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石化职称论文范文

中石化职称论文篇1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检索资料发现，王天普最近一次公开出现，是4月24日参加中石化集团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在这次会上，王天普以董事身份出席，并就有关工作进行了专题汇报。而在4月21日，他还在北京参加了中俄能源委员会双方主席会议。

王天普是十后中石化系统内被查处的第二名高管。去年12月3日，中石化新闻办公室官方微博消息称，中石化党组免去中石化石油工程技术服务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党委副书记薛万东职务，并表示其正在接受组织调查。

博士高管、黑马少帅

曾刊文谈破解腐败问题的出路

王天普1962年9月出生，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博士研究生毕业，其职业生涯始终没有离开中石化。有媒体报道称，在中石化内部，王天普被认为是中石化一手培养的干部。公开资料显示，王天普从1999年担任中石化齐鲁石油化工公司副经理开始，仅用了不到三年时间就跻身成为中石化党组成员。

2003年4月，王天普任中石化高级副总裁，主要负责安全生产方面事务。2005年，王天普再进一程，任中石化总裁一职，成为中石化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总裁，被称作“黑马少帅”。

2013年11月22日，青岛市中石化东黄输油管道发生泄露爆炸事故，该事故被认定为责任事故，事故共造成62人遇难，136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7.5亿元，王天普也因这起事故被处以行政记大过处分。

知情人称王天普为人低调，而媒体对其报道也不多。《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检索发现，王天普在2009年9月的一个网络视频访谈中称，中石化不存在“高额垄断利润”问题，他强调公司盈利基本用于国家能源事业和企业自身发展。当时在国际油价大幅走低，其他油企纷纷降价的情况下，中石化坚持不降价策略，引起市场对其“高额垄断利润”的质疑。

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据媒体报道，王天普于2013年在中央党校举办的一个研究专题班上发言称，在党长期执政的情况下，一些部门和干部存在的不良风气、腐败消极现象，不容忽视，“破解腐败带来的问题的出路是要深化改革”。

曾在中央巡视组进驻后被实名举报

4月27日晚，中纪委监察部网站王天普调查的消息。当晚，中石化集团党组召开会议，表示坚决拥护中央决定，全力做好当前工作，确保企业稳定。中石化官网也公告称，王天普向公司提交辞呈，辞去其非执行董事、副董事长等职务，该辞呈即日生效。

2014年11月24日至12月24日，中央第六巡视组对中石化进行了专项巡视。有媒体报道称，在巡视期间，不少中石化的内部干部都举报了王天普，甚至有干部还实名举报。

有知情人士向媒体透露，王天普所涉问题包括帮助其亲属从中石化拿到大笔订单。而王天普是4月27日下午下班前被叫去谈话，当场宣布被调查。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就上述报道向中石化宣传工作部（新闻办）进行求证，得到的回复是“官方回应都在‘石化实说’微博中，请时时关注就可以”。截至4月30日发稿，“石化实说”没有与此相关的新的内容。

4月28日上午，中石化董事长、党组书记傅成玉主持召开全系统干部视频会议，要求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确保生产、队伍、企业稳定，打造阳光、廉洁中石化。傅成玉称，中国石化的广大干部员工是守纪律、讲规矩的，是勤勉尽职、敬业奉献的，中央对中石化的领导班子和广大干部员工是信任的。“王天普的违纪违法问题，败坏了石油石化行业的优良传统，玷污了中国石化的形象，影响极其恶劣”。

2014年年初，在傅成玉的大力推动下，中石化开始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有中石化内部人士向媒体透露，傅成玉的内部改革实际上遇到了中石化内部“保守派”的抵制。而在这个过程中，一把手和二把手之间并没有在亲密合作，二者之间的分歧其实是越来越大。傅成玉与王天普之间关系恶化在中石化内部已是公开的秘密。

4月30日晚，有媒体报道称，在当日中石化举行的党组会议上，傅成玉被宣布退休，接替他的是此前在中国工程院担任副院长的王玉普，中石化对此并未否认。按照惯例，大型央企董事长的退休年龄为63岁，再过一个多月将年满64岁的傅成玉已属“超期服役”。

中央巡视组在中石化不同层级、板块都发现问题

今年2月初，中央第六巡视组向中石化反馈了专项巡视情况。巡视组组长赵文波表示，在巡视中发现，中石化不同层级、不同板块经营管理人员利用掌握的资源和平台，在工程建设、物资供应、油品销售、合资合作、海外经营中搞利益输送和交换;有的领导人员亲属子女违规经商办企业，通过承揽中石化业务、进行关联交易谋利。巡视组称，还收到反映一些领导人员的问题线索，已按有关规定转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及有关部门处理。

傅成玉当时表态说，对于问题线索，将集中力量一查到底，不论涉及到谁，决不手软、决不姑息。

3月16日，中石化在官网推出关于其反腐“杀手锏”的消息，称已在现有反腐机制基础上再配备28名专职纪委书记，3月底全部走马上任。

王天普的落马，也使得舆论再次聚焦反腐风暴中的“三桶油”。4月初，中纪委网站援引国务院国资委纪委的消息称，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原党组成员、副总经理吴振芳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此前的3月16日，中纪委网站消息，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总经理廖永远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

中石化职称论文篇2

【关键词】高炉炼铁；职业病危害；辨识

1、职业病危害因素辨识

1.1生产工艺流程

高炉炼铁是将含铁原料（烧结矿、球团矿或铁矿）、燃料（焦炭、煤粉等）以及附加矿（石灰石、蛇纹石等）按一定比例自高炉炉顶装入高炉，并由热风炉在高炉下部沿炉周的风口向高炉内鼓入热风助焦炭燃烧。原料经过加热、还原、熔化、造渣、渗碳等一系列物理化学过程，最后生成液态炉渣和生铁的过程。同时产生的副产品高炉煤气从炉顶导出，经除尘后作为燃料利用。生产工艺流程简图见图1。

1.2主要产品、原辅材料、能源介质

高炉炼铁得到的产品有：铁水、高炉渣、瓦斯灰、高炉反矿、焦丁、高炉煤气、电力。

需要的原料有：烧结矿、球团矿、石灰石、蛇纹石等。

需要的燃料有：焦炭、煤粉等。需要的其他辅助材料有耐火材料、泥料和河沙（主要用于出铁场）。

消耗的能源介质有：煤气、蒸汽、压缩空气、氧气、氮气、电力、水等。

1.3职业病危害因素辨识

1.3.1粉尘类

炼铁项目产生粉尘的位置较多，在原辅材料的转运、筛分、制备、上料以及后续的出铁场出铁、出渣、铸铁、渣铁钩维护、修罐、渣处理、除尘设施清灰等工艺过程中都伴有粉尘的产生。

煤尘主要来源于原煤贮运系统、煤粉制备和喷吹系统中原煤的转运、称重、除杂物、制粉、干燥和喷吹过程。

矽尘是指游离二氧化硅含量超过10%的无机性粉尘。辅助生产系统修罐工作人员可能接触耐火材料尘，耐火材料尘往往含有较高的游离二氧化硅，属于矽尘。另外，由于高炉渣中二氧化硅的含量约35.82%，因此高炉出渣、渣处理以及水渣贮运过程中产生的粉尘也属于矽尘。附加矿蛇纹石中二氧化硅的含量约38.16%，因此槽上、槽下供料系统、上料系统、炉顶系统筛分、称量、转运、布料、装料等过程中也存在矽尘的危害。

石灰石粉尘主要来源于附加矿石灰石，存在的环节主要是槽上、槽下供料系统、上料系统、炉顶系统筛分、称量、转运、布料、装料等过程。

石墨尘来源于铁水浇铸，电焊烟尘来源于修罐库的交流电焊机。

槽上、槽下供料、上料过程中烧结矿、球团矿、焦炭产生的粉尘以及出铁、渣铁钩维护的过程中产生的粉尘为其他粉尘。

通风除尘系统清灰时根据捕集粉尘的部位不同，产生不同种类的粉尘危害。

1.3.2物理因素类

1）噪声

炼铁工序存在大量噪声源，主要有：供料过程中给料机、振动筛、皮带机、称量斗等设施产生噪声；煤粉制备过程中产生的噪声；出铁场开铁口、出铁渣、封堵铁口、铸铁及渣处理阶段产生噪声；TRT余压发电装置运行中产生的噪声；净煤气减压阀组减压时产生的噪声；各类气体放散产生的噪声；配套的水泵、风机、起重机、压缩机等运转产生噪声等。

2）高温、热辐射

炼铁工序涉及的高温设备较多：炉顶系统工作温度在150℃～250℃之间；高炉冶炼时炉腰部位的温度高达1400℃～1600℃，风口区是高炉内温度最高的区域，一般在1700℃～2000℃；顶燃式热风炉设计风温1250℃；煤粉制备系统烟气发生炉混合的干燥剂温度约260℃；铁水罐烘烤装置的烘烤温度可在1100℃以上；TRT系统入口煤气温度在160℃～230℃；此外，铁水浇铸、蒸汽管道、液压油站也存在高温危害。

炉顶粗煤气温度约为250℃，净煤气总管温度约为70℃～120℃；铁水出炉温度一般为1400℃～1550℃，渣温比铁温一般高30℃～70℃。这些高温物质通过传导、对流、辐射散热，使周围物体和空气温度升高，如出渣、出铁时作业环境温度可超过40℃[2]。高温物质周围物体被加热后，又可成为二次热辐射源。

3）红外线

灼热的铁水、渣等辐射出的大量红外线，人眼如果长期暴露于红外线可能引起白内障。

4）工频电场

工频电场主要来自变配电站（所）的变配电设备。

5）电离辐射

上料系统一般采用中子测水的设备，人员接近时有受到电离辐射危害的可能。

6）紫外辐射

修罐库使用的交流电焊机，工人在机旁操作时有被电焊弧光的辐射的可能。电焊弧光是紫外线混合光源包括各段波长紫外线。

1.3.3化学物质类

1）一氧化碳

高炉冶炼时产生的高炉煤气和高炉出铁场铁口、铁沟烘烤、喷煤烟气炉点火采用的煤气中含有大量的一氧化碳。炉顶、煤气净化除尘、TRT、热风炉、煤粉制备等系统内皆存在大量的煤气。煤气的产生、净化、运输、使用的单元都有一氧化碳泄漏散发到作业场所中对工作人员造成健康危害的可能。

2）二氧化硫、硫化氢

不同的矿石含有不同程度的硫，在冶炼和出炉渣过程中会产生少量的二氧化硫和硫化氢。原煤中的杂质硫元素，在燃烧过程中也会产生少量的二氧化硫。

3）锰及其化合物、铅及其化合物、砷及其化合物、氟化物

矿石中的各种成份，如铅、锰、砷、氟等，在高温时氧化成氧化物，生成铅烟、锰及其化合物、砷及其化合物、氟化物等，在出铁、出渣的过程中向空气中散溢。

4）氮氧化物

空气中氮元素在热风炉内、高炉内等高温环境下，和氧反应形成氮氧化物，主要是一氧化氮和二氧化氮，一氧化氮在空气中不稳定，往往被空气氧化成二氧化氮。

5）煤焦油沥青挥发物

高炉炉前堵铁口用的炮泥的主要成分为焦炭沫，耐火粘土粉、沥青、高铝矾土或棕刚玉、碳化硅、绢云母、脱水蒽油。煤焦油沥青挥发物是泥炮在高温下焦炭沫、沥青挥发产生的。

2、讨论

通过上述辨识与分析认为，高炉炼铁过程中存在各种粉尘、有毒物质和其它危害人员健康的职业病危害因素。炼铁工序的各个部位或环节由于加工的物料和生产方式的不同，所产生的职业病危害因素也各有特点。一些炼铁工序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报告以及论文[1]～[4]中认为这些职业病危害因素大部分可以通过先进的工艺、设备进行控制防护，使危害水平在国家职业接触限值范围内，但在某些职业病危害因素产生浓度较高，范围较大或是人员工作时间长的岗位，危害因素仍有超标的可能。因此，企业在生产运营时应根据各部位或环节职业病危害因素产生的特点为工作人员配备适合的个人防护用品，还应加强个人职业卫生、应急救援知识的培训，建立健全作业环境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职业健康监护系统，加强职业卫生监督与管理。

参考文献

[1]周敬文，杨学山.冶金炼铁生产职业病危害调查与分析[J].中国辐射卫生，2007，16（2）：226-227

[2]于冬雪，林菡，王忠旭等.冶金炼铁生产的职业病危害因素识别与关键控制部位分析[J].工业卫生与职业病，2005，31（6）：417-419

[3]谢红卫.某钢铁厂高炉项目职业病危害预评价[J].浙江预防医学，2009，21（11）：34-39

[4]陈艳平，谭勇.某高炉改建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监测评价[J].实用预防医学，2007，14（3）：779-781

作者简介

中石化职称论文篇3

内容提要: 在刑法解释的立场上，存在着形式的解释论与实质的解释论之争。我国当前9个刑法立法解释的实证考察表明，我国刑法立法解释均采取了实质的解释立场。这一立场具有两个积极功能：合理入罪，促进刑法的规范正义；适当出罪，实质地保障人权。这一实质的解释立场值得继续坚持与维护。 

    在刑法解释的立场上，存在着形式的解释论与实质的解释论之争。形式的刑法解释论主张，解释刑法时只进行形式的、字面的、逻辑的解释与判断；实质的刑法解释论主张应对刑法进行实质的、价值的、合目的的解释，它除了关注刑法的形式限制，还注重刑法的处罚必要性与刑法面对变动不居的生活事实的开放性。[1]95-127不同的解释立场决定了解释结论的不同，我国1997年刑法施行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了9个刑法立法解释文件，这些刑法立法解释在具体问题上采取了何种解释立场呢？这9个刑法立法解释所采取的立场是一以贯之还是各自矛盾呢？它所采取的立场具有何种功能价值，是否值得继续坚持与维护呢？目前我国学者对刑法立法解释的研究，多着眼于某一个刑法立法解释的解读评析，鲜有从整体上考察我国当前刑法立法解释采取了何种解释立场。本文将以实证方法对当前9个刑法立法解释进行整体的解读与置评，分析并评价当前我国刑法立法解释所采取的解释立场，以图引起刑法学界对刑法解释立场的重视。

 

一、实质的解释立场：当前9个刑法立法解释的实证研究

 

自2000年4月29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第一个刑法立法解释以来，截至现在，共有9个刑法立法解释文件。下文将结合具体刑法立法解释的内容以及所涉问题的争议立场，逐一分析我国刑法立法解释所采取的解释立场。

