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法学论文范文

时间:2023-12-08 09:58:03

宪法法学论文

宪法法学论文篇1

关于上述观点,笔者认为,虽从不同程度上揭示了依法执政的内涵,但还不够全面准确,特别是还没有全面、正确地揭示依法执政的本质。正如黄文艺所指出的:“从党的十六大以来,有关依法执政基本内涵的权威性解释一直保持不变,那就是领导立法、保证执法、带头守法。然而,这一解释只揭示了党在立法、执法、守法等方面应发挥什么作用,而没有明确回答依法执政究竟是什么样的执政方式,没有清晰描绘依法执政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状态。”[8]而要正确界定依法执政的基本内涵,须首先正确、科学界定依法执政的基本要素。上述观点尽管不一而足,但它们基本上涵盖了依法执政的基本要素。具体言之,主要有六个方面:其一,依法执政的主体。依法执政的主体即执政党。但一个政党能否成为执政党,是要通过宪法的授权。这是因为,宪法作为人民缔结的“社会契约”,是一切国家权力的来源。依宪授权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指在两党制或多党制的条件下,各政党依宪参加竞选,依宪获得执政地位,依宪成为执政党并获得国家权力;二是指政党通过革命武装斗争的方式旧政权,建立新政权,在成为执政党后,废除旧法统,建立新法统,对执政党的执政地位依宪予以确认。一般说来,西方国家的执政党属于第一种情况,而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无产阶级执政党则属于第二种情况。中共作为中国宪法规定的执政党,自然成为中国依法执政的主体。这一点与中国依法治国的主体———广大人民群众是有所不同的。其二,依法执政的客体。依法执政的客体是宪法和法律设置的各级国家政权,而不是各级政党组织。这是因为,“首先,执政党与国家政权的性质、职能不同,执政党不能以党的组织代替国家政权,直接走向前台治国理政,这样就会废弃国家政权,并使党的执政地位缺乏合法性基础。其次,必须看到,执政党与国家政权紧密相连,执政党若不能掌握和运用国家政权,就谈不上是执政党”。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依法执政,就意味着须通过法定的途径执政,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的各级国家政权,而绝不能再像过去党政不分那样“以党代政”。其三,依法执政的依据。一般说来,依法执政的依据是宪法和法律。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的依据既包括宪法和法律,也包括中共的党内法规。正如《决定》指出:“依法执政,既要求党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也要求党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但这里必须要明确的一点是,作为中共治国理政依据的只能是宪法和法律,而不是中共的党内法规,党内法规只能作为中共管党治党的依据。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加强对立法工作的领导,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善于使党的各项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建立健全完善的、以宪法为统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其四,依法执政的内容。依法执政的内容是执政党如何依法进入国家政权,掌握和运用国家权力。这里面包括两个内容:一是执政党如何依法掌握国家权力;二是执政党如何依法运用国家权力。对于第一个问题,上面已经给出了答案,即执政党只能依宪获得授权。对于第二个问题,执政党只能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及程序运用国家权力。正如杨绍华指出:“依法执政,首先应当从法律实体上,对执政党手中的执政权力进行界定,明确规定执政权力的范围;从程序法上,对执政权力的运作程序进行必要的规范。否则,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这一原则,便失去了实体上和程序上的法律依据。因此,坚持依法执政,应当对党的执政权力及其运作程序作出明确规定,构建党的执政权力及其运作程序的法律制度依据。”其五,依法执政的本质。依法执政的本质是用体现人民意志和利益的宪法及法律来约束执政党的活动,将其纳入法定轨道,实现和维护人民当家作主。正如有学者所指出:“法治是规范和约束权力、防止权力腐败的最有效和最理性的社会政治机制,执政党只有依法执政,才能使人民授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其六,依法执政的评价标准。依法执政的评价标准,即执政党的所有活动是否符合现代政党法治的一般原理。应该说,上述几个方面可以正确揭示依法执政的完整内涵。

二、依法执政首要是依宪执政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1]上述论断虽然过去也有提出,但以中共中央全会文件的形式明确提出,在中共历史上还是首次。这既表明了中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规律掌握的成熟,也表明了厉行法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坚强决心。坚持依法执政之所以必须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这是由宪法的根本法地位所决定的。中国《宪法》是根本大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居于核心和统帅地位,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和权威。其中规定:“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这里的“各政党”包括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在内的所有中国大陆的政党,即根据《宪法》规定,中共作为执政党要承担遵守宪法、实施宪法的职责。因而,加强宪法实施,全面贯彻落实《宪法》的各项规定,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首要任务和基础性工作,也是中共依法执政的首要任务和基础性工作。正如所指出的:“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首要任务和基础性工作。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

可以说,唯有宪法得到良好实施,其他法律才可能真正得到贯彻和落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目标才可能真正实现,否则,中共依法执政无从谈起。因此,中共依法执政首要是依宪执政。此外,由于“宪法规定的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以及国家生活中的基本准则,都是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的集中体现”,因此中共坚持依宪执政也是维护和巩固执政党地位的必然历史要求。基于上述方面,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着重强调了宪法的权威和作用,突出了宪法实施,特别是明确提出了“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这既反映了中共对宪法根本法地位和作用的正确认识,又表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更深入、更透彻地体现。第二,这是由党与法治的关系所决定的。邓小平曾指出,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关键也在党。中共的执政党地位,决定其能否坚持党的正确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成败与否的关键所在。这一点早已被历史所充分证明。正如蔡定剑指出:“党对法治建设认识好,则法治兴;党对法治轻视,则法治衰。党严格守法,则法治存;党不守法,则法治亡。这是中国法治过去和现在所证实了的,是我国法治建设的悲喜和忧患之所在。”这也表明,中国的社会主义法治是以“执政党”为中心的,这与以“法院”为中心的西方资本主义法治有根本的不同。对此,强世功指出,中国的“法治不仅是法院的事情,不仅仅建立一个公正的司法,而是执政党和政府的事情,其目标就是让整个国家、社会和公民个人都服从于规则的治理。而在实现法治理想过程中,当前面临的首要问题在于执政党能不能做到‘依法执政’”。因此,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所作《决定》在党的历史上首次对党与法治的关系作了准确界定,即“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把党的领导贯彻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是一致的,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只有在党的领导下依法治国、厉行法治,人民当家作主才能充分实现,国家和社会生活法治化才能有序推进。”

这就要求中共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发挥领导和根本保证作用。具体说来,在治国方略上,要实现由人治到法治的转变,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执政方式上,要实现由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由依政策执政到依法执政的转变,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可以说,中共能否坚持依法执政,也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关键所在。另一方面,党与法治关系问题的实质就是要解决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进一步来说,就是要解决党大还是宪法大的问题。由于中国宪法和中共均明确规定,党必须坚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在理论和法律上已解决了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正如有学者指出:“应该说,在理论上和法律上,法律至上地位已得到确立。一切国家机关当然包括中央国家机关,各政党也包括中国共产党,任何人也包括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这就要求中共必须始终坚持依法执政,且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第三,这是由当代中国《宪法》实施的现状所决定的。“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然而,由于各种原因,当代中国《宪法》曾一直实施不力,权威未能良好树立,致使陷入一种“名归而实不至”的尴尬状态。基于此,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强调指出要加强宪法实施,并提出了“完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宪法监督制度,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等具体措施。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党要领导人民坚持“依宪治国”,以及党要坚持“依宪执政”。而且,特别重要的一点是,《决定》用的是“首先要”,即“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而没有用《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用的“首先是”、“关键是”,即“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12]。尽管这只是几个字眼儿的改变,却深有用意,它既突出了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全局部署中的优先性,也是对中国宪法实施现状和努力方向的直接反映。因为“是”代表的是一种肯定,“要”不仅代表的是一种肯定,而且表明我们还没有完全做到,需要努力采取各种措施去做、去实施。这就要求,中共作为执政党,应首先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进而实现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并最终实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目标。

三、依法执政的实现路径

《决定》指出:“必须坚持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把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同依法执政基本方式统一起来。”而在实践中坚持依法执政,实现依法执政,就必须按照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领导立法,带头守法,保证执法。

(一)党要领导立法,善于使党的各项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首要前提在于形成完善的法律体系,有法可依。“有法可依”既是中共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前提,更是中共依法执政的逻辑起点。但是,“有法可依”的“法”必须是良法。因为“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本身制定的良好的法律”。综观世界文明史,只有良法之治,才能带来法治。“恶法”虽然也可以导致法律统治,但“恶法”的非正义性和非至上性却根本无法带来法治。那么,什么是良法呢?亚里士多德主张:第一,为了公众利益而不是为某一阶级(或个人)的利益的法律,是良法;第二,良法意味着对自愿的臣民的统治,以区别于恶法的仅靠武力支持的专制统治;第三,良法必须能够维护合理的城邦政体于久远①。因而,当代中国首先实现“有良法可依”,有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坚实基础,才能为中共依法执政提供必要前提和基础。所以,中共一定要领导立法,善于使党的各项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以保证良法的制定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而这主要是通过中共领导制宪和修宪来实现的。因为“宪法是法律制定的依据,宪法是保障社会主义法制统一的基础,宪法的发展是整个法律体系发展的前提等”。可以说,首先制定出“良宪”,才能制定出良法,也才能保证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实践证明,1982年宪法及其实施后的四次(1988年、1993年、1999年、2004年)适时修改,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统帅作用。

(二)党要带头守法,坚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众所周知,法治与人治区别的关键,在于法律至上还是领导者个人意志至上。法律至上,即为法治;领导者个人意志至上,则为人治。正如潘恩指出:“在专制政府中国王便是法律,同样地,在自由国家中法律便应成为国王。”在现代法治国家,法律至上又集中表现为宪法至上。这是因为,法律支配权力是法治的根本,但离开了宪法至上,权力绝不会服从于法律;民主和人权是法治最核心的价值追求,但离开了宪法至上,法治就失去了生命和活力;法治有赖于不同层次的法律规范,但离开了宪法至上,法治也就丧失了存在的前提。所以说,维护和树立宪法及法律的至上权威,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应有之义和重要内容。那么,在当代中国,谁最有可能拥有高于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呢?谁最有可能不按照宪法和法律办事呢?目前来看,只有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对此,邓小平曾指出:“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犯了错误影响也最大。”中共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和建设中取得了辉煌成就,故中共拥有极高的权威;中共“独立地领导人民,通过暴力革命和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政权。彻底的革命不带任何的妥协性,没有其它的政治力量能真正同它分享权力,又由它领导建设政权和制定法律。这样的结果可能就出现一个最高的权力,法律就处于权力之下,而不能凌驾于权力之上。从某种意义上说,权大于法就成了革命方式取得政权的逻辑结果”。因而,中共是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核心领导力量及关键。执政党重视法治,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就会正常推进;执政党不重视法治,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就会倒退甚至停滞。这一点已被历史所证明。因而,中共依法执政就必须要带头守法,坚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以宪法和法律为根本活动准则。

