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生育政策范文

计划生育政策范文第1篇

计划生育的政策效应

南加州大学的博士生王非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利用新证据回答了这个问题，他总结了前人的研究，找出了它们得出不同结论的原因。

之前，学者们对人口政策效应之所以分歧那么大，一来是他们使用了不同的数据和模型；二来许多学者对计划生育政策历史的认知并不完全，因此采用了不完整的政策度量。

而王非发现，如果一种度量忽视了早期的计划生育政策，或忽略不同人群之间的政策差异，会造成政策效果的错估，主要是低估；反过来，如果一种度量过宽，把其他对生育率有关的因素也纳入进来，则会高估政策对生育率的影响。

认识到计划生育政策不仅随时代变迁，而且对不同群体的实施力度不同，对作出正确的判断至关重要。

通过研究一个有代表性的随机样本发现，自1963年就开始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对中国城乡的生育率有重大影响。据估计，计划生育使中国人口减少了2亿左右。

计划生育的历史沿革

王非的研究，采用了一个对于计划生育政策较全面的度量。因为政策度量比较细致，这项研究可以将政策的净效果从其他社会经济因素中分离出来，并且这种度量考虑了不同阶段的政策差异及其对不同人群的影响，从而得到比较准确的估计。

建国以来，中国人口政策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大致可分三个阶段。计划生育开始实际上可追溯到上世纪60年代初。1959年－1961年结束后，生育率强势反弹，国家领导人开始意识到控制人口规模的必要性。1962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标志着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拉开帷幕。这一阶段人口政策主要针对城市，且基本没有采取强制性措施。例如，上海市政府建议每对夫妇生育不超过三个子女，且尽可能将生育间隔控制在四年以上。

1971年随着国务院51号文件出台，计划生育政策开始在中国大陆大规模强制执行。上世纪70年代的政策可归纳为“晚、稀、少”，意指结婚要晚、生育间隔要长、生育数量要少。这一时期，每对汉族夫妇被要求最多生育两个子女，违反规定的家庭面临数目可观的罚款和其他处罚；同期计生政策在农村的执行力度不及城市。

1980年9月，中共中央发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的公开信》，计生政策进入第三个阶段，即“一胎”政策阶段。在农村许多地方，实际采用的是“一胎半”政策，即第一胎若是女孩，夫妇还可以再生一胎。这一阶段的政策对少数民族也比较宽松。

如果没有计划生育，1943年－1960年出生的城乡妇女将比现在平均多生育1.2个子女。第二阶段的“两胎”政策和第三阶段的“一胎”政策效果相当，略大于第一阶段。而且计划生育政策对城市家庭的影响大过农村，它显著降低了少数民族的生育率；而长期以来一些学者们认为，中国的人口政策仅对非少数民族和农村地区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教育投入是关键

计划生育降低中国生育率的发现与大部分已有研究一致，问题是理解它的影响有多大。我们可以拿计划生育的影响和母亲教育水平的影响来做比较。学界一般认为，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生育率越低。但对于1943年-1960年出生的妇女，计划生育政策的效果大约相当于她们接受三年初中教育对生育率影响的3倍。这意味着计划生育的效果虽然不像官方宣称的那么大，也不像一些学者宣称的那么小。

如果没有长达半世纪的计划生育政策，中国的生育率也会随着城市化进程和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而快速下降。计划生育的作用是使中国人口转型过程提前了，但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计划生育导致生育率在代际间加速下滑。

经济学、人口学领域关于中国人口政策的大部分研究认为，伴随着计划生育，中国的家庭规模迅速减小。其正面影响是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资源与环境压力，提高了子女教育水平，改善了父母健康状况，增加了家庭储蓄率等。

麻省理工学院的一项研究表明，对于第一胎是女孩的中国城市家庭而言，计划生育政策可使家庭储蓄增加三成以上。不少学者认为，中国近年来的宏观“双顺差”正与当下中国社会的家庭结构与人口结构有关，计划生育也起了作用。

计划生育的负面影响也十分明显，且不谈该政策执行过程中非人道的一面，性别比日益失调和人口快速老龄化的问题因计划生育政策日益严峻。前者指新生儿中男孩明显多于女孩，这很可能与“一胎半”政策和随之发生的选择性堕胎有关；后者意味着每个工作人口将不得不负担越来越多的退休人口，社会保障体系将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

目前学界对中国计划生育的人口和经济影响已大致清楚。若计生政策的目标是控制中国人口规模，那么它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这个目标。给定目前已有的证据，延续目前政策的“经济”原因不外乎两个：控制人口总量；提高人口素质。必须指出，承认计划生育对控制人口数量发挥过作用，不等于说现在终止计划生育，人口总量就会失控。

在1960年出生的人中，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已降至1.61。模型预测，若无计划生育，她们的生育率在2.8左右。对于更晚出生的女性，无法精确计算政策对其生育率的影响。

假定城市化、教育水平和抚养成本提高等社会经济因素继续发挥作用，若现在终止计划生育，1970年以后出生的女性的总和生育率小于2的可能性极大。因此，在城市化继续推进、教育水平持续提高的大背景下，担心放松或终止计划生育会造成人炸性增长，似乎完全没有必要。

如果当前中国政策的目标是提高人口素质，那么比控制人口数量更直接的措施是加大教育投入，尤其是对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投入。研究发现，计划生育政策实际上对城市生育率的影响比农村更大。因此，这项政策很可能因为影响城市家庭的生育决策而扭曲了私人教育投资的资源配置，对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平稳转型可能是不利的。

计划生育政策范文第2篇

作为基本国策的“计划生育”政策，起源于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下发的《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号召“每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自此“独生子女政策”成为计生政策的代名词。1991年中央“9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决定》，要求全国各级党政“一把手”亲自负责计划生育工作，实施严厉的“一票否决制”，由此确立了刚性的生育政策。三十年来，较为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在全国全面实施，成效颇为显著。然而，计划生育政策在实施之初就引发了很多学者的争论。社会结构、家庭结构发生变迁，人口老龄化的问题等……这些问题甚至可能成为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因素之一，计划生育带来的负面效应已经不容忽视。

二、文献回顾与述评

对于在中国实施了3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学者们各持己见。而是否应当放开二胎政策，一直以来都是被相关研究人士所争论的话题，主要观点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一）放开计划生育政策

蒋红英（2007）提出：计划生育政策是我国提早进入老龄化社会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人口老龄化的催化剂，改善老龄化状况的直接方法就是放开现有的计划生育政策；石齐平（2007）认为：一个社会人口老龄化，不仅大幅加重全社会的养老、医疗、保健负担，更会减缓整个社会的活力、积极性与创新能力。穆光宗（2009）指出：独生子女家庭给个人和社会带来了九大风险，其中就包括独生子女政策下传统生育文化的改变最终威胁人口持续发展的风险；陈友华（2009）认为：中国目前最突出的人口问题已经由人口数量过多转变为人口结构不合理，一方面是人口老龄化加速，一方面是生育率下降过快，性别比严重失调，独生政策还导致了高风险的家庭。此外，他还指出，中国生育政策调整的最佳时机都已经错过，现在放开政策虽然会带来短期的人口增长，但是可以采取技术性的手段来规避这个问题。顾宝昌（2010）指出，经过课题组对甘肃酒泉、山西翼城、河北承德、湖北恩施等坚持实行“二胎”政策的地区的深入调研发现，其生育水平一直维持在低位，没有出现大幅度反弹，生育政策已不是决定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首要因素。因此有理由相信，在21世纪，二胎政策有条件在全国广泛推行。

（二）继续坚持计划生育政策

有学者指出，中国维持现有的生育政策仍有必要。例如，于学军、杨书章（2000）利用多区域分孩次递进人口发展模型对中国未来50年的人口发展趋势做了预测，并最终认为当前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重点不应是进一步降低生育水平，而是稳定目前的生育水平。李小平（2007）指出：从紧控制生育，进一步减少生育数量并早日转入减少人口总量的进程，而不是放宽生育政策，才是优化人口结构的真正出路。李小平（2009）表示，中国人口数量依旧严重过剩，若没有人口数量的绝对降低，中国无法从生活水平和生存环境方面追赶上发达国家。他主张进一步显著地降低生育率、加速实现人口零增长，从而根本解决中国人口过多与人均资源长期紧张的问题。程恩富（2009）认为，我国不仅不能放松现行生育政策，而且还要继续把城乡的生育水平降到“一对夫妇一个孩子”这一底线，即严格的“一胎化”生育，宏观上控制社会的人口数量，来促进家庭和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三）逐步调整计划生育政策

