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环境治理案例范文

海洋环境治理案例范文第1篇

我国经济发展的重点之一就是海洋区域，海洋也是发展我国经济空间的新途径之一。随着人类不断发展海洋经济，海洋环境的污染问题也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环境污染及其治理问题已经刻不容缓了，在此背景下，我国提出了新时期生态文明建设目标，本文将主要探讨生态文明目标下海洋环境污染治理的对策。

关键词:

生态文明;海洋环境;污染治理;对策未来

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海洋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在不断蓬勃发展的海洋经济，人们不断提高的海洋环境保护意识的大背景下，海洋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更是尤为突出。这也从根本上反映出合理科学的开发海洋资源，保护海洋生态环境问题是当前海洋经济发展任务的重中之重。因此，本文将结合我国“生态文明、美丽中国”的生态文明目标，具体分析研究如何做实做好海洋环境污染治理的问题。

一、生态文明下海洋环境污染的现状

伴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生态文明也开始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形成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环境和谐统一、具体贯彻落实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生态就是通常意义上的“生态文明”。生态文明是一种尤其注重强调人与自然交汇互通的文明，也是我国社会文明发展以来最高级的一种文明。但是在这种生态文明的环境背景下，我国目前的海洋环境污染问题仍旧形势严峻，它具体体现在了以下几个方面:

(一)海洋环境污染严重海洋环境污染是指直接或者间接进入到海洋的污染物无法通过海洋环境的自净机制进行彻底自净，从而形成大量污染物被滞留在海洋中，海水质量不断下降，造成海洋生态环境被破坏、海洋环境被污染。举一个最具有代表性的海洋环境污染案例，就是我国山东省青岛市在2008年发生的近海海域浒苔污染。给我国经济造成了重大损失，导致这次污染发生有许多原因，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海洋开发的不合理和海上石油污染［1］。

(二)政府盲目追求经济效益我国自改革开发以来就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理论指导思想，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我国大力发展经济建设，把经济建设摆在社会发展的第一位。在我国海洋经济发展领域中也是以追求经济效益为重中之重，正是由于对生态环境保护的不重视，生态保护理念宣传不到位，导致了我国海洋环境污染问题越来越重。

(三)海洋环境治理工作有效性低现阶段在我国海洋环境污染治理中长期占据着主导地位，发挥主导作用的就是政府部门。然而在不断蓬勃发展的海洋经济，人们不断提高的海洋环境保护意识的大背景下，我国政府部门在海洋环境治理工作中仍然存在着诸多的问题和不足。首当其冲的便是法律基础薄弱。我国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还是欠缺的，尤其是针对海洋环境污染治理的法律更是少之又少。另外，我国的法律法规在非政府组织参与环境保护方面做出了诸多硬性规定，从而导致非政府组织在海洋环境污染治理工作上受到许多限制。

二、生态文明目标下海洋环境污染治理的对策

(一)加强对海洋环境污染治理的重视生态文明理念为实现海洋环境污染治理问题提供了思想保障，深入贯彻落实坚持以人为本，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文明理念，会对海洋环境污染治理工作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成功治理了海洋环境污染，生态文明理念也会随之相应提高。因而，这就要求我们要加大对生态文明理念的宣传，政府或有关部门可以充分利用多媒体来进行宣传。与此同时，各大高校或者街道社区也可以组织关于海洋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的知识讲座等活动，将生态文明的理论知识与实际生活相结合，通过网络、微博、微信等新平台向更多的人传播出去，加强人们对海洋环境污染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视［2］。

(二)建立健全海洋环境保护体系首先，要对现有的环境保护法进行进一步的修改和完善，制定更加严格的、符合我国国情的环境保护法。比如可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关于环境保护法的修正草案等等。其次，国家和政府到对海洋环境污染治理上提供相应的人力和物力支持，加大对环境保护的财政投入并对其加强管理和利用。比如到2024年北京市在防霾治霾工作上的总投资将超过8000亿，这就要求政府加大对环境保护项目的拨款利用，并且提高资金的利用率。与此同时，还要建立完善的监督管理机制。比如，国家可以把海洋环境污染治理与政府绩效考核相挂钩，在对政府进行绩效考核的过程中时，除了要像以往一样重视经济的发展程度之外，更重要的是要着重注意在环境污染治理方面的成效。加大对相关人员的纠察力度和问责制度，对给国家和人民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产生重大环境污染问题的相关领导和有关责任人要给予一定的党纪处分，并且要就责任追究到底，强化部门领导对环境污染治理的重视，明确其有关责任。所谓“人多力量大”，除了政府部门在海洋环境污染治理上要加大出拳力度之外，还可以让社会各界人士也都积极加入进来，同时注重加强环境保护组织的专业化。比如说可以让海洋环保组织实行信息公开化管理，将自身的管理工作全部放到网上来接受社会各界的有力监督，从而提高组织透明度，平时注重加强在海洋环境知识领域的学习，这是做实做好海洋环境污染治理工作的先决条件。动员全社会的力量一起来做好海洋环境保护工作，集合全社会的智慧早日解决海洋环境污染的问题［3］。

三、结论

总而言之，海洋环境污染治理是我国海洋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在绿色环保、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理念下，必须尽量加快海洋环境污染治理的步伐。在加强对海洋环境污染治理的重视、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坚持走绿色节能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基础上，让生态文明的理念和海洋环境污染治理能够有机结合，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最终实现海洋经济飞速、蓬勃、可持续发展，建立一个和谐、舒适的海洋生态环境。

［参考文献］

［1］刘炜宝．生态文明目标下海洋环境污染治理对策研究［D］．中国海洋大学，2014．

［2］曹宇峰，孙霞，于灏，林春梅．浅谈渤海海洋环境污染治理与保护对策［J］．海洋开发与管理，2014，01:104－108．

［3］蔡文恬．海洋环境污染的原因及对策［J］．科技传播，2012，22:97－98．

海洋环境治理案例范文第2篇

1．西方理论体系的引进

西方环境社会学理论体系的引进，对推动我国环境社会学的快速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洪大用是最早从学科发展角度系统地介绍西方(主要是美国)环境社会学理论的学者［5］，对推动中国环境社会学学科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整体而言，中国环境社会学的发展深受国外理论特别是美国和日本环境社会学理论的影响。国外理论体系的引进，早期是以零星的观点翻译介绍的形式呈现到中国学者面前。20世纪80年代末期，《国际社会科学杂志》、《国外社会科学》等学术杂志翻译介绍了国外学者的观点和相关会议情况［6－7］，但这些观点并未引起中国社会学界的重视。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特别是到2010年前后，国内社会学界开始有针对性地翻译西方环境社会学著作，相关经典著作和教材由此得到推广。

2．制度化学术会议的召开

2006年前后，中国环境社会学家积极参与并组织了诸多重要学术会议，这些学术会议是推动中国环境社会学朝向具有学科意识方向发展的有力载体。2006年，首届中国环境社会学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这是国内环境社会学学者首次聚集，当时由于研究力量十分薄弱，实际参会的环境社会学者很少。2007年，首届中国环境社会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推动了中国环境社会学朝着国际视野的方向发展。此时，国内参会学者数量增加不少，并有一些从事环境社会学研究的研究生参加，这是本土培养的首批环境社会学研究生。此次会议的召开促成了东亚环境社会学联盟的成立，对于促进大陆环境社会学家与韩国、日本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相关环境社会学者的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2008年，首届东亚环境社会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日本召开，中国环境社会学家应邀参会，并由此促成了东亚地区环境社会学的学术交流与学科对话。2009年4月，第二届中国环境社会学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召开，此时，参会的环境社会学学者明显增多;同年11月，第二届东亚环境社会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中国台湾地区召开。2011年10月，第三届东亚环境社会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韩国召开。2012年6月，第三届中国环境社会学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见表2)。此外，在此前的相关学术会议上已经商讨确定，第四届东亚环境社会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将于2013年在南京召开，第四届中国环境社会学学术研讨会将于2014年在青岛召开。由此，中国环境社会学学术研讨会的召开已经步入制度化的轨道。2012年第三届中国环境社会学学术研讨会期间，形成了环境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工作备忘录，进一步明确了学术会议的制度化安排。备忘录明确:中国社会学会环境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定期负责支持筹办两个学术会议，即中国环境社会学学术研讨会和东亚环境社会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均为每两年召开一次，并形成了环境社会学国内会议和国际会议(东亚)轮流交替进行的格局。可以预期，这两项重大会议的制度化对中国环境社会学的快速发展将发挥更为积极和重要的促进与推动作用。

3．组织机构的建立

最近五年，有关环境社会学的学术组织和研究机构相继建立。2008年12月20日，中国社会学会人口与环境社会学专业委员会改组成立，标志着专业化的、全国性的环境社会学学会组织的建立。2009年7月，中国社会学会人口与环境社会学专业委员会正式更名为中国社会学会环境社会学专业委员会。与此同时，国内率先开展环境社会学研究的高校和科研院所组建了相应的研究机构，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组建了环境社会学研究所，河海大学社会学系建立了环境与社会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建立了农村环境与社会研究中心。此外，还有中国海洋大学牵头组建的中国社会学会海洋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筹)，这个专业委员会不仅凝聚了国内海洋社会学的主体研究力量，而且将海洋环境研究的社会学者凝聚在一起，有助于将有海洋特色的环境社会学研究推向深入。就学科发展而言，这些环境社会学研究机构对于培养专门的环境社会学人才、促进环境社会学研究的规模化具有重要作用。但毫无疑问，中国环境社会学的学科发展还需要成立更多专业性的研究机构。

二、中国环境社会学的研究特色

在当前社会转型加速期，传统、现代、后现代等各种错综复杂影响因素的交织，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信息化、全球化进程的共同作用，使中国正在跨入一个复合型环境风险频发的环境高风险时代［8］。在这样的环境高风险时代，中国环境社会学界积极开展对本土环境问题的审视与洞察，并形成了鲜明的研究特色。在某种程度上，这些特色的形成与主要研究者所在单位或者行业有很大关系。

1．水环境研究

水环境研究是中国环境社会学经验研究中颇具特色的研究领域，主要体现在对水污染形成的社会文化机理、水污染导致的社会后果及其社会学治理等方面。首先，水污染的社会文化机理研究。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陈阿江对太湖流域的水环境进行了系统研究，其“东村个案”研究已成为这一领域的重要范本。他认为，农业社会形成的生产与生活方式有利于维护圩田系统的生态平衡，同时，村落的社会规范及村民的道德意识有效地约束了村民行动。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村落及其周围水域被迅速污染。他认为，水污染问题主要不是科学技术问题，而是经济社会问题，与市场经济体系相适应的法律制度建设是解决水污染问题的根本途径［9］。与工业污染相对照，陈涛对淮河流域一个非工业社区的研究发现:社区在过去人口数量相对较多的情况下保持了生态平衡，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口尤其是常住人口大大减少，而污染却日益加重。他认为，村落社会变迁、“公水悲剧”、差序格局、组织程度与社区归属感的弱化是污染产生的深层原因［10］。陈阿江的水污染研究有着明确的理论假设，即水环境恶化有着特定的社会文化逻辑，并通过三组研究假设予以解读。一是“外源污染”与“内生污染”。外源工业污染不仅污染了水域，而且导致了村落的内生污染。村民在水污染解决无望时，被动地适应改变了的环境。由于水域高级功能的丧失，居民在无意识中开发了水体的低级功能———纳污功能，由传统的保护者变为现代的污染者［11］123－143。二是文本法与实践法的分离。水污染源于不遵守法律规范:不该降生的企业准生了，本该达标排放的却没有达标;个别污染事件虽作出赔偿，却又难于执行;对污染责任人的处理并不严格，污染事件的处理甚至是权宜之计，由此文本法与实践法的分离不可避免［11］156－157。三是“次生焦虑”。中国在外界压力下选择了追赶式现代化道路，加之历史文化压力和中国人特殊的心理文化结构，在追赶现代化的过程中产生了社会性焦虑，即次生焦虑(与韦伯意义上的清教徒的焦虑相对应)。次生焦虑是中国环境问题产生的社会文化根源［11］187。此外，他还提出了利益相关者分析框架［11］7－85，批判了环保部门“脱贫致富”现象。陈涛等则指出，地方环保部门的“应然”功能与“实然”表现大相径庭，根源于它所处的“稻草人化”的尴尬境地。其中，主动层面的“稻草人化”是指污染企业通过向政府施压等方式，迫使地方环保部门在违法排污面前无能为力，使之“稻草人化”;被动层面的“稻草人化”是指在现行的制度框架下，面对企业的违法排污现象，地方环保部门并不具有真正的“一票否决”权，相关的环境监督职权被架空，犹如花瓶，处于摆设地位［12］。“稻草人化”的分析框架并没有否定一些地方环保部门“不作为”的社会事实，而是从特定的社会结构视角出发探究其“不能作为”的深层原因。事实上，在特定的结构体系下，完全寄望于环保部门解决环境问题要么是一厢情愿，要么是徒劳。其次，水污染导致的社会后果研究，主要涉及水污染导致的社会不公与环境非正义问题。水污染中社会不公的表现形式是:上游企业、居民等排污，下游地区的居民与政府等承担水污染的后果;城市将河流当做排污通道导致农村环境致病社区化;严重的水污染导致水资源与环境“代际”分配不公［13］。水污染导致的不仅是某一水域的污染，还会通过食物链的原理影响身体健康乃至生命安全。日本水俣病是这方面最为典型的案例［14］。近年来，我国水污染问题同样导致了诸如癌症等问题，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由此，“污染—疾病”/“环境—健康”关系成为学术界关心的热点。但是，水污染与疾病以及居民健康的关系非常复杂，确定清晰的因果关系并不容易。张玉林认为，由于缺少全面而系统的调查，尚不清楚那些污染严重的区域和流域的整体发病情况。但其推测分析，山西的环境污染所造成的生命健康损害可能已经超过日本的“四大公害”引起的健康损害，在污染严重的涑水河沿岸，受害群众极可能高达数万人［15］。顾金士等在乡村居民的环境维权问题研究，张金俊在社会转型期安徽两村的农民环境维权问题研究对此提供了具体案例和深度解剖［16－17］。

“污染—疾病”关系不清及制度安排问题等因素致信息不全以及村民相关科学知识的缺乏，是村民环境健康风险认知的根本。但是，村民会利用“熟人社会”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机制把有限的信息无限利用，进而应对信息不全的困境［18］。陈阿江对孟营村的案例研究表明，“癌症村”研究需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19］。显然，有关水污染与疾病的复杂关系还有很多亟待深入研究的地方。再次，水污染治理的社会学研究。周晓虹研究了秦淮河污染何以“问题化”的机制。他认为，秦淮河的污染和治理历史长达百年之久，但是，真正成为全民瞩目的“社会问题”则是近10年的事情。在媒介的积极报道和干预下，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秦淮河污染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开始凸显为“全民瞩目”的事件。受到环境保护与“十运会”召开的双重压力，媒介和民间社会的呼吁引起了地方政府或国家权力机关的重视。同时，发展旅游业等市场机制的驱动也推动了秦淮河治理。而相比之下，尽管在问题的形成方面，社区或社会的力量已经逐步显现，但离真正影响污染治理的进程尚有相当的距离。因此，只有在国家、市场和社会之间建立起一种互动式的合作模式，才能最终实现环境的有效治理［20］。江莹在秦淮河水污染治理研究中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21］。在环境运动中，居民的参与体现的往往是浅层的公民性［22］。事实上，在中国的环境治理实践中，“社会”的力量都很渺小，“社会的缺席”具有一般性。由于水污染是一个“多因多果”问题，解决水污染需要多方入手、系统解决。治理水污染要从调节人的行动着手，结合考虑深层的社会结构和文化。陈阿江认为，水污染的解决需要系统性。首先，监管好污染者，中央和省级政府需要加强水污染技术监控网建设。其次，实施“河长制”，以解决“公水悲剧”问题。再次，要管好干部，地方干部能否执行以及执行的力度和效果是水污染治理的关键。最后，发展民间环保力量［23］。就“河长制”的实施而言，它具有应急的过渡性，需要通过它形成全社会参与环境管理的机制，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治理制度［24］。目前，发源于苏南地区的“河长制”已被很多地方所仿效，被认为是解决环境问题的一剂良药，但各地方的成效差距较大，若作为一项制度设计加以实施的话，还必须经过完善，使之更加缜密。中国环境社会学界在水污染研究中不仅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而且形成了一些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学术观点与研究论断。诸如DDPM(“人水不谐”)与EESD(“人水和谐”)的分析框架［25］、从外源污染到内生污染、文本规范与实践规范的分离、次生焦虑等论断在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这些研究观点与论断的提出，体现了本土环境社会学家扎根乡土、凝练观点的学术追求。但是，水污染研究仍然有很多未解之谜，亟待学术共同体深入探讨。其中，水污染与环境健康的关系尤其值得学术界深入研究，这在当前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背景下显得特别具有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一方面，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中的环境问题没有得到及时治理，导致了诸如“癌症村”等问题。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们更加关注生活质量，环境意识有了很大提高。在此背景下，随着信息社会的快速发展，水污染与疾病/健康的关系经由大众传媒的传播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而且普通公众对政府部门的调查信息有着某种本能的质疑或不信任，由此引起了很多社会性的恐慌。当下，我们不时地能听到或看到诸如“癌症村”的新闻报道，随着网络社会的发展，“污染—疾病”关系往往被简单地建构，甚至存在“被妖魔化”的倾向。受专业知识的限制，普通公众甚至环境社会学家都难以做到有效的辨析，面临着很多的困惑。因此，环境社会学家不能沿袭媒体工作者的思路，不能追求实效性，出现一起“癌症村”就“报道”一起，而要能够开展具有长期追踪性并且十分严谨的研究，这样的研究结论才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目前，一些媒体所报道的“癌症村”等问题确实需要深入的研究，以便证实或证伪。因此，在环境问题纷繁复杂的背景下，环境社会学家如何理清思路，特别是建立相应的跨学科研究机制，将“环境—健康”研究引向深入。在美国，环境社会学家不仅与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历史学家、法学家、人类学家、心理学家等开展深入合作，而且频繁地与气候科学家、地理学家、湖泊学家、城市规划师、生物学家一起开展跨学科研究，进而促进了学科发展［26］。在环境问题日趋复杂的背景下，建立跨学科的研究机制，将“环境—健康”这一议题中的基本社会事实澄清并将研究推向深入，既是社会的普遍期待，更是环境社会学这个学术共同体的重要使命。

