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论文范文

社科论文篇1

首先，通过出土文献的研究，对先秦思想史上的许多观念进行了新的诠释探讨。

“性与天道”的问题。此问题属儒家的“形而上”思想，传世的先秦儒家文献虽有之，但为孔子所“罕言”，一般认为至宋明理学才把这一问题突出出来。但郭店楚简中的《五行》、《性自命出》等篇，集中论述的就是“性与天道”。因此，学界对此问题在先秦儒家思想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有了新的认识。

“性与情”的关系。郭店楚简中的“性与天道”思想重视“情”，《上博简（一）》将《性自命出》改名为《性情论》。对“情”以及对“乐”之作用的重视，反映了先秦儒家思想与社会生活和人的情感的密切关系，这与宋明理学的重“性”贬“情”有着不同的思想倾向。因此，“理性与情感”遂成为先秦儒学以及宋明理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儒学与经学的关系。儒家的“六经”体系以前一般认为至汉代才形成，但郭店楚简中的《六德》和《语丛一》已将《诗》、《书》、《礼》、《乐》、《易》、《春秋》并列。郭店简文中频繁地引《诗》、《书》，有的是引所谓“《古文尚书》”的内容，几篇文献与《礼记》（包括《大学》与《中庸》）有密切关系，《上博简（一）》中有前所未见的《孔子诗论》，这些都使学界更为重视对先秦儒学与经学关系的重新认识。

儒学与治道的问题。郭店简《唐虞之道》篇集中论述“禅而不传”的思想，认为君位的继承若不是“禅让”而是“传子”，则不能“化民”。《上博简（二）》中的《子羔》和《容成氏》也是主张“禅而不传”，大意是说“至于禹而德衰”，这与孟子所说禅让与传子“其义一也”以及荀子否认“禅让”说有明显的不同。因此，对于儒学的民本主义与君主制“家天下”的关系问题，学界已有新的认识。另外，郭店儒家文献强调君主自身要率先做到“忠信”，君对臣应该“忠敬”，父子关系高于君臣关系，这对于重新认识儒家的“以德治国”思想和君臣关系理论也提供了新的认识视角。

其次，近年来一些出土文献的发现有可能改写先秦哲学的学术谱系。

在郭店楚简中，道家文献有竹简本《老子》和《太一生水》，前者的字数只占传世本《老子》的2/5，后者为前所未见。儒家文献有《缁衣》、《五行》，以及前所未见的《性自命出》、《唐虞之道》、《穷达以时》、《六德》、《忠信之道》等。《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已出四册，第一册有前所未见的《孔子诗论》和见于郭店楚简的《缁衣》、《性自命出》等，第二册有内容见于《礼记·孔子闲居》的《民之父母》和前所未见的《从政》、《子羔》、《容成氏》等，第三册有迄今发现最早的古本《周易》和前所未见的《中弓》、《恒先》、《彭祖》等，第四册有前所未见的《采风曲目》、《逸诗》、《昭王毁室》、《相邦之道》、《曹沫之陈》等。这些文献的成书年代及其与传世本的关系等问题，学术界的认识不一，而不同的认识便涉及先秦哲学的学术谱系。

如竹简本《老子》与帛书本、传世本《老子》的关系问题，学界形成几种不同的认识，这就把一直有争论的“孔老先后”问题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关于儒、道关系问题的新探讨，也必然涉及如何判定竹简本《老子》的性质。这些问题目前还不可能取得比较一致的意见，但近期已有多篇关于如何认识竹简本《老子》的学术综述，这反映了学界对此问题的关注，可望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能有所进展。《上博简（二）》中的《民之父母》有“无声之乐，

无体之礼，无服之丧”的表述，其内容见于《礼记》的《孔子闲居》，以前认为这是儒家受到道家“无”之本体论影响的结果，但《民之父母》的出现，使学者们重新考虑儒家自身的“形而上”思想。郭店楚简的几篇儒家文献，学界一般认为其成书年代在“孔孟之间”，但也有不同观点。因这些文献与孔门七十二子、子思、孟子、《礼记》等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先秦儒家的学术谱系也是学界需要解决而正在深入探讨的问题。

2、秦汉思想史研究

秦汉时代的思想、制度、文化转型奠定了此后两千年中国历史的格局，因此探讨秦汉思想及其历史地位颇具重要意义。近年来，由于现代新儒家的“三期发展说”略过了秦汉，遂使秦汉思想的研究处于相对比较沉寂的状态。不过，即使在新儒家内部对于秦汉思想的历史地位也有不同看法，如徐复观的《两汉思想史》便给予了两汉思想以极高的历史评价。此外，钱穆先生的西汉今古文经学的研究，特别是《刘向歆父子年谱》一书，基本上澄清了清代以来关于汉代经学的误解。近年来，在台湾关于历代经学文献的研究逐渐盛行，林庆彰曾主持编集了经学的研究资料，同时组织了多次经学讨论会。另外，近年来关于汉代思想整体的研究，台湾的龚鹏程曾撰有《汉代思潮》一书。

在大陆，关于汉代经学的研究近年来也被一些学者所重视。如陈苏镇曾就汉代春秋学与汉代政治的关系，撰有《汉代春秋学与政治》一书，着重于探讨汉代经学特别是春秋学与汉代政治格局的关系。在汉代经学系统的研究上，王葆玹成果突出，他曾出版了《西汉经学源流》一书，对西汉经学的系统和文献源流进行细密的考证研究，在此基础上又扩展为《今古文经学新论》一书，成为近年来经学研究的代表性著作。

汉代思想的显著特色是对先秦时期诸家思想的整理和综合，经学便是儒家采纳道、法、墨、阴阳等家思想，而融贯成的新的儒家思想体系。同样，在汉代同时还发生着从其他思想立场出发的综合融会工作，《淮南子》一书便是这种工作的代表，即所谓杂家。对于杂家的研究，一方面可以将其作为先秦思想的集成，而从中爬梳追溯先秦思想的材料及其在秦汉时期的变化，而另一方面则可以为我们理解汉代对先秦思想的总结和综合的整体面貌及其气度，提供经学之外的另一条路径。陈静的《淮南子》研究是汉代杂家研究的最新进展，她的新著《自由与秩序的困惑》一书填补了汉代杂家特别是《淮南子》研究的空白。

3、魏晋思想研究

魏晋玄学研究自汤用彤先生开辟以来，一直是中国哲学史学科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其与佛学之传入和中国化之关系，其与宋明道学之兴起的内在思想史逻辑，都曾是前辈学者反复致思之所在。90年代以来，魏晋玄学研究曾经出现了一次不小的研究高峰。王葆玹在90年代出版了《玄学通论》一书，将此前他对正始玄学的研究扩充到整个玄学系统的研究。最近他又计划在以前的玄学研究基础上继续扩展，完成《魏晋隋唐时期的文化与玄学》一书。2004年底，余敦康先生出版了总结其多年玄学研究成果的精心之作《魏晋玄学史》，该书兼重玄学的思想系统和历史发展，是近年来玄学研究的代表作。

4、宋元明清思想研究

宋元明清时期，据日本学者的历史分期，称之为中国的近世，或中国的前近代。唐宋文化转型后的中国是近代中国历史的基础，因此，其在思想史和社会政治史上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以往这一时期的思想史研究，习惯上宋、明连续，这主要是出于将宋明理学作为一个完整而连续的系统来对待，清代思想史则被视为对宋明理学的反动。

近年来，由于对宋明思想史的研究已经大致打破了仅以宋明理学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范式，因此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北宋思想史的地位日益重要，这意味着宋学而非仅宋明理学成为了研究宋代思想史的出发点。这种转变并不意味着理学或道学的重要性降低，而是更关注于道学兴起的历史动因及其政治文化功能。近年，余敦康著《内圣外王的贯通》、卢国龙著《宋儒微言》等，都是对宋学中几种不同话语与北宋政治的关系加以研究，基本上将宋学作为不同政治论纲的思想来看待。李存山关于范仲淹与宋代儒学复兴的研究，也是着眼于对宋学兴起的动因及对宋学整体和道学之精神实质的理解。在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在大陆出版以后，李存山发表《宋学与〈宋论〉》一文，除了对余英时把道学与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相联系的主要观点给予肯定之外，还对王夫之和余英时有关宋学的某些论说进行了商榷。

