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政策论文范文

就业政策论文篇1

印度是世界上第二人口大国，2001年总人口已超过10亿人，其中劳动人口超过4.05亿人。印度的人口年增长率1991年为2.03%，1998年为1.68%（注：（印）塔塔服务公司：《1998～1999年度印度统计年鉴》第45页。），这意味着每年新增劳动力700万人（劳动力参与率1997年为41.8%）（注：（印）塔塔服务公司：《1998～1999年度印度统计年鉴》第161页。）。因此，就业问题是印度经济发展所面临的一大难题，印度政府为解决这一问题作出了持续的努力，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一）印度经济发展与就业问题

独立50年来，印度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尽管如此，印度经济仍然是发展中的市场经济，就业问题仍然未能较好解决。印度经济发展的目标之一，是消除失业和向千百万无业者提供有报酬的就业机会。然而，50年来的发展历程表明，这一目标未能实现。如1951年印度的失业人数仅为330万，到1990年已上升为2800万（注：鲁达尔·达特：《印度经济》1996年英文版，第10页。）。这意味着在这期间印度经济发展未能吸收同期正常增长的劳动力，更不用说减少积压的失业人数。印度未能在解决失业问题上取得重要进展。所以如此，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起主导性作用的因素，一是人口及劳动力过快增长，超过了经济发展所能提供的新增就业机会；二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本——技术密集化趋势，导致经济增长加速而就业机会相对减少，进一步加重了就业压力，使印度的失业问题日益突出。失业问题的社会经济后果也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影响之一是加重了印度社会的贫困问题。贫困问题是印度经济社会发展中严重而又长期存在的问题。虽经独立后50年的发展，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占全印度人口的比例仍然很大，例如，1992年这一比例为41.7%，即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总数达3.548亿（注：鲁达尔·达特：《印度经济》1996年英文版，第318页。）。据有关资料分析，造成贫困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失业或就业不充分。因此，解决就业问题与消除贫困问题是紧密相关的。虽然印度解决就业问题的效果并不理想，但50年来为解决这一问题而付出的持续努力却不能说没有作用。如果没有长期持续的努力以解决这一问题，今天印度的失业和贫困问题会更加严重。

（二）印度政府在解决就业问题中的作用

印度的就业问题从本质上说是一个发展问题，它是由印度市场经济的欠发达所造成的。因此，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途径只能是加快发展经济，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在这方面仅仅依靠市场经济运行的自发性作用是远远不够的，作为市场经济宏观调控主体的政府可以发挥极为重要的能动作用。独立以来，印度政府为解决就业问题进行了持续不断的努力，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

第一，重视政府对经济发展的宏观管理和控制作用，把国家置于引导经济发展的中心位置，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印度政府一方面发挥“企业家”作用，直接参与并调节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又发挥经济调控者作用，通过编制实施经济计划，颁布法令、政策，利用价格、税收、信贷等经济杠杆，调节印度市场经济的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各个环节，实现对经济发展的宏观调控（注：参见陈继东著：《独立后印度经济社会发展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9～43页。）。可以说，如果没有50年来印度政府的这种双重作用，印度经济是不能取得显著发展和进步的。换言之，印度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就业压力，印度政府的促进作用功不可没。

第二，印度政府在促进经济发展过程中，强调从印度这一人口大国的实际国情出发，走适合自己的工业化发展道路。从印度是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人口大国的国情出发，印度政府在推进工业化的进程中，十分强调发展中小企业，发挥中小企业劳动密集的特点，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印度大规模工业化进程从“二五”计划开始，也就在这个时候，印度政府颁布相关政策，为小型企业保留了部分行业领域，不许大型企业参与经营，有力地促进了中小企业的发展。中小企业所吸纳的就业人数亦显著增加，从1979～1980年度的670万人扩大为1997～1998年度的1670万人，增长约1.5倍（注：（印）塔塔服务公司：《1988～1989年度印度统计年鉴》第84页。《1998～1999年度印度统计年鉴》第91页。），有助于减缓就业压力。

第三，大力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强调控制人口增长规模，取得一定成效，有助于减缓就业压力。印度政府从“四五”计划开始重视人口问题和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经过近20年的努力，印度的出生率已从1961～1970年的平均41.2‰下降为1981～1990年的平均32.5‰。印度人口增长率也相应有一定幅度的下降，从1971年的24.8‰下降为1991年的23.8‰，1998年估计人口年增长率为1.68%（注：（印）塔塔服务公司：《1998～1999年度印度统计年鉴》第45页。）。人口及劳动力增长规模控制，有助于减缓就业压力。

第四，大力推行各种就业计划，努力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以减轻就业压力和消除贫困。

二、印度的就业计划及其措施

大力推行各种就业计划，努力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是印度政府解决就业问题的主要措施之一。尽管这些计划的实施结果与预期目标还有差距，但积极作用是应予肯定的。

（一）经济发展计划关于扩大就业的安排

失业和就业不充分是印度贫困的重要因素。因此，从一开始起，印度的经济发展计划就把实现充分就业列为经济计划的重要目标。

“三五”计划明确规定经济计划的长远目标：“最大限度地增加生产，充分就业，实现经济平等和社会公正，这些都是目前条件为人们所接受的计划目标。它们实际上并不是不同的概念，而是国家须致力实现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目标，这些目标没有哪一个能在排除其他目标的情况下实现，发展计划必须对所有目标给予均等的重视（注：印度政府，计划委员会：《第一个五年计划》第28页。）。”印度经济计划的制订者认为，增加投资就会带来国民收入和就业的增加，因为当国民收入随着投资的扩大而增加时，对劳动力的需求就会自动提高，就业便会扩大。因此，在印度的第1个五年计划至第5个五年计划中，虽然增加就业一直是这些五年计划的目标之一，但在每一个计划里却找不到为每个经济部门和地区所专门拟定的就业计划，以便一方面促进就业，另一方面增加国民收入。之所以出现这一弱点，在于计划的制订者未认识到只有在选择了适当技术的情况下，投资和国民产值的增加才能相应创造出更大的就业。其结果就是五年计划关于实现充分就业的目标落空了，失业率随着一个计划接着一个计划持续增加。例如，“一五”计划结束时，失业率仅2.9%，失业人数为530万人；“二五”计划结束时失业率上升为3.6%，失业人数增加为710万；“三五”计划结束时失业率进一步上升为4.5%，失业人数达960万（注：鲁达尔·达特：《印度经济》1996年英文版，第350页。）。

“六五”计划在就业政策的序言里承认：“在就业方面，情况远远不令人满意。过去10多年来，失业和就业不充分的人数大大增加。因此，我们的就业政策应当包括两个主要目标：通过提高有偿就业的增长率来减少就业不充分和减少通称为公开性失业的经常性失业。”“六五”计划开始时的失业总人数为1200万，“六五”计划预计在1980～1985年间将新增劳力3430万，计划新增就业3430万个，到该计划结束时的失业总人数仍为1200万。“六五”计划的就业目标总体上得到实现，到1985年3月第7个五年计划开始时，失业总人数为920万（注：但印度经济学家对此有不同看法，认为失业总人数为1390万。见鲁达尔·达特：《印度经济》1996年英文版，第352页。）。

“七五”计划改进了计划方法，在计划方案中列出了各部门设想的就业增长指标，并预计在该计划期内的4756万个标准人／年的就业总需求中，有4036万个可望得到满足，即就业年均增长率为3.99%，那么，到“七五”计划结束时的失业率将仅为2.1%，失业总人数为722万。但鉴于80年代期间，劳动力一直在以年均2.2%的速度增长，而就业的年均增长率仅为1.55%，因此，失业人数增加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事。

“八五”计划开始时印度的失业总人数为2800万左右。“八五”计划估计在1990～1995年间将新增劳动力3700万。因此，“八五”计划文件把该计划期间的就业增长率定为3%，以保证就业目标的实现。“八五”计划的前三年，就业人数增加了1878万人，这使1992～1995年的就业年增长达2%，但仍低于计划的年均增长率。“九五”计划把在增长过程中创造充分就业机会列为计划的一个基本目标，强调在高失业率和就业不足地区集中发展更多劳动密集型项目、部门和技术。同时，鉴于失业率很高和临时工不断增加，“九五”计划决定实施一个国家就业保障计划来增加穷人的就业机会。（注：印度政府，计划委员会：《第九个五年计划建设报告》(1997～2002)，转引自鲁达尔·达特：《印度经济》1998年英文版，第868～874页。）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经济发展计划是印度政府解决就业问题的一个主要工具，在每个计划的文件中都把实现充分就业列为基本目标。由于认识上的偏差和政策上的问题，前5个五年计划未对各部门、行业的就业增长作具体规划，而依赖于经济增长自动增加就业机会，其结果是导致失业问题越来越严重。从第6个五年计划开始，计划文件对总的扩大就业目标进行了按部门的分割性规划，并注意发展劳动密集型项目来增加就业，收到了一定效果，有助于减缓失业压力。但是“七五”计划和“八五”计划中都存在就业平均增长率高估的问题，实际就业年均增长率不仅低于计划指标，同时也低于新增劳动力的年增长率。这样，印度失业的总人数仍在不断扩大。尽管有这种问题，但总的失业率未出现明显上升，还略有下降，应该说经济计划对扩大就业所做的安排和相应的努力是有成效的。总的看来，解决就业问题仍将是印度经济发展计划的一个长期目标。

（二）乡村发展计划关于扩大就业的安排

印度政府还通过实施各种乡村发展计划来增加就业，因为印度最主要的失业者分布在广大的农村。而要促进广大乡村的发展和消除贫困，给农村广大无业者或就业不充分者提供有偿就业机会是必不可少的措施之一。因此，印度从第4个五年计划开始，就陆续在不同地区，不同范围内实施了多种乡村发展计划，以促进增加就业。需要指出的是，乡村发展计划是一种综合性计划，它包括乡村和安全饮用水、道路设施建设等项目，还包括在乡村开展扫除文盲和进行技术培训、扩大医疗卫生保健网络等内容，而不仅仅是安排有偿就业。在此我们主要对乡村发展计划中关于扩大就业的安排进行分析。

