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建筑工程认识论文范文

对建筑工程认识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　工程哲学；现状；问题；前景

说：“什么是哲学?哲学就是认识论。”那么什么是工程哲学?工程哲学是对工程的认识，对工程造物的思辩。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工程哲学是研究人的改变物质世界的活动的哲学，它是研究关于人的造物和用物、生产和生活的哲学问题的哲学分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人类造物活动对社会、自然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大力开展工程哲学研究已成为工程界和哲学界迫切的要求。

一、国外工程哲学的研究

1898年俄国工程师p·k·恩格迈尔(peter·k·engelmeier)在《论技术的一般问题》一文中指出：“当代受过良好教育的技术专家不只是在工厂里才能找到，高速公路和水路运输、市区经济管理等已经处于工程师的指导之下，要求把工程学对待世界的态度从哲学上加以详细阐述。”thomas·c·clarke在《科学与工程》指出：“工程就是伟大的创造性科学。当科学、经验集中于一个人身上时，我们或许就可以说，我们已经看到了从技艺到职业的工程演化过程。”farley·osgood在《工程师与文明》中强调工程对社会进步的意义，工程是价值中立的工具。罗杰斯出版了《工程的本性——种技术哲学》，伟大的法国思想家孔德(auguste comte)提出“社会工程”的概念，把社会学分为“社会静力学和动力学”，这被认为是社会工程思想的前期萌芽。权威的工程教育家ralphj·smith认为：“工程的本质就是在观念中设计装置、程序、系统，有效地解决问题和满足需要。”

20世纪90年代，卡特克里夫和哥德曼出版《非学术科学和工程的批判观察》，他们说：“这本书中的文章总合起来，确定了一个实际上还不存在的学科——即工程哲学——的一些参数，我们希望这些文章将促进一种能够使工程哲学成为正在发展中的技术论研究的一个部分的持续的对话。”“该书分为五个部分：历史背景(讨论工程方法和工程定义问题)、认识论问题、价值问题、政策问题和工程教育研究。”“可以把这本书看做是代表20世纪90年代欧美学者研究工程哲学的视野、观点和水平的著作。”

北美著名技术哲学家米切姆(cad mitcham)把工程哲学作为自己的研究核心，是研究工程哲学的代表人物。他指出：“工程师是后现代世界的未被承认的哲学家。”“哲学一直没有足够地重视工程，但工程不应该以此为借口轻视哲学。”“哲学对工程的重要性：(1)因为有许多人从哲学上批判工程，工程师出于自我防御的目的应该了解哲学以对付那些人的批判；(2)哲学，特别是伦理学可以帮助处理职业伦理问题；(3)由于工程有内在的哲学特性，哲学可以作为意义更加重大的工程自我理解的工具而发挥作用。”“为什么说哲学对工程是重要的?最终和最深刻的原因在于：工程就是哲学，通过哲学工程将更加成为工程自身。”“全世界的工程师，用哲学武装起来，除了你们的沉默不语，你们什么也不会失去。”他在多篇论著如《engineer-ing as productive activity：philosophical remarks》(1991)、《thinking through engineering》(1994)、《engineering design research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1997)、《the thies 0fengineers：from occupa-tional role pesponsibility to public co-responsibili-ty》(2000)等中，从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和方法论几个角度出发系统阐明了自己的工程哲学思想。“把工程界定为一种特殊的人类行为——制造，并以此为前提分析了科学、技术、工程之间的异同，进而探讨了工程知识、工程设计、工程伦理等问题。”

约瑟夫·c·皮特(j·c·pete)在《技术思考》《工程师知道什么》《设计中的失误：哈勃太空望远镜案例》《工程与建筑中的成功设计：一种对于标准的呼求》等多篇论著中从技术行动论出发阐述了自己实用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工程哲学思想。他认为应把工程理解为通过组织设计、操作人造物、按照人的需要去改变自然界和社会，工程是有目的的一项实践活动。而工程知识是以关注人类环境为目的的人造物的设计、构建、操作的全过程。皮特对于工程设计的分析是以面向实证经验的案例分析为基础的，他建构了以技术模型mt为基础的设计过程模型。

沃尔特·文森蒂(w·c·vincenfi)在《工程师知道什么以及他们怎么知道的》一文中指出“设计过程可以在上下和水平层次上交互作用，工程是一个设计的过程”。布西阿勒里(louis buc-ciarelli)在《设计工程师》一书中把设计看作工程的核心，并且认为工程设计不是一个机械或计算的过程，而是强调设计过程中社会和历史的背景，并认为工程设计是一个社会建构的动态过程，即工程是一个动态的设计过程。凯恩在《工程方法的定义》一书中认为工程师在工程设计中所运用的基本方法是启发法。layton指出工程是社会变革和社会革命的工具。

哥德曼在《工程的社会俘获》和《哲学、工程与西方文化》中指出：“工程合理性不同于科学合理性，科学无论在编年史上还是在逻辑上都并不早于工程，工程有自己的知识基础。工程和工程哲学表现出了一系列与科学和科学哲学迥然不同的本性和特点，工程提出了深刻的不同于科学哲学的认识论和本体论问题，工程哲学应该是科学哲学的范式而不是相反。”

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罗斯柯庞德提出社会工程学是研究社会秩序，是一种社会工程活动，庞德的社会工程和社会控制论主张法的目的是尽可能地建筑社会结构，以有效地实现以最小的阻力和浪费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中人类的利益。

2003年，美国学者布西阿勒里(l.l.bucciarel-li)在欧湘出版了《工程哲学》，提出研究工程哲学的新范式——社会建构论。2004年，美国工程院工程教育委员会把《工程哲学》列为当年的六个研究项目之一，认为工程哲学是一门新的学科，还专门成立了工程哲学指导委员会，举办学术讨论会，以建立工程哲学的思想基础和扩大并培育围绕工程哲学这个新学科的学者共同体。重点研究四个方面的问题：形而上学、认识论、伦理学和工程教育。这项研究希望能够推动对工程的统一的职业主题的阐明，帮助培养出把所有工程学科连接起来的职业自我认同。当代西方工程哲学所关注的主要问题涉及工程本体论、工程知识、工程伦理、工程设计、工程教育等范畴。

二、国内工程哲学的研究

在中国，“工程”范畴出现很早，早在《新唐书·魏知古传》中就有，“会造金仙，玉真观，虽盛夏，工程严促”的记载，《元史·韩性传》中，所著有《读书工程》，国子监以颁示郡邑校官，为学者式。“在《红楼梦》中有“园内工程，俱以告竣”等。“工程”在中国传统生产发展史上主要系指土木设计、建筑、施工等。也出现了显示中国古老文明的大型工程，如“万里长城”、“京杭运河”、“紫禁城”、“都江堰”等大型工程，这些工程体现了我国古代建设者朴素的系统哲学观和“天人合一”的工程理念。

新中国建立后，我们进行了大规模的工程建设，既有经验，又有教训，引起了一些学者对工程问题的思考。钱学森发表了一系列论述工程特别是系统工程问题的重要论文，其中包括许多富于哲理的内容和具有启发性的哲学观点，他指出：“哲学作为科学技术的最高概括，它是扎根于科学技术中的，是以人的社会实践为基础的；哲学不能反对、也不能否定科学技术的发展；只能因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发展。”李伯聪先生于1988年出版了《人工论提纲》，该书阐述了人工论和认识论的相互关系，并按人工过程的三个阶段分别论述了人工论的一些主要概念：实践理性计划、决策等。1992年，他向北京国际科学哲学会议提交论文《简论工程实在论》；次年，正式发表《我造物故我在——简论工程实在论》，该文说工程实在论力求开拓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工程哲学；1995年，又《努力向工程哲学和经济哲学领域开拓——兼论21世纪的哲学转向》，1997年，西安交通大学王宏波教授认为应认真研究由李伯聪首先提出，但还很少有人研究的工程哲学。1999年，陈昌曙在《技术哲学引论》一书中以单独的一节讨论技术和工程的一些问题。2001年，李伯聪在《哲学研究》发表了《我思故我在与我造物故我在——认识论与工程哲学刍议》，从对象、过程、研究的范畴等方面对比了认识论和工程哲学的不同，指出大力开展工程哲学研究是当前迫切的时代要求。2002年初，陈昌曙发表《重视工程、工程技术和工程家》一文，论述了工程与技术的差异，简要地阐明了工程活动的10个特点，首次明确地提出了工程家这个新概念。他还指出我们不仅需要有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而且需要有工程哲学。

2002年，凝结了李伯聪先生大约20年心血的著作《工程哲学引论——我造物故我在》正式出版，书中以过程分析和范畴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工程哲学的一系列重要问题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阐述，给出了50多个应该研究的范畴，从科学一技术一工程三元论角度界定了工程：科学活动是以发现为核心的活动，技术活动是以发明为核心的活动，工程活动是以建造为核心的活动。给出了两个研究视野：理论视野——从科学技术与工程的关系中把握工程；实践视野——从工程与生产的关系中把握工程。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在序言中称赞“这本书是现代哲学体系中具有开创性的崭新著作”，陈昌曙发表书评认为此书“是充满原创性并自成体系的奠基之作，它的出版为哲学研究开创了新的边疆”。同年，徐长福出版了《理论思维与工程思维》，我国著名哲学家高清海在序言中说，该书所提出的问题具有普遍性，甚至可以说是有世界性、历史性意义的。

随后，殷瑞钰院士探讨了第三个视野，即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视野：“从科学—技术—工程—产业—生产—社会的知识链和价值链的网络中来认识工程的本质和把握工程的定位。工程是将相关知识集成起来转化为直接生产力的枢纽和集成体，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工程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中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2005年，杜澄、李伯聪主编的《工程研究——跨学科视野中的工程》第l卷出版。2006年4月，杜澄、李伯聪主编的《工程研究——跨学科视野中的工程》第2卷出版。书中总结了近年来众多中国学者开展工程哲学研究的进展。

关于工程的本质，王洪波教授认为：“工程的本质是人、环境和技术这三大要素的系统集成过程及其产物。在这个过程中体现着三类规律，即人的活动规律、科学技术规律和自然生态规律。这表明，工程不仅是技术的集成，而且也渗透着美学、伦理等文化因素；在工程活动中，需要科学地处理三大规律之间的辩证关系。”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丘亮辉先生认为：“工程活动是从虚拟实在转变为工程实在的过程，据此可以理解古代造物和现代造物的根本区别。”广州行政学院李三虎教授则提出：“工程的本质是一种人的集体性物质存在方式；科学—技术—工程之间的关系，要倒过来思考，从工程的视角看技术、看科学，同时需要引入社会建构论视角，展开关于工程的社会学研究。”殷瑞钰院士概括了五点：“①工程是有原理的。②工程是有特定目标、注重过程、注重效益的。③工程是通过建造实现的。④工程是要与环境协调一致的。⑤工程是在一定边界条件下集成和优化。”

关于工程哲学的研究领域，杜祥琬院士认为工程哲学研究涉及工程实践活动的全过程，包括工程的调研、论证，工程所用技术、工艺，工程决策、质量评价等。傅志寰院士认为工程哲学应着重研究工程与环境、工程与人、工程与文化、工程的进度与质量及成本等。汪应洛院士提出了开展工程观研究的五个方面：①具有可持续发展内涵和可持续发展利益的工程观研究；②工程辩证观研究；工程系统观研究；③工程生态观研究；④工程价值观的研究。殷瑞钰院士概括了工程哲学研究的六个方面：①工程的定义、范畴、层次、尺度问题；②工程活动在社会活动中的位置和工程发展规律的问题；③关于工程理念、决策和实施问题的理论分析和哲学研究；④工程伦理、工程美学问题的研究；⑤重大工程案例分析和工程史研究；⑥工程教育和公众理解方面的问题。张寿荣院士认为工程哲学就是面向工程实践的哲学。

2006年西安交大王宏波教授出版《工程哲学与社会工程》一书，东北大学田鹏颖教授出版《社会工程哲学引论》一书，成为专门研究和分析社会工程问题的著作。明确了社会工程学的对象和内容，特别是社会工程学的方法论，包括社会分析方法、社会模式的设计方法、社会模式的模型分析方法和社会选择理论，提出了协调分析的基本思路和方法。正如李伯聪教授在《工程哲学引论——我造物故我在》中所说：“本书以对工程化的物质生产活动或物质生产类型的工程活动进行哲学分析为基本内容，希望在今后有可能再写一本专门分析和研究社会工程的著作。”这两本书的出现使工程哲学的研究涵盖了“物质工程活动和社会工程活动”，使工程哲学的研究系统化。

三、工程哲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工程哲学研究的问题在于：由于不同学者的研究视角不同，呈现不同观点争鸣的局面，对科学、技术与工程之间的界面研究尚未展开；仅限于对工程师所掌握的和应该掌握的知识的分析，偏重实用主义，忽视了工程主体的多层次性，对工程客体的认识论分析不足，缺少有效的工程事前评估、事中影响和事后反馈机制的理论研究；关于工程价值的研究偏重工程伦理，且只注重于工程师主体责任的研究，较少涉及对工程本身的价值讨论(工程本身是价值中立的还是负载价值的)，对工程事后评估规范、标准的理论研究尚不成熟。

现阶段的工程哲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哲学家的理论研究，工程哲学已经建立了物质工程哲学和社会工程哲学两大基本体系和研究框架，作为理论的工程哲学研究得到了大力发展。但是，作为实践的工程哲学还没有得到足够发展，作为现代工程活动主体——企业家、工程师的工程哲学研究还很欠缺，我们觉得应该将工程哲学的基本理论与具体工程科学结合，如建筑工程、水利工程、矿山工程、电气工程等，使工程哲学的研究向更低的分支延伸，成为企业家、工程师的哲学，这也是工程哲学研究的最终目的。使工程哲学的研究网络化、系统化、层次化。

总之，工程哲学的基础研究比较薄弱，系统化理论化的专著还不多见，学术共同体还没有建立，也没有形成被认同的共同研究纲领。

四、工程哲学研究的前景

对建筑工程认识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地质勘察;问题;发展

中图分类号：F407.1文献标识码：A

工程地质学起源于20世纪初期，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与前进，在当今社会，工程地质勘察已经成为我国工程建设的重要环节。特别是新技术的发明，以及计算机的应用，更是让工程地质学焕然一新，无论是在施工设备，还是施工技术方面，工程地质勘察都取得了质的飞跃。但是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一个事实，那就是在工程地质勘察过程中，因为地质问题导致的工程事故现象是非常常见的，这不仅影响工程的顺利进行，更是对施工人员的生命财产带去严重威胁。本文针对这些问题一一阐述，并提出一些解决办法，以供人们参考。

一、地质勘察的特点及意义

通常情况下，我们所说的建筑分为两大类：工业建筑和民用建筑。在工程建设的过程中，地质勘察是最基础的一项工作，但是不能因为它最基础就不重视它，因为准确的地质勘察是工程质量的保证。根据不同地质条件设立不同的建筑物，充分利用地质条件，可以保证资源的最大化利用。

城市中居住区、文化区、公用设施、交通路线等等是必要的设施，这些建筑物多属于浅基础建筑物。在进行这类建筑物的建设时，地质勘察工作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地质勘查工作主要包括地貌特征、土质的物理性质以及剖层面、地下水的深度以及化学成分等等。

（二）在地质勘察过程中，需要进行浅孔勘探，详细了解地下水的相关情况，做到更好的研究，以便取得精确地信息，做出正确的分析。

（三）在进行工程建设之前，对各方面进行详细调查非常重要。在城市规划建设中，场地的选择和分区是比较重要的两个方面。而在场地选择和分区的选择中，主要应该考虑的四个方面是地貌特征、水文地质、地质结构和动力地质作用。

二、我国工程地质勘察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一）工程地质勘察的质量问题

一般情况下，在进行工程地质勘察的过程中，比较常见的问题是工程概念不明确，勘察侧重点不清晰，采用方法不正确，技术比较落后等等。在工程地质分析工作过程中，理论与实际情况差距较大，基本的地质情况不清楚，遗漏问题较多，甚至有些工程在没有进行地质勘察之前就下定结论，造成工程质量不达标现象。这些问题往往会贻误工程开工时间，或者是侥幸通过审查，最终不能保证工程质量，为工程安全埋下隐患。

（二）相关专业的理解问题

对相关专业的理解包含两种情况：一是地质人员对其他相关专业不是很了解，二是施工单位对工程地质不了解。比如有的工程为了利益问题，没有请专业的地质勘察人员进行地质勘察，而是让工程设计人员来进行地质勘察，而这些工程设计人员因为对地质工作不了解，并不能按照地质实际情况给出意见，殊不知，这会给工程质量带去严重隐患，是对人的生命的不尊重。在工程质量出现问题后，设计师们又会推卸责任。著名工程地质界学者孙广忠教授曾经说过：在现实生活中，地质工程施工过程中脱离地质实际情况的现象随处可见，可以这样说，地质工程施工中事故的发生多是因为设计和施工没有按照地质的实际情况进行施工，或者是没有认清地质情况就进行施工导致。

（三）勘测周期不合理问题

从地质勘察到提交地质报告之间需要一定的时间，这是大家都明白的道理。但是有些工程并没有做到这点，在没有做好准备工作的情况下，就提交地质报告;也有一些工程第一天提交可研报告，第二天就提交初设报告，并没有对工程进行仔细勘察研究就盲目施工。因为没有对地质进行仔细的勘察，不了解地质情况，在施工过程中没有办法做到控制成也会带来巨额索赔。最严重的是埋下安全隐患，造成严重工程事故的发生。

（四）人才问题

的十年，对我国造成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特别是在人才方面尤为显著，人才断层现象特别严重。经验丰富的地质工程师相继离岗，地质勘测院也缺乏地质勘察人员，出现后继无人，或者是后备人才现在还不成熟现象。与此同时，社会地位、工作环境以及工作条件等因素的影响，也制约着地质工程师队伍的壮大。

