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研究生论文范文

工商研究生论文篇1

笔者通过对教育部公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1997年颁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12）》、《学位授予及考研专业目录公布(第四版)》进行认真研究，同时对全国知名高校中的工商管理类学科进行研究①，结论如下：

1．比较规范。从整体上看，中国各大高校的工商管理学科已经形成了比较系统的规模和办学层次，虽然存在着部分院校将工商管理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企业管理等不同类型的管理类学科都并入管理学院，但在工商管理方面，各位学者均能从工作实际出发，围绕着企业管理、公司治理、产业组织、企业的社会责任等诸多方面展开，并且紧跟国际全球化、一体化潮流，具有国际视野。针对中国工商企业方面存在的问题针砭时弊，提出积极对策。

2．特色明显。由于高校服务地方经济的作用，以及高等学校、高等研究机构的本身“DNA”特点，不同地区的工商管理学院的研究方向呈现出各自特色。以中国人民大学为例，工商管理研究方向紧密围绕企业管理的各方面职能展开，例如吕景胜教授的公司治理；宋华教授的物流、供应链管理；徐家悦副教授的质量管理等。南京大学的工商管理学研究方向则偏重企业战略，如成志明的战略管理；刘海建的战略管理、组织理论；刘春林的战略管理、创新管理等。各高等院校虽然在工商管理方向研究方面各有所长，但相互补充、完善，呈现出工商管理学丛林的学术之风。

3．形成“集群效应”。这里所说的集群超越了一般的产业范围，指对工商管理的研究相互融合、相互联接的共同体。例如山东大学工商管理学科集聚现象，山东大学的管理学院分为工商管理、管理科学与工程、信息管理三个系，工商管理以徐向艺、杨惠馨的战略管理和公司治理为代表；管理科学与工程以丁荣贵的项目管理、刘岗和吴爱华的生产运营管理为代表；信息管理以戚桂杰的信息系统、赵炳新的信息化管理为代表。三者虽然是从不同的学科角度进行管理学研究，但彼此之间相互支撑、相互促进，在借鉴中相互提升。工商管理学可以提供整体框架，管理科学与工程则从系统、科学方法方面独树一帜，而信息管理学则从信息化角度整合企业资源要素方面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

二、工商管理学研究方向建议

工商管理是一门基础理论和方法较宽泛的学科，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专业研究方向，由点及面，逐步展开。本文认为可以从工商管理专业本身、工商管理配置的资源要素、工商管理的职能以及工商管理理论的研究前沿等四个方面展开。

1．从工商管理专业方面看，应更多着眼于工商管理的二级学科。其主要的研究方向有工商管理、市场营销、会计学、财务管理、审计学、资产评估、物业管理、文化产业管理等。其中工商管理包括工商管理、商务策划管理、特许经营管理、商品学、连锁经营管理等。在从事工商管理方向的研究时，既要理清工商管理不同学科、专业层次的关系，又能从整体上对工商管理学科的分类和组成有整体把握，在具体研究过程中才会有的放矢，泾渭分明。

2．按照工商管理的资源要素来划分。纵观国内外学者对管理的研究，均离不开对管理的职能、目标和要素的阐述。管理过程之父亨利·法约尔认为，管理活动是指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中国知名学者周三多认为，管理是在特定的环境下，对组织所拥有的资源进行有效的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以实现既定组织目标的过程。工商管理学从属于管理学类，故可从对组织资源进行配置和使用的方面进行研究，本文认为应包括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技术资源管理、市场与客户管理、政策及政府资源管理、信息资源管理等。

3．按照工商管理职能或业务功能来划分。从工商管理职能或业务功能来看，其研究方向应围绕计划管理、生产管理、采购管理、仓库管理、销售管理、财务管理、项目管理、人力管理、信息管理等展开。另外，各个研究方向之间也有交叉和边缘的领域，诸如竞争战略、供应链管理、管理决策模型及应用等也应属于此种划分范畴。

4．从工商管理理论研究前沿、未来发展方向看。目前越来越多的学者和专家开始深入研究企业文化等“软件”。譬如，迈克尔·波特对竞争战略的阐述；迈克尔·哈默、詹姆斯·钱皮对企业再造理论的研究；威廉·大内对文化管理理论的贡献在于最早提出“企业文化”，强调以人为本；彼得·圣吉在《第五项修炼》中提出“学习型组织”，不断进行创新等。工商管理理论研究前沿是与时俱进的，目前看，其主要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学习型组织、企业文化、企业技术创新与管理、企业知识产权管理、价值评估、企业流程管理、创新与创业管理、企业领导力等方面。即使是同一个研究方向，例如企业领导力，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其研究内容均会发生较大的变化，侧重点也会不同，但只要对研究或服务对象有一定影响作用，其研究即是值得肯定的。

工商研究生论文篇2

在台湾，研究中国经济史或本地经济史的学术单位以台湾"中央研究院"最为主要，如历史语言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和台湾史研究所。研究院内社会科学类科的单位，如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学研究所和经济研究所，也有杰出的学者参与研究。其次是教学机构，尤以设有历史系所的大学院校为主。此外，县级以下地方政府、民间的基金会、由地方的文史工作者组成的小型研究团体，也有一定的贡献。不过，这类单位或团体，比较著重台湾本地研究的史料搜集和田野考察。

整体而言，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以明清及近代部分的著作较多，与商人、商业活动、国际贸易有关的主题较受青睐。不过，近年来台湾史研究逐渐成为历史研究中的一门"显学"，学术单位和教学机构皆然。（注：施志汶：《台湾史研究的反思-以近十年来国内各校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为中心（一九八三--一九九二）》，《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22（1994.6）：413-446。）另一个明显的现象是，以往在经济学门不受重视的经济史，似渐引起经济学家的关心，纷纷把他们的研究视点扩及日治时期乃至清末的台湾经济史。新的研究课题，诸如农工业及整体经济成长形态、租佃制度等，不断发掘出来，可以补充旧有研究在课题范畴上的贫乏。（注：叶淑贞：《台湾"新经济史"研究的新局面》，《经济论文丛刊》22.2（1994.6）：127-167。）历史学家擅长观察长时间因素的变化和综合性诠释，经济学家擅长于经济学理论的实证和计量方法的使用。近年来这两个学门的学者能透过合作计划共同研究，尤其是后者，其研究过程亦从战后向上延展至日治时期。

此外，大型且跨学科的合作计划不断的推陈出新，蔚为近年来的研究时流，这主要是以台湾"中央研究院"的研究人员为主，而且多聚焦于台湾经济史。除此，更将空间视野扩大，关注祖国大陆、亚洲诸国，也注意台湾与四邻的多层面关系。

以下将先回顾近年来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再介绍这一、二年正在进行或近期将展开的专题研究计划、学术研讨会内容，以及目前含纳人员最多且跨单位最广的经济史讨论团体。

一、中国经济史研究回顾

（一）人口、农林业

人口方面，刘铮云《清乾隆朝四川人口资料检讨：史语所藏〈乾隆六十年分四川通省民数册〉的几点观察》，认为这份民数册的真实性颇高，并以此与G.WilliamSkinner据道光年间四川九个民数册的考察结果相比较。由于Skinner没有嘉庆十七年的民数册，而是引用嘉庆《四川通志》上的数据。刘铮云怀疑Skinner嘉庆十七年的人口数，他认为史语所这份乾隆六十年四川民数册时间上较《四川通志》早，利用价值更高。（注：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品委员会编：《中国近世家族与社会学术研讨会议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年），页301-327。史语所藏的民数册有二份，都是四川省造报，一为乾隆六十年（1795），一为光绪三年（1877），见刘铮云：《旧档案、新材料--中研院史语所藏内阁大库档案现况》，《新史学》9.3（1998.9）：135-161。）

在土地政策方面，梁庚尧《北宋的圩田政策》探讨北宋政府对于圩田垦殖态度的演变，认为南方的圩田垦殖在宋初不受重视，但在庆历改革、熙宁变法及政和年间，政府皆曾积极于江东、浙西及浙东地区推动兴筑，成为宋金战争时期政府所仰仗的重要财源。（注：此文原刊于《世变、群体与个人：第一届全国历史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台北：""历史学系，1996年），又收于梁著《宋代社会经济史论集》（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之中。）土地政策的检讨还有赵雅书《贾似道与公田法》一文，赵氏重新评价和厘清贾似道实行公田回买政策的优劣得失，认为此策为一应时政策，但政策实行所产生的弊端以及没有能力解决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是此政失败的主因。（注：《第二届宋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国文化大学"，1996年），页607-621。）在土地经营类型方面，以皇族庄园制度的转变为主或相关的论文，有赖惠敏《清代皇族的经济生活》、《清代皇族庄园的形成与演变》二文。她认为皇族庄园制度长时期演变的结果，逐渐与汉人租佃制度趋于一致，成为租佃制度的一环。其间的转变包括地租由实物租转变货币租，佃户渐脱离奴仆身分，皇族土地经由典卖而逐渐转移到汉人手中等项。（注：《清代皇族的经济生活》，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集刊》24（1995.6）：475-516；《清代皇族庄园的形成与演变》，宣读于"第一届两岸明史学术研讨会"，台北："国立政治大学"，1996年7月23-24日。赖惠敏将她对庄园制度以及清皇族的组织、阶层、财产分配等课题的研究，总结为专书《天潢贵胄：清皇族的阶层结构与经济生活》，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年。）业生产方面，王业键、黄翔瑜、谢美娥合著的《十八世纪中国粮食作物的分布》一文，主在重建18世纪中国粮食作物的地理分布，并和20世纪前期卜凯（J.L.Buck）划分的农作区做比较。文中依照各种作物在各地所占的重要性，将18世纪中国粮食作物区划为七个大区，即秦岭淮河线以北的"春麦区"、"冬麦高梁小米区"、"冬麦小米区"，以及此线以南的"水稻小麦区"、"水稻豆麦区"、"水稻收获区"、"水稻杂粮区"。（注：收于《近世中国之传统与蜕变--刘广京院士七十五岁祝寿论文集》（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年），上册，页282-308。）

农业商品化，陈祥云《近代四川农业发展与社会变迁：以农业商品化为中心的讨论》，为其博士论文的一部分，认为农业部门因商品化而产生农作物商品化，进而刺激经济型市镇的兴起，使社会结构变迁，也促使传统社会现代化，并且地方势力（会党、帮会与走私）的崛起、社会阶层的分化（小农分化）和失序，也与商品化有关。（注：此文刊于《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30（1998.10）：319-351，博士论文为《农业商品化与社会变迁--以四川盆地为中心》，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1998年。）关于农产品的运销，吕绍理《一九三年代中国的粮食运销组织》以分析米粮贸易的市场结构和米商组织为主，并讨论新式运输工具、新式银行、保险业及新式加工工具（机械动力碾米厂）等运销辅助工具的改变，如何影响米粮运销组织。著者认为，市镇非农业人口对粮食的需求为米粮贸易产生的重要因素，因此市镇的规模、空间分布、阶层关系及其商业力影响米粮市场至深。基于此点，吕氏利用G.W.Skinner的集镇体系，组合成短程、中程、长程贸易三种米粮市场结构。并以长程贸易中的产地市场、消费市场分别说明米行的组织及其营业量。此外，他认为新式运销辅助工具的改变（尤其是运输工具），不但可使米行组织更专门化，也可使介于贩运商和米行之间的某些行业逐渐淘汰，但是1930年代新式运输工具在米粮运销流程中仍居次要角色，因此上述二项米业组织的改变仍属有限。（注：《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14（1997.5）：179-196。）

另外，伐木业的产销，有江天健《北宋西北地区官方木材产销》与郑俊彬《明代四川木材的经营及其弊害》二文，皆以官方对木材的需求和木政的配套措施为内容。江氏除叙述宋代官方透过商税抽算、科配收市、置场入中及设务自伐四种方式，在秦岭、陇山、太行山森林地带取得木材之外，也提及木材采伐区域大都在蕃界或蕃汉交界处，实与北宋在西北地区重兵屯驻的农垦策略有关，采伐区随着宋人势力的扩张而延伸。（注：见《第二届宋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页267-280。商税抽算指由京师将作监竹木务对商贩竹木予以抽算，科配收市指中央派员向各路配买木材，置场入中是在京师置场，以优惠条件招商入中木材。）郑氏详述明代中央采木的督木行政组织、由官督官采到招商买办的演变、以及采木运输过程中吏胥索费和木商对当地居民的负面影响。（注：郑俊彬文章宣读于"第一届明史学术研讨会"，台北："国立政治大学"，1996年7月23-24日。）

（二）国内商业、国际贸易

比起农业部门，这个领域研究成果卓著。其中，总论性文章可参考郝延平《中国三大商业革命与海洋》一文。他对不同时代的商业发展特征予以比较，归纳宋代、晚清及20世纪中期迄今的三个商业大革命之间的共同点。他认为这三次商业革命都使"中国大陆"向南扩张，海洋性格愈发浓厚。这表现在沿海贸易、中国和远洋地区的商业关系，以及来自海外的货币、信贷、投资、科技、企业组织和经济制度等方面的冲击。（注：《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7年），第6辑，页9-44。）

对于中国境内商人团体、商业活动方面的探讨，官商关系是许多学者关心的主题。何汉威对广东赌商的研究，除了讨论19世纪中期以后赌博税与地方财政的关联之外，从赌商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来看，对于近年来部份学者倡论晚期已经形成"市民社会"（civilsociety）的说法，他认为须持相当程度的保留。因为地方政府采取竞价包税以丰裕财政，赌商认饷承赌，正饷之外还需缴报效银与认缴省内官办企业的经费，对赌商极为不利，其官商关系和困境，与扬州盐商、广东行商等大商人团体相似。（注：见何氏：《清末广东的赌博与赌税》，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6.2（1995）：490-491；《清末广东的赌商》，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7.1（1996）：61-107。）这种性质的官商关系，在皇室与内务府买卖人（御用商人）之间也是如此。赖惠敏在《乾隆朝内务府的当铺与发商生息（1736-1795）》中提到皇室以资金发商生息，商人从内务府取得某些经商特权，尽管借金利息不高，但长期借贷累积巨额利息以及捐输报效制度的实施，使商人破产机会相对提高。（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8（1997.12）：133-175。）不仅商人团体，传统时期政府对整个产业的统制尤为明显。陈殷宜《清代乾嘉时期新疆玉石的民间贸易》，叙述政府在介入玉料供给的政策和管理上的转变，及其对民间玉石贸易及玉石手工业的兴衰所产生的影响，显示帝制时期政府对工商业的发展，具有单向的优势主导力量。（注：《大陆杂志》88.4（1994.4）：32-48。）商人的经营风险不仅来自政府的强势利用与支配，还与其商业决策的判断有关。陈国栋在"UncertaintyoftheOldChinaTrade:acasestudyofManhop''''sFailure,1828"一文中，即以广东行商关祥、关成发父子经营破产为例，说明传统贸易经营存在不可预期的不确定性。与其他广东行商一样，关氏背负来自官方强制性的报效要求和经营上周转不顺的负担，但关氏却能凭其与外商的个人关系得到外商的融资。虽然如此，由于对商机的错误判断，在一宗极大手笔的棉花进易之后，不久即宣告破产。（注：《近世中国之传统与蜕变--刘广京院士七十五岁祝寿论文集》，页889-906。）官商关系来看，前述何、赖、陈三篇论文皆呈现帝制时期商人处境及商业活动的不利层面，政府的控制与利用对商人、工商业的发展似乎弊多于利。但是否可以将之论断为清朝政府抑商政策的具体面？邱澎生《由苏州经商冲突事件看清代前期的官商关系》，藉由官方处理商人经商冲突事件的方式，检讨清前期是否确实存在抑商政策的执行。他认为清前期政府对商人各种经商自由和财产权益的保护确曾存在，不能说是抑商，政府未支持商业发展的现象并不等同于抑商。（注：《文史哲学报》43（1995.12）：39-92。）（关于抑商思想的讨论，见下文"（六）经济思想、经济制度"一节）不过，从商人的角度来看，商人面临强而有力的中央集权体系宰制时，仍缺乏对抗能力。李达嘉《袁世凯政府与商人（1914-1916）》即说明，袁政府时期工商业发展已较辛亥革命时期提升，但是商人或因其政治活动空间受抑于袁的而被削弱，或因只求工商业发展和生活安定，弱于抵抗中央集权政体。（注：文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7（1997.6）：93-135。清末以来商人的力量有所提升，但是在袁世凯图谋帝制的整个阶段中却乏善可陈，此与上海一地商人团体的行为反应极为不同。据李达嘉研究，上海商人在辛亥革命中扮有举足轻重的角色，其政治经济实力在1913年的二次革命同样具有影响力。辛亥革命上海的光复与此地商人的支持有关，同样的，二次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则是上海商人的抵制。见著者《从"革命"到"反革命"--上海商人的政治关怀和抉择，1911-1914》，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3（1994.6）：237-282。）近代商人的这种困境，似与帝制时期的处境相去不远。