有研究者认为，应逐步对计划生育政策作出谨慎的调整。桂世勋（2008）教授认为：“在2015年以前，有一个20到29岁育龄妇女的人数高峰期，如果放开政策，会使人口高峰变得更加高。因此从可持续发展角度来说，为了减少每年出生人口数量的大幅波动，最好在这个时期不要有大的政策波动，但是各个省、区、市，由于具体情况有所不同，该文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主办的《环球市场信息导报》杂志http：//总第526期2013年第43期-----转载须注名来源可以自己对放开时间的快慢进行调整。如果普遍允许生两个孩子的话，我认为最好还是2015年以后。”马骁骁（2010）提出：为了在着手解决现有的人口结构问题时避免人口重新走上增长过快的道路，应当避免大规模的调整，而应该做适当的调整，采取小范围的、有选择性的放开计生政策，并且采取各种措施使人们的生育愿望降到一个较为合理的水平。

三、小结

上述研究，虽然考虑到了计划生育影响社会的各个方面，各具证据和理由，但都存在着一些共性的不足之处：第一，都是着眼于全国的人口状况，坚持“全国一盘棋”，没有或者很少关注到各个地区的差异情况和不同的人口状况。第二，大多数学者对政策影响只注重逻辑分析，而很少使用实验检验，其观点和结论缺乏实际数据的支撑。其中于学军、杨书章（2000）和马骁骁（2010）根据计量模型和部分数据来得出结论，但作用仍十分有限。第三，理论分析大多基于宏观宽泛的数据推算，没有详细精准的统计资料作为依托，其结论缺乏实证基础，难以信服。对于人口政策在未来何去何从的问题，不仅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区别对待，更需要有实际可靠的数据作为支撑。第四，在涉及到计划生育与人口结构的关系时，多数研究都没有事先说明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结构的具体影响程度。人口结构变迁，究竟有多大程度、速度和趋势以及与经济发展所引起这一问题没有得到回答，然而这个问题与计划生育政策是否应当放开的判断紧密相关。此外，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速度、趋势以及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在国际处于何种水平这一问题也没有得到明确的回答。计划生育政策长期以来被视为一项“基本国策”，与“改革开放”已经同步延续了30年。这一政策不仅关系到中国社会、经济等方面未来的发展，而且也直接关系到我们的伦理和心理建设。在提倡“以人为本”和“可持续发展”的今天，在反思改革的时候，这样一项与每个人都密切相关的政策，已经到了公众进入和参与讨论的时候了。我们应在新的起点上回顾历史，正视现状，总结经验，找准症结，综合治理。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

计划生育政策范文第3篇

关键词：计划生育；一孩化；人口红利；失独家庭

自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我国开始大力实行计划生育政策，1978年后计划生育成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中国人口出生率由1970年的33.4‰，下降到2012年的12.1‰；人口自然增长率由1970年的25.8‰，下降到2012年的4.95‰，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的控制已经超出了预期的效果，40多年来，中国由于计划生育累计少生了四亿多人，大大减轻了人口增长过快对资源环境带来的压力。

然而，我们在看到实行计划生育政策40多年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对世界带来的重大贡献的同时，“未富先老”、劳动力短缺、独生子女家庭养老问题也日益严峻。

一、一孩化政策的弊端

（一）生育水平明显降低

对于大多数的居民实行只生一胎的限制政策，中国是全球唯一一个，同时，在这些年中实行一胎限制在控制我国的人口上起到了不可小觑的作用，这也是我国改革开放，经济飞速发展的重要时期。在过去三十几年的“人口红利”时期，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出现了适合工作的人口比重大，老年人的抚养比率低，而这些现象都对经济的刺激作用也是不小的，这也就是我国在这个时期出现高储蓄、高投资的经济现象的原因。在实行计划生育的这段时间，我国的生育率已经从2.2-2.8的较高的生育水平，已经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就可以看出来，仅有1.18，其实这种低生育水平并不是刚刚出现的，早在我国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已经出现了。随着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不断发展，再加上人民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使得我国的人均寿命相比比以前要变得更长，再加上我国的人口基数大，会产生人口的增长惯性，由于这两条原因，我国的人口数量还会保持一段时间的增长。但是，如果继续实行对大多数人的一胎限制政策，在未来的30年的时间中，我国的人口结构必将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在近些年已经出现一些征兆的了，2012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相比2011年的数据减少了345万人，这也是我国在这么长的时间内首次劳动人口急速的下降，这也就显示出我国的人口红利时期已经要走到了尽头，同时也将会成为我国经济发展路上一个巨大障碍。我国进行长时间的一孩化政策对于我国的生育理念产生了影响，现在大多数人不愿意多生孩子，生育意向不是很高，我国若是想让生育水平回升，这将要花费巨大的成本，许多发达国家已经很好的证明了这点。他们的经验说明，如果人口的生育水平已经经历了从高到低的转变，再想使其上升时很难的。

（二）出生孩子性别比异常

无论是从一定时空条件上的出生婴儿总数看，还是从其分孩次出生看，男婴与女婴的出生概率虽有差异，但各自的出生概率上基本相对稳定或略有微小波动的，其出生性别比通常波动在102～107之间，并不是绝对的1：1的比例。如果出生性别比不在这个范围内，则说明社会、环境、医疗水平对这些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我国从1949-1980年间，出生孩子的性别比一直保持在正常水平之间，但是自从实行一孩化政策后的30年间，我国的出生性别比已经到120左右了，从表1-1就可以看出。

数据来源：（1）1976-2000年《中国人口信息网》；（2）2001-2009《中国人口统计年鉴》；（3）2010第六次人口普查。

通过上表可以看出，性别比失调的主要原因是计划生育政策，同时，各地农村普遍实行的“农村一孩半”政策：夫妻双方或一方是农村居民，其夫妻仅生育过一个女孩，可以生二胎，又对出生男女性别比过大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时，这项政策也就潜移默化的向人们说明了生男孩好的这一观念，使得重男轻女的观念更见深入人心，这也就产生了另一个鲜明的现象，城乡性别比差距逐渐扩大。

（三）独生子女家庭风险变大

现阶段我国现在大部分家庭都是符合四二一的家庭模式，即独生子女家庭，这主要是由于我国实一孩化政策的原因。在实行计划生育的那一代父母，他们那一辈的大部分都有最少一个兄弟或姐妹，因此，他们在赡养老人方面压力普遍比较低，同时由于只抚养一个孩子，在照顾孩子方面负担也相对较小，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使得我国正式走入的“人口红利”时期，正是由于这人口红利期，我国的经济才得到了发展的最好机会。但是，随着这一代孩子当上了父母，我国也就快要走到了“人口红利”的末期，如果计划生育的政策不对此种现象作出相应的调整，那么必然会对我国为来的劳动力市场产生巨大的影响，进而进一步影响到我国经济社会的建设发展。同时，四二一模式的家庭面临的风险也将比他们父辈那时的家庭所要承担的风险要多很多，第一，孩子的成长风险，为了抚养唯一孩子，父母必定都将倾尽自己所有的精力去照顾孩子，但是，如果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得了严重的疾病，或者意外导致其死亡，如果实在孩子的生命周期早期出现的生存风险可以通过补偿性生育得到消解，如果是大龄独生子女夭折或者发生严重伤病残事件，对家庭的打击几乎是毁灭性的。汶川地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地震中很多父母都失去了他们唯一的孩子，同时他们年纪也大了，过了适合生育的年龄，他们到老的时候膝前无子无女，没有办法养老，到老了过得将是何等的凄凉；第二，空巢家庭的增多，随着独生子女到娶妻生子的时候，他们有很大一部分都会选择搬出去住，这样便会产生了大量空巢家庭，这也是长时间实行一孩化政策的弊端。

