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授权给农民”

内容提要农民—革命、乡村—建设，是中共革命历史进程中难分轩轾的革命取向，同时也是农民从乡村传统走入现代革命，从被动客体变为革命主体的历史逻辑。而“授权给农民”则是中共乡村革命与乡村建设的逻辑基础和最佳结合点。其中乡村权力的重塑与乡村秩序的重构，底垫了这一逻辑的前提，乡村民众的参与和乡村建设的展开，则是这一逻辑的必然结果。但是革命与理想的交织，尽管描绘出乡村中国绚烂多姿的革命画卷，而战争与动员的对接，显然也呈现着乡土社会幻隐幻现的历史残留。

关键词农民革命乡村建设政治参与乡村权力

〔中图分类号〕K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4）01-0070-08

近年来，缘于时代和现实的双重吁求，学术界对乡村建设的关注持续升温。无论是从现实问题回观历史的研究理路，还是以史学的睿智探寻乡村建设的经验启迪，都彰显出历史与现实难分轩轾的学术关怀。尤其是围绕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和中共的乡村改造，更是在学者们的耙梳中有积壤成山之势。但是梳理已有的研究理路，目前大体存在着两种研究取径，一是将视野放到中共对乡村社会的具体改造与乡村治理的操作性分析上；二是注重中共在乡村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政策性表述。但是从历史与逻辑的角度展开探究性的论著似乎并不多见。①毫无疑问，乡村改造在很大程度上和乡村建设是重合的，但是乡村改造并不完全就是乡村建设。与此同时，中共尽管从理论上已认识到中国革命是农民革命这一历史命题，但是在变动不居的革命环境中，中共又是如何实现从理论到逻辑的统一的，目前的研究还缺乏对此进行系统性的探究。事实上，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曾有过精辟地阐释。他说：“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实质上就是授权给农民”。②综观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的两个“实质论”，当是中共开展乡村革命与乡村建设在历史与逻辑上的最佳结合点。

一、革命的逻辑：从乡村革命到授权

给农民的历史追索中国革命是农民革命这一命题，尽管在中共成立之后不久就提过，但是在中国革命道路变动不居的复杂环境下，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基本上还是定格在理论方面的阐释。具体可参见刘学礼：《乡村革命与乡村建设》一书的相关章节。及至大革命失败前后，乡村革命才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全方位展开。值得一提的是，中共乡村革命的展开，在理论架构上并非始于土地问题，而是如何确立民众的政治权力问题。

1927年7月20日，中共“中央通告农字第九号”文件宣告：“近年农民运动的进展，已表明中国革命进到一个新阶段——土地革命的阶段。”但是在这一文件中，中共反复强调了关于乡村革命的策略问题，即如何看待和认识土地革命问题。“九号文件”一开篇就指出：“土地革命只是一个过程，这一过程的进展，需要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权和工农武装。”随后在该文件的第四个部分又专门对此进行了阐释：“土地革命只是一个过程，政权争斗是这一过程的主要特点。必有夺取政权的争斗，才能封建地主的乡村统治，才能促进土地问题的爆发而且给他以解决的权力机关。在南方各省如广东湖南，虽则农民运动的主要特点已经进到没收大地主，其实农民如果没有取得政权，单纯的解决土地问题是不可能的。依湘粤的经验，这个分析是丝毫没有错的。”关于如何开展政权的斗争，文件进一步指出：所谓政权斗争“就是要建设农民的革命民权，换言之即农会政权之建设。”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第357、359、119页。

很显然，这一通告的主要着力点并不在于如何开展土地革命，而在于考虑如何“建设农民的革命民权”。实际上早在期间，通过发动和组织湖南的反帝爱国运动和领导反对军阀赵恒惕、张敬尧的斗争中，已然认识到“只有通过群众的行动确立起来的群众政治权力，才能保证有力的改革的实现。”《自述》，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5页。后在其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进一步表达了这样的思想：“农民有了组织之后，第一个行动，便是从政治上把地主阶级特别是土豪劣绅的威风打下去，即是从农村的社会地位上把地力打下去，把农民权力长上来。这是一个极严重极紧要的斗争。这个斗争是第二时期即革命时期的中心斗争。这个斗争不胜利，一切减租减息，要求土地及其他生产手段等等的经济斗争，决无胜利之可能。”④

