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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2-03 23:5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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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论文篇1

关键词:布拉格学派;美国描写语言学;分析;比较

中图分类号:H0-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48-0136-02

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被称为现代语言学之父,他曾经提出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的理论。他认为,“语言是一个由相互依赖的词项所组成的符号系统。语言现象是一定时间互相排列、互相依存、互相制约而自成一体的符号系统”(龚晓斌,2002)。这一符号系统理论对后来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产生了巨大影响。而本文所要探讨的布拉格学派和美国的描写语言学派正是结构主义的两个重要分支。如今,虽说语言学的研究已经步入到乔姆斯基时代,但是结构主义的影响力仍然不容小觑。结构主义作为一个系统的方法论,其影响力渗透于数学、生物、经济学以及音乐学等领域,因此对结构主义做一番探讨仍有很大必要。

一、布拉格学派

1.学派概况。布拉格学派创始于1926年。这个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特鲁别茨柯依、雅克布逊、布龙达尔、卡尔采夫斯基、哈兰尼柯、瓦赫以及法国著名语言学家马丁内。马丁内并没有正式参加布拉格学派,但是他的观点体现了布拉格学派的传统。布拉格学派的基本观点受到索绪尔结构主义理论的很大影响。

2.学派思想结构——功能语言观。布拉格学派的最大贡献在于音位学领域的研究。他们所持的观点是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的结合,所以布拉格学派曾经明确宣布自己其实应该称为功能语言学派。他们反对用历史主义和分割主义的观点来研究语言,而是提倡对语言的结构进行共时的研究。布拉格学派认为,语言的基本功能在于它是一门交际工具,语言是一个用多种表达手段构成的,为特定目的服务的功能,也就是说他们强调一定要用功能的观点去研究语言。

二、美国描写语言学

1.学派概况。美国描写语言学派又称美国结构主义,是20世纪30~50年代美国语言学的主流。这一学派的雏型出现于1924年,在博厄斯、萨丕尔、布龙菲尔德等人的发起下,美国的一部分语言学家成立了“美国语言学会”这一组织,下设新语法学和人类语言学两大派。美国描写语言学派是以这两派人中的一些人为核心,逐步发展起来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学派并没有专门的组织或者机构,也不属于任何团体,而是当时持相同学术观点的语言学家的一个自发流派。

2.学派思想描写主义(结构主义)。作为美国描写语言学创始人的博厄斯是在没有受过任何语言学训练的条件下自学成才的。他在调查中发现,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什么最理想的语言形式。后来,在为《美洲印第安语言手册》写的前言中,博厄斯论述了描写语言学的框架。他的理论与索绪尔的理论正好不谋而合,后来在布龙菲尔德的继承和发展下,开创了结构主义语言学。

三、布拉格学派与美国描写语言学的比较

1.相同点。①产生和活跃年代。这两个学派同时出现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布拉格学派到1950年,基本停止了集体活动。50年代以来,捷克斯洛伐克学者自称是新布拉格学派。主要有两个组织,一个是“语言学协会”。另一个是“现代语文学学会”。与此同时,美国描写语言学派的代表人物萨丕尔发表他的名著《论语言》。1933年,美国描写学派的另一代表人物布龙菲尔德的《语言论》出版,成为美国描写语言学派正式成立的标志。而在布拉格学派基本停止活动的20世纪50年代,在美洲大陆,阿费莱姆·诺姆·乔姆斯基提出了转换生成语法。由此可见,布拉格学派和美国描写学派在活跃的时间上基本相似。②提倡结构主义。布拉格学派与美国描写语言学派都受到索绪尔语言学的影响,认为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在对语言进行分析的时候,都主张从语言的形式和结构的角度去分析。比如布拉格学派的主要成员特鲁别茨柯依接受了索绪尔的“语言”与“言语”区分以及“能指”和“所指”区分的思想。正是从这一角度,特鲁别茨柯依给音位下定义的。特鲁别茨柯依还接受了索绪尔的语言是一个系统的思想,不是孤立的研究语言的音位,而是从系统的角度去研究音位。正因为如此,人们才把布拉格学派称为结构主义学派。而美国描写语言学派同样提倡结构主义研究。并且在结构分析中,主要是研究分布情况和运用替代的方法。最好的例证便是,美国描写语言学派的代表人物列昂纳德·布龙菲尔德正是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奠基人。他在美国语言学界的地位,有如索绪尔在欧洲语言学界的地位。尽管美国的描写语言学与欧洲的结构主义学派产生的基础不同,但是在整个理论体系以及方法论上与结构主义非常一致。美国的描写语言学初期并没有参照索绪尔的理论,但是结果却与索绪尔的理论不谋而合,这可能也说明描写语言学与结构主义是相通的。③研究方法。两者都重视从共时语言学角度去研究语言。布拉格学派在对新语法学派进行批评的时候,就已经指出要将共时语言研究放到首位。无独有偶,美国描写语言学创始人博厄斯建立了这样一个原则:描写一种语言只能根据它自己的结构,不能也不应该用其他的语言结构来套这种语言。从语言系统的角度来看,索绪尔强调,符号是由能指和所指结构而成的,语言所以构成系统,关键在于符号之间的关系。而布拉格学派代表人物特鲁别茨柯依也是接受这一理论的,从所指的方面来研究能指。美国描写语言学调查印第安语,记录的恰恰就是它的能指(语音形式),然后对照意义,整理出它的能指系统来的。

2.不同点。①产生背景不同。布拉格学派成立于1926年,当时捷克斯洛伐克语言学家马泰休斯发起倡议成立一个语言学会址设在捷克首都布拉格,因此以布拉格命名,成为布拉格语言学会。布拉格学派的骨干成员明显地分为两支,称为两翼:一翼是捷克斯洛伐克学者,马泰休斯和哈弗拉奈克;一翼是俄罗斯学者特鲁别茨柯依和雅克布逊。捷克学者这一翼,特别是马泰休斯,很多理论主张都受索绪尔影响,人们把布拉格学派称之为结构主义语言学派与马泰休斯是有必然联系的。另一方面,布拉格学派的成立与俄罗斯语言学有一定的联系。而与布拉格学派相对,美国描写语言学的成立则是另外一种情况。美国描写语言学其实发端于美国的人类学。欧洲殖民者移居美洲大陆以后,土著居民被驱赶到偏远的山区,生存条件极端恶劣,人口逐渐减少,一些部落逐渐消亡,他们的原始状态的文化也就随之消失。人类学者发现他们的语言随着部落的最后一个人的死亡也就消亡了,因此很有必要对那些快要消亡的语言进行抢救性的研究,以便保留这些在地球上曾经存在的有过生命的人类文化的一些品种。于是一批有眼光的人类学者便把他们的注意力放在美洲印第安语言的调查上。描写语言学就是从印第安语言的调查中生长发育起来的。作为其创始人博厄斯没有受过任何语言学的训练,完全是自学成才,这使他完全从被调查的语言事实出发去看待自己调查的对象,没有任何条条框框,不受任何束缚,摆脱了欧洲语言学传统的偏见,从实践中得出自己的观点。所以说在一定意义上,布拉格学派的成立很大一部分源于内因,有很系统的思想基础。与此相对,美国描写语言学派则相对的受外因影响较大,虽说它的产生也有较强的实践基础,但是我们无法否认其产生的偶然性因素也是不可忽视的。②两者的发展方式不同。布拉格学派是有意识,有目的地自觉建立起来的,是一些志同道合的学者在学术思想一致的基础上联合起来,聚集在一起成立自己的语言学会。而美国的描写语言学派是在美国语言学自然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美国虽然在20世纪20年代就成立了“美国语言学会”,布龙菲尔德还是学会的发起人,但是美国语言学会不是美国描写语言学派的学术组织,它是美国各派语言学家的共同之家。美国描写语言学派三代语言学家之间没有直接的师生关系,前代语言学家对后代只有学术思想的影响,而无有意识的传授。总而言之,无论是从产生背景还是发展方式来说,布拉格学派的系统性都要强过美国描写语言学派。然而,至于两个学派的影响力却不能一概从系统性来分析,实践证明,后来的很多语言学研究专家都认为美国描写语言学派的影响力要甚于布拉格学派。③对索绪尔理论的接受方式不同。布拉格学派在建立之初,创立了语言音位系统的理论和学说,使传统的语音研究领域多了一个新的成员,创造了语音研究三足鼎立的局面:语音学、音韵学、音位学。后来音位学的研究发展为音系学。美国的描写语言学的建立则是有自己的来源和基础,它来源于19世纪末的美国的描写人类学,着重于对语言形式的描写。这种方法论与索绪尔的理论正好相合,于是在索绪尔那里找到了理论依据。索绪尔不止一次说过“语言是形式而不是实质”。④学派思想的根本区别。两个学派虽然都是结构主义学派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二者也存在一些本质上的区别。与美国描写语言学所表达的纯结构主义不同,布拉格学派在用结构分析语言的同时,非常重视语言的功能。在语言研究的各个平面上:确定语言事实、划分语言手段的类别、描写语言结构、解释语言手段的演变规律等,都应以功能作为依据。语言学界根据他这一主张,加上特鲁别茨柯依和雅克布逊在音位学的研究中也十分重视功能,所以布拉格语言学派同时又被称为功能学派。功能语言观把语言看成是完成语言社团赋予其基本职能的工具。其中最重要的功能就是交际功能。所以,布拉格学派从一开始就注意语义的研究,这是他们与美国描写语言学派的根本区别。

综上所述,布拉格学派和美国描写语言学派虽然在活跃时期、研究方法及提倡结构主义等方面有着诸多共同点,但因产生背景、发展方式以及对索绪尔理论的接受等方面仍存在着较大区别,所以导致两学派在理论上仍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别。比如说,布拉格学派从一开始就注意语义的研究,而美国描写语言学却并非如此。但是有一点却是两学派所共有且毋庸置疑的,即两学派分别在欧洲和美洲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并且对世界语言学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龚晓斌.结构主义的语言学基础[J].福建外语,2002,(1).

[2]胡壮麟.《结构功能语言学——布拉格学派》评介[J].外国语学院学报,1999,(5).

[3]季小民.布拉格学派和与哥本哈根学派的比较分析[J].牡丹江大学学报,2009,(9).

[4]刘润清.西方语言学流派[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

[5]刘富华,孙维张.索绪尔与结构主义语言学[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3.

[6]刘明阁,徐云.美国语言学发展史概述[J].南都学坛,1999,(2).

[7]宋宣.结构主义语言学思想发微[M].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4.

[8]陶振民.描写语言学派陈略[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2,(2).

[9]王伟.美国描写语言学及其主要理论[J].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6,(3).

[10]张同俊.索绪尔对20世界语言学流派的影响[J].甘肃联合大学学报,2010,(9).