二是明清思想史的连续性得到了重视，钱穆和余英时的清代思想史研究着眼于清代思想与道学的内在关联，把清代的考证学取向作为道学逻辑中对“道问学”的强调来看待，以有别于明代王学的“尊德性”。鉴于宋元明清时期思想史的重要性，大陆已有学者将这一时期的思想史称之为近世思想史，如陈来即把其专论此一时期思想史的论著命名为《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

在宋元明清思想史研究的复杂变换之中，坚持道学研究的传统仍然是主流。陈来最近出版了研究王船山道学思想的大著《诠释与重建———王船山哲学的精神》，重新将王船山放置在宋明道学思想的谱系中来加以定位，是王船山研究的重要新成果。彭国翔的《良知学的展开》勾画了晚明心学的整体图景，是近年来晚明心学研究的重要著作。马晓英的颜钧和泰州学派研究，也填补了晚明思想史研究的空白。

5、道家和道教研究

90年代以来的道家、道教研究，具有道家与道教合流的趋势，出现了“道学”的提法。这方面的代表有胡孚琛、吴光、宫哲兵等学者。同时在道家哲学研究中出现了两种趋向：一是西方学者对道家的生态哲学关注很多，试图从道家思想中发展出一种一般的生态哲学；二是在道家、道教思想的基础上提出“新道学”，将其作为一种适应现代社会的普世性的思想系统，胡孚琛在《道学通论》等著述中对此有多种论述。关于运用“道学”或“新道学”来描述在现代社会中展开道家思想的努力是否恰当，学界仍有争论。董光璧、陈鼓应、冯达文等都主张运用“新道家”的提法。

在道教研究方面，养生学日渐受到重视。在美国的波士顿成立了养生学中心，德国慕尼黑正在筹办养生学的国际研讨会。与此相联系，内丹学研究也渐成为国际道教研究的热点，内丹学中的身心哲学问题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同时也出现了“身体哲学”的提法，“可思维的身体”观取消了身心之间的二元对立，而将身体视作是物质与精神的中间层次。在这些方面，中国社科院哲学所胡孚琛的研究居于国内外领先水平。

社科论文篇2

相对已经发展数百年的西方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虽然获得了快速发展，但总体研究水平还在西方之下。有人说，现在中国社会科学一流期刊发表的论文，有一些也已达到了西方二流 SSCI期刊论文的水准，这话看似表扬，却让中国社会科学感到难堪：13亿中国人民的社会科学最高水平期刊发表的论文，仅仅只有部分达到西方二流期刊的水平。即使如此，我们也不能不说，中文期刊论文的质量，现在要比十年前高得多了，而十年前又比二十年前高得多了。假以时日，中文期刊的质量最终可能接近甚至达到西方一流水平。

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放弃中文期刊，我们要接力。有13亿人的巨型国家，有如此之多的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又有如此之多需要研究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怎么可能不进步？中文期刊发表的论文质量怎么可能不提高呢？

之所以要对中文期刊有信心，要接力，而不是让中国社会科学走出去，还有更重要的理由。以现在西方一流社会科学期刊为平台，借用成熟的西方社会科学期刊的规范评审发表，既训练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提升质量，又甄别出研究水平高下，还国际化了，一举多得。现在的问题是，西方社会科学期刊是非中文的，在非母语情况下写作，对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有挑战，而且用英语发表，其读者远不如中文读者多。

更重要的是，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其研究往往具有强烈的民族性、地域性和时代性。以美国为主的西方社会科学所要研究的问题，大都是西方的时代问题、地域问题。社会科学也不像自然科学一样中立，往往有强烈的价值预设甚至阶级立场。西方社会科学是在西方现代化的历史中，从西方利益的国际秩序视角下形成的，社会科学的问题设定、论证方式、兴趣选择都与西方社会所处时空条件紧密相关。中国是一个有文明悠久、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与西方的时空条件和发展阶段差异极大。当前中国社会科学必须要回答中国的时代问题，而这些西方社会科学界可能根本不感兴趣，相反，西方社会科学正在研究的焦点话题可能与中国时代需要没有关系。这个时候，若以西方社会科学期刊发表的论文作为衡量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水平的标准，中国这个巨型国家的社会科学话语权就会严重脱离当下的时代，甚至沦为西方话语的应声虫。

因此，衡量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质量的标准只能来自中文社会科学期刊。中文社会科学期刊已经有了好的起点，有了自己的问题意识，自然会有大量杰出的社会科学家接力提升中文社会科学论文的质量。中文社会科学期刊研究的问题是我们自己的，是有中国主体性的，是在服务于中国13亿人民的。

只有确立中文期刊发表社会科学论文的主体性，才能在此基础上吸收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的精华，才能从阅读西方期刊论文中吸取对我们有用的营养，我们也才有了真正讨论中国问题、解决中国问题、发展中国社会科学的主动权。

因此，评论中国高校社会科学论文水平与质量的标准只能以中文期刊为准，而不能认为只有在西方一流社会科学期刊发表了论文才是权威，甚至将SSCI期刊抬高到不适当的位置。能在西方一流期刊当然好，但终归还是要以中文社会科学期刊为本。这应是中国大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一个主要的、基本的标准。

社科论文篇3

【摘要题】期刊工作

【关键词】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知识属性/学术属性

【正文】

伴随中国出版业市场化步伐的加快，期刊必然面临生存与发展的抉择。在中国强大的期刊阵容中，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占有重要的份额。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是否也应进入市场？是否也应绝对“断”掉“皇粮”，在商海里“自谋生路”？类似问题一直为学术界、期刊界专家、同人所关注。从宏观上看，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属于出版物范畴，属于文化产品之列。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作为出版物的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不仅具有产品属性、商品属性，而且其知识属性、学术属性更为重要。两者相权，后者才是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本原属性。确切地说，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是特殊的产品、商品，其特殊性在于其知识属性、学术属性远远高于其产品和商品属性。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在市场经济大潮中的定位应首先是学术和知识，其次才是产品和商品；学术和知识属性才最能代表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质的规定性。

一

任何一本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无疑都是作者、编辑及其相关人员劳动的物化成果，是高层次劳动的结晶。从生产活动角度看，期刊一定是产品。但这种产品与一般社会生产的产品，以及普通文化产品又不可同日而语。所以，简单地从产品的角度审视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属性至少是不完善的。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承载知识——尤其是新知识；承载着学术思想——许多是超前的理性思维，以及新生的理性思维的文字表述。故此，追求知识属性、学术属性，超越一般意义上的知识传播和思想转达，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圭臬。即使突出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产品属性、商品属性，也应无可争议地强调这两种属性均为知识、学术属性所决定，即，产品与商品属性是派生的，它离开知识与学术的价值属性便是“无”，离开了知识和学术属性，单纯的、纯粹的产品属性、商品属性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即使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产品属性、商品属性，也只能以知识和学术为定语：知识—学术产品、知识—学术商品。或者说，在当下文化产业如火如荼的时代，我们必须对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非商品化属性加以特别强调。

从一般意义上讲，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并不具备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商品的某些属性，如高风险性和高收益性。虽然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检验标准也离不开“消费者”——广大专业人员构成的读者群体，但这个群体有别于大众化娱乐的消费群体，更体现一种“相对概念”[1](P213)。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市场占有率是相对的，永远不可能像娱乐文化期刊那样，通过发行量体现自己的优势和价值。某些时候甚至完全相反：真正学术质量上乘的学术期刊与订数、读者数量并不成正比。所以，从读者群体、市场占有率，或从纯商品、产品的角度认知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属性问题难免以偏概全。这也是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消费的规律之区别的本质所在。

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作为学术交流与展示平台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学术平台”提供的是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在交流中的作用，实际上是在另一个角度凸显了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知识属性和学术属性。众所周知，知识和学术的生命力在于交流，在于思想和观点的碰撞，“知识交流所带来的另外一大好处是知识创新的规模效应。……知识只有在相互交流、相互合作中才能发展与壮大。……富有意义的知识交流会造成新的交流结构和交流网，会进一步促进知识的创新，使知识在交流中不断地发展壮大。”[1](P204)因此，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在学术交流、知识交融中所获得的收益是毋庸置疑的，而且至少可以再生出两种比较明显的社会成效：其一，增加了知识和学术含量；其二，传播和催生了新的知识、思想、理念。这些知识、思想、理念对于社会经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绝非可有可无，对社会进步的推动、促进作用毋庸赘言。