2．草原环境研究

草原环境问题是全球性的环境问题之一。20世纪60年代以来，我国草原生态系统就出现了较为严重的衰退。据统计，我国90%以上的草原处于不同程度的退化之中，并由此引起了生物多样性破坏等连锁的环境问题。草原退化既有自然原因，更有社会因素，与人类不合理的资源利用和草原开发方式紧密相关。由此，以民族问题研究专家为主导的学术共同体开创了草原环境问题的社会学研究，成为环境社会学经验研究中富有民族特色的重要研究内容。首先，草原环境变迁中的民间习俗与地方文化研究。麻国庆认为，处于不同生态环境下的游牧民、山地民、农耕民所拥有的民间环境知识，对其生存与发展及社区的环境管理都有一定的功能［27］。游牧本土生态知识不仅是以“风险感知”为中心的“关系性”的知识分类系统和以“流动性”为中心的放牧技术，更是一套以牧民自主决策、互惠合作为基础的富于弹性的社会组织方式以及以“神圣自然”观念为基础的自觉保护自称的环境伦理［28］。传统知识是适应当地的自然环境所产生的知识体系，在当地人的生活实践中逐渐总结出来的。尽管这些知识看起来可能有些混乱，却在数千年历史中保护了当地环境。在草原地区，游牧并非落后的生产方式，而是顺应了草原的变化，逐水草而居，从而保护了草原［29］。而草原环境问题的出现恰恰与牧区生产方式的变迁高度相关。游牧民轮牧的生产方式有利于草原环境的保护，但是，从游牧的生产方式转为农耕的生产方式后，对“水”的利用形式和方法发生了很大变化，环境问题由此出现［30］。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实施的一套现代制度(草蓄承包制度和市场机制)和其中蕴涵的“私有地”观念与“自然资本化”态度改变了当地牧民原有的放牧模式、经济形态、合作精神以及自然观念，一定程度上加深了草原沙化程度［31］。特别是，“外来者”的介入与市场机制的“嵌入”，更是加剧了传统生态智慧的瓦解与草原沙化程度［32］。鉴于传统民间习俗在草原环境保护中的积极作用，今天的环保实践同样需要注重民间习俗和相应的环境知识在环境保护中的重要作用［33］。在很大程度上，草原沙化与现代性之间有着密切联系，环境问题的出现既源于我们打破了传统的生态平衡法则，也源于我们破坏了传统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基本理念与相关规则。因此，重拾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草原生态的“问题化机制”和生态移民研究。荀丽丽等研究发现，草原沙化问题并不是什么新问题。早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草原退化已经相当突出，但始终未成为国家政策与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在鼓励经济增长的发展主义话语体系下，“生态”只是个边缘词汇，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进入21世纪后，肆虐京津及北方地区的沙尘暴使草原沙化问题迅速升级。特别是在申办北京奥运的背景下，沙尘暴灾难性的震慑使“生态议题”和作为风沙源区的草原地带成为国家政策和公众舆论的关注焦点［34］。由此，中央政府实施了包括生态移民在内的一系列政策措施，而生态移民是因为生态或为了生态而发生的搬迁行为或现象［35］。生态问题与贫困问题通常表现为互为因果、相互制约的关系，所以实施生态移民已经是一些国家和地区消除区域性贫困和改善生态质量而采取的重要战略行动［36］。在我国，生态移民政策在西部生态脆弱区已经得到了广泛实践，它延续了中国长期形成的政府动员型环境政策“危机应对”和“政府直控”特点。生态移民政策的实施过程是一个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市场精英、农牧民等多元社会行动主体在内共同参与的社会过程［34］，这种复杂而庞大的权利体系与利益网络也给生态治理带来了不确定性。再次，草原环境保护政策绩效研究。研究表明，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自上而下的“现代化规划”始终包含着对草原生态秩序和社会秩序的“病理化的诊断”。荀丽丽从产权边界的建构、自然观的转型、市场主义的扩张等维度分析了现代化发展背景下草原“密集型资源开发体制”得以形成的社会历史过程，揭示了现代国家权力在边缘地方社区中的扎根机制［37］。由于超载放牧被认为是草原退化最重要的原因，所以，政府实施了以控制牲畜放牧为主要手段的草原环境保护政策。但研究表明，将草地退化归结为人口压力的增加是过于简单化的结论，将人口简单地外迁也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草原畜牧业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需要动态的管理理念［38］。我国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加强了草原环境保护，最初措施是通过草场承包试图解决“公地的悲剧”，但并没有实现初衷，因为承包打破了草原的整体性，破坏了草原牧区的地方规范。2000年以后，国家试图通过补贴和干预牧民的微观生产行为保护草原生态，但同样未达到预期效果。因为环保政策是强硬和具体的，在国家和牧民之间缺少一个中间环节将简单一致的环境政策转化为适合地方具体实际的操作。由于牧民利益得不到有效表达，他们常常采取普遍的违规来对抗生态政策。王晓毅指出，国家干预失败的根源在于决策的简单化和决策过程的“再集中”。“一刀切”的治理政策和村民被排除在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之外是导致草原生态退化的重要原因，也是草原修复政策难以实现预期目标的重要原因［39］。因此，简单的“一刀切”政策无法适应草原环境的多样性，草原环境保护政策应以鼓励村民参与和发挥村民集体行动的能力为核心［40］。此外，政府主导的环境治理模式本身存在缺陷。在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草原生态治理的脉络里，作为草原生活者的牧民背负着草原破坏者的标签并处于边缘化的失语地位［28］。草场划分到户和市场机制的引入不仅增加了牧民的风险暴露程度，而且使牧民原有低成本的灾害应对策略失效。而中央和地方政府实施的一系列草场保护项目则给牧民的灾害应对施加了诸多限制，由此导致牧民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减弱和脆弱性增加［41］。目前，这种理念在学术界已经达成共识。但是，在草原环境治理以及其他区域的环境治理实践中，“简单化”和“一刀切”及政府主导模式依然常见。可见，去除“简单化”和“一刀切”的学术呼声还没有真正进入政策实施层面，或在政策实施阶段再次偏离轨道。草原环境问题的社会学研究群体，既有少数民族地区的学者，也有汉族地区的少数民族学者(主要集中在民族院校和科研机构)。近年来，一些汉族学者对草原沙化问题开展了“异文化研究”。可见，这一研究领域已经形成了“欣欣向荣”的格局。在草原环境问题研究中，多数研究将之归为“公地的悲剧”范畴，但私有化的管理方式似乎并不能包医百病，甚至会加剧环境退化，出现了“私地的悲剧”。其背后有着深层次的社会性和文化性的根源，但现有的研究框架解释力还比较有限，有待更为深入的、更具解释力的概念工具和研究框架的形成与发展。

3．海洋环境研究

海洋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丰富资源，而为了获取海关生态系统的资源，渔民像农民耕作土地那样去耕作海洋［42］。在生态功能方面，海洋对于全球气候和生态环境具有重要调节作用。但随着海洋开发的深入，人类活动对海洋环境的污染加剧，海洋开发与保护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43］，海洋正遭受前所未有的生态危机。目前，我国沿海各省(市)均在大力实施海洋开发，并纷纷将之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与此同时，海洋生态压力空前增加、重化工产业不断积聚沿海也是不争的事实。有鉴于此，社会学者开始着手研究海洋环境问题产生的社会根源、社会影响及其治理路径。

第一，海洋环境问题产生的社会根源研究。崔凤认为，海洋与社会之间是一种互动关系。一方面，人类的开发利用活动促使海洋发生巨大变化，海洋再也不是原先意义上的“完全自然”的海洋，而是深深地打上了人类活动的烙印。另一方面，变化了的海洋对人类社会产生着深刻影响。从海洋环境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看，我国海洋环境受到了严重破坏，主要表现是近海污染越来越严重、海洋资源枯竭、海洋生态失衡。而实现海洋与社会之间的协调发展，制定海洋与社会协调发展战略，必须明确如何进行海洋与社会协调发展研究［44］。王书明认为，在各种环境问题中，海洋环境问题是最难解决的，常常令各国束手无策。棘手的原因虽有技术层面原因，更多的还是社会层面的问题［45］。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海洋环境变迁的最大特征是海洋环境恶化越来越严重。追根溯源，沿海地区的工业化、城市化与高污染的、粗放的海洋开发活动是海洋环境问题产生的社会根源［46］。

第二，具体海洋环境问题的研究。王书明在对沿海滩涂资源开发的研究中发现，沿海滩涂开发已经形成了新一轮的热潮，并带来了很多的环境危机，因此，必须及时加强有效的环保对策研究，以促进沿海地区社会、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进而更好地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47］。陈涛梳理了美国社会学界有关海洋溢油事件的研究，将之分为“根源论”、“影响论”和“博弈论”三个方面。他指出，随着海洋开发进程的加快，中国溢油事件已经屡见不鲜，对社会运行产生着深刻影响。鉴于此，中国社会学界需要增加学术自觉意识，积极扭转海洋溢油事件中社会学话语体系缺失的局面［48］。而墨西哥湾溢油事件的分析表明，海洋开发中蕴藏着诸多环境风险，包括破坏海洋环境的风险、破坏海洋生态系统的风险以及由此带来的次生风险等，这些风险主要由制度因素、组织因素以及技术因素等造成［49］。唐国建从资源开发与环境变迁等视角研究了海洋渔村何以终结等问题。他认为，“竭泽而渔”式捕捞方式的出现，是社会结构中的制度使然［50］。赵宗金则研究了海洋环境意识，认为它存在特定的结构，包括海洋环境经验、海洋环境感知、海洋环境情感、海洋环境意向等要素。此外，海洋环境意识表现为个体海洋环境意识、公众海洋环境意识和组织海洋环境意识三种主体形式［51］。

第三，海洋环境治理研究。有别于陆地上的环境治理，海洋环境治理更加复杂。由于海洋环境的急剧恶化，各国纷纷进行制度层面的设计，其中，建设海洋自然保护区成为一项制度举措。但是，我国海洋自然保护区在选址、规划、建设与管理中存在很多漏洞，这不仅源于海洋自然保护区制度缺陷，还源于保护区法律制度构建不足以及人们对海洋保护区重要性认识不足［52］。因此，建设海洋自然保护区并不能有效解决海洋环境问题。唐国建认为，跨界海域环境治理涉及不同部门和不同区域，在政策的具体执行中采用的是科层制管理方式。条块分割、职责明确、文牍主义是科层制组织高效管理的最基本要素。但是，在环渤海环境治理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因为“条”、“块”不对称等原因，科层制管理中出现的作风、政府部门间的敷衍推诿、地方政府间的利益冲突和地方执行机关的形式主义等导致了政策失灵，从而导致环境治理难以达到预设的目标［53］。从整体上看，相比内陆区域的河流与湖泊污染问题，海洋环境问题更具系统性与复杂性，一旦污染，短期内不可能达到生态修复的目标。

在环境社会学领域，海洋环境问题研究具有一定特色，但目前还十分薄弱。在某种程度上，这与学者们的“大陆思维”或“大陆情怀”有一定关系。由于我们生活于陆地之上，对陆地上的环境问题往往有着本能的敏感。而海洋污染形势尽管十分严峻，但还没有引起环境社会学家足够的重视。目前，虽然海洋环境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但是，如果仔细探究其研究者的“身份”，不难发现，基本都是海洋/海事大学与研究机构的学者，在非涉海单位，海洋环境问题似乎还难以“成为”一个显著问题。因此，海洋环境问题的社会学研究需要重视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学术研究需要走向深入，目前的研究还处于浅层次的“素描”层面，没有形成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学术观点;二是主流社会学家需要对海洋环境问题增强“现实关怀”与“理论自觉”，加强对海洋环境问题的研究。

三、中国环境社会学的本土理论探索

一门学科的发展离不开理论建设。中国环境社会学要与国外环境社会学展开对话，在国际环境社会学界产生一定影响，就必须加强本土理论建设。近年来，这一呼声不断强化。洪大用主张，努力洞察中国社会转型以及转型期社会成员行为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增强“理论自觉”意识［54］。林兵认为，中国环境社会学应当以中国环境问题的现实为基础，在“经验—理论”研究的基础上，逐步推进中国环境社会学的理论建设［55］。目前，中国环境社会学既没有形成成熟的理论模型，更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但已经初步构建了一些概念和理论假设，这些概念和理论假设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对于中国环境社会学的理论建设具有奠基性的作用。社会转型范式为环境社会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工具。洪大用认为，这主要是指将中国的环境问题纳入社会转型期的背景中分析，探讨环境问题产生的社会机制、建构机制以及社会变革。他认为，随着社会转型的加速进行，环境问题日趋严重，而转型社会的环境问题有其独自的特征。中国的环境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经由转型期的特定社会过程建构的，因此，环境问题的解决策略必须考虑到中国社会的特点［56］。比如，要深入探究农村环境问题，必须要考虑二元社会结构这种宏观因素［57－58］。事实上，社会转型范式主要是一种研究视角，是将环境问题放置在社会转型期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中加以考察，与成熟的理论体系尚有距离。此外，针对将“环境—社会”关系视为环境社会学研究主题的观点［1，2，59］，洪大用提出了异议，他认为，所谓环境与社会的关系，只是这门学科的基础与研究的出发点，而不是研究的中心问题。环境社会学的研究主题是“环境问题产生的社会根源及其社会影响”［56］59，这种论断具有重要的学术创新价值，对于如何开展环境社会学研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这一表述还可进一步拓展，即环境社会学的研究主题是“环境问题产生的社会原因、社会过程及其社会影响”。所谓社会原因，即探究环境问题产生的深层次社会原因;所谓社会过程，即研究环境问题何以问题化、何以被建构以及何以被解决，并探究这一复杂过程背后的社会因素;所谓社会影响，即研究环境问题出现后，在社会层面所产生的广泛而深刻的效应。“人水不谐”与“人水和谐”提供了水环境研究的理论框架。所谓“人水不谐”型，即人与水环境的互动呈恶性循环:水污染导致疾病问题产生，影响经济发展甚至诱发贫困，而水污染形势的恶化会导致人口迁移，进而加剧社会分化与社会不平等。这样的社区可以概括为“环境衰退、疾病、贫困”的“人水不谐”类型，称DDPM型，简称D点。

而所谓的“人水和谐”型是人与水环境的互动呈现出良性循环:良好的生态环境下发展生产会产生可观的经济效益，而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增进了环境保护动力，进而为社会发展提供了经济基础。这是一种生态、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类型，称之为EESD类型，简称E点［25］。就长时间段而言，环境问题的解决有一个“拐点”，陈阿江据此提出了“生态利益自觉”的概念，即自觉意识到生态或环境的“外部性”能给系统(企业或社区)造成经济损失(成本)或者带来经济收益。“生态利益自觉”包括“生态利益后觉”和“生态利益先觉”，其中，前者是在遇到挫折后进行转型，进而走上“生态—经济”互利共生的发展类型，而后者则是主动利用“生态”中隐含的技术效益和市场机遇，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的类型［60］。景军在有关环境抗争中文化因素的个案研究中提出的“生态文化自觉”与陈阿江的观点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他认为，环境抗争的持续性与地方文化有着密切关系。个案地区从生态环境极度恶化转变到可持续发展是一个认知革命和文化自觉均起到关键作用的过程［61］。这些研究概念是从中国本土经验出发，根据中国环境问题及其治理实践而提出，具有重要的学术创新价值。但很明显，这些概念尚显单薄，而且概念与理论尚有距离。因此，要建构成熟的理论体系，必须对概念和研究假设之间的逻辑关系做深入的梳理与推演。“政经一体化体制”研究了体制/制度与环境污染之间的深层关系。张玉林认为，在“压力型体制”和自身生存压力之下，基层政府在相当程度上已经演变为“企业型的政府”或“准企业”。与提供“公共产品”相比，它更加关注经济增长以及由此滋生的“利润”。在此背景下，引导地方政府行为的公共权力逻辑已经被市场逻辑所替代。在“增长”与“污染”的关系方面，基层政府往往更加重视短期的经济增长，而不是环境恶化及其社会后果。由此，地方政府与企业关系更加密切，甚至超过了计划经济时期的“政企合一”、“政企不分”的格局，出现了“政经一体化”的倾向。因此，单就主要由制度压力和内在利益决定的地方政府的行为取向而言，非常容易导致它与企业结成牢固的“政商联盟”。于是，双重的和带有递进意义的“政经一体化体制”由此形成，它似乎已成为推动和操纵中国目前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机制［62］。环境污染事件爆发后，政府要么公开为企业辩护，要么否认肇事企业与污染事实之间的明确因果关系，要么对污染企业的“关停并转”态度“暧昧”乃至法外留情。而当污染者与受害者分属于不同的行政区域，这种包庇则会达到更加肆无忌惮的程度［63］。中国环境的恶化既源自制度缺陷，也与全球化的深刻影响有关。“中国模式”整体上具有“自虐式发展”的特征［64］。“政经一体化体制”提供了体制/制度层面解释环境问题的分析框架，具有很强的解释力。然而，诚如包智明等认为，制度/体制缺陷的因由何在是该理论需要进一步探讨的更为深层的问题［65］。此外，就理论而言，现有内容也尚需丰富和拓展。随着经济水平的提升、公众环境意识的提高特别是网络社会的发展，地方政府与污染企业间的“利益同盟”或“利益共谋”形式也发生着微妙的变化，因此，“政经一体化体制”的解释框架也需对此进行回应。

近年来，学术界开始关注环境治理中的困境与缺陷。荀丽丽等认为，在环境治理实践中，地方政府集“型政权经营者”与“谋利型政权经营者”的双重角色给自上而下的政府动员型环境政策走向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甚至偏离了既定的生态保护目标［34］。童志锋等认为，当前中国通过法律手段进行环境治理面临着双重困境，即环境侵权的模糊性困境与环境司法的体制性困境。走出“双重困境”的关键要从健全环境治理体制入手，不仅要完善政府治理机制，还要激活民间治理机制，只有“双管齐下”，才能最大程度地克服“双重困境”［66］。陈涛认为，中国环境治理范式是“事件—应急”型，为“摆平”污染事件的社会压力、消除社会影响，环境治理凸显出“短、平、快”特征。这种治理范式具有严重弊病:一是严重的污染源得不到应有的重视，缺少初端预防或监管不力;二是一旦环境问题爆发，往往“关停并转”所有相关中小产业，其效果只能是治标不治本。他据此提出了“预防—控制”型治理范式，主张通过初端预防和源头控制，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互利共生［67］。随着“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形成，地方政府必然会在种种因素影响下，加大环境整治力度，但是，如何科学治理同样需要环境社会学界的深入介入。此外，环境治理和环保目标的达成，不仅依靠政府，而且需要公众形成环境意识自觉［68］。目前，中国社会结构的不断分化和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已经促进了公众环境意识的觉醒［69］。但是，公众的环境意识自觉如何形成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推动环境治理尚需更为深入的实证研究。整体而言，在理论探索方面，中国环境社会学取得了初步的成就，这种成就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改变了“一无所有”的格局，初步解决了中国环境社会学没有自身理论的问题，这是环境社会学发展中非常重要和关键的一步。二是体现了中国环境社会学“理论自觉”的学术品质，也提供了进一步的本土理论创新的可能。现有的学术概念和理论假设主要源于本土实际和经验研究，体现了学术界从本土经验出发、解释中国社会的可贵品质。中国环境社会学的理论发展必须坚持这一方向，通过对本土环境问题的深入研究，提炼概念与理论框架，进而建构“中层理论”。正如林兵所言，中国环境社会学理论研究要立足于本土环境问题的社会性因素的理论思考［70］。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当前的环境社会学理论建设仍处于初步的探索期。现有成果以零散的概念和研究假设为主，尚不成体系，离成熟的学科理论还有很大距离，这也是中国环境社会学界今后努力的方向。

四、结论与前瞻

当前，中国环境社会学学科发展具有两个“滞后性”:一是在国内，相比环境法学、环境经济学和环境政治学等环境社会科学而言，环境社会学的发展要滞后得多;二是相对于国外环境社会学，中国的环境社会学发展要滞后很多。虽然如此，环境社会学近年来在中国取得了非常快速的发展，在经验研究领域形成了鲜明特色，并在理论探索方面取得了初步的研究成果。目前，中国环境社会学的研究特色集中在水环境、草原环境与海洋环境这三大领域。今后，中国环境社会学界需要在更多的领域形成自己的研究特色，在未来的研究中还需要进一步彰显区域特色，从而为形成中国特色和区域风味的环境社会学奠定扎实基础。与此同时，我们需要加强理论的凝练，与西方环境社会学的对话，绝不仅仅意味着我们要熟悉西方的理论，用西方的话语体系与西方学者对话，而是要用中国的话语体系与之开展平等的对话，这才是学术对话应有之格局。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理论构建不足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中国环境社会学的学科发展。就理论构建而言，有两条路径可供选择。一是加强对传统文化资源的挖掘。美国环境社会学家在对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等经典社会学家理论梳理中发现，他们早就对环境问题发表了见解，而且这种见解至今仍有启迪，他们甚至因此被看做是早期的环境社会学家［26］。中国历史悠久，先贤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方面早有论述，对这些文化思想的深入挖掘与系统梳理对本土理论的构建无疑颇有裨益。二是在本土环境问题研究的基础上加强“理论自觉”意识，注重理论提炼与构建。我们认为，这一路径对构建本土环境社会学理论更具现实意义。因此，深入的经验研究及其基础上的系统化理论构建是中国环境社会学今后发展的重点。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中国学派，才能增强在国际环境社会学界的话语权，才可能用中国的话语体系与西方展开平等的学术对话。