语文论文篇2

【关键词】礼貌;面子威胁行为(Face Threatening Acts);自我礼貌(Self-politeness)

一、概述

自从1978年布朗和利文森第一次发表他们关于礼貌原则的论文以来,礼貌现象就成为语用学研究的热点。他们的理论为语言学家研究语言所传达的礼貌原则提供了十分有意义的理论支持,该理论本身也得到了不断的评论,同时也启发了一些新的理论,比如Meier 于1995年提出的“修复工作”(Repair Work)以及陈荣2001年建立的“自我礼貌”(self-politeness)。

二、礼貌现象的语用学理论

礼貌源自生活,从狭义角度来看,是指人们在交际中的礼貌。在西方,“面子”首先是由Goffman在1967年提出的一种解释性的概念。Scollon 和Scollon在1995年指出,“面子”是从亚洲普遍的礼貌原则而来,比如“没面子”。语用学中关于礼貌现象的研究中有两个重要的理论:利奇(Leech)的“礼貌最大值”(Maxims of Politeness)及布朗(Brown)和利文森(Levinson)的“面子威胁行为”(Face Threatening Acts)理论。

1. 利奇(Leech)的“礼貌最大值”(Maxims of Politeness)

虽然很多学者反对,但是利奇的“礼貌原则”依然被很多其他学者看作是是对“合作原则”及其相关的最大值的补充甚至是“挽救”。礼貌原则质疑甚至批判合作原则的缺点:合作原则并没有充分考虑礼貌的合宜。另外,合作原则中“最小化”和“最大化”也受到质疑。利奇的“礼貌最大值”包括以下几个“最大值”:

1)策略最大值:最大程度地减少他人的麻烦,同时最大程度地增加他人的利益。

2)慷慨最大值:最大程度地减少自我的利益,同时最大程度地增加自我的麻烦。

3)赞扬最大值:最大程度地减少对他人的批评,同时最大程度地增加对他人的赞扬。

4)谦虚最大值:最大程度地减少对自我的赞扬,同时最大程度地增加对自我的批评。

5)合作最大值:最大程度地减少自我和他人之间的分歧,同时最大程度地增加自我和他人之间的一致。

6)同情最大值:最大程度地减少自我和他人之间的生疏,同时最大程度地增加自我和他人之间的同感。

2. 布朗(Brown)和利文森(Levinson)的“面子威胁行为”(Face Threatening Acts)理论

布朗和利文森的理论基于三个基本概念:面子、面子威胁行为和礼貌策略。该理论有一个前提:所有社会成员都有“面子”,也就是每个人的公众形象和一定的理性能力。布朗和利文森区别了“面子”的两个方面:负面面子和正面面子。负面面子和正面面子都可能受到面子威胁行为的威胁。面子威胁行为分为讲话者的(Speaker’s或S’s)和听话者的(Hearer’s或S’s)。面子威胁行为的“重量”(weight)由三个因素决定:讲话者和听话者的社会距离(D)、听话者较之说话者的势力(P)和强加的程度(R)。三者之间的关系是W =D(S,H)+P(H,S)+R。厘清三者关系对开发其语用价值意义重大,这个公式表明了讲话者和听话者对话时的语用关系。

布朗和利文森也提出了一些避免面子威胁行为的策略,这些策略也分为两种:积极礼貌策略和消极礼貌策略。具体来说,积极礼貌策略是为了满足听话者的正面面子需求,通常是一致的、随和的、和熟悉的表达。另一方面,消极礼貌策略是对应听话者的负面面子,主要是一些受限的、正式的和疏远的表达。

3. 陈荣的“自我礼貌”(self-politeness)模式

在中国,陈荣提出了“自我礼貌”(self-politeness)。“自我礼貌”模式与布朗和利文森的礼貌理论在几个方面都有一些相似,例如两个理论都认为讲话者都有面子的需求。二者的区别在于陈荣认为社会生活中有些言语行为如果不加以修正就会威胁到讲话者自我的面子。陈荣称这样的言语为“自我面子威胁行为”(Self Face Threatening Acts)此外,陈荣还提出了一些缓和“自我面子威胁行为”的威胁力度的方式,也与布朗和利文森的他人礼貌理论(other-politeness)相似。这些方式包括:1)大胆地讲话;2)加以修正;3)非正式地讲话;4)控制自我面子威胁行为(陈荣,2001)

三、结论

“礼貌”和“面子”的概念在世界各地,特别是中国由来已久。尽管不同文化对礼貌的要求不同,礼貌似乎深深地扎根在几乎所有的人类文化中。它们不但是语言学家研究的热门对象,其他学科的学者也对它们表现出很高的研究热情。在西方,利奇、布朗、利文森和很多其他语言学家已经在该领域进行了很多卓有建树的研究。在中国,也有一些学者用西方语言学家的理论来对汉语语料进行分析研究,这些研究一方面促进了汉语语言现象的理论研究,同时反过来也对相关的语用学发展做出了贡献。

参考文献:

[1] Chen,R. 2001 Self-politeness:A Proposal Journal of Pragmatics 33:87-196.

[2] Leech,G. 1983 Principles of Pragmatics London:Longman.

[3] Levinson,S. 1983 Pragmatic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语文论文篇3

关键词: 大卫・卡梅伦 大选辩论 及物性系统 获胜原因

1.引言

2010年4月15日,英国选举史上首场党派领导人电视辩论拉开帷幕。参加辩论的工党党魁布朗,保守党党魁卡梅伦和自民党党魁克莱格唇枪舌剑,阐述及辩论各自的竞选主张。这次辩论包括三场,第三场是在2010年4月29日,其核心问题是经济。当时英国正面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严重的财政赤字危机。因此有分析称经济议题是本次辩论乃至本次英国大选的决定性因素。在第三次辩论中布朗表现得很强硬,却没有能够掩盖住卡梅伦的光芒。媒体普遍认为卡梅伦的表现最为突出,而最后他也以38%的支持率领先,并在随后的大选中获胜,成为英国新一任首相,43岁的卡梅伦也是自1812年以来英国最年轻的首相。那么卡梅伦的演讲究竟胜在何处?布朗为何会落败?本文从韩礼德系统功能语法中及物性系统的角度进行对比分析,对英国大选辩论中卡梅伦和布朗的第三场辩论为语料,在物质过程、心理过程及关系过程三个方面进行了对比分析,从而揭示语言是如何为意识形态服务,以及卡梅伦如何利用语言帮助其达到目的等问题。

2.文献综述

韩礼德(1969)号召学者运用“语言的功能理论”,即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进行文体分析(引自黄国文,2001)。他尝试性地运用属于概念功能范畴的及物性系统分析了威廉・戈尔丁的小说《继承者》,开创了及物性分析的先河。

在此之后,及物性系统被越来越多地运用于语篇分析,如申丹(2006)运用及物性系统对兰斯顿・休斯《在路上》的相关文体特征的深层象征意义进行了分析。宋海波(2005)也运用及物性系统对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短篇小说《苍蝇》中的权力关系进行了分析,从而说明作者对及物性系统的选择和运用在表现权利关系时的作用。冷楠(2007)通过语料库对10篇英美报刊网站上的媒体新闻进行了及物性类型的归类对比,揭示了新闻语篇的及物性特征和各及物性。另外,傅瑛(2007)分析了民事审判语中的及物性系统。但是运用及物性系统对政治性语篇进行分析的文章还不是很多。本文对英国大选电视辩论时的语料进行分析,希望能发现此类政治性语篇的及物性特征,提高对其透视能力及对语言的认知能力。

3.理论框架

及物性系统是一个语义系统,它把人们对现实世界和内心世界的经验用若干个过程表达出来,并指明过程所涉及的参与者和环境成分。它反映了现实世界中事物所处的各种过程,包括状态和关系、决定句子的不同的类型与结构。在这个系统中,韩礼德分别阐述了六种过程类型:物质过程、心理过程、言语过程、关系过程、行为过程和存在过程(胡壮麟等,2008:75)。本文着重分析了物质过程、心理过程及关系过程。

物质过程是表示做某件事的过程(a process of doing),这个过程一般由动态动词(如build,break)来表示,动作者(actor)和动作的目标(goal)一般由名词或代词来表示。如果一个物质过程既有动作者又有目标,所在的小句既可以是主动语态也可以是被动语态;如果只有动作者而没有目标,小句就只能以主动语态的形式出现。如:

1)My brother built all the house.

2)The window was broken by him.

心理过程是表示感觉(perception)、反应(reaction)和认知(cognition)等心理活动的过程(a process of sensing)。心理过程一般有两个参与者,一个是心理活动的主体,即感知者(senser),另一个是客体即被感知的现象(phenomenon)。如:

3)She doesn’t like the milk.

4)He saw the North Star.

关系过程指的是反映事物之间处于何种关系的过程(a process of being)。关系过程可以分为“归属”(attributive)和“识别”(identifying)两大类。

5)Carlos is a poet.

6)My name is Alice.

以上是对及物性系统的简单介绍,下面来看具体分析。

4.语料选取及分析

4.1语料选取

本文选取了大卫・卡梅伦和戈登・布朗在第三场的辩论,因为第三场的经济议题十分重要,会决定数百万游离选民手中的选票。最终,卡梅伦在辩论中获胜,而布朗在辩论中的支持率最低,在之后的大选中也落败。我仔细阅读了第三场辩论材料,并对卡梅伦和布朗的发言分别进行了及物性系统的分类,结果如下:

表1 辩论中双方发言的及物性系统分类

4.2语料分析

通过以上表格,可以看出,在辩论中,卡梅伦使用了较多的物质过程,而布朗则使用了较多的关系过程句。本文分别对两人使用频率较高的物质过程、关系过程及心理过程进行对比分析。

4.2.1物质过程

整场辩论中卡梅伦共有289句陈述,通过上表可以看出,物质过程类型占了很大的比例。物质过程指某个实体做了某事或从事某项活动。如果物质过程在一个语篇里大量出现,说明这个语篇主要关注外界发生的事情或活动,以及这次写动作的执行者(李国庆,2005)。卡梅伦使用物质过程来表明他决定做什么,希望听众通过他的陈述信任在他领导下的政府,期待他以后的行动。2008年的经济危机重创英国经济,使英国进入二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之中,失业率高涨,企业大量倒闭,同时,英军深陷阿富汗战争泥潭,伤亡人数不断攀升,更增添了民众的不满。而保守党趁机以变革者的姿态出现,大肆指责政府处置危机不力,并攻击布朗政府应对英军装备落后导致伤亡过多负责。在这种形势下,卡梅伦在其陈述中使用大量的物质过程,希望向选民们传达他所注重的是实际行动,如果他能成功当选,选民可以期待他一系列务实的行动。经过进一步的分析,我发现,这些物质过程的动作执行者大部分都是“we”,共有44次,占了物质过程总数的40.74%。来看具体例句:

7)We’ve got to reward work and tackle welfare dependency.

8)But we are going to stop that one tax that will hit the lowest paid the hardest.

可以看出“we”有两种指代用法:一种指代卡梅伦及其领导下的保守党;另一种是包括卡梅伦在内的广大英国人民。使用“we”来做动作执行者有几个作用:首先,使用“we”,说明这些改革仅凭卡梅伦一人是无法完成的,需要保守党成员及人民的支持和配合;其次,使用“we”,感觉像是在和听众进行谈话,而且会使选民觉得卡梅伦是和人民站在一起的,这样就拉近了卡梅伦和选民的距离。之前,在下层选民眼中,卡梅伦出身上流社会,是一个不知民间疾苦的政客,不善于解决实际问题,通过这些语言上的技巧,卡梅伦试图证明自己及保守党的行动力,并且表明自己与英国人民在同一战线上。之后的支持率说明他这种做法是成功的。另外,这些物质过程中的目标都是要改革的内容,这也充分说明了卡梅伦及其领导下的保守党进行改革的决心。再来看动作执行者是其他表达的句子:

9)Inheritance tax should only be paid by the riches, by the millionaires,it shouldn’t be paid by people who’ve worked hard and done the right thing in their lives.

