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合同范文

其它合同篇1

一、下跳棋的例子

下过跳棋的人都知道，6个人各霸一方，相互都是竞争对手，都想先人一步，把自己的6颗玻璃珠尽快地移至对面预定的位置上去。但是，如果你一味地为别人搭桥铺路，那么，别人就会先达到目的地，而你，则落后于人，最终落得个失败的下场。相反，如果你一心拆别人的路，而耽误了你自己的正事，你也不会取胜，因为其它的各方会在你们“鹬（yu）蚌（bang）相争”时“渔翁得利”。正确的竞争策略，应该是：以追求自己的棋子尽快达到目的地为第一考虑要素。

二、学习中相互请教或自我封闭的例子

在学习中，有的同学在独立思考之后，仍然无法获得答案，那么，向他人请教，是一个好的办法。同学们相互帮助，共同进步，这是一个相互合作的例子。

有一位名人说过：你有一个苹果，我有一个苹果，我们相互交换，我们仍然只有一个苹果；你有一个思想，我有一个思想，我们相互交换，我们就有了两个思想。这也是学习中相互合作的例子。假如一个人，采取了开放式的学习方法，他主动与其它9个人交流了思想，那么，他就拥有了10个思想。但是，由于其它9个人，只与他交流了思想，其它9个人就都只拥有2个思想。这样算来，那个主动与其它9个人交流思想的人，自然比其它9个人拥有更丰富的思想。可见，合作的策略在竞争中获胜是多么的重要。

相反，如果一个人自我封闭，不与他人交流思想，他不帮助别人，别人也不帮助他，那么，他就只拥有自己单调的思想。不与他人合作、自我封闭的策略，在竞争中无疑要失败。

三、在合作与竞争中，应注意保护自己的权益

有一只小鸡，心地特别善良，其它的小鸡都比它有心计。每当主人洒食时，其它小鸡总是对它说：“你道德品质好，政治思想好，你就合作一点，不要太小气，让我们先吃吧。”这位小鸡总是把自己看作是圣人，而没有考虑到自己的合法权益正在遭到侵害。等到其它小鸡吃饱了，地上的食也几乎没有了。这只小鸡越来越瘦弱，最后抵御不了疾病的袭击，不治而亡。

有的同学，考试取得了好成绩，就沾沾自喜，把自己看成是同学们的老师。同学们也纷纷向他请教问题。他不厌其烦地为其他同学解答问题，其他同学的成绩上去了，他自己却耽误了自己的学习，最后，连高中都没有考上。

其它合同篇2

关键词：上合组织　可能性　限度

中图分类号：D8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11)03－0028－34

可能性和限度是两个对立的概念。不过，它们之间有密切的内在联系，在一定意义上，它们有相同的含义，可能性是限度的内容，限度是可能性的界限。可能性和限度都不是绝对的，它们是相对于特定时期和条件而言的。随着时间和条件的变化，可能性和限度会发生改变。在某些条件下，可能性会增大，限度会减小；或者反过来，限度会增大，可能性会减小。

如同所有地区组织一样，上合组织也存在其可能性和限度。客观地认识上合组织的可能性和限度是十分必要的。这是上合组织政治和功能定位的基础。唯有建立在准确认识基础之上的定位才是合理的，唯有合理的定位才是可行的。超出可能性的定位脱离实际，结果将是欲速则不达。过低的定位则不能发挥其具有的潜力，限制了它应有的功能。对于政策和策略的制定也是一样，唯有认识到其可能性和限度，才能制定恰当的发展战略和策略，反之则将是闭门造车。上合组织的可能性和限度不是固定不变的，本文所述是相对于现发展阶段、并根据过去10年的经验而言的。

一、上合组织政治地理空间的可能性和限度

政治地理空间是指政治活动的地理区域，简单而言，就是上合组织是那个地区的组织。政治地理空间与单纯的地理空间有所不同，政治地理空间是以“政治”为限定的地理空间，它与该组织所占据的地理空间不一定完全相等，它可大于或小于其地理空间。政治地理空间的可能性和限度则是指其可到达的边界。

上合组织有六个成员国，分别是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四个观察员国，即蒙古、印度、巴基斯坦、伊朗；两个对话伙伴，为白俄罗斯和斯里兰卡。就成员国所占据的自然空间而言，它占欧亚大陆的五分之三。如果把观察员国包括在内，它的自然空间又扩大到西亚和南亚大陆。不过，上合组织的政治活动并未达到这么广阔的范围。

从上合组织的实际活动看，它的政治地理空间不仅没有外展到观察员国的范围，而且也小于成员国的范围。虽然，通过建立观察员国机制，上合组织的政治影响扩散到这些国家，但它们尚不是上合组织的基本区域。观察员国参与到了上合组织的议题中，而它们并不是上合组织的正式成员。

中国和俄罗斯是上合组织的重要成员，但在政治地理上，无论中国还是俄罗斯都不是它的中心。中俄在上合组织中的利益主要与中亚有关，两国在上合组织首先是为了解决与中亚有关的问题，它们所寻求的是本国与中亚有关的政治、安全和经济利益。可以说，中俄在上合组织的政治、安全、经济关切都是以中亚为中心，上合组织首先是两国处理中亚事务的平台，其他功能基本是衍生的，或是在这一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那么，上合组织的政治地理区域在哪里呢?作者认为在中亚及其周边地区。这是因为：上合组织的活动皆以中亚为基本议题，它的政治活动是围绕着中亚展开的，它的目标取向是解决与中亚有关的问题。稍加观察即可看到，上合组织的安全合作是以中亚为主战场，上合组织的经济合作主要是在中亚开展，上合组织的能源合作是以开发中亚能源为重点，上合组织的交通合作是以中亚为主轴。显然，中亚是上合组织政治活动的地理依托。因此，虽然上合组织以“上海”命名，虽然它的秘书处设在北京，虽然中国和俄罗斯起着关键作用，虽然上合组织的许多重要活动是在中国和俄罗斯举行，但中亚及其周边区域才是它基本的政治地理区域。

有观点把上合组织视为欧亚组织，理由是上合组织包括中俄这两个大国，占据着广大的欧亚大陆。不过，这主要是一种基于自然地理的理解。从严格的政治含义说，“欧亚”和“中亚”有重大差别。欧亚地区组织应是以探讨“欧亚”重大议题为使命，中亚地区组织则是以解决“中亚”重大问题为目标。上合组织虽然横跨欧亚大陆，从自然地理上可说它是一个欧亚地区组织，但在政治地理上，它还不是欧亚地区组织，或说不完全是。从国际政治实践看，一些大国参与地区组织，并不一定使其政治活动推进到该国家。一些地区组织在其范围之外发挥作用，并不一定表明它不是这一地区的组织。上合组织有类似的情形。上合组织的中心议题不是“欧亚”，它的政治抱负不是解决“欧亚”问题，它的功能设置不是以“欧亚”为导向。中国和俄罗斯参与上合组织，也不意味着它能够承担中俄的“欧亚”战略使命。上合组织确有超出中亚的影响，包括地缘政治和“欧亚”影响，不过这应解释为它所产生的效应，不一定表明它是欧亚组织。

在政治地理上，上合组织应保持稳定还是向外扩展?这首先取决于上合组织的自身状况。如果上合组织停滞不前，则这个问题根本不会被提出。如果它持续发展，它的地理政治空间也会扩展。在这种情况下，又将出现这样一个问题：它应向什么方向发展?可能的方向有三个：一是“欧亚”，二是亚太，三是西南亚。当然，从理论上说，它也可同时向这些方向发展。

根据上合组织现在的状况，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它几乎没有可能成为担负起解决欧亚问题的地区组织，也没有可能成为亚太地区基本的政治和安全框架。上合组织最可能的扩展方向是西南亚，包括阿富汗。西南亚地区之所以是最可能的选择，是因为它与中亚在地理上直接相连，政治上没有鸿沟，安全上有共同议题，经济上有结构性需求。可以这样说，从中长远角度，上合组织的立身之地应是大中亚，这是它最合理、最现实的政治地理区域。

二、上合组织成员的可能性和限度

上合组织的扩大十分引人关注。至少从2007年开始，上合组织已开始酝酿制定接收新成员的标准，媒体也对上合组织的扩大有诸多评论和预测。但迄今为止，上合组织尚没有接收过新成员。以往通常解释说，未扩大是因为没有标准和程序。于是在2010年，上合组织塔什干峰会通过了《上海合作组织接收新成员条例》，它解决了接纳新成员的标准和程序问题。这一文件的签署有重要意义，按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的话说，“这等于是打开了接受新成员国和扩大的大门”。

但实际上，上合组织的扩大关键在于政治共识，标准和程序不是实质性问题。具体而言取决于两点：一是能否在扩大问题上形成共识，二是对候选国是否达成一致意见。就第一点来说，接收新成员条例的制定表明，上合组织达成了基本共识，准备讨论接收新成员，尽管有的成员国较为谨慎，有的较为积极。就第二点来说，在接纳新成员问题上，上合组织虽然还未曾讨论，但各成员国都有自己的想法，要达成一致并不容易。

作者认为，上合组织的扩大应参照四个原则：其一是地域原则，其二是政治原则，其三是效率原则，其四是主题原则。

地域原则是指新成员应是中亚周边国家。地域原则是上合组织的共识，但它的含义只应

是中亚周边国家，而不能是上合组织成员国所有的周边国家。中俄都是上合组织国家，如果把它们周边的国家也包括在内，那将散无边际，失去地区组织的特性。

政治原则是指新成员应承认上合组织，接受它的基本政治理念和原则，遵守它的规章和制度。不过，现在的情况与上合组织创立初期已有很大不同，新成员与老成员不能再适用于同一标准。因此，不一定要求新成员加入上合组织所有的政治和安全条约，也不应把此作为加入上合组织的必须条件。例如，上合组织是从边界安全问题发展起来的，但有些新成员与这些相关的条约没有关系。再比如，《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也不一定适用于所有新成员。新成员国间长期存在的民族、边界等纠纷，这也不一定是不可逾越的障碍，因为这些问题在老成员国间也存在。事实上，边界和领土等纠纷在许多国家都存在，难以彻底解决。特别是在亚洲，完全没有上述问题的国家并不多。

效率原则是指新成员的加入不应给上合组织带来重大矛盾，不应影响其内部团结，不应结构性地降低它的工作效率。简单说，扩大应有利于上合组织的发展，而不是有碍于上合组织的发展。上合组织在政治上平等，不管大国小国都有平等的“一票”。根据上合组织，它的决策原则是“以不举行投票的协商方式通过，如在协商过程中无任一成员国反对(协商一致)，决议被视为通过”。这就是说，每个成员国都有事实上的否决权。按照国际组织现状，成员国越多，形成一致的难度就越大。因此，新成员的增加不可能不对决策效率有一定负面影响。这里应避免的是产生结构性的负面影响，即新成员不带来结构性的冲突关系，不会导致出现常态的、固定的对立。

最后是主题原则。这是指新成员国的加入不应改变上合组织的基本主题，并且新成员国应能够融入上合组织的主题。扩大不应导致上合组织基本议题的改变，它的基本框架应当保持，它的重心不应转移。换句话说，新成员国可以丰富上合组织的议题，扩展它的框架，但从根本上说是它们加入到上合组织原有的架构中，而不应是解构或取代它。

从地域原则的视野展望，中亚周边国家有土库曼斯坦(本身即是中亚国家)、蒙古、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土耳其、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亚美尼亚等。不过，出于不同原因，其中多数国家目前不太可能加入上合组织。

土库曼斯坦和蒙古在最大程度上符合上述四项参照标准，但它们都未提出过加入上合组织的申请。如果它们提出，上合组织有极大的可能接受它们。

阿富汗也是最接近前述四项参照标准的国家。从长远来看，阿富汗应是上合组织扩大的天然候选者，但目前阿富汗仍处于战乱之中，并且美国和西方对其有主导影响。虽然阿富汗与上合组织保持着密切联系，并一直参与上合组织的活动，但在短期内不太可能加入上合组织。

伊朗积极也要求加入上合组织，并提出过正式申请。伊朗在上合组织内也有支持者，即塔吉克斯坦。不过，俄罗斯已经表示，处于联合国制裁下的国家不能加入上合组织。这意味着至少在联合国制裁取消之前，伊朗没有加入上合组织的可能。

土耳其因语言、文化和宗教的关系，与中亚关系密切，并在中亚有一定影响。土耳其在地域和主题标准上与上合组织有相近之处。但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又在努力加入欧盟，上合组织与土耳其建立某种联系有合理性，但土耳其不会成为成员国。

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地处高加索地区，虽然与中亚邻近，但现阶段还不是上合组织的发展方向，这些国家也没有向上合组织靠近的意图。

最后是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土库曼斯坦和蒙古之后，这两个国家是最可能的候选国。

印度没有提出过加入上合组织。不过，加入上合组织有利于印度全面介入中亚。由此推断，如果上合组织有意，印度可能会愿意加入。俄罗斯积极推动印度加入，对此它已做出公开表示。从地域和政治角度来看，印度与上合组织基本契合，但从效率和主题角度来看，由于印度的“身材”庞大，也由于南亚复杂的地区关系，它的加入虽可大大增加上合组织的分量，但也有较大风险。因此，在印度问题上，上合组织成员国可能会有多种意见。

巴基斯坦最积极要求加入上合组织。早在2005年，巴被接纳为观察员之时，巴总理阿齐兹就表示说，这只是第一步，巴的最终目标是加入上合组织。此后巴没有改变过这个目标。在2009年上合组织叶卡捷林堡峰会上，巴总统扎尔达里再次表示，希望成为上合组织的正式成员。过去，由于问题，巴与俄和一些中亚国家关系并不好。近年来，它们的关系得到改善。不过，由于巴国内情况和它与印度的复杂关系，上合组织对巴的加入也会十分谨慎。但是，如果上合组织准备接纳印度，那很可能也会同时接纳巴基斯坦。