除了以官商关系为焦点之外，商人如何利用经济层面以外的无形资本经营其业，以及商人如何与社会公益事务产生互动，也是学者研究的兴趣所在。邱澎生《同乡情谊与商业利益：由苏州商人结社看明清时代"同乡关系"的作用》，以苏州的商人结社为脉讨论，认为同乡情谊与商业利益的连结，不但节省经商的交易成本，也促成当时商业制度的创新。（注：发表于"第一届两岸明史学术研讨会"，台北："国立政治大学"，1996年7月23-24日。）邱仲麟《清代天津商人与社会慈善》以经济职能日益增添的天津为背景，探讨此地社会慈善事业的兴设与商人的关系，发现清前期官、绅参与慈善事务甚于商人，但愈至清末各业商人主动参与的情形明显增多，一批以商人为主的"新官绅"成为救济及公共安全事务中的新阶层。（注：见《淡江史学》第7、8期合刊（1997.6）：43-62。）

前述各篇论文概以中国境内的商人活动为对象，而中国境外华商在侨居地的商业拓展及其与母国之间的商贸活动、汇款等关系，亦为经济史学者关注的一个研究课题。近年来以东亚海域为方向，尤其是针对长崎华商泰益号的研究，值得注意。泰益号为旅日闽商陈世望家族所经营，从事海产品杂货生意，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前期活跃于上海、台湾、日本之间。对于研究此时期东亚的海上贸易网络、商品结构、资金流通、贸易形态等课题而言，泰益号是重要的个案之一。目前研究泰益号的专著，有许紫芬（山冈由佳）《长崎华商经营の史的研究--近代中国商人の经营と账薄》，及兰《近代におけゐ长崎华商泰益号の国际贸易活动の研究》，都是利用日本长崎市立博物馆所藏的泰益号商业关系文书史料。（注：1985年陈世望家族将泰益号文书捐给长崎市立博物馆，书信、账簿极为完整。许紫芬现任职于暨南国际大学历史系，此处所列为其博士论文，1995年在日本京都ミネルグア书房出版。《近代におけゐ长崎华商泰益号の国际贸易活动の研究》为兰博士论文，1995年日本九州大学文学部学位论文。兰曾将其博士论文部份章节修改后，发表了几篇文章：《明治时期长崎华商泰昌号和泰益号国际贸易网路之展开》，《人文及社会科学集刊》7.2（1995.9）：53-75：《长崎华商泰益号与上海地区商号之间的贸易》，《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6辑，页349-388，《近代长崎华商泰益号关系史料和其研究成果评析》，宣读于《中华民国史专题讨论会》，台北县："国史馆"，1997年12月18-20日；《长崎华商泰益号与厦门地区商号之间的贸易》，收于《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9年，即将出版），第7辑。）不过，早于许、朱二人的著作，廖赤阳和翁其银也曾撰写相关的主题，廖文侧重泰益号与厦门之间的商贸活动，翁文则以泰益号与上海商号的往来为主。（注：廖赤阳：《福建商人と近代アジア域内传统贸易--长崎华商泰益号の厦门贸易を中心として》，为日本南京大学1993年硕士论文（未刊）。翁其银（与和田正广合著）《长崎泰益号と上海商行の海产物贸易に关する回顾》，见《九州国际大学论集教养研究》4.1（1992）：19-69，翁氏另文《上海寿康药行の长崎泰益号贸易书简の分析》，见日本九州国际大学社会文化研究所《纪要》第30号（1992年）。）这批珍贵史料包含相当多与台湾有关的部份，为便利台湾的学者使用，赖泽涵、市川信爱、兰等人曾将之辑为《长崎华商泰益号关系商业书简资料集》，于1992年出版。（注：该资料集为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出版，按商号所在区域，分台北地区、基隆地区、台南地区、澎湖及其他地区等几个部份，共56册，起迄年代为1899-1938年。此外，泰益号关系文书的缩影微卷，也可在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阅得。）境华商之外，针对俄境远东地区的华商活动与中国的商业关系，可参考何萍《二十世纪初俄国远东地区的华商活动概况》一文。据何氏所述，俄境华商主要经营盐、华洋百货、茶叶及粮食谷物，以中国东北和俄境远东地区为其活跃范围，其活动的黄金时代在十九世纪末西伯利亚、中东两条铁路兴修完成之前。铁路兴修之后，俄国官方对华商经营限制转为严苛，华商经营环境不利，但仍能与俄商分庭竞争。在这种情况之下，华商以多样经营、赚取短期利益、转以华人及华货为经营中心等策略来因应。（注：《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30（1998.10）：273-318。）

活跃的海外贸易奠基于制度化的管理，早期中国对外贸易向有专门机构执其事务。杨育镁《元代的市舶制度》就市舶司设置的沿革、组织、职能的探讨，认为元代市舶司在推动及管理海外贸易的广泛性和周严性方面皆超越前代，有完善的市舶原则、条规，并出现类似近代海关征税制的征课体系。（注：《淡江学报》33（1994.3）：107-123。）

至于中国对外贸易的规模如何，时代愈早，可据以研究的资料愈有限，仅能稍窥梗概。例如，邱炫煜《从〈大德南海志〉看宋末元初广州的海外贸易》，即以现存最早的广州志--《大德南海志》所载物产、舶货、诸蕃国等资料加以考订，概述当时流通的商品和对外通商范围。大致来说，此时进口品多为香货、药物、布匹及珍石，贸易伙伴远及印度洋各国、东非及北非等回教世界国家。（注：《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6辑，页173-215。）降至清代，世界贸易情势愈趋复杂，中国对外贸易脚步的调整却相对地迟缓。据陈国栋《1780-1800，中西贸易的关键年代》所述，从中国最后一次海贸开放（1684）至鸦片战争期间，中西贸易的许多重大改变都发生了，诸如：对华贸易各国之中，荷兰、法国、丹麦、瑞典等国相继退出，英国东印度公司渐趋独大；商品以中国茶叶出口为主，印度棉花进口中国渐居领导地位；外国贸易伙伴调整其财务安排以适应新贸易形势等变迁。（注：《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6辑，页249-280。）

与各国之间的贸易方面，利用贸易国所典藏的相关史料。对于双方贸易内容的研究，可提供实质的助益。这方面的论述，以清代及近代时期的讨论较多。在中日贸易的部份，许紫芬《1880年代东亚地区华商的商业势力》，叙述中国各商邦在日本函馆、横滨、神户、长崎及朝鲜各条约港开港后，以其优越的资金周转能力、买卖交易技术、分支店网路等优势竞争力，扩展东亚海上商贸网。（注：《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7辑，即将出版。）刘序枫《清代的长崎贸易与中日财政经济关系--以贸易品结构变迁为中心（1684-1842）》，则是利用长崎荷兰商馆资料描述清代中日贸易的轮廓。文中认为自17世纪末以降，日方出口商品的改变由银而铜而海产品，中国输出品先是生丝、绸缎、布帛，其后转为药材、砂糖、香料。（注：宣读于《财政与近代历史》学术研讨会，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年11月27-28日。）

与英、美贸易的部分，王良行《清末中英通商的科技转移效果》以船舶修造、军火、机器制造、矿冶、棉纺织、制茶、缫丝、榨油等产业的发展，说明中国做为后进国家藉与先进国家（英国）的通商，进而输入各种科学技术，提高本国生产效率。（注：此文于1993年9月17日在承德举办的"中英通使二百周年学术讨论会"中宣读，之后刊于《兴大历史学报》4（1994.6）：55-76。）王氏另文《甲午战争与中英经贸关系》，则对甲午战争前后从英国在华投资、英国对华贸易两方面，分析中英经贸关系的变化。他认为前者对英国而言利多于弊，后者则利弊互见。（注：收于《甲午战争一百周年纪念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1994年），页87-139。）英国在华投资之外，罗志平《清末民初美国在华的企业投资（一八一八--一九三七）》一书，以美国在华的直接投资，尤以上海和天津两埠为主，对美国在华设立的洋行数目、投资总额、各类投资比例、投资的地域分布以及投资利润等项加以分析，此外，美资企业的经营理念、方式及其与本土企业的关系也在讨论之列，并评估美资企业对中国的影响。透过这些分析，他认为欧战后至1937年是美国对华投资的热潮期，投资型态以进出口贸易为主，输入中国者多为不需高度技术的商品，由中国出口的商品则几乎是原料。至于美资企业带动的技术转移，以管理技术的示范作用较生产技术来得明显。美国商品之中以煤油和卷烟最为国人熟悉，但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应是煤油及石油制品。例如：使用蔬菜油的照明习惯渐为煤油所替代，蔬菜油转而以输出为导向赚取外汇；石油制品则大量输入，裨益于促进本土手工业的机械化。（注：此书系据其1994年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博士论文《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在华企业投资的量化分析》加以增修，于1996年由"国史馆"出版。其博士论文第三章摘要刊于《中国历史学会会讯》49（1994.11），第10-11版。）东南亚贸易的部分，从吕绍理《近代广东与东南亚的米粮贸易（1866-1931）》的考察可知，广东自19世纪中叶以后，由原本依赖长江流域及广西米粮输入的情形，转变为仰赖东南亚（主要是暹罗、安南）米粮进口，且输入量明显增长。这种现象与暹罗、安南二地的粮食增产、蒸汽轮船普遍应用与国际运价下跌、以及香港转口功能的形成有关。此外，作者也考察了1890至1931年间，广州市米价与粤省各口岸米价全面上涨的因素及其影响。（注：《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12（1995.5）：33-77。）

最后，与外国通商贸易究竟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有无正面影响，这一课题在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领域中尤受瞩目。早期的研究提出了所谓的"二元经济"说和"经济帝国主义"说，但是王良行《清末对外贸易的关联效果（1860-1911）》，则对这一议题重新检验。他依据"出口领导成长理论"（Export-LeadGrowthTheory），对清末重要进出口产业，如上游关联的茶、丝，基础建设的航运、铁路、保险、金融，下游关联的金属、棉纺织品，以及消费关联的食品、鸦片、棉布等项，进行关联效果分析，论证贸易对近代中国手工业发展的促进效果大于破坏效果，且这些关联效果的地理分布非常广泛，并未囿限于通商口岸。（注：《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6辑，页281-347。此文又收于王著《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史论集》（台北县中和市：知书房出版社，1997年）之中。）至于近代中国最大通商口岸上海的研究，可参考王良行《上海贸易条件研究，1867-1931》或《上海贸易条件的数量分析，1867-1931》。王氏以历年海关《贸易统计册》中各关贸易统计及《十年报告》中江海关部份作为统计资料来源，探讨上海贸易条件的长期趋势、波动及其与全中国国际贸易条件的关联性，以及汇率对上海贸易条件的趋势变化和波动的影响。他发现：（1）1867-1931年间上海总贸易条件呈轻微正成长，1867-1918年间其国际贸易条件和国内贸易条件则呈明显负成长。长期而言，上海贸易条件既没有恶化也无明显改善。（2）1867-1931年间上海总贸易条件的轻微正成长趋势，与全中国国际贸易条件呈负成长趋势方向不同，但前者对后者影响力小于后者对前者的影响。（3）除了上海国内贸易条件之外，汇率对上海其他各类贸易条件的影响深刻。（注：贸易条件（termsoftrade）指一单位的出口品在国际市场上所能换得的进口品数量。若一定量出口品所能换得的进口品数量增加，或出口品价格上升速度比进口品快时，即是贸易条件改善，反之即为恶化。见张清溪、许嘉栋、刘莺钏、吴聪敏合著，《经济学：理论与实际》（台北：双叶书廓有限公司，1987年），页270。王良行《上海贸易条件研究（1867-1931）》为旧稿，刊于《近代史研究》1996.3：44-87，此文另题名《上海贸易条件的数量分析，1867-1931》，载于《兴大历史学报》6（1996.6）：33-70，据王氏专题研究计划"上海贸易条件研究，1867-1931"（国家科学委员会补助）的研究报告改写而成，也收于王氏《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史论集》之中。）同样利用海关贸易统计资料，赖淙诚《云南对外贸易的发展（1890-1940）--以蒙自海关为中心之分析》，认为蒙自开埠与滇越铁路通车才是云南近代开发的关键，其转变在于由省际贸易扩大为国际贸易形态，贸易流通路线由往北转而往南，其中锡矿的输出更显示云南的贸易形态与国外的依存关系甚于中国。（注：《东海学报》38（1997）：59-112。）

（三）工矿业

传统工业方面，罗丽馨《明代官办造船业》除了对船厂设置、船只物料、造船匠户、各船的修造与船式等项的补述钜细靡遗之外，并析论官办造船业与民间造船业之间的兴替现象，实与海禁和防卫政策的转变有关。明初实行海禁及积极的海上防卫时，官办造船业兴隆，战船建造占相当大的比例，民间的造船业只能受限于建造内河航行的小商船。明中期以后，海禁稍驰且防卫导向转为北方内陆，再加上劳力不足、物料缺乏及管理不当等船政流弊，官办造船业渐行没落，民间造船业则加速发展，海运大船增加。（注：《大陆杂志》88.1（1994.1）：25-44、88.2（1994.2）：28-44。）近代新式工业方面，陈慈玉一系列以东北、山西、山东各地区日本对华煤矿投资为主题的论文，讨论日本自投资汉阳铁厂以来至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随着对华的侵略，日本政府及其财阀在各阶段的互动关系及投资特征。目前研究日本对华投资者，以工矿业部门为主的研究多偏重汉治萍公司，对于其他企业少有发抒，因此陈慈玉近年各篇矿业的研究论文值得重视。著者认为，抚顺煤矿的前中期成长阶段，属于日本对华矿业投资的萌芽期（1904-1925）特征，即国家主导型的资本输出。这是由于抚顺煤矿为满铁所经营，而满铁即是此期日本国家资金输出的两个重心之一（另一为汉治萍公司），形同"国策公司"。抚顺煤矿产品先是内销东北地区，再而输出日本本国，继而转向开展中国本部及东南亚市场。在1920年代，抚顺煤矿扮演日本工业化资源的重要补给站的角色，配合满铁带有"国策"性质的发展导向，实即类似"输出原料和资源给母国，自母国进口工业产品和资本"的殖民地典型。（注：陈慈玉：《抚顺煤矿的发展，1907-1931》，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6（1996.12）：133-177：《抚顺煤矿工人》，《近世中国之传统与蜕变-刘广京院士七十五岁祝寿论文集》，页605-627。）