70年代初，印度政府设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来制定解决失业问题的措施。该委员会提出了农村电气化、修建公路和农舍及小型灌溉工程等方案，以缓解农村的失业和就业不充分。该委员会还建议，应当最优先实施农村服务中心的计划，因为该计划有助于向工科大学生和技术人员提供就业或自我就业的机会。在1973年该委员会的报告发表以后，印度政府为提供就业和缓解就业不充分而实施了以下措施：1.农村工程计划。该计划以修筑永久性民用工程为重点，以此来缓解实施该计划地区的落后状况。2.边际农和农村劳动力计划。该计划是对农村的边际农等贫困家庭发放专项贷款，使之用于饲养家禽、养鱼、养猪和从事园艺之类的辅行业，扩大自我就业。3.小农发展机构计划。该计划通过相应机构向小农提供专项贷款，帮助他们采用最新技术开发农业的精耕细作和多种经营活动，以此减少季节性就业不充分。4.综合旱地农业开发计划。该计划开展土壤保护、土地开发和水利等永久性工程。这些计划项目是劳动密集型的，据估算，每投资1000万卢比，就可为大约1.5万人提供就业，因此可为计划项目实施地区提供大量就业机会。5.农村服务中心计划。该计划是向失业的大学毕业生和文凭持有者自谋就业提供援助，帮助他们在农村建立车间，从事农业机械的安装、维修、设备和零部件供应等等技术服务工作。援助对象主要是机械、农业、电机工程及其相关专业的大学毕业生。6.地区发展计划。该计划带有缓解地区发展不平衡性质，它涉及到在10个大型灌溉工程地区建设足够的公路、综合市场等基础设施，促进这些地区的发展，也相应增加就业。7.为农村就业的现金计划。该计划对包括治理水土流失、小水利、土壤保护、造林、防洪、垦荒、养鱼业、饮用水和道路建设等各种劳动密集性和生产性的农村发展项目提供资金，以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该计划规定，在每个区设立的一个项目要向100人提供在一年里平均持续工作10个月的就业，同时，与当地发展计划相一致，每个项目要生产具有耐用性的商品或建立永久性的资产。上述各种农村就业计划在70年代中期（即“四五”计划期间），仅中央政府就耗资17亿卢比，但效果并不显著，因为这些计划的缺点是“应急”性的和地区性的，缺乏总体规划和持久性。它们可以暂时性提供一些就业机会，项目完后失业或就业不充分又恢复了。

1977年，印度政府所积累的缓冲储备粮达2000多万吨，印度的粮食自给基本实现。在经济学家建议下，印度政府制定了以工代赈计划，即用粮食来支付生活低于贫困线以下的人的劳动工资。该计划的目的在于：一是为农村地区的人们提供有偿就业的机会；二是增加生产和提高农村地区生活水平，新创社会财富，加强基础设施；三是利用过剩的粮食，开发国家的人力资源。该计划的实施方式是：政府用粮食来支付在该计划项目中就业的全部和部分人的工资。中央政府以粮食的形式分配给各帮政府，以资助邦政府承担的正在进行的计划项目或一些特殊项目的资金，并授权由乡村自治会之类的基层权力机构来具体实施该计划。

印度中央政府在1978～1980年间分配了270万吨粮食给以工代赈计划。计划实施的效果是：受益者中70%以上是劳动家庭和农村人口中的最贫困阶层；各受益家庭的收入增加了17.17%；就业总共增加约10.9%，每户就业的平均人日数从计划实施前的403个提高到实施后的447个；创造了一大批基础设施性的项目，以工代赈所占比重为60%。以工代赈计划的效果是明显的，因此，印度政府决定继续在更大范围实施。从1980年10月起，以工代赈计划更名为全国农村就业计划，由印度中央政府发起组织并提供50%的援助。该计划设想每年为失业者和就业不充分者新增30～40亿个人日的就业机会，计划所包括的项目有：饮水井、社区灌溉井、村储水池、小型水利工程、农村道路、学校和乡村评议会议事场等基础设施。在“六五计划期间，中央和邦政府实际支出资金183.4亿卢比，全国农村就业计划共创造就业17.75亿个人日，实现了162亿卢比的拨款指标和15～20亿个人日就业机会的预期目标。“七五”计划的拨款指标为248.7亿卢比，其中由中央政府支出125.1亿卢比，邦政府支出123.6亿卢比，预计总共创造14.45亿个就业人日。据“七五”计划前4年的资料，1985～1986年度至1988～1989年度共支出294.0亿卢比，已创造了14.77亿个就业人日（注：鲁达尔·达特：《印度经济》1996年英文版，第358页。）。可以说该计划的实施是较为顺利的。

印度政府还于1983年8月15日开始实施一个称为“农村无地劳动者就业保证计划”的新计划作为全国农村就业计划的补充。农村无地劳动者就业计划的资金完全由印度中央政府筹集。“七五”计划由中央部门提供174.4亿卢比资金，其目标是在此期间创造就业10.13亿个人日。“七五”计划前4年实际支出了241.2亿个人日。“七五”计划前4年实际支出了241.2亿卢比，共创造就业机会11.54亿个人日。

1989年4月28日，拉·甘地总理宣布实施贾瓦哈尔就业计划。该计划是由现存所有农村工资性就业计划合并而来，这也就意味着全国农村就业计划和农村无地劳动者就业保证计划为贾瓦哈尔就业计划所取代。在1989～1990年度至1993～1994年度的5年间，该计划总支出共1107.2亿卢比，其中用于小水利278.6亿卢比，占25.2%；用于乡村道路247.8亿卢比，占22.4%；用于村落和房屋建设166.0亿卢比，占15.0%；用于学校和社区场所86.8亿卢比，占7.8%；用于人工造林48.0亿卢比，占4.3%，其他项目280.0亿卢比，占25.2%。其所取得的效果也是明显的，共建成水井44.7万个；村落49,478个：建房148万间；学校16.8993万所；乡村道路67.4万公里；饮水井48.9万个；村庄储水池32.9万个；人工造林65.5万公顷。（注：鲁达尔·达特：《印度经济》1996年版，第367页。）目前，贾瓦哈尔就业计划仍是印度政府所实施的主要的乡村就业计划。

（三）各种扶贫计划关于扩大就业的安排

贫困是一种社会现象，指的是社会中一部分人甚至不能得到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在印度，贫穷被界定为生活在最低生活水平之下的状况。许多经济学家和组织对印度贫困范围进行了有价值的研究，尽管他们据以进行分析的方法和衡量标准不同，因而得出的关于印度贫困状况的看法各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印度社会，尤其是在广大农村，存在大量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即贫困是印度社会面临的一个普遍问题。同时也都承认，随着经济增长率的上升和政府实施各种扶贫计划，低于贫困线以下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已开始下降，但穷人的绝对数仍在继续扩大。造成贫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失业和就业不充分；穷人缺乏财产基础；穷人受教育程度低因而收入也相应低；个人收入分配严重不均，等等。因此，消除贫困是一项涉及各个方面、多领域的系统工程，其中，解决就业问题是至关重要的。在印度政府所实施的扶贫计划中，都包括有关于扩大就业的安排。

提高广大民众的生活水平历来是印度经济计划的目标之一。“二五”计划说要改变低层人民的“状况”，“四五”计划又说要提高普通人和社会贫弱阶层的生活条件，特别是保证“就业和教育”。该计划还强调要实施“全国最低需求计划”以便改善较低收入阶层的条件。尽管如此，印度穷人的数量仍继续增加。1971年提出了“消除贫困”的口号，从此把贫困问题提到了政府议事的中心位置。“五五”计划指出：“失业、半失业以及大量生产者缺少资源基础，特别在农业部门，是贫困的主要原因。”“五五”计划提出，“将对失业、半失业和大规模的贫困问题发动一场直接的进攻。”（注：印度政府，计划委员会：《对“五五”计划一种有利的方法》，转引自鲁达尔·达特：《印度经济》1996年英文版，第323页。）“六五”计划为此目的制定了一个反贫困计划即“农村综合发展计划”。农村综合发展计划的基本战略是，通过促进贫困家庭的自我就业，以便随着生产资料的转移，使他们得到收入，帮助他们跨过贫困线。该计划于1980年10月2日在全印5011个区开始实行，其主要措施是按逐级补贴的办法，即遵循穷者最先受益原则，对部落民补贴资本成本的50%，边际农、农业工人和农村手工业者占33.3%，小农占25%，通过对这些家庭的投资，帮助他们实现或增加自我就业。所需经费由中央和邦政府按50∶50的原则来分担。“六五”计划期间为该计划实际支出166.1亿卢比，受益者总人数1656万。

“七五”计划期间该计划使1820万户家庭得到援助，其使用经费331.6亿卢比。除此之外，由金融机构发放了537.2亿卢比定期贷款。这样，总共投入868.8亿卢比帮助1820万户受益者，其中45%的受益家庭属于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注：鲁达尔·达特：《印度经济》1996年英文版，第360页。）。1990～1991和1991～1992年度期间，该计划共支出391.9亿卢比，受益者为540万户，其中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占受益者的比重上升为51%（注：鲁达尔·达特：《印度经济》1996年英文版，第360页。）。

“八五”计划期间，通过加大对每户援助力度，帮助受援家庭跨过贫困线。具体措施一是把对每户家庭的投资额从过去的6000～8000卢比提高为12000卢比，二是实施“家庭信贷计划”，把金融机构对受援户的贷款额扩大为2000卢比～25000卢比，使之能够跨进贫困线。“九五”计划为了重新调整乡村发展计划的方向并加大其贯彻力度以减少农村贫困，“农村综合发展计划”的战略重点从个人受益转向群体受益，同时延长高投资水平以确保项目的可行性。同时，援助的内容扩展为培训穷人的技能和技术改进以及提供适宜的基础设施（注：印度政府计划委员会：《第九个五年计划建议报告》(1997～2002)，转引自鲁达尔·达特：《印度经济》1998年英文版，第868～874页。）。总的看来，扶贫计划中的扩大就业措施不同于就业计划，它是通过援助贫困户使之逐步具备自我发展能力，从而实现自我就业和最终脱贫。而就业计划则是为失业者安排就业机会从而使之得到收入。二者的区别在于，扶贫计划有“治本”的作用，而就业计划更侧重于“应急”。两类计划同时实施，可收相互补充之效。