毫无疑问，过分强调出版物的产品属性、商品属性必然会消解了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思想和智慧的含量。和商业化、商品化的一些出版公司、出版社相比，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产品属性、商品属性实在是微乎其微。从市场和市场经济的视角审视，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是产品，也是商品。但必须注意的是，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是一种特殊的商品，是知识属性、学术属性突出的产品和商品；或者说，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是知识属性、学术属性非常强的文化产品、文化商品。如果我们一味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产品属性、商品属性，势必要消解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自身的真实价值，而且更重要的是，仅仅从商品、产品的视角审视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定位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不啻为南辕北辙。假如和对待其他文化产品一样，将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推向市场，以市场经济和价值规律对它进行检验，使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市场化，显然是对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知识属性和文化属性的否定。

我们还应看到，关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知识属性，必须注意知识经济时代的宏观背景。知识经济时代提升了知识的地位，昭示了知识的重要性。也有人认为，知识经济时代强化了知识的商品属性。应当说，从宏观意义上看，这一观点并无不妥，但真要拿这样一个“标尺”度量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则应另当别论。

市场经济体制建构以来，由于科学技术对生产力、社会生产的直接作用，科学技术—自然科学的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但社会的繁荣与进步既取决于自然科学的推动，也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支撑。对于社会来说，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的道理是人所共知的。所以，在强调和强化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同时，社会科学的地位也应随之提升，这才是科学繁荣的标志。无论市场经济多么发达，无论怎样强调期刊的产品、商品属性，均不应以抵消、销蚀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知识属性和学术属性为代价。相反，我们需要认真对待的恰是强化其知识属性和文化属性。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市场经济越发达，越应对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提供更多的物质层面的支持，使其获得保障后的知识属性和文化属性得以尽情展示、绽放。尽管市场经济对于国人来说已不再陌生，但市场经济越发达，新的问题越多，越是需要学术理论研究不断推出新的研究成果，并使之直接、间接转化为决策依据、实践依据，越需要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突出知识和学术属性。

二

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知识属性、学术属性是其自身的性质所决定的。这里所说的知识属性，不同于一般性的知识传播与传授，而是凸显着原创和创新思想，彰显的是各阶层作者的理性思索。这样，强调对知识和学术属性的强化，终极目的是为了向社会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在许多情况下，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所刊载的文章不能直接转化为生产力，不可能直接服务于经济建设。但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追求理论上的战略性、前瞻性问题和重大现实问题研究，对经济建设、经济活动的指导作用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理论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经济活动的先导作用，解释和阐释了理论不是“务虚”，而是从更深层次上对现实进行理性关注；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是人类生产实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动实践活动不断完善的重要环节。历史和社会实践证明，人类社会的每一次生产力的飞跃变革，每一次制度变迁，都是思想解放、学术理论推动的结果。最为生动的事例当属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

关于理论研究的原创性、学术性、探索性和时代性作用，以及对社会的贡献相当多的时候是直接的、显性的，绝非间接的、隐性的。比如，早在上个世纪末，一些学术期刊就陆续刊载各类文章，指出美国在冷战后推行霸权主义的战略重点之一，是英语文化的控制权——语境霸权。时至今日，这一问题不仅变成了现实问题，更引起了比较广泛的社会关注。类似事例屡见不鲜，可谓俯拾即是。这说明，理论研究的先导性、超前性是值得我们发扬光大的基本精神，而这种基本精神落到实处更要依靠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知识属性和学术属性来传承，也是引领学术风范的具体表象所在。相反，如果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不能够自觉追踪学术、理论热点，对社会和生活的贡献也无从谈起。如同各社会阶层的人群有不同的社会需求一样，文化精神产品也应关注不同文化层次人群的不同需求。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所满足的是从事专门领域专业研究人员的需求，以及专业领域内专家和专业人员的科学研究需求，属于高精尖性质的精神文化产品。故此，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即使在知识经济的大潮中，依然须臾离不开自身的知识和学术属性。这两种属性凸显了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在市场经济、商品经济大潮中的非商品化属性。

市场经济的建构与繁荣的确需要自然科学的支撑，也离不开社会科学的把握。对科学精神的强调，亦离不开人文精神的培育，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是社会进步的两大支柱。虽然我们没有充分理由来论证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承担着弘扬全部人文精神的使命，但它至少承担着相当重要的使命。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许多问题的产生并不是自然科学精神不足，反到是我们对人文精神弘扬得不够所致。事实告诉人们，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即使是在发达市场经济的社会背景下，依然存在着相当大的发展空间，而不应人为压缩这一空间。

[page_break]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主要侧重的是基础理论研究，属于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理论研究的范畴。知识经济时代的确凸显了知识的商品属性，但基础知识和基础理论尚不具备消费的功用。所以，有学者指出：“基础知识以及科学理论尚不能在生产生活中直接使用，也不能作为商品来买卖。”[1](P211)无疑，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即属于这类不能买卖的特殊商品。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非同一般文化产品、商品的知识属性和学术属性，也是由社会需要和不可或缺的社会分工来完成的。现代社会无论怎样分工，都需要一部分人从事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理论研究，并把研究成果通过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公之于世，使之对社会生活、经济建设产生指导作用。

在我们认同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产品以及商品属性的同时，还有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这就是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价值及其实现途径。和其他文化产品一样，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也具有“认识价值”、“道德价值”和“审美价值”[2]。但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不属于一般文化产品，也不能简单地从这三个“价值”层面解读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内在价值。除了这三项价值外，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至少还应突出文化价值、知识价值和思想学术价值。当然，这三方面的价值绝大多数文化产品也具备，只是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更为明显、更抢眼球。也就是说，当人们关注文化产品的认识价值、道德价值和审美价值时，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文化价值、知识价值和思想学术价值及其厚重的意义更加重要。文化、知识、思想只有传播才能更充分体现其价值所在。因此，后三项价值又与交换价值相辅相成。

产品、商品的价值实现的基本途径之一是交换。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作为思想、文化、知识的载体，在交换层面与一般文化产品存在共性，但也有差异。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交换的目的是传达、转达思想、文化、知识，其终极目的是为了扩充人类知识和学术文化容量；而直接目的和现实目的，则是承载、贮存人类通过思维、思想劳动而创造出来的新知识、新思想、新观念，为社会提供新的知识内容。强调市场经济在社会生活中主体作用时，也不要忘记我们正处于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经济时代除了提升了知识的地位外，还使信息和知识成为了重要的资源。人们认识、获得这种资源，并使之发生转化，才能使知识、信息发挥作用。当然，在人们接触、获得知识、信息过程中，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是传播。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在传播知识、信息方面所起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并且总是以传播新的知识、思想观念等为主导，为先导。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所刊载文章的内容绝大多数不能直接转化为生产力、直接服务于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但淡化、淡漠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知识属性和学术属性是不能被接受的。

三

可以肯定，绝大多数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无法实现市场化，甚至很难接受市场的检验，固守学术田园，强化知识属性、学术属性也许不能说是唯一选择，但至少不具备市场商品的全部特征。比如，一个最简单的事例是，让每一家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都自负盈亏，肯定是不现实的。市场经济体制确立的终极目标是提升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水平，其中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提供的将是高层次的精神文化产品，以其理论关怀，促进人们精神文化生活质量和层次的提升。这既是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使命，也是它的职责。当社会需要各种层次的文化，以高雅文化为核心内容的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作用和地位是无可替代的。

