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产抵押范文
时间：2023-03-14 06:24:08
动产抵押范文第1篇
我国《担保法》第43条规定：“当事人未办理抵押物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但未明确动产抵押未办理登记不得对抗的第三人为善意抑或恶意，未对第三人的范围作出限制，也未明确当事人如已办理动产抵押登记，得否对抗任何第三人。本文从具体情况出发进行分析，认为动产抵押未登记不得对抗的第三人应以善意为原则，但存有例外，如留置权人，并且其时第三人的范围并非没有限制，动产抵押即使已登记亦不得对抗任何第三人。
我国《担保法》第43条规定:“当事人未办理抵押物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虽然该条规定未明确指出“抵押物”为动产，但结合《担保法》第41、42条的规定，我们可知该条所指“抵押物”仅限于动产。该条规定了当事人未办理动产抵押登记时该动产抵押的效力，但并未明确第三人为善意抑或恶意，未对第三人的范围作出限制，也未明确当事人如已办理动产抵押登记，得否对抗任何第三人。本文拟就如上三个方面的问题做一探讨。
一、未经登记不得对抗的第三人得否善意的问题
我国有学者认为，应将本条所指第三人限定为善意第三人，认为我国善意取得制度是以第三人取得财产是出于善意为前提的，对于明知该财产已设定抵押权而仍然受让的恶意第三人，不论其受让为有偿或无偿，未经登记的动产抵押权仍然对其产生对抗力。因此，《担保法》第43条所规定的应指善意第三人。⑴笔者认为此观点从善意取得制度出发，从而得出本条规定的第三人仅限于善意第三人的结论，有失偏颇。再则，此观点并不符合我国法律的实然。目前我国法律虽然未对此问题作出明确的规定，但我们可以从《担保法》的相关规定得出相反的结论。尽管法律的实然并不一定就是法律的应然，但是未对法律的实然进行分析就得出如上结论，则未免有失臆断。本文试就以下几种具有典型意义的第三人作一分析。
1.关于抵押物所有权受让人得否善意的问题。
抵押权设定后，抵押人对抵押物的所有权并未丧失，仍得让与抵押物的所有权。抵押人转让抵押物的行为并非是无权处分行为，第三人取得所有权也非基于善意取得。此时，第三人得否基于所有权而阻断动产抵押权的追及力？我国学者对此存在分歧。按上引观点，第三人须为善意第三人方可切断动产抵押权的追及力。而有人则为区分第三人为善意抑或恶意，认为第三人受让抵押物所有权即可发生阻断的效力。因为未经登记而设定的抵押权，不具有追及效力。当抵押人擅自转让抵押物时，抵押权人只能请求抵押人另外提供相应的担保，不能追及至抵押物的受让人行使抵押权。⑵笔者认为一概地否认未经登记的动产抵押权的追及效力，不利于有效地维护抵押权人的正当利益，并且将使动产抵押制度失却其意义。如果抵押权人的正当利益得不到有效的维护，抵押权人就根本不会利用这一制度，从而使法律规定成为一纸具文，从而波及债务人的利益，也不利于资金融通。⑶我国对动产抵押原则实行登记对抗主义，并不以登记作为动产抵押的生效要件。但是如果动产抵押未经登记，抵押权人的正当利益就无法得到有效的维护，则将迫使抵押权人为保护自身利益而不得不进行动产抵押登记，此实将使登记对抗主义制度失其功效。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67条规定：“抵押权存续期间，抵押人转让抵押物未通知抵押权人或者未告知受让人的……如果抵押物未登记的，抵押权不得对抗第三人。”依此规定，抵押人转让抵押物已通知抵押权人且已告知受让人的，即使抵押物未登记的，抵押权可以对抗第三人。这就从法律上为未登记的动产抵押权的追及效力提供了依据。但是，该条对抵押权人的保护是不完全的。抵押人转让抵押物时未通知抵押权人但已告知受让人的，抵押权仍不得对抗受让人。这对抵押权人是不公平的。为平衡抵押权人与受让人之间的利益，并使动产抵押制度不致有坠其功效的危险，笔者主张，受让人如已知或应知抵押物已设定抵押权而仍然受让的，则未登记的动产抵押权得对其产生对抗力；受让人如不知且不应知抵押物已设定抵押权而受让的，则未登记的动产抵押权不得对其产生对抗力。
2.关于后次抵押权人得否善意的问题。
我国《担保法》第35条规定，抵押权人可以对抵押物所担保债权的余额进行再次抵押。该条规定并不要求抵押人为再次抵押是第三人须为善意。第三人与抵押人为设定抵押权交易时，只要抵押人非为重复抵押，则无论其是否已知抵押物已设有抵押权，都可取得抵押权。虽然我国法律禁止重复抵押，但先次抵押权人与后次抵押权人仍可能发生现实的权利对抗。
因为在抵押过程中，抵押物的价值往往是通过估计而不是通过准确计算得出的；其次，抵押物的价值会因市场的波动而表现出不同的价格；再次，抵押物的价值减少难以完全避免，且有时无法获得恢复或重新的相应担保。针对抵押权的对抗问题，我国《担保法》第54条规定：“抵押物已登记的先于未登记的受偿。”依此规定，后次抵押人如先行登记，则无论其为善意抑或恶意，均可阻断成立在先未登记的动产抵押权的对抗力。但如此显然不利于维护先次抵押权人的利益，并易滋长恶意抢先登记之风气。因此应认为，后次抵押权人明知已有其他未经登记之动产抵押权存在时，纵先经登记，其效力仍劣于成立在先之抵押权，以贯彻恶意不受保护基本原则。⑷
3.关于留置权人得否善意的问题。
我国台湾《动产担保法》第25条规定：“抵押权人依本法规定实行占有抵押物时，不得对抗依法留置标的物之善意第三人。”即善意第三人所取得的留置权，其效力优先于动产抵押权。我国《解释》第79条规定：“同一财产抵押权与留置权并存时，留置权人优先于抵押权人受偿。”该规定所指的抵押权，应包括未经登记的动产抵押权和已经登记的动产抵押权。但此规定并未明确留置权人得否善意，并且我国《担保法》第84条规定，并不要求留置权人对被留置物上是否已设定抵押权进行考察，即不以留置权人出于已知，恶意为否定留置权优先效力的条件。因此，我们认为留置权人优先于抵押权人受偿，并不以其善意为必要。美国《统一商法典》第9编第3章规定：“如果任何人在正常业务过程中就设有担保权益的货物提供服务或提供原材料，且制定法或法律原则规定该人可以就此和服务或材料对占有的货物享有留置权，则此种留置权具有对抗前存完善担保权益的优先权，除非规定留置权的是制定法且该法明确作出其他规定。”可见美国《统一商法典》在此问题上，也不以留置权人的善意为要件，其条件限制仅为“正常业务过程”。但是，如果留置权人以正常业务为由，出于对抗抵押权人利益的目的，与抵押人恶意串通的，如以较少的服务或材料索要高额承揽费，其所享有的优先权应受到一定限制。
因此，笔者认为本条所规定第三人原则上为善意第三人,但不能排斥存在例外情形。并且本条所指善意第三人取得标的物的权利并非只能基于善意取得方可阻碍未经登记的动产抵押权对其产生对抗力。
二、未经登记即得以对抗的第三人的范围
对于第三人的范围，如从法理上理解，应泛指所有具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包括一般债权人，担保物权人，用益物权人等。但是，本条所指的第三人并不能泛指所有的第三人。按照物权的排他性，优先性以及抵押权登记的公信力，未经登记的动产抵押权的对抗以下第三人。
1.一般债权人。从法律性质来看，物权具有排他性，其效力优先于一般债权。动产抵押权为物权，应优先于一般债权，即使未经登记，亦可优先于一般债权。从文义上讲，所谓对抗，系以权利依其性质有竞存抗争关系为前提，例如在同一标的物上有动产抵押权或质权是，始生对抗的问题。而动产抵押权以其本质即优先于债权，自不发生所谓对抗问题。⑸
2.后次动产抵押权人。虽然我国《担保法》禁止重复抵押，但抵押人可以在抵押物价值的余额部分进行再次抵押。在同一标的物上设立的多个抵押权发生对抗时，依我国《担保法》第54条规定：“未登记的，按照合同生效时间的先后顺序清偿，顺序相同的，按照债权比例清偿。抵押物已登记的先于未登记的受偿。”如第三人未进行动产抵押登记的，则成立在先的抵押权以其合同生效时间在先而得以对抗成立在后的动产抵押权。
3.后次租赁权人。抵押期间，抵押人对抵押物享有用益权。抵押人将抵押物出租时，在同一标的物就存在抵押权与租赁权的竞合。抵押权注重的是抵押物的交换价值，而租赁权注重的是抵押物的使用价值，所以两者为相容之权，可以并存于同一抵押物之上。动产抵押设定的事实并不影响成立在后的租赁合同的效力。抵押权成立在先，因而具有优先的效力，此后成立的租赁权不得损害抵押权。我国《解释》第66条规定：“抵押人将已抵押的财产出租的，抵押权实现后，租赁合同对受让人不具有约束力。”该条仅对抵押权实现后租赁合同的效力作出规定，从中似可推出设定在先的抵押权具有对抗设定在后的租赁权的效力。但并未明确由于租赁权的存在而有害于抵押权行使或实现时，抵押权人得采何种措施保护其抵押权。《日本民法典》第395条规定：“……其租赁对抵押权人发生损害时，法院得因抵押权人的请求，命令其解除。”台湾《动产担保法》第17条规定：“若有害于抵押权之行使者，抵押权人得占有抵押物。”抵押权人无论是请求法院解除租赁还是占有抵押物，都能有效地保护自己抵押权的实现。因此应借鉴先进国家立法，赋予抵押权人以现实的法律救济。
三、登记对抗效力的例外
“当事人未办理抵押物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是否意味着一经办理登记，即可对抗任何第三人。对此，我国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笔者认为以下几种第三人实值探讨。
1.留置权人。台湾《动产担保法》第25条规定，抵押权人不得对抗依法留置标的物的善意第三人。立法者之所以赋予留置权以优先效力，系基于其系属法定物权之故。⑹美国《统一商法典》与我国《解释》第79条亦规定留置权优先于抵押权。留置权人对于标的物的保值增值进而对抵押权人的实现，殊有贡献，因而承认留置权的优先效力，亦有其现实依据。在债务人未经留置权人同意，便从留置权人占有之处取走财产的，留置权并不丧失，而继续保持其对债务人和担保权益人的优先权。但是“否认登记对抗力，偏厚留置权人，易启诈欺之门，拥有资金者将畏缩不前，有碍于动产抵押制度之推行。”⑺因此，“宜认为留置权人在增加标的物价值范围内，有优先受偿之效力，如此当事人之利益可得兼顾。”⑻
2.先次租赁权人。我国《担保法》第48条规定：“抵押人将已出租的财产抵押的，应当书面通知承租人，原租赁合同继续有效。”租赁权成立后，抵押人在标的物上设定抵押权，原则上不影响租赁权。《解释》第65条规定：“抵押人将已出租的财产抵押的，抵押权实现后，租赁合同在有效期内对抵押物的受让人继续有效。”当抵押物因抵押权的实现而由他人受让时，租赁权人仍然享有对标的物的租赁权。在租赁合同届满之前，抵押物的受让人不得中止，变更或解除租赁合同。当抵押物出让时，租赁权人有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购买该抵押物的权利。租赁权人的权利并不因动产抵押的登记而有二致。
3.先次质权人。已成立质权的标的物上，可否的设定抵押权。对此我国法律并没有明文规定。质权的设定以占有为必要，而抵押权的设定并不以占有为必要，因此二者在理论上应可相容。参照我国《担保法》第35条的规定，似可作如下理解：质押人得以其财产超出所担保债权的余额部分进行抵押。就设定质权的动产，可由债权人自行考虑决定是否再设定抵押。后成立的动产抵押权已完成登记，是否可以对抗先行设定的质权。《解释》第79条规定：“同一财产法定登记的抵押权与质权并存时，抵押权优先于质权人受偿。”我国台湾学者王泽鉴则持相反的观点，认为动产抵押登记的对抗立，“不能影响成立在前，具有完全效力之质权”，其理由在于动产抵押登记的对抗力“仅能向后发生”。⑼笔者赞同王泽鉴先生的结论，但认为已经登记的动产抵押权不能对抗成立在先的质权，并不是其对抗力只能向后发生的缘故。我国《担保法》第54条规定：“抵押物已登记的先于未登记的受偿。”即使已登记的抵押权设定在后，亦可对设立在前的未登记的抵押权产生对抗力而优先受偿。由此可见，动产抵押登记的对抗力，不仅只能向后发生，亦能向前发生。然而，质权不同于抵押权，质权以占有为公示公信方法，质权人占有标的物的效力应等同于抵押权人进行抵押登记的效力。若动产抵押登记得以对抗成立在前，具有完全效力的质权，则难免有厚抵押权人而薄质权人之嫌。
4.动产抵押权的善意受让人。物权的存在以登记或占有为其表征，信赖此表征而有所作为者，纵使其表征与实质的权利不符，对于信赖此表征之人也不生任何影响，称为公信原则。依此原则，公示方法所表现的物权即使不存在或内容有异，但信赖此公示方法所表示的物权而与之交易的人，法律上仍承认有和真实物权相同的法律效果。⑽动产抵押权亦以登记作为公示方法，并且我国的抵押权登记实行实质审查主义，登记机关在收到抵押登记申请后，经审查无误，应当在抵押登记簿上予以记载。因而动产抵押的登记，在我国具有公信力。然而，我国有学者认为，对动产抵押权转让，“考虑到动产抵押权以登记而非占有作为公示的手段”，排除动产善意取得的适用。⑾显然，此观点的理论基础是权利外观理论。然而，从权利外观理论出发，极易得出以登记作为公示公信方法的不动产，动产抵押权转让均可适用善意取得的结论。因此，基于动产抵押权登记的公信力，即使登记错误或有遗漏，因相信登记正确而与登记名义抵押权人进行交易的善意第三人，其所得利益应受法律保护，除非已有人提出异议登记并记载于登记簿上。动产抵押权的善意受让人可依善意取得而切断真实抵押权人对抵押物的追及效力。抵押权追及效力并不是绝对的，它本身是物权公示公信的外观法理的产物，并尊重善意取得的效力。⑿
5.抵押物所有权的善意受让人。抵押人在抵押物上设定抵押权后，仍然享有抵押物的所有权，并有权转让抵押物的所有权。然而，第三人受让抵押物所有权，得否切断已登记的动产抵押权的追及效力？按权利外观理论，动产以占有为公示公信方法，第三人信赖抵押人的占有外观而与其进行交易，而动产抵押权以登记为公示公信方法，因此第三人与抵押人进行所有权转移交易时，并无查阅动产抵押登记的义务。第三人没有查阅动产抵押登记，并不构成其过错。如果动产抵押的登记具有对抗抵押物所有权的善意受让人，善意受让人则将因受让抵押物而处于债务人的连带责任保证人地位，其后果将是受让人为实现其契约目的而不得不付出双重代价：购买抵押物的价金和债务人的债务金额。⒀因此，为平衡抵押权人与善意受让人之间的利益，可以考虑：（1）赋予抵押人告知第三人抵押物上设定抵押权的真实情况的义务，以便第三人在知情的情况下可以自由选择交易与否；或(2)赋予第三人查阅动产抵押登记的义务，如第三人未尽查阅抵押物而受让抵押物的，则因其存有过失而不得阻断动产抵押权的追及效力。但如此则显然加重了第三人的义务。我国立法对此作前者选择。我国《担保法》第49条规定：“抵押人未通知抵押权人或者未告知受让人的，转让行为无效。”该条赋予抵押人一定的告知义务，以保护抵押权人能顺利实现其抵押权。但该条并未明确规定转让行为有效时抵押权人的追及效力问题。对此，《解释》第67条规定：“抵押权存续期间，抵押人转让抵押物未通知抵押权人或者未告知受让人的，如果抵押物已登记的，抵押权人仍可以行使抵押权。”但此条规定对抵押权人的保护并不周延。依此条规定，抵押权人只有在抵押人未通知抵押权人或未通知受让人时，可以行使抵押权，但在抵押人以通知抵押权人并已告知受让人时，抵押权人不得对受让人行使抵押权，而只能要求抵押重新提供担保或提前清偿。如此实不利保护抵押权人的正当利益，且有违我国《担保法》第49条规定的立法精神之嫌。笔者认为，受让人如已被告知抵押物上设有抵押权而仍选择与抵押人进行交易，那么使其负担抵押权人可能追及的不利后果，应不在其意料之外。
【注释】
⑴陈本寒：《担保法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8-159页
⑵彭万林：《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07页
⑶温世扬，廖焕国：《论抵押权物上代位性与物上追及力之共容》，载《法学》2001年第6期
⑷⑸⑹⑺⑻⑼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42，243，244，245，245,242页
⑽梁慧星，陈华彬：《物权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75页
⑾王轶：《物权变动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05页
⑿温世扬，廖焕国：《论抵押权物上代位性与物上追及力之共容》，载《法学》2001年第6期
动产抵押范文第2篇
动产抵押制度作为一种新型的担保物权制度，对于活跃经济以及实现物尽其用、货畅其流的现代经济理论，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因此在世界广泛运用且功效甚巨。然而由于其对传统法的突破和自身固有的特性，也带来了一些问题。我国现行立法对动产抵押在立法主义上系采混合主义（登记要件主义和登记主义同时并存）。本文从动产抵押的历史沿革乃至我国动产抵押制度的发展历程，自我国动产抵押制度的有关特殊规定入手，对其在实际运行中存在的缺陷作了探讨并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意见。
本文通过对现行我国动产抵押制度的分析，对完善我国动产抵押制度提出了一些建议和个人看法：1、对动产抵押以特别法形式加以规定；2、限定抵押物的登记范围；3、增加辅助公示方式；4、引入恶意行为人的刑事责任；5、统一登记机关；同时对登记效力的问题也提出了一些个人的看法。
关键词：动产抵押制度历史沿革有关规定缺陷完善措施
动产抵押作为一种新型的担保物权制度，其最大的价值莫过于迎合了工商企业的需要利用机器设备等动产的使用价值，由需要利用其交换价值作为融资担保的现实需求，对于活跃经济以及实现物尽其用，货畅其流的现代经济理论，具有重大意义。[1]除此之外，也为个人提供了一种新的融资途径。因此各国家或地区以立法和判例的形式对该制度加以肯定。尤其对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将从国际动产抵押制度的发展历史到我国动产抵押制度的逐步发展历程，分析我国现行动产抵押制度存在的一些缺陷，并提出了一些尝试性的完善措施，力图能为我国动产抵押制度的发展做一点探讨。
一、动产抵押的历史沿革
近现代抵押权制度滥觞于罗马法。罗马法上最早出现的担保方式是信托质（fiducia,即现代所谓的让与担保），而后是占有质（pigius，即质权），再经过一个较长的时期才出现抵押。但是罗马法上之抵押不同于近代民法上之抵押，盖因罗马法上还未产生登记制度，抵押的设定没有一定的公示性要求，仅须合意而为之。在这种欠缺公示规则的立法背景下，担保的设定不因标的物为动产或不动产而有所不同，抵押权和质权之间并没有严格的界限，两者本质相同，仅为名称上的差异而已，[2]因此动产抵押的出现不足为罕。由于没有公示规则，抵押权没有公信力，那么如何对抵押权进行保护呢？罗马大法官萨尔维乌斯（serviana）发明了“萨尔维”之诉，即通过赋予抵押权人可以对债务人或者第三人提权加以保护。但是通过诉权进行保护具有一定的事后性，而且没有公示的抵押权制度忽视了交易安全利益，因此被认为是一种极危险的物的担保。[3]
日耳曼法上的担保制度也经历了和罗马法相似的历史进程，也是先产生信托让与担保，然后是占有质（亦称古质），再然后发展到非占有质（也称新质，即抵押权）。中世纪末期，欧洲封建势力逐渐衰弱，不移转占有的动产新质开始兴盛。尤其是象船舶等其它重量和体积比较庞大的财产，如移动占有势必使债务人在经济上处于不利地位，于是仿效不动产质，通过法院、市参事会等一些公共机构主持的要式行为来代替移转动产的占有，以此为基础，不久便产生了通过在城市账簿上登记来替代移转所有权的制度。[4]
法典化运动前，欧陆各国深受罗马法的影响，抵押制度主要承袭罗马法，因此公示原则被否定。据考证，当时除法国北部一些地方仅零星的存在不动产移转的公示制度外，关于抵押权的成立和存续的公示制度始终未见其踪迹。法典化运动之后，公示原则被各国所确立，动产抵押制度因此被各国民法典废除。如法国民法典2119条明确规定“动产不得设定抵押权”，从此规定出发法国民法典确立了“动产不得基于抵押权加以追及”的原则。[5]《日本民法典》369条第二项规定：“抵押权人，就债务人或第三人不移转占有而供债务担保的不动产，有优先于其它债权人受自己债权清偿的权利。”[6]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860条规定：“称抵押权者，谓对于债务人或第三人不移转占有而供担保之不动产，得就其卖得价金受清偿之权。”[7]在德国，民法学者多数崇尚法典的形式理性，物权法体系依照动产和不动产的区分而构建，而动产和不动产的最大法律区分就在于公示方法的不同。在这种动产和不动产公示方法严格区分的背景下，动产抵押制度根本没有存在的可能性。
近代民法区分动产和不动产并确立不同公示方法的做法，维护了物权制度在体系上的一致性和逻辑上的严密性，也有利于维护交易的安全。但是其弊端在于忽视了农业经营者和工商业主以其使用中的动产设定不移转占有的担保进行融资的需要，但这一弊端，在整个19世纪乃至20世纪之初表现得并不十分明显，所以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8]
随着工业化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动产形态和登记制度的变化对融资担保提出更高的要求。在农业社会和工业划时代的早期，社会的主要财富集中在土地和建筑物等不动产，金银珠宝、古玩字画等少量动产上，而以金银珠宝、古玩字画等设定担保移转占有，对债务人的生产生活的社会经济影响甚微，因此将不动产限定为抵押的标的并以登记为其公式方法，而将动产作为质权的标的并以移转占有为其公示方法，比较适宜。然而随着现代工商业的发展，动产的价值迅速提升，与不动产的价值上的差异逐渐缩小。现代企业的资产不再局限于土地、建筑物等不动产上，企业的机器设备、交通运输工具有时甚至成为企业的主要财产。如果通过移转占有的方式将这些动产进行融资，一方面企业的生产经营无从进行，另一方面债权人还要担负保管的责任，对双方都无益处。正如学者所言：动产只能质押不得抵押的传统做法，“此在农业社会以书画饰物之类提供担保的情形，故无大碍，但在今日工业机械社会势必窒碍难行。机器或原料均为生产材料，工厂赖以从事生产，将之交付债权人占有作为担保以寻觅资金，殆属不可能之事。”[9]面对这种不移转占有融资的现实需求，各国法律纷纷作出响应，通过特别法和判例的形式承认动产抵押制度。日本先后制定了《农业动产信用法》（1933年）、《机动车抵押法》（1951年）、《航空器抵押法》（1953年）和《建设机械抵押法》（1954年），我国台湾地区制定了《动产担保交易法》，意大利在其1997年新修订的《意大利民法典》中，也规定了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均可设定抵押权。而德国没有确立这一制度，究其根源，笔者推敲以为，原因有三：（一）德国民法素来以体系化和逻辑性著称，确立此制度，必将打破整个物权法体系的和谐，实属引狼入室之举，故确立与之功能性质相近的让与担保，所有权保留制度以代之。[10]（二）德国向来重视抵押权的流通功能而轻视其保全功能，以流通抵押为原则，以保全抵押为例外。[11]而动产抵押制度旨在保全债权和融资，因此“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需要不移转占有的方式设定动产担保，以满足企业的融资需求时，德国宁可通过判例和学说创立让与担保制度，也不愿突破现有的物权法体系”。[12]（三）德国对抵押公示的效力采取登记要件主义，若将动产纳入抵押标的物的范围，则势必要设立大量的登记机构和登记人员对动产进行登记，成本太高。尽管如此，但多数国家仍然采纳这项制度，就连秉承德国民法体系化传统的我国台湾地区也不例外，在其《动产担保交易法》上作出相应规定。在此，罗马法上的动产抵押制度终于在经过改造后于新的社会环境和法律背景下得以复生。