(三)党要保证执法,督促和支持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在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十六字”方针中,“有法可依”是前提,“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是关键。因为法治的要义正在于“已成立的良法获得普遍的服从”。而且,如果有了良法却无法去认真实施,不能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话,所带来的危害比“无法可依”的危害性要更为严重。因此,加强宪法和法律实施,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是依法治国的关键。特别是在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的情况下,法治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早已不是无法可依,而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守法意识淡薄的问题,是已成立的法律无法获得普遍服从的问题。究其原因,除各级执法部门自身原因外,最主要的是执政党主体未能依宪处理好与执法部门的关系,过多干涉执法部门的执法活动,再加上“法律的权威地位和严肃性没有得到尊重,对法制的破坏严重地来自党政领导人和党政机关,这是中国法制建设面临的严重问题”,亦使得各级执法部门难以做到公正执法,由此更难以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正如高放指出:“由于长期以党代政、行政权力过大的体制,使各级法院院长和法官感到很难当好。法院院长和法官往往难以独立审判,时常受到党政领导人各种形式的干预。因而今后要强调司法独立,法官(共产党员法官也是这样)应依法办事,依罪据法量刑。至今还有法院院长被党政部门免职,或被调到其他县去的事情发生。”由此而言,今后各级执法部门均能够做到严格公正执法,关键在于中共能够依宪处理好与执法部门的关系。同时,中共作为执政党应从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出发,始终坚持依法执政,依宪执政,并依据宪法及法律督促、支持和保证国家机关依法行使治国理政的职权。

宪法法学论文篇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宪法学发展的重要成果之一是更新了传统的宪法学理念,逐步确立了适应社会变革的合理的宪法学理念,使宪法学的学术性与价值性获得了较为广泛的认同。伴随法学界从宏大叙事到微观论证的研究转向,宪法学的研究也逐渐走向细微缜密的研究道路。通过社会个体价值的确立与弘扬,形成了“立足于中国、具有国际视野、以中国问题的解决为目标的”知识体系,使社会改革与变迁能够在合理消解内部冲突的基础上稳步推进。 近年来,宪法学研究逐步形成了自身的学术脉络与主题,树立了历史意识、中国意识、问题意识、人文意识、规范意识和学术共同体意识。在价值趋向上突出专业化的特色,在研究思路上重视研究的专题性与规范性,在研究内容上逐步趋于本土化,逐步加强了宪法学基本范畴、基本权利理论、宪法文本与宪法事例等领域的研究,同时,在探讨中国宪法问题的过程中,提倡宪法学研究方法多样化以及宪法学的中国化趋势。 然而,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宪法学仍然处于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过程之中。 第一,宪法学还没有形成有机的、具有内在逻辑的知识体系。面对社会转型中出现的大量宪法问题,现有的宪法学理论所提供的理论支持还显得力不从心,支撑宪法制度与实践的基础理论研究仍然存在着较大的不足,理论的解释力有待进一步提高。 第二,在宪法学理论研究中,西方与非西方宪政理论研究比例失调,对于非西方国家宪政经验的关注不够,对如何合理解决本土化与国际化冲突导致的知识转型难题策略不足。而在研究西方国家宪法过程中,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工具主义的思维,忽略了宪法的目的性价值和制度背后的社会背景。 第三,在研究方法上,仍以逻辑论证为主,经验性与规范性研究较少,运用定量分析与实证方法的成果较少。我们需要从单纯的定性分析转为适当强调定量分析的意义,建立宪法学知识专业化的模型,提高宪法学学术命题的说服力。 第四,宪法在当代中国法治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还不够突出,宪法学者参与国家决策的方式与社会影响力仍然有限。当前我国正处于重大转型时期,社会生活呈现复杂性、不确定性与各种偶然性因素,合宪性、合法性与社会正当性的关系面临着紧张关系。实际上,宪法学体系中并不存在纯粹的学术领域,每一个理论命题都与具体的实践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如何完善宪法学理论研究与社会生活之间必要的交流与沟通机制值得高度关注。 中国宪法学走的是一条“立足于中国、以中国问题的解决为基本学术使命、为未来的社会发展给予理论回报”的发展道路。未来宪法学的发展,将在开放与综合中逐步确立起自身理论体系,在规范与解释中进一步推进研究的规范化,在现实与创新中强化研究的实践性,在国际与本土的视野下建构中国化的宪法学。 1.中国宪法学理论体系研究。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宪法学的形成和发展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我们需要合理地定位中国宪法学的功能,应当从中华文明传统和宪政实践中总结提炼宪法学的“中国元素”,增强宪法学的中国话语。在多元宪法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中,推动宪法学的中国化,使中国宪法学成为关心人类发展命运、参与解决人类面临重大存在和发展问题的知识体系。 2.宪法学说史的研究。宪法学说史是宪法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对于宪法学乃至整个法学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如果一个国家的宪法研究没有演化为一种宪法学说,如果在宪法研究上缺乏本土宪法学说的理论支撑和资源借鉴,那么国家的宪法发展与宪政实践必将面临着巨大的局限性。如宪法与宪政、宪法与法律、国家与社会、宪法效力等基本范畴的研究需要成熟的宪法学说史的支持。 3.基本权利救济研究。加强基本权利的应用研究,探索建立中国特色基本权利体系,着重回答:基本权利在中国和西方宪法文本和宪政实践中的共性与个性,中国特色基本权利体系的理论来源、正当基础和现实效力。具体研究主题应当包括;如何落实宪法人权条款,使国家履行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义务;研究批准人权公约与我国宪政体制的关系,为尽快批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提供理论依据;如何根据经济结构变化的趋势,建立完善的私人财产权保护制度;如何对现行基本权利体系作出适当调整,恢复或增加具有现实可行性的基本权利,明确未列举基本权利的效力;加强社会权和福利制度研究,强调社会弱者权利保护。 4.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研 究。在把握世界议会制度总体发展趋势的基础上,系统研究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特点与功能,突出人大在利益调整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研究如何强化人大的财政和预算监督职能,丰富调查、质询、视察等监督方式的内涵和功能;研究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之间的关系,以及基本法律与法律的位阶与适用;研究全国人大与地方人大的关系,以及中央立法权与地方立法权的合理配置;研究人大及其常委会在保证法律实施和法制统一中的地位、功能和审查程序等。 5.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研究我国宪政体制下中央与地方的权力与利益分配机制,实现立法体系的规范和统一;研究如何以宪法为依据进行国家机构改革;系统地研究“一国两制”和祖国统一的宪法基础问题,特别要关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宪政基础以及国家意识在民族区域自治中的意义,使自治机关的自治权得到落实。 6.高度重视宪法运行机制研究,实现“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的基本理念。根据宪法运行经验与教训,从国家制度合宪性的角度尽快建立具有实效性的宪法保障制度,促进宪法解释立法,探索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的宪法解释制度原理;研究如何进一步发挥宪法解释的功能,避免宪法文本的频繁变动,促进我国宪法从“修宪型”向“解释型”模式的转变;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体制下成立宪法委员会,切实解决现实生活中存在的违宪问题。 7.宪法的社会适应性研究。进一步探讨宪法适用的途径与形式,强化宪法的社会适应性,重点研究在经济发展、社会变革的宏观背景下,如何保证宪法的稳定性与社会适应性之间的平衡?如何克服所谓“改革”、“试点”等突破宪法秩序的现象?如何在现实生活中维护宪法权威和最高法地位?如何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宪法意识,使宪法贴近公民日常生活,树立科学的宪法观和执政观? 8.宪法与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关系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之后,应当强调宪法在其完善和发展中的地位。法律体系的形成、完善和发展,应以宪法为价值指引和评判标准,研究“以宪法为依据”在法律体系中的体现、功能和作用方式等问题;研究立法的合宪性评价机制,特别是标准、程序和效力问题;研究宪法与部门法、地方立法的关系,以保证宪法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核心地位。 