此外，中国环境社会学还没有专业性的学术刊物。目前，《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学海》、《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等学术杂志成为发表环境社会学研究成果的重要阵地，但这些学术杂志仍远远不足以适应当前的学科发展形势。2012年，第三届中国环境社会学学术研讨会期间形成的工作备忘录明确将定期出版《中国环境社会学》文集，作为环境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的会刊，但这毕竟不是专业学术期刊，而且所收录文章是已经在其他学术杂志发表过的文章。因此，创办相应的专业性学术刊物显得十分重要而迫切。环境社会学是一门新兴的朝阳学科，方兴未艾，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在中国环境社会学未来的学科发展中，我们需要秉持本土化、特色化和理论化的发展方向，以更加宽阔的视野，对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各种环境问题开展扎实而严谨的深入研究。在此，我们不仅需要深化既有的研究主题，强化对环境治理模式的深入调查与理论反思，更需要对现代化乃至后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环境问题开展前瞻性的学术研究，其中诸如核辐射、海洋溢油、气候变化、垃圾处理等问题已经日趋显著化甚至“白热化”，亟待加强环境影响评价与社会影响评价研究。

海洋环境治理案例范文第3篇

1我国渤海环境管理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1．1管理行动中各部门缺少配合2001年，为加强对渤海环境的治理，国家环保总局(2008年改为国家环保部)发起了“渤海碧海行动计划”。常规工作中，国家海洋局每年对渤海海域环境进行监测和保护，水利部一直强调对入海河流的治理，渔政部门也一直采取措施防治渔业养殖污染。但即使各部门做了这么多工作渤海的环境质量依然没有明显改观，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各部门缺乏联动合作，独自行动，工作范围及工作内容受到局限，没有形成合力，从而导致渤海环境治理效果不佳。

1．2管理措施收效甚微，渤海环境持续恶化自2001年起，为对渤海环境进行综合整治，我国先后实施了“渤海碧海行动计划”及《渤海环境保护总体规划》，都没能使渤海环境质量有明显改观。如图1所示［5］，2001年以来，我国渤海海域污染面积一直居高不下，水质持续恶化，渤海环境令人堪忧。

2复合生态系统管理理论对渤海环境管理的适用性

2．1复合生态系统管理理论复合生态系统是指在一定区域范围内，以人的行为为主导的，由社会系统、经济系统及自然系统共同构成的，以各子系统间相互作用为基础并以整体形式发挥作用的一种复合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一方面，人以其特有的文明和智慧驱使大自然为自已服务，改善生活;另一方面，作为自然的一员，人的活动又要受到自然的约束。这两种力量间的基本冲突，正是复合生态系统的一个最基本特征［6］。复合生态系统管理是指在一定空间范围内，管理者在对社会系统、经济系统及自然系统之间的关系进行充分把握的基础上，运用生态的、科学的和可持续的方法对本地区各项事务实施适应性管理的过程。其本质是保持系统的健康和恢复力，使系统既能够调节短期的压力，也能够适应长期的变化［7］。实施复合生态系统管理要坚持可持续性原则、整体性原则、时空广泛性原则和人与生态系统相统一的原则。目前，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陆地还是海洋，都不乏基于复合生态系统管理的实践。1998年12月，澳大利亚基于生态系统方法的海洋环境与资源管理政策［8］。2005年1月中国政府和全球环境基金(GEF)合作，采取综合生态系统管理理念实施中国西部退化土地治理，该项目预计用时10a，目前进展顺利［9］。

2．2渤海是一个完整的复合生态系统渤海是一个完整的复合生态系统，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渤海具有其完整的生命支持系统。渤海由辽东湾、渤海湾、莱州湾、中部海域及广阔的海岸带组成，滩涂广阔，具有大量基岩港湾岸段，注入渤海的具有常年径流的河流有40余条，流动的海水将这些地形地貌联接成一个整体，连同渤海区域特有的气候、土壤及光照共同为在渤海区域内生存的动植物及海岸带生存的人类社会提供生命支持。(2)渤海有其完整的营养物质流动链。营养物质一方面来源于自然系统提供的太阳能，另一方面来源于陆地上社会经济系统的营养物质。这些营养物质通过光照、河流及陆源物排放等方式进入渤海中，参与到渤海的食物链循环，实现了营养在渤海的600余种生物中的传递。(3)鱼类、虾类及其他经济生物的洄游更将渤海连接为一个统一的整体。

2．3传统的海洋环境管理方法不能有效解决渤海的环境问题首先，基于达标排放的排污管理导致渤海环境污染加重。目前环渤海各省市实行污水达标排放制度，如北京市强调对重污染企业的排污达标状况进行严格监管［10］，这一制度意味着生产或生活污水只要达到一定标准就可以排入河流或海洋。而达标排放的水对渤海来讲依然是污水，随着达标污水源源不断地由地势较高的河流和陆地排入地势较低的渤海，海水的质量不断下降，污染也日益严重。其次，基于目标总量控制的管理也不能减轻渤海环境污染程度。渤海沿海各省市实行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制度，如河北省制定年度污染物减排计划以期完成主要污染物控制总量目标［11］，这种排污总量的削减并不能解决渤海的环境污染问题，实质上对渤海的污染还是不断增加的。最后，渤海环境治理中的各部门的实践也证明传统的以行政区划为单位的分割管理、缺乏部门间合作的独自行动对于渤海环境问题的解决也是低效率的。

2．4实施复合生态系统管理有助于解决渤海的环境问题无论是从理论上、制度上还是已经进行的实践中都可以得出相同的结论，即实施生态系统理论有助于解决渤海的环境问题。

2．4．1理论上可行:基于环境容量的总量控制排污管理有助于解决渤海环境污染问题环境容量为环境的特性，是在不造成环境不可承受的影响前提下，环境所能容纳某污染物的能力［12］。任何环境都具有一定的纳污能力，但同时具备一个不可逾越的阙值，这就要求我们在向渤海排污时必须首先充分考虑其环境容量，达标排放或总量控制排放必须是基于渤海有环境容量剩余的情况下进行的。在环境容量没有剩余甚至已经出现污染的情况下，应该积极利用生态系统途径，实施环境修复，通过污染物物理去除、化学降解、生物降解才能有效减轻水体和沉积物污染。

2．4．2制度上可行:中央重视综合管理、协调管理无论是“渤海碧海行动计划”还是《渤海环境保护总体规划》，都不难看出国家对于渤海环境的治理，不仅重视综合管理，更重视各部门间的协调。为强化综合管理，《渤海环境保护总体规划》要求成立渤海环境保护统筹部际协调机制［13］。在当前大部制改革的背景下，实施基于复合生态系统的渤海环境管理更是符合国家发展改革的大方向。

2．4．3实践证明可行:国内国外都有成功的实践案例国内和国外都不乏基于复合生态系统对海岸带进行管理成功的经验。自1994年至今，东亚海伙伴关系计划(PEMSEA)启动了包括印度、菲律宾、泰国及我国等十多个东亚国家的海岸带综合管理示范计划［3］，充分利用生态系统方法对海岸带进行综合管理，取得了良好效果。在区域层面上，一些区域组织及区域基于生态系统的管理理念，进行一些大海洋生态系项目的运行和建立区域渔业协定［14-15］，也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在我国，厦门是将生态系统理论应用到海岸带管理中的典范，在推动机构间和跨部门间合作协调的同时，利用生态的、科学的方法对厦门市海岸带实施有效管理，最终成效显著［3］。正如1998年4月GESAMP第28次大会报告指出［16］:英国泰晤士河、美国波士顿港及中国厦门港环境质量的改善表明，即使在面临人口压力、经济发展较快的大城市，持续和协调的行动也能取得很好的成效。

3基于复合生态系统的渤海环境管理路径

3．1培育、普及、强化人是渤海复合生态系统一部分的管理意识复合生态系统又是以人为中心的，一方面，人从生态系统所提供的服务中受益，另一方面也影响着生态系统的发展进程，因此复合生态系统管理中将人视为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17］。这就要求我们在渤海环境管理工作中要树立整体观、系统观，要协调好渤海复合生态系统中社会经济系统及自然系统的关系，通过开展各类宣传活动转变公众及管理人员的思维，使人们充分认识到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是渤海复合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从而实现通过转变意识来推动渤海环境的管理工作。

3．2针对具体的环境问题，在渤海综合管理框架下，开展分区联合行动在面对具体的渤海环境问题如赤潮、绿潮、海洋重大污染事件(海洋溢油、违法倾污)等，应在渤海综合管理框架的指导下，在明确沿海各省(市)及各单位的职责及管理海域范围的基础上，分析问题发生的原因、产生的影响及未来的发展趋势，确定所涉及的行政单位及主管部门，制定科学可行的统一行动方案，确定统一的行动时间、行动方式及行动海域范围，开展分区联合行动，共同解决渤海环境问题。

3．3采取适应性管理方式，对渤海治理政策实施效果进行监测和反馈当前还没有哪个公共政策可以称得上是毫无缺陷的，因此，对政策进行实时修正和纠偏的适应性管理就显得尤为重要。适应性管理是被广泛倡导的生态系统的管理方式。生态系统事件的发生具有不确定性和突发性。适应性管理允许管理者对不确定性过程的管理保持灵活性和适应性［18］。采取适应性管理能够根据生态环境问题的发展进程作出有针对性和时效性的及时反应。目前在我国渤海海域已经基本建立起了较为完整的海洋环境监测体系，监测结果由各级海洋行政主管部门以《海洋环境状况公报》的形式公布。但具体到某一项海洋环境政策实施的效果却缺乏相应的监测和反馈评价机制，因此应该结合各级《海洋环境状况公报》对渤海环境治理政策的实施效果开展季度或年度的跟踪监测和反馈，从而了解当前渤海环境的新情况，判断之前采取的环境治理措施有没有奏效，目前还存在哪些问题和缺陷，应该如何进一步优化和纠正偏差等。

3．4强化部门间、地市间协调行动，形成合力海水的流动性使海洋环境问题具有发展速度快和影响范围大的特点，因此需要加强政府间纵向及横向的交流与合作。目前涉及到渤海环境管理的政府间会议主要有渤海环境保护省部际联席会议(以下称“渤海部际会议”)和环渤海区域合作市长联席会(以下称“渤海市长联席会”)等。纵观两个会议历次的召开情况，都存在一些问题。为强化其在渤海环境治理中的作用，建议:(1)提高会议的制度化程度。应确定联席会的年度召开时间及参会成员。(2)提高联席会议的专业化程度。实践证明，研究机构为海洋管理部门所起的决策咨询作用不足［19］，因此在渤海环境治理相关会议中应该增设专家参会制度，如邀请各涉海高校专家学者、海洋研究所研究者、国家海洋局中进行渤海环境执法的人员等参加会议，献计献策。(3)增强会议中府际合作的内容，强调对渤海环境的协同治理。同时，增强部门间、地市间对渤海环境的协调管理还应该注意:(1)明确渤海复合生态系统的范围及管理主体。明确范围和管理主体有助于增强系统内各部门间的凝聚力和整体认同感，渤海环境管理的主体应该由渤海周边“三省一市”地方政府及各级水利、海洋、环保等相关业务主管部门构成的一个整体。(2)从渤海复合生态系统的高度构建科学的管理协调机制，明确各单位管理职责。渤海是一个整体，管理协调机制的构建也应充分考虑到这一点。高效的管理是集权和分权的合理结合，因此在渤海环境管理协调机制的构建中既应有统筹把握、总体控制的部门，又应存在各部门间协调交流、学习借鉴的平台，这样才能保证各部门在认真履行自身职责的同时增进同相关部门的沟通联系，有利于开展联合行动，提高对渤海环境协同治理的效率。(3)增强海陆统筹。陆源污染是造成渤海水质恶化的主要原因，因此，对于渤海水质的治理，还需树立海陆一体观，加强海洋主管部门和陆地上水利、环保等部门的沟通合作，从根源上治理渤海环境污染。

3．5强化环境信息公开，鼓励公众参与这里所说的环境信息公开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环境信息在渤海环境管理相关业务部门间、地市政府间的公开，其次是环境信息在公众范围内的公开。渤海环境信息公开的方式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传统方式，另外一种是网络方式。传统方式包括政府公报、新闻会及政务公开栏三种。由于政府公报(如《山东政报》)是向行政区域内各级行政单位及公共场所免费发放的，覆盖面广，建议设立专门的渤海环境信息公开板块，使公众及时了解渤海环境信息。另外，针对如赤潮、溢油等突发渤海环境事件可以采取召开新闻会的方式，通过媒体宣传动员公众参与。另外，各级行政机关的政务公开栏也可以成为公布渤海环境信息的良好载体。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网络在信息的传递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于渤海环境信息，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各级政府门户网站进行宣传，强化与民众的互动，增强公众的海洋意识，提高公众参与渤海环保工作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建议搭建跨等级、跨部门的渤海环境信息共享平台，在共享平台中环渤海各级政府及各级相关主管部门将本单位了解到的渤海环境信息进行及时公布，从而有利于相互借鉴环境治理经验，推动联合行动的开展。

海洋环境治理案例范文第4篇

笔者曾对新中国刑法典颁布实施以来的案例进行检索，尚未检索到因海上环境污染包括油污污染在内的环境污染而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例。本文拟从渤海蓬莱19-3油田溢油事件、墨西哥湾漏油事件对两国油污治理作比较分析。

（一）中美海上油污治理典型案例对比分析

2011年6月发生的渤海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中，据国家海洋局统计的数字显示，总溢油量达7070吨，溢油污染海域6200平方公里，给河北、辽宁、山东和天津三省一市渔民、生态环境造成重大损失，对渤海湾海洋环境造成毁灭性的打击。该案被国务院定性为迄今为止中国最为严重的海洋生态事故和漏油事故的溢油案。2012年，国家海洋局与康菲石油中国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签订《海洋生态损害赔偿补偿协议》，后者分别就渔业损失和海洋生态损失赔偿13.5亿元（其中10亿元赔偿渔民损失，3.5亿注入海洋环境与生态保护基金）和16.83亿元交海洋局负责管理，司法机关未追究任何单位及个人的刑事责任。2010年4月20日，位于墨西哥湾麦肯多油井的“深水地平线”海上移动式钻井平台发生爆炸，溢油油井漏油状态持续近3个月，2亿余加仑石油溢入墨西哥湾。油污对美国和墨西哥部分州的海洋环境、渔业和旅游业造成严重影响。该事件为美国海域发生的历史上最严重的油污事件。英国石油公司为此支付了45亿美元的刑事罚款（美国政府曾以追究英国石油公司主管的刑事责任迫使其更换总裁），最终以付出413亿美元的代价解决了漏油事件。通过上述两个案例的对比，不难发现两国在处理重大海上油污事件中的不同途径和实际效果。美国的油污处理法律程序一定程度上挽回了油污对国家以及对周边海域生态环境、公民的经济损失；而我国至今尚未建立健全的海上油污的刑事责任追究体制，不仅影响到海上生态环境恢复治理效果和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而且直接影响到我国的法治形象，让一些部门或企业宁愿以承受行政处罚而不愿去对受污染的海洋生态环境进行治理。2015年7月21日，我国首个以社会组织（即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为原告的海洋环境公益诉讼案在青岛海事法院立案，康菲石油中国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请求法院判令两被告对损害的渤海生态环境进行修复，并恢复至溢油事故前的海洋生态环境状况。该案从另一方面反映了国家有关部门乃至康菲石油中国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对海上生态环境治理的漠视。

（二）对海上油污刑事责任追究逐渐成为国际社会发展趋势

随着国际社会对海洋生态环境权益的重视，各国加大了对该领域违法行为的刑事处罚力度。近三十年来，国际海事组织、欧盟、美国等通过相关立法构建了相对完善的海洋污染管理体系，并且建立了包括刑事处罚在内的严格配套机制。随着立法的推进，相关的案例也逐渐增多起来，如国际海事组织2007年通过的《海上刑事法案——各国立法准则草案》，达成了组织成员国应当通过明确的国内立法确定对海上犯罪行为的管辖权，尽可能取消在管辖、逮捕、证据搜集、拘留、引渡、审讯、有罪裁定以及合理量刑方面的法律空白或不统一的共识；欧盟2005年通过的《船舶造成污染及对违法行为进行处罚的法令》，对故意排放或者故意、粗心或严重疏忽而造成油污的相关各方（包括船级社），都要给予刑事处罚和相关制裁；美国的《清洁水源法》（theCleanWaterAct）等对水污染的刑事处罚作出规定，不论基于故意或者过失而违反污水管理规定、违反报告和记录义务、违反排放管理规定、违反预处理标准等情形，将被追究刑事责任，美国埃克森公司的巨型油轮“瓦尔代兹”号海上触礁污染事故，该轮船长和埃克森公司均受到刑事处罚；欧洲对造成海上油污的“ERIKA”和“PRESTIGE”号油轮的船长给予监禁的刑事处罚；“TASMANSPIRIT”号轮在巴基斯坦因搁浅导致船舶倾覆，原油泄漏造成海上污染。2名船长和6名船员因此被刑事。

二、我国海上油污责任入刑之困境分析

我国海上油污责任入刑难，有其立法缺陷、执法困境、审判管辖权困境等原因。

（一）刑事立法之惑

环境保护立法最初按照保护国有企业的目的制定，立法者认为对国有企业罚款等于政府买单，行政处罚金额额度低，更无对环境污染企业及领导人员的刑事责任追究的规定。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国有企业改革步伐的加快，原有的立法思想尤其“重陆上轻海洋”的环境污染治理思想，已经不适应当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更不能很好地适应国际社会发展尤其发达国家的海上环境治理理念。国内企业无论民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往往受眼前经济利益的驱动，而置社会公共利益、环境生态保护于不顾，对环境污染责任和对社会公众利益的侵害置若罔闻。尽管我国《刑法（修正案八）》对《刑法》第338条做了较大幅度修改，但该条的修改及司法解释对环境污染犯罪的规定仍有明显不足：一是刑法修正案及司法解释以陆上污染为立法旨意，并未把包括油污在内的海上污染纳入“严重污染环境”情形，从刑法的罪刑法定理论以及禁止类推的理论，亦不能将该刑法条文和司法解释直接扩大适用于海上油污污染领域；二是未明确“有害物质”的适用范围，更没有对油污中的油类作出相关的界定；三是涉海刑事问题不恰当地按照陆上一般刑法问题处理，存在混乱和不合理的现象，将使海上刑法与陆上刑法“趋同化”，其结果是海上犯罪“泛罪化”。因此，有关陆上立法与司法解释的本意，没有包括和调整海上油污污染纳入污染环境罪的意图。综上所述，在刑事立法方面，无论《刑法（修正案八）》第338条规定还是其司法解释的规定，都将严重的海上油污污染排除在刑法处罚范围之外。

（二）海上执法之乱

根据《海洋环境保护法》规定和海洋环境污染处理实务，我国在处理包括海上油污在内的海上污染事故时，实行“五龙闹海”的管理模式，即根据污染事故发生的海域，分别由环保部门、国家海洋管理部门、海事行政部门、渔业行政部门、军队环保部门进行执法处理。环境保护部门负责防治陆源污染物和海岸工程建设项目对海洋污染损害、海洋倾倒废弃物等的环境保护工作，海事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所辖港区水域内非军事船舶和非渔业、非军事船舶及外国籍船舶造成的污染海洋环境的监督管理和调查处理，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渔港渔业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的监督管理。该规定看似分工明确，但实务中并非如此，如输油管道爆炸而发生海上油污事故，极易导致渔港、沿海港口、海洋专属经济区等多个海域或辖区的污染，多头管理、无序管理的困境显而易见。2013年6月9日的《国家海洋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以下简称《编制规定》）对此作了一定调整，明确农业部组织国家海洋局等拟订保护海洋渔业水域生态环境的政策制度，组织开展海洋野生动植物资源调查，国家海洋局负责执法检查；此外，沿海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也有权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职责。笔者认为，该规定为国务院部门改革的方案，应为规范性文件，其效力位阶低于《海洋环境保护法》，该规范性文件关于渔业行政部门、农业部及国家海洋局的职责分工，不能对抗《海洋环境保护法》关于渔业行政部门、国家海洋局等职责分工的规定。这与我国政府提出的重大改革要于法有据的改革思想背道而驰。但《编制规定》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的海上执法“多龙治海”的局面。面对一个海上污染案件，最早介入的往往是环境行政保护部门或者海事行政部门，执法部门实行“统一监督管理、分工分级负责”的管理体制，实行逐级上报的原则。然而，海上油污事故具有突发性、易扩散和迁移等特殊性，逐级上报和对污染形势的判断分析是一个较为缓慢的过程，待转送至刑事侦查机关，会延误油污事故最佳处理时机。此外，海上污染刑事责任追究的量刑依据以及刑事司法鉴定机构缺失。如《海洋环境保护法》、《渔业污染事故经济损失计算方法(GB/T21678-2008)》、《船舶油污损害赔偿规定》等不同的法律、司法解释和部门规章作为油污民事案件赔偿依据，对油污损害的计算方法和计算结果差异较大。同时，我国尚未建立权威的与油污刑事案件相关的专门的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机构，也未在刑事司法鉴定中设置环境鉴定的种类，若采用不同的监测和评估办法，易导致油污刑事责任量刑出现混乱，进而影响司法审判的权威和公正。

