行。

2.3 主人翁思想意识

企业创新文化鼓励人们建立和具备主人翁的思想意识，而不是经理/　雇员这种传统的雇佣关系。在这种氛围中，人们感觉到是在为自己的企业奋斗，并相信能够得到相应的回报。主人翁思想意识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参与性。员工关心企业发展，参与企业管理，企业对于员工的建议应及时、正确地接纳和反馈，避免不同部门之间互相推诿，这样员工才会对企业产生归属感，并勇于承担责任。独立性和责任感。员工能够自由迅速地就某些职责范围内的事情做出决定，并对所做的决定负责。将企业的长远利益与个人价值实现相结合。企业充分尊重每个人实现自我价值的意愿，在企业长远发展的前提下，尽可能为每个员工提供发展自我的空间。同时，优秀人才应考虑自己的工作如何增加企业的长期价值，立足于本职，寄希望于未来。将培养、教育和提高员工职业技能作为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投资。企业不仅要了解企业的运营、经济的动作、客户的工作，还要了解员工的工作与需求。员工与企业的发展是一个双向促进的过程。企业通过培训和教育，使每个人都处在经常学习的状态，员工得到提高，企业也因为有更多优秀员工而得到不断发展的动力。

2.4 建立多样化创新激励制度

企业财富的创造、利用与增值，资源的合理配置，最终都要靠员工来实现。所以建立激励机制来留住人才是至关重要的。首先激励机制有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注重物质、精神相结合的报酬方式和激励手段，体现出重视人性需要、重视人的价值的文化特点，这样的激励机制是一种比较完善的激励制度。

2.5 物质激励

对于有形的物质激励，企业在报酬的决策上应首先提供一个经过市场调查的、有竞争力的薪酬，同时这个激励机制的中心思想也要能体现出员工分享企业的成功，也就是体现出个人与企业共同成长，个人的收入与企业的整体业绩相挂钩的特点。这样的机制可以使员工产生强烈的归属感，因为企业的业绩增长会在每个人的收入中得到体现，而每个人的点点滴滴的努力又可以推动企业进一步的发展。在基本薪金的制定上，首先要考虑到职工安全感和职业保障的心理需求，而奖金等额外报酬应该有较强的鼓励性。

参考文献：

[1]　王志强　王江：　浅议企业文化建设[J].中外科技信息，2002（3）

[2]　傅家骥：　技术创新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

[3]　金吾伦：　创新文化的内涵及其作用[J].创新科技，2006，（1）：10-11

[4]　杨波：　浅析创新文化[J].集团经济研究，2006，（11）：306

新文化范文第9篇

创新文化与和谐文化的关系

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培育创新文化与和谐文化，是同一个实践发展的过程，二者相得益彰、缺一不可。创新离不开和谐，和谐也离不开创新。创新之所以离不开和谐，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和谐凝聚力量，和谐成就伟业”。事实表明，在企业创新的过程中，如果没有和谐的环境和氛围，没有同心同德、齐心协力，创新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同样，没有创新，企业的和谐也难以真正实现。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社会要和谐，首先要发展。”而发展就必须创新。古人云：“合则齐美，离则两伤。”对于创新与和谐，也可以这样说：创新有利于和谐，和谐有利于创新；在和谐中求创新，在创新中促和谐，二者是“齐美”共进。

应当确立什么样的企业创新观

概括地讲，企业应当确立全面创新观、全员创新观、持续创新观。全面创新观，是指企业创新不是单项创新，不是某个方面的创新，而是全面的创新。这种全面创新，不仅包括技术创新、制度创新、机制创新、产品创新、管理创新、营销创新、服务创新，而且包括文化创新。不讲企业的文化创新，不是全面的创新观。全员创新观，是指企业的每个人、每个岗位都可以创新，而不单单是少数技术专家搞创新。持续创新观，是指企业创新是没有止境的，是不能停顿的；创新只有起点，没有终点。全面创新、全员创新、持续创新，体现了在创新问题上发展的、全面的辩证观点。当然，创新要从企业实际出发，它是在务实基础上的创新，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创新。

与此相联系，企业家的素质与人格魅力问题是一个极为重要且有待深入挖掘和研究的课题。企业家在整合资源、创造财富的市场开拓中，在经营管理的实践中，必须有新理念、新思维、新思路、新举措、新创造。作为企业家的一种素质，创新不仅是一种精神、一种理念，而且是一种能力，是表现在经营运作上的一种操作智慧。