三、印度的社会保障体系

市场机制具有巨大的能量，但也有先天的缺陷和不足，对于它带来的利益关系不平衡，必须由国家加以协调，这是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重要保证。社会保障体系就是国家利用自己的权力对国民收入进行宏观调控，为普通居民提供基本生活保障，缓解社会分配不公的一个重要手段。在印度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保障体系主要由公共分配系统、社会保险措施、对农业工人的保障措施等三方面内容构成。

（一）印度的公共分配系统

印度的公共分配系统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在政府监督和指导下，由国家给予财政补贴，专门向低收入居民提供基本生活保障的零售商业系统，即平价商店。印度现有45万多个平价商店，遍布全国各地城乡，包括边远地区、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也都开设有平价商店。按照规定，当局向低收入居民发放购物卡，这些居民持卡可到平价商店购物。目前平价商店主要供应小麦、大米、白糖。食用油、布匹、煤炭和煤油等7种生活必需品，有的还供应茶叶、肥皂、火柴、食盐、豆类等重要生活品。为了保证这一系统的正常运转，印度政府每年拨出巨款进行补贴，仅粮食补贴一项，中央政府的支出已从1991～1992年度的285亿卢比增加为1997～1998年度的750亿卢比，1998～1999年度达900亿卢比（注：印度政府：《1998～1999年度经济调查》第67～68页。）。为了对公共分配系统进行监督，还专门成立了消费监督委员会。印度的公共分配系统在实现社会公正方面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深受低收入平民百姓的欢迎。它既有利于低收入的消费者，也有利于生产者。因为通过该系统，一方面使低收入消费者获得平价商品，另一方面使生产者获得政府的支持价格和稳定的国家市场。

（二）印度的社会保险措施

印度的社会保险措施目前主要包括疾病、事故和养老方面的社会保险制度，其受益者主要是对工厂工人（20人以上的企业）和国家雇员，不包括小企业的工人和农业工人。其具体规定主要体现在以下法令中：

《雇员国家保险法》。1948年通过，其目的是向工人提供强制和捐助相结合的健康保险，为病、孕、伤工人提供医疗帮助，现金补贴，为死亡工人的亲属提供抚恤金，为接受保险者在死亡时提供丧葬费。《雇员准备基金和其他专款法》，1952年通过，主要内容是向企业雇员提供准备金、家庭养老金和保证金相联系的保险。《煤矿准备基金和奖金计划法》（1948年），专门解决煤矿工人的保险。《养老金支付条例》，1972年通过，为企业雇员提供养老金。家属抚恤金方面主要有《1971年煤矿家属抚恤金计划》和《1971年雇员家属抚恤金计划》。在生育津贴方面主要有《1961年生育津贴条例》以及各邦的相关立法。此外，印度先后颁布了100多个劳动保护方面的法规，涉及工资待遇、工作时间、劳动环境及人格保障等诸多方面，也是社会保险措施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对农业工人的保障措施

印度的农业工人大部分由经济和社会落后阶层所组成，是农村中最贫弱的一部分人。鉴于印度的社会保险措施并不包括这部分最困难的人群，印度政府采取了一些专门针对农业工人的保障性措施，这些措施也应视为印度社会保障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

就业政策论文篇2

关键词：大学生就业；就业政策；政策合法性

近年，我国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促进大学生就业，如城乡基层就业政策、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就业政策、自主创业政策等等。与之相随，学者们也及时地对这些政策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与分析，为政策修正与完善提供了诸多有参考价值的意见与建议。可惜的是，在众多的研究中似乎鲜有学者对这些大学生就业政策的制定是否符合法定程序，政策内容是否与既有法律条文相抵触等问题进行较为系统的分析。这些问题正是大学生就业政策的合法性问题，而政策的合法性可以说是政策能够有效执行的基本前提。

一、大学生就业政策合法性的界定

“合法性”在政治学上具有特定的含义，它探讨的是人们为什么愿意接受某种政治统治。合法性理论最初是以一种规范主义的图示呈现出来的。这种规范主义的合法性理论认为，只有符合理性标准的统治才具有合法性，因此一种统治是否合法需要接受理性的价值判断。至于何者为“理性标准”，则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各有不同。例如，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理性标准”指的是人类的终极价值，如正义和善的形式，而中世纪的哲学家则将自然法奉为政治统治的最高准则。近代以来，启蒙运动思想家们进一步从契约论的角度来探讨政治的合法性问题，并将“公意”看成是统治合法性的理性标准。契约论在卢梭那里达至顶峰，此后，规范主义合法性理论便逐渐陷入困境。随着个体主义的兴起和个体理性的复苏，这种单一的、抽象的普适性价值标准变得越来越缺乏现实性和解释力。[1]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马克斯·韦伯提出了经验主义的合法性理论。他从经验事实的视角出发，认为在现实政治中，任何成功的、稳定的统治，无论其以何种形式出现，都必然是合法的，即所谓的“存在即具有合法性”；所谓的“不合法”的统治本身就没有存在的余地。他将人类社会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归纳为三种纯粹的模式：传统权威模式、个人魅力权威模式和法理权威模式。这一合法性观念在阿尔蒙德那里得到了更为明确的表达：“如果某一社会中的公民都愿意遵守当权者制定和实施的法规，而且还不仅仅是因为若不遵守就会受到惩处，而是因为他们确信遵守是应该的，那么，这个政治权威就是合法的。”[2]“合法性意味着，人们之所以遵守和服从统治和法律，是因为他们的确认为统治和法律是正确的并值得尊敬。合法的政治秩序就是被国民规范性认可的秩序。”[3]

针对经验主义的合法性理论，哈贝马斯提出了批评，他认为经验主义的合法性是根据那些隶属于该统治的人对其合法性的相信来衡量的，因此是一个“相信结构、程序、行为、决定、政策的正确性和适宜性，相信官员或国家的政治领导人具有在道德上良好的品质，并且应该借此而得到承认”的问题。[4]它将有效性，亦即将被统治阶级的相信、赞同与否作为合法性的标准，缺乏对有效性基础的说明，缺乏对大众赞同、认同的依据的说明，从而陷入了“历史解释的无标准性”。[5]哈贝马斯认为合法性概念不仅依赖于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价值规范能否证明政治秩序是值得认可的，而且，合法的政治秩序也依赖于事实上的被认可。公共政策不是政治秩序或政治体系本身，它是实施政治统治的重要手段。因此我们认为公共政策的合法性与政治的合法性有共同之处，也应有相异之处。相同之处在于，政策的合法性意味着公共政策具有政治层面的正当性，即公共政策要体现公民意志、维护公民利益，从而能够为公民所认可并被认为值得认可；相异之处在于，公共政策的合法性还要求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符合既定的法定程序，公共政策的内容符合既有的法律条文。狭义的公共政策合法性仅指公共政策的制定是否符合法定程序，公共政策的内容是否符合法律条文，实质是否符合法律精神和政治传统。[6]在现代法治社会里，如果发现某项公共政策与现行的法律或法规相抵触，从法理上说该政策就不再具有合法性。但是由于现代社会的公共事务极其广泛和复杂，法律或法规的条款规定常常会跟不上现实社会的发展变化，因此往往只能根据法律或法规的原则和精神去衡量具体的公共政策是否违法。

在分析大学生就业政策的合法性时，我们采纳的是狭义的政策合法性概念，即分析大学生就业政策的制定是否符合法定程序，政策内容是否符合既有的法律条文。具体而言，大学生就业政策的合法性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1）政策主体的合法性。根据在政策决策过程中的不同职能，政策主体又可以分为决策主体、参议主体和参与主体。当我们在讨论大学生就业政策的合法性时，所说的政策主体一般指决策主体。这些决策主体往往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或国家权力机关、上级国家行政机关授予的相应权力。也就是说，只有具有合法性的政策主体才能颁布具有合法性的政策。（2）政策程序的合法性。政策程序的合法性要求大学生就业政策的制定必须按照法定的方式和步骤来进行。如果没有程序的规范与制约，政策的制定就有可能成为少数决策主体的个人行为，使个人的意志凌驾于公众的意志之上，进而影响政策的价值指向和政治上的正当性。（3）政策内容的合法性。政策内容的合法性要求大学生就业政策的内容不能与既定的相关法律条文相抵触，要符合法律或法规的精神与原则。

二、大学生就业政策合法性的现状

大学生就业政策的合法性包括政策主体的合法性、政策程序的合法性和政策内容的合法性，前两项可称之为政策形式的合法性，后一项可称之为政策实质的合法性。依此框架，我们可以对当前我国大学生就业政策的合法性现状做个简要的分析。

（一） 大学生就业政策主体的合法性

就业政策论文篇3

从我的多年体会看，在秘书这个岗位上，起码要打好六个方面功底，就是政治理论功底、逻辑思维功底、政策法规功底、经营管理功底、专业技术业务功底和公文写作功底。

政治理论功底，是说秘书应当懂一点儿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知识。有些人觉得企业秘书懂不懂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对其工作并没有多大关系。我认为这个看法不大正确，我倒觉得秘书必须要懂哲学和政治经济学，这是秘书功底基础的基础。其中的道理很简单，因为秘书是需要有一定思想水平和理论水平的，否则无法把文章写好，而哲学和政治经济，是秘书提高思想水平和理论水平必不可少的知识。我年轻的时候在这方面没少下工夫，主要靠自学，看一些教科书，涉猎一些原著，由于文化低，好多问题弄不明白，但有一股钻劲儿，硬啃，逐渐明白了一些原理。现在回过头看，没有白学，对我做好秘书工作起到了终生受益的作用。所以我劝搞秘书工作的朋友，在学习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上应当下一番大的工夫。

逻辑思维功底，是说秘书要系统的掌握逻辑知识，有很强的逻辑思维能力。一个文章写得好的秘书，他的脑袋肯定逻辑思维能力很强，所以我觉得逻辑学知识就向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知识一样，是秘书缺不了的一门知识，也可以说是秘书功底基础的基础。我在当年念“中国逻辑与语言函授大学”的时候，有一门教材，叫“形式逻辑”，我学得津津有味儿，虽然很抽象生涩，但细细咀嚼，真是味道好极了，我后来的写作水平能够不断提高，“形式逻辑”实在是功不可没呀！所以我希望做秘书工作的朋友，一定要好好的学学逻辑学知识。