国家与社会繁荣与否的晴雨表并不仅仅表现在工农业生产和GDP的发展状况上，还相应地表现为文化与学术的繁荣程度上。经济强国往往也是文化大国的事实，毋庸进一步论证。文化繁荣与否不能仅仅依据某一部电视剧的收视率与某部“贺岁片”的票房效益，更不可能以某些迎合市场需求的娱乐活动的虚假繁荣来做出判断。因为这些只是文化的浅层表象，绝非深层次的精髓。社会发展进步离不开科学技术的推动，同样离不开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勤奋思索；离不开广大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不断推陈出新与增大“精髓”的含量。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来说，为广大理论工作者提供一块创新和阐扬自己成果的园地，无疑是立身之本。因此社会经济越发达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越需要强化知识和学术属性，越是要固守知识和学术田园。

涉及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与社会、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有必要探讨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社会批判功能和意识。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以弘扬正确的思想观念、主流意识形态为己任，但我们同样有理由认为，这一切都建立在对旧的陈腐观念、思想认识误区的批判和澄清的基础之上。学术界有人强调，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及其学术研究应密切联系社会生活实际。其实，对这一问题应从不同的侧面进行阐释，加以理解。根据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学术、知识属性，我们有理由认为，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在知识经济时代、网络时代更应强化批判意识和社会批判功能，并据此整合思想文化资源，批判、矫正思想认识上的种种误区，帮助人们澄清思想意识领域内的种种模糊认识，明确先进科学理念，为市场经济以及各项经济建设活动提供方法论层面的思想学术成果等等，这不仅体现了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本真价值，而且体现了对现实社会生活的真实关怀。网络时代，各种名目的思想、思潮、观念层出不穷，其中不乏错误的、消极的、危害国家和文化的东西。如何增强人们理论上的鉴别力，作为“学术人”义不容辞。因而，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肩负的使命前所未有。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在思想文化领域内高层次的、深刻的批判与“辨伪”是任何一种文化产品、商品所不能替代的，不可替代的。

我们在强调人的科学素质的同时，更要强调人的人文素质；在培养科学思维的同时，也应当培养人文思维。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但离开了人文精神和人文科学的思维，我们的科学思维也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市场经济越发达，越是呼唤广大理论工作者从深层次上关注现实、关注社会生活，越是对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提出更高的要求——知识和学术要求。因此，强化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知识属性、学术属性，是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进入市场，在市场经济大潮中立于不败之地的最佳选择。

我们没有理由绝对地拒斥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产品属性和商品属性。既然认同其产品、商品属性存在，那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效益便是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从一般意义上讲，期刊的效益应由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两部分构成。相当数量的期刊实现了两个效益，故此，其产品属性和商品属性是比较明显的，所谓“双赢”的特点是鲜明的。但如果简单地以笼统的“效益”衡量或要求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则需要另当别论。就经济效益而言，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投入与产出难成比例，因为在流通领域——实现经济效益的唯一渠道——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不可能有较多的市场份额和经济、货币上的回报，价值规律的作用相对弱小，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消费者不可能存在更大群体，因此，追求社会效益必然成为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选择。从前，涉及社会效益时，“虚论”较多，一旦具体分析这种效益的获得时，同样离不开消费者，或者说脱离了消费环节的任何效益都是虚无的。因为，不论强调产品、商品属性，还是强调知识和学术属性，假如期刊刊载内容——高层次脑力劳动的精神产品不能满足消费者——特定文化水准群体的读者的精神文化、学术需求，不对社会文化事业有所贡献，那么同样不可能获得社会效益。这便是同属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为什么有些期刊受到欢迎，有些则遭遇冷落的原因所在。因此，在我们淡化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产品属性、商品属性的同时，必须强化其知识属性和学术属性，以通过知识、学术属性获得人们认可的社会效益。

总之，如同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不能像“”那样绝对地“听命于政治”一样，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也无法绝对地受制于经济杠杆。这是历史的经验教训，也是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来的深刻教训之一。无论市场经济怎样发展，无论价值规律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怎样的作用，对社会、人生进行深层次理性思索总是“进行时”。我们认为，从本质属性上认识到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非商品、非产品属性，是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弘扬知识和学术属性的基本前提。简单地以产品和商品属性规定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难免流于粗陋，势必影响到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进步。

【参考文献】

[1]柯灵，邓向阳，王仙勿.知识经济[M].长沙：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1999.

社科论文篇4

1.1社会因素：哲学社会科学教育遇冷近年来，在高职教育迅猛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违背教育规律，急功近利发展的现象，突出表现为高职院校不断重视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授，一味加强学生专业技能的训练，忽视了哲学社会科学教育在学生职业道德以及人格的养成过程中的熏陶教化功能。我国高等职业院校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应运而生，目前又普遍面临着学生就业困难以及社会对人才专业技能要求较高的严峻挑战。因此，从“实用”角度出发，校方纷纷加大了对学生专业知识技能的培养力度，在人才培养目标、人才培养模式、课程设置、实训设备等方面投入了大量的人、财、物，再无精力顾及哲学社会科学教育教学。再者，高职教育学制短，专业教学任务重，校方更重视实训课程的质量，技术理论课次之，而哲学社会科学教学基本流于形式，出现“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查起来非常必要”的状况。

1.2学生因素：素质堪忧目前，高职生源大多列在第四、五批中录取，生源的教育背景不同，文化理论功底较薄，甚至大多数理科学生基本上没有学过哲学常识，无法适应起点较高的哲学社会科学教育教学，较多学生反映难以理解其基本内涵，理论学习上通常表现为放弃，进行“学职业技术不需要社会科学理论”之类的消极宣传。全球化的浪潮带来西方各种思潮和价值观的涌入，中国社会的急剧转型、现代化进程的快速发展与日益激烈的社会竞争压力无一不猛烈冲击、影响和改变着高职学生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泥沙俱下，由于过于注重经济的发展而忽略精神文化方面的内涵建设，致使某些学生对物质利益的追求远远多于对精神信仰的追求，对现实主义的关注极大地超过了对终极价值的思考，导致学习动力不足，学习目标不明。

1.3师资、教材因素：师资力量欠缺、教材脱离实际高职院校大多数由以往的中专院校“升格”、“整合”而来，本来哲学社会科学师资力量就普遍薄弱，高水平的学科带头人和教学科研骨干数量极少，大家、名家更少。办学规模急剧扩充，更导致师资严重不足，以往的小班授课不得不改为大班开讲，或者非思政专业背景或非哲学专业背景的教师客串，课堂教学效果大打折扣。极少数教师还没能做到对马克思主义的“真懂、真信”，在教育教学中忽略对学生的意识形态教育，对一些西方学术观点缺乏正确地分析和批判，把哲学社会科学课程只是当成纯粹的知识传授课程来对待。当前高职院校哲学社会科学教材因为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思想内容单一、是非标准简单，割裂了厚重的理论与鲜活的实践之间的血肉关系，变成了干巴巴的教条，空洞无力的说教对高职学生的哲学社会科学教育的教学效果产生极其不良的影响。

2高职院校哲学社会科学教育教学的作用

2.1有助于将青年学生培养为“社会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教育，要求学生崇尚科学、追求真理；帮助学生明确正确的政治方向、树立远大的理想、陶冶高尚的情操、强化良好的公民道德意识、锻造坚强的意志品质；提高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和人文素养；教导学生立足现实、放眼未来,遇事客观理性、不轻率、不浮躁、不盲从、不走极端、不急于求成；引导学生正确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正确把握时代脉搏、正确把握自己的人生道路，对现实社会作出正确的思维判断和价值选择。理工科专业的高职学生同样应当且必须具备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政治法律素质，才能增强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增强抵制各种错误思潮的自觉性，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坚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的信念。而优秀的人文素质、健康的人格情操和积极进取的精神品质是自然科学教育无法实现的。当前我们生活在气象万千的网络时代，各种文化思想的激荡、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某些腐朽没落的生活方式对青年学生的影响都不可低估，价值观念的碰撞、行为准则的差异，导致学生的诚信缺失、心理失衡、道德失范、精神失落等。在协调社会环境变化与个人行为习惯的矛盾中，哲学社会科学倡导的科学认知方法、科学精神理念，对于人际关系、资源配置、社会平等与公正等方面的研究和在文化生活、意识形态、价值取向及人生态度等方面的关注，一定程度上为学生确立了精神支柱，营造了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氛围。