工商研究生论文篇3

一、关于工商行政管理理论研究的方向问题

方向是根本，方向问题至关重要。它是引航灯、生命线。失去正确方向的航船不可能胜利到达彼岸，迷失正确方向的理论研究也将失去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坚持正确办会方向”是理论研究的首要问题，也就是要求工商行政管理理论研究必须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把握正确的理论研究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指导党和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这一理论体系的指导下，工商行政管理理论研究不断取得创新成果，工商行政管理事业也取得了长足发展。

回顾改革开放之初，工商行政管理恢复建制，成为国家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和有效监管的重要力量。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中国共产党人对计划经济、商品经济以及非公有制经济认识的不断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不断创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紧紧围绕这些理论创新成果，创造性地开展工作，积极探索工商理论，认识到市场监管要宽严适度，强调管而不死、活而不乱、放而有度，有力地促进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发展。

在1992年至2002年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道路上取得了重大飞跃，理清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明确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工商行政管理从服务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逐步转到服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认识到要正确处理经济秩序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拓宽监管领域，创新监管机制，在建立和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中作出了新贡献。

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最新成果。这一时期，特别是“十一五”期间，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围绕党中央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等重大战略部署，坚持改革创新，并在系统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工商行政管理实践经验和理论探索的基础上，形成了以“五个四”为核心内容的工商行政管理理论创新成果。以此为指导，工商行政管理努力营造公平公正、规范有序、和谐诚信的市场环境，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大力维护市场秩序，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由此可见，工商行政管理理论研究取得的一系列重大成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积极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所取得的重大成就，都是深入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直接体现。把握工商行政管理理论研究的正确方向，就必须始终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扎实做好各项理论研究。当然，坚持正确的理论研究方向，还必须结合工商行政管理实践，准确把握工商行政管理发展规律，推动工商行政管理事业的科学发展。

二、关于工商行政管理理论研究的基本要求

“深入研究工商理论”是对工商行政管理理论研究提出的基本要求，也就是在研究态度、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风气上都要“深入”，要高度重视理论研究，着眼于工商行政管理改革发展实践，下大力气进行深层次研究。具体来说，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统一思想认识，深入推进理论研究

理论是行动的指南，是实践的先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力量。同样，工商行政管理理论也是推动工商行政管理事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力量。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工商行政管理实践反复证明，工商行政管理事业的改革发展须臾离不开理论的指导。越是关系到工商行政管理事业改革发展的重要问题，越是需要加强理论研究。

恢复建制以来，工商行政管理理论从无到有，由基本建立到不断完善，初步形成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监管的工商行政管理理论体系。但是与实践的需要相比，理论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还远远不够，理论研究的战略地位和重要作用也还没有在全系统得到应有的重视，理论研究工作依然任重道远。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认识真理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我们要充分认识进一步加强理论研究的重大意义，切实增强理论研究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努力形成高质量的理论研究成果，不断丰富工商行政管理理论体系，为工商行政管理事业的长远发展夯实理论基础。

（二）理论联系实际，深入实践破解工商改革发展难题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实践出真知。理论研究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从实践工作中挖掘题材，研究工商行政管理工作中亟待解决的监管执法重点难点问题，研究广大人民群众迫切期待解决的市场监管热点问题，避免理论与实践脱节。只有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以解决现实问题为目的，深入实践、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把解决当前问题与谋划长远发展结合起来，才能把握研究重点，丰富研究内容，才能增强研究内容的针对性、科学性和实用性，才能创作出有思想深度、务实管用的研究成果。

要紧密联系“十二五”时期工商行政管理发展规划，紧密联系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服务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实际工作，紧密联系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工作中存在的各种风险和挑战，紧密联系工商行政管理改革发展中的重大实践问题，有针对性地深入开展理论研究，在总结提炼工商行政管理监管执法实践中的新鲜经验和成功做法基础上，找出影响和制约工商行政管理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破解工商行政管理改革发展难题。

（三）端正研究态度，深入揭示研究对象的本质和规律

早在东汉时期，王充就在其著作《论衡》中指出：“涉浅水者见虾，其颇深者察鱼鳖，其尤甚者观蛟龙。足行迹殊，故所见之物异也。”时隔数千年，这句话仍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芒。正所谓“人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只有到深水中才能看到蛟龙，同样的道理，理论研究者只有不畏艰难，沉潜到研究的深水中，扎实进行深层次研究，才能深刻揭示出研究对象的本质和规律，创造出高水平的理论成果。毛**同志指出：“调查要深入细致，既要‘身人’，更要‘心人’，蜻蜒点水，走马观花，是了解不到问题的深处的。”工商行政管理理论研究亦如此。

具体来说，工商行政管理理论研究要端正研究态度，发扬严谨治学、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研究风气，

就是要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真实反映实际情况，正视工商行政管理事业改革发展中存在的难点和问题，知难而进，迎难而上，积极寻找破解问题之策，防止绕着矛盾问题走；就是要对掌握的资料进行深度加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要像蜜蜂采花酿蜜，把事物的本质挖掘出来，防止浅尝辄止、浮于表面，简单堆砌、粗制滥造；就是要大力倡导优良文风，用朴实、生动、简明的语言撰写文章和报告，让基层同志看得懂、用得上，防止把理论束之高阁。

三、关于工商行政管理理论研究的目标任务及其实现途径

“不断推出创新成果”明确回答了工商理论研究的目标任务，就是要坚持开拓创新、与时俱进，多出理论创新成果，多出精品，使理论创新跟上实践创新。2011年6月，国家工商总局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学会工作大力推进工商行政管理理论创新的若干意见》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理论建设的总体目标，其中指出，要“全面构建具有时代特征、突出行业特点、结构合理、门类齐全的工商行政管理理论体系”。这一目标任务与“不断推出创新成果”是一致的，是对“不断推出创新成果”的具体阐释。实现这一目标任务的思路和途径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由易到难、循序渐进地研究

全面构建工商行政管理理论体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的方方面面，涉及到多个领域、多个环节、多项工作，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这么重大的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要遵循先易后难，由简到繁，循序渐进的原则，逐步推进。当务之急就是要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集中全体人员智慧，力争用2年左右的时间，完成“中国工商行政管理分论”丛书编写工作，初步形成以《中国工商行政管理概论》为统领，以“中国工商行政管理分论”系列丛书为骨干的全面反映工商行政管理理论与实践的成果体系，为全面构建工商行政管理理论体系夯实基础。然后在此基础上不断加以完善和充实，最终形成一整套系统、完备的理论体系。

（二）突出重点、统筹兼顾地研究

在基本建立理论体系的基础上，要坚持以点带面、点面结合、统筹兼顾、整体推进的思路，推动理论研究向纵深发展，不断丰富和完善工商行政管理理论体系。一是要加强基础理论研究，深入研究以“五个四”为核心的工商行政管理理论，进一步把握市场监管规律，推动基础教材建设及学科建设。二是要加强应用对策和专业理论研究，紧密结合工商行政管理基本职能和业务工作，深入研究努力做到“五个更加”的方法途径。统筹兼顾市场主体准入、市场秩序维护、消费者权益保护、商标战略实施、广告业发展与监管、禁止传销与规范直销、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监管等各个领域的研究，找准各个领域亟待研究的主要问题，认真加以解决。

（三）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地研究

实践是不断前进的，指导这种实践的理论也要不断前进。工商行政管理理论体系是创新的、开放的理论体系，“不断推出创新成果”是一个长期的、持续的过程。只有不断提高理论研究水平，持续地从丰富生动的实践中汲取营养，源源不断地推出理论创新成果，使理论创新跟上实践创新的步伐，才能永葆工商行政管理理论之树常青。特别是当今社会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繁荣时期，市场瞬息万变，新事物、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只有坚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工商行政管理理论研究才能保持旺盛生机和活力。

四、关于工商行政管理理论研究的根本目的

“热心服务系统干部”回答的是工商理论研究为谁服务的问题。理论研究本身不是目的，用理论武装工商干部，用理论指导工商实践，使之为系统干部服务，为工商行政管理事业改革发展服务，这才是工商行政管理理论研究的根本目的。

（一）用理论武装干部，服务工商人才队伍建设

理论研究的目的之一，就是要用理论武装干部。理论武装水平的高低将直接关系到工商行政管理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水平的高低，关系到工商行政管理事业改革发展全局。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要跟进一步。要在理论研究过程中锻炼干部，在理论宣传普及过程中提高干部理论素养，在理论运用过程中提高干部的实际工作能力，建设高素质的工商干部队伍。一是要营造勤于学习、善于学习的氛围，增强学习和研究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推动全系统同志深入学习和掌握工商行政管理理论创新成果，丰富理论知识，提高理论素养。二是要努力使工商行政管理理论转化为广大工商行政管理干部的普遍共识，转化为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思想武器，转化为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各项工作中的自觉行动。三是要培养一批理论功底扎实、业务素质良好、勇于开拓创新的理论骨干，打造一支勤奋学习、爱岗敬业、战斗力强的干部队伍。

（二）用理论指导实践，服务工商事业改革发展

工商研究生论文篇4

一、社会主义商品市场理论的发展与突破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创建于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大陆，是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改革开放的产物。但是要探索中国改革开放路径的选择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建立的?Y源，不能不回溯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曲折道路，以及其间对社会主义商品市场理论探索的历史。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发展和突破改革开放以前

从20世纪50年代中叶到1978年底，我国的经济体制采用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反映到经济理论上，就是以“苏联范式”为基础。这种经济理论的生成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但是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其弊端逐步凸现出来，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它只注重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忽视了对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的研究。其二，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分析和设想作为唯一的理论来源，否定社会主义经济是市场经济，排斥与市场经济相关联的经济范畴、经济机制和经济规律。其三，它排斥和否定社会经济运动的一般性，把一些本来是现代市场经济共有的东西归结为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进而在时间和空间上，割断了社会经济运动的连续性和相关性。这一点对近现代经济史研究有直接影响。其四，它从生产关系出发来研究生产关系，使研究概念化和抽象化。理论体系从生产资料公有制出发，推出社会主义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关系，并且引伸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有计划发展规律和按劳分配规律，而这些推论和引伸，又都是为论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越性这个宗旨服务的。这样，在客观上，它就难以对社会生产实践产生有益的和有效的指导作用。[1]

在改革开放以前，对于商品流通与市场，首当其冲的问题就是：社会主义经济是不是一种商品经济？对此，理论界曾进行两次大讨论。第一次是1956年和1957年在党的前后在“以苏为鉴”的思想指导下展开的；第二次是1959年在总结“”历史教训的背景下，围绕对商品生产、价值规律、按劳分配等问题再次展开的。在粉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又进行了第三次大讨论。

前两次讨论中形成的主要观点大致有以下三种：

1.社会主义经济不是商品经济

由于经济生活中实际上存在着交换关系，在认识上又有以下几种不同看法：

（1）商品形式说。如王思华认为：“调拨物资是国营企业内部的产品分配，它们是由国家统一地有计划地进行生产和分配，它们既不改变所有者，又不是自由买卖的对象，……但是为了估价，为了进行经济核算，它们还不能不保存着价值形式，也就是不能不保存着商品形式。如果把这种新的产品分配关系，仍然看作是旧的商品关系，那就是只从形式上看问题，而不是从本质上看问题”。[2]（2）产品交换说。如骆耕漠认为：“可以把全民所有制经济内部的这个非商品交换称为‘产品交换’，这就是社会产品可以不再特殊地作为商品来交换，而只作为单纯的产品(回到本来面目)来交换。这种产品交换是不同于商品交换的更高一级的交换，在社会主义阶段，是在劳动直接社会化的基础上，直接遵照按劳分配和按劳换算的关系，采取‘等价交换’的形式进行的”。[3]（3）内部周转说。论者认为，国营企业之间的交换，是社会生产过程中的交换，是生产条件的交换，是属于生产内部周转的性质，它们之间的交换关系，既不是两个各自占有生产资料和产品的所有者在进行交换，而且也根本不发生产品所有权的转移，因此，国营企业之间的交换关系，实质上不是商品交换关系。骆耕漠在1959年就比较系统地从理论上论证了这一观点。[4](4)统一支配说。如雍文远说：“有一些人，力图使国营企业有权转让或出卖这些属于全民所有的生产资料，否认物质技术计划供应的任何必要性，要不分青红皂白地把这些供应统统纳入一般商业轨道，以便让他们自由买卖。如果这种意图得逞，那么，不仅统一的生产计划，由于没有生产资料计划供应的相应保证，而必然要受到破坏，而且社会主义国家将因此而失去生产资料的统一支配权，为资本主义的复辟活动打开大门”。[5] （5、6两条是改革后的？）

2.社会主义经济是从商品向非商品过渡的经济。如张翼飞说：“商品量的方面的发展过程是和商品质的方面的消亡过程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他认为商品的质将随着每一步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改变，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随着社会-生产关系的不断改变，随着国民经济计划化的不断加强，而不断地改变着。“到社会主义进入共产主义时，商品也就最后趋于消亡了。”[6]薛暮桥也认为，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是商品生产的发展和逐步消亡的过程。“在社会主义社会商品交换在数量上仍将继续增长，但这时候，在质量上则正从商品过渡到非商品，商品所包含内容正在逐步消失。”[7]

3.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商品经济。已故经济学家卓炯和顾准，是中国老一辈经济学家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者的重要代表。卓炯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初创于60年代初，形成于70年代末期，成熟于80年代中期。1957—1964年，他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市场”等一系列范畴，奠定了市场经济理论的基本框架。他在1961年11月18日写道：“商品经济的集中表现形式是市场，而市场是人类经济生活一种进步的表现，从市场的大小和规模，可以看出一个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程度。……我觉得建设共产主义的任务并不是要消灭市场，而是要把无政府状态的市场(也就是自由市场)改变成为有计划的市场。”[8]在1957—1964年期间，他已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计划市场、自由市场、国内市场、农贸市场、生产价格、市场价格、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规律、资金循环等属于市场经济理论体系的基本范畴。[9] 顾准早在1956年就已经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进行了研究；1957年撰写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10]，同时孙冶方也发表了著名的《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于光远也于1959年对于否定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的观点提出不同的意见。认为：国营企业之间的商品交换也是商品关系，加入这种交换的产品就是商品。因为“企业之间的交换还有一定意义的所有权的转移，……各个企业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你我界限，在各企业之间进行交换时的条件对各个企业的职工还发生物质上的利害关系”。[11]樊弘也认为：“物质的鼓励在社会主义的现阶段仍不失为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为了贯彻鼓励，……，在国营企业内部的物质调拨的关系上也要继续保存商品的关系。”[12]

在高层决策圈内，历史上关于经济管理体制方面最富创造性的思路，是陈云1956年在党的提出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模式。

尽管认为对于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商品经济的看法由来已久，但是在国内理论界不仅长期不是主流，而且时时处于受批判的地位[13]。这种状态桎梏了经济制度的改革与中国经济学的发展。

（二）改革开放以来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思想逐步解放，对于传统理论的认识，在探索建立适合中国市场经济下的流通理论的过程中，有所发展并有所突破。总的来说是经历了一个从计划经济到计划与市场相结合，再到市场经济的认识过程。

从1979年到1980’前半期为第一阶段。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11届3中全会对人们的思想解放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经济理论研究也随之趋于向活跃。在这个时期，经济学界先后开展了有关价值规律、按劳分配、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以及计划与市场关系的大讨论，澄清了一些被颠倒的理论是非，出现了改革国家所有制、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主张。但在当时，“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观点还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因而经济理论研究的整体突破还没有完成。