宪法法学论文篇3

历史不能重演 ,但不同的历史时代却可能有相似的问题。 1 9世纪末、2 0世纪初的中国与今天一样 ,都处在社会政治与法制的转型时期。因此 ,研究过去 1 0 0年中国宪法思想的发展 ,对今天的宪法学和当代中国的宪政建设有深刻的借鉴意义。康有为是清末民初最有影响的思想家 ,在 1 9世纪的最后几年 ,他领导了中国知识界的启蒙运动。先是 1 895年的“公车上书” ,其后 ,他以进书和进谏的方式掀起了一场自上而下的政治体制改革。在康有为之前 ,从来没有一个思想家敢于像康有为那样把他们改革中国政治体制的建议和设想反复向皇帝提出。在我国历史上 ,他首次倡导了政治体制上的中西结合 ,最早在中国提出了立宪政体 ,并提出了具体的宪政方案 :兴民权、设议会、进行选举和地方自治 ,在坚持儒家传统和帝制的前提下 ,逐步学习西方的立宪经验。康有为的立宪思想有很多保守的成份 ,但作为我们民族思想文化成果的组成部分 ,仍然应当重视。 一、康有为对中国宪法发展的贡献 康有为是中国第一批探索宪政的人 ,他的立宪思想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考察。 1 .依宪治国观念的引入。到戊戌变法以前 ,中国的封建制度存续长达 40 0 0年 ,不可谓没有法 ,也不可谓没有“以法治国” ,但是法自君出 ,权尊于法 ;法律作为一种统治工具 ,拘束臣民而不拘束君主 ;引礼入法 ,以家族为本位而维护封建等级制。当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相继建立 ,自由、平等、博爱等人权概念在 1 9世纪末传入中国之时 ,中国仍然是一个皇帝“口含天宪” ,君权至上的社会。康有为第一次提出了包含限制君权意义的法律概念 ,即宪法。他认为国家的政体可以分为专制、立宪和共和三种。在专制政体下 ,“一君”与“大臣数人共治其国” ,而立宪政体则是“人君与千百万国民和为一体”。① 因此 ,“宪法”就是“维新之路”。早期出国留学或出使海外的中国人 ,也曾经提出应当改革内政、学习西方的政治体制 ,② 但往往是简单的制度引介 ,没有意识到宪法限制君权、对抗封建专制的作用。自康有为提倡君主立宪以来 ,直至清末立宪 ,虽然历经共和制、帝制以及民主、专制政体之反复 ,历任政府无不以立宪为立国之开端 ,无不以宪法记载一国政治的基本原则 ,这未尝不应归功于第一代倡导依宪治国者。 2 .反对专制政体 ,主张君主立宪。在康有为时代以前 ,中国只有朝代更替 ,从无政体之变。自康有为始 ,君主专制作为一种政体受到挑战。康有为反对君主专制政体 ,主张君主立宪。他认为君主权威无限“大背几何公理” ,主张“立一议院以行政 ,并民主亦不立。”又说 ,“君臣一伦 ,亦全从人立之法而出 ,有人立之法 ,然后有君臣。今此法权归于众 ,所谓以平等之意用人立之法者也 ,最有益于人道矣。”由此 ,康有为在中国明确提出了作为资产阶级民主立宪理论基础的身份平等观。 康有为对立宪模式的选择在戊戌变法前后有所变化。戊戌变法以前 ,他提倡集权制的君主立宪 ,类似于日本和德国。但是戊戌变法之后 ,他提倡虚位君主 ,类似于英国。③ 戊戌变法时期 ,他认为“变法”应“以俄国大彼得之心为心法 ,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前者意在强调其自上而下的改革方式 ;后者则指日本明治维新后所确立的君主立宪制。直到 1 90 6年《法国创兴沿革》中 ,康有为还分析说 ,(法国与日尔曼 )两国之创同时 ,而强弱异形于后 ,这主要是看君权是否能够集中而决定的。④ 有人认为 ,康有为在辛亥革命以后仍然提倡君主立宪 ,是反对建立民主共和国 ,实际上是维护封建专制。⑤ 笔者以为 ,这种看法是片面的。辛亥革命以后 ,康有为虽然主张君主立宪 ,但是所谓虚位君主 ,“是名皇帝 ,实非皇帝” ,君主的权限由宪法规定 ,“宪法全由资政院起草决议 ,则全由民权共和至明” ,并且宪法是“一国最上法、最高权”。⑥ 在这一设计当中 ,专制政体下皇帝的立法权、行政权、人事权和军权都已有名无实 ,与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所提倡的君主立宪相比 ,发生了质的变化。虽然他反对革命派的共和政体 ,称民主共和制不适合中国国情 ,⑦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 ,民主共和与虚君共和同样是近现代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表现形式。从宪政发展史的角度看 ,近代意义上的宪法 和宪政肇始于英国 ,其主要特征就是确立了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 ,这种君主立宪制对于封建专制而言无疑是一次历史性的超越 ,直到今天 ,其历史意义是不应也无法否认的。因此 ,忽视历史的进程和时代特征而断言康有为辛亥革命后立宪思想的反时代性恰恰本身就忽视了其所处的时代特征 ,是一种以今人之观念强求于历史人物的评价。 3.提倡权力制衡的政权组织形式。合议与分权是在传统方面或理性方面对于集权统治进行限制的特别手段。它们共同促成了现代行政管理和立宪政治。⑧ 作为世界宪政史最为恢宏的一幕的法国大革命 ,就曾经明确提出 :“凡分权未确立、权利无保障的国家就没有宪法”。康有为很早就从理论上肯定了三权分立、权力制衡理论的合理性。在戊戌变法之前所撰写的《实理公法全书》(1 888年前 )当中 ,康有为从几何原理出发 ,认为“以互相逆制立法 ,凡地球古今之人 ,无一人不在互相逆制之内。”⑨ 他认为 :“以一顺一逆立法 ,凡使地球古今之人 ,有彼能逆制人 ,而人不能逆制彼者。……则必有擅权势而作威福者 ,居于其下 ,为其所逆制之人必苦矣”。⑩ 在代御史宋伯鲁草拟的《变法先后有序 ,乞速奋乾断以救艰危折》中 ,他又具体指出了三权分立的主要内容 :“泰西论政 ,有三权鼎立之义。三权者 ,有议政之官 ,有行政之官 ,有司法之官也。夫国之政体 ,犹人之身体也。议政者譬若心思 ,行政者譬为手足 ,司法者譬如耳目 ,各守其官 ,而后体立事成。” ⑾ 同时 ,他反对机构设置重叠 ,认为中国之弊“在治地太大 ,小官太疏也。” ⑿ 宪法中“分权与制衡”原则包括两个层次。一是最高统治权按类别和职权分为立法、行政、司法 ,分别由独立的机关负责 ,同时它们之间又存在制约与平衡的关系 ;分权的第二个方面是国家结构形式上中央与地方的分权与制衡。从康有为后来的变法实践和政论看 ,他对三权分立专门的论述不多。但是 ,他倡导议会政治 ,实际上是分君主之集权 ;提倡地方自治 ,则是主张地方分中央之集权。 4.民权思想与政治观。在康有为之前 ,中国虽然有“民本”思想 ,但是却没有民权思想。康有为吸收了西方自由主义的民主观 ,强调公民自治。 在《万身公法书籍目录提要及实理公法全书》中 ,康有为较为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民权观。他认为 ,人生来平等 ,同时又充满差异性 ,这些充满差异性的人是独立的 ,有自主权 ,应当“以平等之意 ,用人立之法” , ⒀ 对此进行规范。他不但主张长幼平等、朋友平等 (治事门、论人公法 ) ,甚至认为君民之间也是平等的。在该书的君臣门实理 (引说一条 )中 ,他论述道 :“民之立君者 ,以为己之保卫者也。盖又如两人有相交之事 ,而另觅一人以作中保也。故凡民皆臣 ,而一命之士以上 ,皆可统称为君”。⒁ 把君主比作契约关系中的见证人 ,而不是以往以君主为一切社会关系的合法性来源 ,这在当时是一大思想进步。 以公民自治理论为基础 ,康有为主张实行地方自治。他认为 :“中国地方之大病在于官代民治 ,而不听民自治” ,“立法之意但以为国 ,非以为民 ,但求不乱 ,非以求治。…… (因此 )有大官而无小官 ,有国官而无乡官 ,有国政而无民政 ,有代治而无自治”。康有为所主张的地方自治 ,类似于“古者之封建也” ,“但古者 ,乱世封建其一人 ,则有世及自私争战之患 ,此所以不可行也。今者升平封建其众人 ,听民自治 ,听众公议 ,人人自谋其公益 ,则地利大辟 ,人工大进……”。他还提出了具体的参照系 ,即“因乡邑之旧俗而采英德法日之制” ,以“万人以上地十里者为一局 ,或名曰邑 ,……” ⒂ 等具体设计。在当时 ,地方自治的提出是与中国传统的大一统国家结构形式相对立的。地方自治有利于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减轻中央负担 ,并且在促进地方政治清明的同时形成对中央行政的牵制力量。不但如此 ,地方自治的基础是民治 ,这与中国历代的割据式自治或绅权和族权维持下的地方自治具有质的区别。从中国的法律和行政管理的传统看 ,维持国家秩序的规范当中不乏“治官之法”⒃ 和地方规范 ,然而其出发点乃是“治民”而非“民治”。以“民治”为目标的地方自治始自康有为为代表的戊戌变法派的启蒙。 需要指出的是 ,康有为虽然提倡地方自治 ,却始终反对联省自治 ,维护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 1 920年 ,军阀混战 ,各地方纷纷独立 ,有人以美国、德国实行联邦制而富强 ,提出联省自治的理论。对此 ,康有为十分清醒地认识到 ,美国、德国之所以实行联邦制在于其建国之前 ,本为“久远分立之邦” ,实行联邦制恰恰是为了统一。而中国自汉以后 2000年 ,皆以统一立国 ,采联省自治 ,实则分邦裂土 ,“非自治而冒名自治” ,实则军阀专制、“只有割据之军治 ,而民治无自而生 ,故军阀未除 ,自治二字不必假用”。⒄ 康有为的这一论点的正确性后来为中国历史的发展所证实。 二、康有为宪法思想的局限性 首先 ,尽管康有为的立宪思想曾经启迪和影响了后来的宪法理论 ,但是 ,其中却存在许多保守主义的成份 ,主要表现在对君权的妥协以及对传统的、占统治地位的以礼治国、儒法合流思想的吸收。 保守主义的立宪观曾经在西方取得了成功。但是在康有为时代 ,保守主义的立宪思想却不能解决中国的危机。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国内矛盾都十分突出 ,同时存在着生存问题、民族问题和民主问题三重危机 ,而康有为的立宪观最关注的则是生存危机 ,即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问题。无论是设制度局也好、满汉平等也好 ,都是富国强兵的手段。即使康有为的变法能够成功 ,也只能解决中国危机的一部分 ,即生存问题。但是一方面 ,清政府的存在本身就一直受到合法性问题的挑战。专制君主制作为一种传统的统治方式 ,越来越不能适应中国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 ,随着西方民主观念的引入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成熟 ,渐进的、调和的保守主义改革思想遭受更为激烈而迅疾的民族、民主革命的挑战 ,尤其是满族官员十分担心丧失既得权力 ,而人数众多的汉族则不满于长期以来的民族不平等。 其次 ,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改良派缺乏成熟的阶级力量的支持。恩格斯在评价空想社会主义理论时 ,非常深刻地指出 :“不成熟的理论 ,是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 ,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 ⒅ 虽然有人称康有为属于上层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 ,但是迄今为止 ,几乎还没有确凿可信的史实足以证明 ,在戊戌变法以前就存在着一个民族资产阶级上层。⒆ 实际上 ,康有为的变法思想来源于中国 1 9世纪转型期的特殊阶层 ,他们虽然反对专制体制 ,但是由于当时尚未形成独立的民族资本主义阶层 ,因而又不得不依附于专制体制中的开明官僚。正因为如此 ,改良派为推动立宪所采取的行动具有软弱性。戊戌变法以前 ,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立宪派投靠帝党 ,而帝党由于缺乏实力 ,随时准备与守旧派妥协 ,从而导致“新政”失败。戊戌变法之后 ,他们仍然寄希望于清政府内部的改革。辛亥革命之后 ,康有为又因主张帝制和复辟而不见容于新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阵营 ,始终不可能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第三 ,康有为对西方的立宪政治缺乏价值上的深刻认识。由于时代的局限性 ,康有为对西学的认识仍然停留在“器物”论的基础上 ,他还不能把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与封建的开明政治严格区分开来。就宪法的来源看 ,立宪主义包括立宪的价值学说和立宪的规范形式两方面 ,其中宪法的价值尤其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相伴生。它是一个“新开端” ,反映的是新生的获得胜利的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康有为的立宪理想则是从社会进化论出发 ,希望调和君权与民权之间的矛盾 ,减缓新生力量对封建专制的冲击 ,维护旧体制。因此 ,康有为对宪法的理解是有内在矛盾的。一方面 ,他强调宪法是“维新之始” ;另一方面 ,又说宪法是传统的延续 ,认为中国的文教礼俗即英国的不成文宪法。 ⒇ 这实际上是混淆了两种传统 :民权传统和君权传统 ,仅仅把它们统一在“法治主义”或者“宪法”的规范秩序当中。实际上 ,资产阶级宪法之不同于“古典”的 (希腊城邦或罗马共和国时代 )的宪法 ,最重要的区别就在于它们所强调的宪法的精神不同。例如 ,激进的潘恩就十分强调宪法一词的政治意义 ,认为宪法不仅规范政府的组织形式 ,更是保护民权不受政府权力侵犯的立法。21 康有为虽然认识到民权的价值 ,但是在权利的实现与权力的效率之间发生冲突时 ,他就难免要为“效率”牺牲原则。例如 ,在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八日《答人论议院书》中 ,康有为说 :“君犹父也 ,民犹子也 ,中国之民皆如幼童婴孩 ,问一家之中 ,婴孩十数 ,不由父母专主之 ,而使幼童婴孩自主之 ,自学之 ,能成学否乎 ?必 不能也。敬告足下一言 ,中国唯以君权治天下而已 ,若雷厉风行 ,三月而规模成 ,二年而成效著”。22 在设立议院的问题上也是如此。康有为一直称赞西方的代议制 ,但是他主张设立的制度局、集意院、懋勤殿等都属于君主的智囊机构 ,而不是民选机构。不但如此 ,议院作为资产阶级国家的权力机构 ,是作为封建君权的对立物而出现于历史舞台之上的。然而 ,康有为和当时中国先进的思想家往往是从“通下情”的角度来认识其作用的。这样一来 ,议院的设立并不否定封建君权 ,相反倒成为强化封建国家机器的有效机制。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其宪政实践的诸多两难困境。 