10)He not only broke his own bank,he very nearly broke down the whole economy.

在第二句中,“He”很明显的是指布朗及其领导下的工党;第一句和第三句通过上下文,读者或听者就能明白是在指责工党在执政期间没有对经济危机采取有效的措施。在辩论中,当卡梅伦不再使用“we”或“I”时,大部分的动作执行者就会是布朗或工党,且后面的动词多含消极意义,这就很明确地在向公众宣布,布朗执政期间,尤其是在经济危机这段关键时期,没有采取有效措施,而自己及保守党与工党不同,可以帮助英国渡过这段艰难时期。这就赢得了听众和选民的好感。

而布朗仅使用了81个物质过程句,所占比例为32.14%,远远少于卡梅伦。经过进一步的分析,我发现布朗在辩论时很多次将矛头直指卡梅伦及其领导的保守党,却没有对自民党领袖克莱格进行直接反驳或发问,下面来看几个例子:

11)We will continue to give investment allowances which would be abolished by the Conservatives.

12)We will maintain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agencies which again the Conservatives want to remove.

通过上述几例可以看出,保守党与工党在面临经济危机时采取的一些措施是截然相反的。布朗这样多次直接对卡梅伦及保守党的政策进行反驳,一方面是出于辩论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布朗已经将卡梅伦作为主要对手,因为他并没有这样反驳克莱格。我认为布朗已经觉察到卡梅伦的实力,因此急于将其驳倒,但是这样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因为经济危机发生后布朗领导下的工党并没有采取什么有效的措施,布朗在辩论中多次反驳卡梅伦,这样的做法反倒加深了选民对卡梅伦及保守党的印象,而由于保守党的政策与工党不同,这也符合了选民的意愿。我认为布朗的这种做法为卡梅伦增加了选票,起到了适得其反的效果。

4.2.2关系过程

在韩礼德系统功能语法中,关系过程是指一个物体与另一个物体的关系,或指一个物体的性质、特征、情形等,根据这两种情况关系过程被划分为归属和识别(魏善华、李敦之,2009)。我对卡梅伦辩论中使用的关系过程句进行了分类,发现卡梅伦只使用了9个归属类关系过程句,而使用了75个识别类关系过程句,占到关系过程句总数的89.29%。来看例句:

13)That’s the change we need.

14)That’s not popular,but it is the right thing to do.

这些识别类关系过程句的使用,使得卡梅伦的陈述更加有力,让选民觉得卡梅伦很清楚自己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对于英国以后的道路,他早已成竹在胸,这样自然而然就会赢得选民的信任。

关系过程句是布朗使用最多的一种类型,其中识别类关系过程句数量为60,所占比例为70.59%,也要低于卡梅伦。而且,这些关系句多涉及布朗先前或者现在的作为,比如:

15)That’s why we have banned unskilled workers from outside Europe from coming into Britain.

16)As a result of that,Britain is now on the road to recovery.

布朗所提及的大部分都是之前的一些措施,但这些措施并没有使英国走出经济危机,民众希望能有一些新的措施来改变,而布朗在辩论中没有做到这一点。

4.2.3心理过程

心理过程所表示的是非动作过程如情感、认知和感觉。在卡梅伦辩论中的心理过程句大多数是以“I think...”这种形式出现的:

17)I think there is this complete confusion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economy.

18)I think that just doesn’t make sense.

既然是辩论,就要阐述自己的观点,所以使用这种形式是符合辩论要求的,这会使选民觉得卡梅伦对于英国现状及对策有自己的见解。

另外,卡梅伦也使用了较多“want to...”这种结构。如:

19)We want to see net immigration in tens of thousands,not hundreds of thousands.

20)I want every penny of the education budget to follow children like mine across the playground and into the school.

卡梅伦通过“want”的使用,描述出如果他当选,他将采取何种措施,以及英国将会呈现出怎样的景象,让选民看到了卡梅伦的行动力和英国的希望。这无疑会使选民倾向于卡梅伦这一方。

在心理过程这一方面,布朗与卡梅伦相似,也是大部分采用“I think...”来阐述自己的观点,不过布朗还经常使用“I believe...”这样的表达:

21)I believe in fairness.

22)I believe over the next few years,we can create 400,000 jobs in low-carbon industries.

“believe”在词典中的释义为“相信,猜想,笃信宗教”;“think”的释义为“想,认为,思考,打算”。我认为“think”要更加理性,“I believe...”个人主观色彩要强于“I think...”,使用过于频繁的话会给人留下自负的印象,而且相对于“want to...”来说缺少了一种行动力。而对于正在经历经济危机的英国民众来说,他们更希望看到的是一位稳健的领导者,能够采取一些实际有效的措施摆脱困境。布朗大量使用“I believe...”,本意想表达自己的决心,以博得选民的信任,结果却适得其反。

4.2.4小结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卡梅伦在辩论中使用大量物质过程句,表现出他在英国经济危机的现状下有一套积极的措施,表达了卡梅伦及其领导下的保守党的决心,而英国现在正需要这样一位领导人来将他们从经济危机的困境中解脱出来。卡梅伦对语言的选择在拉选票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5.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卡梅伦在第三场辩论中使用了大量的物质过程,陈述了自己如果当选会采取哪些措施,向选民表示了其行动力,以及他作为领导的责任感,希望听众能为之振奋,并取得选民的信任。而事实证明,卡梅伦也的确做到了这一点,通过对语言的正确使用,卡梅伦向选民展现了他的自信、有主见和行动力。相比而言,布朗在这方面要弱一些,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曾经担任英国经济大臣的布朗并没有拿出什么积极有效的措施,这不免令人失望。当然,英国大选中的胜败有诸多因素,本文仅是从语言方面进行分析,希望能提高对此类语料的敏感度,以及对语言的应用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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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傅瑛.中国民事审判语篇中的及物性系统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7.

[3]胡壮麟,朱永生,张德禄,李战子.系统功能语言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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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论文篇4

图书馆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与智慧的结晶,尽可能满足图书馆用户对文献的需求是图书馆建设始终不变的追求。随着文献资源的多样化发展和读者对文献资源多元化需求,图书馆需要更快捷、准确、有效的图书情报信息来指导其馆藏建设工作。大学图书馆中研究生是重要的读者群,他们是高级研究人员的后备军,在导师指导下,参阅了大量的中外文献资料,对本学科领域的最新研究课题进行了潜心研究,逐年积累了一批科研成果一学位论文。学位论文作为情报文献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反映了研究生的理论学术水平,其后所附的引文也反映了研究生的文献需求和他们吸收文献信息的能力,从中可以了解他们利用文献的规律和对专业文献资源的需求特点目前许多大学图书馆都面临着采购经费不足与各种文献价格持续攀升之间的矛盾因此对研究生学位论文引文进行定量统计分析为图书馆提高文献采集质量,提高文献满足率提供了必要的参考资料。

引文分析法是一种应用于图书馆文献采集的有效工具,引文分析法需要建立在全面的引证数据基础上,由于对大量数据进行搜集、统计、分析,既费时又费力,所以在手工方式下使其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限制。当今,信息处理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为引文分析法提供了技术支持,本文介绍了研究生学位论文引文分析系统作为一种在计算机辅助下实现快捷、方便、准确的引文分析的方法。

2.引文分析方法

图书馆的馆藏建设是由规划、选择、收集、整理、组织、保管等环节构成的系统工程,图书馆的馆藏建设水平可通过馆藏评价来衡量。文献计量学是一种广泛应用于图书馆馆藏建设的科学、定量的评价方法,它是借助文献的各种特征的数量,采用数学与统计学方法,对各类文献的诸计量特征进行统计分析,进而揭示和研究文献情报规律、文献情报科学管理以及学科发展趋势的一门科学在文献计量学研究中,以引用数据为基础的计量技术作为重要的研究手段已被广泛接受,其中引文分析法是文献计量学方法中最为重要的技术之一。

所谓引文分析就是用数学和逻辑学方法对期刊、论文、专著等研究对象的引证和被引证现象及规律进行分析,以揭示出它们所蕴含的研究对象所具有的特征或对象之间的关系的一种研究方法。引文分析法被广泛应用于核心期刊的测定,文献规律的研究,情报检索系统,情报预测研究,对文献的评价,馆藏分析及图书采集中,其内容包括引文量、引文时间、引文类型、引文语种、引文作者等的被引规律分析,自引规律分析等。

2.1被引规律分析

被引文献具有一些基本要素,如文献类型、学科内容、语种、年代、引文出处等。依照不同要素和指标,可以将被引文献分为以下一些类型:被引文量按频数分布;被引文按年代分布;被引文按学科或主题分布;被引文按文献类型分布;被引文按语种分布;被引文按国别分布;被引文按著者分布;被引文按期刊分布。被引文量指某一主体对象(论文、期刊、学科、著者等)含有的参考文献数量。通过被引文量的频数分布分析,可以揭示作者吸收和消化情报的途径和能力及作者使用情报源的习惯和方式特点【51。被引文年代分布是从时间的角度对引证分布规律进行分析,可以反映被引文的出版、传播和利用情况,常用于文献老化和科学史的研究。通过对被引文年代分布曲线的分析可大致确定被引文献投入使用的周期,中、夕卜文被引文献从出版到被利用的平均时间差及科学文献被引用的最佳年限。被引文献类型分布即各种类型的文献(如图书期刊、特种文献)在参考文献中f例,研究被引文类型的分布可以相对显示出各类文献的情报价值。被引文按文献语种分布对图书情报部门有计划地引进外文文献、译文选择、外语教育等都颇有参考价值。

2.2自引规律分析

被引文献是自己以前所发表的文献(或者说作者引用自己以前发表的文献)的文献引用现象叫做“自引”。在全部引用文献中,自引文献大约占有1030%。自引是一种特殊的科学文献引用形式,它所包含的特殊规律性对揭示作者、机构、期刊和学科等科学主体之间的内在关系十分有用。自引统计是对科学主体的文献自引关系进行定量描述(测度),为自引分析提供定量依据。文献自引的测度指标包括自引量、被自引量、自引率和被自引率。自引量代表主体的文献自引绝对强度,自引量大,说明主体的研究方向较为稳定,其研究课题、研究方法、学术观点具有连贯性、系统性,较少受外来因素的影响。自引率代表某主体对其自身的依赖性程度(简称自依赖性)。自引率高,则自依赖性强,说明作者较强地依赖于自己的前期研究,反之则表示可能其研究课题之间关联不大,或是作者注意吸收他人的研究成果。

3.学位论文引文分析系统

研究生学位论文引文分析系统基于引文分析理论及C6模式,运用PowerBuilder作为开发工具,进行系统的前台窗口对话界面设计,后台采用可靠性、安全性高的数据库管理工具Sql2000,从数据录入和信息统计两大部分出发,实现学位论文引文量统计(包括每篇论文引用的文献量、论文引用文献量最大最小值、频数分布、专业/学科平均引用文献量),按语种分布统计引用文献量及其相对数,按引用文献类型统计引用次数及其相对数,按年代统计某一年或某一时间段内引用文献数量,常用期刊文献按中外文分类统计引用量,常用图书文献按中外文分类统计引用量,计算馆藏文献收藏率,自引及引自导师文献人数及引文量统计等功能。