（三）审判管辖权困境

根据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学理论，管辖一般划分为立案管辖和审判管辖。由于篇幅所限，本文所指管辖权限于法院的立案管辖权。由于海洋受季风影响较大且流动频繁的特点，海上油污的迁移及扩散不受沿海国确定的管辖水域的限制，因此，一起海上油污污染事故尽管可能不发生在我国管辖海域，由于受洋流等影响，该污染行为所产生的损害后果却会直接作用于我国管辖海域，并对我国海域的海洋生态环境权益造成严重侵害，因此污染责任者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行政法律责任乃至刑事责任。《海洋环境保护法》和《刑法》皆规定了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的域外效力，确定了我国的管辖权。然而，海上油污的管辖权冲突会在有管辖权的国家之间产生，该种管辖权冲突，也可能因一国立法规定油污责任追究刑事责任，而另一国家立法不追究刑事责任而产生。此外，一国内部不同法院之间的管辖权也存在冲突问题。首先，油污随着海水的流动，如洋流从大连、烟台或青岛等沿海地区，漂流至连云港乃至上海等沿海地区，从行为后果而言，由此产生不同地方法院的管辖权冲突。其次，专门法院与地方法院之间的管辖权冲突。当前我国法学理论界和实务界均有提出海上污染犯罪的管辖权收归海事法院、不再由地方法院行使管辖权的建议。

三、我国海上油污责任入刑的可行性分析

（一）完善油污刑事立法

为提高海上油污污染违法行为的打击、震慑力度，维护海洋生态环境，在油污刑事责任追究方面，有必要加快我国海上油污的刑事立法，具体建议如下：一是结合相关国际公约以及欧盟《关于船源污染和对违规行为引入刑事惩罚的指令》、美国《1990年油污法案》等规定，立足于我国实际情况，对海上污染的油类进行界定，并以司法解释的形式予以明确。就海上油污污染的油类，结合现行的国际公约来看，《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没有提及海洋污染油污的种类，《1996年油类污染损害民事责任国际公约》是指“适用于非油船溢出的用于或打算用于操作或推进船舶的燃料油、油及其残余物”，《1971年设置赔偿油类污染损害国际基金的国际公约》是指“油类”应限于持久性烃类矿物油、原油和燃料油，以及《2001年船用燃油污染损害民事责任公约》规定“公约适用于非油船溢出的用于或打算用于操作或推进船舶的燃料油、油及其残余物”。美国的《1990年油污法案》将油类限定为任何形式和任何种类的石油、燃油、油类废弃物和油混合物等。我国最高人民法院2011年7月1日施行的《关于审理船舶油污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船舶油污损害赔偿规定》）第三十一条规定，“油类”是指烃类矿物油及其残余物，限于装载于船上作为货物运输的持久性货油、装载用于本船运行的持久性和非持久性燃油，不包括装载于船上作为货物运输的非持久性货油。另外，《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5条规定的“油类”是指“任何类型的油及其炼制品，油性混合物是指任何含有油份的混合物”，由于易挥发的油类对海洋污染极小甚至没有污染危害，因此该法没有明确把易挥发性的油类排除在外，欠缺科学性。鉴于上述油类具有易沉淀或悬浮于海水中且不易挥发的特征，其危害性巨大，影响严重，海洋生物如鱼虾类、红树林、珊瑚礁等多种类型的生态系统急剧减少，生态平衡失调，自然灾害加剧。笔者认为，可以将我国油污刑事责任的油类限制于持久性烃类矿物油、原油、燃料油润、滑油及其残余物、油类混合物等对海上造成持久性、不易挥发的污染油类，该种界定更能反映出油污的海上生态污染的危害性。二是专门设立污染海洋罪或者将海上油污犯罪明确归入污染环境罪，对油污犯罪的入刑予以明确。污染海洋罪所侵害的直接法益为海洋环境生态安全，海上油污犯罪具有多发性、流动性、跨区域性等特征，刑事犯罪的证据使用和犯罪起刑点都不宜直接援引陆地上的刑事法律规范，增设污染海洋罪可以完善刑事立法的不足。设参照其他国家如英国、俄罗斯、新加坡等国的做法，增设该罪名也有利于加强我国的犯罪的司法管辖和司法合作。从我国《立法法》规定和司法实践来看，最高人民法院无权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创设一项独立的罪名，但允许通过司法解释对《刑法》第338条内容进行解释，把油污种类及危害范围进行界定，由此把严重的油污责任纳入刑法调整的范围。尽管当前我国司法解释饱受诟病，但该种操作方式不失为一种简便易行的方式。

（二）整合海上执法力量

如本文第二部分所述，我国面对一起严重的海上油污情形，往往形成多部门管理的局面，却易造成各部门之间的扯皮推诿，都去管理却都难以管理的窘境。值得欣慰的是，国务院的《编制规定》明确国家海洋局主要职能为海洋综合管理、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建设，海警队伍为海上维权执法主要力量。从《编制规定》可以看出，我国部门机构改革将国家海洋局及其中国海监、公安部边防海警、农业部中国渔政、海关总署海上缉私警察等四支队伍整合为中国海警，我国海警队伍是集行政执法、刑事侦查于一体的法律主体。但在这些职能中，未能把海上环境行政执法权及刑事侦查权交于我国海警，实际仍实行各自执法区域的管辖权，如对港口（军港等除外）的污染处理由海事行政部门负责，船舶漏油污染导致渔业造成损害的由海事行政部门与渔业部门联合执法处置，渔港的油污污染由渔业行政部门执法管理，军舰的油污污染由军队环保部门处理。笔者认为，有必要借鉴美国海岸警卫队的管理模式和做法，扩大我国海警的海上执法权限，赋予其独立行使海上环境污染的行政执法权及刑事侦查权，不再赋予环保部门、海事部门、渔业执法部门等执法机关的上述权力。根据《美国联邦法典》第14条规定，美国海岸警卫队主要负责美国沿海水域、航道的执法、水上安全、遇难船只及飞机的救助、污染控制等任务，以及协助美国海军维护国防安全的武装力量，集军队、行政执法和刑事侦查等职权于一身，其武器装备和人员配备均处于国际领先地位。我国当前海警队伍与美国海岸警卫队相比较而言，海警队伍职责仍欠明确、执法人员专业性等方面远逊于美国海岸警卫队。笔者建议，将我国海上环境行政执法权及刑事侦查权统一赋予我国海警，不再针对具体的管辖区域而由不同的部门管辖，即打破原有的格局，重新组合各部门执法人员队伍，组成统一强大的海警队伍，充分吸收精通国际法尤其海洋法等法学专家组成海洋维权专家智囊团，加强海上一线执法专业人员的培训，并在海警队伍中再分列海上环境执法队伍，对我国海域进行统一执法。这样可以提高我国海上环境污染的刑事执法效率，克服海上调查取证中部门之间互相推诿的现状。

（三）统一司法管辖权，海上油污犯罪统一交由海事法院管辖

如上文所述，海上油污犯罪具有涉外性强、易扩散、危害持久性强、环境检测难等特点，审理该类案件，要求法官具有很强的法学素养。该类案件不仅对国际法尤其海洋法、国际航运相关公约、海洋污染及评估等领域精通，同时要求承办法官具有对船舶、海上钻井平台等海上实务领域的阅历，唯此才能胜任该类案件的审理工作。我国地方法院审理海事刑事案件的局限性大，对航运技术性和国际性标准难以把握，对涉嫌犯罪案件的认定和移送也面临较大阻力，海上犯罪的立法与司法缺位导致以罚代刑、有案不移的行业顽疾，并由此遭受海洋邻国的欺扰。因此，将该类刑事案件交由我国地方法院审理，难以承担重任。因此，海上油污犯罪统一交由海事法院审判管辖，符合海事法院受理案件的专业优势，亦具有法律正当性。笔者认为，我国在整合海上执法力量的同时，成立市级海事检察院或者在市级的检察院内部设立海事犯罪公诉处，负责涉海犯罪案件的移送工作，或者由受害人直接向海事法院提起刑事自诉，由海事法院进行审理，而不再交由地方法院审理。同时，在海事法院内部设立海事犯罪审判庭，实现海事犯罪从侦查、提起公诉至审判的一整套完整体系，从而理顺海上油污污染的刑事追究责任脉络。要实现上述目标，则有必要对我国《人民法院组织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事法院受理案件范围的若干规定》等进行修改，增加海事法院受理海上油污犯罪案件的受案范围。

四、结论

我国海上油污入刑问题是法律界颇有争议的一个话题。有学者认为，我国《刑法》已有规定海上油污，可以将其纳入污染环境罪的范畴。笔者认为，鉴于我国对刑事责任的追究以司法解释作为支撑，我国刑事立法并未将海上油污污染纳入《刑法》第338条规定。海上油污具有国际性、流动性、扩散性、危害周期长、不易发现且评估难等特点，根据刑法的罪行法定原则和禁止类推的原则，不能将陆上污染的刑法规定直接适用至海上油污污染领域。我国应迎合国际发展趋势，借鉴其他国家在油污治理方面成熟的刑事责任追究机制，制定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海上油污入刑体系，有力打击海上环境污染行为，唯其如此，才能有效保护我国海上生态环境。

海洋环境治理案例范文第5篇

为了定量研究渤海主要海湾海洋资源和生态承载状态，有效利用渤海海洋资源，本文建立了海湾资源和生态环境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状态空间评价模型对渤海内三个海湾资源和生态环境承载力进行了综合评价。结果显示，2005-2008年三湾均处于超载状态，其中，莱州湾承载压力最大，承载力值偏低，渤海湾和辽东湾承载力值略好。通过分析，渤海内三湾在未来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将面临较大的资源和生态环境制约，因此，必须通过合理调整产业结构，发展循环经济，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加大海洋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力度，逐步恢复污染海域的生态系统服务和环境纳污功能，才能有效提高渤海生态环境整体承载水平。

关键词 资源和生态环境承载力；状态空间评价模型；渤海；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 X5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2）12-0007-06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12.002

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丹尼斯·梅多斯等学者组成“罗马俱乐部”，利用系统动力学模型对世界范围的资源、环境与人的关系进行评价，并预测到21 世纪中叶全球经济增长将达到极限，为后期资源、环境承载力的研究奠定了学术基础[1]。著名经济学家Arrow与其他学者一起在《Science》上发表了《经济增长、承载力与环境》一文，在学术界和政界均产生了极大反响，引起了人们对环境承载力相关问题的高度关注[2]。

我国专家学者于20 世纪90 年代初开始对资源、环境和生态承载力进行研究。1999 年王中根、夏军运用资源与需求的差量法对西北典型干旱区河流流域的生态承载力进行了评价和预测[3]。2001年毛汉英、余丹林运用三维状态空间法表示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进行了综合评价[4]。2009年付会探讨了海洋生态承载力的内涵和特征，指出海洋生态承载力由压力和承压两部分构成[5]。

综上所述，在海洋承载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6-7]定义海洋资源和生态环境承载力，是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海洋资源和生态环境在良性循环的条件下，能够承载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规模的能力，是承载体“海洋资源和生态环境”与承载对象“社会经济发展”之间耦合关系的反映。本文在定义海洋资源和生态环境承载力的基础上，构建了较为系统的指标体系，充分收集研究相关数据，采用毛汉英等人提出的状态空间法对渤海内主要海湾的资源和生态环境承载力进行研究分析。

1 海洋资源与生态环境承载力评价方法

1.1 状态空间评价模型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将状态空间法应用于定量描述和测度区域承载力和承载状况。其本质是一种时域分析方法，通过状态空间的原点同系统状态点构成的矢量模来表示区域承载力的大小，不仅可以表征系统外部特征，更揭示了系统内部状态和性能[8]。

本文借鉴状态空间法研究海湾资源和生态环境承载力的主要思路如下：

首先，选取若干能较好反映目标区域的海洋资源、生态和环境系统的指标，建立海洋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结合实际情况确定各指标在某一特定时段的理想值，根据各指标的相对重要程度排序，计算各指标的权重。

其次，计算状态空间中的点到坐标原点的矢量模，即海洋资源和生态环境承载力（Carrying Capacity of Marine Resources， Ecology and Environment，简称CMREE）的数学表达式[9]为：

CMREE=|M|=∑ni=1Wix2ir

公式中xir为各指标处在理想状态下的空间坐标值（i=1，2，...，n）；Wi为各指标的权重；|M|为海洋资源和生态环境承载力的矢量模；n为选取指标数量。

最后，通过比较不同状态下的矢量模值的大小来判断海洋资源和生态环境系统的承载状况。当CMREE>1，=1，

1.2 指标体系及数据来源

1.2.1 指标体系的确定

要准确度量渤海内主要海湾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承载状况，必须构建能有效反应渤海内海洋资源、生态和环境承载系统的指标体系。经实地调研及多重共线性分析，并组织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召开专题会议，确定影响海湾承载力的四类指标，分别为：社会经济发展压力、海洋资源供给能力、海洋环境支撑能力和生物多样性维持能力。同时考虑到指标代表的信息以及指标间的相互关联性，最终选取了30项指标作为目标区域海洋承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10]（见表1）。

1.2.2 数据选取

渤海三面环陆，在辽宁、河北、山东、天津三省一市之间，渤海内三大海湾（辽东湾、渤海湾和莱州湾）区域跨行政区分布，部分数据无法直接获得，需要归纳、计算和整理，文中不一一列举。指标数据主要来源2005-2008年中国海洋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天津统计年鉴、河北统计年鉴、山东统计年鉴、辽宁统计年鉴、中国海洋环境质量公报、地方海洋环境质量公报、中国近岸海域环境质量公报、中国环境统计年报、地方年鉴和地方志等资料，以及2009年环渤海实地调研获得。

1.3 理想值与指标权重的确定

1.3.1 理想值的确定

根据渤海湾区域的实际情况，结合该区域各地市相关规划，理想值的选取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一是采用与发展阶段目标相应的国家标准和行业规定作为理想值，如：水质综合指数、生物多样性综合指数、无机氮和COD海洋环境容量等指标；二是参照国际和国内相似发展程度下的对应指标数据，以阶段内的最大值或最小值作为理想值。如：人口密度、GDP比重、第二产业比重、海洋产业总产值、废水排放总量、原油和天然气储量、海洋捕捞和养殖量、环保投资指数以及污水处理率等指标；三是结合SPSS差值计算阶段内指标实际值，如：海水养殖面积、码头长度、泊位个数、盐田面积等指标；四是部分指标在评价区间是固定值，采用其实际值作为理想值，如岸线长度、海域和湿地面积、自然保护区面积等指标。最终确定各海湾理想值见表2。

1.3.2 指标权重的确定

本文采用层次分析法[11]计算各指标权重，经课题组研究人员及相关领域知名专家的问卷调查，对渤海内海洋资源和生态环境承载力评价指标进行两两比较打分，分别构造判断矩阵，各判断矩阵的平均随机一致性均小于0.1，说明各判断矩阵均具有满意一致性，权重的分配是合理的，类别层和要素层权重见表3。

1.4 海湾资源和生态环境承载力计算

为了消除不同指标量纲和数量级差对于评价的负面影响，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通过海湾承载力评价指标的实际值与理想值的比值对各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对承载力的贡献是正向的，称为正效应；对资源、生态和环境消耗的是负向的，称为负效应。

其数学公式如下：

正效应：rij=xijx′ij；

负效应： rij=x′ijxij

其中，rij为各指标标准化处理后的数值，xij为各指标原始数据，x′ij为各指标的理想值。

按照状态空间法的海湾承载力（CMREE）公式进行计算，可得渤海内三湾资源和生态环境承载力的值。通过对目标层和四个类别层承载状况的分析，以期对渤海内三湾资源和生态环境承载能力有一个全面的掌握。

2 渤海内三湾海洋资源与生态环境承载力评价及比较分析

2.1 目标层承载力比较分析

通过状态空间评价模型及承载力计算公式得到三湾区域海洋资源和生态环境承载力值（见图1）。截至2008年底，莱州湾海洋资源和环境承载压力最大，渤海湾和辽东湾承载力值略好于莱州湾，但是总体上三湾均处于超载状态。尽管三湾海洋生态承载状况存在一定的波动，但三湾承载状况整体呈缓慢下降趋势。

2.2 类别层和要素层承载力比较分析

在三湾海洋资源和生态环境评价体系目标层承载状况分析的基础上，对其复合系统的类别层，也就是社会经济发展压力、海洋资源供给能力、海洋环境支撑能力与生物多样性维持能力分别进行评价分析，从而找出引起三湾海洋资源和生态环境承载状况变化的主要原因，更好地为三湾区域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帮助。

2.2.1 社会经济发展压力承载状况

2005-2008年三个海湾社会经济发展压力值在1.2-1.4之间波动，总体呈逐渐增大的趋势。其中辽东湾和莱州湾压力值呈快速下降趋势，从1.39下降到1.29左右；渤海湾压力值虽有波动，但趋势没变，压力最小值为1.29（见图2-A）。从要素层承载状况分析，三湾人口和环境压力较大，社会经济下行压力明显，主要由于2005-2008年三湾区域经济快速增长，其中，渤海湾区域GDP占

环渤

海区域比重接近20%，辽东湾区域海洋产业总产值年均增速30%以上。经济发展的同时不可避免的带来COD、氨氮等污染物增加，海水富营养化程度加重，海洋环境恶化等问题。同时，随着环渤海区域内辽宁“五点一线”振兴规划、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区、蓝色半岛经济区上升为国家战略，三个海湾社会经济发展压力增大的趋势短期内难以改变。

2.2.2 海洋资源供给能力比较分析

2005-2008年三个湾海洋资源供给能力值在1.5-1.9之间，三湾资源供给能力呈缓慢上升趋势（见图2-B）。其中，渤海湾供给能力最强，供给能力从1.56提高到1.85。辽东湾和莱州湾供给能力次之，在1.69-1.77之间。尽管三湾资源供给能力有提高的趋势，但资源存储量有限，长期看三湾海洋资源供给能力仍然存在较大压力。

从要素层承载状况分析，三湾旅游资源供给能力较弱，渔业资源和空间海域资源次之，油气资源相对较好。环渤海区域滨海旅游资源丰富，但旅游配套基础设施落后，因此2005-2008年三湾旅游供给能力相对较弱，随着旅游配套设施的不断完善，预期旅游供给能力有提高的空间。尽管渔业捕捞量和养殖产量逐年增加，但近岸渔业资源几近枯竭，如不采取有力的渔业资源保护措施，海洋渔业资源供给有下降的趋势。2005年以来三湾油气资源供给能力明显提高，一方面由于渤海是我国重要的石油天然气生产基地，油气资源储藏丰富，具有很强的油气供给能力；另一方面区域经济快速增长带动了经济社会对石油、天然气资源需求的增加，导致油气资源供给能力的快速提高。但是由于油气资源储量是有限的，因此这种供给能力提高是难以持续的。

2.2.3 海洋环境支撑能力比较分析

2005-2008年三个湾海洋环境支撑能力值在1.1-1.3之间，三湾环境支撑能力整体呈缓慢下降趋势。其中，渤海湾支撑能力在1.17-1.23间波动，辽东湾从1.3下降到1.2左右，莱州湾从1.25下降到1.2左右。可以看出，尽管渤海湾和莱州湾环境支撑能力有波动，但总体下降的趋势是一致的，在海洋环境容量是有限的前提下，三湾海洋环境支撑能力仍然存在较大压力。从要素层承载状况分析，2005-2008年渤海湾增加了环保投入比重，但水质状况仍较差，海洋环境容量趋于饱和。辽东湾和莱州湾环保投入比重呈下降趋势，但入海污染物总量有限，因此水质状况相对较好。三湾需进一步加大对环保基础设施的投入，从源头上控制住污染物入海总量，改善提升三湾的水环境质量。

2.2.4 生物多样性维持能力比较分析

2005-2008年三个湾生物多样性维持能力在0.9-0.95之间，三湾生物维持能力整体呈缓慢下降趋势，其值偏低（见图2-D）。其中，渤海湾下降趋势较明显，维持能力从0.95下降到0.9，莱州湾次之，维持能力从0.95下降到0.92，辽东湾在0.93-0.95间波动。随着沿海区域经济快速发展，不可避免带来近岸海域水质恶化的趋势，三湾生物多样性维持能力面临的压力可能长期存在下去。 从要素层承载状况分析，2005-2008年渤海湾和莱州湾生物多样性综合指数呈下降并趋稳态势，辽东湾生物多样性综合指数呈小幅波动上升趋势。生物多样性对海洋生态系统完整性至关重要，直接关系到生物多样性维持能力的强弱，因此应通过禁止不合理的海洋开发活动，严格控制污染物入海总量，避免环渤海区域近岸海洋生态环境继续恶化。

3 结论与政策建议

2005-2008年渤海内三个海湾的海洋资源和生态环境承载力普遍偏低，且整体呈下降趋势，其中，莱州湾综合承载状况最差。目前渤海内三个海湾均处于超承载状态，而生态环境的支持和维持能力尚显不足，在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压力增大的状况下将会逐渐遇到较大的环境制约。结合类别层和要素层承载状况比较分析：渤海湾环境压力相对较大，辽东湾和莱州湾次之；辽东湾捕捞和养殖能力相对其他两个海湾较强；渤海湾和莱州湾的油气资源供给能力较强，但本文油气资源储量指标数据由油气产量数据替代，因此这种供给能力的暂时提高是不可持续的；渤海湾水质状况在三湾中最差，生物多样性综合指数相对较高，但三湾生物多样性指数整体呈缓慢下降趋势。针对以上分析结果，应在以下几方面改进：

第一，合理调整产业结构，发展循环经济。加快由粗放的海洋资源加工型向集约发展工业化方向转型，实行规模化、集约化生产。借助环渤海区域强大的海洋科技资源，大力发展新兴海洋科技产业。

第二，严格控制人口增长。人的活动是环境压力的最终来源，减轻资源、环境压力和提高生态环境承载能力必须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环渤海地区人均资源量相对不足，更加凸显控制该区域人口增长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其中，渤海湾地区环境压力最大，控制人口增长刻不容缓。

第三，加大海洋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力度。将渤海污染防治和沿海陆域城镇环境综合整治有机结合起来，实施渤海区域整体预防和治理，逐步恢复污染海域的生态系统服务和环境纳污功能[12]，提高渤海生态环境整体承载水平。

参考文献（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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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刘容子， 吴姗姗. 环渤海地区海洋资源对经济发展的承载力研究[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9， 129-131. [Liu Rongzi， Wu Shanshan. Studies on the Carrying Capacity of Marine Resources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Bohai Rim Areas[M]. Beijing： Science Press， 2009， 129-131.]