注重文化创新的现实意义

在企业文化建设中注重文化创新，其现实意义可以分以下几个层次来说：

企业文化不是一个封闭的、停滞凝固的体系，而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的，不断创新、不断发展的建设过程。明确这一点很重要，不然就会用僵化的、停滞不前的观点看待企业文化。

文化既具有稳定性，又具有流变性、创新性。今天提出培育创新文化，或者说注重文化创新，是因为经济体制改革日益深化，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市场竞争形态飞速变化，企业制度在不断创新，“企业再造”在不停发展，企业运作形式也在发展变化。

企业运作实践正在经历着一场很大的变化，客观上要求注重文化创新。例如，过去常常是单个企业竞争，现在则是协作竞争或者合作竞争，叫“竞合”或“合竞”。企业协作结盟成为一种潮流、一种趋势，其目的有的是为了优势互补、资源共享；有的是为了弥补缺陷、分担分险；有的是为了减少交易成本；有的是为了联手角逐市场；等等。当然，企业结盟、协作竞争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由于企业的竞争形态发生了变化，就需要研究协作竞争、双赢多赢共赢的新思维、新文化。再如，过去是什么都要由企业自己做；现在是核心的东西自己做，而其他环节则可以搞“外购”、“外包”。企业的运作方式发生了变化，也需要新的文化观念。企业家要具有突破自身能力局限的经营智慧，确立“我与巨人同行”、“巨人与我同行”的新理念。又如，企业经营从生产导向转向市场导向，从市场导向转向顾客导向、用户导向，这就需要确立“用户经济”、“用户导向”的新思维，确立“跟着市场走，还要市场跟我走”的新理念。还有，企业重组后的文化整合与创新问题，也需要作出新的概括和总结。总之，企业运作的发展变化层出不穷，必然要求在企业文化上得到反映。

新文化范文第10篇

坚持价值导向

凝炼和践行创新文化理念体系

航天领域是最具创新活力也是最需创新精神的领域之一，航天企业在推进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目标上有着更为艰巨的使命和责任。二院在“科技强军、航天报国”的使命引领下，坚持自主创新，用科学精神指导创新活动，形成激励和奖励创新成果的价值导向，构建了以“一个目标、一个价值观、一组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创新文化理念系统。结合“建成国际一流的空天防御技术研究院”的愿景，二院确定了“领跑空天防御，打造中华神盾”的创新目标；结合大防务、大智慧、大安全的战略要求，确定了“铸就空天神盾，佑我中华圆梦”的创新价值观；传承和弘扬航天三大精神中蕴涵的创新基因，凝炼了“敢于超越、勇于攀登、善于实践、甘于奉献”的创新精神，创新文化理念的确立，成为二院推进创新文化的价值导向。二院通过培育创新意识，倡导创新精神，使创新文化理念深入人心，营造了良好的创新文化氛围。

坚持引领发展

创新文化融入企业发展战略

二院将创新文化建设置于发展战略的高度，进行顶层策划，以创新作为企业发展的源动力，以先进文化引领科学发展。

融入规划，二院确定了在2020年前建成“国际一流的空天防御技术研究院”的目标，将“创新驱动”和“文化兴企”确立为核心发展战略，并纳入“十三五”发展规划，与企业发展“同规划、同设计、同部署、同实施、同考核”，通过提升软实力来提高二院核心竞争力。

融入品牌。二院着力于创新品牌的塑造、营销和传播，安保科技系统成功护航平安奥运、平安世博、平安亚运、平安大运等，创造了多项国内第一，大力弘扬“科技强警我争先，航天安保我奉献”的“航天安保精神”，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表彰和国内外的广泛赞誉，创造了“航天安保”这一中国安保第一品牌。

融入党建。二院党委坚持以创新思维为统领，以“抓好党建是最大的政绩”为目标，准确定位并充分发挥党委的“科学发展引领力、稳定全局控制力、坚定不移执行力、和谐向心凝聚力、攻坚克难战斗力”的政治核心作用，为企业创新发展把方向，谋大局，出成果，出人才。

坚持系统推进

建立完善推动创新的机制

建立完善自主创新的决策机制，决策机制涉及到航天企业自主创新的市场定位与项目技术方向选择、资金投入、条件保障等重要内容，是影响自主创新活动众多因素中最核心的因素。二院探索建立市场运营决策制度，以市场为导向，牵引技术创新发展方向；以客户满意为需求，保证技术创新始终与客户的实际应用一致；以经营绩效为目标，加快技术成果应用转化；建立了创新项目技术风险与投资风险决策制度，规避技术风险和投资风险；建立了推行专家评估制度，在发展方向、战略定位、技术选择、合作体系等方面进行规划安排和部署。