三、康有为立宪思想的来源 休•塞西尔认为 ,英国近代保守主义有三个主要来源 ,即人类的天生的守旧倾向、王党主义和帝国主义。撇开“人类的天生的守旧倾向”不论 ,分析康有为的宪法思想发展可以发现 ,康有为的立宪思想主要来自两方面 :孔教传统与“同治情结”。 康有为早年思想的演变经历了一个由儒家学说到佛学、道学 ,再由佛、道之学到西学的曲折过程。由于家庭环境的影响 ,康有为自幼即开始接受正统的儒家教育。 1 879年 ,康有为结识张鼎华 (字延秋 ) ,这是康有为成长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此之后 ,他“舍弃考据帖括之学” ,开始阅读“西国近事汇编” ,并“薄游香港 ,览西人宫室之环丽 ,道路之整洁 ,巡捕之严密 ,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 ,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 23 光绪八年 (1 882年 ) ,康有为自京应试返南海 ,“尽释故见”、开始“大讲西学”。康有为这一时期所接触的西学 ,仍然以游记和历史为主 ,并没有使他放弃儒家正统观念 ,而是对传统的儒教进行了“扬弃” ,做《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汤志钧在评价近代经学在中国的地位时曾意味深长地指出 :“把封建经学进行改造 ,……冲荡了封建势力 ,促进了思想解放。……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持‘中体’ ,也只能说要‘西用’ ;资产阶级由‘革政’到‘革命’ ,也和儒家经学有关。经学的改造 ,是近代中国社会的动荡在思想领域中的反映 ,而经学在近代中国还能起它‘改造’的作用 ,又说明它的传统影响还是很深。” 24 由于坚持儒教正统 ,康有为有意识地摒弃了盛行于近代西方国家的某些民主观念。例如 ,他从中西文化渊源的不同出发 ,指出 :“中西之本末绝异有二焉 :一曰势 ,一曰俗。二者既异 ,不能以中国之是非绳之也”。虽然他当时主要是为了批评“中国……秉礼而日弱。泰西……尊贤而能强” ,但终究认为“幸先圣之学 ,深入于人心 ,故时清议能维持之朝居矣。25 不然 ,由今之法 ,不能一辛亥革命后 ,他更痛心疾首地谴责 :“今之共和 ,非革清朝之命 ,实革孔子圣教之命 ,黄帝民族之命 ,故可惊可痛 ,莫此为甚也。窃惟方药不论补泻 ,惟在能起沉疴 ;政体不论君民 ,惟在足以立国。盖身有老少强弱之异 ,决无万应之单方 :国有历史风俗之殊 ,,难全从人而舍己。若误行之 ,可以死亡。今中国群医之误 ,几以共和之方杀中国 ,成效已毕见矣”。26又说 :“万国礼教主无不跪 ,中国民不拜天 ,不奉耶、会 ,又不拜孔子 ,留此膝何为 ?” 27 这和他后来“引孔入宪”的作法是一脉相承的。 康有为保守主义立宪思想的第二个来源是其“同治情结” ,这是中国的王党主义。在《七十赐寿谢恩折》(1 92 7年 )中 ,康有为称 :“臣海滨鄙人 ,文质无底 ,虽十三世为士 ,而门非华腴 ,既四十岁而无闻……先帝……择臣于侧陋冗散之中 ,咨臣以变法自强之业 ,谕臣专折奏事 ,由是感激 ,竭尽愚忠。”28 此后 ,当梁启超企图与革命党合作时 ,康有为强烈反对 ,指责梁启超辜负圣恩。康有为所主张的变法 ,仍然是一种统治阶级内部的纠纷解决机制 ,是一种自我“革政” ,并未上升到革命。如果说“制度局也罢 ,懋勤殿也罢 ,都是百日维新时康有为借以寄身 ,借以参与到清中央政权中去指导变法的机构” ,29 那么在辛亥革命之后 ,帝制既已被推翻 ,他仍然坚持维护君主的利益 ,直至策动复辟 ,则充分表现出其保守的一面。 最后 ,辛亥革命以后政权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 ,也使康有为对共和制丧失信心。辛亥革命之后 ,军阀混战、各派轮流执政 ,康有为 曾感慨万千地说 :“吾用法国责任内阁之制 ,则总统、总理日相争轧 ,黎宋卿、冯华甫、徐菊人之与段祺瑞 ,至于之战德国、战湖南。甚至于军事二十一条与日本为争具 ,前几亡国 ,后起争裂 ,幸而德败美胜 ,日本解约 ,否则中国亡之久矣。此法国共和制之不可行也。瑞士七总裁制广东行之 ,岑、伍、孙、唐争祸至今 ,瑞制又不可行矣。……十二年来号称共和 ,而实共争、共乱、共杀 ,以召共管而已”。30 因此 ,他认为民国是以“秦始皇专制之戮 ,而冒称共和 ,……。”31 本来就对君主制存有怀旧之心的康有为 ,经过辛亥革命后十几年的政治现实 ,再次对民主共和制失去信心 ,转而支持复辟帝制 ,反对当时的民主共和。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深刻地指出 :“当旧制度本身还相信而且也应当相信自己的合理性的时候 ,它的历史是悲剧性的”。32 康有为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举宪法的旗帜对封建专制进行质疑和挑战的学者和改革家。虽然他的改革思想具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 ,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作为近代中国宪法思想启蒙的第一人。正如卡西勒在评价欧洲的思想启蒙时认识到 ,从历史上看 ,尽管启蒙哲学热衷于进步 ,并力图粉碎旧法律的框架 ,建立新的人生观 ,然而它所表现出来的基本特征 ,却是屡屡返回那些哲学的老问题上去。33 这种一方面和近古和现存的秩序作斗争 ,但另一方面又不断回到古代思潮和问题上去的两重性同样可以用来理解康有为在宪法问题上的局限性和进步性。进一步来看 ,康有为试图结合儒家思想传统和西方立宪主义的努力虽然成为一幕“悲剧性的历史” ,但是作为一种方法 ,移植和借鉴国外的法学经验 ,并兼顾本国国情的思路 ,却被后来的学者所继承 ,直到今天也不失其现实意义。 ①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 :《戊戌变法•请君民合治满汉不分折》。转引自张国华主编 :《中国法律思想史》 ,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 ,第440页。 ② 例如清末王滔、郭嵩焘和黄遵宪等。 ③参见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 :《戊戌变法前后•致冯国璋书》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第484页。 ④参见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 :《戊戌变法前后•法国创兴沿革》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第350页。 ⑤参见张国华主编 :《中国法律思想史》 ,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 ,第446页。 ⑥参见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 :《戊戌变法前后•让皇宣誓》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第418~420页。 ⑦在1926年4月1日“致吴佩孚书”中康有为写道 :“夫宪法必三权鼎立者 ,欲立法与行政各得其平 ,今约法以议员议宪法 ,则议员专制必大乱矣。总统乃一国人之公 ,故美令全国民举总统。然我约法乃以数百议员举总统 ,故曹总统受贿选议员之嫌 ,令公败危至此 ,可不鉴乎。”参见《戊戌变法前后•致吴佩孚书》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第503页。 ⑧参见马克斯•韦伯对于合议与分权的论述。《经济与社会》(上卷 ),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⑨《康有为全集•总论人类门》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第279页。 ⑩《康有为全集•实理公法全书》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第280页。 ⑾转引自孔祥吉 :《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 ,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第294页。 ⑿《康有为全集•与洪佑臣柬论中西异学书(1891)》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第537页。 ⒀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 :《戊戌变法前后•万身公法书籍目录提要及实理公法全书》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第47~48页。 ⒁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 :《戊戌变法前后•万身公法书籍目录提要及实理公法全书》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第55页。 ⒂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 :《戊戌变法前后•中国改制考》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年版 ,第282页、第283页、第286页。 ⒃对中国古代官制的研究表明 ,中国的治官之法十分完善 ,包括职官的设置、编制、任免、考选、考课、惩罚、俸禄、休致和对职官的一般监督和法律约束等方方面面。参见张晋藩 :《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 ,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 ,第163~202页。 ⒄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 :《戊戌变法前后•复湖南赵省长恒惕论联省自治电》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第 545页。 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 ,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第283页。 ⒆参见林增平 :《近代中国资产阶级论略》 ,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⒇“吾中国以文教礼俗为治 ,其经义、法典、律例 ,经吾无量之前圣先哲 ,阅世无量之沿革损益 ,体验吾国俗民情 ,宜民宜人 ,而后能行之当时 ,垂之后世。故数千年朝野沿奉而治 ,人民相习而安 ,如英所谓不成文宪法也。”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 :《戊戌变法前后•旧章宜尊不宜改论》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年版 ,第459页。 21“宪法先于政府而产生 ,政府是宪法的产物。……宪法不是政府立法 ,但政府是人民创制 ;没有宪法的政府是没有权利的权力 (原文为英文 )。“RightsofMan” , (ed .H .Collins)p .p. 93and 2 0 7,fromE .S .C .WadeandAWBradley“ConsitutionalandAdministrativeLaw” , p .5, 1 0 thed , 1985. 22转引自孔祥吉 :《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 ,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第329页。 23康有为 :《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第4册 ,第115页。转引自孔祥吉 :《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 ,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第8页。 24汤志钧 :《近代经学与政治》 ,中华书局1995年版 ,第215页。 25《康有为全集•与洪佑臣给柬论中西异学书(1891)》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第535~537页。 26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 :《戊戌变法前后•致吴佩孚电》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年版 ,第591页。 27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 :《戊戌变法前后•1916年9月致北京电》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第532页。 28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 :《戊戌变法前后•七十赐寿谢恩折》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第270页。 29转引自孔祥吉 :《戊戌变法奏议研究》 ,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第331页。 30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 :《戊戌变法前后•致吴佩孚电》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年版 ,第590页。 31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 :《戊戌变法前后•致冯国璋书》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年版 ,第486页。 32马克思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第5页。 33[德]卡西勒 :《启蒙哲学》 ,顾伟铭等译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6年版 ,第228页。