二、我国动产抵押的发展历程
我国现行的担保体系的初步形成是由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经济合同法的实施到九十年代中期的《担保法》的。
我国真正开始担保物权立法的，是1981年。当时经济合同法从合同担保的角度规定了加工承揽合同中承揽方留置权的问题，但是未涉及其他形式的担保物权问题。
随后，1986年颁布的《民法通则》对担保问题作了进一步拓展规定。《民法通则》在“债权”一节中笼统规定了保证、抵押、定金、留置等四种担保方式。其中，抵押权和留置权两种为担保物权。《民法通则》的规定根本谈不上担保物权的体系建构问题，但是它对抵押权和留置权所做的规定，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立法者对担保物权性质所持的态度。显然，在当时立法者看来，担保物权与其他担保方式一样，只不过是债权的担保方式，本身不具有物权的特性。这种立法定位，显然在很大程度上受了《苏俄民法典》的影响。
进入90年代以后，针对社会生活中严重存在的"三角债"现象，政府在先后两次采用行政手段予以清理仍不见效后，决定制定担保法，以此作为解决该问题的办法。可见，担保法的制定，至少在当时，是被当作一种临时性的对策措施来看待的。[13]1995年的《担保法》对担保物权作了较为全面的规定。《担保法》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分别规定了抵押权、质权、留置权三种担保物权。但是该法仍不是一部专门的担保物权立法，它仍把担保物权与保证，定金等其他担保方式一起，规定在一部单行法中。以一个单行法的形式概括了所有的担保种类，这在大陆法系国家是绝无仅有的。尽管如此，它与《民法通则》的规定相比，无论在担保物权的种类设置上，还是在可操作性上都前进了一大步。
此外，1992年《海商法》，1994年《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等也相应地规定了担保制度，从而形成了我国现行的担保体系。
三、我国动产抵押的相关规定
所谓动产抵押，是指债权人对于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不转移占有而供作债务履行担保的动产，在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予以变价并就其价款优先受偿的权利。根据有关国家或地区的立法规定，一般认为抵押权所具有的对被担保债权的从属性、设立上的公示性、标的物的特定性与不可分性、效力上的优先性、追及性与物上代位性等，动产抵押权也同样具备。动产抵押制度的特殊之处在于其标的物为动产，并基于动产不同于不动产的特性而复生出动产抵押权的特殊性。故此，动产抵押权制度的设计，主要围绕得抵押的动产之范围限制、抵押权的公示及公示的效力、危害抵押权安全的行为之防止与善意第三人利益的维护等方面。
我国《担保法》中，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并借鉴日本、台湾等立法例上的有关规定，对动产抵押制度明确予以肯定并对其作了较为全面的规定，从而使动产抵押权成为与不动产抵押权、权利抵押权并列的一种抵押权类型。最高人民法院《适用担保法的解释》中又对一些规定作了补充乃至“修正”。上述规定中有关动产抵押制度的特殊性问题，主要涉及以下方面：
1．关于抵押物
对于可以抵押的动产范围，《担保法》中未作任何限制，第34条中规定机器、交通运输工具和“其他财产”，均可设定抵押，除非其属于依法不得抵押的财产（第37中规定所有权不明的财产及依法被查封、扣押、监管的财产等，不得抵押）。
2．关于抵押合同与登记时需提交的文件
《担保法》第38条规定：抵押人和抵押权人应当以书面形式订立抵押合同。第39条规定抵押合同应当包括的主要内容为：被担保的主债权种类、数额；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抵押物的名称、数量、质量、状况、所在地、所有权权属或者使用权权属；抵押担保的范围；当事人认为需要约定的其他事项。抵押合同不完全具备上列内容的，可以补正，不影响抵押合同的效力。
《担保法》第44条规定：办理抵押物登记，当事人应当向登记部门提供主合同、抵押合同以及抵押物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证书等。登记部门登记的资料，允许查阅、抄录或者复印。在有关登记部门作出的具体登记办法中，对办理抵押登记的程序还有较为详细的规定。
3．关于抵押登记及其效力
我国《担保法》中，将抵押登记或抵押权登记，称为抵押物登记。[14]根据该法第42、43条的规定，办理动产抵押登记的部门如下：以航空器、船舶、车辆抵押的，为运输工具登记部门；以企业的设备和其他动产抵押的，为财产所在地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以该法第42条规定之外的其他普通动产抵押的，登记部门为抵押人所在地的公证部门。
关于抵押登记的效力，《担保法》第41条和第43条规定：当事人以本法第42条规定的财产（包括特定的动产）抵押的，应当办理抵押物登记，抵押合同自登记之日生效；当事人以其他普通动产抵押的，可以自愿办理抵押物登记，抵押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但未办理抵押物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鉴于上述规定中混淆了抵押合同的生效与抵押权的成立，违反了物权变动与其基础关系的区分原则，故而《适用担保法的解释》中对此作了部分修正，规定：法律规定登记生效的抵押合同签订后，抵押人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拒绝办理抵押登记致使债权人受到损失的，抵押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第56条第2款）。
4．关于动产抵押权的顺序
抵押权的顺序问题，因同一抵押物上设定数个抵押权而发生。抵押人以同一财产抵押担保两个以上债权的，有两种情况：一是所谓的“余额（值）再抵”；二是所谓的“重复抵押”。《担保法》第35条中规定：“抵押人所担保的债权不得超出其抵押物的价值。”“财产抵押后，该财产的价值大于所担保债权的余额部分，可以再次抵押，但不得超出其余额部分。”《适用担保法的解释》第51条规定：“抵押人所担保的债权超出其抵押物价值的，超出部分不具有优先受偿的效力。”根据《担保法》第54条的规定，动产抵押权顺序的确定规则是：须办理抵押物登记的动产抵押权，其顺序按照抵押物登记的先后顺序而定；顺序相同的，按照债权比例清偿。可自愿办理抵押登记的动产抵押权，如果该抵押物已登记的，按照前项规定确定其顺序；如果未登记的，则按照合同生效时间的先后顺序清偿；顺序相同的，按照债权比例清偿；如果有的登记，有的未登记，则已登记的先于未登记的受偿。上述规定中，关于登记的抵押权之间的“先登记原则”和“同时同序原则”，以及登记的抵押优先于未登记的抵押权之“登记在先原则”，均属正确。有问题的是，得自愿登记而均未登记的两个以上的抵押权并存时所采用“成立在先”规则，违背了“非经登记不得对抗第三人”的基本精神，因而遭到许多学者的有说服力的批评，《适用担保法的解释》第76条中也因此而对其作出了修正，规定：“同一动产向两个以上债权人抵押的，当事人未办理抵押物登记，实现抵押权时，各抵押权人按照债权比例受偿。”
5．关于抵押人对抵押物的处分及抵押权的对外效力
《担保法》第49条规定：抵押期间，抵押人转让已办理登记的抵押物的，应当通知抵押权人并告知受让人转让物已经抵押的情况；抵押人未通知抵押权人或者未告知受让人的，转让行为无效。并限定：转让所得的价款要提前清偿债务或者提存；如转让抵押物的价款明显低于其价值，抵押权人可以要求抵押人提供相应的担保，抵押人不提供的，不得转让抵押物。对我国《担保法》上述规定所采取的态度，学界颇有微词。[15]《适用担保法的解释》第67条对此作出了变通的解释，规定：“抵押权存续期间，抵押人转让抵押物未通知抵押权人或者未告知受让人的，如果抵押物已经登记的，抵押权人仍可以行使抵押权；取得抵押物所有权的受让人，可以代替债务人清偿其全部债务，使抵押权消灭。受让人清偿债务后可以向抵押人追偿。”“如果抵押物未登记的，抵押权不得对抗受让人，因此给抵押权人造成损失的，由抵押人承担赔偿责任。”该解释的68条还规定：“抵押物依法被继承或者赠与的，抵押权不受影响。”
关于抵押权与标的物的承租人的关系，《担保法》第48条规定：“抵押人将已出租的财产抵押的，应当书面告知承租人，原租赁合同继续有效。”《适用担保法的解释》第66条又规定：“抵押人将已抵押的财产出租的，抵押权实现后，租赁合同对受让人不具有约束力。”上述规定中，区分了先押后租与先租后押两种情况，而使其产生不同的法律效果，此规定的合理性值得肯定。
关于动产抵押权与动产质权、留置权并存时的效力关系，《担保法》中未作规定，《适用担保法的解释》第79条规定：“同一财产上法定登记的抵押权与质权并存时，抵押权人优先于质权人受偿。”“同一财产上抵押权与留置权并存时，留置权人优先于抵押权人受偿。”
此外，《担保法》及《适用担保法的解释》中还有涉及动产抵押权的其他一些规定，因无大的争议，此处不再一一述及。
四、我国动产抵押制度在执行中存在的缺陷
近现代法意义上的动产抵押制度在世界各主要国家或地区相继通过特别法、判例或司法解释等形式得以确立，运用广泛且功效甚巨，然而由于其对传统法的突破和自身固有之特性，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我国在动产抵押方面有很多立法（参见《担保法》、《海商法》、《民用航空法》有关条文），已经初步形成了动产抵押的法律体系，然而我国现行立法存在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具体表现在：
1、动产抵押制度是一项具有体系异质性的抵押制度，它在诸多方面背离了既有的物权法体系、规则，我国现行的将动产抵押和不动产抵押一并规定的立法模式，虽于立法上有所创新，但实则破坏了整个体系的和谐。
2、对动产抵押的标的物采取不限制主义
动产中种类庞杂，数量繁多，交易频繁，如不加以限制可以设定抵押的范围，势必增加登记负担，更何况大多数动产根本没有登记制度。
3、抵押登记制度
我国担保法中对抵押登记采取明确部门登记制度，但未能明示公示方式，“由于动产品种繁多，易于移动，价值大小不一，交易频繁，而登记之公示机能无法随同物权变动立刻显现并为第三人知晓”[16]。不便于协调抵押权的保护和维护交易安全之间的关系。
4、登记效力问题
大多数立法例采取登记对抗主义，而只有我国采取混合主义。由于混合主义对于动产抵押的登记效力进行个别规定，必然会增加法律适用的冲突，并非理性选择，已被广为学者所批判。[17]
5、登记机关不统一
长期以来，我国将登记制度视为政府管理的手段，实行分散登记制度，不能及时全面披露信息，容易造成欺诈。
6、恶意行为人打击力度不够
目前抵押动产制度在实际运行中，由于我国尚无法律条文对动产抵押中的恶意行为承担刑事责任的规定，使得贪图小利而恶意将抵押物再行出资或变卖的抵押人，付出成本较低。并且不利于解决善意取得标的物的第三人之间的权利冲突。
五、完善我国动产抵押制度的几点建议
鉴于我国动产抵押制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使得在实际执行中发现很多麻烦和无奈，对维护公平交易构成一定影响，必须尽快得以解决，借鉴学者的已有主张和其他立法例上的有益经验，在肯定动产抵押制度存在价值的基础上，笔者认为我国动产抵押制度的完善，应重点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1、目前大多数立法例以特别法和判例的形式规定动产抵押制度，而没有将其与不动产抵押一并规定于民法典中。笔者推敲，原因有二：一是动产抵押制度为新兴之制度，各国民法典制定时没有通过动产抵押进行融资的迫切需要；二是该制度在诸多方面背离了既有的物权法体系、规则，将其置入民法典物权编，难以维持法典的体系性、和谐性和一致性。故多以特别法或判例将其作为非典型担保加以规定。因此笔者认为，应将其以特别法的形式加以规定，作为非典型担保之一种。
2、限定抵押物的登记范围
多数国家或地区立法例采取限制主义，笔者认为，动产抵押制度究其根源是迫于社会融资需要而被动产生的，应将其限制在一定范围内，而不可泛化到所有动产。因此，为适应融资需要，可仿其它国家或地区之立法例，采取列举方式将可以设定抵押的动产加以限定。限定范围如下：（一）实行登记管理制度的动产，如汽车、船舶等交通工具。（二）其它价值较大且与某种特定生产经营和生活使用具有较强依存关系并且具有存在上的稳定性，从而不会轻易被处分的财产。如企业的机器、设备等。
3、增加辅助公示方式
动产抵押权既为抵押权的一种，其基本的公示方法除登记之外，别无他选。对于按照不动产规则管理的机动车辆、船舶、航空器所具有的公示作用，无可质疑。但对于机器设备及其他普通动产而言，其公示效果如何，大值怀疑。对此问题的解决，笔者建议借鉴打刻抵押标记、粘贴抵押标签的“辅助公示方法”。[18]外观有明显标记的“明认”方法，可使得就该标的物进行交易的第三人能够方便地知晓该物上存在抵押权之负担，从而避免交易的风险。其如欲知道抵押权设立的详情及其负担的债权额等具体情况，可再向登记机关查询抵押登记的记载。关于该辅助公示方法的采用，具体应明确以下问题：
第一，辅助公示方法仅适用于本有登记制度之外的其他适宜采用该方法的动产。如机器设备、电器工具、原料、半成品等（可由有关部门制定其类别目录）。至于已有登记制度的机动车辆、船舶、航空器等，不必采用，此类动产抵押的公示，以登记为已足；无法打刻标记、粘贴标签的价值不大或体积过小、质地特殊的动产（如珠宝古玩、钻戒、项链等），也不宜采用。
第二，辅助公示方法，应由登记机关在办理抵押登记的同时，一并采用。也即是说，凡适宜打刻标记、粘贴标签的动产抵押权，须在登记与打刻标记或粘贴标签同时完成的情况下，方告成立，并取得物权效力。
第三，登记机关打刻的标记或粘贴的标签，不得擅自涂销、毁损，否则，应受法律的严厉制裁。非有惩戒措施的配合，明认的标记将会失去其意义，故应赋予抵押标记或标签具有与人民法院的封条相当的权威性。对于擅自涂销、毁损抵押标记或标签的行为人，应根据情节给予训诫、责令具结悔过、拘留等惩戒，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还可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另外，为进一步增强抵押公示的效用及方便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查阅，还可考虑将来在条件具备时通过计算机联网的辅助方法公示抵押登记的内容。当然，对于网络上公开的内容以及允许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查阅的抵押登记之内容，可有所取舍，以维护抵押当事人之合理的商业秘密权益。
不可否认的是，辅助公示方式的并用，肯定会增加公示的成本。但本人仍然认为，在这一方面，法律的天平应倾向于维护交易的安全，否则，前面所讲的问题将无以解决。
4、引入恶意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日本和我国台湾动产抵押立法上，均规定恶意实施行为致抵押权人受损害的，抵押权人可以通过自诉追求其刑事责任。正是因为这种刑事责任的设定，抵押人不敢贸然通过变卖或再行出质抵押物、损毁打印标记、标签等行为恶意损害抵押权人的利益，这种做法就从源头上禁止了抵押人损害抵押权人的行为，减少了第三人的介入，有效地减少了公示的抵押权与善意第三人之间的权利冲突的现象发生。也正是基于此，我国台湾地区的动产抵押制度标的物范围非常广泛，几乎覆盖到所有动产领域。刑事责任制度的引入，虽有民刑不分之嫌，但其在保障动产抵押制度功能上居功至伟，不失为一项优良法制。因此笔者建议，我国法律上在完善动产抵押权制度时，应引进该项制度。
5、统一登记机关
关于动产抵押登记的机关是否统一的问题，理论界大多都推崇统一登记制。笔者的精神上也正是这种观点，但是具体实施和遇到一些软件和硬件方面的障碍，特别是政治上和技术成本方面的障碍。鉴于我国地域辽阔的特点，要实行统一登记制，必须实现下面两项内容：（一）由一个机关统一进行登记。（二）建立网络查询系统。我国现行的动产抵押登记制系统分别登记制，即由不同机关对不同的特定动产进行登记，要相统一登记机关，必然会涉及到部门职能权力的划分政治阻力大。建立网络查询系统，建设、运行和维护成本过高，而且高昂的查询费用也可能让当事人却步。所以笔者现阶段可将努力的重点放在避免多头登记和完善登记规则方面。
6、关于登记效力的问题
目前关于登记效力的方面只有我国采取混合主义。由于混合主义对于动产抵押的登记效力进行个别规定，必然会增加法律适用的冲突，并非理性选择，已广为学者所批判。[19]因此建议我国动产抵押立法时同意采取登记要件主义或者登记对抗主义。关于登记要件主义和登记对抗主义，孰优孰劣，笔者作如下比较：登记对抗主义本着是把私法不登记，抵押权存在，仅仅是没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所以它无法解释抵押权的排他性和优先性。而登记生效主义是动产抵押登记具有公示性，实现了物权变动与物权公示的统一，[20]在理论上维护了动产抵押的物权性，但以登记为动产抵押的生效要件等同于强制当事人进行登记，侵害了抵押权人的意思自治。在实践中，抵押权人往往因登记收费过高或其它事由不愿登记。通过这种比较，笔者主张统一采取登记对抗主义。因为登记对抗主义符合民法的私法自治的精神，根据经济学上“理性经济人”的理论，抵押权人可以通过利益衡量自主选择是否登记并承担不登记的风险。而且从登记对抗主义在各国家或地区实施的效果来看也是值得采纳的。虽然登记对抗主义最大的弊端就在于无法在理论上自圆其说，无法解释动产抵押应当具备的物权性。但是一项制度优劣与否，不应仅仅以其符合体系性的要求来衡量，而应更多地关注它的现实意义和实用性。当两者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时，应选其实用性价值而舍其体系性价值。正是因为基于这一点，登记对抗主义对大多数国家或地区所采纳，甚至连秉承德国民法体系化、抽象化传统的我国台湾地区，也在其《动产担保交易法》中确立了登记对抗主义。另外，从我国物权立法的动向来看，几乎所有的草案都无不采纳登记对抗主义，梁稿、王稿、法工委征求意见稿、民法草案物权编皆对动产抵押统一采取登记对抗主义。[21]
最后，尚须提及一点的是，我国动产抵押制度采取的登记对抗主义对第三人的范围为加以限定，而多数国家或地区都将第三人限定在善意第三人范围内。笔者主张我国动产抵押制度的第三人的范围也应该限定为善意第三人。否则，没有登记，抵押权人连恶意第三人也不能对抗，与民法的公平理念是不符的，而且也很容易造成抵押人与恶意第三人相勾结的现象发生。庆幸的是新出来的民法典物权法草案第二稿第234条将第三人的范围界定为善意第三人。[22]
注释：
1、刘宝玉：《论我国动产抵押权制度的完善》，载于《中日民商法研究》（第二卷）
2、[日]原田庆吉：《日本民法典历史的素描》，创文社1954年版，第127页。转引自陈华彬：《物权法》，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473页。
3、[日]柚木馨、高木多喜男：《担保物权法》，有斐阁昭和1973年版，第141页。
4、[日]柚木馨：《担保物权法》，有斐阁昭和1973年版，第75页。转引自陈华彬：《物权法》，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474页。
5、[日]柚木馨：《担保物权法》，有斐阁昭和1973年版，第75页。转引自陈华彬：《物权法》，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474页。
6、王书江译：《日本民法典》，中国公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7、《基本六法》，台湾动产三民书局印行。
8、刘保玉：《论我国动产抵押权制度的完善》，载于《中日民商法研究》（第二卷）。
9、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一），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36页。
10、需要说明一点的是，“让与担保在德国的成文法上虽无明文，但为德国的判例和学说所承认。”参见[日]北川善太郎：《物权》，有斐阁1993年版，第243页。
11、陈本寒：《担保物权法比较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00页。
12、王泽鉴：《动产担保制度与经济发展》，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2卷，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第100页.