2000年4月29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以下简称《第93条第2款的解释》）是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解释。在国家工作人员的认定上，我国刑法理论与实践上向存在着身份论与公务论之争。身份论认为，认定国家工作人员就是看行为人是否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编制和待遇，不具有这样的身份，即使其从事的是公务，也不能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如最高人民法院1995年12月25日《关于办理违反公司法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4条就把是否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行政编制作为区分标准；公务论认为，国家工作人员的本质是依法从事公务，只要行为人从事的是公务，即使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编制和待遇，也可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其在从事公务时利用职务便利有贪污、受贿等行为的，构成贪污罪、受贿罪；虽然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编制，但一旦不从事公务，也不能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如享有国家工作人员待遇但已离休、退休的人员。[2]身份论仅以形式上是否具有干部身份来认定国家工作人员，而不管行为人实际所从事的工作，又称形式说；公务论从行为人所实际从事的活动是否是公务来认定国家工作人员，不管行为人在形式上是否具有国家干部身份，并认为从事公务是国家工作人员的本质特征，又称实质说。对于村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人员是否属于国家工作人员，司法实践中也存在分歧：有人认为村民委员会属于农村群众自治性组织，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编制因而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者，也有认为村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人员虽然不具有国家干部身份，但他们属于国家工作人员不可一概而论，而应看他们所具体从事的工作是否具有公务性。这两种观点的分歧，实际上就是形式的身份论与实质的公务论在村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人员这一具体问题上的体现。《第93条第2款的解释》）规定，当村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人员协助人民政府从事社会捐助公益事业款物的管理、代缴等行政管理工作时，属于刑法第93条第2款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当他们在从事上述公务时有贪污、挪用、受贿行为的，构成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受贿罪。这一立法解释在村民委员会人员是否属于国家工作人员这一问题上，很明显采取了实质的立场。即：当村委会等基层组织人员协助人民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时，他们从事的是公务，属于国家工作人员；当他们自行管理村公共事务时，不属于从事公务，因而也非国家工作人员。在解释方法上，当刑法条文在列举了确定的构成要件要素之后，使用了“等”、“其他”等概念时，根据同类规则，对于“等”、“其他”必须做出与所列举的要素性质相同的解释，这是体系解释的要求。[3]29《第93条第2款》把村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人员协助人民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时解释为其他依法从事公务的人员，是运用体系解释方法的结果。这一立法解释虽然只是针对村民委员会人员，但也可看作是在国家工作人员的认定上对实质的公务论的肯定。

2001年8月3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28条、第342条、第410条的解释》（以下简称《第228条、第342条、第410条的解释》）是针对违反土地管理法规与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的解释。《第228条、第342条、第410条的解释》）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规，是指违反土地管理法、森林法、草原法等法律以及有关行政法规中关于土地管理的规定；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是指非法批准征用、占用耕地、林地等农用地以及其他土地。如同人们认为刑法可分为形式刑法（单指刑法典与修正案）与实质刑法（含有犯罪与刑事责任内容的法律规范）一样，“土地管理法规”也可在形式的与实质的两个层面上理解。从形式上讲，狭义的土地管理法规仅指《土地管理法》；从实质上讲，广义的土地管理法规是指土地管理法、森林法、草原法等法律以及其他行政法规中关于土地管理的规定。《第228条、第342条、第410条的解释》采用了实质的广义说。

2002年4月2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84条第1款的解释》（以下简称《第384条第1款的解释》）是对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的解释。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是挪用公款罪的构成要件要素，如果从形式上机械地理解，就会认为归个人使用就是将公款归单个的自然人使用，不包括挪给其他单位使用。司法实践中对挪用公款给单位使用的是否属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也有分歧意见。2001年10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认定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有关问题的解释》规定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包括以个人名义将公款借给其他自然人或者不具有法人资格的私营独资企业、私人合伙企业使用和为谋取个人利益，以个人名义将公款借给其他单位使用。这一司法解释虽未完全形式地、机械地将挪给其他单位使用完全排除在“归个人使用”之外，但附加了“为谋取个人利益”的条件。即，如果不为谋取个人利益，即使以个人名义将公款借给其他单位使用，也不属于“归个人使用”。这表明该司法解释仍受对“归个人使用”形式理解的影响，所以，将以个人名义借公款给其他单位使用区别于将公款给自然人使用。从实质的意义上讲，挪用公款罪所保护的法益就是本单位对公款的使用权，挪用公款罪本质上就是将单位的公款非法置于个人的支配之下，即公款私用。即，不管公款的最终使用者是自然人还是单位，只要行为人非法地支配了或使用了单位公款，都侵犯了本单位对公款的正常使用权。[4]正是基于对挪用公款罪本质的认识，《第384条第1款的解释》）规定，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包括：将公款供本人、亲友或者其他自然人使用；以个人名义将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个人决定以单位名义将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谋取个人利益的。将公款供本人、亲友或者其他自然人使用，相对于单位来讲都是个人，是典型的将公款非法置于个人支配或使用的行为，所以无需特别说明。以个人名义将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说明行为人已将公款非法处于个人的支配之下，已经侵犯了本单位的公款使用权，因而，不管行为人是否意图谋取私利，都构成挪用公款。以单位名义将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的，因为在借出公款时是以单位名义出借的，所以一时还无法判断是否侵犯了单位的公款使用权，需要结合情况进一步判断：如果是单位集体决定将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的，因为是单位集体意志的体现，所以没有侵犯单位的公款使用权，不属于公款私用；虽然表面是以单位名义，但如果是个人决定将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为谋取个人利益的，这种个人决定性不是单位意志的体现，实际上以公款谋取个人私利的一种方式，符合将公款非法置于个人控制之下、公款私用的本质特征，属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4]这里的谋取个人利益，不限于合法利益或非法利益，也不限于物质利益或非物质利益，行为人实际上是否谋取到了个人利益也在所不问。可见，在对挪用公款罪“归个人使用”的解释上，《第384条第1款的解释》对“归个人使用”没有形式地、机械地、字面理解，而是从挪用公款罪的本质出发，从保护的法益出发，认为挪用公款罪的本质就是将公款非法置于个人控制之下，以个人名义将公款供给其他单位使用或个人决定以单位名义将公款其他单位使用、谋取个人利益的，都属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是对“归个人使用”含义的扩张解释，体现了实质解释的立场。

2002年4月2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94条第1款的解释》（以下简称《第294条第1款的解释》）是针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是对犯罪集团高级形态一种形象的、比喻性的称呼。何谓黑社会性质组织，有人认为，刑法第294条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性质限定为“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称霸一方，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因此理解黑社会性质组织也只能从条文字面上所描述的特征进行，不能附加其他限制，否则不当缩小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范围。[4]这种观点是典型的字面形式解释，但刑法条文字面上没有规定不等于不能进行实质的缩小或扩大解释，这正如刑法条文中虽没有规定非法占有目的是盗窃罪、信用证诈骗罪的主观构成要素，但刑法理论却一致认为盗窃罪、信用证诈骗罪必须具有非法占有目的。1997年刑法修订时立法机关对社会生活中的新生事物——黑社会性质组织有哪些不同于一般犯罪集团的本质特征一时难以把握，所以没有具体规定，留待司法实践中总结经验加以解释，这本身就体现了实质解释论的刑法规范面向生活现实开放并不断调适的理念。因此，应当从实质上理解黑社会性质组织，把握其本质特征。对此，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12月4日《关于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94条第1款的解释》对黑社会性质的特征分别作了司法解释与立法解释。司法解释认为，黑社会性质组织一般具有四个特征：（1）组织结构比较紧密，人数较多；（2）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3）通过贿赂、威胁等手段，引诱、逼迫国家工作人员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活动，或者为其提供非法保护；（4）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范围内，以暴力、威胁、滋扰等手段，大肆进行敲诈勒索、欺行霸市、聚众斗殴、寻衅滋事、故意伤害等违法犯罪活动，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立法解释认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四个特征为：（1）形成较稳定的犯罪组织，人数较多，有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2）有组织地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以支持该组织的活动；（3）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多次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4）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包庇或者纵容，称霸一方，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响，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这两个解释在有组织性、经济实力这两点上基本相同，区别在于第3、4点。即，“国家工作人员的保护伞”是否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组织的本质特征之一，“在一定区域或行业内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与“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哪一种更能反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本质特征。黑社会性质组织既然是犯罪集团的高级形态，具有犯罪集团的共同特征，如组织性、经济实力、违法犯罪活动，这在两个解释中均有反映。但黑社会性质组织又不同于一般犯罪集团，它与一般犯罪集团的本质区别在于：黑社会性质组织在一定区域或行业内形成了非法控制，严重地影响了社会、经济秩序，而一般犯罪集团虽然实施一种或几种违法犯罪活动，但尚没有对社会形成一定的控制，因此才说黑社会性质组织是犯罪集团的高级形态。至于形成非法控制的途径，在现实生活中虽多表现为通过国家工作人员的保护伞，但也有可能只通过自己的违法犯罪活动或二者的共同结合形成。可见，保护伞只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形成非法控制的促成手段之一，而非必然特征。此外，该司法解释规定的第4个特征只是规定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范围内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然而任何违法犯罪活动都是发生在一定的区域内或行业内，司法解释的第4个特征基本上没有起到限定作用。在一定区域或行业内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只是外在形式，并不能对界定黑社会性质组织起限定作用，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或其他手段对一定区域或行业形成非法控制或重大影响，才是本质特征。《第294条第1款的解释》不限于刑法第294条第1款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字面描述，从黑社会性质组织区别于一般犯罪集团的本质特征出发，规定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应具有组织性、经济实力性、有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一定区域或行业内的非法控制性四个必备特定，合理地界定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范围，既避免了仅根据字面规定过于扩大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范围，又避免了司法解释中的“保护伞”特征不当缩小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范围，妥当地实现了该条保护法益的目的。

2002年8月29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13条的解释》（以下简称《第313条解释》）是针对刑法第313条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解释。刑法第313条规定，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这里，刑法条文并没有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做明确的字面限制，如果形式地从字面含义理解，就会认为包括人民法院做出的一切判决、裁定，包括生效的判决、裁定和尚未生效的判决、裁定，具有执行内容的判决、裁定和不具有执行内容的判决、裁定。然而，从本罪保护的法益看，本罪侵犯的是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的执行效力。一方面，只有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才会发生执行问题，尚未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尚未进入执行阶段，不存在拒不执行情况；另一方面，只有具有执行内容的判决、裁定才发生执行问题，不予受理案件的裁定、驳回起诉的裁定等不具有执行内容的判决、裁定不可能发生拒不执行的情况。单纯的字面、形式解释，导致得出“人民法院做出的一切判决、裁定”的错误结论。《第313条的解释》从本罪保护的法益出发，将“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解释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具有执行内容并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正是实质的解释立场的体现。根据《民事诉讼法》，支付令、生效的调解书、仲裁裁决、公证债权文书等有效的法律文书也具有执行效力，那么，行为人拒不执行人民法院的支付令、生效的调解书是否属于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呢？形式的解释论认为支付令、生效的调解书不是判决、裁定，拒不执行支付令、生效的调解书等法律文书的，虽然具有危害性但无法按照本罪处罚，立法在这里似乎出现了疏漏。然而，从实质上看，支付令、生效的调解书与判决、裁定一样都是具有执行内容的生效法律文书，拒不执行支付令、生效的调解书等同样损害了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文书的效力与权威性，具有处罚的必要性与合理性。《第313条的解释》规定，“人民法院为依法执行支付令、生效的调解书、仲裁裁决、公证债权文书等所做的裁定属于该条规定的裁定”，该规定从处罚的必要性、合理性出发，将支付令、生效的调解书等解释为执行的依据，反映了实质的解释立场。另外，本罪把情节严重作为构成要件之一，属于情节犯。立法者在制定该条时采取情节犯的立法技术，就是因为“现实生活中有许多行为，虽然在一般情况下其社会危害性没有达到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程度，但又难以通过强调犯罪构成的某一方面的具体内容使之达到这种程度，即或者不能预见所有情节严重的情形而无法具体规定，或者能预见但要做冗长的表述，使刑法丧失简短价值”[1]148，于是作出一个“情节严重”的综合规定，授权该条适用中根据司法实践经验对情节严重的具体表现进行明确。易言之，“情节严重”这样的立法技术本身就具有开放性，其内涵可以随着生活现实中出现的新现象、新形势并根据处罚必要性的实质特征而确定，这正与实质的解释论立场相呼应。《第313条的解释》正是从处罚的必要性出发，通过把“情节严重”解释为“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使拒不执行的社会危害性达到应被追求刑事责任的程度。此外，《第313条的解释》根据实践中出现的拒不执行的实际情况，规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包括：（1）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2）担保人或者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或者转让已向人民法院提供担保的财产；（3）协助执行义务人接到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后拒不协助执行；（4）被执行人、担保人、协助执行义务人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通谋，利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职权妨害执行等。据此，拒不执行不仅包括被执行人的拒不执行，还包括担保人的恶意阻碍执行行为、协助执行义务人的拒不协助执行行为，属扩大解释。

2002年12月2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章渎职罪主体适用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渎职罪主体解释》）是针对渎职罪主体的司法解释。我国1979年刑法典规定的渎职罪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1997年刑法修订时将渎职罪的主体由国家工作人员修订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这一修订主要是考虑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国家公权力，这些人员如果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社会危害较大，有必要单独规定，对于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等国家工作人员的渎职犯罪可规定在其他章节。然而，由于我国目前政治体制改革正在进行，政府职能还在优化调整，尚未从根本上做到政企分开，有相当一部分国家管理职能旁落到被称作企业或事业单位的机构之中，从而造成执法主体的多元化，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种党政不分、政企不分的现象仍将大量存在，这部分主体行使国家职能活动出现的渎职行为又不能被规定在其他章节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渎职犯罪所包括，由此带来了刑法适用的困难。[5]解决这些刑法适用难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解释渎职罪中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根据刑法第93条，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是指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据此，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两个实质特征：（1）在国家机关中工作；（2）从事公务。按照形式的身份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只限于国家机关中具有正式干部编制的人，不具有正式编制就不属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如此，实践中大量发生的国家机关临时聘任的人员在从事相关公务时的渎职行为，将因为他们不具有正式编制而无法定罪处罚。然而，从实质上看，这些人员虽然形式上不具有正式的国家机关编制，但当他们被聘用在国家机关从事公务时，他们履行的就是国家职能，代表的是国家意志，其渎职行为就侵犯了国家机关公务的合法、公正、有效执行以及国民对此的信赖，这一点与具有正式编制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并无不同。《渎职罪主体解释》把虽未列入国家机关人员编制但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作为渎职罪的主体，体现了实质的公务论立场，解决了有些国家机关根据工作需要聘用的不具有正式编制、从事公务人员的渎职行为定罪问题。此外，对于国家机关的认定，实践中也出现了不少新问题：（1）法律授权某些非国家机关的组织在某些领域内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监督职权，如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保险监督管理机构等；（2）在机构改革中，将原来的一些国家机关调整为事业单位，但仍然保留某些行政管理的职能，如国家林业管理部门等；（3）有些国家机关将自己性质的职权依法委托给一些组织行使，如烟草专卖、盐业管理等部门。这些单位是否属于国家机关？这些单位的人员在行使国家管理职能时出现渎职行为，能否作为渎职罪的主体处罚？形式论认为，国家机关仅指我国宪法规定的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以及军事机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也指限于在这些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上述人员虽然是从事公务，但因为其工作的单位不是国家机关，不能成为渎职罪的主体。[6]实质论认为，行政性公司、事业单位实际上行使着国家机关职权，在国家事务中具有十分重要作用，把它们从事公务的工作人员解释为渎职罪主体，符合我国的实际国情和司法实践的需要。[7]498笔者认为，依照法律法规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组织、受上述机关委托代表上述机关行使职权的组织，实际上行使了国家管理职能，其职能活动与上述国家机关并无不同，社会公众往往也把这些组织看做是代表国家的机关，这些组织中的人员在行使具体职责时的渎职行为，同样给国家、社会和公民带来重大损失，损害了国家机关公务的公正、有效与社会公众对它的信赖。反之，如果认为这些组织不属于国家机关，那实际上意味着它们可以行使与国家机关相同的国家管理职能，却不承担国家机关行使职能时所受的约束，这显然不合理。《渎职罪的主体解释》采用实质的职能论，把在依照法律法规规定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组织、受上述机关委托代表上述机关行使职权的组织中行使公务的人员扩大解释为渎职罪的犯罪主体，体现了实质解释的立场。