2.2有助于将青年学生培养为“聪明人”哲学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与自然科学是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具有揭示自然、社会、思维发展规律的作用。高职院校通过哲学社会科学教育充实学生的文化理论知识，不断更新和优化各类知识结构，培养学生科学的思维能力和处事能力、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增强学生的创造能力和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哲学社会科学教育有利于高职学生思辨能力和创新思维能力的提高：一方面，鼓励高职学生延伸科学思维的空间，扩展辩证思维的跨度，培养学生整体把握客观世界的全局意识和辩证思维能力；另一方面，激励学生敢于打破传统思维的定势，开阔知识视野，拓展思维领域，鼓励学生进行批判性质疑，激发学生丰富大胆的想象力，突破所学专业领域的限制，了解和掌握其他专业学科的知识和方法，更好地适应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需要。近些年来实施的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颇具成效，验证了哲学社会科学教育有着自然科学教育不可比拟的独特功能。因此，高职院校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教育，力促社会人文教育与自然科学教育的结合，才能培养学生勇于实践、不断创新的时代精神，才能从根本上提升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自主创新的能力。

2.3有助于将青年学生培养为“职业人”任何实践活动都离不开科学理论的指导，没有正确理论的引导，高等职业教育将迷失方向。高职院校应意识到高职教育的目的并非“制器”而是“育人”，过分强调专业教育、重视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授和专业技能的训练，轻视哲学社会科学教育，忽视了对学生人文精神的陶冶和综合素质的培养，会导致学生人文底蕴的欠缺和人文素质的低下；会导致学生在思想道德、文明礼仪等方面不能达到相应的要求；会导致学生社会适应能力差以及道德失范等严重问题，直接影响着学生的就业和进一步发展。高职院校重视哲学社会科学教育，才能使学生在人文精神的熏陶下，成为以德为先、以俭为本、爱岗敬业的人才；成为吃苦耐劳、脚踏实地、开拓创新、学以致用的人才；成为视野开阔、素质全面、人文素养与科学素养兼备的人才；才能适应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和满足就业市场的需求。高职院校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教育，注重理、工、文的相互渗透，才能使学生一方面具有可持续发展的职业拓展能力，适应信息时代的要求，提升自身的就业竞争力；另一方面具有对工作对社会的高度责任心，严格遵守职业道德规范。

3结束语

综上，哲学“智慧”之学，引导道德判断，塑造“社会人”；引导求真判断，塑造“职业人”；引导审美判断，塑造“聪明人”。因此，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教育教学的作用，有助于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合格的接班人。

社科论文篇5

关键词：科学；意识形态；文化；宗教

对科学的理解是当代科学哲学的任务之一，因为真实的科学并不是我们常识中所认识的科学。我们可以直观一朵花是什么，但是科学却不存在一个类似的实体。我们可以把某些物质的、可感知的东西称为科学，如牛顿的手稿、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出版物等等，但这只是科学的某种体现或它理论化形态，我们还不能说这就是科学本身。科学知识只是某种类型的可见形态，理解科学更需要认识科学的社会历史本性。

一、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

将科学视为意识形态，实际上是把科学视为一种历史存在的人类意识，它不同于曼海姆对意识形态的经典定义。说科学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就是因为科学与人类社会历史具有某种内在的联系，这与说科学是一种特殊的精神活动相类似。目前，将科学看作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已经得到许多学者的认可，①但是科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特点尚需作出必要的说明。

科学之所以可以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看待，首先是因为科学是对现实世界的认识，是关于客观世界的“意识”。科学的发展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乃至整个的世界观。现代科学的每次重大的统一，都必然伴随着观念上的重大变革。科学本质上是关于自然的认识，是对自然的研究，是关于自然的观念，这是科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或精神生活最本质的方面。“科学被专门建立起来，是为了直接地解释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所有现象的本质的、最主要的方面。”②在科学这一意识形态中，对人类认识任务的解决成为首要的使命，而科学知识的取得又是与人类社会的物质关系和生产需要分不开的。科学从最初的对自然秘密的探究到它成为一种理论成果、再转化为改变我们生活的力量，它带给我们生活各方面的深远影响是不容置疑的。从最初对对自然的好奇，到后来逐渐给予我们一种新的自然界的图像，一种我们看待自然界乃至整个世界的观点，以至改变了我们的整个生活方式和精神面貌。

科学的发展带来的并不只是具体认识的改变，而且是人对整个世界看法的改变，因此也必然地引起包括宗教思想在内的意识形态的深刻嬗变。从另外一种意义上，科学也会演化出意识形态，科学本身也包含了意识形态的因素。对此，哈贝马斯（J. Habermas）等法兰克福学派成员作出过深入的研究。但正如宗教中孕育了科学一样，基于科学实践而产生的某种意识形态（如唯科学主义）也是科学的副产品，是属于“科学文化”的范畴。正因为科学的应用可以带来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并在不同的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之间造成利益上的矛盾，因此对科学的不同态度就会成为一个“意识形态”问题。哈贝马斯从否定的意义上理解意识形态，他认为，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技术会产生消极的政治效应。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实现了对自然的统治；科学技术作为意识形态，则实现了对人的统治。他不像其先辈霍克海默、马尔库塞等人那样认为科学技术从来就是意识形态，而是强调只有在现代社会中，当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时，它才履行意识形态职能。③哈贝马斯不把科学技术产生消极的社会作用归结为社会环境，而认为科学产生的消极的社会作用完全是由科学技术本身造成的：“这种意识形态的独特成就就是，它能使社会的自我理解同交往活动的坐标系以及同以符号为中介的相互作用的概念相分离，并且能够被科学的模式代替。同样，在目的理性的活动以及相应的行为范畴下，人的自我物化代替了人对社会生活世界所作的文化上的既定的自我理解。”④

科学还与其他人类精神创造活动相互依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当代学者伊安·巴伯认为，“科学是一项真正的人类事业，它具有人类从事的其他活动的许多特征。”⑤同人类其他文化形式相类似，科学不但具有实用的、功用的一面，同时它也有超越性、创造性的一面，即可以从科学活动中获得人的自由。首先，从历史来看，科学与宗教、哲学、伦理、文学艺术等处于一种相互渗透又相互区别的关系中。从科学知识的萌芽期开始，科学与宗教、神话、寓言教交织在一起，构成了科学的古代形态。即使是在今天，科学与各种不同的知识形态、意识形态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作用仍然构成了科学科学知识系统生存和发展的动力。爱因斯坦曾经描述过信仰因素在科学探索中的重要作用，说明了宗教与科学在当代构成了一种特殊关系。科学活动是需要信念的，这种信念既包括对科学功能的社会性信念、科学对人类社会的正向价值、科学价值的世俗性的认可，也包括了某种对自然（自然的美、自然的秩序、自然的统一）的惊异和敬畏，这种情感在在某种意义上具有了宗教性。科学家所体验到的宗教情感，并不必然是对某种宗教教条或宗教神学的认可，因为科学信念首先是以自己的科学实践活动为基础的，这一切都没有取消科学事业的独立性。科学说明不同于宗教的教条或神学理论，相对于这些文化体系，科学为人类提供了一种“客观的说明”，这是我们对科学的基本信念。

科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处于不同的关系之中，即“自然科学的概念内容没有被归因于某种经济基础：归因于经济基础的仅仅是它们的‘目的’和‘材料’。”“自然科学与与经济基础的关系，不同于其他知识领域和信仰领域与经济基础的关系”。⑥科学只能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科学与经济基础之间不是直接的“反映”关系，这说明科学与宗教等其他社会意识形态具有质的区别。

二、作为文化的科学

英国学者斯诺（C. Snow）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了两种文化的概念，他认为，科学文化（scientific culture）“不仅是智力意义上的文化，也是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⑦。也就是说，科学不仅代表了一种智力活动及其成果，而且也具备和人类学家视野中的文化现象一样的性质与特征。斯诺提出这样的观点，主要是基于大学里从事人文与自然科学的两种知识分子在文化上 日益严重的隔阂与对立。造成这种文化分裂的原因是深刻而复杂的，有些渊源于社会历史，有的是个人经历所造成的，还有的则是由于不同种类的精神活动本身的内在动力的差异。⑧在斯诺看来，科学是“表征人性的本质和才能”的，“对自然界的好奇心以及对思维的符号系统的运用，这正是最珍贵、最人性的两种人类本性”。⑨也就是说，文化是体现人的“本性”、与人的存在和发展有关的活动和现象，因而科学可以毫无疑义地看作是人类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这里，我们可以意识到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家族相似性”。科学之所以表征了人的本质和才能，首先体现在它是一种对待经验的成功方式：科学活动是按照某种程序进行的，它把以前已经完成的东西不断地再合并为一个不断生长的结构，这就是我们称之为科学的文化或传统。⑩在斯诺看来，科学文化是累积的、组合的、共意的，它体现着自己的过去，必然要穿越时间而进步；而另一种（人文）的文化则具有另外存在方式，它们是非累积的，是独一无二的，从彼此之间的关系上看不出内在的进步。