13、中国物权法研究课题组《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条文、说明、理由与参考立法例》中，梁彗星教授所作序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3月出版。
14、不少学者指出，这种提法有所不妥。因为在抵押登记中所表彰的主要是抵押物上存在的权利状态，而不是财产的性质和状态；抵押登记属于权利登记，而不属于财产登记。
15、郭明瑞等：《民商法原理》（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期。
16、刘春堂：《动产担保交易研究》，三民书局1999年版第4页。
17、邹海林、常敏：《债券担保的方式和应用》，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99页。
18、刘保玉编著：《物权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69页。
19、邹海林：《债券担保的方式和应用》，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99页。
20、徐洁：《动产担保制度和经济发展》，载于《民商法论丛》（第2卷），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第114页。
21、梁彗星稿第312条；王利明稿393条第2款；法工委征求意见稿第262条；物权法草案第234条。
动产抵押范文第3篇
关键词动产抵押登记制度社会信用
中图分类号:d9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0)01-025-02
传统民法中,物权的公示方式是“不动产物权用登记表示、动产物权以占有和交付为标志”。这在担保物权制度中,就逐渐形成了“不动产抵押、动产质押”的两分法模式。②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动产质押制度所固有的弊端即“动产质押不利于所有权人对质押物的充分利用”,使动产质押越来越受到交易当事人的遗弃;加上担保职能和理念从“传统用益价值担保”到“近代交换价值担保”再到“现代收益价值担保”的转变;以及其它一些因素的影响,现代民法就逐渐形成了动产抵押。动产物权可以设立抵押,突破了传统担保制度中“不动产抵押、动产质押”的两分法模式,登记制度在此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动产抵押登记制度在保障善意第三人的利益、维护交易安全和市场秩序等方面,起着不可或缺的关键作用,这就使动产抵押制度在经济生活中的运用,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均成为可能。
登记制度作为动产抵押制度的关键一环,将直接影响到交易安全能否顺利实现,进而影响到动产抵押制度在市场经济中的兴衰荣败。因此,如何设计和完善我国的动产抵押登记制度,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的课题。
一、动产抵押登记情况调查数据及结论
1995年《担保法》第41条规定,“当事人以本法第四十二条规定的财产抵押的,应当办理抵押物登记,抵押合同自登记之日起生效”。换言之,从理论上讲,在2007年10月1日《物权法》施行以前,一般不会存在当事人未经登记,就办理动产抵押的情况,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动产抵押合同将不予生效,从而得不到法律的保护。因此,在2007年10月1日之前,登记机关所受理的动产抵押合同的登记数量理应如实反映了我国动产抵押交易的实际情况。这就是说,本文中动产抵押合同登记的调查数据,应该是真实反映了动产抵押交易的实际情况,不会出现与实际经济生活中抵押当事人真实签订的抵押合同数量不一致的情形。理论研究只有建立在和实际情况相一致的基础上,才会得到正确的结论和分析,进而提出有益的建议。
下表是笔者调查的动产抵押物登记情况:
分析表中的数据,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和传统民法中享有“担保之王”的不动产抵押相比,动产抵押在经济生活中已经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不动产抵押已经出现逐步退出抵押交易市场的趋势。从表1可以看出,四川全省企业的动产抵押物价值在当年抵押总价值(这里只包括动产抵押和房地产抵押)比例中所占的比例竟高达99%以上,由此不难得出动产抵押在我国经济活动中的分量之重。
2.我国动产抵押合同登记数量出现逐年下降的趋势。从表2可以看出,以1999年为分水岭,1999年前全国企业动产抵押登记合同呈上升状态,而1999年后全国企业动产抵押登记合同则出现逐年下降的趋势。表3明显地反映出,以成都市为例,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以生产设备和机器设备为主的动产抵押物登记数件出现逐年减少的迹象。为什么动产抵押合同的登记数量会出现逐年下降的趋势呢?
二、动产抵押登记数量下降原因分析
笔者认为,造成动产抵押登记数量下降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从抵押当事人的角度来看,导致动产抵押登记下降的主要原因来自抵押权人(在这里抵押权人主要以银行为例)。据成都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负责动产抵押登记的工作人员反映,就成都市银行业放贷的实际做法来看,银行方面起先最乐意用不动产抵押来放贷,随着不动产抵押的日益饱和,银行就只能通过以生产设备和机器设备为主的动产抵押来放贷了,也主要通过这种手段化解以前形成的不良贷款。
第二,从抵押物的角度来看,在一定的时期内,某地区(比如说成都市)所有的企业可以用于抵押的抵押物总是有限的。假定当企业把这些抵押物都用于抵押,而抵押期限还没有到期,抵押物登记没有注销时,那么企业可以用于抵押的抵押物就会出现越来越少的现象。
第三,从登记机关的角度来看,由于动产抵押登记制度的不完善,导致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工商开展抵押物登记,工作面临越来越大的困难和风险。因此,动产抵押合同登记数量出现逐年减少的趋势。据《四川省工商行政管理统计汇编(2004年)》反映:“一方面,工商部门依法办理企业设备和动产抵押物登记,相关物权法律制度不完善,增加了确认物权关系的难度,一旦登记出现问题,都可能给单位和个人带来严重的后果,加重了登记人员的思想和工作负担。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能推就推,能不登记就不登记的畏难情绪。另一方面,由于工商部门办理抵押物登记一直不收费,其他部门的抵押物登记,却都是收费项目,抵押物登记的工本费都得从有限的行政经费里挤,普遍工作的积极性不高”。显然除去抵押当事人和抵押物这两个因素的影响,动产抵押登记制度自身的缺陷,是造成我国动产抵押合同登记数量出现逐年下降的主要原因。
三、如何完善现行动产抵押登记制度
从前文中我们可以看出,动产抵押登记数量出现下降的趋势,说明我国的动产抵押登记制度存在一些不足。因此,唯有完善抵押登记制度,才会进一步繁荣我国的抵押交易市场。《物权法》颁布后,为配合《物权法》的实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于2007年10月17日制定了《动产抵押登记办法》。和《企业动产抵押物登记管理办法》相比,《动产抵押登记办法》对现行动产抵押登记制度的完善表现在:一是大大缩短了抵押合同登记所需时间,符合效率价值的功能要求。抵押合同登记所需时间由“自登记申请受理之日起5日内审查完毕,并决定是否予以登记”到“应当当场在《动产抵押登记书》上加盖动产抵押登记专用章并注明盖章日期x”可以看出,《动产抵押登记办法》极大地节约了当事人的交易时间,使当事人办理抵押登记变得更加方便和迅速。二是简化了对抵押物的描述,以适应动产浮动抵押的要求。《动产抵押登记办法》中,“抵押财产”只要求载明其“所有权归属或者使用权归属”,而并不要求提供“有关动产抵押物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证书”,这是因为动产浮动抵押中的有些抵押物如“原材料、半成品、产品”并没有相应的权属证书,也就不可能提交权属证书。同时,不再对“有关动产抵押物存放状况资料”做出规定。
笔者认为,虽然《动产抵押登记制度》对现行动产抵押登记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修改和完善,但动产抵押登记制度还可从以下几方面进一步加以完善:
(一)应尽快建立电子登记制度
随着网络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登记机关应尽早建立电子登记制度。电子登记方式的优点是成本低、查阅方便、使用范围广等,据资料显示,在一些整体经济实力和电子信息化程度远比我们低的国家,电子登记方式都已经在实践中运用并且运行良好。抵押物实行电子登记之后,抵押权人和第三人可以随时随地地查询抵押物的情况,从而及时有效地保障了各方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早在《关于贯彻实施<企业动产抵押物登记管理办法>若干问题的意见》(工商市字[1999]212号)就曾指出,“抵押物登记应逐步实行计算机查询、登录和管理”。目前,随着我国政务服务中心体制的逐步完成,建立电子登记系统的条件日益成熟。在动产抵押的登记手续完成后,登记资料采用计算机联网的方式使各登记机关的登记信息在全国范围内互联、共享,这就使利害关系人能够及时地、便利地、低成本地获得动产的抵押信息。
(二)应进一步明确登记机关和抵押当事人各方的义务和责任
在动产抵押制度中,如果出现转移抵押财产而使抵押权落空,则抵押权人的债权将无法实现。所以,在动产抵押登记制度的设计中,不仅要考虑其效率价值的实现,也要兼顾安全价值的实现。这就要求在动产抵押的登记过程中,首先要明确登记机关和抵押当事人各自的登记义务和责任。明确了各方当事人的义务和责任,相关主体才会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也才会最大限度地保障各方当事人的利益。
从《动产抵押登记办法》第5条 “应当当场在《动产抵押登记书》上加盖动产抵押登记专用章并注明盖章日期” 的规定中可以明显推断出,登记机关对登记文件和抵押物等只进行形式上的书面审查,而非实质审查。笔者认为,在动产抵押登记制度中,弱化登记机关的职责和作用是必然的,把实质审查和承担风险的责任转移给抵押权人完全是合情合理的。
既然登记机关只履行形式审查的义务,那么在动产抵押的登记过程中,实质审查的义务和责任自然就落在了抵押权人的头上。这就需要抵押权人建立一系列完整周密的审查制度、监管制度、放贷制度以及防范风险的各种措施和程序,以保障自己的抵押权顺利实现。在动产抵押中,如果抵押人以虚假的产权证明做担保或者以其它方式骗取贷款的,抵押权人有权撤消抵押合同。如果当事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保骗贷(梁慧星教授语)”符合合同诈骗罪的,以合同诈骗罪论处。
参考文献:
动产抵押范文第4篇
我国《担保法》第43条规定：“当事人未办理抵押物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但未明确动产抵押未办理登记不得对抗的第三人为善意抑或恶意，未对第三人的范围作出限制，也未明确当事人如已办理动产抵押登记，得否对抗任何第三人。本文从具体情况出发进行分析，认为动产抵押未登记不得对抗的第三人应以善意为原则，但存有例外，如留置权人，并且其时第三人的范围并非没有限制，动产抵押即使已登记亦不得对抗任何第三人。
我国《担保法》第43条规定:“当事人未办理抵押物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虽然该条规定未明确指出“抵押物”为动产，但结合《担保法》第41、42条的规定，我们可知该条所指“抵押物”仅限于动产。该条规定了当事人未办理动产抵押登记时该动产抵押的效力，但并未明确第三人为善意抑或恶意，未对第三人的范围作出限制，也未明确当事人如已办理动产抵押登记，得否对抗任何第三人。本文拟就如上三个方面的问题做一探讨。
一、未经登记不得对抗的第三人得否善意的问题
我国有学者认为，应将本条所指第三人限定为善意第三人，认为我国善意取得制度是以第三人取得财产是出于善意为前提的，对于明知该财产已设定抵押权而仍然受让的恶意第三人，不论其受让为有偿或无偿，未经登记的动产抵押权仍然对其产生对抗力。因此，《担保法》第43条所规定的应指善意第三人。⑴笔者认为此观点从善意取得制度出发，从而得出本条规定的第三人仅限于善意第三人的结论，有失偏颇。再则，此观点并不符合我国法律的实然。目前我国法律虽然未对此问题作出明确的规定，但我们可以从《担保法》的相关规定得出相反的结论。尽管法律的实然并不一定就是法律的应然，但是未对法律的实然进行分析就得出如上结论，则未免有失臆断。本文试就以下几种具有典型意义的第三人作一分析。
1.关于抵押物所有权受让人得否善意的问题。
抵押权设定后，抵押人对抵押物的所有权并未丧失，仍得让与抵押物的所有权。抵押人转让抵押物的行为并非是无权处分行为，第三人取得所有权也非基于善意取得。此时，第三人得否基于所有权而阻断动产抵押权的追及力？我国学者对此存在分歧。按上引观点，第三人须为善意第三人方可切断动产抵押权的追及力。而有人则为区分第三人为善意抑或恶意，认为第三人受让抵押物所有权即可发生阻断的效力。因为未经登记而设定的抵押权，不具有追及效力。当抵押人擅自转让抵押物时，抵押权人只能请求抵押人另外提供相应的担保，不能追及至抵押物的受让人行使抵押权。⑵笔者认为一概地否认未经登记的动产抵押权的追及效力，不利于有效地维护抵押权人的正当利益，并且将使动产抵押制度失却其意义。如果抵押权人的正当利益得不到有效的维护，抵押权人就根本不会利用这一制度，从而使法律规定成为一纸具文，从而波及债务人的利益，也不利于资金融通。⑶我国对动产抵押原则实行登记对抗主义，并不以登记作为动产抵押的生效要件。但是如果动产抵押未经登记，抵押权人的正当利益就无法得到有效的维护，则将迫使抵押权人为保护自身利益而不得不进行动产抵押登记，此实将使登记对抗主义制度失其功效。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67条规定：“抵押权存续期间，抵押人转让抵押物未通知抵押权人或者未告知受让人的……如果抵押物未登记的，抵押权不得对抗第三人。”依此规定，抵押人转让抵押物已通知抵押权人且已告知受让人的，即使抵押物未登记的，抵押权可以对抗第三人。这就从法律上为未登记的动产抵押权的追及效力提供了依据。但是，该条对抵押权人的保护是不完全的。抵押人转让抵押物时未通知抵押权人但已告知受让人的，抵押权仍不得对抗受让人。这对抵押权人是不公平的。为平衡抵押权人与受让人之间的利益，并使动产抵押制度不致有坠其功效的危险，笔者主张，受让人如已知或应知抵押物已设定抵押权而仍然受让的，则未登记的动产抵押权得对其产生对抗力；受让人如不知且不应知抵押物已设定抵押权而受让的，则未登记的动产抵押权不得对其产生对抗力。
2.关于后次抵押权人得否善意的问题。
我国《担保法》第35条规定，抵押权人可以对抵押物所担保债权的余额进行再次抵押。该条规定并不要求抵押人为再次抵押是第三人须为善意。第三人与抵押人为设定抵押权交易时，只要抵押人非为重复抵押，则无论其是否已知抵押物已设有抵押权，都可取得抵押权。虽然我国法律禁止重复抵押，但先次抵押权人与后次抵押权人仍可能发生现实的权利对抗。
因为在抵押过程中，抵押物的价值往往是通过估计而不是通过准确计算得出的；其次，抵押物的价值会因市场的波动而表现出不同的价格；再次，抵押物的价值减少难以完全避免，且有时无法获得恢复或重新的相应担保。针对抵押权的对抗问题，我国《担保法》第54条规定：“抵押物已登记的先于未登记的受偿。”依此规定，后次抵押人如先行登记，则无论其为善意抑或恶意，均可阻断成立在先未登记的动产抵押权的对抗力。但如此显然不利于维护先次抵押权人的利益，并易滋长恶意抢先登记之风气。因此应认为，后次抵押权人明知已有其他未经登记之动产抵押权存在时，纵先经登记，其效力仍劣于成立在先之抵押权，以贯彻恶意不受保护基本原则。⑷