宪法法学论文篇4

【论文摘要】作为现代民主国家根本法的宪法,是规范国家机关活动、实现公民权利的最高准则。宪法以人民总契约的形式出现,制约公共权力,促进公民的权利与维护公共利益。正是通过这种契约机制,才能使国家权力最终掌握在人民的手中。通过宪法是什么,为什么学习宪法,宪法能为我们做什么的思考,进一步加深对宪法的认识。 【论文关键词】逻辑起点;契约视角;两个基本概念;三个问题 【正文】 一、逻辑起点 (一)“人是什么”的探讨 “人是什么”这是一个古老面又常新的话题。古希腊德菲尔神庙中的一句隐言:“认识你自己”,昭示了人类自己本质的探讨。人性,顾名思义即人之本性,或称人之本质,是与其他动物相比较而显现和凸现出人所独具有的,区别于他物的质的规定性。但是,人的存在不单是个体的存在,而且是作为集合的社会类的存在,因此人性又是与社会的历史发展相伴而随的。“人是有意识的类的存在物” 概言之,就是人具有自由意志这一人类特有的本质属性,这种以自然本能为基础但对自然本能的超越,是在人的生存环境即自然的物质环境、社会的物质环境、社会的精神环境之中不断地社会化,也就由自然人到社会人的过程中逐渐完成的。 (二)自由意志——人类本质属性 每个人受利益的驱使做出一定的行为,欲望无止境,是不是自由也无止境呢?人的自由和自然的自由是不是都没有限制呢?从本质上说,人的自由是有限的而自然的自由是无限的。自由就是最大的不自由,过度自由就是不自由,这是自由最基本的辩证特征。 宪法的自由理念有其肯定和否定两重形态,这两种不同的形态产生出宪法的具体框架,即肯定性自由构建起人民主权,基本人权,权利的神圣与平等,否定性自由构建起权力制约,依法治国保障权利的实现。一言之:法是人的意志自由的自在自为的定在。 二、契约视角 契约一词最早源于私法。民事当事人在商品交易中主体地位平等,彼此选择意志自由,共享利益,实现互赢。约的效力,本质上是话语的效力。所谓“give you my words”,对已成立的契约的遵守,是契约最基本的内容。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平等、自由、互利是契约精神的本质内容。 国家的权力属于人民,但不可能人人都参与权力的行使。为解决这一矛盾,霍布斯最早提出了社会契约论,他认为有两类国家:一类是“以力取得的国家”,一类是“按约建立的国家”。因此,人们以契约形式来确定人民与政府的权利与义务,这个契约就是以宪法为中心的法律法系。宪法以最高法出现,它规定了国家权力属于人民,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人民的授予与委托;契约思想也为宪法具体制度提供了合理的运行机制,代议制的核心在于通过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选举自己满意的代表去行使国家权力,选举的过程是“多数表决”的过程,也是一种集体合意达成契约的过程。 三、两个基本概念——基本权利和公共权力 基本权利源于人权,人权是指“人,因其为人而应享有的权利”,它主要的含义:每个人都应该受到合乎人权的对待。人权的这种普适性和道义性,是它的两种基本特征。人权是与生俱来的,是天赋的,具有三种形态:一、自然形态:包括追求幸福的权利,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二、法定形态:权利,人权是权利的前身,权利的法律对部分人权的确认;三、实有形态:人们能够实际享有的权利。 现代法治的特点之一是制约权力,这一功能被称为制控权,控权的本质是公共权力的扩张性和道德的不完善性决定的。公共权力具有逐利性、独立性、扩张性、侵略性、不对等性、利益性和社会性。公共权力的扩张本性使得制约权力,三权分立成为宪法的必要任务。 公共权力来自于每一个人权的让步,为了保障人权,实现人民主权,宪法规定了人民主权、基本人权、权力制约、法治原则四大原则,还通过权力制约权力,权利制约权力,社会监督等一系列措施规范公共权力,防止其任性和专横,把公共权力纳入宪法和法律的轨道。宪法是人民意志的体现,是人权的保障书,最大限度地发挥公民的创造性和积极性,实现国富民强的目标,实现民主与法治,从而保障社会发展的和谐与有序。 四、三个问题——是什么;为什么;做什么 (一)宪法是什么? Who I am ?是每个未成年人走向成熟必须面对的问题,宪法也不例外。了解宪法的概念是我们每个法学学生的首要任务,这也是宪法学科走向成熟的标志。 关于宪法的概念很多,有传统的也有现代的: 定义一:“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民主制度的法律化,是阶级力量对比的表现”。 定义二:“宪法是规定民主制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集中表现各种政治力量对比关系、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国家根本法”。 定义三:“宪法是规定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分配、行使的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国家根本大法”。 首先,宪法是根本法,是法律之根、之本,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其次,宪法的两个基本概念,制约公共权力,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人民主权,宪法的核心价值在于它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书,列宁曾指出:“宪法就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孙中山先生也屡次提到:“宪法者,人民权利保障书也”;再次,宪法是政府与人民的契约,是人民权利的让与和政府承诺的实现。最后,宪法由国家强制力作后盾。 因此,我认为宪法的概念是:宪法是由一定公共权力机关制定或认可的,用以保护公民权利和制约公共权力,并由一定的公共权力强制执行,具有最高效力的契约性文件。 (二)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宪法? 首先,宪法宣告了公民的基本权利。我国宪法规定了公民的八大类基本权利:(1) 公民的平等权;(2) 公民的政治权利和自由;(3) 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4) 公民的人身自由;(5)公民的批评、建议、申诉、控告、检举权和取得赔偿权;(6)公民的社会经济权利;(7) 公民的教育、科学、文化权利和自由;(8) 其他方面的权利。在美国宾州费城宪法博物馆的题字:一部宪法,一个国家,一个命运。学习宪法,明确公民的基本权利,为法治的运行提供良好的社会基础。 其次,宪法通过授权,设定国家公共权力。利维坦说过:“国家是一种人造机器,为人使唤的机器”。人们之所以建立国家,是为了让国家听人的使唤,为人的需要服务。国家的权力来自于人民通过法律授权,国家的不自由源于人的自由。法治,对于国家来说,就是法无明文规定皆禁止;对于个人来说,就是法无明文规定皆自由。国家,无论设想如何美妙,无论如何伟大,都只是一种人造机器,用来让人使唤、为人的需求服务的机器(政治和法律是用来扩大、保障人的权利的而不是限制、剥夺人的权利的),离开这一本质精神与宗旨,那国家只能是变成吞噬人权利的利维坦(Leviathan)——人的灾难了。 再次,宪法调整公民权利和公共权力的关系:控制权力,以促进和保障公民权利。“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姝地方才休止”。孟德斯鸠的这句名言反映了权力的侵犯性和不可或缺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用人民主权原则从根源上解决了权力的归属问题,那么如何调整两者关系?宪法设计了分权原则,法治原则,权利制约权力,有限政府,社会监督等一系列措施,建立了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宪法与其说是国家的根本大法,还不如说是人的权利的根本大法,或者更加清楚一点,不如说是防止国家使唤、奴役人的根本大法。 (三)宪法能为我们做什么? (1)宪法与人民主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从而将人民主权确定为宪法的基本原则之一。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将人民主权外在化和具体化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列宁曾经说过:“宪法是一张写满人民权利的纸”,这为构建宪政机制,为人民参与政治提供制度化途径。 (2)宪法与宪政秩序 宪政是以宪法为前提,以民主政治为基石,以法治为基本原则,以限制政府权力为核心内容,以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为目的的政治制度 或统治模式[11]。宪政的要素包括:自由(人权)、法治、民主。民主是宪政的基础,法治是它的重要条件,人权保障是宪政的目的。现代宪政包含的内容:宪政以“法之法”的宪法为基础;以民主政治为基石,以法治为基本原则,以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为目的。宪法通过权利与权力配置方式,实现各主体角色定位,确立人民在国家中的优势地位, 构建了权力的运行秩序,为宪政提供了保障。 (3)宪法与社会发展 第一,宪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法制基础。目前现行的“八二”宪法特别是经过四次修订,其宪政性逐步显现,尊重人权和保护私有产权的基本原则得到体现,并在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经济建设以及在促进社会和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二,宪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价值观的重要法律资源。自由、人权、法治、民主、平等都体现在现行宪法中;第三,宪法是社会和谐的调节器。宪法通过“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实现依法治国,使立法、行政、司法等国家机关公共权力在宪法设定的轨道上有序运行;宪法确认和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使公民平等享有政治、人身自由、宗教信仰、社会经济等各方面权利;宪法通过规范和调整国家与公民的关系,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 (4)宪法与社会正义 “正义只有通过良好的法律才能实现”,“法是善良和正义的艺术”。这些古老的法学格言表明法是实现正义的手段。人类社会既存在利益的一致,也存在利益的冲突,当利益冲突时必然会面临利益分配问题,因此每个社会都需要有一套原则指导社会适当地分配利益和负担,这套原则就是正义原则[12]。宪法通过确认民主的基本方式对社会利益进行分配,规定选举制度,包括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司法独立等来保障实体和形式的正义。 【参考文献】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9。 《现代宪法的逻辑基础》主编莫纪宏 法律出版社 2002 第106页。 (德)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北京商务印刷出版社 1970。 (法)孟德斯鸠 《论法的精神》 商务印刷馆 1961年版 第156页。 论文《论人权的三种形态》 李步云。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8页。 周叶中主编:《宪法学》,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9页。 尹德龙:《试论宪法的概念》,《法学探索》1996年第3期。 (法)盂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56页。 中共中央编译局.列宁全集(9)[G].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448. [11] 周叶中《宪法》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年版 ,第183页。 [12] 张文显 主编 :《法理学》(第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第337页。 