科学对人类社会存在的巨大影响，改变了人的自然生存条件和社会生存方式，这是科学之为“人的科学”的本质方面。科学本身涉及的层面之广以及科学的影响之深都只能用文化或文明这样的总体性概念来描述。科学知识社会学（SSK）注重探索和展示社会因素对科学知识的生产、变迁和发展的作用，并从理论上对这种作用加以阐述。英国学者巴里·巴恩斯（B. Barnes）认为，科学是文化的一部分，而且现在它成了文化的一个高度分化的要素。这种文化的变迁具有自身的连贯性、科学的不同分支具有潜在的文化内聚性、在某个特定的时期科学同事群体界定他们认为什么可算作是科学知识的方式，等等。11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进一步消除了科学研究中的本质主义和简单化观念，深入探讨了科学活动所具有的人的内涵和性质。这种倾向与某些研究者把科学看作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具有相通之处。他们注意到了科学的传播和影响过程的确可以从“文化变迁”的角度给予研究和理解，然而不能将科学最后认定为是同某种风俗、民俗完全相同的东西。巴恩斯还认为“理论是人们创造出来的一种隐喻”，“凭借它便可以把类似文化模式中的有用要素，转变为并重新组织成令人费解的事件的东西。”12总之，科学知识社会学否认理性、客观性和真理的普遍标准，认为理性、客观性和真理等概念的内容，是由具体的社会群体的有局限的文化规范决定的

英国科学家、哲学家波拉尼（M. Polanyi）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科学的文化内涵，他论述了科学知识是一种“个人知识”。他指出，科学从具体的知识上升到普遍的知识，成为人类的智慧或审美活动的过程，但这一过程是一个矛盾重重、曲折艰难的过程：“认知任何一项自然科学知识都少不了认知者在某种程度上内居于研究对象之中的行动，这种亲密的内居行动呈现一个连续的进展过程——这过程恰恰指向被誉为史学独特的研究方法的‘完全内居’（fullest indwelling）。”13自然科学要成为人类内在的知识、普遍的知识，不是依赖于它作为某种结论和实际效用的力量，而且还要依赖于整体的精神演变过程或态势。波兰尼认为，“整个人类感觉世界——智力、道德、艺术、宗教理想——都是被人类生存和成长于其中的文化遗产之构架所激活的。”14如果没有其他文化的制约，科学的发展将人类带向一个“不可预知”的未来。波兰尼认为，在科学上没有纯粹的事实，“科学也不仅仅是事实的集合，它是一套基于自身科学诠释而存在的事实体系”；“只有在一个传统信仰与价值的复杂系统之内，人们才能从事科学研究，并将之代代相传，这就好比在整个社会生活中，传统是不可或缺的。”15波兰尼通过他的研究揭示了科学研究活动与人类其他活动之间“人类学意义上”的一致性，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看，科学的文化生成过程与其他文化资源所采用的过程并无重大区别。

在文化视野中，科学事业是向其他文化形式或意识形态开放的。正是由于科学的文化性质，科学可以在不同层面上与宗教文化发生关系，表现出在相容甚至互补，又矛盾甚至冲突的复杂关系。既然宗教与科学都是人类的文化活动，那么二者之间就会必然存在着共同之处，存在着可以对话的通道，存在着互诠的可能性；同时二者之间的比较也显示了它们在思维方式、影响层面、文化性质上，都存在着很大区别。无论如何，科学的作用是历史地形成的，是不会被完全解构的，正如普利高津在《确定性的终结》中说的，断言时间之矢仅仅是现象学的或者是主观的，皆属荒谬。16科学改变的不但是外在的世界，而且是人的精神世界，是对人的本质力量的改变。在这种意义上，科学可称为一种真正的文化。

三、结　语

科学虽然从内容上体现的是关于自然的知识，但是科学体现的是人的目的和手段，所以科学不是外在于人的绝对存在物，科学不但是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还体现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因此，科学现象并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前苏联学者拉契科夫（П. Рачков）从三个不同的视角对科学概念进行了界定。第一，首先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的本质联系的一种基本形式，这种认识提供了预见事件的可能性，是人们合理行动的基础。第二，科学还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活动和相对独立的社会体系，这个体系把科学家组织起来，为认识客观规律和应用这些规律服务。第三，科学还是一种社会实践的力量，这种力量将科学成果体现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中，并且使得因人们的行动符合客观规律而得到发展。17这实际上是从动态的、联系的、系统的角度看待科学的——因为科学与人的社会活动密不可分，纯粹知识形态的科学不可能解释科学活动的实际影响和意义。拉契科夫说明了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力量及其与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关系”的联系，从而深刻地说明了科学的社会本性。科学具有巨大的文化影响力，当代科学的发展不但改变了人的思维方式，也意味着当代科学精神发生了重大变化，18这种变化也必然会对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产生深刻的影响，这种关系是在历史中形成的，也将在历史中不断地被超越。

 

① 参见曾国屏：《当代自然辩证法教程》，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0页。

② 拉契科夫：《科学学——问题·结构·基本原理》，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第24页。

③ 参见刘放桐：《新编现代西方哲学》，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82页。

④ 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63页。

⑤ 伊安·巴伯：《科学与宗教》，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5页。

⑥ R. K. 默顿：《科学社会学》（上册），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6-28页。

⑦ C. P. 斯诺：《两种文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9页。

⑧ C. P. 斯诺：《两种文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21页。

⑨ C. P. 斯诺：《两种文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60页。

⑩ 参见C. P. 斯诺：《两种文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20页。

11 参见巴里·巴恩斯：《科学知识与社会学理论》，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第68页。

12 巴里·巴恩斯：《科学知识与社会学理论》，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第71－72页。

13 迈克尔·波兰尼：《科学、信仰与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3页。

14 迈克尔·波兰尼：《科学、信仰与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5页。

15 迈克尔·波兰尼：《科学、信仰与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7、190页。

16 伊利亚·普利高津：《确定性的终结——时间、混沌与自然法则》，第3页。

17 参见拉契科夫：《科学学——问题·结构·基本原理》，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3-41页。

社科论文篇6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构建；统一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以来，以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面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形势，继承和发展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相继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执政理念。这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理论两次重大的创新,也是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丰富和深刻阐释。科学发展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准确理解二者的科学内涵,把握好二者的关系,对于全面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及实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1科学发展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内涵及基本特征

自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科学发展观，到十六届五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将其提升为“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科学发展观作为统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的指导思想的地位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它包括发展目的、发展战略、发展阶段、发展主体，发展动力和发展条件等丰富内容。同志在“6.25”讲话中将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和要求总结为：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和本质。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进和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它要求实现人、自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最终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服务。统筹兼顾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统筹城乡发展，是从全局出发看“三农”，抓住了要害和关键，必将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统筹区域发展，逐步扭转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是新阶段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深化改革的内在要求。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切实关注和解决诸如失业、贫困等社会问题，才能保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全面进步。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是经济全球化和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对我们提出的时代课题。“五个统筹”的思想体现了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观。

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个社会理想，也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一个社会理想。《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容和要求界定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着力发展社会事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建设和谐文化、完善社会管理、增强社会创造活力，走共同富裕道路，推动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原则是：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必须坚持民主法治，必须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全社会共同建设。

因此，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特征至少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社会主义民主得到充分发扬,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得到切实落实,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得到广泛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全社会互帮互助、诚实守信,全体人民平等友爱、融洽相处；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创造活动得到支持,创造才能得到发挥,创造成果得到肯定；社会组织机制健全,社会管理完善,社会秩序良好,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社会保持安定团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2科学发展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统一