三、上合组织的政治可能性和限度

上合组织10年的历史显示了它的政治能量和潜力，同时也显露了它的局限和限度。在谈到上合组织的可能性时，往往首先会说到它广大的空间，众多的人口，丰富的资源，巨大的市场。这是上合组织的“自然禀赋”，是它成为一个有分量的地区组织的物质条件。不过，更重要的可能性来自政治影响，来自各成员国对上合组织的认同程度，来自上合组织表现出的实际功能，以及它的地区和国际认可度。

上合组织各成员国都奉行上合组织的长期政策。在过去10年里，在国际和地区层面，以及在一些成员国内部，曾发生过许多重大变化，但各成员国都没有改变对上合组织的基本政策。没有成员国离开上合组织，也没有成员国对它的前景表示怀疑。

上合组织已经证明它可为成员国带来利益，各成员国都在不同方面不同程度地获益，它的存在符合各成员国和地区合作的需要。

上合组织的国际和地区认可度在提高，这并非表现在舆论的热烈关注上，而是表现在它的稳定和发展上。许多国家希望以不同方式进入上合组织，越来越多的国家和组织参与上合组织的活动，这都是上合组织的国际和地区认可度提高的证明。

但上合组织的限制性因素也同时存在。其一，各国的国情差异巨大，包括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宗教文化等。这与欧盟完全不同，却与东盟有所相似，但比东盟更加突出。其二，上合组织各国有共同利益，但各国的具体需求差异很大，导致在政策和主张上的不同。其三，上合组织各国都实行多方位的外交政策。在中亚地区机制上，除中国外，其他成员国都不把“鸡蛋”放在上合组织这一个“篮子”里。其四，上合组织处在一个不稳定的地区，一些中亚成员国内部处于不稳定状态，对上合组织的长期稳定形成威胁。其五，一些中亚成员国间关系复杂，存在严重矛盾，限制上合组织的政治融合度。

以上这些因素决定了上合组织的限度。从政治角度来看，上合组织难以成为紧密型的组织，它只可能是一个半紧密型的组织。上合组织内部的政治基础是相互接受，而不是相互一致。相互接受和相互一致都可作为合作的基础，但在深度和稳定性上，前者不及后者。上合组织成员国虽表现出政治热情，但在让渡上有较大保留，这使上合组织出现了发表政治宣言容易，但行为能力较弱的局面。在国际政治层面，由于其半紧密型的性质，上合组织虽是一股政治力量，但它主要是政治象征意义的，可表达集体的政治态度和观点，但不太可能

是统一行动的力量。此外，由于地区和内部的潜在不稳定，上合组织缺乏稳定和长期的参照路标，这使它对本地区的长期规划往往意外受阻。

四、上合组织安全合作的可能性和限度

上合组织在安全合作上具有最大的可能性。这是因为安全问题普遍和大量存在，各成员国都有担忧。而且，许多安全问题不是孤立地存在，而是地区性问题，各国无法独立解决，需要地区性的合作。同时，安全合作不一定需要大量的经济投入，它引起的利益矛盾和冲突较少。

事实上，上合组织往往首先被视为一个安全组织。在上合组织内，除了秘书处外，仅有一个常设机构，即地区反恐机构。在10年的时间里，上合组织安全合作的质和量都大大发展。所谓“质”是指合作的深度，“量”是指合作的范围。上合组织建立起了安全合作的法律框架，它体现在所通过的法律文件中，包括《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上海合作组织反恐怖主义公约》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等。在这个基础上，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司法、执法和国防部门开展合作，包括举行联合军事演习等。上合组织安全合作的范围也在扩大，从最初的边界安全、反恐、禁毒、打击跨国犯罪等向综合安全发展。现在，上合组织的目标是要“将本组织建设成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促进地区繁荣的可靠保障”。还应该指出，上合组织在阿富汗问题上有越来越积极的表现，它开始实施主动性的政策和行为。

虽然上合组织在安全合作上有极大的合作可能性，但它主要限于非传统安全领域，而不是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范围的扩大基本是在非传统领域之内，而不是从非传统领域向传统领域扩展。这个事实或许可以表明：非传统安全是上合组织合作的可能性所在，传统安全是它发展的限度所在。这并不是指上合组织拒绝传统安全领域的交流合作，而是指上合组织不以传统安全模式进行建设。它表现在上合组织不以其他国家为安全目标，无意构建军事集团，不会成为所谓的“东方的北约”，以与北约或其他军事集团相抗衡。这是上合组织的自律表现，明确地载于上合组织的中，同时客观上也没有实践的可能。

上合组织没有共同的军事力量，没有传统的军事设施和部署，也没有动用军事力量的机制。这也是上合组织的限度，至少从中近期看，上合组织不太可能突破这一限度。上合组织安全合作的基本形式是以协作和协商为基础，通过综合性的方式来进行，而不单纯是用军事方式。上合组织构建了综合性的安全合作框架：议会议长会议、总检察长会议、最高法院院长会议、安全会议秘书会议、国防部长会议、公安内务部长会议，以及反恐、禁毒、边防、金融、宗教文化合作机制等等，这些都是它的安全合作框架的组成部分。上合组织举行联合反恐演习，也动用重型装备甚至战略武器。西方有观点认为，上合组织所使用的兵器超过了反恐的需要，因此其用意不在反恐，而在传统的地缘政治。西方舆论有这种解读是自然的。不过，联合军演也是上合组织军事合作的一种形式，它可增强成员国在国防军事领域的相互理解，密切它们的关系，同时各国也有意通过联合军演进行练兵，但这不必然表明它是一个军事集团。

五、上合组织经济合作的可能性和限度

经济利益为各国所需，是上合组织天然的议题。上合组织经济合作最大的可能性在于它地理上的相连和邻近，以及经济结构上产生的需求。地理上的相连为区域经济合作提供了自然的框架，经济结构的特点给企业提供了契机和动力。

上合组织经济合作的框架颇大，雄心颇高，项目颇多。2003年，上合组织批准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多边经贸合作纲要》，它成为上合组织经贸合作的蓝图。纲要提出了“三步走”的发展规划。第一步是短期目标，将积极推动贸易投资便利化。第二步是中期目标，将实施贸易投资便利化，并开展大规模多边经贸合作。第三步是长期目标，将逐步实现货物、资本、服务和技术的自由流动。2004年上合组织又批准了落实多边经贸合作纲要的措施计划。措施计划涉及11个领域的合作，提出了127个项目。2005年，上合组织成立了银行间合作联合体(银联体)和实业家委员会。

在上合组织的框架内，与经济合作有关的活动颇多。在每年一度的总理会晤中，经济合作始终是主题。其下还有许多政府部门之间的会晤机制，包括海关、经贸、交通、农业、科技等。在此之下，又有许多相应的专家工作机制。银联体和实业家委员会也定期举行活动。上合组织的经济合作涉及到了贸易、能源、交通、信息、金融、海关、电信、农业、科技、环保等领域，而且它还可能继续扩展。

在拥有极大合作可能性的同时，上合组织经济合作的限制性因素也显而易见。其一，中俄在中亚区域合作上有不同的设想。其二，成员国经济差异悬殊。差异不一定是经济合作的障碍，在某些情况下，它可能是合作的有利条件。但在上合组织中，巨大差异造成了困难。它主要不是表现在经济上，而是表现在政治上。具体而言，中亚国家乃至俄罗斯担心受到中国经济的强烈冲击，成为中国经济的附庸。有评论观点经常认为上合组织是巨大市场，但很少说它是谁的市场。在中亚国家和俄罗斯看来，它更多是中国的市场，而不是它们的市场。因此，它们对上合组织框架内的区域经济合作有所犹豫。其三，资金来源困难。经济合作需要资金大量和持续的投入，但上合组织尚未形成有效的商业融资机制。上合组织一直在推动成立发展银行，但迄今尚未实现。到目前为止，上合组织经济项目的资金都来源于中国的贷款。其四，一些成员国市场发育不足，经济活动环境不佳。在缺乏正常的经济和法律秩序的条件下，再好的设想也难以实施。

由于这些限制性因素的存在，造成了目前阶段上合组织经济合作的限度。其一，区域经济一体化或自由贸易区的设想没有现实的可能，上合组织现阶段缺乏成为经济性集团组织的条件。其二，上合组织长期经贸合作纲要的长期目标，即货物、资本、服务和技术的自由流动，也很可能超出了它的构想，无法按期实现。其三，上合组织现阶段没有能力支持过多的项目。其四，在现阶段，在整个上合组织的框架内，要形成统一或共同接受的经济往来规则和秩序，这如果不说是不可能，也是极其困难的。

其它合同篇3

一、分析高校经济合同的差异

高校作为民事主体参与市场行为，在法律方面与其它任何主体都担任着同样的责任和义务。但是，从其自身性质、合同内容以及签订程序上来看，与其它主体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一)合同主体差异分析

高校经济合同的主体自然是参与校方。学校是国家教育事业发展的主体，从事教育、教研工作，与其它主体相比，高校参与社会市场行为，主要是为了学校教育、教研工作的开展，其参与目的具有一定的公益性。它并不需要得到实质性的经济收入，只要存在于学校教育、教研工作有利的因素，高校都会去参与，如建立校企科研项目等。

(二)经济合同内容上的差异

社会团体，如企业，他们参与市场行为一定是带有盈利目的的，其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获取一定的经济利益。而高校参与市场活动，则需要能够推动高校学科建设、教学发展、公共服务发展。因此，在合同内容上，其它社会团体几乎会涵盖一些资金注入与利益分配项目，而在高校经济合同当中，有时是不包含这些内容的。

(三)经济合同签订程序的差异

高校与合作方签订经济合同，会派遣校方的法人代表与对方进行签约，签约名义则使用学校的名义进行，这就区别于社会上某些以个人名义参与市场活动、签订经济合同的程序。

二、法治视域下高校经济合同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上文所讲述的高校经济合同差异及其自身的管理行为，造成了其在经济合同管理中的诸多问题。下文，笔者举例其中的三项问题进行说明。

(一)合同管理机构的缺失

我国高校所设立的所有部门几乎都是与教育有关的部门，从高校开始参与市场行为以来，就很少有学校设立专业的部门对其进行管理。众多的经济工作、合作管理等工作几乎都是交由学校具备经济管理和公关管理能力的人才进行，这些人往往又担任着学校其它教育工作，多年未从事此类工作，生疏是在所难免的。这就造成高校经济合同缺少专业人士管理，尤其缺少具备法律知识人才的管理。

(二)合同订立不规范

高校经济合同订立不规范，不仅仅表现在内容上，最终为突出的问题是其在法律条款方面的不规范与缺失。根据我国法律规定，签订合同个人或团体独享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如果高校经济合同要作用于高校，就必须以学校的名义，派遣法人或法人授权代表进行合同签订，而在实际的操作当中，高校所派遣的合同签订人并非法人代表或授权人。除此之外，高校经济合同的很多内容都存在法律漏洞，未经专业法律人士查看认准。

(三)对于合同条约履行监督的缺失

高校日常教育工作纷繁复杂，在与合作对象签订合同以后，几乎是没有时间监督自身以及合作方对合同的履行。其重要原因，就是因为没有拆分出专业监督合同履行的机构，校方对合同履行也并不重视，由于很多的合同并不具有经济的迫切性，所以他们根本不在乎合同履行的早晚。

三、法治视域下高校经济合同的管理策略

根据高校经济合同的特点及其合同管理漏洞分析，笔者在法治视域背景下，提出了以下几点经济合同管理策略：

(一)完善合同管理制度

高校在参与市场行为时，虽然承担了复杂繁重的教育工作，但是既然决定借助外力推动学校教育发展，就应当好好的利用起这样的资源。所以，高校出击的第一步就是要完善经济合同管理制度。管理制度的建立应当根据高校发展需求和运行特点，从法律人才的引进入手，建立经济合同签约前准备工作规范、合同签约标准以及合同履行监督制度。合同管理制度得以完善，才能够进一步减少高校经济合同管理中的法律漏洞，切实维护高校的合法权益。

(二)建立专业管理机构，并协同学校其它各单位共同管理

专业管理机构专职管理经济合同签订的一切事宜，并协商洽谈对外合作工作，承担经济合同管理的法律顾问与公关管理，它是完善高校经济合同法制管理的必要手段。专业管理机构的建立需要学校对外引进人才，或者是与社会法律机构进行合作，解决合同签订的法律问题，另外，还应从校园内部抽调具有一定专业水平的人才参与经济合同的法律管理工作。使经济合同管理部门与在校其它单位共同进行经济合同管理的目的就在于让经济合同管理工作能够更加适应学校教育工作的开展，最大程度的发挥经济合同管理对教育工作的推动和辅助作用，这同时也是学校参与市场行为的根本目的。

(三)开展内部管理人员培训工作

高校经济合同管理需要了解校方教育工作，同时具备合同管理素质的人才。培养这类管理人才最有效、最直接的方式就是从高校内部挑选人才进行培养。校方管理人员应当挑选有意向并适合于这项工作的在校人员，进行重点培训，可以使用进修、留学、讲座、上培训班的方式进行培养，还可以将培养对象输送到企业当中进行实践培养，提升其法律意识，稳固其法律基础。

四、结束语

高校经济合同管理法律问题是高校参与市场行为以来最为突出的问题，解决这一其问题的有效途径就是建立健全经济合同管理制度和专业机构，引进和培养优秀的法律人才，重视起经济合同管理的法律问题。