“把农民权力长上来”，注重乡村农民权力，而不是首先关注土地问题，是由于组织农民运动的共产党人在开展具体实践的过程中清楚地感知到，乡村民众的基本诉求就是“政治的要求比经济的要求更要利害些”。而乡村农民之所以表达这种诉求，则是源于近代以来乡村社会出现的权绅化现象以及民团土匪为害乡里、屠戮乡民，由此造成绅民矛盾异常尖锐的结果。

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具有平和的田园色调，薛暮桥说，以前中国的农村问题并没有像这样严重，“许多田园诗人还能摇着鹅毛扇子唱‘归去来兮’，回到农村中去找他们的理性世界。虽然那时候的农民，一般也是受着严重的封建剥削，不过他们靠着‘男耕女织’，还能‘含辛茹苦’地过他们的安定生活。”薛暮桥：《旧中国农村经济》，农业出版社，1980年，第3页。然而进入近代以来特别是20世纪以来，地方绅士凭借新革开始出现了权绅化的倾向，绅士曾经所独有的社会文化威望逐渐褪去，从而导致地方权力越来越远离乡村民众的利益。特别是地方权绅化的倾向，又使其加紧了与军阀和地方武装的结合，形成了所谓的“一省的督军是一省的军阀，一村的乡绅便是一村的军阀”《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资料选编》，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62页。的局面。特别是由于这些权绅不仅是地方民团的支持者，有的直接自己组建民团组织。这些民团组织对乡村农民的随意处置几乎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相关资料显示，这些地方民团实际“是统治农民的直接机关。逮捕屠杀农民简直变成这些‘局长老爷’的家常便饭，只要土豪劣绅鼻子里哼一声，农民便有‘进局’的危险。”更有些团防私用刑更属普遍，农民稍不如命，即加以土匪名，实行“挂半边猪”、“踩杠子”、“坐快活凳”、“断脚筋”、“辣椒薰鼻”、“倒挂”等使人战栗的刑法，因此农民不“进局”则已，“否则不死也成残废。”中国革命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编：《马日事变资料》，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80页。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地方民团的恣意妄为，不仅引起了乡村民众的强烈不满，即便“也一齐标榜着实行打倒土豪劣绅了。”[日]田中忠夫：《国民革命与农村问题》上卷，李育文译，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16年（1927），第70页。

正是由于这些民团肆意杀戮乡村民众，民众对其“比贪官污吏所盘踞的县政府及一切征税机关，更属畏惧，更属痛恨。”《湖南农民运动的真实情形》，《向导周报》第199期，第2191页。于是改变乡村权力机构的政治诉求便首先成为民众最主要的诉求。正如海丰“七五”农潮之后，一位农民在所作的报告中指出：“农民要求武装自卫甚迫切。”《彭湃文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74页。因为一旦组织农民运动，他们便会“反对军阀战争的扰害，反对民团的压迫，同时更积极的要求有自己的组织，要求武装自卫”。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政治的要求比经济的要求更要利害些”。他们进一步要求“有一个不苛取人民，不扰害人民的政府，这个政府要保护农民的利益，为农民谋利益。”因此“在各省农民运动中，必定要走这条路经过的。”阮啸仙：《全国农民运动形势及其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中国农民》1926年第10期。