2004年12月29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有关信用卡规定的解释》（以下简称《信用卡解释》）是针对信用卡含义的解释。1997年刑法典修订时，信用卡是我国商业银行发行的信用支付工具，具有转账结算、存取现金、消费信用等功能，包括后来所说的贷记卡、准贷记卡与借记卡，信用卡诈骗罪中的信用卡包括这三类。1999年3月1日实施的中国人民银行《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区分了贷记卡、准贷记卡和借记卡：贷记卡、准贷记卡信用卡具有消费支付、信用贷款、转账计算、存取现金功能，被统称为信用卡；借记卡具有消费支付、转账计算、存取现金功能，但不具有信用贷款功能。由此引发了人们对信用卡诈骗罪中信用卡理解的争议。有人认为，刑法对专业领域专有名词的解释应该同该专业领域的法律保持一致，既然中国人民银行的《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已经将银行卡区分为信用卡和借记卡，那么刑法中信用卡诈骗罪的信用卡应仅指贷记卡、准贷记卡，不包括借记卡。[8]1252这种观点只是强调刑法的专业名词应与所属专业领域的规定保持形式上的一致，而不关注司法实践中信用卡领域的实际犯罪特点，可称为形式论。这种形式论值得怀疑：首先，刑法中的专业名词并不必然与所属专业领域的规定保持一致。例如，刑事诉讼法上有罪的人只是经法院生效判决被定罪的人，而刑法学界一致认为刑法第399条徇私枉法罪“司法工作人员徇私枉法对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不使他受追诉”中“有罪的人”并非刑事诉讼法上讲的经法院生效判决被定罪的人，而是指当时有证据证明其犯了罪的人。不顾我国信用卡犯罪实际情况，而简单以1999年实施的《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来认定信用卡犯罪中的信用卡只限于贷记卡与准贷记卡，不足为据。其次，贷记卡与借记卡虽然在是否具有透支功能有所区别，但其他功能并无实质不同，贷记卡与借记卡体现的都是发卡银行、持卡人、特约商户三者之间的金融信用关系，利用贷记卡诈骗与利用借记卡诈骗，所侵害的法益都是这种发卡银行、持卡人、特约商户之间的信用关系，这也正是刑法把信用卡诈骗罪从诈骗罪独立出来的原因。从侵犯的法益这一本质看，也不应把信用卡诈骗罪仅限于贷记卡和准贷记卡，而把利用借记卡诈骗作为诈骗罪处理。最后，从我国实际来看，人们日常生活中使用最广泛的还是借记卡，借记卡的发行量与使用频率远远大于贷记卡，实践中利用借记卡诈骗的情况远多于贷记卡诈骗，而普通社会公众并不知借记卡与贷记卡的专业区分，在他们看来银行发行的电子支付卡就代表着一种金融信用，借记卡诈骗破坏的就是一种金融信用，把借记卡诈骗解释为信用卡诈骗的一种情形，并没有超出社会公众的预测可能性。正是正是从信用卡诈骗罪所保护的法益这一本质出发，结合我国司法实践中信用卡犯罪的实际情况，《信用卡解释》把刑法中的信用卡解释为商业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发行的具有消费支付、信用贷款、转账结算、存取现金等全部功能或部分功能的电子支付卡，包括贷记卡、准贷记卡、借记卡，体现了实质解释的立场。

2005年12月29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有关文物的规定适用于具有科学价值的古脊椎动物化石、古人类化石的解释》（以下简称《古脊椎动物化石、古人类化石的解释》）是针对古脊椎动物、古人类化石的解释。近年来，不少地方出现了走私、盗窃、损毁、倒卖、非法转让具有科学价值的古脊椎动物化石、古人类化石的严重违法行为，司法实践中对这些行为是否应当适用刑法有关文物犯罪的规定，看法不一。有人认为，化石和文物是性质不同的两种物品，刑法中有关文物犯罪的规定不能适用于具有科学价值的古脊椎动物化、古人类化石，理由有：（1）化石是在地球历史的地质年代中经过自然界的作用，保存于地层中的古生物遗体、遗物及其生活遗迹，具有一定的科学价值，而文物是已存在社会上或埋藏于地下的、与人的活动密切相关的历史文化遗物，除具有科学价值外，还有一定的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2）我国《文物保护法》第2条以列举的方式对文物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其中未包括化石，该条第3款同时规定“具有科学价值的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化石同文物一样受国家保护”，这也说明文物和化石在法律概念上是不同的。[9]该观点基于化石与文物在表现形式上的区别及《文物保护法》对文物和化石的区分，认为刑法有关文物犯罪的规定不能适用于具有科学价值的古脊椎动物化石、古人类化石，可称为形式说。这种观点并不合理。首先，虽然文物和具有科学价值的古脊椎动物化石、古人类化石在表现形式上有所不同，但二者都是历史流传下来的，对人类研究古时候的生命与活动有重要价值的物体，都属于不可再生的历史资源，二者在实际的价值上相同，正因如此，《文物保护法》规定二者同等保护。其次，从走私、倒卖、损毁、盗窃具有科学价值的古脊椎动物化石、古人类化石等行为的处罚必要性来看，刑法规定了走私、倒卖、损毁、盗窃文物等犯罪，而化石又与文物具有同等的保护价值，具有科学价值的古脊椎动物化石、古人类化石属于对研究古时候生命和活动具有科学价值的不可再生物品，一旦损毁、走私、盗窃、倒卖，将会直接导致这些化石的减少，所以这些行为具有处罚的必要性。再次，既然具有科学价值的古脊椎动物化石、古人类化石的保护问题是专门规定在《文物保护法》的第3条，刑法第328条第2款的盗掘古人类化石、古脊椎动物化石也规定在刑法分则第六章第四节妨害文物管理罪中，这说明具有科学价值的古脊椎动物化石、古人类化石在法律上可以看做是广义文物的一种。将有关文物犯罪的规定适用于具有科学价值的古脊椎动物化石、古人类化石，并不违背刑法。刑法之所以没有另外规定倒卖、损毁、走私具有科学价值的古脊椎动物化石、古人类化石，是因为这些行为完全可以包括到倒卖、损毁、走私文物等犯罪中；而刑法第328条之所以在第1款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之外第2款规定盗掘古人类化石、古脊椎动物化石罪，是因为古文化遗址、古墓葬不能包括具有科学价值的古脊椎动物化石、古人类化石。最后，虽然从考古学的专业角度，文物与具有科学价值的古脊椎动物化石、古人类化石有所不同，但普通社会公众常常把具有科学价值的古脊椎动物化石、古人类化石理解为文物，即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对研究生命起源与人类活动具有科学价值的物品。把有关文物犯罪的规定适用于具有科学价值的古脊椎动物化石、古人类化石，没有违背国民的预测可能性。《古脊椎动物化石、古人类化石的解释》从走私、倒卖、损毁具有科学价值的古脊椎动物化石、古人类化石等行为的处罚必要性出发，考虑到走私、倒卖、损毁具有科学价值的古脊椎动物化石与走私、倒卖、损毁文物行为侵害了相同的法益——国家对文物的管理，二者在刑法评价上具有同质性，把文物犯罪中的文物扩大解释为包括具有科学价值的古脊椎动物化石、古人类化石，显示了实质的解释立场。

2005年12月29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有关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规定的解释》（以下简称《其他发票的解释》）是针对出口退税、折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的解释。刑法分则第三章第六节中，对虚开、伪造、盗窃、骗取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可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的犯罪作了规定。近年来，一些地方出现了利用伪造的海关增值税专用缴款书这类完税凭证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案件。对此，海关增值税专用缴款书是否属于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决定了对这些行为能否依照现行刑法追究刑事责任。一种观点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的规定，发票是指在购销商品、提供或者接受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中，开具、收取的收付款凭证，海关增值税专用缴款书虽然与可抵扣税款发票具有相同功能，但它不属于发票，因而这类行为虽然具有危害性，但按照现行刑法只能根据罪刑法定原则作无罪处理；另一种观点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的规定，进口货物的增值税由海关代为征收，其所开具的海关增值税专用缴款书虽然不属于发票的范畴，但由于其实质上具有同增值税专用发票一样的抵扣税款功能，应视为可以抵扣税款的发票，对利用海关增值税专用缴款书骗取抵扣税款的行为，应当按照虚开用于骗取抵扣税款的发票定罪。[10]第一种观点强调发票与海关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形式上的差别，即发票是指在商品经营、服务经营或其他经营活动中的收付款凭证，海关增值税专用缴款书是完税凭证，可称为形式说；第二种观点从海关增值税专用缴款书的抵扣税款、出口退税功能出发，从利用它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行为的处罚必要性出发，认为海关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属于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是实质解释立场的体现。笔者认为，第二种观点更为合理。首先，从刑法保护法益的目的看，刑法对利用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各种犯罪作出明确规定的同时，又对利用“可以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的各种犯罪活动做出规定，其立法目的在于打击各种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犯罪活动，保护国家税收征管制度，所以在增值税专用发票之外，规定了可以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这一兜底式规定。对于刑法保护税收征管制度的目的来说，是否具有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功能是确定这类犯罪的关键：虽然属于发票，但不具有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功能的，不属于这类罪范围；具有出口退税、折扣税款功能的，虽然在形式上不称为发票，而被称为“单”、“证”（如农产品收购凭证）、“书”（如海关增值税专用缴款书），都应属于刑法规定的其他发票的范围。其次，近年来由于国家加强了对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管理，犯罪分子利用海关进口增值税占用缴款书骗抵税款的案件激增，骗税数额巨大，危害严重。形式说拘泥于其他发票的形式含义，认为海关增值税专用缴款书不属于发票，而从税法的专业角度真正能用以抵扣税款、出口退税的发票却只有增值税专用发票一种，如此造成这样的局面：一方面，实际中大量发生的利用增值税专用缴款书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行为无法处罚，刑法保护国家税收管理的目的将无法实现；另一方面，囿于形式说只有增值税专用发票才能用来抵扣税款、出口退税，将会使刑法对抵扣税款、出口退税的其他发票的规定成为具文。因此，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对这里的其他发票作扩大解释，包括具有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功能的各种受收款凭证与完税凭证，才能实现保护税收征管制度的目的。这样的解释并没有超出国民的预测可能性。海关增值税专用缴款书与增值税专用发票或其他发票在专业角度虽然有所区别，但对于普通社会公众，海关增值税专用缴款书与增值税专用发票一样，都是向国家缴纳了增值税的凭证，都可以用来出口退税、抵扣税款，把海关增值税专用缴款书扩张解释在其他发票之内，没有超出国民的预测可能性。正因如此，《其他发票的解释》规定，刑法规定的“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是指除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外的，具有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功能的收付款凭证或者完税凭证，包括农产品收购凭证、海关增值税专用缴款书等，这是基于实质的解释立场采取扩张解释的结果。

上述分析表明，形式的解释论与实质的解释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中还存在争议，但我国迄今为止的9个刑法立法解释一以贯之地采取了实质的解释立场，从刑法保护法益的目的出发，根据罪刑规范的具体目的对刑法条文采取了缩小解释或扩大解释。

二、合理地出罪与入罪：我国刑法立法解释实质立场的功能评析

 

我国当前刑法立法解释所采取的实质解释立场是否合理呢？这一实质的解释立场具有何种功能价值，能否值得继续坚持与维护呢？张明楷教授曾经详细论证了实质的刑法解释论[1]95，笔者亦赞同实质的刑法解释论是一种可取的解释立场。[11]本部分重在从功能上考察我国刑法立法解释所采取的实质立场，论证坚持与维护这一实质解释立场的功能价值，。

（一）合理入罪功能：促进刑法正义的实现

从上表可以看出，我国当前刑法立法解释的实质立场更多地采用了目的解释下的扩大解释方法，表现出将更多行为纳入犯罪圈的倾向。如，将信用卡扩大解释为包括贷记卡、准贷记卡、借记卡，使利用借记卡诈骗纳入信用卡诈骗罪内；将具有科学价值的古脊椎动物化石、古人类化石扩大解释为文物，使倒卖、损毁具有科学价值的古脊椎动物化石、古人类化石的行为纳入文物犯罪；将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扩大解释为具有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功能的收付款凭证、完税凭证，使虚开海关增值税专用缴款书以图骗取出口退税的行为纳入虚开用于骗取出口退税的其他发票罪，等等，都表现出实质解释论的入罪倾向。

实质刑法解释论的入罪倾向，正是形式刑法解释论所强力诟病的。形式刑法解释论笃信刑法条文字面含义的保障作用，主张根据刑法条文的字面含义形式地解释构成要件，批评实质刑法解释论从处罚的必要性、合理性出发对犯罪构成要件进行实质的、目的解释容易导致不当扩大犯罪圈，以致侵犯人权。然而，实质的刑法解释论必然会导致不当扩大犯罪圈以致侵犯人权吗？实质刑法解释论的入罪倾向必然与刑法的价值目标相悖吗？

首先，实质的刑法解释论并非无原则地强调入罪，而是在不违背国民预测可能性的前提下，着眼于处罚必要性，合理地将行为解释在犯罪构成之内。[1]126当出现某种新型危害行为时，实质的刑法解释论基于行为处罚必要性的考虑，往往会对这种新型危害行为与某犯罪构成作同质的评价，从而使已有的犯罪构成能涵盖该行为。但实质的刑法解释论并非如形式论所担心的仅仅根据处罚必要性而恣意解释犯罪构成，两个重要的途径保证实质解释论避免不当地扩大犯罪圈：实质解释论所承担的实体性论证负担与合理的论证程序。这种实体性论证负担是指，实质解释论必须证明自己的解释结论具有实体与形式上的正当性，“实体上的正当性是指必须证明行为具有处罚必要性，且解释的结论在文字可能具有的含义里，没有违背国民的预测可能性；形式上的正当性是指解释的结论符合刑法体系逻辑和谐、一致的要求，且不违背类似问题应该得到类似处理的法治原则。”[12]这种合理的论证程序要求，实质的解释者在一种公开、平等的情境中与反对者进行对话、辩论，并充分地展开阐述自己的理由。[13]以前述《渎职罪主体的解释》为例。有学者因为宪法上的国家机关只限于立法机关、司法机关、行政机关与军事机关，认为《渎职罪主体的解释》把在依法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解释为渎职罪主体，是类推解释，导致了该罪处罚范围的不当扩大，侵犯了人权。[6]针对这种质疑，实质的解释论必须论证解释结论的合理性：在依照法律法规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组织、受国家机关委托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其渎职行为具有处罚的必要性，这一点反对论者也无异议，关键在于是否超出了文字的可能含义。但文字的可能含义并不简单等于文字的字典释义，判断解释结论是否侵犯国民预测可能性，“不仅要考虑刑法学家、司法人员的接受程度，更要考虑一般人的接受程度”，“当解释结论被一般人接受时，就说明没有超出一般人预测可能性的范围；当一般人对某种解释结论大吃一惊时，常常表明该解释结论超出了一般人预测可能性的范围。”[3]19依照法律法规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能的组织在性质上虽然不是国家机关，但它们实际上是代表国家意志从事行政管理活动，如国家烟草专卖局从事的就是对烟草市场的监督管理活动，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它们也属于国家机关，只是由于后来的机构改革才发生了变化，社会公众往往也把这些组织看做是代表国家的机关。把在这些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解释为渎职罪的主体，能够被社会公众所接受，没有超出字面可能含义侵犯国民预测可能性，因而并非类推解释而是应允许的扩大解释，没有不当地扩大渎职罪的范围。