经验丰富，高水平的专业地质勘察人员分析出的地质成果质量相对也较高，虽然经常可以听人们说道，培养一个地质专家时间并不长，两三年足以。其实这种说法并不完全正确。优秀的地质专家需要大量的实践，并且懂得其他相关专业知识，需要经过实践将理论知识结合起来，更好地应用，而这需要的是时间和阅历。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培养一个优秀的地质专家的难度不亚于培养博士、教授。现在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因此勘察队伍要发展壮大，走向市场，必须重视人员的培训，做好人员的培训工作。

（五）技术管理问题

在控制地质勘察质量的过程中，技术管理至关重要。近年来比较多见的一种现象是，有些单位提交的地质勘察设计报告并不是由地质专家所写，报告中没有专业的地质负责人，出现错误较多。这给总院的审查工作增加了难度，同时也对勘察单位的形象带去了影响，并且延误工程开工时间。

（六）其他问题

勘察技术落后，满足不了现代工程的要求;前期工程资金投入不够，拖欠勘测经费;市场竞争不规范，影响地质勘察市场的健康发展。

三、解决问题的对策

解决问题之前首先应该清楚哪些问题该哪些部门负责，找到相应的部门对问题进行解决，可以加快问题的解决速度。工程规范和技术管理方面的问题应该交由总院解决;勘察方面的问题应该交由地方部门解决;投入成本不够应该交由计划部门负责等等。将责任分清楚之后，也应该有专门的负责人进行辅助监督，直至问题解决。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比较常见的一种现象是问题找到了，结果没有付诸实际行动去解决，最终问题还是存在。

以上所罗列出来的问题其实本质上是体制方面的问题，需要从根本上进行解决。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勘察市场也在不断发展，随之而来的是新技术和旧管理的冲突，表面上看似是矛盾，其实这是推动地质勘察市场改革的重要力量。

四、工程地质未来发展趋势

“不能总是修改设计，因为做投标工作尤其是国际合同，修改设计的同时总是伴随着索赔现象的出现。”这是汪恕诚部长曾经所说。基本的地质资料不准确，在施工过程中避免不了要修改。少修改或不修改的提出，对工程地质的要求更加严格，这既是一个挑战，又是一个机遇。人类社会之所以能够不断进步与发展，很大一部分原因取决于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在原始社会，我们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看成是和天斗、地斗的关系，经过实践证明，人类与大自然进行斗争，虽然取得了一小部分的胜利，但是大自然带给人类的惩罚却是非常严重的，因此一定要遵循自然的发展规律。人类社会所经历的每一次产业革命，都和工程建设息息相关，与地质环境也有着密切的关系。自从新中国成立发展以来，我国的基本建设处于不断进步发展阶段。在这个过程中，工程地质勘察人员扮演着首席演奏家的角色，只有将这个角色扮演好了，工程的质量以及安全才能得到最基本的保障。

五、结束语

随着勘察市场的不断发展，新的管理要求也在相应出台，工程地质学应该抓住这个机遇，顺应自然的要求，以保护环境为前提，避免可预防的灾难，造福于人类，这是每个工程地质学家都应该而且必须做到的责任。

参考文献：

1、李晓，邹云，工程地质勘察中的认识论方法，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年。

2、王璐华，建筑工程地质勘察与基础设计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中国进技术新产品，2010(1)。

3、张倬元，工程地质勘察，地质出版社，2008。

4、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建筑科学研究院，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地质勘察规范，1984。

对建筑工程认识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学习观；研究生；现状；特点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23-0130-03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学习观（epistemological view about learning或conception of learning）的研究成为教育学家和心理学家研究的热点问题。国外许多学者把学习观称作“认识论信念”。2004年，美国的学术刊物《教育心理学家》出版了题为“个体认识论：理解学生对知识和认识的信念的各种范式”的专刊。[1]周璇指出：“国内外的研究表明：学习观作为一种元认知知识，会影响学习者的认知过程、策略选择、学习动机、学习行为、学习情感体验、学业成绩等诸多学习要素。因此，对学习观的研究，有助于人们深化对建构性学习过程的了解，有助于人们反省、调整自己的学习行为，有助于个体树立终身学习理念，有助于学习型社会的创建。同时，也有助于教师改进自己的教学观，对当前的教育教学改革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2]同时周旋还在文中指出，以下部分是学习观研究应加强的工作之一：“进一步拓宽学习观的研究范围，并深化一些微观层面上的研究。具体而言，如对学习观的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个人经验、学校教育、学生人格等是通过哪些途径影响学习观的，这些问题都要进行深入研究，而不应该仅仅停留在宏观层面上的理论探讨。”本文所做的就是研究生学习观中微观层面的工作。

笔者在北京交通大学图书馆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1989―2013）以“学习观”为篇名关键词精确搜索，共搜到2387篇文章；以“大学生学习观”为篇名关键词精确搜索，共搜到31篇文章；以“大学生的学习观”为篇名关键词精确搜索，共搜到7篇文章；以“大学生学习观教育”为篇名关键词精确搜索，共搜到0篇文章。从搜索到期刊文献来看，关于学习观的研究大多是“一般学习观”和“学科学习观”的研究，以“大学生学习观”为主题或研究对象为“大学生”的研究还比较少，也从一个侧面论证了“大学生学习观”研究的必要性。而这些论文中涉及研究生的学习观更是很少，或者有也是研究样本相对较少且不是重点研究对象。

本文以北京交通大学土木建筑工程学院的研究生为专门研究调查对象，收集完整有效研究生学习观调查问卷318份，分析就研究生学习观中的学习目的、学习内容、学习动机、学习态度、学习方法、学习效果、学习挫折处理等现状和特点，为进一步分析如何针对性做学习观教育提供基础素材和数据支撑，以便找出学风建设与学习观教育的内在联系，提出研究生学习观教育的建议与对策。

二、调查方法及对象

本次研究生学习观调查采用调查问卷的方式，设计问题15个。调查共面向北京交通大学土木建筑工程学院博士一到三年级，硕士一到二年级的学生发放了问卷，回收有效问卷318份，各年级份数如下：

三、问卷调查数据基本情况与研究生学习观现状分析

1.学习的目的（可多选）单位：%

很多学生认同大学是人生中不可缺的一段体验，结交朋友、提高技术、增长才干、获得文凭谋生的选项比较多，选择为国家社会做贡献这一项的总体比例是16%，而博士生中比例相对高达22%。研究生刚入学可能更加看重学习技术提高知识，而博士生则更多看重学习经历，更加重视自己的社交圈，更有远大的学习目标。

2.学习的目的单位：%

大多数学生选择了学习技能，为生存奋斗和充实自己获得精神愉悦，反映了大家的良好的积极向上的学习动力来源。少部分学生为了父母的要求而学习或者没有学习动力。在所有分析群体中，选择学习技能为生存奋斗的比例均很高，此选项在博士生中占的比例也很高，但博士生相比较其他群体，还有一个突出点就是选择充实自己获得精神愉悦的比例最高，反映出博士生群体更注重精神追求。

3.大学阶段更愿意把时间花在 单位：%

对专业学习或学习自己感兴趣的专业的知识占了很大的比例，而学生对基础课和综合能力培养也很重视，只有很少的人把时间花在玩耍享乐上。注重基础课学习比例最高的是硕士一年级学生，而硕士二年级则更注重专业课的学习，符合硕士生一年级以基础课学习为主，其他年级专业学习为主的特点。博士生则选择“C学习自己感兴趣的专业”的人最多，与研究生总体的比例也是C项最高一致，体现了博士研究生总体专业学习为主、注重学习兴趣的特点。

4.大学生在校期间的任务 单位：%

绝大多数把专业知识和拓宽知识面作为在校期间的任务，同时很多同学也关注兼职和创业能力培养及社会工作锻炼。硕士研究生还是以专业知识学习作为主要任务，而博士生更多人看重兼职锻炼或自主创业。总体上看，各群体中，愿意做干部锻炼的比例在16%左右，相对学生干部的职务需求来讲偏低。

5.遇到学习上的困难时怎么办单位：%

绝大部分同学通过找资料或与同学讨论解决学习上的困难，一部分会请教老师，只有极少数不求甚解，希望考试不会考到。碰到学习上有困难的时候，除了硕士二年级大多数人选择自己查资料外，其他人群选择最多的是和“请教同学，共同讨论”，比较符合我单位高年级硕士多数忙于出差或者试验或实习等工作而与同学之间交流相对减少的特点。

6.怎样准备大学中的考试 单位：%

绝大部分学生都是平时扎实积累，约三分之一的学生考前突击复习。绝对多数群体中大多数人都是平时扎实积累学习的，而硕士二年级中有一半多的同学选择了考前突击复习，这可能与硕士二年级的考试很少，可能就是四六级考试或者一些专业职业资格考试，平时大多数时间还是忙于实习或实践等工作，相对考试准备时间少。

7.除了从书本上获得知识外，还能从什么地方获取知识 单位：%

学生还会通过实习实践、同学交流和电视及网络等多个途径来获取知识。根据表格数据显示，各类人群中都是选择“B参加实习、暑期工等工作，从工作中获得知识”作为书本之外知识最重要的一个来源途径，印证了实践对于知识积累的重要性。

8.你目前的学习态度是 单位：%

有近60%的同学选择了A或B，即近60%的同学能认真学习甚至刻苦钻研精益求精，有25%的学生只求及格毕业，还有小部分愿意认真学习但行动力不够，只有极少数同学无心学习得过且过。

不同人群中，B都是最高比例选项，而在硕士二年级和博士生中，选择“只求及格混个毕业”的人比例较高，分析与二年级和博士生群体总体需要考试的科目少有一定关系，这一阶段侧重于专业知识的学习，对于他们而言，毕业不是及格即可，而是需要做出有创新点的毕业论文。

9.对自己的学习方法的评价 单位：%

有近70%的同学对自己的学习方法肯定，其中大部分认为还需要改进，有一定比例的学生尚未找到满意的学习方法甚至全无章法。

在所有被访群体中，均是B为最高选项，即他们有一套学习方法但是需要改进。约有20%的同学已经形成一套有效的学习方法，这一比例在博士生中最高，硕士一年级最低；另有约25%左右的同学尚未找到满意的学习方法甚至全无章法，说明这一部分同学还在摸索中，需要改进学习方法。

上课认真听讲、课后好好复习、与同学交流、上网查资料和看参考书是较多同学更加认可的学习方法。

由表格可见，ABCD四个选项相对均匀被认同，同时博士生中E选项比例也相对其他群体要高很多，说明博士生相对查阅书面参考书的人数比例较高，主动学习能力较强。

11.学习效果不太满意的原因（多选题）单位：%

学习方法不合适、不认真听讲、未及时弄懂不明白的知识、平时没有时间复习、未完成作业及网络诱惑是造成学习效果不满意的主要因素，少部分同学因为身体不好或参与活动过多，学习效果或学习时间不够。

学习效果不好的影响因素是多样的，在博士生中“学习方法不合适是最主要原因”这一选项高于其他群体，在硕士二年级中“F受网络的诱惑，无心向学”、“G身体状态不好，无法集中精力”两个选项比例比其他群体中要高，与硕士二年级学生课程少，主要是自主学习，生活习惯晚睡晚起不规律以及空闲时间相对多有一定关系。

12.是否有明确的学习计划单位：%

有45%的同学有明确的学习计划，36%的同学没有计划，有16%的同学计划在考虑中。

从硕士一年级到硕士二年级到博士生，有明确学习计划的比例越来越低，且打算有计划的毕业也随之下降，博士生中没有计划的占到55%，比例最高，推测可能与硕士二年级开始，不以课程学习为主，学习更侧重于专业学习和实践学习，并且要发掘创新思维，积累知识并找到创新点，而这些成果的出现是不容易被计划到的。

13.学习计划的执行效果 单位：%

绝大部分是能执行或较好很好地执行计划。

研究生基本能执行或较好或很好地执行学习计划，说明研究生的执行力还是很好的。

14.面对学习优秀的同学单位：%

面对优秀的同学少部分同学有自卑感并远离他们，大部分同学无所谓或者向优秀者学习，取长补短。

在硕士生中有近一半的同学能虚心向成绩优秀的学生学习，仅20%左右的学生会在优秀的同学面前感到自卑，而博士生中有30%的人感到有自卑感并远离优秀的同学，博士生中有52%的人对于优秀的人的无所谓的态度也是远远高于硕士的比例和总体比例。说明博士生中有态度两极分化相对严重，一方面是无所谓，另一方面是自卑人群较多。

15.大学怎么学习单位：%

超过50%的学生能科学利用时间学习，一部分人延续高中的学习态度和方法，有一部分人认为学习上及格就行。研究生群体中有一半多的学生能科学利用时间，而博士生则相对来讲延续高中学习态度和方法，可能博士生在高中就已经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

四、改进研究生学习观的建议与对策

总体上来讲，研究生更倾向于以专业学习为主，实践实习也是重要的获取知识的途径。研究生中大多数同学有较好的学习方法，但绝大多数人认为需要继续改进。研究生中大部分人学习态度端正，但还存在较大比例的及格就行的思想，且随着年级增加这种想法的人有所增加。研究生群体更加独立，群体之间的学习交流对他们的知识提高很有帮助，是他们学习的很重要的一个途径。这些对于我们今后开展研究生学习教育活动提供了良好的依据，建议在今后的工作中有针对性地开展学业指导和思想教育工作的时候考虑以下几点：

1.开展学习观教育选修课程。在学习观教育中，促进研究生学习了解学习观的主要分类，明确学习观对人的成长的重要意义，并修正改进自己的学习观，达到促进研究生树立远大目标、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培养良好的学习品格、学会自主学习，成为善于学习一族。

2.为研究生搭建学习交流的学术平台。在研究生学习中，相互的交流教育对其成长成才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此在工作中搭建研究生自主交流的平台是很有必要的。

3.为研究生搭建实践平台。在研究生学习过程中，实践教学环节很重要，因此工作中应注意搭建研究生实践教育的平台，无论是寒暑假的社会实践还是日常实习实践等环节都应在培养环节中予以考虑。

4.结合党建活动开展学习观教育。研究生是高级知识分子的群体，精神追求是他们树立远大学习目前的动力之一，结合研究生党建活动，传播好的学习方法、学习观念、好的实践经验或提供实践机会，以党建带班建，以党建带团建，以党风促学风，是学习观教育另一个途径。

参考文献：

[1]刘儒德.论学生学习观的结构[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15-20.

[2]周琰.国内学习观研究述评[J].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250-251.

基金项目：北京交通大学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课题《大学生学习观研究》。

对建筑工程认识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项目管理；城市规划；城市规划管理；管理模型

0 前言

近年来，我国城市规划的制定已经上升到法律、法规的高度，各个城市都制定了完备的总体规划。总体规划一般以15 年为限，在此基础上，又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控制性详细规划，有的城市补充制定了修建性详细规划，通过专家评审和广泛的公众参与，形成法律条文，并得到城市政府部门领导的足够重视。然而，在我国城市规划实施过程中，如何进行协调有效的管理，却一直停留在长官意志，行政计划管理的阶段。我们国家的城市普遍受经济力量和城市规划管理力量不足的困扰，受到社会和政府控制力不强的影响，受到急功近利心态的支配，往往在城市规划实施中有统筹规划，却缺少统一的实施管理。例如，一条道路刚刚建好就因铺设管道而开挖，过几个月要铺设电缆，再开挖，再填平，道路被戏称为“拉链”。这不但给车辆和行人带来了不便，而且浪费了大量的人力和金钱。因此，对如何进行有效的城市规划管理应该予以足够的重视。

管理就是“在变动的环境中依赖人与物的互动而获得组织绩效改进的人类实践”[1]。从泰罗开始，开启了一条通向管理“确定性”的道路，管理由经验变成一门“科学”。人们试图找出人类活动的规律而进行组织、决策。城市规划管理这一管理实践活动有其自身的发展脉络和进程。这些庞杂的内容可以利用多种可能的途径和工具，找到城市规划管理的技术实现方法。本文就是试图为城市规划管理找到一种系统规范、容易控制和实施的管理方法。

1 城市规划项目管理研究的思路

1.1 传统的城市规划管理的运作模式

一切生产和公共事务的管理, 其共同的目的就是试图“最有效地运用现有资源来满足一定的预计的需求”。城市规划管理也是最有效地利用城市资源来满足城市可持续发展,它具体通过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综合调控,逐步实施。从这个意义上讲,城市规划管理实际上充当着维护城市空间秩序的“法官”或“裁判”的角色，然而凭借规划管理部门现有的地位和力量,却又是力不从心的。

我国城市规划管理的工作系统如图1 所示，把城市规划作为一个系统来分析，城市规划的组织编制和审批管理作为决策系统，主要负责制定城市规划。城市规划实施管理是执行系统，它包括从建设工程的计划、用地安排到市政建设，管理工作贯穿于建设的全过程。城市规划实施监督检查是反馈系统，主要负责建设工程规划批后管理和查处违法用地、违法建设等管理工作。城市规划的法律规范是保障系统，系统运行的保障条件有很多，如组织、人员、体制、机制、法制等，其中法制保障尤为重要[2]。

从图1 可以看到，整个城市规划管理的全部内容是通过不同的层次系统显现出来的，它包括城市规划管理大系统，硕士论文 城市规划管理实施子系统和建设工程规划管理小系统。大系统包含了整个城市建设的空间布局，大到社会的、经济的、文化的，小到一个地块边界，时间跨度长则20 年，短则5 年。子系统包含了建设项目规划的选址管理，用地的规划管理和建设工程规划管理，组成了系统的有序结构。小系统则包含了具体建设环节的管理程序。为了使城市规划管理系统能够良性运转，协调操作，需要建立、健全一些基本的运行机制。如决策机制、协同机制、调控机制、监督机制、反馈机制。为了实现管理的目的，城市规划管理一般采用行政的方法、法律的方法、经济的方法、咨询的方法。