3.1流程设计

研究生学位论文引文分析系统为大学图书馆的馆藏建设提供了有力的工具,能有效地帮助图书管s购图书°系统流程,如图1所示:首先,用户登录,如果登录失败则结束,否则成功则转入下一步。其次,用户可以进行基本参数定义或进入引文信息管理录入或导入论文信息及论文的引文信息,引文信息输入成功后转入下一步设定引文分析的抽样参数。选择论文年代范围及论文级别等抽样参数后则可直接转入下一步,对设定范围内的论文应用引文分析方法对引文信息进行统计,对统计结果可导出报表。

3.2系统功能设计

基于科学性与使用性相结合的原则,对学位论文引文分析系统设计开发进行构思,其设计功能涵盖了基本参数设置、引文信息管理、引文统计管理和系统维护与管理四部分,基础数据管理是系统的基础,用以添加、删除或修改引文分析时所需要的基本参数,包括文献类型目录、文献语种目录、学科/专业目录以及抽样参数;引文信息管理是对研究生学位论文及引文数据的管理,主要实现对引文数据的录入、编辑、删除及导入等功能;引文统计管理是用户最为关注的功能,主要实现引文分布统计、特殊引证统计、常用文献统计、引文量统计等。系统维护与管理主要实现系统日常维护与管理,包括用户账号管理、用户权限设置、更改口令及在线帮助等,图2所示为引文分析系统软件结构。

     

系统的主要目标是将高校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基本信息及论文的引文数据通过客户端准确的输入到计算机,利用本系统的功能对这些信息进行提取和加工,以产生图书馆管理人员所需的各种统计信息。引文分析系统是个典型的分析型处理系统引文信息统计是本系统的核心功能。该功能建立在引文分析法的理论上,并发展了其原有内容。在引文分布统计中,不但包括被引文量按频数分布、被引文年代分布、被引文按文献类型分布、被引文按语种分布,还包括了对引文语种、类型、年代的联合分布;在特殊引证统计中,除了自引统计,还针对研究生学位论文的特点,增加了对引自导师情况的统计功能。在常用文献统计模块中增加了对常用图书及其他文献的统计,从统计的结果不仅可以看出哪些是研究生所需要的书籍,而且还可以反映学术界的较受欢迎的书籍和网站。图3给出了常用文献统计界面。

3.3系统应用

为具体说明本引文分析系统的实施效果,现选取西北工业大学2001年共24部博士学位论文为分析对象,列举了引文分析系统在引文数量、语种、类型统计等方面的具体应用(文中的数据表均来自于系统导出的Excel表格)。由论文引文数量表及被引文量的频数分布可以看出该校博士生的文献需求量较大,并具有较强的吸收和消化文献信息的能力。以篇均引文量133篇为中心,形成了中间高,两极低的正态分布,如图4所示,基本符合被引文量的规律。

4.结术语

被引文类型分布的数据统计结果表明在期刊引文中,英文期刊占期刊引文的77.5%明显高于中文期刊,可见博士生更看重外文期刊的情报价值。此外,文献类型与语种的联合分布直观地反映出网络文献的情报价值逐渐被重视起来,尤其是英文的网页使用价值更高,这与信息技术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网络的应用,不但解决了近些年图书经费紧张,外文图书贵,引进量较少,用户获取困难的问题,而且还能让博士生更快、更直接的接近国际上的前沿技术。

语文论文篇5

贝克把黑人文本置于黑人文化的传统之中,置于黑人日常生活的体验之中加以考察。将黑人文学文本重新加以语境化,从黑人的话语实践中透视出文本解读的多种可能性。贝克十分关注黑人的生活体验和话语表达方式,关注黑人日常生活中的表意特征。他把黑人音乐,尤其是布鲁斯音乐,视为黑人本土话语的最典型特征,视为黑人文学文本研究的原始依据和文化源泉。因此,布鲁斯本土语言研究也就成为贝克文学理论体系的切入点或出发点。

布鲁斯作为爵士乐的一种,最早来自棉花田间的农夫和火车工人之中,由黑人的劳动号子与早期宗教的和世俗的音乐相互影响而形成。后来为了谋生,歌手们弹吉他和拉手风琴到处乞讨、演唱,逐步向外传播开来。如布鲁斯的歌手通常站在以铁路的交叉口为象征的背景下演唱。歌词也非常富有隐喻性。如《交叉口的布鲁斯》:“站在叉道口,挥旗让火车走/无人知道我,都从我身边过”[1](p1)。交叉路口的十字标牌象征着人类生活的复杂性,选择的多向性、不确定性和流动性。布鲁斯中的“铁路”常常被视为经济发展和审美发现的潜在可能性,是有意味的象征符号。这种喻意的可能性来源于火车头的驶动性或推动力,因为它预示着无限的运动性与自由性。布鲁斯音乐人在音乐中转换或再生产这种能量的原始动力。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布鲁斯作为一种“民族记忆”音乐在美国开始流行。贝克说:“美国的金融者不仅仅知道铁路有其商业可能性,而且也是黑人音乐的来源之处”[2](p2)。

布鲁斯融合了黑人劳动的歌声、教堂的唱词以及民间的幽默和智慧。布鲁斯抒情歌曲体现了非裔美国黑人的一种亚文化的追求、理想与忧虑。布鲁斯既是音乐,又是语言,它渗透了黑人的内心体验和潜意识,如压抑、痛苦与虚幻、遐想等。布鲁斯极富抒情性、虚拟性、象征性、寓意性、神秘性、互动性和哲理性,具有很高的精神价值或审美价值。同时,布鲁斯也象征着非裔美国黑人民族感的认同。布鲁斯本身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显现了在主流文化中边缘文化的生存状态。贝克说:

非裔美国黑人文化是复杂的、扭曲的,从中我们可以发现作为基质的布鲁斯隐喻表达。基质就是孕育处,网状体,一种化石,一种深藏宝石的洞痕,一种合金中的要质,一种可以重新复制或录制的碟盘。基质是永不停息的输出点与输入点,是生产过程中永恒存在的推动力的交织点。非裔美国黑人的布鲁斯形成了充满活力的网状体,是一种多重复合体。通过这种复合体。我们可以发现非裔美国黑人话语文化的重要特征[3](p3)。

布鲁斯音乐的存在和发展既有它自身音乐的自律性,也有着不可忽视的他律性;既有音乐的独特性,又有音乐的互文性。从布鲁斯的形成与发展的情形来看,它与文学的本质特征有着共通性。贝克认为文学和布鲁斯音乐一样,都富有隐喻性、虚拟性、神秘性、审美性等主要特征。同时,文学也和布鲁斯音乐一样,只有通过发现与黑人生活复杂性一致的手法才可以扑捉到黑人生活的真谛。拉尔夫·艾里森也认为布鲁斯最能表达黑人经验和黑人视野的复杂性。他把布鲁斯音乐的特点融入到他小说的结构和内容之中。鲍德温运用黑人土语和布鲁斯艺术创作了《索尼的布鲁斯》和《假如比尔街能够讲话》等一系列作品。在鲍德温的作品中,布鲁斯体现了黑人民族的痛苦和历史,布鲁斯使人们获得了启示,使人们认识了自我。

贝克把布鲁斯作为非裔美国黑人的一种典型的文化言说,从而提出黑人文本解读的阐释范式和典律。贝克说,他所使用的布鲁斯具有多重意义,每一种隐喻都包容了美国黑人文化的本土性特征。布鲁斯的诞生标志着美国本土文化的王国里出现了一种具有更强烈的震憾力的音乐,因为布鲁斯表现了黑人精神上与话语权力上的压抑。布鲁斯音乐是对主流文化的一种应对策略。概而言之,布鲁斯是一种文化存在,体现了非裔美国黑人语言的本土特色、审美特色和意识形态的存在。布鲁斯代表了一种社会的存在,体现了黑人民族的存在。可以说,布鲁斯成了非裔美国黑人话语文化的代名词。

贝克的布鲁斯本土理论是一种典型的文化批评理论。贝克的布鲁斯本土理论体现了他对本土文学的文化哲学反思以及西方当代文论家对他的影响。1980年在《历程的回顾:黑人文学与批评的问题》中,贝克认为“说话的主体”(speaking subject)创造了当代评论者阐释话语或符码。但在他现在的研究中,他发现是语言(或符码)在“说”主体("speaking”the subject),主体被“非中心化了”。他说:

在过去的十年里,我一直在探寻非裔美国黑人文学(和文化)独特的东西,我确信在独特的主体性中发现了这种特殊性。但是经济基础的客观性和后结构主义理论的出现改变了我的观点。我也确信象征理论和独具特色的象征人类学的思想提供了理解非裔美国黑人表意文化的有效途径。我发现象征的对应物——实际的或物质的缘由,对于理解非裔美国黑人话语是很有必要的。……从主体中心到主体去中心,从绝对的象征性到更具有包客性的表意观点的转变,是由方言本土理论的激剧力量使然。研究这种思想的途径来源于对弗·詹姆逊、海登·怀特与谢尔·萨林斯和其他人的著作的尝试性阅读,因为我从这些学者的观察中获得了不少收益[2](p109)。

贝克认为,方言是一个特定的国家和地区所特有的一种艺术。美国奴隶制的物质条件和非裔美国黑人布鲁士音乐的表意特征的结合,作为一个先在基质,在美国产生了一种强大的、本土的创造力。对经济基础和本土方言的关注,产生了象征型人类学与分析型策略之间的一种张力,弗·詹姆逊称之谓“形式的意识形态”或“作为社会象征性行为的叙事”。詹姆逊关于历史的非文本性的观点表明,社会或“环境”是一种先在的历史或意识形态的“潜文本”。这一“现实”不是外在于文学文本,也不是与文本保持一定距离,而是包含在文本之中,成为文本自身固定的或内在的潜文本。社会往往以“潜文本”的方式存在于作品之中。他以格雷马斯的符号方阵为例阐释这一观点,符号方阵所建构的意识形态的封闭和所表达的二元对立的运作本身正体现了社会矛盾的表征性投射。因此,外部现实与文本合二为一,社会矛盾只能以文本的形式存在或以话语的形式存在,而终极的社会始终是缺席的。

海登·怀特的新历史主义作为一种“文化诗学”,打通了文学话语与历史话语的界线,并使“文学的历史叙述”成为当代文学理论的一个重要命题。同样,历史话语所禀有的那种“诗性”品质,“以其具有文化意义的形式现实化为一类特定的写作,正是这一类特定的写作,正是这一事实允许我们去思考文学理论和历史编纂(historio-graphy)的理论及实践两方面的关系”[3](p43-44)。贝克说,把詹姆逊和怀特的理论引入非裔美国黑人叙事文本的分析,获得了非裔美国黑人话语中的“潜文本”或“潜文化”,这在以前从未得到有效的关注。