除此之外，地方权绅与土匪会首之间也有着密切关联。在鄂豫皖地区，地方豪绅与枪会、大刀会和土匪联合起来，形成“杂色军队及土匪割据区域”。《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中央档案馆等，1985年编印，第48页。他们“对农民极为苛刻”，“逮捕农民最勤”，被认为“比较军阀军队更反动许多”。《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5，第44、61页。还有的地方甚或被冠以“匪省”、“匪窝”之称。如旅京陕籍学生曾不无感慨的指出：“陕西是中国著名的‘匪省’，又是古今如此的‘旱省’。民国以来，各地人民都受军匪的糟蹋，但是像陕西所受的糟蹋恐怕再找不出来第二个，各处都有天灾，但是像陕西天灾之多恐怕也没有第二个。”魏惜言：《陕西的革命事业应当怎样做》，《共进杂志》1925年第94-95期。还有人说：“匪窝的陕西，在国内就已驰名，在陕人已司空见惯。”中折：《陕西土匪何自来》，《共进半月刊》1924年第65期。在陕北保安县，由于连年土匪骚扰，就连县政府及各局都移居与距离旧县城八十里的永宁寨。据时人调查，该寨“三面洛水环绕，地势异常险峻，人民都悬崖凿穴而居”。由此不无感慨地说道，“此皆为亡国灭种之现象，有心者不能慨然而思有以挽救之乎？”林祭五：《陕西之社会调查》，《新陕西月刊》1931年第6期。由于匪患给民众造成极大地威胁，甘肃的一位农民这样说道：

以前土匪比牛毛还多，谁还敢安安宁宁的停在家里，都是钻在梢沟里，总是天黑的时候才回来吃饭。先打发一个人在坳里（原上）去瞭望，看有没有土匪来。家里的人把锅拿出来（先是藏了的），赶快烧火做饭，吃了后又把锅和粮食拾起来（藏起来的意思），这才一家子又钻到梢沟里去。如果没有土匪来，半夜才回来，常常一夜一夜都在梢林里。人不能安安宁宁的种庄稼，许多地都荒了，我开店被土匪拉了一次，几乎把命送了……刘凤阁主编：《陕甘宁边区陇东的经济建设》，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1996年编印，第297页。

可见，地方权绅、土匪民团等组织，已然构成了乡村社会最为严重的灾难之源。故此有人指出，即便“在革命策源地之广东，陈炯明、邓本殷这些军阀虽然给革命摧倒了，但是下层绅士阶级依然存在，所以各县的吏治依然和从前一样……革命依然不会成功，也便是下层土豪劣绅依然没有动摇的缘故。”克明：《绅士问题的分析》，《中国农民》1926年第10期。这也就是说，在中共乡村革命中，经济因素显然不是首要考虑的因素。

事实上，尽管从整体上来讲经济不平等因素是促进社会变革的内在动力，但是经济的不平等并不一定会与乡村革命之间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就中共乡村革命而言，还需要在经济因素和乡村革命之间构建另一座桥梁，这即是重塑乡村权力以重构乡村社会秩序和社会关系。因此提出乡村社会的“第一个行动”便是把“地力打下去，把农民权力长上来”。这样的认识显然已成为一个具有时代性的选择。

二、权力改造：重塑乡村权力主体

如果说乡村革命是以疾风暴雨式的暴力革命在摧毁旧的制度，那么重塑乡村权力则是通过重建乡村社会秩序、重构乡村社会关系来完成的。当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改造的方式又有明显地不同。在苏维埃时期，中共是以农会为组织基础，通过阶级划分和苏维埃选举等形式，来实现对乡村社会权力的彻底改造。

农会原本是以研究农学、改良农业、推动农业发展为宗旨的职业组织。但是大革命之后，中共明确指出“农民协会已经不是一种职业组织，而是以穷苦农民为主干的乡村的政治联盟”。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八七会议》，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第86页。这也就意味着农民协会的成立，开始确立了农民在乡村权力结构中的主体地位。“照得农民协会，主体原属农民。凡剥削地主，以及土豪劣绅，不容投机混入，破坏本会章程。以后筹备农协，总要真正农人，会内一切事件，全由农民执行。”《衡山县志》，岳麓书社，1994年，第718页。这样“地力既倒，农会便成了唯一的权力机关，真正办到了人们所谓‘一切权力归农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第111页。不过此时的农会组织，只是中共利用乡村社会之外的意识形态力量而赋予民众的一种体制性的权力，而不是一种社会性权力。事实上，当小农生产者还需要依靠土地进行生产和生活时，乡村社会的权力种类和来源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一种体制性的权力，因为这种外在的权力对于长期处于专制统治下的乡村民众而言，似乎还不能马上从观念上彻底得到改观。

