授权委托书英文范文
时间：2023-09-22 03:18:43
授权委托书英文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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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委托书英文篇2
[内容摘要] 大陆法和普通法存在很大的区别。对此，我国学者仅照搬了施米托夫的“区别论”和“等同论”而来深入分析。本文对施米托夫不同的表述作了分析，指出：如从内容而不从文字上说，“区别论”和“等同论”的对象是相同的，都是委任和授权。用“区别论”和“等同论”区分大陆法和普通法不符合实际情况。两大法系制度不同的法理根据是两大法系的传统不同：相对而言，大陆法走的是抽象之路，从逻辑出发；普通法走的是具体之路，从经验出发。 [关键词] ，区别论，等同论，委任，授权 一、“区别论”和“等同论”的本来表述 无论在大陆法还是普通法中，都是重要的法律制度。大陆法中的和普通法中的存在很大的区别。两大法系制度的区别，是否反映了两大法系制度的法理根据的区别？学者对此作了探索。原联合国法律顾问、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主席、著名法学家施米托夫认为，大陆法的法理根据是“区别论”，普通法的法理根据是“等同论”。①就笔者所见，大陆学者在论述两大法系制度的法理根据时，都采用了施米托夫的观点。② 那么，“区别论”是什么意思呢？具体地说，是什么和什么的区别呢？施米托夫原文是： 大陆法上的理论最重要的特征是把委任（mandate，即委托人与人之间的合同）与授权（authority，即人代表委托人与第三人签订合同的权力）的概念严格地区别开来。用克拉里斯（Clarise）的话来说，这两个概念：阐述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方面……委任指本人与人之间的内部关系；另一方面，则指交易的外部方面，即本人和人同第三人的关系。③ 从引文可知，在文字上，施米托夫所谓的区别，指委任和授权的区别。但根据他所引用的克拉里斯的话，“区别论”是指委任和的区别。需要指出，授权和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施米托夫没有解释为什么在这里可以互相替代。 那么，“等同论”又是什么意思呢？具体地说，是什么和什么等同呢？施米托夫原文是： 普通法把本人与人的等同论作为的理论基础。这个理论可以用“通过他人去做的行为视同自己亲自做的一样”（qui facit peralterum facit perse）的短语来表述。④ 从引文可知，在文字上，施米托夫所谓的“等同”，指本人与人等同。但根据他所引用的短语，“等同论”是指行为和本人行为等同。所谓行为等同，只能理解为行为的结果等同。但从行为结果等同不能推论行为人等同。行为的结果归本人而不归人，正说明本人不等同于人。 从以上介绍可知：第一，无论是“区别论”还是“等同论”，施米托夫在文字上和解释上的表述均存在内容的不同。第二，无论在文字上还是解释上，施米托夫的“区别论”的区别的对象，都不是他的“等同论”的等同的对象。也就是说，大陆法区别的对象，不是普通法等同的对象。施米托夫只是告诉人们：在某两个概念的关系上，大陆法持“区别论”；而在另外两个概念的关系上，普通法持“等同论”。这样的逻辑是令人费解的：因为大陆法区别的对象，普通法未必不区别；而普通法等同的对象，大陆法也未必不等同。如此比较有什么意义呢？ 二、大陆学者对“区别论”和“等同论”的表述 大陆学者在“区别论”的表述上与施米托夫有所不同。 《国际法研究》一书认为：“大陆法上的制度建立在将委任与权严格区别开来的区别论的基础上。其中委任（mandate）指本人与人（agent）之间的合同，调整本人与人之间的内部关系；权（authority）则指本人和人同第三人（thethirdparty）之间的外部关系。”⑤在这里，“区别论”之区别，成了委任和权的区别。需要指出，在施米托夫的原文中，“授权”两字后有一括号：（authority，即人代表委托人与第三人签订合同的权力）其中，authority的意思不是“授权”，而是“权”，即所授之权-顺便指出，民事关系各方法律地位平等，权是权利，不是权力。施米托夫称权为权力不妥-“委任”表示委托人和人之间的合同关系，而权是人为行为的资格，“委任”和权不是同类概念。但学界在使用时并不注意区分。⑥把委任和授权的“区别”表述为委任和权的区别，是不确切的。 《商事法》 一书认为：“大陆法上的制度是建立在将委任与权严格区别开来的区别论的理论基础上的。所谓区别论，其最主要的特征是把委任（即委托人与人之间的合同）与授权（即人委托人与第三人签订合同的权利）的概念严格区别开来。委任指被人（委托人）与人之间的内部关系；则指交易的被人和人同第三人的外部关系……”⑦在这里，“区别论”之区别有三种含义：委任和权的区别；委任和授权的区别；委任和的区别。这三种区别究竟是什么关系，没有说明。这样，“区别论”所区别的对象究竟是什么，难以知晓。 因此，大陆学者对“区别论”的表述和施米托夫原文的意思是有出入的。而大陆学者在“等同论”的表述上几乎一字不差地转抄了施米托夫的原文，⑧包括施米托夫文字和解释中的差异，但未作分析。当然，大陆学者也没有提及“区别论”和“等同论”比较对象的不同。 三、“区别论”和“等同论”的应有含义 应该如何评价施米托夫的理论呢？ 先说“区别论”。在理论中，“委任”和“授权”是两个最基本的概念，但民法教科书只是告诉人们：“委任”是双方行为，反映了的内部关系：“授权”是单方行为，反映了的外部关系。但为什么这样？究竟什么是“委任”？什么是“授权”？却未见说明。这种情况影响了理论的研究。施米托夫观点的流传和误传，不能说和这种情况没有关系。 确切地说，在大陆法中，所谓“委任”，指委托人聘请受托人就任某一职务，因此必须得到受托人的同意，属双方行为；所谓“授权”，指许可人许可被许可人在特定情况下行使许可人的姓名权或名称权，即许可被许可人以许可人名义，向第三人表示被许可人的某类效果意思，或接受第三人的某类效果意思，因此无须得到被许可人的同意，属单方行为。“委任”不包含“授权”，“授权”不是“委任”的组成部分。也不存在接受或不接受“授权”的问题。委托人聘请受托人就任某一职务后，可以向受托人作出某一“授权”，也可以不向受托人“授权”。委任合同通常不包含授权条款，但也可以包含授权条款。委任合同如包含授权条款，表示“委任”和“授权”同时发生，并不意味着“委任”包含“授权”，或受托人接受授权（“许可”）。“委任”必须向受托人为之：“授权”可以向被许可人为之，也可以向第三人为之。“委任”是委托人向受托人的承诺。“授权”是许可人向被许可人和第三人的承诺：（1）被许可人可以许可人名义，在授权范围内向第三人表示自己的效果意思，或接受第三人的效果意思，而由许可人承担行为后果；（2）第三人可接受被许可人在授权范围内以许可人名义表示的被许可人的效果意思，而请求许可人承担被许可人的行为后果。这是一种附条件的请求权。可见，虽然“授权”本来是许可人向被许可人授予权，但“授权”的效力表现为许可人在授予被许可人权的同时，也为第三人设定了一种附条件请求权。“委任”变动了委托人和受托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授权”不仅变动了许可人和被许可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而且变动了许可人和第三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委任”行为的相对人是受托人，“授权”行为的相对人包括被许可人和第三人。因此，“委任”是的内部行为，无对外效力；而“授权”是的涉外行为，既有对内效力，又有对外效力。大陆法赋予“委任”和“授权”以完全不同的含义，“授权”和“委任”被严格地区分开来。 显然，“授权”不是让与权利。“授权”是许可他人行使权利，授权人“授权”后仍享有所授之权。而权利让与后，无论有偿让与还是无偿让与，让与人均不再享有权利。“授权”也不是委托行为。“委托”是请人代办某事，属双方行为。被许可人并无法定或约定义务以许可人名义行使许可人的姓名权，但如被许可人为此行为，推定被许可人和许可人之间成立委托合同。因此行为不构成无因管理。⑨ 因此，虽然在本来的意义上，授权与含义不同，但在施米托夫的行文中，“授权”与“”是一个意思，均反映了人可代本人向第三人建立的法律关系。这是的外部关系。在大陆法中，曾有这样的理论：委任合同对权限的约定，对人来说，其含义不过是“你不应该”，而并非“你不能”。大陆法也有类似的规定，如《德国商法典》第50条（1）款：“对法定商业范围的限制对第三人无效”。施米托夫的“区别论”的区别，其实是指的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的区别，即本人和人之间的合同关系，与人可代本人向第三人建立的合同关系的区别。 再说“等同论”。前文指出， 根据施米托夫所引用的短语，“等同论”应解释为行为等同于本人行为。但施米托夫在阐述“等同论”时，又有这样的文字： 本人与人的等同论与拉班德的区别论针锋相对，它的含蓄意思是：作为本人知己的人已得到适当授权，其行为是在授权范围之内。等同论最为清楚不过地表达了拉班德之前欧洲大陆法典编纂中所体现的“是委任的后果”的思想，至少两者在理论上是不可分割的。⑩ 从引文可知，施米托夫的“等同论”，其真正的含义并不象他自己表述的那样，是人等同于本人；也不是他为解释“等同论”所引用的短语的意思：行为等同于本人行为；而是权限在授权范围之内，是委任的后果-其实就是行为等同于委任行为，的外部关系等同于的内部关系。这样，施米托夫的“区别论”所区别的对象，与他的“等同论”所等同的对象，就一致了：都是指委任和授权，表现为委任行为和行为，的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 然而，虽然大陆法区别了授权行为和委任行为，但普通法也没有规定权限绝对地受委任合同的制约。譬如，普通法规定了不容否认的，在此类中，本人必须承担行为人的无权后果。 同样，虽然普通法主张行为等同于委任行为，并规定了行为等同于本人行为，但在大陆法中，行为的结果同样归本人。这意味着，在大陆法中，行为的结果也被等同于本人行为的结果。 实际上，为了平衡关系各方的利益，无论大陆法还是普通法，都不可能使权限绝对地受委任合同的限制，也不可能允许权限完全背离委任合同。早期的大陆法未从理论上区别委任与授权，1794年的《普鲁士法典》甚至规定委任包含授权。这样的规定损害了第三人的利益，已为后来的大陆法制度修正。而按照《德国商法典》第50条（1）款，权限完全不受委任合同的制约，又对本人不公平。德国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对该条规定的适用范围不止一次作了限制。大陆法各国通过对各种权的具体规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行为与委任行为的区别。 可以说，基于关系各方的平等法律地位，在一定限度内区别委任行为和行为，区别的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是包括大陆法和普通法在内的一般民事制度的本质要求。以是否区别（或等同）的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对相对成熟的制度分类，是十分困难的。施米托夫的“区别论”和“等同论”，并不能严格区分大陆法和普通法，更不是大陆法和普通法的法理根据。当然，对于的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的区别，两大法律体系的强调程度是不同的。这一问题将在下文讨论。 四、两大法系的法理根据比较 要寻找大陆法和普通法在法理根据上的区别，必须从两种制度的区别着手。大陆法和普通法的主要区别是：（1）大陆法限于法律行为（表意行为），而普通法不限于法律行为；（2）大陆法限于显名，而普通法除显名外，还包括隐名和不公开关系的合同行为。造成这两个区别的原因是什么呢？ 罗马法早期无制度，原因有二：（1）家子的人格在很大程度上已为家父所吸收；（2）坚持债只能自为。后来逐渐地有所突破，但仍坚持不得为他人设定义务。民事关系当事人法律地位平等，不得为他人设定义务向来是民事活动的原则。行为人代本人向第三人所为民事行为，[12]有两种情况。（1）事实行为，包括传达本人所表示的效果意思。此时行为人只是本人肢体的延长，行为后果自然应由本人承担。（2）法律行为，即表示自己的或接受他人的效果意思。此时行为人不仅延长了本人的肢体，而且延长了本人的意志。所谓延长了本人的意志，指行为人既在授权范围内行为，又有自己的意思表示；即既不改变本人意志，又不是本人意志的传达。其中，延长肢体是手段，延长意志是目的。又可分为两种情况：（1）为他人设定权利；（2）为他人设定义务。第一种情况不损害本人利益，自可允许。第二种情况损害本人利益，有违民法原理。因此，在近代以前，大陆法始终一般地禁止代他人订立合同。 随着贸易的发展，在许多情况下，合同需由他人代订已成为一种必然。法律必须制定一套制度，使合同后果归属于本人。这就是制度。可见，大陆法制度是专为被许可人向第三人的法律行为而制定的制度。大陆法建立了法律行为理论。大陆法是建立在法律行为理论的基础上的。 普通法原来也一般地禁止委托他人代订合同，但普通法没有法律行为 理论。普通法在将陈述性行为的行为后果归属于本人时，并不区分法律行为和事实行为。没有法律行为理论是普通法不限于法律行为的原因。 前文指出，自罗马法以来，民法一直坚持不得为他人设定义务。这一限制的法理根据是民法的平等原则：民事关系当事人法律地位平等。平等原则是民法的第一原则，民法的其他原则都派生于这一原则。大陆法在表面上或者说形式上突破了不得为他人设定义务的限制，从绝对地不得为他人设定义务，至有条件地为他人设定义务。这是大陆法区别于其他民事行为的本质特征，是民法中不得为他人设定义务的例外。为保证各方的平等地位，这一例外的发生，需要一定的条件。大陆法认为，条件之一是披露授权人姓名，否则授权人不是合同当事人，自然不受合同约束。大陆法通过规定某些条件，使人可为显名授权人设定义务。在这里，大陆法坚持的是民法的平等原则。然而，授权人显名是关系中坚持平等原则的必要条件吗？在普通法中，当事人法律地位平等同样是民事活动的底线，不可突破。但普通法在坚持这一底线的前提下，通过规定某些更为复杂的条件，使人可为隐名授权人和不披露关系的授权人设定义务。可见，授权人显名不应成为制度的要件。大陆法和普通法在表面上都突破了不得为他人设定义务的限制，都坚持了当事人法律地位平等的原则。但大陆法采形式主义，要求关系形式完备。普通法采实质主义，不要求关系形式完备。 从以上分析可知，是否坚持显名，与“区别论”和“等同论”没有关系。 在普通法商业中，第三人必须善意才能得到保护，而德国的法定商业则无此要求。这说明大陆法比普通法更强调的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的区别。但正如前文所说，这一区别只是程度的不同，不是有无的不同。 自罗马法以来，大陆法基本上走了一条抽象之路，创造了一系列高度概括、可以明确界定其内涵和外延的范畴，并在这些范畴的基础上，构建了一套体系完整、逻辑严密的法学理论。大陆法不仅要求解决现实的法律问题，而且要求按照现有的逻辑体系解决现实的法律问题。大陆法的这一特点，使大陆法在世界各大法系中，具有无可比拟的思辨性、逻辑性和清晰性，为学习、掌握法学理论，认识法律现象的本质，提供了极大的帮助。但现实生活是无限丰富、不断发展的。大陆法庞大严密的理论体系，使大陆法在适应现实生活时不够灵活，有时表现出形式主义。相对于大陆法，普通法所走的基本上是一条具体之路，不追求创造高度概括的范畴，构建无所不包的逻辑体系；不是从逻辑出发，而是从经验出发。普通法的这一特点，对学习、掌握法学理论，认识法律现象的本质，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普通法因此在适应现实生活时比较灵活。大陆法和普通法不同的传统，在制度中得到了明显的表现。大陆法创建了法律行为理论，使大陆法仅适用法律行为，不适用事实行为。而普通法无法律行为理论，普通法无此限制。大陆法在法理逻辑上的形式主义，使大陆法仅适用显名，不适用隐名和不披露关系的；而普通法在法理逻辑上的实质主义，使普通法无此限制。 总之，的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是两种关系。大陆法和普通法都承认它们的区别，但由于传统的不同，对这一区别强调的程度不同，如；普通法商业与《德国商法典》对第三人善意有不同的要求。称大陆法为“区别论”，普通法为“等同论”，不符合实际情况。当然，“区别论”和“等同论”更不是大陆法和普通法的区别的法理根据。两大法系制度的区别，包括对内外关系的区别的强调程度的区别，都源自各自的发展道路。 注释： ①[英]施米托夫：《国际贸易法文选》，赵秀文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371、381页。 ②参见郑自文：《国际法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4页；张艳：《商事法》，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2、8页；江帆：《法律制度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44、50页。 ③[英]施米托夫：《国际贸易法文选》，赵秀文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371页。 ④[英]施米托夫：《国际贸易法文选》，赵秀文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381页。 ⑤郑自文：《国际法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⑥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中国 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页。 ⑦张艳：《商事法》，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⑧ [英]施米托夫：《国际贸易法文选》，赵秀文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4页。郑自文：《国际法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8页。 ⑨华东政法学院民法教研室傅鼎生教授曾在一次讨论的座谈中指出，人如为行为，推定被人和人之间成立委托合同，因此行为不构成无因管理。本文引用了傅教授的观点。 ⑩[英]施米托夫：《国际贸易法文选》，赵秀文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381页。 [英]施米托夫：《国际贸易法文选》，赵秀文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版，第372页，注4. [12]本文所谓民事行为，指行为完成时发生民事效力之行为，以及行为完成时虽未发生民事效力，但如不撤销该行为，将发生民事效力之行为，如遗嘱行为。 李锡鹤