3.关于留置权人得否善意的问题。
我国台湾《动产担保法》第25条规定：“抵押权人依本法规定实行占有抵押物时，不得对抗依法留置标的物之善意第三人。”即善意第三人所取得的留置权，其效力优先于动产抵押权。我国《解释》第79条规定：“同一财产抵押权与留置权并存时，留置权人优先于抵押权人受偿。”该规定所指的抵押权，应包括未经登记的动产抵押权和已经登记的动产抵押权。但此规定并未明确留置权人得否善意，并且我国《担保法》第84条规定，并不要求留置权人对被留置物上是否已设定抵押权进行考察，即不以留置权人出于已知，恶意为否定留置权优先效力的条件。因此，我们认为留置权人优先于抵押权人受偿，并不以其善意为必要。美国《统一商法典》第9编第3章规定：“如果任何人在正常业务过程中就设有担保权益的货物提供服务或提供原材料，且制定法或法律原则规定该人可以就此和服务或材料对占有的货物享有留置权，则此种留置权具有对抗前存完善担保权益的优先权，除非规定留置权的是制定法且该法明确作出其他规定。”可见美国《统一商法典》在此问题上，也不以留置权人的善意为要件，其条件限制仅为“正常业务过程”。但是，如果留置权人以正常业务为由，出于对抗抵押权人利益的目的，与抵押人恶意串通的，如以较少的服务或材料索要高额承揽费，其所享有的优先权应受到一定限制。
因此，笔者认为本条所规定第三人原则上为善意第三人,但不能排斥存在例外情形。并且本条所指善意第三人取得标的物的权利并非只能基于善意取得方可阻碍未经登记的动产抵押权对其产生对抗力。
二、未经登记即得以对抗的第三人的范围
对于第三人的范围，如从法理上理解，应泛指所有具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包括一般债权人，担保物权人，用益物权人等。但是，本条所指的第三人并不能泛指所有的第三人。按照物权的排他性，优先性以及抵押权登记的公信力，未经登记的动产抵押权的对抗以下第三人。
1.一般债权人。从法律性质来看，物权具有排他性，其效力优先于一般债权。动产抵押权为物权，应优先于一般债权，即使未经登记，亦可优先于一般债权。从文义上讲，所谓对抗，系以权利依其性质有竞存抗争关系为前提，例如在同一标的物上有动产抵押权或质权是，始生对抗的问题。而动产抵押权以其本质即优先于债权，自不发生所谓对抗问题。⑸
2.后次动产抵押权人。虽然我国《担保法》禁止重复抵押，但抵押人可以在抵押物价值的余额部分进行再次抵押。在同一标的物上设立的多个抵押权发生对抗时，依我国《担保法》第54条规定：“未登记的，按照合同生效时间的先后顺序清偿，顺序相同的，按照债权比例清偿。抵押物已登记的先于未登记的受偿。”如第三人未进行动产抵押登记的，则成立在先的抵押权以其合同生效时间在先而得以对抗成立在后的动产抵押权。
3.后次租赁权人。抵押期间，抵押人对抵押物享有用益权。抵押人将抵押物出租时，在同一标的物就存在抵押权与租赁权的竞合。抵押权注重的是抵押物的交换价值，而租赁权注重的是抵押物的使用价值，所以两者为相容之权，可以并存于同一抵押物之上。动产抵押设定的事实并不影响成立在后的租赁合同的效力。抵押权成立在先，因而具有优先的效力，此后成立的租赁权不得损害抵押权。我国《解释》第66条规定：“抵押人将已抵押的财产出租的，抵押权实现后，租赁合同对受让人不具有约束力。”该条仅对抵押权实现后租赁合同的效力作出规定，从中似可推出设定在先的抵押权具有对抗设定在后的租赁权的效力。但并未明确由于租赁权的存在而有害于抵押权行使或实现时，抵押权人得采何种措施保护其抵押权。《日本民法典》第395条规定：“……其租赁对抵押权人发生损害时，法院得因抵押权人的请求，命令其解除。”台湾《动产担保法》第17条规定：“若有害于抵押权之行使者，抵押权人得占有抵押物。”抵押权人无论是请求法院解除租赁还是占有抵押物，都能有效地保护自己抵押权的实现。因此应借鉴先进国家立法，赋予抵押权人以现实的法律救济。
三、登记对抗效力的例外
“当事人未办理抵押物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是否意味着一经办理登记，即可对抗任何第三人。对此，我国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笔者认为以下几种第三人实值探讨。
1.留置权人。台湾《动产担保法》第25条规定，抵押权人不得对抗依法留置标的物的善意第三人。立法者之所以赋予留置权以优先效力，系基于其系属法定物权之故。⑹美国《统一商法典》与我国《解释》第79条亦规定留置权优先于抵押权。留置权人对于标的物的保值增值进而对抵押权人的实现，殊有贡献，因而承认留置权的优先效力，亦有其现实依据。在债务人未经留置权人同意，便从留置权人占有之处取走财产的，留置权并不丧失，而继续保持其对债务人和担保权益人的优先权。但是“否认登记对抗力，偏厚留置权人，易启诈欺之门，拥有资金者将畏缩不前，有碍于动产抵押制度之推行。”⑺因此，“宜认为留置权人在增加标的物价值范围内，有优先受偿之效力，如此当事人之利益可得兼顾。”⑻
2.先次租赁权人。我国《担保法》第48条规定：“抵押人将已出租的财产抵押的，应当书面通知承租人，原租赁合同继续有效。”租赁权成立后，抵押人在标的物上设定抵押权，原则上不影响租赁权。《解释》第65条规定：“抵押人将已出租的财产抵押的，抵押权实现后，租赁合同在有效期内对抵押物的受让人继续有效。”当抵押物因抵押权的实现而由他人受让时，租赁权人仍然享有对标的物的租赁权。在租赁合同届满之前，抵押物的受让人不得中止，变更或解除租赁合同。当抵押物出让时，租赁权人有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购买该抵押物的权利。租赁权人的权利并不因动产抵押的登记而有二致。
3.先次质权人。已成立质权的标的物上，可否的设定抵押权。对此我国法律并没有明文规定。质权的设定以占有为必要，而抵押权的设定并不以占有为必要，因此二者在理论上应可相容。参照我国《担保法》第35条的规定，似可作如下理解：质押人得以其财产超出所担保债权的余额部分进行抵押。就设定质权的动产，可由债权人自行考虑决定是否再设定抵押。后成立的动产抵押权已完成登记，是否可以对抗先行设定的质权。《解释》第79条规定：“同一财产法定登记的抵押权与质权并存时，抵押权优先于质权人受偿。”我国台湾学者王泽鉴则持相反的观点，认为动产抵押登记的对抗立，“不能影响成立在前，具有完全效力之质权”，其理由在于动产抵押登记的对抗力“仅能向后发生”。⑼笔者赞同王泽鉴先生的结论，但认为已经登记的动产抵押权不能对抗成立在先的质权，并不是其对抗力只能向后发生的缘故。我国《担保法》第54条规定：“抵押物已登记的先于未登记的受偿。”即使已登记的抵押权设定在后，亦可对设立在前的未登记的抵押权产生对抗力而优先受偿。由此可见，动产抵押登记的对抗力，不仅只能向后发生，亦能向前发生。然而，质权不同于抵押权，质权以占有为公示公信方法，质权人占有标的物的效力应等同于抵押权人进行抵押登记的效力。若动产抵押登记得以对抗成立在前，具有完全效力的质权，则难免有厚抵押权人而薄质权人之嫌。
4.动产抵押权的善意受让人。物权的存在以登记或占有为其表征，信赖此表征而有所作为者，纵使其表征与实质的权利不符，对于信赖此表征之人也不生任何影响，称为公信原则。依此原则，公示方法所表现的物权即使不存在或内容有异，但信赖此公示方法所表示的物权而与之交易的人，法律上仍承认有和真实物权相同的法律效果。⑽动产抵押权亦以登记作为公示方法，并且我国的抵押权登记实行实质审查主义，登记机关在收到抵押登记申请后，经审查无误，应当在抵押登记簿上予以记载。因而动产抵押的登记，在我国具有公信力。然而，我国有学者认为，对动产抵押权转让，“考虑到动产抵押权以登记而非占有作为公示的手段”，排除动产善意取得的适用。⑾显然，此观点的理论基础是权利外观理论。然而，从权利外观理论出发，极易得出以登记作为公示公信方法的不动产，动产抵押权转让均可适用善意取得的结论。因此，基于动产抵押权登记的公信力，即使登记错误或有遗漏，因相信登记正确而与登记名义抵押权人进行交易的善意第三人，其所得利益应受法律保护，除非已有人提出异议登记并记载于登记簿上。动产抵押权的善意受让人可依善意取得而切断真实抵押权人对抵押物的追及效力。抵押权追及效力并不是绝对的，它本身是物权公示公信的外观法理的产物，并尊重善意取得的效力。⑿
5.抵押物所有权的善意受让人。抵押人在抵押物上设定抵押权后，仍然享有抵押物的所有权，并有权转让抵押物的所有权。然而，第三人受让抵押物所有权，得否切断已登记的动产抵押权的追及效力？按权利外观理论，动产以占有为公示公信方法，第三人信赖抵押人的占有外观而与其进行交易，而动产抵押权以登记为公示公信方法，因此第三人与抵押人进行所有权转移交易时，并无查阅动产抵押登记的义务。第三人没有查阅动产抵押登记，并不构成其过错。如果动产抵押的登记具有对抗抵押物所有权的善意受让人，善意受让人则将因受让抵押物而处于债务人的连带责任保证人地位，其后果将是受让人为实现其契约目的而不得不付出双重代价：购买抵押物的价金和债务人的债务金额。⒀因此，为平衡抵押权人与善意受让人之间的利益，可以考虑：（1）赋予抵押人告知第三人抵押物上设定抵押权的真实情况的义务，以便第三人在知情的情况下可以自由选择交易与否；或(2)赋予第三人查阅动产抵押登记的义务，如第三人未尽查阅抵押物而受让抵押物的，则因其存有过失而不得阻断动产抵押权的追及效力。但如此则显然加重了第三人的义务。我国立法对此作前者选择。我国《担保法》第49条规定：“抵押人未通知抵押权人或者未告知受让人的，转让行为无效。”该条赋予抵押人一定的告知义务，以保护抵押权人能顺利实现其抵押权。但该条并未明确规定转让行为有效时抵押权人的追及效力问题。对此，《解释》第67条规定：“抵押权存续期间，抵押人转让抵押物未通知抵押权人或者未告知受让人的，如果抵押物已登记的，抵押权人仍可以行使抵押权。”但此条规定对抵押权人的保护并不周延。依此条规定，抵押权人只有在抵押人未通知抵押权人或未通知受让人时，可以行使抵押权，但在抵押人以通知抵押权人并已告知受让人时，抵押权人不得对受让人行使抵押权，而只能要求抵押重新提供担保或提前清偿。如此实不利保护抵押权人的正当利益，且有违我国《担保法》第49条规定的立法精神之嫌。笔者认为，受让人如已被告知抵押物上设有抵押权而仍选择与抵押人进行交易，那么使其负担抵押权人可能追及的不利后果，应不在其意料之外。
【注释】
⑴陈本寒：《担保法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8-159页
⑵彭万林：《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07页
⑶温世扬，廖焕国：《论抵押权物上代位性与物上追及力之共容》，载《法学》2001年第6期
⑷⑸⑹⑺⑻⑼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42，243，244，245，245,242页
⑽梁慧星，陈华彬：《物权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75页
⑾王轶：《物权变动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05页
⑿温世扬，廖焕国：《论抵押权物上代位性与物上追及力之共容》，载《法学》2001年第6期
动产抵押范文第5篇
一、所担保的债权：包括本金_________元（在本合同有效期间内，得分次循环动用，但在同一时间，其动用总额以上开金额为最高限额）及其利息，逾期利息，既违约金以及债务不履行致乙方蒙受损害的赔偿。至债权实际金额及各种利息违约金的计算方法以及债务的清偿期，另立借据，透支约据、本票、约定书、委任保证合同为凭，并作为本合同的附件，各该附件所规定事项的效力与本合同同。
二、抵押物：其名称、数量、特别标志、说明以及占有抵押物者姓名、名称及方式及所在地，详粘附于本合同的标的物明细表。
三、本合同所担保的债务纵未届清偿期，乙方亦可以随时通知甲方清偿其全部或一部，甲方愿即照办，绝无异议。
四、抵押物于登记后如有粘贴标签或烙印的必要时，甲方应协助乙方或登记机关办理。其因此而支出的费用，全部应由甲方负担。
五、甲方及抵押物提供人切实声明：前开抵押物完全为甲方或抵押物提供人合法所有，并与任何第三人的权利无关。如日后发生任何纠葛致使乙方遭受损害时，纵其事由非可归责于甲方及担保物提供人，亦愿负连带赔偿责任。
六、本合同续存中，甲方及抵押物提供人保证抵押物占有人对于抵押物必尽妥善保管的责任所有因抵押物支出的捐税、修理、保养等一切费用，亦与乙方无涉。
七、抵押物的现状发生变动时，不论其原因如何，甲方及抵押物提供人应及时通知乙方。其因抵押物现状的变动或价值的抵落致不能或不足使本合同第一条开列的全部债权获得清偿时，乙方因此所遭受的损失，甲方及抵押物提供人愿负连带赔偿责任。
八、抵押物应按乙方指定置于_________省_________市_________路_________号，甲方保证决不擅自迁移。抵押物为交通工具，经乙方同意得由甲方或抵押物提供人或其他第三人使用者，一经乙方通知，甲方或抵押物提供人应即负责将抵押物停放于指定处所。
九、抵押物应向乙方同意的保险公司投保乙方所指定的保险，并应以乙方为惟一受益人，保险金额及条件应商得乙方的同意，一切保险费用均由甲方负担，所有保单及保费收据均交由乙方保管；乙方如为代为垫付保费，经通知甲方限期偿还，甲方未如限办理时，乙方得将垫款径行列入甲方借款金额，依例计金，甲方绝无异议。但乙方并无代为投保或代垫保费的义务。
十、遇有下列情形之一时，乙方得占有抵押物。
（一）有担保法所定应占有情事时。
（二）未经乙方允准而抵押物的烙印或粘贴的标签被损毁时。
（三）未经乙方同意而将抵押物出租时。
（四）因甲方或抵押物提供人或其他第三人的行为，致抵押物的价值显然减少或显有减少之虞时。
（五）乙方认为甲方借款运用不当时。
（六）乙方依前5项规定占有抵押物，甲方或第三人拒绝交付时，乙方得申请法院径行强制执行。
（七）乙方因占有抵押物所受的损失及支出的费用，均由甲方负责赔偿。抵押物被占有后所生孳息，乙方占有权收取，以之抵偿收取孳息的费用及甲方债务。
（八）乙方占有处分抵押物，应依担保法的有关规定行之。
十一、甲方应觅具经乙方认可的保证人，以为甲方履行本合同所定一切给付责任的保证。保证人并愿以本合同为证，声明放弃先诉抗辩权暨民法保证各法条内有关保证人的一切权利。
十二、甲方愿接受乙方对于借款用途的监督及对于甲方业务财务的稽核。乙方因行使监督稽核之权而需甲方供给任何有关资料时，甲方应即照办，但乙方并无监督或稽核的义务。
十三、本合同所订给付义务，以乙方营业所在地为履行地。如因本合同所订事项而涉讼时，不论当时甲方或抵押物提供人或营业所在地，或其国籍有无变更，均以_________法院为第一审管辖法院。
十四、本合同书所载甲方、乙方、抵押物提供人、连带保证人均包括其继承人、法定人、破产管理人或遗产管理人。又甲方、抵押物提供人及连带保证人等同意本合同乙方代表人变更时，承受其职务之人，即当然为本合同书权利义务主体的代表人，毋庸为变更的登记。
十五、除本合同所订的条款外，凡乙方现在或将业所订与贷款有关的各项章则以及金融业现在或将来所适用的一切有关章则，甲方均愿遵守，决无异议。
十六、本合同有效期限自立约日起至_________年_________月_________日止。届期未清偿时得延长期限。本合同副本共_________份。
甲方（盖章）：_________ 乙方（盖章）：_________
代表人（签字）：_________ 代表人（签字）：_________
住址：_________
抵押物提供人（签字）：_________
连带保证人（签字）：_________
_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 _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
签订地点：_________ 签订地点：_________
动产抵押范文第6篇
摘要：动产抵押权的登记公示制度破坏了公示方法选择之统一性原则，导致登记公示的动产抵押权与占有公示的动产所有权之间的矛盾，并最终将因登记而获得对抗力的抵押权人与因信赖占有而受公信力保护的第三人推向了利益尖锐对抗的两极。现有的立法与学说在平衡与协调两极利益上均无功而返，唯有将动产抵押物限制在一定范围的“准不动产”上，并在该领域也采行物权的登记公示制度，才是从根源上解决问题的最具合理性的方案。
关键词：动产抵押，物权公示，抵押权的追及效力，交易安全