其它合同篇4

订立合同各合伙人：

姓名＿＿＿＿，性别＿＿＿＿，年龄＿＿＿＿，住址＿＿＿＿＿＿。

（其它合伙人按上列项目顺序填写）

第一条　合伙宗旨

＿＿＿＿＿＿＿＿＿＿＿＿

第二条　合伙经营项目和范围

＿＿＿＿＿＿＿＿＿＿＿＿

第三条　合伙期限

合伙期限为＿＿＿＿年，自＿＿＿＿年＿＿＿＿月＿＿＿＿日起，至＿＿＿＿

年＿＿＿＿月＿＿＿＿日止。

第四条　出资额、方式、期限

1．合伙人＿＿＿＿（姓名）以＿＿＿＿方式出资，计人民币＿＿＿＿元。

（其它合伙人同上顺序列出）

2．各合伙人的出资，于＿＿＿＿年＿＿＿＿月＿＿＿＿日以前交齐。逾期不

交或未交齐的，应对应交未交金额数计付银行利息并赔偿由此造成的损失。

3．本合伙出资共计人民币＿＿＿＿元。合伙期间各合伙人的出资仍为共有财

产，不得随意请求分割。合伙终止后，各合伙人的出资仍为个人所有，届时予以返

还。

第五条　盈余分配与债务承担

1．盈余分配，以＿＿＿＿为依据，按比例分配。

2．债务承担：合伙债务先由合伙财产偿还，合伙财产不足清偿时，以各合伙

人的＿＿＿＿为据，按比例承担。

第六条　入伙、退伙，出资的转让

1．入伙：①需承认本合同；②需经全体合伙人同意；③执行合同规定的权利

义务。

2．退伙：①需有正当理由方可退伙；②不得在合伙不利时退伙；③退伙需提

前＿＿＿＿月告知其它合伙人并经全体合伙人同意；④退伙后以退伙时的财产状况

进行结算，不论何种方式出资，均以金钱结算；⑤未经合伙人同意而自行退伙给合

伙造成损失的，应进行赔偿。

3．出资的转让：允许合伙人转让自己的出资。转让时合伙人有首先受让权，

如转让合伙人以外的第三人，第三人应按入伙对待，否则以退伙对待转让人。

第七条　合伙负责人及其它合伙人的权利

1．＿＿＿＿为合伙负责人。其权限是：①对外开展业务，订立合同；②对合

伙事业进行日常管理；③出售合伙的产品（货物）、购进常用货物；④支付合伙债

务；⑤＿＿＿＿＿＿。

2．其它合伙人的权利：①参予合伙事业的管理；②听取合伙负责人开展业务

情况的报告；③检查合伙帐册及经营情况；④共同决定合伙重大事项。

第八条　禁止行为

1．未经全体合伙人同意，禁止任何合伙人私自以合伙名义进行业务活动；如

其业务获得利益归合伙，造成损失按实际损失赔偿。

2．禁止合伙人经营与合伙竞争的业务。

3．禁止合伙人再加入其它合伙。

4．禁止合伙人与本合伙签订合同。

5．如合伙人违反上述各条，应按合伙实际损失赔偿。劝阻不听者可由全体合

伙人决定除名。

第九条　合伙的终止及终止后的事项

1．合伙因以下事由之一得终止：①合伙期届满；②全体合伙人同意终止合伙

关系；③合伙事业完成或不能完成；④合伙事业违反法律被撤销；⑤法院根据有关

当事人请求判决解散。

2．合伙终止后的事项：①即行推举清算人，并邀请＿＿＿＿中间人（或公证

员）参与清算；②清算后如有盈余，则按收取债权、清偿债务、返还出资、按比例

分配剩余财产的顺序进行。固定资产和不可分物，可作价卖给合伙人或第三人，其

价款参与分配；③清算后如有亏损，不论合伙人出资多少，先以合伙共同财产偿还，

合伙财产不足清偿的部分，由合伙人按出资比例承担。

第十条　纠纷的解决

合伙人之间如发生纠纷，应共同协商，本着有利于合伙事业发展的原则予以解

决。如协商不成，可以诉诸法院。

第十一条　本合同自订立并报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批准之日起生效并开始营业。

第十二条　本合同如有未尽事宜，应由合伙人集体讨论补充或修改。补充和修

改的内容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

第十三条　其它

＿＿＿＿＿＿＿＿＿＿＿＿＿＿＿＿＿＿＿＿＿＿

第十四条　本合同正本一式＿＿＿＿份，合伙人各执一份，送＿＿＿＿各存一

份。

合伙人：＿＿＿＿（盖章）

（略）

其它合同篇5

【关键词】企业所有权 出资者 剩余控制权 剩余索取权

一、引言

企业所有权在人们传统的理解中都是指企业出资者所有权,包括法律部门的理解也不例外。然而,自格罗斯曼(grossman)、哈特(hart)、莫尔(moore)等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创了不完全合同理论,把企业所有权定义为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剩余控制权指契约中没有特别规定的活动的决策权,剩余索取权指企业收入在扣除所有固定合同支付后的余额的要求权。另外,还站在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角度,融合威廉姆森的资产专用性理论,把企业治理结构的生成和演化解释为就是这种“企业所有权”在不同条件下的不同组合“安排”。而本文认为,人们传统理解的企业所有权才真正包含了来自直觉的、朴素的真知性,问题只是在于对这种企业所有权具体内涵的理解。

二、真实企业所有权的内涵及其归属

首先,本文不赞成张维迎教授把财产所有权等价于产权,把企业所有权理解为与财产所有权有质的区别的观点。其实,产权是一种权利束。它可指财产所有权(包含全部权能),也可单独指由财产所有权分离出来的不具有归属权的各种一般性财产权利或权能,这正是科斯等产权学者曾作过的严格区别。而企业所有权则正是财产所有权的特定形式,它与单个人拥有的财产所有权的区别只是在于,后者的所有对象在现实中简单、明了,而前者的所有对象,由于企业是“一组契约的连结”,并长期受新古典理论漠视企业本身的影响,一时还说不清,这正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

企业所有权的所有对象,在现代企业理论看来,它首先指剩余索取权。原因是作为传统公认的古典企业唯一所有者的出资者,它与劳动者获得固定收入的区别就在于它获得了剩余索取权。但我们认为这只是依据最单纯的现象观察而得出的有偏误理解。真正正确、本质的理解应当是,它获得了对企业物质资本以及由此相应生产出来的产品的所有权。

要理解出资者的投入资本为何会转化为企业所有权,首先要弄清楚出资者为何能获得企业全部产品的所有权。在古典企业中,出资者之所以能获得剩余索取权,就是基于它承担了企业经营风险。因为承担风险意味着劳动者只能获得固定合同收入,出资者当然便获得了剩余索取权。但后一说法似乎并没考虑到出资者还必须对其他要素的应得合同收入进行支付,这个问题可这样看。一个体户从事生产和经营,它是在自担经营风险,并自己提供全部劳动,产品所有权无疑就属于它。但如果因它也可能有原材料成本和银行利息的支付,就否定它拥有对自己生产的全部产品的所有权,这反倒会被看成是笑话。如此的问题可类推到承包经营、承租经营和我们现在正在讨论的问题,其结论都一样。这些问题告诉我们的实质是,在合作生产中,承担经营风险者天然就拥有对它所经营的产品的所有权。因为一旦承担了风险,就意味着非承担风险的合作者的成本支付与产品或产品收入已无关(即假定产品收入为零甚至为负,成本也得照付),所以成本支付问题(也含工资支付甚至浮动工资支付)并不否定承担风险者实际拥有产品所有权。这从个体经营看会更容易理解。这里真正需要弄明白的是,经营主体的“实际所有”并不就是它的“实际所得”。现代企业理论把企业所有权理解为剩余索取权,就是在用“实际所得”来定义“实际所有”,这显然是错误的。

认为出资者获得了企业产品所有权的说法不仅是正确的,而且体现了本质。它对于有许多我们至今还不能很好解释的企业现象能给予一种真正科学的解释。这里仅举两例。第一,在古典企业中剩余索取权为什么应由出资者独占。因为从逻辑顺序上说,应当是先说明出资者通过承担风险获得了产品所有权,才可能说明它如何获得剩余索取权,否则独占无从谈起。阿尔钦、德姆塞茨的“监督论”对此则显然并不是合理的而只是一种主观的解释。第二,阿尔钦、德姆塞茨团队生产理论中的“监督者”为什么会拥有“企业中心签约者”甚至是“出售企业”的权利,如果由“监督论”来解显然不对,因为“企业需要监督才有效率,就需要赋予监督者这些权利”,但这具有更大好处的权利为什么只能赋予出资者而不能赋予作为“平等市场主体”的劳动者呢?如果用出资者以承担经营风险为代价获得了产品所有权来解释,那么,此时就意味着出资者实际拥有和控制了企业,它投入企业的物质资本也就自然而然地转化为企业所有权,这时企业形式所拥有的全部财产,也就是出资者所拥有的财产,其获得这些权利就成了必然。

可见,出资者获得的“企业所有权”,其实不是剩余索取权,而是企业产品所有权。加上在此基础上转化为企业所有权的出资者投入企业的物质资本所有权,就是具有完整内涵的企业所有权。它显然只属于出资者。

到了公司制企业,这种古典企业的资本雇佣劳动结构是否像一些学者所说的那样已发生了变化呢?应当说没有。因为,此时剩余索取权虽变成了普遍可分享,但现行公司的实际制度安排是,当公司发生亏损时,雇员一般仍可获得基本固定收入,但股东却不但得不到资本收入,反而必须用自己投入的资本去填补这个“漏洞”,这就说明雇员实际并不承担亏损风险,市场不确定性风险的实质承担者仍然是股东。因此,企业产品所有权——作为天然应是风险承担者才能获得的权利——从而也是企业所有权,就仍属出资者的股东所有。这个问题从现行公司的实际权力配置看也有明显的实践根据。在公司中,股权仍然最重要,经营控制权始终表现出从属股权的属性,它只是股权下放了的“权”。而且在放权的过程中,股东始终掌控着公司至高无上的“最终控制权”。这种权力,实际表明的就是在一般控制权下放的条件下股东仍然保留的对公司排它性归属的所有权(所有权不能与最终控制权分离,分离了就意味着所有权的丧失)。它是经营者和劳动者在不拥有股权时不可能得到的。这就表明,公司制中的剩余普遍分享,并不意味着雇员也变成了企业所有者,而实质是出自于股东在下放控制权的过程中为了减少雇员的机会主义行为和激励创新,实现“做大‘蛋糕’,共同分享”而采取的一种措施而已。这里根本的原因就在于,雇员不承担负亏风险。

据上分析可以得出结论,所谓“企业所有权”,其内涵就是指对企业物质资本和产品的所有权。这是真实的“企业的”所有权,也是真实所有物质对象和清晰边界的所有权,而不是不完全合同理论中的那种既虚又玄的“企业所有权”。它满足一般财产所有权的定义,它与单个人拥有的财产所有权没有质的区别。这个所有权属于企业出资者,原因是出资者承担了企业经营的风险。

三、不完全合同企业所有权概念的症结问题分析

现在我们还有必要对不完全合同企业所有权概念的症结问题作一番分析。因为只有认清这一概念的症结所在,才能更透彻地弄清楚,“企业所有权”以及基此理解的企业最基本结构应当如何解释才合理。

下面分析剩余控制权为什么不能理解为企业所有权。首先,所谓的“企业所有权”无非就是“企业财产所有权”的简称,它具有“所有”的物质对象。把一种不具有物质对象性的决策权理解为企业所有权,实质是一种虚空的所有权,它连与最基本的“所有权”定义也不符。当然,完整意义的所有权必包含有“控制”之义。问题又在于控制权根源于归属权。当控制权与归属权发生局部分离时,分离的控制权不能单独理解为所有权。这是经济学的常识。其次,在不完全合同理论中,剩余控制权被定义为契约中未规定的决策权,“明晰控制权”则被定义为契约中已规定的决策权。由此看,剩余控制权似乎独立于明晰控制权而存在。但实际上,根据不完全合同理论的逻辑,这两种权力实际只不过是从不同角度看的同一权力。从总体看,它是明晰的,是契约中规定了的控制权。但从具体看,它又是不明晰的,因为契约不能详尽规定这些控制权的实施细节,所以契约才叫不完全契约。因此,就应当认为,这两种权力的区别实际上只是对因同一对象、同一权力在视角上的差别而引起。所以,剩余控制权并不独立于明晰控制权。但不完全合同理论学者却偏偏认为它们之间是独立的,并提出了“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对应’”的理论。然而这就给它们的解释带来了困扰,它们无法具体指证哪些是明晰控制权、哪些是剩余控制权,更无法说明它们理解的“两权对应”。最后,不完全合同理论的创始者哈特不得不声称:“(我们)并不区分合同规定的控制权与剩余控制权,而且在事实上剩余控制权等同于完全控制权。”

可见,把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理解为企业所有权明显是误解。这种企业所有权的提出虽然符合“不完全合同”的逻辑(把“两个剩余权”与“不完全合同”对应起来在逻辑上很“优美”),但却不符合经济生活的真实逻辑。企业治理结构在这个基础上当然就不可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综上分析可以认为,不完全合同理论提出的解释企业治理结构的企业所有权概念是不科学的。真正的企业所有权其实就是指人们传统认识到的企业出资者所有权,它的内涵是指对企业物质资本和产品的所有权。这个企业所有权,是出资者用自己投入企业的资本在承担经营风险而形成的,所以它归属出资者。由此还可得出,真正的企业最一般结构就是资本雇佣劳动结构。至于现代企业的结构演化,则必须立足于这一基础来解释。

【参考文献】

[1] 张维迎:所有制、治理结构及委托—关系——兼评崔之元和周其仁的一些观点[j]﹒经济研究,1996(9).