授权委托书英文篇3
证券投资从业者（personscarryingininvestmentbusiness）这个概念并不包含单纯的“投资者”（investor），特别是作为个人投资者的普通公众。它所指的主要是在证券市场上为证券投资提供中介服务（如证券经纪）和其它服务（如结算服务）的人，也包括机构投资者（institutionalinvestor）如投资公司（investmentcompanies）及交易商等在内。英国证券法规定，只有获得“授权”（authorization）或者“豁免”（exemption）的人（不限于自然人）才可以从事证券投资业。当然，这里所谓的“授权”与“豁免”均指证券法上的授权和豁免。
1、被授权人（authorizedpersons）
根据《1986年金融服务法》，可以三种方式成为“被授权人”，即依该法第25条直接由证券监管当局〔1〕授权；依第7条由被认可自律组织授权；依第15条由被认可专业团体给予证明而获得授权。通过这三种途径获得授权的人有以下主体：
（1）被认可自律组织（recognizedregulatingorganization，SRO）之成员。“被认可自律组织”在《1986年金融服务法》第207条〔1〕款被定义为：“依本法之宗旨，任何依国务大臣〔2〕之现行有效命令而为被认可自律组织之团体。”从这个“定义”仍无法得知“被认可自律组织”之确实含义，因此有必要引用第8条的解释，即被认可自律组织是“一个（无论为法人团体或非法人社团）依其强制性规章对投资业进行规范，因投资者为其成员或因他们在其它方面服从其控制故其规章有约束力的团体”。由此可以看出，“成员”即指被认可自律组织中有该组织成员资格的人，也包括那些虽无成员资格，但由于从事投资业务而受自律组织规章约束的人。这样规定的结果便是证券法调整范围大为扩展，并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某些国家证券市场上因法律无法对那些无“正式资格”但又从事投资业的人无力监管所造成的问题，同时又保留了这些投资者是否参加某一自律组织的选择自由。另外，这一规定并不减损投资从业者努力争取自律组织成员资格的必要性，因为尽管在市场监管方面无正式成员资格的投资从业者也可能被视为自律组织的成员，但这类“成员”却不能因此享受该法第7条〔1〕款的利益，即被认可自律组织成员仅凭其成员资格就可以成为被授权人。
然而，某一成员可能依第7条〔1〕款逃避其必须服从的其它特别法规的限制。因此，《1986年金融服务法》继而规定，在某些成员依该法其它特别条款〔3〕已经成为被授权人时，不适用第7条〔1〕款的规定。
（2）被认可专业团体（recognizedprofessinalbodies，RBP）授权的人。专业团体指规范、管理某类专业行为（professions）的机构。会计师、律师、鉴定人（surveyor）等专业人士（prifessionals）构成了各自的专业团体。与被认可自律组织类似，在监督管理方面，法律要求任何专业人士，无论是否专业团体之成员，在从事其有权从事之行业时应遵守专业团体之规定。
持有专业团体颁发证明的人为被授权人，包括个人、法人团体、合伙、非法人社团。要获得专业团体证明，必须是其成员，或者必须与其成员存在管理或控制关系。
（3）保险公司。《1986年金融服务法》第22条规定保险公司为被授权人，但该保险公司必须于《1982年保险公司法》第3、4条确定的业务范围〔4〕内在英国开展工作且不违反同一法律其它规定。第22条的含义是，保险公司在从事特别法规确定的范围内的业务时勿需《1986年金融服务法》上另外的授权，但如从事其业务范围以外之投资时必须有额外的授权。一般原则是，适用第22条的保险公司除依该条外，不得再根据其他条款被视为被授权人（即不能从事其他业务）；如果适用《1982年保险公司法》但不适用《1986年金融服务法》的保险公司依后一法律的其他条款而成为被授权人，那么目的只能是：便于管理为该公司或与该公司属同一集团〔5〕（group）之其他法人团体的官员、雇员及靠其养活者的利益而设立的退休基金。
（4）友谊会社（friendlySocieties）。友谊会社为互助储蓄机构。依照《1974年友谊会社法》为友谊会社之会社，或依该法登记为会社（但非会社之分设机构）的会社，或依其本身之规章在英国某地拥有注册机构的会社，或在英国从事证券投资之会社，在《1986年金融服务法》规定的业务范围内视为被授权人。据此，友谊会社在从事特定范围的业务时也不需要额外的授权。
（5）集体投资机构（collectiveinvestmentschemes）。《1986年金融服务法》第75条将集体投资机构定义为：集体投资机构是一种包括货币在内的财产的安排，其目的在于使参加这项安排的人（无论以作为财产所有人或部分所有人的方式或别的方式）能够参与或接受来自收购，控股，对财产进行管理或处分的利润或收入，或付自这些利润或收入的总和。这种财产安排的特征是：参加者对财产不拥有日常管理控制权（无论他们是否有权发出指令或参加协商）；参加者出资及投资利润或收入均应集中，该项财产应作为一个整体由机构的经营者或代表机构的经营者加以管理。如果某项财产安排中的财产由法律（主要是指《1986年金融服务法》）规定不能构成集体投资机构财产的投资对象组成；或该项安排之参加者为某部份财产所有人并有权随时撤回其财产；或该项安排缺乏集体投资机构之必要特征，那么这项财产安排就不是集体投资机构。《1986年金融服务法》对集体投资机构的含义、范围进行了极为严格的限定，排除了若干貌似集体投资的财产安排。依照该法，集体投资机构分为两种，一为单位信托机构（unittrustscheme），二为开放式投资公司（openendinvestmentcompany）。
单位信托：为参加者的利益信托占有财产的集体投资机构。有信托必然就有受托人。涉及单
位信托时，受托人（trustee）是指为参加者利益信托占有财产的人；涉及依英国以外或地区的法律规定的集体投资机构，受托人指任何（无论是否基于信托关系）被委托监管财产的人。
开放式投资公司：指一个集体投资机构，在该机构中，某法人团体拥有使用财产的权利，由该法人团体或代表该法人团体管理财产，目的为分散投资风险，并将该法人团体管理或代表该法人团体管理的利益给予该机构成员，并且参加者的权利由该法人团体的证券所代表，并且参加者有权请求该法人团体回购或赎回其证券，或由该法人团体或从该法人团体提供的资金中购回其证券，或该法人保证参加者可在交易所以该财产价值相应的价格出售证券。根据《1986年金融服务法》第24条，集体投资机构的经营者、受托人在有关由经营或构成的投资业务方面，以及由他所从事的与该机构有关或符合其宗旨的投资业方面为被授权人。该法也解释了什么是“经营者”（operator）：涉及只有一个受托人的单位信托时，经营者指经理人，涉及开放式投资公司时，经营者指该公司。
（6）证券和投资委员会（SecuritiesandInvestmentBoard，SIB，以下简称委员会）直接授权的人。持有委员会颁发授权令的人为被授权人。前面已说明，被认可自律组织的成员以其成员资格即成为被授权人，在此之外的大多数授权均采用委员会发放授权令的方式。这种情况下，委员会应要求被授权人将其投资业务严格限于批准的范围内。此外，依《1986年金融服务法》，个人、法人团体、非法人社团均可申请直接授权。
（7）欧共体（EuropeanEconomyCommunity，EEC）其他成员国授权的人。作为欧共体成员国，英国有义务在服务业方面消除歧视待遇而进行努力，反映在证券法律制度上，就有了《1986年金融服务法》第31条的规定。该条承认欧共体其他成员国授权从事投资业的人为被授权人，但同时设定了一些必须满足的条件，即必须是在英国以外的某欧共体成员国开业，且该国法律承认他为该国或其他成员国国民，并且依据该国法律有权从事投资；该法律的规定足以保护英国投资者（不限于英国国民），并至少与《1986年金融服务法》关于被认可自律组织的成员及委员会直接授权的人的规定相当，或满足欧共体使涉及投资或相关产业的法律、规定、行政命令相一致或配套的条件。至于“在其他成员国开业”的含义，该法规定为：某人之总机构（headoffice）位于该成员国，且未从他在英国拥有的永久办事地点办理其投资业，此人就被认为是在该成员国开业。
2.被豁免人（exemptedpersons）
“豁免”指不需要申请任何形式的授权而依证券法的规定直接获得证券投资从业者的资格。但法律同时授权委员会在必要时取消豁免。被豁免人主要有：
（1）英格兰银行（TheBankofEngland）。作为英国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享有崇高而独立的地位，这是英国金融体制的基础。证券法承认英格兰银行的豁免权利，使其不必因申请授权而减损或危及其独立地位。
（2）被认可投资交易所（recognizedinvestmentcxchange，RIT）及被认可结算所（recognizedclearinghouses，RCH）。根据《1986年金融服务法》第36条，被认可投资交易所在涉及其业务范围内构成投资的事务方面为被豁免人。第38条规定，被认可结算所在涉及为投资交易提供结算服务的业务范围内的事务方面为被豁免人。
此外，海外（不限于欧共体）投资交易所和结算所如符合要求也可被认为拥有豁免权。这些要求主要是：海外交易所、结算所根据其规章对在英国的投资者提供的保护至少与《1986年金融服务法》所提供的保护相当；这些机构能够并乐于以分享信息和其他事项的方式与英国负责投资业和其他金融服务业的当局、团体及个人合作；海外机构的监管者与英国监管者之间应有适当的合作方案。另外，有关国家的金融市场向对方开放的程度也是影响因素之一。
必须注意，海外机构的豁免权由国务大臣〔6〕决定，采用发放认可令（recognitionorder）的方式。
（3）其他豁免。除了《1986年金融服务法》第45条主要就特定情况下特定职务人员视为被豁免人所列举的十余项豁免〔7〕外，主要的“其他豁免”有如下三种：
A.劳埃德社（SocietyofLoyd‘s）。又称为劳埃德船级协会，是英国最负盛名的船级评估及保险公司。根据《1986年金融服法》第42条，由劳埃德理事会许可作为劳埃德承销的人员在与劳埃德保险业务有关或符合劳埃德保险业务宗旨的投资业方面为被豁免人。一个国家在其法律中对一个特定企业作出例外规定是极为独特而罕见的。这一规定也引起了司法界和法学界的争议。不过劳埃德的这项豁免权是极为有限的，并且委员会尚可下令进一步限制甚至取消这项豁免。
B.货币市场机构（Listedmoneymarketinstitutions）。《1986年金融服务法》承认相关法规确认的豁免人为该法所谓的被豁免人。据此，《1987年银行业法》中规定的被豁免人即为《1986年金融服务法》所承认。它们可分为两类：
第一类，国内机构，例如国家储蓄银行（theNationalSavingsBank），城市银行（municipalBank），信贷协会（creditunions）等；
第二类，国际组织，如欧洲投资银行（EuropeanInvestmentBank），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nternationalBankforReconstructionandDevelopment），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MonetaryFund）等。
不过，这些货币市场机构只在涉及这些机构之间或它们与其他人之间进行的为《1986年金融服务法》所规定的交易时，才视为被豁免人。
C.指定代表人（appointedrepresentatives）。指定代表人的含义是，由被授权人（即“本人”）根据一项要求或许可其从事相关投资业的契约所雇佣的人，并且本人（即雇主）书面表明接受指定代表人在从事投资业务方面所产生的责任。该指定代表人只在作为代表人应从事的投资业方面为被授权人。因此，对被指定代表人的豁免实际上包含两方面，一是免于申请授权而是根据法律的规定及契约的约定即可从事投资业务；二是对投资从业行为的后果免除责任。
可以看出，与被授权人相比，被豁免人范围是较小的。《1986年金融服务法》制订以前，英国证券业的基本法律是《1958年防止欺诈（投资）法》（PreventionofFraud（Investment）Act，1958）根据这部法律，大量的投资公司都享有不同形式的豁免权利，证券业几乎是完全的自律管理。然而，数十年来建立证券监管机构的必要性不断显示；赋予监管机构广泛的权利也就成为制订新法律的指导思想之一。与1958年的法律相比，《1986年金融服务法》缩小了法定豁免的范围；建立了“证券和投资委员会”并赋予它很大的权力，这一权力体现在大多数证券投资从业者资格必须由证券和投资委员会通过授权的方式给予；1986年法律所保留的豁免也设定了严格的条件、范围，并可被监管当局限制、撤销。这样，立法指导思想得以贯彻。
《1986年金融服务法》对于不同从业者的资格得失问题，根据情况的不同规定了程序上和实质上的条件。证券投资从业者资格问题体现国家通过法律的强制性对证券市场的干预，而加强这种干预正是《1986年金融服务法》的立法宗旨，也是该法与《1958年防止欺诈（投资）法》的重大区别所在。为实现这个宗旨，该法就必然着重于对体现国家干预思想的“授权”进行规范，相应地将体现自律管理思想的“豁免”范围大为缩小〔8〕。故本文在讨论这一问题时，也就把范围限于被授权人资格得失的问题；至于被豁免人资格得失，《1986年金融服务法》对此问题要么是参照对被授权人的规定从而对其本身未作具体要求；或者，在有所规定的情况下，也与对被授权人的规定大同小异。
就被授权人而言，法律对其资格得失条件的规定较有代表性的是自律组织的成员、集体投资机构、直接被授权人以及欧共体其他成员国授权的人。尤其对于自律组织授权的人，《1986年金融服务法》有极为详尽的程序上和实质上的要求，这也是本部分讨论的重点。
1.自律组织及其授权的人
尽管有资格从事证券投资业的是被授权人而不是授权人（即自律组织），但法律直接规范的对象却是后者。对于被授权人则是通过对自律组织的实质条件的规定（例如对其规章内容的要求）间接给予规范。这样申请“授权”就为申请“认可”（recognition）所取代，被授权人资格的获得就由被认可自律组织资格的取得所决定，由此可以看出，英国证券法在扩大国家干预的前提下，尽量保留着自律管理的特色。
在程序上，《1986年金融服务法》规定自律组织可向证券和投资委员会申请宣布其为“被认可自律组织”；委员会可指定申请的方式，并可为决定此申请而要求提供各种资料；根据不同的申请，委员会发出的指令（direction）和提出的要求（requirement）可有所不同；委员会可以指定所提供资料的格式和核实资料的方式；申请均应附有自律组织的规章、指南，这些规章、指南应持续有效并以书面或其他可视方式颁布。委员会收到符合规定的申请和资料后，即可或拒绝宣布申请人为被认可自律组织的“认可令”（recognitionorder）。经过实质性审查，委员会如认为申请人符合各项要求，则认可令；反之，则拒绝认可令。
除申请人不符合实质性规定被拒绝认可外，如果委员会认为存在其他从事与申请人业务相同之业务并已经或可能获得认可令的组织从而对申请人的认可不必要时，也可以拒绝认可。
委员会人拒绝认可令，应给予书面通知，列明在委员会看来没有得到满足的要求，并说明拒绝所根据之理由。
依《1986年金融服务法》第11条，委员会可其他命令撤销认可令。撤销令（revocationorder）应写明其生效的日期；该日期不得早于撤销令发出日后的三个月；在撤销令前应书面通知该自律组织委员会撤销认可令的意图，并采取适当措施引起该组织成员注意，并以适当的方式公布该通知以引起可能受其影响的公众的注意；该通知应陈述理由，并说明当事人的权利，即该组织及其成员和其他可能受到影响的人在通知送达或公布后三个月内，或在委员会批准的时间内，向委员会提出书面抗议（representation），或向委员会指定的人提出口头抗议；委员会在决定是否撤销认可时应对这类抗议加以考虑。但是，委员会认为撤销认可对公众的利益为必要时，可不受上述关于通知、时间规定的限制。在撤销令时，委员会也应发出书面通知和采取适当措施或公布通知以引起有关人员的注意。
委员会或拒绝认可令建立在实质审查的基础上。实质审查主要是确认自律组织规章是否符合法律对规章的要求，即规章必须具备的内容：
（1）保证自律组织成员适宜从事该组织业务范围内的投资业；
（2）关于接纳、开除和惩戒的规定应当公平合理，并有适当的申诉程序；
（3）对投资者提供足够的保护；
（4）有适当的安排及财力以有效监管和执法；可以规定，代表该组织行使的职权，在不影响其责任的前提下，可由其他有能力且乐意的组织或个人行使；
（5）有关于任命；撤销监管官员和执行官员的规定，这一规定必须保证该组织不同成员之间及该组织或其成员与公众之间的利益平衡；
（6）必须建立针对该组织或其成员的投诉调查机制；这项调查职责可由独立于该组织的团体或个人承担；
（7）该组织必须能够并乐于促进及维持较高的投资从业方面诚实标准及公平交易标准，并以分享信息和其他事项的方式与对投资业和其他金融服务业负有监管责任的当局和其他团体、个人合作。
该法同时规定，任何自律组织欲获得认可，其规章不得有限制、扭曲、阻碍竞争的内容；如果有此内容，也不得超过对保护投资者所必要的限度。另外，自律组织的规章必须禁止其成员从事该组织业务范围以外的投资业，除非该成员不以其成员资格也是被授权人，或在该项业务方面为被豁免人。这项禁止性规定的意义在于，任何组织均不得提供“万能”服务，而必须有一定的业务范围。如果某组织成员要超越这一范围，就必须向委员会和其他有关自律组织申请授权。