政策法规功底，是说秘书要熟悉与本企业有关的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产业政策、行业政策和与本企业有关的基本法规、特定法规。举个例子说吧，如果你在电信企业做秘书，就要了解熟悉党和国家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和重大决策，就要了解熟悉信息产业政策、通信行业政策、电信体制改革政策，就要了解熟悉“劳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合同法”“公司法”、“电信条列”等。只有掌握了这些东西，你才能保证所写的文章有正确的政治性和有“政治高度”，并且使文章符合法律法规所设定的“游戏规则”。很难想象，一个“政策盲、法盲”的秘书能把文章写好，所以，政策法规知识是秘书应当掌握的必要知识。

企业经营管理功底，是说秘书要有丰富的企业经营管理知识。这方面的知识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一般的企业经营管理理论知识，这里面也包括现代企业制度知识；另一部分是你所在企业的经营管理知识，比如你在电信企业，就要有电信企业经营管理知识，在其他的企业，就要有其他企业经营管理知识。这个方面的知识越丰富，对把文章写好越有好处。因为你在企业当秘书，所写的文章都是有关企业经营管理的事情，如果企业经营管理知识很缺乏，是无法把文章写好的，所以，学习企业经营管理知识，也是秘书的必修课。

专业技术业务功底，是说秘书要比较了解和熟悉所在企业涉及的技术业务知识，说白了，秘书对本企业的技术业务应当是个行家，而不应当是个外行。为啥呢？因为如果你不了解、不熟悉本企业的技术业务知识，肯定写出来的东西净说外行话，甚至会造成错误，闹出笑话儿，外行当不了秘书。当然，这并不是说秘书就非得精通技术业务不可，这样要求也没有必要，但必须对基本的常识性的技术业务知识要了解和熟悉，而且了解的面和熟悉的面越宽越好，秘书对本企业的技术业务应当是个通家。

公文写作功底，是说秘书要掌握公文写作基本知识，掌握公文写作技法。这是秘书这个行当的基本功，秘书就是靠这个家什儿吃饭的。公文写作知识包括了三个部分，一部分是一般的公文写作理论知识，另一部分是企业公文写作理论知识，还有一部分是秘书个人在写作实践中摸索总结出来的写作知识。前两个部分是秘书基本功的理论基础，有了这个理论基础，你才能迈进秘书这个行当的门槛儿。但光有了理论基础并不一定就能把文章写出来，或者写出来也不一定就能写的好，还有个在实际写作中摸索总结写作知识问题，这部分的知识摸索总结的越多，经验积累的越多，你的基本功就越厚实。

就业政策论文篇4

关键词：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

作者简介：张多来（1950-），男，湖南衡阳人，南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高征难（1964-），男，湖南衡阳人，南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湖南 衡阳 421001）

基金项目：本文系全国哲学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育教学研究”（项目编号：12@ZH015）的子课题研究成果之一。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079（2013）20-0070-02

同志在十八报告中指出：“全党都要关注青年、关心青年、关爱青年，倾听青年心声，鼓励青年成长。”[1]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要帮助青年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使他们健康成长成才。因此，高校要加强对此类课程的研究。

一、“形势与政策”课的特殊地位决定高校要加强对它的教育教学研究

1.高校要从这一门课的特殊性来看它的重要性

2005年《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实施方案指出高校本、专科都要开设“形势与政策”课。高校开设这门课，既要承担着向大学生及时介绍国内外发展形势以及党和国家重要方针政策的任务，又要使这门课教学实施过程规范化、制度化、常态化。因此，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是搞好这门课教学的基础和前提。这门课程既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课，也不同于政治学的纯理论课；既不同于思想品德课，也不同于专业课。它具有自身的特点。首先是政治性。这门课的教学目的在于，通过对大学生所关注的“热点”、“难点”、“疑点”问题及时疏导，解疑释惑，情感交流，从而帮助大学生正确认识国内外形势，全面深刻理解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紧紧把握社会主义政治方向，增强信心，坚定信念。其次是思想性。这门课程的思想性是十分明显的，专题讲授过程中要有对涉及问题的来龙去脉的清晰阐述，要有对事件的前因后果的鞭辟入里的分析，要有对相应政策的深入浅出的论证，从而开发学生智力，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教学过程既要让学生钻研知识与学问，又要让学生掌握德行，培养良好的思想品德行为。再次是动态性。由于形势是不断变化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也要随着形势的变化发展相应发生变化。因此，教学内容也要相应调整，每个学期、不同专题，教学内容都是变化的。由于这门课的政治性、思想性、动态性的特点，决定高校要加强对这门课的研究。

2.高校要从课程性质和课程内容来看这门课的重要性

中共中央对“形势与政策”课有明确的规定，从课程性质说，它是我国高等学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当代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也是高校德育的重要内容，是每个大学生的必修课程，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担负着重要使命。[2]形势是我们党和政府制定路线政策方针的根据，政策影响形势的发展和基本走向。从课程内容说，“形势与政策”课担负着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的教育；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形势观、政策观教育；我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历程中的重大方针政策、重大活动、重大改革措施等国内形势与政策教育；当前国际形势、外交政策等国际形势与政策教育。通过教育让大学生提高认识，了解国情，了解民情，了解世情，认清形势，把握政策，融入社会，从而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和信心，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提高对形势判断能力、分析能力和处理解决问题的能力。如果缺乏教研的支撑就不能全面完成这门课的教学内容任务，不能很好实现教学目的。

3.高校要从社会需要和学生运用来看这门课的重要性

大学生读书的目的在于运用。学生踏入社会就会遇到许多实际问题和难题。如何发挥自己的智慧和才能，合作共事？首先是学会认清形势，把握政策，认真研读有关文件精神，吃透政策精神，坚持原则的坚定性，懂得策略方法的灵活性，既不违背上级文件精神又能灵活变通，具有协同创新能力。其次是顺应形势与政策，结合自己的特长和优势，定准方位，发展自我，不断提高个人自身素质和能力。再次是利用学校学过的有关知识，自觉运用，提高科学的判断力、敏锐的洞察力、深刻理解力，以超前的眼光、开放的视野及时准确地把握国际国内形势与政策。既要有远大理想，又要脚踏实地，在纷繁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正视机遇与挑战，坚定理想与信念，不断创新，为民服务，报效祖国，实现大学生人生价值。

二、教学与科研协同发展需要高校加强对“形势与政策”课的教育教学研究

1.高校要以教学带动教研

在教学方式上，将这门课列入学生培养计划，严格按教学计划开课。在时间安排上，做到四年不断线，前两年釆取理论讲授为主，辅之与实践相结合；在大三期间，以大学生专业的社会需求形势、大学专业学科发展前程和基本走向的形势为教学内容，开展专业形势与政策教育，如培养卓越工程师、卓越医师等形势与政策教育；在大四期间，以学生实习、就业、创业、考研为主，开展相关形势与政策教育。同时，还可充分利用“形势与政策”网络课程开展形势与政策教育。这样做使形势与政策教育四年不断线，常学常新。在教学中发现问题，带着问题去研究，通过教学带动教学研究。

2.高校要以教研促进教学

教学与教研，相互贯通。通过教学发现问题，要解答这些问题就要开展教育教学研究。通过研究加深理解，形成论文，然后把研究成果运用到教学中，以理服人，让事实说话，贴近学生，贴近实际，贴近生活，以教研促进教学。这就是实践—认识—再实践的过程，也是教学—教研—再教学的过程。这几年，来南华大学（以下简称“我校”）参观考察的学校不断增多，既有本省的也有外省的，促进兄弟院校之间的相互交流，取长补短，共同研讨，外校来我校参观考察既是动力，更是压力和责任。

3.高校要以专题研究来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水平

湖南省高校工委、省教育厅对“形势与政策”课十分重视，制订政策，下发文件。如省高校工委、省哲学规划办联合发文，提高研究级别和档次。近几年我校又获得教育部对“形势与政策”专项课题项目支持，教育部还把我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团队列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网站共建团队，作为该课程观察点学校之一。全国哲学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育教学研究”（12@ZH015）又把我校列为该课题的子课题之一。这门课有校级、省部级、国家社科基金子课题。通过专题研究既取得了一些教学成果，又提高了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

三、时展需要高校加强对”形势与政策”课的教育教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

1.高校要加强这门课的基本理论问题研究

基本理论主要是科学认识和分析形势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它是分析各类国内外时事和热点问题的主要依据。要开展对不同时期形势与政策的研究，对国际形势、国内形势的分析和研究。这些基本理论问题，研究得深一点，讲起来就有力度，就有针对性，就有说服力和感召力。如的《论持久战》、《目前的形势与我们任务》，都是建立在对当时形势的准确判断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既有理论深度，又有实践高度，从而正确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又如邓小平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南巡谈话》，为我们党拨乱反正，开启中国改革开放航程，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理论指导，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正确判断国际国内形势，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明正确方向。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历史实践证明，什么时侯对形势作出正确判断，路线方针政策就符合实际，党的事业就发展、就胜利；什么时侯对形势作出不正确判断，路线方针政策就不符合实际或偏离实际，就会出现“右”的或“左”的错误路线，导致事业的失败。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理论、基本方针、基本政策、基本经验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解决得比较好，事业发展就比较顺利，为此要认真学习，深入研究。

2.高校要加强“形势与政策“课的基本政策问题研究

基本政策主要是国内和国际规定、规则等，国内方面包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国际方面包括联合国、多边关系和国际格局的有关规定和规则。形势问题，从宏观上讲有国际形势、国内形势；从内容上讲，有经济形势、政治形势、就业形势、农业形势、农村形势、工业形势等。每一项大的内容中都有基本政策问题，如外交政策、民族政策、宗教政策、产业政策、分配政策、就业政策、体制改革政策、房产政策、环保政策、医保政策等等。这些基本政策要好好研究，研究清楚了，讲起课来就有说服力，就有理论深度，有分析高度，有说服力度，就能打动学生，启发学生，就会有人“愿意听、喜欢听、还想听”。