1.2 城市规划管理和项目管理的融合

一般而言，项目是指一次性的、临时性的活动，贝内特·p·利恩兹在他的《21 世纪的项目管理》的序言中第一句话就指出“项目是为了在预定进度和确定的预算范围内达到特定目的和预计效益的一种创造性方法”[3]。它具有独特性、多目标属性和生命周期性的特点，城市规划正是在一定的时间限制内（总体规划一般在10～15 年，详细规划一般在1～3 年），为了达到社会环境、人口发展、社会愿望的平衡所进行的一次性的、临时的、独有的工作。因此，城市规划可以作为一个项目。那么，从城市规划管理的现状看，将项目管理这一系统的、科学的、可量化的管理方法引入到城市规划管理中来是可行的而且是必要的。其理由如下：

（1）由于社会经济的复杂性，城市规划的顺利实施，需要不同领域的相互协作才能完成。充分利用自身能力的同时，也要大量控制外部资源，才能实现城市规划的多目标。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管理信息技术和电子商务的出现，项目管理工具的多样化，使城市规划项目管理的技术实现成为可能。

（2）城市规划管理部门要对城市发展变化更为敏感，解决问题的速度更快，成本更低。传统的科层式的组织结构严重，反应迟钝，无法应对这种变化，而项目管理要求的是扁平式的管理体制，矩阵式的组织方式相对于传统的科层式组织方式要灵活得多。

（3）建立程序化、科学化的管理制度。职称论文 市场经济条件下，除了健全的法律、法规的保障，建立程序化、公开化、科学化的管理制度更为重要。这种制度包括高效率的操作程序，科学严谨的操作过程和公正效率的操作方式，以减少管理人员的随意性，保证较高的透明度和较强的办事效率。项目管理的科学体系，灵活多变的方法，才适应管理规范化的要求。

（4）项目管理的引入是政府职能转变的必然要求。在新的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职能是服务的职能。运用经济手段提供服务、政策引导和组织协调，变过去的指令性管理为综合性的宏观调控管理。项目管理的多目标属性既保证了城市规划管理的权威性和原则性，又实现了政府管理的职能转变。

管理的有效性表现在管理的闭合性，城市规划管理应用项目管理的方法，建立封闭的系统管理模式，贯穿在项目的审批、实施、控制、监督的全过程（如图2）。2 城市规划项目管理模型的建立城市总体规划由于其时间的跨度很大，包含的内容非常综合，从项目管理的角度出发，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大项目(program)，从这个大项目(program)中，我们可以分发成若干个项目(project)[4]。同时，也体现了战略目标和项目目标的统一。传统的思路和做法是根据大项目中包含的内容而进行分类的。例如，根据图1 所示，城市的总体规划这个大项目可以分成若干个项目：项目选址规划，建设用地规划，城市交通规划，城市管线规划，景观绿地规划，居住区规划等等。这种分类按照行业对口的方式进行，但是由此产生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

（1）由于整个总体规划的综合性和同步性，由行业的形式进行分类，就会造成各个行业部门各自为政，自成体系，从总体规划的推进时间来看就会参差不齐，容易造成行业间的不协调和矛盾（如城市道路的“拉链”现象）。从而影响整个规划实施的进度，造成大量的重复建设和不良的经济效益。

（2）由于社会的复杂性和多变性，使得城市规划的实施也不会在原来的计划中进行，论文 “一个简单的事情，通过一系列稳定的复合过程，会引起复杂的后果”[6]。在总体规划这样一个大项目中，如果一个项目，比如道路交通或土地计划的变更，往往会导致市政管线、建筑工程、景观绿化、工业选址、居住区规划的一系列变更，而由于规划实施的超前、滞后等原因，这一系列的变更就会造成复杂的、甚至混乱的变化。那么，这种层层分解的“细化的复杂的工作（可预测的，线性的）又将被动态的复杂性（不可预测的，非线性的）的管理所替代。”这就使得这种分解成子项目的做法会造成更大的混乱和不确定性[7]。

城市规划作为一种指导、计划、控制、管理和决策系统，随着系统内区域和城市条件的变化，城市的空间发展目标应适时作相应的调整。在时间上要远近有别，短时间内要有足够的稳定性，对城市的每一个空间制定出具体的实施蓝图；而长期发展要有足够的弹性，以保证在规划的发展循环中不断的修订和完善。因而主要强调目标的过程管理和时间顺序管理，不是为了“详细地描述空间发展的最终状态”[8]。

项目管理本身就是一种变化的管理，如何将一系列的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让变化也能在计划的范围内变化[5]。我们考虑建立一种动态的城市规划项目管理模型以适应这个复杂的多变的大项目（program）。由此考虑用时间界限的办法发起若干个项目(project)。项目管理本身有明确的目标和确定的时间概念，对于城市规划这个大项目我们可以首先确定其时间目标，将大项目按年度分解成项目，即每一年作为一个项目（project）来建立项目管理模型。

例如，总体规划是15 年，我们把每一年的规划实施看作一个项目，按照总体规划的要求确定该年度的控制性详规（实施计划），明确实施目标，确定各个部门的规划实施范围，留学生论文 建立相应的项目团队，确定绩效/技术控制标准并严格实施。到一个年度结束，表明一个项目的终止。在总结年度项目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根据城市发展的要求，总体规划的部署以及外部环境的变化建立下一个项目，制定一个新的项目管理计划。用这种计划之中有变化，动态之中相对静态的做法，进行城市规划的实施管理（如图3）[9]。

从图3 中我们可以看到，根据城市规划项目管理的自身特点，这里列出6 项管理领域的内容：计划管理即综合管理（整体管理），绩效/技术管理包含了质量管理和费用管理，由于城市规划的质量标准和费用估算较难确定，可以建立相关目标体系来评估项目的绩效，以保证传统的质量、费用、时间三大目标的实现[10]。由于行政机构的加入，项目队伍建设本身包含了沟通管理的内容，因而没有单独列出。采购管理在宏观的规划实施管理中也没有专门列出讨论。

3 小结

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 城市规划管理面临新的严峻挑战，问题的关键在于既有观念上的偏差、权力上的有限、财力上的不足、操作上的无奈, 更有经济发展阶段的必然性和利益多元化所带来的难以调和的矛盾，干扰着城市规划管理的运作,在这种利益的冲突面前我国城市规划管理显得极其脆弱无力[11]。城市规划管理部门在社会诸利益的平衡中无法确保城市“公平”发展,更有甚者使我国城市规划管理往往成为城市发展的“门槛”。如何确立新形势下城市规划管理的地位与作用,最大限度地发挥规划管理的调控作用, 是实现城市规划自身价值的关键所在。

城市规划项目管理是以城市规划为对象，用项目管理的方法，对城市规划实施的全部活动所进行的决策、协调和控制行为，它是“一个复杂综合的有机整体的系统管理，是一个多层次、分系统，从宏观到微观的纵横交织的管理网络”[12]。这一管理过程可以归纳为“研究对象的本土化（局部问题），研究方法的规范化（在认识论指导下普遍接纳的研究方法的采用），研究结果的实效化（提高本土管理绩效）”。这种方法的具体实施，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13]。 参考文献：

［1］席酉民，韩巍.管理研究系统性再剖析［j］.管理科学学报，2002，（6）：1- 8.

［2］全国城市规划执业制度管理委员会.城市规划管理与法规［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0.

［3］［美］贝内特·p·利恩兹，凯瑟琳·p·雷.21 世纪的项目管理（第3 版）［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

社，2003.

［4］［美］美国项目管理学会（pmi）.项目管理知识体系指南（pmbok）(2000 年版).

［5］［美］j.d.费雷姆.新项目管理［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社，2001.

［6］［美］罗布·托姆塞特.极限项目管理［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03.

［7］郑锋.现代城市规划管理的本质和观念［j］.新东方，2001，（3）：13- 16.

［8］丘磐.科技项目管理之知识管理［j］.科技管理研究，2003，（4）：17- 22.

［9］李崇明“. 数字城市”及其认识与定位思考［j］.科技管理研究，2003，（4）：13- 16.

［10］gido clements. successful project management. south-westerncollege publishing.

［11］姜杰等.城市竞争力［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

［12］rory burke. project management-planning and control techniques (third edition). john wileyand sons ltd.

对建筑工程认识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建筑经济 建筑美观

谁都知道，一幢房屋建造起来，首先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居住、工作、休息等多方面的需要（少数专供观赏的建筑除外）。其次是建筑必须注意造价的经济，亦即必须顾及国家、人民当前实际经济能力的可能和合理地使用材料、人力。再次是必须尽可能使建筑物美观，这是因为建筑物是人们长期生活憩息的空间，它的形式优美与否，将长期地影响人们的精神生活。作为人民的建筑师的基本职责，便是必须在自己的创作中，同时满足这三方面的要求，求得适用、经济、美观的统一。 当然，求得适用、经济、美观的统一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因为，适用、经济的要求有时会和美观的要求发生矛盾。但这个矛盾的解决，不能从经济、适用服从美观的条件下来求得统一；相反的，建筑师只能在首先满足适用、经济的条件下来尽可能地讲求美观。然而，这决不是说，在这种条件下，建筑物就不能做到美观了，这是因为美观和经济之间的矛盾不是不能解决的矛盾，亦即不能认为建造一所美丽的房子，就一定要用上许多昂贵的材料，花费很多的金钱；正如设计出一件合用、美观的衣服，不是一定要用上许多绫罗绸缎一样。相反，用了许多昂贵的材料，贴上许多金银，却仍然可以成为十分‘恶俗’的作品。

可是，梁思成的见解却相反。在他看来，美观服从经济的原则是十分令人讨厌的，但梁思成不敢公然来反对这个原则，于是他便竭力从理论上来证明“美观与经济之间有矛盾”、或“民族形式与经济之间有矛盾”的不存在（《新建设》一九五四年二月号），并希望籍此来证明美观服从经济的原则的无意义，以便为建筑师追求华丽装饰的活动开辟道路。

可是梁思成举不出充足的理由来证明二者之间没有矛盾，他证明来证明去只是证明了“美观与经济之间是没有天然的矛盾的”（《新建设》一九五四年二月号），然而“没有天然的矛盾”和“没有矛盾”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建筑学上，我们只能认为美观和经济之间没有天然的矛盾（亦即没有不能解决的矛盾），但矛盾仍然是存在的；如果认为美观和经济没有矛盾，那末就完全取消了他们之间的矛盾，也就没有什么美观服从经济的必要了。可是他却不顾逻辑上的错误，竟暗中用“美观与经济之间是没有天然的矛盾的”的论点，替换了“美观和经济没有矛盾”的论点。同时，梁思成还提出另一论证道：“假使目前民族形式的造价要贵一些，那只是建筑工程材料及工程结构的问题”（《新建设》一九五四年二月号）。 看了梁思成这个论点以后，不能不感到他在抹杀事实。谁都知道，梁思成近年来所积极提倡的“大屋顶”乃是一种造价十分昂贵的屋顶。正如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八日《北京日报》所刊载的《给“大屋顶”算一笔账》一文所指出的，一九五五年“北京新的建筑中，由于有近一百万平方公尺面积的建筑上加盖了‘大屋顶’，就比盖平顶或水泥瓦坡顶多花了近六百万元。这笔钱可以用来盖面积五十万平方公尺的工人宿舍。”难道这笔巨大的浪费之所以产生，是由于“建筑工程材料及工程结构”的违反科学原则，而不是首先由于建筑师艺术处理之不当么？ 同上述思想相联系的是梁思成的建筑艺术和建筑材料、结构无关或极少有关的论点，他认为“使艺术服从材料结构就是削足就履。”（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所载梁思成文）但我们认为，建筑艺术（特别是其艺术形式）在极大程度上依赖于材料和结构。譬如说，古代的木结构的斗拱固然是我国古代人民为了减少立柱和横梁交接处的剪力的一种智慧的创造，然而在今天有钢筋混凝土以后，这种东西就纯粹变成了多余的东西。又如，在古代是为了糊窗纸用的雕花的窗格子，在今天有了大块玻璃以后，也就变得没有什么用处；而如果一定要安上雕花的窗格子，其结果必然是使房间光线暗淡不堪，不适于居住和工作。又如，利用旧式的砖木结构，恐怕即使最优秀的建筑师，也造不出近代化的高楼大厦，这种建筑只有钢筋混凝上的结构才有可能。特别是，建筑技术正在日新月异地发展，在苏联已经采用了大型预制板的制造方法，建筑艺术当然也就不能不随之改变。可以肯定地说，建筑艺术之服从建筑材料、服从结构技术乃是建筑艺术的基本特征，也是建筑艺术发展的必然趋势。然而梁思成却要求在钢筋混凝土上绘上油彩画，要求用钢筋混凝土来表现砖木结构。

梁思成由于片面地强调了建筑的艺术性，颠倒了美观和适用、经济之间的关系而造成的错误结论还不止此。他还从这一思想出发而歪曲了我国建设方针。谁都知道，我国当前建设的基本方针乃是集中一切财力、物力，首先进行工业建设。因此，保证国家工业建设的基本建设部门就不能不把艺术性较少的工业建筑放在第一位，把民用建筑放在第二位。特别是我们国家建设为时不久、更需艰苦奋斗的今天，显然不能因为过多地考虑到建筑物的艺术性而放松了经济的节约。

可是梁思成的见解却不是这样。他在《祖国的建设》这本小册子里讨论建筑工作者的当前任务时，不但没有指出建筑师应该首先重视工业建筑的设计，反而把民用建筑的设计，放在更重要的地位。同时，他在《新建设》一九五四年二月号上所发表的《建筑艺术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民族遗产的学习与运用的问题》一文中也是把艺术问题放在比经济、适用的问题更重要的地位。他在这篇文章中首先表示遗憾的是“建筑师自己对于建筑的艺术性似乎也没有给予应得的重视”。不能不认为他在这里颠倒了重要的和次要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最感缺乏的正是工业建筑方面的人材，今天的问题，也正是由于建筑师把艺术问题放到第一位，而造成了严重的浪费。

梁思成这些思想的错误，也可以从下面的事实看出来。在他领导下的清华大学建筑系内，一些学生乃至某些教师，不愿去学习工业建筑，只愿去学习古代建筑艺术；甚至某些学生在被分配到施工单位去实习时，竟认为个人前途黯淡。这不能不说正是在他的错误的思想指导之下所得到的必然的结果。

梁思成所提倡的“民族形式”实际上就是复古主义的主张

梁思成第二方面的错误，是在建筑形式上的复古主义，近年来，梁思成曾经积极提倡“民族形式”。可惜的是。在梁思成的理解中，竟把“民族形式”看成是和现实生活内容无关、不随生活发展的一成不变的范畴，把合乎今天中国人民需要的民族形式和中国古代的宫殿、庙宇等建筑形式等量齐观起来。当然，在建筑艺术上，我们也是赞成吸收我国古代建筑中的优秀手法来树立今天新的民族形式的。但是，形式的问题究竟不是最重要的问题。特别是中国古代的宫殿、庙宇等等建筑形式常常是为了表达一定的封建的内容的。因此，对古代建筑还必须从内容上加以分析，分清哪些是精华，哪些是糟粕；哪些在古代虽是精华，而在现在已成糟粕。对于新中国的建筑形式来说，当然它是为了表达今天新的社会主义的内容的，今天新中国的建筑，必须适应今天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生活的需要。

显然可见，古代的和封建内容相联系的那些建筑形式，不能不同今天新的社会主义生活内容发生矛盾；不能不去改变旧形式使它来服从于新的内容。这也就是我们所认为古代形式不能等同于今天的民族形式的基本原因。另外，我们还知道，人们对于“住”的需要是多方面的，特别是近代的人们生活内容极为繁复。对于如此多样化的内容，显然不能只由某几种有限形式来表达，更不能只由中国古代的庙宇、宫殿等有限的建筑形式来表达，必须根据生活需要，广泛吸收各种建筑形式来表达（包括中国的和外国的）。

但是，梁思成的理论恰恰与此相反。他在《建筑学报》一九五四年第一期《中国建筑的特征》一文中，曾总结了中国建筑的九大特征。但他在这里所表述的特征，基本上只是中国古代的庙宇、宫殿等建筑形式的特征，他一点也没有分析这些建筑形式和它所表现的内容之间有什么有机的联系；只是“纯形式”地分析了这些特征，使把它当作我国近代建筑，“无论房屋大小，层数高低”（《祖国的建筑》）都应该采用的形式。

我们不能否认，在中国古代建筑形式中，确有不少优秀的手法值得我们去研究和吸收；但这里所说的只是吸收，决不是抄袭。如果按照梁思成所主张的九大特征来办事，势必至于到处都盖上大屋顶，装上斗拱，其结果必然到处都和庙宇一般，哪里还谈得上什么反映社会主义的思想精神面貌！其实，即使从梁思成自己的“实践”中也可以看出这种主张的荒谬。比如在梁思成用来证明“无论房屋大小，层数高低”都可以用传统形式来处理的二张“想象中的建筑图”上，其中有一张是要在三十五层的高楼上盖上“大屋顶”（《祖国的建筑》），请试想一下，如果要在三十五层的高楼上盖上一个“大屋顶”，在下面的人是不是还能够看得见；而且，如果要使三十五层高楼上的大屋顶能够和下面的庞大建筑相称，这个大屋顶势必要大到和一个四十层的高楼相当。事实上，在梁思成所描绘的那张图中就已经表现了这一点。毫无疑问，这种做法，在实践上是行不通的。