其次，实质的刑法解释论在不违背国民预测可能性的前提下，通过将实践中具有当罚性的行为解释在犯罪构成之内，促成刑法规范正义的实现。刑法的功能在于保障人权和保护法益，解释与适用刑法应当尽可能实现刑法的这两大功能，方能达致刑法的规范正义。形式解释论依据刑法条文的字面含义形式地解释刑法，固然可以保证不超出字面含义以保障人权，但不能充分保证刑法法益保护目的的实现。如，形式解释论认为，具有科学价值的古脊椎动物化石、古人类化石在形式上不同于文物，实践中常发生的走私、倒卖、损毁具有科学价值的古脊椎动物化石、古人类化石的行为不能按照相关文物犯罪处罚，存在立法漏洞只能留待刑法修改，如此解释固然没有侵犯人权，却导致具有当罚性的行为未能受到刑罚处罚，刑法保护法益目的部分落空。可见，突破文字的可能含义范围解释刑法，以致侵犯人权，固然有损刑法的正义；但仅仅机械、形式地理解刑法，造成不应有的立法漏洞导致不能处罚当罚行为，未能有效地保护法益，同样有损刑法的正义。这是因为“人权保障是刑法的价值之一，但它绝不是刑法价值的全部。人权保障作为刑法的价值，应当包括刑法通过惩罚犯罪而体现出来的价值”[7]59，“法治不只是形式法治，还必须有实质法治，解释者必须追求正义，而不只是追求如何有利于被告”[3]22。实质的刑法解释论在不违背国民预测可能性的前提下，从处罚的必要性、合理性出发，实质地、价值地、合目的地解释犯罪构成，有助于避免因形式解释论产生的所谓立法漏洞，有效地保护刑法法益。正因如此，实质的刑法解释论认为，海关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在形式上虽不同于发票，但它与增值税发票一样是纳税人向国家纳税的凭证，具有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功能，利用海关增值税专用缴款书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行为与利用增值税发票一样侵犯了国家税收征管制度，通过把海关增值税专用缴款书解释成为具有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功能的其他发票，充分保护了国家税收征管制度，促进了刑法的规范正义。

（二）适当出罪功能：实质地保障人权

现代的罪刑法定包括形式的侧面与实质的侧面，形式的侧面要求不得因为社会危害性处罚刑法没有规定的行为从而形式地保障人权，实质的侧面要求禁止处罚不当罚的行为从而实质地保障人权。形式的刑法解释论固然能形式地保障人权，但由于其不顾价值判断的机械特点，结果可能不合理地限制了公民行动自由，带来实质的非正义。“因为刑法是用文字规定犯罪构成要件的，但文字的多义性、变化性以及边缘意义的模糊性等特点，决定了单纯根据文字的字面含义对构成要件作形式解释时，必然导致将一些不具有实质的刑事违法性的行为认定为犯罪。”[1]126以前述《第313条的解释》为例。第313条规定的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刑法条文只写明“拒不执行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没有附加其他限制。形式解释论根据字面规定，认为这里的判决、裁定包括人民法院作出的一切判决、裁定，包括尚未发生效力的判决、裁定和不具有执行内容的判决、裁定，拒不执行尚未发生效力的判决、裁定行为也符合该罪犯罪构成。其结局是“依照刑法定罪量刑的行为，完全可能是没有侵害法益或者侵害程度轻微的行为。这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的民主主义的思想基础以及禁止处罚不当罚的行为的实质性要求。”[3]19

与形式解释论所批评的容易扩大犯罪圈侵犯人权的弊病相反，实质的解释论不但具有合理入罪功能，更具有适当出罪功能，避免刑法处罚不当罚的行为，满足罪刑法定原则禁止处罚不当罚的实质要求，实质地保障了人权。实质的解释论不仅考察文字的字面可能含义，而且考察行为的处罚必要性与刑法的法益保护目的。当刑法条文的字面含义可能包含不具有处罚必要性的行为时，实质解释论总是从处罚必要性出发，通过解释确保犯罪构成达到应予追究刑事责任的程度，从而将不具有当罚性的行为排除在犯罪构成之外。[1]125正因如此，实质的解释论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中的“判决、裁定”限定在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生效的具有执行内容的判决、裁定，将刑法第294条描述的“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称霸一方，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实质地解释为“在一定的区域或行业内形成了非法控制”的犯罪集团，将条文上没有规定目的要素的信用卡诈骗罪解释为主观上必须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这样的解释合理界定了犯罪范围，保证犯罪构成反映的社会危害性达到应受追求的程度，避免处罚虽符合条文字面规定却不具有当罚性的行为以致实质地违背罪刑法定。

除了通过出罪来实质地保障人权外，实质的刑法解释论还能合理地解释法定刑升格情节，避免不当地扩大法定刑升格范围，在处罚的力度上实质地保障人权。以刑法第263条第3项规定入户抢劫属于加重抢劫的情形为例。刑法条文字面只规定了“户”，对户的形式、用途没有限制，如何理解这里的“入户”呢？形式解释论从字面含义出发机械地解释，认为“户”属于封闭的建筑空间，因而只要是进入封闭空间的抢劫都属于加重抢劫，都属于入户抢劫适用加重的法定刑。如此，不管是进入办公场所、公众生产生活的封闭场所抢劫，还是进入宾馆房间抢劫，都属于加重的入户抢劫。然而，从刑法规定“入户抢劫”作为加重情形的目的看，之所以把入户抢劫作为加重情形，是因为相对于普通抢劫而言，入户抢劫还侵犯了公民对家的安全感、安宁感，而且因为家一般具有私密性、封闭性，入户抢劫更容易得逞，刑法规定加重处罚的目的在于打击这类破坏了人们对家的安全感且容易得逞的入户抢劫行为。实质的刑法解释论从立法目的出发，实质地将入户抢劫解释为进入家庭住所抢劫，进入办公场所、宾馆房间、公众生产生活的封闭场所抢劫不属于入户抢劫。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11月《关于审理抢劫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把入户抢劫解释为“为实施抢劫行为而进入他人生活的与外界相对隔离的住所，包括封闭的院落、牧民的帐篷、渔民作为家庭生活场所的渔船、为生活租用的房屋等进行抢劫的行为”，正是实质解释论的结果。如此，进入一些表面上具有“户”的形式但不具有“户”的用途的封闭空间内抢劫行为，因为不具有加重处罚的必要性，实质的解释论把它们合理地排除在作为加重情形的入户抢劫之外，避免了形式解释论仅因字面规定而不当将它们加重处罚的情况，实质地保障了人权。例如，甲、乙二人均为某装饰公司民工，分别在两户人家新购的商品房内装修，甲因经济拮据产生抢劫乙的钱物的歹念，于某日闯入乙装修所在的房屋内抢劫了乙的500元人民币。形式解释论出于对户的形式理解，认为甲进入了别人购买的房间抢劫属于入户抢劫，加重法定刑；然而根据实质解释论，这里正在装修的房间并没有作为家庭生活用途，甲的抢劫没有危及到公民的居住安全，不应该作为入户抢劫加重处罚。可见，实质解释论从加重处罚的必要性出发，对法定刑升格情形进行实质的、价值的、合目的的解释，能够避免形式解释论仅根据字面形式而不当扩大加重情形的范围，从而在处罚的程度上实质地保障人权。

综上所述，我国刑法立法解释所采取的实质立场，一方面，在文字可能含义的范围内，尽量将具有当罚性的行为解释在犯罪构成之内，合理地入罪，有助于实现刑法保护法益的目的，促进刑法惩罚犯罪的规范正义；另一方面，以处罚必要性来解释犯罪构成，将一些表面上符合刑法文字规定但不具有当罚性的行为排除在犯罪构成之外，适当地出罪，实质地保障人权，因而值得继续坚持与维护。

 

 

[1]张明楷：《刑法的基本立场》，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zhang mingkai.basic stand of criminal   law.beijing:china legal publishing house,2007.]

[2]赵秉志、于志刚、孙勤：《论国家工作人员范围的界定》，《法律科学》1999年第5期，第116-122页。[zhao bingzhi & yu zhigang & sun qin.’’ on the extent of state staff member ’’, law science, no.5(1999), pp.116-122.]

[3]张明楷：《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zhang mingkai.principles for interpretation of the specific part of criminal law.beijing: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2004.]

[4]黄太云：《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和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的立法解释简介》，《人民检察》2002年第7期，第5-10页。[huang taiyun."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legislative interpretation of "organized criminal gangs" and "embezzlement for personal use" issued by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 people’s procuratorial semimonthly, no.5(2002), pp.5-10.]

[5]杜国强：《渎职罪主体立法解释评析与完善探究》，《检察实践》2004年第2期，第2-5页。[du guoqiang." the analysis and perfection of the legislative interpretation on the subject of the crime of misconduct in office," procuratorial practive, no.2(2004), pp.2-5.]

[6]林维：《论刑法立法解释权与立法权和司法权的纠葛》，《当代法学》2006年第5期， 第63-70页。[lin wei."the entanglement of criminal legislative interpretation power with legislative and judicial power," contemporary law review, no.5(2006), pp.63-70.]

[7]赵秉志、肖中华、左坚卫：《刑法问题对谈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zhao bingzhi & xiao zhonghua & zuo jianwei. dialogues of issues on criminal law. beij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07.]

[8]刘华：《金融犯罪研究》，见赵秉志主编：《新千年刑法热点问题研究与适用》（下），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liu hua. study on financial crimes. see zhao bingzhi.the analysis and application of criminal hot issues in the new mellennium . beijing:china procuratorial press,2001.]

[9]黄太云：《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有关文物的规定适用于具有科学价值的古脊椎动物、古人类化石的解释>解读》，《人民检察》2006年第5期（上），第44-45页。[huang taiyun."explanation to the document---the interpretation of" application of cultural relics related laws to fossils of ancient human being or ancient spined animals of scientific value" ," people’s procuratorial semimonthly, no.5(2006), pp.44-45.]

[10]黄太云：《<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有关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规定的解释>解读》，载《人民检察》2006年第5期，第45-46页。[huang taiyun.’’explanation to the document---the interpretation of" other invoices used in fraudulently obtaining tax refund on exported items and tax reduction ","people’s procuratorial semimonthly, no.5(2006), pp.45-46.]

[11]苏彩霞：《实质的刑法解释论之确立与展开》，《法学研究》2007年第2期，第38-52页。[su caixia."the establish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substantial interpretation of criminal law," chinese journal of law, no.2(2007), pp.104-114.]

[12]苏彩霞：《刑法价值判断的实体性论证规则》，《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第61-70页。[su caixia."substantial rules on determining the values of criminal law,"  journal of the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s & law, no.1(2008), pp.61-70.]

中石化职称论文篇4

4月16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1年年会房地产分论坛，几位来自地产行业的企业家、政府专家同在场嘉宾一起对目前国内房地产市场情况进行了讨论，他们一致地表达了一个观点：目前政府的调控很给力，房价下降已成趋势。

潘石屹：2011年房价政府说了算

4月16日，SOHO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潘石屹表示，2011年是一个分水岭；2011年之前是市场说了算，2011年之后房价是政府说了算。

“2011年是一个分水岭，在这个之前调控是调控成因，是考虑市场的供应量、需求量。从土地、货币政策、按揭贷款成数去调控，从今年开始直接调控结果，就是限价、限购，所以从新的‘国八条’出台后，35个限购的城市，北京、上海成交量下跌了50%，如果说一个市场上成交量下跌50%，我想这就是市场上已经初见成效了。”他说。

对于房价未来的下降空间，潘石屹指出，目前从一些现象上来看，像上海房价已经开始跌了，北京房价环比也开始跌了，这些都是房价下跌的现象，政策目前已见效果。“但至于今年房价是不是跌15%？我也不知道跌多少。当然调控一个很明显的效果，就是任志强都不敢来开会了，去年一年让鞋追着打。所以我觉得还是见到效果了，政策的威力很大。”他说。

任志强退休 王石退隐 冯仑离任

在继华远集团董事长任志强高调宣布退休之后，3月30日晚，万通地产第五届董事会公布决议，11名董事全票通过原万通地产总经理许立担任新一届董事会董事长，至此冯仑开始淡出万通管理层。而早在2011年春节前夕，王石宣布将赴美国哈佛大学游学计划成行，业内普遍将此举解读为年龄已经59岁王石的逐步退隐。

中国地产领袖开始换血。而有分析人士也认为，这批领军人物的陆续淡出，预示着中国地产的“地一代”使命也即将完成。而随着他们的离开，崭新“地二代”军团也有望陆续浮出水面。

任志强：“中国式”地产人物

中国房地产的每个动静，每次变化，几乎都有一个人的声音在伴随，同时此人的每一个观点都会引来民众的广泛关注和质疑，这个人就是华远集团总裁任志强。他被人们称为“任大炮”、“全民公敌”，一贯声称只为富人盖房；房子是财富，穷人不该拥有。

时间进入2011年，地产圈内最引人关注的新闻，莫过于任志强的退休。

愚人节下午，任志强在微博上宣布自己正式退休了，“组织部长正式通知，上级党委已批准退职。”但这个“退职”指的是华远集团董事长一职，其在华远地产上市公司的职务则不变。

任志强因为敢言，有着“地产大炮”之称，并且属于“微博控”的他也拥有极高的人气。所以，要退休的消息通过微博的快捷传播后马上引来了各种围观。对于退休生活，任志强本人倒是显得非常乐观：“退休后他将不再受因私出国限制，多了一份自由，并将正式开写回忆录。”由此看来，少了些职务限制的“任大炮”的火力应该会更猛烈一些了。

王石：即将退隐管理层

另一位地产领袖，已经年满60岁的万科董事长王石，也已经到了退休年龄。而王石之前也曾表示，希望自己在60岁退休。

最新一次关于王石退隐的传言，来自2011年春节前夕。当时王石宣布赴美国哈佛大学游学的计划终于成行。黑色的电脑包横放在膝盖上，手捧一份当地报纸，如地铁内处处可见的上班族一样在哈佛开课的前一晚，万科董事长王石抓紧体验在波士顿的“普通生活”。

百战归来再读书。60岁的王石在历经了上天入地、登山下海后，又一次远离万科。按计划，他将在哈佛当一年的访问学者，并很可能再花两年时间游学欧洲。在拒绝了公司为他买车的建议后，王石体验了波士顿修建于1897年的美国最古老的地铁。哈佛游学期间，他打算买辆自行车。

此时的万科，已经站在了年收入千亿元的起点上。曾被万科视为标杆的美国帕尔迪公司，也已被甩在身后。作为万科的缔造者，王石此次游学，除了探索精神驱动外，也有为万科寻找更大“舞台”、网罗具有国际视野人才之意。

有媒体表示，时值房地产调控正酣，局势严峻，王石从行业龙头掌舵者位上“退隐”，“王石时代”将正式终结。但随即，王石对此表示否认，“当年登雪山，传言我退出江湖；现在去美国学习，又猜测老王隐退。”并反问说：“天天上班，哪来的隐退?”对于自己的退隐，已经游学哈佛的王石表示，“隐退终有时，但不是现在”。但无论怎样，到了2011年，王石年届花甲，领导权交接的问题正在步步逼近。

冯仑：“潇洒”离任

冯仑，1959年生于陕西西安。1982年毕业于西北大学，获经济学学士学位。1984年毕业于中央党校，获法学硕士学位。1984年――1990先后于中央党校、、国家体改委任职。1991年创建万通。

冯仑是一个文人，而且是绝对的文人。但他从商所获得的成就更让人瞩目，因此认识的不认识的人都称其为“儒商”。创造万通神话，打造地产奇迹，见解独到，语出惊人，甚至不按常理出牌。他是一个永远不停思考、不停折腾的人，这使得他能够不时抛出若干惊世之语，也使万通地产一直在中国房地产行业保持着一种特立独行的姿态，包括多年前就进军美国市场，包括最近宣布要像科技公司一样做研发，像时尚公司一样定期新产品。