在抵押期间内，抵押人将抵押物转让给第三人，将导致法律关系上的何等变化；在抵押权人、抵押人与受让人间又发生何等法律效力；特别是受让人善意受让抵押物时，法律优先保护善意受让人还是权利在先的抵押权人？围绕着这些问题，我国《担保法》第49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7条作出了相应的规定；民法学者们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理论研究并提出了形形的制度设计方案。但立法者和绝大部分学者显然忽略了动产抵押与不动产抵押之区别对于研究抵押物转让问题的意义：在不动产领域，法律奉行物权变动（公示）的强制登记原则，抵押权和其他不动产物权一样，其设定必须体现在登记机关的登记簿上，受让人在受让抵押物时有义务查询登记簿，发现设定在先的抵押权易如反掌，故在法律上不可能出现善意的（不知不动产上既存之抵押权）不动产抵押物受让人，法律可通过径直赋予追及力的方式保护抵押权人；但在动产领域，并不实行物权变动的强制登记原则，受让人完全可以信赖抵押人对抵押物的直接占有，有可能不知道事实上也无任何途径知道在先抵押权的存在，从而极容易出现抵押权人与抵押物的善意受让人之间的利益冲突。研究并设计平衡此等利益冲突的法律机制显得特别重要，因此，我们将视野集中于动产抵押物的转让；考虑到买卖关系为标的物转让之常态，并为节省篇幅，本文所谓的动产抵押物转让，是以买卖为中心展开的。
一、两极对立：抵押权人与善意受让人的利益冲突
根据体系强制理论，逻辑前提的设定常常制约逻辑选择的可能范围[1].为了使逻辑选择的范围精致适当，必须准确地设定逻辑前提。很显然，动产抵押物转让问题之所以备受关注，之所以饶有兴味，就是因为它可能引发抵押权人和善意受让人之间的矛盾与对抗；而平息纷争、实现分配正义历来是法律所肩负的神圣使命，任何具体的法律制度设计，越是接近完成法律的使命，就越是具有科学性与生命力。有鉴于此，本文将动产抵押权人和抵押物的善意受让人之间的、不可两立的利益冲突作为预置的逻辑前提，一切的研讨、评价与结论都紧随该逻辑前提而展开。那么，是什么原因造就了动产抵押权人与抵押物受让人之间的两极对立；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因两极对立而产生的“你死我活”的搏杀场面又最为“惨烈”呢？
（一）动产抵押登记对抗力与占有抵押物之公信力不能两立
在动产物权变动领域，权利冲突最经典的体现是因无权处分导致的真正权利人①与善意第三人之间的对立。真正权利人的法定权利值得保护，善意第三人的交易预期也值得保护，前者代表着静的财产秩序，后者攸关动的交易安全，在“由静到动”的民商法发展潮流面前，近现代民商法更为偏爱善意第三人而创设了善意取得制度。客观而言，在动产抵押关系中，抵押人擅自处分抵押物，与私卖他人之物的行为尚不可同日而语，因为抵押人拥有对抵押物的所有权，而所有权的核心权能为处分权，故抵押人对己物之处分难谓无权处分。虽然——如同后文所介绍的那样——也有立法和学说主张限制抵押人的处分权，但也仍然不能否认限制处分权人之处分与全然无处分权者之处分存在着较大的差别。尤其重要的是，在传统民法善意取得得以发生的情形，动产为无权处分人所占有，第三人基于公信力充分相信无权处分人为法律上的权利拥有者，而真正权利人的权利却欠缺任何公示手段，牺牲没有公示的权利以保全对错误公示的信赖，在逻辑与情理上均顺畅自然；而在动产抵押，抵押物的受让人固然可以充分信赖抵押人的占有，但抵押权人却可能具备登记这一法定的公示方法。于是，冲突发生在法定公示的权利与信赖保护之间，这毫无疑问是更为剧烈的冲突；在如此剧烈的冲突面前，不假思索地舍弃抵押权人而迁就抵押物的善意受让人显然缺乏足够的合理性。演绎“通过法定方法公示于外的权利”与“信赖法定公示方法”之间“大比拼”的“始作俑者”乃近现代担保立法对物权公示方法选择之统一性原则的背叛。本来，公示物权的方法应当具有统一性，同一类型的财产权利应当采用同样的公示方法，为了践行公示方法的统一性原则，大陆法系民法一般以登记公示不动产物权，而以占有公示动产物权。然而在动产抵押步入法律殿堂以来，这种物权公示的二元格局不得不被打破：因为设定动产抵押时并不需要移转标的物之占有，于是，动产抵押权事实上不可能通过动产物权的近似于“天然”的公示方法——占有来公示；为了实现物权公示的社会理想，法律不得不另辟他径，以登记来表征动产抵押权的设立与存续。问题的关键在于，抵押物的受让人既然可以信赖占有抵押物的抵押人权利的完整性，本就不必理会除此之外的登记公示的权利；与此相对应，抵押权既然通过法定方式公示于外，本就应推定公示之后无善意第三人。如果承认此时登记的（公示）对抗力，就必然否定占有的（公示）公信力；相反，如果承认占有的（公示）公信力，又必然否定登记的（公示）对抗力。
需要说明的是，现行动产抵押立法构造虽然孕育了抵押权与抵押物受让人发生冲突的巨大可能，但这种冲突未必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如果并未办理抵押登记，则欠缺公示的抵押权当然让位于受让人的所有权，即便受让人明知抵押权存在的事实②；在办理了抵押登记的情况下，如果受让人明知或应当知道抵押权存在的事实，即受让人陷入恶意，则其利益保护当然要劣后于抵押权人。受让人知悉抵押权的途径，既包括抵押权人和抵押人的主动告知，也包括主动在登记机关偶然查知。与善意取得中对第三人善意的举证一样，抵押物受让人无须举证证明自身善意，而应由抵押权人负担受让人恶意的举证责任。
（二）动产抵押权人与善意受让人利益冲突的核心：由谁蒙受向抵押人追偿不能的风险
如前所述，在现行动产抵押立法构造下，抵押权登记对抗力和占有抵押物的公信力存在着深刻而持久的矛盾，该矛盾所外化出的利益状态如何，是值得很好研究的问题。与动产善意取得的情形不同，在抵押人擅自转让抵押物时，没有抵押权人和受让人竞相争夺以获取抵押物所有权的可能。因为，作为一种价值权，抵押权人仅关心抵押物的交换价值，而对抵押物的实物形态和所有权归属并无多大的热情，只要其债权能够通过债务人清偿或抵押人承担（物上担保之外的）责任的方式而满足，就全然没有从受让人处追夺抵押物的必要，唯有债权人的债权不能通过其他途径从债务人或抵押人处满足时，抵押权人才可能要求以受让人取得的抵押物折价、拍卖或变卖并从其价款实现自身债权，异言之，抵押权人充其量为受让人的所有权蒙上负担；从受让人的角度而言，即使其钟情于抵押物的实物形态和法律上的所有权，既然不存在在此点上与其竞争的抵押权人，受让人完全可以蒙受抵押权负担，纵然抵押权人主张抵押物的交换价值，受让人也完全可以通过行使涤除权或代替债务人清偿等方式从而成就抵押权人，之后再要求抵押人向自己负担相应的责任。如此看来，债权人若能从债务人（特别是抵押人处）通过行使抵押权以外的方式实现债权，或者受让人行使涤除权、代债务人为清偿后能易如反掌地从抵押人处获得补偿，则抵押权人和受让人围绕着抵押物转让的冲突并不存在。导致冲突实在化的利益根源在于，无论是抵押权人或者善意受让人难以或者根本不能从抵押人处获得充分的补偿，即抵押人因无资力而陷入清偿不能。需要强调的是，此处所谓的“清偿不能”并不仅指抵押权所担保的主债权履行期届满时抵押人为不能，而且在抵押权人和受让人冲突的处理时抵押人也没有清偿能力——这就意味着抵押人已经将转让抵押物所得的价款挥霍一空而没有留待清偿债权。综上所述，抵押权人和受让人冲突实质是，由谁蒙受向抵押人追偿不能的风险。
二、山重水复：现有立法与学说均无功而返
面对着抵押权人与抵押物受让人的两极对立，需要相应的制度设计以尽可能地调和这种矛盾、平衡双方利益，而不应简单地肯定其中一种利益而否认或忽视另一种利益。应当说，优先保护抵押权人或受让人都有理论基础和社会支撑；并且，无明显的论据证明其中一个价值取向重要于另一个。让人倍感遗憾的是，与此相关的现有立法与学说，并没有很好地把握住这一点，甚至呈现出对抵押权人和受让人间两极对立认识错位之缺陷。以下，特就这些立法与学说所设计的制度方案的内容与缺陷，一一作评。
（一）受让人的代价清偿
《法国民法典》、《日本民法典》均规定了不动产抵押中受让人的代价清偿，普遍的看法是，在动产抵押也完全可以类推适用。据此，抵押物的受让人可以代替债务人向抵押权人清偿被担保的主债务，以通过消灭抵押权的方式确保自己对受让物的完整所有权。客观而言，通过代价清偿消灭抵押权的方式以确保受让人对抵押物的所有权不受追夺，不失为一个好思路，但其缺陷也至为明显：在受让人已经向抵押人支付抵押物的价款后，再使其向抵押权人清偿主债务人的债务，无疑是让受让人以支付双倍价款（即购买抵押物的价款和债务人的债务金额）的条件保住了其对受让物的完整所有权。两次支付对受让人来说几乎是没有任何保护——因为抵押权人和受让人冲突的实质是由谁蒙受向抵押人追偿不能的风险，受让人的两次支付就意味着由其承担了向抵押人追偿不能的风险。如此制度设计实际上认可了抵押权的追及效力，将法律的天平完全倾向了抵押权人一边，不可取。
（二）抵押权涤除制度
《法国民法典》、《日本民法典》都有关于抵押权涤除制度的规定，抵押物受让人可以向抵押权人支付一定金额的涤除金而消灭抵押权。3其实，受让人行使涤除权也意味着要支付两次——购买抵押物的价款和涤除金，这也变相承认了抵押权的追及效力，如同代价清偿一样，实际优先保护了抵押权人。
（三）登记对抗主义
抵押权人和受让人冲突的根源是动产抵押公示制度不足[2].王泽鉴先生认为，“克服不占有标的物的动产抵押权之公示欠缺，不外乎五种方式：意思成立主义、书面成立主义、登记成立主义、意思——登记对抗主义、书面——登记对抗主义”[3].其中书面——登记对抗主义不仅受到众多学者的支持，还为台湾地区《动产担保交易法》和我国《担保法》所采纳。笔者认为，意思——登记对抗主义与书面——登记对抗主义在物权公示方面没有区别，因此将其统称为“登记对抗主义”。登记对抗主义赋予当事人充分的自主选择权：抵押权人为了加强自己的抵押权的对世性，可以向登记机关申请抵押权登记，登记后的抵押权可以对抗后生的一切物权；若抵押权人不想暴露自己的财产或对抵押人有足够信任，也可以不办理抵押登记，此种抵押权并不能排斥后生的受让人的所有权。在很多学者看来，登记对抗主义既能较为充分地保护抵押权人，也能保护善意受让人和维护交易安全：受让人可以查询登记机关的登记薄从而知悉标的物上是否负有抵押权，从而避免自身利益受到损失[4].
从表面上看，在登记对抗主义里，抵押权人和抵押物受让人在利益受法律保护上的确“各有千秋”，似乎是协调二者冲突的最佳选择，实则不然。因其承认了受让人不知悉的已登记抵押权的对抗力而随机地认可了抵押权的追及效力，而对善意受让人却无任何保障可言：受让人既然信赖了抵押人对抵押物的占有，在占有具有公信力的情况下其对抵押物取得的所有权就不应受到任何影响，即使是面对已登记的抵押权。也就是说，正是赋予动产抵押登记以对抗力，才造就了其与动产占有公信力之间无穷无尽的矛盾并导致抵押权人与受让人之间无休无止的冲突。登记对抗主义仅仅是阐明矛盾的发生原因而已，而并非化解矛盾的有效药方。如果一定要认为登记对抗主义化解了矛盾，也只能说其在根本上忽略了矛盾的另外一方。
无独有偶，即便彻底否定动产占有的公信力，登记对抗主义仍是不可行的！因为其登记纯属自愿，这样就会出现有些动产抵押权已经在登记机关的登记薄上体现而有些动产抵押权却没有在登记机关的登记薄上体现的情况。至于哪些已经在登记机关的登记薄上体现哪些没有全凭当事人意思自治，不具有可控制性。可见，登记对抗主义的制度设计忽视了在抵押权登记完全自愿的情况下哪些抵押权已经进行了登记是买受人不可能知道的事实，在没有可预期的情况下，他要想知道就必须在每一次交易前都到登记机关的登记薄上去查询，如此显然是不可能的。
（四）烙印、贴标签
我国台湾《动产担保交易法》意识到让受让人查询登记机关的登记薄影响交易便捷，于是在第16条又作出补充规定，“登记机关应于登记标的物之显著部分烙印或贴标签以资区别”。这样一来，受让人从外观上就能直接知悉标的物是否负有抵押权，减轻了查询之苦。此烙印或标签大致起到了德国物权法上的异议登记作用，否定了公示的权利正确性推定效力，受让人看到烙印或标签后就有义务到登记机关的登记薄上查询从而准确了解转让物权属的真实状况，从而避免和抵押权人的正面冲突。
通过上述明了的方式使得标的物的受让人有义务查询登记从而从源头上避免受让人和抵押权人的冲突，这不啻为解决问题的最好思路，但也存在不少问题：烙印是在标的物上烙一个让任何人一看皆知的痕迹，这有可能在物理上破坏标的物价值，部分动产如玉器、珍贵邮票、衣服、球类、电器等的使用价值会因烙印的存在而下降甚至丧失；标签是在标的物上贴上纸张或类似质地的东西，虽对标的物本身价值影响不大，但由于抵押物被抵押人占有，很容易被恶意的抵押人撕去，从而使其提示效果荡然无存。
（五）否认抵押权的追及效力
动产抵押权的追及效力的最大的不合理在于，其与物权公示公信原则、交易安全理念背道而驰：由于抵押并不转移抵押物的占有，抵押物仍由抵押人占有，而占有又是动产物权的公示方法，所以受让人自然可以信赖抵押人直接占有抵押物的事实而与之交易；但抵押权的追及效力却使得取得抵押物所有权的受让人遭受抵押权追及效力的危险，使其取得的抵押物所有权并不完整。异言之，抵押权的追及效力使受让人对物权公示的信赖不能受到法律的保护，这无疑是对动产物权公示公信原则的颠覆！何况，受让人取得抵押物后，会随时将抵押物转让给他人以实现抵押物价值最大化，而且第二受让人会为同样的目的继续转让，若实行物上追及，势必影响多方交易，从而整个社会的交易的稳定性将丧失殆尽[5].
经由以上分析，我们会发现抵押权的追及效力在动产领域的确不该存在，但简单否认动产抵押权的追及效力并非解决冲突、平衡利益的良策，因其彻底地保护了受让人却牺牲了抵押权，并与担保制度本身的宗旨格格不入，抵押权也必将因此而形同虚设。为了弥补这一重大缺陷，又有学者建议限制抵押人对抵押物的处分权。
（六）限制抵押人对抵押物的处分权
客观地说，抵押人随意转让抵押物，可能增加抵押权人追及抵押物的难度，从而加大抵押权人行使权利的风险；同时，为避免抵押物的转让而可能对抵押物的交换价值产生不利影响，尽可能地维护抵押权人对抵押物的交换价值的支配力，有必要限制抵押人转让抵押物。再者，抵押人随意转让抵押物，抵押物的受让人不能以其所有权对抗抵押权人行使权利，抵押物的受让人也有遭遇不必要损失的巨大危险，可能危害交易的安全和秩序，为保护善意受让人之利益，也有必要以特定的方式限制抵押物的转让[6].
具体而言，这种观点要求抵押人转让抵押物时通知抵押权人并告知受让人该物上已经设定抵押权的情况，并且转让应保持合理的价格，否则转让无效。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15条和《担保法》第49条都采纳了该观点。如此想法的理想主义成分实在太重：因为法律虽然限制抵押人的处分权，但抵押人完全可以无视这些限制为处分行为，如果将抵押人的处分认定为无效，虽然能通过否定抵押物法律关系变动的方式以保全抵押权人，但抵押物的受让人俨然面临一场灾难——非但不能够获得其所期待的抵押物的完整所有权，甚至连要求抵押人承担其他赔偿责任也回受到转让合同无效的消极影响。因此，这种观点和立法遭到了我国民法学界近乎围剿般的批评。
（七）扩大抵押权物上代位性的适用范围
传统民法物上代位仅适用于抵押物毁损或灭失，但《日本民法典》却扩大了其适用范围，承认了对转让抵押物所得价款的物上代位。4通过物上代位使抵押权人的利益不致受损，同时善意受让人又能取得无抵押权负担的所有权，对转让抵押物的抵押人来说既可防止其逃避担保责任又能保障他以抵押物进入交易，就社会公共利益而言有利于增加社会财富且符合鼓励交易之政策取向[7].从这个角度来看，扩大抵押权物上代位物的范围未尝不是个不错的方案。此思路又可以设计出两种制度：A抵押物转让时，抵押权人将该代位物固定，如将相应的货币提存或存入专门的帐户[8]，或提前清偿主债务或等待所担保的主债权届期未获清偿后再对此代位物行使抵押权。B抵押权存续期间，抵押物可以任意转让，即使抵押权人对抵押物转让的事实和受让人对转让物负有抵押权的事实并不知情，当抵押权具备其实现条件时，抵押权人直接对此代位物行使抵押权，从而受让人的所有权因抵押权的消灭而不再有任何瑕疵。
姑且不论抵押物转让所得价款从性质上来说能否归入抵押物的物上代位物中，货币的特殊性质使得此代位物无法与抵押人所有的一般金钱区别开来。特别是，在抵押物转让所得价款与抵押人所有的一般金钱混同后被抵押人挥霍时，扩大代位物的范围而放弃抵押权的追及效力固然是保护了受让人，但抵押权人却陷入无物可支配的境地，其债权实现的前途黯然不堪。
即使不考虑此理论在价值保护上厚抵押物的受让人而薄抵押权人的事实，基于此理论而设计的两种制度也达不到预期的目的。制度A要将转让抵押物所得价款特定下来的前提是转让时抵押权人知悉转让抵押物的事实，而现实的情况是，大量受让人对抵押权并不知情，因此制度A只是空中楼阁；5制度B要想达到预期目的必须是抵押权实现时该代位物仍然存在，而如同前述，若混帐的抵押人已经将此笔款项挥霍一空，则抵押权人物上代位又及于何处？
（八）先代位后追及的重叠并存
此理论认为，抵押权实现时，抵押权人必须先向抵押人就抵押物出卖之价金为物上代位，如果的确不能实行或仍不能使债权得到充分清偿，抵押权人才可以根据抵押权的追及效力对善意受让人的抵押物行使抵押权[9].