计划生育政策已经成功实行了三十多年，但是在实行计划生育的过程当中，对这项政策的激励措施做的却不是很好，就拿补助政策来说，现在很多地方依旧使用的时每月给独生子女家庭10元的补助，这些钱在三十多年前还可以，但是在物价和消费水平飞涨的现在却显得微乎其微，起不到激励的作用。同时，在对失独家庭补助上也存在补偿过低的问题。我国现行的对失独家庭的补助标准是女方年满49周岁的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夫妻，城镇每人每月270元（伤残）、340元（死亡），农村每人每月150元（伤残）、170元（死亡）。目前我国的失独家庭应超过了100万，而且我国每年新增“失独家庭”7.6万个，从这些数据上就可以看出失独家庭已经是成为了社会上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对于失独家庭的补助却是不多，对于这些家庭来说作用不是很大，而且领取的年纪也较大，对于他们的帮助也很少。

（四）导致人口素质的忽视

在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实行的过程当中，我国很好的完成了控制人口数量的增长，控制生育率这一任务，但是却没有很好的执行好这一政策。在计划生育提出的初衷不仅仅只是控制好人口，同时也要提高出生人口的素质。人口素质的提高的任务不好用量化的指标来度量，所以在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时候，各地政府主要的就是控制人口数量上，因为比较好观测成果，而对于人口素质的提高则需要多方面的综合治理，所显示出来的结果并不会快速的反应出来，所以，也就容易被忽视。同时，我国实行的人口政策中汉族和少数民族存在不同的地方，多数的少数民族都可以生两个孩子，有的偏远地区的牧民或少数民族可以生三个孩子。而在这些少数民资当和一定区域的民族相对比较封闭，有的甚至禁止与外族通婚，由于这个原因和其他一些原因，他们族内的通婚现象比较严重，从而导致他们的孩子有较大的几率患有先天性的疾病，再加上他们居住的地方相对封闭落后，使得这些民族的孩子没有像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一样，在适当的年龄接受教育，从而使得他们的文盲率较高。2010年少数民族的平均成年人文盲率为8.12%，而汉族为4.88%，其中还有不少民族的文盲率高于10%，比如藏族、苗族、彝族、布依族、哈尼族和傣族，其中藏族的文盲率高达29.59%。这对于少数政策的宽松的生育政策，少数民族的人口数量增加了，但是人口的素质却没有跟上去，出现了断层，不利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在控制人口数量的同时也应当注意提高人口的素质，有一句话说的好，“经济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以经济发展作用生育控制，成本更低，效果更好。而经济发展需要大量的高素质人才，可见两者是相辅相成的。所以，现在应当加强对教育水平和医疗卫生方面的关注和投资，只有这样才可以提高我国的人口的素质，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人才储备，同时也提高我国劳动力的素质和竞争力，从而使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的发展会间接的影响到我国的人口的生育观念，从而达到控制人口的目的，这是一个良性的连锁反应，我们应当好好的运用这一点。

二、放宽二胎政策的益处

（一）刺激经济

今年年初放开二胎政策以后，对股票市场的影响重大，投资者纷纷向婴儿用品进行投资，奶粉生产商雅士利在香港的股价升了接近12%，婴儿床制造商好孩子国际集团则升了6%，在医疗保健部门，山东威高的股价从去年13日开始股价跃升了超过40%，同时《经济日报》报道，国金证券的研究报告指出，“单独二胎”开放有望在五年内新增800万新生儿，摩根大通报告则指，计划生育政策放宽后，预期每年将有180万名额外婴儿出生，较现有出生婴儿数目增长11%，预期可提升整体婴儿产品市场盈利4%。除了婴儿奶粉最受惠以外，尿布、婴儿及儿童高性能产品、衣服及儿童耐用品等行业也有2%到3%的盈利增长空间。

出了对股市的影响外，同时也将影响到房地产行业，因为实行了30年的一孩化的生育政策，很多34岁或34岁以下的中国夫妇是双方共四位父母的唯一继承人，四位老人去世后，他们至少会多出两套房子，鉴于现在很多家庭对方地产的投资很多，多出的数目可能会更多。虽然现如今的房价尤其是诚实的房价很高，但是由于会产生过多的房屋供给，供给会大于需求，按照经济学的知识可以知道，这些过多的供给会导致房价的暴跌。但是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改变，最终可以阻止这样的事情发生。

同时，我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享有世界工厂的美名，但是，这个名称是与我过的生产方式有关的，我国的生产方式的劳动力密集型，有着廉价的劳动力，所以很多国家的产品拿到中国来生产，但是由于一孩化政策的影响，我国正在走向老龄化社会，这种优势正在逐步市区，但是，现在放宽二胎政策，这有利于放缓这种趋势。

（二）对家庭有利

放宽二胎政策对家庭以及子女都是有好处的。现在很多家庭大多都是一孩化的政策下只剩一个小孩，全家人宠爱一个小孩，娇生惯养的小孩从小就非常自我，总是以自我为中心，他也习惯了在长辈的溺爱下成长，脱离家庭就失去了庇护，不适应社会，与社会脱节，会遇到种种不顺。如果有两个小孩一起成长，他们成长的过程中大多都会养成懂得分享、关爱他人、孝敬长辈等良好的习惯，这些都是他们走向社会最基本的。同时使得他们在成长过程中有了兄弟姐妹，有了知心的小伙伴。

同时放宽二胎政策对于孩子和大人也有益处。我国正在走向老龄化的社会，由于30年的计划生育，使得在次期间出生的孩子到成人后，就要抚养四个老人，压力繁重。但是放宽二胎以后，使得下一代抚养父母的单子就会轻多了，他们可以一起照顾父母，在生活中遇到困难可以一起商量，和自己最近亲密的人一起度过，不再感到孤单。

（三）对人口的影响

放宽二胎政策同时对于我国的老龄化起到一定的作用，近期来看，单独二胎政策不会影响到老龄人口绝对的数量，但是从长远来看，二胎政策可以缓解我过老龄人口的比例，据测算，单独两孩政策与现行生育政策相比，2030年老龄化水平将从24.1%降到23.8%；2050年从34.1%降到32.8%。

同时放宽二胎政策会导致婴儿潮的出现吗？我认为不会，例如，1985年山西翼城成为我国第一个特批的二胎试点地区，对于翼城这个农业生产县，在过去的28年来出生率低于全国水平，男女性别比也更趋合理，同时1987年批准的甘肃酒泉、辽宁长海、广东南海等11个县市和地区的试点在近20多年来也出现了这种现象，因此，这次放宽二胎政策，不会出现所谓的婴儿潮，同时我国的男女性别比也会得到改善。

三、总结

我国最近计划生育政策的变化，从长远的来看，对我国人口性别比失衡有很大的帮助，同时也会缓解下一代年轻人抚养老人的压力，对经济有刺激作用，同时也可以使我国的出生率上升，有利于达到人口更替水平。（作者单位：河北大学）

参考文献：

[1]王金营，再认识人口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市场与人口分析，2006（1）：35

[2]王桂新，少了老龄化：计划生育遗症，社会观察，2012（09）：28

[3]毛雪颖，我国少数民族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探讨，两北人口，2006（3）：59

[4]汗小英，周艺，关于中国人口质量制度引导机制的思考，西北人口，2011（1）：22

[5]周丽平，关注生育政策与人口结构的联动效，市场与人口分析，2006（01）：27

计划生育政策范文第4篇

计划生育政策涉及人口、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评估它的整体影响并不容易，都绕不开一个根本问题：计划生育政策到底使中国少生了多少人？这一问题之所以根本，不仅因为计生政策源于人口压力、旨在控制人口数量，还因为计生政策对经济、资源、环境和人口素质等方面的影响大多是通过调节人口数量来实现的。回答这一问题有助于思考当下的一个热点话题：放松计生政策会不会使人口数量大幅反弹。 政策得失

在历史资料中，中国计生政策的实施和生育水平的下降有很强的时间重合性。1949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约为6，这意味着那时的女性一辈子平均生6个孩子。1959年到1962年饥荒困难时期，生育率猛降一半，但随后在1963年左右反弹至7个以上。

高企的生育率直接催生了中国1963年的计生政策。那时的政策以宣传和计生服务为主，提倡少生，但对每个家庭的生育数量没有硬性规定，而且计生政策只在城市实施。随后，城市生育率开始下降，从1963年的6下降至1967年的3。“”初期，城市生育率一度小幅反弹，但整体而言，下降是非常明显的。需要强调的是，此时中国的整体生育率并未显著下降，因为占人口多数的农村地区的生育水平依然处于高位。