假如没有任志强退休强劲新闻波的冲击，冯仑的离任或许也将成为楼市的焦点新闻。就在3月31日，万通地产公告，推荐许立接任万通董事长。由此，冯仑正式离职，变身成了万通地产前董事长。

2011年度新品会，在会上万通地产的着力宣传点在于其从“住宅地产”向“商业地产”转型的宏大规划，但与会人士却把注意力都集中在了地产大佬冯仑和万通地产新领导团队的交替问题上。

3月30日，万通地产公告称，万通地产原总经理许立接替冯仑成为新董事长。此次变动并不涉及股权和实际控制权，而是冯仑“主动退位”，以便将精力侧重于母公司向投资控股集团转型。消息一出，江湖上唏嘘不断，感叹冯仑成为王石、任志强之后又一位宣布“归隐”的地产大佬。

面对各界合作伙伴，冯仑袒露退休心路：万通最近几年的合作伙伴是“香港置业”，而这家公司拥有120年的历史了，万通到目前的历史只有20年，跟这样的伙伴合作多了，就会让人开始考虑100年后的问题，考虑传承问题。而考虑后发现，企业家有三样东西可以传承：一钱，二人，三价值观、治理结构、团队。如果只是把钱传下去，钱会被挥霍掉；如果只是做到“人”的传承，不确定性很大；而传承一个价值观、治理结构、团队的话，至少可以保持80分以上的水准。所以在新老交替问题上，万通考虑的是将一个好的价值观、治理结构、团队传承下去。

中石化职称论文篇5

世界范围内有关石田梅岩心学的研究取得了可观的成就。但是，迄今为止似尚无对其经济思想与中国经济思想及儒学的关系进行的专题研究。本文试图通过对石田梅岩经济思想的重点分析，以期对上述缺憾作出部分弥补的尝试。

一、石田梅岩的生活时代与思想渊源

德川时代是日本从传统社会向现代过渡的重要转折时期，思想领域尤其是经济思想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商人思想家石田梅岩（1685-1744）创始的"心学"在日本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与其"町人的哲学"中蕴积的商人精神分不开，心学的兴起即是关西地区商品经济发达的产物。认识梅岩思想产生的社会背景与学术渊源，是研究其经济思想的重要基础。

石田梅岩1685年9月15日生于丹波的桑田郡东县村（今龟冈市东别院町东挂），名兴长，通称勘平，号梅岩。1692年他到京都商家当"奉公"（学徒、小伙计），1699年辞归乡里。1707年再度上京，在吴服商黑柳家当学徒，后升小掌柜。1727年辞去，1729年在京都车屋町御池上町初开讲席，此即心学发端之时。1739年7月《都鄙问答》刊行。1742年正月， 他在大阪开讲席，并与神道家问答。1744年5月《齐家论》（亦称《俭约齐家论》）刊行，是年9月24日去世，27日藏京都鸟边山延年寺。主要著作《都鄙问答》和《齐家论》，及其后学编辑的《石田先生语录》（以下简称《语录》）、《石田先生事迹》（以下简称《事迹》）等。

石田梅岩活跃的享保时期，是德川幕府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的统治时期，这时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町人势力勃兴。《语录》卷一五记载："世间一统，自元禄迄宝永年中，金银山积，因繁昌而生奢侈，其余风残存至今。奢侈风行而庆长年中风俗可知。"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封建制度，以及生活在实物经济中的武士生活，与工商业者建立的货币经济之间产生矛盾，首先表现为幕府和诸藩财政危机的加剧。因此德川吉宗进行幕政改革，即著名的"享保改革"。改革一改此前的"文治主义"，以奖励武艺、禁止奢侈游惰、提倡俭约为宗旨，振兴产业以图增加收入。这是一场以武士为本位的改革，从町人来看，改革实行的紧缩政策，造成了商业的不振和经济不景气。这一时期，对于发展起来的町人阶级来说，也是受到锻炼的重要时期。研究德川时代的著书，大多对这一时期有所记载。竹中靖一对"石门心学"经济思想有系统研究，其《石田梅岩的时代》文指出："江户时代是町人勃兴的时代。在文化诸方面有创造性的工作，几乎都是町人做的。元禄文化是真正活跃的町人文化。由石田梅岩创立的石门心学，也是从町人之中、由町人之手、为了町人以倡言町人之道而创立的思想体系。石田梅岩最初开讲席的享保时期，是日本逐渐建立起商业社会、并确立了全国性规模的商品需给原则的时期。"（见古田绍钦等编：《石田梅岩的思想》，第12页）日本自战国以来，勃然兴起的町人，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逐渐建立起全国规模的"商业社会"。但当时的货币经济是以武家为中心的，呈现出一定的畸形性。享保改革不顾町人的激烈抵抗，试图维护封建秩序，采取"重农抑商"的方针。

享保时期的思想家，许多依旧从武士本位的立场出发，秉持农本主义的经济观，他们强调"町人无用论"，并主张抑制其利润追求，以荻生徂徕为典型代表。徂徕《政谈》强调武士归农和抑制町人为第一要务。武士的"贵谷贱金"、"尊士抑商"等传统思想，在林子平的思想中很突出，其《上书》说："町人仅以吸取诸人之禄为计，此外无益者也。"另外，如高野昌硕的《富强六略》等，也倡言"商业无用论"。然而，基于町人立场的论点和主张也逐渐多了起来，集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代表町人利益的许多著书，如西川如见的《町人囊》（享保四年）、三井高房的《町人考见录》（享保十三年）等等，而在深刻性、系统性等方面最具代表意义的就是石田梅岩的论著。思想家的新论与町人本身的发展分不开。町人以大阪的批发商为中心，强调以"本商人"自勉，逐步确立起所谓"町人之道"。透着重信用的"正直之道"的町人风姿，在井原西鹤那里已有描绘。在西川如见的《町人囊》中，显现了町人的自我意识。在"本商人"意识中产生出强劲的道德性能量，通过石田梅岩而得到反省、自觉和体系化。寻求在封建性秩序中町人的生存正道，对町人进行教化，是石田梅岩的强烈意愿。"这可以说是由新兴町人的转变所产生的精神的自觉，因此是石门心学创立的意义之所在。"（《石田梅岩的思想》，第39页）。

石田梅岩的学问形成与其经历分不开。他在黑柳家时最初热衷神道，但接触儒籍后，逐渐向儒学发展。当时荻生徂徕的学问风行，尊重博识之士成为学界风尚。梅岩的学问要求是从其自身的内在要求出发的，重视"知心"、"知性"，对佛教尤其是禅宗的关心也逐渐形成。《事迹》记载他三十五六岁的时候已经知"性"，这个"性"到底是朱子学之"性"，还是佛学或其他学之"性"不很清楚。不过，他在《都鄙问答》卷之一中多处论及孟子的"尽心知性"，讲"求观圣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知性乃学问之纲领"等等。他的著作中有一些篇幅谈"见性"的体验，并论及朱子《大学补传》中的"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德川思想研究大家源了圆《石田梅岩论》指出：梅岩的体验与那些"仅以文字之迹理解朱子学的半吊子朱子学者是不同的。"（见《石田梅岩的思想》第82页）梅岩主张知行为一，提出"知性至行易"。为达到知性，首先要勤勉于静坐的冥想工夫；其次是排除利己心及求利欲望；与日常生活中奉行俭约相合，成为町人及大众伦理的特征。排除利己心，进而达成献身自己的义务与职业，具有"世俗内"神秘主义或禁欲主义的意味。

研究者一般都注意梅岩的学术师承，知其曾拜小栗了云（1670-1729，别号海容轩、栗棘园等）为师，但为时不久。小栗了云并不大为人所知，梅岩仅记载："了云老师，姓平，族名小栗，名正顺，号了云，一称海容轩。某侯之大夫，致仕后隐居京都。尝究性理之蕴奥，且通释老之学，教授生徒。享保十四年己酉冬十月十九日卒，享年六十岁。藏平安京极四条之街永养寺。"（《事迹》附录《姓名爵理》）经柴田实通过对梅岩高足手岛堵庵之子和庵所写小传的再研究，知道了云之父小栗正宗是越后、高田的松平藩的笔头家老小栗美作守正矩的一族，后因"家骚动"而切腹，家人隐居京都，推测了云为"普化宗"之僧。梅岩自述最初并无定师，拜了云为师读圣人之书，学"五伦五常之道"以致学问，"道者，言道心乃心也。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所谓故，乃从师所闻；所谓新，则是我之发明。发明而后所学在我，应人无穷，以此成师也。"（《《都鄙问答》卷之一》他并不局限于师门，但通过与小栗了云的相会，开悟而成为自立的思想家。

关于石田梅岩的思想渊源，特别是其与三教的关系，历来为研究者所注重且又莫衷一是。源了圆认为：梅岩最初接触的是神道，其次是几乎同时接触了儒教和佛教，在其思想架构大致形成时，也接触了老庄思想。然而，他有新接触并非摒弃旧的，而是使新旧并存。其思想的主要内容及与三教的关系，最有说服力的是柴田实的观点："（一）梅岩的教养是以儒学特别是朱子学为根干的，并抱持禅和念佛的信仰与神道的思想形造。""（二）梅岩的学问特色，被认为是揉合或折衷三教，首先在自己的'得心'上，自由地将三教要旨为己所用。""（三）其主体性态度主要从他青年时代立志的神道思想养育出来。"这三点存在矛盾，源先生基本同意第一条，认为梅岩基于自己的立场，将原本的朱子学进行改造，"知性"与"知心"同用，将"理气说"代之以由"呼吸"来说明的天人关系等等；进而一边将朱子学作为理论骨架，一边以"心"的体验为核心，折衷和综合神、儒、佛、老庄等，建立起其思想体系，即"石门心学"。关于第二条，源先生同意"立我"和"得心"是梅岩学说的前提；第三条，他不太赞同，并说与第一条有抵触。他认为与其说梅岩思想中"儒教中心是'素材'之面，神道中心是'思想态度'之面，毋宁解释为梅岩的信仰信念在内容上是普遍主义的，而在信仰态度上则是个别主义的。"（参见：《石田梅岩的思想》第87、91页）。

石田梅岩本人并不回避三教关系，例如《语录》中收集了他谈神、儒、佛三者何为首要的问题。说是以礼共尊神、儒、佛，其顺序首先是拜天照皇太神宫八百万神、及天子、将军；其次是拜文宣王孔子及曾子、子思、孟子、宋儒等等；第三是拜释迦如来开山方等。此"顺序"并不能证明神道是梅岩思想的中心或主体，只因他是日本人，在行动上按日本的习俗第一要拜皇太神宫。《事迹》记载他日常生活中的确是依循神、儒、佛的顺序礼拜的，神道的"正直"、儒教的"诚"和佛教的"慈悲心"全被他认为是相通的。但是，"三教"在他思想中并非无主次，其经历可作为考察其思想的重要参照，却不能仅仅据此来断定梅岩之学的思想性质。其思想体现了神、儒、佛一致的特征，但儒学的成份居于重要地位。

美国学者r.n.bellah提出石田梅岩是"心学的创始者，恐怕也是最具独创性的思想家。"

其师小栗了云"具有宋代的自然哲学（性理）的学识，还精通佛教和道教。"至于梅岩的学

术渊源，"儒教给他的思想最大的影响。心与自然（性）的概念是其体系的基础。这是从孟

子那里直接取来的，而有关这些的说明，则大部分得之于宋代朱子学。他经过在黑柳家时的

学习时期，修得了古典和宋代的注释书；最后在其老师小栗了云的影响下，接触了老子、庄

子和禅宗佛学的教理。见悟与冥想给予他思维以影响，而受佛教与道教影响的宋代儒家，也

赋予这些相关问题以概念，或许都将他向相同方向推进了。"（ 《日本近代化与宗教伦理》

日译本，第199、202、211页）。对心学研究颇具权威的柴田实，写《＜都鄙问答＞的成立》

，对石田梅岩的思想渊源进行了深入考证，同样指出其主要倾向是儒学。该文论证梅岩的代

表作《都鄙问答》所引用书目得知，《论语》引用了133次、《孟子》引用达116次之多，陆

王心学的著作完全没有引用（参见柴田实：《梅岩及其门流》第3-23页）。 但梅岩也不是

纯粹的朱子学家，因为老庄及佛典都是其学问的基础。《都鄙问答》卷之二有："所谓学问

之至极，尽心知性而已。知性则知天，若知天，天即孔孟之心也。若知孔孟之心，则宋儒之

心亦一也。一，故注亦自合。知心之时，则天理备于其中，无非不违其命而行也。"

从梅岩本人的言论中，的确可以看出其学与儒学的直接关联。《孟子·滕文公下》有"入则孝，出则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后学者。"他则强调："尧舜之道，孝悌而已。鱼跃水里，鸟翔空中。《诗》云：'鸢飞戾天，鱼跃于渊。'道者，察上下也，何疑哉！人当仔细者，孝悌忠信而已，二十年来之疑得解，此非文字所为，乃修行所致也。"又说："学问之道，首要谨敬自身，以义尊崇君主，以仁爱事父母，以信义交朋友，广爱人而悯恤贫穷之人。有功不自夸，衣类诸物，守俭约而戒华丽。不荒疏家业，财宝知量入为出，守法治家，学问之道大抵如此。"（《都鄙问答》卷之一）《事迹》中也可以明显看到梅岩与儒学的关系：

"先生曰：'吾天生好究道理，自幼时为友所嫌，亦调皮作恶。十四五岁时顿悟，以是为悲；及三十岁时，大抵明理，犹显于言端；四十岁时，觉如梅之烤焦仍少有酸；至五十岁时，大抵不为恶事。"到六十岁，则曰"我今为乐矣"。这样的表述乃至表述的方式，使我们立即

想起《论语·为政》的名句："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

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梅岩在《都鄙问答》的开端阐发《孟子·告子上》的"求其放心"之说，"孟子又曰：'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知此心而后，见圣人之行而取法也。尽君之道者尧也，尽孝之道者舜也，尽臣之道者周公也，尽学问之道者大圣孔子也。此皆孟子之所谓，性者，与上下天地同流；圣人者，至人伦也。如是见君子大德之行踪，以此为法，以五伦之道为教，使知天所命之职分而力行之时，乃身修、家齐、国治而天下平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石田梅岩的言论著述，确可称为"言必称孔孟"，必以"圣人之道"为教。

二、石田梅岩的经济思想及其伦理倾向

石田梅岩提倡勤勉敬业、恪尽职守与献身精神，主张节欲与赢利统一，将商人的思想学术化、伦理化，并上升到宗教观念的高度，来阐释士农工商各行业的社会平等与商人获取利润的正当性、合理性，与市民社会的要求相适应，从而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经济思想研究者指出其"倡导正直俭约为中心的经济合理主义。"（岛崎隆夫编：《近世日本经济思想文选》，第90页）研究石田梅岩的经济思想，必须重点考察其《都鄙问答》、《齐家论》等原典，从中认识"商人之道"、"正直"、"俭约"、"职分"、"义利"等等的具体含义，而不是将这些概念"抽"出来研究，才能较为准确地探讨其经济思想与伦理倾向。《都鄙问答》卷之一《问商人之道之段》，较为集中地阐述了梅岩关于"商人之道"的论点，其中说："若言商人其始，自古以其有余易其不足，以互通有无为本也。商人精于计算，若致今日之渡世者，一钱不可谓之轻。以此为重而致富，乃商人之道也。财富之主乃天下之众人也。主之心亦与吾心同，故以吾犹惜一钱之心推之，若专念卖物，毫不疏忽而买卖，则买主之心亦由初惜金钱，转而代之以物品之能，其惜金之心应自行止息。惜金之心止，则化作为善而已。且通用天下之财宝，若万民之心得安，则与天地四时流行、万物长育相合。如此而虽至积富如山，不可谓之为欲心也。……如此，则达天下至公之俭约，合乎天命而得福。得福以安万民之心，则天下百姓常同祈太平也。且当守御法敬谨自身，虽为商人，徜不知圣人之道，虽同是赚钱，却赚得不义之财，当至断子绝孙也。如诚爱子孙，当学道而致荣。"梅岩所述"商人之道"关键是一个"道"字，此即"圣人之道"，要赢利也要守道，这就将商人获取商业利润的合理性与遵循"圣人之道"有机地结合起来了。"道"的要求，在儒家学说中是十分重要、屡屡被强调的，如《论语·卫灵公》"君子谋道不谋食。"《论语·阳货》"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论语·里仁》"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而行之，不处也。""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孟子·滕文公下》"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那么，"道"与"利"到底又是怎样的关系呢？来看石田梅岩一段问答："曰：'商人多贪欲，每每为贪欲之事。夫对之施以无欲之教，犹如令猫守鱼。劝彼进学，亦属无用。欲施之以无用之教，非持歪理而可疑者乎？'答：'不知商人之道者，专意于贪欲而至家亡；若知商人之道，则欲心勉以仁心合道为荣，以之成学问之德也。'曰：'若如此，教其卖物不取利，仅以本钱出售乎？习者外则以不取利为学，内则实教

