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政策论文范文
时间：2023-02-21 18:21:26
就业政策论文范文第1篇
一、当前湖南省技能人才短缺状况
(一)湖南省技能人才供不应求
2008年,湖南当地私营企业用人需求环比下降8.57%,同比骤降17.11%,但是在这种对劳务人员供过于求的情况下,湖南省乡镇企业却急需高技能人才充实本土的各个产业,湖南的土地上堆满了需要上岗就业的人,但同时又缺乏企业需要的高技能人才来为企业注入高效益血液,因此湖南省产生了就业压力与技能人才短缺的矛盾。
(二)各类企业不同程度地存在用工紧张情况
不可否认,企业用工紧张、招工不足的现象在湖南省一些地方,尤其是制造业发达的地区不同程度的存在。据长沙职业介绍服务中心统计,在去年,企业登记的总空岗信息为19.23万个,介绍成功13.2万,岗位空缺数5.8万个。长沙市2582家规模以上企业缺口产业工人3万名。第三季度长沙市劳动力市场职业供求状况与分析表显示,制造业中需求大于求职缺口最大的前五位工种分别是,加工中心操作工、缝纫工、车工、机电产品装配工、针织工,这五个工种缺口达到1万余人。
(三)技术工人供不应求的局面普遍存在
随着湖南省产业升级和产业集群的进一步发展,迫切需要有技术、会操作的新型工人,而市场能够提供的只是“有力气,愿意干活”的普通工人。据长沙市劳务市场反馈,全年企业需要技术工人和熟练工人3万人左右。问卷调查数据更是表明,有75.3%的被调查企业认为最缺的是技工,而只有2.6%的企业认为最缺的是普通工人。
(四)高技能人才严重短缺
一方面目前技术工人严重匮乏,另一方面现有的技术工人队伍中高级技工缺口严重,比例严重失调。发达国家高级技工占技术工人的比例达到40%左右。而湖南省高级工以上的技术工人占整个技术工人的比例不到6%,技工使用过程中以低代中、以中代高的现象非常普遍。另据长沙劳动社会保障局对1115名技术工人的调查,其中高级技师33人,技师51人,高级工56人,分别占技工总数的2.9%、4.6%、5.0%。熟练技术工人短缺尤其是高技能人才已成为制造业进一步发展的主要瓶颈。
总之,据上述调查,尽管目前湖南省局部地区和行业的确出现了“招工难”,但并不是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出现了逆转,紧缺的只是技术工人,尤其缺乏高技能人才。技能型人才继土地、能源、原材料等生产力要素之后,现已成为制约湖南省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的主要因素。
二、湖南省技能人才用工现状的调查
笔者对湖南省技能人才的使用现状进行了实地考察,以调查问卷的方式抽样对湖南省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县级地区进行了考察和统计。其中张家界的桑植县和岳阳的平江县属于国家贫困县,代表了湖南省贫困地区的用工现状,因当地经济水平各只发出30份问卷,全部收回;邵阳的武冈和岳阳的汨罗市属于发展中的地区,代表了湖南省一般水平的用工现状各发出50份问卷,全部收回;长沙城区和株洲城区代表了湖南发达地区的现状,各发出100份问卷,全部回收;另外为了对比起见,还特意向沿海发达地区的浙江温州和广州东莞发放各30份的问卷,全部收回。
通过调查可以看出,技能人才(尤其是高技能人才)在企业中所占的比例依然不高。即使是在沿海发达地区所占比例也不超过85%,在湖南更是平均水平低于80%,而且对技能人才的应用和薪酬待遇也随着地区经济的发展度成正比。综上看出,即使以沿海地区85%的技工应用比例作为上限,也可以看出湖南省技能人才的应用空间还很大
三、湖南省乡镇企业技能人才紧缺的原因分析
(一)“轻视工人”的社会倾向
社会上普遍存在着重理论轻实践,重仕途轻工匠,重专家轻技师的倾向,社会舆论、教育、价值导向出现偏离。
(二)忽视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
在现有的教育体制下,普遍存在偏重学历教育、文凭教育,忽视了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的现象。一边是大专院校合并升格,不断扩招,毕业生却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就业压力;另一边却是职高、技校大都处于不景气状态,有的甚至因招不到学生而停办。
(三)没有形成技能性人才的评价、激励机制
尽管现在技能人员资格实行“五级制”,即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技师和高级技师,但据调查,湖南省绝大多数企业尚未开展评聘工作,青年职工在技术上并没有晋级加薪的机会,于是,企业一线工人普遍没有钻研技术业务的上进心。
(四)城乡二元结构阻碍了民工中大批技术工人的产生
当前,务工农民已经成为湖南省产业工人的主要来源,长沙、株洲、岳阳等制造业相对发达地区的大部分企业50—70%以上员工是务工农民。由于历史和现行的城乡二元结构等体制原因,进城务工农民一直被排斥在市民之外,与所在城市市民在福利待遇上存在重大差距,这一切使得民工一直无法作为产业工人在城市安家,更注重眼前的经济利益,缺乏长远打算,这阻碍了民工中技术工人的产生、形成与发展。法制环境不健全又加剧了企业普遍不愿承担工人培训的责任和成本,致使技术工人短缺成为必然。
(五)劳动输出使湖南省技能人才的流失严重
湖南目前已成为全国第二大劳务输出省份,人才的分流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湖南省技能型人才的潜在供给,使得湖南省技能人才短缺的情况更加明显。
四、总结
就业政策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社会政策；稳定发展；民生
中图分类号：D601
2007―2010年，是中国社会政策持续稳定发展的四年。要理解这四年中的中国社会政策的新发展，有三个关键词和一个核心概念，即“全面小康”、“社会和谐”和“科学发展”。“全面小康”可以说是中国社会的经济目标，“社会和谐”可以说是中国社会的社会目标，而“科学发展”则是达到上述两个目标的手段或者路径。与此同时，还强调一个核心概念，即“民生”。如果说前30年的改革开放是“以经济为中心”，但四年来，已经逐渐向“以民生为中心”转变。
在中央最高决策层面，上述新理念得到了完整的表述：2006年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被提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高度，成为中国共产党“新时期治国理政的核心理念”。2007年的中共十七大，对“全面小康”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不仅注重经济内涵，更要关注民生、文化和生态的内涵”，而“科学发展”则更是强调“根本”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上述新理念，使社会政策研究有了发挥作用的广阔天地，在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就业、教育、住房以及社会组织和社区建设等方面，涌现出一大批非常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最令人欣喜的是，这些研究成果在世纪工作中迅速转化为政策和法规，造福于人民大众。
在社会保障方面，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了“覆盖城乡居民”的政策目标，这是社会政策和社会保障学界多年来力图阐明的一个基本的政策理念。与此相关的议题，还有“适度普惠型的社会福利制度”。四年来，就上述观点发表过相应的论文和著作的有学者，也有官员。前者如郑功成、景天魁、丁元竹、王思斌、穆怀中、何平、何文炯、顾昕、唐钧、林闽钢、杨翠迎、褚福灵，等等，后者如尹蔚民、李学举、田成平、刘永富、胡晓义、路和平，等等。学者和政府部门领导针对同一议题发表意见，共同探讨，说明社会政策研究的重要性得到了提升，其实践性尤其得到关注。因此，“十一五”期间，在社会保障方面取得的成果是显著的。2007年，实现了城乡低保制度的全覆盖；2009年，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开始试点；加上此前已经建立并在逐步完善中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蓝图已经展现在全国人民面前，并且正在一步一步地付诸实施。与此同时，在从事社会政策研究的专家学者的积极参与和支持下，《社会保险法》在2010年10月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上通过并将自2011年7月1日起施行。另外，郑功成领衔，有数百名专家学者参加的，题为“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战略研究”的课题也已经完成。
四年来，在社会保障领域，也有一些专家学者们争执不下的议题，譬如“延迟退休年龄”和“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对于前者，一些人认为：在人口老龄化不断加速的趋势下，应该延迟退休年龄，以减轻养老保险基金的压力；另一些人认为：在就业形势日趋严重的社会背景下，延长退休年龄会减少工作岗位，而社会政策的施行应该有轻重缓急的排序，现在提延长退休年龄并不适宜。对于后者，一些人认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养老金制度应该与城镇职工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并轨”；另一些人则认为：本质问题是企业养老金偏低，应该提高企业职工的养老金标准，而不是降低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养老金标准。这个争议后来把公务员也一并卷入，变成关于“养老金双轨制”的社会公众的争议。
在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方面，“新医改方案”已经于2009年4月出台。在“新医改方案”的制定过程中，形成了公众积极参与的“社会大讨论”，社会政策学界积极参与了相关的调查研究及建言献策。在与新医改相关的“坚持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和“改变‘看病贵、看病难’现状”等议题上，宋晓梧、葛延风、王延中、李玲、杨团、唐钧、顾昕、刘继同等从事社会政策研究的专家学者都积极参与，踊跃地发表意见，在圈内圈外对新医改作出了贡献。当然，在现实中，“新医改”的作用还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缓解，在这方面，社会政策学界还要继续努力。
社会组织与慈善事业的发展也是四年来比较活跃的社会政策热点之一，尤其是2008年的“汶川地震”，促使相关的社会政策研究和讨论日渐趋热，一个有利于社会组织发展的大环境正在慢慢形成之中。在这个领域，比较活跃的专家学者有王振耀、王名、丁元竹、邓国胜、徐永光、杨团、卢德之、黄浩明，等等，他们的一个共同的特点是理论联系实际非常紧密，不少人本身就身处社会组织中亲力亲为。但是，在这个领域还有很多难题亟待解决，这也是社会政策学界理应费心去破解的功课。
在就业政策方面，2007年8月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了《就业促进法》。在这项法律的制定过程中，社会政策学界也积极参与调查研究和讨论。此外，对与此相关的农民工问题，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等等，社会政策学界参与的热情也非常高涨。郑功成、杨宜勇、彭希哲、张峻峰、莫荣、王春光等，都发表了很有质量的论文和观点。就业是民生之本，这在中国似乎早有定论，问题在于如何实践，这又是摆在社会政策学界的专家学者面前的又一道难题。
在教育改革和保障性住房政策方面，社会政策界的参与较少。追究原因，可能前者因为过于专业而且涉及内容比较庞杂，而后者则在中国一直被当作经济政策（房地产政策）在调整。但是，在这些领域无所作为，真是不无遗憾。
四年来，在社会政策和社会福利的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倒也有很大的进展，发表论著较多的专家学者，譬如关信平、张秀兰、彭华民、徐月宾、潘屹、林卡、岳经纶、杨伟民等，他们多持国际视野，注重介绍和引进国外的社会政策理论观点，并将其与本土的实践经验相结合；又如景天魁、王思斌、丁元竹、吴忠民、唐钧、毕天云等人也著作颇丰，而他们比较偏重总结国内经验并加以提升。
总而言之，2007年来，在社会政策领域，著作颇丰，以“社会政策”和“社会保障”为关键词，在“知网”上查询，共有相关的文章25342篇；在“人大资料中心网”上查询，共有相关的文章61篇。不过，其中大部分是社会保障领域的论文。
如今在中国，打出“社会政策”旗号的教育科研单位日渐增多。除了在上个世纪末就成立的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以外，四年来，各著名高校和一些地方社科院也都建立了相应的社会政策研究机构，如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政策研究所、清华大学社会政策研究所、中山大学社会政策与社会保障研究所、华东理工大学社会福利与社会政策研究所、浙江大学劳动保障与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政策研究所、东北财经大学社会政策研究所和江苏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所，广州社科院社会学与社会政策研究所，等等。另外，直接以社会政策命名的教学机构，则有南开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南京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复旦大学社会管理与社会政策系，等等。这说明，社会政策这一概念在学术理论界已经日益深入人心，但遗憾的是，在中国高等教育的专业目录中，社会政策尚且没有一席之地。
在社会政策科研和教学不断发展的基础上，“中国社会学会社会政策专业委员会”于2007年正式成立。专业委员会成立后，继续与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联合举办了第四届、第五届、第六届“社会政策国际论坛暨系列讲座”，这已经成为社会政策学界年年要举办的“常设任务”之一。此外，社会政策学界还有一些民间学术活动，如“中国社会保障30人论坛”，“中华慈善百人论坛”，等等，前者聚集了国内著名的从事社会保障研究的专家学者群体，后者则把合作的范围扩大到两岸四地（台湾、香港、澳门）乃至更广，已经在国内国外都形成了较大的影响。
四年来，在社会政策领域，举办国际研讨会也非常踊跃。据不完全统计，2007年至今，各高校及研究机构举办的与社会政策相关的国际研讨会多达25个，平均每年超过6个。譬如：2007年，南京大学举办了“中日韩社会福利国际研讨会”，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举办了“中国农村养老保障与农户资产建设研讨会”；2008年，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举办了“社会政策与发展：比较视角下的中国”国际研讨会；2009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举办了“金融危机中的社会政策国际研讨会”，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举办了“残障儿童社会政策国际研讨会”；2010年，上海行政学院举办了“城市发展与社会政策”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举办了“中国―东盟社会救助政策研讨会”和“国内与国际移民：比较的视角”国际研讨会，等等。
社会政策是一项实践性非常强的应用社会科学学科，因此，与实际工作相结合，动员公众积极参与也是其重要功能之一。2010年，社会政策专业委员会与中国社会政策研究所推出了2009年度“中国社会政策十大创新”评选活动，入选的社会政策领域“创新”包括：陕西神木首推全民免费医疗；廉租住房保障三年规划惠及747万城市住房困难家庭；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开展试点，企业基本养老保险实现跨省转续；上海多举措扶持社会组织发展；广东居住证制度力促流动人口享受“同城待遇”；深圳社会工作服务纳入政府采购；宁夏首创高龄老人津贴并大力推进多项公共服务；广西防城港强化孤儿救助，率先落实孤儿最低养育标准；江苏南京首创投资项目就业评估制度；安徽铜陵打造无择校城市，推动城乡教育均衡发展。2010年的评选活动仍将继续。
类似的活动还有中央编译局、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和一些大学及科研机构组织的“中国社会创新奖”的评选，2010年入选的项目有：“爱心包裹”（中国扶贫基金会）、“边远地区少数民族HIV感染者互助、生产自救网络”（云南省瑞丽市妇女儿童发展中心）、“残疾人社会企业孵化”（广东省深圳市残友集团、深圳市郑卫宁慈善基金会）“城市社区参与式治理能力建设”（北京市东城区社区参与行动服务中心）、“公民社会园丁行动不”（江苏省南京市爱德社会组织培育中心）、“淮河卫士”（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淮河水系生态环境科学研究中心）、“花溪乡农村社区生态健康促进”（四川省巴中市通江县大巴山生态与贫困问题研究会）、“‘守护天使’临终心灵陪伴”（上海市浦东手牵手生命关爱发展中心）、“新老市民共建共享融合模式”（浙江省宁波市社会融合组织促进会）、“格桑花助学”（青海省西宁市格桑花教育救助会），等等。
在2007―2010年四年中，出版的与社会政策相关的论著或译著数量大增。有很多著作是以丛书的形式出版的，如劳动与社会保障出版社出版的“社会保障与社会政策研究”丛书和“社会政策论丛”丛书，前者包括童星所著的《社会转型与社会保障》、林闽钢所著的《社会政策:全球本地化视角的研究》、林卡、陈梦雅所著的《社会政策的理论和研究范式》，等等；后者包括张秀兰、徐月宾、梅志里（James Midgley）主编的《中国发展型社会政策论纲》，徐月宾主编的《社会政策理论与实践》，沙琳（Sarah Cook）主编的《需要和权利资格：转型期中国社会政策研究的新视角》，尚晓援所著的《中国社会保护体制改革研究》，等等。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编辑的《中国社会政策研究十年专题报告集》和《当代社会政策研究》，也分别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和劳动与社会保障出版社出版。其他的社会政策著作，如丁宁宁、葛延风主编的《构建和谐社会：30年社会政策聚焦》，彭华民所著的《社会福利与需要满足》，邓伟志、范明林、张钟汝所著的《社会管理与社会政策》，葛道顺、商玉生、杨团所著的《中国基金会发展解析》，等等。
在译著中，李秉勤、贡森主编，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社会政策译丛”继续有新书问世，如埃斯平―安德森（Costa Esping-Andeson）所著的《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多亚尔（Ryan Doyle）和高夫（Ian Gough）所著的《人的需要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社会政策与社会保障前沿译丛》，包括德威尔（Peter Dwyer）所著的《理解社会公民身份》，鲍威尔（Martin Powell）所著的《理解福利混合经济》。其他还有迪安（Hartley Dean）所著的《社会政策学十讲》、哈尔（Anthony Hal）和梅志里所著的《发展型社会政策》、布莱克默（Ken Blakemore）所著的《社会政策导论（第二版）》。在高校教材方面，有关信平主编的《社会政策概论（第二版）》、岳经纶等编著的《中国社会政策》、杨伟民编著的《社会政策导论（第二版）》、丁建定主编著的《社会政策概论》、华峰、杨钰侠、王先进主编的《社会政策导论》，黄晨熹的《社会政策》，等等。
就业政策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 大学生 就业心理 现状 因素 对策
中图分类号：G647.38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ki.kjdkx.2016.11.081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market competition is increasingly fierce， and in college students' Graduation number increasing， the employment pressure on college students is increasing year by year， therefore， to understand the employment psychology of the college students， the effective way to guide， to help college students to establish a correct concept of employment， to ensure the successful employ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way to promote the sustained and steady growth of the economy of our country. This paper through the brief analysis of university students' employment psychological status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It is pointed out that improving the effective countermeasures of college students employment psychological status. In order to be able to provide useful reference for the smooth progress of students' employment.