认可令后，如有以下情况，委员会得另一命令（即撤销令）撤销认可；
（1）被认可自律组织为获认可必须满足的实质要求未得到满足；
（2）被认可的自律组织不履行其法定职责；
（3）由于存在从事与该组织相同业务的其他组织且该其他组织已经或可能获得认可而对原被认可组织的续展认可已无必要；
（4）委员会认为撤销认可对投资者利益为必要时；
（5）被认可自律组织请求或同意撤销认可。
撤销令是委员会所能行使的最为严厉的措施。为缓和监管中的严厉程度，增加执法中的灵活性，法律赋予委员会其他武器以供适时选用：
（1）自律组织规章不合规定，特别是包含有限制、扭曲或阻碍竞争的内容，或该内容超出了为保护投资者所必要的限度时，委员会可指令该组织采取适当的措施以保证其规章中不再含有这类内容。
（2）纠正命令（complianceorder）请求权。在自律组织未满足法定实质要求或未履行其法定职责时，委员会可以不采取撤销认可令的方式，而是向法院申请“纠正命令”。如果法院确认委员会的看法正确，即可命令该组织采取法院指定的措施以确保有关要求得到满足，或有关职责得到履行。
（3）直接修正（alteration）。如果自律组织的规章违反了关于保护投资者或关于不正当竞争的规定，委员会可以修正或指令该组织修正其规章以满足法律在这方面的要求，这种情况下，委员会应与自律组织协商。此外，如涉及两种以上投资业的自律组织的规章未满足法律对于其中一种投资业的要求，委员会也可以行使这项权力。
如自律组织的规章据此被委员会修正，或依委员会指令而修正，则可向法院。如法院认为该组织的规章勿需修改即可满足法定实质要求，或该组织自己提出的修正方案就可满足法定要求，则可驳回委员会作出的修正或依其指令作出的修正，或命令该组织依自己的提议进行修正。但这项驳回不影响已作出的修正先前的效力。
为满足灵活性的要求，法律还规定，委员会对自律组织规章的修正或依其指令作出的修正并不禁止自律组织在客观情况发生变化时对规章再进行必要的修正或撤销。
相对于自律组织及其授权的人，法律对其他被授权人的实质要求与自律组织基本相同，或是仅有简略规定。下面仅就法律对有代表性的其他被授权人较独特的要求作简要介绍。
2.集体投资机构
法律对集体投资机构的要求较为独特的是，应由集体投资机构的经理人和受托人提起宣布其为被授权人的申请，且经理人与受托人不得为一人；必须向委员会提供一份信托契约（trustdeed）以及律师签署的表明该契约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明；经理人和受托人必须是被授权人，并且未为有关法规禁止担任经理人或受托人；机构名称不得有误导作用；机构宗旨应能合理、成功地实现；机构的参加者应有权以与信托财产价值相当之价格要求机构回赎其投资单位，或经理人应保证参加者能以此价格在交易所出售其投资单位。
委员会应在不迟于收到申请之日后于6个月通知申请人其决定；在授权令时，委员会可证明，表明该投资机构符合为享受欧共体有关法令赋予之权利而必须具备的条件。
在下列情况下，委员会可撤销授权令：
（1）被授权人不再符合获得授权所必须的条件；
（2）为参加者的利益，对该机构的续展授权不再必要；
（3）该机构之经理人或受托人违反有关规定或故意向委员会提供虚假、不实或误导性的信息，或违背根据法律发出的禁令（prohibition）或要求（requirement）；
（4）经理人或受托人要求撤销授权令。但是委员会在确定是否应撤销授权，或撤销授权是否符合参加者的利益或是否与欧共体义务不一致时，如认为应先就涉及该机构之事项加以调查，则可拒绝这一要求。
对集体投资机构不存在认可，因而撤销是直接针对授权令。
3.直接获得授权的人
委员会与其直接授权的人之间不存在中间机构（如自律组织），因此在证券投资从业者资格的丧失方面，与集体投资机构一样，不存在对认可令的“撤销”（revocation）；法律对此规定的是对授权的直接“撤回”（Withdrawl）；此外，还规定了授权的“中止”（suspension）。撤回授权和中止授权的前提相同，委员会根据当事人违反规定的程度和其他因素选择使用。这些前提是：
（1）授权令的持有人不再适于从事证券投资业；
（2）违反有关规定，或有意向委员会提供虚假、不实或误导的信息，或违背依法发出的禁令或要求。
中止授权，顾名思义，为非永久性的资格丧失。在中止授权的特定期间内，或法律规定的特定事项发生前，或法律规定的特定条件得到满足前，原被授权人不再是被授权人。
别的程序上和实质上的要求与法律对其他被授权人的要求基本相同。
4.欧共体其他成员国授权的人
对这类被授权人的要求由各有关国家法律决定，但根据《1986年金融服务法》第31条，这些法律应符合该法在保护投资者利益方面的规定及欧共体在使各国证券法规配套化、一致化方面的要求。程序上，要求这一类被授权人在英国开业前7日内以书面的形式或经批准的其他形式向委员会通知，这项通知中应包含的内容为：关于他所从事或意欲从事的业务的信息；关于有关成员国法律对其授权的信息；有关通知、文件送达的地点，等等。
对于这类被授权人的授权不是来自英国证券监管当局，也并非依据英国法律，因此，不能由英国当局依英国法律撤销和撤回授权。如出现足以导致上述直接获得授权人的资格被撤回或中止的情况，委员会只能根据违反规定的程度和其他因素选择适用“授权终止”（termination）和“授权中止”（suspension）。但是，英国证券监管当局在行使这项权力时，应与有关国家证券监管当局就有关事项进行协商，除非委员会认为，为投资者的利益，有必要立即发出授权终止或授权中止的指令，但也应在发出指令后立刻与有关国家的监管当局协商。协商以后，如委员会认为该有关国家监管当局能保证当事人符合有关法律规定，也可以撤销终止或中止授权的指令。
对证券投资从业者的规范是证券法的核心内容之一。作为证券业及证券市场管理最发达的国家之一的英国，其证券法对这个问题的处理确有独到之处。
1.对不同的从业者及其资格的规定分散在不同的法规中，但统一于《1986年金融服务法》。这样达到了灵活与统一相结合的目标；不同法规从不同方面对从业者加以规范，相互配合，减少了遗漏，并形成较为严密的体系。
2.对证券投资从业者根据其资格来源详细划分类别，便于具体适用法律。
3.在必要限度内尽量扩大证券法律调整范围，以减少规避监管的可能性。
4.政府监管与自律管理相结合。分别规定证券投资委员会对自律组织的认可监管及自律组织对其成员的授权监管就体现了这种思想。
5.直接管理与间接管理相结合。关于证券和投资委员会与其授权的人之间的直接关系和证券和投资委员会与其认可组织、团体所授权的人之间的间接关系的不同规定体现了这种思想。
6.适应了证券业发展国际化的趋势。
授权委托书英文篇4
「关键词信托，董事，授权，受托人责任
一、公司制是一种专项自益信托制度
公司是依法设立的从事经济活动并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法人。① 公司制的基本原理是股东（委托人）将财产转移给公司（受托人），由公司以自己的名义，为股东（受益人）利益进行管理、处分。信托制的基本原理是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财产转移至受托人名下，由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为了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进行管理或者处分。从基本原理进行比较，二者在财产流转、财产管理上几乎完全一致。公司制中的股东实际上就处于信托制中的委托人和受益人的地位，公司就处于信托制中的受托人地位。通过下面信托制与公司制的进一步比较，将会发现公司制符合信托制的各项主要原则。
（一）公司制符合所有权与受益权相分离原则
信托作为英美法上的特有制度，其最大的特点在于受托人普通法上的所有权与受益人衡平法上的所有权分割的外观表征。一方面，受托人享有普通法上的所有权，他可以像真正的所有人一样，积极地在法定和约定的范围内管理和处分信托财产，第三人也都以受托人为信托财产的权利主体和法律行为当事人而与其进行交易行为 .另一方面，受益人享有衡平法上的所有权，事实上充分享有信托财产的收益，并在一定条件下获得信托财产的本金。
根据公司法的原理，股东进行出资设立公司以后，出资财产的所有权就从股东转移至公司名下，理论上即形成法人财产所有权这个概念，所以出资财产的所有权主体从股东变为公司。此外，股东在出资设立公司以后享有公司的股权，股权中最为重要的一项就是利益取得权，所以公司在运作过程中所产生收益的实际受益人是股东，公司只是为了股东的利益管理、经营财产的一个法律上的“人”。
根据上述分析，公司财产的所有权属于公司，公司财产的受益权属于股东，公司制符合信托制的所有权与受益权相分离原则。
（二）公司制符合信托财产独立性原则
信托财产的独立是指信托一经有效成立，信托财产即与委托人、受托人和受益人的自有财产相分离，成为一项独立运作的财产。委托人一旦将财产交付信托，便丧失对该财产的所有权；受托人虽取得信托财产的所有权，但这仅是形式上、名义上的所有权，其最终并不享有信托利益；受益人固然享有受益权，但这主要是一种信托利益的请求权，在信托存续期间，其不得行使对信托财产的所有权。
根据公司法的原理，出资财产与股东自有财产相分离表现在：一方面，股东对由于该部分财产运营过程中产生的债务仅以出资额为限，其自有财产不承担连带责任；另一方面，在出资财产的所有权转移至公司后，由于股东自身原因形成的债务也不能直接执行公司财产，而只能采取执行其股权的形式，且结果因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而有所不同：（1）有限责任公司兼具人和与资和的特征，所以当执行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股权时，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最终可能发生债权人取得股权或取得其他股东购买该股份的资本两种情况。（2）股份有限公司以资和为特征，所以当执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的股权时，债权人可以直接取得股权。但是，无论哪种情况，都不是直接执行公司的法人财产权。此外，公司成立时的全部财产就是股东的出资财产，今后在运营过程中导致公司财产的增值或贬值，也都是源于股东的出资财产。所以，公司事实上并不拥有自有财产，其全部财产都是信托财产。股东设立公司的目的就是为了形成一个法律上的“人”来专门受托管理出资财产，这也是笔者将公司制称之为一种专项信托的主要原因。由于公司并不存在自有财产，所以无疑能符合信托财产独立于受托人自有财产的要求。
根据上述分析，股东的出资进入公司后即与其自有财产相隔离，公司由于没有自有财产所以不存在信托财产独立于公司自有财产的问题，公司制符合信托制的信托财产独立性原则。
（三）公司制符合受托人为受益人的最大利益服务原则。
受托人为受益人的最大利益服务是各国信托法普遍确立的原则，即要求受托人在管理、经营信托财产时必须考虑其行为是否符合受益人的最大利益。而且，需要强调的是，受托人在管理、经营信托财产时应当仅仅为受益人的最大利益考虑。
根据公司法的原理，公司应当以提高经济效应、实现资产保值增值为目标，所以公司负有使公司财产利益最大化的法定责任。由于公司资产所产生的利益最终归于股东，所以公司使公司财产利益最大化的责任事实上是相对于股东的，即公司在管理、经营公司财产时必须考虑其行为是否符合股东的最大利益。此外，公司重大事项的最终决定都必须经股东会以决议的形式通过，也使得公司在管理、经营公司财产时必须为股东的最大利益服务。
根据上述分析，公司在管理、经营公司财产时必须考虑其行为是否符合股东的最大利益，公司制符合信托制的受托人为受益人的最大利益服务原则。
（四）公司制符合受托人信托责任的有限性原则
在信托关系中，受托人承担向受益人支付信托利益的义务，但仅以信托财产为限；因处理信托事务所发生的债务，以信托财产承担。只有当受托人违背管理职责或者处理信托事务不当致使信托财产损失或对第三人负债，才以其自有财产负个人责任。
根据公司法原理，公司虽然以提高经济效应、实现资产保值增值为目标，但由于市场风险及能力所限，公司并不承担保证股东的出资保值增值的义务。只要公司的行为符合相关法律规范的要求，其最终向股东返还的利益仅以剩余公司财产为限。在公司存续期间，由于合法的公司行为发生的债权、债务都归于公司财产，由公司财产承担市场风险。
根据上述分析，公司向股东返还的利益仅以剩余公司财产为限，公司存续期间由于合法的公司行为发生的债权、债务都归于公司财产，公司制符合信托制的受托人信托责任的有限性原则。
从上面的论述不难发现，公司制符合信托制的各项主要原则。股东就是信托制中的委托人和受益人，公司就是信托制中的受托人。由于委托人和受益人一致，而且公司是股东专为成立信托设立的“法律上的人”，所以公司制实质上是一种专项的自益信托制度。从某种意义上讲，《公司法》就是《信托法》的一部特别法。其实，英美法系国家的商人早在18世纪后半叶就利用信托方式，根据“财产托管证书”（deed of settlement）设立公司。② 当时将公司的财产权授予一个独立的受托人团体（a separate body of trustees），其中一部分受托人同时也是董事，所以英美法国家也将董事称为受托人（trustee）。当时英美法国家直接将董事称为受托人并将财产权授予他们是因为英美公司法当时并未确立公司人格独立原则，这一原则最早在英国是1897年由上议院在审理Salomon v. Salomon
二、董事是公司授权其进行信托的事务性或行政性行为的被授权之人
表面上，公司在以自己的名义为股东（受益人）进行管理、经营信托财产，但事实上公司这个拟制主体不可能对于各项事务亲历亲为，而表现为由公司授权 董事进行事实上的经营行为③，公司只是扮演一个“做出最终决定的人”。这体现了一个信托法的原理：受托人于在任期间可以授权他人为信托进行行政性或事务性行为，但最终的投资决定必须由受托人自己作出。
从英美法系国家的信托法来看，各国对于受托人可否授权普遍经历了一个从否定到肯定的转变。以英国为例，1925年以前的规则是不允许受托人把他的权利、责任转移给其他人的。但是，法院早就承认，如果不允许受托人授权的话，有些信托可能无法实施，因为有些事情是一个普通商人不会亲自做的。之后，《1925年受托人法》第23条（1）明确规定“在信托的实行过程中，受托人可以雇用他人来代替本人作出必要的行为（包括金钱的收支），无论他是一个律师、银行家、股票经纪人或其他人。”事实上，几乎在所有的信托中受托人都会在信托过程中选择其他人为信托进行事务性的工作。再以美国为例，1959年的《信托法重述》第2版明确禁止受托人将信托的任何事务授权给他人进行，因为受托人被认为对受益人有亲自履行的义务。但是，之后的一系列立法和权威解释对受托人将部分行政性工作授权他人持肯定态度。例如，1964年的《统一受托人权利法》（《The Uniform Trustee Powers Act》）规定“受托人可以雇用个人，包括律师、审计师、投资顾问或其他人，甚至不要求他们与受托人是没有关联的。受托人可以雇用他们以获得建议或协助受托人进行行政性的事务；可以在没有经过独立调查的情况下依照他们的建议行动；可以雇用一个或多个人进行任何的行政性事务，无论它们是任意性的还是强制性的，而不是自己亲自去做。”此后，1972年的《统一机构基金管理法案》（《The Uniform Management of Institutional Funds Act》）、1974年的《雇员退休收入安全法案》（《The Employee Retirement Income Security Act of 1974》）以及1992年的《信托法重述》第3版进一步巩固了受托人将行政性工作授权他人进行的合法性。最后，《统一谨慎投资人法案》（《Uniform Prudent Investor Act》）在明确规定了受托人授权应当注意的事项的基础上允许了受托人适当的授权。所以，受托人于在任期间可以授权他人为信托进行事务性或行政性行为在英美国家已经成为一项通例。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受托人于在任期间授权他人作出投资决定是绝不允许的，这也是美国和英国都对授权事务限定行政性或事务性的主要原因。
根据公司法的原理，董事由公司权力机构股东会以公司的名义进行选任，是公司决策和执行机构董事会中的具体的人，其具体的权利义务遵从《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公司的特别授权，所以董事就是公司的被授权人。董事是一个具体从事公司经营事务的人，其可以在约定和法定范围内为行为，但是就公司财产对外发生法律关系时，必须由公司以自己的名义对外发生法律关系。具体来讲，由于公司是一个法律拟制的人，所以《公司法》规定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即由董事长出面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发生法律关系。 所以，真正就公司财产对外发生关系时都是以公司的名义进行的。董事的行为符合信托法对于受托人授权行为的要求，即董事从事的事务属于事务性或行政性行为，最终决定由公司作出。
目前，我国的《信托法》第30条规定“受托人应当自己处理信托事务，但信托文件另有规定或者有不得已事由的，可以委托他人代为处理。”从字面上看，我国《信托法》倾向于要求受托人承担亲自管理的义务。但是，在立法部门的权威解释中反映出英、美信托法关于受托人授权的思想。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释义》对30条的释义中提到“受托人可以有自己的助手，但应以受托人自己的名义。”这句话可以理解为受托人可以进行事务性或行政性行为的授权，但最终涉及信托财产流转的决定必须由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作出。但是，在实际情况中建议在公司章程中明确规定授权的相关事宜，使之完全符合《信托法》的规定。
三、董事应当在被授权范围内承担受托人责任