3.高校要加强“形势与政策“课的基本原则和方法问题研究

这门课要坚持的基本原则和方法有：实事求是原则，这是党的形势与政策观的首要原则和方法；矛盾分析法，这是党的形势与政策观的基本原则和方法；“三贴近”，这是党的形势与政策观的重要原则和方法；还有调查研究方法、社会实践方法等等。

4.高校要加强“形势与政策“课的历史回顾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校就把形势与政策课列入课表，有计划有安排，有组织机构，有一支专兼结合的教师队伍，有一定形式的教材。因为这门课教材编写跟不上形势的变化，所以编写教材难度大，也就是说，教材编好了，部分专题内容又变了，特别是具体数字又变化了，跟不上形势变化。我校每年每学期都安排5个专题，坚持“短、平、快”，集体备课，教授牵头，专题组长负责，统一讲稿和课件。经过努力，我校“形势与政策”课2008年被评为湖南省省级精品课程，获学校教学成果一等奖，省级教学成果三等奖。2012年，这门课程又获学校教学成果一等奖，并往省里推荐评奖。同时，学校又把“形势与政策”课列入责任教授岗位课程。应加倍努力，善于学习，勤于思考，认真总结，好好研究，弄清优势与不足。既往优势和成功经验要发扬光大，不足之处要加以弥补。

总之，高校要加强对这门课的教育教学研究。只有加强研究才能把握教学重点和难点；只有加强研究才能深化教学，才能把它办成校园“焦点访谈”课、特色鲜明的课，深受学生喜欢的课。在十精神鼓舞下，以实现教育梦想托起“中国梦”，因为教育是托起“中国梦”的基石，“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辛勤耕耘。高校教师只有都来“关注青年、关心青年、关爱青年”，关注梦想，才能使青年大学生茁壮成长，才能托起真正的“中国梦”，只有通过实现更多“个人梦”，才能早日实现全国人民的“中国梦”。

参考文献：

[1].十报告《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就业政策论文篇5

关键词:股票市场股市政策动态不一致性股市波动

    中国股市从诞生以来就具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股市波动剧烈，短短十来年已经经历了几次大起大落;二是政府有意识地运用股市政策①，如股票发行和上市速度、政府领导人的讲话、甚至《人报》社论等来调控股市运行，使股市表现出明显的“政策市”特征。这些政策的目的是试图根据股市波动情况来调控股市，使其在政府理想范围内运行。

      政府政策调控股市波动，具有以下特征:1、政府政策不连贯、前后不一致。如1997年证券委、人民银行和国家经贸委联合发文，规定银行、保险公司、上市公司和国有企业的资金不能人市炒作股票，1999年7月1日实行的《证券法》也作了类似规定。但随后为了刺激股市，于1999年9、10月又批准三类公司和保险公司人市;2、政府政策的预期效果还取决于公众的预期，公众未预期到的政策往往会造成股市剧烈波动，典型的，如1999年12月巧日的《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引起几乎所有股票都以跌停收盘，其原因就有政策出台突然、力度超出公众预期的因素，相反公众预期到的政策效果就比较温和;3、政策效果还取决于政府和公众的博弈。在一项政策出台后，公众的预期和行为就会相应发生改变，从而使政策执行效果也发生改变。典型案例就是国有股减持，在出台的时候是有利于股票市场发展和国有企业改革的，但是由于公众预期股市将受到影响，从而造成股市低迷，这时继续减持国有股就不利了，因而后来政府决定国有股减持暂缓执行。

      由于这些特征，股市政策往往造成股市过度波动。即使政府出台的是一项稳定股市的政策，并事先承诺使股价波动限制在一定幅度内。然而一旦股民相信了这个承诺并据此形成了股价稳定预期，政府就可以使股市加快发展以实现为国有企业更多融资的目标。这是因为，也许在政策制定阶段政府的最佳选择是稳定股市，但在执行阶段由于公众预期的改变，政府的最佳选择就变成促进股市上涨!这样政府就没有积极性真正实行这项稳定政策。这就是所谓的股市政策的“动态不一致性”。而这种动态不一致的股市政策执行的结果只能是股市剧烈波动。

      吕继宏、赵振全(2000)和许均华、李启亚(2001)对政府政策对股市波动的影响作过实证分析，他们利用Wichem和Miller(1976)的办法，先鉴别出我国股市运行中的波动点，然后确定这些波动点有多大比例是由政府股市政策造成的，得出的结论都是股市政策较大程度地影响了中国股市的波动。但是，我们认为这种研究有两个缺陷，一是他们确定的是股市波动点中有多大比例是由股市政策造成的，而没有分析股市政策有多大比例造成了股市波动;二是他们只是对股市政策与股市波动之间的关系作了经验分析，而没有对股市政策是怎样造成股市波动的做出理论解释。   我们认为，股市政策的动态不一致性是造成和加剧股市波动的重要原因，而这种政策动态不一致性在于股民和政府之间的博弈行为，因此本文将运用博弈论的方法建立一个理论模型来分析股市政策的动态不一致性对股市的影响，并实证检验这些政策有多少造成和加剧了股市波动。文章是这样安的除第一部分外，第二部分建立股市政策的动态不一致性模型，分析股市政策是怎样造成和加剧股市波动的;第三部分运用不同于吕继宏、赵振全(2000)和许均华、李启亚(2001)的方法从多大比例的股市策造成了股市波动这个角度对理论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第四部分得出结论并提出建议。

1、股市政策的二重目标:稳定和发展

就业政策论文篇6

关键词：凯恩斯学派；就业理论；政策主张；启示

一、 凯恩斯学派形成的背景

1. 经济背景。1929年～1933年，以纽约证券交易所突发股市风波为标志，资本主义爆发了空前的经济危机，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生产急剧下降，工业和商业企业大批破产，银行纷纷倒闭，失业激增，工资猛降，对外贸易锐减，物价惨跌。据统计，1932年美国工业生产比正常时期下降47%，1933年初失业人数从1930年10月463.9万人上升到1 300万人，工资总额在大萧条前四年下降1/2以上，农民总收入下降57%，对外贸易下降69.6%。危机期间破产企业达到14万家以上，倒闭银行达到6 000家以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下降了37.2%，失业人数高达3 000万人以上。

与此同时，俄国“十月革命”后，国家秩序和经济建设迅速好转，影响迅速扩大，并没有收到“大萧条”的严重影响。面对上述情形，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迫切需要摆脱经济危机的困境。但是传统的、新古典的经济理论一筹莫展，既无法从理论上给予合理解释，也无法从政策方面提出解决困境的方法。面对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统治阶级和统治集团不再信奉传统经济学否认危机和失业可能性的观点，而是希望提出一种新的经济学理论。这种经济理论要承认危机和失业，并且要论证资本主义制度可以防治危机和失业，提出解决危机的方法，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凯恩斯经济学正是在这样一种经济历史条件下应运而生。

2. 学术背景。凯恩斯学派诞生以前，以马歇尔、庇古等人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占统治地位。新古典经济学无论在理论方面还是在政策方面都支配着统治阶级和学术界的经济思想。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包括两个重要的组成部分：（1）研究在完全竞争假设条件下价格机制如何通过经济个体的最优化决策实现资源有效配置，这一部分被称为价格理论；（2）研究在完全竞争假设条件下价格机制如何实现充分就业的就业理论。

庇古认为，在完全竞争假设条件下，价格和工资可以随供给和需求的变化灵活调整，即在产品市场上价格不存在刚性，同时在劳动力市场上工资也不存在刚性。因此，工资的灵活调整可以保证劳动力市场处于供求平衡状态。即使存在失业，那也只是因工作调整造成的摩擦性失业和不愿接受现行工资造成的自愿失业。除此之外，新古典经济学信奉“萨伊定律”，即供给创造需求，否定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发生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的可能性。

“大萧条”猛烈冲击了新古典经济学否认危机和失业的理论。凯恩斯提出，反对自由放任，主张国家干预。凯恩斯继承了重商主义国家干预学说、马尔萨斯有效需求不足学说、孟德维尔高消费促进繁荣学说以及霍布森过度储蓄导致失业和经济萧条学说。凯恩斯的革命性在于摒弃了赞成自由放任的假定，后人称之为“凯恩斯革命”。

二、 凯恩斯学派就业理论及其政策主张

1. 凯恩斯《通论》的就业理论与政策主张。1936年，凯恩斯《通论》的发表首先在理论上为资本主义国家摆脱经济危机提供了支持。凯恩斯经济政策观点的核心是反对自由放任，主张国家干预。凯恩斯认为，有效需求不足是造成经济危机的原因，要应对危机造成的大量失业，就必须刺激有效需求。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构成有效需求，因此主张扩大政府职能，通过需求管理的方式，刺激消费和投资，从而刺激有效需求。

消费方面，凯恩斯认为，消费倾向的下降会造成有效需求的下降。因此，要刺激消费倾向，特别是平均消费倾向，就必须对消费倾向施加导向性影响。政府可以通过财政政策对消费和储蓄施加影响，如通过税收影响消费倾向，所得税、资本利得税、遗产税等都与消费和储蓄有密切关系。货币政策方面，凯恩斯认为消费倾向也会随着利率的变化在长期产生重大变动。但是，利率短期的变动在短期对消费的直接影响不大，但是，可以通过金融部门产生间接影响。如利率的变动会影响证券和其他资产的报酬能力，从而影响消费和储蓄的决策。通过收入再分配提高消费倾向，反对节俭，有利于有效需求的提高。

投资方面，凯恩斯的主张有两个方面：（1）国家通过采取有效措施提高资本边际效率，增加投资的边际报酬，刺激私人投资的积极性；（2）通过投资社会化，由国家组织直接投资。运用扩张性货币政策刺激投资需求的上升。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会使利率降低，从而降低投资成本，提高私人投资的积极性。但是资本边际效率的估计值的波动远大于利率的小幅波动，因此仅仅利用货币政策刺激投资是远远不够的。但是凯恩斯强调扩大政府职能，即加强政府对投资。国家更多的承担直接投资的责任，设法提高并补充投资。凯恩斯认为这是获得接近充分就业的唯一办法。