Keywords college students； employment psychology； current situation； factors； countermeasures
目前，在市鼍赫日益激烈的情况下，大学生就业问题日益突出。①大学生就业问题不仅关系到大学生的长远发展，而且影响到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因此，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的新形势下，了解大学生的就业心理，有效改善大学生就业现状，及时缓解大学生的就业压力，成为提高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必要途径。
1大学生就业心理的现状
1.1就业期望值较高
长期以来，大学生都被认为是精英人才，是天之骄子，因此，这种社会意识使得大学生具有强烈的心理优势，认为与社会青年相比，自己有文化、有知识，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所以其就业期望值很高。
1.2存在自卑心理
虽然与社会青年相比，大学生有文化、有知识，具有明显的优势，但是其在求职过程中，很多大学生都深受打击，由于缺乏工作经验、工作技能等，在就业过程中会遇到诸多不顺，从而使得部分大学生产生自卑心理。②这种自卑心理，造成大学生缺乏就业的信心，就业竞争力不足，进而影响到大学生的顺利就业。
1.3具有从众心理
在就业过程中，很多大学生没有客观分析自己的优势和劣势，未能认真考虑自己的就业需求、就业方向以及适应能力，盲目跟从其他同学的就业方向，从而给自己的长远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1.4具有焦虑心理
应聘是就业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在应聘过程中，一些大学生会出现紧张、焦虑的情绪，从而影响到自己的表现，没有给用人单位留下良好的印象。而且，在就业竞争中，一些大学生可能缺乏自信心，怀疑自己的能力，进而产生焦虑心理。③另外，一些大学生没有明确的就业目标，盲目参加招聘会、投简历，并且看到其他已经顺利签约的同学，从而产生焦虑感。
1.5具有攀比心理
在就业过程中，一些大学生会有意或无意地与其他同学进行比较，例如，比薪资待遇、工作环境等，如果感觉自己找的工作没有其他同学好，就会放弃自己的工作，这种攀比心理，给大学生的顺利就业造成不良影响。
1.6具有依赖心理
目前，很多大学生在毕业后并不急于找工作，而是待在家里，让父母帮忙找工作，希望父母能够花钱、托关系帮助自己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甚至有部分大学生会让父母帮自己投简历找工作，这种强烈的依赖心理，使得大学生的就业问题日益突出。
2影响大学生就业心理的主要因素
2.1就业形势严峻
市场经济竞争日益激烈，使得大学生面临着严峻的就业形势，再加上，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大学生所学专业与市场需求不适应等方面的影响，大学生就业问题制约了经济的持续发展。④同时，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高校扩招规模不断增大，大学生毕业人数不断增加，而就业岗位有限，供需之间的矛盾致使大学生面临着严峻的就业形势。
2.2就业观念不合理
虽然在原则上学生能够自主选择专业，但是由于受到传统的社会文化制度、就业形势以及家庭压力等因素的影响，许多大学生不能自由选择自己所喜爱的专业，从而给大学生的就业造成一定的影响。⑤在家庭方面，许多父母可能会以工作稳定、工作地点以及薪资情况等来要求大学生选择工作，在社会方面，受到拜金主义、人情关系等不良影响，许多大学生过度重视薪资待遇、工作条件等，从而导致大学生的就业观念不合理。
2.3缺乏完善的就业保障体系
目前，由于受到户口指标、跨区域就业等政策的影响，许多大学生不能顺利就业。⑥虽然国家已经颁布一系列的政策来突破以往政策的限制，但是，由于各级地方政府的理解程度和贯彻程度不同，大学生的自由流动存在着诸多问题，进而导致了大学生的就业困难。
2.4自我认识不足
近年来，随着高校扩招政策的实施，大学生毕业人数逐渐增加，以往的精英教育已经逐渐成为大众教育，而大学生也从过去的“天之骄子”沦为普通劳动者，但是，在实际就业过程中，许多大学生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这种转变，盲目高估自己的身价，过高期待就业条件，没有正确定位就业方向，从而影响到自己的顺利就业和长远发展。
3改善大学生就业心理现状的有效对策
3.1制定完善的就业保障体系
就业问题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首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因此，国家应该根据目前的社会形势，制定科学的经济发展战略，充分发挥引导作用，以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⑦政府应该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具体情况，制定科学的就业规划，不断增加就业岗位，以满足大学生的就业需求。同时，政府应该努力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不断增强中西部城市、中小城市的吸引力，大力支持大学生到经济落后地区就业，以缓解经济发达地区的就业竞争压力。另外，政府应该制定完善的就业保障体系，严厉打击虚假招聘信息，建立良好的就业环境，合理优化配置人才资源，以实现经济健康发展。
3.2积极改革高校专业结构
就业形势与高校专业设置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会给经济发展造成很大的影响。因此，高校应该积极与时俱进，合理调整专业设置，不断优化专业结构，以提高教育的科学性和时代性。⑧在具体教学过程中，高校应该立足于当前的经济发展形势，结合自身的教学特色、大学生的发展需求等，合理O置专业，夯实大学生的理论基础，着重培养大学生的实践能力，不断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满足社会对实用型、高素质人才的需求。
3.3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
在高等教育逐渐普及的情况下，大学生应该积极转变就业观念，充分考虑就业形势和发展需求，合理选择职业，以实现自我的长远发展。实践能力较低，工作经验不足是影响大学生顺利就业的重要因素，因此，在学习过程中，大学生应该积极参与实践活动，努力夯实自己的理论基础，不断提高自身的实践能力，以增强自身的竞争力。同时，大学生应该树立正确的就业观，深入了解当前的就业形势，正确认识社会和自我，准确定位就业方向和就业目标，及时把握就业机会，以确保顺利就业。
3.4大力鼓励大学生自主创业
大学生自主创业是缓解就业压力的重要方式，因此，政府应该制定专门的发展策略，为大学生自主创业提供支持，以减轻大学生的就业压力。⑨同时，大学生应该改变就业观念，努力克服依赖心理、自卑心理，树立自主创业的意识，不断提高自己的创业能力，以实现灵活就业。
4总结
总而言之，就业问题是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中首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它不仅影响到大学生的持续发展，而且会影响到社会的繁荣和稳定，因此，在就业竞争形势日益严峻的情况下，国家应该制定科学的就业政策，建立完善的就业保障体系，为大学生创造良好的就业环境，不断提高大学生的就业质量，以维护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同时，大学生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充分认识自我的发展需求，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念，不断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以提升自身的就业竞争力，实现自己的长远发展。
此文为吉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大学生就业心理问题团体干预研究“的阶段性成果，该项目获得省部级立项，项目编号：2016LY500W03
注释
① 刘春雷，于妍.大学生就业心理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人口学刊，2011.6：81-88.
② 崔莉.大学生就业心理问题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才智，2014.34：190.
③ 乌拉，旭日花.大学生就业心理及其影响因素调查与分析[J].内蒙古教育（职教版），2015.6：19-21+43.
④ 陈慧义，宋歌.大学生就业心理现状及其影响因素探究[J].人才资源开发，2015.18：176.
⑤ 左莉.高校大学生就业心理影响因素探讨[A].《决策与信息》杂志社、北京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决策论坛――政用产学研一体化协同发展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下）[C].《决策与信息》杂志社、北京大学经济管理学院，2015：1.
⑥ 张丽娜.大学生就业心理研究[D].渤海大学，2014.
⑦ 江滨，王兴国，高原璐.大学生就业心理现状分析及调适对策[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4.2：111-115
⑧ 张婕.大学生就业心理现状及成因分析[J].现代交际，2013.3：194.
就业政策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家庭政策；研究回顾；问题探讨
〔中图分类号〕C913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3）04-0111-09
中国家庭正发生着深刻变化，家庭规模不断缩小、家庭结构逐渐简化、家庭不稳定性增强、家庭成员居住分离、传统家庭功能弱化，家庭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1〕这种压力增加与能力不足的失衡状态，不仅是人口转变与经济社会转型的结果，很大程度上也与政府制定的人口与家庭政策有关。〔2〕缓解失衡不仅依赖于家庭自身的努力，更亟需政府营造一种利于家庭稳定和家庭功能发挥的政策环境。虽然政府对家庭及相关政策的关注增多①，学界对家庭政策研究重视程度增加②，但家庭政策总结性研究仍十分匮乏。本文在系统回顾国内近三十年来家庭政策研究的基础上，探究其所存在的问题及应对策略，以期为家庭政策后续研究提供参考。
一、近三十年中国家庭政策研究的基本状况
中国家庭政策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1982年，《国外社会科学》刊登的“法国的家庭体制和家庭政策”，“家庭政策”首次在中国出现。，至今已逾三十年。CNKI统计结果显示，此间以“家庭政策”为主题的论文共925篇，排除无关及重复样本后余下729篇作为本研究的分析对象比较万方、维普及CNKI数据库，CNKI收录结果最佳，故以此为例。。通过对主题内容的定性归类，中国家庭政策研究可分为概念与政策定位研究、影响因素研究、内容与类型研究、介入视角研究四个部分。其中，概念与政策定位研究包括概念界定与分析、人口政策、社会政策、公共政策、发展型家庭政策鉴于家庭政策定位存在很大争议，变量将所有可能纳入。；影响因素研究包括国际经验与态度、社会变迁与经济发展水平、法律体系与意识形态、政府/社会/市场关系博弈；内容与类型研究包括收入、生育、婚姻、教育、住房、养老、医疗卫生、环境保护、家庭刑事、家庭福利服务、特殊对象政策；介入视角研究包括社会性别与工作家庭平衡、国际比较、人口与家庭研究、社会福利与国家责任、政策文本研究。表1是历年来研究论文的统计结果。从中可概括出近三十年来中国家庭政策研究的三个基本特征。
（一）相对明显的三个阶段
从表1可见，中国家庭政策研究有明显的高峰期。在2006-2010的5年间，累计404篇，年均808篇；2011-2012的2年总计发文180篇，年均90篇；这7年间的发文量已占家庭政策总量的801%，可见家庭政策研究在中国至少经历一个快速发展期（见图1）。近三十年来中国家庭政策研究呈现出三个明显的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起步阶段（1981-2000年）。特点为发文量少且进展缓慢，年均只有28篇，少有引用率高或社会影响力大的研究论文；内容以国外学者向中国介绍西方家庭政策研究成果为主，如M.拉罗克〔3〕、莫利纽克斯〔4〕、利格尔〔5〕、B.J.纳尔逊〔6〕；而国内学者多是在人口政策范围内讨论家庭问题。不过这些为数不多的研究为后续研究奠定了一定的知识基础。
第二阶段：成长阶段（2001-2006年）。特点为发文量明显增加，共142篇，年均是第一阶段的85倍；在已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张秀兰与徐月宾的“建构中国的发展型家庭政策”〔7〕，首次明确提出转型期的中国需要在政策范围内赋予保护家庭的责任，这是国内学者在家庭政策领域的首创性成果。
第三阶段：稳步发展阶段（2007年至今）。特点为年发文量相对稳定，年均发文量887篇，是第二阶段的37倍，第一阶段的317倍。这一阶段性成果可从《人口研究》2012年“家庭政策研究”专栏中体现，部分学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开创性。
（二）内容与类型分析为主的研究占主流
在中国家庭政策研究的四大分类中，内容与类型研究最受学界关注。如表1所示，这类研究论文共计470篇，远超过其他三者。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关注程度不只表现为某个阶段的量的积累，而是每个发展阶段此类研究论文都最多，内容与类型研究的发文量在这三个阶段中分别占同期发文总量的634%、704%与625%。
表2是对内容与类型研究阶段性特征的梳理。起步阶段，以收入类研究为主，部分涉及住房、生育、养老、医疗卫生与福利服务；成长阶段，对家庭生育、住房与教育类的关注有显著提升，并超过收入类的研究。其中与生育相关的论文最多；稳步发展阶段，几乎所有研究领域都被涉及，排名前四的依次为生育、教育、住房、收入，家庭福利服务与医疗卫生也较受重视。具体内容如下：
与生育相关的独生子女政策及风险、生育政策、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计生家庭福利等；与教育相关的困难家庭学生的教育资助体系，特殊家庭孩子的教育福利政策，资本建设、教育公平与投资、发展型教育补偿制度等；与住房相关的房地产税收制度、住房金融制度、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保障性住房制度、购房优惠政策和住房福利政策等；与家庭收入相关的财税政策、货币政策、收入政策、消费政策、产业政策、土地制度、反贫困政策与就业促进政策，按家庭征收个人税、惠农补粮政策、耐用消费品价格补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贫困家庭经济支持政策、贫困代际转移、家庭可持续消费等议题；与家庭福利相关的保险政策、救助政策及家庭服务政策；与医疗卫生相关的卫生医疗保健、医疗改革、食品健康、家庭医护照料等；针对特殊对象，如艾滋病携带者、流动人口、自闭症儿童、受虐儿童、单亲家庭、义务兵等的政策；以及与婚姻、养老、环境保护和家庭刑事相关的11个方面内容。这些内容分类在诠释中国家庭政策全景上有一定成效，量有积累，质有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家庭政策的界定、政策定位及影响因素分析等提供了丰富的例证资料。
（三）基本问题的研究退居其次
概念界定、政策定位、影响因素及介入视角等基本问题理应是家庭政策研究的立石之基，但纵观整个研究历程，基本问题研究并非学界关注重点。
首先，家庭政策的概念界定与政策定位研究严重不足。仅48篇论文，量上远不及其他三种研究（见表1）。虽然在稳步发展阶段，这类研究在量上有明显增加，但直接研究家庭政策概念的论文仅2篇，政策定位模糊不清也就在情理之中。随着研究范围的扩大，家庭政策先后被定位为人口政策、社会政策与公共政策。不过近期更多研究认为家庭政策既不完全属于人口政策，也不完全属于社会政策或被直接划入公共政策内，它应该被单独出来，作为发展型家庭政策来研究。