其取利，此乃反教其为诈者也。……商人无利欲，终所未闻也。'答：'非诈也。请详听非诈之由。有仕君者，不受俸禄而为仕者乎？'曰：'断无此事！孔孟尚言不受禄为非礼，是乃因受道而受，此者，不可谓之欲心。'答：'卖货得利，商人之道也。未闻以本金出售而称之为道者。……商人之取卖货之利，与士之食禄相同。商无利得，如士之无禄。……商人当思正直，与人为善，和睦相处，此味无学问之力而不可知也。然商人却常嫌学问无用，当如之何？……凡鬻货曰商，如此则当知卖货之中有禄。故而，商人将左之物过手于右，亦为直取其利，非曲取也。……商人由直取利而立，直取利者，商人之正直也。不取利，非商人之道也。'……"以上出自《都鄙问答》卷之二，这段重要材料不仅阐释了梅岩关于其学问与儒学的联系，且记述其有关商人之道及学问的论点，针对"商人每每做欺诈得利之事，那么决难成就学问"的质疑，提出应当教导商人求学，以正直取利，此即"道"。正如孔子所说的"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梅岩既肯定"不取利非商人之道"，将商人取利与武士得俸禄置于同样天经地义的地位；同时又要求按照"正直"的伦理标准取利，不该取不义之财或采用"曲取"的方式。他还举孔门子贡经商并非无道之例，以证实自己的观点合于圣人之道。"正直"是他的重要概念，是其经济伦理的核心。"以义取利"就是他所谓的"商人之正直"。要实现这样的"正直"，不仅在取利方式上，而且在利润率上，都要"合理"。这个"理"不仅具有伦理性质，而且还有市场规律的内涵。来看以下问答──"曰：'本金若干其利几多，当天下定一，为何伪称亏本以高价出售？'答：'卖货必依时价行情，以百钱所进之货物，若只得九十钱必不出卖，是乃亏本也。

因之百钱之货物，有时亦以百二三十之价出售。行情上涨生意兴隆，行情下跌则买卖萧条，此乃天之所为，非商人之私也。天下定物之外时有失常，失常，常也。……本金如是取利多少乃难知之事，此非伪也。……士农工商者，助成天下之治也。四民有缺，则无以为助。治理四民，乃君之职也；佐助君主，则四民之职分。士者，乃原本有位之臣也；农人，乃草莽之臣也；工商，乃市井之臣也。为臣者侍佐君主，乃为臣之道；商人买卖者，乃佐助天下也。工匠得工钱，乃工之禄也；农人耕作收获，亦同士之俸禄。天下万民若无产业，以何而立？　商人卖货之取利，亦是世间公认之禄也。夫何独以买卖之利为欲心而云无道，厌恶商人而与之断绝哉！何以贱商人之生计而嫌之耶？……买卖得利是为定规，若得定利而尽其职分，则自成天下之用。商人不受利，则其家业难以精勉。吾之禄乃买卖之利，故有买者入乃得受之。……吾所教，乃教商人有商人之道，非全教士农工之事也。'……曰：'如是，则商人如何得心致善？'答：'……为武士者，侍其君而不肯用命，难称其为士；商人若亦知此，吾道明矣。若对养吾身之买主以诚相待不怠慢，十之八九得合买主之心。合买主之心，再精勤于其业，何必担心渡世艰难？且首要恪守俭约，……想得不义之钱，不知子孙将绝。当今之世何事亦当照光洁之镜，以士为法。……为世人之镜者，士也。……商人取二重之利与暗钱，知对先祖不孝不忠，心想士亦为劣，言商人之道何如？有以士农工之道为替。孟子亦云：道，一也。士农工商共为天之一物。天，岂有二道哉！"（《都鄙问答》卷之二）。

商利不是"规定"的，而要依时价行情。时价行情"乃天之所为，非商人之私"，即有市场规律。《孟子·滕文公上》说："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万。子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巨屦小屦同贾，人岂为之哉？"此"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与彼"失常，常也"，有异曲同工之妙，都对市场调节物价的功能有所认识。梅岩强调不应"取二重之利"，他列举卖织物、售粮食、雇染匠、营贷款的人们，违背商人之道而取二重之利的行为，认为这就是"非"，就是"不义"，必须杜绝，否则要断子绝孙。他认为"不义之禄"和"非道之欲"都是应当"去"的；分析"商人多不闻道，故有此类事"，是"不知天罚者"，要教之以"五常五伦之道"，可见其经济思想的伦理倾向即脱胎于儒学。

梅岩对于市场的功用和商业的价值都予以了阐释，并从社会结构功能来阐释"四民"存在的理由，将町人作为"市井之臣"陈述其职责。此前也有人从"通有无"的角度肯定商业的作用，但对商人的鄙视并未改变；而梅岩认为士农工商的"职分"，都是社会中不可或缺的，各行业都有权取得应得之利，犹如武士从君主那里得到俸禄一样，都是天经地义的。不过，"士"在梅岩看来依然是尊贵的，是"世人之镜"，要求其他行业者效法。各种职业的人都要"精勉其业"，恪守其"道"，抑制"欲心"。梅岩肯定工商业的社会作用，要求提升从业者的社会地位，在经济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他改变了"贵谷贱金"、"尊士抑商"等传统观念，这样的变化，与中国经济思想史上自唐宋以来主张"四民"并存、反对"抑末"的思想变迁颇为相似。"重本抑末"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的重要范畴，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从商鞅"能事本而禁末者，富。"（《商君书·壹言》）韩非"夫明王治国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趋本务而外末作。"（《韩非子·五蠹》）发展到唐代崔融"不欲扰其末"（《全唐文》卷219）、白居易"别四人之业，使各利其利焉。 "（《白香山集·礼部试策第一道》）以及宋人"与商贾共利"、"一切通商，官勿买卖"、"农末皆利"、"抑末厚本，非正论也"、直至（士农工商）"此四者皆百姓之本业"等（《欧阳修全集·居士集》卷45、《李觏集》卷16、《苏东坡全集·奏议集》卷12、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 19、陈耆卿：《嘉定赤城志》卷37）；再到明代黄宗羲的（工商）"盖皆本也。"（《明夷待访录·财计三》）经济观的确发生着与商品经济兴盛相应的变化。这一变化，在宋代与德川时代都呈现突出的时代特征，成为中日两国进入近世社会的共有现象，值得深入研究和比较研究（参见拙作：《富国富民论》第152─198页、《中日近世经济思想研究与现代》）。

"正直"之外，"俭约"同样是梅岩经济思想的重要概念。《齐家论》（即《俭约齐家论》）就是其阐述"俭约"的核心文献。名称即透出浓厚的儒学特色，也是将修、齐、治、平之说与其经济合理主义有机结合的产物。他在《齐家论》中说："吾之立志，尽数年之心血，于圣贤之意，似有所得。知此心时，不言生死，亦远离名利。……吾之所愿者，一人亦能知五伦之教。若为事君者，当以克己奉公不辞劳苦勤勉其职为先，所得之事为后，以尽其志。……吾无学，'四书五经'犹标假名来读，然所幸者至今来来往往之听众不断。"他论俭约"子曰：礼，与其奢，宁俭。……首先不忘俭约，则颇为可嘉。""俭约，乃学者之常事。……若知身份之相应，俭约为常也。""凡贵者贵、贱者贱，若为町家，则呼以町家相应之名，呼相应之名，则正直也。"农人当依农人之"等"，町人须循町人之"等"，要求"不逾等"，否则"过分，皆奢也"。上述均出自《齐家论》上篇，与孔孟学说可谓一脉相承。孔子讲："奢则不逊，俭则固。与其不逊也，宁固。"（《论语·述而》）"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论语·尧曰》）孟子说："养心莫善于寡欲。"（《孟子·尽心下》）梅岩强调俭约时注重与职业身份相应，要求各行业名正言顺地"不逾等"。《语录》卷十记载其语："吾亦不越贵贱上下之品"，"不越贵贱尊卑之品，有财宝而守法，实则俭约也。"他不否定等级制，其经济思想中带有社会等级性，而等级制的分配与消费是封建制度的重要特征。

将"俭约"从修身、到齐家、再到治国的发展，《齐家论》下篇中有明晰的论述。"凡学问以知本末为必要。治国者，节用爱民。用财宝行俭约，此中爱人之理备矣。……齐家治国，俭约为本，此事明矣。"他专作《俭约序》"治世之道，俭约为本。盖云节俭事，世人多误为吝啬，非如此也。俭约乃节用财宝，应我之分，无过与不及，舍物费之谓也。因时合法，用之事成，天下治理，安稳太平。……士农工商，各得尽心于己业，行无任何不自由之仁政，为君谨敬，各衙司位，勤于职守，日夜不怠，是为治世也。……为下之人，无道放逸，犯上无礼，不知己分，实痛心可悲之事也。如斯之辈，难逃天罚。今实当感悟，思沐奉国恩而悔前非。"梅岩在论俭约的同时，仍然屡屡强调"士农工商，各得尽心于己业"，职业的分工是"天命"，"不知己分"就有可能"难逃天罚"。《都鄙问答》卷之一有"合天命乃得福"之说；《语录·补遗》记述他要求"安天命"，明确说："为商人者，乃天命之所为"。他将职业与"天命"相联系，赋予勤勉和俭约以宗教意义，有类似于"新教伦理"的涵义，蕴含韦伯提出的建立在"天职"观念上的合理性经济行为导致资本主义产生的价值。 r. n. bellah在《日本现代化与宗教伦理》"结论"中指出，宗教在日本政治和经济的合理化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强调勤勉与俭约的世俗内禁欲主义伦理被强化。他认为梅岩有很强的宗教性动机，与西欧新教伦理相似。指出："日本的宗教，强调勤勉与节约，要求对神圣者履行义务，对邪恶的冲动或欲望秉持自我净化，由此赋予勤勉和节约以宗教性意义。这样的伦理，对经济的合理化极有利，它是韦伯有关新教伦理研究的主要点，我们应当说在日本也同样有利。"（日译本，第218页）。

"俭约"被梅岩置于"道"的高度，视为士农工商的共通之理，并带有宗教伦理的色彩：

"或言，町家之事琐细，难用大道言之。吾以为不然。自上至下，职分虽异，其理则一。得心而行节俭时，则家齐、国治、天下平。此焉非大道乎？所言俭约者，毕竟是为修身齐家耳。《大学》所谓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以修身为本。修身何有士农工商之别！修身以何为主？　乃此心也。若以此身之微而喻之，犹如大仓中之一粒米。然而，成天、地、人之三才，唯心而已。""故士农工商虽职分各异，会得一理，则言士之道与农工商通，言农工商之道与士通，何必四民之俭约要分别论耶？言俭约无它，乃天生之正直也。天降生民，万民皆天之子也。故人乃一小天地，本无私欲，故我物即我物，人之物乃人之物，贷物收领，借物返还，丝毫不为我私，此乃正直也。若行此正直，世间一同和睦，四海之中皆兄弟也。""私欲虽害世，不知此之味而成俭约，皆至吝，为害甚也。吾所言由正直至俭约，则至助人。""若要守正直，首当远离名闻利欲。""俭约非仅衣服财器之事，总之，乃非私曲也。教以正心为志，退而应有工夫。"（《齐家论》下）这些话的关键点，在于将"俭约"与"正直"联系了起来，并说明"由正直至俭约"，而且区分了俭约与吝啬。他还有许多论正直和俭约的话，如《语录》卷十"一切忘怀而能守法则为俭约"，"圣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我随心之所欲亦成天下之法。"他不止一次讲"随法"就是俭约。这个"法"既是"物"之所具有的，也含幕府"实定法"之意，反映了石田梅岩思想的多重性与过渡性质。

三、"石门心学"经济思想之分析

"石门心学"的产生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 但其不是兴起于江户而是京都并非偶然。江户商人与幕府及奢侈商业联系紧密，京都、大阪则不然，京都是手工业大都市，大阪是商业贸易中心，商业发展的自由度与商人精神的活跃性与江户商人都有差别，比较适应心学的产生。石田梅岩个人的素质、经历、学识、热情等等，为心学的创始提供了条件；而当时的经济发展与思想演进，为心学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发展起来的新兴町人阶级在理论与学问上的要求，构成心学问世的特有需要；需要与可能催发了"石门心学"的产生。

心学是德川时代对于一般大众的道德产生最大影响者之一。在直到19世纪前期长达百年的时期中，日本全国大多都有心学讲舍，到1830年为止共有134个，此后还有发展， 总共约有180个，听讲者主要是市民阶级，也有农民和武士。心学不仅通过公开讲释， 也通过说教和大量印制流传的小册子来扩展影响。许多商家店铺写有"家训"、"店则"等等，其中许多内容与心学的宗旨有关，这也可以证实心学的普及及其对商品经济与商业伦理的影响。心学在梅岩死后并未夭折，还有较大的发展。其弟子中有成就者：手岛堵庵、中泽道二、中村德水等，尤以手岛庵堵发展心学影响最大。直到明治维新，作为运动的心学才逐渐衰弱。