其中的观点包括：（1）计划经济说。如李震中说：“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基本特征的，应该是计划经济，而不是商品经济。”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商品经济‘这是两个不同的命题。[14]姚耐则批评了“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提法。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落脚点应放在计划经济上，而不应放在商品经济上。[15](2)商品经济子虚乌有说。张理智认为无论是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存在什么商品经济。他说，“在整个人类社会中，并不存在与产品不同的商品。而产品，并且唯有产品，才是贯穿整个人类社会的永恒范畴”。“在我国现阶段，所谓要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其本意不过是指：要通过大力发展社会分工来大力发，展用于各行业之间相互交换的各种产品的专业化生产，；以便提高劳动生产力，加速社会经济的发展”。[16] （3）3.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产品—商品”经济的统一体。如80年代初期，张仁德认为，社会主义经济的细胞形态应当是“产品—商品”，而不是商品或产品。“产品—商品”范畴可以把社会主义经济计划性和商品性两个方面的属性都包容进来，从而比较准确地反映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一般特性。他认为，生产资料全民所有权的统一性，利益的一致性，使劳动产品具有了‘产品性’，而生产资料归企业占有的分散性，利益的差别性，则又使它具有了‘商品性’。这二种互相对立的属性是由同一经济条件，同一所有制的实现形式产生的。它们既互相对立又互相统一，结成不可分离的伴侣。[17]

4.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和产品经济的统—体。袁恩桢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不是完全的商品经济，因为人们的社会关系在相当程度上已经能够直接地表现出来，而不需要通过商品的媒介；社会主义经济也不是完全的产品经济，因为商品生产还存在。人们的社会关系在相当程度上还必须通过物的媒介才能体现出来。因此说，社会主义经济既是商品经济又是非商品经济、既是产品经济又是非产品经济的“商品经济和产品经济的统一体。”[18]（3、4两段也是改革后的？）

从1980’年代后半期到90年代初为第二阶段。党的12届3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肯定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这就从根本上突破了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最重大的。在这个阶段，理论界的争鸣与交锋异常激烈，几乎每一种新观点的提出都会引发一场论战，而理论上的每一个重大进展也都要冲破重重阻力，并且会伴有反复。经济理论的发展主要表现在：1、对经济理论的“苏联范式”开始了反思和批判；2、对商品经济的内在规律和运行机制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提出了搞活企业特别是大中型国有企业、建立完善的市场体系、宏观经济管理从直接控制转向间接控制这样“三位一体”的改革任务；3、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4、深入讨论了改革过程中出现股份制、资本市场、产权改革和市场经济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符合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的观点。

从1992年开始，我国经济理论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在这个时期，经济理论发展的主要特点是：1、以1992年年初“南方讲话“为标志，特别是“三个有利于”观点的提出，进一步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促使我国经济理论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2、党的14大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从而正式宣告了计划经济及其理论在我国的终结，为在我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扫清了道路。在这一理论指引下，资本及其和资本机制被引入经济运行，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和证券市场发展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突出标志。3、随着经济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相继展开对过剩经济、通货紧缩、有效需求不足等问题的研究。这一切，都标志着中国经济学界开始从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出发来研究社会市场经济现象及其运动规律。[19]

理论上的突破这就为中国经济的实证研究开辟了道路，也为中国现代经济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二、关于流通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市场的地位和作用

以上是经济体制方面的理论演变，与此直接相关的是对经济运行的理论认识和发展，即流通理论的演变。

（一）市场流通概念

首先，学术界从马克思流通理论到前苏联和新中国的理论与实践的演变历程，探讨了什么是流通、社会主义经济中是否存在流通以及如何实践等问题。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产与流通进行了精辟阐述。一般认为，马克思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设想是不存在商品和货币的社会，因而不存在商品流通，只有产品的分配，生产资料的有计划按比例分配，生活资料的按需分配，分配过程就是流通过程。而杨承训、余大章在对列宁新经济政策的研究中认为，新经济政策肯定了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商品货币关系，“列宁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奠基人”，“新经济政策的理论，标志着列宁对社会主义与商品货币关系的认识发生了重大转折，也是马克思主义认识史上的重大转折”[20]。不过，列宁将社会主义下商品货币关系的存在仅看作是暂时的。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提出了社会主义下商品货币关系存在的必然性，但只承认商品市场，而否认要素市场的存在，将其商品货币关系存在的原因解释为存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二种公有制形式，存在国营经济之间的物资调拨，集体经济之间的商品交换，以及消费者同国营商业之间的交换关系。以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为基础的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不承认社会主义经济中存在流通，至多存在消费品的商品交换，把交换等同于流通。苏联的经济理论对新中国商品流通关系和商业体制的建立产生了很大影响。

新中国商业的计划管理和计划体制的初建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开始，1953年以后逐步确立。孙全认为，苏联消费品商业的整个体制就不是商品流通体制而是分配调拨体制，与生产资料的分配调拨体制之间，只有集中程度的差异，没有实质性区别[21]。夏春玉等认为，新中国的流通理论和商业体制基本上是以《苏维埃贸易经济》一书为理论基础建立起来的。50年代根据苏联理论并结合中国实际编写的《贸易经济学讲义》、《商业政策》等书，基本上是政策解释学，颠倒了理论和政策的关系，这种学术传统在改革后的很长时间里还在产生影响，阻碍了我国流通理论研究的更快发展[22]。

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解放思想，1984、1985连续二年召开了孙冶方社会主义流通理论讨论会、第二次全国社会主义流通理论讨论会。会上就马克思的流通理论、社会主义经济中的流通、流通体制改革等问题展开了广泛讨论。如张卓元说，长期以来，由于对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的片面认识，由于自然经济论、“无流通论”和产品经济论的深重影响，致使社会主义流通理论这块园地，显得既荒芜又贫乏，即使有一些，也把它的范围局限在狭义的商业部门的活动和商品流通方面，他提出应当从社会分工和社会化大生产出发来考察流通过程的必然性和重要性，提出市场范围不仅包括物质产品市场，也包括资金、劳动力、技术、信息、外汇市场等。[23]董辅?在为《社会主义流通过程研究》[24]一书所写的“序言”中说，社会主义流通问题，在几年以前还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因为那时把社会主义经济看作是一种自然经济，整个经济就是一个“大工厂”。80年代后期关于社会主义流通理论的研究增多，但这些研究还受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的局限。

90年代以后，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流通理论有了很大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中流通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明确。80年代改革初期提出的只是解决“三多一少”（即多种经济成分、多条流通渠道、多种经营方式、减少流通环节）问题，到90年代前期提出了“大商业、大流通、大市场”的概念。“大商业”包括生活资料、生产资料、不动产等，“大流通”包括商流、物流、劳务流、资金流、信息流等，“大市场”包括国内城乡市场、国际市场等。人们认为，如今应当比马克思对工业化初期的生产和流通的认识更进一步。如说：“无论从马克思流通的理论，还是从我国经济建设的现实出发，都迫切需要重新评价流通的地位和作用，真正把流通作为一项产业，像重视抓生产那样重视抓流通。”[25]柳随年提出：“实践越来越清楚地表明，流通作为一个独立的产业部门，对经济质量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在某些方面、某个阶段起着决定性的作用。”[26]刘国光提出：“要认真研究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后的流通理论。”，要下功夫研究社会化、国际化、信息化的大流通理论，逐步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27]。陈文玲等通过对我国近20年的消费变化、商业在GDP中所占比重、商业对就业的作用等方面的数量统计分析，说明商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正在加强，并与发达国家同类指标比较后指出，由于历史因素，我国商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整体地位偏低，应该继续加强和发挥商业作为启动市场的助推器作用。[28]

（二）流通与生产的关系

与流通的地位作用密切相关的是流通与生产的关系。传统的商品流通理论在流通与生产的关系方面是重生产轻流通。指出，其重要原因，“是不少同志认为流通不创造价值，从而忽视流通产业的重要性。”。[29]80年代后期关于生产和流通关系的讨论较为热烈，认识上还存在较大分歧。1986年召开的全国首届中青年流通经济理论讨论会上，对此提出了“生产流通相互决定论”、“生产流通相互转化论”、“生产流通并重论”、“流通中心论”等不同看法[30]。当时多数人持生产决定流通，流通反作用于生产，在一定条件下决定生产的传统观点。但也有人提出了“流通决定论”。如冒天启认为，流通在一定条件下决定生产的说法含混不清，就流通在社会再生产中的重要地位来说，如果用“流通决定论”来加以概括，也没有什么错误[31]。陈学工提出了“流通决定生产论”[32]。

在关于生产与流通的关系的讨论中，吴承明的《试论交换经济史》则从经济发展史的更广阔的视角，论述了交换对生产的促进和决定作用。他指出，在传统政治经济学里，常是重生产而轻交换，或把交换从属于生产；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提出，生产和交换是两种不同的职能，这两种社会职能都有自己的特殊的规律，但另一方面，这两种职能在每一瞬间都互相制约，互相影响，以致它们可以叫做经济曲线的横坐标和纵坐标；中国在经济改革中出现的一些流通方面的问题，使人们感到，以往对恩格斯的见解研究不够，还应当扩大视野，不仅研究商品交换，还应研究劳动交换、“智能”交换，及其相互关系，即从广义上来研究交换这个“坐标”对发展国民经济的作用，并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史的实际，找到一两个交换的“自己的特殊的规律”。[33]

90年代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流通决定生产”的理论得到充实，并进一步提出了把流通业从末端行业转向先导行业的观点。蔡宁林提出：“流通对生产、分配、消费不仅起被动的‘联结作用’，更重要的是起能动的‘调节作用’”，“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把流通看作是联结生产与消费的桥梁和纽带。现在看来，……需要把流通作为一个先导性、主导性、支柱性的产业，并需要使流通产业超前发展。”[34]贾履让等指出，随着“市场开始作为配置社会经济资源的主要手段，流通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越来越显示出具有决定性的作用”[35]刘国光提出，目前我国商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份额还不到10％，商业劳动力份额在整体劳动力中只占7％左右，这些指标不仅落后于发达国家，也落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工业国家，说明我国经济商品化、货币化、市场化程度还很低，“必须深刻认识到流通是反映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程度的一个窗口，是观察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晴雨表，是不断启动市场、促进需求和消费不断升位的一个助推器”，“商业作为启动市场经济运行的起点，将会转化为周而复始的经济增长的新起点。……商品流通业将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一个末端行业，升位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一个先导行业。”[36]

近年来我国引入了“物流”概念，主要是指商品流通过程中的储运、保管、处置等许多环节的相关活动所形成的集成的、一体化的系统。“物流”的组织状况影响流通费用，对于生产的作用表现在它可以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增加盈利，在一些国家被称为利润的“第三源泉”。我国以往由于对流通本身的不重视，也就谈不上对于“物流”的研究。近年来建立近年来物流产业已列入日程。[37]

传统的流通理论使以往经济史研究不敢强调流通的决定作用，对其的重要作用总是要加上一句“在一定条件下”的帽子，不能从历史实际出发作出评价。流通经济理论的发展与突破为研究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和基础。

2001年来出版的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撰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第一卷，不仅引用了陈云关于城乡交流，“是目前活跃中国经济的关键”的论述，而且以大量篇幅实证阐述了建国初期党和政府以扩大市场流通为先导，以流通作为推动生产，将大力开展城乡物资交流作为恢复与开拓市场、活跃经济的关键的经历。

（三）商品流通在经济体制转换中的作用

吴承明：《在“传统市场与市场经济”讨论会上的发言》[38]中指出：马克思是十分强调生产的。但在传统社会向近代化的转变上，人类受个人能力和环境的限制，只有通过交换才能获得经济上的增益。亚当，斯密的交换导致分工、分工增进社会生产力的观点，至今有效。但古典学派都是强调生产的，“供给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深入人心。新古典学派马歇尔首创需求论，但认为短期内是需求起作用，长期间仍是生产决定市商场（？）。直到凯恩斯主义，需求变成第一位了，生产的发展要看市场，也就是有效需求的大小。他提出那是始于16世纪“商人阶级”的出现，然后经过二百多年社会、阶级的演变，最后导致大机器工业的建立。因此，他认为，要重视商品流通在传统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中的作用。

三、资料整理的进展[39]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发展及其地位的上升，使得现代经济史对商品、市场的研究迅速加强。首先，作为研究基础的资料整理工作逐渐受到重视。近年来各有关部门，陆续整理出版了一批历史档案资料、经济资料，为学术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素材。其中主要有：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中央档案馆合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其中1949－1952年共12卷；1953－1957年共9卷；总计约2000万字，绝大部分为首次公开的。这些资料涉及新中国建立初期经济体制、投资、流通、生产、消费等各个环节的运行和数字，对于研究当时中国的商品经济与市场流通提供了翔实系统的资料。还有《当代中国商业》编辑部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大事记》三卷本（中国商业出版社，1989－1990）；商业部编各年《物价文件汇编》，专题组编《新中国若干物价专题史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编《中国供销合作社史料选编》（中国财经出版社，1986），《中国供销合作社大事记与发展概况（1949－1985）》（中国财经出版社，1988）；商业部编《集体和个体商业文件选编》（1981年），《私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文件选编》（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国家统计局编纂出版的《中国贸易物价统计资料》，以及有关商业贸易的各种年鉴等等。

对新中国商业和市场史的研究探讨已有诸多成果。但从经济史的角度进行专门的研究相对较少，许多是在讨论当前改革问题时回溯历史，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就专题史的研究看，1980s年代以来出版的著作主要有：商业部商业经济研究所编著《新中国商业史稿（1949－1982）》（中国财经出版社，1984），赵玉芝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1），苏志平主编《中国商业发展报告》（中国财经出版社，1997），万典武主编《当代中国商业简史》（中国商业出版社，1998）；价格方面的较多，如严瑞珍等著《中国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李子超等著《当代中国价格简史》（商业出版社，1990），叶善蓬编著《新中国价格简史（1949－1978）》（中国物价出版社，1993），成致平主编《中国物价50年》（中国物价出版社，1998）；农村供销社史有迟孝先著《中国供销合作社史》（中国商业出版社，1988），杨德寿主编《中国供销合作社发展史》（中国财经出版社，1998）。此外还有当代中国丛书中的《当代中国的商业》、《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当代中国的物价》、《当代中国的供销合作事业》、《当代中国的工商行政管理》等各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1988－1997）。近年来出版了数种版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其中都有关于商业的考察。有关商业和市场史的专题论文更加丰富。上述著述中有一些看来属于商业工作史或教科书体裁。总体上看，专就新中国商业和市场史的研究还显薄弱，有待更多的研究，并进一步拓展深入。

四、若干专题研究进展情况

（一）关于新中国商品流通的体制演变[40]

在关于新中国商业史的著作中都较为详细地叙述了新中国初期商业体制的建立及其逐渐被纳入严格的计划管理的过程。一般认为，改革前新中国的商品流通体制基本上是仿照前苏联商业模式，在对私营商业进行改造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种流通体制的特点是包括单一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两种形式的单一公有制，商业机构按照行政系统层层设置，将市场人为地进行按部门、地区分割，商品流通和商品价格受国家指令性计划控制，商品经营按是一、二、三级批发加零售的固定的纵向进销渠道，按计划层层分配调拨，财政分配上“统收统支”等，既影响商业工作效率，也违反商品流通客观规律。从70年代末起，关于商业体制改革的讨论与争论即不断在进行。