第三，介入视角研究滞后。有836%是在稳步发展阶段才出现，前两个阶段中此类研究更多是在与国际比较中展开（见表5）。不过，值得庆幸的是作为社会科学领域研究所必须具备的理论基础，视角研究虽滞后，但较之概念界定与影响因素研究，发展还相对较快。
二、对中国家庭政策研究中
几个重要问题的探讨（一）家庭政策概念模糊
分清概念是学术研究的首要前提，因为它至少可以保证研究能在一个方向上进行。Kamerman & Kahn是世界上较早研究家庭政策的学者，他们通过比较14个国家的政府与家庭间关系，将家庭政策界定为明确而广泛型（法国、挪威和瑞典）、明确但重点更集中型（奥地利、丹麦、德国和芬兰）和含蓄而勉强型（加拿大、英国与美国）。〔8〕Gauthier根据责任程度，将家庭政策分为国家支持型、传统型、平等型和非干预型。〔9〕家庭政策具有一定的意识形态特征 EONFP（European Observatory of National Family Policy）认为家庭政策概念界定非常困难，任何一种定义可能带有意识形态色彩。，不同国家对这一概念的理解会存在差异。中国情况要严峻些，学界及政界曾质疑中国是否存在家庭政策，这些质疑极具挑衅性，导致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主要在于概念模糊且缺乏共识。
吕亚军和刘欣认为家庭概念的复杂性、政策目标的多样性及国内决策环境的差异是导致家庭政策定义难以形成共识的主要原因，而内容涵盖、政策目的、政策思想来源可作为界定家庭政策的三种标准。〔10〕吴帆认为家庭政策应以家庭整体为对象，旨在增强家庭发展能力、替补与完善家庭功能、提升家庭成员福利水平，而国家层面家庭政策主要是国务院及各部委制定并推行以家庭整体为目标对象的各项法律、法规条例及社会项目与行动的总和。〔11〕陈卫民认为家庭政策至少要考虑个人或家庭为对象的两种界定法，前者以家庭整体状况考虑政策适用条件，后者关注个人在家庭中的角色与定位。〔12〕胡湛和彭希哲认为社会政策就是家庭政策，政府与社会对家庭及其功能的认识与重视程度决定了家庭政策的走向。〔13〕
概念之间的区分主要在于将家庭放在何种位置。假设家庭及其成员是一个独立于社会的整体，将产生一种狭义的界定，即以家庭为政策对象或客体而制定专门计划或实施特定服务，这是直接针对家庭资源或行为产生影响的政策。假设家庭是社会的一部分，家庭政策就被广义界定为直接或间接对家庭产生影响的政策或项目。但根据内容与类型研究所展现的家庭政策图景（见表2），家庭政策在范围上依次与人口政策、社会政策、公共政策有重合，某种程度上这个图景即是一种政策综合。正如Aldous所认为的家庭政策是一种视角，它是诸多政策的一个方面，目的是为保证家庭作为一种社会制度能正常发挥其功效。〔14〕这种政策界定又与前二者不同。
上述研究视角的差异一定程度上导致概念的模糊，学界不能在普遍认可的概念下展开研究，只能在摸索中前进，缺乏整体性。表3所表现的定位不明正源于此。公共政策是公共权威部门为实现一定时期特定的任务与目标所制定实施的行为规范，它包括政治政策、经济政策、社会政策和文化政策。其中，社会政策又包括收入分配政策、就业政策、环境政策、人口政策、扶贫政策、社会保障政策等。〔15〕人口政策属于社会政策，社会政策属于公共政策，但是家庭政策的归位存在争议。在起步与成长阶段，由于学界研究家庭政策的内容多来源于生育或收入，这两个阶段家庭政策被定位在人口政策或社会政策。随着家庭政策内容的丰富与完善，稳步发展阶段家庭政策定位至少存在三种选择。这一现象正是概念模糊的结果，为此需要明晰概念。
（二）对国家政策与政府决策过度依赖
中国家庭政策研究的动力更多是受国家政策与政府决策影响。一是早期中国实行的计划生育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学界研究生育或收入的前提。这一时期国家高度重视经济发展，很多研究都成为，只可提及好不可抨击坏，这就导致起步阶段的家庭政策研究主要以家庭收入为主，其他研究相对滞后。二是从中共中央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构建和谐社会起，在家庭政策研究的稳步发展阶段，与和谐家庭相关的住房、教育和社会福利等内容开始广泛受关注，这是政策导向结果。三是2011年对家庭发展政策的倡导及“十二五规划”中对家庭的关注。近几年中国家庭政策在内容与类型研究上不仅量上增加，而且内容多元化，这与政府决策有关。关注点的变化很大程度上受政府决策及国家政策影响，这种影响尤其反映在政策背景的变化――长期有意无意被政府忽视而引发的社会与家庭问题逐渐成为与社会稳定有关的因素，这些因素在经济稳定增长后开始被政府所关注，中国家庭政策研究自此才有发展动力。
与中国不同，西方家庭政策研究发展轨迹明晰且具有可持续性。一是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从1926年至今。，西方家庭政策研究至少经历三次转型：第一次是20世纪70年代之前，家庭政策从属于人口政策，发展相对缓慢；第二次是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之间，西方家庭危机推动政策层面变迁，家庭政策研究开始兴盛，它的定义争论及解释权归属得到充分讨论，但仍旧掩藏不住年轻且发展缓慢的特点〔16〕；第三次是20世纪90年代起至今，西方重新审视家庭功能后对家庭政策的研究，特点表现为稳步发展但未被纳入主流，如Starch指出家庭是政策制定中不可忽视的单位，然而美国主流政策研究中家庭却是缺席的〔17〕。多次积累与转型后，西方家庭政策研究到目前为止也尚未完全成熟。近五年发表的论文仅稳定在60-70篇/年。Web of Science中以“Family Policy”为主题的1882篇论文结果显示（统计时间截止于2013年3月6日12点10分，2013年少数文献可能会因收录时间延迟而未能纳入）。较之于西方，中国起步虽晚但在量上有足够优势，近五年发表相关论文都在100篇/年左右（见图1）。当然量的提升不代表研究水平高，西方家庭政策研究经历如此长时间，直到近几年才开始讨论它是否可成为一个研究领域或社会政策分支〔18〕。
二是国家福利制度背景及发展水平、家庭领域发生的重大变迁、国际组织的支持与推动都是对研究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1994年国际家庭日及2004年世界家庭峰会形成的“三亚宣言”，西方从学科领域肯定家庭政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并确立了后续发展目标。2012年第8届世界家庭峰会明确提出要发展“全球家庭：将科技、文化和创新列为地方和家庭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家庭可持续发展成为世界家庭政策领域讨论的核心话题。可见影响西方家庭政策研究走向的力量更多来自非政治因素。
作为新兴领域研究，西方在时间上领先中国近半个世纪，较少受权威性力量干预，发展相对缓慢且有足够自由积累某一领域所必需的知识基础，所以西方家庭政策研究更多是学科的进步。中国家庭政策研究近三十年，由于国家政策及政府决策力量介入，也经历三个阶段并逐渐与国际接轨，共同探讨重新审视家庭功能的问题，主流话语也开始关注政府对家庭的责任。但在这一领域，中国缺乏基础性知识储备，尤其是概念界定、政策定位、影响因素及介入视角等基本问题研究未有突破。
可见中西方研究的差异主要在于是否有强外力介入。如果一个资源高度垄断或有绝对话语权的外力，为达到某种特定目标介入某一研究领域，那必然会促进这一领域研究的快速发展，但同时也会打破学科规则。西方家庭政策研究动力的影响因素较多，但力量相对均衡，可以在相互协调中共同推进研究，但中国家庭政策研究动力单一，国家政策及政府决策对研究的影响极大，甚至起着决定性作用，政府决策或方向的变化可能会直接影响研究走向。为此中国继续推进家庭政策研究，不仅要弥补半个世纪以来家庭政策基础性研究的缺位与不足，更要扩大动力源，尽可能减少政府决策或政策对研究导向的决定性作用。
（三）基本价值理念缺乏与视角研究不足
基本价值理念是政策研究的基石。政策是社团或组织为完成特定目标而采取的行动。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不同社团或组织在确定目标时会有自己的价值判断，这种判断指对各种问题所持的基本态度与信念。〔19〕根据阿罗不可能定理，现实并不存在每个人都认可且统一的价值判断，仅存的是部分人或某些利益集团的价值标准。所以政策一定是有价值指向的，不同政策会反映出不同制定团体的利益导向。正因为这种价值差异性与潜在冲突性，政策研究必须关注到制定者的利益导向及背后所隐含的价值理念与态度。家庭政策也应有基本价值理念。
中国家庭政策曾被定位为人口政策、社会政策、公共政策及发展型家庭政策，每种政策都有一定价值理念。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公共政策以制度化方式建设着理性选择、契约精神、公私区分、自主治理、合法性与合法化、公平正义等基本价值理念下的政策构想〔20〕；社会政策作为公共政策一部分，也有独特价值理念，如人权、自由平等、公民参与、渐进主义等〔21〕。近二十年，社会投资、资产为本、持续性发展等理念也逐渐引入中国，引发社会政策研究的范式改革〔22〕；作为社会政策一部分的人口政策，基本价值理念为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促进人口、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的协调发展〔23〕。由于家庭政策概念模糊且对象很不明确，研究很难找出能体现政策独特性的基本价值理念，家庭政策极易被埋没在庞大的公共政策体系下。
如表3所示，在成长与稳步发展阶段，有682%的论文在讨论发展型家庭政策。这种指向是有问题的，单一外力影响下研究的规模效应并不利于问题的解决。在没有确切研究对象的情况下，家庭政策基本价值理念的研究应是探索性的，而非政策或政府决策导向下的明确性。为此，在明晰概念之时，运用好的视角去建构这种基本价值理念非常重要。表5显示，国际比较是中国家庭政策研究惯用视角，人口与家庭研究、社会福利与国家责任和法律政策研究是在稳步发展阶段才受到重视。考虑到中国社会男权特征，“社会性别与工作家庭平衡”介入视角还未被普遍接受。而这些视角中与基本价值理念研究有一定关系的是社会福利与国家责任或法律政策研究，因为基本价值理念体现政策制定者的利益导向，中国的这种价值理念更多反映政府利益导向，尤其是政府对家庭的态度与责任。不过近三十年来这两种视角研究仅50篇论文，明显不够。要提炼家庭政策独特性，未来不仅要加强这两个视角的研究，也要探索一种基本价值理念的路径建构视角。
（四）核心问题研究难
家庭政策之所以存在，是由于处在压力与能力失衡状态下的中国家庭正在逐渐丧失各种传统家庭功能，这种现象的成因与中国社会保障、户籍或计划生育等政策有关。社会保障政策一度表现出明显的国家的退出与责任推卸，制度性外流反而使家庭碎片化。户籍政策致使家庭成员空间上分离，家庭共同生产、消费、抚养子女、赡养老人或提供安全保护等功能都出现一定障碍。计划生育政策直接影响中国家庭结构，高风险的独生子女家庭的增加使传统家庭功能的丧失呈结构性特征。在这一问题上，仅依靠个人或家庭是无法改变政策性或制度性问题，要缓解或从根本上解决必须从政策或制度层面出发，这就要从政策制定层面反思政府对家庭的责任与态度，这是家庭政策的核心问题。
干预与支持是中国政府对待家庭的两个方面。过去政府带有强权与不平等意味的干预太多，如政治干预，而很少有支持。实际上，在强制性干预与非强制性干预、直接干预与间接干预中，中国需要的是非强制性的间接干预。同时也需要对家庭提供必要的支持。孟宪范在2008年重提家庭问题，正是由于在全球化背景下和大国使命的历史面前，家庭被赋予提供国家竞争力和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新功能，因此需要重新定位家庭的战略地位，国家应给予家庭更多支持。〔24〕
但理想与现实总是存在差距，对家庭的支持或干预并没有在政策层面得到很好回应，能直接反映这一态度与责任的家庭政策在中国并没有合法地位。长期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目标使社会建设或家庭问题被置于边缘，这种经济导向在研究选题、资源获取、价值选择及结果展现等方面影响着社会研究，虽然近几年在社会政策上有所偏向，但被部分学者理解为社会政策的家庭政策是被忽略的。纵观三十年中国家庭政策研究，也没有积累能获取政策合法性的有效成果。如表4所示，影响中国家庭政策的四个因素中，社会变迁与经济发展水平最受关注，国际经验与态度次之，但与政策合法性直接相关的法律体系与意识形态、政府/社会/市场关系博弈这两个因素关注度却很低。可见政府对家庭的责任与态度即是家庭政策研究难点所在。
三、对中国家庭政策研究能力
提升的几点建议根据中国家庭政策研究现状，学界要以实际行动回应研究中出现的问题，才能提升研究能力并使研究具备现实指导意义，尤其是缓解当代社会及家庭所面临的系列压力及问题。为此建议：
（一）明确概念
中国家庭政策并不是没有概念界定，相反是界定太多而引发了争议，这些争议所引发的共识性缺乏会影响政府判断，为此概念明确与共识形成是相辅相成的。中国家庭政策中有几点是明确的：首先，政策目标是应对日益增加的家庭压力与日益弱化的家庭能力之间的失衡状态；其次，政策制定者是执政党，这也就意味着维持社会稳定与促进经济增长是政策制定的前提；再次，政策实施方式是法律或政策手段；最后，政策对象包括所有的家庭。学理上，中国家庭政策是在维持社会稳定与促进经济增长的前提下，执政党针对所有家庭所制定的系列法律或政策，这些法律或政策的执行应具备协调家庭领域失衡状态的功能。
但有一点需注意：中国家庭政策并不是为家庭而家庭的政策，而是为政府而家庭的政策，这就决定了这一政策的范围与政府所意识到并愿意实践的对家庭的责任有关。根据责任体现度高低将政策分为两类。责任体现度高的家庭政策是范围较窄且内容细致的以家庭整体为对象的政策，责任体现度低的家庭政策是范围较广且内容模糊的影响家庭的政策，前者更容易获得家庭政策合法性。不过现阶段中国并不具备前一种政策类型的条件，家庭是政府治理社会的一个方面，目前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已足以让政府应接不暇，若再强调责任体现度高的家庭政策，政府无法也不愿承担。
为此现阶段中国家庭政策应是广义的，即Aldous所认为的各种政策的不同方面所组合成的综合体，随着这种综合体的逐渐扩大与完善，家庭政策会逐渐经历从责任体现度低到责任体现度高的类型转化过程。所以明确概念并形成共识的关键并不在于要求政府立刻形成以家庭整体为对象的政策，而应从已有政策中去辨别利于家庭和家庭功能承担的政策内容，通过改进或人为建构适合家庭发展的政策环境，进而推动政策类型转化。其中，与家庭直接相关的生育政策、婚姻政策、收养政策、弱势成员保护政策等，与家庭间接相关的户籍政策、土地政策、教育政策与劳动就业政策等都是应被广泛分析的对象。
（二）拓展研究动力源
中国家庭政策研究受到政府决策或国家政策影响，这是不可回避的。不过这种影响究竟是积极抑或消极，还是在人为。我们需要适当依赖这种影响，因为二者是家庭政策存在的前提。但我们不能过度依赖，因为这样会造成研究自主性或独立性缺乏。所以未来家庭政策应从两方面拓展研究动力源：
一是增加抵抗力。这要求研究从内部出发，增加对家庭政策基本问题的研究。社会政策从工业主义逻辑中找到经济发展因素、从新马克思主义视角中找到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本质、从权力资源论中找到工人力量、从国家中心视角中找到国家动力、从性别因素中找到性别优势、从雇主中心模式中找到雇主力量；〔25〕家庭政策也可从概念与政策定位、影响因素和介入视角等基本问题的研究中寻找家庭政策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二是吸纳外援。这要求研究继续以政策或领导人意愿为分析依据，因为这为研究赢得可能的砝码。不过研究还应积极拓展动力源，尤其是要争取非政府力量的支持，加强与国际接轨的深度与广度。故步自封在国内狭小圈子里只研究政府课题，这只会使研究视域狭窄，进展缓慢。为此吸纳外援必须让中国家庭政策研究也成为世界性家庭政策议题，吸纳国际性专家学者或组织共同探讨中国的家庭政策。
（三）政策框架内纳入家庭理念
中国家庭政策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即是从已有政策中去辨别利于家庭和家庭功能承担的政策内容，而家庭理念正是辨别的重要标准。过去三十余年的家庭政策研究虽然也在分析与家庭相关的公共政策，但这些研究成果并不能全部成为家庭政策的知识积累，甚至部分还模糊了政策定位，根本原因在于研究缺乏基本且普适性的基本价值理念作为指导，这种基本价值理念正是家庭政策独特性的必备要素。