[2] 阿尔钦、德姆塞茨:生产、信息成本和经济组织[a].载盛洪主编:现代制度经济学(中译本上卷)[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3] 方竹兰:人力资本所有者拥有企业所有权是一个趋势——兼与张维迎博士商榷[j].经济研究,1997(6).

其它合同篇6

关键词：协商 合作 理性 责任

自从有诉讼以来，寻求合作与追求社会和谐便是诉讼和司法的一个重要价值，在东方的社会传统中尤其如此。然而，当20世纪形式正义主宰着刑事诉讼和司法时，这一价值追求不幸被形式主义程序正义的法庭对抗所掩埋，而这种对抗渗透于刑事立法与司法的理念之中，贯穿于案件侦查、起诉和刑事裁判执行机制之内，强化于纠纷解决和诉讼活动的整个过程，以致于法庭成了“单纯的诉讼技巧的竞技场”，对抗成了刑事诉讼的同义语或代名词，以至于刑事诉讼同社会和谐、合作似乎变得毫不相干起来。

正在进行的东西方司法改革都不约而同地洞穿了对抗性司法的上述弊端，进而试图找寻一条新的路径，以便把理性主导下的对话、协商和合作引入诉讼和司法。在我国，近年来围绕社会和谐所开展的司法改革，特别是刑事和解的尝试，正是这样的努力和探索。

与当下流行的对抗式诉讼建制和模式相比，协商性司法的根本特点在于：参与诉讼和司法活动的各方在交往理性的导引下，通过合作寻求真理和达成共识的过程，解决已经出现的矛盾、纠纷，纠正违法犯罪行为，最终维持社会的团结和持续合作。这是一个法律强制性与法律承受者自愿性统一的过程，一个司法程序规则建制和实体内容合理论辩的交织过程，它既要遵从既定的程序，又要摆脱形式主义的程序正义观干扰，使法律手段得到反思的运用，个体可以从这一过程中实现其合法性权利，社会由此可以指望法律得到自愿的执行，并培养出理性的和负责任的公民。

一、对抗还是合作?

盘点20世纪“正当程序革命”的遗产，以“沉默权”为代表的对抗式刑事司法程序当属其最具典型意义的一宗。从纯粹追求形式正义和被追诉人个体权利的角度上讲，对抗制的确具有革命的意义；然而，从社会共同体利益、司法的社会价值的角度看，“沉默权”等“正当程序”代表的这场革命却是“反社会”的，因为它堵死了社会共同体成员理性对话和协商的途径。

（一）法律共同体（理念）下公民的合作责任

尽管人们对现代社会和现代民族国家有不同的解读，但对于人们“生于其中，止于死亡”的社会或国家而言，“法律共同体”的理念正成为一种共识。德国社会学家哈贝马斯认为，“一个试图用法律管理事务和协调生活关系的共同体可以称之为法律共同体，现代社会通常都是法律共同体。”⑴换言之，“现代民族国家是一个法律共同体”。⑵所谓法律共同体，就是“通过法律将个人也置入其周围的、同他人相连接的作为秩序结构而受到调节的互动关联之中，也就是说，建立和保J那些个人在其中拥有成员地位的法律建制。”⑶

现代国家和法律是以个体权利为本位而建构的，在自然主义的“天赋人权”轰然倒下和实证主义的“权利源自法律赋予”被质疑之后，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协商民主论者赋予了个体权利新的意涵——它来源于社会主体的交往互动、相互赋予，其所涉及的是彼此合作的法律主体的相互承认。首先，权利的根本属性是社会性，因为，“权利毕竟不是一支枪，也不是一台独角戏。它是一种关系、一种社会惯例，而在那两者的根本方面，它是关联性的一种表达。权利是一些公共的主张，既包含对他人资格的要求，也包括对他人所负的种种义务。从表面看，它们至少是一种形式的社会合作——毫无疑问，不是自发的合作，而是高度组织化的合作——但归根到底，仍然是合作。”其二，社会成员的交往互动是权利和法律的源泉，权利和“法律的合法性根据，如果不想导致认知矛盾，就必须同普遍主义和团结的道德原则和个体和集体层次上自觉筹划的、负责的生活形式的伦理原则协调一致。”其三，社会持续合作是权利和法律的归宿，“作为法律秩序的成分，主观权利毋宁说预设了这样一些主体之间的协作，这些主体通过互相关涉的权利和义务彼此承认为自由和平等的法律同伴。”⑷相应地，在诉讼和司法中交往合作便构成了法律共同体内公民的基本责任。基于此，现代法律立足于秩序与合作双重视角，具有秩序与合作的双重功能，或者用富勒的话称作“作为社会控制的法律与作为人之互动的法律”。

然而，伴随着现代社会个体主义取代集体主义，刑事诉讼权利与合作产生了严重的紧张关系，个人权利至上观念的膨胀加速了这一过程。“由于现代性的个体主义导致了个体性的存在与共同体的分离，社会仅仅是个体间进行名利争夺的场所，道德仅仅是私人的事情，完全丧失了它的公共性，社会共同体因此也仅仅是作为一种物质性的存在，而不再是一个具有公共性的意义空间，道德意义的论证与道德原则的运用的合理性证明出现了不可弥补的鸿沟。”⑸这道鸿沟在刑事诉讼中尤为明显。刑事司法在扮演修复者角色的过程中，仅仅靠维护单个原子式的法律权利是远远不够的，更关键的它应当是一个社会道德修复的实践过程。“道德实践的一个重要功能就在于把不同行为者的行为用约束性的方式协调起来，而这则离不开道德的认知和论证。因为这种约束性建立在主体间相互承认的道德规范或日常实践基础之上，个体有义务尊重其他所有人，每个人都要对其他人负责，这就是道德认知的关键所在。”进而走向个体性与公共性的和谐统一和自主。⑹

据此，在现代社会这个法律共同体中，“人们如果想要和睦相处和有序生活，建构一种自由、平等的秩序，就应采取合作的姿态，相互承认各自同伴的资格和权利”。⑺这也正是“哈贝马斯主张走出自我中心论的立场，引入作为他者存在的他我（alter），并包容他我的他性。自我只有尊重并采纳他者对自我立场所作出的肯定或否定的回应，才能完成自我反思，实现彼此的承认。”⑻

（二）刑事诉讼目的与“共同的善”

在形式正义者那里，诉讼目的特别是刑事诉讼的目的不过是追求原子式个体的消极自由和个体利益的最大化，与社会共同体的公共利益和“共同的善”无关；实现这种目的的手段则是一种对抗式的策略行为，而非以沟通并达至共识为取向的交往互动行为。对此，我们不得不从多个层面进行检讨。

首先，公共利益是国家正当性的来源，是国家司法的合法性基础，刑事诉讼和司法制度的建构不能脱离这一基本前提。“仅就国家作为一种普遍主义的法权安排而言，它是一种超然存在，具有善之潜能，即理想的国家应当是公共利益的追随者，通过平衡、仲裁和调剂利益博弈，实现社会和平。因此，它是中立的，也只能是中立的，公共利益是它的唯一立场，民族理想、全体国民的自由与幸福是它的根本宗旨。除此之外，它便没有自己的立场，也没有自己的利益。”⑼刑事司法钓超然中立性，也必须是建立在对公共利益负责、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公正的基础上，舍此便失去了其正当性、合法性（非合法律性）。如果哪个国家的立法、司法将这种原子式私利追逐作为自己的立场，那么将不再具备政治合法性，也不可避免地使社会退回到“丛林状态”。

其它合同篇7

在认识论意义下，主体对客体的看，已经是众所周知的。生活世界里的人（主体）也在“看”，但不是持续的“看”，“看”是间断性的。因为“看”仅仅是生活活动（方式）的一个项目，“看”在生活主体那里首先是以“不关注”的方式进行，并在这“不关注”状态下，人（生活主体）和物呈现出物我不分的本真的生活状态。生活世界里的人，对待生活中的物体所持这种“不关注的看”的，就是一种生活的态度，，这种不关（非“观”）注，并不是说我没有“看”，仅仅是说我不是以一种“持续的，努力地去看”方式对待现象（图式），或者说我的目光是不停留在对象上。因此，我们把生活世界里普遍存在的人与物的这种本真的关系，作为我们谈（非研究）生活世界的切入点。 

生活意义下的“不关注看”，但终究是“看”，看总是看见点什么，比如眼前的牙膏，牙刷，桌子，桌子下面的鞋(这是个整体）等，我都不去关注，它们都是我的上手之物，这些表象（图式）都以功用性（用具）成为彼此互相挤压、拉伸、彼此钩连，进而构成了一个连绵不绝的整体（进而构成眼前世界），这个整体（生活世界）的个项比如牙膏或者牙刷，已经不是作为独立个项，而是作为了整体（世界）的构成成分（个项），因此我才不“关注”这其中个项，因为个项（比如牙刷）作为整体（世界）的构成的成份，或者说作为整体的部分存在着，它是整体“凹陷”(当我不关注它们的时候）的一份子，此时，我与整体（世界）相对，我“关注”的是整体，当然没有关注这个整体的“凹陷”的部分。此时，作为个项的牙刷是消融在整体之中的，只有在牙刷以变化（牙刷的毛已经卷）的图式出现，我才会关注牙刷。牙刷就以其先前不是的图式（过去）显现出当下的表象，从先前的整体世界中“凸出”，我关注它，而先前由牙刷和牙膏桌子和鞋构成的哪个整体就没被我关注了，不能说这个整体消失了，只能说整体的部分（牙刷）“凸出”时候，即它从整体中显现出来，而作为牙刷以外的其它整体构成成分（牙膏和桌子，鞋等）因为不被我关注就“凹陷”，因而不被我关注。就是说，构成这整体（世界）的个项如果发生变化，即这其中的个项图式有改变，那么我就会关注地“看”这个项。因此，从整体（牙膏，牙刷，桌子，鞋。。。）和其部分的关系而言，部分通过自己的“凸出”或者“凹进”显现出整体的变化来。而且就整体而言作为存在，有凸（通过部分实现），必然有凹（类萨特《存在与虚无》中的“虚无”，这里没有用害怕引起混乱，毕竟二者是有区别的）这二者是彼此激荡，互为因果。可以说因为这部分凸，使得另一部分凹，反过来亦然。其结果“凸”就让整体的部分得以“显现”，我能直接关注到显现的凸出，相反，“凹”的部分就“隐退”，令我无法去关注。因而，隐退的这部分，不被我所关注，但它作为存在，是“凹”着的存在，它挤压，拉扯着“凸”的显现。因此作为整体的存在，它必然是在以整体方式让自己“凸”和“凹”着，并且是持续地以二者彼此纠缠的这这种方式存在着，世界（存在）只要作为整体对待，它就作为流变着的（时间）“凹凸”着。就此而言，整体总是以其部分“凸”现的方式，才被我关注着它的表象，那个“凹”进的部分是不被我关注的，也不能被我所关注到。因而整体的存在是不能够被直接全部给予“看者”。现象仅仅表明存在（整体存在）“在”。在这个意义上，康德的物自体是有意义的。但是，康德指明的存在的现象（凸出）是可以在“看”中直接给予，是认识论意义下知识的地盘，而对“凹”的部分而言，始终在“看”之外，没有办法去“看”，是理性不可逾越的鸿勾。生活中的人就对“凹”的部分，不关注，也没有办法去“看”。这种不关注放在生活世界里来看，又有特别的意义。它表明任何存在都在“凹和凸”的持续纠缠中。表象之所以可能，就因为存在有“凹”和“凸”，二者之间有“界”，在界内就是表象的部分，存在有其稳固性，就因为“凹”，“凹”以部分的存在方式支撑“凸”，挤压着“凸”，表象才成为了表象，并有了稳固性，“看（关注）”就成为一种可能。我们说的客观性实际上就是说整体的存在在以整体的“凹凸”的方式维持着“凹凸”二者之间的界限，这整体的“凹凸”因为彼此纠缠挤压撕扯的连续性，造成了“凹凸”二者之间的界限的移动，不易被察觉（比如：人会老，身体回衰老），并给人以存在表象的稳固性。因此，任何存在都是永动不居的（赫拉克利特），并且从整体上以“凹凸”的方式流变着（这一点实际上是中国道家内容）。因此，存在是不存在的。我们无法对存在说“是”，因为当我欲说“是”的时候，存在已经过去了。因而存在是不可能认识的，它“凹凸”着，它本身就是时间。唯一让我们和它切近就是与其合拍，让作为自己的存在和自在的存在合拍。这种合拍就表现在生活世界里多数时间里，我与物浑然一体，物我不分的生活状态里。我们最切近地纠缠存在的方式就是彼此推拉，挤压，并在这种挤压中，逐步地变得合拍。具体说，就是它“凹”，我“凸”；它“凸”我凹”，并且彼此有拉伸，推压，我的“凹”牵引着它的“凸”，它的“凹”牵引着我的“凸”，只有在这时候，我与存在最近。因为存在自身是变易，达到“存在”，就要自己也成为时间，自己也置于在时间之流变中，并且我与存在合拍时候，我就在存在之中了，这时候，我与存在就没有内外之分，以此推之，我与世界（生活世界）也可物我不分，我即世界，世界即我，不过是彼此的时间流变的的合拍。 

让我们看看，当那只牙刷(即海德格尔上手之物工具性发挥受阻）被我关注到底还意味着什么。当我关注牙刷，先前把牙刷纳入其中的整体（世界），以及这个整体的其它个项（牙膏，桌子，鞋等）就不被我关注而“凹陷”。这时，我们实际上，就把牙刷做为整体（自在存在）。那么我所见的牙刷（表象）就是牙刷的“凸现”的部分，其背后的“凹现”部分是不能被见的。这个牙刷（表象）部分发生改变，意味着牙刷作为“凹和凸（时间流变）”之间的“界”在推移。就牙刷做为自在的存在而言，已经不是我所“关注”前的牙刷，它是当下状态的，而不是曾经的。也就是说，压刷自己从过去（凹凸状况）来到现在的当下状况，而牙刷作为自在整体存在的凹凸（那条界整体上是缓慢移动的）是持续的，那么它的整体（牙刷）的存在也就是在时间中的。但是我们要问的是，牙刷以什么方式唤起我对它关注，我从不关注到关注的转换点是什么。就是牙刷做为世界的部分如何成为我所关注的凸现。 