在谈到梁思成的复古主义主张时，还必须提出他对待古代建筑的态度。而在这个问题上，他更是站在一种保守的立场。当然，我们对待古代建筑，不应采取粗暴的态度，而是应当采取保护的方针的。这是因为古代建筑都是出自古代劳动人民的创造，我们保护古代建筑，是为了尊重古代人民的智慧，尊重历史的发展，并且作为后人的一种研究和学习的资料。然而，我们不是为保护而保护，不是把古代的落后而腐朽的东西，都要当作民族珍宝来看待；也不是对于所有的古代建筑，不论其历史价值如何，不论其今天是否妨碍了人民生活，都要一律加以保护。 可是梁思成在对待古代建筑的问题上，却采取了一种无原则、无批判的歌颂的态度。并且主张实行一律加以保护的方针。即以北京城来说，北京城当然是我国古代都市的“无比杰作”，由南而北，一根中轴线，长达八公里，贯穿全城。这些都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的创造。然而，旧北京城的都市建设亦何至于连一点缺点也没有呢？譬如说，北京市的城墙就相当地阻碍了北京市城郊和城内的交通，以致我们不得不在城墙上打通许许多多的缺口；又如北京市当中放上一个大故宫，以致行人都要绕道而行，交通十分不便。可是，梁思成却看不到这些缺点。当然，我门不能用现代的眼光去要求古人，不能过分地去苛责那些由于受到历史条件限制所造成的古代都市中的一些缺点，但是我们也不能同意梁思成的这种论断，所谓北京过去“曾很好地为封建时代服务，今天它仍然能很好地为新民主主义时代的生活服务，并还可以再作社会主义时代的都城，毫不阻碍一切有利的发展”（《新观察》第二卷第七、八期）。

梁思成对于古代建筑物的这些错误观点，很明显，是不能不反映到他的实际主张上的。众所周知，梁思成曾提出要把北京城整个当作一个大博物院来加以保存，还提出城市建设的方针，应该是“古今兼顾，新旧两利”（同上）。他并曾一再顽固地反对拆除天安门前三座门、反对拆除西四、东四的牌楼，可是，梁思成的这些错误主张，却是一再在实践中破产，遭到了广大人民的反对。　所谓建筑上的“文法”、“词汇”论乃是一种形式主义的理论　在批评梁思成上述两方面错误思想的同时，我们认为还必须指出梁思成的“文法”、“词汇”论的错误；因为正是他的这个理论在为他的上述许多错误主张服务。　梁思成认为建筑和语言文字一样，一个民族总是创造出他们世世代代喜爱、因而沿用的惯例，成了法式。并认为：构件和构件之间，构件和它们的加工处理装饰之间，个别建筑物和个别建筑物之间，都有一定的处理方法和相互关系，所以我们说它是一种建筑上的“文法”。至于象粱、柱、枋、檩、门、窗等等，那就是我们建筑上的“词汇”，是构成一座或一组建筑的不可少的构件和因素（参看《建筑学报》一九五四年第一期）。　梁思成还根据这样的观点推论出：“如同文法对于语言、文字之运用有一定的拘束性一样，‘型范’、‘法式’、‘做法’对于材料、构件之运用也有它的拘束性。但在这拘束性之下，也有极大的运用灵活性，能有多样性的表现。”（《新建设》一九五四年二月号）有时又说道：“文法有时候是不讲道理的东西’（《祖国的建筑》）。接着，他又得出了一个关于创造中国自己民族形式的断语：“……不熟悉自己的建筑的‘做法’或‘法式’，我们似乎是不可能创造出一座新中国的建筑，犹如不学习并熟悉中国语言文字的词汇和文法就不可能写出一篇中文的文章一样。”（《新建设》一九五四年二月号）　梁思成还提出一个建筑的“可译性”的理论，认为：“如同用同一文法，把词汇组织起来，可以写出极不相同的文章一样，在建筑上，每个民族可以用自己特有的法式，可以灵活地运用建筑的材料、构件，为了不同的需要，构成极不相同的体形，创造出极不相同的类型，解决极不相同的问题，表达极不相同的情感。结论是：凡是别的民族可以用他们的民族形式建造的，另一个民族没有不能用他们自己的形式建造的。”（同上）　总之，梁思成的理论特点是，不适当地将建筑和语言处处加以比附，然后又从这种比附中做出种种结论。然而语言和建筑是两种不同的社会现象，机械地把语言和建筑加以比附，就必然要歪曲了建筑的实质，导致种种谬论。

早已有人指出，语言是一种没有阶级性的社会现象。而建筑艺术总要体现着一定的阶级的内容；因此，不能将这二者加以绝对的类比。但我们却认为梁思成的这套理论的恶毒之处，更在于它乃是一种资产阶级的形式主义美学理论，在于它还要为梁思成的唯美主义和复古主义的主张开辟道路。可以说，一切资产阶级形式主义美学理论的特征都是割裂了形式和内容的有机联系，脱离了内容来考察形式的。梁思成的这套理论也不例外。即以文法来说，“文法的特点就在于它给以词的变化的规则，不是指具体的词，而是指没有任何具体性的一般的词：它给以造句的规则，不是指某种具体的句子，……而是指一般的句子，是与某个句子的具体形式无关的。”①因此，文法可以把“词和语加以抽象化，而不管它的具体的内容。”②但是建筑上的法式却不是这样的东西。在法式中反映着人们的生活需求、工程技术经验乃至一定的艺术手法，因此，不能撇开法式所凝集着的那些具体内容不管，只是抽象地考察它们的规则。另外，我们还知道，语言中的文法构造的基础是可以在“很长的时期中都保留着”的，因此，文法对语言就有很大的拘束性；但建筑上的“法式”却不能不随着生活需要的发展、工程技术的变革乃至人们艺术观点的变化而变化。中国古代就没有近代化的医院、学校这种建筑；也没有钢筋混凝土和大块预制板；古代帝王对建筑艺术的要求，至多也是“壮丽以示威”，新中国新生活则要求反映社会主义精神面貌，因此，和生活密切联系的法式就不能不随之而变化，法式也就不可能有如同文法之对语言那样的拘束性。可是梁思成不顾法式和文法之间这些重大差别，竟把它们机械地加以类比，这只能意味着梁思成已经堕入了形式主义美学理论的泥坑。也正是梁思成把建筑和语言加以绝对的比附的结果，于是在梁思成的视野中，就只看见“文法”和“词汇”，并且把建筑艺术当作“文法”和“词汇”的组合；这样，当然也就使得梁思成把建筑艺术当作是一个同它的工程结构、材料无关的东西了。也正是由于梁思成只看到“文法”的拘束性，认为“文法有时候是不讲道理的东西”，认为不熟悉中国的“文法”或“法式”就不能创造出新中国的建筑，这才使得梁思成把新中国的创造性的民族形式同中国古代建筑形式混为一谈，而完全看不到当前生活面貌的变化，并要求把伟大的社会主义生活内容束缚在“文法”——亦即“法式”的拘束性之内。当然，在中国旧有的“法式”或“文法”中，是有不少优秀的东西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然而这决不意味着我们因此就不必用新的经验来丰富它，抛弃其中已经陈旧和过时的东西，而要像梁思成那样，把它奉为千古不变和“不讲道理”的教条。

这里还必须谈一谈梁思成所创造的建筑的“可译性”的理论的错误。正如上面所说，建筑同语言不能机械地加以类比，因此，认为不同语言可以翻译，而建筑也就可以翻译的理论是错误的。我们知道，建筑的“法式”、“构件”和它所要表达的内容是密切不可分离的东西，因而不能把形式和内容加以分割，认为建筑艺术只是不同民族的“文法”、“词汇”的组合并可以相互翻译。例如，罗马凯旋门翻译成中国的牌楼时，就不能成其为凯旋门，苏联天文馆上的圆顶，也不能翻译成中国的“大屋顶”式的建筑，因此，建筑乃是不可翻译的东西。应该指出：正是这种“可译性”理论竟变成了梁思成的一贯主张——主要不在于学习外来建筑形式（参看《新建设》一九五四年二月号）——的藉口。因为既然所有其它民族的建筑都可以“翻译”成中国建筑，那末当然也就不必学习其它形式了。这是和同志的“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③的指示相违反的，不能认为建筑上的民族形式就一定排斥其它民族的建筑形式，如象梁思成所主张的和党性、阶级性加以类比的“民族性”那样（参看《新建设》一九五四年二月号）。必须承认，建筑形式上的交流，是各个不同民族文化相互影响的一个有机部分，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认为“民族形式”乃是绝对互相排斥的东西。

梁思成的错误思想根源——资产阶级唯心主义。

从上所述，可以看出，梁思成在建筑理论的基本问题上，存在着一系列的严重错误。但还可以看出，梁思成产生这些错误的思想基础，乃是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一切的唯心论者都断言精神先于物质、意识先于存在。唯心论者的这些基本观点反映在认识论上，便是不从实际出发，不看事情的历史和全貌，只是凭着个人的好恶、臆想来做出种种错误的结论。梁思成研究建筑问题的方法正是这种主观主义的方法。正如我们在上面所指出，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建筑具有两个方面的功能——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可是他却完全颠倒了适用、经济和美观这两方面的正确关系。建筑艺术的特点便是必须受到技术、结构和社会需要的极大制约，可是他却完全撇开了建筑艺术的这方面联系，而只是孤立地考察建筑形式，并且把古代建筑形式当作是永恒不变的形式，梁思成还把建筑和语言这两种十分不同的社会现象乱加比附一番，并且从中做出种种牵强附会的结论。显然可见，这是一种错误的美学理论和建筑理论。然而，梁思成的唯心主义思想还不仅仅表现在美学、建筑的领域内，它还表现在社会的、历史的领域内。例如，梁思成在《建筑学报》一九五四年第二期上，撰写了《中国建筑发展的历史阶段》一文。他在这篇文章中，把中国建筑的发展，按照早已陈旧了的“断代史”的体例来划分阶段，甚而把明、清、民国的建筑都列为一期。这样也就看不出建筑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关系了。在同一文中，梁思成还认为建筑艺术和生产力乃至生产关系均无直接的联系。梁思成在许多其它论述中国古代建筑的论文、小册子内，都极少联系着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来考察建筑的沿革。正是由于梁思成撇开了社会历史条件来孤立地考察建筑问题，于是在梁思成的视野中就完全看不到建筑的社会功能（特别是物质功能），看不到建筑随社会需要的变化而变化的事实。这也就无怪乎、梁思成会认为虽然今天中国革命已经引起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可是梁思成的“文法”、“词汇”仍然可以“万古长存”了。

对建筑工程认识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项目管理；城市规划；城市规划管理；管理模型

0 前言

近年来，我国城市规划的制定已经上升到法律、法规的高度，各个城市都制定了完备的总体规划。总体规划一般以15 年为限，在此基础上，又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控制性详细规划，有的城市补充制定了修建性详细规划，通过专家评审和广泛的公众参与，形成法律条文，并得到城市政府部门领导的足够重视。然而，在我国城市规划实施过程中，如何进行协调有效的管理，却一直停留在长官意志，行政计划管理的阶段。我们国家的城市普遍受经济力量和城市规划管理力量不足的困扰，受到社会和政府控制力不强的影响，受到急功近利心态的支配，往往在城市规划实施中有统筹规划，却缺少统一的实施管理。例如，一条道路刚刚建好就因铺设管道而开挖，过几个月要铺设电缆，再开挖，再填平，道路被戏称为“拉链”。这不但给车辆和行人带来了不便，而且浪费了大量的人力和金钱。因此，对如何进行有效的城市规划管理应该予以足够的重视。

管理就是“在变动的环境中依赖人与物的互动而获得组织绩效改进的人类实践”[1]。从泰罗开始，开启了一条通向管理“确定性”的道路，管理由经验变成一门“科学”。人们试图找出人类活动的规律而进行组织、决策。城市规划管理这一管理实践活动有其自身的发展脉络和进程。这些庞杂的内容可以利用多种可能的途径和工具，找到城市规划管理的技术实现方法。本文就是试图为城市规划管理找到一种系统规范、容易控制和实施的管理方法。

1 城市规划项目管理研究的思路

1.1 传统的城市规划管理的运作模式

一切生产和公共事务的管理, 其共同的目的就是试图“最有效地运用现有资源来满足一定的预计的需求”。城市规划管理也是最有效地利用城市资源来满足城市可持续发展,它具体通过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综合调控,逐步实施。从这个意义上讲,城市规划管理实际上充当着维护城市空间秩序的“法官”或“裁判”的角色，然而凭借规划管理部门现有的地位和力量,却又是力不从心的。

我国城市规划管理的工作系统如图1 所示，把城市规划作为一个系统来分析，城市规划的组织编制和审批管理作为决策系统，主要负责制定城市规划。城市规划实施管理是执行系统，它包括从建设工程的计划、用地安排到市政建设，管理工作贯穿于建设的全过程。城市规划实施监督检查是反馈系统，主要负责建设工程规划批后管理和查处违法用地、违法建设等管理工作。城市规划的法律规范是保障系统，系统运行的保障条件有很多，如组织、人员、体制、机制、法制等，其中法制保障尤为重要[2]。

从图1 可以看到，整个城市规划管理的全部内容是通过不同的层次系统显现出来的，它包括城市规划管理大系统，硕士论文 城市规划管理实施子系统和建设工程规划管理小系统。大系统包含了整个城市建设的空间布局，大到社会的、经济的、文化的，小到一个地块边界，时间跨度长则20 年，短则5 年。子系统包含了建设项目规划的选址管理，用地的规划管理和建设工程规划管理，组成了系统的有序结构。小系统则包含了具体建设环节的管理程序。为了使城市规划管理系统能够良性运转，协调操作，需要建立、健全一些基本的运行机制。如决策机制、协同机制、调控机制、监督机制、反馈机制。为了实现管理的目的，城市规划管理一般采用行政的方法、法律的方法、经济的方法、咨询的方法。

1.2 城市规划管理和项目管理的融合

一般而言，项目是指一次性的、临时性的活动，贝内特·p·利恩兹在他的《21 世纪的项目管理》的序言中第一句话就指出“项目是为了在预定进度和确定的预算范围内达到特定目的和预计效益的一种创造性方法”[3]。它具有独特性、多目标属性和生命周期性的特点，城市规划正是在一定的时间限制内（总体规划一般在10～15 年，详细规划一般在1～3 年），为了达到社会环境、人口发展、社会愿望的平衡所进行的一次性的、临时的、独有的工作。因此，城市规划可以作为一个项目。那么，从城市规划管理的现状看，将项目管理这一系统的、科学的、可量化的管理方法引入到城市规划管理中来是可行的而且是必要的。其理由如下：

（1）由于社会经济的复杂性，城市规划的顺利实施，需要不同领域的相互协作才能完成。充分利用自身能力的同时，也要大量控制外部资源，才能实现城市规划的多目标。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管理信息技术和电子商务的出现，项目管理工具的多样化，使城市规划项目管理的技术实现成为可能。

（2）城市规划管理部门要对城市发展变化更为敏感，解决问题的速度更快，成本更低。传统的科层式的组织结构严重，反应迟钝，无法应对这种变化，而项目管理要求的是扁平式的管理体制，矩阵式的组织方式相对于传统的科层式组织方式要灵活得多。

（3）建立程序化、科学化的管理制度。职称论文 市场经济条件下，除了健全的法律、法规的保障，建立程序化、公开化、科学化的管理制度更为重要。这种制度包括高效率的操作程序，科学严谨的操作过程和公正效率的操作方式，以减少管理人员的随意性，保证较高的透明度和较强的办事效率。项目管理的科学体系，灵活多变的方法，才适应管理规范化的要求。

（4）项目管理的引入是政府职能转变的必然要求。在新的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职能是服务的职能。运用经济手段提供服务、政策引导和组织协调，变过去的指令性管理为综合性的宏观调控管理。项目管理的多目标属性既保证了城市规划管理的权威性和原则性，又实现了政府管理的职能转变。

管理的有效性表现在管理的闭合性，城市规划管理应用项目管理的方法，建立封闭的系统管理模式，贯穿在项目的审批、实施、控制、监督的全过程（如图2）。2 城市规划项目管理模型的建立城市总体规划由于其时间的跨度很大，包含的内容非常综合，从项目管理的角度出发，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大项目(program)，从这个大项目(program)中，我们可以分发成若干个项目(project)[4]。同时，也体现了战略目标和项目目标的统一。传统的思路和做法是根据大项目中包含的内容而进行分类的。例如，根据图1 所示，城市的总体规划这个大项目可以分成若干个项目：项目选址规划，建设用地规划，城市交通规划，城市管线规划，景观绿地规划，居住区规划等等。这种分类按照行业对口的方式进行，但是由此产生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

（1）由于整个总体规划的综合性和同步性，由行业的形式进行分类，就会造成各个行业部门各自为政，自成体系，从总体规划的推进时间来看就会参差不齐，容易造成行业间的不协调和矛盾（如城市道路的“拉链”现象）。从而影响整个规划实施的进度，造成大量的重复建设和不良的经济效益。

（2）由于社会的复杂性和多变性，使得城市规划的实施也不会在原来的计划中进行，论文 “一个简单的事情，通过一系列稳定的复合过程，会引起复杂的后果”[6]。在总体规划这样一个大项目中，如果一个项目，比如道路交通或土地计划的变更，往往会导致市政管线、建筑工程、景观绿化、工业选址、居住区规划的一系列变更，而由于规划实施的超前、滞后等原因，这一系列的变更就会造成复杂的、甚至混乱的变化。那么，这种层层分解的“细化的复杂的工作（可预测的，线性的）又将被动态的复杂性（不可预测的，非线性的）的管理所替代。”这就使得这种分解成子项目的做法会造成更大的混乱和不确定性[7]。

城市规划作为一种指导、计划、控制、管理和决策系统，随着系统内区域和城市条件的变化，城市的空间发展目标应适时作相应的调整。在时间上要远近有别，短时间内要有足够的稳定性，对城市的每一个空间制定出具体的实施蓝图；而长期发展要有足够的弹性，以保证在规划的发展循环中不断的修订和完善。因而主要强调目标的过程管理和时间顺序管理，不是为了“详细地描述空间发展的最终状态”[8]。