近些年有学者做了有益的探索。孟宪范认为家庭视角是要将家庭问题纳入国际视野，重视家庭的传统资源，维护家庭的核心价值，建立支持家庭的社会政策体系；〔26〕郑晨认为应从稳定与和谐家庭出发，在政策框架内意识到家庭的存在；〔27〕向东认为家庭视角是要强调家庭的重要，建立具有财政、单位和社区支持的家庭社会政策体系；〔28〕徐安琪认为家庭视角是政府要以人为本，给家庭更多支持，通过帮助家庭及成员提升能力来使家庭有效地履行责任和发挥积极的功能；〔29〕吴帆和李建民认为家庭视角是要建立以家庭发展能力为导向的价值基础，以家庭整体作为政策实施对象，以不破坏家庭的完整性与独立性为原则，充分考虑家庭的整体利益及家庭成员之间的利益，建立个人与家庭并重、个人与家庭关联的家庭政策，给予家庭更多选择与替代性支持，如家庭税收政策、家庭津贴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家庭风险防范专项计划、支持家庭养老、家庭公共服务体系等。〔30〕
可见政策框架内纳入家庭理念要明确：家庭既是政策的主体也是客体；政策设计不可忽视家庭的存在，政策评估中也不可忽视对家庭的影响；国家意识形态或政策体系的变化，都应以家庭受到尊重与关注为前提。就此家庭政策研究独特性才能体现，已有政策中的微观视角才能得到补充，家庭政策才能在这种提炼中得到内容积累与完善。
（四）将政府对家庭的责任边界作为分析政策的工具
政府对家庭的态度与责任是家庭政策的核心问题，以政府对家庭政策的责任边界作为分析政策的工具，有助于将这一核心问题贯穿于整个研究过程。
由于家庭收入过低，储蓄水平过高，国内消费不足以填补出口与投资增速放缓产生的缺口，国家有意向增加家庭投入，遏制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刺激国内消费，适当使资源向家庭转移〔31〕。政府对家庭的态度一直在改变，过去在不该强制介入的地方介入过深，如计划生育；另一些领域又迟迟不愿介入或仅是浅层次介入，如家庭发展、儿童教育、妇女孕产期保护与支持。国家不能盲目支持家庭，否则家庭自我恢复功能会失效；又不能不支持，因为家庭已步入没有外界支持就可能到难以维系的地步；这体现的就是政府对家庭的责任边界问题。
这种责任边界不仅是政治性问题，也是一种变动状态。将这种责任边界作为分析政策的工具，这种变动状态便可在不同的政策解构中得到体现，从而洞悉政府对家庭的态度，以为家庭政策后续研究提供支援。其中，内容与类型研究中的与家庭相关的政策内容，影响因素研究中的国家法律政策体系与意识形态、政府/社会/市场关系博弈变量，介入视角研究中的社会福利或国家责任视角，这些都可作为这种研究视角的补充。
（五）以家庭发展能力提升为研究目标
政策目标与研究目标不同，政策目标取决于政策制定者，属于价值导向。研究目标取决于研究者的学术关怀，要尽可能避免价值导向。本质上家庭政策是政府治理社会的工具或手段，家庭福利的提升不可能成为政策制定的最终目的，除非这种家庭福利已影响到政府统治的合法性声称。为此家庭政策研究目标不应是政策的完善程度，而应是家庭发展能力提升与否，这是学界所必须具有的伦理责任与学术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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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政策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硕士生;就业;博弈论;上策均衡;知识积累
中图分类号:G64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10)01013003
1 提前工作的动因
高校毕业生包括本专科毕业生、应届硕士毕业生和应届博士毕业生。自本科扩招以来,高校毕业生的就业便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后更是成为热点问题。新闻报道2008年中国应届本专科毕业生的就业率不足70%,部分地区甚至传出应届硕士毕业生的就业率首次低于应届大学生就业率的信息,社会惊呼“皇帝的女儿也愁嫁”。而2009年,正如前一年年底主席在辽宁考察时对大学生求职者表示的那样,“就业形势将更加严峻”,将有超过700万应往届高校毕业生需要解决就业问题。事实上,伴随着全球性金融风暴愈演愈烈,国内外的经济环境日益恶化,国内人才市场的需求减少与高校扩招政策综合作用,形成了一个非良性的流程。
如图1所示:大学生就业困难,于是转向升学,升学需求的增加迫使硕士扩招。硕士毕业生的增加使人才市场的竞争更加激烈,在挤占大学生就业岗位的同时也造成自身就业水平的下降,因而出现了所谓“1500应届硕士竞聘卖猪肉”、“十万年薪聘请大学生掏粪”的新闻现象。并且,由于预计2010年博士学位的年授予人数将达到突破历史性的5万,已经开始有学者开始担心博士培养质量的下降,质量下降的博士毕业生以后还要去培养硕士生和本专科学生,势必进一步造成硕士毕业生和本专科毕业生质量的下降,从而更加剧了他们的就业压力,令他们倾向于尽早适应市场,做出提前工作地选择。
本研究仅以硕士生为对象进行探讨。硕士生是高级科研人才的后备军,而高级科研人才的培养对国家的科技发展和创新能力而言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为此,对硕士生的培养需要投入充足的时间和资源,若硕士生提前工作则有可能令实际培养时间不足,培养质量不能得到保证,对其今后的就业也将产生影响。所以,于国于己,硕士生的选择都值得商榷了。
2 博弈理论概述
博弈论也叫对策论,是20世纪50年代由冯诺依曼和奥•摩根斯坦首先提出的,是一种“研究具有斗争或竞争性质现象的数学理论和方法”。博弈论的应用领域十分广泛,在经济学、政治科学、军事战略问题、进化生物学以及当代的计算机科学等领域都已成为重要的研究和分析工具。此外,它还与会计学、统计学、数学基础、社会心理学以及诸如认识论与伦理学等哲学分支有重要联系。
一个博弈论模型包括三个基本要素:局中人,方案集和局势。局中人是指在一个博弈中有权决定自己行动策略的参加者,一般要求一个博弈中至少要有两个局中人。策略集是指可供局中人选择的,实际可行的,完整的行动策略的集合,每个局中人的策略集中至少应包括两个策略。局势是指一个博弈中各局中人所选定的策略形成的策略组。当局势出现后,博弈的结果也就确定了。
本研究采用博弈论中的上策均衡理论。上策是指这样一种策略,不管其他局中人采取什么策略,这种策略都是最优的。博弈论中的均衡是指一种稳定的结果,当这种结果出现的时候,所有的局中人都不想再改变他们所选择的策略。因此,所谓上策均衡即指一种局中人选择的都是上策时的博弈均衡状态。
3 高校、用人单位和硕士生的博弈
3.1 博弈模型的建立
3.1.1 三要素设定
出于能够更明确地表现分析结果的原因,本研究使用两两博弈的方式。局中人包括高校、用人单位和硕士生,其中硕士生按照意愿倾向还可分为两类,因此实际的博弈模型一共有五个,以报酬矩阵形式表现。
每个局中人的策略集都包括两个策略。高校可以选择允许或者不允许硕士生提前找工作,用人单位可以选择接收还是不接收在读硕士生,两类持不同意愿倾向的硕士生都可以选择提前工作或者毕业后工作。
每个局势包括模型中各局中人可选择的一个策略,每个模型产生四个局势,通过分析可得出其中满足上策均衡的局势。
3.1.2 度量方式设定
本研究的重点在于分析每个局中人对各种选择所产生结果,假设这种结果可以用满意或不满意两个属性值来度量。
一般来说,高校希望硕士生能够静下心来搞科学研究,一方面能够对导师的研究方向进行进一步的实践,另一方面高校培养硕士生的目标就是使硕士生具有独立开展科学研究的能力,如果没有科研和论文的培养则有失这个目标的要求,如果硕士生提前进入找工作阶段则科研的最佳时期――研二和研三――就没有发挥作用。从上述角度来看,可以说高校不允许硕士生提前找工作才能保证满意的结果;若做出允许的选择则总会有一部分硕士生提前工作,高校的培养结果达不到效用最大化,可以认为是不满意的。
而作为用人单位,也有出自短期利益的考虑,他们要求自己员工的综合素质越高越好,独立行为能力越强越好,因此硕士生能否提前来单位实习决定了要不要在硕士生毕业正式上岗后付出一笔培养成本――工作上手前支付的工资和其它费用。可以认为,用人单位选择接收在读硕士生的结果是令自己满意的,而选择不接收的结果则是不满意的。
最后,按照硕士生的意愿倾向可以把硕士生分为倾向提前工作,倾向毕业后工作两类。对于第一类,假设选择提前工作将得到满意的结果,选择毕业后工作将得到不满意的结果;对于第二类,假设选择提前工作将得到不满意的结果――提前工作影响学业完成的质量,选择毕业后工作将得到满意的结果。
为了便于分析,设满意的值为1,不满意的值为-1,以此量化不同选择带来的结果。
3.2 高校与用人单位的博弈
根据上文对高校和用人单位选择结果的假设,本研究可以构建如表1所示的报酬矩阵,矩阵的每一个局势设为(E,S)。
当高校允许硕士生提前找工作时,若用人单位选择接收在读硕士生则能得到满意的结果,而高校则因此不满意(1,-1);若用人单位选择不接收在读硕士生则必定不满意,而因为在读硕士生即便找工作也没有接收单位,所以高校最终得到满意的局势(-1,1)。当高校不允许硕士生提前找工作时,硕士生受到纪律限制,则高校不管怎样都将得到满意的结果,而用人单位无论做何种选择都接收不到在读硕士生,结果必定是不满意(-1,1)。
由此可以分析得出,高校与用人单位的博弈达到一个上策均衡,即高校不允许硕士生提前找工作,用人单位却接收在读硕士生。两方的最优决策是相冲突的,而这恰恰解释了现状,即本研究前面说的高校要实现培养目标,而用人单位要追求用人成本的最低化。后面的分析中,高校与用人单位的这种冲突将不断得到体现。
3.3 两类意愿倾向的硕士生与高校和用人单位的博弈
3.3.1 倾向提前工作
如表2和表3所示,本研究把硕士生与高校的报酬矩阵内的每个局势设为(M1,S),把硕士生与用人单位的报酬矩阵内的每个局势设为(M1,E)。
先来分析硕士生与高校的博弈,现实中总存在接收在读硕士生的用人单位。当硕士生选择提前工作时,若高校也允许提前找工作,则前者与后者形成的一个局势是(1,-1),若高校不允许提前找工作,则前者受到纪律约束的局势为(-1,1)。当硕士生选择毕业后工作时,则高校的选择不再重要并总会获得满意的局势(-1,1)。由此本研究又得到了一个上策均衡,即硕士生选择提前工作而高校不允许提前找工作。
再来分析硕士生与用人单位的博弈。当选择提前工作的硕士生面对接收在读硕士生的用人单位时,结果自然是“双赢”(1,1),若用人单位选择不接收在读硕士生时,则结果自然是“双输”(-1,-1)。当硕士生选择毕业后工作时,用人单位的选择也不再重要,结果总是双方都不满意(-1,-1)。这里的上策均衡是“双赢”。
在这两个博弈中,硕士生面对的最优决策总是选择提前工作,而高校和用人单位的最优决策与由它们之间的博弈得出的上策均衡相同,互相冲突,这就解释了倾向提前工作的硕士生们为何会采取各种手段“欺骗”高校,出去寻找工作。
3.3.2 倾向毕业后工作
如表4和表5所示,本研究把硕士生与高校的报酬矩阵内的每个局势设为(M2,S),把硕士生与用人单位的报酬矩阵内的每个局势设为(M2,E)。
迫于经济压力以及别的原因不得不提前找工作的硕士生只要高校允许,就会达成(-1,-1)的局势,若高校不允许硕士生提前找工作并为其提供必要的生活补助,则硕士生和高校仍能达到“双赢”的结果。当硕士生不存在经济困难或自己另想办法克服了困难时,必然会坚持好好完成学业,毕业后工作的选择,这种情况中高校与硕士生总是“双赢”。所以高校不允许硕士生提前找工作和硕士生选择毕业后工作是这一博弈中的双方最优决策。
用人单位选择不接收在读硕士生的结果必定与硕士生的意愿“合拍”,局势总是(1,-1)。当用人单位接收在读硕士生时,只有选择了提前工作的硕士生会让其实现满意的局势(-1,1)。这里的上策均衡却是硕士生选择毕业后工作而用人单位选择接收在读硕士生。
高校最喜欢的自然是愿意毕业后工作的硕士生,就如同用人单位最喜欢选择提前工作的硕士生。然而这并不是说无论持何种意愿倾向,只要选择了提前工作,用人单位都无差别的一视同仁。本研究在前面就已经探讨过,用人单位希望聘用的员工综合素质越高越好,而硕士生的科研水平无疑是衡量其素质的一个重要因素,可以认为只有愿意毕业后工作的硕士生才最有可能主动静下心来学习和从事科学研究,从而达到令高校和用人单位都满意的科研水平,很遗憾用人单位选择接收在读硕士生的结果恰恰不可能接收到其最满意的对象。也就是说,用人单位的最优决策与其最满意的硕士生的最优决策相冲突,再换句话说,用人单位的成本最低化目标与对员工素质的期望相悖。
本研究的博弈分析就进行到这里,此时的问题是,硕士生是否应该提前工作以及高校、用人单位是否应该有所作为。本研究在最后就此进行一个探索性地讨论。
4 关于硕士生是否应提前工作的讨论
4.1 硕士生是否应该选择提前工作
让硕士生们产生不同意愿倾向的重要原因可能是对未来预期收益的不确定,对此本研究认为可以从知识的可积累性给出探讨。
知识作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与劳动力、土地和资本不同,“知识溢出足以抵消固定生产要素存在引起的知识资本边际产品递减的趋势。因此知识积累过程不会中断。”社会知识就在人类社会的实践过程中不断积累,并得以延续和更新,而个人知识积累得益于社会知识的积累沉淀,同样不断增长。这种知识积累是质和量双方面的,在当今的经济形态下,已成为整个经济的基础。在校学习可看做知识积累的最稳定途径之一,因此硕士生花在在校学习与科研方面的时间越长,作为生产要素的知识积累得越多,其创造价值的潜力越大,可以预期较大的未来收益。若提前工作,放弃的学习时间不谈,在工作中能获得知识多少也是不确定的。
事实上人们选择读硕士的目的不外乎希望在科研方面有所建树和找到比之前更好的工作两个,这两个目的的实现都要求知识积累到一定水平,因为前面已经分析过用人单位也希望能招聘到科研水平最高的硕士生。如果硕士生都能明白这一点的话,就不会受到经济环境和就业环境的影响,认真完成学业,在毕业后凭借优异的知识积累接受社会的选拔应该成为他们的最佳选择。
这里不能不提到的是,整个社会,包括所有的高校和用人单位,都应该为促成硕士生做出这种选择而有所作为。
4.2 对高校和用人单位提出的建议
(1) 高校安排好硕士生的日常生活。在推广自费制的同时,设置更多的奖学金和生活补助项目,提高物质激励的比重以降低硕士生的总成本,解决高校与持提前工作意愿的硕士生的冲突,并保障完成对硕士生的培养目标。
(2) 用人单位要把目光放长远,对接收在读硕士生工作的决策应当有所限制。应当看到一个科研功底扎实的硕士在未来三年,五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为单位创造的价值将远远大于一个水平一般,仅仅多半年或一年工作经验的硕士,足以弥补用人单位短期的成本损失。
(3) 高校与用人单位之间冲突的化解之法,除了提高各自的认识外,最好能够更多地进行“产学研”合作。用人单位欢迎高校前来调研和利用知识储备解决问题,高校根据用人单位的实际情况确立科研项目,设置硕士生的培养计划。如此,一方面硕士生通过“干中学”和“学中干”把科研和实践联合起来,必能提高其知识掌握水平,另一方面用人单位为高校协助解决的问题支付的费用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硕士生的经济状况。
(4) 整个社会应当保证舆论的正确导向,不要宣传急功近利的浮躁思想,并为创造良好的就业条件努力发展经济。
5 结论
本研究对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的形成过程进行了推导,提出了硕士生提前工作的动因。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报酬矩阵,运用博弈论中的上策均衡分析了这种现象。最后通过对硕士生知识积累问题的分析,认为硕士生不应该提前工作,并对高校和用人单位如何促成硕士生做出这样的选择提出了建议。
作为探索性研究,在各种条件的设定难免带有主观意愿,使用的方法有限,分析结果也有必要经受实证的检验,进一步探讨是之后必须要做的。总之,对该类问题的深入研究,将为教育管理方法和决策的理论与应用提供十分有益的补充。
参考文献
[1] 杜文景.社科院报告称今年将有100万高校毕业生不能就[EB/OL].
[2] 申剑丽.人保部官员:正在起草系统性促进就业政策[EB/OL].
[3] 周芳.众硕士竞聘“猪肉荣”[J].北京:中国市场,2009,(1):21.
[4] 刘浦泉.中国在校博士生数量已经位居世界前列[EB/OL].
[5] 甘应爱等.运筹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0:388-389.
[6] 黄亚钧,郁义鸿.微观经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142143.
[7] 高鸿业.西方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743744.