受托人对于信托应当承担受托人责任。虽然允许受托人可以进行事务性或行政性行为的授权，但是受托人责任不应由于授权而得到被减轻。所以，受托人应当根据受托人责任的要求来确定授权的范围和相应条件，而被授权人为了满足授权条件就必须承担受托人责任。
在明确了受托人可以进行事务性或行政性工作的授权后，各国法律普遍对受托人与被授权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明确的规定，明确了受托人和被授权之人的责任划分。美国《统一谨慎投资人法案》要求受托人在授权过程中应当在以下方面显示出合理的注意、技能和小心：（1）挑选被授权人；（2）在符合信托目的和信托条件的基础上确定授权的范围和相应的条件；（3）定期的检查被授权人的行动，为了监督被授权人的行为与授权条件一致。此外，《法案》规定受托人在满足上述条件后，对于被授权人在被授权范围内所作的决定和行动，对受益人或信托不负责任，转而由被授权人在进行被授权的活动时对信托承担合理的注意义务，以满足授权的条件。所以，在受托人履行了适当的谨慎义务后，在被授权事务的范围内，受托人责任由受托人转移到被授权人身上。《日本信托法》第26条也规定，受托人只负选任和监督方面的责任；而代替受托人处理信托事务者，与受托人负有同一责任。
我国《信托法》没有明确受托人和被授权人之间的责任划分。但是，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释义》对《信托法》第30条的释义中提到“被授权人依据受托人的授权对外发生法律关系，相当于以受托人的名义承担处理信托事务的后果，履行作为受托人的所有义务。”所以，我国立法也是倾向于要求被授权人在被授权范围内承担受托人责任的。需要注意的是，被授权人应当明白他接受的是一项关于信托事务的授权，这样要求他承担受托人责任才显得合理。
由于董事的行为属于公司在处理信托事务中的授权，所以董事应当在其被授权范围内，进行公司事务的活动时承担受托人责任，具体内容以公司章程为主，信托法规范为辅。当然，由于我国《信托法》的规定并不明确，所以建议公司应当在公司章程中明确规定公司授权董事进行公司的事务性或行政性行为的具体范围，且明确这是一项关于信托事务的授权，其需要承担与公司一样的受托人责任。需要研究的是，董事的个人责任与公司责任的划分标准如何确定的更为具体些？笔者认为，公司首先应当在不违背股东最大利益的条件下，在公司章程中明确董事的具体权利义务，因为公司章程中的相应规定就相当于授权条款。如果是条款本身的问题，就由公司承担责任，如果是董事执行的问题，就由董事承担个人责任。由于公司章程是股东制定的，公司责任最终应由股东承担。其次，公司应当在整个信托过程中持续的检查、监督董事的行为，具体表现为公司的监督机构监事会应当履行好监督的职责。如果监事会没有适当的履行职责，就应当由公司承担责任。由于监事会的具体职责也是由公司章程规定的，公司责任最终应由股东承担。如果是监事个人的问题，可参照董事的受托人责任与公司责任的划分，因为监事也是公司的被授权人，只是在权利义务与董事有所不同而已。
原则上，董事在被授权范围内承担受托人责任的前提条件是公司在授权过程中适当的履行了谨慎义务，主要包括制定适当的信托事务的授权条款和持续监督董事行为的义务。如果公司适当的履行了这些谨慎义务，公司对于董事在被授权范围内的行为，对股东不负责任，转而由董事在被授权范围内承担合理的谨慎义务，即受托人责任。
结论-董事责任本质上是信托受托人责任
股东、公司、董事三者之间的法律关系应当是：股东与公司之间是信托关系；公司与董事之间是授权关系（亦可称为委托关系、委任关系）。由于董事作为公司（受托人）的被授权人，依据信托法原理，董事应当在被授权范围内承担受托人责任。
「注释
①顾功耘主编：《商法教程》，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第71页。
②张开平：《英美公司董事法律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 1998年版，第7页。
③笔者注：这种授权既可以是法定的，如《公司法》的规定；也可以是书面约定的，如公司章程；还可以是特别授权，如口头授权谈判。
授权委托书英文篇5
四、完善我国法律制度的具体建议
（一）关于权规定的建议
1、权的产生。权有法定权与意定权之分，前者基于法律的直接规定而产生，后者基于当事人的授权意思表示而产生。
（1）法定权的产生。依照我国现行立法的规定，法定权的产生有以下情形：第一，监护人的权。最高法院在《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0条作了规定：“监护人的监护职责包括：保护被监护人的身体健康，照顾被监护人的生活，管理和保护被监护人的财产，被监护人进行民事活动，对被监护人进行管理和教育，在被监护人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或者与人发生争议时，其进行诉讼”。第二，财产代管人的权。《民法通则》第21条规定：“失踪人的财产由他的配偶、父母、成年子女或者关系密切的其他亲属、朋友代管。代管有争议的，没有以上规定的人或者以上规定的人无能力代管的，由人民法院指定的人代管”。第三，破产管理人的权。《破产法》第25条第（六）项规定，破产管理人履行下列职责，“管理和处分债务人的财产”。
除了上述三种类型的法定权外，我国还应当在相应的法律中规定以下两种法定权：一是夫妻日常家事权，即夫妻就日常生活事项互相享有权。对此，两大法系国家的立法均予以明确规定，我国也应在《婚姻法》中增加规定：“夫妻对于日常生活事项，互为人”。二是遗产管理人的权。我国现行《继承法》对此未做任何规定，应当增加规定：“遗产管理人有权占有并处分遗产”。
（2）意定权的产生。
第一，应当规定权授予的方法。意定权是基于当事人的授权行为产生的，该授权行为有单独行为说与双方合意说两种观点，我国《民法通则》在第65条第2、3款规定：“民事法律行为的委托，可以用书面形式，也可以用口头形式。法律规定用书面形式的，应当用书面形式。书面委托的授权委托书应当载明人的姓名或者名称、事项、权限和期间，并由委托人签名或者盖章”。依此规定，委托人的授权意思表示，无须人或相对人表示同意，因而解释上应以单独行为说为宜。至于授权行为应向何人为之，参照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应该明确规定：“权的授予，应向人或向其为行为的第三人以意思表示为之”。
第二，应当增设权授予形式的规定。意定权的授予形式，大陆法系各国有自由形式和限定形式两种立法例，自由形式是指对授权意思表示的形式不作任何强行规定，明示的或默示的均可；限定形式是指法律强行规定授权意思表示应当采用与实施的法律行为的相同方式，否则授权无效。其实，法律不应当强行规定授予权的意思表示与人实施法律行为所采取的方式相同，因为这是两个不同性质的行为，前者是产生权的行为，后者是与第三人实施的法律行为，只要能够证明权的存在，不论权的授予采用何种形式，都应当是被允许的。也就是说，无论明示或默示的方式均可。对此，《国际货物销售公约》第10条、《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第2.2.2条第（1）项以及《欧洲合同法原则》第3.201条第1款均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但依照我国《民法通则》第65条的规定，似乎只承认口头形式和书面形式，这些都是明示的形式，至于默示形式未予规定，所以，应当增加规定：“授予权的意思表示，可以是明示的，也可以是默示的”。
2、权的范围。法定权的范围，一般有法律的明确规定。但是，意定权需要在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完善：
第一，应增设关于授权意思表示不明时的补充性规定。对于权的权限范围，如果被人的授权意思表示不明时，大陆法系各国的立法通常都设一些补充性规定，用以解释或补充被人的授权意思，以防止当事人或法官作出任意解释，从而破坏意思自治。这些补充性的规定，分为两种情形，一是在概括的情况下，如无明确的约定，仅对管理行为具有权，具体包括保存行为、利用行为及改良行为；二是在特别的情况下，除明示授予的权限外，人可以实施完成受托事务所需要的一切必要行为。所以，我国的现行立法对此没有作相应的规定，应当增加规定：“除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明确约定外，概括权只包括对管理行为的，处分行为不包括在内。但是，如果授予特别权者，人可以实施完成受托事务的一切必要行为，包括处分行为在内”。
第二，应当废止《民法通则》第65条第3款的规定。该条规定：“委托书授权不明的，被人应当向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人负连带责任。”该条规定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应当废止，理由在于：（1）授权不明的问题完全可以通过对授权意思表示的解释来解决，解释为有权时，则由被人承担责任；解释为无权时，如果既不构成表见，也没有经过被人的追认的，则应当由人对第三人承担责任，被人不负任何责任。（2）在授权不明下，既然被人对人的行为后果向第三人承担责任，即可推定人的行为属于有权，如果此时再要求人也对此承担连带责任，说明人的行为又是无权，这样就产生了逻辑上的矛盾。（3）授权行为是单方法律行为，因而授权不明只能是授权人单方面的过错造成的，如果人因此而承担连带责任，就是代人受过，显然是不公平的。
3、权行使之限制。权行使之限制有两种，一种是针对所有权而进行的限制，另一种是针对特别权所进行的特殊限制。前者属于法的一般规定的问题，后者则属于特别法的问题。本文所讨论者只限于前者。
（1）应当增设限制自我行为的规定。人行使权完全是为了被人的利益，如果在过程中人的利益与被人的利益发生了冲突，或者根本没有体现被人的意愿，法律为了保护被人的利益不受损害，往往限制这种人与自己进行交易的行为。实践中，自我行为表现为两类，一是人以被人的名义与自己或者与自己存在利益关系的他人从事交易行为，即自己；二是人同时代表本人和相对人为同一法律行为，即双方。对此，两大法系国家的立法以及国际或区域性的立法中普遍作了禁止性规定，而我国《民法通则》和《合同法》对此均没有任何规定。所以，参照上述立法，建议我国未来民法典中应当明确规定：“人非经本人的许诺，不得为本人与自己实施法律行为，或就同一法律行为双方当事人。但其法律行为系专属履行债务，或者使本人纯获利益者除外”。之所以要规定除外情形，是因为人向本人履行债务的行为，或者使本人纯获利益的行为，与本人的利益不发生冲突。当然，即使发生冲突，如果本人允许这样做，或者知道人实施了自我行为而不表示反对者，也不属于禁止之列。
（2）建议明确规定共同。共同，是指两个以上的人共同行使一项权的。所以，本人向数个人同时授予一项权，如果明确约定必须由数人共同行使时，任何一个人擅自单独行使权者，则为无权。我国《民法通则》未规定共同，后来在《合同法》第409条规定：“两个以上的受托人共同处理委托事务的，对委托人承担连带责任”。最高院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79条第1款规定：“数个委托人共同行使权的，如果其中一人或者数人未与其他委托人协商，所实施的行为侵害被人权益的，由实施行为的委托人承担民事责任”。这些规定，均没有明确在共同的情况下，如果人中的一人或数人单独行使权时，其效力如何。另外，如果人有数人时，究竟是共同还是单独不明确时，人如何行使权？国外立法例中，有推定为单独者，也有推定为共同者，我国现行立法中对此也没有任何规定。参考有关国家的立法，我国应该明确规定：“人有数人时，除非有明确约定，否则任何一个人均可单独为之。如果约定为共同行使者，任何一个人均无权单独实施行为”。按照这一规定，如果约定为共同时，任何一个人的单独行为均是无权；如果没有明确约定共同时，一律推定为单独。之所以这样规定，一方面，共同实质上是对权之限制，如果法律强行推定之，可能会违背本人的意愿；另一方面，如果规定为共同，不仅会增加相对人调查的难度，费时费力，而且数人之间不免彼此扯皮，贻误事功，甚至容易产生纠纷。
（3）进一步完善复的建议。
第一，应当增加规定委托人选任复人责任的免责事由。我国《民法通则》第68条与《合同法》第400条规定了委托中的复，即委托人经过委托人的同意，可以直接将受托事务转委托给第三人完成，第三人的行为后果由委托人承受，委托人不再对第三人的行为承担责任，但是，应对第三人的选任或者指示向委托人负责，此种责任就是委托人选任复人的责任。这一规定无疑是正确的。存在的问题是，如果第三人是委托人按照委托人的指名而任命的，此时委托人是否应对第三人的选任向委托人负责？我国的现行立法缺乏相应的规定。依照日本民法典第105条第2款的规定，委托人不承担选任复人的责任，但是，如果委托人知道该第三人不胜任而不及时将其解任，或者得知该第三人不诚实而怠于向委托人通知的，仍应承担责任。显然日本的规定是合理的，因为，第三人按照委托人的指名而选任，实际等同于委托人亲自选任，委托人当然不应对委托人的选任而负责。不过，选任复人后，委托人并不当然丧失人资格，他对第三人完成受托事务仍负有监督义务，否则也应对委托人承担责任。所以，我国应当增加规定：“如果委托人按照委托人的指名选任第三人的，不再对委托人承担选任责任。但是，如果委托人知道第三人不胜任或不诚实，而没有及时解任或通知委托人的，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第二，应当增加规定法定中的复。我国的现行立法只是就委托中的复问题作了规定，而对法定中的复问题没有规定。事实上，法定比委托更需要规定复。因为，委托是基于当事人之间的信任关系而产生的，正是因为信任，除非委托人同意，原则上不允许人转委托，否则就破坏了信任关系。但是，法定则是基于当事人之间的身份关系而产生的，并且其权属于概括权，事务广泛而繁杂，法定人的精力与知识又有限，加之法定人行使其权往往属于其履行职责的行为，不能随意辞任。因此，如果不允许其选任复人，势必不利于本人利益的保护。所以，日本民法典第106条规定：“法定人可以以其责任选任复人。但是，有不得已事由时，只负前条第（一）款所定的责任”。由于法定人选任复人未经本人的同意，所以其选任复人的责任较委托情形下的选任责任为重，即以自己的责任向本人负选任责任。具体言之，只要是因为复人的行为给本人造成损失的，即使法定人的选任、监督或指示不存在任何过失，也要向本人承担责任。唯有如此，才能使法定人尽心尽力地为本人履行职责。但是，如果法定人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选任复人的，那么其选任责任与委托情形下的责任相同，即只就选任、监督或指示过失向本人承担责任。鉴于上述理由，我国也应规定：“法定人可以以自己的责任选任复人，但有不得已事由时，只就复人的选任、监督或指示过失承担其责任”。
4、权的消灭。
（1）应当增加规定权的两项消灭原因。权有共同消灭原因，也有特别消灭原因。在前者，如本人或人死亡、破产或丧失行为能力，导致权的消灭；在后者，如事务的完成、期限届满、行为在事实上或法律上已不可能、未成年人已成年、夫妻关系已解除等，当然导致权的消灭。我国《民法通则》（第69条、第70条）、《合同法》（第411条）以及其他相关法律对上述消灭原因均有规定。除此之外，还应该规定以下两种消灭原因：
第一，意定权基础关系的消灭导致权的消灭。前已述及，权的授予行为是否受到基础法律关系效力的影响，有无因说与有因说两种观点。所以在逻辑上讲，依无因说，基础法律关系的消灭并不导致权的消灭，依有因说，基础法律关系的消灭必然导致权的消灭。但在各国的立法中，即使采无因说的国家，也把基础关系的消灭作为权消灭的原因加以规定。比如，德国民法典第168条规定：“权之消灭，依其所由授予之法律关系定之”。台湾地区民法典第108条第1项也作了相同的规定。我国现行立法中对此未作规定。由于本文主张有因说，因而基础法律关系的消灭将导致权的消灭。所以，建议我国未来民法典应当规定：“因委任而产生的权，因委任终止而消灭”。
第二，意定权因本人的撤回而消灭。意定权的产生如果有基础法律关系存在时，当基础法律关系消灭时意定权随之消灭，但是在基础法律关系存续中，如有必要，授权人也可以通过撤回权而使之消灭。究其原因，一方面，关系是以本人对人的高度信任为基础的，如果这种信任不存在了，再要求被人接受结果而等到事项完成，将不符合制度的基本价值[15]；另一方面，效果只归属于本人，与人没有任何利害关系，因而允许本人撤回权，对人而言并无任何不利益。对此，两大法系的国家大多规定意定权可因本人的撤回而消灭。然而，权的撤回是被人的单方行为，如果当事人预先约定了不得撤回，或者权的撤回损害人或第三人利益时，应当不允许撤回[16]。我国现行立法尚未规定权的撤回，参考国外立法，也应作如下规定：“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委托人可以随时撤回权。如果权的撤回有损于人或第三人利益时，不得撤回”。
（2）应当规定人返还授权书的义务。权消灭后，对外部关系产生的法律效果主要涉及到的是如何保护第三人的利益，此即表见问题，在此不赘。权的消灭原则上并不影响的内部关系，只是与权相关的事项受到影响，这些事项主要包括人对被人的报酬请求、无权时对被人的损害赔偿以及授权书的返还。其中，对于前两项当事人一般有约定，无须法律特别规定，而对于权证书的返还，通常需要法律作出规定。因为，授权书的作用在于证明人权的存在，尤其是对于第三人来讲，容易使其相信有权，如不返还，有时会依表见制度，使本人负有权的责任。所以，为了保护本人的利益，人于权消灭后，应负返还授权书的义务，即使因费用的垫支或其他情事，人对于授权书拥有留置权者，也不得留置，以避免权利义务关系更加复杂化[17]。所以，大陆法系各国都有明确规定，如《德国民法典》第175条规定：“意定人于权消灭后，应将授权书交还于权授予人，意定人无留置权”。我国立法对授权书的返还未作任何规定。所以，建议未来民法典仿照台湾民法典第109条规定：“权消灭或撤回时，人须将授权书交还于授权者，不得留置” 。
（二）关于行为规定的建议
1、对《合同法》第402条、第403条的修改建议
（1）应将《合同法》第402条、第403条移入《民法通则》或者未来民法典总则中。理由是：