近两年有人考察了我建国20世纪后半叶50年来的商品流通体制的演变历程。李家祥等从商品流通体制改革措施的出台及其背景变化角度将建国50年来商品流通体制的沿革分为四个阶段：1949－1977年为旧流通体制形成中的探索阶段；1978－1984年为新流通体制的产生阶段；1984年末－1991年为建立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下的流通体制改革阶段；1992年至今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流通体制改革阶段，文章阐述了各阶段商品流通体制的状况与改革情况[41]。有关研究还有肖怡的《建国以来流通领域变革的成因与深化思路》[42]。

关于对改革前商品流通体制的评价问题，以往多是在承认其缺点问题的同时，也给予一定肯定。肯定意见从建国初期以致后来的物资匮乏角度，认为这种计划供应的商品流通体制的建立有其必然性，保证了新中国工业化建设的需要和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以后又进行了一些调整和充实，与当时的经济形势是相适应的。

近年来对改革前的商品流通体制的基本评价没有更大的变化，但对以往较为模糊或涉及不深的一些问题开始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关于1956年完成对私营商业改造以后的单一公有制问题，万典武认为，中国在1956年放弃“公私兼顾”政策而迅速取消资本主义商业进而基本取消个体商业，实行1956年全行业公私合营是错误的开始，中国在1956年放弃“公私兼顾”政策而迅速取消资本主义商业进而基本取消个体商业，是违背了历史的阶段性和经济规律。；当时中国基本上还是“一穷二白”，正需要执行“公私兼顾”政策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来发展经济，以手工劳动为主的商业尤其要执行这一政策，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商业和个体商业来扩大商品流通，活跃城乡物资交流。关于“一五”时期的商业政策，万典武他认为，一般的说法是说“一五”时期是中国经济状况最好的时期之一，这是正确的，但全面评价“一五”时期商业政策的历史功过，应同时说两句话：这是中国商业最好的时期之一；也是一些“左”的重大政策的开端。[43]

国有商业的地位作用是商品流通体制改革中重要问题之一。对于新中国国营商业的建立及其在建国初期稳定市场、保证商品供应方面的作用，一般持肯定意见。谢洁萍考察了1953－1997年间国有商业的效益问题，以1980年商品流通体制改革为标志，分为二个阶段：1953－1979年，国有商业企业市场占有率达97％以上，纯销售增长，劳动效率提高，流通费用下降，但利润率呈下降趋势；1980－1997年，市场占有率大幅下降，利润率大幅下降，亏损增加，国有商业企业总体效益下降的原因主要在于体制问题[44]。关于国有商业的改革，理论界经历了一个思想不断解放的过程。关于是否坚持“国有商业的主渠道作用”的争论一直延续到90年代。直到党的“十五”大以后，关于国有商业的改革问题形成了新的理论和政策思路，商业所有制结构调整，商品流通体制的总体改革也正在深化。[45]

（二）关于市场与市场化问题

近年来，对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市场问题的研究也引人注目。有的是研究改革开放前的一个阶段的市场状况问题，有的则贯穿通至今。近年来关于这一时期市场问题的研究主要考察了市场与市场管理的变化过程。龚建文针对90年代初的市场疲软问题，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回顾了新中国成立初期，迅速制止通货膨胀后出现的市场疲软及其解决措施[46]。陈廷煊考察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城乡物资交流、物价政策与市场管理等[47]。董志凯的《论“一五”工业建设中市场的作用》[48]认为，“一五”时期国家既有抑制市场作用的方面，也有利用市场机制解决物资供求，稳定物价的的方面，那种认为这一时期形成了既没有市场也没有企业的社会的认识是对历史的误解。赵学军考察了建国初期的金融市场，他的《建国初期的投资公司初探》[49]一文利用档案资料考察了建国初期投资公司的兴办过程、经营情况、停办原因，总结了历史经验。

学术界就对于50年代市场衰落的趋势消亡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赵凌云认为1949－1956年间是市场因素消亡、计划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的时期，他提出市场消亡的根本原因是在理论和实践上将市场与计划对立起来[50]。武力的《论50年代市场式微的原因和后果》[51]一文通过分析当时中国的国内外经济形势，认为50年代由计划与市场并重转向以行政管理为特征的计划经济，与其说是推行苏联理论模式的结果，不如说是当时中国经济基础、发展要求和国际环境造成的，其后果是快速建立起独立的工业体系，高积累下社会基本稳定，但经济运行成本增加。[52]

市场中介组织是沟通企业与市场、企业与企业、企业与国家之间的桥梁与纽带，也是测度市场化水准的一个重要方面。近代商会与商人团体是时下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现代经济史这方面的研究要逊色得多。初步的研究有：徐建青对建国初期的商业组织与城乡交流进行了研究。[53]董志凯就1978年以来我国各类市场中介组织的研究。[54]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介组织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将越来越突出，在现代经济史在的位置也会显著起来。

（三）关于粮食流通体制问题[55]

在农产品流通问题中以粮食流通体制问题的讨论最为集中，所论涉及粮食购销政策、粮食流通、粮食市场等方面。一些研究突破了以往单纯的批判方式，从实证分析出发提出了新的观点和决策建议。崔晓黎通过分析对以往的看法提出质疑：不同意那种认为认为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使资金从农业流向工业，是为工业化初期积累资金所采取的必要手段的看法提出质疑，认为中国的统购统销政策不同于苏联的义务交售制，不存在以牺牲农业保工业的决策意图，中国明确认为工农业必须同时并举，在工业化过程中始终兼顾农业，中国的统购统销没有实现为工业积累超额资金的目的，在1953－1984年间从农业积累的资金通过各种渠道绝大部分又返还到农村，真正从农业积累并用于工业建设的资金十分有限，在此分析基础上，从工农产品交换关系、城乡市场演变等方面研究了新中国的城乡关系问题[56]。郑有贵等深入研究了1949年以来南北两个区域粮食流向流量的变化，分析了从南粮北调向北粮南运演变的阶段划分、历史成因、转变特点和启示、粮食流通政策的演变与绩效等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改进粮食区域间流动对策建议[57]。苏志平等将1949－1997年粮食流通体制变化分为四个阶段：1949－1952年粮食自由购销阶段；1953－1984年粮食统购统销阶段；1985－1993年粮食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变阶段；1994以后，宏观调控下粮食市场流通阶段，并分别考察了各个阶段特点，提出了40多年总结的经验性结论（前述《中国商业发展报告》）。徐建青利用档案资料考察了1953年到1957年间农村国家粮食市场从建立到关闭的整个过程，考察了我国探索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曲折过程[58]。赖睦的《我国粮食流通体制50年的历史演变》[59]将这段历史分为4个阶段，并提出进一步改革的对策建议。

（四）关于工农业产品价格问题

近年来价格理论和价格改革是一热点问题。其中关于新中国物价史的研究也涉及了方方面面的问题，有关论著众多。这里仅略述其中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问题的研究。剪刀差问题之争产生于前苏联，我国关于剪刀差问题的研究讨论时间最长也有很久了。近年的争论涉及剪刀差概念、问题的由来、剪刀差的变动趋势、剪刀差政策的后果、剪刀差的消灭等等。

关于剪刀差概念，历来有比价剪刀差、比值剪刀差、价格与价值背离形成剪刀差的几种认识，这一争论一直在延续。至于剪刀差问题的由来，一种看法认为，剪刀差的形成是人为的，是长期主观失误的结果，剪刀差不是促进工业化的最合乎理性的手段[60]。持相同看法的还认为，剪刀差源于“超额税”，是前苏联政府通过行政强制压低或抬高工农产品价格而产生的，目的是为工业化积累资金。我国的剪刀差问题存在于1953－1985年期间，解放前及1949－1952年间不存在剪刀差问题[61]。另一种看法认为，无论何时何地，剪刀差总是一个价格现象，不能脱离工农产品价格水平及其比价关系去认识剪刀差，不存在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因而剪刀差不是传统计划经济的陪葬品[62]。

关于我国1949年以后的剪刀差及其变动趋势问题。李子超等认为，新中国的剪刀差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是历史上的三大差别在工农业产品交换价格上的表现形式，建国初期为了迅速恢复工业生产，适当保留剪刀差是必要的，剪刀差是农民参加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种形式，这个问题需要经过长期的社会主义建设才能逐步解决；从比价关系看，“一五”时期剪刀差是在缩小（前述《当代中国价格简史》）。关于新中国剪刀差的变动趋势，李炳坤从价格价值关系方面看1952－1977年的剪刀差变动情况，认为这一时期从价格变动关系看是缩小了，从价值变动关系看则扩大了，剪刀差扩大的结果是对农业生产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提高造成不利影响[63]。严瑞珍等从剪刀差的概念及形成、计算方法、1952－1986年间的动态变化、国外发达国家剪刀差的变动情况等方面较为系统地进行了分析研究，并提出解决剪刀差问题的对策；该研究认为剪刀差现象存在于工农业产品交换的一定阶段，从历史上看，是在大工业产生以后逐渐形成的，并随着农业现代化的实现而逐渐趋于消灭；1952－1985年间，1979年以前从工农产品综合比价比值指数看，剪刀差是在逐年扩大（其中“一五”时期仅是比价剪刀差缩小，比值剪刀差实际扩大），1979年以后在逐步缩小；从理论与实践的总结上看，剪刀差政策直接损害农业，间接损害工业，不是上策（前述《中国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刘素阁研究了1949－1956年间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演变情况，认为这一时期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呈总的缩小趋势，其存在是为了从农业提取工业化的建设资金，其结果对农业造成不利影响[64]。前述《中国物价50年》一书认为，新中国缩小工农业产品交换价格剪刀差实际从恢复时期已经开始，“一五”时期显著改善，以后到1978年前又多有反复，1978以后改革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到1998年，主要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已接近市场水平，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的提高大大低于农产品收购价格的提高幅度，工农业产品交换比价有很大缩小。[65]看来，由于对剪刀差概念本身的不同认识，导致在剪刀差变动趋势认识上的差异。徐建青在《建国前期的市价与牌价》一文中，以粮食类和花纱布两类商品为典型，从市场运行及其成本的层面上，探讨了这一时期国内商品市场的变迁。认为，建国前期国内市场上存在着市价与牌价两种性质的价格，有效地利用市场机制促进了这一时期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市价与牌价并行这种价格运行机制本身是一种高成本的机制。而这个时期各个利益群体的存在及其市场行为与国家计划目标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增加了国家在市场管理与市场交易中的成本。以较低的预期成本迅速实现国家的计划目标，是这一时期国家进行制度选择的依据这可能是导致市场萎缩关闭、制度变迁的更为直接的原因。[66]武力在综述各家研究的基础上认为：“剪刀差”是统制或计划经济的产物，在完全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工农产品价格比在短期内的扩大是正常的，不必人为地改变它。建国以来工农产品价格比的波动，如果说有剪刀差的存在，也是从1953年农产品统购统销到90年代初完全放开工业品价格和农产品购销价格之前这段时间。在此期间，国家通过剪刀差从农民那里拿走的农业剩余也没有许多人估计的那样多。此外，改革开放以前农民收入增长过慢和收入水平太低，主要原因不是剪刀差，而是国家限制了农民的农业生产自和发展非农产业。[67]

关于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商业和市场问题的研究成果还有很多，但是跨阶段的研究、系统深入的研究有些刚刚起步，有些还在酝酿之中。总的来说，还有待于深入。

近年来关于新中国商业和市场史的研究还有很多，这里不可能面面俱到，总的看研究是在走向深入。同时，综观近年来的研究，比较一致的认识是，中国50年的经济发展历程是我国探索走出一条适应中国情况的建设道路，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曲折历程，贯穿始终的是理论“探索”与实践摸索与理论探索相辅相成“奠基”，罗螺旋式上升的进程。看来这是我们研究的主线。我国尽管学习和借鉴了苏联的理论和经济模式，但并不是完全照搬和采用。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从计划与市场并存到计划经济再到改革开放后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经历了长期探索和曲折前进的路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这个探索和尝试过程还没有最终完成将长期持续下去。中国经济学的创新立足于中国经济体制的创新与中国经济的发展，立足于对中国经济史的科学研究。我们的工作任重而道远。

更好地总结过去，从理论与实践上进一步探讨和开创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将是经济史学界和理论界的长期使命。

注 释：

[1]参考了韩志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新中国50年经济理论研究评述》》，载光明日报1999.10.01。

[2]王思华：《我对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法则的几个问题的一些看法》，《经济研究》1959年第l期。

[3]骆耕漠：《论商品和价值》)《经济研究》1959年第10、11期。

[4]骆耕漠：《论商品和价值》)《经济研究》1959年第10、11期。

[5]雍文远：《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关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几个问题》，《学术月刊》，1961年第6期。

[6]张翼飞：《社会主义阶段商品的发展和消亡问题》，《经济研究》，1959年第1期。

[7]薛暮桥：《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红旗》1959年第10期。

[8]卓炯著：《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10月版第6页。

[9]李炳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39－41页。

[10] 载《经济研究》1957年第3期。

[11]于光远：《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问题的讨论》，《经济研究》1959年第7期。

[12]樊弘：《关于社会主义下商品生产问题》。《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418—419页。

[13] 如1964—1978年，卓炯被当作“广东孙冶方”而遭批判（见卓炯著：《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10月版第6页）。顾准于1957年被划为，1965年再次被戴上分子的帽子，1964年下半年开始，孙冶方与顾准、一起在经济研究所的四清运动中被批判，中接着被批斗（见邢小群：《我与顾准的交往??吴敬琏访谈录》，载《百年潮》1997年第4期；罗银胜编：《顾准－民主与“终极目的”》，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第64－65页。我们应该感激顾准等一批经济学家和陈云等领导人，他们凭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良心和信念，敢于冲破传统观念的羁绊。这是难能可贵的精神。

[14]李震中：《也谈计划和市场问题》，1981年12月26日 《光明日报》。

[15]姚耐：《也谈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1982年7月18日《光明日报》。

[16]张理智：《“商品”和“商品学”质疑》，《天府新论》1988年第8期。

[17]张仁德：《现论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方法沦问题》，《天津社会科学》1985年第4期。

[18]袁恩桢：《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和产品经济的统一体》，《学术月刊》1982年第11期。

[19]参见韩志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新中国50年经济理论研究评述》》，载1999年10月01日光明日报。

[20] 杨承训、余大章：《新经济政策理论体系》，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

[21] 孙全：《再论清除无流通论对商业的影响》，载中国社科院财贸所、河南社科院经济所编：《社会主义流通理论问题》，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

[22] 夏春玉：《流通经济学的贫困与构建设想》，《当代经济科学》2000年第1期。

[23] 《财贸经济》编辑部编：《社会主义流通理论探索》，中国展望出版社，1985；前述《社会主义流通理论问题》。

[24]高涤陈等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25] 《经济参考报》1992年1月28日。

[26] 《人民日报》1992年4月13日。

[27] 刘国光：《推进流通改革，加快流通业从末端行业向先导性行业转化》，《商业经济研究》1999年第1期。

[28] 《经济参考报》1992年1月28日。[28] 刘国光：《重新认识中国商业的地位和作用》，《管理世界》1999年第3期；有关讨论还有：洪奕谋等：《必须十分重视流通在再生产过程中的特殊职能》，（《福建论坛》经社版，1995年第8期）；周时昌：《谈谈流通产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地位和作用》（《财贸经济》1998年第1期）；童年成：《商品流通功能新说》（《中国流通经济》1998年第6期）；赵国柱：《新时期商品流通业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商业经济与管理》1999年第5期）；谢洁萍：《浅论我国商业对市场经济的促进作用》（《经济与管理研究》1999年第4期）。

[29]见会议综述，载《中南财经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安徽财贸学院学报》1987年第1期。

[30]见会议综述，载《中南财经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安徽财贸学院学报》1987年第1期。