就业政策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硕士生;就业;博弈论;上策均衡;知识积累
1 提前工作的动因
高校毕业生包括本专科毕业生、应届硕士毕业生和应届博士毕业生。自本科扩招以来,高校毕业生的就业便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后更是成为热点问题。新闻报道2008年中国应届本专科毕业生的就业率不足70%,部分地区甚至传出应届硕士毕业生的就业率首次低于应届大学生就业率的信息,社会惊呼“皇帝的女儿也愁嫁”。而2009年,正如前一年年底主席在辽宁考察时对大学生求职者表示的那样,“就业形势将更加严峻”,将有超过700万应往届高校毕业生需要解决就业问题。事实上,伴随着全球性金融风暴愈演愈烈,国内外的经济环境日益恶化,国内人才市场的需求减少与高校扩招政策综合作用,形成了一个非良性的流程。
如图1所示:大学生就业困难,于是转向升学,升学需求的增加迫使硕士扩招。硕士毕业生的增加使人才市场的竞争更加激烈,在挤占大学生就业岗位的同时也造成自身就业水平的下降,因而出现了所谓“1500应届硕士竞聘卖猪肉”、“十万年薪聘请大学生掏粪”的新闻现象。并且,由于预计2010年博士学位的年授予人数将达到突破历史性的5万,已经开始有学者开始担心博士培养质量的下降,质量下降的博士毕业生以后还要去培养硕士生和本专科学生,势必进一步造成硕士毕业生和本专科毕业生质量的下降,从而更加剧了他们的就业压力,令他们倾向于尽早适应市场,做出提前工作地选择。
本研究仅以硕士生为对象进行探讨。硕士生是高级科研人才的后备军,而高级科研人才的培养对国家的科技发展和创新能力而言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为此,对硕士生的培养需要投入充足的时间和资源,若硕士生提前工作则有可能令实际培养时间不足,培养质量不能得到保证,对其今后的就业也将产生影响。所以,于国于己,硕士生的选择都值得商榷了。
2 博弈理论概述
博弈论也叫对策论,是20世纪50年代由冯诺依曼和奥?摩根斯坦首先提出的,是一种“研究具有斗争或竞争性质现象的数学理论和方法”。博弈论的应用领域十分广泛,在经济学、政治科学、军事战略问题、进化生物学以及当代的计算机科学等领域都已成为重要的研究和分析工具。此外,它还与会计学、统计学、数学基础、社会心理学以及诸如认识论与伦理学等哲学分支有重要联系。
一个博弈论模型包括三个基本要素:局中人,方案集和局势。局中人是指在一个博弈中有权决定自己行动策略的参加者,一般要求一个博弈中至少要有两个局中人。策略集是指可供局中人选择的,实际可行的,完整的行动策略的集合,每个局中人的策略集中至少应包括两个策略。局势是指一个博弈中各局中人所选定的策略形成的策略组。当局势出现后,博弈的结果也就确定了。
本研究采用博弈论中的上策均衡理论。上策是指这样一种策略,不管其他局中人采取什么策略,这种策略都是最优的。博弈论中的均衡是指一种稳定的结果,当这种结果出现的时候,所有的局中人都不想再改变他们所选择的策略。因此,所谓上策均衡即指一种局中人选择的都是上策时的博弈均衡状态。
3 高校、用人单位和硕士生的博弈
3.1 博弈模型的建立
3.1.1 三要素设定
出于能够更明确地表现分析结果的原因,本研究使用两两博弈的方式。局中人包括高校、用人单位和硕士生,其中硕士生按照意愿倾向还可分为两类,因此实际的博弈模型一共有五个,以报酬矩阵形式表现。
每个局中人的策略集都包括两个策略。高校可以选择允许或者不允许硕士生提前找工作,用人单位可以选择接收还是不接收在读硕士生,两类持不同意愿倾向的硕士生都可以选择提前工作或者毕业后工作。
每个局势包括模型中各局中人可选择的一个策略,每个模型产生四个局势,通过分析可得出其中满足上策均衡的局势。
3.1.2 度量方式设定
本研究的重点在于分析每个局中人对各种选择所产生结果,假设这种结果可以用满意或不满意两个属性值来度量。
一般来说,高校希望硕士生能够静下心来搞科学研究,一方面能够对导师的研究方向进行进一步的实践,另一方面高校培养硕士生的目标就是使硕士生具有独立开展科学研究的能力,如果没有科研和论文的培养则有失这个目标的要求,如果硕士生提前进入找工作阶段则科研的最佳时期——研二和研三——就没有发挥作用。从上述角度来看,可以说高校不允许硕士生提前找工作才能保证满意的结果;若做出允许的选择则总会有一部分硕士生提前工作,高校的培养结果达不到效用最大化,可以认
为是不满意的。
而作为用人单位,也有出自短期利益的考虑,他们要求自己员工的综合素质越高越好,独立行为能力越强越好,因此硕士生能否提前来单位实习决定了要不要在硕士生毕业正式上岗后付出一笔培养成本——工作上手前支付的工资和其它费用。可以认为,用人单位选择接收在读硕士生的结果是令自己满意的,而选择不接收的结果则是不满意的。
最后,按照硕士生的意愿倾向可以把硕士生分为倾向提前工作,倾向毕业后工作两类。对于第一类,假设选择提前工作将得到满意的结果,选择毕业后工作将得到不满意的结果;对于第二类,假设选择提前工作将得到不满意的结果——提前工作影响学业完成的质量,选择毕业后工作将得到满意的结果。
为了便于分析,设满意的值为1,不满意的值为-1,以此量化不同选择带来的结果。
3.2 高校与用人单位的博弈
根据上文对高校和用人单位选择结果的假设,本研究可以构建如表1所示的报酬矩阵,矩阵的每一个局势设为(E,S)。
当高校允许硕士生提前找工作时,若用人单位选择接收在读硕士生则能得到满意的结果,而高校则因此不满意(1,-1);若用人单位选择不接收在读硕士生则必定不满意,而因为在读硕士生即便找工作也没有接收单位,所以高校最终得到满意的局势(-1,1)。当高校不允许硕士生提前找工作时,硕士生受到纪律限制,则高校不管怎样都将得到满意的结果,而用人单位无论做何种选择都接收不到在读硕士生,结果必定是不满意(-1,1)。
由此可以分析得出,高校与用人单位的博弈达到一个上策均衡,即高校不允许硕士生提前找工作,用人单位却接收在读硕士生。两方的最优决策是相冲突的,而这恰恰解释了现状,即本研究前面说的高校要实现培养目标,而用人单位要追求用人成本的最低化。后面的分析中,高校与用人单位的这种冲突将不断得到体现。
3.3 两类意愿倾向的硕士生与高校和用人单位的博弈
3.3.1 倾向提前工作
如表2和表3所示,本研究把硕士生与高校的报酬矩阵内的每个局势设为(M1,S),把硕士生与用人单位的报酬矩阵内的每个局势设为(M1,E)。
先来分析硕士生与高校的博弈,现实中总存在接收在读硕士生的用人单位。当硕士生选择提前工作时,若高校也允许提前找工作,则前者与后者形成的一个局势是(1,-1),若高校不允许提前找工作,则前者受到纪律约束的局势为(-1,1)。当硕士生选择毕业后工作时,则高校的选择不再重要并总会获得满意的局势(-1,1)。由此本研究又得到了一个上策均衡,即硕士生选择提前工作而高校不允许提前找工作。
再来分析硕士生与用人单位的博弈。当选择提前工作的硕士生面对接收在读硕士生的用人单位时,结果自然是“双赢”(1,1),若用人单位选择不接收在读硕士生时,则结果自然是“双输”(-1,-1)。当硕士生选择毕业后工作时,用人单位的选择也不再重要,结果总是双方都不满意(-1,-1)。这里的上策均衡是“双赢”。
在这两个博弈中,硕士生面对的最优决策总是选择提前工作,而高校和用人单位的最优决策与由它们之间的博弈得出的上策均衡相同,互相冲突,这就解释了倾向提前工作的硕士生们为何会采取各种手段“欺骗”高校,出去寻找工作。
3.3.2 倾向毕业后工作
如表4和表5所示,本研究把硕士生与高校的报酬矩阵内的每个局势设为(M2,S),把硕士生与用人单位的报酬矩阵内的每个局势设为(M2,E)。
迫于经济压力以及别的原因不得不提前找工作的硕士生只要高校允许,就会达成(-1,-1)的局势,若高校不允许硕士生提前找工作并为其提供必要的生活补助,则硕士生和高校仍能达到“双赢”的结果。当硕士生不存在经济困难或自己另想办法克服了困难时,必然会坚持好好完成学业,毕业后工作的选择,这种情况中高校与硕士生总是“双赢”。所以高校不允许硕士生提前找工作和硕士生选择毕业后工作是这一博弈中的双方最优决策。
用人单位选择不接收在读硕士生的结果必定与硕士生的意愿“合拍”,局势总是(1,-1)。当用人单位接收在读硕士生时,只有选择了提前工作的硕士生会让其实现满意的局势(-1,1)。这里的上策均衡却是硕士生选择毕业后工作而用人单位选择接收在读硕士生。
高校最喜欢的自然是愿意毕业后工作的硕士生,就如同用人单位最喜欢选择提前工作的硕士生。然而这并不是说无论持何种意愿倾向,只要选择了提前工作,用人单位都无差别的一视同仁。本研究在前面就已经探讨过,用人单位希望聘用的员工综合素质越高越好,而硕士生的科研水平无疑是衡量其素质的一个重要因素,可以认为只有愿意毕业后工作的硕士生才最有可能主动静下心来学习和从事科学研究,从而达到令高校和用人单位都满意的科研水平,很遗憾用人单位选择接收在读硕士生的结果恰恰不可能接收到其最满意的对象。也就是说,用人单位的最优决策与其最满意的硕士生的最优决策相冲突,再换句话说,用人单位的成本最低化目标与对员工素质的期望相悖。
本研究的博弈分析就进行到这里,此时的问题是,硕士生是否应该提前工作以及高校、用人单位是否应该有所作为。本研究在最后就此进行一个探索性地讨论。
4 关于硕士生是否应提前工作的讨论
4.1 硕士生是否应该选择提前工作
让硕士生们产生不同意愿倾向的重要原因可能是对未来预期收益的不确定,对此本研究认为可以从知识的可积累性给出探讨。
知识作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与劳动力、土地和资本不同,“知识溢出足以抵消固定生产要素存在引起的知识资本边际产品递减的趋势。因此知识积累过程不会中断。”社会知识就在人类社会的实践过程中不断积累,并得以延续和更新,而个人知识积累得益于社会知识的积累沉淀,同样不断增长。这种知识积累是质和量双方面的,在当今的经济形态下,已成为整个经济的基础。在校学习可看做知识积累的最稳定途径之一,因此硕士生花在在校学习与科研方面的时间越长,作为生产要素的知识积累得越多,其创造价值的潜力越大,可以预期较大的未来收益。若提前工作,放弃的学习时间不谈,在工作中能获得知识多少也是不确定的。
事实上人们选择读硕士的目的不外乎希望在科研方面有所建树和找到比之前更好的工作两个,这两个目的的实现都要求知识积累到一定水平,因为前面已经分析过用人单位也希望能招聘到科研水平最高的硕士生。如果硕士生都能明白这一点的话,就不会受到经济环境和就业环境的影响,认真完成学业,在毕业后凭借优异的知识积累接受社会的选拔应该成为他们的最佳选择。
这里不能不提到的是,整个社会,包括所有的高校和用人单位,都应该为促成硕士生做出这种选择而有所作为。
4.2 对高校和用人单位提出的建议
(1) 高校安排好硕士生的日常生活。在推广自费制的同时,设置更多的奖学金和生活补助项目,提高物质激励的比重以降低硕士生的总成本,解决高校与持提前工作意愿的硕士生的冲突,并保障完成对硕士生的培养目标。
(2) 用人单位要把目光放长远,对接收在读硕士生工作的决策应当有所限制。应当看到一个科研功底扎实的硕士在未来三年,五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为单位创造的价值将远远大于一个水平一般,仅仅多半年或一年工作经验的硕士,足以弥补用人单位短期的成本损失。
(3) 高校与用人单位之间冲突的化解之法,除了提高各自的认识外,最好能够更多地进行“产学研”合作。用人单位欢迎高校前来调研和利用知识储备解决问题,高校根据用人单位的实际情况确立科研项目,设置硕士生的培养计划。如此,一方面硕士生通过“干中学”和“学中干”把科研和实践联合起来,必能提高其知识掌握水平,另一方面用人单位为高校协助解决的问题支付的费用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硕 士生的经济状况。
(4) 整个社会应当保证舆论的正确导向,不要宣传急功近利的浮躁思想,并为创造良好的就业条件努力发展经济。
5 结论
本研究对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的形成过程进行了推导,提出了硕士生提前工作的动因。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报酬矩阵,运用博弈论中的上策均衡分析了这种现象。最后通过对硕士生知识积累问题的分析,认为硕士生不应该提前工作,并对高校和用人单位如何促成硕士生做出这样的选择提出了建议。
作为探索性研究,在各种条件的设定难免带有主观意愿,使用的方法有限,分析结果也有必要经受实证的检验,进一步探讨是之后必须要做的。总之,对该类问题的深入研究,将为教育管理方法和决策的理论与应用提供十分有益的补充。
参考文献
[1] 杜文景.社科院报告称今年将有100万高校毕业生不能就[EB/OL].
[2] 申剑丽.人保部官员:正在起草系统性促进就业政策[EB/OL].
[3] 周芳.众硕士竞聘“猪肉荣”[J].北京:中国市场,2009,(1):21.
[4] 刘浦泉.中国在校博士生数量已经位居世界前列[EB/OL].
[5] 甘应爱等 [6] 黄亚钧,郁义鸿.微观经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142143.
[7] 高鸿业.西方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743744.
就业政策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农村扶贫,社会政策, 建构
中图分类号:F323.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9)05-0092-04
1.在当代世界各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贫困问题始终是困扰人类社会进步和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不仅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存在庞大的、且有上升趋势的贫困人口,而且在部分经济发达国家也存在不同程度的贫困现象。贫困的概念存在形式多样化的认知趋势,包括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以及文化学的视角等。而对于贫困致因的分析基本上是放在两个层面上所展开的,一是显形的层面,即贫困是一种资源可及性的丧失,包括物质、健康、教育等方面,它们对于贫困者与非贫困者的可获得性比较上处于一种非均衡的状态。二是隐性的层面,即贫困意味着权利和机会的不对等状态,由此伴随行为方式上的变化。很明显,对贫困致因分析的两个层面是互为因果的联系,即贫困致因的表象与内容存在一个频繁交换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在相当的意义上是一种循环往复的结果。
自1991年以来,我国中央政府对贫困地区采取了扶贫资金投入(包括财政性扶贫资金、银行扶贫贷款、以工代赈资金)、政策扶持(包括税收和经济开发的优惠待遇)、东西部省市协作等。近年来实施的“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注重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能力开发和促进,采取了整村推进、产业化扶贫、劳动力输出培训以及对极端贫困地区的移民开发等方式。应该说,这些扶贫策略在减少贫困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但我国处于绝对贫困状态的农民目前在数量上仍处于高位态势,以经济政策为主的农村发展战略还不足以解决农村社会问题的根本。部分学者认为,政府要制定一个综合性的战略政策体系以消除贫困(于洋,2004)。认为农村扶贫机制是一个由社会保险机制、社会服务机制、生态保护机制和心理培育机制组成的有机联系的系统(唐海英,2000)。国外部分学者也认为,传统发展战略的主要缺陷在于它无力承认并且充分认识社会的复杂性,也没有考虑这种复杂性与其他关键性发展层面――诸如经济、政治和环境层面――的相互作用。毫无疑问,这些缺陷使得传统的发展战略永远无法解决诸如贫困、脆弱性、无力感和排斥等严重的社会问题(安东尼•哈尔,詹姆斯•梅志里,2006)。对我国农村而言,以经济收入为本的发展战略在内涵上是强调生存或生活上的物质需要,其符合市场经济的效率原则,但是公平和发展的价值导向在快速工业化的时代往往是难以惠及那些地理偏远的农村地区,因为工业化的改革效益往往集中在广大的城市及城郊。
中国共产党在2009年的十七大报告以改善民生为焦点,强调社会建设与人民幸福安康紧密相关,并以注重社会建设,完善社会管理以及推进城乡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建设为重点内容。该报告所论述的内容基本上都属于社会政策的研究范畴,这表明转型期间的中国对社会政策的关注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而农村的社会政策建设更是成为政府今后一个长时段所着力倾注的方向。对于贫困的治理而言,农村反贫困的制度建设将会成为一个整合性的框架,其中,农村的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之间的关系就成为值得探讨的话题。因为长期以来,我国对农村贫困的治理往往是以开发式扶贫为优先的经济政策为基础,辅之以拾遗补缺性的民政救助。无可置疑的是,这种以效率取向的扶贫方式使得农村贫困人口总基数的大幅度降低。但是在21世纪的今天,农村扶贫的难度已经超出了早前设计的开发式扶贫政策所涉及的深度。例如,对农村贫困者而言,现有的以增加生产性收入为脱贫目标的经济政策忽视了社会融入的概念,而政府所一直倾力的收入转移支付也在一定程度上只强调给贫困者提供生活条件,而忽视了如何帮助他们融入社会,社会排斥现象由此而生。故此,农村社会政策建设的着重点以及基本类型成为理论和现实所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2.著名学者王绍光认为,现在中国已进入一个利益诉求与利益博弈的时代,普通老百姓的利益诉求不是表面的经济利益诉求,而是权利的诉求,权利的贫困已是最大的贫困。农村贫困问题已不是简单意义上的经济贫困,它也包括社会政策的贫困。传统的以缺衣少食等生存性经济贫困随着国家经济扶贫政策的深入逐步减少,取而代之是由信息匮乏、人力资本的流失、社会资本与支持网络网络系统的不足、政策偏差、文化教育和权利保护缺位,以及农村生活价值的失落等因素而导致的新型贫困(赵慧珠,2007)。曾获得诺贝尔奖的著名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这样认为:仅仅减少收入贫困绝不可能是反贫困政策的终极动机(阿玛蒂亚•森,2003) 。以我国为例,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开发式扶贫政策成为农村经济增长的主导策略。该政策方案强调从利用农村资源和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出发,通过将农村发展与提高贫困家庭的劳动和发展能力相结合,以此降低农村贫困的发生率。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开发式扶贫要想达到预期的目标,需要有两个条件:(1)贫困人口相对集中,具有明显的地域性;(2)有赖于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然而,当前的农村剩余贫困人口大都不能满足这两个前提,表现在:一方面,贫困人口的地理分布呈现既相对集中又遍布全国的格局。在这种情况下,立足于地域发展式的开发式扶贫显然难以覆盖这些分散的贫困人群。另一方面,当前的农村贫困人口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因残疾或大病等原因失去了劳动能力的人群,对于他们,开发式扶贫的边际效益几乎为零(张秀兰等,2007)。所以,我们需要新的政策视角来共同建构农村扶贫的整体性框架,而这个框架应该是包括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等齐头并进的扶贫策略。
图1 传统社会保障制度的双重二元分割
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原有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五保制度等在90年代正式确立的市场化改革中面临崩溃的边缘地带,这一具有社会保护功能的制度解体更是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整个社会里的“贫者愈贫”趋势。与城市相比,以社会保障制度为重点内容的社会政策结构体现为双重的二元分割(黄晨熹,2008),见图1。
城市与农村社会政策的差距不仅体现在社会保障制度层面(如养老、医疗、失业等),还出现在职业福利、优抚安置等制度的缺失。例如,在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环境下,国内部分城市给城市居民计发红包,而同区域的农村居民未能同等享受,至于那些旅游消费券之类的社会福利更是无法照顾到农村。在贫困地区的农村,生活上的救助成为唯一的选择主题。其在救助方式上从临时性的集体互助,到乡镇统筹,再到今天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但农村的生活救助政策演变与城市不断成熟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相比,在资金投入上就有不小的差距。对农村人口的反贫困救助应该说不是一个简单的使用公共资源施以救助的过程,有效的反贫困政策首先需要对贫困的风险因素和反贫困的政策工具的功能有充分的了解,然后在此基础上根据风险的类型和特征而选择不同的政策工具。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国农村反贫困政策更具有针对性,效果也更加持久(张秀兰等,2007)。但是我国长期以来使用的政策工具主要来自于以收入增长为主导的经济政策,而缺少社会保护的社会政策。诚然,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政策和经济状况对社会政策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这是因为经济政策不但影响社会问题的广度和深度,而且更重要的是,影响社会政策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Gough,2003)但另一个事实也广为存在,即:社会政策对经济政策的扶贫效果同样具有重要的影响。例如,人力资本建设中的教育培训、医疗保障对于劳动力资源具有维持和发展的功能,这无疑也体现在扶贫和减困的效果层面。从国外近年来所提倡的发展型社会政策理念来看,我国在以下方面尤为不足:
2.1 农村可持续生计能力的缺乏延续了贫困的可能性。“可持续生计”(Sustainable Livelihoods)这个概念,最早见于1991年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的报告,在1995年社会发展峰会通过的《哥本哈根宣言》中得到了清晰的界定:“使所用的人通过自由选择的生产性就业和工作,获得可靠和稳定的生计。”纳列仕•幸格和乔纳森•吉尔曼在《让生计可持续》一文中指出:“消除贫困的大目标在于发展个体、家庭和社区生计系统的能力。”可持续生计能力的增强能促使个体在未来取得可预期的经济收入,其对于消除收入贫困是特别重要的。目前我国农村的养老保障、医疗卫生服务、社会救助、教育、住房以及妇幼福利等政策仅仅是从制度上维持农村生计,但对于在综合发展视野下的生计观在战略上欠缺规划,贫困或趋向贫困的可能性也就将持续持存在。
2.2 乡之间的社会排斥感有增无减。贫困是一个被社会排斥的过程,而社会排斥意味着社会参与的减少和机会结构的短缺。社会排斥是比贫困更复杂、更具有综合性的问题,它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贫困,而且还体现在社会交往、精神生活等多个方面。欧盟委员会对其的解释是:社会排斥涉及多元的和变化着的因素,这些因素把人从现代社会的正常地交换、实践和权利中排斥出去。当社会排斥存在时,这种界限就如同鸿沟、墙壁,清楚地显示着内外之分,被排斥的人没有办法越过这样的界限。尤其在高度专业化的社会里,构成弱势群体的往往是穷人。专业化意味着交易,而穷人缺乏交易的现实资源。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往往受到歧视,他们的权利容易被漠视,他们在经济往来中不容易获得信任,逐渐使得他们对生活有挫折感,不再以进取的态度积极介入社会活动,最终导致他们被边缘化,远离主流社会。