生活世界里，就牙刷的存在不被我关注而言，我与由牙刷和牙膏，桌子等彼此勾连构成的这个世界是物我不分的，浑然一体的（特点是我对诸类生活事物不关注）。也就是说，世界是存在的，它（我与世界物我不分的整体）必然是“凹凸”着，我是自在的，我以身体做表象，表明身体连缀着自在的我的存在“凹陷”部分，作为自在的存在于时间之流变中，我（存在）也必然是“凹凸”着的，我与世界唯一亲近，唯一切近的就只有我们都是以时间作为存在，或者说我与世界（整体）的存在唯一共同点，是时间，是那永动不息的流变，这是我与现实的世界物我不分，同一的基础。这种同一，不是认识论意义下的本质和现象的同一，而只能是变化方式上的同一，就是合拍（中国人常说的人与自然的合谐，就是此意）。在我与世界合拍时候，自在存在（我与物）之间的彼此交合和融合，只能是彼此唯一变化形式凹凸的合拍，除此之外，力图把握永动休息的变化的努力，是徒劳的。那么我现在关注牙刷意谓着什么？我与世界同一，世界的个项（比如牙刷）作为整体（世界）的构成，它自己也是相对独立的“凹凸”的存在，它成为整体（世界）的部分，是因为与整体合拍，它作为相对独立的整体是和其它整体（世界）构成成分（如牙膏，桌子，鞋）互相挤压，拉扯中，因而彼此“凹凸”有序，从而使得整体（世界）呈现出相应的合拍的“凹凸”。当牙刷自己“凹凸”和整体的“凹凸”不合拍时候，也就是说，牙刷自己的“凹”，四周（挤压着牙刷的其它构成）不是“凸”，而是“凹”，这时候，牙刷就和其四周的存在，渐渐有了裂缝，于是它单独地“凸出来”，这时候，整体（世界）其它构成就“凹”。我与世界是整体，是互相勾连和挤压，拉扯着的，牙刷的“凸”，就必然挤压着我的“凹”，世界其它构成因为牙刷的“凸”而“凹”，相应地我自己的构成也就有了“凹”。于是，我与世界有了裂缝。我与物相分。但这种相分是局部的。那只牙刷的“凸”，就是这种我与世界的裂缝的中心。在这个中心处，我关注点，从先前生活的世界（整体），转移到当下凸出的牙刷，我与牙刷应该是从一种合拍的“凹”和“凸”推挤拉扯中步步分离的。这种分离，是从彼此之间的亲临的逼压，凹凸中逐步实现。因而我和牙刷的这种关系分裂也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里我居于分裂的中心，我自己受到来自牙刷的“凸凹”逼压和拉扯，我和世界的整体方向上被要求分离（先前物我不分），因而我总是和我最相近的存在（牙刷的存在）不合拍，并不断地超越了“牙刷”的“凸”带给我的挤压，或者说我是以更强力度的“凹”回应，从而，我的“凹”和原本整体世界的在牙刷这里以“凸”的方式，使我与世界（整体）上有了裂缝，原本是物我不分的存在的整体，以内在分裂的方式出现了自在“我”和世界（牙刷，牙膏，桌子，鞋等构成的，不被我关注先前的那个世界）裂缝。此时刻，不能说，是我与世界有了认识论意义下看和被看的对立，我还不能“看”，是因为我与世界仅仅有道微弱的裂缝而已经。我与世界关系还是有一种彼此的拉扯和逼压，因而我与世界的关系仅仅是分裂的开始。即便如此，我已经有种自己不在（没用“是”）先前整体世界（物我不分的整体）里的感觉，这是我对自己已经不在其中的觉悟之情，这种觉悟首先就从牙刷那里开始的。作为自在的我（不是认识论意义下的“自我”），已经在这种内在的分裂中觉悟自己的“在”，这种对自己在的觉悟，站在自己立场上而言，又是自在的整体（已经内在微弱分裂）对自己的“凹凸”变化中，以自己“凸”的部分的挤压“凹”，自在的我就因而有一种被抛入，或者被压入的感觉，我被压入，挤压或者被拉伸着来到这里，成为我自己（“亲在”）而先前那个世界的构成，以最切近的方式挤压，拉扯着我的存在之部分，并让我从曾经所是的整体（物我不分的整体，我即世界，世界即我）中“凸出”，（不能认为我是来自我自己的过去，我仅仅受着我自己的过去纠缠，真正让我成为我自己的，是整体，对我的逼压拉伸和挤压，或者说整体才是我所想，所欲达到的，整体就是先我而在的，是我想要成为其所是，即我欲同整体合拍，整体是我的将来。），因为我与世界（牙刷，牙膏等构成的）有了裂缝，我就有了悬空感觉，我以最切近的方式感受到作为自在（我）的以整体方式对我的挤压，存在（整体）就是以亲在的方式觉悟自己的存在，在那里？，就在裂缝处。于是，整体自在（我）始终凹凸变化着，曾经与外物一体，彼此合拍，因而连自己的“在”也无法觉悟，如今，它从裂缝出，觉悟到自己的存在，以整体的方式关注和领悟自己是和曾经的整体已经不合拍，即曾经的整体的时间和我的时间相分，于是，我以整体亲临的方式（亲在），来到这里，停留在我与外物的裂缝处（我与外物曾经是一）。亲在和我（自在的整体）也是一种内在的分裂，是一种彼此逼压，拉扯中，整体力图对自己存在的有所保留，力图把自己做为某种存在的倾向，这个阶段，亲在和我就是内在裂痕关系。我与亲在是不能用“是”来判断的，并切这是一种连续的过程，亲在和整体的存在仍旧是一种纠缠关系，或者说，整体存在还是以“凹凸”的方式存在着，这种凹凸，更加剧烈，亲在和整体存在彼此拉扯中，亲在总是处在整体的挤压，最后被抛入到我与外物的裂纹处，于是，这种裂纹加大，我终于可以看见这个从先前的世界的“凸现”，亲在就被自在整体抛入到这里，和外物的“凸显”相对。于是，我从对牙刷的不关注，转为了关注。关注是一种，亲在被整体逼入到这里，亲在是被自在存在抛入，或者说，是整体存在以自身时间的“凹凸”中到此，亲临，因而“亲在”关注牙刷，是以被整体存在否定的方式抛向这里的，我关注这只牙刷，关注就意味着，“看”和被“看”有一种对立。另一角度，我们说是牙刷作为自在的存在，也是在时间中的，它“凹凸”着的，它自己的“凹凸”使得自己和自己所属的整体的“凹凸”不合拍，从而让自己的“凸显”，让自己所在的整体，除自己以外的其它构成，成为先前整体的“凹陷”，于是，牙刷自己的“凹凸”打乱了整体的时间进程，于是我与先前的世界的合拍状况，也被打破，这种打破，使得我与外物开始有了裂缝，各自以“凹凸”的变化方式向自己的时间回归。牙刷从先前的图式到现在的图式，表明它已经处在自己的时间中，和曾经的那个整体的时间不同拍。而它自己的“凹凸”又搅动了它先前所属的哪个世界，并以“凹凸”的方式在彼此的拉伸中，传递给自在的我，作为自在的我也以亲在的方式来到这里，并在这里“看”这只牙刷（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对某物关注，看似简单，这实际上是因为我们的身体，是作为和外物能构成有机整体的能者，因而是时刻被外物拉伸和挤压着的，并随时随地都作为潜在的发出者），“看”和“被看”就这样形成了对立。因而，“看”就有另一层意，就是“我”到此“相会”。“这是牙刷”，不能作为认识论意义下的本质判断，而是生活意义下的生活判断。“这”，即我（亲在）到此之意，我以亲在的方式来到这里（最终停留在凸出在身体背后，挤压着身体，）。“牙刷”即它从整体中出来，成为所是，它以自己所是的方式，就是它完全不再作为它曾经的所属的世界构成成分，从那个世界的“凹凸（时间中）”中出来，以自己的“凹凸”方式，以自己的凹凸最不合拍于整体的方式从整体（世界）的存在中绽立出来，它曾经所是（物我不分的世界），已经是它的过去，它以当下的“凹凸”方式维持自己，就整体的世界而言，它是从整体世界中出来，或者说是世界（整体）通过自己的牙刷以外的构成（牙膏，桌子，鞋）成分的“凹”挤压牙刷，这种挤压让牙刷从世界绽出，这种绽出，以牙刷和其世界不合拍的方式绽出的，因而，牙刷也是以其世界的亲在，也是“到此”，只是从另外的一条路来。我（“亲在”）与牙刷没有主客之分。但不同是我首先作为人有传言这种“相会”的优先性，“这是牙刷”真实的含义：“我和牙刷相会”，“是”不是本质的判断中的谓词。而应该做“会”之意义。这种相会，不是空间，而是时间上的“相会”。我（亲在）是来到这里，是被整体的存在抛到这里，我（亲在）不是自在的存在的整体，仅仅是我“凹凸”流变的一个时间的点，因而“亲在”就是存在（整体）凹凸自己一个凹或者凸（它自己也作为另一种整体的部分凹凸着），是对应存在的时间点上的“凹”或者“凸”，当亲在觉悟到自己“在”时候，她就已经向着整体在后退，被整体存在抛出，成为自己所是，却不是整体当下所是（它已经和存在不合拍）。亲在和存在（整体）是内在的逼压，因而“亲在”始终都是处于整体的逼压，被迫来到这里，去向那里，成为自己，但却已经远离整体（时间上倾向不合拍的方向），作为存在（整体）的亲临，力图对整体存在“看”时候，只是看见自己所不是（对面的表象），亲在力图对自己的存在本身说点什么，或者说它想要把自己做为某种存在时候，它发现自己所能说“是”的，只有与自己对立着的表象。因而表象被我关注是因而我们各自的存在时间上的不合拍。这种不合拍，只有让我在我之外去找，而不能在我之内找，因为在我之内的存在是从整体上与我临近的合拍关系，还是彼此拉伸，牵引，从我有我与自己内在的存在（亲在）临近于物我不分的关系。“这是牙刷”或者“这不是牙刷”都表明我与牙刷的时间上的远离，最不合拍。因而，能被见的，不是我自己，能被我说的，也最不是我自己，存在者和存在最终是时间上远离，要追问存在本身，就是追问时间，的确是如海德格尔说的，需要追问在者如何“存在”起来的。而那些“在者”不是本源的，本源存在是“在者”为何在起来的那个原因，或者就是存在活动，让表象成为表象的那个存在，最根本的就是永动不息“自我凹凸”着的时间。　 

因而，我对牙刷的关注的“看”这种关系是平等的关系，不是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不是主体规划客体，也不是客体支撑主体，而是“会”，我们会于此。我们之所以会于此，是各自存在（自在）的时间性向着合拍方向努力的规定，是存在在时间流变之中，持续地“凹凸”，必须适应整体（世界）存在的时间合拍性，是被要求在时间的这个“一”中，我们“相会”是世界的“一”即时间，从总体上的要求，有了这个要求，我们才能“会”。而那个整体世界存在（时间）的对世界一切的表象的存在统归为“一”，这个“一”类是中国人常说的“道”。我（生活主体）对外物“关注看”的这种关系，表明我们有距离，但从世界意义上看，我们却又能“会”。这种距离并没有成为障碍，因为我从自在的存在（时间）出来，我行进在“道”中，外物也是如此，因而，我们之所以能“会”，是整体（世界）的规定存在着这么一种要求和倾向，我们最终能会，能到此，还是因为我们之间有“路”，路即“道”，道即时间。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之所以相会，因为“道”。我行于自己的“道（我凹凸着）”，你行于你的“道（你凹凸）”，我们只能相“会”，不能相互取代，只能合拍，不能相融，只能合拍。合拍就是时间上的“凹凸”合拍，这种合拍，才能消融我与物的对立，并以我“不关注”为标志。因而，我对物的愈来愈关注，就意味着我远离“道”（时间），在这里，认识论者是用“是”取代了“会”。本质的知识性的假设，取代存在的“在”，主体和客体有了不平等的关系，二者就不可能有所谓的世界意义上的合拍，我们永远都是在“看”中对立着，这种对立的消除，要么在主体这边，主体统治着客体，要么是主体屈服于客体。哲学也变成了首先分为唯物还是唯心。直到今天，许多人还在用西方的认识论方法来支解着中国传统哲学，真是缘木求鱼！因为中国的哲学是生活哲学，就是关于生活的学问，关于“道”的学问，更有甚者，把老子《道德经》的道做唯物还是唯心的分？ 

我与世界的不合拍，从那只牙刷“凹凸”开始，也必须从这里结束，也就是说，我必须从对世界中的“凸出”关注，转为“不关注”，这种“不关注”就要求我与“牙刷”再一次达到合拍，即再次物我不分。这其中就需要我（亲在）付出额外的劳作（烦），我必须修补，或者掏钱等额外的劳作。我只要换了一只牙耍，那么我就可以对它不关注，我与世界的关系仍就是合谐的。那么我与世界的合拍，从表面上看是我对外物的不关注，其实质又是什么？我与世界实现合拍的方法是什么？也就是说，我们从“不关注”到“关注”是因为整体时间的要求，那么从关注到不关注又怎么实现的？ 