从科学发展观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涵和要求来看，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内在统一的。

（1）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科学发展观的价值诉求和目标。

20多年改革开放启示我们：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应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促进社会全面进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经济体制改革不仅要有利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要有利于全面体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要求，实现社会和谐和全面进步。

科学发展观首先强调坚持全面发展,追求和谐共生,即通过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和谐发展,实现经济发展的社会全面进步和共同发展，要求一定要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高度重视社会发展,始终把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作为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推进各项社会事业的和谐共生发展,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及时调节社会利益关系,维护社会的公正公平；其次强调坚持协调发展,追求和谐优化，即要求通过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充分发挥各系统要素的优势和潜力,使每个发展要素满足其他发展要素的要求,完善整体功能,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所以说，科学发展观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与方法论的统一、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发展要体现为科技进步、经济增长、制度变革等具体目标,但归根到底都是着眼于全体人民幸福的生活,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以人为本，公平正义、民主法制、诚信友爱、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充满创造活力、各方面利益关系不断得到有效协调、稳定有序、安定团结。这正是科学发展观的目标和价值诉求。

（2）科学发展观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指针和基本原则。

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①人际关系层面的和谐；②利益群体和阶层关系层面的和谐；③国家与社会的和谐。三个层面的和谐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构建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促进经济社会、城乡、区域和各阶层之间关系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就是推进包括人的需要、人的素质和人的能力在内的各种关系和存在方式的全面发展,注重宏观调控和统筹兼顾。

而要实现公正、有序、可持续、协调发展，以史为鉴，必须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认识科学发展观，正确把握科学发展观，自觉坚持科学发展观对构建和谐社会乃至对整个小康社会建设的指针作用。⑴科学发展观扬弃和超越了那种把发展等同于经济发展,又把经济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的片面发展观，解决了“为谁发展、靠谁发展、如何发展、发展标准”等重大关系全局的问题，深刻揭示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本质、要求与目标，揭示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本质与核心是以人为本，强调尊重人的主体价值、发挥人的主体作用、实现人的主体利益是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始终坚持的原则和前提。②在深刻总结国内外发展的经验教训、积极吸收世界各国文明发展理念的基础上，它进一步规范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内涵与要求，即全面协调可持续，明确地把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准则，着重强调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方面发展统筹兼顾、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各种社会组织之间的协调和谐，着重强调发展不仅要满足当代人的利益需求，而且要为后代人的发展创造广阔空间和有利条件。③它明确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关键与目标是实现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强调必须把实现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根本价值取向。④它阐明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科学方法是统筹兼顾、全面推进，要求统筹全局、兼顾各方，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方面发展，兼顾各方利益和需求，有效推进经济社会发展。

（3）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走科学发展之路是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

社科论文篇7

关键词：人文社会科学；科学主义；人文主义；价值中立；价值

科学一般可以分为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三大基本类型，由于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虽然存在差异，但也有着鲜明的一致性和共通性，所以，在这里笔者不做区分地将二者联系在一起加以论述。有关人文社会科学是否应有价值取向的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个争论不休的话题。受西方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两大思潮的影响，主要产生了三种不同观点：否定人文社会科学的价值取向、肯定人文社会科学的价值取向以及旨在调和前两种观点的马克斯·韦伯的“价值中立”说。

一、否定人文社会科学价值取向的科学主义

科学主义又称自然主义（naturalism），其根本的特点是强调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相似性和共通性，在科学一体化的观念支配下以实证主义的方式肯定人文社会科学的可能性，并主张应用实证的方法来研究和发展人文社会科学，使之走向与自然科学相似的实证主义轨道。

人文社会科学中的科学主义思潮可以上溯到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培根等创立的分析的、经验的哲学传统，尤其是他们对于科学的绝对尊崇的态度。近代以来，由于自然科学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自然科学的观念、原则和方法自觉不自觉地成为衡量其他知识是否科学的基本标准。其他各类知识和各种学科要成为科学，或者说要被人们认定为科学，就要看其是否符合自然科学的标准，只有通过了这种严格的“科学资格”的审查和检验，才能取得进入科学殿堂的“入场券”。

按照科学主义的观点价值取向涉及人文社会科学的客观性问题，客观性是科学的生命，科学与人的主体性、主观因素，价值观念是互不相关的，没有联系的，否定价值取向正是科学客观性的所在。石里克就曾提到：“一个思想家在进行哲学研究时，只应怀有追求真理的热忱，否则，他的思想就有被感情引入歧途的危险。他的意欲、希望和顾虑会把一切诚实的科学研究的首要前提——客观性给破坏了。”[1]

基于此，科学主义在事实价值二分的前提下，对人文社会科学的价值取向进行了否定。他们认为，科学是关于客观的事实判断，与“主观”的价值无关，就像罗素所说：“关于价值的问题完全是在知识的范围以外。那就是说，当我们断言这个或那个具有价值时，我们是在表达我们自己的感情，而不是在表达一个即使我们个人的感情各不相同但却仍然是可靠的事实。”[2] 科学和价值是完全对立的两极：科学关乎事实，价值关乎目的；科学是客观的，价值是主观的；科学是追求真理的，价值是追求功利的；科学是理性的，价值是非理性的；科学是可以进行逻辑分析的，价值是不能进行逻辑分析的。

科学主义的观点具有一定历史必然性、合理性，它对于克服那种片面强调科学的意识形态性、阶级性甚至把科学本身当作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工具的倾向，维护科学发展的自主性、客观性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总体而言，这种观点还是一种极端的观点，它否定了认识系统中的主客体之间的相互联系，使科学知识与价值完全割裂，并要求科学“超脱”于一切意识形态尤其是世界观的因素，对各种社会冲突采取“不干涉”的态度；它用所谓的“客观性”消解价值因素，并将科学贬低为纯技术手段。

二、肯定人文社会科学价值取向的人文主义

人文主义又叫反自然主义（anti--naturalism），它突出强调了人文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的根本区别。自然现象具有确定性、普遍性和可量化性，可以对其加以客观的实证的解析与说明；而人文社会现象，尤其是人的思维、情感、意志和行为等等具有非确定性、个别性和非量化性，它们本质上是个意义世界，价值世界，不可能被客观地加以解析和说明，而只能通过理解才能把握。

新康德主义理论家李凯尔特运用价值标准对自然科学和历史的文化科学作了区分。在他看来自然科学把与任何价值都没有联系的事物和现象看作自己的对象，用普遍的方法发现普遍的联系和规律。这些科学都不以人的价值和评价的观点去考察自己的对象，都把个别、特殊之物当作非本质成分不予考虑，仅仅把大多数对象所共有的成分包括到自己的概念之中。而作为文化科学，它要研究与普遍文化价值有关的对象；而作为历史科学来说，则必须从对象的特殊性和个别性方面叙述对象的一次性发展。对历史的文化科学来说，只有那些在其个别性方面对于作为指导原则的文化价值具有意义的事物才是本质的，同时，李凯尔特提出了价值联系的原则，他认为价值是历史学家挑选材料时借以区分本质成分与非本质成分的标准。

另一位新康德主义者卡西尔同样关心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边界问题。他从两种不同的感知方式，事物的感知和表达的感知入手探究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统一性和相异性，得出结论：人文科学的对象不是整个宇宙，而是一个属人的世界。与自然科学不同，它的目的不是规律的普遍性，也不是事实与现象的个别性，它有其特具的认知理想。同时，卡西尔还认为：每一个文化客体都内在地表现为物理的、心理性的和历史性的总和。物理的是指文化客体的质料性；心理性的是指特定心智上的基本态度的表达；历史性的是指历史上的时序、位置、年代，来源。文化客体在任何情况下都需要一种物理质料为基质，但这一文化客体若要被正确阅读和理解的话，它们同时需要一种双重解释：一方面必须历史地看待每一种文化客体，根据它们所处的时代及其来源去研究，另一方面还必须把这些文献理解为某种特殊心态的表达，这种特殊心态可以以某种方式重新感受。