宪法法学论文篇5

论文论文摘要:有专家指出21世纪将逐步进入宪法时代比较宪法学作为一门特殊的宪法学与比较法学的分支学科,到底有何价值?本文从理论、实践与时代性三个方面作以简要分析。 【论文关键词】比较宪法学 比较法学 宪法学原理 宪法规定国家最根本、最重要的问题,是一切公民和一切组织的最高活动准则,是人权保护的根本大法,其效力具上性。宪法学并非孤立的存在,而是一个体系,学界普遍把比较宪法学作为其中的重要成员。比较宪法学,就是从比较的角度,以宪法学原理为基础,主要运用比较方法研究各国宪法的一门学科,它同时是宪法学与比较法学的分支学科。 一方面,比较宪法学属于宪法学的分支学科。宪法学作为一门研究宪法现象的理论体系,一般包括本国宪法学知识、外国宪法学知识与比较宪法学知识。宪法体现的理念与具体制度是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感受的生活规则的提炼,宪法科学本身具有的开放性结构要求我们立足于本国,了解其他文化背景下的宪法制度与生活,即外国宪法制度结构与具体的运行过程。以本国的宪法经验为基础学习与研究外国宪法的过程中人们自然进入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一比较宪法。比较宪法学以本国宪法学、外国宪法学为基础立足比较,以比较为视角与主要方法,其它宪法学分支学科则不然。另一方面,比较宪法学属于比较法学的分支学科。比较法学形成于l9世纪,之后迅速向法学的各个领域深入发展,比较宪法学由此产生,“并且在各部门比较法学中更为突出,更受重视”。比较法学学科体系包括比较宪法学与比较法学总论、其它部门比较法学,比较法总论主要是比较研究各个法系或作为整体的法律制度,其他部门比较法则是对部门法及宪法之外公、私法的比较研究。西方国家通常有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之分,二者的主要差别与它们所属国家的宪法较少有直接联系,但与其他部门法都有不同程度联系。可见,比较宪法学是一门相当特殊的比较法学。 关于比较宪法学的价值问题,学者们己提出了各种不同的学术主张,从多个角度解释了比较宪法学的学术与实践价值。我们可以从理论、实践与时代性三个方面分析比较宪法学的基本价值。 一、比较宪法学的理论(学术)价值 (一)比较宪法学有助于人们建立开放性的专业化的宪法学知识体系 如前所述,宪法学作为一门研究宪法现象的具有实践价值的理论体系,一股包括本国宪法学知识(宪法原理、宪法史学)、外国宪法学知识与比较宪法学知识。宪法体现的理念与具体制度是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感受的相互关系原则、生活规则、行为规范等的提炼,学习与研究宪法以认识本国宪法的环境为前提。世界是各国的世界,知识文化更无国界,作为学科的宪法并非孤立存在的,宪法科学本身具有的开放性结构要求我们立足于本国,了解他国文化背景下的宪法制度与生活,即外国宪法制度结构与具体的运行过程,最后通过比较、分析、学习借鉴,进而推动宪法理论与实践。这种以本国的宪法经验为基础学习与研究外国宪法的过程本身,即为比较宪法学的界域。另外,宪法学体系中的各分支学科实际上是以比较宪法学的知识和分析方法为基础的,特别是宪法社会学和宪法解释学直接运用了比较宪法学的研究成果。 (二)比较宪法学有助于宪法学学科发展所需背景知识的积累 宪法学的成立以比较宪法学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即理论宪法学和应用宪法学基本范畴与理论体系的建立与发展均以比较宪法学知识与方法作为必要的条件。宪法学作为一个庞大的知识体系,其内部的不同学科间可以相互吸收研究成果。 (三)比较宪法学提供宪法学学科发展所需的必要知识分类方法 比较宪法学以其知识的多样性满足人们了解外国宪法制度的基本要求,使各种研究方法的运用得到现实的条件。同时,对宪法制度的超越特定空间和时间的了解中可以逐步地改善己有的知识结构,确立科学的知识分类体系。 (四)比较宪法学有助于人们在比较中认识与感受宪法制度的共性及规律性 通过比较宪法的学习我们可以发现外国宪法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轨迹、遵循的共同原则与具体的运用过程等这些规律性东西。比如美洲国家(除美国、加拿大外)宪法缺乏正常运行的环境与程序的充分保障,使这些宪法的正式条文经常是一纸空文,没有一个政治集团相信它的对手遵守它们,掌权的人歪曲宪法原则,未掌权的人则认为宪法、选举等是由掌握政府的人控制的,只有等待时机,武力解决。 (五)比较宪法学有助于在国际化时展宪法文化之间的交流 及营造有益的共同研讨环境 二、比较宪法学的实践价值 (一)比较宪法学的研究对于一个国家的宪政制度、宪政立法产生重要的影响 任何一个国家的立法都需要借鉴其它国家的法律制度,吸收其有益的内容,在确定本国立法规划、进行立法工作时首先要了解国外立法的动态与经验,并根据自身情况合理地确定立法内容与具体步骤。特别是有关宪政立法更需要借鉴外国的有益经验,各国在制定宪法或对宪政体制进行重大调整时首先要积极地吸收比较宪法的动态与研究成果,尽可能在各种宪政体制的认识与比较中评价宪政的意义,选择合理的宪政体制方案与思路,以避免宪政实践中的失误。除宪政立法外,在司法、执法及其权力结构的监督等方面外国宪法的知识亦能够提供理论依据和可行的方案。 (二)比较宪法学有助于为和谐的国际交往提供法律和理论依据 经济全球的一体化,使得宪法在国家的对外政策制定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们可以通过对多个国家宪法制度、规则的了解、对比研究,进而确定合理的有针对性的外交政策,为本国对外政策的调整服务。 (三)比较宪法学有检测已建立的理论命题与假设的社会价值 宪法学作为一种社会科学,学者们提出的观点与命题并不必然具有实践的正当性,需要通过各种实践途径和形式的检测。在定历史时期,比较宪法学是在为宪法学的各种命题提供个案和经验事实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从一般意义上讲,在宪法实践发展的过程中比较宪法学所提供的研究成果经过了实践的检测,在定程度上说明了它的社会价值。 (四)比较宪法学有助于我们在社会现实中理解与体验宪法的价值,拓宽观察宪法问题的视野 在遇到某种宪法问题时,研究者往往首先依赖于己有的比较宪法学知识,在相关的判例中得到启发。学习和研究比较宪法学能进一步了解和改善本国的宪法环境,为宪法修改、宪法解释与宪法政策的调整提供经验与教训。对于宪政的发展而言,通过比较研究而得到的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是同等重要的,特别是失败的教训对于宪政实践在正常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五)比较宪法学有助于法学教育的发展,有助于提高人们的宪法素养和适应当代社会的能力 三、比较宪法学的新价值——时代性(价值) 近年来,多数学者认同了作为宪法学体系重要要素的比较宪法学的时代价值。2l世纪,“和谐中国”、“法治中国”等诸多说法渐入人眼。有专家指出,法律实施的时代背景,大致经历人类社会早期的“刑法时代”,后来的“民法时代”,以及现代的“宪法时代”三个阶段;中国长期处在“刑法时代”,20世纪80年代进入“民法时代”,2l世纪应逐步进入宪法时代。另有专家认为,中国的法学理论研究事业从刑法学到民法学至行政法学,目前已经进入了“准宪法学时代”,正在迎接宪法学作为法学显学时代的到来。 具体体现在:宪法与民众的距离拉近、宪法日益受到国家领导的重视及大众的关注。宪法的核心是人民权利,主权在民是宪法的保障。宪法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仅被称为国家法、政治法、根本大法,仅仅被视为具有抽象性、原则性、间接性。这些观念多少疏远了宪法与民众的距离,客观上影响了宪法的生机与活力。宪法当然是极其重要的,但社会真正需要的是“活着的宪法,是融入大众日常生活、保护大众基本权利的宪法。2011年“人权”入宪,这意味着国家治国理念的重大转变,宪法有了灵魂和精神。我国更加注重尊重和保障人权,走入了依法治国的一个新的时代。2l世纪以来,中国领导人在宪法、法律领域的几个事件、举措即为明证。2002年l2月4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隆重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20周年,胡锦涛发表了他作为最高领导人以来的第一个重要讲话,即《在首都各界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公布施行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紧接着l2月26日,胡锦涛主持新一届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学习宪法。2011年3月31日,温家宝总理在国务院集体学习宪法时指出,依法治国、依法行政,最根本的是依宪治国、依宪行政。2008年吴邦国委员长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中明确使用“宪政”,认为2011年修改宪法“成为我国宪政史上又一重要里程碑”。 比较宪法学的价值是多方面的。除上述价值外,比较宪法学还能繁荣与拓宽宪法学研究领域、确立合理的宪法学思维、预测宪政制度发展的趋势、更新人们的知识结构为不同学科之间的对话与交流提供了知识与分析工具等。总之,比较宪法学的理论、实践与时代价值集中地表明了宪法存在的合理基础 与社会意义。随着法治国家进程的发展,特别是国际化与科学技术的进步,比较宪法学将会得到社会更广泛的关注。开放的社会需要开放的宪法理论,而开放的宪法理论需要在比较中形成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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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治文化和政治体制的产物:妥协和合作 宪法的适用者——法院或法官最终获得解释宪法的权力,经过了一番斗争。1787年制宪会议上就发生过激烈的辩论。在6月6日全体委员会上,麦迪逊做了总结:“现在有两种反对意见:一,法官不应参与立法,立法涉及利益,势必带有偏见,参与立法,会使法官陷入偏见;二,司法部门应与立法和行政部门完全分开,以便保持自己的特点。第一种反对意见颇有分量,不过仔细想想,其实,有一小部分立法在交到法官手里之前,已经有人征询过他们的意见,这样一想,反对的想法也就大为冰释;在这一小部分立法中,又有一小部分文字模棱两可,为法官判案留下解释的余地……第二种反对意见没有什么分量,既然要把三种权力绝然分开,那么,如果法官不能参与立法的复决,行政官也不能。反对司法、行政介入立法的思想基础,是一种流行的见解;要求行政、立法与司法分立,彼此隔开。……简言之,设立复决会议就是要限制立法部门侵蚀其他两个地位同等部门的权力,侵蚀人民的权力;制止立法部门按自己的原则,或不正确的方式,制定不明智的立法,借用司法部门的智慧和权位,增强行政官的力量,制止立法部门的不明志的立法,看来是无可争议的。”[67]麦迪逊首先承认宪法文本有“模棱两可”的情况,这就为法官判案留下了宪法解释的余地;其次,他反对绝对的三权分立,因为立法部门也会“按自己的原则或不正确的凡是,制定不明智的立法”从而“侵蚀人民的权力”,所以以“司法部门的智慧和权位”来制止立法部门的不明智的立法。这种方式中埋下了司法审查的种子,隐含着司法审查权的萌芽。汉密尔顿在阐述法院的职责时也指出:“所谓限权宪法系指为立法机关规定一定限制的宪法。……在实际执行中,此类限制须通过法院执行,因而法院必须有宣布违反宪法明文规定的立法为无效之权。如无此规定,则一切保留特定权利与特权的条款将形同虚设。……解释宪法乃是法院的正当与特有的职责。而宪法事实上是,亦应被法官看作根本大法。所以对宪法以及立法机关制定的任何法律的解释权应属于法院。”[68]同时,汉密尔顿指出这种权力不会对立法机关构成真正威胁。“曾有人一再提到所谓司法侵犯立法机关权限的危险,其实并不存在,歪曲或违反立法机关意思的个别情况可能不时有所发生;但是此种个别事例永远不能达到影响或阻碍整个制度实施的程度。”“从司法机关本身的相对软弱性(指缺乏对武力和金钱的控制)和弹劾的运用可见,永远不会发生法官不断有意侵犯立法机关权限以至引起立法机关联合起来加以反对的情事,因立法机关可用撤去其法官职务加以惩治。”[69]“大凡认真考虑权力分配方案者,必可察觉在分权的政府中,司法部门的任务性质决定该部门对宪法授予的政治权利危害最寡,因其具备的干扰与为害能力最小……司法部门……既无军权、又无财权,不能支配社会的力量与财富,不能采取任何主动的行动。故可正确断言:司法部门既无强制,又无意志,而只有判断;而且为实施其判断亦需借助于行政部门的力量。”[70] 法院得以获得司法审查的权力,同样是政治文化和政治体制的大环境和大气候下的产物,应当归属于广义上的政治妥协和政治合作的范畴。在最初政治设计中的三权分立体制中,享有立法权的国会凭借强大的民意代表的资格和民意委托,其强大之势早已彰显;而由总统为首脑的行政机关凭借其作为法律执行机关的资格和包括财力、物力、军队、警察、监狱为后盾的各种实力,其强劲之势更是显而易见。惟有司法机关,只有区区几个、几十个法官组成,既非民众选举,故不可妄称代表民意;又非具备动用国家财力、号令三军的实力,只是执掌国家的审判权,对刑事和民事案件(传统上)作出判决。所以,从三权的实力上看,司法权是最弱的。为了达到与政府其他分支相抗衡的目的,就需要大大加强司法机关的权能,以强大的权能弥补机关的弱势,以期达到与其他两个政府分支形成制约与平衡的关系。关于这一点,孟德斯鸠曾经说过:“在上述三权中,司法权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不存在的。”[71]早在美国宪法制定前期的讨论中,汉密尔顿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说:“是故可以证明:归根结蒂,对自由的威胁,既不考虑单独来自司法部门,则司法部门与其他两者任一方面的联合乃最堪虑之事;纵然仍有分权之名,一经联合则必 置前者于后者的庇护之下;因司法部门的软弱必然招致其他两方的侵犯、威胁与影响;是故,除使司法人员任职固定以外,别无他法以增强其坚定性与独立性故可将此项规定视为宪法的不可或缺的条款,在很大程度上并可视为人民维护公正与安全的支柱。”[72]1958年,法官伦德汉德在哈佛法学院的讲座里提出,最高法院的司法审查权是为了防止政府现有功能的失效(The Rule of Successful Operation of the Venture at Hand)。他指出,在一个功能分立的政府里,必须有一个力量来保证各州政府、国会、总统等等在它们预定的功能范围里运作。法庭是最合适的力量,而且只有法庭适合担当这样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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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宪法政治哲学必须在本源上回答“宪法的逻辑起点是什么”

所谓的逻辑起点就是指“科学应该从何开始”,“从最简单的基本的东西出发,在这些基本东西那里,‘全部发展就在萌芽之中”’。[6]92因此,逻辑起点是一门科学的起始范畴,以它为基础可以推演出整个科学的体系。黑格尔认为逻辑起点具有如下规定性:(1)逻辑起点是特定科学体系得以建立与展开的唯一客观根据。“最初的东西又同样是80根据,而最后的东西又同样是演绎出来的东西;因为从最初的东西出发,经过正确的推论,而到最后的东西,即根据,所以根据就是结果。离开开端而前进,应当看作只不过是开端的进一步规定,所以开端的东西仍然是一切后继者的基础,并不因后继者而消灭”。I71可见,其他一切范畴都是逻辑起点的具体展开和进一步的延伸,因而逻辑起点具有唯一性,即一个科学体系只有一个逻辑起点。(2)逻辑起点是一个最初的、最直接的和最简单的规定。逻辑起点“不可以任何东西为前提,不以任何东西为中介,也没有根据;不如说它本身就应当是全部科学的根据”,[因而也“是无规定性的单纯的直接性,而最初的开端不能是任何间接性的东西”。[81“它必须直截了当地是一个直接的东西,或者不如说,只是直接的东西本身。正如它不能对它物有所规定那样,它本身也不能包含任何内容,因为内容之类的东西是与不同之物的区别和联系,从而是一种中介。所以开端就是绝有。”[7156(3)逻辑起点必须是绝对的,抽象的,无需证明的。“开端既然是哲学的开端,从那里,便可以说根本不能对开端采用任何更详密的规定或肯定的内容。开端应当是抽象的开端”。并且“必须造成开端的东西,不能是一个具体物。”(4)逻辑起点与历史起点相一致。逻辑起点是一种客观、抽象的存在物。因此,在逻辑上作为开端的东西,也应该是历史上最初的东西,即“那在科学上最初的东西,必定会表明在历史上也是最初的东西”。[7159这样,特定科学的逻辑起点也应该是该科学的历史起点。(5)逻辑起点既是科学体系的起点,也是科学的终极追求(即终点)。“对于科学来说,重要的东西倒并不在乎有一个纯粹的直接物作开端,而在乎科学的整体本身是一个圆圈,在这个圆圈中,最初的也将是最后的东西,最后的也将是最初的东西。”