阶级划分是中共重塑乡村权力的另一种途径。地主阶级是革命的对象，因此中共对地主的政策是毫不含糊、毫不宽容的，“施行严厉的制裁与镇压”。《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10页。很显然，这个政策的基本精神就是消灭地主阶级，不仅要从土地、财产、经济上被剥夺净尽，而且不给予任何政治权利，使其在政治上的权威丧失殆尽，社会上的声望地位跌落为最低点。对于普通农民来讲，不仅在土地革命的过程中将没收来的财物，都散发给了他们，更重要的是他们也在土地革命中分得了土地。“分田后，没有长工了，零工也大幅度减少”。《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26页。与此同时，中共还相继出台了新的劳动政策。从前主要是地主富农雇佣雇工的政策，在土地革命之后没有人再去发展剥削性质的雇佣关系。这样原来意义上的雇农在苏区基本上不存在。实际上，中共的阶级划分，其本质是马克思的社会分层理论，其核心思想就是以财产关系为核心重构乡村社会关系。这样不同的阶级便享受不同的政治经济待遇，被置于预定的农村乡村权力结构的框架之内。而原来的地主豪绅的权力却因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受到了挤压，并最终失去了其在基层社会的权力地位。

苏维埃选举是中共通过基层乡选建立苏维埃政权，在实现对基层权力改造的同时，以便在更大程度上巩固以工农为主体的权力结构体系。1931年11月，中央苏区通过了《地方苏维埃政府的暂行组织条例》。条例规定苏维埃政权一般设乡、区（市）、县、省、中央五级。苏维埃政权采取层级选举方式，以地方苏维埃为基础，自下而上按级选出代表，组成上一级苏维埃，直到全国苏维埃为止。然后再由最高苏维埃决定政策，政令，其政令又按自上而下的方式逐级贯彻执行。这一组织以基层苏维埃为基础，构成一个完整的政权体系。这些法律法规的一个核心思想，首先是从选举制度上来建构基层社会的权力主体结构。即在苏维埃政权结构体制下，只有工人、农民、红军和一切贫苦农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而军阀、官僚、地主、豪绅、资本家、富农、僧侣及一切剥削人的人和反革命分子是没有参加政权的。很显然，通过基层选举建立的乡苏维埃政权，吸收工农群众参加政权并管理自己的国家，不仅了先前地主豪绅阶级的统治，建立了工农群众自己的政权，保障了工农群众的政治民利，而且也从根本上改变了旧的阶级关系和政治格局，使得以工农为主体的权力结构成为新政权和新社会的主宰。

抗战时期，中共审时度势将原来的苏维埃选举改为参议会选举，通过参议会制度塑造以农民为主体的权力主体格局，进而来实现对乡村权力的改造。1937年5月，中共颁布了《陕甘宁边区议会及行政组织纲要》，由此开始了大规模的议会选举。在此过程中，中共主要是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塑造乡村权力主体结构的：

第一，在乡村选举中不必机械地照搬“三三制”，确保农民占据多数。对此，李曾给予明确地说明。他指出由于解放区主要在农村，乡参议会实质就是乡人民代表会，乡村的人民主要是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因此“农民由地主代表，于理不通，于情不合。”所以不宜吸收众多地主阶级的代表参加，而应由农民自己选择他们所信任的能不损害他们的根本利益的人参加。而且从根本上来讲，“乡村的选举运动也包含着阶级斗争”，特别是在新市乡中，具体表现为店员、学徒和老板的斗争，小商人和大商人的斗争，农村中则是农民和地主的斗争。所以即便是在大力开展“三三制”的情况下，也主要反映在边区、县两级政权机构上，而对于乡级则不必机械地实行“三三制”，只照顾党和非党联盟就可以了。因为“三三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党和非党联盟，“而是在我党占优势的情况下各革命阶级包括中间派在内的抗日联盟。”李：《回忆与研究》，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第517-518页。这样即便实行了“三三制”模式，但是在乡村社会依然是以农民为主。