表象的存在，在被我以“关注”地“看”这种方式中表明它还以“凹显”方式存在着（它的另一部分）。当我关注存在的表象时候，存在和表象不能等同。存在和表象有了游离的关系。我看见了鞋，它以其特有的表象（生活图式）直接给予我，而其存在是不被我看见的（胡塞尔说，我看见红，不见其存在）。于是，存在，在我关注下，给与我“看”的仅仅是表象，其表象的存在与表象是不通的（站在我的角度），二者是在我关注的“看”，这时候出现的是我与存在（自在的）的对立，本质上，是我与存在没有处于一种现有的生活方式，或者说，我不知道将要以什么生活方式容纳存在，那个表象还没被赋予生活的方式。 

我不关注地“看”，这种“看”其实所包含的真实含义是：“传统认识论下的“看”和“被看”坚硬对立没有了”，被消融在主体的日常生活的方式中。举列：如果问早上先穿左脚或右脚，很多人都答不上来，因为起床时候，鞋被我“看”，但我并没有“关注”它。因此，生活中的表象(鞋）的存在，就是以“不被关注”的方式表明自己存在，或者说，表象的整体存在首先是自在的，它的“凹陷（隐而不显）”部分不在表象里面。显现的表象的存在仅仅是整体存在显现的这一部分。表象作为存在的显现的这部分，是以表象的图形被“凹陷”这部分的存在（整体存在），在以挤压的方式让表象部分以凸显的方式来显现它（整体存在）“在”（某种意义上，康德的物自体），自在的存在总是以“凸”的方式进如我的视域，并保留（隐）着“凹陷”部分。因而，自在的存在和我的关系，存在着“被关注”和“不被关注”两种生活意义下的“看”。这种自在的存在在生活世界里成为“不被关注”的存在时候，它就已经完全地作为整体给予了我，已经是作为生活者的一种能够实现的生活方式的内容，这时候，自在的存在，其全部的存在内容（连同其图像）就在我的生活的方式中，我以穿鞋这种生活方式让鞋的存在（自在）消融于鞋的图式里，或者说鞋和其存在（凹进部分），在我的生活方式里作为我生活活动的内容彼此消除了对立（相通），鞋的表象（图式），也因为不被我关注（在我的视野），即不被我“看”（如果我穿在脚上很适合，我不会去关注鞋），也就是说，表象和其存在都不被我“关注”，从而具有了同一性，当然不是认识论下的本质和现象的同一，而是生活论意义下的同一，这种同一表明“鞋”的存在（凹进部分，不显现）以其实用，功用性和鞋（表象）同一在我的生活方式内容中，或者说表象和其存在相互“通”，鞋被我穿在脚上，它和我的脚建立在一种亲密的关系，同时，鞋的存在（凹进部分）就以功用性显现在表象里（而者相通），于是，我们发现了存在（凹进部分）和显现（凸出部分）的同一（相通）环境，就是在我生活的这种“穿”的方式中，此时，表象的（意识，精神的）存在没有必要躲在图象的背后，在我的生活方式中存在与表象相通，存在通达于表象（鞋的凹凸与我的时间合拍），因而，鞋的整体存在与我的关系，在生活世界里，因为“凸现”和“关注”相关，“凹陷”部分有了这种不被我”关注“的存在的存在方式，因而，一切自在的存在最终都可以在生活世界里，和我彻底消除对立，以一种不被我关注的方式置于我的生活方式里。实际上，在我与物的这种关系，就是物我不分，自在的存在和我的存在已经合拍，我与鞋从各自的自在（不是世界）时间上的合拍。鞋此时刻作为了我的脚的延伸，完全是我的表象的一部分。因而，站在自在的我的立场上，我的“凹凸”就是鞋的“凹凸”二者进退有序，凹凸合拍，谓之“谐”。因此，认识论意义下的“看”和“被看”的对立，原本就在生活中是没有的。西方许多学者，力图在认识论意义下消除“对立”是徒劳的。 

我们得出结论，生活中的“存在（自在的）”有两种存在方式（凹或者凸，前者对应着存在的显现，是知识的地盘，后者是显现的存在，是需要在生活中被我确立为生活方式的内容的。），二者又对应着两种生活的直观。1：当我以“关注”的“看”这种直观方式时候，表象以直接显现的方式“凸”起，给予我的存在的显现部分，并被我直接关注其表象，这时候，其存在的整体因为又有“凹陷”部分，不能被我“看”，因而是自在的，这个自在的存在让表象显现出来，这时候的表象有着生活中的原本性，它是作为自在存在整体的固有结构，没有经过任何技术处理的。最多是停留在感觉阶段的，没有上升至知觉的原本的有待生活化的图式，对这种整体存在，生活主体没有现成生活方式让这个自在的存在全部开放，因为那“凹陷”部分不能够在看中给予，只有在生活方式被给予后，也就是说，我与当下的表象和凹陷组成的存在之整体的生活方式没有建立起来，我与自在之间就不通，表象和其凹陷的存在部分也就不通，表象之所以成为表象，就是因为其凹和凸之间有界。2：当我以不关注的“看”这种可直观表象时候，凹陷的存在消融于我的某中生活方式中，或者以某种生活方式的潜在的内容自明地给予我，这时候，存在和其表象（图式）同一（或者相同（通））于相关的生活方式，表象和其相应那种生活方式直接给予我，这时候的表象就是生活图式，作为其对应的生活方式给予我，在这个图式里，我与存在的对立消除并且同一（通，因为这种同一不是认识论意义下的同一，而是应该“通”，其中有路，有道，可达可去）。因而生活的图式，不同于认识论意义下的那些图式（比如，对某物的意识），在生活世界里，生活的图式更加本源，是直接关乎存在整体（时间）的，与存在最贴近的（它包含了“凹陷”部分），此时，表象成为生活图式，它直接把生活方式给予我。我看着“图式”，就直接明白了和领悟表象背后的“凹陷”的存在的生活意义（生活方式），因而，表象要成为生活的表象（生活），不是先验的，而是必须在人的生活中被生活主体赋予。要说明的是，生活图式是在表象的基础上，并在生活中逐步被建立起来的。在这里，我们说“生活判断”除了“相会”，进一层的意思，就是生活方式是我与外物相会，并在交往中建立起时间上的合拍关系的必然结果。也就是说，我与外物相会在生活方式中。我与外物合拍就是在生活方式里实现的。而生活方式又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先前我与牙刷的关系是在一种既有的（已经被经历过的，并可当下能够给予的）生活方式下进行说明的，换言之，是我（生活主体）与外物的生活方式是自明的这个前提。 

生活中，我们发现当存在以新奇的图象（陌生的图象）出现的时候，我（生活的主体）就会“关注”的“看”，这实际上是说，表象的存在以自在的方式存在，我与其存在没有过任何现成的既定的生活经验方式容纳这种表象的存在，那么我就会去“关注”地“看”，我与陌生的表象曾经没有任何接触过（表象就不是生活图式）。因此，我们这时候，去关注“看”，这种看，是向着生活方式的，或者说都是以生活方式的确立为依归的。生活方式一旦被再次确立，那么“关注”就会变成“不关注”。 

新奇的存在的表象也是存在，它是以我所未见过的表象，因而是我与世界对立中的最不和谐的对立处。它以“凸显”的方式和我相会与此。于是我被存在抛入于此，我和它是不合拍的。这种从不合拍要逐步确立为合拍的过程是艰难的。因为我必须以切近的方式与它相触。这个过程必然要求以我和它要有彼此推拉，拉扯，最后才能建立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就象柳宗元笔下的《黔之驴》中那头老虎和驴。老虎总是以最近的方式和驴接近。最后确立了驴与虎的那种生活的关系。而作为彼此拉扯，挤压的内在临逼关系而言，是任何事物的表象得以确立为是它能被其它所定为其所是的依据。也就是说，我的身体，不是简单的图式，仅仅能被“看”，而是在其产生和生长的过程里，从整体变化中被挤压和塑造为诸种生活方式的缘发者。也就是说，我的身体产生，就是存在自身“凹凸”的结果，在时间进程中，自在的“凹凸”在整体上彼此纠缠的必然结果，是我在时间中最后被确立为现在这个表象存在的同时，我的身体就作为诸种生活方式潜在给予者。我的身体就是自在存在整体上的“凹凸”的分界限，因而是受着“凹凸”双方的拉伸和挤压的，并最终在存在的历史生长过程里确立为身体，当我的身体最后被挤压为身体时刻，存在已经从整体上分裂为自在的我（通常说的心灵）和能与身体打成一片的生活图式世界。世界整体存在的“凹凸”内在地分为了身体（先前的整体的“凸”）的凹凸和自在（先前那个整体的“凹”）的“凹”的“凹凸”，于是以身体为界限有了内外之分，身体就受着自在的我的挤压和外物的挤压。身体是世界分裂为内和外之界限，因而它先验地是与外在世界的物，彼此之间挤压着，身体发育过程里也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它总是与外界互相接触中改变自己（生长自己），因而身体自身就是经验着，亲历着，构造着自己的最潜在生活方式能给予者。正因如此，它和作为世界的诸种表象源本同一，就是时间上的同一，“凹凸”上的同拍就在根本上有着时间上的根据。只要身体自身和自在存在的同拍，就能与世界的那个“一”同拍，那时就没有内外之分，没有整体与部分之分。海德格尔的本体论意义上的那个存在，是历史性的生长过程里逐步撑开自己，而身体却是已经被胡塞儿悬搁，存而不论，因而没有本体论的意义。存在只和意识在纠缠，亲在虽然作为自在的存在抛出，但没有，也不可能，作为和身体最直接的挤压者，并且只有通过对身体的挤压才最后，才成为现实中的人的行动。就这一点而言，海得格尔还是西方人，是带有认识论的痕迹的，必然不会以生活世界为依归，在生活世界里来寻求本真的“存在”，作为反西方传统的“斗士”，最后虽然摆脱认识论，终究没有以现实生活为依归，却只能是走入艺术的世界里为依归，有其必然性。 

生活世界的几点内容：1。现实生活的人与物有一种物我不分的本真的生活状态，这种状态是以“不关注生活图式为特征。2。一切表象都在生活中成为生活方式内容，即表象被生活化，才成为生活的图式，被纳入生活方式的内容。3。生活的判断是以生活方式为依归，不是认识论意义下的本质判断。4。存在在时间中的，是流变不居的，但是以“凹凸”为自己的变化形式，达到存在，就是与它同拍。5。生活主体与物是平等的，因为二者有着同拍于时间的基础。 

而认识论意义下的科学世界以“看”出发的，主体可客体是不对等的对立关系，是以认识活动中建立主客体关系的，因而，认识的主体是研究者，是基于图象本质存在的设定为前提下，进行认识活动，并力图在其活动中去寻证本质存在，它是以对象本质为追求目的，其结果是用自己的方式（比如逻辑）创立了所谓的本质，因而它重视表象（存在者），并以此出发，走在了一条遗忘“存在”的道路上，实际上遗忘了本真的生活！

其它合同篇8

在认识论意义下，主体对客体的看，已经是众所周知的。生活世界里的人（主体）也在“看”，但不是持续的“看”，“看”是间断性的。因为“看”仅仅是生活活动（方式）的一个项目，“看”在生活主体那里首先是以“不关注”的方式进行，并在这“不关注”状态下，人（生活主体）和物呈现出物我不分的本真的生活状态。生活世界里的人，对待生活中的物体所持这种“不关注的看”的，就是一种生活的态度，，这种不关（非“观”）注，并不是说我没有“看”，仅仅是说我不是以一种“持续的，努力地去看”方式对待现象（图式），或者说我的目光是不停留在对象上。因此，我们把生活世界里普遍存在的人与物的这种本真的关系，作为我们谈（非研究）生活世界的切入点。