[31] 冒天启：《经济改革的政治经济学问题探讨》，中国社科出版社，1982。

[32] 载《商业经济文荟》1989年第1期。

[33]吴承明：《试论交换经济史》，《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1期。

[34] 《经济日报》1992年5月26日。

[35] 贾履让等：《中国流通产业及其运行》，中国物资出版社，1998。

[36]刘国光：《重新认识中国商业的地位和作用》，《管理世界》1999年第3期。；有关讨论还可参见：杨昌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的生产和流通》（《商业经济文荟》1987年第3期）；肖灼基：《充分发挥流通对生产和消费的引导作用》（《商业经济研究资料》，1988年第15期）；梁世锡：《应明确提出流通决定生产的理论观点》（《广西商业经济》1997年第1期）；丁俊发：《商品流通热点探索》（中国物资出版社，1998）；郭冬乐等：《中国商业理论前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张光忠：《21世纪??复合商业时代》（《商业经济研究》，2000年第2期）。

郭冬乐等：《中国商业理论前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37] 有关研究如：王之泰：《构筑中国的物流平台》，载《中国经济时报》，2000年1月26日。

[38] 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2期。

[39]以下参见徐建青：《社会主义流通经济理论与实践的探索》，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1。

[40]参阅徐建青：《社会主义流通经济理论与实践的探索》，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1。

[41] 《建国50年来商品流通体制的沿革与启示》，《天津师大学报》，1999年第4期。

[42] 《商业经济文荟》，1999年第5期。

[43] 《当代中国商业简史》，中国商业出版社，1998。

[44] 《关于国有商业45年经济效益的基本评价》，《经济与管理研究》，1998年第3期。

[45] 参见《国有商业深化改革的途径研讨会观点综述》（《商业经济研究》，1998年第12期）；《1998年中国商业研究领域的新进展》（《财贸经济》1999年第4期）；《“羊城杯” 深化商品流通体制改革研讨会观点综述》（《财金贸易》1999年第7期）。

[46] 《1950年市场疲软的历史回顾与思考》，《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4期。

[47]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商品市场与物价管理》，《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2期。

[48]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4期。

[49]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1期。

[50] 《1949－1956年间中国经济体制中市场因素消亡过程的历史考察与启示》，《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2期。

[51] 《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1期。

[52] 关于市场史的研究还有：吴育频：《50年代党对商品经济与市场的初步探索》（《党史研究与教学》1994年第5期）；陈清林：《论建国以来党的市场改革与市场建设》（《党史研究与教学》1995年第2期）；陈乐一等：《中国市场周期波动的实证研究1953－1990》（《湖南商学院学报》1995年第3期）；

[53] 郑成林：“经济组织与市场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4。

[54]董志凯：《1978年以来中国市场中介组织的成长》，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4。

[55]参阅徐建青：《社会主义流通经济理论与实践的探索》，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1。

[56] 《统购统销与工业积累》，《新中国城乡关系的经济基础与城市化问题研究》，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4期、1997年第4期。

[57] 《当代中国农业变革与发展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

[58]胡逢祥：《剪刀差理论与价格改革》，《中国农村经济》1991年第5期。[58] 《50年代农村国家粮食市场的建立和取消》，《当代农史研究》1998年第2期。

[59]王忠海：《走出“剪刀差”的误区》，《经济研究》1993年第1期。[59] 《湖北财税》1999年第10期。

[62]张西营等：《新时期的剪刀差及剪刀差研究的新时期》，《经济研究》1993年第5期。

[63] 《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问题》，农业出版社，1981。

[64] 《过渡时期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演变情况与历史启示》，《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4期

[65] 有关研究还有：梁无瑕：《评新剪刀差论》（《财政研究》1982年第3期）；黄道霞：《论剪刀差》（《中州学刊》1988年第5期）。

工商研究生论文篇5

关键词：大众文化；研究方法；法兰克福学派；伯明翰学派

中国的大众文化崛起于20世纪后半叶，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施行，大众文化事业获得了蓬勃的发展，成为与官方的主流文化和学界的精英文化同等重要的文化形式，并与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一起参与了社会精神生活的型塑。大众文化的崛起和发展对国民生活方式、国民性格塑造以及社会发展变化带来了新鲜的元素，使其呈现出了新的面貌。这些改变令人惊喜，但同时也引发了关注和焦虑，如对当下大众审美取向的非议以及网络文化对青年群体心智发展影响的焦虑。在此情况下，选择正确的研究方法对认识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的发展现状，了解其价值效应并指导其健康发展便具有了积极的意义。本文拟从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的特点、法兰克福学派传统的批判以及英国伯明翰传统的批判三方面来进行探讨。

1 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的特点

要探讨研究方法，必须首先明确界定研究对象。大众文化这一概念对于中国语境，严格来讲是个泊来品，在英语中它对应了两种表达，mass culture 和popular culture。西方早期大众文化批判指向的对象为mass culture， 这一概念被赋予了明显的贬义色彩，主要指商业利益驱动的文化产品，如电影、广告等传播产业的产品。当下语境我们所使用的大众文化这一概念则更多的是指由雷蒙德·威廉斯所倡导的popular culture，作为英国伯明翰传统的代表人物之一，威廉斯对“文化”这一概念做了历史的回溯，认为文化应是一个整体全部的生活方式，从而赋予了这一概念平民化的色彩，用popular culture 取代了mass culture，并在《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中称“大众文化是民有、民享、为民所喜闻乐见的文化形式” 。从此，大众文化不再被视为洪水猛兽，而开始成为影响人们生活以及意识形态的一种现代意识。随着对大众文化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对其进行了更严密准确的界定。国内学者王一川对大众文化做出了这样的定义，它“以大众媒介为手段、按商品规律运作、旨在使普通市民获得日常感性愉悦的体验过程，包括通俗诗、通俗报刊、畅销书、流行音乐、电视剧、电影和广告等形态” 。

从大众文化的如上定义，人们不难发现它的一般特性：大众媒介性、商品性、流行性、娱乐性、日常性、类型性等。中国语境下的大众文化也同样具备这些特点，其中，商品性这一特点尤为吸引人们的眼球。究其原因，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物资不丰沛，物资的消费形式多为统一分配和按计划配额消费，人们的商品意识淡漠，物质层面如此，在解决人们生存高级需求的精神文化层面，就更是受到官方主流文化或是学界精英文化的牵制，更多的是被动接受，而不是对文化商品的主动消费。所以，中国的大众文化虽然从产生之初就带有了商业文化的特质，追求商业利益，以娱乐消遣为主要功能，但由于其短近的发展史，并未像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形成了完备庞大的文化工业体系，同时，主流媒体的官方化以及国家相关文化政策的指导也使得大众文化还未彻底沦为谋取利益的工具，因而国内的大众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还具有文艺性，商品属性并不是那么的突出。

2 法兰克福学派传统的批判

大众文化的批判研究一直是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核心。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和文化工业的批判形成了一套完备的理论体系，为后来学者的大众文化批判研究奠定了基础，同时在某种意义上也成为了批判的标靶。霍克·海默，作为该学派的第一代领军人物，在研究中将大众文化概念与文化工业概念直接等同起来，奠定了大众文化批判的悲观主义立场。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大众文化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使得文化、艺术产品商品化。在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运作下，大众文化成为了统治阶级和资本合谋的工具，文化工业首先通过标准化批量生产出媚俗平庸甚至是低劣的包裹着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大众文化产品，继而借助市场化运作机制将模式化的文化产品输送给大众消费，从而实现意识形态的灌输和强化。因而，在法兰克福学派的视野中，大众文化带有明显的欺骗性，带给大众暂时的满足继而安于虚假的现状，实现对民众的控制；大众文化同时也沦为了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工具，通过决定娱乐商品的生产，控制规范着文化消费者的需要并进而对其心理意识进行操控；大众文化的标准化和模式化生产形式扼杀了文化的艺术性，也抹杀了文化产品的个性和创造性，消费此类文化产品的大众顺而也被同一化。

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进行的意识形态批判沿袭了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的传统，将文化视为与资本主义进行抗争的一个斗争领域，揭露资本主义文化工业大生产对艺术以及大众个性的抹杀，这一理论基调使其成为了大众文化批判研究的标杆，也成为后继大众文化研究学者不可绕开的理论基石。对于中国当代的大众文化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仍具有良好的指导意义。随着文化事业的推进，文化产业商业化，艺术、文化产品商品化是必然的趋势。大众文化的消极效应是不可避免的，如一味追求商业利益和娱乐功能的低俗文化产品的出现，对青年人心智的影响以及消费西方批量生产的文化产品对传统价值观念的质疑等，对这些大众文化特质的批判，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仍是一把利器。然而同时，由于发展的局限性，我国尚未形成完备的文化工业体系，大众文化事业还远未彻底的商业化，沦为商品经济的附庸，并在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的指导和影响下文化产品还具有一定的文艺性，并在某种意义上仍是反映大众的声音。鉴于此，在使用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对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的商品性展开批评研究时，还需掌握好“度”，不能一味批判，而应以消除负面效应，发挥正面效应为宗旨。

因循葛兰西的“霸权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们看到了统治阶级借助文化产品向大众受体灌输意识形态，以期实现对大众心理意识的控制，然而，对大众文化产品的消费行为并未到此终结，作为具有主观意识和能动性的大众个体，由于具有各自不同的审美倾向和审美领悟，必然会对同一化的文化产品做出不同的反应和选择。此时的大众文化产品，作为商品，即使特殊，也需要遵循市场规律。大众文化产业为了迎合市场，就必须揣摩迎合大众的趣味，而不能一味地服务于统治阶级的意志，换句话说，大众的消费意愿和社会现实反过来又对大众文化工业形成了挑战，产业和受众之间存在着双向的交流，在这个意义上，文化就成为了一个哈贝马斯口中的“公共领域”，既不属于市场，也不属于国家。对于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理论的这一局限，哈贝马斯也曾在自己书中坦承：“大众文化显然绝不仅仅是背景，也就是说，绝不是主流文化的消极框架，而是定期出现、反抗等级世界的颠覆力量，具有自身的正式庆典和日常规范” 。 对大众接受性和创造性的忽视是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理论的硬伤。反观中国当代的大众文化，无论是在生产还是消费环节大众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对大众能动性的研究应该成为研究的重点。

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或文化工业的研究从一开始就带有悲观的情绪，这与当时的时代背景以及学派早期成员的生活经历是有极大关系的。由于二战德国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学派有犹太血统的成员如霍克·海默、马尔库塞和阿多诺都曾亲身经历纳粹的精神迫害，并一度选择逃亡到美国只为寻求人身安全。德国纳粹借助强大的宣传机器进行反犹太宣传，实现了对广大民众意识形态的控制和最终的暴政。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对此深恶痛绝，继而站到了助其实现的科技文明和文化工业的对立面，展开了深刻的批判。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研究的展开不具备如此严苛的时代背景，研究者也不具备特定严苛的生活经历，因而在展开研究时一种中立的研究态度就是我们应该珍视的，对大众文化不偏不倚，做出中肯的评价。

3 英国伯明翰传统的批判

与法兰克福学派不同，英国伯明翰学派从其成立之初就反对以精英主义立场来研究文化，他们努力扩大了文化的内涵，反对高雅文化与低俗文化的划分，对底层的工人阶级的文化，即他们认为的本真的大众文化，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努力发掘其积极意义。伯明翰学派的研究内容主要涉及大众文化以及与大众文化密切相关的大众日常生活。其中，大众媒介始终是该学派研究的焦点，特别是电视的意识形态功能。学派代表人物斯图亚特·霍尔针对电视话语发展出了编码/解码理论。就编码层面而言，霍尔沿袭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核心理论观点，但同时也强调了观众的参与，观众的欣赏即是对电视节目的解码。霍尔指出，受众对媒介文化产品的解读是与他们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立场相对应的，他认为电视节目的观众可能会存在三种解码立场：一是主导性—霸权性立场，即观众完全受制于制作者的制作意图；二是协商性符码或立场，指观众大体上接受制作者的意图，但却从自身立场和利益出发加以一定的修正；三是对抗性符码，即观众完全站到制作的对立面试图瓦解节目中传达的意图。这三种立场很好地分析了观众在消费电视节目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也说明观众完全可以在积极有效的观赏中抵制或消解节目可能传达的消极意义，从而彰显出媒介文化积极的社会效应。

霍尔虽然是针对电视话语提出的编码与解码理论，但不难发现，对于任何话语生产和消费的分析，这一模式都具有适用性，这也是霍尔理论备受推崇的原因所在。将视野回溯到中国当下的大众文化语境，媒体文化正处于蓬勃发展的欣欣向荣期，人民大众的参与意识也空前高涨，无论是长盛不衰的选秀造星节目，如湖南卫视的“超级女声”以及中央电视台的“我要上春晚”，还是如今爆红的电视相亲类节目，如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在这些节目中扮演主角的是大众，欣赏消费的也是大众，电视台只是提供了一个平台并给与相应的引导，对大众个体的自我定位以及所想要彰显的个性无从干预太多，如像从“非诚勿扰”舞台上走出的“宝马女”马诺，她在舞台上的极端拜金言论可能也是节目的导演和编导始料未及的。从传统意义上讲，她的言论完全背离了主流价值观念，但节目之后她迅速蹿红，并获得了数量不少的拥趸，这一事件充分说明了大众自主选择的可能性和实在性。如何对此文化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霍尔的解码理论绝对是理论选择的不二工具。

承袭伯明翰传统对大众文化以及大众主观能动性的关注，约翰·费斯克对大众文化进行了系统完备的理论和个案研究，其代表作《理解大众文化》也被视作关于大众文化和后现代文化的经典著作之一。费斯克的研究主要围绕大众能动性抵制权利控制和文化集权展开，对大众文化报以乐观主义的态度，形成了与法兰克福学派截然不同的理论观点。“两种经济”理论是费斯克一个重要的理论贡献。“两种经济”即“金融经济”和“文化经济”。大众文化的商品是同时在这两种经济中流通的。“金融经济”指涉的是传统意义上的商品生产和消费过程，注重的是交换价值，流通的是金钱。费斯克之前的大众文化研究，无论是法兰克福学派还是伯明翰学派的早期代表人物，都是在围绕这一经济形态展开研究。但费斯克认为仅用金融词汇是不足以对文化商品进行描绘的，因为消费社会中的所有商品都是既有实用价值，又有文化价值的，文化价值的实现就体现在“文化经济”中。所谓文化经济是指，大众产业链中的观众从原来的商品（观众通过消费文化产品而成为金融经济产业生产者的另一商品，可被出卖给广告商等）变成生产者，生产出的是“意义”和“”。而“原来的商品变成了一个文本，一种具有潜在意义和的话语结构，这一话语结构形成了大众文化的重要资源” 。费斯克“文化经济”的提出为大众的创造力提供了空间，此时的大众不再只是消费者和商品，其生产者身份使得他们即使仍被支配于体制之中，仍却能在体制的空隙中努力规避或抵抗文化商品的规训，消解文化商品的同质性和一致性。因而，大众文化不是文化工业生产出的，而是人民创造出的，是进步的力量，也是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展开对抗的重要斗争场域。

费斯克大众文化理论的乐观主义立场对于推动当前国内的大众文化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在使用其理论展开研究时也应看到其局限性的存在。“文化经济”作为理论基石就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文化工业强制渗透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功能，这也奠定了费斯克对大众文化未予批判而一味褒奖的立场，使其不可避免地忽略了大众文化的商品属性所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同时，在物质起主导作用的经济体制下，资本的力量仍是无比强大的，大众发挥能动性可以选择拒绝、抵抗，但要彻底地消解其作用仍是不可能的，更谈不上对权力集团的实质打击。

中国当代大众文化正处于蓬勃发展期，对民众的影响也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中国当代语境下的大众文化由于自身的发展特点，决定了对其展开的研究既需要借助于西方学界的相关理论研究成果，又需要考虑文化现象的本土特点，引入相关的思考。总的来说，西方理论界的法兰克福学派传统对大众文化进行的意识形态批判以及伯明翰学派传统代表人物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以及费斯克的“两种经济”理论都是研究当代中国大众文化极好的理论工具。但由于这些理论本身也存在着不足和局限性，可考虑将这些理论的优势观点进行整合，而尽量规避相关理论漏洞，结合具体的文化现象来对中国当代的大众文化展开研究。

参考文献

[1] 雷蒙德·威廉斯. 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M]. 北京：三联书店， 2004： 48.