第一，我国《合同法》借鉴《国际货物销售公约》第12条、第13条的规定，在第402条规定了隐名，在第403条规定了本人身份不公开的。这一规定改变了我国类型的格局，至此我国现行立法中规定的有三种，一是显名（即《民法通则》第63条第2款的规定），二是隐名，三是本人身份不公开的。其中，前两种属于公开本人身份的，在大陆法系的德国、日本、瑞士等均有明确规定，在英美法中也有该种，称之为本人身份公开但姓名不公开的或者本人身份不明的。后一种则属于英美法中特有的类型，我国《合同法》也进行了大胆移植。由于的类型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民法通则》中关于制度的一般规定中只承认显名，而隐名与本人身份不公开的却规定在《合同法》的“委托合同”一章中，不仅规定零散，而且在立法体系上形成逻辑矛盾，即制度的一般规定中既然只承认显名，那么《合同法》中规定隐名与本人身份不公开的就缺乏立法依据。所以，如果将《合同法》第402条、第403条移入《民法通则》或者未来民法典总则中，不仅可以消除这一矛盾，而且也使得我国关于类型的规定系统化和统一化。
第二，将隐名和不公开本人身份的规定于《合同法》的“委托合同”一章中，容易使人误解我国的混同于基础法律关系。如前所述，关于与委任的关系，大陆法坚持“独立说”，英美法坚持 “混同说”，我国继承大陆法系的传统将与委任分别规定，如果将隐名与本人身份不公开的继续保留在《合同法》中，显然与我国法的传统相违背。
第三，《合同法》第402条规定的隐名，如果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合同法》第403条规定的本人身份不公开的，如果本人行使介入权或者第三人行使选择权的情况下，该合同也是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所以，这两种与行纪合同是截然不同的，一方面，行纪合同无须授予权，因为行纪人是以自己名义签订合同；另一方面，行纪合同直接在行纪人与第三人之间产生效力，委托人不受该合同的约束。不过，行纪合同也是建立在委托的基础上，属于特殊的委托合同，因此，我国《合同法》第423条规定：“本章没有规定的，适用委托合同的有关规定”，但由于第402条、第403条关于隐名和本人身份不公开的属于本法委托合同的规定，如果行纪合同转致适用委托合同的规定时，就有可能发生行纪合同也适用关于隐名或本人身份不公开的的规定，由此便发生了冲突。基于上述理由，建议将《合同法》第402条、第403条移入《民法通则》或者未来民法典总则中，《合同法》不再对隐名和本人身份不公开的进行规定。
（2）应将第402条中使用的“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一语修改为“受托人非以委托人的名义”。第402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该条是关于隐名的规定。之所以建议将“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修改为“受托人非以委托人的名义”，理由在于：
其一，从理论上看，隐名无须是“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为之。所谓隐名是指人所为的意思表示，即使未明示为本人为之，如相对人明知或可得而知其为本人为之，也直接对本人发生效力之也。隐名的特征是，人在权限范围内非以本人的名义签订合同，立法之所以认可这种，是因为“以本人的名义”只是告知相对人将来承受合同后果的是本人，而不是人，相对人据此可知道自己的交易对象以及因此决定采取的措施，一句话是为了保护相对人的利益。但是，如果人没有以本人的名义，但相对人根据情况已经知道或应当知道对方当事人是谁，或者对方当事人是谁对他来讲并不重要时，该合同同样在本人与相对人之间产生效力。
其二，从规定隐名的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来看，也没有强调必须是“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进行。比如，德国民法典第164条第1款后段规定：“其意思表示无论系明示以被人名义而为之者，或按情况可断定系以被人名义而为之者，并无区别。”瑞士债法典第32条第2款规定：“人在订立合同时未公开关系的，则合同对委托人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依据客观情况合同的另一方当事人默示已知关系的存在或者订立合同当事人的身份对其没有影响的除外”。日本民法典第100条也规定：“人未明示为本人而进行的意思表示，视为为自己所为。但是，相对人已知其为本人或可得而知其为本人时，准用前条第（一）款的规定”。上述规定都是关于隐名的规定，但并没有强调是“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只要是“非以委托人的名义为之”即可。
其三，从立法渊源上看，我国《合同法》第402条的规定是直接来源于《国际货物销售公约》第12条，该条规定：“人于其权限范围内本人实施行为，而且第三人知道或理应知道人是以身份实施行为时，人的行为直接约束本人与第三人，但人实施该行为时只对自己发生拘束力时，不在此限。”该条既包括显名，也包括隐名，都没有要求必须是“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为之。
其四，从隐名的实践来看，受托人（人）可能会直接以自己的名义（如张某某）进行，也可能只表明自己的身份（如人张某某），但不公开被人的具体姓名，还有可能是张某某直接声称自己就是被人王某某[18]，这三种情形都会产生隐名的效果。如果立法上必须强调“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将会使后两种情形排除在外。基于上述考虑，建议将该条的“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一语修改为“受托人非以委托人的名义”。
（3）对第403条的修改意见。
第403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关系的，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但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除外。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选择受托人或者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但第三人不得变更选定的相对人。委托人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的，第三人可以向委托人主张其对受托人的抗辩。第三人选定委托人作为其相对人的，委托人可以向第三人主张其对受托人的抗辩以及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抗辩”。该条规定的是本人身份不公开的。具体修改意见是：
第一，应将第403条中使用的“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一语修改为“在权限范围内非以委托人的名义”。理由在于：首先，英美法中本人身份不公开的，并不要求“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为之，无论以何种方式实施，只要本人的身份没有公开，而且第三人无从得知其真实身份的，就可以适用本人身份不公开的规则；其次，我国《合同法》第403条直接来源于《国际货物销售公约》第13条的规定，而该规定也没有要求“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为之，只要人于其权限范围内本人实施行为，第三人不知道、亦无从知道人是以人身份实施行为的，或者人实施该行为只对自己发生拘束力（例如所涉及的是行纪合同）的，都有可能产生本人身份不公开的的效果；再次，《欧洲合同法原则》在第3:301条规定的本人身份不公开的中，也只是要求“基于委托人的指令和为了委托人的利益，但并非以委托人的名义”即可；最后，如果只强调“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订立合同，将会限制这一现象的适用范围。所以，应将第403条中使用的“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一语修改为“在权限范围内非以委托人的名义”。
第二，应当修改委托人行使介入权或第三人行使选择权的法定条件。关于委托人行使介入权或第三人行使选择权的法定条件，目前有五种立法模式：其一，英美法的模式，按照英美法的规定，委托人行使介入权或第三人行使选择权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其二，《国际货物销售公约》模式，根据该《公约》第13条的规定，委托人行使介入权的前提条件是，人因第三人不履行义务或是因其它理由而未履行或无法履行其对委托人的义务。第三人行使选择权的前提条件是，人未履行或无法履行其对第三人的义务；其三，《荷兰民法典》模式，依据该法典第7:420条、第7:421条的规定，委托人行使介入权或第三人行使选择权的条件是相同的，即受托人没有履行义务或者陷入破产；其四，《欧洲合同法原则》模式，依据该《原则》第3:302条、第3:303条的规定，委托人行使介入权或第三人行使选择权的条件均为受托人破产，或者根本不履行，或者在履行期到来之前情况表明将会发生根本不履行；其五，我国《合同法》的模式，依据第403条的规定，委托人行使介入权或第三人行使选择权的条件均为因对方的原因导致受托人不履行义务。五种模式各有特点，英美法较为自由，荷兰法较为宽松，《欧洲合同法原则》较为严格，中国法偏向于人，《公约》则区别对待，差别如此之大，不是孰优孰劣的问题，而是立法价值的取向问题。在本人身份不公开的中，无论是委托人行使介入权，还是第三人行使选择权，其实真正发生利益冲突的是在委托人与第三人之间，人的利益只是过渡利益，法律无需专为保护人的利益而设置委托人的介入权或第三人的选择权，我国《合同法》的规定就是为了保护具有外贸权的企业专门设立的，这是基于部门利益的考虑而设置的不合理制度。本人身份不公开的，多数情形是由于本人不愿意公开的原因而引发的，这样在对交易信息的获取上二者是不平等的，本人是知情者，第三人则是不知情者，前者处于暗处，后者则在明处。信息获取上的不平等，就意味着交易地位的不平等，法律为了体现公平正义，应当将保护的重心放在不知情的第三人身上。所以，参考《公约》与《荷兰民法典》的规定，提出如下修改意见：委托人行使介入权的条件是，受托人破产或因第三人的原因不能向委托人履行义务；第三人选择权行使的条件是，受托人破产或者未履行或无法履行其对第三人的义务。理由在于：破产作为行使两项权利的共同条件，是因为受托人只是中间人，不是最终利益的享有者，受托人破产后，允许委托人或第三人越过受托人向对方主张权利，就是要贯彻利益与风险相一致的原则。除此之外，委托人必须在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不能向自己履行义务时方可行使介入权，因为引发本人身份不公开的是委托人自己，如果无条件地允许委托人行使介入权，将会使不知情的第三人有更多的机会遭到委托人的突然袭击，所以，应限制在因第三人的原因不能向委托人履行义务时，才能行使介入权。至于第三人的选择权，其行使条件应当宽松，因为他是处于明处的，比较被动，只要是受托人不能向自己履行义务时，均可直接行使选择权，向委托人主张权利。
第三，应当修改委托人行使介入权的除外情形。在本人身份不公开的中，第三人是不知情的，如果委托人在具备法定条件的情况下，突然对第三人行使介入权时，法律为了保护第三人的利益，通常为其提供两种救济渠道，一是第三人可以向委托人主张自己对受托人的抗辩权，二是第三人可提出委托人行使介入权的除外事由作为抗辩。对于前者，我国《合同法》第403条第3款参照《国际货物销售公约》作出了正确的规定。但对于后者，我国的《合同法》第403条第1款的“但书”规定：“但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除外”。考察英美法规定，委托人行使介入权的除外情形有三种：一是当事人在合同中明示或默示地排除了委托人的介入权；二是第三人特别看重人的个人因素，需要人亲自履行合同的；三是第三人对身份不公开的委托人特别反感，如果知道其身份就绝对不愿与其订立合同。根据《国际货物销售公约》第13条第6款、第7款的规定，在两种情形下委托人不得行使介入权，即第三人若知道本人的身份就不会订立合同以及人与第三人在合同中明示或默示排除了委托人的介入权。相比之下，我国的规定较为单一，应当增加规定其他事由，具体条文应为：“但下列情形例外：（1）人与第三人在合同中明示或默示地排除了委托人的介入权的；（2）第三人特别看重人的个人因素，需要人亲自履行合同的；（3）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
综上所述，《合同法》第402条应当修改为：“受托人非以委托人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第403条应当修改为：“受托人在权限范围内非以委托人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关系的，受托人破产或因第三人的原因不能向委托人履行义务时，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但下列情形例外：（1）人与第三人在合同中明示或默示地排除了委托人的介入权的；（2）第三人特别看重人的个人因素，需要人亲自履行合同的；（3）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受托人破产或者未履行或无法履行其对第三人的义务时，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选择受托人或者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但第三人不得变更选定的相对人。委托人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的，第三人可以向委托人主张其对受托人的抗辩。第三人选定委托人作为其相对人的，委托人可以向第三人主张其对受托人的抗辩以及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抗辩”。
2、对人行为能力要求的建议
行为就是代他人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所以人必须具有意思能力。由于无行为能力人不具有意思能力，因而不能担任人。法定人必须是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这是由其监护职责决定的，对此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限制行为能力人可否担任意定人？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比如德国、法国、荷兰、意大利、日本等民法典均规定，行为不因人为限制行为能力人而受影响，或者人无须为完全行为能力人。英美法的规定更为宽松，依据《美国法重述（第三次）》第3.05条的规定，任何人都可以接受授权实施行为，并以此影响他人的法律关系，行为能力只是对委托人或第三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有影响。可见，两大法系的立法都允许限制行为能力人担任意定人。对此，我国《民法通则》没有明确规定，只是在第69条、第70条规定，人丧失民事行为能力导致关系的终止。所以，建议我国未来民法典仿照德国民法典第165条规定如下：“行为的效力，不因人为限制行为能力人而受影响”。
3、对行为中意思表示瑕疵或是否知情的判断标准的建议
行为由人实施，但行为的后果却归属于被人，如果因为行为中的意思表示有欠缺或者是否善意而导致其效力受影响时，究竟以人为判断还是以被人为判断？前已述及，行为在性质上是人的行为，人根据自己的利益分析自行作出意思表示，因此，原则上应以人为判断。两大法系国家的立法大都规定，根据人的自身情况来判断其是否具有瑕疵或是否知情。但是，如果人在实施行为时遵循了被人的意思，那么，被人为恶意时，就不得以人是善意的为理由，主张自己也是善意的。因为，既然行为是按照被人的指示而为，人几乎与使者相同，不能自为意思表示，所以，对是否知情，应以被人为判断，法律不允许恶意被人主张人的善意。我国现行立法中对于行为中意思表示瑕疵或是否知情的判断未作任何规定，建议参照《德国民法典》第166条规定如下：“行为因意思表示的瑕疵或是否知情而受有影响时，应以人的情况进行判断。但是，如果该行为是受被人指示的意思而为时，应以被人的情况为判断”。
（三）关于表见与无权规定的建议
1、完善表见规定的建议。
我国《合同法》第49条规定：“行为人没有权、超越权或者权终止后以被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权的，该行为有效”。这是我国关于表见的规定。该条存在的问题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在表见的构成上，没有显示出被人的言行具有可归责性这一要件。表见制度是在无权的情况下，权衡被人与第三人利益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其功能在于协调个人的静的安全与社会的动的安全，也就是既要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也要顾及到被人的利益，二者不能偏废。所以，严格表见的构成要件，不使被人在任何情况下承担责任，目的是为了保护被人的利益，而在构成表见的情形下，由被人向第三人承担表见责任，其目的是为了保护第三人的利益。如前所述，表见的构成要件有三个，一是须有权的外部表象，二是第三人合理信赖，三是被人的行为具有可归责性。其中，被人的行为具有可归责性是指权的外部表象是因被人的行为所引起，该行为可以是积极的行为，也可以是消极的行为。如果没有这一要件的要求，一方面让本人承担授权人的责任缺乏正当性，另一方面将会使第三人获得不应该获得的利益。所以，两大法系国家的立法都强调第三人基于被人的行为相信无权人具有权，《国际货物销售公约》、《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以及《欧洲合同法原则》等均有相似的规定。但是，依据我国《合同法》第49条的规定，只要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权的就可以构成表见，而不论是否因被人的行为引起，这样规定显然是不合理的，对被人的利益保护不够。