2.3 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失去了应有的人力资本的支持。人力资本是人的能力和素质,是通过人力投资而获得的。它表现为人的知识、技能、经验和技术熟练程度等。人力资本投资包括医疗和保健、在职人员培训、正规学校教育等,这是需要通过社会政策的制度安排而获得的发展权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有关研究报告曾经指出,不同文化素质劳动者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能力不同,小学生是 43%,中学生是 108%,大学生是 300%。农村地区特别是西部贫困地区的农村,由于地域环境、历史传统、民族习惯、、经济状况等因素严重影响了本地区对人力资本的拥有,在贫困文化和收入低下的双重作用下,农村地区缺乏接受现代教育的资金和意识,制约了知识存量的提高,导致农村地区人力资本存量与城市地区存在较大差距,限制了提高生活水平所必需的能力和机会,形成贫困―愚昧―贫困的恶性循环。
3.当代人类发展理念认为,发展的目标不仅仅是经济增长和国民收入的增加。发展意味着为全体社会成员创造一个能够充分发挥自身潜力、能够过上符合自身需要和利益的生活环境,使他们对于自己认为有价值的生活有更多的选择空间。
经济收入的增长绝对不是扶贫的充分条件,而只是扶贫的必要条件而已。所以本文认为,在我国农村扶贫的制度框架上,以经济增长为主导的扶贫政策需要配合以社会公平为主导的社会政策。然而,我国农村不同区域的贫困致因也呈现复杂化的表现形式,因此在农村社会政策的构建上有必要把社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放在一个多维度的视野下进行审视,社会政策的类型选择也不可能一刀切。从社会政策对社会建设的发展意义出发,本文认为,以下的社会政策类型在农村扶贫策略建构中应该具有普遍性的指导意义。
3.1 从需要出发的社会政策类型。从社会发展角度去思考社会成员的需要,应该是社会政策的出发点。从发展需要的层面来代替问题应对模式,或许能走出传统扶贫的思维模式,更好地促进农村发展。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多问题,社会成员的需要也日益复杂,特别是农村居民的需要已表现出了强烈的发展诉求。在就业、社会保护、医疗保险、社会优抚安置、福利供给等方面,农村居民的需要也逐渐以城市为坐标轴,同工同酬、户籍统一等利益需求如果得不到合适的满足,势必导致农村居民弱势地位的恶化。从需要层面出发,实施符合当前农村社会成员需求的社会政策是改变传统问题导向型扶贫方式向具有发展内涵的扶贫策略关键。这种需要满足型的社会政策将更有效地促进农村社会的发展,更好地改变农村的贫困现状。
3.2 以参与为本的社会政策类型。脱离贫困过程中,有效地发展农村经济是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发展滞后的有效途径。农村社会劳动力富余及大部分出外务工反映了农村实体经济项目上的缺乏,提供可参与就业的生产性项目供给不足,这是农村社会发展落后的直接原因。鼓励引进和开发具有生产性的扶贫项目,引导农村社会成员积极参与到项目的开发中来,使之融入社会,来激发他们的工作热情和消除被排斥心理。贫困农户对扶贫项目的参与度低,一直是我国扶贫工作受到批评的关键点。部分研究报告指出:始于2001年开始的参与式村级规划,一直都在强调贫困农户的参与,实际上除了在各地的示范村和典型村的村级扶贫规划中,村民的参与程度比较高外,在其他很多农村,村民的参与程度很低。可见,参与式扶贫规划能广泛、普遍的应用还需要更多的努力(李小云等,2007)。
3.3 以资产为本的社会政策类型。资产为本的社会政策是由美国华盛顿大学的麦卡尔•史乐山教授首次提出,他认为建立一个家庭发展账户,将国民收入进行二次分配,将部分支付收入以资产的形式转移到家庭发展账户中,形成一种帮助穷人进行资产积累的政策手段。传统的贫困概念以收入的多寡来界定,贫困的分析方法只集中于计算收入和确定对象,从来就忽视对于穷人资产的考察。资产为本的社会政策以是否拥有资产和资产积累的多寡界定能力贫困和长期贫困,引入对资产积累的多元社会效应的分析方法,设立了社会政策的新假定,即:收入加资产比目前的单一收入模式更有利于取得积极的福利效果。
3.4 以能促培养为主的社会政策类型。农村居民文化教育水平低下及掌握劳动技能不足,决定了其在社会就业过程中的弱势地位。可行性能力不足限制了农村居民参与劳动就业的可能性,是产生贫困的主观因素。因此,发展以培养农村社会成员的文化素质和就业技能应该是农村社会政策建构的重要范畴。通过积极的农村就业政策来带动就业参与程度的提高,以教育机制提高劳动者的就业技能,特别加强对农村青年的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目前在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环境下,我国各级政府积极引导返乡农民工参与创业的多种形式的社会政策应得到进一步的重视和有效实施。
3.5 以社会资本为支持工具的社会政策类型。社会资本是社会组织的某种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可以通过促进合作行动而提高社会效益,它“不是有效的公共政策的替代物,但往往是政策成功的前提,甚至是结果”(Putnam,1993)。以社会资本为支持手段的社会政策应该注重培育贫困农户的公民意识、公民精神,倡导农村居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意识,并逐渐形成普遍化的互惠惯例。所以改变穷人弱势地位的一个办法是培育农民的自治互助组织,因为一个社会集团的力量的大小,往往不取决于它所包含的成员数量的多少,而取决于它的组织程度或组织形态。在任何一个社会,各种社会集团都会存在利益上的某种冲突,同时也在寻求某种平衡。现阶段我国有必要制定有利于发展贫困地区农村民间组织的社会政策,以此来增加社会资本的存量,并运用良性的社会资本存量来融入进农村扶贫过程。
经济增长必定会给富人和穷人带来机会,使他们有可能增加收入和改善物质生活。工业和城市的发展也能够为穷人的就业提供机会,使那些靠有限土地却不能维持生计的穷人可能获得工资收入的机会,以此融入城市生活。但现在的问题是怎样提高贫困人口从经济增长中直接受益的程度,因为经济学家早就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即贫困人口总是处于受益于经济增长的边缘地带,尤其是在以资本的自由流动为基础要素的市场经济体制环境下,反贫困的社会政策类型规划就尤为重要。所以,处理我国农村扶贫过程中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之间的不平等关系,需要的是建立一种新的概念模式,这一概念模式应该能重新审视社会政策的基础和目标,并有助于在经济扶贫和社会发展之间取得真正意义上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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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政策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国家；市场；社会政策；社会福利
中图分类号：C91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5833（2012）09005015
作者简介：李迎生，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872 ）
一、 社会政策发展阶段的划分
关于社会政策的发展演变，中外学者各自都进行过一定的研究。1958 年， 沃伦斯基（Harold L Wilensky）和莱博克斯（Charles N Lebeaux）在《工业社会与社会福利》一书中，以美国的社会变迁及福利制度的变迁为例，根据国家在社会福利供给中的职能，将社会福利制度区分为“补缺型”（residual，也有的译为“剩余型”或“残余型”）和“制度型”（institutional）两种类型①，这是对福利制度的经典划分之一。“补缺型”社会福利重视家庭和市场的作用，强调依靠家庭和市场来提供个人所需的福利待遇，即只有当家庭和市场的作用失灵而难以提供个人所需的福利待遇时，国家和政府才会承担相应的责任。与此相对，“制度型”社会福利则重视国家和政府的作用，认为国家对于个人的福利需求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主张国家和政府通过一整套完善的法规制度体系，提供个人所需的社会福利。稍后，英国学者蒂特马斯（R M Titmuss）等人也提出过类似的划分：普遍利和选择利 Titmuss， RMCommitment to Welfare，London：George Allen and Unvin （first published 1968），1976.p129， 115；Collard， D“The case for universal benefits”， in D Bull （ed），Family Poverty，London：Duckworth，1971.。强调普遍性社会福利是一种面向全民的社会政策，旨在提升全民的福利水平关于“普惠型福利”和“选择型福利”的详细解释，参见Pratt， Alan“Universalism or Selectivism？ The Provision of Services in the Modern Welfare State”， in Michael Lavalette & Alan Pratt （ed），Social Policy： A Conceptual and Theoretical IntroductionLondon：Sage Publications，2001.。
无论在现代西方社会还是当今中国社会，上述两种类型的福利一般都同时存在（但有主次之分），西方学者做出的上述这些划分，主要还是说明西方各国乃至全球社会政策的发展大体上是沿着从“补缺型”到“制度型”（或从“选择性”到“普遍性”）这样一个基本的路径。“补缺型”社会福利起源于1601 年英国颁布的《伊丽莎白济贫法》，通常可以认为是与工业化初期阶段相联系的社会福利发展模式，它以自由主义思想作为理论基础，认为自由竞争是资源配置的最佳方式，市场经济是实现社会福利的有效途径，国家对于市场的干预只会降低资源配置的效率，损害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因而主张国家仅对市场化进程中生活困难的居民实施最低限度的福利保障。二战以后，西方社会福利模式过渡到“制度型”或“普惠型”尽管西方国家实施“普惠型”福利制度，但也存在着不同的模式。丹麦学者考斯塔·艾斯平-安德森（Gosta Esping-Andersen）在其1990年出版的《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中以福利分配的“非商品化”（decommodification）程度为标准，将西欧和北美国家的福利体制划分为三种类型：“自由主义”福利体制、“合作主义”福利体制、“社会民主主义”福利体制。在自由主义思想指导下，征收社会保障费或社会保障税最少，全国用于再分配的社会保障基金很小，与之相应，社会保障再分配支付最少，统筹互济的因素最少。这一模式的典型代表是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合作主义福利制度强调政府、雇主组织和雇员组织之间的合作；要求雇主和雇员参加保险，按时缴费；与“自由主义”福利国家相比，其福利基金有较大的积聚，除了“社会救济”还有庞大的社会保险计划，覆盖广大的普通雇员群体；福利分配以就业及社保缴费为依据。由于福利基金有较大积聚，统筹互济的因素较多，因此“合作主义”福利体制“非商品化”程度较高。这类制度最初发生在德国而后扩展到整个欧洲大陆，目前包括德国、比利时和法国等国家。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制度实行高税收、高福利，在福利分配方面有均等化倾向，福利分配的资格与个人劳动贡献或缴费记录关系不大，而主要取决于公民资格。与其它两种制度相比，这种体制所追求的福利服务和给付水平甚至能够满足中产阶级的需要，而不是像其他福利国家那样只满足较低需求上的平等，所以，这种制度的非商品化程度最强，给付最慷慨。这种福利制度类型的国家主要存在于北欧瑞典、丹麦、挪威等几个国家之中。参见[丹]考斯塔·艾斯平—安德森：《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郑秉文编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福利国家”的普遍建立是其基本标志。“普惠型”社会福利以社会民主主义理论为指导，认为贫困源于社会而非个人的原因，享受全面的高水平的福利保障，是全体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参见代恒猛《从“补缺型”到适度“普惠型”——社会转型与我国社会福利的目标定位》，《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9 年第2 期；尚晓援《“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再认识》，《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
与西方学者不同，在中国，学者更多地是从社会政策理念变化的角度来探究中国社会政策发展演变的历程。吴忠民指出，从1949年到现在（2003年）的50多年间，中国社会政策的演变留下了一条十分清晰的轨迹：1978年前，同朴素的平等理念、平均主义的行为方式以及种种历史条件相适应，中国的社会政策开始初步形成，并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同时呈现出诸如非现代性、非规范性、非一体化和非持续性的特征；1978年以后的20多年，与现代的公正理念逐渐形成以及现代化和市场经济的初步发育相适应，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社会政策开始逐渐形成，并由单项的、零散的社会政策日益趋向于体系化、规范的社会政策吴忠民：《从平均到公正：中国社会政策的演进》，《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1期。
景天魁认为，中国社会政策在以往3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完成了从平均主义、经由差别主义到发展与公正相统一这样一个理念的转变。经过这样一个过程，我们既不是仅仅追求发展，也不是仅仅追求公正：我们追求的发展是作为公正的发展，我们追求的公正是在发展中实现的公正。这就意味着，社会政策的主题不仅仅是就事论事地解决弱势群体的利益问题、贫困救助问题等等，而是要把经济发展与社会公正统一、结合起来。这是当代中国社会政策的真正主题景天魁：《引致和谐的社会政策——中国社会政策的回顾与展望》，《探索与争鸣》2008年第10期。
此外，景天魁在批评了有的学者以改革开放前后为序、或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为序对中国社会政策的发展阶段进行的划分的不足之后，提出了自己新的见解。他认为，观察中国社会政策的成长，不能依据它的某些外在条件，而要看它本身的独立性和完整性的形成情况。以此为标准，可将中国社会政策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长期以来，我国的社会政策是依附于经济政策的（1949-2002年）。自提出和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以来，社会政策才逐步处于与经济政策相互并立、协调发展的地位（2003-2020年后的某一时期）。在经过一个较长的并立阶段以后，社会政策有望处于主导地位，那将是社会政策成长的更高阶段景天魁：《论中国社会政策成长的阶段》，《江淮论坛》2010年第4期。
上述学者从不同角度（标准）讨论社会政策发展演变的成果都具有一定的启发、借鉴价值。由于国家、市场在社会福利供给中的角色或关系是社会政策发展的任何一个时期都难以回避的基本或核心问题，因此我们更倾向于以此为标准对中国社会政策的发展阶段进行划分。西方学者所做出的类型划分虽注意到了国家角色的转换，但均是以暗含的意义涉及的，具有一定的模糊性。中国学者从理念转换等角度考察社会政策的演变，难以体现国家、市场角色的变化。我们在此明确地从社会政策主体变化的角度，特别是国家、市场角色变化的角度来探讨中国社会政策的发展演变，以从中总结出一些值得借鉴的经验教训，作为未来我国社会政策改革、创新之参考，就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际意义。
从社会政策主体变化，特别是国家、市场角色变化的角度来探讨我国社会政策的发展演变，我们认为，自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社会政策大体上经历了“国家统揽型社会政策”（ 1949-1978年）和“市场主导型社会政策”（ 1979-2002年）两个阶段，自21世纪初（大致2003年前后）起，开始向“国家主导型社会政策”转型。以下我们即沿着上述划分的思路展开分析讨论。
二、国家统揽型社会政策：强调国家的无限责任（1949-1978年）
新中国成立后，依托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形成了国家统揽型社会福利制度。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福利问题的论述，成为我国建立国家统揽型社会福利制度的基本理论根据。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了关于“社会总产品”即社会成员集体的劳动所得的分配原则。他指出，社会总产品不能不折不扣地平等分配给所有社会成员，从中应该扣除：（1）用来补偿消耗掉的生产资料的部分；（2）用来扩大再生产的追加部分；（3）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在将剩下的部分作为消费资料进行个人分配之前，还应从中扣除：（1）和生产没有直接关系的一般管理费用；（2）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学校、保健设施等；（3）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等设立的基金，就是现在所谓的官办济贫事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6-337页。马克思在上述社会总产品“两次有效扣除学说”中，包含了丰富的社会福利制度建设构想。
列宁在1912年俄国社会民主工人党第六次全体会议的决议中，提出“最好的工人保险形式是工人的国家保险” 《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55页。他还在《关于对杜马提出的工人的国家保险法案的态度》的决议中提出了国家保险四原则：（1）它必须为工人在丧失所有劳动能力情况下提供保险；（2）保险的范围应包括所有工资收入者及其家属；（3）所有受保人应收到与其工资收入相当的补偿，保险支出全部由雇主和国家负担；（4）各种形式的保险都必须由地方型的统一保险组织，根据受保人全权管理的原则进行管理 《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54页。
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以上论述及1949年9月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关于“逐步实行劳动保险制度”等规定。政务院于1951年2月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并于1953年1月进行了修订，这是一个包括养老、疾病、工伤、生育等多方面内容的综合性社会保险法规。根据上述法规及其他法规，除了建立面向城市职工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制度外，其他社会政策还包括：对贫困军烈属和革命工作者家属实施救助；向灾民发放赈济粮；以工代赈，救助大量失业人员；接收改造旧的慈善机构，收养孤寡老人和孤残儿童；收容无业游民，组织其进行生产自救，等等。
在农村，全国人大于1956年通过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中规定了对因公受伤生病者的医疗帮助，第一次要求集体经济实体对农村社员疾病医疗承担责任。到20世纪60年代，中国农村绝大多数地区都建立了医疗卫生机构，形成了县、公社和生产大队三级预防保健网，合作医疗制度基本普及。同时，该《章程》还明确规定了在农村实施“五保”制度。
到“”以前，中国初步形成了一个低水平、广覆盖，兼顾城乡的社会福利制度体系。在城镇建立了养老、医疗、工伤、生育和就业保障制度，居民还普遍享受免费教育和住房福利、生活补贴；城乡社会救助制度保障了国民的最低生活；农村合作医疗、“五保”制度开始普及。“”期间各项社会福利制度继续发挥作用，农村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制度甚至在这期间得到推广，发展到了最高点参见潘锦棠主编《社会保障学》，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3-14页。
我国改革开放前依托计划经济实施的国家统揽型社会政策，具有国家包揽、地位从属、平均主义等特点：
第一，国家（依托单位、集体）是社会福利的唯一主体，个人不承担责任，第三部门的发展受到全面制约，社会福利供给的渠道过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的规定，当时我国企业职工社会保险涉及伤残、疾病、生育、养老、死亡等项目及职工供养直系亲属的有关待遇。所有社会保险项目，职工皆不负担任何费用。有些项目，如医疗，除职工免费享受外，其所供养的直系亲属，亦可享受半费医疗待遇。除项目比较齐全的社会保险外，经过几十年的逐步发展，城市职工及居民还享有各种福利待遇，如为减轻家务劳动，单位承办补贴的食堂、浴室甚至理发室；为增加交通便利，单位开设班车或发放交通补贴；为减轻住房负担，单位为职工（按级别、职务、职称、供养人口、贡献、工龄等多种因素）无偿提供（分配）住房，仅收取低微的租金，减免水电费；为解除妇女的后顾之忧，单位承办免费的托儿所、幼儿园，有的甚至还办小学、中学等。此外，还在机关企事业单位内修建了大量的文化娱乐设施，有的还开办疗养院所。由于国家和单位提供了各种优惠乃至免费的社会服务，当时职工家庭收入虽然不高，但确无生活困顿之忧。
第二，社会政策没有自己独立的位置，从属于经济政策，属于计划经济体制的一部分，服务于国家工业化目标。改革前，我国虽然制定了不少属于社会政策范畴的措施或制度，但当时不叫“社会政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全部经济和社会事务都由政府安排、政府主管，“国家统揽”不仅涉及政府对社会福利的统揽，更涉及政府对全部经济、社会事务的统揽。在这种制度下，政府所面临的最基本问题是如何建立一套经济与社会管理体制，而不是像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考虑如何确定政府行动的界限与范围。因此，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在经济与社会领域中一直比较强调“制度”和“体制”的概念，而不太强调“经济政策”、“社会政策”一类的概念关信平：《社会政策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前言。为实现国家工业化的目标，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政府对城乡实行了大相径庭的社会福利制度。在城市，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险制度，而在农村则未实行社会保险制度。新中国成立以后，集体经济开始取代家庭经济原有地位而成为农村经济的主体，农民原先依靠家庭获得基本的生存保障转变为依靠家庭通过集体（主要由家庭有生产能力的成员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取得报酬，为丧失生产能力或处于生活波折期的成员提供生存保护）获得基本的生存保障。“充分就业”也是计划经济时期政府依托农村集体实行的一项基本社会政策。针对农民的医疗需求，从1958年开始，我国在绝大部分农村地区实行了合作医疗制度。当然，这种制度和城市企业职工的医疗保险具有本质的不同，后者能够满足职工乃至直系亲属的基本医疗需要，而前者则不能。农民有病，特别是患了大病，取自合作医疗制度的帮助是微不足道的，其费用仍主要是来自家庭，家庭能否提供则是另一回事。另对少数没有劳动能力，且无依无靠的老人、残疾人和孤儿，由集体实行“五保”，即保吃、保穿、保医、保住、保葬（儿童保教）。