[2] 王一川主编. 大众文化导论[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8.

[3]〔德〕尤尔根·哈贝马斯.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 曹卫东等， 译. 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7.

[4] 约翰·费斯克. 理解大众文化. 王晓珏、宋伟杰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33.

[5] 罗小青. 当代中国场域中的大众文化批判—评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J]. 湖北社会科学，2006年（11）：112-115.

[6] 马驰. 伯明翰与法兰克福：两种不同的文化研究路径[J].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3）：1-6.

[7] 姜华. 对费斯克大众文化理论的解读与质疑 [J]. 学术交流， 2005年（11）：119-123.

工商研究生论文篇6

一、关于工商行政管理理论研究的方向问题

方向是根本，方向问题至关重要。它是引航灯、生命线。失去正确方向的航船不可能胜利到达彼岸，迷失正确方向的理论研究也将失去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坚持正确办会方向”是理论研究的首要问题，也就是要求工商行政管理理论研究必须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把握正确的理论研究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指导党和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这一理论体系的指导下，工商行政管理理论研究不断取得创新成果，工商行政管理事业也取得了长足发展。

回顾改革开放之初，工商行政管理恢复建制，成为国家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和有效监管的重要力量。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中国共产党人对计划经济、商品经济以及非公有制经济认识的不断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不断创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紧紧围绕这些理论创新成果，创造性地开展工作，积极探索工商理论，认识到市场监管要宽严适度，强调管而不死、活而不乱、放而有度，有力地促进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在1992年至2002年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道路上取得了重大飞跃，理清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明确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工商行政管理从服务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逐步转到服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认识到要正确处理经济秩序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拓宽监管领域，创新监管机制，在建立和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中作出了新贡献。

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最新成果。这一时期，特别是“十一五”期间，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围绕党中央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等重大战略部署，坚持改革创新，并在系统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工商行政管理实践经验和理论探索的基础上，形成了以“五个四”为核心内容的工商行政管理理论创新成果。以此为指导，工商行政管理努力营造公平公正、规范有序、和谐诚信的市场环境，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大力维护市场秩序，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由此可见，工商行政管理理论研究取得的一系列重大成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积极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所取得的重大成就，都是深入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直接体现。把握工商行政管理理论研究的正确方向，就必须始终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扎实做好各项理论研究。当然，坚持正确的理论研究方向，还必须结合工商行政管理实践，准确把握工商行政管理发展规律，推动工商行政管理事业的科学发展。

二、关于工商行政管理理论研究的基本要求

“深入研究工商理论”是对工商行政管理理论研究提出的基本要求，也就是在研究态度、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风气上都要“深入”，要高度重视理论研究，着眼于工商行政管理改革发展实践，下大力气进行深层次研究。

具体来说，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统一思想认识，深入推进理论研究

理论是行动的指南，是实践的先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力量。同样，工商行政管理理论也是推动工商行政管理事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力量。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工商行政管理实践反复证明，工商行政管理事业的改革发展须臾离不开理论的指导。越是关系到工商行政管理事业改革发展的重要问题，越是需要加强理论研究。恢复建制以来，工商行政管理理论从无到有，由基本建立到不断完善，初步形成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监管的工商行政管理理论体系。但是与实践的需要相比，理论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还远远不够，理论研究的战略地位和重要作用也还没有在全系统得到应有的重视，理论研究工作依然任重道远。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认识真理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我们要充分认识进一步加强理论研究的重大意义，切实增强理论研究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努力形成高质量的理论研究成果，不断丰富工商行政管理理论体系，为工商行政管理事业的长远发展夯实理论基础。

（二）理论联系实际，深入实践破解工商改革发展难题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实践出真知。理论研究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从实践工作中挖掘题材，研究工商行政管理工作中亟待解决的监管执法重点难点问题，研究广大人民群众迫切期待解决的市场监管热点问题，避免理论与实践脱节。只有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以解决现实问题为目的，深入实践、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把解决当前问题与谋划长远发展结合起来，才能把握研究重点，丰富研究内容，才能增强研究内容的针对性、科学性和实用性，才能创作出有思想深度、务实管用的研究成果。要紧密联系“十二五”时期工商行政管理发展规划，紧密联系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服务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实际工作，紧密联系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工作中存在的各种风险和挑战，紧密联系工商行政管理改革发展中的重大实践问题，有针对性地深入开展理论研究，在总结提炼工商行政管理监管执法实践中的新鲜经验和成功做法基础上，找出影响和制约工商行政管理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破解工商行政管理改革发展难题。

（三）端正研究态度，深入揭示研究对象的本质和规律

早在东汉时期，王充就在其著作《论衡》中指出：“涉浅水者见虾，其颇深者察鱼鳖，其尤甚者观蛟龙。足行迹殊，故所见之物异也。”时隔数千年，这句话仍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芒。正所谓“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只有到深水中才能看到蛟龙，同样的道理，理论研究者只有不畏艰难，沉潜到研究的深水中，扎实进行深层次研究，才能深刻揭示出研究对象的本质和规律，创造出高水平的理论成果。同志指出：“调查要深入细致，既要‘身入’，更要‘心入’，蜻蜓点水，走马观花，是了解不到问题的深处的。”工商行政管理理论研究亦如此。具体来说，工商行政管理理论研究要端正研究态度，发扬严谨治学、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研究风气，就是要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真实反映实际情况，正视工商行政管理事业改革发展中存在的难点和问题，知难而进，迎难而上，积极寻找破解问题之策，防止绕着矛盾问题走；就是要对掌握的资料进行深度加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要像蜜蜂采花酿蜜，把事物的本质挖掘出来，防止浅尝辄止、浮于表面，简单堆砌、粗制滥造；就是要大力倡导优良文风，用朴实、生动、简明的语言撰写文章和报告，让基层同志看得懂、用得上，防止把理论束之高阁。

三、关于工商行政管理理论研究的目标任务及其实现途径

“不断推出创新成果”明确回答了工商理论研究的目标任务，就是要坚持开拓创新、与时俱进，多出理论创新成果，多出精品，使理论创新跟上实践创新。2011年6月，国家工商总局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学会工作大力推进工商行政管理理论创新的若干意见》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理论建设的总体目标，其中指出，要“全面构建具有时代特征、突出行业特点、结构合理、门类齐全的工商行政管理理论体系”。这一目标任务与“不断推出创新成果”是一致的，是对“不断推出创新成果”的具体阐释。实现这一目标任务的思路和途径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由易到难、循序渐进地研究

全面构建工商行政管理理论体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的方方面面，涉及到多个领域、多个环节、多项工作，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这么重大的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要遵循先易后难，由简到繁，循序渐进的原则，逐步推进。当务之急就是要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集中全体人员智慧，力争用2年左右的时间，完成“中国工商行政管理分论”丛书编写工作，初步形成以《中国工商行政管理概论》为统领，以“中国工商行政管理分论”系列丛书为骨干的全面反映工商行政管理理论与实践的成果体系，为全面构建工商行政管理理论体系夯实基础。然后在此基础上不断加以完善和充实，最终形成一整套系统、完备的理论体系。

（二）突出重点、统筹兼顾地研究

在基本建立理论体系的基础上，要坚持以点带面、点面结合、统筹兼顾、整体推进的思路，推动理论研究向纵深发展，不断丰富和完善工商行政管理理论体系。一是要加强基础理论研究，深入研究以“五个四”为核心的工商行政管理理论，进一步把握市场监管规律，推动基础教材建设及学科建设。二是要加强应用对策和专业理论研究，紧密结合工商行政管理基本职能和业务工作，深入研究努力做到“五个更加”的方法途径。统筹兼顾市场主体准入、市场秩序维护、消费者权益保护、商标战略实施、广告业发展与监管、禁止传销与规范直销、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监管等各个领域的研究，找准各个领域亟待研究的主要问题，认真加以解决。

（三）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地研究

实践是不断前进的，指导这种实践的理论也要不断前进。工商行政管理理论体系是创新的、开放的理论体系，“不断推出创新成果”是一个长期的、持续的过程。只有不断提高理论研究水平，持续地从丰富生动的实践中汲取营养，源源不断地推出理论创新成果，使理论创新跟上实践创新的步伐，才能永葆工商行政管理理论之树常青。特别是当今社会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繁荣时期，市场瞬息万变，新事物、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只有坚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工商行政管理理论研究才能保持旺盛生机和活力。

四、关于工商行政管理理论研究的根本目的

“热心服务系统干部”回答的是工商理论研究为谁服务的问题。理论研究本身不是目的，用理论武装工商干部，用理论指导工商实践，使之为系统干部服务，为工商行政管理事业改革发展服务，这才是工商行政管理理论研究的根本目的。

（一）用理论武装干部，服务工商人才队伍建设

理论研究的目的之一，就是要用理论武装干部。理论武装水平的高低将直接关系到工商行政管理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水平的高低，关系到工商行政管理事业改革发展全局。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要跟进一步。要在理论研究过程中锻炼干部，在理论宣传普及过程中提高干部理论素养，在理论运用过程中提高干部的实际工作能力，建设高素质的工商干部队伍。一是要营造勤于学习、善于学习的氛围，增强学习和研究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推动全系统同志深入学习和掌握工商行政管理理论创新成果，丰富理论知识，提高理论素养。二是要努力使工商行政管理理论转化为广大工商行政管理干部的普遍共识，转化为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思想武器，转化为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各项工作中的自觉行动。三是要培养一批理论功底扎实、业务素质良好、勇于开拓创新的理论骨干，打造一支勤奋学习、爱岗敬业、战斗力强的干部队伍。

（二）用理论指导实践，服务工商事业改革发展

工商研究生论文篇7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金融、物流、销售等行业也随之迅速崛起,社会对工商管理专业学生数量需求日益增多,质量要求也日益增高在工商管理专业教学中采用的传统的教学方式，很难大规模地培养高素质的工商管理人才本科生科研”in是针对传统接受式教学模式的弊端而提出的一种新的教学方式它起源于1969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创立的“本科生研究机会计划”11，21:.在我国最早开始的本科生科研活动是在1995年,清华大学借鉴国外经验,提出的SRT计划(Stu¬dentsResearchTraining),一经提出，现已有许多高校纷纷效仿,在许多专业都实施了本科生¥斗研活动,对大学生综合能力的提高有着积极的影响本文基于工商管理专业学生综合能力的社会需求,分析了本科生科研活动对学生综合能力的锻炼,对于高校今后开展本科生科研活动具有+旨导意义

2、工商管理专业学生综合能力的特点分析

工商管理涉猎知识面广,囊括了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会计学、统计学、金融学、证券投资学、财务管理、管理学、人力资源管理、运筹学、市场营销等等,它的就业范围也因此相对较广,可以从事会计、物流、金融(银行和证券公司）、销售等行业根据社会需求，从以下几方面进一步分析社会对工商管理专业学生综合能力的要求(见图1)

   2.1 逻辑思维能力

在人类的各项能力中，逻辑思维能力是人类特有的一项基本能力，它在短时间内难以得到显著提高，必须经过长期、系统的相关训练因此逻辑思维能力既是最难训练的又是至关重要的然而在一般的本科高等教育中,对人才的培养只重视知识的传授,而忽视获得知识的方法训练实际上,知识会不断地老化、更新,社会是不断发展进步的，只有掌握科学研究的逻辑思维,把握了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规律和方法,才不会被科技发展的潮流所淘汰,才能够更好地适应变化和进步在学生毕业后无论是选择继续读研深造或是走向工作岗位,都不R需要具有这一专业领域的基本理论和知识,更要求能够满足工作在未来发展的需要,这一点无论是对工商管理专业还是对其他专业的大学生来说,都是一致的。

    2.2 理论分析能力

工商管理专业学生毕业后多从事会计、金融、物流等行业,其内在规则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他们都随着经济的发展有着不同的要求,没有既定的规则可循因此,在从事这些行业时,要学会运用理论知识进行分析,善于把一件事情、一种现象、一个概念分解成较简单的部分,找出这些部分的本质属性和彼此之间的关系单独进行剖析、分辨、观察和研究,才能将复杂的事物,经过思维的梳理后,使其变得简单化、规律化此外对事物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并运用这些能力掌握对行业的i人知和行业未来发展趋势,也是对高素质人才的基本要求。

2.3 实践创新能力

注重大学生实践创新能力141的培养不(义顺应了我国高等教育形势的发展,还是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内在需求在传统的教育模式培养下,教师灌输性的“教学生被动性的“学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学生与老师之间缺乏沟通和互动,学生与社会之间缺少交流导致落后脱节,导致了学生缺乏实践创新能力学生在社会上就会缺乏竞争力，学校也会面临舆论压力和生存危机学生只有将课本上的理论知识运用到实践中,使其在实际生活中发挥作用,才能将知识转化成生产力实践创新能力不义代表着一个学生的核心竞争力，更能代表、企业,、社会,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

3、工商管理专业本科生科研活动与综合能力的关系分析上文分析了工商管理专业学生综合素质的社会需求,下文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分析综合能力提升与科研活动的关系(见图2):.首先介绍本科生科研活动的类型

3.1 本科生科研活动的类型

一般高校的本科生科研活动主要分为科研项目'竞赛活动、学术论文和毕业设计、科研项目是本科生科研训练的载体，同时也是本科生科研活动的主要方式最常见的形式是本科高年级学生以个体或小组形式参加教师的科研项目在国外,有麻省理工学院的“本科生科研计划协会'在国内，已开展大学生科研训练计划项目的高校并不多,方法也大体相同如清华大学的SBT计划.在教师指导下让学生进行科研训练,主要面向本科一至三年级的学生,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项目，从而进行相关领域的研究科研项目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教师的科研项目；二是同学在生产和流通领域的实际调研;三是企业设立的专题科研项目手斗研竞赛活动是大学生展示科研能力的重要平台通过组织科研竞赛,不R可以让大学生展示他们的科研成果,同时也可以使学校更加重视科研的组织活动.激发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参与科研我国已有的“挑战杯”是此类活动的成功代表作为一项具有导向性、示范性和群众性的全国竞赛活动，它在广大高校乃至社会上产生了广泛而良好的影响,被誉为当代大学生科技创新的“奥林匹克”盛会,吸引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参与其中除此之外,还有“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全国大学生营销大赛”、“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竞赛”|S1等具有代表性的适合工商管理专业学生参加的科研竞赛活动。

学术论文是对某个科学领域中的学术问题进行研究后表述科学研究成果的理论文章本科生学术论文一般用于在学术会议上宣读、交流、讨论或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要求某一学术课题在实验性、理论性或预测性上具有的新的科学研究成果或创新见解和知识的科学记录,或是某种已知原理应用于实际上取得新进展的科学总结因此,一般对于本科生而言,学术论文要求较高,需要不断地积累知识和技能才能挑战学术论文,学术论文一般可分为自然科学学术论文和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论文对于工商管理专业的学生来说，以发表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论文居多。