贝克在《美国文学史的重新建构》一文中指出:福科的理论对于美国文学的研究是十分有效的。“作为一种分析方法,福科的知识考古学认为,知识存在于话语形式之中。人们可以在这种形式本身中追寻其形式的系谱和发现其形式的规则。”[1](p17)福柯认为语言本身就是权力和压抑的根源,“历史”是经过运作活动之后的产物,其中渗透着权力和经济的力量,历史的“统一性”和“连续性”是一种幻想,真正存在的只是断断续续的话语区域。任何史学家的批判任务就是让那些被压迫的异己因素诉说自己的历史。通过福柯,历史又以不同的方式出现在文学和文化批评的议事日程里,它使人们能够更直接探讨权力、控制、社会压迫和社会歧视之类的问题。也就是说,它使人们能够更直接地从历史的残酷的、血腥的对抗与斗争中去把握文化。不仅如此,福柯的系谱学所表现的对必然性的否定和对生活中偶然性的揭示也为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开辟了通道。贝克认为,由于美国黑人文本产生于一个长期的土语发源地,而此发源地扎根于奴隶贩运和奴隶制经济的历史现实之中,所以黑人的布鲁斯是被压迫文化的产物,它象征着一种范例的“话语”。布鲁斯是劳动乐曲、团体俗歌(group secular songs)、田间的劳动号子、宗教和声(sacred harmonies)、谚语式的格言、民间哲学、政治批判、下流幽默、哀歌挽唱等许多成分的综合,布鲁斯标志着语言与经济制度、政治等级制度、神学、性行为以及美国黑人生活其它各个方面的交叉。对于压抑其受害者声音的主流文化的语言,布鲁斯形成了一种语言上反应的源泉。布鲁斯呈现的是另一种不同于主流话语的历史文化,它是非裔美国黑人真正的历史文化。它内含了文化支配性权力问题。因而对这种隐含的意识形态是需要作语境化的分析和解剖的。而对这种内化的文化支配权力的解构,最有效的方式就是依托边缘种族的文化传统,依据自己的文本特点将其言说方式予以系统化,以形成对这一文本行之有效的批评模式。

当今,非裔美国黑人文本是人们在一定的历史文化中依据内心的感悟和体验,象布鲁斯一样以虚幻和隐喻的形式所构成的。正如亨利·路易斯·盖茨所说:

美国黑人传统自起始阶段起就是比喻性

的,否则它如何得以生存至今呢?……黑人一开始就是比喻大师:说一件事而意指另一件事,这是在西方文化压抑中求生存的一种基本方式[4](p21)。

贝克曾以邓巴(paul laurence dunbar)的《诸神的游戏》(the sport of gods)为例,详尽分析了美国黑人小说的虚构话语及其超越传统方式的意义。贝克说:

邓巴的文本力求避免对传统叙述模式的简单重复。所以,我们可以说,它表明了在早期的小说中就存着一种颠覆性的意图。它所要颠覆的叙述模式就是所谓的“种植园传统”……他的小说暗含了一种非传统的虚构……尽管邓巴创作《诸神的游戏》的自由度仍在“丈学惯例”的传统之内,然而他的小说的丰富内含则表明,必须超越历史—社会批评传统加以阐释的模式。[1](p137-138)

对这样一种虚幻的小说,显然需要采取相应的解读模式。而且这一解读模式也是具有双重意义的,它既可以超越文学体制或惯例所特有的限制,又可以为理论的生成提供选择。贝克认为:

今天的批评家犹如邓巴本人一样,他们必然受制于体制化的话语世界,但是却可以自由表述以前‘难以想象’的意义。这一思辨的自由表明了一种’无限制’的神话的自由,这也是成功地达到理想形式的重要途径[1](p138)。

黑人美学(american aeathetics)、种族一体化主义(integratism)和重建主义(reconstructionism)等黑人文学批评理论都在不同程度上妨碍了黑人的真实的艺术的发展的批评。所以他提出了对黑人文本要进行“重新评定”(reassessment)和“症侯性解读”(symptomatic reading)的观点。所谓“症状性解读”,有两层含义,其一是针对传统的批评话语在小说阐释中所出现的问题进行批判式解读;其二是依据小说编码和叙述模式所揭示的“症状”来进行解读。贝克说:

一旦“症状性解读”揭示了传统评价话语的问题,人们又如何制订一种强有力的重新评价的方式呢?我的答案是,人们可以采用一种表意的方式,其内含异常独特,依此来打破那些熟悉的概念形成方式[1](p144)。

“重新评价”意味着一种价值决定因素的转变,它引起了人们对熟悉的对象和事件的描述方式的重新审视,使人们通过对过去几十年流行的狭隘的评价方式进行解构,根据“布鲁斯”式的语言编码特点,探索黑人文本中的话语与文化存在的关系,研究黑人作家的表意特征和审美特质。因此,贝克把物理上的”黑洞”引进了黑人文本的重新评价。他说:“对‘黑洞’的思考就是要理解作为重新评价的媒介的这种向性思维是如何作用于意念中客观存在的重新组合的。”[1](p144)

那么,什么是“黑洞”?“黑洞”就是这样一种天体:它的引力场是如此之强,就连光也不能逃逸。根据广义相对论,引力场使时空弯曲。当恒星的体积很大时,它的引力场对时空几乎没什么影响,从恒星表面上某一点发的光可以朝任何方向沿直线射出。而恒星的半径越小,它对周围的时空弯曲作用就越大,朝某些角度发出的光就将沿弯曲空间返回恒星表面。而恒星的半径一旦收缩到一特定值(天文学上叫史瓦西半径),巨大的引力就使得即使光也无法向外射出。

根据科学家的猜想,黑洞很可能是由恒星演化而来的,当一颗恒星衰老时,它的热核反应已经耗尽了中心的燃料(氢),由中心产生的能量已经不多了。这样,它再也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承担起外壳巨大的重量。所以在外壳的重压之下,核心开始坍缩,直到最后形成体积小、密度大的星体,重新有能力与压力平衡。“黑洞”有无比强大的吸引力,把任何通过的物质吸收进去,这些物质似乎就再也不能逃出,在“黑洞”中心的“神秘体”(singularity)内一切物质的体积都被减少到趋于零的程度。“黑洞”没有光,没有空间和时间,但物质是存在的,它是一个高度浓缩的、神秘的天体。人们无法直接观察到它,人们可以对它内部结构提出各种猜想。

贝克把黑人文本比喻为“黑洞”,提出了“黑洞”隐喻说(black hole as trope),把美国黑人文本重新加以语境化,形成了阐释美国黑人文本意义与艺术价值的基本范式:

1.文本的凝缩性 以“黑洞”隐喻说来读解理查德·赖特的《黑孩子》,人们首先会发现赖特不太关心小说的“真实性价值”和情节与故事,他所追求的是体现视角和心智的内化了的布鲁斯话语结构。这些话语结构提供了一种与那“不在场”的最为重要的东西具有同等价值的东西,即话语的差异性或延异。话语是中介,“是一种表现不同体验的有意义结构的必要因素”[1](p146),而话语创造“视角和心智是写作的最基本的功能”[1](p146)。在《黑孩子》中,作者用内省的语言符号所描述的黑人的生活体验就像“黑洞”一样被浓缩到了难以想象的那一“点”。例如母亲的痛苦体验在小说中是一种不在场的或缺席的在场,作者把黑人的布鲁斯生活体验或欲望的痛苦渗透到一种意象之中:“一天晚上,母亲把我叫到床前,告诉我她无法忍受那种痛苦了,她想死。我握着她的手,求她保持平静。那天晚上我对母亲的反应停止了,我的感觉冻结了”[5](p11)。这里的“冻结”浓缩和内化了母亲所有的痛苦:“疼痛”、“贫穷”、“饥饿”、“迁徙”、“奴役”、“压迫”、“怨艾”、“恐惧”、“无意义”、“无地位”、“绝望”等。这里,“黑洞”隐喻说与弗洛伊德、雅各布森和拉康所说的隐喻过程有些类似,即数种潜在含义集中到一个意象上的显示,或将所有刺激来源综合成一个单一的整体,也就是一种原初精神过程的高度凝缩。

2.“黑洞”仪式 “黑洞”隐含着非裔美国黑人的地下或边缘生活的复杂体验,一种亚文化的积淀。贝克认为,在黑人的文本中,存在着一种叙事仪式,正如比利时人类学家阿诺德·凡·格纳普(arnold van gennep)所说,任何一个人从一种社会生活中脱离出来,进入到另一种社会,都意味着一个非常激烈的转换时刻,这需要打破文化的稳定性,需要通过一些适当的仪式来实现。比如非洲西部的“割礼”就是使男性真正成为男子汉的一种仪式活动,使个人能顺利地从一种社会地位过渡到另一种社会地位。处于白人社会压抑下的黑人,常常对自己的文化身份感到焦虑,这种焦虑隐含着黑人在双重文化背景下探寻完整自我的心路历程。贝克把黑人的文本通常用来叙述黑人这种焦虑过程或寻找自我的心路历程的结构形式称为“‘黑洞’仪式”(rites of the black hole)。它主要包括以下三种仪式程序:

第一种“黑洞”仪式指黑人从白人的支配社会中的隐退。美国黑人对自己文化身份的焦虑往往产生于他们对自己在他性的主流文化中的“零意象”(zero image)的认同。他们一旦意识到自己在白人的意识结构中处于一种异类的、消逝的或底层的状态,便开始寻找一个隐退的处所,而那里往往就像一个没有光亮的“黑洞”。如艾里森在《看不见的人》中写道:“我想找到一个常用的梯子从上面的洞口爬出去,可是没有。我得有点光……于是,我开始找纸来做一个火把……”[6](p448)黑人的这种隐退实际上是一种灾难性的,它并不是黑人真正的解救策略。

第二种“黑洞”仪式指黑人经历的一种无身份、无地位、无时间和空间的边缘状态,一种非此非彼的不定状态。通过这种仪式,借助先辈人的智慧,他们隐约地意识到他们在历史上的存在地位,从而激活了他们心中的新的欲望,他们力求通过改写历史来否定白人的主流话语。但是,在此阶段,他们仍然还是感到像“黑洞”的物体一样无法从里面真正地逃脱出来。这一仪式往往是从第一种仪式到第三种仪式的过渡阶段。

第三种仪式,或最后一种仪式是公众仪式或重新聚合仪式。根据前期的地下黑洞的边缘仪式中的痛苦体验,黑人似乎觉得不可能逆回到他们所来自的原始地——白人区,因为他们已被切断了与社会的连接线。然而,在这“黑洞”的中心,留下了他们表述内心体验的布鲁斯话语——一种取代主流话语的言说符码,积淀了他们的欲望、企盼和失望。

从天体学的观点来看,“黑洞”之外还存在着比银河系还大好几倍的恒星类,它们能发射出比亿万个恒星所发的光还要强的光能,虽然有一部分光落入黑洞消失,可另一部分会折射到地球,人们可以观察到黑洞正面和背面的星空。实际上“黑洞”是隐形的。“黑洞”的内部与外部、中心与边缘的运动是异常复杂的。由此可见,“黑洞”的内部运动象征着黑人的自我意识的觉悟和欲望的冲动,“黑洞”的强引力可以把旧的物质变成新的物质,这象征着黑人在压抑的氛围中始终在寻找自己的出路。“黑洞”的外部世界象征着黑人所希翼的具有完整性人格的、和谐统一的理想世界。第三种“黑洞”叙事仪式就是指黑人对自我的完整性与和谐统一的社会群体的一种追寻体验。在这种虚幻的理想世界中,黑人渴望获得新的身份认同,但最终遭遇的往往只是失望。如查里德·赖特的《土生子》就是由《恐惧》、《逃亡》和《命运》三卷本组成的一个完整的黑人神话。拉尔夫·艾里森的小说《看不见的人》也是描写一个无名无姓的黑人青年从南到北求生存,寻自我,但又无法找到自己的社会身份,最后躲进一个地下煤库。他在痛苦和愤恨中反复思忖,终于悟出了他是一个看不见的人或无形的人。社会的本质不允许他知道自己是谁。他时常怀疑他自己是否真的存在,所以他在地下室里打开了1369个灯,把自己的住处照得通明,以证实他不仅是可见的,而且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在地下蛰伏,“蛰伏是为公开活动作秘密准备”,“因为,即使一个看不见的人也可以在社会上扮演一个重要角色。”[6](p544-555)他在地下室听着布鲁斯音乐,就像布鲁斯的演唱者一样,叙述过去的失败、痛苦和忧伤。小说的作者艾里森用象征和隐喻的形式表现了美国黑人的复杂心理。