第二，通过开展劳模运动树立乡村社会的权威。长期以来，在中国乡村民众中的社会意识之中，民众等同于牛马的身份认知以及“穷是命里注定”、“劳动下贱”的宿命论，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等级制度，即便“其名目现在虽然不用了，但那鬼魂却依然存在，并且，交本加厉，连一个人的身体也有了等差，使手对于足也不免视为下等的异类。”《鲁迅文集·序跋文选·集外诗文选》第7卷，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44页。抗日政权建立之后，涌现出不少劳动积极分子。于是中共着手在运动中评选先进典型，“并凭借这批骨干去提高中间分子，争取落后分子，不断的提拔在斗争中产生的积极分子，来替换原有骨干中相形见绌的分子，或腐化分子”。《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98页。于是抗日根据地开展了大规模的劳模运动。实际上，开展劳动英雄大会的象征意义，就在于它是为“拿锄头的、拿斧头的、那鞭子的、拿剪刀的所开的劳动英雄大会”，所以它能使得劳动者受到空前未有的尊重。当他们被看作是劳动英雄，是新社会的“状元”，这种认同可以说“不仅是中国从来没有过的事情，而且是东方各民族从来没有过的事情。”《边区参议会议长在开幕典礼上的讲话》，《解放日报》1943年11月17日。这样，他们在乡村社会的地位不断提高。一些劳动英雄深有感触地说：“在开会期间，、朱总司令、高司令、贺师长、林李正副主席和延安各机关的首长，都那么热烈的招待我们，指导我们，和我们握手，请我们吃饭，把我们看得像自己兄弟一样。我们每个人都实在高兴，实在喜欢。在旧社会里，咱们受苦人是被人看作牛马的，可是现在劳动却变成光荣的了。”《陕甘宁边区财政经经济史料摘编》第1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37-238页。这些荣誉实际上已然成为他们在乡村社会的重要政治资本，成为乡村的“新式权威”人物，并担任了村中行政领导或群众组织领袖，成为乡村政治生活的主角。

第三，通过对基层政府的民主监督来实现乡村农民的权力主体地位。指出：“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1册，第490页。他曾赞扬边区人民批评政府的新鲜事时说：这是天大的好事！那个老百姓得有觉悟。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都是老百姓受官府的气，受当兵的欺负，他们敢怒而不敢言。现在他敢向我们的一个分区司令员提意见，敢批评这位“长官”，你们看这有多么好！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变化！又说，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年谱》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419页。应该说在此时期，中共不断地发动民众给基层干部施加压力，而组织起来的基层群众在边区政府的帮助下也拥有了表达自己利益诉求的畅通渠道，于是广大民众在共产党的鼓励下，表现出了浓厚的政治参与意识和兴趣，他们不断地向上级反映自己不满意的那些地方基层官员。面对此情此景，斯诺不无感慨的说：“在全中国，战斗力和劳动力的动员，任何地方没有象第一边区这样的有效，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它究竟怎样做到昵？主要，自然是通过了自治参议会和他们群众组织的独一无二的制度，把全部人口都团结于作战的努力。”[美]埃德加·斯诺：《为亚洲而战》，新华出版社，1984年，第257页。

解放战争时期，以“诉苦”为核心的情感动员和以“翻身”为目的阶级斗争，在运动的浪潮中，再次掀起了乡村社会秩序重构的大幕。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的《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史称《五四指示》），可谓是中共从抗战时期的减租减息转向新的土地政策的文件。指示指出：“解决解放区的土地问题是我党目前最基本的历史任务，是目前一切工作的最基本的环节，必须以最大决心和努力，放手发动与领导群众来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并提出“应坚决拥护群众在反奸、清算、减租、减息、退租、退息等斗争中，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等十八条原则。”刘崇文、陈绍畴：《刘少奇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43页。