此理论综合了抵押不动产转让中抵押权的追及效力和制度设计（七），实为一崭新的制度设计。遗憾的是，由于没有重视理论的前提，此制度设计继承了其所借鉴的两者的缺陷：抵押人挥霍了转让抵押物所得价款，抵押权无代位物可支配，抵押权人利益没有得到保护；抵押权行使物上追及效力对善意受让人来说又是毁灭性打击。这样的缺陷使得此创新的理论毫无价值。
三、柳暗花明：一个全新的理论进路
行文至此，我们似乎陷入了一个死胡同，似乎任何方案都没法解决抵押人转让抵押物给抵押权人和善意受让人造成的利益冲突。而事实也的确如此：动产抵押权只能通过登记来公示，而动产本身的性质决定了动产领域的物权变动不可能实行全部的强制登记。动产抵押权登记公示的对抗力与其他动产物权特别是所有权的占有公信力水火难容，这就是现代民法将抵押扩展至动产领域后所导致的难以根治的“顽症”！在此“顽症”面前，甚至有学者心灰意懒，建议取消动产抵押制度[10].6我们认为，之所以现有立法与学说无功而返，全因为其对“顽症”仅采行“调整式疗法”。倘若直面病因，釜底抽薪，我们就会拂去“山重水复疑无路”的苦恼，而生“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既然抵押权人和受让人的冲突是因为动产物权公示方法的不统一，而动产抵押权又不可能以占有来公示，我们能不能转换一下思考问题的角度，让动产抵押物上的其他物权特别是所有权也以登记为公示方法，通过实现抵押物上所有权与抵押权公示的统一从而从源头上消灭二者之间的冲突呢？
（一）存在即合理：动产抵押不可废
传统民法所调整的农业社会的财产主要集中于不动产，动产的价值相对较小，以价值较大的不动产设定抵押、获取贷款比较合适；但现代社会中动产与不动产的价值界线逐渐模糊，重要的生产设备、大型交通工具、原材料等动产的价值反而成为企业的资产的主体，如果不用这些财产进行融资，实属可惜！
农业社会动产上的担保是质押，且标的物主要集中在金银珠宝首饰字画上，移转这些动产的占有对担保人的生产经营影响不大；但在现代社会，生产设备和交通工具已经代替金银珠宝首饰字画，成为高价值动产的主流，再将其移转占有，不仅妨碍担保人的正常生产经营，与获得贷款从事更大营业的宗旨相违背，而且还会增加质押权人保管这些动产的费用。
由此可见，传统民法上的不动产抵押、动产质押是适用农业社会的，已经不能满足现代经济生活对担保的需求，动产抵押遂应运而出。尽管动产抵押的出现突破了传统民法的概念，并造成了一定理论上的混乱和法律规定上的迷茫，但法律面对的是社会实践，既然社会实践需要动产抵押，在法律上就不能“视而不见”，不予规定。
（二）釜底抽薪：动产抵押物上物权的登记公示主义
诚如本文反复强调的那样，动产抵押权人和抵押物受让人的利益冲突，集中反映出抵押权登记对抗力和抵押人占有公信力之间的矛盾，而该矛盾又渊源于对物权公示方式选择之统一性原则的破坏。因此，欲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统一动产上抵押权和其他物权的公示方法。鉴于抵押权之设定无须移转动产之占有，故其只能通过登记来公示，其公示方法不能被统一为占有。而既然动产抵押权的公示方法不能统一为占有，显然只剩下另外一条路，即将抵押动产上的其他物权公示方法统一为登记。同时，为了增强登记的公示效果特别是凸现其公信力，应当消除当事人在登记决策方面的自主性和任意性，推行物权变动（包括抵押权设定）的强制登记主义。如此一来，动产抵押和不动产抵押一样，抵押权和抵押物上的其他物权都统一地通过登记来表达，在抵押人处分抵押物时，受让人应当而且可以查询抵押物登记簿，应当而且可以透彻地了解抵押物上的权属情况从而放心交易，抵押权人、抵押物受让人甚至包括抵押人的利益和谐共振，抵押权人和受让人之间的冲突根本不会发生。
（三）一劳永逸：限制动产抵押物的范围
为了从源头上排除动产抵押权人和抵押物受让人的冲突，只能对动产抵押物上的物权实行登记公示主义并在物权变动中实行强制登记主义。但在动产领域推行登记公示，是违背动产的自然属性和社会经济生活实践的。毕竟，动产的价值在总体上不如不动产巨大，动产物权变动的数量和频率又远在不动产之上，如果所有动产都以登记为物权公示方法，不仅既无必要也无可能，而且将严重阻滞动产交易的进行，牺牲社会经济的效率，并最终使动产与不动产的差别不复存在，财产法秩序也将因此而遭受颠覆性的破坏。因此，本文建议：限制动产抵押物的范围，将动产上物权登记公示的不良后果降低到最低限度，一方面，自动产抵押诞生以来的千古“顽症”烟消云散；另一方面，民法上动产和不动产两相区分的财产法秩序也能基本维持。
动产抵押范文第7篇
面对中小企业缺乏有效的抵押品，难以获得银行信贷支持的实际情况，中国人民银行曾对银行系统授信时是否接受中小企业的存货、应收帐款等作为抵押品进行了调查，从银行角度分析了中小企业难以凭借动产作为抵押担保获得贷款的原因。从银行角度而言，动产抵押难以推行的因素主要包括:其一，动产特征所致。在动产抵押中，动产易于移动导致实践中一物多抵和抵押物品不实。其二，银行控制风险的需要。银行信贷资源在我国的金融资源总量中占有绝对优势的地位，但目前信贷资源配置效率与其理想状态相比仍差距明显，银行系统中的不良资产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风险日渐累积，信贷趋于集中。在这个大前提下，银行防范风险机制不断完善，如商业银行普遍上收贷款权限，严格贷款发放程序和条件，重视对中小企业财务状况和信用状况的考察。这导致以担保贷款为主的中小企业难以获得银行的贷款支持。其三，银行应对动产抵押经验不足。动产抵押要求银行相当熟悉抵押品所在的行业，能确定抵押物品的真实价值。目前国内银行在这方面谈不上经验丰富。存货抵押的关键是有良好的仓储机构和监管措施，银行只能委托给中介机构去管理，这无疑增加了银行的成本，并且目前的中介机构由干诚信度普遍不高，银行不愿接受其评估结果。总的来说，就银行方面来看动产抵押很难操作。而制约银行接受中小企业动产抵押品的另一个原因在于法律规则的不确定性，除了上文所述法律没有明确动产抵押制度导致银行不清楚哪些动产可以设定抵押外，抵押登记规则不完善也是重要阻碍因素。制定可行的动产抵押登记规则，为银行的交易安全提供保障，此为解决中小企业担保困境的可行之策。
二、设立统一抵押登记模式的必要性
抵押登记，是指经权利人申请国家专职部门将有关申请人用于抵押的物权事项记载于登记簿的法律行为。物权的设定或变动事项应当登记，这是物权公示原则的要求。一般地，不动产以登记为公示原则，动产以交付为公示方法，而对于动产抵押来看，强调的重点就在于不交付，既然动产抵押权之设定即为使动产满足中小企业生产经营的需要，所以为保守商业秘密便不能采取交付的公示方法。那么，登记制度便在抵押权，不管是动产抵押权，还是不动产抵押权上占据重要位置。
目前，实践中动产抵押登记状况不容乐观，这已经对中小企业贷款融资发展形成很大的制约。实践中动产抵押登记的不足之处具体表现为:
1、登记效率低下。根据对工商局、银行、企业的调查，一般地，中小企业的动产抵押登记时间为:（1）设备登记，工商局认为实际所需时间为5天，而金融机构认为实际所需时间最短7天，最长为17天；（2）土地和建筑物登记，房地产登记所认为实际所需时间3天至15天；金融机构认为实际所需时间最短7天，最长为30天；（3）机动车登记，按《机动车登记规定》，汽车登记法定时间为1天，向登记机构查询信息，花费时间一般为1天至3天。这些均导致登记效率不高。
2、登记事项不合理。目前实践中动产抵押登记的指导性法规为《企业动产抵押物登记管理办法》。根据该办法第4-7条的规定，不仅反映出登记内容过于详细而且需要登记人员进行实质性审查。如在进行动产抵押登记时，需要对抵押的动产做出详细性描述。
3、登记机关杂乱。《企业动产抵押物登记管理办法》第2条规定“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是企业动产抵押物的登记机关。”《物权法》也采用相同规定，于第一百八十九条规定了动产抵押的部门，即“企业、个体工商户、农业生产经营者以本法第一百八十一条规定的动产抵押的，应当向抵押人住所地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登记。”但是实践中，动产抵押的登记机关远比上述法律规定要混乱。
因此，动产是种类物和抵押物的不特定性以及抵押后容易替换，造成抵押登记在操作中的困境。再加之实践中登记机关杂乱，登记效率低下，可以说动产抵押登记状况不容乐观。动产抵押登记无章可循成为影响银行接受动产抵押权的重要原因。
三、设立统一抵押登记模式的可行性
统一登记模式是为了克服分别登记制而产生的登记机构混乱无章的弱点，其优点在于登记规则统一，信息量集中，当事人可以便利的获取相应信息，降低整个登记系统的运作成本。目前，学者对不动产统一登记机关的问题较为关注，建议不动产登记机关的司法性和统一性。登记机关司法性的理由，在于“因不动产物权登记均具有决定公民与法人的财产权利的司法的意义，故各国法律一般均把不动产登记机关当做司法机构之一”但本文认为，我国不动产和动产抵押登记仍然由工商系统来完成更为恰当，一是惯例因循的结果，二是全国工商系统已经开发了登记软件，这是司法系统不具备的优势。至于不动产登记和动产抵押登记的统一性，是推行登记制度的共同要求。
动产抵押权统一登记模式的建立需要信息技术支持，否则统一登记模式只能是纸上谈兵。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已为中央登记式的统一登记制度提供了可能。如2003年8月，工商总局开始着手进行信息化建设，命名为“金信工程”。目前，工商系统已经建立了包括动产抵押系统、企业登记电子档案管理系统等在内的信息系统。如2003年8月，工商总局开始着手进行信息化建设，命名为“金信工程”。目前，工商系统已经建立了包括动产抵押系统、企业登记电子档案管理系统等在内的信息系统等；根据《2006年中国工商行业信息化建设与应用趋势研究报告》，从1995年国家工商局制定了《工商行政管理数据处理网络建设方案》开始，到2005年，工商行业的信息化建设投人5. 03亿元人民币，已经完成了“红盾信息网”、“工商行政管理内部业务网”和工商行业主干的网络建设系统。除去政策上对信息建设的支持外，系统集成方法和中间件技术使得动产抵押可以实现统一登记。
动产抵押范文第8篇
关键词：动产抵押，物权公示，抵押权的追及效力，交易安全
在抵押期间内，抵押人将抵押物转让给第三人，将导致法律关系上的何等变化；在抵押权人、抵押人与受让人间又发生何等法律效力；特别是受让人善意受让抵押物时，法律优先保护善意受让人还是权利在先的抵押权人？围绕着这些问题，我国《担保法》第49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67条作出了相应的规定；民法学者们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理论研究并提出了形形的制度设计方案。但立法者和绝大部分学者显然忽略了动产抵押与不动产抵押之区别对于研究抵押物转让问题的意义：在不动产领域，法律奉行物权变动（公示）的强制登记原则，抵押权和其他不动产物权一样，其设定必须体现在登记机关的登记簿上，受让人在受让抵押物时有义务查询登记簿，发现设定在先的抵押权易如反掌，故在法律上不可能出现善意的（不知不动产上既存之抵押权）不动产抵押物受让人，法律可通过径直赋予追及力的方式保护抵押权人；但在动产领域，并不实行物权变动的强制登记原则，受让人完全可以信赖抵押人对抵押物的直接占有，有可能不知道事实上也无任何途径知道在先抵押权的存在，从而极容易出现抵押权人与抵押物的善意受让人之间的利益冲突。研究并设计平衡此等利益冲突的法律机制显得特别重要，因此，我们将视野集中于动产抵押物的转让；考虑到买卖关系为标的物转让之常态，并为节省篇幅，本文所谓的动产抵押物转让，是以买卖为中心展开的。
一、两极对立：抵押权人与善意受让人的利益冲突
根据体系强制理论，逻辑前提的设定常常制约逻辑选择的可能范围 [1].为了使逻辑选择的范围精致适当，必须准确地设定逻辑前提。很显然，动产抵押物转让问题之所以备受关注，之所以饶有兴味，就是因为它可能引发抵押权人和善意受让人之间的矛盾与对抗；而平息纷争、实现分配正义历来是法律所肩负的神圣使命，任何具体的法律制度设计，越是接近完成法律的使命，就越是具有科学性与生命力。有鉴于此，本文将动产抵押权人和抵押物的善意受让人之间的、不可两立的利益冲突作为预置的逻辑前提，一切的研讨、评价与结论都紧随该逻辑前提而展开。那么，是什么原因造就了动产抵押权人与抵押物受让人之间的两极对立；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因两极对立而产生的“你死我活”的搏杀场面又最为“惨烈” 呢？
（一）动产抵押登记对抗力与占有抵押物之公信力不能两立
在动产物权变动领域，权利冲突最经典的体现是因无权处分导致的真正权利人①与善意第三人之间的对立。真正权利人的法定权利值得保护，善意第三人的交易预期也值得保护，前者代表着静的财产秩序，后者攸关动的交易安全，在“由静到动”的民商法发展潮流面前，近现代民商法更为偏爱善意第三人而创设了善意取得制度。客观而言，在动产抵押关系中，抵押人擅自处分抵押物，与私卖他人之物的行为尚不可同日而语，因为抵押人拥有对抵押物的所有权，而所有权的核心权能为处分权，故抵押人对己物之处分难谓无权处分。虽然——如同后文所介绍的那样——也有立法和学说主张限制抵押人的处分权，但也仍然不能否认限制处分权人之处分与全然无处分权者之处分存在着较大的差别。尤其重要的是，在传统民法善意取得得以发生的情形，动产为无权处分人所占有，第三人基于公信力充分相信无权处分人为法律上的权利拥有者，而真正权利人的权利却欠缺任何公示手段，牺牲没有公示的权利以保全对错误公示的信赖，在逻辑与情理上均顺畅自然；而在动产抵押，抵押物的受让人固然可以充分信赖抵押人的占有，但抵押权人却可能具备登记这一法定的公示方法。于是，冲突发生在法定公示的权利与信赖保护之间，这毫无疑问是更为剧烈的冲突；在如此剧烈的冲突面前，不假思索地舍弃抵押权人而迁就抵押物的善意受让人显然缺乏足够的合理性。演绎“通过法定方法公示于外的权利”与“信赖法定公示方法”之间“大比拼”的“始作俑者”乃近现代担保立法对物权公示方法选择之统一性原则的背叛。本来，公示物权的方法应当具有统一性，同一类型的财产权利应当采用同样的公示方法，为了践行公示方法的统一性原则，大陆法系民法一般以登记公示不动产物权，而以占有公示动产物权。然而在动产抵押步入法律殿堂以来，这种物权公示的二元格局不得不被打破：因为设定动产抵押时并不需要移转标的物之占有，于是，动产抵押权事实上不可能通过动产物权的近似于“天然”的公示方法——占有来公示；为了实现物权公示的社会理想，法律不得不另辟他径，以登记来表征动产抵押权的设立与存续。问题的关键在于，抵押物的受让人既然可以信赖占有抵押物的抵押人权利的完整性，本就不必理会除此之外的登记公示的权利；与此相对应，抵押权既然通过法定方式公示于外，本就应推定公示之后无善意第三人。如果承认此时登记的（公示）对抗力，就必然否定占有的（公示）公信力；相反，如果承认占有的（公示）公信力，又必然否定登记的（公示）对抗力。
需要说明的是，现行动产抵押立法构造虽然孕育了抵押权与抵押物受让人发生冲突的巨大可能，但这种冲突未必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如果并未办理抵押登记，则欠缺公示的抵押权当然让位于受让人的所有权，即便受让人明知抵押权存在的事实②；在办理了抵押登记的情况下，如果受让人明知或应当知道抵押权存在的事实，即受让人陷入恶意，则其利益保护当然要劣后于抵押权人。受让人知悉抵押权的途径，既包括抵押权人和抵押人的主动告知，也包括主动在登记机关偶然查知。与善意取得中对第三人善意的举证一样，抵押物受让人无须举证证明自身善意，而应由抵押权人负担受让人恶意的举证责任。
（二）动产抵押权人与善意受让人利益冲突的核心：由谁蒙受向抵押人追偿不能的风险
如前所述，在现行动产抵押立法构造下，抵押权登记对抗力和占有抵押物的公信力存在着深刻而持久的矛盾，该矛盾所外化出的利益状态如何，是值得很好研究的问题。与动产善意取得的情形不同，在抵押人擅自转让抵押物时，没有抵押权人和受让人竞相争夺以获取抵押物所有权的可能。因为，作为一种价值权，抵押权人仅关心抵押物的交换价值，而对抵押物的实物形态和所有权归属并无多大的热情，只要其债权能够通过债务人清偿或抵押人承担（物上担保之外的）责任的方式而满足， 就全然没有从受让人处追夺抵押物的必要，唯有债权人的债权不能通过其他途径从债务人或抵押人处满足时，抵押权人才可能要求以受让人取得的抵押物折价、拍卖或变卖并从其价款实现自身债权，异言之，抵押权人充其量为受让人的所有权蒙上负担；从受让人的角度而言，即使其钟情于抵押物的实物形态和法律上的所有权， 既然不存在在此点上与其竞争的抵押权人，受让人完全可以蒙受抵押权负担，纵然抵押权人主张抵押物的交换价值，受让人也完全可以通过行使涤除权或代替债务人清偿等方式从而成就抵押权人，之后再要求抵押人向自己负担相应的责任。如此看来，债权人若能从债务人（特别是抵押人处）通过行使抵押权以外的方式实现债权，或者受让人行使涤除权、代债务人为清偿后能易如反掌地从抵押人处获得补偿，则抵押权人和受让人围绕着抵押物转让的冲突并不存在。导致冲突实在化的利益根源在于，无论是抵押权人或者善意受让人难以或者根本不能从抵押人处获得充分的补偿，即抵押人因无资力而陷入清偿不能。需要强调的是，此处所谓的“清偿不能”并不仅指抵押权所担保的主债权履行期届满时抵押人为不能，而且在抵押权人和受让人冲突的处理时抵押人也没有清偿能力——这就意味着抵押人已经将转让抵押物所得的价款挥霍一空而没有留待清偿债权。综上所述，抵押权人和受让人冲突实质是，由谁蒙受向抵押人追偿不能的风险。
二、山重水复：现有立法与学说均无功而返
面对着抵押权人与抵押物受让人的两极对立，需要相应的制度设计以尽可能地调和这种矛盾、平衡双方利益，而不应简单地肯定其中一种利益而否认或忽视另一种利益。应当说，优先保护抵押权人或受让人都有理论基础和社会支撑；并且，无明显的论据证明其中一个价值取向重要于另一个。让人倍感遗憾的是，与此相关的现有立法与学说，并没有很好地把握住这一点，甚至呈现出对抵押权人和受让人间两极对立认识错位之缺陷。以下，特就这些立法与学说所设计的制度方案的内容与缺陷，一一作评。
（一）受让人的代价清偿
《法国民法典》、《日本民法典》均规定了不动产抵押中受让人的代价清偿，普遍的看法是，在动产抵押也完全可以类推适用。据此，抵押物的受让人可以代替债务人向抵押权人清偿被担保的主债务，以通过消灭抵押权的方式确保自己对受让物的完整所有权。客观而言，通过代价清偿消灭抵押权的方式以确保受让人对抵押物的所有权不受追夺，不失为一个好思路，但其缺陷也至为明显：在受让人已经向抵押人支付抵押物的价款后，再使其向抵押权人清偿主债务人的债务，无疑是让受让人以支付双倍价款（即购买抵押物的价款和债务人的债务金额）的条件保住了其对受让物的完整所有权。两次支付对受让人来说几乎是没有任何保护——因为抵押权人和受让人冲突的实质是由谁蒙受向抵押人追偿不能的风险，受让人的两次支付就意味着由其承担了向抵押人追偿不能的风险。如此制度设计实际上认可了抵押权的追及效力，将法律的天平完全倾向了抵押权人一边，不可取。
（二）抵押权涤除制度
《法国民法典》、《日本民法典》都有关于抵押权涤除制度的规定，抵押物受让人可以向抵押权人支付一定金额的涤除金而消灭抵押权。3其实，受让人行使涤除权也意味着要支付两次——购买抵押物的价款和涤除金，这也变相承认了抵押权的追及效力，如同代价清偿一样，实际优先保护了抵押权人。
（三）登记对抗主义
抵押权人和受让人冲突的根源是动产抵押公示制度不足[2].王泽鉴先生认为，“克服不占有标的物的动产抵押权之公示欠缺，不外乎五种方式：意思成立主义、书面成立主义、登记成立主义、意思——登记对抗主义、书面——登记对抗主义”[3].其中书面——登记对抗主义不仅受到众多学者的支持，还为台湾地区《动产担保交易法》和我国《担保法》所采纳。笔者认为，意思——登记对抗主义与书面——登记对抗主义在物权公示方面没有区别，因此将其统称为“登记对抗主义”。登记对抗主义赋予当事人充分的自主选择权：抵押权人为了加强自己的抵押权的对世性，可以向登记机关申请抵押权登记，登记后的抵押权可以对抗后生的一切物权；若抵押权人不想暴露自己的财产或对抵押人有足够信任，也可以不办理抵押登记，此种抵押权并不能排斥后生的受让人的所有权。在很多学者看来，登记对抗主义既能较为充分地保护抵押权人，也能保护善意受让人和维护交易安全：受让人可以查询登记机关的登记薄从而知悉标的物上是否负有抵押权，从而避免自身利益受到损失[4].