上世纪70年代初，中国启动了第二轮计生政策：宣传力度进一步增加、计生服务得到改善、对生育数量的规定更明晰。更重要的是，政策在农村全面铺开。70年代是中国生育率下降最显著的十年。1970年，生育率还高达6；1980年生育率就降至2左右。1980年正式实施的第三轮计生政策——一胎化政策，中国的生育率也随之下降到2以下。

中国计生政策的实施和生育水平的下降，在时间上的相关性不代表两者有因果关系，因为与生育率下降有关的其他因素也纷纷涌现：婴儿死亡率大幅下降，使得家庭无需用子女数量来分散成长风险；女性教育程度显著提高，使得生育孩子的机会成本上升，导致生育率下降。因此，研究计生政策对人口的影响需要兼顾其他因素的作用。 不同估算

那么计划生育政策到底使中国少生了多少人？先来看看官方的回答。2006年，时任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张维庆在《求是》杂志的文章中引述人口专家的推算，指出“到2005年底，少生了4亿多人”；并且，“这是由于计划生育的因素少生的人口数，不包括由于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改善和教育文化水平提高等因素而少生的人口数”。

再看学术界的看法。许多学术研究关注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胎化政策的影响。许多学者认为，一胎化政策对生育率的影响并不算大。耶鲁大学的T. Paul Schultz和北京大学的曾毅估算了中国三省农村地区计生服务机构对生育水平的影响。他们认为，如果计生服务机构完全不存在，一个农村家庭将多生0.25个孩子。杜克大学的Marjorie McElroy和Dennis Tao Yang在另一篇论文中得到了相似的结论。他们估算了中国十省农村地区超生罚款对生育数量的影响。他们认为，如果没有任何超生罚款，每个农村家庭将平均多生0.33个孩子。

上述的研究基于中国的部分地区，严格来说可能无法推导出全国的情况。但我们仍能粗糙地计算一下，以获得一个更直观的结果。2012年中国已婚育龄女性约为2.6亿人。假设一胎化政策不复存在，这些女性继而每人多生约0.3个孩子，那么中国的人口将增加8000万左右。相比于“放松一胎化政策会使中国多生几亿人”的论断，8000万并不是一个令人“恐慌”的数字。

还有一些研究间接地支持上述结论。中国人民大学的顾宝昌等学者根据中国各省计生政策的规定，计算出不同省份每个家庭最多可以生育多少孩子。2000年的数据显示，全国超过三分之二的省份中，每个家庭平均拥有的孩子数量低于政策允许生育的最高数量，这意味着，即使取消一胎化政策，相当多的家庭也不会多生。

至于一胎化政策之前的计生政策，特别是上世纪70年代的计生政策，一些研究认为其对生育水平下降的贡献不大。在T. Paul Schultz和曾毅的论文中，如果农村80年代的计生服务机构在70年代就存在，那么它们只使得每个家庭少生约0.2个孩子。

另一些研究认为其对生育率的影响不可忽视。布鲁金斯学会的王丰在一项研究中指出：如果没有上世纪70年代的计生政策，中国的生育率也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下降，但绝不会像有计生政策时下降得那么快。

还有一些研究认为其对人口数量的影响非常巨大。人口委员会（纽约）的John Bongaarts和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Susan Greenhalgh的一篇论文预测，如果上世纪70年代以来没有计生政策，中国现在的人口规模可能高达17亿-18亿；但如果实施70年代的计生政策并将其延续到今天，现在的人口数量将约为14亿。他们估算的计生政策对人口数量的影响为3亿-4亿，与官方答案基本一致。但即便在这篇论文中，如果延续70年代较宽松的计生政策而非启动一胎化政策，人口数量也不会比现在高多少。 政策效应

现在政策讨论的热点是该如何调整一胎化政策。反对废除计生政策的人担心完全取消计生政策后，人口增长会失控；学术界在这一问题上也没有普遍认可的结论。但如果全面放开二胎，学术界有更加一致的声音：生育水平和人口数量不会剧烈反弹。毕竟，在严格的一胎化政策实施之前，中国的生育率已经降到了更替水平附近；而一胎化政策并没有进一步地大幅降低生育水平。

换言之，如果把一胎化政策调整为全面二胎政策，生育率至多会反弹至上世纪70年代末的水平。但考虑到社会经济发展和人口素质提高等因素，其反弹后的水平会显著低于70年代末的水平。

中国放松一胎化政策是分步骤的。“双独二胎”政策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陆续铺开；截至2011年，全国所有省份均已实施“双独二胎”政策。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单独二胎”政策也将开始实施。“随着一胎化政策的放松，人们的生育行为会如何变化”将是学术界持续关注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有助于回答生育水平和人口数量在全面放开二胎乃至取消计生政策后会不会剧烈反弹。

计划生育政策范文第5篇

近两年来，生育权突然成为一个令人关注的问题。先是浙江省一位囚犯的妻子要求为其丈夫生育一个孩子，从而引发了罪犯的生育权是否应保护的问题；随后是《吉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中明确规定了独身女子生育权，从而又引起独身女子是否应该享受生育权的问题。试从人权的角度对生育权和计划生育政策的问题作一简要的评论。首先一个问题是生育权是一项人权吗？这个问题好像不值一问，但是如果我们考察一下有关国际和国内法律文件对于生育权的确认情况，我们就会发现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我们在《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等几个最权威的国际人权文件中都找不到关于生育权的规定，在我国的《宪法》和其他国家的宪法中也很难找到有关生育权的表述。那么生育权还是一项人权吗？从常识出发这又好像是毫无疑问的，因为几乎每个人都在事实上都可以生儿育女，因此这项权利的享有几乎已经跟人有睡觉和穿衣的权利一样是自然而然、毋庸置疑的。那么为什么生育权并没有得到《世界人权》（即三个上述公约的总称）和各国宪法的确认呢？道理也似乎很简单，因为从人类历史上看，生育权并不像生命权、财产权、人身自由权那样受到了国家和社会强烈的干预[01]；即使是对生命权和财产权侵犯非常严重的，对于人之生育行为也采取了自由放任的政策。那么历史上各国政府为什么会对生育行为自由放任呢？原因有很多，例如因为可能人们在观念上认为人口越多越好，或者因为政府官员认为很难从对生育行为的干预中捞到什么好处，除此之外，干预生育行为的难度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即使在拥有发达的避孕、引产、绝育等技术的今天，强制干预生育行为也仍然是一个困难重重的过程。既然过去国家和社会几乎不存在对生育自由的侵犯问题，生育问题在很长时间内也自然没有上升为需要极力主张的人权问题。但是国际人权公约和各国宪法对生育权规定的缺位并不能否认生育权的人权属性，道理也很简单，就像美国宪法第九条修正案规定的那样，"本宪法对某些权利的列举，不得被解释为否定或忽视由人民保留的其他权利"。生育权就可以说是这样的自然权利，并且是比财产权、政治权等权利更"自然"的权利。生育权作为一项自然权利，它成为一个令人关注的人权问题却还是非常晚近的事。上个世纪