毕业设计属于课堂教学范畴之内，以课堂教学为模式本科生毕业设计讲究真题真做,需要基于实际问题进行实地调研开展,强调将本科的理论知识运用到实际中去,本科生毕业设计是本科四年科研能力的最终体现,也是本科生培养体系中的一部分通过毕业设计,能使学生综合应用所学的各种理论知识和技能,进行全面、系统、严格的技术及基本能力的练习。

3.2 本科生科研活动与综合能力的关系

培养思维能力总是从问题产生开始的本科生科研活动是一个求真务实、循序渐进的过程研究工作中的每一个环节,学生都需要遵循严格的学术规范和步骤,容不得半点马虎或虚假;每一步进展,都需要学生以求实创新的精神和直面挫折的意志作为支撑本科生通过参与科研活动,能够逐步养成客观严谨、坚毅进取的科学精神和科学素养,摆脱单纯关注成绩、追求成果的功利心态,学会潜心探索,在艰苦曲折的研究中收获快乐,奠定未来学术发展和工作创新的成功基石而研究型大学开展本科生科研活动,作为一种综合性的人才培养途径,突破了传统本科教育重知识、轻能力,重记忆、轻创新的局限,体现了以学生为中心的现代教育发展观,拓展了学生个性化成长与发展的空间学生在研究过程中，既是学习者，又是发现者,获得的不是孤立、静态的知识堆积,而是基于问题探究的系统性i人识和方法,理论分析能力的培养主要可以依靠科研项目、学术论文和毕业设,在这三类科研活动中,都需要运用学生的理论知识来分析并解决实际或学术问题首先,学生在课堂上要积累理论知识,为理论分析能力打好坚实的基础并且在科研活动中,学生能以基本专业知识为基点，呈发散状地积累专业相关课余知识在上述几种类型的科研活动中,也要求对研究的问题与内容进行整体把握和分析如科研项目中,学生在选择课题时一般会选择具有创造性和探索性的课题,这样的课题没有既定的解决方案,需要学生根据现状和未来的发展要求去探索来制定在确定研究课题后,就需要学生对该课题的现状有基本的掌握如果课题涉及到实际问题,对实际问题的现状研究更是关系到课题开展的关键的一项与之相似的内容还可以在学术论文和毕业设计中得到体现,在具有扎实的理论功力后,才能通过科学的逻辑思维,掌握分析问题的能力〕这种理论分析的能力不同于技术能力，在掌握了理论分析能力后,就掌握了理论分析思维,对同类型的问题都能进行科学的分析在本科进行了这些科研活动后,学生能将这种分析能力迁移到对将来就业行业的特征、现状分析和行业发展趋势的分析。

本科生科研活动能够系统提高实践创新能力科学研究不同于课堂教学,没有现成的研究方案按图索骥,是一个求真务实、不断探索的过程科学的研究也需要落脚在实践上,能解决实践问题的研究才对社会的发展有意义学生在科研中必须依靠自己的实践和摸索，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体验科学研究和创新的全过程研究工作中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学生遵循严格的学术规范和要求,容不得半点马虎或虚假;每一步进展,都需要学生以求实创新的精神和直面挫折的意志作为支撑逐步养成客观严谨、坚毅进取的科学精神和科学素养，摆脱单纯关注成绩、追求成果的功利心态,学会潜心探索,在艰苦曲折的研究中收获快乐,奠定未来学术发展和工作创新的成功基石这一实践对提高学生的全面能力,其中包括收集和分析信息的能力、有效利用资源的能力、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等，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科生通过参与科研活动,作为一种综合性的人才培养途径,突破了传统本科教育重知识、轻能力,重记忆、轻创新的局限,体现了以学生为中心的现代教育发展观,拓展了学生个性化成长与发展的空间。

4、工商管理专业本科生科研活动的具体措施由于本科生科研活动并没有针对工商管理专业的学生进行广泛的普及,所以通过借鉴已实施本科生导师组191高校教学经验与总结,整合、优化后有针对性提出了几点工商管理专业科研活动模式的实施建议。

4.1 创新性研究推动创新能力的提升

“大学生研究性学习和创新性试验计划项目”是一项针对湖南省普通本专科高等学校、独立学院的大学生创新性研究项目11(11,项目探索并建立了以问题和课题为核心的教学模式,项目以学生为主体,调动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新意识,逐渐掌握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提高其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通过实施该计划,能够带动广大学生在本科学习阶段得到科学研究与发明创造的训练,改变目前高等教育过程中实践教学环节薄弱,动手能力不强的现状,改变灌输式的教学方法,推广研究性学习和个性化培养的教学方式,形成创新教育的氛围.建设创新文化,进一步推动高等教育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

4.2 社会实践调查推动实践能力的提升

科研活动最终的落脚点一定是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科研成果不能只是纸上谈兵,必须要应用于实践才能体现科研的意义学生也必须将书本上的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才能满足社会需求有关社会实践调查的科研活动可以贯穿在科研项目、科研竞赛活动或是本科生毕业设计中其中，“挑战杯”是由共青团中央、中国科协、教育部和全国学联共同主办的全国性的大学生课外学术实践竞赛参加“挑战杯”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的作品一般分为三大类：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社会科学类社会调查报告和学术论文、科技发明制作“挑战杯”能够推动高校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4.3 专业性研究推动知识与专业的对口化

在本科生科研活动的起步阶段,可以安排学生进行基础工具软件：MicrosoftWoi\UMicrosoftExcel、MicrosoftVisio等的学习，基础方法软件:Matlah、MathtVpe、RaLC等的学习基础工具和基础方法的学习都达到一定层次时,学生可以进行相对较简单的非专业性的研究,如先撰写教研教改论文〕初步提高逻辑思维能力和写作能力〕在进行了这样的基础方法技能和积累后,就可以适当基于工商管理专业进行专业性研究在进行专业性研究时,建议找到和研究方向大致相同的老师进行指导,可以整合各方面的资源,给予学生很大程度上的帮助本科进行的专业性研究不R对以后的考研深造有十分积极的影响,对学生的系统性专业性思维也是很好的锻炼。

5、结论

工商研究生论文篇8

关键词:工商管理;实践教学;人才培养模式;高等教育

中图分类号:G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5884(2016)03－0057－04

工商管理专业以培养具备综合能力和适应性强的应用型人才为目标，不仅要求学生掌握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理论与方法，更要提高学生理论运用于实践的综合素质与能力。实践教学是以学生的可持续发展为指导精神，以培养应用型创新人才为根本目标的教学方式。在工商管理专业人才培养过程中，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在高等教育发展较早的西方国家已经形成了成熟的实践教学体系，如德国“双元制”实践教学模式、英国“产学研+工读交替”的实践教学人才培养模式、澳大利亚“订单式”的实践教学人才培养模式等，有效地促进工商管理类应用型创新人才的培养。随着中国教育改革的推进，工商管理实践教学逐步成为国内学者研究的热点。目前，国内学者对工商管理专业实践教学的理论与方法进行了研究，工商管理专业实践教学理论研究和实践教学得到快速发展。

1工商管理专业实践教学的内涵与外延研究

国内学者关于实践教学的内涵与外延说法不一，郭水兰(2004)［1］认为教学实践的主体是教师和学生，实践教学目标包括培养目标和学习目标，实践教学手段必须考虑教与学的双因素，实践教学的结果是教师和学生都满意。梁心见(2011)［2］进一步概括了工商管理专业实践教学的内涵，认为其不仅是一种教学形式或手段，更是一种教学过程，贯穿了整个专业教育的始终。杨勇(2013)［3］从实践教学的本体论内涵、实践教学的认识论内涵、实践教学的方法论内涵三个方面精细解读了实践教学的内涵。师生教和学的互动活动是实践教学研究的首要问题，实践教学具有普遍性与现实性两个特质，其既是实践教学的理论基础，又是实践教学的现实依据，并且实践教学又是一种思维方式。高等农林本科教育实践教学体系改革的研究与实践课题组(1998)［4］研究得出实践教学的外延是实践教学的不同种类，实践教学的外延包含实践教学所有元素的集合，而不是指某一个特定的教学方式或教学方法。邬移生(2009)［5］认为工商管理专业实践教学的外延主要是指工商管理专业实践教学的特征，提出了实践教学居于主体地位，其内容体系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实践教学具有社会现场性特征;实践教学注重校企合作，具有产学结合性特征;实践教学环节以实训和综合训练为主，具有技术应用性特征。

2工商管理专业实践教学的问题研究

我国各高校工商管理专业积极响应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强调要提高学生实践能力的号召，积极有序地进行教育改革，大力发展工商管理实践教学。虽然我国高校工商管理实践教学改革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工商管理实践教学依然存在问题与不足［6］。部分学者对现阶段工商管理实践教学所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夏文莉(2008)［7］、喻红莲(2008)［8］提出我国工商专业实践教学存在教育观念落后的问题。工商管理专业教育观念落后于专业发展，忽略了工商管理专业的应用性和实践性的显著特点，导致校企供需结构性失衡，致使学校培养的学生与企业需求的人才不匹配，实践教学的主体性地位急需得到强化。雷发斌(2008)［9］研究发现，工商管理实践教学不但存在观念落后的问题，还存在实践教学重计划轻实施、教学计划与目标偏离的现象。其主要表现在，某些高校缺乏相关经费支持，缺少实践教学基地及设备;实践教学的课程总量少，教师对于实践教学的执行力不够;学校缺少紧密合作型企业，校外实习流于形式。张余华(2009)［10］认为我国工商管理实践教学缺乏“双师型”的师资力量。现阶段任教的工商管理专业教师专职于学校教职工岗位，理论知识和授课经验丰富但缺少工商管理的实际经验，这不利于实践教学的深入开展。孙忠才(2010)［11］、陈军(2010)［12］分析了实践教学经费投入不足，实验室规模偏小、设备落后、功能单一，实践基地流于形式等工商管理专业实践教学硬件投入存在的问题。马同涛(2009)［13］认为工商管理专业实践教学制度和管理存在很大缺陷，实践教学管理没有形成以能力为核心的保障体系，实践教学人事管理缺少严明的奖惩机制。

3工商管理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构建与改革研究

为培养工商管理专业应用型人才，我国高校工商管理专业需要构建与之相适应的本科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在分析与探索工商管理实践教学现存问题的基础上，如何构建与改革以就业为导向的工商管理专业实践教学模式成为国内学者研究的热点。陈虎(2006)［14］提出了以学生为主体的互动式教学方法，包括探究教学法、案例教学法、管理模拟教学法和行为示范教学法，互动式教学方法是工商管理实践教学的外延，有利于实践教学理论的丰富。沈爱华(2007)［15］构建了“2+0．5+1+0．5”的工商管理专业实践教学模式，把大学四年划分为时量不等的四个时间段，“2”为大学一、二年级学习理论课程，“0．5+1+0．5”为大学三、四年级安排实践教学，“0．5”为大三上学期进入校内实训教学，“1”为大三下学期与大四上学期在企业进行校外实践教学，“0.5”为大四下学期进行毕业实习。“2+0．5+1+0．5”的教学模式增加了实践教学课时总量，提高了实践教学在工商管理教学中的地位。李蓓蓓(2009)［16］、苗雨君等(2012)［17］对实践教学环节进行了探索，提出构建ERP沙盘模拟实训来提高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和综合素质。朱柏清(2009)［18］对于工商管理专业实践教学的认识从部分延伸到整体，从实践教学指导思想到实践教学保障体系较为系统的构建了工商管理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王晓光(2010)［19］依据系统原理，在我国高校工商管理专业教学在实践能力培养方面存在的问题基础上，从系统构建“平台+基地”的实践教学体系、完善实验教学体系、实行全面考核的实习方法、实行开放性实训体系和整合校内外实践教学资源方面，系统研究地方高校工商管理本科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改革问题。孙亚范(2011)［20］、李群峰(2011)［21］、莫鸣(2012)［22］等认为实践教学平台对于工商管理专业实践教学有着重要的作用，加强实验室建设和建立校外实习基地是构建“认知—实践—毕业实习”多环节的实践教学体系的重要内容。吕亚丽(2015)［23］为提高高校工商管理专业MIS课程的教学质量，提出了“问题+案例”教学法，基于实践教学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基于案例教学增强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强调教学内容因学生专业不同而有所侧重，强化校内外实践教学环节，实践教学的环节与方法得到完善。刘永等(2012)［24］构建了“一体四翼”模式，所谓“一体四翼”是指以校园理论导向教学、企业现场实践、大型案例模拟规划与分析、学生独立自主学习为四翼，以适应生产建设管理和服务第一线需要的综合应用能力、理论力、实践力为主体的创新性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提出了工商管理实践教学体系构建是循序渐进的过程，并设计了与“一体四翼”相配套的保障和评价措施。

4工商管理专业实践教学评价体系研究

实践教学评价体系是促进实践教学质量的重要手段，对于提高实践教学水平、改进实践教学方法具有积极的作用。对于工商管理专业实践教学评价体系，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观点。孙爱东和沈爱华(2003)［25］认为，工商管理专业学生实践能力指标体系由5项一级指标和语言表达能力等13项二级指标构成，借助模糊数学的评判方法，对实践能力这一复杂的、涉及多因素的事物进行综合评估。张旭辉和王宇(2006)［26］把实践教学评价指标划分为实验条件、实验水平、实验态度、实验效果四个指标，并把工商管理专业实习分为认识实习、专业实习、毕业实习三部分，在评价时需根据各类活动的具体特点从组织准备、实施过程、总结评比、取得效果等方面进行评价。李春晖等(2009)［27］引入全过程质量管理的思想和方法，构建一套学生评价、管理机构评价和同行专家评价的“三位一体”综合评价体系。“三位一体”实践教学评价体系是对实践教学基础设施、管理模式、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的完成情况、各教学环节的组织情况、实践教学全过程的实施情况、教师的教学改革创新、学生综合素质以及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培养等全面的、系统的综合评价。张庆华等(2013)［28］结合工商管理背景，提炼出了含有学校、教师、企业3个维度，相应分为10个指标的工商管理专业实践教学质量监督体制考核表，通过模糊矩阵分析得出相应权重，最终实现工商管理实践教学监督机制院系的对接。费畅(2013)［29］提出工商管理学科实习可分为专业实习与毕业实习，根据专业实习与毕业实习的主体特征，通过层次分析法、专家调查法评价各个指标的权重系数与等级标准，对实际工作条件、实习工作过程和实习效果进行控制和评价。

5结语

国内学者对工商管理专业实践教学的内涵与外延、现阶段存在的问题、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与改革、实践教学评价体系进行了系列研究，丰富了工商管理专业实践教学的理论基础，促进了工商管理实践教学的快速发展。部分学者的理论研究成功应用于工商管理专业的实践教学并形成了一些典型的实践教学模式，如西安交通大学的“三段式”实践教学模式、天津财经大学的校企结合“三赢式”实践教学模式、西南财经大学的“四个支撑点”多元实践教学模式等。但从整体现状来看，我国高校工商管理专业实践教学仍然存在高校实践教学的观念薄弱、培养内容与培养目标有所偏离、“双师型”师资力量不足、保障和评价体系不够完善等问题。工商管理专业实践教学是一个长期的、系统的、科学的、综合的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的过程，为保障高校本科工商管理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进一步顺利实施，我国高校需要正确理解应用型人才的内涵，正视工商管理专业实践教学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之处，学习与吸收国外相关成功经验，应从指导思想、培养目标、课程结构、教学手段、保障系统、评价监督体系这几方面进行系统的改革，构建工商管理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以适应社会经济需求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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