项目管理本身就是一种变化的管理，如何将一系列的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让变化也能在计划的范围内变化[5]。我们考虑建立一种动态的城市规划项目管理模型以适应这个复杂的多变的大项目（program）。由此考虑用时间界限的办法发起若干个项目(project)。项目管理本身有明确的目标和确定的时间概念，对于城市规划这个大项目我们可以首先确定其时间目标，将大项目按年度分解成项目，即每一年作为一个项目（project）来建立项目管理模型。

例如，总体规划是15 年，我们把每一年的规划实施看作一个项目，按照总体规划的要求确定该年度的控制性详规（实施计划），明确实施目标，确定各个部门的规划实施范围，留学生论文 建立相应的项目团队，确定绩效/技术控制标准并严格实施。到一个年度结束，表明一个项目的终止。在总结年度项目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根据城市发展的要求，总体规划的部署以及外部环境的变化建立下一个项目，制定一个新的项目管理计划。用这种计划之中有变化，动态之中相对静态的做法，进行城市规划的实施管理（如图3）[9]。

从图3 中我们可以看到，根据城市规划项目管理的自身特点，这里列出6 项管理领域的内容：计划管理即综合管理（整体管理），绩效/技术管理包含了质量管理和费用管理，由于城市规划的质量标准和费用估算较难确定，可以建立相关目标体系来评估项目的绩效，以保证传统的质量、费用、时间三大目标的实现[10]。由于行政机构的加入，项目队伍建设本身包含了沟通管理的内容，因而没有单独列出。采购管理在宏观的规划实施管理中也没有专门列出讨论。

3 小结

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 城市规划管理面临新的严峻挑战，问题的关键在于既有观念上的偏差、权力上的有限、财力上的不足、操作上的无奈, 更有经济发展阶段的必然性和利益多元化所带来的难以调和的矛盾，干扰着城市规划管理的运作,在这种利益的冲突面前我国城市规划管理显得极其脆弱无力[11]。城市规划管理部门在社会诸利益的平衡中无法确保城市“公平”发展,更有甚者使我国城市规划管理往往成为城市发展的“门槛”。如何确立新形势下城市规划管理的地位与作用,最大限度地发挥规划管理的调控作用, 是实现城市规划自身价值的关键所在。

城市规划项目管理是以城市规划为对象，用项目管理的方法，对城市规划实施的全部活动所进行的决策、协调和控制行为，它是“一个复杂综合的有机整体的系统管理，是一个多层次、分系统，从宏观到微观的纵横交织的管理网络”[12]。这一管理过程可以归纳为“研究对象的本土化（局部问题），研究方法的规范化（在认识论指导下普遍接纳的研究方法的采用），研究结果的实效化（提高本土管理绩效）”。这种方法的具体实施，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13]。 参考文献：

［1］席酉民，韩巍.管理研究系统性再剖析［j］.管理科学学报，2002，（6）：1- 8.

对建筑工程认识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独立学院 建构主义 大学物理 目标维度

【中图分类号】G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6）10C-0150-03

大学物理在高校理工科学习中是很重要的一个基础环节，具有延伸和辅助的作用。很多高校的大学物理教学要求较高，对物理教师的要求也相应提升。不过，就独立学院的现实情况而言，大学物理的教学具有其特殊性。独立学院一般比较重视专业课程的学习和应用，对于基础类课程往往不太重视，大学物理课程也在其中。如何在有限时间、空间和资金的基础上做好独立学院大学物理教学，是当前独立学院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将建构主义理论运用于独立学院大学物理教学中，能有效地改善独立学院学生大学物理的学习状况。

一、建构主义理论对独立学院大学物理教学的意义

建构主义理论可追溯到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的结合，其认为主体不能直接通向外在世界，而只能利用内部建构的基本认识原则组建经验，从而发展知识。杜威的经验性学习理论、维果茨基的教育思想、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都深受建构主义思想影响，形成了自成体系的教育理论。20世纪，行为主义学习理论的进一步发展逐步形成了建构主义理论，使当代学习理论研究出现了革命性的转变，成为现论学习研究的现状和走势，推动了当代教育心理学的一次重大革命与突破。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核心就是要让学生主动地对所学知识产生兴趣，积极地去建构知识，由被动变成主动，从而提升自我的知识水平。这种教学方式可以很大程度地提升学生的学习自主性、主动性和积极性，尤其适用于独立学院学生的学习。独立学院是一种新型的办学模式，它的目标是培养复合型、应用型的人才。但是，在独立学院物理课程教学中，存在课时安排少、学生基础知识薄弱、学习态度不端正等问题，因而，大学物理的教学改革需要由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来指导。

传统大学物理教学一般以教师为中心，采取满堂灌输的方式，老师在黑板前板书，学生在下面记录，学生的学习完全处于被动状态。而且，在现实中很多独立学院为了节省经费的开支，大学物理课程采取大班授课的方式。一个老师面对上百名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精力难以顾全，更谈不上引导学生的学习了。而独立学院的学生又具有自身的特点，他们的知识基础相比一般本科学生而言是比较薄弱的，学习的主动性和自觉性也低于其他本科学生。大学物理的教学情况和条件使他们更加拒绝接受相关知识，只能维持低水平的吸收状况。但是作为基础课程，大学物理的学习直接决定了一些理工科学生的知识成长。知识系统的基础如果没打好，学生知识体系的建构就会受到影响，学生对大学物理的学习更提不起兴趣，从而形成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

因此，我们可以以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为中心进行相应的教学改革，让学生学习兴趣得到提高，学习氛围得到改善。学生要由被动接受知识的对象转变为信息加工的主体、知识的主动建构者，教师要由知识的传授者转变为学生主动建构的帮助者、促进者。师生都要进行角色的转换，从而形成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学习环境相适应的新的教学模式、教学方法和教学设计思想，以此引领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

二、独立学院大学物理教学目标维度的探讨

在传统思维和教育教学理念下，大学物理课堂教学经常忽视学生对新知识的发现、萌芽、发展和形成过程；忽略了对学生物理思维、物理思想和物理方法的培养；忽略了教育应具备教书育人的作用，在传授知识的同时，更应注重兴趣的培养、正确价值观的形成和道德教育的渗透。将建构主义理论运用于大学物理教学中，也应将其渗透到物理教学的三大目标维度即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和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之中。

（一）知识与技能维度。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强调，学生不是空着脑袋进教室的，所以教学不能无视学生原有的背景经验。独立学院学生本身知识基础薄弱，知识结构体系并不完整，对大学物理知识的吸收和理解被限定在一定的程度上。因此，在课堂教学中，教师绝不能忽视和抹杀学生在日常生活和先前学习中形成的知识经验，不能简单地从外部对学生实施知识的“灌输”，而应当以学生已有的知识、经验的总结为新知识的生长点，引领学生从原有的知识和经验总结中拓展、派生出新的知识。也就是说，教师需要根据学生知识经验并结合学生专业需求，在教学中协助学生在原有的知识基础上搭建其合适的立体的认知框架，并在其中不断地对各种信息进行加工和处理，新旧知识在框架中不断地转换，从而形成学生自己的知识框架体系。

（二）过程与方法维度。独立学院培养的学生偏重于技术型、应用型。学校对学生动手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要求很明确，对学生的要求也是相对较高的，但独立学院学生的相关能力却是较弱的。在大学物理课堂教学中，我们需要用物理学家探究物质世界的科学思维、方法和过程来指导、引领学生对知识的学习，使得学生的每一次学习过程都是一个合理、完整的科学探索、发现、探讨和思考的过程，从而提高学生的各方面能力。在这样的教学中，学生能够真正看到物理问题是怎样被提出、发现和发展的；学生还能够看到，如何从多个角度来分析、思考问题，有利于最终解决问题；并由此真正体会到在探索与发现并存的学习方法和环境下，学习物理知识的能动性及其乐趣。除了在教学中渗透能力和思维方法的培养外，物理实验也是大学物理教学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大学物理实验一方面可以巩固提升物理知识水平，另一方面则是为以后的专业实验打下基础。学生通过大学物理实验的训练，提升自己的动手能力，并且在实验过程中培养出团队合作的精神，进一步培养学生的人格和素养。但是，大多数独立学院物理实验的基础并不牢固，很多实验由于设备不足不能完成，学生学到的知识没有通过实践来巩固，间接地导致了实践知识的欠缺和薄弱，这样物理知识系统的构建就会出现瑕疵。

（三）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维度。独立学院学生学习兴趣相比其他本科院校而言较为薄弱，如何将枯燥无味的课本知识变成具有吸引力的课堂，这是教师不得不思考的问题。其实物理作为一门理论学科，却又不是纯理论的，它与实际生活、生产科技密切相关，日常生活中的种种现象无不透露着物理的奥妙。因此，教学的重要目的之一是使学生能将学到的知识更好地应用到工作和生活中。在学生已有的知识基础上，通过学生生活中能见到的例子或情境引起学生共鸣，吸引学生的注意，这样可以极大地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和热情。教学时将物理知识隐含在这些情境设计中，并和专业知识融合在一起。这样，学生在学学物理知识的同时也加深了对自己专业的了解。浓厚的学习兴趣和良好的学习态度可以提升学生的学习主动性，更能拓展学生逻辑思维、开阔学生视野，锻炼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创新思维。在此基础上，学生学习物理新知识的适应力也增加，能够最大限度地激发原有知识的拓展作用。

三、基于三大目标维度的大学物理教学设计的提升和应用

根据建构主义理论，大学物理教学设计相对于老式教学设计，更要考虑学生知识系统的建构过程。但由于学生一直是在传统教学模式下成长起来的，突然接受新式教学方法可能会出现难接受或抵触现象。这样，既不能完全照搬构建主义理论的教学方法，也不能固守传统的单主体教学模式。教师应当根据独立学院学生的特点和实际情况，以建构主义理论为基础，融合传统教学的优点，创造出适合独立学院学生的教学模式。

（一）激发兴趣，精彩导入。教师精心设计每一节课的课题导入环节，设计好课堂的铺垫。课堂导入是对学生以前知识的巩固和系统整理，通过导入，引出新的知识点，在新的知识高度上帮助学生优化知识。课程的导入可以和生活相结合，组成一个情景环境，使得学生身入其境，引发共鸣和兴趣。还可以将专业知识与物理知识结合，使得学生明白大学物理与专业知识之间的关系，从而更正自己的学习态度。大学物理教学还应该和人文教育结合，将物理知识与人文素质结合在一起，在教学中渗透德育。教师可以利用人文事例，寻找其中的物理知识点，并将其灵活运用到物理课堂上。例如，学习动量定理时通过“最美妈妈”的事例引入课题，“那一刻她挺身而出，接住生命”，让我们敬仰，相信也会让学生感动；学习动能定理和机械能守恒定律时，让学生计算物体从高处下落的动能，体会高空坠物的危害，“拒绝高空坠物从我做起”，每个人都要做一个有文明有道德的公民。总之，课堂可以从兴趣、专业和人文三个方面出发，组成一个新的课堂导入方式。

（二）多元化的教学方式。教学方式的多样性取决于教学理念的改变。从建构主义理论出发，要求教学方式应该以学生为主体，师生互动；以学生自学为主，善于提问和思考，并学会批判思维。将教师板书、学生听取的传统教学方式转变成以学生为主，学生参与教学中，学生提问、老师答疑的方式。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不同水平、专业和所学内容，采取情景式、合作式、研究式等多种教学模式。所谓情景式教学，就是创设一个更容易让学生建构新知识的情境，让学生在与周围情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对蕴含相关物理学原理的社会或者生活情境在内化知识时进一步提炼加工。所谓合作式教学，就是通过将学生分成一个个小组，合作进行课题研究或实验，在合作过程中，培养学生的探索精神、实践能力和协作精神。所谓研究式教学，是指将课程的内容转变成生活、生产或科学中的实际问题，以学生为中心，在教师的帮助下按照科学研究的模式来分析、解决这些问题，侧重于引导学生主动获取物理知识和解决物理问题，提升学生自己的探索能力和求知欲望。大学物理教学课堂采取多元化的教学模式，有助于加大课堂吸引力，提升教学实效性。

（三）教师控制教学中的精讲与点拨。教师可以根据独立学院学生知识体系的特点，选择重点讲解和浅层分析。还可以根据学生不同专业需求，加深专业相关知识的讲解，给学生形成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当然，教师在控制教学同时，一定要学生做好课前准备，鼓励学生收集课程内容相关的资料，与当前的课堂内容联系在一起，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创造性。

（四）巩固与转变，利用实践构建学生的知识体系。巩固与转变是教师们必须考虑的问题，想要真正掌握一门知识，必须达到举一反三、灵活运用的境界。在课堂传授知识后，教师还必须注意到如何将这些知识巩固、升华和运用。独立学院可以创造一个良好的巩固知识的环境，如教师可以鼓励学生申请创新创业活动，参加自己的课题研究，参与各种相关竞赛和调查，使得他们通过这样的社会实践进一步提升自己的物理知识水平，同时也开阔了学习视野和创造精神。独立学院可以为这样的良性循环提供相应的物质保障、制度保障和人员保障，给予学生和老师相应的表彰和奖励。学生在一系列的教学模式培养下，充分吸收知识理论，增强自己的实践能力，构建出适合自己的知识体系，并且在这个知识体系上面，进一步发展自己的各学科知识，完成建构主义理论所提倡的自主性学习。

总之，作为公共必修基础课的大学物理课程，不仅仅要教授学生相关的物理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思想方法，从而培养、提高学生的科学素质，激发对科学的求知欲望及创新精神。教学中以建构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学生为中心，将知识、方法、能力和情感态度价值观教育熔于一炉，才能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参考文献】

[1]季颖，林波，李宽.基于建构主义理论的大学物理教学模式改革[J].吉林建筑工程学院学报，2014（10）

[2]马保科，常红芳，孙琳，等.建构主义逻辑下大学物理教学学生素质的科学培养[J].科教导刊，2015（1）

[3]张晓艳，王青狮.基于转变学习方式的建构主义视角下的大学物理教学模式思考[C].2014年全国高等学校物理基础课程教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4：158-160

【基金项目】2015年桂林理工大学博文管理学院教改项目（JYJG20150003）；2016年度广西高等教育本科教学改革工程项目（2016JGA424）

【作者简介】杨达莉（1978― ），女，广西南宁人，桂林理工大学博文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物理教育。

对建筑工程认识论文范文第8篇

笛福通过强调前景中一只普普通通的瓦罐 (earthenware pot)，企图说服我们去观望那远方的岛屿和孤独的心灵。笛福对这只瓦罐的泥性和结实毫不怀疑，他叫大自然服从于他的设计，将宇宙万物绳之于人的意志，由此达到和谐。可当我们掩卷之时，是否有理由这样发问：为什么一只普普通通的瓦罐所提供的视角，一边让我们感悟到宏伟高大的人头顶灿烂星空，屹立于崇山大洋之前，一边却让我们仍得不到充分的满足感?

伍尔芙把鲁滨逊的瓦罐作为小说中的主要表征意象，提醒我们要注意人类与其所创造的物件之间的借喻关系 (metonymy)，同时也提醒我们注意这种借喻形象的局限性。在她的解读中，笛福(不如说,鲁滨逊)对于瓦罐的泥性及真实性的执着，营造了一种拜物教的氛围，从而诱发了这一借喻的历史意义以及它在18世纪的美学蕴涵。此处的瓦罐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物神(fetish)，但它绝对不是原始人的那种物神而是现代人的物神，因为伍尔芙认为它承载着现代人将大自然统治于自己的意志之下的象征。笛福让其主人公主宰宇宙万物的意图，给小说嵌入某种隐密的暴力因素，促使伍尔芙在上述引文的结尾处提出了一个并不希求回答的问题。然而，伍尔芙的问题并不仅仅是一个修辞性的反问，因为它同时还为鲁滨逊作为陶罐的制造者与拥有者的身份蒙上了一层疑问。笔者认为，这一疑问可能源于陶罐本身的来历不明。

18世纪以来，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反复使用鲁滨逊作为经济学的原型，并由此出发，建立他们宏大的理论体系。自小说《鲁滨逊漂流记》的头两卷在1719年初次面世以来，那个在荒岛上踽踽而行的鲁滨逊就不断地出现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写作中，直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鲁滨逊生产方式的所谓“原始”状态做出如下反讽：“经验告诉他这些,而我们这位从破船上抢救出表、账簿、墨水和笔的鲁滨逊，马上就作为一个道地的英国人开始记起帐来。” 马克思又说：“作为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出发点的单个孤立的猎人和渔夫，属于18世纪缺乏想象力的虚构。这是鲁滨逊一类的故事，这类故事绝不像文化史家想象的那样，仅仅表示对过度文明的反动和要回到被误解了的自然生活中去。同样，卢梭通过契约来建立天生独立的主体之间的关系和联系的‘社会契约’，也不过是以这种自然主义为基础的。这是假象，只是大大小小的鲁滨逊一类故事所造成的美学上的假象。”

前面已经提到伍尔芙对鲁滨逊的瓦罐的解读，尽管伍尔芙没有细致地为我们分析小说中的美学虚构形式，但由于瓦罐在笛福的小说中应运而生，成为鲁滨逊“原始生活”写照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是不是可以接着马克思和伍尔芙，再进一步追问：鲁滨逊在荒岛上制造那些瓶瓶罐罐的“原始生活”究竟成就了怎样的一个美学虚构形式？本文在试图回答这个问题的同时，打算围绕鲁滨逊的瓦罐，以及鲁滨逊作为罐子的制造者和拥有者这一身份，展开对近代英国文学研究和科学史研究中的大前提和方法论的质疑，并在史料和文本细读的基础上探索出一条新的研究思路。