生育权既然是一项人权，那么它是一项个人的权利还是合法夫妻双方共享的权利呢？《德黑兰宣言》认为生育权是父母的基本人权，1974年国际人口和发展大会通过的联合国第XVI号决议也只是确认父母的生育权，但是在同一次会议中通过的《世界人口行动计划》却规定，"所有夫妻和个人都有自由而负责地决定其子女人数和生育间隔以及获得做出这种决定所需要的信息、教育和方法的基本权利"，这个规定似乎又确认个人的生育权利，并且值得指出的是这些联合国文件都没有明确说明夫妻、父母和个人必须是合法婚姻中的父母双方和个人。不过这对不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和那些宽容非婚生子的国家无关紧要，但是对于像中国这样严厉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观念又相对比较保守的国家就显得至关重要了。根据中国的《婚姻法》，"无效或被撤销的婚姻，自始无效，当事人不具有夫妻的权利和义务。"如果生育权只能是合法婚姻夫妻双方的权利，那么很显然非法婚姻状态中的个人显然不具备生育的权利。二十多年来我国各个省份制定的计划生育条例正是根据这个思想制定的，几乎所有的生育权利和义务的主体都是"夫妻双方"而不是公民个人。在实践中，未登记结婚的个人或男女双方是不可能获得政府部门的生育许可的[03]，即使个人或双方生育的是第一胎子女。[04]这就是说，非婚生育在法律上完全是非法的，无论是同居的男女双方还是不同居的个人都不享有所谓的生育权[05]。但是2002年生效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对于生育权性质的认识上似乎发生了一些改变，该法第17条规定，"公民有生育的权利，也有依法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夫妻双方在实行计划生育中负有共同的责任。"从这种一般性的表述中，我们似乎可以推论出生育权是每个"公民"个人都具有的权利了。尽管立法者不一定有这样的立法意图，[06]但是《吉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中规定的独身女子生育权就是根据这种理解制定的。该条例第30条第2款规定："达到法定婚龄决定终身不再结婚并无子女的妇女，可以采取合法的医学辅助生育技术手段生育一个子女。"这条法律破天荒的法律意义就在于，它首次在法律上确认了没有结婚的个人也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享有生育权。但是它对现行计划生育法律体系的挑战也在于此。如果将生育权定位为是一个不依赖于婚姻状态为条件的独立的个人权利，那么就会出现一系列的权利推论：既然达到法定婚龄决定终身不再结婚并无子女的妇女可以凭借合法的医学辅助生育技术手段生育一个子女，那么有什么理由不允许这类妇女与男人（不管同居与否、有没有感情）生育一个子女呢？既然达到法定婚龄决定终身不再结婚并无子女的妇女可以生育一个子女，那么为什么具有同样情况的男人不能拥有相同的生育权呢？既然生育权是个人的权利，那么为什么那些达到法定婚龄、没有子女的未婚男女不能在一定条件下享有生育权呢？尽管《吉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对独身女子生育权的规定以及上述的一系列推论都会与原来的计划生育法律体系产生矛盾，但是《吉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从确认个人生育权的角度来贯彻实施计划生育政策还是具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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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意义的。因为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和法律经常只是一味强调公民生育行为义务的一面，而对公民的生育权的保障考虑得还不够充分。尽管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在实施上也已经越来越显示出一些人权的价值取向，例如，在生育权的保障方面，计划生育政策在区别对待农村与城市公民、汉族和少数民族公民的同时，对于一些特殊的人群给予额外的生育配额照顾，但是对于未婚公民的生育权却始终缺少应有的关注，而《吉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关于独身女子生育权的规定无疑在这方面向前迈进了一步。虽然吉林省规定的"决定终身不再结婚"的条件显然不切实际，因为生育权的行使并不能限制结婚权的行使，但是它至少向人们表明法律对于一定条件下的未婚公民的生育权也应给予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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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生育政策范文第6篇

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为了促进计划生育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的转变，建立和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推动“关爱女孩行动”深入开展，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质，有效遏制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和《陕西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有关规定，结合我区实际，特制定如下政策：一、奖励扶助保障政策

1、农村独生子女户自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之日起至独生子女十四周岁，每月领取独生子女保健费10元。由区计生局负责落实。

2、对农村符合生育二孩条件但自愿终身只生育一个子女，并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家庭，一次性办理2000元的奖励储蓄直至育龄妇女年龄到49周岁时，一次领清本息。由乡镇政府、街道办负责落实。

3、对农村双女结扎户并领取《双女结扎户父母光荣证》的父母各办理2000元的养老储蓄，其母亲年龄到49周岁时一次领清本息。由区财政局、计生局负责落实。

4、领证独生子女发生意外伤残、死亡，其父母不再生育和收养子女的，父母双方在农村的补助5000元，其中区上补助2000元，乡镇政府、街道办补助3000元，各相关部门也应给予必要的扶助。

5、对农村部分实行计划生育的家庭夫妇年满60周岁的，每月发给夫妇双方各50元的扶助金，直止亡故。由区财政局、计生局负责落实。二、优惠政策

6、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对农村领证独生子女和双女结扎户的两个女孩免收杂费，由区财政局、教文体局、计生局负责落实。

7、对农村领证独女户和双女结扎户子女在高中入学时，录取分数线下调20分。由区教文体局负责落实。

8、在分配集体资产收益和财物时，对独生子女领证户增加一个人份的分配份额，双女结扎领证户增加半个人份的分配份额。由各乡镇政府、街道办负责落实。

9、每年免费对农村独生子女领证户和双女结扎领证户含流动人口的家庭妇女进行一次妇女常见病普查。由区计生局负责落实。

10、对农村独生子女领证户和双女结扎领证户在申办营业执照和缴纳工商管理费时，各减免10%。由杨凌工商局负责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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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区劳务输出培训中，免费对农村独生子女领证户和双女结扎领证户进行培训，并在劳务输出时减免有关手续费。由区人劳社保局负

责落实。三、优先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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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男到纯女户家结婚落户的，享受本村村民同等待遇，户籍管理部门和乡村要积极为其办理户口迁转手续，对符合宅基地审批条件的优先批划宅基地。由区公安分局、国土局和乡镇政府、街道办分别负责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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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农村独生子女领证户和双女结扎领证户在各类企业招收从业人员或劳务输出时，优先照顾和招收独生子女户和双女结扎户的夫妇或其子女。由区人劳社保局负责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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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领证独生子女和双女结扎领证户的孩子在参加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招考时，同等条件下优先录用，工作安置时优先照顾。由区委组织部、区人劳社保局负责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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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对家庭困难的独生子女领证户和双女结扎领证户优先给予困难救济，优先纳入低保和特困户建房范围。由区民政局负责落实。四、帮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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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区上建立计划生育“三结合”项目，帮助农村独生子女领证户和双女结扎领证户脱贫致富。由区计生协会和各乡镇政府、街道办负责落实。

18、区级部门或单位每年拿出一定资金对所包村的独生子女领证户和双女结扎领证户困难家庭进行帮扶。由区委组织部、区计划生育局负责落实。

计划生育政策范文第7篇

[关键词]计划生育 人口问题

[中图分类号]C9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0)05-0007-03

随着国家的日益发展,人口问题已经是我国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也是我国迫在眉睫要解决的问题。1980年,党中央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的公开信》中就富有远见地提出:“到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现如今计划生育政策实行已逾30年,中国人口数量得到有效的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已经连续数年低于10‰,随着中国用较短时间实现以“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的人口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类型的转变,人口年龄结构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而中国也已站在社会少子化和老龄化的门口。

一、我国计划生育观念的流变与计划生育国策的形成

(一)我国计划生育观念的流变

1.计划生育观念的提出

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会议上指出:“我们这个国家有这么多的人,这是世界上各国都没有的。要提倡节育,要有计划地生育。……中国六亿人口,增加十倍是多少?六十亿,那时候就快要接近灭亡了。”“总而言之,人类要自己控制自己,有时候使他能够增加一点,有时候使他能够停顿一下,有时候减少一点,波浪式前进,实现有计划地生育。”①总理指出:“为了保护妇女和儿童,以利民族的健康和繁荣,我们赞成在生育方面加以适当地节制。”②马寅初的观点:“控制人口,实属刻不容缓,不然的话,日后的问题愈加棘手,愈难解决。”③“我们的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如果不把人口列入计划之内,不能控制人口,不能实行计划生育,那就不称其为计划经济。”④“一定要实行计划生育,对人口的发展进行控制,否则就会出问题。”⑤虽然当时没有引起党和国家的重视,但是随着时间和经济的发展,事实证明控制人口的计划生育是很重要,很有必要的。

2.计划生育观念对传统生育观念的冲击

(1)传统生育观的表现

自古以来,我国以多育子女为荣的观念十分强烈。“重男轻女”“传宗接代”“五世同昌”等都是这种生育观的具体表现。在传统生育观里,传统的封建思想认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而无后为大的“后”专指男性,只有生育男孩才是传承后代,女孩则不被重视。受封建思想的影响,这种重男轻女的思想根深蒂固非一朝一夕可以更改。

(2)计划生育政策对传统生育观的冲击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思想的不断更新,现在的生育观念认为生儿育女不仅仅是为了“传宗接代”。加上我们现行的社会保障体系,在国家和集体的关怀下,养儿防老观念的经济基础基本上不存在。思想进步的同时,大力破除生育问题上的传统偏见和各种旧的习惯势力,树立正确的生育观迫在眉睫。