心学基本上是都市运动，而都市容易受到西欧化和产业革命的影响，因此其对现代化的影响值得研究。有学者提出：心学"对明治维新而言，在民众的心理准备这一点上是重要的。但是，通过商人阶级的运动，心学并未为商人求得直接的政治权利，而接受武士为政治的指导者，使商人在经济领域中与武士的角色同化。"（《日本近代化与宗教伦理》日译本，第250页）石田梅岩的思想深受孟子之学尤其是宋学（新儒学）的影响， 与中国经济思想有着重要的联系，却又有不同，是日本学术思想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集中体现。例如，传统时代的中国始终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商人思想家"，也很少工商业者记载的思想文献；中国的商品经济再发达，也有与自然经济相适应、相互补的一面；中国的工商业受到政府的严格控制，民营经济发展有限；中国的经济伦理更多的是具有社会性而非宗教性；如此等等，都与日本的情形不大相同。r.n.bellah认为中日两国宗教伦理的不同主要是──"第一、在中国，这样的宗教传统几乎是有文化的地方绅士出身的官僚阶级的专有物。即使在此阶级内，除了极小范围的知识分子外，此宗教传统恐怕也未必得到认真修习。然而，日本心学使这一宗教传统适应商人阶级的需要，从而广为传布。限于拙识，稍能与此相比的发展中国是没有的。宗教伦理对于经济影响的可能性，由于这一伦理是得到商人阶级的广泛支持，或是得到知识分子小集团的支持，两者明显大不相同。第二，于是我想到更为基本的东西，是孟子的传统中驱使人依据某种宗教行为来行动的伦理，其现实的内容几乎作为被赋予的东西，因而被认为某种程度上独立于宗教的架构。但是，显而易见在中国视为被赋予的东西与日本的未必相同。两者之间可能有用语或概念的重复，但在强调点甚至基本的价值方面，有着重大的差异。一言以蔽之，日本的伦理价值，受到宗教性动机的强化，与中国的伦理价值同样受到宗教性强化，或许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他更具独特性论断，在于他认为梅岩"决非典型的町人。首先，他不是出身于町人而是农民，因此，其人格形成时期是在农村。第二，他在町人的社会结构中的地位，中年时才稍有不同。他即使希望如此，但也未能作为典型的町人而取得成功，而他不希望如此的证据却是很丰富的。他当学徒的时光，用心于学习和自我修养；他致力的工作是在其终生的事业以外。最后，他生涯的最后年代，几乎没有典型的町人职业，而是作独立的教师。其所教是与町人的伦理紧密相关的，但不仅仅是无意识地反映町人的伦理。"（《日本近代化与宗教伦理》日译本，第225、210页）他认为将梅岩视为封建主义之敌、视为对市民阶级政治自由的拥护者的意见，完全无事实根据。

石田梅岩确实很少有批评幕府的言行，他多次强调统治是武士阶级的义务和责任，尊崇武士，以之为其他行业效法之"镜"，将武士的伦理作为町人伦理的楷模。他对天皇心怀敬畏，对贵族也很崇敬，尤其在他的经济思想中，有着鲜明的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特色，存在着传统观念的余迹。他对商业以及商人的肯定，对获取商业利润合理性的论证，并不妨碍忠君尽孝；修、齐、治、平的理念与经济的合理主义合二为一。

梅岩思想的儒学烙印很深，既"言必称孔孟"，又"字里行间见朱子"，老庄、禅宗的痕迹也随处可见。其学问方法一是"悟"（见性），即"知性""知心"；一是从"悟"或"知"产生的伦理之"行"；但"知"与"行"又是合一的，伦理的行为也作为得悟过程的条件。"正直"和"俭约"是他思想中的关键词，正当廉直与节俭守分，作为道德性极强的经济伦理，又被提升到宗教伦理的高度，并与恪尽职守、勤勉忠君、谨遵伦常、精励家业乃至修、齐、治、平紧密相连。正直与俭约的实现，都要求排除利己心，其方法一是静坐冥想，"空心""知性"，这是宋儒强调的方法，也受禅宗的影响。二是禁约贪欲，即不过"分"。最后，为自己的义务和职业尽心献身，以忠诚、孝行、尽职排除利己心。

梅岩强调"职分"是天之所命，人必知己之职分，并要谨敬地"守"、勤勉地"行"，以求尽职。他说："不知职分劣于禽兽。犬守门、鸡报时。"（《都鄙问答》卷之二）在他看来职分就是天命，就是天职，《语录》卷九"侍则侍、农人则农人、商卖则商卖人。职分之外若另有所望，则违有心无心之天。若违之则背天命。未有不顺天命尽吾职分，而能至不动心地位者也。"恪谨天命知足安分的职分观，既是发展家业、维系社会的条件，又是尽忠国家及统治者的基础，这就是《都鄙问答》卷之一中的"使知天所命之职分而力行时，身修、家齐、国治而天下平也。"他主张的正当利益以及正直、俭约等，都与职分相关联，职分与忠诚和孝行也是相连的。柴田实认为："梅岩总是将武士伦理作为町人伦理的模范，他总是举出世袭职业阶级（士农工商）的原理是无疑的，他极力倡导的是正直之德，否定不正当的利益，强调正直与俭约是紧密相连的。"（《梅岩及其门流》，第53页）梅岩认为町人职分中会有"贱"的东西，即从欲心出发的赢利，必须使赢利行为正当化，取得商业利润要有"道"，此即"商人之道"。正当取利与欲心要分清，"利欲者，无道而喜好添取金银财宝，由之心变晦暗，有钱尚不满足，用尽计谋，不顾世人之苦，造成父母兄弟亲属不和，甚至反目成仇。"（《齐家论》下）他提出"有道以聚金银，天命也。"（《都鄙问答》卷之四）。

"商人之道"关键即"以义取利"，这与正直、俭约乃至排除贪欲和利己心等道德伦理都是一致的。除了道德性质外，要求商人赢利要"取之有道"，还与梅岩对社会结构和"天下人心"的整体认识分不开。"石门心学"作为"町人的哲学"，具有"道德性实践之实学"的普遍意义，梅岩多次讲"士农工商，其道一也"。因此，商业利润的获取，就不能仅仅从商人角度考量。天下之人是商人得"俸禄"的主人，正由于"天下人心一也"，所以，商人在经营时也应考虑买主的心理和利益，兼顾各方利益则商人得利万民心安。应当说，这比单纯考虑商人利益高明许多。"顾客与商人共立的经济伦理，或共心一同的商人伦理，能够表现为今天'共生'的经济伦理。"（芹川博通：《经济の伦理》，第323-324页）。外国学者对日本经济思想的研究屈指可数，较为系统的恐怕是tessa morris-suzuki所著《日本的经济思想》，此书作者提出梅岩的理论，"显示出与欧洲的古典派经济学者的著作中所见的启蒙性的私益概念，有着某种意味深长的相似性。"他还说："'商人之道'也包含着培育对于人类本性的深刻洞察力。得以洞察时，商人能够理解何为真正的利益。所谓真正的利益，不是贪欲得以一时性满足，而是勤勉、俭约或所有经商赢利中提供和需求最大限度的价值之存在。如果商人与顾客都顺应这种社会风气，其结果必然是谁都能确实地享受最大的繁荣。"（《日本的经济思想》日译本，第47、48页）要求取利非一时性、非一行业的观念，可称为"普遍性经济合理主义"。 柴田实在《日本思想大系》第42卷"石门心学"的"解说"中，论断"一言以蔽之，应当称为经济合理主义的思考方式。"这确是石田梅岩经济思想的特征之一，在他的经济主张中得到全面体现。日本思想史专家相良亨指出："在梅岩那里，俭约并非单纯为治家，也并非仅仅具有经济上的行为方式的意义。他是以之作为人类生存的基本来把握俭约这一概念的。"（《石田梅岩的思想》，第139页）这即是梅岩本人表述的"天下至公之俭约"，在《语录》卷一中说成"俭约者，为天下之利也。"

尽管有观点认为石田梅岩"决非典型的町人"，但不能否认其学术思想、经济观念与主张代表町人利益，不能否认他是"商人思想家"。源了圆说："石田梅岩是作为町人、为了町人创造町人哲学者。"他还指出："石田梅岩的思考方式，与对商人取利未必积极认可的中世商业观，或近世武士的商业观都是有区别的。他主张'直取利'这一点，同近世前期纪伊国屋文左卫门，或奈良屋茂左卫门等投机性资本家乃至牟取暴利的资本家们也是不同的。"他认为梅岩是"作为中小企业的町人们的代言人"。（《石田梅岩的思想》，第74、112页）但是，同样不能要求"商人思想家"只顾及町人的利益、只为商人讲话。的确，在石田梅岩的思想中有着更为宽广的视野，也有着他无法超越的界域，无论时代的、无论思想的。其经济思想中的若干传统性，就是证明，却不能据此就否认其思想的发展与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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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石化职称论文篇6

【导语】石家庄专升本考试是大学专科(高职高专)学生进入本科学习的选拔考试的简称，是中国教育体制大专层次学生升入本科院校的考试制度。

石家庄成考专升本考试科目为：两门公共课为政治、外语；一门专业基础课。

根据招生专业所隶属的学科门类共分为八个科类，公共课和专业基础课考试科目分别如下：

（一)高起本：

1.文史类〔含外语(文)、艺术(文)、体育(文)〕：语文、数学(文)、外语、历史地理综合(简称史地)。

2.理工类〔含外语(理)、艺术(理)、体育(理)〕：语文、数学(理)、外语、物理化学综合(简称理化)。

(二)高起专：

1.文史类〔含外语(文)、艺术(文)、体育(文)〕：语文、数学(文)、外语。

2.理工类〔含外语(理)、艺术(理)、体育(理)〕：语文、数学(理)、外语。

(三)专升本：

各科类统考科目为政治、英语和一门专业基础课。

1.文史类：政治、英语、大学语文。

2.艺术类：政治、英语、艺术概论。

3.理工类：政治、英语、高等数学(一)。

4.经济管理类：政治、英语、高等数学(二)。

5.法学类：政治、英语、民法。

6.教育学类：政治、英语、教育理论。

7.农学类：政治、英语、生态学基础。

8.医学类：政治、英语、医学综合。

9.体育类：政治、英语、教育理论。

10.中医药类：政治、英语、大学语文。

专升本有两大类型：

第一类是普通高等教育专升本(普通高校全日制统招专升本)，选拔各省当年应届普通高校全日制(统招入学)的专科毕业生。

第二类是成人教育大类专升本。四种途径，包括自考专升本、成人高考专升本(业余，函授)、远程教育(网络教育)专升本、广播电视大学开放教育专升本。

统招专升本，即在正规大学里面的全日制学习的专升本。全称为"选拔优秀高职高专毕业生进入本科学习统一考试"，正式文件中一般称为普通高校专升本，简称普通专升本，也称"统招专升本"，"普高专升本"，"全日制专升本"，"3+2专升本"，个别省份如河北省称之普通高校专接本，江苏省称之普通高校专转本，广东省称之普通高校专插本，其余省份皆称之为普通高校专升本。

统招专升本是指在普通高等学校专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择优秀学生升入本科进行两年制的深造学习，修完所需学分，毕业时授予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学历证书和学位证书，派发本科就业报到证。统招专升本属于国家计划内统一招录(统招)，列入当年普通高校招生计划，享受与普通四年制本科同等待遇。

中石化职称论文篇7

[关键词]财务人员；薪酬；差异化管理

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7.12.056

[中图分类号]F27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194（2017）12-00-02

近年恚国务院国资委加大国有企业改革力度，主要从国有资本调整以及国有企业重组两个方面进行，需要建设培养出50家具备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集团。陕西延长石油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延长石油公司”）是中国拥有石油和天然气勘探开发资质的四家企业之一，也是集石油、天然气、煤炭、风多种资源一体化综合开发、深度转化、循环利用的大型能源化工企业。而是否能够有效调动企业所有员工的积极性，增强企业活力，不仅与自身的发现息息相关，还关系着整个石油行业的未来。职工工作积极性的高低，取决于对薪水的满意程度，因此，建立一种科学合理的薪酬分配制度显得尤为重要。薪酬差异化管理模式是未来企业管理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它能够实现人才的最大化利用，有效降低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成本，提高企业人力资本的综合价值。

1 薪酬差异化管理的内涵

企业薪酬差异化管理是以体系的形式存在的，以相应的制度作为参考依据，本着多劳多得的原则，根据职工工作种类的不同和工作量的多少，判定薪水的高低，这样的差异化管理制度是属于激励政策的一种，有利于维护劳务的公平性。薪酬差异化管理的核心是绩效量化，能够对职工一个工作周期内的所有工作进行综合考评，这样建立起来的薪酬管理制度，有利于企业和职工的长远发展，从而更好地诠释当今经济发展体制下的用人制度，保障人力资源的使用达到最大化。

2 企业财务人员实行薪酬差异化管理的必要性

2.1 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必然选择

财务部门是企业的核心部门，它控制着企业所有资金的调配与使用，正因如此，财务部门工作人员的职能也是不尽相同的。员工职位多样化的特点，导致每位员工的价值是不同的，他们个体之间为企业创造的效益也是不同的。在这种情况下，若所有财务人员的工资都处在同一个水平，势必导致一些人员产生消极心理，从而降低工作积极性，最终导致企业的效益下降。为了避免此类情况的发生，实行薪酬差异化管理是最好的选择。

2.2 有效降低人工成本，提高经济效益

现如今，延长石油公司所属31家单位共有财务人员1 435人，其中，具有高级会计师职称的仅仅115人，占总体比例的8.1%，会计师以上职称有412人，占总人数的29.31%，初级职称347人，占总人数的24.5%，其余人员不具备任何会计从业人员的称号，通过这些数据能够发现，在众多的财务人员中，只有一小部分人属于高级人才，也就意味着，庞大的财务管理队伍实质上靠着一小部分人员在支撑，其余人员的工作量小但工资占比高。这对企业而言，是高额的财务管理成本，长此以往，将会是很大的成本压力，严重阻碍企业的发展。实行财务人员薪酬差异化管理，将职工的工作水平和薪酬挂钩，降低低素质财务管理人员的薪资，节省企业的成本支出，并将剩下的一部分用于提升具备高级职称人员的薪资方面，这样既能留住企业的高端人才，又能降低成本，提升资金利用率，为提高企业效益奠定基础。

3 企业财务人员薪酬差异化管理存在的问题

3.1 旧有的薪酬分配制度存在严重缺陷

人员收入执行国有企业原有的结构工资制，增长幅度慢，员工积极性低。目前，很多企业在薪酬分配上依然采用旧有的结构工资制度，其大多数情况下是根据工龄的长短决定工资的多少，间接限制了行动自由，对发挥员工的价值是极其不利的。同时，由于每次工资的涨幅较小，远远低于职工给企业创造的价值，因此，出现了职工工作积极性降低的情况。

3.2 财务人员成长通道不畅通，只有行政提拔途径，没有技术通道

目前，企业财务部门工作人员的成长通道较为单一，大多数情况下只能依靠部门的提拔，很少能够通过自身的主动行为提高自己的地位。财务部门也缺少相应的培养教育措施，财务人员后天学习不足，知识储备下降，长此以往，不能适应繁杂的财务管理工作。

3.3 绩效考核工作没有跟上，年底奖金分配实行平均分配

笔者结合实际情况，发现现在企业财务工作绩效考核力度不够，年终奖金的分配也是按照部门的整体工作情况进行下发，再平均到每个人的手中，这样做违背了公平性的原则。每个职工的工作内容都是不同的，付出的也有多有少，这种分配方式很容易激发内部矛盾，导致部门内部出现问题。而进行薪酬差异化管理，能够对每个单位每位工作人员进行绩效考评，根据考核的排名和分数决定奖金的高低，无疑是提升工作效率的有力措施。

3.4 企业的薪酬战略体系存在功能性缺陷

当前，虽然很多企业都在实行差异化薪酬管理，根据职工工作内容的不同将其工资划为诸多标准，但没有本着多劳多得的原则，而是根据职称的高低决定其薪水的高低，一些具备高级会计师职称的员工，无论其工作总量大还是小，薪水都十分高，而那些职称较低的职工，即使付出了许多的精力和劳力，薪水也是维持在平均水平，这与绩效、职称等没有保持统一，差异化管理的激励作用无法体现出来，违背了当初设定差异化管理的初衷，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使薪酬差异化管理体系失去了应有的功效。

3.5 薪酬管理缺乏人力资本观念

财务管理人员是企业最为重要的人力资源，尤其是高素质的财务人员，更对企业的财务管理水平起到决定性作用。因此，薪酬是实现自身价值的劳动所得，是员工工作的基本要求。但在很多企业中，财务人员的价值往往不能彻底地体现出来，存在较多的薪酬分配不公平和不均匀现象，这种人力资本观念的缺失，给薪酬差异化管理带来了阻碍。