从科幻小说到现实主义

我们知道，欧洲人开始直接参与亚洲国家之间的进出口贸易始于15世纪，大宗的进出口产品包括丝绸、茶叶、布匹以及瓷器等等。弗兰克在他最近出版的《白银资本》一书中写道：

欧洲人通过参与亚洲国家内部的‘短途贸易’要比他们从亚洲的进口贸易中获利要多得多，尽管后者使得他们能够在向非洲和美洲的再出口贸易中进一步获利。因此，欧洲人能够通过参与亚洲内部国与国之间的贸易从亚洲国家获取更多的利益；而他们最终还是靠美洲的白银才达到这一目的的。

欧洲人喜好的亚洲商品中有丝绸、茶叶、印花布、瓷器。中国瓷器，也叫真瓷(白瓷)，在世界贸易中流传甚广，成为其它地方的瓷器制造商极力效仿的产品。 时至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瓷器成为欧洲贵族家庭中最为时髦的奢侈品。可以说，在笛福时代，是瓷器而不是伍尔芙眼里的瓦器，得以在全球的转喻交换网络中广泛地流通。在这一背景下，我们来讨论的陶罐或瓦罐何以在《鲁滨逊漂流记》一书中应运而生，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笛福小说的出版时代正值早期现代世界贸易进入高峰，而后者与欧洲对他国的殖民扩张又紧密相关。

在《鲁滨逊漂流记》中，主人公鲁滨逊把他自己制作的器皿叫做earthen ware，没有叫 porcelain 或 china ware。但笛福写作这部小说的时代正是欧洲人追求中国青花瓷的鼎盛时期，而同一时期，笛福还发表过几篇文章抨击进口瓷器，他认为进口瓷器给英国经济和社会道德风貌带来了种种负面影响。 如此，《鲁滨逊漂流记》中主人公的陶瓷实验在这种背景之下就显得具有双重意义了。笛福的评论文章显示，他对于白瓷和其他陶制器皿之间的技术差异及其象征意义有着浓厚的兴趣。事实上，在威廉国王的治下，笛福本人曾经在大火后扩建伦敦的建筑工程中，试图生产砖块和一种荷兰式的仿宜兴瓷波形瓦片，以迎合伦敦在重建和扩建中对建筑材料的需求的增长。在1690年代，他还与别人合伙投资，成了一个砖瓦厂的业主。根据珀拉 ? 贝克沙埃德（paula backscheider）的研究，笛福在英国埃塞克斯的砖瓦厂是他的主要产业，每年可以使他净得600英镑的进帐，同时他也相信这项产业比起其它的项目来，将是他家庭经济的一个更可靠的保证。

威廉国王的统治时期正值中国瓷器风靡世界市场，成为正在上升的欧洲“中国热”的顶点，并在此后几十年一直统治着贵族们的品味。笛福对这一趋势不满，责怪威廉国王和玛丽王后倡导了四种奢侈的嗜好，继而为国民效仿，成为举国的“异教偶像。”这四种嗜好分别是：园艺、绘画、东印度棉布和中国瓷器。笛福不无忧虑地说，皇家的品味业已普及为“平民百姓的品味，以致于伤害了我们的贸易，毁坏了我国自己的制造业和穷人的利益；因此议会曾几度被迫制定两条法案遏制这种趋势，从而最终禁止使用这些产品。” 谈及进口瓷器，笛福写道：

用瓷器装饰室内我认为是王后首开先河，在国内渐成风气，继而发展到一种奇怪的地步：每一个橱柜、壁柜、和壁炉烟囱上面都摆满了瓷器，一直顶到天花板。在缺乏这类空间的地方，甚至专门设置摆放瓷器的架子。最终成为沉重的经济负担，乃至危及到家庭和产业。

撇开笛福对于威廉国王和玛丽王后的反感不谈，他在生活和创作中对瓷器所形成的观念却值得我们思考。作为一个实业家，笛福曾投资砖瓦厂，与此同时，他又是外国进口瓷器的直言不讳的批评者，甚至在《鲁滨逊漂流记》的第二卷中对瓷器大加讽刺。（笛福小说前两卷于1719年初版，第三卷在1720年问世。林纾和曾宗?两人合译的文言文《???O?流?》包括头两卷，而后来流行的白话中文译本只译第一卷。）瓷器与其它陶制品之争的主题，无疑表达了笛福抵抗外国奢侈品侵入英国市场的保护主义立场。然而，经济领域的现象从来就不是纯粹的经济现象，它很容易就在隐喻的层面上实行灵活的符号转换。也就是说，18世纪的瓦器和其它陶制品不能不令人联想到瓷器，反之亦然。《鲁滨逊漂流记》中的earthen ware正是在隐喻的层面上与瓷器互文，从而使瓷器以“缺席”的身份存在于小说之中。

笔者这里要强调的是，18世纪物质文明之间的竞争，在笛福的写作中经历了一次不同寻常的嬗变，才使小说《鲁滨逊漂流记》成为一个纯粹的关于（白）人“在自然状态下独立生存”的故事。在这一意义上，笔者把鲁滨逊在荒岛上进行的制陶实验称作是“殖民否认”（colonial disavowal）的修辞表征。下面的分析将展示这种“殖民否认”的修辞是如何在文体与语境等多方面极大地影响了笛福的小说叙事。若要理解这种修辞是如何在文本中发挥功能的，笔者认为不应简单地将常见的（鲁滨逊的冒险故事）寓言式的解读置换成另外一种解读，而应该去追问故事中瓷器的“缺席，”并试着解释这一“缺席”是如何规定了鲁滨逊的器物在小说中的转喻作用。瓷器在《鲁滨逊漂流记》第一卷中的“缺席”十分显著——这一外来物如同鬼魂一般，游荡在笛福的书写边界，并与试图将其排斥在外的叙述者的权威力量进行较量。

尽管鲁滨逊瓦罐的实在和独特一经伍尔芙解读，似乎已被消解或变形成为其它事物的象征，但它在本文中仍有另一个复杂的层面有待考虑。18世纪的欧洲人，在极力控制进口物品中奢侈品的价值，生产赝品参与国际市场上的竞争的同时，对下述问题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科学兴趣：如何分辨真瓷、“软胎”瓷 (pate tendre) 和其它类型的陶瓷？如何将它们分门别类？ 炼金术士以及科学家们花费了多年的精力，试图发现和确定所谓“真瓷”(true porcelain)与较常见的欧式“软胎”瓷以及陶器之间的不同“科学”价值。与此同时，欧洲人开始对真瓷的基本构成， 继而对中国高岭土和瓷石进行研究。对高岭土和瓷石及其欧洲变种的探索使得陶和瓷之间产生了有趣的质的区分，即真瓷与软胎陶瓷的区别，如fa?ence和delft。换言之，从“科学的”角度来看，来自中国的真瓷与普通陶器和欧洲本土的软胎瓷品之间出现了“本质性”的区别，它赋予对象在价值和品质上的差异，而这一类差异对于当时的商人、科学家、收藏者和制造者是至关重要的。

了解这一点，对我们理解《鲁滨逊漂流记》的瓦罐情节能够带来什么新的启示呢？它是否可以导向对《鲁滨逊漂流记》的新阐释呢？彼得 ? 休姆（peter hulme） 在其《殖民遭遇》一书里，有一章写到“鲁滨逊与星期五”，并由此对伊安 ? 瓦特 (ian watt) 1957年出版的《小说的兴起》以来，关于笛福研究中颇有影响的两派批评提出了挑战。其中一派即是由瓦特本人代表的“经济个人主义”和形式现实主义的学说；另一派则是将笛福的小说作为“清教寓言”的所谓的“精神自传”读解。 与之相关的问题是，《鲁滨逊漂流记》作为英国文学史第一部真正的“现实主义”作品的说法到底能不能成立？休姆对瓦特著作的论点是这样概括的:其一，《鲁滨逊漂流记》是一部了不起的具有现代现实主义特征的“个人主义”小说；其二，它在很大程度上符合瓦特所谓“形式现实主义”的一般规范；再者，小说通过鲁滨逊的冒险行为展现了“资本主义本身的动力趋向，它从来都不仅仅是满足于维持现状，而是不断地改变现状。” 但是休姆认为，笛福小说流水账般的叙述和无所谓形式的故事情节，并不能满足瓦特所要求的形式现实主义和内在的统一之规则（此乃资产阶级美学之试金石），这样一来，瓦特的理论基础就不攻自破了。

正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也为了捍卫《鲁滨逊漂流记》的形式和叙事上的统一，另一些评论家则开始将小说与清教徒的日记类比，用所谓“清教寓言”的方式来解读它。 根据这种解读，《鲁滨逊漂流记》中有一种内在的精神模式，此模式使得叙事人在对每时每刻平凡经验的记录过程中去理解神的旨意，他的日常生活由此获得意义。这种精神模式，而不是瓦特所谓的形式现实主义，才给予笛福的小说叙事以真正的意义。然而，后一种解读策略及其对于叙事统一原则的追求遇到了另一连串的解读问题。用休姆的话说，“《鲁滨逊漂流记》的精神读解根本上没法摆脱这部非宗教小说的世俗气，人们对它的阐释得不到作者[权威]的声音之引导，因为小说是打着主人公亲自写作的旗号出版的。正如瓦特所说，鲁滨逊声称‘自己撰写’本身就是在强调个人经验（尽管是虚构的）的重要性，其反叛性与笛卡尔当年的‘我思故我在’如出一辙。” 简言之，休姆认为，《鲁滨逊漂流记》的“现实主义”读解和“精神叙事”读解之争替我们勾勒了两个截然不同的笛福：一方面是瓦特的“现代”笛福——如笛福/理查逊 （samuel richardson）/菲尔丁 (henry fielding)；另一面则是17世纪的笛福——如弥尔顿/班扬 (john bunyan)/笛福。

休姆于是另辟蹊径，主张将《鲁滨逊漂流记》作为一本关于“加勒比海域”的书或殖民叙事来读。他认为笛福小说中出现的新主体“不仅是个人意识，同时也是民族意识；两者都是从‘加勒比海域’这个作坊锻造出来的。当然，此处的‘加勒比海域’对于英国来说既是寓言式的又是历史的，其中的社会关系既是个体的又是国际的。” 詹姆斯? 乔伊斯也曾有力地发表过类似的论点。休姆引述了他的观点：“英国征服世界的真正象征寓于鲁滨逊 ? 克鲁索，整个盎格鲁--萨克逊精神也寓于克鲁索：男子气的独立与下意识的冷酷；坚韧不拔；沉稳而有效率的心智；的冷漠；务实而平衡的宗教精神；以及精明的缄默。” 休姆通过对个体的和国际的社会性关联的强调，将早期批评中形式主义者主张的“现实主义”读解和精神读解的基点，转移到了殖民主体性的研究上来。他对于鲁滨逊和星期五之间的殖民交往的分析就是一个很好的个案。休姆利用这一个案说明，“《鲁滨逊漂流记》的故事在19世纪帝国霸权性语境下变成了一个少年的冒险经历，这无疑凸现了否认殖民活动的托辞——一个人在荒岛上踽踽而行，建构了一个朴实而道德化的经济实体，从而成为一个慈善宗主执掌的王道乐土的基础。”

休姆的见解对于我们重新审视笛福的小说乃至整个英国文学无疑具有重大意义，然而他的观点中关于“现实主义”的新历史主义分析路径仍然不能解释，殖民主义是如何落实并把握它自身的“现实性”或真实性的。《鲁滨逊漂流记》后来变成19世纪帝国主义语境中的少年历险记这一点，的确构成“殖民否认”的托辞，但是这一托辞的“现实性”却亟待进一步审视。比如，在《爱弥尔》一书中，卢梭把笛福小说视为“儿童故事”，从此开始了一个漫长的对《鲁滨逊漂流记》采取教育指南式的标准读解的历史。在此书的第三卷中，卢梭就是这样写的：

鲁滨逊在荒岛上，没有同胞的帮助，也无法继续从事各种艺术活动，但是他寻到了食物，保存了生命，而且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享受。这一点足以使各种年龄的人们感兴趣；对于儿童来说更是魅力无穷。我们完全可以将原本是文学描述的荒岛转换为现实。

卢梭所谓的“我们完全可以将原本是文学描述的荒岛转换为现实”是什么意思呢？或许我们可以从这里透视笛福小说的内部和外部的“真实” 状况。问题在卢梭对爱弥尔的下述观察中被复杂化了：爱弥尔对于鲁滨逊的模拟像是在构建“少年时代的空中楼阁。此时的少年除了食物与自由以外尚不知其它什么幸福。” 卢梭语言中“现实”与“空中楼阁”之间的转换十分有趣，这里的大前提好像是儿童的想像力毫无羁绊，他们本来就无法把二者区别开来。但问题是，《爱弥尔》是一部哲学论著，它的真正读者是受过良好教育的成年人，这些成年人不但有足够的思辨能力去区分现实领域和“空中楼阁”，而且有可能对《爱弥尔》一书作出对作者不利的评价，说《爱弥尔》“与其说是一部论教育的著作不如说是一个幻想家关于教育的奇思异想。” 卢梭对于自己幻想中的“空中楼阁”的默认为我们明确点出了《爱弥尔》与《鲁滨逊漂流记》之间的喻指关系。两部作品之间的交叉点则发生在科幻小说的想像域之中，卢梭关于教育的科幻想像反过来提醒我们，笛福小说是否同样扮演着科幻小说的角色？

而卢梭既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启发我们这样去考虑考笛福小说中的技术因素和科幻成份的人。比如科幻小说的创始人凡尔纳 (jules verne) 就继承了19世纪笛福与卢梭的互文关系，他公开宣称《鲁滨逊漂流记》是他所有作品的主要灵感来源。“我的小说，”《格兰特船长的孩子们》中的格兰特船长如是说，“讲述的全部是像鲁滨逊在荒岛上生活那样的故事。” 最近关涉笛福主人公的电影创作如《鲁滨逊·克鲁索在火星上》 (robinson crusoe on mars) 和《雷阵》（enemy mine），再次证明当今的科幻传统仍然没有超越凡尔纳式的鲁滨逊传奇。笛福、凡尔纳以及某些当今的科幻小说之间的不断的互文和无休止的再生产说明：《鲁滨逊漂流记》本身的历史性已成为一种预演，它赋予后来的作家们一种形式期待，使他们在不断的效仿中去完成这种期待。法国批评家彼尔? 马施立（pierre macherey）在他的一篇研究凡尔纳的文章中就有过一段精彩的论述，他说：“那些要与《鲁滨逊漂流记》争个高低、作个了断的作者，如凡尔纳这些人，都做到了这一点：他们都在批判对本源的某种再现，而这种批判本身又取决于能否揭示出本源的循环性。” 对于凡尔纳来说，每一次对鲁滨逊的重写都是关于科幻小说及其现实条件的重述。“去勾画一个作为现实象征的新鲁滨逊，总是意味着重新提出虚构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也就是说，在某个必要的时刻，重新提出非现实性[irreality]是否被人误解等一类问题。”

由此可见，把《鲁滨逊漂流记》与瓦特所说的英国现实主义传统之间的关系割断，将这部小说划入科幻传统，未必不可行。不过，这还不是本文的研究兴趣所在。笔者关心的是，笛福小说里究竟有什么东西使卢梭和凡尔纳等人在几百年间如此自发性地着迷？是小说中的那个陈旧的航海历险主题吗？显然不是。答案恐怕要在别处找。首先，让我们来看看《鲁滨逊漂流记》中的现实主义是如何作为某种后显过程 （a process of becoming）来参与叙事和阅读的。现实主义作为后显过程在阅读中也是一个习得过程，它使人们忽略科幻小说在书中留下的痕迹，从而建立和巩固小说《鲁滨逊漂流记》的现实主义地位。这一习得过程完全可以在前述的“殖民否认”话语中找到历史根据，因为“殖民否认”毫无例外地要在有意或无意设置的“不在场”中，在消除另类的基础上，展示其现实性和合理性。

笛福时代的科幻小说如同当今一样，与当时的科学研究密不可分。就真瓷而言，17世纪与18世纪之交，车恩豪斯（ehrenfried walther van tschirnhaus）和炼金术士伯特哥（johanne friedrich b?ttger）在萨克逊尼(saxony) 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实验，并于1710年正式创建麦森（meissen）陶瓷厂。在1712年与1722年间，天主教传教士殷弘绪神父（père d’entrecolles） 来到中国瓷都景德镇进行了著名的工业间谍活动，从中国写回两封长信。这两封信后来被杜哈尔德（jean-baptiste du halde） 在他的《中国概论》一书中大量节引，从而在欧洲风靡一时。（笔者推测：笛福很可能读过或者听说过殷弘绪写于1712年9月1日的第一封信。此信早在1716年就曾在journal des savants上发表过。） 殷弘绪关于真瓷、高岭土以及瓷石的重要成份的报告引起了欧洲科学家们的广泛兴趣。 法国物理学家莱奥姆尔（rené antoine ferchault de réaumur）日后曾利用殷弘绪提供的信息对中国的瓷土开展了多项著名研究，并试图将玻璃转化为白瓷。英国也积极参与了这一项科学和技术实验。 当笛福于1719年发表《鲁滨逊漂流记》的前两卷时，英国尚未揭开真瓷的奥秘，而不得不依赖于贸易以及它日趋强大的航海力量，来满足市场对于进口中国及日本瓷器的需求，至后期还进口麦森陶瓷厂的产品。直到18世纪中叶，英国才开始拥有大规模的生产能力。

笛福所从事的砖瓦生产投资，无论从哪一方面讲都是这段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仅从《鲁滨逊漂流记》作者的生平解读是不够的，它并不能为我们解答各类陶瓷是如何在欧洲18世纪获得其“现实性”的——当时小说家和科学家都在共同幻想达到一个目标和一种技术，这个科幻目标的对象就是真瓷。不论笛福在现实生活中从事的砖瓦生产活动是多么成功，鲁滨逊在小说中所做的也无非是在模仿同时期的车恩豪斯、 伯特哥、 莱奥姆尔等科学家以及荷兰陶瓷商们复制瓷器（特别是真瓷）的梦想与实验。 科学家们当仁不让地依靠工业间谍活动和商人从海外偷运到欧洲的高岭土等原材料进行实验活动，相比之下，小说里的鲁滨逊则不依赖任何外援，就能独立地进行他的实验，好像他的瓦器是英国人独立发明瓷器的一个证明。