生活意义下的“不关注看”，但终究是“看”，看总是看见点什么，比如眼前的牙膏，牙刷，桌子，桌子下面的鞋(这是个整体）等，我都不去关注，它们都是我的上手之物，这些表象（图式）都以功用性（用具）成为彼此互相挤压、拉伸、彼此钩连，进而构成了一个连绵不绝的整体（进而构成眼前世界），这个整体（生活世界）的个项比如牙膏或者牙刷，已经不是作为独立个项，而是作为了整体（世界）的构成成分（个项），因此我才不“关注”这其中个项，因为个项（比如牙刷）作为整体（世界）的构成的成份，或者说作为整体的部分存在着，它是整体“凹陷”(当我不关注它们的时候）的一份子，此时，我与整体（世界）相对，我“关注”的是整体，当然没有关注这个整体的“凹陷”的部分。此时，作为个项的牙刷是消融在整体之中的，只有在牙刷以变化（牙刷的毛已经卷）的图式出现，我才会关注牙刷。牙刷就以其先前不是的图式（过去）显现出当下的表象，从先前的整体世界中“凸出”，我关注它，而先前由牙刷和牙膏桌子和鞋构成的哪个整体就没被我关注了，不能说这个整体消失了，只能说整体的部分（牙刷）“凸出”时候，即它从整体中显现出来，而作为牙刷以外的其它整体构成成分（牙膏和桌子，鞋等）因为不被我关注就“凹陷”，因而不被我关注。就是说，构成这整体（世界）的个项如果发生变化，即这其中的个项图式有改变，那么我就会关注地“看”这个项。因此，从整体（牙膏，牙刷，桌子，鞋。。。）和其部分的关系而言，部分通过自己的“凸出”或者“凹进”显现出整体的变化来。而且就整体而言作为存在，有凸（通过部分实现），必然有凹（类萨特《存在与虚无》中的“虚无”，这里没有用害怕引起混乱，毕竟二者是有区别的）这二者是彼此激荡，互为因果。可以说因为这部分凸，使得另一部分凹，反过来亦然。其结果“凸”就让整体的部分得以“显现”，我能直接关注到显现的凸出，相反，“凹”的部分就“隐退”，令我无法去关注。因而，隐退的这部分，不被我所关注，但它作为存在，是“凹”着的存在，它挤压，拉扯着“凸”的显现。因此作为整体的存在，它必然是在以整体方式让自己“凸”和“凹”着，并且是持续地以二者彼此纠缠的这这种方式存在着，世界（存在）只要作为整体对待，它就作为流变着的（时间）“凹凸”着。就此而言，整体总是以其部分“凸”现的方式，才被我关注着它的表象，那个“凹”进的部分是不被我关注的，也不能被我所关注到。因而整体的存在是不能够被直接全部给予“看者”。现象仅仅表明存在（整体存在）“在”。在这个意义上，康德的物自体是有意义的。但是，康德指明的存在的现象（凸出）是可以在“看”中直接给予，是认识论意义下知识的地盘，而对“凹”的部分而言，始终在“看”之外，没有办法去“看”，是理性不可逾越的鸿勾。生活中的人就对“凹”的部分，不关注，也没有办法去“看”。这种不关注放在生活世界里来看，又有特别的意义。它表明任何存在都在“凹和凸”的持续纠缠中。表象之所以可能，就因为存在有“凹”和“凸”，二者之间有“界”，在界内就是表象的部分，存在有其稳固性，就因为“凹”，“凹”以部分的存在方式支撑“凸”，挤压着“凸”，表象才成为了表象，并有了稳固性，“看（关注）”就成为一种可能。我们说的客观性实际上就是说整体的存在在以整体的“凹凸”的方式维持着“凹凸”二者之间的界限，这整体的“凹凸”因为彼此纠缠挤压撕扯的连续性，造成了“凹凸”二者之间的界限的移动，不易被察觉（比如：人会老，身体回衰老），并给人以存在表象的稳固性。因此，任何存在都是永动不居的（赫拉克利特），并且从整体上以“凹凸”的方式流变着（这一点实际上是中国道家内容）。因此，存在是不存在的。我们无法对存在说“是”，因为当我欲说“是”的时候，存在已经过去了。因而存在是不可能认识的，它“凹凸”着，它本身就是时间。唯一让我们和它切近就是与其合拍，让作为自己的存在和自在的存在合拍。这种合拍就表现在生活世界里多数时间里，我与物浑然一体，物我不分的生活状态里。我们最切近地纠缠存在的方式就是彼此推拉，挤压，并在这种挤压中，逐步地变得合拍。具体说，就是它“凹”，我“凸”；它“凸”我凹”，并且彼此有拉伸，推压，我的“凹”牵引着它的“凸”，它的“凹”牵引着我的“凸”，只有在这时候，我与存在最近。因为存在自身是变易，达到“存在”，就要自己也成为时间，自己也置于在时间之流变中，并且我与存在合拍时候，我就在存在之中了，这时候，我与存在就没有内外之分，以此推之，我与世界（生活世界）也可物我不分，我即世界，世界即我，不过是彼此的时间流变的的合拍。

让我们看看，当那只牙刷(即海德格尔上手之物工具性发挥受阻）被我关注到底还意味着什么。当我关注牙刷，先前把牙刷纳入其中的整体（世界），以及这个整体的其它个项（牙膏，桌子，鞋等）就不被我关注而“凹陷”。这时，我们实际上，就把牙刷做为整体（自在存在）。那么我所见的牙刷（表象）就是牙刷的“凸现”的部分，其背后的“凹现”部分是不能被见的。这个牙刷（表象）部分发生改变，意味着牙刷作为“凹和凸（时间流变）”之间的“界”在推移。就牙刷做为自在的存在而言，已经不是我所“关注”前的牙刷，它是当下状态的，而不是曾经的。也就是说，压刷自己从过去（凹凸状况）来到现在的当下状况，而牙刷作为自在整体存在的凹凸（那条界整体上是缓慢移动的）是持续的，那么它的整体（牙刷）的存在也就是在时间中的。但是我们要问的是，牙刷以什么方式唤起我对它关注，我从不关注到关注的转换点是什么。就是牙刷做为世界的部分如何成为我所关注的凸现。

生活世界里，就牙刷的存在不被我关注而言，我与由牙刷和牙膏，桌子等彼此勾连构成的这个世界是物我不分的，浑然一体的（特点是我对诸类生活事物不关注）。也就是说，世界是存在的，它（我与世界物我不分的整体）必然是“凹凸”着，我是自在的，我以身体做表象，表明身体连缀着自在的我的存在“凹陷”部分，作为自在的存在于时间之流变中，我（存在）也必然是“凹凸”着的，我与世界唯一亲近，唯一切近的就只有我们都是以时间作为存在，或者说我与世界（整体）的存在唯一共同点，是时间，是那永动不息的流变，这是我与现实的世界物我不分，同一的基础。这种同一，不是认识论意义下的本质和现象的同一，而只能是变化方式上的同一，就是合拍（中国人常说的人与自然的合谐，就是此意）。在我与世界合拍时候，自在存在（我与物）之间的彼此交合和融合，只能是彼此唯一变化形式凹凸的合拍，除此之外，力图把握永动休息的变化的努力，是徒劳的。那么我现在关注牙刷意谓着什么？我与世界同一，世界的个项（比如牙刷）作为整体（世界）的构成，它自己也是相对独立的“凹凸”的存在，它成为整体（世界）的部分，是因为与整体合拍，它作为相对独立的整体是和其它整体（世界）构成成分（如牙膏，桌子，鞋）互相挤压，拉扯中，因而彼此“凹凸”有序，从而使得整体（世界）呈现出相应的合拍的“凹凸”。当牙刷自己“凹凸”和整体的“凹凸”不合拍时候，也就是说，牙刷自己的“凹”，四周（挤压着牙刷的其它构成）不是“凸”，而是“凹”，这时候，牙刷就和其四周的存在，渐渐有了裂缝，于是它单独地“凸出来”，这时候，整体（世界）其它构成就“凹”。我与世界是整体，是互相勾连和挤压，拉扯着的，牙刷的“凸”，就必然挤压着我的“凹”，世界其它构成因为牙刷的“凸”而“凹”，相应地我自己的构成也就有了“凹”。于是，我与世界有了裂缝。我与物相分。但这种相分是局部的。那只牙刷的“凸”，就是这种我与世界的裂缝的中心。在这个中心处，我关注点，从先前生活的世界（整体），转移到当下凸出的牙刷，我与牙刷应该是从一种合拍的“凹”和“凸”推挤拉扯中步步分离的。这种分离，是从彼此之间的亲临的逼压，凹凸中逐步实现。因而我和牙刷的这种关系分裂也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里我居于分裂的中心，我自己受到来自牙刷的“凸凹”逼压和拉扯，我和世界的整体方向上被要求分离（先前物我不分），因而我总是和我最相近的存在（牙刷的存在）不合拍，并不断地超越了“牙刷”的“凸”带给我的挤压，或者说我是以更强力度的“凹”回应，从而，我的“凹”和原本整体世界的在牙刷这里以“凸”的方式，使我与世界（整体）上有了裂缝，原本是物我不分的存在的整体，以内在分裂的方式出现了自在“我”和世界（牙刷，牙膏，桌子，鞋等构成的，不被我关注先前的那个世界）裂缝。此时刻，不能说，是我与世界有了认识论意义下看和被看的对立，我还不能“看”，是因为我与世界仅仅有道微弱的裂缝而已经。我与世界关系还是有一种彼此的拉扯和逼压，因而我与世界的关系仅仅是分裂的开始。即便如此，我已经有种自己不在（没用“是”）先前整体世界（物我不分的整体）里的感觉，这是我对自己已经不在其中的觉悟之情，这种觉悟首先就从牙刷那里开始的。作为自在的我（不是认识论意义下的“自我”），已经在这种内在的分裂中觉悟自己的“在”，这种对自己在的觉悟，站在自己立场上而言，又是自在的整体（已经内在微弱分裂）对自己的“凹凸”变化中，以自己“凸”的部分的挤压“凹”，自在的我就因而有一种被抛入，或者被压入的感觉，我被压入，挤压或者被拉伸着来到这里，成为我自己（“亲在”）而先前那个世界的构成，以最切近的方式挤压，拉扯着我的存在之部分，并让我从曾经所是的整体（物我不分的整体，我即世界，世界即我）中“凸出”，（不能认为我是来自我自己的过去，我仅仅受着我自己的过去纠缠，真正让我成为我自己的，是整体，对我的逼压拉伸和挤压，或者说整体才是我所想，所欲达到的，整体就是先我而在的，是我想要成为其所是，即我欲同整体合拍，整体是我的将来。），因为我与世界（牙刷，牙膏等构成的）有了裂缝，我就有了悬空感觉，我以最切近的方式感受到作为自在（我）的以整体方式对我的挤压，存在（整体）就是以亲在的方式觉悟自己的存在，在那里？，就在裂缝处。于是，整体自在（我）始终凹凸变化着，曾经与外物一体，彼此合拍，因而连自己的“在”也无法觉悟，如今，它从裂缝出，觉悟到自己的存在，以整体的方式关注和领悟自己是和曾经的整体已经不合拍，即曾经的整体的时间和我的时间相分，于是，我以整体亲临的方式（亲在），来到这里，停留在我与外物的裂缝处（我与外物曾经是一）。亲在和我（自在的整体）也是一种内在的分裂，是一种彼此逼压，拉扯中，整体力图对自己存在的有所保留，力图把自己做为某种存在的倾向，这个阶段，亲在和我就是内在裂痕关系。我与亲在是不能用“是”来判断的，并切这是一种连续的过程，亲在和整体的存在仍旧是一种纠缠关系，或者说，整体存在还是以“凹凸”的方式存在着，这种凹凸，更加剧烈，亲在和整体存在彼此拉扯中，亲在总是处在整体的挤压，最后被抛入到我与外物的裂纹处，于是，这种裂纹加大，我终于可以看见这个从先前的世界的“凸现”，亲在就被自在整体抛入到这里，和外物的“凸显”相对。于是，我从对牙刷的不关注，转为了关注。关注是一种，亲在被整体逼入到这里，亲在是被自在存在抛入，或者说，是整体存在以自身时间的“凹凸”中到此，亲临，因而“亲在”关注牙刷，是以被整体存在否定的方式抛向这里的，我关注这只牙刷，关注就意味着，“看”和被“看”有一种对立。另一角度，我们说是牙刷作为自在的存在，也是在时间中的，它“凹凸”着的，它自己的“凹凸”使得自己和自己所属的整体的“凹凸”不合拍，从而让自己的“凸显”，让自己所在的整体，除自己以外的其它构成，成为先前整体的“凹陷”，于是，牙刷自己的“凹凸”打乱了整体的时间进程，于是我与先前的世界的合拍状况，也被打破，这种打破，使得我与外物开始有了裂缝，各自以“凹凸”的变化方式向自己的时间回归。牙刷从先前的图式到现在的图式，表明它已经处在自己的时间中，和曾经的那个整体的时间不同拍。而它自己的“凹凸”又搅动了它先前所属的哪个世界，并以“凹凸”的方式在彼此的拉伸中，传递给自在的我，作为自在的我也以亲在的方式来到这里，并在这里“看”这只牙刷（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对某物关注，看似简单，这实际上是因为我们的身体，是作为和外物能构成有机整体的能者，因而是时刻被外物拉伸和挤压着的，并随时随地都作为潜在的发出者），“看”和“被看”就这样形成了对立。因而，“看”就有另一层意，就是“我”到此“相会”。“这是牙刷”，不能作为认识论意义下的本质判断，而是生活意义下的生活判断。“这”，即我（亲在）到此之意，我以亲在的方式来到这里（最终停留在凸出在身体背后，挤压着身体，）。“牙刷”即它从整体中出来，成为所是，它以自己所是的方式，就是它完全不再作为它曾经的所属的世界构成成分，从那个世界的“凹凸（时间中）”中出来，以自己的“凹凸”方式，以自己的凹凸最不合拍于整体的方式从整体（世界）的存在中绽立出来，它曾经所是（物我不分的世界），已经是它的过去，它以当下的“凹凸”方式维持自己，就整体的世界而言，它是从整体世界中出来，或者说是世界（整体）通过自己的牙刷以外的构成（牙膏，桌子，鞋）成分的“凹”挤压牙刷，这种挤压让牙刷从世界绽出，这种绽出，以牙刷和其世界不合拍的方式绽出的，因而，牙刷也是以其世界的亲在，也是“到此”，只是从另外的一条路来。我（“亲在”）与牙刷没有主客之分。但不同是我首先作为人有传言这种“相会”的优先性，“这是牙刷”真实的含义：“我和牙刷相会”，“是”不是本质的判断中的谓词。而应该做“会”之意义。这种相会，不是空间，而是时间上的“相会”。我（亲在）是来到这里，是被整体的存在抛到这里，我（亲在）不是自在的存在的整体，仅仅是我“凹凸”流变的一个时间的点，因而“亲在”就是存在（整体）凹凸自己一个凹或者凸（它自己也作为另一种整体的部分凹凸着），是对应存在的时间点上的“凹”或者“凸”，当亲在觉悟到自己“在”时候，她就已经向着整体在后退，被整体存在抛出，成为自己所是，却不是整体当下所是（它已经和存在不合拍）。亲在和存在（整体）是内在的逼压，因而“亲在”始终都是处于整体的逼压，被迫来到这里，去向那里，成为自己，但却已经远离整体（时间上倾向不合拍的方向），作为存在（整体）的亲临，力图对整体存在“看”时候，只是看见自己所不是（对面的表象），亲在力图对自己的存在本身说点什么，或者说它想要把自己做为某种存在时候，它发现自己所能说“是”的，只有与自己对立着的表象。因而表象被我关注是因而我们各自的存在时间上的不合拍。这种不合拍，只有让我在我之外去找，而不能在我之内找，因为在我之内的存在是从整体上与我临近的合拍关系，还是彼此拉伸，牵引，从我有我与自己内在的存在（亲在）临近于物我不分的关系。“这是牙刷”或者“这不是牙刷”都表明我与牙刷的时间上的远离，最不合拍。因而，能被见的，不是我自己，能被我说的，也最不是我自己，存在者和存在最终是时间上远离，要追问存在本身，就是追问时间，的确是如海德格尔说的，需要追问在者如何“存在”起来的。而那些“在者”不是本源的，本源存在是“在者”为何在起来的那个原因，或者就是存在活动，让表象成为表象的那个存在，最根本的就是永动不息“自我凹凸”着的时间。