(二)计划生育国策的形成

计划生育的立法过程可谓是曲折不平,多年来经历了1978年、1982年、1988年、1993年四次论证、起草,皆因条件不成熟没有出台。上世纪70年代初,结合中国当时的国情和需要,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提出“晚、稀、少”的生育主张。“晚”是指男25周岁、女23周岁结婚;“稀”是指两胎间隔4年左右;“少”是指最多可以生育两个孩子。1984年4 月中共中央转发了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计划生育情况的汇报》,即7号文件,文件指出:“要把计划生育政策建立在合情合理、群众拥护、干部好做工作的基础上”,继续“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以“晚婚、晚育、少生、优生”取代了“晚、稀、少”的生育政策。1998年计划生育立法被第五次摆到了台面上,经历了三年的努力,在2001年12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这在人口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计划生育政策以国家法律形式确定了地位,把国家推行计划生育的基本政策、方针、制度、措施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为综合治理人口问题、保护公民应享有的权利提供了法律保障。

二、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后人口的现状及变化

(一)实施计划生育前我国人口的状况与实施后人口现状的对比

计划生育实施前,人口无计划的增长带来很多问题。人口总量的剧增不但直接影响了当时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而且还对以后相当长时间内的中国人口发展与经济运行产生了无法避免的影响;计划生育实施后,在人口趋于稳定的同时,也带来人口的老龄化、就业形势严峻、出生性别比居高不下等社会问题,下面将从几个阶段来说明实施前后人口的状况。

1.实施前我国人口的状况

(1)1949―1957年处于第一次生育高潮阶段

1949年至1952年,人口出生率一直维持在37‰左右的高水平,表现出高出生率、高死亡率的特点,但整体趋势却是逐渐下降的。数据表明,人口的死亡率从1949年的20‰下降到1957年的10.8‰,自然增长率呈现上升趋势,1954年达到24.79‰的较高水平。到了1957年全国人口增加到64653万人,比1952年增长了7171万人,年平均增长1434万人,8年中共下降9.2‰,年平均下降1.15‰,下降相当迅速――我国出现了第一次生育的高潮。

(2)1962―1973年处于第二次生育高潮阶段

三年的困难时期过后,中国人口出现了战争和灾难后的补偿性生育。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以1963年的43.37‰和33.33‰为最高,创建国以来最高纪录。而人口死亡率从1961年的14.24‰下降到1973年的7.04‰,已属较低水平。在长达12年的生育高潮中,共增加人口23352万人,成为20世纪人口发展史上出生率和增长率最高的一次,也是第二次生育高潮。

2.实施计划生育后的人口现状

(1)1981―1990年处于潜伏的人口生育高潮阶段

进入20世纪80年代,全国人口接近10亿人,对于人口增长的措施更加严格。而由于育龄妇女逐渐增多,人口出生率由1980年的18.21‰上升到1987年的23.33‰,上升5.22个千分点;人口增长率由11.87‰上升到16.61‰,上升了4.47个千分点,1990年我国人口总数达到114333万人,⑥这是建国以后出现的“第三次人口生育高峰”。

(2)1991年至今处于计划生育人口政策的稳定阶段

20世纪90年代以后,计划生育人口政策和生育水平都进入完善、稳定和稳中有降的阶段。出生人口是逐步减少的,由1990年的21.26‰下降到1996年的16.98‰、2000年的14.03‰,自然增长率由1990年的14.39‰下降到1996年的10.42‰、2008年的5.08‰。⑦人口增长速度大大减缓,从而成功地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由“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历史性转变。

(二)计划生育实施后的变化

1.计划生育政策的基本目的

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自制订以来,对中国的人口和发展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但计划生育一味地只控制人口数量,忽略世代更替,缺乏同步提高人口素质的意识。应该对人口发展进行有计划地调节,使人口的增长同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相适应。同时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从而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实现计划生育政策的基本精神。在近几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有政协委员也提出对计生政策的进一步改革,提出了“一个不多,两个正好”等各种利于社会稳定发展,鼓舞人心的政策。但随着教育程度与经济水平的提高,中国许多城市也面临着与发达国家同样的窘境:年轻的夫妇越来越不愿意养育太多孩子,甚至放弃生育过丁克生活。

2.实施后的尴尬

在经济落后的地方,超生严重,经济负担相应增加,教育也就跟上不去。而控制这一问题的只是一些有一定文化程度和收入的工作人员,其力量的弱小自然而然地影响了人口素质的提高和经济的增长,因为整个社会人口的年龄结构趋于老龄化,消费心理趋于保守。况且,随着国家社会保障的压力加大、保守投资加大、货币流动性降低、资产流动性变差、使整个社会缺乏推动经济运行的活力。

三、计划生育政策的补充与完善

(一)计划生育政策的补充和强化

1.中国的伦理结构将出现较大变化

如一胎制继续发展下去,恐怕我们通常理解的兄、弟、姐、妹、姑、姨、舅、表、堂等称谓,将随着时间的发展而消失;对于独生子女来说亲情概念也将在某种层面上一步步淡化,这意味注重血脉、注重传统的中国宗族观念将受到很大冲击。

2.人口年龄普遍偏高

在将来,当第一代应计划而生的人接近中老年的时候,会形成社会断层,带来非常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随之而来,会是其他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如社会保障问题,我们现在的社会保障体系较滞后,到时候谁来负担这么高比例老年人的生活医疗?就目前而言,我国已步入早期老龄化阶段,不久以后必将从轻度老龄化转为深度老龄化,进而转为重度老龄化。一个日益老化且尚不富裕的社会将如何迎接这一浪潮,实现可持续发展,具体要取决于社会能否做出合理的选择。

3.家庭风险抵抗能力较低

从古到今,从中到外,都有独子不征兵的说法。可想而知,长期独子政策对国防安全是个潜在的威胁。同时,也是对家庭的损害。当独生子女参军入伍后,谁来支撑那些只剩下老弱病残的家庭?若有所伤亡时,那些破碎的无法抚养的家庭只能由国家买单,但买单也只能是物质方面,而精神方面的悲恸是无法弥补的,尤其是独生子家庭。

4.影响经济与资源的合理规划

“人口问题是制约可持续发展的首要问题,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关健因素”。经过二十多年努力,我国经济得到迅猛发展,国内生产总值和财政税收年年保持了较高增长势头,人口过快增长之势减慢,低生育水平稳定。但是,我国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矛盾仍然突出。人口总量大、素质偏低、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对社会各个层面的冲击显而易见,既不能过度夸大人口对经济建设的作用,更不能忽视人口是重要的制约因素。在宏观决策上始终坚持把人口与经济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高度,既要考虑当前发展的需要,又要考虑到未来发展的需要,既要看到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又要看到人口过快增长给经济发展带来的不利一面,实行人口经济综合决策、统筹兼顾,运用人口自身发展的规律,科学和制定实施经济社会发展规划。

(二)计划生育政策的完善

1.计划生育奖扶政策的重要性

实行计划生育对于有待于国民发展的中国,我们一定要制定并实施一系列的奖励扶助政策。在城市,积极建立并发展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同时完善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生活贫困的计划生育家庭给予生活保障补助;在农村,免除合作医疗费用,建立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扶助,给五保户发放最低生活保障金等。由于全国人口众多,国家财力有限,目前尚不可能全面覆盖落实,所以各级地方党委政府要根据各地实际情况,让每一个符合条件的计划生育家庭领到奖励扶助金和享受福利政策,从而影响和带动一部分家庭,使他们也自觉遵守计划生育政策。

2.以人为本、促进国民发展

在人口众多的中国,广泛开展计划生育政策的同时也要坚持以人为本,由“治民”走向“民治”。

响应国家号召,跟随时代脚步与时俱进。秉持科学发展观,和谐思想从加强人口素质,推动人口教育等因素对计划生育政策进行深层次理解,对广大群众示以人文关怀,在精神物质层次同步协调发展,促进社会经济的和谐进步。

3.做好计划生育政策的宣传和思想教育

要注重做到强化宣传的主观意识,坚持把计划生育的宣传教育工作有机地融入到优质服务和精神文明建设中,把计生工作的宣传教育列入开展精神文明教育时的一项重要内容来抓,通过上街宣传、授课、培训、开展计划生育知识竞赛等形式,使新型的生育文化深入到各个家庭,传播到千家万户,确保计划生育基础知识的普及率。同时加强人们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在意识形态上逐渐适应移风易俗、挪余陈规,形成健康向上的价值观念、文化舆论和社会风尚。

四、结语

计划生育政策是我国坚持了30年的基本国策,在顺应潮流认清形势的今天,根据时展变化对政策进行同步升华是符合科学发展观与和谐思想的。与此同时,生育政策的执行力绝对不能放松。在农村,随着长期计划生育的法制宣传,深入开展国策、国情、人口形势的教育,人们的思想觉悟不断提高,但仍有少数人沉迷于愚昧落后的观念中,他们违反计划生育法,对他们进行良好的劝说教育以及引导可以逐渐的改变人们的观念。笔者建议,一方面要加快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高度重视科技和教育,努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国民素质,把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制定和完善各项配套政策,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另一方面,在实行计划生育时除经济手段外,还可综合运用法律、行政、教育等手段,建立健全依法管理政策推动,综合治理的长效工作机制,对于违法生育者,一律征收社会抚养费,造成恶劣影响的予以公开揭露等措施。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总体来说是比较成功的,它是以人为本,建立和谐社会的需要,也是建设中国社会主义必不可少的因素。

注释:

①,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2月27日);彭佩云,中国计划生育全书.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版,第131页.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五册).中央文献出版,1993年版,第713页.