二是在表见的后果上，没有与有权行为的后果区别开来。表见在本质上是无权，本应产生无权的后果，只是法律为了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使之产生与有权相同的后果，但毕竟不等于有权的效果。表见后果的特征在于：第一，表见的后果是被人向第三人承担的责任，是自己违反注意义务而对人的行为所承担的责任，该责任的承担对于第三人而言，在客观结果上如同在有权情形下获得的。从这一意义上看，表见产生了与有权形同的后果。而在有权，被人只是按照合同的约定享有权利、负担义务，并无责任可言；第二，既然表见的后果是被人对第三人承担的责任，那么该后果是否产生则取决于第三人的主张，如果第三人放弃权利时，被人不得主动要求对第三人承担这一责任。而在有权情形下，任何一方均可直接依据合同的约定向对方主张权利。所以，在表见的后果上，除《德国民法典》规定“权有效”外，大多数的立法包括国际立法，一般规定为本人“对于第三人应负授权人责任”，或者“本人不得以人无权而对抗第三人”。然而，我国《合同法》在第49条却直接规定为“该行为有效”，是错误的。
三是《民法通则》第66条的规定与《合同法》第48条第2款的规定相矛盾。按照《民法通则》第66条的规定，本人知道他人以本人名义实施民事行为而不作否认表示的，视为同意。但是，按照《合同法》第48条第2款的规定，在无权下，相对人可以催告被人在一个月内予以追认，被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同样都是未作表示，前者视为同意，构成容忍授权型的表见；后者视为拒绝，构成狭义无权。如此一来，在实践中将会无所适从。
因此，参照多数国家的立法，《合同法》第49条应规定为：“行为人没有权、超越权或者权终止后以被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基于被人的行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权的，被人应负授权人责任”。此外，由于该条目前是《合同法》的规定，建议我国在制定民法典时将其置于民法典总则中，以维护法律制度的统一性和完整性。
2、完善无权规定的建议。
（1）本人对无权行为的追认。
第一，应当规定追认的方式。追认就是将无权行为的后果归属于自己的意思表示，追认的意思表示一经作出，无需相对方同意即可发生法律效力。追认既为意思表示，当然可以是明示的，也可以是默示的。所以，《美国法重述（第三次）》第4.01条第2款明确规定：“本人追认的方式：（a）明确同意该行为对其产生法律效果；（b）通过本人的行为，有理由推定本人是同意的”。《国际货物销售公约》也规定，本人追认的形式不受任何限制，它可以由委托人明确表示，也可以由其行为作出推断（第15条第8款）。之所以不对追认的方式进行限制，主要是为了方便本人行使追认权。我国《民法通则》和《合同法》对追认的方式没有作出规定，只是最高院在《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12条规定：“无权人以被人的名义订立合同，被人已经开始履行合同义务的，视为对合同的追认”。履行义务是默示追认的一种形式，但不是全部，因而有必要作概括性规定。所以，建议我国民法典应当规定：“追认既可以是明示的，也可以是通过当事人的行为推定的”。
第二，应当规定追认的形式。无权行为经过本人的追认后，就产生了有权的后果，所以，追认行为在本质上是对无权人的事后授权[19]。追认的形式，一般应与权授予的形式相同。如葡萄牙民法典第268条第2款规定：“追认须以就授权所要求之方式作出，且具有追溯效力，但不影响第三人之权利”。荷兰民法典第69条第2款也规定：“对实施法律行为的权的授予有特定形式要求的，也适用于追认的情形”。我国《民法通则》和《合同法》对追认的形式没有相应的规定，为了避免产生纠纷，我国未来民法典应当规定：“追认应当采用与授予权相同的形式作出”。
第三，应当禁止对无权行为的部分追认。追认不得仅就契约的一部分为之，凡追认一种行为，即有追认其行为全体之效力，一部之追认，通常可视为追认之拒绝。换言之，追认某一行为，必须就其全部予以概括的追认，不能只就其中有利于自己的部分予以追认，其余部分则不予追认。对此，荷兰民法典第69条第4款后句规定：“该直接利害关系人（即第三人，笔者注）不必接受部分的或附条件的追认”。《美国法重述（第三次）》第4.07条规定：“除非对整个行为、合同或其他单独交易行为进行追认，否则追认无效”。《国际货物销售公约》第15条第4款规定：“第三人可拒绝接受部分追认”。因为允许部分追认，无疑是肯定本人有权修改人与第三人已经签订好的合同。我国现行立法对此未设规定，建议未来民法典应规定：“追认必须是对全部行为的承认，对部分的追认无效”。
第四，应当规定单方法律行为不适用追认。追认通常只适用于契约行为，对于单方法律行为则不予适用。因为，无权人所为的单方法律行为，对于第三人而言是毫无抵御能力的[20]，即没有任何救济渠道。如果允许被人追认，将使第三人处于更加危险的状态。如果被人希望得到其效果，应当重新为之。所以，德国民法典第180条、日本民法典第118条原则上不允许追认单方的无权行为。但是，相对人在无权人为单方行为时，对其所主张的权表示同意或者没有提出异议，或者同意人为无权的行为，则可以进行追认。因为，如果无权人声称自己具有权，而第三人对此没有提出异议，甚至同意与无权人从事交易，则应当由第三人承受由被人之追认权所产生的不确定的后果。参照德国和日本的立法，我国也应当规定：“对于单方的法律行为，不允许无权的。在为单方法律行为的当时，如果相对人对人所主张的权没有提出异议，或同意人为无权的行为，则可以由本人追认。在对无权的人为得到其许诺的单方法律行为时，亦同”。
第五，应当规定追认不得有损于他人的利益。法律赋予委托人以追认权只是为了保护他的利益，如果追认权的行使损害了他人的利益时，该权利的行使就要受到限制。《美国法重述（第三次）》第4.05条规定，追认必须是在不损害第三人利益的前提下进行，任何因为拖延期限导致对第三人的权利产生不利或不公平后果的情形而实施的追认都将是不被允许的。《欧洲合同法原则》第3:207条第2款也规定：“基于追认，在不使他人的权利受有损害的情况下，人的行为即被认为是已经授权了的”。我国应当参照《欧洲合同法原则》进行如下规定：“追认只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才能产生效力”。
第六，应当规定追认一经作出不得撤销。无权行为一经追认，除非第三人同意或者第三人并没有因此而采取行动，被人不得撤销其追认。如果允许其撤销追认，一方面，将会使该行为重新回到效力不确定状态，另一方面，将会使已经确信追认并采取了相应措施的第三人利益受到损害。对此，《美国法重述（第三次）》第4.08条明确规定：“如果当事人对另一方的行为作出了追认的意思表示，并且第三人基于对该意思表示的合理理解，对其法律处境作出了不利改变的，禁止前述当事人撤销其追认”。我国现行立法对之缺乏相应规定，可参照《美国法重述（第三次）》作出如下规定：“无权行为一经本人追认，除非第三人同意，否则不得撤销”。
（2）无权人对第三人的责任。
在无权，如果第三人明知人是未获得授权或者超越权的，本人拒绝追认或视为拒绝追认无权行为时，尽管对第三人造成了损害，法律也不给予保护，此乃咎由自取。但如果第三人对于行为人的无权并不知情，在本人拒绝追认时，该善意的第三人就非常被动，并有可能造成损失，此时应为其提供救济渠道。对此，大陆法系各国普遍确立了人对第三人的无权责任，英美法系国家规定了人违反权限默示保证义务的责任。我国《合同法》第48条规定：“行为人没有权、超越权或者权终止后以被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人追认，对被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该条规定与《民法通则》第66条的规定一致，与两大法系国家的立法和国际法中的规定相比，我国现行立法中的无权人责任的规定极为粗糙。主要存在以下问题：第一，责任内容不明。《民法通则》第66条和《合同法》第48条均规定“由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至于承担何种内容的责任，是履行合同的责任，还是损害赔偿的责任，缺乏明确的规定。是可以在二者之间自由选择，还是不可选择的单一的责任，其义不明。如果属于损害赔偿的责任，其赔偿的范围是信赖利益损失，还是履行利益损失，更是无从得知。第二，缺乏免责事由的规定。世界各国的立法普遍规定，如果第三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欠缺权时，无权人不承担责任。因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有欠缺时，就一定能够预料到将来被人不会追认的风险，然而在此情形下，仍然与无权人进行交易，属于自甘冒险。我国现行立法对此没有任何规定。
针对上述问题，建议对《合同法》第48条和《民法通则》第66条中关于无权人责任的规定修改如下：“行为人没有权、超越权或者权终止后以被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人追认的，除非第三人已经知道或应当知道行为人欠缺权，否则应由行为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以使第三人处于如同人有权行为一样。但是，如果行为人不知自己为无权时，仅对因信其有权而受损害的第三人负赔偿责任，但其赔偿额不得超过第三人在合同有效时可得到的利益”。
对上述建议，需要说明如下三点：第一，无权人所承担的责任既不是履行合同的责任，也不是在履行合同和损害赔偿之间进行选择，而是单一的损害赔偿责任。这是因为，一方面，这一责任形式是大陆法系多数国家和英美法系国家普遍采行的责任形式，我国应顺应这一发展趋势；另一方面，责令承担履行合同的责任也是不现实的，因为无权人通常并不从事该种业务。第二，所谓“以使第三人处于如同人有权行为一样”，是指损害赔偿的范围以履行利益为限，对此主要参考了《国际货物销售公约》第16条第1款和《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第2.2.6条第1款的规定。但是，如果无权人在行为时对自己的权瑕疵并不知情，则只就第三人信其合同有效成立所产生的损失予以赔偿，即信赖利益损失的赔偿。第三，无权人的责任只是针对善意第三人而言的，是为了保护交易安全才设置的，如果第三人已知或应当知道行为人缺乏权时仍然与之订立合同，则属于恶意第三人，对此法律无进一步保护的必要，因而无权人免于承担责任。
注释:
[1] Joseph E Stiglitz，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ents，Norton＆Company，2002，pp.9－10. 转引自沈四宝、盛建明：“经济全球化与国际经济法的新发展”，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3期。
[2] 陶广峰：《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经济法》，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年版，第4~5页。
[3] 江平：“经济市场化与法律全球化、现代化、本土化”，载cdams.kobe-u.ac.jp/archive，登陆时间：2008-02-13。
[4] 郑自文：《国际法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28页。
[5] 施米托夫：“国际贸易：比较法研究”，载【英】施米托夫：《国际贸易法文选》，赵秀文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365~459页。
[6] 郑自文：《国际法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49页。
[7] 张玉卿主编：《国际私法统一协会UNIDROIT——国际商事合同通则2004》，中国商务出版社2005年版，第47页。
[8] 张月娇：“中文译本序言”，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条约法律司编译：《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国际商事合同通则》，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
[9] 于丹：“欧洲商事法律制度评介”，载《商场现代化》2005年第1期。
[10] 条文引自韩世远译：“欧洲合同法原则”，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12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831~866页。
[11] 傅俊伟：“欧盟民法典草案之述评”，载于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43卷），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447~500页。
[12] 条文引自唐超、邹双卫等译：“欧洲私法：原则、定义和示范规则”，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43卷），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501~713页。
[13] [美]M.A.格伦顿等：“比较法律传统序论”，载于《法学译丛》1987年第2期。
[14] 转引自施米托夫：《国际贸易：比较法研究》，载【英】施米托夫：《国际贸易法文选》，赵秀文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365~459页。
[15] 李永军：《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694页。
[16] 意大利民法典第1723条规定：“委任人得撤回委任，但是如果约定是不可撤回的，则要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有正当理由撤回的除外。当委任涉及受任人或第三人利益时，委任人将委任撤回并不使委任契约消灭，除非有不同的规定或有可撤回的正当理由；因委任人的死亡或突然发生的无能力不导致撤回”。
[17] 胡长清：《中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17页。
[18]《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第2.2.4条第2款规定：“人当代表一个商业与第三方达成合同时，声称是该商业的所有人，则第三方在发现该商业的真实所有者后，可以向后者行使其对人的权利”。
[19] 史尚宽：《债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3页。
授权委托书英文篇6
尽管《建筑法》第三十四条有“工程监理单位应当根据建设单位的委托，客观、公正地执行监理任务”的规定，但监理工程师的究竟地位如何，是业主的人，是独立的第三人，还是争议裁决人，工程师的决定是否具有最终约束力仍是一个模糊的问题。这也给建筑工程纠纷争议的解决和案件审理带来了不确定性。本文作者在国内外合同文本及工程惯例比较的基础上，着重分析并阐明了在我国法律体系下对工程师地位应有的理解――工程师的基本地位是发包人的人，其作出的决定（或处分性签证）对承包人一般不具有最终约束力。
一、典型的工程纠纷，耐人寻味的工程师地位
座落在上海市××路口的某三十六层涉外办公大楼由上海某房地产开发公司投资建造。1995年11月，经议标程序，房地产公司发出中标通知书确认香港某施工企业为该大楼上盖工程总承包人。随后双方签订了工程施工合同。该合同采用经房地产公司修改后的香港建筑工程合同文本。该合同约定：固定总价为5111.6万美元，开工日期为1995年11月28日，竣工日期为1998年4月11日；设计单位为某国际公司，设计单位根据合同条款的授权发出指示，全面负责业主方的工程管理工作，如提供设计图纸、进行工程变更、签发付款证书、竣工证书、决定变更价款、工期顺延、费用索赔等；总承包人对设计单位或建设单位，建设单位对总承包人如有异议，可提讼；此外，合同还约定了估算单位和质监单位为上海E监理公司，二者配合设计单位的工作。
由于设计变更、延误支付进度款等原因，上盖工程于1998年11月1日竣工并交付使用。后因房地产公司拖欠约400万美元的工程款，施工企业在反复催讨无着的情况下，于1999年5月提讼，要求房地产公司支付拖欠工程款及利息、赔偿延期延长所致损失，诉请金额总计715.8万美元。同时，房地产公司也以工期拖延、质量缺陷及未完工程为由提讼，诉请金额总计582.3万美元。其中两项主要争议为防火门品牌变更的扣款、工期延误的原因及责任承担，涉及双方诉请金额达800万美元，二者均与设计单位的签证密切相关。