建立完善自主创新的资源整合机制。创新资源是保证自主创新的基础条件，从制度上保证人、财、物的投入比例与投入方式。二院出台《二院军品技术创新自筹资金项目管理办法》等政策，科技投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年平均比例超过12%，远高于国家首批创新型试点企业的平均水平；加强科技创新战略顶层导引，明确要求各单位须按照不低于营业收入总额3%的比例安排本年度自主创新经费预算。

建立完善创新项目的组织管理机制。优化、调整创新项目的组织管理，是使创新组织管理运行最大限度满足创新活动的需要，二院采取有力措施，保证创新项目持续运行和有效推进，逐步实践缩短管理链条、根据项目大小实施“责权利”相一致的分级管理；固化工作流程，有序引导科研创新工作的课题申报、立项评定、过程检查以及结题评定等各个环节；强化自主管理、鼓励联合攻关、成果共享、风险共担的管理模式，各级各类人员的创新积极性与主动性得到有效调动。

建立完善创新成果共享机制。创新成果共享与知识产权保护是强化技术创新的经济激励，是企业开展自主创新的重要制度前提。二院建立创新成果共享机制，落实按要素分配制度，维护创新者的首创利益，激发创新者的创新热情和活力；落实创新成果登记制度，根据创新成果技术进步水平和涉及企业商业秘密情况科学划分技术成果等级，对创新者给予一次性成果登记奖励；强化团队创新意识，鼓励和支持发挥集体智慧开展创新活动。

推进创新成果评价激励机制。创新激励与公正评价是保证自主创新活动能够有效运行的有效手段。二院设立创新基金奖励制度、科技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和实施办法，建立了完善的创新能力评价体系，覆盖了国家创新型企业评定标准的定量指标和创新组织与管理的定性指标，定期开展创新能力评价工作；将创新工作、创新项目研发列入对院属单位主要负责人的经营业绩考核；落实创新人才福利待遇，创新活动的科技带头人、技术骨干、青年后备力量给予相应保障。

坚持以人为本

构建推动“双创”落地平台

二院构建了包括创新队伍、创新研发、协同创新、思想保障和群众性创新平台的五大创新文化平台，成为推动创新发展的强大引擎。

构建创新队伍建设平台。二院实施“核心人才工程”，打造高素质队伍，出台了首席专家选拔制度，设立了空天防御人才奖，加速培养创新型人才队伍。目前二院拥有两院院士6人，490余人获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涌现出一批部级突出贡献专家、全国劳动模范、“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技术能手和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围绕国家重大型号项目攻关和高技术预研，将技术水平拔尖、年富力强的中青年骨干人才推举到带头人位置，带动团队整体能力提升。

构建创新研发平台。以国防科技重点实验室作为新技术产品的孵化器，不断拓展科技创新平台建设。目前，二院拥有1个国家工程中心、5个国防科技重点实验室、8个专业工艺分中心等创新研发平台。实施统筹建设规划，近年来70余项建设项目完成竣工验收，代表国家水平的测试场等一批新的高技术设施投入使用，武器装备研发创新能力条件实现了跨越式提升。

构建协同创新平台。二院建立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开展军、地之间，产业链上下游和横向之间的协同创新，通过合作开发、科技成果转让、共建研发机构、建立创新平台等多种形式，广泛开展合作，在推进军民融合等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协同创新过程中总结出了“四共同”原则，现已成为航天系统协同创新的金科玉律。

构建创新思想保障平台。针对科研人员在创新项目研制不同阶段的思想变化，结合创新项目的不同阶段、不同特点，重点开展创新文化服务与保障。在项目立项阶段，二院组织多种形式的进场会，调动创新激情、推动创新立项，激发科研人员中蕴藏的创新潜能；在技术攻关阶段，紧密跟踪人员的思想变化，利用《空天防御刃》等媒体，给予科研人员有力的精神支持，协调科研群体激发更大的团队效能；在试验验证阶段，通过设立“连心卡”等形式减轻科研压力、做好思想保障。

建群众性创新平台。二院以群众性创新活动为支撑，形成浓厚的创新氛围，使“人人可以创新”、“创新就在身边”的观念深入人心。目前二院共有各类“双创”团队600余个，设立青年创新奖，大力推进青年五小成果、青年创新项目、青年创新工作室等青年创新创效活动，引导职工的创新行为，推进了创新日常化、岗位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