从表面上看，在登记对抗主义里，抵押权人和抵押物受让人在利益受法律保护上的确“各有千秋”，似乎是协调二者冲突的最佳选择，实则不然。因其承认了受让人不知悉的已登记抵押权的对抗力而随机地认可了抵押权的追及效力，而对善意受让人却无任何保障可言：受让人既然信赖了抵押人对抵押物的占有，在占有具有公信力的情况下其对抵押物取得的所有权就不应受到任何影响，即使是面对已登记的抵押权。也就是说，正是赋予动产抵押登记以对抗力，才造就了其与动产占有公信力之间无穷无尽的矛盾并导致抵押权人与受让人之间无休无止的冲突。登记对抗主义仅仅是阐明矛盾的发生原因而已，而并非化解矛盾的有效药方。如果一定要认为登记对抗主义化解了矛盾，也只能说其在根本上忽略了矛盾的另外一方。
无独有偶，即便彻底否定动产占有的公信力，登记对抗主义仍是不可行的！因为其登记纯属自愿，这样就会出现有些动产抵押权已经在登记机关的登记薄上体现而有些动产抵押权却没有在登记机关的登记薄上体现的情况。至于哪些已经在登记机关的登记薄上体现哪些没有全凭当事人意思自治，不具有可控制性。可见，登记对抗主义的制度设计忽视了在抵押权登记完全自愿的情况下哪些抵押权已经进行了登记是买受人不可能知道的事实，在没有可预期的情况下，他要想知道就必须在每一次交易前都到登记机关的登记薄上去查询， 如此显然是不可能的。
（四）烙印、贴标签
我国台湾《动产担保交易法》意识到让受让人查询登记机关的登记薄影响交易便捷， 于是在第16条又作出补充规定，“登记机关应于登记标的物之显著部分烙印或贴标签以资区别”。这样一来，受让人从外观上就能直接知悉标的物是否负有抵押权，减轻了查询之苦。此烙印或标签大致起到了德国物权法上的异议登记作用，否定了公示的权利正确性推定效力，受让人看到烙印或标签后就有义务到登记机关的登记薄上查询从而准确了解转让物权属的真实状况，从而避免和抵押权人的正面冲突。
通过上述明了的方式使得标的物的受让人有义务查询登记从而从源头上避免受让人和抵押权人的冲突，这不啻为解决问题的最好思路，但也存在不少问题：烙印是在标的物上烙一个让任何人一看皆知的痕迹，这有可能在物理上破坏标的物价值，部分动产如玉器、珍贵邮票、衣服、球类、电器等的使用价值会因烙印的存在而下降甚至丧失；标签是在标的物上贴上纸张或类似质地的东西， 虽对标的物本身价值影响不大，但由于抵押物被抵押人占有，很容易被恶意的抵押人撕去，从而使其提示效果荡然无存。
（五）否认抵押权的追及效力
动产抵押权的追及效力的最大的不合理在于，其与物权公示公信原则、交易安全理念背道而驰：由于抵押并不转移抵押物的占有，抵押物仍由抵押人占有，而占有又是动产物权的公示方法，所以受让人自然可以信赖抵押人直接占有抵押物的事实而与之交易；但抵押权的追及效力却使得取得抵押物所有权的受让人遭受抵押权追及效力的危险，使其取得的抵押物所有权并不完整。异言之，抵押权的追及效力使受让人对物权公示的信赖不能受到法律的保护，这无疑是对动产物权公示公信原则的颠覆！何况，受让人取得抵押物后，会随时将抵押物转让给他人以实现抵押物价值最大化，而且第二受让人会为同样的目的继续转让，若实行物上追及，势必影响多方交易，从而整个社会的交易的稳定性将丧失殆尽[5].
经由以上分析，我们会发现抵押权的追及效力在动产领域的确不该存在，但简单否认动产抵押权的追及效力并非解决冲突、平衡利益的良策，因其彻底地保护了受让人却牺牲了抵押权，并与担保制度本身的宗旨格格不入，抵押权也必将因此而形同虚设。为了弥补这一重大缺陷，又有学者建议限制抵押人对抵押物的处分权。
（六）限制抵押人对抵押物的处分权
客观地说，抵押人随意转让抵押物，可能增加抵押权人追及抵押物的难度，从而加大抵押权人行使权利的风险；同时，为避免抵押物的转让而可能对抵押物的交换价值产生不利影响，尽可能地维护抵押权人对抵押物的交换价值的支配力，有必要限制抵押人转让抵押物。再者，抵押人随意转让抵押物，抵押物的受让人不能以其所有权对抗抵押权人行使权利，抵押物的受让人也有遭遇不必要损失的巨大危险，可能危害交易的安全和秩序，为保护善意受让人之利益，也有必要以特定的方式限制抵押物的转让 [6].
具体而言，这种观点要求抵押人转让抵押物时通知抵押权人并告知受让人该物上已经设定抵押权的情况，并且转让应保持合理的价格，否则转让无效。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15条和《担保法》第49条都采纳了该观点。如此想法的理想主义成分实在太重：因为法律虽然限制抵押人的处分权，但抵押人完全可以无视这些限制为处分行为，如果将抵押人的处分认定为无效，虽然能通过否定抵押物法律关系变动的方式以保全抵押权人，但抵押物的受让人俨然面临一场灾难——非但不能够获得其所期待的抵押物的完整所有权，甚至连要求抵押人承担其他赔偿责任也回受到转让合同无效的消极影响。因此，这种观点和立法遭到了我国民法学界近乎围剿般的批评。
（七）扩大抵押权物上代位性的适用范围
传统民法物上代位仅适用于抵押物毁损或灭失，但《日本民法典》却扩大了其适用范围，承认了对转让抵押物所得价款的物上代位。4通过物上代位使抵押权人的利益不致受损，同时善意受让人又能取得无抵押权负担的所有权，对转让抵押物的抵押人来说既可防止其逃避担保责任又能保障他以抵押物进入交易，就社会公共利益而言有利于增加社会财富且符合鼓励交易之政策取向[7].从这个角度来看，扩大抵押权物上代位物的范围未尝不是个不错的方案。此思路又可以设计出两种制度：A抵押物转让时，抵押权人将该代位物固定，如将相应的货币提存或存入专门的帐户[8]，或提前清偿主债务或等待所担保的主债权届期未获清偿后再对此代位物行使抵押权。B抵押权存续期间，抵押物可以任意转让，即使抵押权人对抵押物转让的事实和受让人对转让物负有抵押权的事实并不知情，当抵押权具备其实现条件时，抵押权人直接对此代位物行使抵押权，从而受让人的所有权因抵押权的消灭而不再有任何瑕疵。
姑且不论抵押物转让所得价款从性质上来说能否归入抵押物的物上代位物中，货币的特殊性质使得此代位物无法与抵押人所有的一般金钱区别开来。特别是，在抵押物转让所得价款与抵押人所有的一般金钱混同后被抵押人挥霍时，扩大代位物的范围而放弃抵押权的追及效力固然是保护了受让人，但抵押权人却陷入无物可支配的境地，其债权实现的前途黯然不堪。
即使不考虑此理论在价值保护上厚抵押物的受让人而薄抵押权人的事实，基于此理论而设计的两种制度也达不到预期的目的。制度A要将转让抵押物所得价款特定下来的前提是转让时抵押权人知悉转让抵押物的事实，而现实的情况是，大量受让人对抵押权并不知情，因此制度A只是空中楼阁；5制度B要想达到预期目的必须是抵押权实现时该代位物仍然存在，而如同前述，若混帐的抵押人已经将此笔款项挥霍一空，则抵押权人物上代位又及于何处？
（八）先代位后追及的重叠并存
此理论认为，抵押权实现时，抵押权人必须先向抵押人就抵押物出卖之价金为物上代位，如果的确不能实行或仍不能使债权得到充分清偿，抵押权人才可以根据抵押权的追及效力对善意受让人的抵押物行使抵押权[9].
此理论综合了抵押不动产转让中抵押权的追及效力和制度设计（七），实为一崭新的制度设计。遗憾的是，由于没有重视理论的前提，此制度设计继承了其所借鉴的两者的缺陷：抵押人挥霍了转让抵押物所得价款，抵押权无代位物可支配，抵押权人利益没有得到保护；抵押权行使物上追及效力对善意受让人来说又是毁灭性打击。这样的缺陷使得此创新的理论毫无价值。
三、柳暗花明：一个全新的理论进路
行文至此，我们似乎陷入了一个死胡同，似乎任何方案都没法解决抵押人转让抵押物给抵押权人和善意受让人造成的利益冲突。而事实也的确如此：动产抵押权只能通过登记来公示，而动产本身的性质决定了动产领域的物权变动不可能实行全部的强制登记。动产抵押权登记公示的对抗力与其他动产物权特别是所有权的占有公信力水火难容，这就是现代民法将抵押扩展至动产领域后所导致的难以根治的“顽症”！在此“顽症”面前，甚至有学者心灰意懒，建议取消动产抵押制度[10].6我们认为，之所以现有立法与学说无功而返， 全因为其对“顽症”仅采行“调整式疗法”。倘若直面病因，釜底抽薪，我们就会拂去“山重水复疑无路”的苦恼，而生“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既然抵押权人和受让人的冲突是因为动产物权公示方法的不统一，而动产抵押权又不可能以占有来公示，我们能不能转换一下思考问题的角度，让动产抵押物上的其他物权特别是所有权也以登记为公示方法，通过实现抵押物上所有权与抵押权公示的统一从而从源头上消灭二者之间的冲突呢？
（一）存在即合理：动产抵押不可废
传统民法所调整的农业社会的财产主要集中于不动产，动产的价值相对较小，以价值较大的不动产设定抵押、获取贷款比较合适；但现代社会中动产与不动产的价值界线逐渐模糊，重要的生产设备、大型交通工具、原材料等动产的价值反而成为企业的资产的主体，如果不用这些财产进行融资，实属可惜！
农业社会动产上的担保是质押，且标的物主要集中在金银珠宝首饰字画上，移转这些动产的占有对担保人的生产经营影响不大；但在现代社会，生产设备和交通工具已经代替金银珠宝首饰字画，成为高价值动产的主流，再将其移转占有，不仅妨碍担保人的正常生产经营，与获得贷款从事更大营业的宗旨相违背，而且还会增加质押权人保管这些动产的费用。
由此可见，传统民法上的不动产抵押、动产质押是适用农业社会的，已经不能满足现代经济生活对担保的需求，动产抵押遂应运而出。尽管动产抵押的出现突破了传统民法的概念，并造成了一定理论上的混乱和法律规定上的迷茫，但法律面对的是社会实践，既然社会实践需要动产抵押， 在法律上就不能“视而不见”，不予规定。
（二）釜底抽薪：动产抵押物上物权的登记公示主义
诚如本文反复强调的那样，动产抵押权人和抵押物受让人的利益冲突，集中反映出抵押权登记对抗力和抵押人占有公信力之间的矛盾，而该矛盾又渊源于对物权公示方式选择之统一性原则的破坏。因此，欲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统一动产上抵押权和其他物权的公示方法。鉴于抵押权之设定无须移转动产之占有，故其只能通过登记来公示，其公示方法不能被统一为占有。而既然动产抵押权的公示方法不能统一为占有，显然只剩下另外一条路，即将抵押动产上的其他物权公示方法统一为登记。同时，为了增强登记的公示效果特别是凸现其公信力，应当消除当事人在登记决策方面的自主性和任意性，推行物权变动（包括抵押权设定）的强制登记主义。如此一来，动产抵押和不动产抵押一样，抵押权和抵押物上的其他物权都统一地通过登记来表达，在抵押人处分抵押物时，受让人应当而且可以查询抵押物登记簿，应当而且可以透彻地了解抵押物上的权属情况从而放心交易，抵押权人、抵押物受让人甚至包括抵押人的利益和谐共振，抵押权人和受让人之间的冲突根本不会发生。
（三）一劳永逸：限制动产抵押物的范围
为了从源头上排除动产抵押权人和抵押物受让人的冲突，只能对动产抵押物上的物权实行登记公示主义并在物权变动中实行强制登记主义。但在动产领域推行登记公示，是违背动产的自然属性和社会经济生活实践的。毕竟，动产的价值在总体上不如不动产巨大，动产物权变动的数量和频率又远在不动产之上，如果所有动产都以登记为物权公示方法，不仅既无必要也无可能，而且将严重阻滞动产交易的进行，牺牲社会经济的效率，并最终使动产与不动产的差别不复存在，财产法秩序也将因此而遭受颠覆性的破坏。因此，本文建议：限制动产抵押物的范围，将动产上物权登记公示的不良后果降低到最低限度，一方面，自动产抵押诞生以来的千古“顽症”烟消云散；另一方面，民法上动产和不动产两相区分的财产法秩序也能基本维持。
从实践的角度来看，人们用以设定抵押的动产本就有限。价值量甚小的动产根本不值一提，学者们常举的以四五元一把的高级铅笔刀设定抵押的例子徒有理论意义，实际上任何一个理性的人都不会在一把四五元的高级铅笔刀上设定抵押，也不会接受以此等铅笔刀设定的抵押。至于价值量较大的金银珠宝首饰字画，人们又往往将其作为质押的客体，以其设抵的情形甚为罕见。从比较法的角度来看，日本规定可以设定动产抵押的动产范围为机动车、飞机、船舶、发动机、电动机、原动力机、载货机动车、脱谷机、孵卵机、扬水机、稻米脱壳机、牛马等农业动产和建筑机械；我国台湾为机器、设备、工具、原料、半制品、车辆农林鱼牧产品、牲畜、总吨位未满20吨的动力船舶或未满50吨的非动力船舶；而在我国台湾的实践中，动产抵押物主要集中在大型机器设备方面[11].上述动产的大部分都可称为“准不动产”，笔者认为，我国《担保法》允许抵押的动产，也应当限定在“准不动产”的范围之内，以便于在这些“准不动产”上采行登记公示的方法和物权变动的强制登记主义。事实上，我国现行《海商法》、《民用航空法》已经规定了对船舶、飞机等“准不动产”实行登记对抗主义，也为日后普遍推行“准不动产”的登记公示原则和物权变动的强制登记主义作好了一定程度的现实铺垫。
注释：
①通常为所有权人。
②唯有如此，才能使动产抵押登记制度落到实处。
③学界有人认为，我国《担保法》第49条第三款的规定相当于外国立法中的涤除权制度。（郭明瑞。担保法原理与实务[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1996.221）
④也有学者将我国《担保法》第49条理解为承认抵押物转让所得借款的代位性。（徐洁。抵押权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222 ）
⑤如果受让人知悉登记抵押权的存在，则又不存在与抵押权人的冲突。
⑥需要指出的是他们主张废除动产抵押的理由和本文不同，如陈本寒教授主要是从动产抵押与动产让与担保重合角度论述废除动产抵押制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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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产抵押范文第9篇
论文摘要
动产抵押制度作为一种新型的担保物权制度，对于活跃经济以及实现物尽其用、货畅其流的现代经济理论，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因此在世界广泛运用且功效甚巨。然而由于其对传统法的突破和自身固有的特性，也带来了一些问题。我国现行立法对动产抵押在立法主义上系采混合主义（登记要件主义和登记主义同时并存）。本文从动产抵押的历史沿革乃至我国动产抵押制度的发展历程，自我国动产抵押制度的有关特殊规定入手，对其在实际运行中存在的缺陷作了探讨并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意见。
本文通过对现行我国动产抵押制度的分析，对完善我国动产抵押制度提出了一些建议和个人看法：1、对动产抵押以特别法形式加以规定；2、限定抵押物的登记范围；3、增加辅助公示方式；4、引入恶意行为人的刑事责任；5、统一登记机关；同时对登记效力的问题也提出了一些个人的看法。
关键词：动产抵押制度历史沿革有关规定缺陷完善措施
产抵押作为一种新型的担保物权制度，其最大的价值莫过于迎合了工商企业的需要利用机器设备等动产的使用价值，由需要利用其交换价值作为融资担保的现实需求，对于活跃经济以及实现物尽其用，货畅其流的现代经济理论，具有重大意义。[1]除此之外，也为个人提供了一种新的融资途径。因此各国家或地区以立法和判例的形式对该制度加以肯定。尤其对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将从国际动产抵押制度的发展历史到我国动产抵押制度的逐步发展历程，分析我国现行动产抵押制度存在的一些缺陷，并提出了一些尝试性的完善措施，力图能为我国动产抵押制度的发展做一点探讨。
一、动产抵押的历史沿革
近现代抵押权制度滥觞于罗马法。罗马法上最早出现的担保方式是信托质（fiducia,即现代所谓的让与担保），而后是占有质（pigius，即质权），再经过一个较长的时期才出现抵押。但是罗马法上之抵押不同于近代民法上之抵押，盖因罗马法上还未产生登记制度，抵押的设定没有一定的公示性要求，仅须合意而为之。在这种欠缺公示规则的立法背景下，担保的设定不因标的物为动产或不动产而有所不同，抵押权和质权之间并没有严格的界限，两者本质相同，仅为名称上的差异而已，[2]因此动产抵押的出现不足为罕。由于没有公示规则，抵押权没有公信力，那么如何对抵押权进行保护呢？罗马大法官萨尔维乌斯（serviana）发明了“萨尔维”之诉，即通过赋予抵押权人可以对债务人或者第三人提权加以保护。但是通过诉权进行保护具有一定的事后性，而且没有公示的抵押权制度忽视了交易安全利益，因此被认为是一种极危险的物的担保。[3]
日耳曼法上的担保制度也经历了和罗马法相似的历史进程，也是先产生信托让与担保，然后是占有质（亦称古质），再然后发展到非占有质（也称新质，即抵押权）。中世纪末期，欧洲封建势力逐渐衰弱，不移转占有的动产新质开始兴盛。尤其是象船舶等其它重量和体积比较庞大的财产，如移动占有势必使债务人在经济上处于不利地位，于是仿效不动产质，通过法院、市参事会等一些公共机构主持的要式行为来代替移转动产的占有，以此为基础，不久便产生了通过在城市账簿上登记来替代移转所有权的制度。[4]
法典化运动前，欧陆各国深受罗马法的影响，抵押制度主要承袭罗马法，因此公示原则被否定。据考证，当时除法国北部一些地方仅零星的存在不动产移转的公示制度外，关于抵押权的成立和存续的公示制度始终未见其踪迹。法典化运动之后，公示原则被各国所确立，动产抵押制度因此被各国民法典废除。如法国民法典2119条明确规定“动产不得设定抵押权”，从此规定出发法国民法典确立了“动产不得基于抵押权加以追及”的原则。[5]《日本民法典》369条第二项规定：“抵押权人，就债务人或第三人不移转占有而供债务担保的不动产，有优先于其它债权人受自己债权清偿的权利。”[6]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860条规定：“称抵押权者，谓对于债务人或第三人不移转占有而供担保之不动产，得就其卖得价金受清偿之权。”[7]在德国，民法学者多数崇尚法典的形式理性，物权法体系依照动产和不动产的区分而构建，而动产和不动产的最大法律区分就在于公示方法的不同。在这种动产和不动产公示方法严格区分的背景下，动产抵押制度根本没有存在的可能性。
近代民法区分动产和不动产并确立不同公示方法的做法，维护了物权制度在体系上的一致性和逻辑上的严密性，也有利于维护交易的安全。但是其弊端在于忽视了农业经营者和工商业主以其使用中的动产设定不移转占有的担保进行融资的需要，但这一弊端，在整个19世纪乃至20世纪之初表现得并不十分明显，所以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8]
随着工业化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动产形态和登记制度的变化对融资担保提出更高的要求。在农业社会和工业划时代的早期，社会的主要财富集中在土地和建筑物等不动产，金银珠宝、古玩字画等少量动产上，而以金银珠宝、古玩字画等设定担保移转占有，对债务人的生产生活的社会经济影响甚微，因此将不动产限定为抵押的标的并以登记为其公式方法，而将动产作为质权的标的并以移转占有为其公示方法，比较适宜。然而随着现代工商业的发展，动产的价值迅速提升，与不动产的价值上的差异逐渐缩小。现代企业的资产不再局限于土地、建筑物等不动产上，企业的机器设备、交通运输工具有时甚至成为企业的主要财产。如果通过移转占有的方式将这些动产进行融资，一方面企业的生产经营无从进行，另一方面债权人还要担负保管的责任，对双方都无益处。正如学者所言：动产只能质押不得抵押的传统做法，“此在农业社会以书画饰物之类提供担保的情形，故无大碍，但在今日工业机械社会势必窒碍难行。机器或原料均为生产材料，工厂赖以从事生产，将之交付债权人占有作为担保以寻觅资金，殆属不可能之事。”[9]面对这种不移转占有融资的现实需求，各国法律纷纷作出响应，通过特别法和判例的形式承认动产抵押制度。日本先后制定了《农业动产信用法》（1933年）、《机动车抵押法》（1951年）、《航空器抵押法》（1953年）和《建设机械抵押法》（1954年），我国台湾地区制定了《动产担保交易法》，意大利在其1997年新修订的《意大利民法典》中，也规定了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均可设定抵押权。而德国没有确立这一制度，究其根源，笔者推敲以为，原因有三：（一）德国民法素来以体系化和逻辑性著称，确立此制度，必将打破整个物权法体系的和谐，实属引狼入室之举，故确立与之功能性质相近的让与担保，所有权保留制度以代之。[10]（二）德国向来重视抵押权的流通功能而轻视其保全功能，以流通抵押为原则，以保全抵押为例外。[11]而动产抵押制度旨在保全债权和融资，因此“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需要不移转占有的方式设定动产担保，以满足企业的融资需求时，德国宁可通过判例和学说创立让与担保制度，也不愿突破现有的物权法体系”。[12]（三）德国对抵押公示的效力采取登记要件主义，若将动产纳入抵押标的物的范围，则势必要设立大量的登记机构和登记人员对动产进行登记，成本太高。尽管如此，但多数国家仍然采纳这项制度，就连秉承德国民法体系化传统的我国台湾地区也不例外，在其《动产担保交易法》上作出相应规定。在此，罗马法上的动产抵押制度终于在经过改造后于新的社会环境和法律背景下得以复生。