如此这般，《鲁滨逊漂流记》的作者对于自己那个时代的瓷器和其它陶制品之间的修辞空间操作得十分得心应手，造成的结果是人们很容易忽视小说中科幻小说的痕迹。长久以来，笛福研究者们也始终忽视了这一点。笔者认为，这样的修辞操作昭示了一个历史过程，即科幻小说的因素从作品中隐去，小说的第二卷和第三卷也逐渐地被忘却，取而代之的是现实主义和清教精神的叙事。这一历史进程也与另一神话的发展相遇，其后果是，欧洲对于其它文明和技术的占有和掌握，奠定了它将那些文明视为落后和原始的话语基础。

翻译文本对原著的透视

我们不妨回顾一小说《鲁滨逊漂流记》中的一、两个细节。鲁滨逊在荒岛上成功地掌握了基本农业技术之后，开始他的制陶实验。此时他已经在孤岛上度过了两个孤独的年头，并且开始收获自己的劳作成果：大麦、玉米、和水稻等等。某日，他突然意识到自己需要制备一些玉米等谷物的容器，便开始着手制造陶土器皿。他费了两个月的时间才找到制陶用土，开挖、调和、并运回家中，然后制成各种实用器形。整个过程，他克服了重重困难，不但要把泥胎从地面举起，还要防止泥胎在烈日下晒出裂缝。在经历了无数次失败以后，鲁滨逊终于成功地用日晒的方法制成了两个大号器皿，另外还有一些小的圆罐、平盘、水罐等等。尽管鲁滨逊对于那两个大罐子不太满意，称它们是“两个丑陋无比的泥做的家什”，但仍觉得十分有用。他把两个大罐分别装入两个柳条筐内，然后用干稻草将瓦罐与柳条筐之间的缝隙填满，拿它们装玉米等其他谷物。麻烦在于，鲁滨逊用日晒制造的瓦器不能用来盛水，也不能承受火的烧灼。然而，鲁滨逊毕竟是鲁滨逊，他从来都有好运气。他很快在偶然中发现了一个制造工艺，帮助他解决了技术问题。叙述人写道：

但我还没有达到我的最终目的。这些容器只能用来装东西，不能用来装流质放在火上烧，而这才是我真正的目的。过了些时候，一次我偶然生起一大堆火煮东西，煮完后我就去灭火，忽然发现火堆里有一块瓦器 [earthen-ware vessel] 的碎片，被火烧得像石头一样硬，像砖一样红。这一发现使我惊喜万分。我对自己说，破瓦器能烧，整只瓦器当然也能烧了。

于是我开始研究如何控制火力，给自己烧出几只锅子来。我当然不知道怎样搭一个窑，就像那些陶器工人烧陶器用的那种窑；我也不知道怎样用铅去涂上一层釉，虽然铅我还是有一些的。我把三只大泥锅和两三只泥罐一个个堆起来，四面架上木柴，泥锅和泥罐下生了一大堆炭火，然后在四周和顶上点起了火，一直烧到里面的罐子红透为止，而且十分小心不让火把它们烧裂。我看到瓦器烧得红透后，又继续保留了五六小时的热度。后来，我看见其中一只虽然没有破裂，但已开始溶化了，这是因为掺在陶土里的沙土被火烧溶了，假如再烧下去，就要成为玻璃了。于是我慢慢减去火力，那些罐子的红色逐渐退去。我整夜守着火堆，不让火力退得太快。

到了第二天早晨，我便烧成了三只很好的瓦锅和两只瓦罐，虽然谈不上美观，但很坚硬；其中一只由于沙土被烧溶了，还有一层很好的釉。

鲁滨逊的故事表面上纯属偶然，好像与鲁滨逊的其它发明和创新毫无区别。小说主人公也没有把日晒瓦器和被他叫做“瓦罐”的光亮无比的器皿加以语言上的区别，似乎烧制的程序没有什么质的区别。 但笔者在上述引文中强调的比喻—— “像石头一样硬”和“像砖一样红” ——却又指向别处，指向另外的?释可能。也许，鲁滨逊的比喻只是一种口误。但他的口误是否在暗示，另外一种意义在被笛福从叙事中轻率地清除之后，又通过修辞方式回到了文本之中？的确，为什么要坚硬如石、红如砖呢？

对这个问题的简单回答是，鲁滨逊的瓦罐既引出同时又否认了瓷器的在场，以及这一形象所可能在笛福时代的欧洲读者心目中诱发的相关意义，如白瓷、法国软胎瓷、意大利花饰陶瓷、瓷塔、中国风 (chinoiserie)等等。那么，一个有趣的问题是：我们如何解释瓷的意象在同一文本中涌现，和它的明显不在场这一矛盾？在此我们可以插入另一个相关的文本，即《鲁滨逊漂流记》的中译本，希望引起笛福研究者的注意。此版本引人深思的原因，是它是那种姗姗来迟的、通过对器物本身重新命名而对于小说原著中的瓦器制作所提出的怀疑。这就是著名翻译家林纾和他的英文口述者曾宗?合译的《???O?流?》第一部文言文版本。此版本于1905-1906年印行，翻译的是原著的头两卷。 林?和曾宗?的译文带来了笛福小说与其中文译文之间的意外遭遇。这一遭遇，用什克洛夫斯基的说法，具备了让读者与他们所熟悉的英语版本陌生化的功效。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鲁滨逊用泥土和火焰作试验的“翻译”场景。林?和曾宗?对前述引文是这样翻译的：

一日余方?胄叫兄恕＜仁畅o??其薪。?薪上有剩泥一片?久(火段)而成 陶瓦。余愕而??然?t凡物皆可薪而成陶耶?新意既?愆o始思??街?āR酝吲柙?之。若云得瓷匠之???余?筋中固未有此也。至於瓷油之法?法?用?。余固蓄??亦不知所以沃之之法。此?r余取小盂及(金兆)?稻摺1舜讼喁B????孕僵o布?峄移湎漏o?薪?之。火??器乃通???o一裂者。余不之?。至五六句?後就??中有一器已委?以火力??沙土之力不?俣??S嘤?火力?烈??t器?⒈M?S。乃力抽其薪?令?⒒鹆Α＞弥?o瓦器之上?色?u?亍S嘧?亟?夜?不欲其熄。?明?得三瓷。??钪亮萤o然已可用。其下得瓦盂二。中有一物甚光?嫂o如沃瓷油矣。

原文作者笛福使用的是“earthen ware,”“earthen pots,”“earthen-ware vessels” 这一类词汇，笼统地指称鲁滨逊所制作的各种器皿。中文译者则把原文小说中关于“earthen ware”的模糊术语作了一一修正。林纾和曾宗?在翻译的过程中，自然不一定意识到鲁滨逊烧制瓷器在笛福时代尚属科学幻想，他们也许仅仅想把这些词汇加以修改，从而更准确地反映出鲁滨逊从“瓦”到“瓷”或“陶”的技术进步。 可是，中文译者对原文的改造因此为我们开拓了一个丰富的解读空间，同时也将原文的历史性暴露在我们眼前。

所有这一切，势必颠倒我们通常所说的原文与译文的关系，因为翻译的负担由“信”和“达”，亦即对意义充分表述的愿望，转移到了翻译者的诠释本身。从这一意义上讲，笔者认为沃尔特·本雅明在《翻译者的任务》一文中围绕类似瓷器的某种器皿的比喻，假如不算超现实，也是十分奇妙的。他把原文语言和译文语言都想像成“纯语言” (reine sprache) 器皿上的碎片，指出：

碎片和碎片之间不必一模一样，但是它们粘结起来必须看上去浑然一体、无懈可击。翻译也是如此，译文虽然不能与原文在意义上唯妙唯肖，但必须亲切地、体贴入微地包容原来的表意方式，使得原文与译文都录属于某个更大的语言的碎片，如同器皿上的碎片一样。为此，翻译文本必须尽量避免去交流什么或传达意思的企图，原文对于译文的重要性恰恰在于，它替译者和译文卸去了交流和表达的重负。

虽然本雅明文中的gef?β一词不一定指陶瓷器，但是scherben (碎片) 这个词强烈地暗示，他的心目中很可能有这一形象。如果他的翻译理论的独创性，在于揭示了碎片黏结起来形成整个“纯语言”器皿的意象，那么我们又能从这一意象中得到什么呢？ 林纾和曾宗?对于鲁滨逊那些陶罐的翻译与原著的处理大相径庭，而且似乎也看不出他们用什么“碎片粘贴”的手法去包容原文的表意方式。由于器皿本身在笛福小说里成了被理解和被阐述的对象，林纾和曾宗?的译文就把本雅明提出的翻译问题上升到另一个层面， 这个层面也许比本雅明在 《翻译者的任务》一文中向翻译家和理论家提出的纯语言问题要深刻得多。本雅明用碎片之类的隐喻去指涉翻译活动，且不论此意象对于翻译的比拟价值终究能否成立，我们起码应该考虑如下问题：当瓦器、陶器或瓷器这些意象本身进入翻译活动，而不仅仅停留在被指涉的层面的时候，其表现又如何呢？。

作为翻译的核心比喻，“器皿”的形象可以通过林纾和曾宗?对鲁滨逊所制造的器皿的独特转译来验证。不同于伍尔芙给予这一卑微的物件以重大象征意义的做法，林纾和曾宗?只盯住了瓦罐或瓷罐本身，并试图用自己所熟悉的文言词汇来驾驭鲁滨逊实验的字面意义。如果我们沿循着鲁滨逊从日晒的瓦，到他偶然发现瓷与陶的轨迹，那么伍尔芙前文所说的那个瓦罐恐怕要呈现出极其不同的泥性和结实度。

林纾和曾宗?推敲鲁滨逊“瓦罐”的意义，其做法是让瓦罐指向别处，将这个词的字面意义推到了极处。他们把笛福的earthen ware拿来，将这个英文词化为游动的符号，藉此在汉语几百年来形成的商用词汇中去搜寻对等词。于是，“瓷”与“陶”便被选中作为鲁滨逊自诩发明的器物的最贴切的对等词了。也就是说，译者使得欧洲人（及亚洲人）过去在“porcelain” 、“chinaware” 和“陶” 或 “瓷”之间建立的对等译法重见天日。早在18世纪初，耶稣会传教士殷弘绪就已经把中文的“瓷器”的音译为 “tseki”。他在1712年寄回欧洲的关于景德镇的第一封信中这样写道：“la porcelaine s’apelle communement à la chine tseki。” 而这正是被笛福小说在渲染英国人的独创性时所遮蔽的。林纾和曾宗?大约没有意识到中国与欧洲之间曾经有过瓷器制造的历史纠葛，但几个世纪的汉语与欧洲文字之间的来往，无疑规定了译者修辞的选择范围，使他们的译文在客观上透视了笛福小说修辞的字面意义。

我们在林纾和曾宗?描述鲁滨逊制陶的译文中看到，译者在多处给鲁滨逊制造的器皿重新命名，先是将“瓦”和“瓦器”用来指涉鲁滨逊的日晒产品，而当鲁滨逊讲到“忽然发现火堆里有一块瓦器 [earthen-ware vessel] 的碎片，被火烧得像石头一样硬，像砖一样红” 的地方，中文译文则成为：“见薪上有剩泥一片，久煅而成陶瓦。” 还说“余坐守?夜?不欲其熄。?明? 得三瓷”，笛福的原文一律使用的是“earthen ware”，这个字眼在译文中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瓷”或“陶”，于是16世纪以来欧洲与中国之间的频繁贸易交往变得一下清晰可见。显然，鲁滨逊改进的“陶器”与车恩豪斯、伯特哥、莱奥姆尔以及其他欧洲人制作的瓷器仿制品并不是什么“普普通通的瓦罐。”恰恰相反，这些器物都是同一个时代的产物，是欧洲人在艺术、科学和物质文化领域将自身“现代化”的努力——这一努力离不开欧洲人同时对其他文化的挪用、殖民、和将其在认识论上野蛮化的做法。

从翻译理论的角度来看，如果18世纪早期中国的“瓷” 或“陶” 是“porcelain”和“chinaware”的所指，而后者成为前者的能指的话，那么欧洲人所追求的正是如何在两者之间建立准确的对应关系。他们对白瓷的模仿可以被看作是一次“翻译”的物质性活动，其目的在于克服跨语际符号与其所指称的材料之间的任何不精确或不对称,以复制出与白瓷对等的精确价值。这就解释了白瓷、彩釉瓷和瓦器之间的区分在欧洲何以如此关键。价值上的这种细致的区分，显然对收藏家和商家的市场都是异常重要的。笛福的写作则企图拆散这种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历史对等性，并且对鲁滨逊的劳动的跨文化意义作了脱语境的处理，使之成了一个神话。然而，这个神话并不完整，不能不留下些许踪迹。正如笔者前面所指出的，鲁滨逊对于当时科学实验的模仿不慎道出了他小说的科幻前提。

笛福本人是从事砖瓦生产的实业家，他自然知道如何使用当时的专业术语去描述鲁滨逊的实验。鲁滨逊对器皿颜色的描述使我们立刻联想到紫沙陶以及红色的荷兰地砖，即约翰和大卫 ? 伊勒斯（john and david elers）在英国制造、后来被车恩豪斯和伯特哥于1708年在德累斯顿的工厂生产的那种产品，两者实际上都是在参照荷兰制陶商的样品来模仿中国的宜兴陶。 不过，笔者这里想要做的并不是对笛福小说的写实性作传记式的解读，也不是认可叙事人的故作天真，因为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使鲁滨逊的故作天真，阻止我们在本文重构的那种历史氛围里探索重新解读笛福小说的可能性。比如说，笛福所使用的“石”与“瓦”的隐喻不仅具有语言或修辞上的转折意义，这些隐喻恰恰暴露了在小说中被遮蔽的东西。

如果我们进一步考查笛福在其它一些场合关于中国瓷器的讨论，这种遮蔽便尤显突出。例如，笛福的一本小游记《从伦敦到天边的旅程》(1724) 里面写了一段关于玛丽王后酷爱瓷器的描述。在这里，笛福展示了他懂得如何在白瓷和软胎瓷之间做区分的时新知识。他说：

王后陛下有一处雅致的住所，里面有一套只供陛下本人使用的卧房，装饰得十分豪华，特别是一张铺有印花布的床，这在当时算是稀罕物品，另有一件是陛下在荷兰时自己的作品，十分考究，还有其它一些物件。此处还摆设着陛下的一套荷兰白釉蓝彩陶器 (delft ware)收藏，件数众多且精致无比；此处也摆设了大量瓷器精品(china ware) ，皆为在当时英国尚见不到的珍品。这长长的展厅里和其它所有能够利用的地方都摆满了瓷器。 (黑体字为笔者所加)

荷兰白釉蓝彩陶是一种软胎欧式陶器，由于18世纪初欧洲陶器制造商的区域性区别，它常常与彩釉陶器(fa?ence) 互通使用。乔治·萨维奇(george savage) 将“fa?ence” 一词的正确使用规定为：“一种产于德国或法国的带有光亮的暗色氧化锡表层的陶器。产于意大利的同一种陶器被称作是‘maiolica’, 而在英国和荷兰曾叫做‘delft’ 。实际上，最好应该将‘maiolica’ 和‘delft’ 视作已经有固定的定义，而将带有氧化锡光亮层、产于其它地方的瓷器叫做‘fa?ence’”。 无论我们是否接受萨维奇关于欧洲早期模仿中国陶瓷制造而成的软胎产品的定义，这一类产品从概念上讲，一方面与软胎陶区分开来，而另一方面又与进口瓷器区分开来。我们是否可以推测：恰恰是笛福对瓷器的了解而不是无知，才是小说《鲁滨逊漂流记》在隐喻层面上否认瓷器实验的真实原因所在？

这一问题提请我们注意，鲁滨逊的陶瓷实验有一个概念上的替换过程，其方式是隐喻和转喻修辞之间的张力。是瓦器而不是瓷器，乍看似乎是简单的隐喻修辞，与转喻的动量相违背，但这一隐喻其实在不经意中诱发了与它发生联想的瓷器；也就是说，瓦罐意象铸成的过程中，转喻早已寓于隐喻之中，使《鲁滨逊漂流记》小说叙事一方面能够遮蔽它所进行的瓷器实验，另一方面又暗示后者的存在。如前文所述，伍尔芙在笛福小说中看到了一只普普通通的“瓦罐”， 并且试图从中发掘丰富的象征意义。然而，她似乎没有考虑到在“瓦罐”这一隐喻后面，可能是笛福对于瓷器的排除和遮蔽。伍尔芙的解读虽然质疑了英国男性的英雄主义，但无意中又一次塑造了那个自给自足、宏伟高大的 “头顶灿烂星空，屹立于崇山大洋之前”的英国人形象，好像世界上除了白人的文明技术和他身后的大自然之外，并无其他文明资源可寻。然而，英国,或者是欧洲,在艺术、科学和技术上真的能从自我中生发吗？当然不是。正如笔者对于瓦罐情节的分析所表明的那样，那种自我生发的想法本身就是笛福的小说叙事和笛福学所造成的意识形态效果，因为它不愿意承认科学幻想是这部小说现实性的大前提。

瓦罐情节决不是一个孤立的实例。彼得·休姆就曾指出过另外两个小小的实例，这两个实例都与鲁滨逊试图驯化“星期五”这个野蛮的“吃人者”的努力有关。关于“星期五”驯化的主要情节集中于两项加勒比技术：烧烤 （barbecue）与独木舟 (canoe)。问题是，这两项都是欧洲人到达美洲后向加勒比人学来的，而在小说中，鲁滨逊却在教“星期五”如何烧烤和如何做独木舟，并强调“星期五”对此充满感激和赞叹。休姆写到:“野蛮加勒比人的‘无知’是《鲁滨逊漂流记》的文本所制造的效果，它来自于欧洲人对于自己从加勒比文化学来的东西的全面否认。”