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Carrying Capacity of Marine Resources，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in Three Bays of Bohai Sea

TAN Yingyu1 ZHANG Ping2 LIU Rongzi2 ZHOU Lei1

（1.Environmental Science Research & Design Institute of Zhejiang Province， Hangzhou Zhejiang 310007， China；2.China Institute for Marine Affairs， Beijing 100860，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establishes an evaluation system of indicators for the carrying capacity of marine resources，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CMREE） to improve the quantitative research on the state of marine ecological carrying capacity for Bohai Sea， and also meet the urgent need for more effective way in using and exploiting the marine resources. It gets the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s for three bays in Bohai Sea by running StatusSpace Evaluation Metho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three bays were all overloaded from 2005 to 2008. Additonally， Laizhou Bay took the most pressure and the CMREE was relatively low， Bohai Bay and Liaodong Bay were relatively good. By analyzing， marine resources，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in these three bays of Bohai Sea will be the most seriously restrictive factors for soci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future. Therefore， the effective way to improve CMREE for the whole Bohai Sea is restructuring industries， promoting the circular economy， controlling the population growth， implementing the marine governance， strengthening the ecological recover， and gradually recovering the marine ecosystem services and environmental capacity.

Key words carrying capacity of marine resources，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CMREE）； StatusSpace Evaluation Method； Bohai Sea； comparative analysis

收稿日期：2012-07-10

作者简介：谭映宇，博士，工程师，主要研究方向海洋环境保护、环境规划与管理。

海洋环境治理案例范文第6篇

关键词：跨界水污染；制度缺失；防治制度

1引言

目前杭州湾水质是全国12个主要河口、海湾中最差的一个。受到污染的水质影响了沿岸地区的工农业供水数量和质量，降低了生物多样性，对杭州湾的航道资源、滩涂资源、旅游资源以及潮汐能资源也产生了负面影响。因此，为减少杭州湾沿岸跨界海域水污染对沿岸地区的负面影响，保护海域水环境，制定一套合理可行综合的海域污染防治新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2杭州湾沿岸跨界海域水污染状况

杭州湾地处浙江省北部，上海市南部，东临舟山群岛，西有钱塘江、曹娥江等注入。其沿岸的杭州、宁波、绍兴、嘉兴4市是浙江省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区，人口密集，经济发达。近年来，随着城市的发展和社会经济活动的扩大，两岸陆源污染不断加剧。而大面积的湿地围垦，使得有着特殊喇叭状地形水文特征的杭州湾对陆源污染物的自净功能大大退化。

2001年以来，杭州湾水质整体劣于国家海水标准中第四类海水标准。海水富营养化严重，水质较差。其主要污染因子是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其中，威胁最大的是无机氮。杭州湾水污染还呈现近岸海水污染重于离岸，内湾污染重于外湾的特征。据2009年《浙江省海洋环境公报》显示，重点入海排污口邻近海域生态环境质量等级处于极差和差的比例分别达到4.7%和25%，较我国其他主要海湾河口，杭州湾位居最差之列。

3杭州湾沿岸跨界海域水污染治理的政策失灵及原因

3.1水污染治理的政策及其失灵表现

目前，杭州湾沿岸各地为治理跨界海域水污染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政策。一是按排污现状每年削减一定比例进行任务分配和污染物总量控制。二是建立涉海工程建设项目环评审批政策，对于没有报经环保行政主管部门审批的海岸工程建设项目，投资主管部门不予报批立项。三是自2008年9月1日起浙江省施行《浙江省跨行政区域河流交接断面水质监测和保护办法》，以此加强河流交接断面的水质监测和保护管理。四是启动并实施了《2010 年“浙海网”工作计划》和《2010 年“浙海网”数据共享计划》，初步构建 “浙海网”数据共享技术平台，推进海洋环境监测与观测信息共享政策。五是出台《杭州湾海域主要污染物排污权交易实施办法》，规定了企业参与排污权交易市场的具体方式。

但这些实施办法很多都处于探索阶段。例如杭州湾海域中的嘉兴市，作为中国排污权交易制度的先行者，于2007年开设了国内首个排污权交易中心。但这个实践处在让原先零散的、个别的排污权交易向制度化、规模化转变的初期阶段。其他地区虽有排污权交易的实例，不过都是在环保局撮合下，企业间点对点的交易，因而缺乏大规模的排污权交易平台。

3.2政策失灵的原因分析

3.2.1跨区域合作制度不健全

杭州湾沿岸城市中，杭州、宁波、绍兴、嘉兴是浙江省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区，上海为直辖市。在水污染治理的协调和组织方面，各种研究大多要考虑各政府之间的利益博弈问题。政府官员以短期的GDP为升迁考核标准，因而忽视治理水污染。在行政区划主导区域经济发展方式的影响下，各城市对流域内水资源的利用，往往只考虑本地的经济发展，而不考虑整个流域对水资源的利用情况。在杭州湾沿岸跨界海域水污染防治领域，两岸五城市并未形成有效的水污染防治海陆统筹制度，也没有一个统一的协调两省市五城市的杭州湾水污染防治管理机构。

3.2.2部门协调管理问题难度大

在部门协调方面，杭州湾水环境管理制度上存在着职责不明、机构薄弱等多个问题。虽然浙江省设有海洋渔业局、环保厅、钱塘江管理局、海事局等多个行政机关来管理杭州湾水环境，但部门之间缺乏联合工作机制，且真正具有行动力的部门没有强制执行排放标准的动力和机制。海洋部门不上岸、环保部门难下海，许多跨部门海洋环境问题难以及时解决。从市级部门来看，杭州湾沿岸五城市各自将水污染防治工作分解到不同部门，这些部门大多缺乏海洋环境专业人才，每年的海洋环境公报是有偿委托宁波一家专业部门完成的，这样的机构设置无法担当起杭州湾及钱塘江河口环境管理的重任。

3.2.3海域污染物评价指标缺乏

各地对水污染排放没有形成完整的技术规范和标准。由于浙江省沿海城市的城市化推进速度不断增加及农业集约化生产的不断提高，污染物排放总量不断增加。而尾水排海标准低于排河标准实际上市诱导了各地在杭州湾岸边增设污水处理厂。目前使用的《海水水质标准》（GB3097-1997）是1998年实施的国家标准，缺乏对有毒有机物等特殊污染物的评价指标及标准。“十一五”期间，浙江省将化学需氧量作为杭州湾陆源污染物的监管和考核重点，而忽视杭州湾地区主要的污染物氮和磷，导致杭州湾水环境治理中的事倍功半。另一方面，近岸海域生态没有一个完整的综合评价体系，目前的监测体系只反映不同要素质量状况，不能科学地表述近岸海域生态环境的总体质量。

3.2.4监管力度不足

一方面，海洋环境监测能力和应急能力不足。杭州湾监测站点和监测项目偏少，缺乏对重点污染源排放状况的在线监测，更缺乏突发性污染事故应急监测的能力。近岸海域生态环境自动监测系统仍处空白，难以反映杭州湾不同海域的环境质量和变化趋势。另一方面，我国没有赋予公众监督治理水污染的各种权利和途径，没有形成水污染损害举证责任倒置的法律依据，也没有形成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环境诉讼制度，去限制政府或企业对于水环境的不当行为。

4以波罗的海为例的经验借鉴

波罗的海位于欧洲北部，海岸线曲折，与外海的通道又浅又窄，属于欧洲北部的内海。二战后，随着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城市规模扩张，加上波罗的海水体交换缓慢，大片的海底区域没有生命迹象。氮负荷过大被认为是波罗的海水体富营养化的主要原因。这也最终造成其近岸海域基本没有纳污容量，生态环境极其恶劣。

波罗的海与9个国家接壤，这些国家对波罗的海水体的富营养化都有责任。一个国家单方面的努力不足以减少水体富营养化程度。这意味着，有效和高效的氮还原需要他们联合行动。针对上述情况，1974年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在欧盟领导下，签署了《赫尔辛基公约》，该公约是针对陆域污染源制定的第一个区域性条约。到20世纪80年代后，波罗的海水质和生态环境逐渐得以改善。波罗的海的水污染治理是跨国合作治理海域污染的典型，其主要经验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4.1制定区域性条约，预防跨界损害

保护跨界水资源首先意味着跨界地区需要履行预防损害的义务，而不是事后对损害进行赔偿、补救的义务。因为在造成损害之后再补偿，往往无法恢复之前的状态。环境影响评价是最重要的预防措施，它结合了预防原则和预防环境损害原则，也考虑到了公众的参与。作为环境影响评价的必要步骤，监测也是防止、减轻损害的关键步骤。1974年波罗的海国家签署的《赫尔辛基公约》联系了近20个不同的科学或行政团体处理波罗的海事务，如国际海洋研究协会、海洋研究科学委员会、经济互助会等，以及若干个双边和多边的机构。根据公约第十一条规定，沿岸国应当制订和实施监测跨界水体环境，包括洪水和跨界影响的联合方案，并制订和实施有关监测方案、测量程序等的统一标准。

4.2加强援助与合作，控制污染物排放量

对于多种原因造成的长期污染问题，与波罗的海接壤的国家限制污染物的跨国流动，通过支持北欧环境金融公司（NEFCO）建设，由该公司通过市场交易行为对污染物排放进行收费，同时对减少污染物排放提供税收刺激。各政府通过立法规定了不同类型企业和设备的最大污染物允许排放标准，实施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制度。同时加强农业面源治理，提高城市污水处理率。在污水处理厂中配套建设污泥处理、沼气发电装置，既提高了能源利用效率又避免了污泥对环境的二次污染。

5基于制度创新视角的杭州湾沿岸跨界海域水污染防治制度

针对杭州湾沿岸跨界海域水污染的制度成因，借鉴波罗的海水污染防治的理论与实践经验，从改进型水污染总量控制制度、全方位水污染综合调控制度、排污权交易创新制度3方面设计杭州湾海域水污染综合防治的新制度。

5.1改进水污染总量控制制度

中国现行有关水污染的标准制定参照了欧美20世纪的排放标准，以控制排放浓度为主，难以适应总量控制的要求。如果按照排放标准进行浓度控制，而不考虑水体纳污能力，即使达标排放，水污染程度也会加重。因此，对允许在杭州湾沿岸跨界海域排放的污染物的排放总量进行核定是水污染防治工作的基础。

实施改进型水污染总量控制制度要求以地处杭州湾沿岸跨界海域的五城市污染物排放量达标为控制目标，将化学需氧量、氨氮、总氮和总磷作为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通过明确污染控制重点海域的功能定位，调查沿岸地区污染物排放量，掌握跨界海域的环境容量。根据总量控制指标的要求将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分解落实到五城市各排污单位。对水污染物达标排放量仍不能达到规定的区域，实施重点污染物排放的总量控制制度。超出容量部分的进行削减或通过生态修复等措施，恢复和改善生态环境。同时，上级部门对下级部门总量控制实施方案执行情况进行考核，并定期公布考核结果。

5.2完善源头减排管理制度

影响海洋环境的污染物和营养物质很大一部分来自陆源，加快制定完善以陆源污染防治为重点，兼顾海源污染控制的减排政策。首先，按照水功能区限制纳污红线要求，根据水体功能的水质要求及其自净能力，核定水功能区纳污能力，提出限制污染物入河总量，并倒推至排污口，采取相应削减措施。

从源头上控制水污染，严格环境准入。按照空间、总量、项目“三位一体”和专家评审、公众评议“两评结合”的环境准入制度，严守生态红线，控制高耗能、高污染产业的发展，根据水环境和生态环境承载能力重新规划生产力布局。同时规定，凡不符合环境功能区准入要求的建设项目一律不得审批。

2014年11月绿色科技第11期5.3健全末端治理监管制度

制定与完善末端治理监管制度，按照海陆统筹、专司管理、资源共享的原则，通过水质自动监测技术实现水质的实时和远程监测，监督总量控制制度落实情况、排放达标情况，及时预警重大水质污染事故。提升海陆统筹环境综合监测能力，保护杭州湾海域环境质量。

统一污染物排海标准与排内河标准。控制重点污染物氨氮和总磷，纠正因污水排海标准低于内河而产生的沿岸污水处理厂增设过多的趋势。严格限制排入城市污水管网的工业废水中有毒有害物质的含量。对污染严重的重点行业采取更高的排污标准。同时，设立执法监督小组赴各地监督，通过集中执法，专项检查等形式，坚决依法打击、公开曝光和处罚环境违法行为。

优化杭州湾两岸入海排污口布局。首先，全面排查入海排污口数量，掌握入海排污口情况。根据海洋功能区划调整、取缔，重新设置入海排污口。其次，优化整个海湾尤其是跨区域入海的排污口布局，着重推进杭州湾沿岸5城市污水处理厂工程建设。同时，加强对入海口已有湿地的保护，增强河口湿地的清污能力。

5.4创新排污权交易制度

目前，杭州湾沿岸跨界海域水环境污染严重。水排污权交易制度作为水排污权的二次分配手段，发展空间巨大。杭州湾沿岸5城市应加强交流合作，建立排污权储备交易中心，按照市场原则公开交易水权。同时，建立各市排污权储备交易中心广域网，形成排污权交易信息平台和可供网上查询的信息网站，及时提供排污权交易的信息、交易规则和相关的法律、法规。排污权储备交易中心也要为排污权交易提供价款结算服务。沿岸各市应确立跨城市交易的价格比例机制。政府部门采取激励机制以促使买卖双方参与交易，引导成立各类中介组织并激发其作用，以此降低交易费用，促使更多的企业参与交易。

为了解决了地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应要求新建和扩建的企业必须向现存的企业购买污染物削减信用，新企业购买污染物削减信用的资金可以用来治理现存企业的污染。其次，允许将一个工厂内部的多个排放点或者一个公司下属的多个工厂看作一个整体，允许一些排放点增加排放，而另一些排放点则要更多地削减排放量，这样，排放量从整体看是减少的。最后，应建立银行储存制度以避免交易中可能出现的法律问题。污染物削减信用可以存入经认可的银行，银行方面负责之后的储存、使用和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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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环境治理案例范文第7篇

一、水、移民与社会发展

水问题是一项重大的社会问题，它还引发了很多次生问题。水问题不仅直接影响了当下人们的生产与生活，而且对人类的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影响日益明显，亟需学界开展更为深入的学术研究。

区域性恶劣的生存环境既会加剧贫困问题，也会制约脱贫进程。宋林飞（江苏省人民政府参事室）认为，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在于找准和补齐短板，而贫困就是最突出的短板。鉴于恶劣的生存环境与贫困之间的关系，他将环境移民视为反贫困的重要手段，并主张结合社会力量帮助贫困地区的弱势群体。他指出，环境移民包括三类，其中：因洪涝、干旱和泥石流等灾害性环境事件导致的环境移民可称为“环境灾害移民”；因水土流失、沙漠化和荒漠化等生态环境退化引起的环境移民可称为“生态移民”；而因环境污染事件导致的环境移民可称为“环境污染移民”。据其报告，全国各地自2001年起，先后开展了易地扶贫搬迁工程。截至2015年底，中央补助投资累计363亿元，易地搬迁贫困人口已经达到680多万人。此外，该报告还立足于我国农村存在一批“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的实情，提出要加快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脱贫的建议。施国庆（河海大学）认同宋林飞阐述的反贫困与建设小康社会之间的关系，指出贫困地区大多存在水害和缺水等水问题，解决水问题有助于促进小康社会建设。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为保证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我国一直高度重视水利建设。但是，农村水利面临着“灌溉最后一公里”的问题。贺雪峰（华中科技大学）认为，表面上看，“最后一公里”（水利设施竣工了，但是农民田间地头的毛渠不通，致使大中型水利设施难以发挥实效）是工程问题，但事实上是治理问题和组织问题，因为即使国家修建了完善的水利设施，但把分散的农户协调起来使用水利设施并不容易。这需要分摊水费，需要农户协商达成共识，只要有一户想“搭便车”，就会有更多农户跟进，从而导致使用大中型水利设施的行动失败。这种现象导致的干旱被称作“治理型干旱”。所谓“治理型干旱”不是真的干旱，也不是现有工程无法将水抽到田里，而是农村基层组织涣散无力，不能组织农民分摊用水成本。他在安徽皖河农场调查时发现，皖河农场在生产自救方面的能力明显高于周边农村，有着合理的排灌体系以及科学的管理队伍，抗洪能力强，能够旱涝保收。通过比较研究，他主张充分利用我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制度优势，解决“治理性干旱”。他认为，“灌溉最后一公里”是各个国家和地区面临的普遍问题，而我国农村具备的集体土地制度是解决这一问题的独特资源，他主张学术界和政府机构利用好这一制度优势以改善农村水利治理。郑晓云（云南省社会科学院）认为，农民对公共事务的关心和投入下降、缺乏强大的组织建设是农村水利管理不善的原因，贺雪峰从土地制度这一大背景思考农田水利激发了新的研究思路。