任何特定学科的逻辑起点必须符合上述关于逻辑起点的一般规定性,凡不具备上述任何其中之一的范畴都不可能成为特定学科的逻辑起点。宪法逻辑起点既是整个宪法学知识体系的基石,也是宪法政治哲学理论的核心。就科学功能与价值而言,它阐释了宪法的必然性(人类为什么需要宪法)与正当性(人类需要什么样的宪法)。因此,宪法的逻辑起点是宪法学不可回避的议题。纵观近二十年的发展,中国宪法学对宪法逻辑起点的探讨并不是基于认识其科学功能与价值的需要而展开的,而是随着对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关系探讨的深入而逐渐展开的。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宪法学很快认识到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是宪法学的根本问题,有学者甚至认为这一关系是“宪法学的全部内容”。『9]但研究伊始人们仅仅非常浅显地认识N--者之间的对立关系。实际上,“国家权力以公民权利为范围和界限”,“宪法保障公民权利、限制国家权力”等观点都存在将二者对立起来的嫌疑。后来(主要是1995年之后)的研究逐渐改变了将二者对立起来的现状,很多学者认为二者是一对(哲学意义上的)矛盾体,对立与统一是这对矛盾体同时存在的两个方面。童之伟教授在这方面做出了较大贡献①。他认为:“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统一的本源是社会的物质财富”,“法权概念是对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统一体的适当理论概括。”2)之所以可以用“法权”概括这一矛盾体,因为这个概念表明:“其一,各种各样的权利与权力在一定社会的整体利益的面前完全是无差别的存在,它们只不过是同一种利益的不同表现形式,就像使用价值各不相同的商品在价值面前失去了质的差别、是价值这一同一内在因素的不同体现一样。其二,法权这个宪法学范畴的提出,将社会整体利益作为一个分析单位纳入了宪法学领域,与个体利益、公共利益相对应,扩大了宪法学的视野,同时给宪法提供了一个方便的表达工具。”[1o]295继童之伟教授之后,莫纪宏教授认为:“‘不自由是宪法价值的逻辑起点”,“以不自由作为宪法价值的起始范畴,采取认识论的实践方法,将‘自由’价值的内涵定位在‘对不自由的解除’上,并将这种‘自由’在价值属性上与主体性结合起来,指出‘对不自由的解除’就是对人有意义的‘利益’。”周叶中、周佑勇教授认为:“宪法学的逻辑起点应当是人民。这是因为,人民不仅是人权与逻辑与历史的协调统一,也是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关系这一基本宪法现象的高度抽象。它充分体现在各种具体的制度和机制之中,因此以之为逻辑起点展开宪法学的理论体系,体现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逻辑与历史相统一’这一马克思主义辩证逻辑方法论的观点。”21笔者认为中国宪法学对宪法逻辑起点的研究存在以下问题:第一,既没有自觉认识到宪法逻辑起点应该具备的一般规定性(即上述关于逻辑起点的五条规定性),从而确立一套检验特定范畴能否成为宪法学逻辑起点的标准,更没有明确宪法逻辑起点的科学功能与价值。因此,可以说中国宪法学关于宪法逻辑起点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盲目性。第二,“法权”作为宪法逻辑起点值得商榷。法权是“一定社会或国家中法律承认和保护的全部利益,归根到底是归属已定的全部财产”,因此将法权作为宪法的基础实际上是将“归属已定的全部财产”作为宪法基础。人类历史表明,人类社会生活既有物质生活,也有非物质的生活,而恰恰是被童之伟教授所忽视的非物质生活使人区别于其他动物;宪法既关涉财产利益,也关涉非财产利益(如言论自由、迁徙自由等)。可见,将法权作为宪法的逻辑起点既不符合人类社会生活的现实,也不能全面地反映宪法所关涉的对象。在这一意义上,法权作为宪法的逻辑起点不能实现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另外,按照马克思的“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之思想,即使是“全部的物质财富”可以作为宪法的逻辑起点,但它并不能作为人类的终极追求即终点。这不符合逻辑起点关于“起点即是终点”的一般规定性。第三,“不自由”不能作为宪法的逻辑起点。首先,宪法的逻辑起点首先是一种客观存在,是一种“肯定物”,只有在终极追求的意义上它才可能成为一种价值。而“自由”或“不自由”首先是一种价值(特别是“不自由”还是一种否定的价值),不是一种客观实在。因此,将“不自由”作为宪法的逻辑起点既不符合客观性,也不符合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规定性。其次,自由、民主、法治、人权是现代宪法的几大支柱性价值,而且往往会出现一定的冲突。因此,任何一种价值都不可能统摄其他价值而构建一个价值体系。这不符合逻辑起点必然是特定体系之基石的一般规定性。最后,“不自由”不能作为宪法的终极追求,不符合逻辑起点即是终极追求的一般规定性。第四,“人民”也不能作为宪法的逻辑起点。

首先,人民作为现代宪法的一个原则,表明国家权力来源于人民。可见,人民主要关注的是国家权力。而在逻辑上,宪法的逻辑起点是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统一体,是二者所具有的共性或同一性,不会仅存在于二者中的某一方面。n]297因此,将人民作为宪法的逻辑起点不符合人们的认识逻辑。其次,人民作为宪法基本原则之一,仅仅是调整政治关系的基本准则,其他社会关系如经济关系、文化关系、法律关系等都由其他原则予以调整。因此,人民不是调整所有宪法关系的基本准则,不可能成为宪法知识体系的基点。再次,在人类历史上,人民并不是调整政治关系的最早准则。即使到了现代,人民也不是所有国家都遵循的政治准则。因此,将人民作为宪法的逻辑起点既不符合宪法的历史起点,也不完全符合社会生活的事实。最后,按照马克思的“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之理论,人民作为调整政治关系的基本准则,只可能是一种权宜之计,不可能成为普世的准则而成为宪法的终极关怀。宪法的发展既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也是一个逻辑的过程,并与人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与逻辑紧密相连。这要求宪法政治哲学理论从人、共同体、宪法的历史互动和逻辑关联中找寻宪法的历史源头与宪法的逻辑起点,并实现两者的真正结合f1]。基于这一认识,笔者认为“人的生存和发展”是任何宪法都面对的客观存在,它既是宪法的历史起点,也是宪法的逻辑起点;它既是宪法所赖以存在的物质生活条件(客观基础),也是宪法要予以改造的对象,因此是存在基础(起点)与改造对象(目的)的统一。在宪法的政治哲学理论的视野中,这样一种观念,既可以把宪法的历史和逻辑统一起来,也为认识宪法发展的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提供了认识基础”。人的生存和发展作为宪法的逻辑起点,我们可用“人权”概念予以指称,它承载了人、共同体和宪法的逻辑关系03,即人必须生活在共同体中,而共同体的存在依赖于一定的组织规则(宪法),因此人既离不开共同体,也离不开组织共同体的规则,宪法组织共同体的目的在于更好地满足人的生存与发展。这就解释了宪法的必然性(人离不开宪法)以及宪法的正当性(宪法必须服务于人的生存与发展)。由此可见,人的生存与发展即“人权”总是表现为个体与共同体同时存在的一体两面,个人(公民)权利标识着个体的存在,国家权力标识着共同体的存在。因此,人权作为宪法的逻辑起点,是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统一体,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都是人权的具体表现。

二、宪法政治哲学必须在本体论上回答“宪法究竟是什么”

宪法学是以宪法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对宪法的认识是以各种可感知的“宪法现象”为媒介的。这些“宪法现象”是我们在事实世界中所遇到的具体事物,不可能有两个完全相同的“宪法现象”,任何一个宪法现象也不可能有确定不变的意义,它们总是模棱两可地“游移”在生成变化的领域之中,它们是纯粹的“意见”的对象。[121∞例如中国、美国、德国、日本等不同国度的成文宪法在具体内容上不一样,即使是同一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成文宪法的内容也存在差异。尽管这些现象存在差异,但它们都是与“宪法”有关的现象,统称为“宪法”现象。这充分说明这些宪法现象存在“共性”,这种共性是各种宪法现象“所是的东西”、“本质”、“实质”。各种不同的宪法现象与它们“所是的东西”(N0共性)就是柏拉图的“理念”或“形式”。“凡是若干个体有着一个共同的名字的,它们就有一个共同的‘理念’或‘形式’。”[131据此,中国宪法、美国宪法、德国宪法、古典宪法、现代宪法等,也必然有一个共同的‘理念’或‘形式’,这个‘理念’或‘形式’就是宪法的本质,各种宪法现象是“宪法”(理念或形式)的“存在方式”、“此在”或“生存”。时至今日,中国宪法学仍然尾随现代宪法学,仅以中国、美国、德国、日本等国现代成文宪法(实在法)为抽象对象,得出了现代立宪主义的宪法概念。这种立宪主义的宪法概念可以说是现代人的宪法概念,具有伦理、历史、文化的危机或局限性,根本不能体现各种宪法现象(古代宪法与现代宪法、西方宪法与非西方宪法)所共有的“理念”与“形式”,进而回答“宪法究竟是什么”。在这一意义上,中国宪法学关于宪法本质的界定充其量是宪法在特定历史时空条件下的表现,它仍然属于宪法的部分外延,而非宪法的内涵。笔者认为探讨“宪法究竟是什么”具有重要的宪法学意义:首先,宪法概念是研究宪法学基本理论的基础和出发点,可以说宪法学说史是从对宪法概念的认识与争论中开始的。纵观世界各国的宪法史,在宪法学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宪法概念本身的价值一直得到政治家和学者的普遍关注。l4I对于“宪法是什么”的不同态度,是各宪法流派的根本性的差异,或者说“宪法是什么”的回答决定了特定宪法流派的根本性特征①。在这一意义上,中国宪法学要形成百花齐方殳、百家争鸣的宪法学流派,必须认真对待“宪法究竟是什么”这一问题。如果对于“宪法究竟是什么”没有明确的理论定见,就根本不可能形成旗帜鲜明的宪法学流派。基于此种认识,对于“宪法究竟是什么”的冷漠,决定了中国宪法学不可能形成自己的流派。其次,在哲学的层面上,事物的“本质”或“实质”(即柏拉图的“理念”或“形式”)决定了事物的存在方式、表现形式、产生与发展等各种现象,前者处于主导地位,后者处于从属地位。因此,对于“宪法究竟是什么”的不同回答最终也决定了人们对各种宪法现象的判断(如特定的现象是不是宪法现象,宪法以何种形式表现出来,宪法的运行状态等认识论问题)以及对各种宪法现象所采取的认识方法(这涉及到方法论问题)。最后,为了突破现代宪法学的历史、文化、伦理等局限性,本文认为宪法是人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有目的地建立和组织共同体的规则。人的生存和发展不仅是宪法的历史起点,也是宪法的逻辑起点,而且是宪法的追求和目的。在宪法政治哲学理论的视野中,这样一种宪法观念,既可以把宪法的历史和逻辑统一起来,也为认识宪法发展的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提供了认识基础。

三、宪法政治哲学必须在认识论上明确“宪法展现为哪些形态”