在以上政策中，凯恩斯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实行需求管理政策：（1）通过社会控制投资率的方式，增加投资；（2）通过提高消费倾向的方式，增加消费。同时凯恩斯认为，在采取相关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时需要摒弃两个观点：（1）不同意传统经济学保持国家预算平衡的观点，适度的财政赤字是有益的。举债支出虽然浪费，但是结果却可以是社会致富。（2）不同意传统经济学保持国内物价水平稳定的观点，温和的通货膨胀是无害的。温和的通货膨胀具有降低实际工资的作用和效果，使企业增加利润。同时也可以降低投资的实际利率刺激投资，增加就业。因此，采取温和通货膨胀手段可以防止甚至缓和经济危机的发生。

2. 新古典综合派宏观就业稳定政策。新古典综合派继承并重新阐释了凯恩斯《通论》中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的思想，该理论为战后国家干预经济提供了依据。新古典综合派认为采取宏观经济政策实现的目标主要有四个：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其经济政策就是为了达到这些目标而制定的手段和措施。

新古典综合派认为，政府应该根据具体的情况来决定采取什么措施，不存在一成不变的需求管理方式，应该把各种政策相互搭配使用，才能取得较好的效果。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搭配方式主要有以下四种：（1）扩张性财政政策与扩张性货币政策相结合，刺激总需求的增长。（2）紧缩性财政政策与紧缩性货币政策相结合，收缩总需求。（3）扩张性财政政策和紧缩性货币政策相结合，既可以刺激总需求的增长，又不会通货膨胀率的升高产生严重影响。（4）紧缩性财政政策和扩张性货币政策相结合，既通过降低利率增加投资刺激总需求的增长又可以减少政府支出、稳定物价。

新古典综合派所采用的财政政策主要包括：（1）改变政府购买水平。在总支出不足、失业增加时，为了刺激经济快速从衰退走向复苏，提高政府购买水平，增加财政支出，扩大对商品和劳务的需求，从而刺激总需求的增长；反之，如果经济过热，可以降低政府购买水平，减少商品和劳务的需求，从而降低总需求。（2）改变政府转移支付水平。当社会总需求不足、失业增加时，政府增加社会福利费用提高失业补助和救济金等政府支出水平，增加社会需求；反之则降低转移支付水平，减少社会福利费用，降低失业补助和救济金，减少总需求。（3）改变税率。在总需求不足、失业增加时，政府可以通过采取减税的形式，使公众可支配收入增加，从而刺激总需求的增加；反之可以通过增加税收，减少公众可支配收入，抑制总需求。

新古典综合派所采用的货币政策主要包括：（1）公开市场业务。在萧条时期，总需求不足，失业增加，中央银行可以在公开市场上购买债券，增加货币供应量，刺激投资，增加总需求。在需求过度，出现通货膨胀时，中央银行卖出债券，减少货币供应量，投资减少，收缩总需求。（2）贴现率政策。贴现率是商业银行向中央银行借款的利率。中央银行通过控制贴现率的高低来控制货币供应量，实现对有效需求的管理。（3）改变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在银行存款既定的情况下，法定准备金率的变动会引起银行贷款总额根据货币创造乘数成若干倍的增长。

3. 后凯恩斯学派收入与劳动力市场的就业政策。后凯恩斯学派经济学家认为，通货膨胀率的上升和失业率的上升是同时进行的，失业和通货膨胀的这种关系被称为“滞胀”。这种失业的原因是劳动力市场技术结构不适应造成的，因此具体的解决失业措施也不同于需求管理的做法。他们认为，刺激总需求只能解决就业水平问题，而不能解决就业内容和就业结构问题。宏观经济政策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要同时实现失业和通货膨胀目标是不可能的。要实现这两个目标，必须从两个方面着手：（1）收入政策。政府采取措施限制工资和物价的上升，以缓和通货膨胀（2）劳动力市场和人力资本政策。首先，政府要通过采取有效措施，调整劳动力市场的结构。通常采取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对劳动力重新训练与再教育；二是通过对非熟练工人的培训使其成为熟练工人。即把结构性失业的工人通过培训的方式，减少工人现有技能和工作职位之间的不适，从而满足企业生产的需要实现工人就业，以缓和资本主义经济中因劳工市场技术结构不相适应而造成的失业问题。

为了解决就业问题，有必要修改失业补助金制度。后凯恩斯学派经济学家认为失业补助金制度缺乏灵活性，从而起不到刺激失业者去加紧寻找工作的作用或者只能助长失业者对职业的挑选。在总失业超过某一界限时，完全有理由根据情况决定是发放还是停止发放联邦失业津贴补助。这种方法，除了帮助稳定总需求外，还可使菲利浦斯曲线的情况得到一些改善。在大量失业人口是自愿寻找工作的人时，失业补助费给予扩大寻找工作的刺激便会削弱。 因此，运用人力政策只是有助于解决由于劳动力市场技术结构不相适应而引起的就业问题，它们还不足以消除自愿失业，为此就有必要采取某种办法修改福利措施（包括失业补助措施）。

4. 新凯恩斯主义工资就业政策。新凯恩斯主义也承认市场失灵，这一点与传统凯恩斯主义没有太大的区别，认为采取宏观的就业稳定政策对于缓解失业具有积极的作用，并对凯恩斯主义政府干预经济的学说进行了重新表述。在就业政策方面，新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主要理论来源主要有两个：（1）局内人―局外人理论；（2）交错劳动合同理论。新凯恩斯主义根据这两个劳动工资理论，从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角度阐明了工资粘性和失业之间的关系，并依据劳动工资理论提出了关于工资就业的政策措施。

局内人―局外人理论认为，局内人与局外人的市场能力不同，局内人是指当前在职的人员以及被临时解雇的人员，这些临时被解雇的人员与在职人员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局外人相比局内人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劣势，就业机会并不会因局外人愿意接受更低现行工资的妥协而使局外人恢复就业，失业问题就会长期存在并继续。政府在制定就业政策时，对于长期失业的局外人应当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更多的考虑长期失业者的利益。

交错劳动合同理论认为，劳动合同是企业在不同时期雇用工人签订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在长期存在重叠和时间错开的现象。劳动合同调整时间的不同会造成工资总水平呈粘性变化，因此，工资水平只能部分调整，而不能随着总需求的变化灵活调整，这样经济中就会存在失业现象。交错劳动合同理论建议，政府降低工资粘性可以通过干预劳动工资合同的方式制定就业政策，其中货币政策会使得工资有更大的弹性，降低失业率。

上述理论和政策表明，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提出的就业政策重点在于增加工资弹性，减少失业。局内-局外人理论强调政府应该多考虑长期失业者的利益，通过对长期失业者的政策倾斜，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严重的失业问题具有缓解作用。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处于长期失业的人员处于非自愿失业状态，因为即使他们愿意接受比现行更低的工资也很难寻觅到一份工作。使非自愿失业者就业有助于实现西方国家实现充分就业的目标。政府采取适当的货币政策以及干预劳动工资合同的政策会促使工资总水平更有弹性，从而有利于降低失业率。在工资水平可以随着劳动的引致需求进行灵活调整的时候，失业率的变化也会比较小，劳动力市场过剩的供给也会逐步缩小，实现就业水平的稳定。

三、 凯恩斯学派就业理论对我国的启示

从中国目前就业形势来看，凯恩斯学派的就业理论和政策对于我国现阶段有效需求不足与就业结构调整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中国政府应当继续立足于扩大内需，主要从三方面入手：（1）理顺收入分配关系。近10年来，中国的各项宏观经济指标都有了飞速的发展，在国内生产总值（GDP）、财政收入、固定资产投资、最终消费、企业利润和城乡居民收入等指标中，城乡居民收入与最终消费增长最慢，虽然上述指标都有了很大的增长，但是增长最慢的是城乡居民收入。这说明在社会总体财富的分配过程中，很大一部分财富要么以利润的形式流向了企业部门，要么以税收的形式流向了财政部门。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落后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加上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居民倾向于更多的储蓄，导致消费需求低迷。应当实现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同步，政府政策应当向中低收入居民方向倾斜，重点在于提升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水平。在设计政策的时候，应当以形成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为目标，保障低收入群体，增加中等收入群体所占的比重，调节过高收入群体，从而提高社会整体的消费能力。（2）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中国居民消费比重持续低下的原因在于没有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作为坚强的后盾。由于对住房、教育、医疗、就业和养老等保障性问题的担忧，大大抑制了居民的消费支出。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比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更加重要。因此，扩大内需必须同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改善居民消费预期，增加居民消费热情，从而达到刺激居民消费的目的。（3）整顿市场经济秩序。规范的市场行为和良好的市场环境是扩大内需的保障，如果市场秩序一片混乱，产品质量得不到保障，消费就会受到抑制。诚信是市场经济的灵魂，自由竞争的体制要求企业在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的同时应当采取正当手段，必须在法律框架和道德约束条件下做出最优决策。因此，整顿市场经济秩序、规范市场行为、创造良好市场环境是保证扩大内需的重要条件。

在采取相关政策的时候必须注意长期与短期相结合，既要从现实经济条件出发解决目前的经济困境，也要时刻注意政策长期带来的不良经济后果，及时防范违背目标的结果出现。在短期，失业和通货膨胀存在短期的替代关系。因此短期内政府实行夸大需求的政策，虽然会引起通货膨胀，但是却会增加产出，降低失业率。在长期，政府连续实行夸大需求的政策，会使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差距越来越小，此时若采取宽松货币政策刺激总需求并不能提高产出和降低失业率，只能使通货膨胀率上升。因此，可以通过提高供给的能力或者可以通过提高潜在产出的能力，刺激总需求，产生积极的政策效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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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韬，汪戎.西方就业理论演变及发展趋势的综述.知识经济，2013，（3）：19-20.

3.郑良友.国外就业理论对我们的启示.现代企业教育，2013，（20）：201-202.

4.夏元辉.论西方就业理论对我国的启示及借鉴.中外企业家，2012，（10）：125-126.

5.马兴选.西方就业理论概述.科技致富向导，2012，（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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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张红霞.技术进步的就业效应研究.天津大学学位论文，2012.