通过“诉苦”、、“翻身”，对于中国几亿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来说，“这意味着站起来，打碎地主的枷锁，获得土地、牲畜、农具和房屋。但它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它还意味着破除迷信，学习科学；意味着扫除文盲，读书识字；意味着不再把妇女视为男人的财产，而建立男女平等关系；意味着废除委派村吏，代之以选举产生的乡村政权机构。总之，它意味着进入一个新世界”。[美]韩丁著、韩倞等译：《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北京出版社，1980年，扉页。更重要的是，通过“诉苦”、、“翻身”等形式，在重构乡村社会秩序与重建乡村社会关系的基础上，最终也使得乡村民众对国家形象获得了新的认同。

三、授权给农民：从乡村革命到乡村建设

的逻辑演进如果说“把地力打下去，把农民权力长上来”是“第一个行动”，那么开展全方位的乡村建设便成为关键的一环。当然这里的层次顺序并非是决然分明的，中共在重塑乡村权力的过程中，也在一定范围之内开展了乡村建设，只是改造与建设任务的主次不同而已。1940年1月9日，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了一次“从下午一直讲到晚上点起煤气灯”的长篇演讲。温济泽：《征鸿片羽集》，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第473页。——《新民主主义论》。这篇文章最早是1940年2月15日在延安出版的《中国文化》创刊号上以《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为题公开发表。同年2月20日，在延安出版的《解放》周刊第九十八、九十九期合刊上登载这篇文章时，将题目改为《新民主主义论》。在这一演讲中，提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实质上就是授权给农民”。所谓“授权给农民”，实际上就是从乡村革命到乡村建设逻辑演进的必然要求。

所谓授权给农民，从本质上来看，是中共秉持人民本体论的具体体现。指出：“一切问题的关键在政治，一切政治的关键在民众，不解决要不要民众的问题，什么都无从谈起。要民众，虽危险也有出路；不要民众，一切必然是漆黑一团。”《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02页。的这一论述，正是授权给农民的理论基础和具体体现。其次，授权给农民，就是要坦然接受民众的监督与检查。曾指出：“凡属真正团结一致、联系群众的领导骨干，必须是从群众斗争中逐渐形成，而不是脱离群众斗争所能形成的。”《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50页。因此只有授权给农民加强群众的监督，才能造就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干部。再次，所有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执行之前，不光是领导者知道、干部知道，还要使广大的群众知道，接受群众的检查与检验。“一切为群众的工作都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而不是从任何良好的个人愿望出发。有许多时候，群众在客观上虽然有了某种改革的需要，但在他们的主观上还没有这种觉悟，群众还没有决心，还不愿实行改革，我们就要耐心地等待；直到经过我们的工作，群众的多数有了觉悟，有了决心，自愿实行改革，才去实行这种改革，否则就会脱离群众。凡是需要群众参加的工作，如果没有群众的自觉和自愿，就会流于徒有形式而失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1册，第583页。归根结底，授权给农民就是乡村民众的政治参与与民主监督。

当然，中共从政治参与的角度提出“授权给农民”这一主张，也是在长期的乡村革命实践中形成的一个结论。美国著名学者莫里斯·迈斯纳对此曾有过精辟的阐释。他指出：

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如果说大革命时期是认识到了要在政治上和社会上发动农民，那么在江西时期懂得了农民革命的首要前提是红军在军事上的优势以保证农民的安全。因为农民可以为改变他们的生活条件而作出牺牲，但是在他们感到毫无希望而且害怕反革命力量报复的情况下，他们就会畏缩不前。共产党人还认识到，在一个处于最低生活水准的农业社会里，要获得最广泛的群众基础，就不能采取全社会平均主义的激进政策，因为这会威胁到生产水平较高的中农的利益，从而无论从政治上看或从经济上看都会阻碍农村生产的发展。共产党人懂得了，意义重大和旷日持久的是不可能自上而下通过行政命令而强加给农民的，相反，只有通过各村的农民组织和农民的参与才能实现。[美]莫里斯·迈斯纳：《的中国及后的中国》，杜蒲、李玉玲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