3.神话渗透 贝克认为,美国黑人小说像“黑洞”一样最富有隐喻性和神秘性。黑人小说往往借用神话的诗性思维来增强文本的神秘感。邓巴的小说《诸神的游戏》是一本神秘的小说,一本最好的布鲁斯书。对邓巴的小说的神话与虚构话语的阐释有助于认识布鲁斯小说成就的意义。贝克说,不能把神话和仪式仅仅当作某种世俗行为模式,也不能仅仅把它当作某种警世故事,而应该体味神话高深的神秘性。神话是渗透而不是侵越世俗社会的标准。神话是人类想象的一种审美创造。神话是一种文化模式,一种文化象征形态,这既是对人类从诞生到死亡,从顶峰到深渊的一种想象的概述,也是对所有可以想象的事物的一种形象概述。神话赋予作者以特权,赋予作者以无限的表现自由和象征自由。对于处于边缘文化状态下的黑人作家,更是一种创造自己神话以反叛主流话语传统的一种有效手段。贝克特别强调神话的神性思维,而并不在乎文本中有几个故事是神话。《诸神的游戏》描写了人只不过是上帝主宰的荒诞世界中的一个玩具。神的“意志”(will)力量永远比人的力量强。神的“意志”只存在于神话之中,但影射着黑人在现实中所处的被支配地位。另外,说上帝永远是正确的,暗示着人对现实的态度往往会出现差错,人永远无法真正地把握自己的命运。

由于神话实际上是语言的某种基本缺陷或某种固有弱点的产物,所以语言的所指本质上是模糊的。而正是在这种模糊中,在语言的这种”同源形似”的现象之中,存在着神话的根源。神话是语言投射在思维上的阴影。神话的世界在本质上是一个幻想的世界。语言和神话的理智连结点就是隐喻。人们时而又在神话想象中寻找隐喻的真正源泉,有时它直接就被认作是语言,语言以其原本就是隐喻的本性产生神话,并且是神话的永恒源泉。如托尼·莫里森在《宠儿》的开头中就是运用隐喻性的语言创造了生动的黑人神话:

124号恶意充斥。充斥着一个婴儿的怨毒。……镜子一照就碎(那是让巴格勒逃绝的信号);蛋糕里出现了两个小手印(这个则马上把霍华德逼出了家门)。两个男孩谁也没等往下看:又有一锅鹰嘴豆堆在地板上冒烟儿......[7](p1)。

在这里,亲情召唤灵魂转世的神话潜藏在可见的话语符号中。美狄亚式的母亲塞丝为了不让宠儿重新沦为奴隶,制造了怵目惊心的杀婴事件。她在寻找黑人的自我界线时,又毁灭了自我的界线,侵犯了另一个自我的生存权力。以上的神秘意象,就是死去婴儿灵魂的报复。这一神话表达了黑人痛苦而又含混的内心世界。当代许多美国黑人作家跟莫里森一样,吸取非洲的神话、传说、智慧用语,极力模仿隐喻神秘的语言表述方式,创造了奇幻的现实主义小说。他们在叙事语言中留下了许多意扰未尽的空白或缺场,既富有神话的隐喻性和神秘性,又具有布鲁斯音乐的那种省略和开放的性质,从而激发人们自由的情感反应和无限的遐想,使人们获得丰富的审美体验。

综上所述,布鲁斯本土理论主张一种整体的,动态的,开放性的文本阐释。它把主流批评话语与黑人文学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为正确处理民族性与世界性、现代性与传统性、差异性与多样性、本土与西方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有效的策略。它是当代非裔美国黑人文学批评的换代与转型的重要标志。贝克吸收西方文学批评理论中的“合理内核”,赋予本土文学批评以新的资源价值。他的批评理论超越了非裔美国黑人文学批评史上如尼尔的神话批评,富勒的社会批评、亨德森的历史美学、盖尔的道德批评,琼斯的现象学和文化批评的局限,逐步走向一种适应非裔美国黑人文本的整体性的文化批评。尽管如此,布鲁斯本土理论毕竟还只是正在途中的一种理论。

【参考文献】

[1] houston a.baker.jr.,blues,ideology,and afro american literature:a vernacular theory[m]. chicago and londot: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4.

[2] houston a.baker,jr.,the journey back: issues in black literature and criticism[c].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

语文论文篇6

论文关键词:“动+形”,宾语,分布,认知

 

§0 前言

“分布”(distribution)术语的提出最早是用来研究音位的。后来,经由哈里斯的发展(1951)把“分布”理论提升为一种语言学的分析方法并且广泛运用到语言分析的各个层级里,比如形态学、句法学乃至话语分析等。哈里斯将分布描述为:一个单位的分布就是它所出现的全部环境的总和,也即该单位的所有的(不同的)位置(或出现的场合)的总和。

国内语法研究领域中的“分布”分析的方法与思想基本上都是来自哈里斯的分布理论。但我们的语法研究者从来就没有将这个理论完整地运用到汉语语法研究中去,更重要是没有应用到实词的归类上来。本文就是试图运用哈里斯的分布理论以及认知语言学的相关理论来系统地研究现代汉语形容词的分布情况,重点讨论形容词作宾语的语法现象,进而描写这一特殊的语法规律,为形容词及实词的分类研究做一些简单地探索。

§1提出问题

1.1形容词一般用于表示事物的性质或状态。如今,高校通行的《现代汉语》教材对形容词的论述篇幅并不是很多,而且主要集中在从语法的角度来描写形容词的基本句法功能,主要描述为:一方面是许多形容词能按AA或AABB的方式重叠;另一方面是形容词一般能受程度副词修饰,不能带宾语。根据形容词能否作谓语一般把它们分为两类:一类是一般形容词,符合形容词的基本特征图书馆,如勇敢、愉快、漂亮等,这类形容词在语法上跟动词有一些共通点即能作谓语,主要起描写作用;另一类是区别词,也即非谓语形容词,它们不能充当句子谓语,如大型、私有、西式、初级等。

在黄伯荣、廖序东关键词作宾语的语言现象没有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探索,致使在教科书中出现对这一问题的论述几乎空白的现象。

1.2形容词作宾语也即“动+形”的结构,是现代汉语中大量存在的一种语言事实,比如请求宽大、希望美丽、感到快乐、提倡和谐、追求漂亮等等。形容词分布在动词后面一般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形容词作动词的补语,起到补充说明该动作行为的结果、程度的作用,如收拾整齐、思考清楚、打扮漂亮等等;另一种就是形容词作动词的宾语,受该动词的支配与管约(GB)。形容词在“动+形”结构中的两种语法意义在汉语里都是存在的,而且前一种解释与分析好像更占上风一些。形容词的这个分布规律也体现出我们进行语言分析的目标就是要找出规约(conventionalized)的理据性并对该规约作出充分的解释[2]。所以,在考察形容词的分布时,它在“动+形”结构中,如果表示补充说明的语法意义那么就不能把它们定性为形容词作宾语;如果其是动词支配与管约(GB)的对象,那么该形容词就可以被认定为动词的宾语。所以,通过分析动词与形容词的分布与语法意义,才能深入分析形容词作宾语的语法事实,进而找过其中的分布规律论文格式模板。

§2分析问题

2.1“动+形”体现了动词与形容词的分布与组合关系,一些动词跟一定的形容结合才能组成形容词作宾语的语法形式。如:感到快乐、提倡和谐、追求漂亮、保持冷静、渴望顺利、承认落后、怕冷等,我们可以发现这里出现的动词一般表示心理活动,如“追求”、“渴望”、“感到”、“怕”等。认知语言学研究表明,动词所蕴涵的动作要在一定的空间中才能进行,动作的主要特征是占据时间,不占据时间的动作是很难找到的。在时间轴上图书馆,动作可以被分为“有界”和“无界”两类。有界动词是指该动作有明显的起点和终点之分,而无界动词则表示没有起始点和终结点之分,或则只有起始点而无终结点[3]。比如上面的“追求”、“希望”、“感到”、“怕”等动作,我们很难确定这些动作的起点和终点,所以这样的动作可以被认定是“无界”的。人的大脑在不断感知和认识事物与动作的同时也会感知和描摹它们的性质与状态。动作在时间上有“界”的分别,形容词在表示事物的程度或量上也有表现出“界”的区分。比如“怕冷”属于“动+形”格式,“冷”的语法意义表示的性状与怕“什么”的具体内容相关联。冷:形容词,温度低;感觉温度低(跟“热”相对)[4]。这里的冷没有严格的标准可言。在冬季,羊城广州如果气温在5℃左右,那里的人们会感觉很冷(这里最冷月平均气温13.3℃);在冰城哈尔滨,冬季的气温如果在-10℃左右,那里的人们会觉得不是那么冷。这就表明不同人群对“冷”的理解是存在差异的。具体的“冷”可以表现为冷漠、冷静、冷僻等等,尽管都跟冷有关,但是意义却已经出现了分化并侧重于不同的表达意义。这里“动+形”的语法形式,体现了动词的有界和无界跟形容词的有界和无界具有相配性(有组合规律)。“怕冷”是无界动词跟无界形容词的组合,这种结合是合理合法。如果将无界动词“怕”跟具体的“冷”(有界形容词)相结合,那么就会产生诸如“怕冷漠”、“怕冷静”、“怕冷僻”等欠规范的表达。词的有界与无界是以人的主观感知为基准的,具有一定的主观性。所以,在“动+形”句式结构中,作宾语的无界形容词要跟无界动词组合才能生成合法、合用的语言形式。

2.2在“动+形”结构中,形容词作宾语体现了形容词的分布条件是用来回答动词所要陈述的对象是“什么”而不是“怎么样”的。从这个意义标准出发也可以划分出哪些形容词是作宾语,哪些是作补语的情形。形容词作宾语的语法特点表现在这种形容词兼有名物的性质(朱德熙,1982)。形容词所表示的性质概念与名词所表达的名物概念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形容词往往具有名词的性质而名词也可以表示性质概念[5]。由于组合的分布关系让作宾语的形容词具有了名词的性质来表达谓语所要陈述的事实或结果,如:提倡和谐,就是指我们要倡导的什么价值观;渴望顺利图书馆,是指渴望什么事实,而不是渴望的结果怎么样。作宾语的形容词一般是表示性质的形容词,如伟大、勇敢、优秀、聪明、冷等。有人认为形容词作宾语是由于形容词可以兼属名词,也即作宾语的形容词是名词。这种说法只照顾了句法关系而忽视了语义关系,我们认为是不可取的一种语法认识。形容词尽管处在宾语(名词)的位置上,但是我们不能忽略分布在这个位置的形容词仍具有形容词的一般特征,即能被一些副词修饰。比如,提倡(持久的)和谐、希望(永远的)美丽、承认(暂时的)落后等。同类的词在不同的语法位置上表现出的语法性质可以不一样,形容词是可以作宾语,处在宾语位置上的形容词本身性质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这些形容词跟名词相同的地方正是它们跟一般的形容词有所区别的地方。这一语言现象尽管还有许多值得研究的地方,但是这一语言事实已经成为语法研究者的共识,也将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与接受论文格式模板。