8.赖小琼.中国经济转型时期失业问题的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厦门大学学位论文，2001.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多因素共体相生的经济增长理论”（项目号：08BJL014）。

作者简介：张世晴，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杨贤才，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

就业政策论文篇7

关键词：创新创业教育，教学研究

 

1.形势政策教育现状与问题

形势与政策教育作为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一门重要课程，目的在于顺应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的趋势，结合当代大学生思想行为特点，最有效地对大学生政治思维和社会品质进行培育和塑造，使思想政治教育在新形势下得以不断延续和发展。它能帮助学生正确认识国家的政治、经济形势，以及国家改革与发展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时代背景，正确理解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正确分析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从而激发学生对自身价值和未来发展的关注，尽早定位，把握机会，在实现自身价值的同时为国家和地方经济建设做出贡献。

《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通知》要求我们“根据新世纪新阶段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加强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的针对性”，并且指出应该“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开展形势与政策教育的新方式和新途径”，充分说明了加强和改进形势政策教育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在目前各高校的形势政策课程实践中，尽管有成功经验，但同时暴露出诸多问题。

(1)教学内容陈旧，照本宣科，不符合社会经济文化快速发展要求，缺乏时代性。

(2)“热点追踪”式讲座为主，缺乏深入性和系统性。

(3)与大学生个人成长、职业发展结合度不高，教学成效甚微。

(4)教师队伍参差不齐，缺乏专业导向。论文检测。

目前，高等院校形势与政策教育在培养大学生政治素养和情怀、提升人格品质和情操上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在培养学生学会用多元思维面对新形势、解决新问题上起到了明显的效果。浙江科技学院作为一所工科院校，本着“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原则，在重视专业课教育的同时，明确形势政策教育对学生身心发展，品格养成的重要性。在形势政策教育实践中，针对不同时期的国际国内热点，有选择、有针对地对学生进行政治形势教育和经济形势教育，以提高学生的思想水平和政治水平，为毕业后的择业和创业补充知识、拓展视野。在近两年的教学中，课程结合学校“创新创业”校园文化建设主旋律，努力将形势政策课打造成为学校另一个创新创业文化传播基地，激发学生的创业热情，丰富思政教学特色，提升学校办学声誉。但我们看到，形势政策教育中对创新创业教育内容的重视程度仍然不够，结合程度仍然不高。大多数情况下，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仍游离在传统课程教学的边缘，成为单独的课程单元，这不利于创新创业教育在高校持续稳定地推进和发展。

二.融入创新创业教育的必要性党的十七大是在我国改革发展关键阶段召开的一次重要大会。十七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指出在完善支持自主创业、自谋职业政策的同时，要加强就业观念教育。即要让“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灵活就业越来越成为扩大就业的主渠道”这种观念深入人心，让劳动者“主动适应就业方式多样化的趋势”。论文检测。全社会正掀起创新创业热潮，创业类课程和培训得以迅速普及并延伸。在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推动支持下，在高校各部门和层面的积极参与和协同努力下，创业教育在大学校园内也在迅速推进。形势与政策教育作为紧跟社会经济文化现象的时政教育课程如何凸显创新创业教育内容成为其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大学校园作为社会先进思想的主要传播阵地，担负着帮助大学生认清国际国内形势，理解国家政党方针政策的严肃使命。形势与政策教育更需要结合当前政治、经济和社会形势，为大学生引航指路，从根本上塑造大学生勤奋坚韧、服务社会、勇于创新、敢于实践的性格特征和人格魅力，把自己的前途与国家社会的前途命运结合起来，大处着眼，小处找手，把创新创业的精神和行动落实到实处，为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建设作出自己的贡献。

三.构建以“两创”教育为基础的形势教育特色课程体系在“形势与政策教育”中强调创新创业教育是对创新创业教育本身有力的拓展和补充。大学创业教育分为创业理论教育和创业实践教育。其中对创业的正确认知和定位、以及作为创业者需要培养和塑造的品质素质可作为创业理论教育的基础经由“形势与政策教育”进行普及和加强。论文检测。本文关键研究如何从实践教学中探索出能够提升大学生对自主创业行为的积极评价和热情参与的方法；如何塑造大学生成为成功创业者的潜质和素质；如何将参与式的创业培训教学方式应用到形势与政策教育课当中，提高教学互动性和学生参与性等。

3.1开发和探索提高学生对自主创业的认可度和参与性的方法途径

通过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内容与学生专业学习、择业就业、创新创业紧密结合,在实践教学中帮助学生认清形势发展趋势,深刻理解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并内化为奋发向上的强大动力。帮助学生正确定位创业活动意义和价值，转变“非公不娶”、“非公不嫁”的就业观念，明确自主创业对社会、家庭和个人的意义，在树立自身创业价值观的同时带动周边人群的创业激情，探索出一条勇于创新、敢于实践、创业为荣的方法和途径。

当前，大学生群体的普遍特性发生了微妙变化，他们充满理想抱负、具备社会责任意识，同时，思维更加感性，充满了激情。在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大学生倾向于将实现个人社会价值与事业创造的成功与否相互关联，更容易受到来自身边的成功典范的榜样引领作用。据此，形式政策教育可适时组织、安排初创成功的创业典型对在校大学生进行现场案例教学，让学生感受到真实的成功创业的可能性，积极引导更多的大学生走上自主创业的道路。

3.2开发和塑造大学生成为成功创业者的潜质和品质

成功的创业者各有各的成功之道，但是必定具备了普遍意义上的个性特征和能力水平。对在校大学生进行创业理念和思维的培育不但有助于学生发现自我、开发自我，也有助于教师发现和培养人才，为推动校园创新创业教育打好基础，做好铺垫。同时，通过对学生个性特征的发掘和塑造，让更多的学生能够理智对待就业创业选择，让更多的学生参与到创新创业活动中去，顺应社会改革发展形势，充分利用各方资源优势，实现自身价值的最大化。

形式政策教育作为大学生思想情操、品质素质的塑造教育课程，完全可以担当起开发和培养大学生创业精神和品质的实践基地。学生可以在不同形式的教学中发现自身价值、发掘潜质、开发新能力，为毕业创业做好充分准备，同时丰富了形式政策课程教学内容，增加特色性和专业性。

3.3开发和探索创业教育参与式教学方式在形势与政策教育课中的应用

依据成人学习原理，结合创业教育参与式培训方式，利用案例分析、分组讨论、小组活动、头脑风暴、角色扮演、游戏互动等环节，改革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方式,充分开发与利用教育教学资源，增强课程教学感染力、吸引力、影响力，实现教学空间最大化、教学时间无限化、教学效益最大化。同时，通过广泛而丰富的实践活动，培养学生观察和思考社会问题的习惯与能力，探索形势与政策课教育教学社会化的有效路径。

 

就业政策论文篇8

政府产业管制是一种以产业政策制定、颁布和实施为主要内容的操作行为，分析政府产业管制离不开对产业政策的研究。当我们把产业政策理解为政府通过财政补贴、贸易保护或政府采购等专门手段和措施以达到形成某种特定的经济结构时，对政府选择行为的解释可能会显得有些宽泛；而对选择行为的宽泛解释，则难以说明选择的行为属性。产业经济学通常以反垄断以及经济性、社会性规制作为政府产业管制的分析对象。基于这样的理论分析背景，本文分析政府产业管制中的非理性倾向问题，也可以用政府的经济性规制作为研究对象，以揭示蕴涵于经济性规制中的政府选择行为的非理性倾向。

从现实来看，政府产业管制很少涉及社会性规制的内容，它一般限定在经济性规制的区域。产业管制强制要求企业的投资、定价、兼并、重组、经营等活动必须遵循产业管制的规则、秩序及其规范。或许是因为现实中的产业运行存在着垄断和竞争的模糊不清所引致的市场失灵，经济学家将研究限定于经济性规制的分析范围，有助于研究产业组织结构、行为和绩效，而将研究对象锁定于自然垄断产业，则有利于分析路径的简化。政府管制自然垄断产业的依据是什么?管制政策的制定会受到来自哪些条件的约束?政府如何安排和选用管制手段和措施?显然，这些问题会涉及到政府的选择行为及其属性的理解。

我国经济理论界有关政府管制的研究，就其选择行为属性的解说而言，一般是认为政府产业管制是一种理性选择。这种认识与福利经济学“政府能够在市场失灵情况下有效配置资源”的观点存在着关联。概括这种认识有以下几个重要的理论假设：(1)政府干预经济能够实现社会效益的最大化；(2)政府具有协调影响产业结构、组织、绩效等复杂因素变化的宏观调控能力；(3)政府的经济执行部门具有比市场参与者更高的处理和加工信息的能力；(4)政府能动用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以形成对特定时期产业发展的比较方案，从而在理论和实证资料的支持下有根据地说明甲方案优于乙方案或乙方案胜于丙方案，等等。

但是，如果我们从选择行为的不确定性来考虑问题，作为管制政策的制度安排，只能限定选择行为的不确定性而并不能消除不确定性；也就是说，政府的产业管制仍然是不确定条件下的风险决策，政府与个人一样，并不具有有序偏好、完备信息和精确的计算能力，不能利用掌握的信息来预估将来的各种可能性，并不能完成最佳的决策和最大化的期望效用。按照非主流经济学对非理性选择行为的解说，既然政府的认知有限理性的约束，政府对信息和环境等不确定性的掌握就不可能使选择行为达到期望效用的最大化，因此，政府的选择行为存在着非理性的倾向。

认为政府在产业管制中有着选择行为非理性倾向的明显依据，是政府的决策存在着随意性的冲动。具体地说，就是政府的决策会受到直觉或外部环境的诱导，会在别国经验的驱动下简单化处理管制政策。对这种情况的理论评说，就是政府放弃了对影响产业运行的信息和环境等复杂因素的认知，因此，可以将政府在产业管制中的非理性倾向，理解为由认知不充分而产生的随意性选择。不过，对政府选择行为的随意性有可能产生非理性的理解，不能离开对政府理的分析。在现实中，尽管政府产业管制会出现某些非理性选择，但这种非理性选择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政府的理性认知。当我们将政府随意性的选择行为界定为非理性时，实际上是不承认政府选择行为的绝对理性；也就是说，政府在产业管制的选择中既有非理性也有理性，是理性与非理性的融合。因此，对政府选择行为的非理性倾向的分析，实际上是一种对现实的抽象分析。 政府利用产业政策、财政和金融政策、外贸外汇和物资供应措施等实施产业管制，是在有限理性约束下追求宏观经济收益的一种行为努力。但在现实中，政府产业管制的理性认知常常表现为对政策和调控手段的某种意识和思维，在这方面，“经验”会影响政府的选择行为。以政府产业管制受经验影响而言，行为经济学所揭示的“确定性效应”、“框架依赖”、“锚定效应”、“代表性法则”、“易得性法则”等范畴，能够说明当政府不能通过对信息和环境等复杂因素作出加工、整合、处理而形成特定认知时，便会依据过去经验或他国经验进行决策，政府照搬或套用过去经验或他国经验，是对自己理性认知的否定，而没有对影响选择事件的信息和环境因素进行充分的认知，则是一种典型的非理性选择倾向。