防火门品牌变更的扣款的事实及争议为：对防火门项目，施工企业的合同报价为78万美元；应房地产公司就日本××品牌的询价，施工企业曾就此报出了197万美元的价格，后又承诺“如贵司采用指定的日本××牌防火门而符合国内防火规格”，可以接受并不增加合同报价；其后签订的协议书及合同约定采用“日本××牌产品（……）或其它经上海市消防局设计单位认可的等质产品”。在施工过程中，因日本××牌不符合上海消防要求等原因，经设计单位同意，防火门最终使用了符合上海消防要求的国产××品牌。同时，设计单位决定按“原合同造价扣款”，并指示估算单位按该原则核价。随后，估算单位作出核价，认为扣款金额为11.4万美元。房地产公司置设计单位的上述决定于不顾，认为施工企业未使用日本××品牌是一种违约行为，要求扣除日本××品牌和实际使用的国产品牌市场价的价差123万美元。
工期延误的事实及争议为：上述工程竣工日期从合同约定的1997年4月11日推迟到1997年11月1日，共计拖延了205天。对该延误情况，施工企业以拖延支付进度款、设计变更、开工日期拖延等等事由多次申请工期顺延，设计单位仅批准了19天，此外的189天延误均未予批准。为此，施工企业重新整理证据，提讼要求根据法律及合同顺延189天工期，并要求房地产公司承担工期延长所致损失。房地产公司认为设计单位系双方在合同共同委托，所作工期评核对施工企业具有约束力，工期不应顺延，法院也不应予以修改，并提讼要求施工企业承担工期逾期竣工的违约责任。
上述案例是一起典型的施工单位催讨工程款，建设单位以工期、质量作为对抗的工程纠纷。该纠纷主要争议事实所涉及的设计单位工程索赔中的地位及作用耐人寻味：设计单位对其不利的防火门扣款决定，房地产公司全盘予以；设计单位对其有利的工期顺延的批核，房地产公司则引以为据，根据就不理踩施工企业的事实和理由。上述案例中所出现的问题并非特例，在国际工程中，工程师地位之争由来已久。在我国，工程师的地位更是模糊不清。合同文本及适用法律不同，工程师的地位就会有所不同。我国《建筑法》、《合同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颁布确立了工程法律的较为完备的体系，也为明确工程师在工程索赔中的地位和作用等问题提供了依据。
二、工程师的权利源于业主的授权，其基本地位是业主的人
工程师不是工程施工合同的签约方，也不是政府授权的工程管理者，其为何能够介入工程施工合同的承发包双方之间？工程的交易习惯是：发包人与工程师签订委托监理合同，委托工程师进行工程关系，并支付一定的报酬；发包人与承包人签订的工程施工合同约定工程师可以进行的工作范围；承包人与工程师之间并无合同关系。基于此，可以判断工程师介入工程的依据不外乎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发包人基于委托监理合同的委托，第二种情况是发包人和承包人基于工程施工合同的共同委托，第三种情况是前两种情况兼而有之。现分析如下：
我国法律规定：委托监理合同确立的是发包人与工程师的委托关系，工程师处理的是发包人的事务，接受的是发包人的指令，维护的是发包人的利益，是发包人的人。监理合同既非技术合同，也非工程合同，而是委托合同。《合同法》第二百七十六条规定：“建设工程实行监理的，发包人应当与监理人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委托监理合同。发包人与监理人的权利和义务以及法律责任，应当依照本法委托合同以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我国《合同法》、《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均认为是工程师是发包人的人。《合同法》第三百九十九条规定：“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建筑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实行监理的建筑工程，由建设单位委托具有相应资质条件的工程监理单位监理。建设单位与其委托的工程监理单位应当订立书面委托监理合同”。《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十二条规定：“实行监理的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工程监理单位进行监理”。
委托监理合同示范文本规定工程师的主要责任仍是作为发包人的人、处理发包人的事务。我国建设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于二ΟΟΟ年二月十七日修订的《建设工程委托监理合同（示范文本）》（GF-2000-0202）。该文本规定工程师在工程施工中的主要职责是：工程师接受发包人的委托，征得发包人同意的前提下，包人行使组织协调工程建设有关协作单位，开工令、停工令、复工令，工程上使用的材料和施工质量的检验，工程施工进度的检查、监督权，工程款支付的审核和签认等权利。国际咨询工程师联合会（FIDIC）制订的《业主与咨询工程师标准服务协议书》也规定工程师的主要职责是行使发包人的权力、履行发包人的职责。同时，上述文本均规定，对工程师的失职行为，发包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反证工程师是发包人的人。
工程施工合同有关工程师条款的基本内容是工程师经发包人授权行使发包人的权利，而非发包人与承包人共同授权工程师行使权利，或者说这些条款实质是发包人授予工程师行使其在工程施工合同中部分或全部权利的一份授权委托书。建设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制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GF-1999-0201）中的“工程师”指发包人授权代表或（监理）工程师，发包人授权代表可以行使全部“工程师”的全部或部分权利，（监理）工程师则行使剩余之权利。也就是说，（监理）工程师行使的其实就是发包人授权代表之权利。该文本通用条款第5.2条款有关“发包人在专用条款内要求工程师在行使某些职权前需要征得发包人批准的，工程师应征得发包人批准”的规定也说明工程师的权利实质是发包人所授予。作为该文本制订依据之一的国际咨询工程师联合会（FIDIC）1987年制订的《土木工程施工合同条件》（第四版）也有类似之规定。该联合会（FIDIC）制订的《工程施工合同条件》（1999年第1版）通用条件第3.1条款更是明确指出“”发包人任命工程师“，”除非合同条件另有约定“，”工程师履行职责或行使合同中明确规定的或必然隐含的权利，应视为工程师为发包人工作“。这些主要规定无一不表明：工程师系受发包人之托，行使发包人的权利，而非受承发包双方共同委托，行使双方共同授予的权利或进行调解。工程施工合同标准文本实质上也是一份发包人对工程师的授权委托书。其完全符合《建筑法》第三十三条”实施建筑工程监理前，建设单位应当将委托的工程监理单位、监理的内容及监理权限，书面通知被监理的建筑施工企业“之要求。
以上分析表明：工程师的权利来源于其与发包人签订的委托监理合同，工程施工合同有关工程师的规定不过是发包人其授予工程师其在工程施工合同中部分或全部权利的权利的一份授权委托书，工程师在工程施工合同中的基本地位是发包人的人。
三、工程师客观公正之职业要求并不意味着其是独立人，其是否有该地位应视施工合同的约定
许多工程施工合同标准文本均规定除了作为发包人的人之外，工程师还有独立人地位，但工程师何时行使的是人的权利，何时行使的是独立人的权力，却并不清晰。独立人是指在工程施工合同履行过程中，接受签约各方的共同委托，独立处理工程事务的的第三方。《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GF-1999-0201）通用条款第5.4条款规定“合同履行中，发生影响发包人承包人双方权利或义务的事件时，负责监理的工程师应依据合同在其职权范围内客观公正地进行处理”。（FIDIC）制订的《土木工程施工合同条件》（第四版）通用条件第2.6条款规定“凡按照合同规定要求工程师自行采取可能影响业主或承包商的权利和义务的行动时，他应在合同条款规定内，并兼顾所有条件的情况下，作出公正的处理”；有25处规定工程师就工期和价款确定问题作出确定前应该与“业主和承包商适当地协商”；第67.1条款规定，对承发包双方的争议及对其的异议，承发包任何一方均可按一定程序提交工程师裁决，对裁决不服的，70天内应提讼或仲裁。基于类似的合同文本的规定，许多人认为工程师有四个角色：设计人、质量控制者、计价及证明人，裁决人，其中前二者的工作为人的工作、后两者的工作为独立人的工作。对工程师所做的工作，哪些属于人工作，哪些属于独立人工作，上述主张者也很难分清，于是得出“咨询工程师不可能是纯粹的第三方，但也不能简单地在不是第三方与不公正之间划等好”之类模糊的结论。
1998年3月1日起施行的我国《建筑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工程监理单位应当根据建设单位的委托，客观、公正地执行监理任务”.该规定改变了1995年12月15日建设部、国家计委的《工程建设监理规定》第18条有关“监理单位应按照公正、独立、自主”的原则，开展工程建设监理工作，公平地维护项目法人和被监理单位的合法权益“之规定。笔者认为该变化可以理解为：《建筑法》取消了工程师独立人这一含糊的地位，肯定了工程师就是作为发包人的人这一清晰的地位，与《合同法》第276条及第21章委托合同有关规定相呼应。
至于工程师应该“客观、公正”的理解，笔者认为这是工程师作为社会中介机构，法律要求其具备的职业道德要求。1996年1月1日起施行《深圳经济特区建设监理条例》第七条规定：“监理工程师事务所和监理工程师必须遵守法律、法规，遵守监理工程师行业的执业纪律和道德准则，恪守科学、公正、诚实信用的原则”.国际计委2000年1月3日颁布的《中介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五条规定：“介机构提供服务并实施收费应遵循公开、公正、诚实信用的原则和公平竞争、自愿有偿、委托人付费的原则，严格按照业务规程提供质量合格的服务”。这些规定均将“公正、诚实信用”作为工程师等中介机构的执业纪律和道德准则。
综合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客观、公正”是工程师的职业要求，除非合同有明确约定工程师有独立人的地位，应认为工程师在工程施工合同关系中不具有独立人的地位；同时，在工程施工合同中，工程师就是发包人的人，不宜再约定工程师又是独立人。上述案例的设计单位，工程施工合同并未赋予其有居间对承发包双方的争议或有关事项进行评判的权利，很明显仅是A房地产开发公司的人，与独立人角色无涉。
四、除非施工合同特别约定，即使兼有独立人地位，工程师也无最终决定工程争议的权力
通常情况下，工程师的决定并无最终约束力，承发包双方依法享有诉权。当工程师的地位仅为发包人的人时，工程师没有裁决权，对工程师所作决定，承包人当然有权提讼。当工程师的地位为发包人的人并兼为独立人时，如前《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GF-1999-0201）及FIDIC《土木工程施工合同条件》（第四版）等标准合同文本中，工程师往往拥有一定的裁决权，但该裁决权是相对的，承发包任一方对此有异议的可以提讼或仲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GF-1999-0201）通用条款第5.4条款规定，“一方对工程师的处理（即对发生的影响承发包双方权利义务的时间时，工程师依据合同在其职权范围内作出的客观公正的处理）有异议时，按照本通用条款37条关于争议的约定处理”，第37条款则规定规定了约定仲裁或诉讼的两种方式。FIDIC《土木工程施工合同条件》（第四版）通用条件第67.1条款规定，发包人和承包人在收到工程师最初的裁决决定之日起70天以内，可以向法院或仲裁庭对工程师的裁决提起异议。
在作为工程师制度发源地的英国，工程师的决定是否具有最终约束力，一直也存在争议。到1999年，英国上议院对BeaufourDevelopments（NI）Limited诉GilbarASK（NI）Limited一案作出了判决，这种争议才得到了解决。该案明确了这样的观点：除非施工合同另有约定，工程师的决定没有最终约束力。在审理过程中，法院澄清：其有权审查并修改工程师签发各项证书及决定；除非合同明确约定工程师签发的证书及决定具有最终约束力。因为合同没有明确该证书及决定有最终约束力，在法律上应视为工程师签发的证书及决定是暂时性的，其目的是使合同能够顺利履行。据此，法院作出了判决。
可见，除非施工合同特别约定，即使工程师兼有独立人地位，承包人对工程师签发的证书和决定有权提讼或仲裁，法院或仲裁庭均可以审查、修改工程师的决定。鉴于施工合同没有赋予设计单位独立人地位且并未约定工程师的决定具有最终约束力，前述案例中设计单位的工期批核当然可以修改。
五、工程师签证的效力应视其地位及授权范围等而定，不能一概而论
工程签证的概念有狭义或广义之分。狭义的工程签证，指工程承发包双方在施工过程中按合同约定对支付各种费用、顺延工期、赔偿损失所达成的双方意思表示一致的补充协议。广义的工程签证，一般指对承包人提交的书面文件，工程师或发包人代表出具的确认、不予确认或部分确认的书面意见。根据确认的内容。工程签证又可分为处分性签证和报导性签证，处分性签证指就工期延长，价款增减、损失补偿等涉及承发包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的设定、变更或消灭的事由出具的签证。报道性签证指就工程计量、进度安排、材料报批、工程验收等涉及客观事实的记录、报导等事由出具的签证。本文讨论的工程师签证范围限定为由工程师签发的处分性签证。鉴于处分性签证的特点及工程师的特殊地位，工程师签证的特点有：
（1）、工程师签证涉及到承发包双方的权利义务；
（2）、工程师签证是对承包人的申请或要求的回复；
（3）、工程师签证是对承包人文件确认、部分确认或不确认的单方面意见，可视为工程师对此的裁决或承诺或反要约；
（4）、工程师签证由工程师签发，与其地位密切相关。如工程师对签证事由有最终的裁决权，则该签证对承发包双方均有最终约束力；如工程师对签证事由有相对的裁决权（即工程师对此有独立人地位时），该签证具有相对的约束力；如工程师对签证事由没有裁决权（即工程师对此仅为人地位时），该签证的效力则根据民事的有关原则确定。
如上所述，工程师的基本地位为发包人的人，工程施工合同有关工程师的条款为发包人授予工程师权限的授权委托书。根据的一般规定，工程师应该在授权范围内进行签证，授权范围的签证由发包人承担责任；工程师超出授权范围的对发包人不发生效力。至于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的工程师的授权范围，工程施工合同一般约定工程师不应该修改合同。工程师的本质作用在于保证合同的顺利履行，而不在于修改合同。工程师是工程管理的核心，而工程管理的主要依据就是合同，工程管理者自然无权修改其据以管理的依据－合同。FIDIC《土木工程施工合同条件》（第四版）规定了工程师无权解除承包商的义务。FIDIC《工程施工合同》（1999年第一版）第3.1条明确规定工程师无权修改合同。
同时，根据要约承诺的一般规定，如工程师以发包人的人身份进行签证，当该签证的内容为确认承包人的意见时，为一份承诺，与承包人的意见一起构成了一份有约束力的合同；当该签证的内容为部分确认或不确认承包人的意见时，该签证为一份反要约，如承包人在合理时间内提出异议，则对双方均不具备约束力。
基于以上分析，工程师签证的效力可归纳为：
1、如工程师对签证事由仅有人地位，工程师在业主授权范围内的签证，承包人无异议的，可视为一份补充合同；
2、如工程师对签证事由仅有人地位，工程师在业主授权范围内的签证，承包人有异议的，可提交仲裁或诉讼；
3、如工程师对签证事由仅有人地位，工程师超出业主授权范围内的签证，业主有异议的，可提交仲裁或诉讼；
4、如工程师对签证事由兼有独立人地位，业主和承包商可按约定程序提交仲裁或诉讼；
5、如工程师对签证事由兼有独立人地位且有最终决定效力，业主和承包商一般不得。
授权委托书英文篇7
1．格式一委托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局：
我／我厂（公司）＿＿＿＿＿＿地址在＿＿＿＿＿＿是＿＿＿＿＿＿国国籍／
依＿＿＿＿＿＿国法律组成。现委托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商标处。
＿＿＿＿＿＿＿＿＿＿＿＿＿＿＿＿＿
商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申请
注册
│续展注册│
│变更注册人名义／地址│
│转让注册│
│复审／异议／异议复审／争议裁定／撤销注册商标复审│
补发商标注册证
事宜。
申请人：＿＿＿＿＿＿（章戳）
地址：＿＿＿＿＿＿
负责人签字：＿＿＿＿＿＿
年月日
（须经公证手续，认证按对等原则办理。）
格式二申请到国外注册商标委托函
──────────────────────────────────
│兹委托贸促会商标处据下列具体项目代办申请商标注册：│
│一、申请注册单位名称：│
│中文＿＿＿＿＿＿＿＿│
│英文＿＿＿＿＿＿＿＿│
│地址：＿＿＿＿＿＿＿＿│
│中文＿＿＿＿＿＿＿＿│
│英文＿＿＿＿＿＿＿＿│
│二、申请注册商标名称和图样│
│中文│音译│
│英文│意译│
├───────────────┴──────────────────┤
│──────────│
│图样：一张粘贴于右，余25张随附│││
││图││
││││
││││
│锌版：根据要求另送│样││
││││
│──────────│
││
│三、申请注册国家（地区）：＿＿＿＿＿＿＿＿│
│四、商品名称：│
│中文＿＿＿＿＿＿＿＿＿＿＿＿│
│英文＿＿＿＿＿＿＿＿＿＿＿＿│
│五、要否在国外先办理查询：│
│六、国内注册证号码：│
│注册日期：│
│（国内注册图案须与申请商标图案相符）│
│七、最早使用日期：│
│在中国或其他国家年月日│
│在申请国年月日│
│八、曾在哪些国家（地区）注册成功：│
│九、该商标在申请注册国家（地区）的销售人或客户名称及地址：│
│十、备注：│
│年月日│
││
──────────────────────────────────
2．说明