人们对宪法的感知总是以特定的宪法现象为媒介,诸多的宪法现象(或者说诸多不同层次的范畴)构成了宪法学的研究对象。由于宪法现象的纷繁复杂,人们不可能通过列举的方式穷尽不同层次的宪法现象,因此不可能精准地说明宪法学的研究对象。但人们可以确立一个逻辑周延的分类标准,把这些宪法现象分为不同的类型,每一个具体的宪法现象都有自己所属的类。这些不同类型的宪法现象构成了宪法学的研究范围。笔者认为认识可感知宪法现象的一般理论属于宪法学认识论范畴,其核心问题是构建逻辑周延的宪法现象类型以及厘清各种不同类型的宪法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国宪法学由于缺乏认识宪法现象的一般理论,没有区分宪法学的研究对象与研究范围(实际上经常将二者混淆),更不可能厘清各类宪法现象的相互关系。笔者认为根据宪法的存在形态(方式),可以将宪法分为成文宪法、观念宪法和现实宪法①。

成文宪法是指通过特定的符号(如文字)表现出来的宪法规范,现代立宪主义标志着成文宪法的繁荣;现实宪法是指存在于现实社会之中的宪法规范(如宪法惯例),并伴随着人类共同体的始终,是一种客观存在;观念宪法是以观念形态存在的宪法(如宪法要求、宪法评价),它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并随着人类智识的提高而逐渐成熟。宪法的实现表现为现实宪法、观念宪法、成文宪法三者之间的耦合,主要呈现出两个环节:一是成文宪法反映现实宪法的过程,它要求成文宪法必须立基于现实宪法,以保证二者在一定时期的适应性,从这个环节上看,宪法实现要求具有一部在某种程度上体现本国政治传统,符合民族文化特色的成文宪法。在这个环节上,宪法实现的任务是建构能够吸收各种宪法要求的成文宪法立法(制宪)机制,或者通过修改成文宪法吸收宪法要求,或者通过对成文宪法的有权解释来完成这种吸收,从而保证成文宪法与现实宪法的适应。二是成文宪法规范和调节现实宪法的过程,其核心是现实宪法对成文宪法的适应。在这个环节上,宪法实现的任务在于如何形成统一的宪法价值观,在对成文宪法进行认同评价的基础上,使全体社会成员的行为与成文宪法规范相一致,从而保证现实宪法与成文宪法相协调,完成宪法实现的过程,形成特定社会的宪法秩序¨。反观中国宪法学,仅仅以成文宪法为研究范围②,忽视了观念宪法与现实宪法在宪法学中应有的地位,直接导致了如下问题:(1)以现代立宪主义宪法为唯一的研究范围,既否定了古典宪法(主要表现为观念宪法与现实宪法)的存在,也排除了现代社会中非西方文化圈中的宪法。这限制了宪法学的视野。(2)以成文宪法为研究范围,必将坚持静态的稳定观,否定动态的稳定观①,这不能解释宪法的历史变迁,更无法回应中国转型社会的宪法发展②。(3)忽视现实宪法,将使人们看不到特定共同体的历史、文化、传统、习惯对成文宪法的影响,从而看不到特定宪法的地域性;忽视观念宪法,必将无视人们对成文宪法、现实宪法的要求与评价,而人们的宪法要求与评价是宪法实现的关键。(4)仅以成文宪法为研究范围,无法准确地描述宪法运行的各个环节以及这些环节所依赖的宪法程序。

四、宪法政治哲学必须在方法论回答“如何认识宪法”

中国宪法学对宪法学的研究方法是有所关注的,并提出了诸多个别的研究方法,诸如阶级分析法、历史的方法、经济分析的方法、规范分析的方法、比较的方法、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等。这些方法无疑在一定的程度上具有合理性。但纵观近二十年的宪法学发展,关于方法的认识与研究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在某一阶段总有一个方法占主导地位,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阶级分析的方法占据主导地位,九十年代以童之伟的法权分析为代表的逻辑的方法占据主导地位(这一时期还有莫纪宏教授的宪法逻辑学),本世纪规范分析的方法又处于主导地位。第二,在提倡某一方法时,根本没有考虑该种方法的适用范围、研究对象,不能明确此种方法的适用界限,结果是无限夸大、甚至是神化某种方法。因此,处于主导地位的方法总是忽视、否定其他某些方法,如阶级分析的方法否定规范分析的方法,逻辑的方法、规范分析的方法全盘否定阶级分析的方法。因此,可以说近二十年的宪法学研究,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形成一套和谐共存的方法体系。第三,对于同一个问题,使用不同的研究方法会有不同的结论,甚至不同的学者使用同一研究方法,也会出现不同的结论,这充分说明我们对特定的方法缺乏一套大体一致的使用准则。之所以会呈现出上述问题,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宪法学只有具体的方法,而没有一套关于方法的一般理论即方法论。关于宪法的方法论,笔者认为应该坚持以下几个基本的立场:首先,问题决定研究方法。特定的问题决定了解决问题的具体的方法,不同类型的问题有不同的解决方法,根本不可能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

因此,明确研究对象的属性是方法论的核心问题。这充分说明对方法的构建,依赖于我们对宪法问题的理解,具体而言就是要对宪法的研究范围(类型化的问题)有清楚的认识。在这一意义上,宪法学的本体论、特别是认识论直接决定了方法论的构建。其次,每一种方法都有自己的适用界限。每一种方法都只能解决一类问题,而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因此任何一种方法都有自己的适用领域与界限,例如规范分析法是解决成文宪法中的法律规范的独门利器,社会学方法是探寻、解释现实宪法的有力方法,逻辑演绎的方法是研究观念宪法的核心方法,比较法是寻找不同法律制度之间的差异性与同一性的必要方法,运用历史的方法可以研究一国或者是特定法律制度的历史演进。最后,构建和谐的方法体系。尽管各类型的宪法现象具有差异性,但它们在本质上却具有同一性与关联性,都是共同体的整体秩序和人的整体生活的组成部分,因此基于各类宪法问题所产生的方法也具有关联性,各种方法基于这种关联性组成了一个方法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各种方法各得其所、各尽所能。综合上述三点可见,由于没有关注方法所要解决的问题,更没有看到问题间的逻辑关联,中国宪法学在近二十年的发展中只有个别方法,根本不存在方法体系。有时甚至“盲人摸象”式的把某一宪法现象视为宪法的全部,从而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就是宪法学的唯一方法。例如,如果把宪法视为政治法甚至是政治学的分支学科,阶级分析法就成为宪法学中的至高无上的方法;如果把成文宪法视为宪法自身(或者说成文宪法是宪法的唯一外延),规范分析的方法就成为至高无上的方法;如果把社会生活(规则)本身视为宪法,就会重视社会学的方法和历史的方法。

五、结语

如果把宪法比作一棵树,宪法解释学描绘树,宪法政治哲学关注树与环境的关系,而正是环境决定了树的生长,进而决定了描绘对象是否存在以及存在的状况。在这一意义上,宪法政治哲学不仅不应受到忽视或否定,而且要正视、重视其科学功能,并与宪法解释学相得益彰,从而搭建完整、科学的宪法学理论体系。

宪法法学论文篇8

论文关键词宪法学 经济制度 上层建筑 论文摘要本文指出宪法学中的经济制度应该属于上层建筑。分析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内涵,宪法学的学科性质以及宪法学中的经济制度与其他制度的关系等方面可以得出此结论。 在宪法学上,经济制度是一个存在分歧的概念,说法不一,不同的宪法学者有不同的理解,众说纷纭。在教学实践中,我们认为经济制度是国家通过宪法和法律所确认和规定的生产关系,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经济管理体制,与之有内在联系的基本经济政策的制度的总和。而前两种观点,把经济制度混同于了经济基础,这是不科学的,因为宪法学中的经济制度是一种法律化了的经济制度,应该属于上层建筑,而和经济基础是两个不同性质的概念。 首先,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内涵看,经济制度应该属于上层建筑。经济基础是一定社会历史阶段上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各方面的总和。它的内容主要包括生产资料归谁占有,人们在生产过程中所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劳动产品分配方式等三个方面。 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法律、宗教、道德、艺术、哲学等观点,以及同这些观点相适应的政治、法律等制度和设施的复杂系统。上层建筑由政治、法律制度和设施及意识形态两部分组成。前者主要包括国家、政权、法制、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通常被称为政治上层建筑。后者包括政治观点、法律观点、等等。在上层建筑这个庞大的体系当中,政治居于主导地位。政治,包括国家的制度、物质设施、政策、法令等等,是上层建筑中最有力的部分。 宪法学中的经济制度,其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确认生产关系的制度;一是以此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经济管理体制,以及与该经济管理体制有内在联系的基本经济政策。 其次,从宪法学这门学科看,经济制度应属于上层建筑。宪法学是一门以宪法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法律科学。对宪法学的研究对象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观点,但归根结底,宪法学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主要是研究宪法的产生和发展的规律,宪法的本质、特征、形成和作用,宪法的制定和实施,宪法的解释、修改和监督,以及各种宪法规范和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宪法关系,这些都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 宪法学研究的内容主要是宪法的基本理论,宪法的历史发展,国家性质,国家形式,选举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机构,政党制度,宪法的保障与监督等。这些都属于国家政权,属于政治法律制度的范畴,都是政治上层建筑。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一国法律体系和法律制度赖以建立的依据,因而决定了以宪法为研究对象的宪法学在整个法学体系当中举足轻重,决定了宪法学这门学科的性质和特点。一是宪法学属于基础理论学科。研究宪法确认的有关国家最根本、最重要问题的原则、精神等方面的基本理论。二是宪法学有很强的政治性、政策性。宪法通过根本大法的形式规范国家权力从而保障公民的权利,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有的学者从宪法学主要以国家政权为研究对象的角度,将宪法学概之为国家政权之学,因此与统治阶级、统治集团的相关政策有密切联系。三是宪法学研究的都是国家最根本、最重要的问题。宪法规定的是国家最根本、最重要的问题,如国家性质,国家形式等。那么,宪法学所研究的必然也是国家最根本、最重要的问题。这些也都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 因此,宪法学应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既然如此,作为宪法学重要组成部分的经济制度自然也应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 最后,从经济制度与宪法学中其他制度的关系上看,经济制度应该属于上层建筑。法由无数法律规范组成,是法律规范的总和,是调整社会关系的原则,是人们的行为准则。宪法规范是调整有关社会制度、国家制度的根本原则和国家政权的组织以及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的社会关系的。我国现行宪法将其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大致上分为四类,即政治关系、经济关系、文化关系和法制关系,与之相适应,宪法规定了四种制度,即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和法律制度。其中,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无疑都是上层建筑研究的范畴。 在国家性质的决定因素当中,一定社会的精神文明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精神文明是人们对自己主观世界的改造,包括思想、道德、教育、科学、文化等内容,同样也是生产力发展的产物和标志。它是一定社会物质生产力作用 于政治上层建筑的桥梁,对国家活动的方向和国家政策的制定有着重大影响,任何在经济、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如果在思想道德领域未能占据统治地位,那么它的政权肯定不可能稳固。精神文明中的思想道德等方面的内容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宪法对一定社会的精神文明的规定,就是国家的文化制度。如我国现行宪法把建设精神文明作为一项重要内容,体现了我们国家的文化制度。因此,文化制度亦应属于上层建筑。 作为与政治制度、文化制度、法律制度相并列的经济制度不言而喻,也是一种上层建筑。但是经济制度与经济基础有着密切的联系。虽然经济制度与经济基础是不同性质的两个概念,但二者之间有着本质的联系。经济基础是一定经济制度的核心内容,是经济制度乃至于整个政治上层建筑的基础,它的性质决定着国家的阶级性质和国家的发展方向,决定着各种制度的性质。同时,对经济基础的确认和维护是经济制度以及整部宪法的根本任务之一。除此之外,经济制度还包括经济基础的其他补充形式和国家管理国民经济的原则、方式、方法、方向的内容。更为重要的是,它是通过宪法和法律规定形成的经济基础的法律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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