真瓷的形而上学转向

“真瓷”（true porcelain）的概念是由欧洲人发明的词汇，在传统的关于瓷器的中文语汇并里没有对应的术语或范畴。 18世纪的欧洲瓷商与科学家们创造了这一概念是为了区分中国瓷与欧洲的仿制品。“真瓷”的引进设立了真正的瓷和看上去像瓷的东西之间的形而上学界线。在这样一种机制中，真瓷特指中国产的白瓷，而欧洲的彩釉陶则被划入粗糙的类别，其质量有待改进。这种做法其实已将真瓷划到了18世纪形而上学的图表之中。众所周知，对形而上学来说，真理总是和表象相对，并隐藏在表象之下。问题在于形而上学如何才能穿透表层，达到对瓷器的“真理”的揭示呢？而这种揭示又能带来什么样的技术和经济的回报呢？18世纪欧洲人对于造瓷用的高岭土和瓷泥的艰苦搜寻，在这方面很能说明问题，因为这些特殊材料把形而上学的追求导入了实验室和价值生产的领域。从欧洲人最早相信真瓷是瓦器久埋地下而成,直到他们发现高岭土和瓷泥，并开始在欧洲批量生产,这里面有一段值得我们特别重视的跨文化的价值生产的历史。它牵涉到中国与欧洲之间的可译性是如何在几个世纪的符号交换上、知识上和认识论上经历了一系列复杂曲折的建构。

18世纪之前，欧洲作家和实验家们一直对于中国瓷这种珍稀的半透明材料的奥秘兴趣盎然，除了为数不多的几项特出的实验以外，他们的研究和推测几乎没有超越马可·波罗的早期叙述。请看1617年出版物中的一段：

由泥浆、蛋壳、贝壳以及各种海虫组成的大量材料被一直搅拌、调和，直到融为一体。然后，家长将它埋在地下，只将埋藏的地址告诉自己的某个儿子。材料必须在地下埋80多年，不得见阳光。经过这若干年后，后代们将其挖出，用它制成了这种美妙的半透明器皿，其造型和色泽的完美使任何批评者都无从指摘。

关于这一奥秘的各种版本在17世纪和18世纪初广为流传，在托马斯 ? 布朗 (sir thomas browne)、弗兰西丝 ? 夸尔斯 (francis quarles)、威廉 ? 卡特莱特 (william cartwright)、理查德 ? 诺尔斯 (richard knolles)、托马斯 ? 沙德威尔 (thomas shadwell)、弗兰西丝 ? 培根 (sir francis bacon)、约翰 ? 邓恩 (john donne)和蒲柏(alexander pope)等作家的著作中都可以读到。 培根在《林中林集》(1627年)中写道：“瓷，乃是久埋地下的一种人造混合土，”在《新大西洋国》(1627年)中这样说：“在各种泥土中，我们再加入几种不同的混合土，比如中国人用来制造瓷器的那种。”邓恩在一首诗中写道：“远东中国人，地下久埋泥，复掘始得瓷……”(“elegies on the lady marckham，”第21-22行) 。威廉·福布斯指出，蒲柏在其著名诗篇《夺发记》（the rape of the lock）中所说的“中国泥”，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

笛福本人曾经开过砖瓦厂，所以不可能盲从上述神话。他对当时有关陶瓷、荷兰白釉蓝彩陶和彩釉陶的实验应该是了如指掌，知道在用粘土、窑、釉、铅、火、沙、玻璃、石、瓦等词汇去塑造幻想的英雄成就时，自己究竟在说些什么。在笛福开设埃塞克斯(essex)工厂之前，英国已经有人多次利用当地的瓷泥去尝试生产中国宜兴陶的荷兰版本了。弗兰西斯·普莱斯(francis place,1647-1728)在他设在约克郡的庄园工厂里用灰色粗陶器作过实验，随后，约翰·多莱特(john dwight)在富兰姆也开设了一家制陶厂，并于1671年获得了一项专利。有记载说，多莱特曾将伊勒斯兄弟告上法庭，指责他们侵犯了他的专利。约翰和大卫 ? 伊勒斯于1686年前来自荷兰，先是在汉默斯密斯工作，后来才在斯达夫德舍开了工厂。他们以中国宜兴陶的生产方式制造了无釉的红色粗陶器。当时的法庭诉讼表明，多莱特和伊氏兄弟的产品是一模一样的。

笛福的制造业也与荷兰有着密切的渊源。 据珀拉 ? 贝克沙埃德的研究，笛福对于波形瓦的了解程度表明，“他很有可能至少到过荷兰进行短期业务考查，不过，当时在荷兰接受教育的英国‘不信奉国教者’ 和经常访问荷兰的英国商人很多，这使得真相难于了然。即便是笛福曾经到过荷兰，他恐怕也必须雇用一名荷兰来的工艺监督。”直到1726年，笛福的波形瓦生意还使他被称作是“英国的最新发明”的革新者。

与笛福是同代人的车恩豪斯和伯特哥，这时也在荷兰陶工的帮助下在德累斯顿-纽士达开发他们的紫沙陶(这在他们于1710年1月23日在麦森开设皇家萨克逊瓷厂之前)。不过，两人的最终目标是仿制白瓷,为奥古斯塔斯王子 （augustus the great）效力。 奥古斯塔斯是波兰王及萨克森选帝侯，他对中国瓷器的着迷颇具传奇性，据说曾用一个团的重骑兵换了48八件中国花瓶。他一生中曾拥有几千件瓷器，主办麦森工厂，并且设想用德累斯顿-纽士达的瓷器摆满他的荷兰宫殿（holl?ndische palais），还在1717年将该宫重新命名为日本宫殿（japanische palais）。此宫殿可能是笛福在1719年出版《鲁滨逊漂流记》的第二卷 《鲁滨逊再历险》（the farther adventures of robinson crusoe）中描述的中国瓷房子的生活原形。 基于我们已有的对小说中瓦罐情节的分析，笛福在续卷中对瓷房子的幻想，可以为我们理解整部小说提供进一步的启发。

在《鲁滨逊再历险》中，年迈的鲁滨逊决定进行最后一次海外冒险。他故地重游，感慨良多，此时过去的荒岛早已属于他的殖民管辖之下，繁养生息，十分发达。稍后，鲁滨逊决定去东印度群岛去探索赴西欧的北部路线。历尽过无数次生死攸关的险情之后，鲁滨逊终于和一些耶稣会传教士和商人结伴东南亚到达了中国，开始他们在中国的旅行。某日，鲁滨逊的葡萄牙人老舵手在北方发现了一座瓷房子，便劝诱鲁滨逊去亲眼看看他以为是“用瓷器 (china) 堆砌起来的绅士的房屋。”鲁滨逊就 china (中国)和 china (瓷器) 的谐音调侃起来，下面便是林纾和曾宗?的译文：

余曰?“彼中?瓷?即家具?陶?亦?秃萎?。”叟曰?“?矣?吾言彼?室中?窗壁??舂o悉仰陶而成。”余?曰?“其室之大小如何?能?彼室?吾?背乎? ?遇之，必?一?^，?w示???。” 叟曰?“而?果能?乎? 彼陶室可居三十人。一橐?之背何以任此?”余?言益??必欲一(占? )其?。 既而??? ?以木?殚g架，?A以瓷片?屋瓦亦然。白瓷?槿账?T?其光射目。室作白色?中作?色花卉。其?钪撩馈J抑兄?讴o均巨片之瓷。五光十色????尤恕S?r用金?T。有聚?荡善?铣梢划?者?柯?I交?M?望之?啄?嫫淇p所在。

林纾和曾宗?对文中一句作了淡化处理，“既而????以木?殚g架，?A以瓷片?屋瓦亦然”因而没有显示文中语气。其实，英文原文是“ when i came to it, it was nothing but this: it was a timber-house, or a house built, as we call it in england, with lath and plaister, but all the plaistering was really china ware, that is to say, it was plaistered with the earth that makes china ware 。”(我见到它时，发现它其实不过是木头房子而已，照我们英格兰人的说法，是那种钉板条和挂灰泥的木房，只不过这里用的不是灰泥而是陶瓷，也就是说，墙上挂的是用泥土做的陶瓷)。鲁滨逊对于瓷房子的揭示，为了表明这房屋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用陶瓷材料建造起来的，而不过是“用泥土做的陶瓷”附着于表面的普通木制房舍。物体的表面显然具有欺骗性，这所房子其实是一座普普通通的木构建筑，虽然其外表“五光十色”。可是鲁滨逊的目光并不满足于物体的表面，他还要揭示隐藏在内部的真相。这种形而上学的求真意志暗示着指向对象的暴力行为，使我们想起18世纪英国作家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讽刺过的那种非把人间事物“切开、打开、绞碎、刺破”不可的科学想象。

《鲁滨逊再历险》还有一个值得读者注意的细节，那就是当鲁滨逊来到北京参观中国长城时，他十分自信地说：“如果我们的军队带有连发的炮火、工程人员、再加上两个连队的矿工，你认为它真的能够抵御我们吗？难道他们十日内不能将它轰倒、让整营的军队涌入，或者将它连同底座炸飞到空中，踪影不留。” 笛福显然是个预言家，他的主人公要炸毁被视为中华文明象征的长城的愿望，比马嘎尼使团访华还要早74年。近代史研究者曾经断言，早期中英外交的失败以及鸦片战争的隐患应归咎于1793年乾隆皇帝对马嘎尼使团和英王乔治第三表现出的傲慢无知，可是这一结论在年代上就很难说服人。据最新的研究，乾隆皇帝其实对英国的海外扩张有相当的了解，并采取了适当的对策。 也许可以说，19世纪发生的英中战事圆了笛福等人的一个长久的梦，英国人摧毁的虽然不是的长城，而是当时被称为万园之园的圆明园，后者同样是被当作文化象征物而被付之一炬的。

鲁滨逊揭穿瓷房子和中国瓷器 （china/china）的假象的做法，在1815年出版的英国海军版《鲁滨逊漂流记》中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个19世纪版本的注释者带着一百年后的目光重新诠释瓷器的价值，写了一条发人深省的脚注。这条脚注向读者报告陶瓷在中国和欧洲生产的技术信息，结尾处写道：

陶艺在中国十分突出。但这不过是一种雕虫小技，是由最粗鄙的人发明的。一般认为，中国出产特具功效的泥土可用于生产这种东西。拜鲁的信息告诉我们，他们瓷器的优质并非是由于工艺优良，而只不过是在选材时精而又精、用心良苦，使其十分纯正。他们缺乏天赋的另一有力证据，就是他们既然拥有可以和制造玻璃相比拟的技艺如此之久，却没有能够发明并且制造这种美妙实用的玻璃，而他们在工艺造型和装饰方面的品味低下几乎是路人皆知的。

这篇文字机智地将鲁滨逊关于中国瓷房子的故事及其双关性，堂而皇之地引入了19世纪“民族志写实” （ethnographic realism）的领域。这一类的“民族志写实”借助19世纪的著名殖民旅行家约翰 ? 拜鲁 （john barrow）以及其他一些19世纪种族主义旅行家们所提供的“实证”，去揭示欧洲以外的文化的秘密，也在另一种意义上更新了《鲁滨逊漂流记》作为现实主义小说的“客观”地位。上述文字对于玻璃工艺的讨论十分有趣，因为它有意颠倒了18世纪科学家、法国物理学家莱奥姆尔等人关于玻璃工艺（易碎、强度不够、耐热性差等）逊于陶瓷工艺的理论。

那么中国究竟有没有叫做瓷房子的东西存在？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笛福是从哪里得来的这一念头呢？是凭空杜撰还是对异域的幻想呢？笔者能够想到的原型是麦克斯? 伊曼乃尔（max emannel）于1719年在慕尼黑郊外的尼芬堡公园里建立的著名“中国风”宝塔，此宝塔乃是对于法国凡尔赛宫小瓷塔的模仿。凡尔赛宫小瓷塔原是奉法王路易十四世之命于1670-1671年兴建的最早的“中国风”的建筑，被称作是“用中国来的工艺方法装饰而成的。” 上述日期的巧合能说明一些问题，因为慕尼黑郊外的宝塔建成的当年正是笛福创作出版《鲁滨逊漂流记》第一、二卷的年代。笔者认为，萨克森选帝侯奥古斯塔斯于1717年在德累斯顿-纽士达得到的荷兰宫殿，后更名为日本宫殿的这件事，很可能笛福小说中的瓷房子的另一个灵感来源。

早在1700年，奥古斯塔斯由于跟瑞典开战，造成财源匮乏，于是他将炼金术士伯特哥捉来，武装押解到德累斯顿，命令他将铅转换为黄金。3年后，伯特哥不但没能将铅变成黄金，反而使奥古斯塔斯的4万塔勒付诸东流。奥古斯塔斯忍无可忍，就把伯特哥交由车恩豪斯监管。此时，车恩豪斯正在研究制造真瓷的工艺。 此人年轻时曾在莱登大学学习(1668-1674年) ，后来在研究真瓷的初期与皇家科学院保持密切关系。他的大部分工作是利用凹面金属镜折射，把放射的热集中去熔化大量的耐火性物质。车恩豪斯多次去意大利和法国访问一些声称已经掌握了制造真瓷的奥秘的科学家们。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此人对于持续高温以及许多耐火物质的熔点的潜心研究表明，“他已经对中国瓷器的原则有了相当的了解。”

当时在欧洲尚没有设计出能够达到生产真瓷的高温窑 (摄氏1450度),于是车恩豪斯借助他的燃烧镜，去实验石棉的熔点。石棉是一种含钙和镁的硅酸化合物，看上去颇似高岭土。尽管车恩豪斯本人没有亲自发现制瓷的用土，但是他早期的化工方面的研究的确向前推进了一步，使詹姆斯·哈顿（james hutton）几十年后能够在此基础上创立他的地壳演化的火成论理论（plutonian theory），成为现代地质学的奠基人。 在伯特哥加盟车恩豪斯以后，车恩豪斯利用燃烧镜获取高温取得了相当的进展，尽管高岭土的发现后来被记载到了伯特哥的名下。 这两个人一道开发了一种秘密配方，里面含有雪花石膏石而不是长石(他们以为是瓷泥) 作为可熔材料与高岭土一起烧。不过，用这种配方在麦森工厂生产的瓷器不象中国瓷那样白、均匀和透明。直到这两人死后的1720年（笛福出版他的小说的一年以后），雪花石膏石才开始被来自斯波塄（sieberlehn）的长石所替代，瓷器的成色得到了极大的改观，瓷体更白了。 从这一意义上讲，麦森工厂成了欧洲第一家生产白瓷的厂家。

正如《鲁滨逊漂流记》1815年的海军版所表明的那样，玻璃和白瓷之间关系始终是科学家们关注的热门话题。这主要是因为法国著名物理学家莱奥姆尔对此项研究有浓厚的兴趣。莱奥姆尔曾试图利用普通窑，将玻璃与耐火材料一起烧制的方法仿造真瓷。经过对于多种混合土的试验，他趋向于使用沙子和石膏的混合物。他观察到，玻璃的性质的改变开始于表面(这一事实表明是一种化学反应) 继而转换为由超细颗粒组成的丝状纤维。经过一定温度的处理，玻璃可以像瓷一样转换为颗粒状。莱奥姆尔将自己的产品称作是“变生、再生的瓷，或者叫玻璃变的瓷。” 他说，“玻璃具有平滑的光泽，而这在真瓷来看是根本不存在的。瓷是颗粒状的，也正是因为它的精细的颗粒才使它区别于瓦器，另外一个原因则是颗粒的大小与排列方式使得不同的瓷有所区别，使它们更接近或远离玻璃的性质。” 其背后的理论是，如果金属能够在转换为金属灰，或在玻璃中熔化以后重新回到原生状态，为什么产生玻璃的沙石不能是可恢复的？正如西瑞尔斯坦利·史密斯所指出的那样，指导莱奥姆尔的钢铁研究的笛卡尔式微粒观点同样适合于瓷器的研究。他恐怕是一个多世纪以来在这个层面上对于物质结构如此认真研究的最后一人了。莱奥姆尔极力想做出内部和表面具有同样质量的瓷，但是结果却是令人失望的。因为他生产的瓷其内部质地虽然已经可以和中国白瓷的白度不相上下，但是其外表却是又黑又粗。 这似乎是莱奥姆尔在不经意中，对笛福在《鲁滨逊再历险》中对瓷房子的形而上学式的揭发所作的莫大讽刺。

如果说笛福小说中的“殖民否认”文学修辞诞生于他那个时代的经济竞争，18世纪欧洲科学家的瓷器研究也同样是借助于经济力量的双翼，促进了欧洲陶瓷工业的兴起，参加国际市场上的贸易竞争，最终给欧洲带来了成功。笛福并没有活着看到这一天：18世纪中叶发展起来的英国瓷器和英国制瓷业不仅迅速发达，而且还成功地导致中国瓷器在国际市场份额的下跌。布罗代尔在他的著作《日常生活的结构》中将这一下跌归咎于时尚的周期性。 他的结论就18世纪欧洲的“中国风”以及法-德的洛可可式艺术风格来说，也许可以说比较准确。但是，我们不应忘记，由于大部份出口瓷器逐渐地被应用于餐桌、卫生间、和起居室， 全球瓷器需求量到了19世纪是增加了，而不是减少了。 　英国制瓷业开始在世界范围推销产品，攻势猛烈，甚至将产品运到了中国。这说明布罗代尔关于时尚周期的观点是有问题的。 同时，英国的税法也及时调整，使其制瓷业在遏制瓷器进口方面处于极为有利的地位。已有的研究结果表明，英国在当时贸易额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其出口额由8%上升到了20%，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英国和欧洲的殖民地市场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