可见，长期的革命实践以及对乡村社会的深切认知，中共最终还是在乡村革命的逻辑追寻中找到了突破口，那就是乡村民众的广泛参与。就长远目标而言，唯有乡村民众的广泛参与才有可能实现乡村建设的既定目标，进而才能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中国革命的历史性剧变；就现实情形而言，中共所处的革命根据地，是一个极端分散的农村环境和战争环境。在如此复杂的情形下开展乡村建设，如果没有广大乡村民众的积极参与，所谓的乡村建设是难以想象的。一如所说，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如无巩固的经济做它的基础，如无进步的比较现时发达得多的农业，如无大规模的在全国经济比重上占绝大多数的工业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交通、贸易、金融等工业做它的基础，根据地是不能巩固的。因此根据地的建设“是一个伟大的任务，一个伟大的阶级斗争”。《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第467页。而要完成这一个“伟大的任务”，就必须调动广大民众的积极性开展全方位的乡村建设工作。也正是由于如此，“授权给农民”自然就成为中共开展乡村建设的逻辑基础和实践路径。

应该说在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中，延安时期的政治参与无疑是最为成功，也是最为人们所称道的历史时期。

第一，对基层政府人员的选举与监督。1939年2月，在会见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时说道：“中国需要民主，才能坚持抗战。不单需要一个民选的议会，并且需要一个民选的政府。”《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21页。因此，乡村民众的政治参与首先就表现为对基层政府人员的选举监督。特别是经过大规模的动员之后，乡村社会掀起了广泛地监督批评浪潮。如延川县在召开参议会期间，议员们共向政府及军队提出了1475条意见，有民事问题482件，刑事问题111件，另在负担方面有179件，对各级政府的有661条意见，对军队的有40条意见。④详见《延川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808页。最后在选举时，延川全县落选的乡长有13个。全县新选乡长13人，连任37人。全县新选的村长420人，连选的457人。全县共落选行政主任87人，落选原因多因作事不公、对工作消极、耍私情。④

第二，积极建言献策，着力于乡村建设。乡村民众政治参与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在具体实践中提出的一些重要且具有推广价值的议案提案，以推动革命根据地的乡村建设。如新正县第二届第一次参议会共通过的21件提案计有：加强兵役制度；调整劳资关系，确保雇主利益；加强回汉团结，帮助回民区政治、经济、文化之发展；加强学校教育，提高人民文化、政治水平；普遍推行新文字以扫除文盲；成立国医研究会，加强卫生保健工作；保护森林，严禁砍伐；禁止贩卖、吸食鸦片；反对顽军进攻边区，保卫新正安全；加强群众武装，开展锄奸保卫工作；加强青年工作；彻底解决土地纠纷；进一步巩固军民团结；拥护边币，平抑物价；发动人民大量运盐，帮助友区度过盐荒；更进一步提高妇女政治、经济、文化地位；加强优抚工作；拥护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救济难民，保障物质生活；加强经济建设；统一抗战动员，减轻人民不必要的负担等。《正宁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正宁县委员会，1997年编印，第81-82页。就提案数量而言，每次参议会少则十几件，多则几百件都有。如1946年1月在佳县召开的第二届县参议会上，出席议员为62名，但收到提案竟达到888件。详见《佳县志》，陕西旅游出版社，2008年，第610页。由此足见参议员和民众对提案的重视程度。

第三，积极发动群众中的积极分子，为乡村建设贡献力量。正所谓“全国人民都要有人身自由的权利，参与政治的权利和保护财产的权利，全国人民都要有说话的机会，都要有衣穿，有饭吃，有事做，有书读，总之是要各得其所。”《选集》第3卷，第808页。在这一方针的指引下，乡村社会中的积极分子立即行动起来。如淳耀县房文礼老先生，就是积极为群众服务的典型代表。在柳林区一乡有一条沟，从前是水田，后来被水冲坏，多年无人去管。但是在房老先生的领导下，动员了群众修起了一条大水堤。因之，三百余亩的水浇地成功了。柳林镇上的民教馆房子，也是老先生亲自领导修建起来的。《“老区长”——介绍房参议员文礼》，《解放日报》1944年12月9日。很显然，此时的民众都是用一种新的眼光来看待这个政权，用一种新的态度来对待劳动。靖边县一个曾经流浪在安定、宁夏、洛川等地的小商贩田宝霖，“踏上了一条新道路，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靖边而工作了。”特别是当他的忙碌受到人们的认可，“一下便吃开了。他又被选为模范工作者，他出席劳动英雄大会，政府送了匾给他，老百姓也慰劳他。”丁玲：《延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第56-57页。