③彭华.马寅初的最后33年.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7月版,第146页.

④彭华.马寅初的最后33年.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7月版,第146页.

⑤洪如林.人口科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6月版,第25页.

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07.中国统计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第105页.

计划生育政策范文第8篇

【关键词】城乡 计划生育 政策 比较

【中图分类号】R924.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6851（2014）2-0521-01

前言

经济决定上层建筑，也决定着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发展。城乡的发展，无论是在经济增长上还是居民素质的提升上都存在着很大的不同，这也直接导致了在城乡计划生育政策上有着许多的不同之处。当然，这些不同都是建立在统筹兼顾、均衡发展以及控制人口基数的基础上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关于城乡计划生育政策的比较探究可为我国将来城乡计划生育的发展方向提供一个导向作用，有着极为重要的研究价值。因此，本文选择从我国计划生育的政策发展、城乡计划生育政策的异同以及城乡计划生育政策的展望这几个方面进行一番研究。

一 我国计划生育的政策发展

从上世纪开始，我国就开始实施了计划生育政策，随着时代的更替，国民经济的发展以及人们传统观念的变化，计划生育政策也有了不同于前的发展。从开始的以严惩严罚的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手段到慢慢缓和的计划生育措施，发展到现如今的以惩罚多生超生和奖励晚育少生。这些计划生育的政策发展无不体现着以人为本的思想。其次，随着人们观念的发展以及我国人口增长的放缓，在部分发达城市，我国计划生育的政策基本上可以不需要使用了，新时代提倡的晚孕晚育晚生已然成为了大多数人的潜意识了，而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这些城市老龄化人数的不断增多以及可以预见的未来人口负增长的趋势。因此，如何解决计划生育政策之后人口问题开始成为众多学者专家的所关心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形势下，我国计划生育的重大改变和发展就在不远的将来。

二 城乡计划生育政策的异同

城乡计划生育政策的异同体现在具体的措施、以及社会效果等方面。从城乡计划生育政策的具体措施上来说：首先，在处罚政策上，虽然都有进行金钱上的处罚，但是其金钱的处罚力度却是有所区分的。处罚金的多少和个人的收入多少有关，这也就直接导致城市违反计划生育的居民接受的处罚比农村的重，其次由于城市的居民大多是有单位的，超生也直接影响其发展前途，特别是那些吃公饭的人们，多生可能直接导致其丢掉直接的铁饭碗。其次，由于在许多农村地方的传统，生男孩似乎成为了许多人的不可改变的人生大事，为此，国家在政策上做出了些许的特殊对待，对于农村的人们，在第一胎生的是女儿的情况下，允许其再生第二胎，而这在城市却是不可的。在社会效果上，城乡计划生育政策也有着极大的区别。由于城市居民的整体素质、文化程度都明显高于农村的，因此，计划生育政策支持度、执行力明显优于农村地区。其达到的长远社会效果也更好。这给城市计划生育政策的有力推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在农村，计划生育政策虽然得到了一定的推进，但是还是有许多违反乱纪的实例。甚至造成了许多没有户口的孩子这样恶劣的影响。除此之外，城乡计划生育政策的异同还体现在文化背景，人口发展趋势等各个方面。

三 城乡计划生育政策的展望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重以及计划生育取得的积极效果，在未来的发展中，我国的人口基数虽然依然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数量庞大，但是根据我国人口的基本国情，调整城乡计划生育政策已然势在必行。在控制我国人口基数的基础上，鼓励晚育晚生的政策是几十年不变的基本计划生育政策，其次，在某些发达的城市，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基本上会进入到人口零增长甚至是负增长的阶段，因此，计划生育政策很有必要进行调整，适当的鼓励政策是十分的必要的。只要这样，才能保证城市所需的劳动力，保障社会秩序和安全。而对于农村地区，由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口基本还处于增长阶段，但是相对于上个世纪来说，计划生育的效果已不言而喻了。因此坚持坚定的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当然，更为缓和的计划生育和奖惩并存的政策也是十分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够给我国的人口基数控制工作带来极大的积极效果。

结语

通过上文从我国计划生育的政策发展、城乡计划生育政策的异同以及城乡计划生育政策的展望这三个方面对城乡计划生育政策的比较探究，我们对我国城乡计划生育政策的内容、措施以及影响等有了更多的了解。也对我国的人口发展趋势有了更多的理解。同时我们也相信：只要我们根据我国基本国情制定相适应的计划生育政策，那么我们就一定能将我国的人口数量控制在可调的范围内，为社会的秩序、安全以及国民经济的增长打下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蒋莲莲.从罚到奖――试述农村计划生育的“调整”[J].改革开放 2012（8），

[2]王红晓.构建和谐社会与计划生育政策调整[J].广西财经学院学报 2008（2），

[3]王金营，赵贝宁.论计划生育政策的完善与调整――基于公共政策的视角[M].人口学刊 2012（4），

计划生育政策范文第9篇

关键词：中国生育政策演变

中国生育率下降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中国生育政策执行的结果。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0年里，中国的生育政策经历了一系列变化。今天以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为标准，回顾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历程，会对当前计划生育工作的方向提供支持和帮助。

一、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阶段划分及其情况

1949-1970年为第一阶段，此阶段生育基本处于放任状态。1949年，在《历史唯心观的破产》一文中，鲜明地阐述了自己的人口观。指出:“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1在当时国际政治环境下，中国政府照搬苏联的人口理论和人口政策，在政策和舆论上主张学习苏联奖励多生育的做法，对多生孩子进行支持和鼓励。2

新中国第一次人口普查结果表明人口增长过快。1955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控制人口问题的指示》，指出：“节制生育是关系广大人民生活的一项重大政策性问题。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国家、家庭和新生一代的利益，我们党是赞成适当地节制生育的”，同时社会各界人士，比如当时的“中国节制生育之父”马寅初通过实地调查，发现人口增长过快，着手酝酿人口理论。但是，50年代的计划生育政策还没有落到实处，就随着反斗争而夭折。

和三年自然灾害之后，出现了补偿性生育。1962年和1963年，人口出生率从1961年的18.20‰升至1962年的37.22‰，1963年进一步达到43.60‰，自然增长率由1961年的3.78‰升至1962年的27.14‰和1963年的33.50‰3。由于人口增长太快，1962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明确指出:“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农村提倡节制生育，适当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使生育问题由毫无计划的状态逐渐走向有计划的状态，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既定的政策。”但是，由于的暴发，该项政策没有得到贯彻执行。

1971-1999年为第二阶段，这期间又可以分成两个阶段，1971-1986年为独生子女政策形成阶段；1986-1999年为严格执行阶段。70年代初，发出“人口非控制不行”4的指示。1973年，国务院成立了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在1971一1978年间，国家加强了对计划生育药具的生产和管理，全国各地组织机构相继恢复，计划生育政策初步形成。同年底，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在北京召开了全国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会议明确提出了“晚、稀、少”的计划生育政策，“晚”是年龄方面的控制，提倡晚婚晚育；“稀”是生育间隔方面的控制，要求生育间隔3年以上；“少”是生育数量方面的控制，一对夫妇最多生育两个孩子。