2.3.1在形容词作宾语的“动+形”结构里,我们在考察动词的分布规律时,发现并不是所有的动词都能满足这一组合分布关系。我们根据动词的意义可以将现代汉语里的动词大致分为六类:动作行为动词(如听、看、读、写、保护、宣传等)、心理活动动词(如爱、恨、怕、想、希望、羡慕等)、存现动词(如存在、发生、消失、死亡等)、判断动词(仅有是)、能愿动词(如能、会、愿意、应该等)以及趋向动词(如来、去、上、下等)。在这六类动词中,行为动词、存现动词、判断动词与趋向动词一般不能跟形容词结合,出现形容词作宾语的结构,这里的判断动词加形容词的结构较为特殊(当句子里同时出现“是”与谓语形容词时,我们一般将“是”看作副词表示肯定的意味,不看作动词作谓语的情形,如:广州亚运会自愿者是很漂亮,“是”就属于这种现象)。余下两类中,形容词一般可以分布在这些动词的后面作宾语。以“漂亮”为例(* 表示不合语法规范):

行为动词:*(看、听、说、保护等)+漂亮

存现动词:*(存在、有、发生、消失等)+漂亮

趋向动词:*(来、去、上来、下去、出来等)+漂亮

能愿动词:(愿意、应该、要等)+漂亮

心理活动动词:(爱、喜欢、想、希望、羡慕等)+漂亮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不是所有的动词都能跟形容词组合表示形容词作宾语这一语法现象的。在研究这种语法现象时,要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为任何真理的存在都是有条件的。

2.3.2在“动+形”中,并不是所有的形容词都可以作宾语图书馆,什么样的形容词能分布在宾语的位置上,也是有一定的理据性与可分析性的。形容词(不包括区别词)一般被分为性质形容词和状态形容词两类:一类是大、漂亮、美丽、勤劳、勇敢、小气等表示性质范畴;另一类是煞白、红彤彤、绿油油、糊里糊涂等表示状态范畴。以2.3.1中能带形容词宾语的动词为例,来探究形容词作宾语的分布规律:

能愿动词+性质形容词:愿意漂亮、应该勇敢、要勤劳等

能愿动词+状态形容词:*愿意煞白、*应该绿油油、*要糊里糊涂等

心理活动动词+性质形容词:爱漂亮、喜欢勤劳、羡慕勇敢等

心理活动动词+状态形容词:*爱煞白、*喜欢绿油油、*羡慕糊里糊涂等

通过分析上面的实例,我们可以看出,在“动+形”这一分布关系里,形容词的分布呈现一定的规律性,也即表示事物性质范畴的形容词可以成为动词的宾语,而状态形容词则不具备成为动词宾语的条件。

§3 总结

本文通过研究动词和形容词的语法分布来探索形容词作动词宾语的各种情形,进而得出形容词直接可以成为动词宾语的结论。该现象在汉语中确实普遍存在而且长期不为研究者所重视。尽管这样的分布是受到一定的条件限制,但是也是存在分析与描写价值的。这样探讨就能绕开了形容词名物化的纠缠,也避开了依据词在句中的位置划分词类的传统做法。根据词的位置特点来确定词类,运用“句本位”的思想给汉语实词分类,最终会得出汉语无词类的结论。与其在汉语词类的划分问题上陷入死循环,倒不如直接说形容词具有作宾语的一般语法特点(动词也同样具有作宾语的语法特点)。如果这样的形容词是大量存在的,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形容词作宾语是汉语的一般性规律。我们希望,通过本文的分析,形容词作宾语的说法将来也会成为现代汉语教材中不可或缺的一笔。

参考文献:

[1]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增订三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2002.

[2]沈家煊.说“偷”和“抢”[J].语言教学与研究,2000,(1).

[3]沈家煊.“有界”与“无界”[J].中国语文,1995,(5).

[4]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Z].北京:商务印书馆,第828页

[5]朱德熙、卢甲文、马真.关于动词形容词“名物化”的问题[J].北京大学学报,1961,(4).

 

语文论文篇7

关键词: 诗歌《疲惫的布鲁斯》 前景化 语言变异

1.引言

兰斯顿·休斯是美国历史上著名的黑人诗人之一。作为哈莱姆文艺复兴运动中一颗闪亮的新星,休斯的诗歌深深植根于丰厚的美国黑人文化土壤,最重要的艺术创新体现在他将美国黑人音乐形式及方言巧妙地融入诗歌创作之中。而要欣赏一首诗歌的独特魅力,从某种程度上说,从前景化角度进行赏析不失为一个最佳选择。因此,本文围绕前景化理论,对休斯诗歌《疲惫的布鲁斯》中重要的前景化技巧——变异进行简要分析。

2.前景化的概念

“前景化”一词源于绘画艺术。“一幅画中总有一个人或物处于前景或突出的位置,其他的人或物构成背景。将同样的道理运用于文学语言,则可以说正常的语言好像是背景,变异的语言现象便好像是突出的部分。读者在看到某种不寻常的语言现象时总被它吸引,给予它较多的注意,甚至进而揣摩和玩味它的涵义”(王佐良、丁往道,1987:418)。前景化是在俄国形式主义思潮中诞生的,并得到了Mukarovsky、Leech和Halliday等人的发展和完善,已成为文体分析中重要的理论和有效的方法。相对而言,前景化在诗歌语言中体现最为明显。Leech指出,诗歌语言中的“前景化”蕴藏着作家的动机,而读者需要对其作出解释(2001:58)。这样,语言分析与文学理解之间的鸿沟能够得到填补,也就是说,前景化理论在相对客观的语言描述和相对主观的文学评论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正如秦秀白指出的,运用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分析文本的语用特征,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深入领会文本的意义,而且可以为我们挖掘文本的美学价值提供比较客观的(而不是主观臆测的)依据(2002:6)。

一般说来,为达到前景化的效果,可以采用两种手段,一种是偏离正常语言规则的运用,这称之为变异(Deviation),另一种则是对语言现象的过分规则使用,这称之为平行结构(Parallelism)。而本文将对诗歌《疲惫的布鲁斯》中体现的语言变异现象进行分析。

3.《疲惫的布鲁斯》中的语言变异

作为前景化的手段之一,Leech(2001)在A Linguistic Guide to English Poetry一书中将变异划分为8种形式:词汇变异、语音变异、语法变异、书写变异、语义变异、方言变异、语域变异和历史时代的变异。本文对休斯诗歌《疲惫的布鲁斯》中的四种变异及其作用进行分析。

3.1语音变异

语音是语言的表层结构和外在形式,语音层面上的变异不如语音层面上的平行结构的前景化效果明显,虽然如此,在诗歌赏析中,但一些语音变异现象仍值得我们研究和探讨。

3.1.1尾音脱落

尾音脱落作为一种传统的诗歌创作技巧,是将单词词尾的字母或音节脱落,这样易于诗人灵活地处理诗歌的节奏和韵律,达到诗人所需要的音韵效果,如在本诗中,诗人以“o”代替了“of”,“frowin”代替了“frowing”,“mo”代替了“more”。由于尾音脱落,“o”,“frowin”和“mo”的读音比它们原本的完整形式听上去更短、更急、更快,这样就增强了诗歌的音乐效果,使之节奏紧凑,读起来朗朗上口。

3.1.2不规则发音

在《疲惫的布鲁斯》中,主人公——一位黑人歌者所唱的布鲁斯歌词就是典型的黑人英语。与标准英语相比,其中的一些词语的发音是“不规则”的,如,“gwine”(“going”),“ma”(“my”)等,而这恰恰是黑人日常生活用语的真实反映,通过这些不规则发音的运用,诗人形象地展示了黑人语言的独特魅力,也使得读者对歌者的黑人身份和社会背景有了更深层的认识。

3.2语法变异

语法变异具体说来包括词法和句法两方面。在诗歌创作中,诗人不再恪守而是违背传统的语法规范以取得前景化的表达效果,于是诗歌中拥有了许多结构灵活、形态多变、表述新颖的诗行。在《疲惫的布鲁斯》中,语法变异主要体现在两点上。

3.2.1悬垂修饰

悬垂修饰在传统语法中被认为是一种不正确的语法结构,分词结构的逻辑主语并不是主句的主语,因而会在理解上引起歧义或在表意上引起混乱,但是本诗的前三行(“Droning a drowsy syncopated tune/ Rocking back and forth to a mellow croon/I heard a Negro play.”)中,诗人有意采用悬垂修饰这一语法变异手法来“突出歌者与听者之间的隔阂,暗示着存在于部分黑人心中的对黑人文化的地位的疑惑”(杨新宇,2008:62)。

诗歌前两行中分词结构的逻辑主语事实上是歌手,而并不是主句中的主语“我”,这种悬垂修饰所带来的逻辑问题正是诗人所要传达的表现效果——凸显黑人歌者的孤独与哀愁,“我”作为诗歌的叙述者,也是黑人歌手唯一的听众,当黑人歌手缓缓拉开演奏的序幕时,听者“我”只是在一旁静静聆听,虽然也可能感受到歌者歌声里的悲伤与无助,但是听者“我”却是无能为力的,无法真正走进黑人歌者的世界。

3.2.2双重否定

双重否定是黑人方言的一大显著特点。本诗歌词所用的语言正是黑人现实生活中所说的方言,里面就有双重否定的使用。如“Ain’t got nobody in all this world,/Ain’t got nobody but ma self.”这一句,用标准语言表达则是:“Haven’t had anybody in all this word, / Haven’t had anybody but my self.”这一双重否定的运用,一方面彰显了布鲁斯音乐中带有的黑人方言特色,另一方面突出了黑人歌者心底孤独的呐喊:“这个世界里没有任何人而只剩下我一个人!”因而,在黑人歌手的歌声中,读者能受到一种悲凉无奈情绪的感染,不禁为黑人的境遇感到黯然神伤。

3.3 语义变异

简单而言,语义变异就是指语义逻辑上的不合理。具体说来,在本诗当中,主要体现在矛盾修饰和歧义两方面。

3.3.1 矛盾修饰

矛盾修饰是一种较为常见的语义偏离现象,它指“将意义互斥的两种表述强行组合在一起”(Leech,2001:132)。本诗中的“Sweet Blues” 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布鲁斯是一种抒发伤感情绪的音乐形式,而此处诗人却用表达快乐意义的“甜蜜的”这个词语来修饰它,这是为什么呢?一种解释可能是悲伤的布鲁斯音乐代表着黑人歌手悲伤的心情,他对现实生活感到失望沮丧,情绪低落,只好借用布鲁斯音乐来抒发心中的不满与伤感。布鲁斯音乐是悲凉、忧伤的,同时,布鲁斯音乐起源于黑人民族,是黑人民族的代表音乐,是黑人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和生动体现,因而黑人歌手为他能在民族的音乐文化中找到些许心灵安慰感到一丝欣喜和庆幸。从这个角度上可以说,布鲁斯又是带有甜蜜和愉悦色彩的。