瑞士学者皮亚杰在其《人文科学认识论》中指出：与自然科学主体和客体分离不同，“人文科学的情况要复杂得多，因为对自身或对他人进行实验或观察的主体一方面可能受到所观察现象的改变，另一方面也可能是改变这些现象的展开其性质的根源。正是由于这样一些情况，这一同时既是主体又是客体的事实给人文科学制造了比自然科学更多的困难”。“客观性所不可或缺的非中心化，在客体是由主体构成的情况下要更加困难得多”。皮亚杰认为这是出于两个原因：“一是由于观察者的自我介入了他应该能从外部去研究的现象，自我中心体（le sujetegocentrigue）与认识主体（le sujet epistemique）之间的界线就越发不明确。二是就在观察者已经介入并对他所关心的事实赋予价值的情况下，它的倾向仍然是相信直觉认识，因而更加感觉不到有采用客观技术的必要性。” [3]他认为人文社会科学难以避开思想意识形态的影响。

总而言之，人文主义学者在坚持自然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区别的基础上，强调人文社会科学的独特的属人性和价值性，肯定了人文社会科学的价值取向的存在。

三、马克斯·韦伯的“价值中立”观

社科论文篇8

一、为什么说科学发展观就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观呢？

十六大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先后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两个新概念。它们既有不同的内涵，又有共同的特点。科学发展观作为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回答的是“什么叫发展、怎么样发展”这一根本问题；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则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总目标和总任务，回答的是“什么叫和谐社会、怎样建设和谐社会”的问题。显然，科学发展观是管总的。但是，它们要解决的问题和根本要求，却都是为了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也就是要在以人为本、统筹兼顾中协调好改革进程中的各种利益关系，尤其是协调好经济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复杂关系，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全面考察这两者关系，可以进一步看到，科学发展观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指针和根本保证，同时它也指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途径。

首先，科学发展观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指针。十六大的一个重大贡献，是提出了用20年时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完成这一任务的关键，一要牢记“机遇”这两个字，即要紧紧抓住本世纪头20年这一重要战略机遇期；二要贯彻落实“全面”这两个字，即要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为了贯彻十六大精神，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在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前提下，进一步强调发展要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把科学发展观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指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仅要做到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而且要实现“社会更加和谐”这一重要目标。因此，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包含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同时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阶段。这就决定了科学发展观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指针，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指针。

其次，科学发展观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保证。我们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表明，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更加明确地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这就要求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建设”、“发展”等范畴，有一个全面的理解。根据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建设”、“发展”首先指的是经济建设、经济发展；同时，经济的发展不仅会带来政治、文化、社会的进步，而且也需要政治、文化、社会的同步发展和有力支持。因此，我们所讲的“建设”、“发展”等范畴，应该包含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全面建设、全面发展的含义。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特别是它所强调的“五个统筹”，以非常鲜明的态度和语言，阐述了我们所讲的“建设”、“发展”都是全面的建设、全面的发展，满足了实践的要求。因此，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根本保证。

再次，科学发展观指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途径。社会主义的巩固和发展，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和谐社会作为社会主义的一个属性或特点，伴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已经形成，同样也需要经过很长的发展过程才能完善和巩固。今天我们提出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又具有新的时代特点。这就是，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我国从利益关系、经济结构到社会生活出现了一系列“多样化”，进入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000美元到3000美元这一“黄金发展期”与“风险凸显期”并存的特殊发展时期。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需要认真研究的一个大问题。党中央提出要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时候，提出了三个重要的理念：一是发展，这是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二是以人为本，这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三是统筹兼顾，达到全面、协调、可持续，这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综合起来，就是要在统筹兼顾中达到以人为本的发展。也就是说，我们在发展中不仅要协调好国民经济内部的各种关系，而且要协调好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各种关系。这就告诉我们，只有坚持科学发展观，才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从当前工作来讲，是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但是从其理论内涵讲，又不仅仅是为了实现这一近期奋斗目标，而是为了更好地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按照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建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科学发展观是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观。

二、那么，怎样在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下，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呢？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长期的历史性任务，要有持久奋斗的思想准备。当前，我们可以根据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有针对性地从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做起，使社会更加和谐。

在今天的时代条件下，重点要解决什么问题呢？五中全会回答了这个问题。这就是《建议》在论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问题时所强调的四个着力点：一要在扩大就业问题上下功夫；二要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问题上下功夫；三要在理顺分配关系上下功夫；四要在发展社会事业上下功夫。

根据这样的要求，我们必须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从完善管理体制、提高领导能力等方面着力，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奋斗。一要加强和完善社会管理体系，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二要学会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畅通群众的诉求渠道，完善社会利益协调和社会纠纷调处机制；三要建立健全社会预警体系和应急救援、社会动员机制，提高处置突发性事件的能力。只要持之以恒地坚持这样抓下去，就一定能够积极地促进社会越来越和谐。

三、需要指出的是，在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时候，有许多问题是要深入探讨并加以注意的。

第一，在科学发展观统领下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都是在坚持和发展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过程中，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为贯彻落实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针对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问题，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众所周知，邓小平同志强调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仅是建立在对社会主义本质和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深刻认识的基础上的，而且他对我们工作中出现的“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的问题非常重视，说是我们在工作中的一个“失误”；他强调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历来是同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联系在一起的，历来是同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方针联系在一起的，历来是同提高劳动者的素质联系在一起的，他作为“中国人民的儿子”，心中的最高利益、最高标准就是让人民群众满意和高兴；他提出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是从中国实际出发的重大举措，其目标就是为了达到共同富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样如此，既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又强调发展必须是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全面发展，还包括人的全面发展；既强调发展要有较快的速度，又强调速度要与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还要坚持可持续发展；既强调一部分地区可以率先实现现代化，又强调要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要切实关心和解决困难群众的生产生活问题，要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等等。因此，在科学发展观统领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正是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关发展的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第二，在科学发展观统领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首先要靠发展。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解决“经济一腿长、社会一腿短”的问题，一个重要方面是要把“以人为本”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有机地统一起来。因为，不讲发展的发展观绝不是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就是发展；不在发展的基础上求和谐不可能和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建立在发展提供的物质基础上。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许多矛盾和问题，关键还是要靠发展。当然，这种发展必须是以人为本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因此，还是要牢记十六大报告中一句十分有影响力的话：“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

第三，在科学发展观统领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科学地理解和贯彻“以人为本”的原则。科学发展观强调发展要以人为本，这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有重要指导意义的。问题是对于“以人为本”这一高度抽象的命题，要有科学的解释和正确的理解。首先，以人为本的“人”，不是抽象的人，而是具体的、现实的、社会的人，指的是广大人民群众，包括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人的生命、人权和人的尊严等等。这是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以人为本”，是与人本主义的“以人为本”有根本区别的。其次，以人为本的“本”，不是事物的本原或本体，而是发展的出发点和着眼点、力量的来源。因此，以人为本就是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我们工作的出发点和着眼点，把充分发挥人力资源优势作为我们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动力，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我们的长远奋斗目标。第三，以人为本的“人”，不是客体，而是主体。也就是说，不能把人民群众单纯地看作是被同情、关爱和救济的对象，而应看作是推进改革和发展的创造性社会力量，看作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第四，以人为本的“人”，是发展的主体，但不是自然的主宰。用历史的观点来看，“人是中心和目的”、“以人为本”的思想是在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时形成的。这一观念不仅推动了资产阶级革命，结束了神学统治的中世纪，而且推动了科技进步和工业革命，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但是，人类主宰和征服自然的严重后果，是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经济难以可持续地发展。在阐述科学发展观时，尤其在强调“以人为本”时，要把“以人为本”与“全面、协调、可持续”统一起来，而不能有意无意地形成两者的逻辑矛盾。只有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理解和发挥人的作用，才能在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形成良性的协调关系。

第四，在科学发展观统领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们坚持科学发展观，是针对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提出来的，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也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也就是说，我们在关注和解决社会问题的时候，决不能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客观实际。可以这样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长期的历史任务，只能分阶段、有层次地循序推进。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来看，提出的目标和口号脱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往往是欲速不达、群众不满；坚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出发量力而行，则发展迅速、人民满意。只要我们在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下，求真务实，团结奋斗，开拓前进，就能一步一个脚印地达到预定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