很显然，革命根据地的民众在“授权给农民”这一制度之下，被广泛地动员起来。一些关注延安的国统区人士也指出：“对边区怀着好感的人，常说边区时‘动员的模范’，人们总以为这样说的人，是过分的夸张了。我先前也是这样感觉着的。但我到这里参观了一个时期之后，觉得有许多地方确是可以作为我们的模范的。平心而论，虽然全国都已动员起来了，但我们仍没有见过别的地方像边区这样整个的浴血抗战动员的气氛。”林雨：《陕北边区一瞥》，《新学识》1937年第12期。而被动员起来的农民，则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积极投入自己的全部热情，参与到这一场全方位的乡村建设运动热潮中。

四、结论与思考

“授权给农民”，是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逻辑追寻与革命实践中逐渐形成的一个重要结论。如果说乡村革命运动是中共以乡村作为民主革命的舞台，通过乡村秩序的重构与乡村关系的重建，激起了乡村中国千年秩序的大变动，那么授权给农民则是从根本上抉破了传统中国固有的结构性平衡，扭转了乡村中国千年传统的运行轨迹。其中政治参与又在此过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罗斯·特里尔所说：“延安精神的秘密就是参与”。因为“在中国以前的历史上，还没有实行过普遍投票的选举”。虽然延安“这些措施并不等同于西方的民主——尽管在政府机构的选举中有时共产党员得票最多——但它改变了西北的群众心理。”普通老百姓称之为的“我们的政府”，是从未有过的新鲜事。“毛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对其统治者的态度。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孩子都有一种集体责任感。一种民主意识似已存在。”[美]罗斯·特里尔：《传》，胡为雄、郑玉臣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94页。罗斯·特里尔的论述，可谓是对中国革命发展道路的历史奥秘与客观逻辑的深刻洞见。

但是，作为战争时代的革命与授权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政治参与，显然也存在着一些局限。民众在政治参与中虽然可以检查和批评政府工作，但是并没有从制度上进一步保证如何向上级政府表达自己所关心的问题或意见主张。一些乡代表会、村民大会，虽然运用民主比较纯熟，但亦只是完成动员工作，民众自动提出意见改进本乡各种建设者还少。在神府县调查时就发现：“政府对群众，切身问题关心的很差。群众有很多话还不敢说，不肯说。因此对民主的兴趣不大。过去改造还是形式的。”对于乡代表会议，尽管基本上是代表群众利益，但是“完全代表还不一定。即使好的法令，也还需要群众自己推动去实行。公民大会代表全体人民利益还只是理想，是奋斗目标，实际一下子还做不到。”张培森主编：《年谱》（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第671、687页。关于这种现象，王国斌先生评价说：“这种地方层次的参与并不包括任何制度上的设计，能让农民越过地方的党干部向更高层次的政府表达其所关心的问题。”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31页。不仅如此，在乡村建设方面也有着浓重的政治化色彩。一些从事乡村教育的人士在谈及乡村教育的时候不无抱怨的说道：“要学生参加抗战活动和政治活动。这是很好的，而且也是必要的。但是我们在这方面却有了偏向，那就是‘太政治化’了。所谓‘太政治化’，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实际上就是一种教条主义的政治教育，只是教学生学习一大堆抽象的政治名翻和空洞的政治口号，而不注意或几乎不注意群众生活所需要的应会知识，做一个现代公民应具备的常识。”《文教新方向》第1辑， 辽宁省教育厅，1946年编印，第5页。

可见，在革命与理想的交织下，虽然乡村建设与民主运动曾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激荡起乡村中国的层层波澜，但是“运动犹如风暴有起有落，民主却往往随风而去。”徐勇：《乡村治理与中国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45页。在乡村建设的发展道路中，留给我们的依然是探索与实践。

作者单位：天津商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