1980年9月，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指出：为在20世纪末把我国人口总数控制在12亿以内，中央要求所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特别是各级干部，用实际行动带头响应国务院的号召，并且积极地向广大群众进行宣传教育。不过，由于独生子女政策与农民的生育意愿存在较大差异，在农村地区遇到了抵制，并且一度恶化了干群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于1984年及时地下发了《关于计划生育情况的汇报》的七号文件，以山东“开小口堵大口”的经验，即适当放宽农村群众生育第二胎的政策(开小口)，但严防二胎和三胎及以上生育行为（堵大口）。这样，最后形成了所谓的“一孩半”政策，即如果第一孩是女孩的农村户口家庭，可以再生育一个。1986年，中共中央转发了《关于“六五”期间计划生育工作情况和“七五”期间工作意见的报告》的13号文件，强调了必须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先后颁布了地方计划生育条例，我国现行的生育政策得以形成。

2000-2010年为第三阶段，为稳定低生育率阶段。进入21世纪，党中央提出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目标，我国社会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促进了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发展。2000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指出“在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之后，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主要任务将转向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人口素质。”这一决定不仅重申了国家对人口和生育进行计划，也表明了在计划生育工作方法和目标的根本转变。2002年中国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规定：国家稳定现行生育政策，鼓励公民晚婚晚育，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的，可以要求安排生育第二个子女。这个法律“提倡”而不是要求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当然，对于超生的，要缴纳社会抚养费。

在当今形势下，人口问题的变化比预期的更为复杂。2006年11月，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重点讨论了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同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要求在吸取以往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经验基础上，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不断完善中国解决人口问题的思路、内涵和途径。“十一五”及今后一个时期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主要任务标识着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从传统的单纯控制人口增长转向了统筹解决人口问题。

二、未来展望

新中国成立60年来，计划生育政策经历了复杂曲折的历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在降低生育率、控制人口增长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我国人口政策的初衷是控制生育，降低生育水平，从而促进经济发展，而中国确实达到了生育水平下降的目标。生育率迅速下降把女性从生育中解放出来，改善了妇女的健康状况，提高了妇女的社会地位，减轻了人口和土地、资源的矛盾，对经济增长作出了贡献。

但是，目前中国的生育率已经降到很低的水平，总和生育率在1.5的水平。而国际上很多国家和地区，在生育率降到1.5以下之后，开始鼓励生育，但是鼓励生育的措施和手段并没有达到目的，这引起了一系列负面后果，甚至是人口危机。比如日本和韩国，最初的生育率下降都是控制人口增长的计划生育政策带动的，但随着总和生育率降低，开始鼓励生育，但是目前他们的措施没有达到目的，从而引发了很多人口社会问题。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在降低生育率、控制人口增长方面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但我们仍然要借鉴低生育率国家的经验，及时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的方向，使得计划生育政策真正地能够统筹解决人口问题。

参考文献：

[1]《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1509-1517.

[2]杨发祥.当代中国计划生育史研究[J].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

[3]同上.

计划生育政策范文第10篇

关键词：计划生育 生育率下降

一、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

与人类相比，动物“计划生育”的历史要悠久很多。许多动物为了自身的长期生存，会自觉不自觉地实行“计划生育”，使自己繁衍后代的数量与环境保持平衡。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瑞典南部的红狐以野兔为食。当野兔的数量明显减少时，红狐就会减少繁殖以对抗将来的饥荒。在肯尼亚的热带大荒原上，如果天气过旱，羚羊便会把即将分娩的胎儿继续留在腹内，直到普降甘霖，草木丰盛。所幸人类在近晚也懂得了计划生育。但初学的人类要真正实行好计划生育，其路漫漫，还需不断地求索。

在新中国成立伊始，我国政策秉着“人多力量大”的原则，鼓励多多生育。然而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面对22%。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中央政策认识到要限制人口的增长，在50年代末期，开始在上海等地宣传并尝试开展计划生育政策。1958年，“反右”斗争扩大化及1966年的，使得我国刚刚开始的计划生育政策之星火湮灭。到了20世纪70年代，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才真正开始起步。“1973年12月，全国第一次计划生育汇报会提出‘晚、稀、少’的计划生育政策。所谓‘晚’是指男25周岁、女23周岁结婚；‘稀’指两胎要间隔4年左右；‘少’是指只生两个孩子；并在全国城乡大力开展计划生育宣传教育，免费提供避孕药具和节育技术服务。”[1]1978年，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基本国策被写入宪法。之后，我国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即“一胎化”政策。由于实施计划生育政策，进入90年代以来。我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顺利的实现了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转变。现在的人口出生率和增长率一直保持着下降的趋势。可以说，现阶段，中国人口增长已经从实质性增长阶段转变为惯性增长阶段。

二、西欧国家生育率下降的原因分析

生育率下降和人口转变是衡量人口增长模式的重要指标。人口转变也就是我们熟知的人口自然增长率由传统社会的高出生率、高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转变到高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再到现代的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及地自然增长率的生育模式的转变。纵观西欧发达国家的人口模式，可以看出，欧洲国家的人口生育率持续下降是伴随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大致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欧美地区的大部分发达国家已经基本完成了人口由高出生率向低出生率的转变。此后，人口转变又进一步向日本、韩国、新加坡及港台等东亚国家或地区扩散，并先后在这些国家或地区逐次实现。目前，这些东亚国家或地区的总和生育率都以下降到1.3左右甚至1以下的低水平。”[2]这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人口自然增长率的持续降低是经济发展后，个体观念的转变的自然结果。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个体受到的教育越来越高，科技不断的充斥着人们的头脑，来自就业和婚姻的压力，使得更多妇女自愿选择生育一个孩子或者是不生育子女。女性教育和地位的提高，有利于减少生育子女数。现代的信息及技术革命使得发达国家的个体自愿选择生育更少的子女数。即现代化带来了生育率的持续下降。

三、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

我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的下降是在经济发达之前出现的，是社会干预、政策影响的产物。“中国生育率的下降受到多种力量的影响，但有三种力量是不可低估的：一是强制性，即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二是诱导性，即经济增长带来的利益诱导和宣传教育；三是自发性，即人们生育观念的转变。在这多种力量中，计划生育政策对中国生育率转变具有显著作用。”[3]

然而，在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干预作用却是早于和大于人们生育观念的转变的。这种不是由经济发展带来的自然的人口生育率的下降带来的问题也是多种多样的。

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发达国家人口状况是先老后富，而我国则是未富先老。国际上公认的一个国家人口老龄化的标准是60岁及以上老年人人口比例占到总人口的10%及以上或是65岁及以上老年人人口比例占到总人口的7%及以上。世界上最早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国家是法国，而现在日本被称为“银发之国”，其老龄化程度为全球最高。而我国的人口老龄化现象大约开始于2000年。

然而，我国迅速的人口老龄化主要是由于生育率下降所造成的，由此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这是计划生育作用的结果，可是这却是学术界没有深层次论述的问题，因为这不仅关系到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发展成就，更关乎未来人口生育政策的走向。只有正确认识计划生育政策和人口老龄化之间的关系，才能更好的应对人口老龄化给我们带来的挑战。

（2）人口结构不合理，人口的抚养比变大，社会负担加重。这方面的影响是和计划生育政策引起的老龄化有直接关系的。计划生育政策的直接影响就是儿童减少，使得成长起来的劳动力不足。新生儿的比例下降致使老年人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增高，使得社会养老负担、生产需求加重。我国现阶段的人口增长属于惯性的人口增长。大约到2020年，我国的劳动力人口数量将会持续不变，届时，劳动力人口迅速老化，将会形成很大的劳动力空缺。

（3）男女性别比失衡。“性别偏好”是人口生育行为中独特的生育文化。由于我国一直以来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以及医疗技术水平的提高，造成了现在出生婴儿性别比严重失衡的现象。

育龄夫妇决定要的孩子的性别这一行为观念取决于好多的行为观念，是一个系统的概念。中国传统的重男轻女思想，社会经济的不发达需要男性劳动力来维持生计，传统家庭对男孩的重视，社会普遍对女性的隐形的歧视等等因素，加之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得人们不得不用现代医疗技术来鉴定孩子的性别，进而确定出生婴儿的性别。当这是个体的行为时，微不足道；但当它是群体的行为时，其力量却是巨大的。

参考文献：

[1]佟新.人口社会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299页

[2]王桂新.生育率下降与计划生育政策的作用思考[J].人们论坛，总第371期，第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