3.6 现代薪酬差异化管理理念方式与技术导入不足

很多企业财务管理人员学历较低，在专业领域没有较为先进的知识，然而往往是这种人经常打着工作经验丰富的幌子，拒绝参加财务公职人员的培训，且由于旧有的薪酬分配模式对其有利，不愿意企I进行薪酬管理模式的改革。另外，企业财务部门对薪酬差异化管理缺乏足够的认识，没有充足的理论依据，只是将薪酬差异化管理停留在经验层面，这导致在实际操作中无据可查，出现问题也没有相应的解决措施。

4 加强财务人员薪酬差异化管理的措施

4.1 进行薪酬体系改革

企业财务部门应该充分认识到旧有的薪酬分配制度存在的问题，并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适当加强薪酬管理体系的改革。为了便于管理，企业财务部门要根据本部门的实际情况，完善薪酬管理体系，制定相应的管理制度，保障在实施的过程中有据可查。在体系的建设中，明确财务人员薪酬分配标准，完善相应的绩效评价制度，对评价标准一一表述清楚，使差异化的激励作用体现出来，这样既有助于留住人才，也有利于激发薪资较低的工作人员的斗志，使之更好地为部门服务，发挥更多的作用。

4.2 对财务人员进行分类管理

财务部门要根据各个管理人员所处的位置进行分类管理。根据下属单位产业类别，以及从业人员的工作性质，分为高级管理人员、中层管理干部、业务骨干、管理会计、核算会计等类别，按不同类别确定基础薪酬。企业可以在充分讨论后，建立市场化的薪酬差异协商机构，这样可以照顾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也可以召开财务管理人员代表会，经过讨论确定相关人员的职务待遇、职务消费以及业务消费等内容。

4.3 加强绩效考核

绩效考核是薪酬差异化管理的基础和基本要求，只有具备完善的绩效考评体系，差异化管理才能顺利的进行。财务领导应该组织相关代表，共同设定绩效考评项目和标准，并就如何执行进行讨论，需要注意的是，绩效考评目标应该在企业发展规划的基础上进行设定，不能脱离企业的发展方向，只有这样，企业才能朝着预想的方向发展，差异化薪酬制度才能支持战略走向成功。

4.4 畅通财务人员发展通道

企业应该重视财务人员的发展通道，尽可能地拓宽财务人员的发展道路，不要将工作年限作为评判薪酬高低的唯一标准。除了行政提升外，应该开通技术提升这一渠道，使低薪资的人员可以通过后续学习提升自己的专业素养，从而获得更高的职称。企业也要拿出足够的经费定期组织财务人员进行学习和培训，并承诺只要积极参加学习，可以定期提升薪资，这样一来，职工受到激励，工作积极性会大大提升，工作质量也会得到相应的提高，对提升财务管理质量也有一定的帮助。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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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石化职称论文篇8

秦朝政权机构的构成： 最高权力者为皇帝，皇帝下设三公（即：太尉，丞相，御史大夫）。

丞相下设中尉，九卿（即：卫尉，郎中令，太仆，廷尉，典客，奉常，宗正，少府，治粟内史）并管理下属各郡。 郡设郡尉，郡守，监御史。 郡守管理下属各县，县设县尉，县令。 县令管理下属各乡，乡下设游徼，三老，啬夫（管理大乡），有秩(管理小乡)。 三老管理下属各亭，亭设亭长。亭长管理下属各里，里设里长。

中央官制 秦朝中央官制的最大特征是皇权的至高无上。强大的君权以及对旧公族的特权的不断削弱，也是秦国最后取代在文化上优越的其他各国而统一中国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秦王嬴政称始皇帝后，建立了由丞相、御史大夫、国尉、九卿等组成的中央政府，辅佐皇帝管理全国军政事务。 丞相丞相是最高的行政官，上承皇帝诏命，下统百官，总揽政务。（《汉书·百官公卿表》：“相国、丞相，皆秦官，金印紫绶，掌丞天子助理万机。”）秦国丞相之设始于秦武王二年，是年设左、右丞相，秦昭王三十二年，改相国，秦王嬴政未亲政时，以吕不韦为相邦，并置丞相昌平君，期间或左右二相并置、或设独相、或称相国。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定制置丞相一人，以李斯为之，秦二世诛李斯后，以赵高为相，因其为阉人而称中丞相。秦制，出任丞相的人均受封侯爵。 御史大夫秦创置御史大夫，掌监察百官，为副丞相。（《汉书·百官公卿表上》：“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卿，银印青绶，掌副丞相。”《通典·职官典二》：“秦无司空，置御史大夫以贰于相。”）与战国时列国普遍设置的负责记录与档案管理的御史不同，秦国的御史专掌纠察百官，是中国古代专门监察官制度的发端。

御史大夫属官有两丞，一为御史丞，为大夫之副；一为御史中丞。其中御史中丞因为统领侍御史和诸郡监御史，可以命令御史按章纠弹百官，权力尤重。.... 九卿九卿仰丞相政令，分掌国事。九卿之属有负责皇室事务的如奉常，有负责国家政务的如廷尉。 奉常奉常，掌宗庙祭祀礼仪（《通典·职官七》：“奉常，周为春官宗伯，掌邦礼，秦改奉常。”），银印青绶、秩中二千石（九卿皆同）。属官有负责宫廷音乐的太乐；负责太庙祭祀事务的太祝；负责皇帝饮食以及祭祀用食物供奉的太宰（与周朝的太宰不同）；负责管理巫医的太医；负责观察天时星象、兼皇家史官的太史；负责应皇帝诏命进行卜筮太卜。 郎中令郎中令，掌殿中议论、宾赞、受奏事、宫廷宿卫之事（《秦会要》：及主诸郎之在殿中侍卫，故曰郎中令）。郎中令的属官有负责议论的大夫；负责宾客迎送、接受群臣奏事的谒者；供奉宫廷、等待受职的诸郎；以及期门、羽林等禁卫军。 大夫大夫，为专门的谏议官，无定员，有谏议大夫、太中大夫、中大夫、谏大夫等各类官称（《齐职仪》：秦置谏议大夫，掌议论，无常员，多至数十人，属郎中令） 郎郎，为待选之官，有评议国事的议郎、有陪侍皇帝车驾的中郎、侍郎等，无定员，除授常达千人之多。案《汉书·百官公卿表》，议郎，中郎秩比六百石，侍郎秩比四百石，郎中秩比三百石。中郎分统于五官中郎将、左中郎将、右中郎将，郎中分统于车郎中将、户郎中将、骑郎中将。郎一般取自公卿等官僚子弟，一方面作为皇帝的扈从，一方面学习政务，是秦汉之际出仕的重要途径。 谒者谒者，掌殿廷朝会礼仪、接受臣民章奏。置七十人，秩六百石。秦朝的谒者也常常作为朝廷的专使出外处理临时公事。 仆射仆射，原为战车上的射手。秦朝则侍中、尚书、谒者、博士等官署皆置，为本署副长官，长官为令。《太平御览》卷二百零一：“秦汉之世，委政公卿，尚书之职，掌封奏，令赞文书，仆射主开闭，令不在，则仆射奏下其事。” 卫尉卫尉，掌皇宫诸门屯兵。属官一公车司马令，凡吏民上书、四方贡献、朝廷征召等，按法律要使用公家的车马，公车司马令即掌其事；属官二卫士令，统领诸宫门卫兵。 太仆太仆，本周朝官职，秦朝沿置，掌皇家车马。赵高出任郎中令之前任此职。 廷尉廷尉，最高司法官。属官有廷尉丞。廷尉署有狱，称廷尉狱，大臣有罪则下廷尉狱。 典客典客，掌诸侯与少数民族部族首领朝觐事务、接待诸郡县上计吏。属官有行人，备临时差遣远方。 宗正宗正，又称宗令，掌皇族亲属及登记宗室谱牒。皇族宗室有罪，则绝其属籍。属官有宗正丞。 治粟内史治粟内史，掌诸谷物、金玉之贮，相当于国库司库。属官有太仓令、太仓丞，掌国库中粮食的贮存；有平准令、平准丞，掌京师及诸郡物价。（《通典·职官八》） 少府少府，掌皇帝私产，照料皇帝日常生活起居。属官有： 御府令、御府丞，掌皇帝服饰织造与保管； 尚冠令、尚冠丞，掌皇帝各种礼服所需的皇冠； 尚衣令、尚衣丞，掌服侍皇帝更衣； 尚食令、尚食丞，掌服侍皇帝饮食； 尚沐令、尚沐丞，掌皇帝洗浴； 尚席令、尚席丞，掌皇帝就寝用具； 尚书令、尚书丞、尚书仆射，掌宫中文书发启、呈送皇帝； 太官令、太官丞，掌烹调皇帝饮食；主御膳食； 宦者令，掌宫中诸宦官； 中书谒者令、中书谒者丞，掌内宫导引、接待、典仪等，以宦官充； 太医令、太医丞，掌皇帝与后宫医药； 都水长、都水丞，掌诸郡县水利事务，在各重要水系都派驻官署； 乐府令、乐府丞，掌宫廷音乐的排练、演奏、整理，以及音乐艺人的管理； 永巷令，掌后宫宦官、宫女的生活，以及宫人犯罪的惩处。

少府的这些属官中，尚书、中书谒者两个官署对后世各个朝代的政制发展有深远的影响，其余诸“尚”后转为女官。 警卫、侍从与宫官 中尉中尉，掌京师治安、兼管消防，是京城的卫戍长官。中尉署有丞、左右中侯、千牛等官佐。属官有武库令、武库丞，掌军器制造、贮存；有静室令，皇帝出巡时负责担任清道夫。 将作少府将作少府，掌皇宫等公共建筑事务，本署有两丞，左右中侯。属官有石室令、东园主章令、主章长、左校令、右校令、前校令、后校令、中校令。石室掌建筑石料、东园主章令掌木匠、主章长掌伐大木、五校掌营建。五校所属多为刑徒。 典属国典属国，专掌召抚西南诸夷。 主爵中尉主爵中尉，掌诸侯以下诸爵的封赠及宾客祭祀飨食等事务。 中常侍中常侍，侍从皇帝左右，备皇帝顾问，可以经常出入皇宫禁地，汉朝为宦官职务。 给事中给事中，职掌同中常侍，位次之。 詹事詹事，太子卿，掌太子家，统领太子宫臣，秩二千石，詹事丞副之。属官有： 太子家令，掌太子家刑罚、饮食、仓储、奴婢等事； 太子率更令，掌漏刻、礼乐等； 卫率，掌太子侍卫； 中庶子，侍从太子； 太子舍人，掌太子文书； 太子洗马，太子出，则洗马为前驱； 少庶子，掌太子诸庶务； 太子仆，掌太子家车马。 秦朝虽然详细设置了太子宫官，但确未正式册立过太子。 皇后诸卿将行，掌皇后礼仪。 皇后卫尉，掌皇后卫队。 皇后少府，掌皇后私人事务。 皇后少仆，掌皇后车马。 [size=14] 武将官制 国尉国尉为最高武职，统领诸军，负责各级军官的任免与考核。国尉在战国时期的晋、赵等国也有设置，职掌相类。秦朝的国尉职务与汉朝的太尉相当，但不列于三公，地位较低，与卿相若。 护军都尉护军都尉，执掌军政，统领诸将。属官有中护军，领军史，掌禁军，参预武将的选补事务，遇将军率军出征时，则驻该军监督军政。 将军秦朝仿周朝制度，设置前将军、后将军、左将军、右将军，位上卿，率军镇守边郡。 另置上将军、将军，为临时职务，有大征伐时选武将出任，军还即撤任。

地方官制 战国时期诸侯国普遍施行郡县制度，秦国设县始自秦孝公十二年商鞅变法。秦始皇二十六年，正式划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后来陆续增设至四十余郡。 咸阳是国都所在地，不设郡守而由朝廷直辖，其长官为内史（《汉书·百官公卿表》：内史，周官，秦因之，掌治京师），位同九卿，得参预朝政。内史属官有： 都水长、都水丞，掌水利； 铁官长、铁官丞，掌冶金、制造农器； 廪牺令、廪牺丞，掌粮食仓库和牧养祭祀用牲畜。 郡制郡作为一级行政地方，军民兼治。郡设郡守、监御史、郡尉三个互不隶属的主要官员。 郡守郡守，郡的长官，边地多为武将，内地多以郎官出任，银印青绶、秩二千石。秦朝的郡守权力非常大，除了由朝廷直接任免的县令县长、负责监察郡治的监御史、负责统领驻军与管理治安的郡尉三者外，郡的其他官员均由郡守自行任免。 监御史监御史，隶属御史中丞，负责监察郡守与其他官员。 郡尉郡尉，掌郡驻军，主管治安、侦缉盗贼，银印青绶、秩比二千石。郡尉直辖于朝廷，与郡守相抗礼。郡尉属官有丞，内地诸郡设丞一人、大郡则设两人。边塞诸郡则每百里置都尉一人，都尉辖士史、尉史各二，掌边塞卫戍；关隘之处置关都尉，均隶属本郡郡尉。 郡丞郡丞，郡的次官，辅佐郡守综理郡政，铜印黑绶、秩六百石。郡守缺位或不能理事时，郡丞代行郡守职务。属官有卒史、主簿、牧师令等。边塞诸郡另置长史，管理兵马军政，与郡丞同秩。 县制县为秦朝最低一级行政地方，秦朝的正式官职也仅仅设在县一级。 县令、县长秦朝按县的人口多寡，万人以上的县置县令、以下的县置县长。县令铜印黑绶、秩千石至六百石，县长铜印黄绶、秩六百石至五百石。县令与县长都是县的行政长官。 县丞县丞为县的次官，职比郡丞，铜印黄绶、秩四百石。 县尉县尉掌治安、捕盗之事，职比郡丞、唯不掌兵，秩同县丞。 功曹功曹，掌县吏的考绩等第升降。 令史令史，管理文书档案。 狱掾狱掾，县狱的典狱长。 文无害文无害，所谓公平吏，掌巡查监狱，复查案卷，以防止冤狱。 厩驺厩驺，掌一县车马之政。 仓吏仓吏，县库的长官。 治狱吏狱吏，县狱的狱卒。 乡亭县以下置乡，乡以下置亭，亭以下置里。这些都是以宗族为核心的人民自治组织。 三老三老，一乡德高望重者充任，掌教化，有所谓孝悌仁义之家可以申报郡县予以表彰，并可以推荐优良子弟出任郡县吏。 有秩，啬夫人口达五千人的乡，由郡指派一人为有秩；不足五千人的乡，由县指派一人为啬夫。两者职责相同，都是调解邻里纠纷、帮助政府收取赋税、安排徭役。 游徼游徼，为徭役的一种，掌巡察地方、缉捕盗贼。 亭长亭长，吏职，也是徭役的一种，汉高祖在秦朝曾任此职。掌同啬夫。亭长之属为亭父、求盗两卒，前者负责本亭保洁、后者负责追逐盗贼。 经济状况商鞅变法以后，秦国的经济体制就全面转入“耕战”。即重视农业生产和对外战争，以农业生产支持对外战争，以军功授爵赐予土地。同时由国家法令具体指导农业生产。但统一全国后类似的制度似乎并未取得显著效果。 社会 秦的社会组织相当严密，商鞅变法建立了“什伍连坐制”禁止父子兄弟同室而居，凡民有二男劳力以上的都必须分居，独立编户，同时按军事组织把全国吏民编制起来，五家为伍，十家为什，不准擅自迁居，相互监督，相互检举，若不揭发，十家连坐。这种严苛的法律把农民牢牢束缚在土地上，国家直接控制了全国的劳动力，保证了赋税收入。统一后秦国将此推广至全国。类似的保甲制度和户口制度一直到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仍被当局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