因而，我对牙刷的关注的“看”这种关系是平等的关系，不是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不是主体规划客体，也不是客体支撑主体，而是“会”，我们会于此。我们之所以会于此，是各自存在（自在）的时间性向着合拍方向努力的规定，是存在在时间流变之中，持续地“凹凸”，必须适应整体（世界）存在的时间合拍性，是被要求在时间的这个“一”中，我们“相会”是世界的“一”即时间，从总体上的要求，有了这个要求，我们才能“会”。而那个整体世界存在（时间）的对世界一切的表象的存在统归为“一”，这个“一”类是中国人常说的“道”。我（生活主体）对外物“关注看”的这种关系，表明我们有距离，但从世界意义上看，我们却又能“会”。这种距离并没有成为障碍，因为我从自在的存在（时间）出来，我行进在“道”中，外物也是如此，因而，我们之所以能“会”，是整体（世界）的规定存在着这么一种要求和倾向，我们最终能会，能到此，还是因为我们之间有“路”，路即“道”，道即时间。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之所以相会，因为“道”。我行于自己的“道（我凹凸着）”，你行于你的“道（你凹凸）”，我们只能相“会”，不能相互取代，只能合拍，不能相融，只能合拍。合拍就是时间上的“凹凸”合拍，这种合拍，才能消融我与物的对立，并以我“不关注”为标志。因而，我对物的愈来愈关注，就意味着我远离“道”（时间），在这里，认识论者是用“是”取代了“会”。本质的知识性的假设，取代存在的“在”，主体和客体有了不平等的关系，二者就不可能有所谓的世界意义上的合拍，我们永远都是在“看”中对立着，这种对立的消除，要么在主体这边，主体统治着客体，要么是主体屈服于客体。哲学也变成了首先分为唯物还是唯心。直到今天，许多人还在用西方的认识论方法来支解着中国传统哲学，真是缘木求鱼！因为中国的哲学是生活哲学，就是关于生活的学问，关于“道”的学问，更有甚者，把老子《道德经》的道做唯物还是唯心的分？

我与世界的不合拍，从那只牙刷“凹凸”开始，也必须从这里结束，也就是说，我必须从对世界中的“凸出”关注，转为“不关注”，这种“不关注”就要求我与“牙刷”再一次达到合拍，即再次物我不分。这其中就需要我（亲在）付出额外的劳作（烦），我必须修补，或者掏钱等额外的劳作。我只要换了一只牙耍，那么我就可以对它不关注，我与世界的关系仍就是合谐的。那么我与世界的合拍，从表面上看是我对外物的不关注，其实质又是什么？我与世界实现合拍的方法是什么？也就是说，我们从“不关注”到“关注”是因为整体时间的要求，那么从关注到不关注又怎么实现的？

表象的存在，在被我以“关注”地“看”这种方式中表明它还以“凹显”方式存在着（它的另一部分）。当我关注存在的表象时候，存在和表象不能等同。存在和表象有了游离的关系。我看见了鞋，它以其特有的表象（生活图式）直接给予我，而其存在是不被我看见的（胡塞尔说，我看见红，不见其存在）。于是，存在，在我关注下，给与我“看”的仅仅是表象，其表象的存在与表象是不通的（站在我的角度），二者是在我关注的“看”，这时候出现的是我与存在（自在的）的对立，本质上，是我与存在没有处于一种现有的生活方式，或者说，我不知道将要以什么生活方式容纳存在，那个表象还没被赋予生活的方式。

我不关注地“看”，这种“看”其实所包含的真实含义是：“传统认识论下的“看”和“被看”坚硬对立没有了”，被消融在主体的日常生活的方式中。举列：如果问早上先穿左脚或右脚，很多人都答不上来，因为起床时候，鞋被我“看”，但我并没有“关注”它。因此，生活中的表象(鞋）的存在，就是以“不被关注”的方式表明自己存在，或者说，表象的整体存在首先是自在的，它的“凹陷（隐而不显）”部分不在表象里面。显现的表象的存在仅仅是整体存在显现的这一部分。表象作为存在的显现的这部分，是以表象的图形被“凹陷”这部分的存在（整体存在），在以挤压的方式让表象部分以凸显的方式来显现它（整体存在）“在”（某种意义上，康德的物自体），自在的存在总是以“凸”的方式进如我的视域，并保留（隐）着“凹陷”部分。因而，自在的存在和我的关系，存在着“被关注”和“不被关注”两种生活意义下的“看”。这种自在的存在在生活世界里成为“不被关注”的存在时候，它就已经完全地作为整体给予了我，已经是作为生活者的一种能够实现的生活方式的内容，这时候，自在的存在，其全部的存在内容（连同其图像）就在我的生活的方式中，我以穿鞋这种生活方式让鞋的存在（自在）消融于鞋的图式里，或者说鞋和其存在（凹进部分），在我的生活方式里作为我生活活动的内容彼此消除了对立（相通），鞋的表象（图式），也因为不被我关注（在我的视野），即不被我“看”（如果我穿在脚上很适合，我不会去关注鞋），也就是说，表象和其存在都不被我“关注”，从而具有了同一性，当然不是认识论下的本质和现象的同一，而是生活论意义下的同一，这种同一表明“鞋”的存在（凹进部分，不显现）以其实用，功用性和鞋（表象）同一在我的生活方式内容中，或者说表象和其存在相互“通”，鞋被我穿在脚上，它和我的脚建立在一种亲密的关系，同时，鞋的存在（凹进部分）就以功用性显现在表象里（而者相通），于是，我们发现了存在（凹进部分）和显现（凸出部分）的同一（相通）环境，就是在我生活的这种“穿”的方式中，此时，表象的（意识，精神的）存在没有必要躲在图象的背后，在我的生活方式中存在与表象相通，存在通达于表象（鞋的凹凸与我的时间合拍），因而，鞋的整体存在与我的关系，在生活世界里，因为“凸现”和“关注”相关，“凹陷”部分有了这种不被我”关注“的存在的存在方式，因而，一切自在的存在最终都可以在生活世界里，和我彻底消除对立，以一种不被我关注的方式置于我的生活方式里。实际上，在我与物的这种关系，就是物我不分，自在的存在和我的存在已经合拍，我与鞋从各自的自在（不是世界）时间上的合拍。鞋此时刻作为了我的脚的延伸，完全是我的表象的一部分。因而，站在自在的我的立场上，我的“凹凸”就是鞋的“凹凸”二者进退有序，凹凸合拍，谓之“谐”。因此，认识论意义下的“看”和“被看”的对立，原本就在生活中是没有的。西方许多学者，力图在认识论意义下消除“对立”是徒劳的。

我们得出结论，生活中的“存在（自在的）”有两种存在方式（凹或者凸，前者对应着存在的显现，是知识的地盘，后者是显现的存在，是需要在生活中被我确立为生活方式的内容的。），二者又对应着两种生活的直观。1：当我以“关注”的“看”这种直观方式时候，表象以直接显现的方式“凸”起，给予我的存在的显现部分，并被我直接关注其表象，这时候，其存在的整体因为又有“凹陷”部分，不能被我“看”，因而是自在的，这个自在的存在让表象显现出来，这时候的表象有着生活中的原本性，它是作为自在存在整体的固有结构，没有经过任何技术处理的。最多是停留在感觉阶段的，没有上升至知觉的原本的有待生活化的图式，对这种整体存在，生活主体没有现成生活方式让这个自在的存在全部开放，因为那“凹陷”部分不能够在看中给予，只有在生活方式被给予后，也就是说，我与当下的表象和凹陷组成的存在之整体的生活方式没有建立起来，我与自在之间就不通，表象和其凹陷的存在部分也就不通，表象之所以成为表象，就是因为其凹和凸之间有界。2：当我以不关注的“看”这种可直观表象时候，凹陷的存在消融于我的某中生活方式中，或者以某种生活方式的潜在的内容自明地给予我，这时候，存在和其表象（图式）同一（或者相同（通））于相关的生活方式，表象和其相应那种生活方式直接给予我，这时候的表象就是生活图式，作为其对应的生活方式给予我，在这个图式里，我与存在的对立消除并且同一（通，因为这种同一不是认识论意义下的同一，而是应该“通”，其中有路，有道，可达可去）。因而生活的图式，不同于认识论意义下的那些图式（比如，对某物的意识），在生活世界里，生活的图式更加本源，是直接关乎存在整体（时间）的，与存在最贴近的（它包含了“凹陷”部分），此时，表象成为生活图式，它直接把生活方式给予我。我看着“图式”，就直接明白了和领悟表象背后的“凹陷”的存在的生活意义（生活方式），因而，表象要成为生活的表象（生活），不是先验的，而是必须在人的生活中被生活主体赋予。要说明的是，生活图式是在表象的基础上，并在生活中逐步被建立起来的。在这里，我们说“生活判断”除了“相会”，进一层的意思，就是生活方式是我与外物相会，并在交往中建立起时间上的合拍关系的必然结果。也就是说，我与外物相会在生活方式中。我与外物合拍就是在生活方式里实现的。而生活方式又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先前我与牙刷的关系是在一种既有的（已经被经历过的，并可当下能够给予的）生活方式下进行说明的，换言之，是我（生活主体）与外物的生活方式是自明的这个前提。 转贴于 　生活中，我们发现当存在以新奇的图象（陌生的图象）出现的时候，我（生活的主体）就会“关注”的“看”，这实际上是说，表象的存在以自在的方式存在，我与其存在没有过任何现成的既定的生活经验方式容纳这种表象的存在，那么我就会去“关注”地“看”，我与陌生的表象曾经没有任何接触过（表象就不是生活图式）。因此，我们这时候，去关注“看”，这种看，是向着生活方式的，或者说都是以生活方式的确立为依归的。生活方式一旦被再次确立，那么“关注”就会变成“不关注”。

新奇的存在的表象也是存在，它是以我所未见过的表象，因而是我与世界对立中的最不和谐的对立处。它以“凸显”的方式和我相会与此。于是我被存在抛入于此，我和它是不合拍的。这种从不合拍要逐步确立为合拍的过程是艰难的。因为我必须以切近的方式与它相触。这个过程必然要求以我和它要有彼此推拉，拉扯，最后才能建立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就象柳宗元笔下的《黔之驴》中那头老虎和驴。老虎总是以最近的方式和驴接近。最后确立了驴与虎的那种生活的关系。而作为彼此拉扯，挤压的内在临逼关系而言，是任何事物的表象得以确立为是它能被其它所定为其所是的依据。也就是说，我的身体，不是简单的图式，仅仅能被“看”，而是在其产生和生长的过程里，从整体变化中被挤压和塑造为诸种生活方式的缘发者。也就是说，我的身体产生，就是存在自身“凹凸”的结果，在时间进程中，自在的“凹凸”在整体上彼此纠缠的必然结果，是我在时间中最后被确立为现在这个表象存在的同时，我的身体就作为诸种生活方式潜在给予者。我的身体就是自在存在整体上的“凹凸”的分界限，因而是受着“凹凸”双方的拉伸和挤压的，并最终在存在的历史生长过程里确立为身体，当我的身体最后被挤压为身体时刻，存在已经从整体上分裂为自在的我（通常说的心灵）和能与身体打成一片的生活图式世界。世界整体存在的“凹凸”内在地分为了身体（先前的整体的“凸”）的凹凸和自在（先前那个整体的“凹”）的“凹”的“凹凸”，于是以身体为界限有了内外之分，身体就受着自在的我的挤压和外物的挤压。身体是世界分裂为内和外之界限，因而它先验地是与外在世界的物，彼此之间挤压着，身体发育过程里也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它总是与外界互相接触中改变自己（生长自己），因而身体自身就是经验着，亲历着，构造着自己的最潜在生活方式能给予者。正因如此，它和作为世界的诸种表象源本同一，就是时间上的同一，“凹凸”上的同拍就在根本上有着时间上的根据。只要身体自身和自在存在的同拍，就能与世界的那个“一”同拍，那时就没有内外之分，没有整体与部分之分。海德格尔的本体论意义上的那个存在，是历史性的生长过程里逐步撑开自己，而身体却是已经被胡塞儿悬搁，存而不论，因而没有本体论的意义。存在只和意识在纠缠，亲在虽然作为自在的存在抛出，但没有，也不可能，作为和身体最直接的挤压者，并且只有通过对身体的挤压才最后，才成为现实中的人的行动。就这一点而言，海得格尔还是西方人，是带有认识论的痕迹的，必然不会以生活世界为依归，在生活世界里来寻求本真的“存在”，作为反西方传统的“斗士”，最后虽然摆脱认识论，终究没有以现实生活为依归，却只能是走入艺术的世界里为依归，有其必然性。

生活世界的几点内容：1。现实生活的人与物有一种物我不分的本真的生活状态，这种状态是以“不关注生活图式为特征。2。一切表象都在生活中成为生活方式内容，即表象被生活化，才成为生活的图式，被纳入生活方式的内容。3。生活的判断是以生活方式为依归，不是认识论意义下的本质判断。4。存在在时间中的，是流变不居的，但是以“凹凸”为自己的变化形式，达到存在，就是与它同拍。5。生活主体与物是平等的，因为二者有着同拍于时间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