第三，与初次分配的平均主义相适应，计划经济下的社会福利实行平均主义的分配模式。退休金、公费医疗、合作医疗、住房福利、教育福利、社会救助等等几乎所有的福利项目，因过度关注公平而忽视了效率。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社会福利的水准虽然不高，但对于受益人来说，从出生到死亡均可享受各种福利保障待遇，的确减少了人们的许多后顾之忧。然而这种福利制度，只与个人是否在保障的范围内有关，一旦进入范围，与个人的生产效率、对国家的贡献全然无关。久而久之，客观上助长了人们的懒惰行为。个人考虑的是如何多争取一些福利待遇，而很少考虑个人对单位、国家的贡献。于是出现了公费医疗药品倒流进入自由市场、争夺单位住房、享受长期病休在外搞第二职业而本职工作无人关心等现象。
强调国家无限责任的国家统揽型社会政策的出现有必然性及合理性，但因其本身及其所依附的经济体制排斥市场、排斥社会（第三部门）、强调平等（虽然也存在着例如城乡之间的不平等，但在城乡内部是比较平等的）、缺乏效率，因而难以为继。到1978年，我国贫困人口达到2.5亿，为建国以来最高水平张丹、甘娜、保旭：《中国30年农村贫困人口减少逾2亿》，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gn/2010/07-17/2408437shtml ，2010-07-01。，实际上当时处在一种普遍贫穷的状态，大量的国民连基本的福利都难以满足，更不必说满足其更高的福利需求了。显然，这样的一种社会政策及其所依附的经济体制应当而且必须变革。
三、市场主导型社会政策：国家退位与国家缺位并存（1979-2002年）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中国开始了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这一过程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总目标后大大加快了。市场化改革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但也在相当程度上存在矫枉过正的问题：从过去排斥市场的作用，到过于强调市场的作用，由此导致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中国曾经是个相当平等的社会，直到九十年代还有人抱怨中国过于平等。这些人的抱怨确实产生了魔力，今天中国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水平已经超过了解放以后任何时期，甚至超过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参见王绍光《政策导向、汲取能力与卫生公平》，《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巨人的瘸腿：从城镇医疗不平等谈起》，《读书》2005年第11期。
与经济体制转轨的进程相应，我国社会福利的供给模式也开始发生变化。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对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助等等实行统一包揽的政策。在城市，主要通过企业（单位）来实施；在农村，则主要通过集体来实施。在这种体制下，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的界线不清，或者说混合在一起。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通过单位、集体）不再也无力对社会福利统包统揽。城市中企业要实行现代企业制度，改变过去那种企业办社会的现象；农村集体在大多数地区已不复存在，社会福利的主体走向多元化。在这种情况下，国家通过统一的社会政策协调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就变得非常重要李迎生等：《中国社会政策研究三十年》，载李强主编《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1978-2008·社会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32页。
伴随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推进，我国社会政策的改革与创新也取得了重要的进展。以社会保障制度为例参见李迎生《中国社会保障模式的转型路径》，《人民论坛》2009年第28期。：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是从城镇首先展开的，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以九十年代为分界线，城镇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发生于八十年代初期至八十年代末期。这一时期城镇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是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配套措施来推进的，目的在于解决由于经济体制改革所带来的制度不协调的问题。第二阶段开始于九十年代。在这一阶段，随着经济体制改革总目标的确立，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不再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配套措施，而是作为一项相对独立的社会工程，改革的终极目标被确定为建立新型的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制。
经过近三十年的改革，城镇社会保障制度的主要项目（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引进了个人缴费机制，体现了责任共担的原则，改变了职工对单位、国家的依赖思想；社会保障体系日益健全与完善（增加了失业保险等重要项目，社会救助从单纯的物质救助向综合救助转型，分类救助措施出台，等等）；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在不断扩大；社会保障层次趋向多元化；社会保障管理体制趋向统一；社会保障的法制建设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例如，2010年10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表决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自2011年7月1日起施行。
基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明显滞后于城镇、城乡社会保障水平差距明显已严重影响了社会公平并妨碍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形成的现实，国家自新世纪初启动了建立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进程。目前，低保制度已在农村实现了全覆盖，“新农合”已经覆盖80%以上的农村地区及居民，“新农保”也于2009年下半年开始试点，十二五期间将实现全覆盖。
中国社会保障新格局已与计划经济下的社会保障模式存在本质区别。与当今世界主要社会保障模式相比较，中国目前的社会保障制度强调保障金的筹集由单位（雇主）、职工（雇员）、国家分担，保障待遇的分配带有一定程度的互济性，政府要对社会保障承担主导作用等，更接近于“社会保险模式”，从城镇已经进行的改革和农村正在进行的改革都可以看出这一点李迎生：《中国社会保障模式的转型路径》，《人民论坛》2009年第28期。
除上述社会保障制度发生了深刻的模式转型之外，教育福利、住房福利、反贫困政策、特殊群体福利（老人、儿童、残疾人、流浪乞讨人员等）等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总体上，改革以来，我国社会政策的地位、内容及主体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从地位而言，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社会政策（特别是社会保障）已日益从经济体制中剥离出来，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并开始受到关注和重视。从内容而言，社会政策的内容体系趋向完善，原先缺乏的项目得到了补充，各个项目的制度化、规范化建设都取得了重要的进展。从主体而言，社会政策的决策主体虽然仍是政府，但实施主体杨团在《社会政策研究范式的演化及其启示》（《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一文中将社会政策主体分为“决策主体”和“行为主体”，其中的“行为主体”实际上就是“实施主体”。与计划经济下的国家包揽、单位（集体）承担不同，开始强调市场、个人等的责任李迎生：《转型时期的社会政策：问题与选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17页。
改革以来，我国在社会政策领域取得了不少值得肯定的进展，但与经济体制改革一定意义上的矫枉过正相对应，社会政策领域也存在着严重的偏差。改革以来到21世纪初我国的社会政策因过于强调国家从社会福利领域退出，改由市场承担重要的社会福利提供者的角色，加上由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后集体经济瓦解而国家并未及时承担起对农民福利的应尽责任，导致社会福利领域的国家退位与缺位并存的局面，这一时期的社会政策模式可称之为“市场主导型社会政策”。
中国社会政策模型在改革前后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目前学术界尚缺乏必要的、深入的研究。笔者认为，导致这一改变的原因固然很多，除了上面提到的市场化改革的主要影响之外，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来自西方的影响或许是另一重要原因。中国的经济体制转轨过程恰恰发生在西方“福利国家”转型时期，发达国家这一时期福利改革的理论与实践不能不对中国的传统福利模型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1970年代初“石油危机”发生后，西方各国普遍出现了经济滞胀，传统的“福利国家”难以为继，以Friedrich von Hayek、Ludwig von Mises、Milton Friedman等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取代“凯恩斯主义”成为主流意识形态（Hayek等人早在1966年就指出，从长计议，达到效率与公平的平衡的唯一方式是在理论和政策上都回到“个人的”基础。其结果应该是尽可能尊重普通人基于自己实际偏好的选择，通过市场的“看不见的手”进行调整，市场配置所有的资源，包括劳动力，通过市场机制而不是政府行动实现最适宜的利用。仅仅在出现“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公共物品”的再分配才是必要的），1980年代后期出现的“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将“新自由主义”思潮推向顶峰。受“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西方社会政策模式随之也开始了迅速的右转，国家从社会福利领域迅速地、大幅度地退却（参见Bill Jordan，Social Policy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Cambridge：Polity Press， 2006 pp51-69）。
市场主导型社会政策相对于国家统揽型社会政策具有以下几个比较突出的特点：
第一，国家退位。与计划经济时期不同，国家从社会福利领域大幅度退却。这一趋势改革之初就已出现，而后逐渐加剧。有学者明确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后很多的改革都是以市场为导向的。比如医疗保险制度的核心是建立分担机制，使国家不要包揽太多；医疗机构改革的重点是调整医疗服务的价格，提高价格；药品流通体制的改革着眼于引进竞争机制，实际最后药品变成了医院赚钱的主要渠道，以药养医。当时认为只要用市场来调节，也能使得公共卫生或者医疗服务的提供变得更加有效，但实际上，医疗和公共卫生如果从经济学分析的话，是一种非常特殊的东西，它很难用市场来解决王绍光：《人民的健康也是硬道理》，载《思想中国，生命政治》，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年版。另外，国家不仅渐进地、大幅度提高了城镇企业职工社会保险的缴费负担，而且住房福利、教育福利等发展严重不足，其中住房等领域出现过度市场化的问题，至今未发生根本的逆转。绝大多数国民主要通过市场解决养老、住房、医疗及教育等问题，大大加重了国民的经济负担。
图1重要年份卫生费用构成情况一览（1978-2006年）李迎生等：《公益·公平·多元·整合：新医改的社会政策内涵》，《江海学刊》2009年第5期。由于国家退位，对特殊群体的社会保护严重弱化、不足。以国家对残疾人的保护为例。廖慧卿、罗观翠把集中就业模式的发展目前，残障人士就业的主要模式有三种：按比例分散就业、集中就业和个人自谋职业。其中，集中就业模式是一种国家主导的保护性就业，相当于许多福利国家面向残障人士的保护性就业计划。政府通过法律法规的形式确立其就业形式，或直接举办公益性企业、合作社等为残障人士提供工作岗位或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向第三方大规模购买工作岗位提供给残障人士，并赋予第三方公益企业的合法地位，为其生产、经营、管理提供各种资助或支持。这种就业模式既可以是一种院舍内就业，也可以是在开放劳动力市场或准开放劳动力市场中的就业；就业机构向残障员工支付正常水平的工资或象征性的工资。参见廖慧卿、罗观翠《从国家到市场——中国大陆残疾人集中就业政策变迁（1949～2007）》，《学习与实践》2010年第10期。划分为三个时期，即第一阶段：福利企业初步发展——集中就业模式的萌芽、非制度化阶段（1949—1979年）。第二阶段：集中就业模式的确立、发展、制度化阶段（1980—1993年）。到1993年，福利企业的发展接近顶峰。据1993年民政部资料统计，全国共有福利企业5.7万个，容纳了84万残障就业人口。其中，民政部门举办的福利企业约占21%，城镇街道居委会举办的福利企业约占30%，农村乡、镇、村举办的福利企业约占35%②③廖慧卿、罗观翠：《从国家到市场——中国大陆残疾人集中就业政策变迁（1949～2007）》，《学习与实践》2010年第10期。第三阶段：集中就业模式的调整阶段（1994年至今）。1994年至今，残障人士集中就业的社会政策走在一条“去计划”的市场化的道路上。从1994年福利企业开始改制到2007年新的福利企业认定标准出台前，福利企业的产权开始走向多元，国家已经不能像过去那样直接对企业颁布指令性的规制，直接进行性质干预，只能通过法律法规的形式控制企业招收残疾人的数量和监管其基本辅助设施的提供，其他诸如企业对残疾人的管理、培训、生活照顾等，国家没有强制性权力。2007年后，新的认定办法和税收方案实施，任何人都可以申办福利企业，只要满足招聘残疾人数量的规定，继续导致福利企业大规模的私营化②。
图21979-2007年全国社会福利企业数量的变化③第二，国家缺位。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国家未承担起对农民福利的供给责任。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际导致了农村集体经济的弱化乃至瓦解，原来依托集体经济形成的合作医疗制度、五保供养制度、集体及社会救济制度、充分就业制度等随之瓦解或处于困境，而国家未能及时承担起对农民的福利义务。图3表明：由于集体经济的瓦解，合作医疗村覆盖率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达到历史最高点后迅速下降，至八十年代中期达到历史最低点（4.8%），此后至2003年，除少数年份超过10%以外，长期徘徊在10%以下。
国家对农民工等流动人口的社会福利长期采取放任自流的办法，农民工及其家属从八十年代初期的数千万，上升到后来的近两亿，但他们和城市职工、居民存在同工不同酬、同城不同福利的“新二元格局”。
第三，地位边缘。改革以来社会政策虽然逐渐取得了相对独立的地位，但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发展理念指导之下，社会政策实际依然只是充当经济政策的附庸，这种状况限制了社会政策的发展、体系的完善和功能的发挥。应当指出，改革初期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或理念是符合当时的实际的，具有历史的进步意义，对于促进经济发展，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功不可没。当时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是上述理念的具体体现。但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随着平均主义和“大锅饭”问题的基本解决，“共同富裕”的问题即公平问题开始变得比较突出，原先的发展理念和政策重点就应当做适当的调整，由“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发展理念转向效率与公平并重兼顾的发展理念，以解决共同富裕的问题。而这应以国家承担相应的职责为前提。邓小平同志早就指出，“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②《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4、143页。“我们为社会主义奋斗，不但是因为社会主义有条件比资本主义更快地发展生产力，而且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现象。”②
图3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演变（村覆盖率）1958-1998年数据为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村覆盖率，来自顾昕、方黎明：《自愿性与强制性之间——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嵌入性与可持续发展分析》（《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5期）。2003年的数据是农村人口参加合作医疗的比重，来自《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县（市）已逾300个》，《中国医院用药评价与分析》2004年3期。另据《中国统计年鉴》（2005），至2003年全国农村人口76851万，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约4600余万，农村人口参加新农合的比重为5.9%；如果计算县覆盖率则是10.62%。第四，功能弱化。社会政策非但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分配不公。这首先表现在，由于强调效率，低保起点过低且增长缓慢，养老金严重滞后于社会平均工资水平的增长幅度，导致二次分配非但没有对初次分配形成的收入格局加以矫正，使之趋向合理，反而进一步加剧了贫富分化。据统计，1998年我国的基尼系数就已超过0.4的合理值，达到0.403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年鉴》（2003），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年版，第194页。这个问题早在世纪之交就已突出地提出来了，至今仍未得到根本的遏制。
其次，由于国家履行责任在不同阶层（群体）间存在严重的不平衡，养老金、医疗保险、住房等待遇在不同阶层（群体）间的差距日益扩大。市场化改革迅速乃至过度的阶层或群体、地域，其社会福利待遇与其他阶层或群体、地域出现差距扩大的趋势。例如，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三种组织形式之间，社会养老保障标准就存在着明显反差。2003年，企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1132元/月，机关职工平均工资为1311元/月，二者之比为1∶1.16；而企业职工退休金为621元/月，机关职工退休金为1069元/月，二者之比为1∶1.72，再分配的差距比初次分配要大很多《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年鉴》（2008），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9年版。2004 年，全国企业职工退休金人均为7831元，而事业单位的职工退休金人均为14644 元，机关单位的职工退休金人均为15932 元，三者之比为1∶1.87∶2.03；在2000-2004 年这5年间，全国企业职工的退休金以年均 6.31% 的速度缓慢增长，而机关和事业单位职工的退休金增长速度分别是13.45% 和11.67%。在如此不公正的政策下，企业退休职工的退休金迅速地与机关和事业单位退休职工的退休金拉大了距离李迎生、李玲：《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与发展》，载《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发展研究报告2010》，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再看医疗保障，目前很多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仍然实行公费医疗，企业职工则实行基本医疗保险，无工作单位的城镇居民则实行居民医保，农民实行“新农合”，不同的医疗保障制度中所享受的保障待遇存在着显著的差距。
第五，第三部门未能得到应有发展。这进一步加剧了这一时期社会福利的供求矛盾。第三部门（在中国一般称为民间组织）这个概念，起始于1970年代，最早是由美国学者Levitt于1973年提出来的，其后在西方开始流行，如今已影响到非常广泛的社会领域。以加拿大为例，加拿大是第三部门比较发达的国家，加拿大现有人口3150万，各类第三部门人数总和超过1.3亿，平均每个加拿大人加入的各类社会组织超过4个。在发达国家和地区，第三部门是社会福利供给的主要渠道之一。不少国家规定，除了法定的核心福利服务由国家直接提供外，绝大部分福利服务由第三部门提供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综合处：《民间组织：社工人才发挥作用的重要载体》，《中国社会报》2007年11月29日。而在我国，由于第三部门发展严重不足，极大地制约了其社会福利功能的发挥，难以弥补由于国家退出、缺位、市场忽视而导致的各种社会福利真空地带，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福利的供求矛盾。据民政部提供的数据，1989年中国民政部门负责登记管理的各类社会团体、基金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一般可称为民间组织）不到5000家，其后有了较大的发展，到2003年达到26万多家据中国社会组织网（ wwwchinanpogovcn ）。，截至2010年12月达到44万多家据民政部网站（ wwwmcagovcn ）。但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第三部门发展还存在相当大的缺口。