关于理性选择的理解，不能仅仅局限于行为人是否采取有利于自己利益决策的这一“理性经济人”范式的局限。理性选择的界定，应该在很大程度上考虑行为人是否通过对信息和环境等复杂性因素的处理而形成认知的解说。其实，判断行为人选择行为的理性和非理性，不能以选择结果是否实现期望值或有没有实现了效用最大化为依据，而应该以行为人是否发挥了对信息和环境等复杂性因素处理而形成的认知为依据。就上述的立论而论，政府产业管制的非理性选择倾向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表现为理论对政府选择行为的影响。

理论是经验的概括和总结。以理论和经验的关系以及政府选择时对理论的倚重来讲，尽管理论本身是理性思考的产物，但如果政府照搬理论来进行选择，那么政府的选择行为应该被解释为非理性，因为这种选择不是在形成特定认知背景做出的。同时，由于理论和经验之间存在着极强的互动，当政府的管制决策缺乏对信息和环境等复杂因素进行处理而倾向于以经验决策时，政府官员通常会援引理论作为依据，此时，理论会强化经验对决策的支持。在世界各国产业管制的实践中，单纯以理论为依据或单纯以经验为背景的选择行为是比较少见的，这就是说政府产业管制决策经常是理论和经验的混合。

但是，无论是作为经验总结的理论还是单纯由实践派生的经验，一旦政府放弃了以信息和环境为认知思考的对象性，政府选择行为的非理性倾向就会产生。不过，产生非理性倾向是一回事，由倾向转化为实际行为则是另一回事。按照行为经济学理论的解说，可以将总结经验的理论和单纯由实践派生的经验，理解为以以往经验存留于选择者脑际中的“确定性效应”。值得指出或说明的是，这种效应是有悖于理性思考和认知的，它是直觉而不是知觉对事物关联的反映。有人曾从“教条主义”或“本本主义”对政府的选择行为做出过评判，撇开这些批评的其他意指不说，仅从“确定性效应”来考察，这些批评实际上是指责政府在“照搬或套用理论和经验”时不知不觉落入了放弃理性思考而以“确定性效应”来进行决策的窠臼。当然，将政府管制决策有可能出现的非理性先界定于倾向这一层面上，包含着政府有可能放弃非理性选择的可能性。在通常的情况下，政府究竟会不会让这种倾向演变成实际行为，要视政府是否完全以“确定性效应”决策而定，这就回到了前文暗含的讨论主题，即政府决策时的“确定性效应”是否会超过以信息和环境等复杂性为分析对象所产生的认知。当这种“超过”情景发生时，政府选择行为的非理性便会出现，反之则反是。

综上所述，政府管制有可能产生的非理，是在有限理性约束和信息不完全等情况下发生的。联系现实来认识政府产业管制的行为实践，可以通过政府对自然垄断产业的管制来进一步解析这个问

题。

二、政府管制自然垄断产业的非理性机理

产业经济学将单个产业面对特定市场需求时能够比两个或两个以上企业提供一定数量的低成本产品的企业界定为自然垄断产业。一些经济学家曾以成本劣加性(cost subadditivity)概念来解说产业自然垄断的特征；另一些经济学家则认为产业自然垄断不是单一的经济因素决定的，以成本劣加性来解说递增的规模技术报酬，并以此来解释政府产业管制的必要性，既不能说明市场失灵与产业管制之间的关联，也不能推论出产业管制能使社会净福利最大化等动听的结论。经济理论界的上述争论的底蕴，折射出了如何理解产业管制中政府的选择行为的属性问题。

政府以自然垄断理论为立论依据来制定产业管制政策会受到有限理性的约束，政府不可能明确地界定出自然垄断产业的资金和技术的边界以至于准确制定出进入管制和价格管制的政策，这便为分析政府在政策选择过程中有可能出现非理性倾向留下了认识或理解的对象性。例如，现实中的公用事业和基础产业的规模经济以及由此所体现的成本劣加性是十分复杂的，政府很难通过对信息和环境等复杂因素的处理而得出针对性政策的认知。换言之，政府不可能明确地界定出自然垄断产业的资金和技术的边界以至于准确制定出进入管制和价格管制的政策。因此，政府的管制政策有时是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为规模经济和成本劣加性的强制性权宜之计。当政府难以通过认知而是根据以往的经验或是以权威理论来作为政策制定的依据时，其政策的制定便存在着非理性倾向的可能性。

主体行为的非理性机理是一个可以在理论上论证却难以在技术上核定的过程现象。不过，以上的分析为我们在理论上抽象出这种机理提供了一些可能。一般地，如果以x、Y分别表示政府对信息和环境等复杂性加工、处理，以z表示政府的认知，则ax+bY+cz表示政府的有限理性发挥；同时，若以T、E分别表示理论支持和经验诱导，那么，表征政府非理性选择倾向的抽象函数可描述为：

F(X，Y，Z，T，E)=(T+E)-(aX+bY+cZ)

函数式F(X，Y，Z，T，E)是对政府非理性选择倾向的一种带有模糊意境的表述，这种表述之所以带有模糊意境，是因为函数式两部分的数值具有不确定性。(T+E)部分表示促使政府非理性选择的能量，(ax+bY+cz)则表示促使政府理性选择的能量。我们的理解性结论是，当F(X，Y，Z，T，E)>0时，政府选择行为的非理性倾向有可能会转化为实际行为，而当F(X，Y，Z，T，E)

以我国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自然垄断产业的管制而论，信息不确定和环境的复杂性会导致体制、政策、手段、主体、行为等之间的摩擦，当政府根据公用事业和基础产业所显露出来的自然垄断信息，或根据政策调控所反馈的主体、行为特征来作为管制自然垄断产业的认知依据时，便关系到了政府有限理性的发挥，即(ax+bY+cz)的数值大小问题。总的来讲，政府对信息和环境等复杂因素的分类、整合、加工、处理得越全面越透彻，对自然垄断产业的认知程度越高，(ax+bY+cz)的数值就越大，此时，政府趋向于理性决策的可能性就越大；如果政府主要是依据历史经验或他国实践来决策，或主要以权威性理论作为决策依据时，用函数式中的语境来描述，即(T+E)数值变大而(ax+bY+cz)的数值变小时，政府趋向于非理性决策的可能性就变大。

在现实中，社会经济政策及其调控手段有可能会与政府对自然垄断的管制政策产生不配套，这也会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削弱政府对信息和环境等复杂性进行加工、处理时所形成的认知；这便意味着政府专业职能部门认知产业自然垄断所形成的管制政策，在函数式F(X，Y，Z，T，E)中的体现，有可能会降低(ax+bY+cz)的数值。同时，在转轨体制中，由于T、E、X、Y、Z诸变量之间存在着比成熟市场体制更加复杂多变的影响政府有限理性发挥的组合关系，这些组合关系也会降低政府对信息和环境等复杂因素的认知，即降低(ax+bY+cz)的数值。例如，政府以规模经济、技术报酬递增等作为界定某一企业是否属于自然垄断行业的依据时，不仅要受到体制摩擦、信息不完全、环境复杂性的影响，而且还会受到不同权威理论、过去经验等的影响。于是，政府对自然垄断产业的认知便会经常在有限理性的约束下难以形成一个符合实际的评价标准。此时，也会出现F(X，Y，Z，T，E)>0的情况。当然，政府选择行为的非理性倾向通常是在有限理性约束下产生的，以政府决策行为的分类构成而言，应该说是理性决策为主、非理性决策为辅，即(aX+bY+cZ)通常要大于(T+E)而不是相反。

进一步逼近现实地讨论以上的观点，政府对自然垄断产业制定管制政策，通常是通过对产业的生产经营、市场行为以及由此决定的产业组织结构的理性思考来完成的。例如，政府基于自然垄断产业存在的垄断价格，实行“让公用事业和基础产业部分产品价格高于平均成本、部分价格低于平均成本”的价格管制政策，就是一种典型的旨在反垄断的理性认知。如果我们不考虑这种价格交叉补贴的管制政策正确与否，单就政策形成方案中政府对信息和环境等复杂因素的认知而言，它无疑体现了政府在函数F(X，Y，Z，T，E)中的理性决策。如果政府的上述政策形成不是通过理性认知而是单纯依据过去经验和他国的经验，或完全以权威性理论为依据，则政府的政策选择中就明显包含着非理性倾向。因此，函数F(X，Y，Z，T，E)中的(T+E)是政府选择行为中的客观存在，也是政府产业管制决策中的客观存在。

三、结 语

产业管制是不确定条件下政府对产业运行进行调节或限制的一种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涉及到经济活动的许多方面，而政府在这一制度安排中有可能会产生的非理性倾向和选择，则是这些众多方面中有关选择行为属性的一个基础问题。肯定政府的理性选择行为并没有错，指出政府选择行为中存在着非理性倾向同样存在着符合现实的合理性。在有限理性约束的框架内探讨政府的非理性倾向和选择行为，体现了现代经济学否定完全理性和完全信息之基本假设的理论思维，也是加深和拓宽对政府产业管制行为理解的一种新视角。

将政府产业管制中的非理性倾向理解为直觉下的一种随意，以政府是否对影响产业运行的信息和环境等复杂因素进行理性认知作为理性决策的依据，是一种淡化决策结果而注重于决策过程的分析思路；以政府沿用过去经验和照搬他国经验的“确定性效应”作为对非理性选择倾向的立论依据，则是对政府以直觉为特征的随意的理论论证。倘若这种立论吻合于对政府实际选择行为的解说，本文的分析或许能对政府选择行为属性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分析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