水利风景区是国家保护地体系中的重要类别。在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水利风景区成为高附加值的发展载体。苏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以广东水岸公园、四川仙海湖特区和浙江仙居为例，提出了在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面对水流相关保护地的社会角色、利益结构发生转变的现状，如何发展水流相关保护地的思路。他以“水流”为中心，以水利风景区为例，对水流相关保护地的社会角色和利益结构展开分析，认为要科学地将具有区域特色的水利风景区建设成为国家公园的组成部分，将贴近人居环境的水利风景区建设成为绿色的生活生产空间。他主张将国家政策与地方水资源性质、经济状况相结合，对水流相关保护地进行规划建设，侧重“供给方”政府改革，将水流产权问题作为切入点剖析相关利益结构的变化。他认为，我们既需要积极推进环保工作，也需要在追求绿色的过程中让利益相关者都能得到“实惠”，如此才能让环保具有可持续性。张俊峰（山西大学）立足于苏扬描述的水流相关保护地的建设思路，指出每个区域的水流相关保护地的建设都要根据地方特色，融入地方文明精神，体现当地的人文素养。

“水权”是理解中国社会的重要切入点。张俊峰通过对晋蒙地区历史水权价交易问题的比较研究，提出以水为中心理解乡土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并认为历史水权研究对于当下生态文明建设和水权制度改革具有现实意义。他运用大量史证资料，阐述了清至民国年间山西水利社会中公私水交易的类型与形式，通过列举租水文约、典水文约、佃水文约三个史例，对蒙地的水权交易进行分析。在对晋蒙地区水权交易分析的过程中，张俊峰认为日本学界水利共同体解体说在中国北方并不能成立。水权这个概念是水资源缺失条件下的产物，当时正因为清晰的水权意识和明确的水权归属，才维护了正常的用水持续。他指出，土地与水的关系可能存在从“地水结合，水随地走”到“地水分离，地随水走”的转变。在水资源日益匮乏、价值不断凸显的历史条件下，山西水利社会存在着从“以土地为中心”到“以水为中心”转变的可能与趋势。郑晓云认为，张俊峰的研究具有可行的现实价值和学术价值，目前在缺乏有效的解决民间水权纠纷的背景下，传统的解决思路可以给我们提供⒎。

作为农业发展的基本要素，水利灌溉不仅是物质资料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水文化的精髓。郑晓云提出，很多文明都是建立在灌溉发展的基础上，在需要灌溉设施作为生计基础的地区，灌溉就是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他以中国红河流域和日本大分县竹田直入地区为例，从文明进程与文化遗产的角度分析了灌溉发展与当地经济进步、文明发展的互动关系。他提出，灌溉的发展是居民根据当地自然环境探索出的一种新的生态互动模式。在这种相对和谐的互动中，灌溉的发展可以促进当地农业发展模式的转型，形成新的农业生产格局，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形成与灌溉相关的新的社会经济关系和社会合作机制，酝酿出与之相关的水文化，进而成为当地居民的精神财富。张俊峰认为，国内外对水的研究是有传统的，并经历了最初的从意识形态方面探讨水与国家以及水与政治的关系，转变到对水利事务的关注。他认为，关注水对地方社会文明影响的学术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对开展水文化和水社会研究具有启发意义。

当前，水污染形势严峻，如何进行有效治理依然面临很多挑战。黄涛珍（河海大学）基于目前中国流域水环境治理府际关系模式以及治理中的事权划分，指出了我国流域水环境治理面临的困境，强调了政府间相互协调与合作的重要性。她以淮河流域水环境治理府际关系的情况为例，分析了在我国水环境治理中各政府部门纵向、横向的交错复杂关系，指出我国政府在水环境治理中存在纵向事权与横向事权的权利配置交叉重叠问题、流域水环境保护与地区经济发展公平权的冲突问题以及府际之间合作难等问题。她指出，政府部门间权责界定分明非常重要，而制度上的改善可以规避管理水流域低效的弊端。在治理水污染过程中，民间环保组织（NGO）具有重要作用。宋言奇（苏州大学）以苏州的民间环保社会组织为例，对我国民间环保社会组织的模式与扶持策略展开了分析。他认为，目前我国存在三种民间环保社会组织模式，即“基金会赞助模式”“政府购买服务模式”和“志愿者模式”。他的研究发现，“绿色江南”是苏州较为典型的“基金会赞助模式”的民间环保组织，该组织曝光了鼎兴电子的污染河流数据，并监督鼎兴电子对污染进行整改，使河流恢复原状，参与开展关于太湖流域高排放企业会，和其他四家环保组织共同调研报告《谁在污染太湖流域？》。郑晓云认为，在现代社会，水与社会的关系越来越紧密，NGO对缓解水问题以及水与社会的冲突都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

水社会学的理论构建和学科建构具有重要意义。施国庆针对水社会学相关议题展开了探讨。他在对水的相关概念、水与社会的关系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并阐述了水社会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他认为，水社会学是用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水社会各个行动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及水社会运行和发展的一门社会学分支学科。所谓水社会，指的是以水为纽带，由水资源的使用者、开发者、生产者、产品或服务提供者、运行管理者、规制者、受影响者，水生态和水环境的保护者、影响者、受影响者、规制者，以及与水关联的社区和组织所构成的社会。他认为，水社会学主要研究水资源利用、水资源开发、水资源保护和水资源管理等社会学问题。张俊峰肯定了水社会学这一分支学科建立的必要性，认为水在当前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决定了水社会学研究的价值。郑晓云从学科建设的角度分析，认为与水利社会学相比较，水社会学发展的潜力更大。此外，他还从学科发展体系的现实性、便利性和可操作性等角度考虑，建议水社会学学科建设初期不要囊括太多的内容，适度“瘦身”有利于学科建设。

二、水利与社会

水利及水利设施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依托。作为农业大国，我国各个地区都有其地方特色明显的水利设施及水利文化。从水利视角探讨相关社会学问题、思考社会变迁，不仅有利于人们科学认识水利设施和水利管理，而且有利于推动社会发展。

水利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与水利相关的社会问题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陈阿江（河海大学）在回顾水利社会学发展历史的基础上，阐述了水利社学的性质与定义，探讨了水利社会学可能的研究领域。他认为，水利社会学属于社会学按“行业分类”的社会学分支学科，且存在狭义与广义之分，前者是指防洪与灌溉等层面的水利社会学，后者是人类社会涉水事务的水利社会学。水利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兼具传统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和相关水利领域，包括组织制度、生活生计发展与“水利之害”（因水行动产生的社会问题、水利工程产生的社会后果等）。在此基础上，陈阿江还探讨了水利社会学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基础。郑晓云认为，水利社会学建设有其学术发展的需要和现实需求，并建议推动相关经验研究。

杰、王春（河海大学）通过对苏北农民用水户协会的调查和思考，分析了乡村水利的制度设计等问题。他们认为，总体上看，苏北各地农村水利运转基本顺利。乡村用水秩序看似一湖静水，但这并不意味着用水户协会可有可无，实质上反映出村民对基层水利管理传统的一种习惯性服从。他们的调查发现，不少农民对于水费价格偏高颇有微词，却只能被动承受。他们认为，农民用水户协会制度的推行，是为了节水减排进而减轻农民的水费负担，但更深层次的制度用意在于借此激发农民民主管理意识，并渗透到乡村自治的其他领域。然而，制度催生的现实是农民用水户协会与制度设计的理想状态相差甚远，实际运行陷入了重重困境。黄涛珍认为，在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背景下，农民用水户协会的组织化进程以及未来承担的新职能都有着很大的研究价值。

水利不仅仅是基础设施，也是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一部分。吴金芳（安徽师范大学）从水环境与国家政治经济系统、水环境与地方社会秩序、水环境与地方文化民俗、水活动与生态环境四个方面开展了水利社会研究。她认为，自然环境、水利、社会三者之间相互关联、相互影响。水环境对地方社会秩序的构建而言，既是限制性因素又是拓展性因素；与此同时，水环境对地方文化、民俗的影响，也附上了当地水资源的性质与特色。她提出，需要从环境史的角度解析人类水活动与生态环境之间的互动。宋言奇认为，吴金芳从国家政治、地方政治和乡村文化三个层面出发，作了很好的文献梳理，为未来的学术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何志扬（河海大学）认为，暴雨洪水及其次生灾害，是中国长期面临的主要气候灾害类型之一，由此导致的非自愿性的灾害移民规模庞大。他基于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案例的分析，认为气候灾害移民的安置政策存在供需错配的问题，据此提出了相应的调适措施。他认为，政府机构要重视水灾等自然灾害的应对和受灾移民安置政策的研究，转变气候灾害移民安置的传统思路和模式，形成政府―市场―社会共同参与的多元化的灾后重建安置体系。

此外，还有学者对水利水电项目中的性别视角和传统水利管理理念进行了剖析和解读。王旭波（河海大学）通过描述水利水电项目社会性别影响评价工具和流程，展示了水利水电项目社会性别影响评价分析框架。她认为，社会性别影响评价工具可以帮助理解项目开展的现状、语境以及项目对这些背景环境带来的影响，并且在后续发展中可以用社会性别标准评估潜在的影响及其实现情况。程得中（重庆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基于水利视角，对历史时期巴蜀基层社会治理进行了剖析，阐述了社会各阶层在水利工程建设与维护管理中的角色，提出了针对水资源分配产生的纠纷的解决措施。他希望通过分析历史时期巴蜀基层社会水利事务的治理，可以为当下中国的新农村建设提供一些参考。宋言奇提出，可以利用《公共事物的管理治理》的思路来理解传统社会的农田水利，认为传统水利管理的研究可以为现代农村水利建设提供借鉴。

三、海洋与社会

学术界在“水与社会”这一主题研究中，逐渐从内陆扩展到了海洋。当前的海洋开发和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也对学界探讨这一问题提出了更高要求。

崔凤（中国海洋大学）以海洋实践为主体，通过梳理海洋实践的概念、具体表现和特征，分析了现代人们的海洋实践对社会变迁的影响。他认为，海洋实践就是人类开发、利用和保护海洋的实践活动。在现代社会，利用、开发和保护海洋的各种实践活动，在广度、深度、动力和内容方面都演变出了有别于传统社会的现代特点。在描述海洋实践的全面性、合作性、开放性、高风险性、高科技性、海陆一体性及潜力性特征的基础上，他梳理了海洋实践活动社会变迁影响的具体表现。他认为，可以从微观层面渔村的产生与变迁，中观层面沿海城市的产生与变迁，宏观层面沿海地区的变迁及区域性海洋社会的形成与变迁，来分析海洋实践对社会变迁的影响。

在全球气候变化和极地冰川融化等因素的影响下，海平面上升议题成为政府和公众关注的重要内容。黄健元、梁皓（河海大学）运用SPRC（源―路径―受体―结果）模型，从资源子系统、环境子系统、经济子系统和社会子系统四个方面剖析了海平面上升对我国沿海地区产生的影响。他们主张通过工程措施和非工程措施相结合的思路来解决相关问题。其中，非工程措施主要包括：建立健全海平面上升的预防政策体系，提升民众的防灾减灾意识，建立起良好的国际合作关系，等等。王欢（河海大学）基于“资源―环境―社会―经济”耦合关系的系统分析视角，认为海平面上升对沿海地区的发展具有多方面、多层次的传导性影响。她梳理了海平面上升对我国沿海地区的自然影响，分别是海洋和海岸防护工程、海岸侵蚀、风暴潮、海水入侵与土壤盐渍化、沿岸低地淹没、近岸生态系统和海洋权益。她立足于预测和数据分析，认为未来我国沿海海平面呈缓慢上升的变化趋势，而海平面的持续性上升还会导致沿海地区风暴潮灾害频发。张鑫（河海大学）通过对风暴潮灾害损失与灾害救助之间的关联分析，提出了风暴潮灾害四维救助体系的建构。她指出，风暴潮灾害具有发生时间集中、地域差异显著、经济损失严重等特点，可以从时间维、空间维、逻辑维三个路径来看待风暴潮灾害损失与灾害救助之间的关联，并阐述了风暴潮灾害救助保障体系建构的四个体系：风暴潮灾害救助的内容体系、风暴潮灾害救助的结构体系、风暴潮灾害救助的层次体系、风暴潮灾害救助的服务体系。

当前，我国海洋污染形势严峻，衍生了很多社会问题。顾金土（河海大学）以江苏海州湾海水质量的变化为例，分析了海洋环境污染的严重性。他认为，目前沿海开发的战略定位促使渔民形成了向内和向外这两种反应类型，即分别采取近海露天养殖和工厂化车间养殖两种生产方式。这两种方式在生产过程中虽然有很大的差异，但都会对海洋环境风险造成影响，只是程度有所差别。就工厂化养殖而言，它本身也积累了较高的社会风险，比如2006年11月和2015年7月“嗑药多宝鱼”的负面新闻就引起了产业灾难。陈涛（河海大学）认为，海洋污染不仅导致了严重的经济损失，而且引发了大量的利益冲突和维权运动。他以蓬莱19-3溢油事件中路易岛居民的环境抗争为例，分析了政府在渔民环境抗争中角色转变背后的利益诉求。他指出，“维稳压力”和“去污名化”是基层政府走向渔民环境抗争对立面的双重机制。其中，“维稳压力”主要源自政绩考核压力，而“去污名化”主要源自地方政府对海产品销售（包括出口）以及沿海旅游业等经济收入的考量。

四、结语

水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也是人类文明起源和发展的重要肇因。随着科技的发展以及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增强，人类对水资源的开发能力明显提升，但也引l了很多问题。正如恩格斯所言：“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在对我们进行报复。”在人类社会活动特别是不合理的水资源开采和使用过程中，产生了很多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并对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了约制，亟待深入研究。

海洋环境治理案例范文第8篇

关键词： 环境破坏；非刑罚处罚；刑事制裁；刑事责任；环境审判；犯罪行为；环境修复；公众参与

中图分类号： D922.6

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9-4474（2017）02-0135-07

近年来，随着环境问题的凸显与尖锐，刑罚正成为惩治环境审判主体最有威慑力的方式之一。环境刑法从最初散见的立法条文，到专章保护环境资源，再到污染环境罪设立，显示出环境审判的立法规定正日臻完善。为实现打击犯罪与保护环境并重的效果，各地法院以修复生态环境作为改革的切口，逐渐探索出多种非刑罚化措施，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一、星火燎原：从边缘走向热点的非刑罚处罚措施

（一）溯源：非刑罚处罚措施的概念之争

非刑罚处罚措施与刑罚处罚措施是相对应的概念，都是刑事制裁的组成部分，均为刑事责任的方式，是刑事责任承担方式的多元化体现〔1〕。环境非刑罚处罚措施又称环境刑罚辅助措施，是指对环境审判人所采取的刑法规定的刑罚之外的旨在恢复被犯罪行为破坏的环境，救济被犯罪行为减少的自然资源的非刑罚处罚措施〔2〕。它虽无刑罚的形式，却发挥着与刑罚同样的功能，共同实现刑事制裁的惩罚、预防目的。

而环境审判刑罚处罚措施主要集中在《刑法》第六章第六节第338～346条“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中，包括具体的刑罚种类和幅度。此外，一些涉环境资源犯罪，如失火罪、走私罪等，由于同时侵犯其他客体，分散于《刑法》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和第九章“渎职罪”中。环境审判非刑罚方式，除了《刑法》第37条规定的赔偿经济损失，训诫、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之外，在《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海洋环境保护法》、《森林法》、《矿产资源法》、《土地资源法》等环境单行法的“法律责任”章节还有大量的非刑罚措施。这些非刑罚措施归纳起来，大致包括以下三类：一是教育性非刑罚措施，即公开悔过、训诫、赔礼道歉；二是民事性非刑罚措施，即责令补救、限制活动、赔偿损失；三是行政性非刑罚措施，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限期治理、勒令解散〔3〕。

环境审判非刑罚方式是否属于刑事制裁方式，学术界是有争论的，有学者认为非刑罚处罚措施不是刑事制裁方式，而是对犯罪责任追究其他责任方式〔4〕。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非刑罚处罚惩戒的行为是犯罪行为，犯罪人对此行为仍需承担刑事责任，处罚措施的改变并不意味着对犯罪行为评价的改变，只不过是人们从刑事政策的角度出发，改变对这些犯罪行为的处理方法，将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由刑罚方法转变为教育、民事、行政措施〔5〕。

（二）星火：最高人民法院的零星案例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最高院）案例载体如《人民法院案例选》、《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最高院指导性案例》、《刑事审判指导》等，在1985～2014三十年里，经笔者梳理发现，其中涉及环境审判的案例有23件。表1按照五年一周期共六个时期，对这些涉资源案件处理的主刑、附加刑和非刑罚处罚措施进行了分别统计。

据表1，在三十年环境审判实践中，自由刑和罚金仍是最主要的犯罪责任承担方式。在23件案件中，主刑中有期徒刑是运用最广的刑罚方式，达36人次，另外两种刑罚方式拘役和管制很少使用，尤其是管制，没有一件案件涉及到管制的适用。在附加刑的适用上，罚金运用达32人次。同时，在环境审判领域，除了传统意义上的主刑、附加刑处罚措施之外，还有一种新型的处罚方式――非刑罚处罚措施，其运用呈零星状态。如表1所示，1994年最高院关于黑龙江省苇河林区基层法院试用非刑罚处罚措施案例后，沉寂十年再次另一则非刑罚处罚措施案例，此后就再没有类似案例出现。那么，在环境审判领域，非刑罚处罚措施尤其是带有环境保护特点的恢复性措施是基层法院的一种偶然创新，还是纠纷解决的“土政策”，抑或是符合环境审判规律的创新措施？

（三）燎原：各地法院司法实践的雨后春笋

非刑罚处罚措施虽然运用次数不多，但从实践效果来看，由于它贴近环境保护目的，突出了环境审判的特点，不仅得到犯罪人的认同，还得到公诉机关、审判机关的大力推崇，并得到当地社区的高度认可。非刑罚化措施的适用实现了司法控制上的共赢，为环境冲突的解决提供了全新的思路，承载着环境审判的未来方向。

鉴于此，在1986～2015年全国各级法院裁判文书中，本文选取涉及非刑罚处罚措施的环境刑事案例30件为样本（见图1，其中含表1的两个案例），从环境治理的视野予以剖析，力求探索环境刑事审判的发展规律，尝试构建符合环境审判特点的刑罚方式，使环境刑罚的应用更有助于环境治理的达成。样本虽竭尽全力搜集，以期增加覆盖面，提高样本的采信度，但诚如苏力所言，从一个个案就试图抽象出一个共同特点，这个过程至少是值得怀疑的〔6〕。对于这一点，可以列举大量案件来例证，但这并非十分必要，而且任何枚举都难免遭到休谟提出的归纳问题的诘难。因此，这一点也许是无法回答的，是否接受这一不完全归纳，也许更多需要诉诸我们的常识。

根据图1，在前20年里，非刑罚处罚措施一直在低位徘徊，作为一种边缘的措施，只是个别法院的创新行为，没有成为一种法院内在审判自觉。而在此后的10年间，非刑罚处罚措施的运用在使用频率和使用范围上都出现大幅增长，呈现一路飙升的趋势。从早期法院零星尝试，到后来大面积大范围的推广和使用，一方面反映了环境保护越来越受重视，对环境治理的愿望越来越迫切，另一方面反映了非刑罚处罚措施契合了环境保护需要，一定程度上能够实现惩治环境审判和恢复受损环境的双重目标。

审判实践较多援引环境单行法上关于责任承担方式的规定，这类责任承担方式与民事、行政责任中停止侵害、消除危险、恢复原状等往往有着相同的外形，很容易被误认为就是民事责任或者行政责任。由于非刑罚处罚措施是与犯罪行为人的刑事责任紧密相连的，而且关系到刑罚的实质内容，所以在环境刑事审判领域，不管是民事责任外形还是行政责任外形，都是刑事责任的组成部分，实质上是一种民事责任（行政责任）的刑罚化。

（二）非刑罚处罚措施效果评估的困惑

各级法院之所以纷纷采用非刑罚处罚措施，主要是基于环境保护目的不在于惩治犯罪行为人，而是破解环境审判审理中“赔偿不到位、环境未改善、司法判决落实不了”的三输困局。“以林补林”、“以鱼补鱼”等形式既符合科学正当又便于操作，但如何评估恢复效果和恢复程度，以推进刑罚的合理化则是环境审判面临的难题。

据图4，环境审判中非刑罚处罚措施目前主要集中在涉森林资源和渔业资源犯罪中，其他的如大气污染、海洋资源等类型案件鲜有涉及。一方面，较为复杂的环境审判案件，如涉及土壤、水体、海洋等资源污染和破坏的案件专业性较强，恢复措施较为复杂，被告人修复能力有限。另一方面，在现有条件下要对水体、海洋、土壤等资源修复情况做出准确评估是一大难题，需要形成法定的生态资源换算公式，这对非专业的法官来说是个巨大的挑战，导致各地法院不敢也不能涉及。