市场主导型社会政策使社会福利配置不足与个人负担过重，导致社会民生及弱势群体问题日益突出，不利于国家的未来发展与长治久安。据亚洲开发银行的专家在20世纪末所做的调查估计，我国农村贫困户中，因病致贫或因病返贫的占约80%据亚洲开发银行：《中国农村老年保障：从中的土地到全球化时的养老金》，马尼拉，ADB，2002年。卫生部20世纪90年代末组织的全国第三次卫生服务调查提供的相关数据虽然较亚行专家的估计要低一些，但也证明了疾病及与之相关的因素是导致农村贫困的主要原因。2003年在农村致贫原因构成中，因疾病或损伤导致贫困的占33%，是致贫的首要原因；而劳动力少与疾病或损伤存在密切关系，是致贫的第二大原因，占27%。两项合计为60%。卫生部统计信息中心：《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数据分析》，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页。
更有甚者，国家退位与缺位并存与社会福利领域的一定范围、程度的过度市场化，使弱势群体问题变得突出。即便在城市，尽管绝大多数城市居民享受养老、医疗、失业、工伤、低保等保障，但由于医疗（药）费的上涨失控导致个人承担费用的不合理上升、部分职工退休金基数低且增长缓慢、失业保险及低保金不能满足实际需求以及教育、特别是住房的过度市场化，更造成了相当一部分城市居民的基本生存面临严重困难。
四、迈向国家主导型社会政策：必要性与可行性
计划经济时期的国家统揽型社会政策将政府视为社会政策的唯一主体，完全排斥市场及第三部门的作用，这种社会政策因缺乏效率且不能满足国民的高层次福利需求而难以持续。而改革开放以来实际推行的市场主导型社会政策，国家大幅度退出社会福利领域，市场成为国民福利的主要提供者，导致社会福利领域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并存，民生及社会问题日益突出。从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政策发展历程的回顾可见，国家统揽型社会政策及市场主导型社会政策都不是我国社会政策的合理模式或类型。那么，究竟什么样的社会政策模式（类型）能够成为我国的合理选择呢？我们追求的社会政策模式应当是注重借鉴当代国际社会政策理论与实践的最新成果，强调国家在福利提供方面的基本职责，同时借助市场机制的作用，并注重发挥社会、社区、家庭乃至个人等各方面的力量，以实现国民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模式。这种社会政策模式笔者称之为“国家主导型社会政策”。如果说市场主导型社会政策是对国家统揽型社会政策的否定，那么，国家主导型社会政策又是对市场主导型社会政策的否定，在这里，伟大的哲学家黑格尔和马克思所共同揭示的否定之否定规律再一次展现出其迷人的魅力。
（一）推进国家主导型社会政策的必要性、迫切性
首先，市场主导型社会政策加剧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失衡，引起了社会各界的不满与反思，强烈要求政府履行对国民福利的应尽责任。
毫无疑问，市场经济导向的改革，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但长期实行“效率优先”的发展方针也造成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失衡。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对191个会员国的卫生系统进行绩效评估，中国仅列第144位，在对卫生筹资与分配公平性的评估排序中，中国位列第188位陈丽娟：《新医改临盆，我们还要跨几道槛？》，《国际金融报》2008年1月8日。由于医疗保障的滞后，国民看不起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在相当范围内存在。住房及教育等等的过度市场化导致普通百姓甚至中高收入者不堪重负、怨声载道。
自新世纪初开始，各界人士对改革特别是涉及民生的改革举措出现的偏差进行深刻反思。2005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布有关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研究报告，称我国医改从总体上讲是“不成功的”。学术界对医疗、住房、教育等改革及政府对农民、农民工、残疾人、贫困者、老年人、困难儿童等弱势群体的福利责任的反思也在持续进行。这种反思得出的结论是，国家在社会福利领域的大幅度退出（过度推卸责任）或缺位是导致上述民生问题的根本原因。
其次，市场主导型社会政策导致社会有效需求严重不足，不利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导致的冲击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实现。
2008年下半年一场发端于美国、进而迅速向全球蔓延的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发展造成了极为严重的负面影响。为应对这一危机，党中央、国务院迅速出台了一系列经济刺激计划以扩大内需。然而，我国社会福利总体水平过低、覆盖面过窄、项目不全、发展不平衡等已成为目前制约居民特别是低收入者、贫困人口消费需求的合理释放，进而影响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一个瓶颈。由于社会福利总体发展水平过低，低收入者乃至部分中等收入者为备不时之需，不敢消费、压抑需求。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角度，我们应该从市场主导型社会政策中摆脱出来，充分履行国家对社会福利的应尽责任中国国民有效需求不足已引起国际媒体的关注。据美国彭博通讯社2010年9月1日报道，中国统计GDP的形式与其它国家略有差别。它GDP的增长率，却从不对每一季度国民的实际需求进行统计。这项指标可以反映经济增长的组成健康与否，如果缺失则让人们无法知道中国的增长是否大部分来自于修建公路、工厂而非国民消费，如果真如此则中国迅猛的增长势头仅仅会加剧经济的不平衡。此外，多数中国大陆居民比起去餐厅吃饭更倾向于购买新鲜食物自行烹调，这就意味左右这个国家消费者物价指数（CPI）的主要因素是天气，而非经济自身的循环。报道还称，中国的内需对世界经济的支持其实比人们确信的要少（《美媒称中国经济未必如想象中强大 数据产生错觉》，新华网，2010年9月2日）。
更重要的是，市场主导型社会政策不利于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目标的实现。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投资与消费结构不合理，经济增长过于依赖投资，居民消费率偏低；内需与外需结构不合理，经济增长过于依赖外需，内需不足；产业结构不合理，经济增长过于依赖工业，服务业发展滞后；生产技术水平结构不合理，物质资源消耗过大，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城乡和区域结构不合理，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中西部发展相对落后；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偏低，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偏低，等等任理轩：《把握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战略重点——论经济结构调整》，《人民日报》2010年4月7日。解决以上问题的出路在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早在2007年，党的十七大就明确指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的紧迫而重大的战略任务：《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日报》2007年10月25日。2010年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十七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十二五规划建议”中，开宗明义地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开创科学发展新局面”是我国第十二个五年计划必须全力实现的重要目标之一。“十二五规划建议”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显然，要实现上述重大战略转变，依赖导致严重民生问题的市场主导型社会政策是不可能的，有赖于社会政策模式的转型和国家主导角色的回归。
第三，西方福利多元主义理论与实践提供的启示，告诉我们实行国家主导型社会政策是合理选择。
20世纪70年代，世界石油危机爆发，西方福利国家随即陷入危机之中，福利多元主义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并在社会政策领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福利多元主义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1978年英国《沃尔芬德的志愿组织的未来报告》，该报告主张把志愿组织也纳入社会福利提供者行列，将福利多元主义运用于英国社会政策的实践。随后，罗斯在其1986年的文章《相同的目标、不同的角色——国家对多元组合的贡献》中对福利多元主义概念进行了更加明确的解释。他首先澄清福利提供并非完全是政府的行为，尽管国家在提供福利上扮演着重要角色，但绝不是也不能对福利垄断。罗斯主张福利是全社会的产物，社会中的福利来源于三个部门：市场、家庭和国家。放弃其他主体，让国家完全承担是错误的。他认为国家是最主要的福利提供者，但并非唯一来源。福利多元主义实际上是国家主导型社会政策的另一种提法，强调国家（政府）应承担社会福利主要提供者的角色。
（二）国家主导型社会政策曙光初现
首先，新世纪初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做出推动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为国家主导型社会政策的出台提供了思想基础。
中共中央总书记在2003年7月28日的讲话中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各项事业的改革和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科学发展观被写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之一。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着力发展社会事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建设和谐文化、完善社会管理、增强社会创造活力，走共同富裕道路，推动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报告并专列一章专门论述社会建设方面的问题。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提出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2011年2月19日年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社会管理要搞好，必须加快推进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完善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制度安排，加快发展各项社会事业，坚持优先发展教育，着力抓好就业这个民生之本，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加快推进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加快医疗卫生事业改革发展，加快推进住房保障体系建设，继续推进扶贫开发，发展妇女儿童事业，培育壮大老龄服务事业和产业，健全残疾人服务体系，使发展成果更好地惠及全体人民。
其次，2003年以来，党和政府为加快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充分履行政府责任，采取了一系列重大行动，以矫正市场主导型社会政策的缺陷和弊端。
2003年初发生的“孙志刚事件”引起了国家和社会对弱势群体问题的高度重视，这一事件直接导致了过去实行多年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废止，而代之以《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2003年底由总理视察重庆农村为农民工追讨欠薪而引发的媒体界、领导层和社会公众对农民工基本权利和生存状况的持续关注，在我国是罕见的。
党和政府对“三农”的关注更是前所未有。自2004年开始中央连年出台关于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 ，至2011年已达8次，这在国际共运史及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史上是破天荒的。2005年的“一号文件” 首次提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援农村”的新理念。2006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更是全面提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战略部署。这些重要文件的颁布和实施对于解决包括社会政策、城乡失衡在内的“三农”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008年1月，我国南方遭受百年不遇的雨雪冰冻灾害，同年的5·12汶川大地震以及2010年4·14玉树大地震等自然灾害发生后，党和政府对弱势群体的关注、支持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2003年以来，我国政府切实履行政府责任，注重制度建设，密集出台社会政策：2003年出台“新农合”，2007年实施农村低保全覆盖及城镇居民医疗保险，2009年出台新医改、试点新农保，2010年通过《社会保险法》，2011年提高国家扶贫标准（提高到2300元/人·年），2012年推进新农保全覆盖，等等。上述各种重大战略决策的陆续出台，使我们看到了中央解决民生问题、推进社会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决心和信心。由于这些战略决策的实施都以国家充分履责为前提，都直接间接离不开社会政策的改革与创新，也使我们看到了“国家主导型”社会政策的曙光。
五、构建国家主导型社会政策任重道远
尽管自新世纪初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出现了各种有利于矫正市场主导型社会政策的不足与偏差的新变化，但也必须看到，向国家主导型社会政策的转型是决不可能自动地实现的，市场主导型社会政策在我国毕竟已推行30多年，制度的路径依赖使得它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将产生着这样或那样的重要影响例如住房问题，2010年初国务院出台“国十一条”、4月中旬推出“新国十条”、9月底再出“新国五条”，加上对闲置土地进行调控、加息、公积金新政……，被称作“史上最牛楼市调控年”。2011年1月26日，国务院进一步推出“新国八条”，1月28日正式推出房产税试点，加大楼市调控力度，但是调控效果仍然有限，单就解决住房的过度市场化问题政府就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除此之外，解决医疗、教育等的过度市场化问题，以及解决农民、农民工、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的社会福利不足问题等等，解决社会福利分配的阶层分化、群体差距、地域失衡、城乡差别等等问题，政府都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这就更加表明加快构建国家主导型社会政策的必要，同时也表明这一过程任重道远，不可能一蹴而就。
第一，对发展理念进行必要的调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指出，“发展可以看作为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扩大的过程”③Amartya Sen，Development As Freedom，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New York， 1999 p3，p14.。这一发展观强调发展不单纯是指GNP的增长、个人收入提高、工业化、技术进步、现代化等因素，而是包含更加广泛的因素，涉及社会安排（如教育、保健设施）、政治参与、公民权利等等内容。“对发展的充分理解必须超越财富积聚、GNP增长及其它与收入相关的变量；这并非是忽视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而是必须超越它。”③森的观点与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其实质是相通的。可以以此为指导，对过去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理念进行必要的调整。具体来说，就是从改革开放以来长期坚持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发展理念过渡到“效率公平，并重兼顾”或“经济发展与社会公平并重兼顾”的发展理念。在现阶段贫富分化比较严重的现实下，甚至可以矫枉过正，采取适度偏重公平的发展理念。对发展理念进行必要的调整，这是构建国家主导型社会政策的重要前提（价值基础）。
第二，科学、合理地界定国家与市场在社会福利供给上的角色边界，实现国家主导角色的回归。首先，国家应当切实承担起对农民的社会福利责任，进一步健全农村社会救助体系，扩大“新农合”的覆盖面，提高补偿水平，加快推进“新农保”试点。其次，国家应当加快建立健全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切实推进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与城市社会保障制度的衔接、整合。再次，国家应当充分履行对全体国民的社会福利职责，科学、合理地划分在住房、教育、医疗等攸关民生的重要领域中政府角色与市场角色的边界，将过去不恰当地市场化了的内容拿回来，实现政府角色的回归。
第三，注重发挥社会政策对经济发展的促进功能。经验及研究一再表明，适度的社会政策对经济发展可以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与国家统揽型社会政策不同，实施国家主导型社会政策并不一定对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在全球化环境下，国际社会的一个普遍共识是，社会政策应被看作是对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的投资，其对经济发展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有重要的作用。以投资为导向的社会政策是资产而不是负担。”“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的提高有助于对瞬息万变的经济环境做出积极的响应，并对提高竞争优势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社会政策或社会保障支出也有其经济成本，但它能够补偿由于失业、残疾和老龄化等带来的负面效应。”梁祖彬：《演变中的社会福利政策思维——由再分配到社会投资》，《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
西方当今社会政策理论与实践发展的一个新趋势是对“发展型社会政策”的关注和重视（教育政策、就业政策、培训政策），对相关社会政策给予优先考虑。发展型社会政策的理论和实践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一政策的核心理论是将社会政策看成是一种社会投资行为，其基本依据是，社会政策对提高劳动力的素质有直接的作用，社会政策关系到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发展型社会政策注重社会政策对于经济发展的贡献，强调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注重从中长期发展战略的角度入手制定社会政策，强调“上游干预”；认为投资于人力资本（教育、卫生）是反贫困和提高国家竞争能力的根本措施；注重社会资本的积累，注重社会投资等理念参见张秀兰、徐月宾、梅志里《中国发展型社会政策论纲》，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7年版。在实践领域，西方国家普遍开始了对传统福利体制的改革，提出了“促进工作福利（welfare to work）”战略，推动符合工作年龄未工作的家庭和个人通过职业培训、就业促进以进入劳动力市场，减少“福利依赖”Dan Finn，Welfare to Work： the local dimension，Journal of European Social Policy，Vol 10 （1），2000.。上述理论与实践的新趋势对中国具有明显的借鉴意义
第四，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实现公民参与的普遍化、制度化。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政治体制改革包含非常丰富的内容，实现公民参与的全面化、制度化是其中基本要义之一。应该说，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如近年提出逐步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等等郑青原：《沿着正确政治方向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三论牢牢抓住历史机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人民日报》2010年10月27日。， 但在实现公民参与的普遍化、制度化方面还存在着严重的缺陷，特别表现在实现弱势群体政治参与的普遍化、制度化方面。美国政治学家Jeffrey M Berry曾给“规范的民主政治过程”下了一个定义，指出，“所谓‘规范的民主政治过程’，是指在此过程中，人口中一个积极的、合法的团体在影响其决策过程的关键阶段能使自己的声音被有效地听到的高度可能性”Berry， Jeffrey M “Ch 10： The Rise of Citizen Groups” Civic Engagement in American Democracy Skocpol， Theda and Morris P Fiorina （ed）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1999 pp367-393.。参与公民团体被认为是影响决策的最有效的途径，但Berry不得不承认，在美国，公民团体的参与者主要是中间及中上阶级并相应地代表他们的利益，这是令人遗憾的。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应当避免出现这一局面，要实现包括弱势群体在内的普遍的民主参与或公民参与，只有这样，弱势群体的权益才能得到及时有效地反映和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