我国的当事人向外国国家（或香港地区）申请商标注册，应委托中国国际贸易
促进委员会、我国驻外使馆商务处（经商务处介绍当地人）、中国国际贸易促
进委员会驻香港商务机构或直接委托外国商标人代为办理申请事宜；外国个人
或企业来我国申请商标注册，也应委托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或中国专利（
香港）有限公司代办申请。委托代办申请商标注册，应按规定填写委托书，注明委
托的权限，委托人签字后即生效。人在委托人授权的范围内所为的商标注
授权委托书英文篇8
座落在上海市××路口的某三十六层涉外办公大楼由上海某房地产开发公司投资建造。1995年11月，经议标程序，房地产公司发出中标通知书确认香港某施工企业为该大楼上盖工程总承包人。随后双方签订了工程施工合同。该合同采用经房地产公司修改后的香港建筑工程合同文本。该合同约定：固定总价为5111.6万美元，开工日期为1995年11月28日，竣工日期为1998年4月11日；设计单位为某国际公司，设计单位根据合同条款的授权发出指示，全面负责业主方的工程管理工作，如提供设计图纸、进行工程变更、签发付款证书、竣工证书、决定变更价款、工期顺延、费用索赔等；总承包人对设计单位或建设单位，建设单位对总承包人如有异议，可提讼；此外，合同还约定了估算单位和质监单位为上海E监理公司，二者配合设计单位的工作。
由于设计变更、延误支付进度款等原因，上盖工程于1998年11月1日竣工并交付使用。后因房地产公司拖欠约400万美元的工程款，施工企业在反复催讨无着的情况下，于1999年5月提讼，要求房地产公司支付拖欠工程款及利息、赔偿延期延长所致损失，诉请金额总计715.8万美元。同时，房地产公司也以工期拖延、质量缺陷及未完工程为由提讼，诉请金额总计582.3万美元。其中两项主要争议为防火门品牌变更的扣款、工期延误的原因及责任承担，涉及双方诉请金额达800万美元，二者均与设计单位的签证密切相关。
防火门品牌变更的扣款的事实及争议为：对防火门项目，施工企业的合同报价为78万美元；应房地产公司就日本××品牌的询价，施工企业曾就此报出了197万美元的价格，后又承诺“如贵司采用指定的日本××牌防火门而符合国内防火规格”，可以接受并不增加合同报价；其后签订的协议书及合同约定采用“日本××牌产品（……）或其它经上海市消防局设计单位认可的等质产品”。在施工过程中，因日本××牌不符合上海消防要求等原因，经设计单位同意，防火门最终使用了符合上海消防要求的国产××品牌。同时，设计单位决定按“原合同造价扣款”，并指示估算单位按该原则核价。随后，估算单位作出核价，认为扣款金额为11.4万美元。房地产公司置设计单位的上述决定于不顾，认为施工企业未使用日本××品牌是一种违约行为，要求扣除日本××品牌和实际使用的国产品牌市场价的价差123万美元。
工期延误的事实及争议为：上述工程竣工日期从合同约定的1997年4月11日推迟到1997年11月1日，共计拖延了205天。对该延误情况，施工企业以拖延支付进度款、设计变更、开工日期拖延等等事由多次申请工期顺延，设计单位仅批准了19天，此外的189天延误均未予批准。为此，施工企业重新整理证据，提讼要求根据法律及合同顺延189天工期，并要求房地产公司承担工期延长所致损失。房地产公司认为设计单位系双方在合同共同委托，所作工期评核对施工企业具有约束力，工期不应顺延，法院也不应予以修改，并提讼要求施工企业承担工期逾期竣工的违约责任。
上述案例是一起典型的施工单位催讨工程款，建设单位以工期、质量作为对抗的工程纠纷。该纠纷主要争议事实所涉及的设计单位工程索赔中的地位及作用耐人寻味：设计单位对其不利的防火门扣款决定，房地产公司全盘予以；设计单位对其有利的工期顺延的批核，房地产公司则引以为据，根据就不理踩施工企业的事实和理由。上述案例中所出现的问题并非特例，在国际工程中，工程师地位之争由来已久。在我国，工程师的地位更是模糊不清。合同文本及适用法律不同，工程师的地位就会有所不同。我国《建筑法》、《合同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颁布确立了工程法律的较为完备的体系，也为明确工程师在工程索赔中的地位和作用等问题提供了依据。
二、工程师的权利源于业主的授权，其基本地位是业主的人
工程师不是工程施工合同的签约方，也不是政府授权的工程管理者，其为何能够介入工程施工合同的承发包双方之间？工程的交易习惯是：发包人与工程师签订委托监理合同，委托工程师进行工程关系，并支付一定的报酬；发包人与承包人签订的工程施工合同约定工程师可以进行的工作范围；承包人与工程师之间并无合同关系。基于此，可以判断工程师介入工程的依据不外乎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发包人基于委托监理合同的委托，第二种情况是发包人和承包人基于工程施工合同的共同委托，第三种情况是前两种情况兼而有之。现分析如下：
我国法律规定：委托监理合同确立的是发包人与工程师的委托关系，工程师处理的是发包人的事务，接受的是发包人的指令，维护的是发包人的利益，是发包人的人。监理合同既非技术合同，也非工程合同，而是委托合同。《合同法》第二百七十六条规定：“建设工程实行监理的，发包人应当与监理人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委托监理合同。发包人与监理人的权利和义务以及法律责任，应当依照本法委托合同以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我国《合同法》、《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均认为是工程师是发包人的人。《合同法》第三百九十九条规定：“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建筑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实行监理的建筑工程，由建设单位委托具有相应资质条件的工程监理单位监理。建设单位与其委托的工程监理单位应当订立书面委托监理合同”。《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十二条规定：“实行监理的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工程监理单位进行监理”。
委托监理合同示范文本规定工程师的主要责任仍是作为发包人的人、处理发包人的事务。我国建设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于二ΟΟΟ年二月十七日修订的《建设工程委托监理合同（示范文本）》（GF-2000-0202）。该文本规定工程师在工程施工中的主要职责是：工程师接受发包人的委托，征得发包人同意的前提下，包人行使组织协调工程建设有关协作单位，开工令、停工令、复工令，工程上使用的材料和施工质量的检验，工程施工进度的检查、监督权，工程款支付的审核和签认等权利。国际咨询工程师联合会（FIDIC）制订的《业主与咨询工程师标准服务协议书》也规定工程师的主要职责是行使发包人的权力、履行发包人的职责。同时，上述文本均规定，对工程师的失职行为，发包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反证工程师是发包人的人。
工程施工合同有关工程师条款的基本内容是工程师经发包人授权行使发包人的权利，而非发包人与承包人共同授权工程师行使权利，或者说这些条款实质是发包人授予工程师行使其在工程施工合同中部分或全部权利的一份授权委托书。建设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制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GF-1999-0201）中的“工程师”指发包人授权代表或（监理）工程师，发包人授权代表可以行使全部“工程师”的全部或部分权利，（监理）工程师则行使剩余之权利。也就是说，（监理）工程师行使的其实就是发包人授权代表之权利。该文本通用条款第5.2条款有关“发包人在专用条款内要求工程师在行使某些职权前需要征得发包人批准的，工程师应征得发包人批准”的规定也说明工程师的权利实质是发包人所授予。作为该文本制订依据之一的国际咨询工程师联合会（FIDIC）1987年制订的《土木工程施工合同条件》（第四版）也有类似之规定。该联合会（FIDIC）制订的《工程施工合同条件》（1999年第1版）通用条件第3.1条款更是明确指出“”发包人任命工程师“，”除非合同条件另有约定“，”工程师履行职责或行使合同中明确规定的或必然隐含的权利，应视为工程师为发包人工作“。这些主要规定无一不表明：工程师系受发包人之托，行使发包人的权利，而非受承发包双方共同委托，行使双方共同授予的权利或进行调解。工程施工合同标准文本实质上也是一份发包人对工程师的授权委托书。其完全符合《建筑法》第三十三条”实施建筑工程监理前，建设单位应当将委托的工程监理单位、监理的内容及监理权限，书面通知被监理的建筑施工企业“之要求。
以上分析表明：工程师的权利来源于其与发包人签订的委托监理合同，工程施工合同有关工程师的规定不过是发包人其授予工程师其在工程施工合同中部分或全部权利的权利的一份授权委托书，工程师在工程施工合同中的基本地位是发包人的人。
三、工程师客观公正之职业要求并不意味着其是独立人，其是否有该地位应视施工合同的约定
许多工程施工合同标准文本均规定除了作为发包人的人之外，工程师还有独立人地位，但工程师何时行使的是人的权利，何时行使的是独立人的权力，却并不清晰。独立人是指在工程施工合同履行过程中，接受签约各方的共同委托，独立处理工程事务的的第三方。《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GF-1999-0201）通用条款第5.4条款规定“合同履行中，发生影响发包人承包人双方权利或义务的事件时，负责监理的工程师应依据合同在其职权范围内客观公正地进行处理”。（FIDIC）制订的《土木工程施工合同条件》（第四版）通用条件第2.6条款规定“凡按照合同规定要求工程师自行采取可能影响业主或承包商的权利和义务的行动时，他应在合同条款规定内，并兼顾所有条件的情况下，作出公正的处理”；有25处规定工程师就工期和价款确定问题作出确定前应该与“业主和承包商适当地协商”；第67.1条款规定，对承发包双方的争议及对其的异议，承发包任何一方均可按一定程序提交工程师裁决，对裁决不服的，70天内应提讼或仲裁。基于类似的合同文本的规定，许多人认为工程师有四个角色：设计人、质量控制者、计价及证明人，裁决人，其中前二者的工作为人的工作、后两者的工作为独立人的工作。对工程师所做的工作，哪些属于人工作，哪些属于独立人工作，上述主张者也很难分清，于是得出“咨询工程师不可能是纯粹的第三方，但也不能简单地在不是第三方与不公正之间划等好”之类模糊的结论。
1998年3月1日起施行的我国《建筑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工程监理单位应当根据建设单位的委托，客观、公正地执行监理任务”.该规定改变了1995年12月15日建设部、国家计委的《工程建设监理规定》第18条有关“监理单位应按照公正、独立、自主”的原则，开展工程建设监理工作，公平地维护项目法人和被监理单位的合法权益“之规定。笔者认为该变化可以理解为：《建筑法》取消了工程师独立人这一含糊的地位，肯定了工程师就是作为发包人的人这一清晰的地位，与《合同法》第276条及第21章委托合同有关规定相呼应。
至于工程师应该“客观、公正”的理解，笔者认为这是工程师作为社会中介机构，法律要求其具备的职业道德要求。1996年1月1日起施行《深圳经济特区建设监理条例》第七条规定：“监理工程师事务所和监理工程师必须遵守法律、法规，遵守监理工程师行业的执业纪律和道德准则，恪守科学、公正、诚实信用的原则”.国际计委2000年1月3日颁布的《中介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五条规定：“介机构提供服务并实施收费应遵循公开、公正、诚实信用的原则和公平竞争、自愿有偿、委托人付费的原则，严格按照业务规程提供质量合格的服务”。这些规定均将“公正、诚实信用”作为工程师等中介机构的执业纪律和道德准则。
综合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客观、公正”是工程师的职业要求，除非合同有明确约定工程师有独立人的地位，应认为工程师在工程施工合同关系中不具有独立人的地位；同时，在工程施工合同中，工程师就是发包人的人，不宜再约定工程师又是独立人。上述案例的设计单位，工程施工合同并未赋予其有居间对承发包双方的争议或有关事项进行评判的权利，很明显仅是A房地产开发公司的人，与独立人角色无涉。
四、除非施工合同特别约定，即使兼有独立人地位，工程师也无最终决定工程争议的权力
通常情况下，工程师的决定并无最终约束力，承发包双方依法享有诉权。当工程师的地位仅为发包人的人时，工程师没有裁决权，对工程师所作决定，承包人当然有权提讼。当工程师的地位为发包人的人并兼为独立人时，如前《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GF-1999-0201）及FIDIC《土木工程施工合同条件》（第四版）等标准合同文本中，工程师往往拥有一定的裁决权，但该裁决权是相对的，承发包任一方对此有异议的可以提讼或仲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GF-1999-0201）通用条款第5.4条款规定，“一方对工程师的处理（即对发生的影响承发包双方权利义务的时间时，工程师依据合同在其职权范围内作出的客观公正的处理）有异议时，按照本通用条款37条关于争议的约定处理”，第37条款则规定规定了约定仲裁或诉讼的两种方式。FIDIC《土木工程施工合同条件》（第四版）通用条件第67.1条款规定，发包人和承包人在收到工程师最初的裁决决定之日起70天以内，可以向法院或仲裁庭对工程师的裁决提起异议。
在作为工程师制度发源地的英国，工程师的决定是否具有最终约束力，一直也存在争议。到1999年，英国上议院对BeaufourDevelopments（NI）Limited诉GilbarASK（NI）Limited一案作出了判决，这种争议才得到了解决。该案明确了这样的观点：除非施工合同另有约定，工程师的决定没有最终约束力。在审理过程中，法院澄清：其有权审查并修改工程师签发各项证书及决定；除非合同明确约定工程师签发的证书及决定具有最终约束力。因为合同没有明确该证书及决定有最终约束力，在法律上应视为工程师签发的证书及决定是暂时性的，其目的是使合同能够顺利履行。据此，法院作出了判决。
可见，除非施工合同特别约定，即使工程师兼有独立人地位，承包人对工程师签发的证书和决定有权提讼或仲裁，法院或仲裁庭均可以审查、修改工程师的决定。鉴于施工合同没有赋予设计单位独立人地位且并未约定工程师的决定具有最终约束力，前述案例中设计单位的工期批核当然可以修改。
五、工程师签证的效力应视其地位及授权范围等而定，不能一概而论
工程签证的概念有狭义或广义之分。狭义的工程签证，指工程承发包双方在施工过程中按合同约定对支付各种费用、顺延工期、赔偿损失所达成的双方意思表示一致的补充协议。广义的工程签证，一般指对承包人提交的书面文件，工程师或发包人代表出具的确认、不予确认或部分确认的书面意见。根据确认的内容。工程签证又可分为处分性签证和报导性签证，处分性签证指就工期延长，价款增减、损失补偿等涉及承发包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的设定、变更或消灭的事由出具的签证。报道性签证指就工程计量、进度安排、材料报批、工程验收等涉及客观事实的记录、报导等事由出具的签证。本文讨论的工程师签证范围限定为由工程师签发的处分性签证。鉴于处分性签证的特点及工程师的特殊地位，工程师签证的特点有：
（1）、工程师签证涉及到承发包双方的权利义务；
（2）、工程师签证是对承包人的申请或要求的回复；
（3）、工程师签证是对承包人文件确认、部分确认或不确认的单方面意见，可视为工程师对此的裁决或承诺或反要约；
（4）、工程师签证由工程师签发，与其地位密切相关。如工程师对签证事由有最终的裁决权，则该签证对承发包双方均有最终约束力；如工程师对签证事由有相对的裁决权（即工程师对此有独立人地位时），该签证具有相对的约束力；如工程师对签证事由没有裁决权（即工程师对此仅为人地位时），该签证的效力则根据民事的有关原则确定。
如上所述，工程师的基本地位为发包人的人，工程施工合同有关工程师的条款为发包人授予工程师权限的授权委托书。根据的一般规定，工程师应该在授权范围内进行签证，授权范围的签证由发包人承担责任；工程师超出授权范围的对发包人不发生效力。至于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的工程师的授权范围，工程施工合同一般约定工程师不应该修改合同。工程师的本质作用在于保证合同的顺利履行，而不在于修改合同。工程师是工程管理的核心，而工程管理的主要依据就是合同，工程管理者自然无权修改其据以管理的依据－合同。FIDIC《土木工程施工合同条件》（第四版）规定了工程师无权解除承包商的义务。FIDIC《工程施工合同》（1999年第一版）第3.1条明确规定工程师无权修改合同。
同时，根据要约承诺的一般规定，如工程师以发包人的人身份进行签证，当该签证的内容为确认承包人的意见时，为一份承诺，与承包人的意见一起构成了一份有约束力的合同；当该签证的内容为部分确认或不确认承包人的意见时，该签证为一份反要约，如承包人在合理时间内提出异议，则对双方均不具备约束力。
基于以上分析，工程师签证的效力可归纳为：
1、如工程师对签证事由仅有人地位，工程师在业主授权范围内的签证，承包人无异议的，可视为一份补充合同；
2、如工程师对签证事由仅有人地位，工程师在业主授权范围内的签证，承包人有异议的，可提交仲裁或诉讼；新晨
3、如工程师对签证事由仅有人地位，工程师超出业主授权范围内的签证，业主有异议的，可提交仲裁或诉讼；
4、如工程师对签证事由兼有独立人地位，业主和承包商可按约定程序提交仲裁或诉讼；
5、如工程师对签证事由兼有独立人地位且有最终决定效力，业主和承包商一般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