部分法院为了慎重起见，通过联系当地行政主管部门，由主管部门出具评估意见。这些法院在评估机构选择上做了一些有益尝试，不过还是缺乏常态化的实施制度和法律保障，有的案件是靠当地法院与相关行政部门的“私交”而获取评估意见，在一定程度制约了非刑罚处罚措施适用的广度与深度。

（三）监管主体的合法性及监管措施的科学性困惑

实践中无论采用哪种模式，都面临监管的问题，即措施能否执行到位的问题。虽然有法院委托当地林业、渔政等部门提供执行监督咨询意见，但这些行政主体并无司法执行监督的义务，监管的直接责任主体仍为作出判决的法院。

如在判决判项模式中，“判处缓刑+恢复性措施”处理方式面临的问题有，缓刑的期限和恢复被破坏的环境是否具有对应性？若缓刑期大于恢复期，那么恢复期内没有完成预期目标的是否撤销缓刑？若缓刑期小于恢复期，那么按照目前刑诉法规定，缓刑期满刑罚即宣告结束，即使被告人在恢复期内没有完成目标，也无法苛以刑罚，“恢复”的目标会因之落空。在量刑情节模式中，有些非刑罚处罚措施像“投放鱼苗”等措施可在短期内完成，但“补种树苗”并保证成活率或恢复土地原状等措施并不能在短期内实现，在义务尚未实际履行的情况下，就提前在被告人量刑情节上从轻考虑，有违刑罚原理，而且环境恢复如林木的成长是一个漫长过程，即使有成活率的要求，在现有刑事案件办理期限有限的情况下，很难保证非刑罚处罚措施执行效果。

（四）案例指导效力的追随困惑

案例影响力的大小，主要体现在指导效力的强弱或事实拘束力大小等方面，目前环境审判中非刑罚处罚措施的运用面临“需求强、效力弱”的局面。其一，作出裁判的法院层级太低。综观30年环境审判实践，样本中30个案例全部来自基层法院，目前还未收集到涉有中级以上法院做出此类裁判，在裁判文书指导效力上缺乏高层级的影响力。其二，案例无指导意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指出，只有指导案例才有“应当参照”的地位，在这30件案件中，没有一件进入指导性案例。黑龙江苇河林区基层法院关于张华林、张华刚盗伐林木案和四川省古蔺县法院关于黎伯伦过失引发森林火灾案，只是被《人民法院案例选》收录，没有任何指导效力，也不能作为裁判文书的说明依据加以引用。其三，未形成“品牌效应”。目前绝大部分的此类案例都是作出判决的法院通过所在的地方媒体进行宣传报道，缺乏中央媒体关注，影响力偏弱。

四、制度路径：环境审判非刑罚化的适用出路

（一）完善非刑罚处罚措施的相关立法规定

环境非刑罚处罚措施作为一种犯罪控制方式，其对环境审判的事后惩罚强调发挥惩罚的预防功效，使被破坏的环境能够得以恢复原貌，被毁坏的自然资源能够得以重生，可避免传统刑罚封闭式束缚，能很好地将刑法的谦抑性与环境治理相结合，实现惩治犯罪和环境保护的共赢局面。有一部分创新举措已经为现有立法所吸收，如《刑法修正案八》关于禁止令的规定。还有一部分徘徊在法律的边缘，需要对传统的刑罚制度进行相应的拓展，赋予非刑罚处罚措施更为深远的现代意义，即将其逐步纳入立法，促成环境非刑罚处罚措施的合法性和正当性，这对于各地普遍适用环境非刑罚处罚措施具有积极作用。

（二）建立科学的评估体系

从h境治理角度选择最适合的处罚方式，不仅需要考虑法律的适用规定，而且还要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环境审判中非刑罚处罚措施的适用，须根据环境损失情况以及犯罪人实际能力，判令或以判令形式督促犯罪行为人承担一定的劳动任务或者缴纳一定数量的修复资金等。关于环境修复效果如何，需建立科学的评估体系，以推进实践中四种模式向制度化发展。

首先，明确非刑罚处罚措施的适用条件。明确非刑罚处罚措施仅仅适用于罪行相对较轻、社会危害相对较小的案件，对于那些情节较为恶劣、危害性较大的重大犯罪案件和行为，应全面贯彻罪责刑相适用原则。其次，建立非刑罚处罚措施可行性分析报告制度。如对于修复措施的使用，如前述，只有对那些可以修复且有修复条件的才适用，对那些不具备修复条件的，则可考虑采取判令缴纳一定数量的赔偿金，委托行政部门进行修复。须考虑犯罪行为人的承受能力，刑罚的力度和幅度需要与犯罪行为人的承受力相符。如果高得太多，犯罪行为人会因为无法完成而选择放弃，导致刑罚的落空；如果刑罚设置太低，则对犯罪行为缺乏相应的惩罚力度，刑罚的威慑力会相应地减弱，对犯罪行为人和潜在的犯罪者无法起到良好的引导作用。最后，完善执行效果评估。鉴于环境恢复的长期性和专业性，引入行政机关或者委托第三方协助对犯罪行为人修复成效进行评估。目前专业机构的缺乏，制约非刑罚处罚措施的适用，需要建立评估制度，明确评估机构和评估程序，使环境审判中刑罚执行有制度保障。

（三）完善执行监督体系

建立非刑罚处罚措施裁决的实施跟踪、结果验收和专项报告制度，完善执行监督体系。由于非刑罚处罚措施的适用往往是与缓刑相联系的，将执行缓刑的犯罪行为承担恢复性措施监管评价工作纳入社区矫正范围，便于刑罚执行的管理，实现监督主体和验收程序的规范化。

不过鉴于非刑罚处罚性质的措施法律规定不明，属于司法实践中正在探索的方式，目前缺乏具体的实体方法与程序办法，为避免基铀痉机关放弃适用〔10〕，应大胆引入公众参与，将当地居民吸纳为环境保护的合作方。需要解决参与的技术性问题〔11〕，利用当地居民积累数百年的本土知识与自创制度进行管理生态资源，不将当地居民置于环境管理的对立面，因为当他们被剥夺自己管理的权利后，非但没有给环境保护带来益处，反而出现环境的恶化问题。

（四）建立高级别的指导案例

目前环境审判中，适用非刑罚处罚措施的法院全部集中在基层法院，市中院、省高院、最高院不管在措施的运用上，还是在提供案例指导上，都存在明显不足。四种模式的产生，可以视为环境司法过程的缩影。在某个具体案件中，是逻辑还是历史或者习惯、效用等标准起支配作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受保护或者遭受损害的社会利益的相对重要性或相对价值。环境审判中的四种模式一开始也是遵循同样的路线，尔后司法者靠着半直觉性领悟，分出几种模式。如何更好地适用刑罚措施，推进环境治理，是司法机关急需解决的问题，必定要来救援焦虑不安的法官，并告诉他向何方前进〔12〕。案例指引的缺乏，不会阻止现实的探索，只是会催生出更多样的解决方式。

最高院应遴选合适的案例进行，将各地正在探索的恢复性审判实践上升为指导案例。从案例的选择到处罚方式的适用，提供范例供各级法院参考，促成各级法院对非刑罚处罚措施在环境审判领域达成共识。多维度地拓宽案例的影响力，消除案例信息获得的障碍。各级法院知悉案例，必会追随先例处理，扩张案例影响力，强化同类案件的同类处理。通过案例指导，注重预防性司法措施和恢复性法律责任的适用，加强法律责任的评价、惩戒、规范与引导作用，推进环境治理的事前预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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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舒子贵.环境审判适用非刑罚措施探析〔J〕.贵州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8，（3）：31-32.

〔4〕颜河清，刘吉如，唐灵芝.论非刑罚处罚的性质〔J〕.江西社会科学，2006，（10）：223-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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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苏 力.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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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贺雪峰.乡村的前途：新农村建设与中国道路〔M〕.青岛：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56.

〔10〕谢 杰，阎 寒，王延祥.非刑罚处罚司法适用情况调查与法理研究〔J〕.福建警察学院学报，2010，（3）：66.

〔11〕陶传进.环境治理：以社区为基础〔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43.

海洋环境治理案例范文第9篇

中图分类号D60；X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6）04-0022-08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6.04.004

近年来，随着海洋开发进程的加快，大量的海洋污染以及生态破坏事件涌现。2013年的渤海康菲溢油事件，2010年的大连石油管道爆炸漏油污染海洋事件，2008年的青岛浒苔事件，都一度成为全民关注的焦点。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节能减排的任务与日剧增，这将加快我国沿海核电站等大型节能工程的建设；海外贸易的增加，由于船舶减压水等原因也使得海洋外来物种入侵概率增大。但是，相对于陆地而言，海洋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毕竟是陌生的，这就使得人们往往难以把握海洋环境风险的真正状况，从而使得民众的风险感知经常发生错位：要么对某些海洋环境风险的危害性感知不够（如大多数人对海洋洋流紊乱的危害性认知不足），要么对某些海洋环境风险过度反应，造成不必要的恐慌（如由于日本福岛核电站泄漏而造成的大规模抢盐事件）。而海洋环境风险感知的错位，将给海洋环境保护以及风险防治带来挑战。诚如贝克所言：风险的感知和风险不是不同的东西，而就是相同的东西[1]。因此，深入探究民众的海洋环境风险感知，分析其形成机理，将有利于我们科学有序的进行海洋环境风险防治，从而实现沿海区域的生态保护与社会稳定。

1文献回顾与评述

伴随着工业化引发的大量环境问题，“环境风险”逐渐成为风险研究的一个重点。与风险的研究相契合，环境风险的研究在初期，秉承“可接受的风险”理念，对不同的环境风险防治方案进行权衡比较[2-3]。这一研究思路主要从“客观”的角度进行研究，即认为环境风险是客观存在的，倡导对环境风险进行成本-收益的分析。在20世纪80年代，一些学者开始意识到“风险”不仅仅是客观的，还具有主观性。以道格拉斯（Douglas）和维达夫斯基（Wildavsky，）等人为代表的风险文化理论[4]，以及斯洛维奇（Slovic）的风险心理测量理论等[5]，开始从“主观”角度研究风险，即更强调“风险的感知”。在此基础上，卡斯帕森（Kasperson）等人构建了“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更为深入地揭示了环境风险、风险感知以及社会风险之间的关联[6]。Wen Xue等人运用文化风险理论，细致分析不同群体和文化背景之下的环境风险意识差异[7]。这一对环境风险的研究视角，也为我国一些研究者所接纳，开始从风险感知的角度去分析因由环境引发的社会风险问题。例如黄杰、朱正威等人提出我国一些大型环境事件的引发，是不同利益相关者风险感知的差异性以及由此导致的应对行为[8]。胡象明等人也认为从风险感知的视角构建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分析框架，更有助于揭示其风险产生的内在机理和演进逻辑[9]。

王刚：海洋环境风险的特性及形成机理：基于扎根理论分析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6年第4期在海洋领域，有部分生态学、海洋学等理工学科的学者以“海洋生态风险”为主题，研究不确定性的事故或灾害对海洋生态系统可能产生的不利作用，包括海洋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损害，但是未对其社会效应展开研究。在海洋社会科学领域，大部分研究者从“应急管理”的角度，对海洋环境突发事件的政府应对展开了研究。王琪针对海洋危机、海洋突发事件的政府协调不畅，提出完善对策[10]。崔凤在研究海洋开发与环境风险时，概括了海洋环境风险的四个特点：隐蔽性、影响的广泛性、治理难度大、后果难以评估[11]。也有一部分研究者关注海洋污染事件的环境抗争的研究。陈涛从社会影响的角度去探究海洋污染事件，并探讨了基层政府在面对环境抗争中的一些行动策略[12]。并指出海洋环境风险与污染问题源自粗放型海洋开发模式。唐国建针对渤海康菲溢油事件中的渔民环境抗争展开了研究，从而对现实的政策、制度修正提出建议[13]。

文献表明，在海洋社会科学领域，当前的研究重点集中在“应急管理”及“环境抗争”的研究上，有关风险以及环境风险的研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因而也没有有效吸纳有关风险以及环境风险的研究成果。这使得其研究侧重海洋污染事件的后期处理上，而缺乏对前提风险的深入研究。

2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研究方法

由于专家难以有效地评估社会民众的风险感知[5]， 因此，采用自上而下的传统研究方法将使得最终的结论与现实状况大相径庭。有的研究者也意识到采用传统的数据搜集和文本分析的局限性，回避了调查问卷的数据搜集方式而采用网络搜索引擎的方式[14]，推进了有关风险感知的方法研究。但是其数据的分析还是传统的，因为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本文将采用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的方法进行研究，以弥补传统数据搜集与分析的局限。

扎根理论是由Glaser & Strauss 于1967年创立，其目的是为了“填平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之间的尴尬壕沟”[15]，是质性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种方法。目前，扎根理论在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管理学以及性别研究等各个社会科学领域中有着广泛的使用。扎根理论是一种不需要先验性的假设和结论的研究方法，并且将演绎与归纳、定性与定量有机结合。当然，不同的研究者在使用扎根理论时，对其有着不同侧重。Glaser更强调理论或者归纳结论的涌现，Strauss侧重系统的方法和有效的检验，Charmaz则强调研究者在理论建构中的角色和效果，从而被称之为建构主义扎根理论（Constructivist Grounded Theory）。鉴于海洋环境风险属于全新的概念范畴，目前理论界还缺乏相应的成熟研究，也没有成熟的测量量表和理论假设，因而采用扎根理论进行研究最为适合。

扎根理论的基本研究逻辑是深入情境收集和研究数据，经由数据间的不断比较，对数据抽象化、概念化的思考与分析，从数据资料中提炼出概念和范畴并在此基础上构建理论。扎根理论的主要步骤主要包括开放式编码（Open Coding）、持续比较（Constant Comparison）、选择性编码（Selective Coding）、理论备忘录（Theoretical Memoing）、排序（Sorting）和理论编码（Theoretical Coding）。具体流程图如图1所示：

Fig.1Flow chart of grounded theory research

开放式编码亦称之为实质性编码（Substantive Coding），是数据分析的第一步，需要对资料进行逐行分析和概念理解，从而发现核心观点。持续比较在开放式编码的基础上，进一步抽象化，从而能够帮助发现范畴（Categories）。选择性编码的目的是形成理论，提炼核心范畴。理论备忘录是对于新涌现概念的感觉、思想、观点的记录，其又可细分为程序备忘录和概念备忘录。排序是在经过理论饱和检验之后，帮助研究者进一步构建理论命题。理论编码，亦称之为理论建构（Theoretical Building）或实质代码（substantive codes），是从范畴中挖掘核心范畴（主范畴），系统建立核心范畴与其他范畴之间、以及核心范畴之间的联结关系，从而形成假设以解释理论。理论编码是扎根理论的最后提炼与升华，体现了扎根理论资料搜集与分析的最终指向。

2.2资料搜集与整理

扎根理论研究的成败，其基础在于是否收集了足够全面、真实的资料和数据。鉴于问卷调查很难获得直接全面的资料，而且在数据处理、定量分析方面所具有的不足[16]，我们采用对面访谈的方式进行资料的搜集。访谈法操作灵活，优秀的访谈者改变了以自我为中心的研究局限[17]，从而可以获得更为真实和深入的资料。此次参与访谈的研究人员共22位，使用统一的标准访谈提纲（表1），针对44位对象进行深度访谈，形成了44份访谈记录。通过比较和筛选，剔除了语焉不详、简单敷衍的14份访谈记录，最终选择了30份内容翔实、资料可信的访谈记录。为了更好地洞悉海洋环境风险的特性，此次访谈，在访谈对象的选择上特意选择了一定比例的内陆区域人员参与访谈，获得了内陆人员对海洋环境风险的认知，从而更好地获知海洋环境风险的认知广度和主观性。

扎根理论的三个基本要素是概念（conceptions）、范畴（categories）和理论命题（propositions）[18]。其中，概念通过开放式编码获得，范畴通过选择性编码提炼，最终，由理论编码收获理论命题。鉴于三个基本要素，以及文章篇幅，文章集中展示开放式编码、选择性编码以及理论编码。而在此省略持续比较、理论备忘录和排序。

3.1开放式编码

在访谈结束后，课题组最终通过挑选，确立了30份访谈对象，形成了30份访谈记录。我们随机挑选了其中的25份访谈记录，对其进行编码。为了更好地提炼访谈记录的内容，以及保证编码的顺序，课题组对访谈记录进行个逐级详尽的顺序编码，采用了“逐行编码”的方式。其编码的顺序为“访谈记录序号――回答问题序号――回答问容的句序号”。例如编码为“25-2-1”，表示该样本编号为第25份访谈记录，第2个回答问题的第1句回答。经过编号，最终获得了756个编码序列。在对这756个编号序号整理的基础上，概括了出了49个概念。49个概念出现的次数并不相同，其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几个概念是“海上溢油”、“陆域污染”、“围海造地”、“有害工程项目”等。

Concept11海洋生态破坏1海洋外来物种入侵5；海洋物种消亡6；海洋荒漠化4；海洋生态系统崩溃5；海洋过度捕捞7；21海洋环境污染1陆域排污11；海洋倾废2；海事交通排污4；海上溢油10；浒苔泛滥7；海洋赤潮6；31海洋地质灾害1洋流系统紊乱6；海啸3；海底火山爆发1；41海洋资源损害1沿海滩涂侵蚀3；围海造地10；滨海湿地退化4；海岸线侵蚀4；海洋资源破坏251海洋（环境）

属性1海洋具有流动性6；海洋的变化性6；海洋生态的高度复杂性4；海洋的一体化8；海洋的跨区域性7；海洋的不可掌控性9；海洋的全球性8；海洋环境的潜伏性和积累性3；海洋环境的波及性461沿海人口与

经济增长1沿海经济发达5；沿海人口密集6；沿海企业众多5；沿海港口与航道增长771海洋环境信息1海洋环境信息负面报道2；海洋环境信息不透明9；81海洋污名化

设施1非法核电站6；不当油储站4；有害工程项目791海洋环境

社会意识1海洋环境保护意识淡薄4； 海洋社会组织缺少3； 海洋环境保护教育5101海洋环境管理1海洋环境管理职能交叉3；海洋环境保护责任不清4；海洋污染防治措施不力3；海洋环境执法5；海洋环境保护法规5；海洋环境保护资金4；海洋环境监管3111海洋环境

保护技能1海洋环境保护技术6；海洋环境保护能力4注：概念后面的数字，表示在编码中出现的次数。

3.2选择性编码

在Strauss和Corbin那里，选择性编码亦被称之为轴心编码（axial coding）。开放式编码使资料和数据分裂为不同等级和不同类型的代码，而选择性编码则将之再次恢复为连贯整体，将分裂和分散的概念重新整合，构成分析的范畴。课题组根据Strauss和Corbin的三个分析维度（条件；行动/互动；结果）[19]，以发现49个概念之间的因果联系和逻辑推理。经过归类，将开放式编码的49个概念进行整合和梳理，将之归纳成为11个范畴（表2）。

3.3理论编码

理论编码是扎根理论从资料升华为理论的关键，是实现理论飞跃的“质变”步骤，体现了研究者的理论归纳能力和创造力。在理论编码过程中，我们需要挖掘形成的范畴之间的逻辑脉络，建立主范畴与范畴之间的联系，从而构建扎根理论的理论框架。课题组将提炼的11个范畴进行进一步的提炼和总结，将之形成三个主范畴：自然因素、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表3）。进一步的理论检验发现，自然因素、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呈现依次递进、不断放大的关系：自然因素是基础，其发展增大了心理因素，而自然因素和心理因素又增大了社会因素。在社会环境、文化及制度等外部因素等影响下，三个因素共同作用，使得海洋环境风险形成（图2）。

Number自然因素1海洋生态破坏111海洋环境污染121海洋地质灾害131海洋资源损害141海洋（环境）属性151沿海人口与经济增长16心理因素1海洋环境信息171海洋污名化设施18社会因素1海洋环境社会意识191海洋环境管理1101海洋环境保护技能111