3.3.2 歧义

歧义指对同一语块有着多种不同认知意义的解释,在非文学语篇中,歧义通常被认为是表达不清、意义模糊的,因而是不受欢迎、需要避免的,但是在文学作品中,特别是在诗歌中,歧义有着独特的前景化功用。双关就是一种前景化的词汇歧义现象,它与同音同形异义和一词多义现象有渊源 (Leech, 2001:209)。本诗中的 “Blues”(“布鲁斯”)一词就是一个典型的双关,它包含两层基本意思,既可以指悲伤的布鲁斯音乐,又可以指歌手悲伤的心情。当然,在这首诗中,诗人赋予布鲁斯更深层次的含义,“布鲁斯更多地是以一种文化符号出现的,它承载了黑人对其社会地位的不懈抗争,代表了黑人文化的精髓”(杨新宇,2008:62)。就如Steven C. Tracy 在Langston Hughes and the Blues中所总结的那样:歌者所拥有的一切不过是那悲鸣的布鲁斯——一个黑人灵魂的展现,而正是这些布鲁斯帮他得以生存下去。他能够生存下来很大一部分是由于布鲁斯帮助他维持了黑人身份的认同感,甚至可以这样说,他所吟唱的布鲁斯,就是在吟唱他自己的生活,吟唱他和其他黑人同胞如何在与白人社会的抗争中生存下来(Tracy, 1988:63)。

3.4书写变异

书写变异是一种视觉上的前景化,包括特殊的文字排列形式、大小写字母形式和标点符号的应用等。诗歌中的书写变异通常与诗人所要取得的表达效果和所要传达的主题相关,所以,书写变异是值得我们思考与分析的。

3.4.1诗行结构

诗歌《疲惫的布鲁斯》共有35行,就全诗的诗行排列而言,它模仿了传统的布鲁斯歌词的形式,但又有所创新。从诗行结构看,前景化效果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诗人将两段布鲁斯歌词直接插入诗歌当中,在视觉上凸显了本诗的音乐性特征,使得读者一看到这些歌词就有了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仿佛自己就处在当时布鲁斯音乐的哀伤氛围中,与黑人歌者一同吟唱,一同摇摆。另一方面,该诗视觉上的显著特点是长短句错落有致地排列组合,使得全诗的节奏和韵律富于变化。长诗句就像是在缓缓叙述故事,而短诗句则像发自心底悲愤的控诉和无助的感叹,这种长短句的任意组合使得该诗节奏时而舒缓,时而急促,恰好反映了诗人既忧伤郁闷又愤慨感叹的矛盾情绪。

3.4.2大写字母和标点符号

大写字母和一些标点符号在诗歌中的使用上看似普通,却有着不可忽视的前景化效果。大写字母在视觉上能吸引读者的注意,引导读者深入思考。不难看出,全诗中的 “weary”和 “blues” 的首字母都是大写形式,诗人旨在渲染“疲惫倦怠”这一诗歌基调,深化“布鲁斯”在全诗中所表达的主题和意象。

至于标点符号,在这首诗里,“O Blues!”和 “Sweet Blues!”中的感叹号的运用增强了诗人感叹与呼喊的力度,并在视觉上营造了一种紧张感,加快了诗歌的节奏,与全诗整体慵懒缓慢的氛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 “moan—”和“more—”这两处破折号的使用,在视觉上和听觉上拉长了韵脚,给读者以缓慢疲惫之感,与诗歌的主题相呼应。

4.结语

总之,前景化是一种有效的诗歌赏析方法,为诗歌主题欣赏注入了新的活力,通过采用前景化理论对诗歌《疲惫的布鲁斯》中的语言变异现象进行分析,有助于读者把握暗含其中的诗人的创作意图,更好地品味休斯诗歌独特的布鲁斯音乐特点和黑人方言魅力,并且有助于读者深入挖掘诗歌所要表达的主题,理解与尊重黑人民族及其文化。

参考文献:

[1]Leech, G. N..A Linguistic Guide to English Poetry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1.

[2]Steven C.Tracy.Langston Hughes and the Blues [M].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88.

[3]秦秀白.英语语体与文体要略[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

[4]王佐良,丁往道.英语文体学引论[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7.

语文论文篇8

关键词:语言的概念功能 人际功能 语篇功能

1 语言的纯理功能分析

Halliday认为,语篇是在一定的情景语境中产生的,所以语篇受制于情景语境,情景语境的三个变项是:话语范围(field)、话语基调(tenor)和话语方式(mode)。Thompson指出语言的情景语境变项与语言的三大纯理功能密切相关。语言的三大纯理功能是指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它们分别受到话语范围、话语基调和话语方式的支配。因此,人们可以从情景语境出发对语篇的语义特征和语言形式作出有据可循的预测。本文将选取布什911演说中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语句进行语言的纯理功能分析。

1.1 概念功能分析。Halliday和Hasan认为:“概念功能是指语言对人们在现实世界中的各种经历的表达,它体现在语法中的及物性系统和名词。”

及物性系统包括六个不同的过程:“物质过程、心理过程、关系过程、行为过程、言语过程和存在过程,以及与各种过程有关的参与者和环境成分”。在布什的这篇演说中,最明显的是物质过程和关系过程,这与该语篇的特点有关,下面将对这两个过程进行分析。

1.1.1 物质过程。物质过程是某人做某事的过程,包括动作者、动作目标和动作过程。Hodge和Kress将动作过程分为执行性和非执行性两种,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主动语态和被动语态。如果说话者要突出动作的实施者,要使用执行性动作过程,如果说话者要隐藏动作实施者,则要使用非执行性动作过程。为了突出是911事件实施者的目的,布什在演说中使用了大量执行性动作过程的句子,句中的动词都带有强烈的贬义色彩。如:They plot evil and destruction so as to kill Christians and Jews, to kill all Americans.然而,当布什提到美国政府即将采取的行动时,他的用词却明显带有褒义,目的是为了塑造其坚决果断的形象,以获得民众的支持。如:We will take defensive measures against terrorism to protect Americans. But the only way to defeat terrorism as a threat to our way of life is to stop it, eliminate it, and destroy it where it grows.以上一系列动词的使用,增强了该演说语篇的概念功能,语言层层递进,充满音韵之美和节奏感,目的是要向听众介绍美国下一步将采取的行动。

1.1.2 关系过程。关系过程分为归属类和识别类两类。Halliday指出:“在任何一个小句中,都有一个实体是标记(token),一个是价值(value)。标记和价值总是与识别者(Identifier)和被识别者(Identitied)结合在一起”。在该演说中,布什将定义为宗教的叛徒、20世纪谋杀意识形态的继承者,如:The terrorists are traitors to their own faith. They are the heirs of all the murderous ideologies of the 20th century.可见,布什的演说词体现了功能语言学的识别理论。

1.2 人际功能分析。Halliday认为:“人际功能指的是语言表达讲话者的身份、地位、动机并建立和维持一定社会关系的功能,它体现在语法中的人称系统、语气和情态。”

1.2.1 人称代词。人称代词作为指示代词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语用学研究的重要对象。人称代词与个人基调紧密相连,并能较好地发挥人际功能。在该演说中,使用最多的人称代词是“I”,其次是“we”。人称代词“I”的使用,突出了布什的地位,其所说的话代表了美国政府,如:On behalf of the American people, I thank the world...So tonight I announce the creation of the Office of Homeland Security. I will not yield; I will not rest; I will not relent. we的使用不仅包括了布什本人,还包括了美国军政官员和广大民众。使用“we”的目的是拉近和听众的距离,如:We will come together to take active steps. We will not tire, we will not falter, and we will not fail.

1.2.2 语气。在该演说中,针对阿富汗政权,布什连续使用了5个带有命令语气的祈使句,要求其必须无条件配合美国政府交出领导人和保护外国公民,经简略后这5个祈使句如下:Deliver to USA all the leaders of Al Qaeda. Release all foreign nationals. Protect foreign diplomats. Close terrorist training camp, and hand over every terrorist. Give USA full access to terrorist training camps.

1.2.3 情态。情态动词表现了说话者的对自己所讲命题的成功性和有效性所作的判断和态度。在该演说中,布什使用最多的情态动词是will,这与政治演说语篇的特点有关。如:We will direct every resource at our command. I will carry this. I will not forget this wound to our country. This war will not be like the war against Iraq a decade ago. It will not look like the air war above Kosovo years ago.针对政权,布什使用了情态动词must,带有命令口吻,增强了该演说词的威慑力,如:The Taliban must act, and act immediately.

1.3 语篇功能分析。Halliday认为:“语篇功能指的是语言成分组织成为语篇的功能,它体现在语法中的主位结构、信息结构和衔接关系”。

1.3.1 主位结构。我国功能语言学家胡壮麟认为:“主位-述位衔接最基本的模式有以下三种:①重复前句中的主位,即第一句中的主位继续成为第二句的主位,可表示为T1T2。②从前句述位中的某个内容发展为一个新的主位,可表示为R1T2。③前句中主位和述位的内容一起产生一个新的主位,可表示为T1+R1T2。” 运用这一理论对布什的演说词进行分析发现,以上三种主位-述位衔接模式都有出现,但使用最多的是第一种模式,即:第一句的主位继续成为第二句的主位,T1T2,如:I (T) will not yield (R); I (T) will not rest (R); I (T) will not relent in waging this struggle for freedom and security for the American people(R).重复运用“T1T2”这种主位推进模式与该语篇的文体特点有关,因为语篇的演说者从美国总统的视角出发,向听众介绍当前形势,劝导听众支持配合,并承诺切实担负自己的职责。

1.3.2 衔接。Halliday把衔接分为结构衔接和非结构衔接。结构衔接包括排比结构、主位-述位结构和已知信息-新信息结构。非结构衔接分为成分关系衔接和有机关系衔接。成分关系衔接的语法衔接手段包括照应、替代和省略。有机关系衔接的语法衔接手段包括连接关系和相邻语对。本文将运用以上衔接理论,选取一些有代表性的句子进行分析。

(1)相邻语对(Adjacency pairs)。“一问一答”(Question and Answer format)是相邻语对的主要形式,也是语篇衔接的一种手段。在该演说中,布什先后提出了四个问题,然后认真回答。这四个问题是:Americans have many questions tonight. Americans are asking: Who attacked our country? Why do they hate us? How will we fight and win this war? What is expected of us?可以这样说,整个演说的内容自始至终都是围绕这四个问题及其答案展开的,构成了该语篇的四个主题。更重要的是,这种一问一答的方式将整个演说完美地衔接起来,达到了前后连贯的目的。

(2)排比衔接。排比句是一种常用的衔接手段,在演说中,布什运用了大量的排比句,形成了该语篇的一大特点,如:We will come together to improve air safety. We will come together...We will come together...I ask you to be calm and resolute...I ask you to...I ask you to...该排比句的大量使用拉近了布什与听众之间的距离,激发了听众情绪,布什的演说词把排比这一修辞技巧发挥得淋漓尽致,使该演说语言气势恢宏,富有震撼力。

2 结语

本文综合运用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的情景语境和语言纯理功能理论,对911恐怖事件爆发后布什在国会的演说词进行了分析,揭示了该演说语言的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政治家在发表演说前都要进行一番精心的构思,从词语的选择、句式的使用,到谋篇布局,都服务于一定的目的。

参考文献:

[1]Halliday, M.A.K., Hasan. Language, Context and Text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2]Thompson, G. Introducing Functional Grammar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0

[3]Hodge & Kress. Language as Ideology [M]. London: Routledge, 1993

[4]Brown & Yule. Discourse Analysis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0

[5]朱永生,严世清,苗兴伟.功能语言学导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6]胡壮麟,朱永生,张德禄,李战子.系统功能语言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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