3.4理论饱和度检验

理论饱和度检验可以确定何时可以停止资料的采样。我们将30份访谈记录中剩余的5份访谈记录进行编码和概念的提炼，没有涌现出新的概念，也没有发现新的逻辑脉络和关系，这说明上述编码的25份访谈记录已经完全容纳了相关的概念和范畴。通过理论饱和度检验，确定本文所构建的理论是饱和的。

在通过理论饱和度检验时，课题组还还对本次访谈的稳定性进行了检验。在第一次访谈结束后，间隔一个月后，课题组对其中的5位访谈对象进行了二次访谈。比照第一次访谈内容，访谈对象对其海洋环境风险的认知没有明显的变化，从而可以获知本次访谈对象对海洋环境风险的认知是稳定的。

4研究结论和主要认识

4.1海洋环境风险的主范畴关系，符合风险的社会放大分析框架，从而可以明细其形成机理风险的社会放大理论是卡斯帕森夫妇及斯洛维奇等人提出的一种重要的风险分析框架[6]，其在后来的研究中不断进行完善，形成了一个非常完善的分析模型[20]。这一分析框架很好地将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环境/生态灾害与社会风险连接在一起。实际上，当我们使用“风险”一词时，就意味着加入了社会及心理认知范畴的因素。正如卢曼（Luhmann）所言：风险被归因于作出的决定，而危险则被归因于外部的因素[21]。简而言之，单纯涉及自然的外部灾害，可以将之称之为“危险”而非“风险”（尽管这种区分不是绝对的，也没有获得一致的认可）。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表明，在危险事件（风险事件）经过信息流的的传播后，公众认知及一些标识呈现出来，在危险达到“污名化”的状态后，风险涟漪形成，从而达到风险的社会放大。或者说从自然意义上的危险过渡到了社会意义上的风险。因此，一个风险事件的实际风险（危险）与民众对风险的感知这两者之间并不一定存在显著的一致性[22]。

海洋环境风险的形成机理，完全符合了这一风险分析过程。课题组在借鉴风险的社会放大分析框架后，发现自然因素、心理因素与社会因素共同作用，促成了海洋环境风险的形成：“自然因素”作为“海洋环境危险事件”，是海洋环境风险形成的源点，也是风险形成的基础。研究也发现，在海洋环境风险中，海洋危险事件是一个种类繁多、性质多样的集合体。例如在所提炼的49个概念中，有32个概念是自然因素。换言之，从概念的数量上而言，自然因素占据了概念数量的三分之二。而且，出现频率最高的三个概念“海上溢油”、“陆域污染”、“围海造地”也都无一例外的属于自然因素。海洋危险事件的庞杂，无疑预示着海洋环境风险具有多触发性和易发性的特性。

在自然因素等海洋环境危险事件形成后，会被相关的群体转化成信息流，并通过有效途径传播出去。在这一过程中，“心理因素”作为风险信号，成为连接危险事件与社会风险之间的桥梁，从而完成了从自然意义的危险向社会意义的风险的转化。风险信号遵循“信息流―信息沟通―意象形成”的信息传播过程，这个过程如果没有引起政府等相关管理部门的重视和注意的话，就会被单向地传递给相关的公众和群体，从而形成海洋危险事件的“标签化”和“污名化”。例如在扎根的访谈中，“非法核电站”、“有害工程项目” 等概念已经形成，它取代“核电站”（或“沿海核电站”）、“工程项目”（或“沿海工程项目”）的概念使用，直接包含着标签和污名化的表达语词：“非法”和“有害”。这预示着在风险信号形成过程中，“去污名化”对于海洋环境风险防治而言，是何等的重要。

当风险信号形成后，就会被“社会因素”接纳后，从而形成风险的社会放大。诚然，这种社会风险并非是单向的放大，也可能被反向弱化。那何为风险的放大或弱化呢？斯洛维奇很早就发现，民众与专家之间在对待风险上是存在差异的[5]。因此，当公众眼中的风险远远超过专家所评估的程度时，我们称之为风险的强化或者放大；当公众的认知/行为显示风险远小于专家判断提示的程度时，我们称之为风险的弱化[23]。海洋环境风险信号的社会放大/弱化基于两个方面的社会因素：一是公众认知，即风险信号是否契合公众所具有的海洋环境保护意识和其文化价值观，一个具有很强的环保意识和文化的公众很容易接纳这一风险信号，反之亦然；二是社会管理，即政府管理部门是否获得了公众的信任。信任在风险的社会放大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约翰逊（Johnson）的研究发现，风险的信任是多维的[24]。信任包括 “诚实”维度和“称职”维度双重维度，前者指风险管控者在风险信息方面对事实的忠诚度，而后者则指风险管控者所具有的控制风险的能力程度。在海洋环境风险的形成中，前者体现为受访者对海洋环境管理相关方面的关注，后者体现为对海洋环境保护技能方面的关注。

在海洋危险事件、风险信号、公众认知&社会管理三个阶段的风险形成后，风险涟漪形成。风险涟漪的核心是直接相关的当地居民。其他的组织，例如企业、社团、政府等都会裹挟其中，从而使得海洋环境风险形成。我们在借鉴卡斯帕森的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基础上，形成了海洋环境风险的形成机理及放大过程图（图3）。这一形成机理很好地反映了海洋环境危险事件是如何经过社会放大，从而具有了社会风险特性的“海洋环境风险”。

图3海洋环境风险的形成机理及放大过程

Fig.3Formation mechanism and amplification process of marine environmental risk

4.2人们对海洋环境风险内涵及特性的认知，是两个方面的综合：“有关海洋环境的风险”，以及“因由海洋环境引发的社会风险”大部分访谈对象在访谈中，明显地表现出对海洋环境风险最终指向的多元化认知。他们并没有很好地区分海洋环境风险的最终指向是什么，即风险的标的是“针对海洋环境及海洋生态系统的风险”，抑或是“因由海洋环境污染或者生态破坏而引发的社会风险”。质言之，前者的风险本质是一种自然风险，后者则是一种社会风险。或者按照上文所述的卢曼的观点，前者是一种“危险”，而后者才是一种“风险”。大部分的访谈者的访谈内容，其提炼的概念都涉及自然因素、心理因素以及社会因素，尽管自然因素的概念占据绝大部分。这说明人们对海洋环境风险的认知是两个方面的综合：“有关海洋环境的风险”，以及“因由海洋环境引发的社会风险”。

普通民众对海洋环境风险存在多元认知并不难理解，它也从侧面说明了风险认知及其防治的艰难。诚然，这种对海洋环境风险的多元认知，很大程度上根源于我们对环境风险的认知就是多元的。概括而言，当前对于环境风险的认知就存在四个维度：经济维度、安全维度、社会（心理）维度、生态维度。经济维度是经济学、管理学科的认知模式，更多地将环境风险拘于自然状态，从客观的角度去认知风险，秉承成本-收益的风险防治策略；安全维度则是法学的认知模式，秉承预防原则去防治风险；社会维度，或者称之为心理维度，则是心理学、社会学的认知模式，它们从主观角度去认知风险，将环境风险定位为因由环境事件引发的社会风险；而生态风险则是自然科学的认知模式，其“生态风险”（ecological risk）是更为常用的一个术语，它强调具有不确定性的事故或灾害对生态系统可能产生的不利作用和损害[25-26]。在海洋环境风险认知及研究的前期，由于研究者大部分出身于环境科学、地质学等自然科学，因而更多地从生态维度去认识，“海洋生态风险”也是一个更为普遍地概念。而当更多地社会科学研究者开始介入海洋环境风险研究时，对其认知就发生了拓展和转移。

我们在扎根理论的研究中，获知了普通民众对海洋环境风险的认知，与专家保持了一致。这种对海洋环境风险内涵以及特性的多元认知模式，使得海洋环境风险的防治者们需要保持一种更多宽广的防治视野。

4.3对海洋环境风险的防治，需要有效区分民众对沿海自然项目的风险感知与民众对沿海自然项目管理状况的风险感知鉴于人们对海洋环境风险的内涵及特性认知，有着双重的认知模式，因此，要合理有效地防治海洋环境风险，需要做出有效地区分，例如需要有效区分民众对沿海大型项目的风险感知与民众对沿海大型项目管理状况的风险感知。前者体现在民众对项目本身的风险关注，而后者则体现在民众对项目管理者及管理状况的风险关注。我们在深度访谈中发现，很多民众对沿海核电的反对，并非单纯是针对核电，而是针对核电的管理状况。当课题组针对一些明确表现出对沿海核电焦虑的民众表示核电已经成为发达国家重要的能源构成时，很多民众表示“发达国家的管理严密，可以消除风险，而咱们中国还不行”，表现出对管理状况的风险认知。因此，合理区分这两种风险认知，从而针对其不同的风险认知，进行有针对性的风险应对策略，将更为有效地防治海洋环境风险。

诚然，要有效降低民众对沿海项目管理状况的风险感知，最为核心地是建立民众对政府的信任。甚至可以说，构建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是有效防治海洋环境风险，并防止其向社会风险转化的根本途径。雷恩与莱文按复杂性与抽象度将信任分为五个层次：对信息的信任、对传播者的信任、基于信源感知对机构的信任、基于机构表现对机构的信任、信任的社会政治气候[27]。海洋环境管理的优化及海洋环境技能的提升可以降低人们对海洋环境风险的感知和恐惧。这是因为低层次信任的持续流失最终导致高层次的不信任，同样高层次信任也对低层次信任的维护有调节作用。随着复杂技术时代的到来，个人的风险控制被机构的风险管理所取代，公众更加依赖机构可信度来判断风险；信任能够补偿负面的风险感知，不信任则导致公众抵制风险，以至于增加风险感知。

4.4海洋环境风险具有“镜像”效应等其独特性，因而有其自己的运作逻辑一般的环境风险，因其传播媒介的固化以及数量可控，因而其影响范围大致固定，其风险源属地与风险的影响地基本是重合的（流域的环境风险另当别论）。但是海洋环境风险的风险源属地与风险的影响地并一定是重合的，经常发生错位，从而导致“镜像”效应的出现。所谓“镜像”效应，即是指风险源属地与受影响地之间产生了错位，甚至导致风险源属地的社会风险减轻，受影响地的社会风险放大。“镜像”效应的实质是造成跨区域的风险感知。由于海洋的一体化和流动性，使得海洋环境风险的风险感知经常是跨区域的，风险策源点与风险影响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访谈对象的职业、地域等并不影响其对海洋环境风险概念的认知和建构。实际上，不仅仅本课题组在扎根理论的运用中发现了这一运作逻辑，现实的案例事件对此有所印证。例如厦门的PX项目搬迁至漳浦县古雷镇，但是却在一海之隔的东山县铜陵镇引发环境风险恐慌，造成跨区域的海洋环境风险[28]。海洋环境风险的“镜像”效应使得其不同于一般的环境风险，在某些状况下有着其独特的运作逻辑。

自然因素、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在海洋环境风险“镜像”效应的产生方面，都发挥着一定的功效。自然因素体现为所在区域的区位及危险事件的危害程度。研究发现，如果某区域位于风险源地的海洋洋流下方，更易发生“镜像”效应；心理因素体现为受影响地对风险信号的心理认同程度。如果受影响地居民对核电持一种天然的排斥和恐惧心理，更易发生“镜像”效应；社会因素则体现为所在区域社会生产、生活、管理状况与海洋的关切程度。研究发现，沿海区域如果存在较多的海洋养殖，或者海鲜类食品在居民日常饮食中占据较大的比重时，更容易引发对其他沿海区域的环境风险感知，从而产生“镜像”效应。

海洋环境风险具有的“镜像”效应，使得海洋环境风险的“涟漪”效应更易发生，也更难以掌控其涟漪的范围和深度。从这个角度而言，深入分析每一种可能引起“镜像”效应的因素集合，形成全面、深入的风险范畴把握，是有效防治海洋环境风险的基础。

5结语

本文采用扎根理论对海洋环境风险这一全新的概念进行了研究。提炼了对海洋环境风险的形成有关联的49个概念，并凝练出11个范畴，概括成自然因素、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三个主范畴。在研究方法上，本文的研究开创了海洋环境风险研究的一个新的尝试，试图不带预设和先见地去界定海洋环境风险的概念，并发现其形成机理及特性。这一研究对深入探讨海洋环境风险以及海洋环境治理等都有着借鉴意义。

但是不可否认地是，本文的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和需要进一步讨论的地方。扎根理论力图不带偏见地和价值观地去发现理论，但是没有哪个研究者是中立的，因为语言在被观察现实的基础上传递着形式和意义。语言的特殊使用反映了观点和价值。Glaser和Strauss也直言不讳地指出，扎根理论的重点不在于证明理论，而在于建构理论。课题组在访谈中，由于访谈记录人员数量较多，其访谈的自然语言可能对访谈对象有一定的引导和诱导，从而使得理论带有一定“建构”的成分。在扎根理论的框架使用上，本课题组对海洋环境风险的形成机理分析，也没有从Glaser的“理论代码家族”（theoretical coding family）的理论框架角度去进行深层分析。Glaser提出了在理论代码家族中最有代表性的成员是被称之为“6C”的六个维度：原因（cause）、语境（context）、偶然性（contingencies）、结果（consequences）、协变性（covariances）和条件（conditions）[29]。局限于本文的研究主题和篇幅，本文没有对这6个方面展开研究和探讨。

当然，本文也研究也没有对一些相关因素展开严谨地相关性和比照性研究。例如没有对社会发展层次的不同群体进行比较，如通过扎根理论对经济发达的上海、浙江等沿海省份，与经济欠发达的海南、辽宁的省份进行比较，从而能更好地洞悉文化层次、社会因素对海洋环境风险形成的影响；没有对形成的因素进行量化处理，没有形成自然因素、心理因素、社会因素在海洋环境风险形成中发挥何种比重的作用；本课题对自然因素、心理因素、社会因素的划分也可能存在绝对化，其中一些范畴可能同时涵盖了自然因素、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多重属性；也没有更细致地提炼其他特征在海洋环境风险形成中的地位和作用，即没有对不同地域、不同学历、不同职业等对海洋环境风险的感知差异进行系统分析。这些研究的不足期待其他研究者更为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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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环境治理案例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大型海藻；营养盐；富营养化海区

引言

在渤海养殖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养殖对象的排泄、残饵的腐化分解等一系列因素造成了养殖水体营养盐逐渐积累，进而对海洋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威胁[1]。近年来，大量学者经研究表明：大型海藻具有吸收氮磷的能力，能够使海洋的富营养化现象得到有效治理及修复，进而为海洋营造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鉴于此，本课题对“大型海藻对养殖废水营养盐吸收及其海区的生物修复”进行分析与探究具有尤为深远的重要意义。

一、大型海藻对养殖废水营养盐吸收分析

1、海藻的营养需求分析

在海洋植物中，氮的化合物是最为重要的营养物质，并且可能是海水中抑制海洋物质生长的主要物质。天然海水当中，氮磷的存在形式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无机氮，第二类是可溶性有机氮。其中，无机氮包括了N2、NH4-N、NO2-N、NO3-N等，可溶性有机氮包括了氨基酸、蛋白质、尿素以及酰胺等[2]。大型藻可对NH4-N、NO2-N、NO3-N进行直接吸收并利用，可溶性有机氮则能够少量吸收，大型藻可对NH4-N进行优先吸收。经实验显示，如果NH4-N、NO2-N、NO3-N三者共存时，其含量又同样抽同样有效量的范围内，大部分藻类均对NH4-N优先吸收，并且在NH4-N将近耗尽之后，才开始利用NO3-N。

2、海藻的营养影响因素分析

海藻的影响因素大致上分为以下三类：

①物理因素。包括了光照、温度以及水流。其中，光照主要是光以光合作用为基础，进而以多种形式间接影响营养吸收。光照强度主要以光合磷酸化调控ATP的转换为基础，进而影响N的吸收速率，特别是对NO3-N的吸收。适度的光照可能使海藻当中硝酸还原酶的活性增强，进一步促进藻体对NO3-N的吸收。由此可见，大型藻类在光照的条件下对N的吸收速率远远高于黑暗条件。

②化学因素。比如营养盐的浓度、离子的形式、分子的形式以及PH，这些因素均会对海藻营养盐的吸收率造成严重影响。很多大型海藻对NH4+-N的吸收率要远远大于NO3--N、尿素以及氨基酸。

③生物因素。例如：表面积、体积、组织的类型、海藻的年龄以及营养史等生物因子均会对海藻的吸收率造成影响。

二、大型海藻对富营养化海水养殖区的生物修复探究

海水养殖区富营养化会造成许多危害，例如：网箱养殖水域营养指数偏高、极易形成缺氧层及二次污染等。下面笔者主要分析大型海藻对富营养化海水养殖区进行生物修复的原理及优点，并以“鱼类养殖”作为案例进行实质性的探究。

1、原理

大型海藻的生物修复作用指的是以大型海藻对污染物的吸收、降解以及转移等作用为途径，进而形成降低或者消除海水养殖环境污染的目的，最终让遭受损失的沿海生态系统得以有效恢复。经研究表明：大型海藻组织当中具有非常丰富的氮库，能够高效地对大量的营养盐进行吸收及存储。另外，大型海藻和养殖生物之间在生态上具有互补性，它们可以对养殖生物释放至水体中多余的营养盐进行吸收，最终转化成具有高效益的价值产品。

2、优点

①大型海藻属于第一营养级，通过直接的形式收获，能够利于海洋生态系统的能量向人类流动，进一步提升生态效率。

②能够使无机营养物质的近海排放量降低，并使可能引发的毁灭性与造成巨大损失的超营养事件得到减少或规避[3]。较适宜大面积的富营养化污染治理，并且不容易形成二次污染。

③大型海藻能够去除水体营养物质，进而对海水养殖管理起到可持续发展的作用，并对周围环境起到保护作用，这样便有利于周边生态环境的健康。

3、鱼类养殖

有学者在鱼类集约化养殖中混养大型海藻，经过研究表明：2年中，养殖水体的一系列水质指标大致上能够较为稳定地适应鱼类生长的范围内，所涉及的指标包括了：NH4-N、NO2-N、NO3-N、DO以及无机磷等。

基于集约化鱼类网箱养殖中对大型海藻进行混养，能够对铵态氮进行吸收，有效吸收率高达90%。基于鲑鱼网箱养殖区附近，对大型海藻江蓠进行养殖，能够降低养殖水体中的氮盐与磷酸盐。其中，氮盐大约降低6.5%，磷酸盐大约降低27%，这样便能够达到对富营养化鱼类养殖区进行生物修复的目的。

还有学者在鱼类养殖区对江蓠进行养殖，采用鱼类养殖中所产生的废物作为海藻生长的营养源，这样使养殖水域当中氮和磷的浓度均有所降低，与此同时使单位水体综合养殖的经济效益得到了提升。有效数据显示：1ha的海区，每一年能够生产处258t的江蓠[4]。并且，以江蓠收获为途径，能够从水体当中去除1.02×103kg的氮与3.74×102kg的磷。另外，使鲑鱼和江蓠共生，能够使鱼类养殖过程中排放到环境中的可溶性铵得到去除，大约去除87.5%。

结语：

综上所述，大型海藻可以有效地吸收并利用养殖环境当中多余的氮、磷等营养物质，使养殖环境当中的营养盐含量得到明显下降，使水体维持一定程度的营养盐状态，进而大大降低养殖废水对环境造成的影响，与此同时使养殖系统的经济输出得到全面提升。总之，要想使我国海水养殖业实现可持续发展，利用大型海藻对富营养化海水养殖区进行生物修复是有效策略之一，也是渤海养殖业今后工作的必然趋势。

参考文献

[1]李恒.李美真.曹婧.徐智广.温度对几种大型海藻硝氮吸收及其生长的影响[J].渔业科学进展，2013，02，15.

[2]沈淑芬.魏婷.孙琼花.王月华.郑怡.海带对罗源湾养殖区海水的生物修复研究[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3，07，08.

[3]陈聚法.赵俊.过锋.张艳.夏斌.33条斑紫菜对胶州湾湿地浅海富营养化状况的生物修复效果[J].渔业科学进展，2012，02，15.

[4]江海英.罗鹏.于宗赫.彭鹏飞.胡超群.33条大亚湾浒苔分子鉴定及其对养殖废水中营养盐的吸收特性研究[J].热带海洋学报，2013，0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