二、我国动产抵押的发展历程
我国现行的担保体系的初步形成是由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经济合同法的实施到九十年代中期的《担保法》的。
我国真正开始担保物权立法的，是1981年。当时经济合同法从合同担保的角度规定了加工承揽合同中承揽方留置权的问题，但是未涉及其他形式的担保物权问题。
随后，1986年颁布的《民法通则》对担保问题作了进一步拓展规定。《民法通则》在“债权”一节中笼统规定了保证、抵押、定金、留置等四种担保方式。其中，抵押权和留置权两种为担保物权。《民法通则》的规定根本谈不上担保物权的体系建构问题，但是它对抵押权和留置权所做的规定，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立法者对担保物权性质所持的态度。显然，在当时立法者看来，担保物权与其他担保方式一样，只不过是债权的担保方式，本身不具有物权的特性。这种立法定位，显然在很大程度上受了《苏俄民法典》的影响。
进入90年代以后，针对社会生活中严重存在的"三角债"现象，政府在先后两次采用行政手段予以清理仍不见效后，决定制定担保法，以此作为解决该问题的办法。可见，担保法的制定，至少在当时，是被当作一种临时性的对策措施来看待的。[13]1995年的《担保法》对担保物权作了较为全面的规定。《担保法》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分别规定了抵押权、质权、留置权三种担保物权。但是该法仍不是一部专门的担保物权立法，它仍把担保物权与保证，定金等其他担保方式一起，规定在一部单行法中。以一个单行法的形式概括了所有的担保种类，这在大陆法系国家是绝无仅有的。尽管如此，它与《民法通则》的规定相比，无论在担保物权的种类设置上，还是在可操作性上都前进了一大步。
此外，1992年《海商法》，1994年《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等也相应地规定了担保制度，从而形成了我国现行的担保体系。
三、我国动产抵押的相关规定
所谓动产抵押，是指债权人对于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不转移占有而供作债务履行担保的动产，在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予以变价并就其价款优先受偿的权利。根据有关国家或地区的立法规定，一般认为抵押权所具有的对被担保债权的从属性、设立上的公示性、标的物的特定性与不可分性、效力上的优先性、追及性与物上代位性等，动产抵押权也同样具备。动产抵押制度的特殊之处在于其标的物为动产，并基于动产不同于不动产的特性而复生出动产抵押权的特殊性。故此，动产抵押权制度的设计，主要围绕得抵押的动产之范围限制、抵押权的公示及公示的效力、危害抵押权安全的行为之防止与善意第三人利益的维护等方面。
我国《担保法》中，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并借鉴日本、台湾等立法例上的有关规定，对动产抵押制度明确予以肯定并对其作了较为全面的规定，从而使动产抵押权成为与不动产抵押权、权利抵押权并列的一种抵押权类型。最高人民法院《适用担保法的解释》中又对一些规定作了补充乃至“修正”。上述规定中有关动产抵押制度的特殊性问题，主要涉及以下方面：
1．关于抵押物
对于可以抵押的动产范围，《担保法》中未作任何限制，第34条中规定机器、交通运输工具和“其他财产”，均可设定抵押，除非其属于依法不得抵押的财产（第37中规定所有权不明的财产及依法被查封、扣押、监管的财产等，不得抵押）。
2．关于抵押合同与登记时需提交的文件
《担保法》第38条规定：抵押人和抵押权人应当以书面形式订立抵押合同。第39条规定抵押合同应当包括的主要内容为：被担保的主债权种类、数额；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抵押物的名称、数量、质量、状况、所在地、所有权权属或者使用权权属；抵押担保的范围；当事人认为需要约定的其他事项。抵押合同不完全具备上列内容的，可以补正，不影响抵押合同的效力。
《担保法》第44条规定：办理抵押物登记，当事人应当向登记部门提供主合同、抵押合同以及抵押物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证书等。登记部门登记的资料，允许查阅、抄录或者复印。在有关登记部门作出的具体登记办法中，对办理抵押登记的程序还有较为详细的规定。
3．关于抵押登记及其效力
我国《担保法》中，将抵押登记或抵押权登记，称为抵押物登记。[14]根据该法第42、43条的规定，办理动产抵押登记的部门如下：以航空器、船舶、车辆抵押的，为运输工具登记部门；以企业的设备和其他动产抵押的，为财产所在地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以该法第42条规定之外的其他普通动产抵押的，登记部门为抵押人所在地的公证部门。
关于抵押登记的效力，《担保法》第41条和第43条规定：当事人以本法第42条规定的财产（包括特定的动产）抵押的，应当办理抵押物登记，抵押合同自登记之日生效；当事人以其他普通动产抵押的，可以自愿办理抵押物登记，抵押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但未办理抵押物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鉴于上述规定中混淆了抵押合同的生效与抵押权的成立，违反了物权变动与其基础关系的区分原则，故而《适用担保法的解释》中对此作了部分修正，规定：法律规定登记生效的抵押合同签订后，抵押人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拒绝办理抵押登记致使债权人受到损失的，抵押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第56条第2款）。
4．关于动产抵押权的顺序
抵押权的顺序问题，因同一抵押物上设定数个抵押权而发生。抵押人以同一财产抵押担保两个以上债权的，有两种情况：一是所谓的“余额（值）再抵”；二是所谓的“重复抵押”。《担保法》第35条中规定：“抵押人所担保的债权不得超出其抵押物的价值。”“财产抵押后，该财产的价值大于所担保债权的余额部分，可以再次抵押，但不得超出其余额部分。”《适用担保法的解释》第51条规定：“抵押人所担保的债权超出其抵押物价值的，超出部分不具有优先受偿的效力。”根据《担保法》第54条的规定，动产抵押权顺序的确定规则是：须办理抵押物登记的动产抵押权，其顺序按照抵押物登记的先后顺序而定；顺序相同的，按照债权比例清偿。可自愿办理抵押登记的动产抵押权，如果该抵押物已登记的，按照前项规定确定其顺序；如果未登记的，则按照合同生效时间的先后顺序清偿；顺序相同的，按照债权比例清偿；如果有的登记，有的未登记，则已登记的先于未登记的受偿。上述规定中，关于登记的抵押权之间的“先登记原则”和“同时同序原则”，以及登记的抵押优先于未登记的抵押权之“登记在先原则”，均属正确。有问题的是，得自愿登记而均未登记的两个以上的抵押权并存时所采用“成立在先”规则，违背了“非经登记不得对抗第三人”的基本精神，因而遭到许多学者的有说服力的批评，《适用担保法的解释》第76条中也因此而对其作出了修正，规定：“同一动产向两个以上债权人抵押的，当事人未办理抵押物登记，实现抵押权时，各抵押权人按照债权比例受偿。”
5．关于抵押人对抵押物的处分及抵押权的对外效力
《担保法》第49条规定：抵押期间，抵押人转让已办理登记的抵押物的，应当通知抵押权人并告知受让人转让物已经抵押的情况；抵押人未通知抵押权人或者未告知受让人的，转让行为无效。并限定：转让所得的价款要提前清偿债务或者提存；如转让抵押物的价款明显低于其价值，抵押权人可以要求抵押人提供相应的担保，抵押人不提供的，不得转让抵押物。对我国《担保法》上述规定所采取的态度，学界颇有微词。[15]《适用担保法的解释》第67条对此作出了变通的解释，规定：“抵押权存续期间，抵押人转让抵押物未通知抵押权人或者未告知受让人的，如果抵押物已经登记的，抵押权人仍可以行使抵押权；取得抵押物所有权的受让人，可以代替债务人清偿其全部债务，使抵押权消灭。受让人清偿债务后可以向抵押人追偿。”“如果抵押物未登记的，抵押权不得对抗受让人，因此给抵押权人造成损失的，由抵押人承担赔偿责任。”该解释的68条还规定：“抵押物依法被继承或者赠与的，抵押权不受影响。”
关于抵押权与标的物的承租人的关系，《担保法》第48条规定：“抵押人将已出租的财产抵押的，应当书面告知承租人，原租赁合同继续有效。”《适用担保法的解释》第66条又规定：“抵押人将已抵押的财产出租的，抵押权实现后，租赁合同对受让人不具有约束力。”上述规定中，区分了先押后租与先租后押两种情况，而使其产生不同的法律效果，此规定的合理性值得肯定。
关于动产抵押权与动产质权、留置权并存时的效力关系，《担保法》中未作规定，《适用担保法的解释》第79条规定：“同一财产上法定登记的抵押权与质权并存时，抵押权人优先于质权人受偿。”“同一财产上抵押权与留置权并存时，留置权人优先于抵押权人受偿。”
此外，《担保法》及《适用担保法的解释》中还有涉及动产抵押权的其他一些规定，因无大的争议，此处不再一一述及。
四、我国动产抵押制度在执行中存在的缺陷
近现代法意义上的动产抵押制度在世界各主要国家或地区相继通过特别法、判例或司法解释等形式得以确立，运用广泛且功效甚巨，然而由于其对传统法的突破和自身固有之特性，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我国在动产抵押方面有很多立法（参见《担保法》、《海商法》、《民用航空法》有关条文），已经初步形成了动产抵押的法律体系，然而我国现行立法存在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具体表现在：
1、动产抵押制度是一项具有体系异质性的抵押制度，它在诸多方面背离了既有的物权法体系、规则，我国现行的将动产抵押和不动产抵押一并规定的立法模式，虽于立法上有所创新，但实则破坏了整个体系的和谐。
2、对动产抵押的标的物采取不限制主义
动产中种类庞杂，数量繁多，交易频繁，如不加以限制可以设定抵押的范围，势必增加登记负担，更何况大多数动产根本没有登记制度。
3、抵押登记制度
我国担保法中对抵押登记采取明确部门登记制度，但未能明示公示方式，“由于动产品种繁多，易于移动，价值大小不一，交易频繁，而登记之公示机能无法随同物权变动立刻显现并为第三人知晓”[16]。不便于协调抵押权的保护和维护交易安全之间的关系。
4、登记效力问题
大多数立法例采取登记对抗主义，而只有我国采取混合主义。由于混合主义对于动产抵押的登记效力进行个别规定，必然会增加法律适用的冲突，并非理性选择，已被广为学者所批判。[17]
5、登记机关不统一
长期以来，我国将登记制度视为政府管理的手段，实行分散登记制度，不能及时全面披露信息，容易造成欺诈。
6、恶意行为人打击力度不够
目前抵押动产制度在实际运行中，由于我国尚无法律条文对动产抵押中的恶意行为承担刑事责任的规定，使得贪图小利而恶意将抵押物再行出资或变卖的抵押人，付出成本较低。并且不利于解决善意取得标的物的第三人之间的权利冲突。
五、完善我国动产抵押制度的几点建议
鉴于我国动产抵押制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使得在实际执行中发现很多麻烦和无奈，对维护公平交易构成一定影响，必须尽快得以解决，借鉴学者的已有主张和其他立法例上的有益经验，在肯定动产抵押制度存在价值的基础上，笔者认为我国动产抵押制度的完善，应重点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1、目前大多数立法例以特别法和判例的形式规定动产抵押制度，而没有将其与不动产抵押一并规定于民法典中。笔者推敲，原因有二：一是动产抵押制度为新兴之制度，各国民法典制定时没有通过动产抵押进行融资的迫切需要；二是该制度在诸多方面背离了既有的物权法体系、规则，将其置入民法典物权编，难以维持法典的体系性、和谐性和一致性。故多以特别法或判例将其作为非典型担保加以规定。因此笔者认为，应将其以特别法的形式加以规定，作为非典型担保之一种。
2、限定抵押物的登记范围
多数国家或地区立法例采取限制主义，笔者认为，动产抵押制度究其根源是迫于社会融资需要而被动产生的，应将其限制在一定范围内，而不可泛化到所有动产。因此，为适应融资需要，可仿其它国家或地区之立法例，采取列举方式将可以设定抵押的动产加以限定。限定范围如下：（一）实行登记管理制度的动产，如汽车、船舶等交通工具。（二）其它价值较大且与某种特定生产经营和生活使用具有较强依存关系并且具有存在上的稳定性，从而不会轻易被处分的财产。如企业的机器、设备等。
3、增加辅助公示方式
动产抵押权既为抵押权的一种，其基本的公示方法除登记之外，别无他选。对于按照不动产规则管理的机动车辆、船舶、航空器所具有的公示作用，无可质疑。但对于机器设备及其他普通动产而言，其公示效果如何，大值怀疑。对此问题的解决，笔者建议借鉴打刻抵押标记、粘贴抵押标签的“辅助公示方法”。[18]外观有明显标记的“明认”方法，可使得就该标的物进行交易的第三人能够方便地知晓该物上存在抵押权之负担，从而避免交易的风险。其如欲知道抵押权设立的详情及其负担的债权额等具体情况，可再向登记机关查询抵押登记的记载。关于该辅助公示方法的采用，具体应明确以下问题：
第一，辅助公示方法仅适用于本有登记制度之外的其他适宜采用该方法的动产。如机器设备、电器工具、原料、半成品等（可由有关部门制定其类别目录）。至于已有登记制度的机动车辆、船舶、航空器等，不必采用，此类动产抵押的公示，以登记为已足；无法打刻标记、粘贴标签的价值不大或体积过小、质地特殊的动产（如珠宝古玩、钻戒、项链等），也不宜采用。
第二，辅助公示方法，应由登记机关在办理抵押登记的同时，一并采用。也即是说，凡适宜打刻标记、粘贴标签的动产抵押权，须在登记与打刻标记或粘贴标签同时完成的情况下，方告成立，并取得物权效力。
第三，登记机关打刻的标记或粘贴的标签，不得擅自涂销、毁损，否则，应受法律的严厉制裁。非有惩戒措施的配合，明认的标记将会失去其意义，故应赋予抵押标记或标签具有与人民法院的封条相当的权威性。对于擅自涂销、毁损抵押标记或标签的行为人，应根据情节给予训诫、责令具结悔过、拘留等惩戒，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还可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另外，为进一步增强抵押公示的效用及方便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查阅，还可考虑将来在条件具备时通过计算机联网的辅助方法公示抵押登记的内容。当然，对于网络上公开的内容以及允许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查阅的抵押登记之内容，可有所取舍，以维护抵押当事人之合理的商业秘密权益。
不可否认的是，辅助公示方式的并用，肯定会增加公示的成本。但本人仍然认为，在这一方面，法律的天平应倾向于维护交易的安全，否则，前面所讲的问题将无以解决。
4、引入恶意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日本和我国台湾动产抵押立法上，均规定恶意实施行为致抵押权人受损害的，抵押权人可以通过自诉追求其刑事责任。正是因为这种刑事责任的设定，抵押人不敢贸然通过变卖或再行出质抵押物、损毁打印标记、标签等行为恶意损害抵押权人的利益，这种做法就从源头上禁止了抵押人损害抵押权人的行为，减少了第三人的介入，有效地减少了公示的抵押权与善意第三人之间的权利冲突的现象发生。也正是基于此，我国台湾地区的动产抵押制度标的物范围非常广泛，几乎覆盖到所有动产领域。刑事责任制度的引入，虽有民刑不分之嫌，但其在保障动产抵押制度功能上居功至伟，不失为一项优良法制。因此笔者建议，我国法律上在完善动产抵押权制度时，应引进该项制度。
5、统一登记机关
关于动产抵押登记的机关是否统一的问题，理论界大多都推崇统一登记制。笔者的精神上也正是这种观点，但是具体实施和遇到一些软件和硬件方面的障碍，特别是政治上和技术成本方面的障碍。鉴于我国地域辽阔的特点，要实行统一登记制，必须实现下面两项内容：（一）由一个机关统一进行登记。（二）建立网络查询系统。我国现行的动产抵押登记制系统分别登记制，即由不同机关对不同的特定动产进行登记，要相统一登记机关，必然会涉及到部门职能权力的划分政治阻力大。建立网络查询系统，建设、运行和维护成本过高，而且高昂的查询费用也可能让当事人却步。所以笔者现阶段可将努力的重点放在避免多头登记和完善登记规则方面。
6、关于登记效力的问题
目前关于登记效力的方面只有我国采取混合主义。由于混合主义对于动产抵押的登记效力进行个别规定，必然会增加法律适用的冲突，并非理性选择，已广为学者所批判。[19]因此建议我国动产抵押立法时同意采取登记要件主义或者登记对抗主义。关于登记要件主义和登记对抗主义，孰优孰劣，笔者作如下比较：登记对抗主义本着是把私法不登记，抵押权存在，仅仅是没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所以它无法解释抵押权的排他性和优先性。而登记生效主义是动产抵押登记具有公示性，实现了物权变动与物权公示的统一，[20]在理论上维护了动产抵押的物权性，但以登记为动产抵押的生效要件等同于强制当事人进行登记，侵害了抵押权人的意思自治。在实践中，抵押权人往往因登记收费过高或其它事由不愿登记。通过这种比较，笔者主张统一采取登记对抗主义。因为登记对抗主义符合民法的私法自治的精神，根据经济学上“理性经济人”的理论，抵押权人可以通过利益衡量自主选择是否登记并承担不登记的风险。而且从登记对抗主义在各国家或地区实施的效果来看也是值得采纳的。虽然登记对抗主义最大的弊端就在于无法在理论上自圆其说，无法解释动产抵押应当具备的物权性。但是一项制度优劣与否，不应仅仅以其符合体系性的要求来衡量，而应更多地关注它的现实意义和实用性。当两者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时，应选其实用性价值而舍其体系性价值。正是因为基于这一点，登记对抗主义对大多数国家或地区所采纳，甚至连秉承德国民法体系化、抽象化传统的我国台湾地区，也在其《动产担保交易法》中确立了登记对抗主义。另外，从我国物权立法的动向来看，几乎所有的草案都无不采纳登记对抗主义，梁稿、王稿、法工委征求意见稿、民法草案物权编皆对动产抵押统一采取登记对抗主义。[21]
最后，尚须提及一点的是，我国动产抵押制度采取的登记对抗主义对第三人的范围为加以限定，而多数国家或地区都将第三人限定在善意第三人范围内。笔者主张我国动产抵押制度的第三人的范围也应该限定为善意第三人。否则，没有登记，抵押权人连恶意第三人也不能对抗，与民法的公平理念是不符的，而且也很容易造成抵押人与恶意第三人相勾结的现象发生。庆幸的是新出来的民法典物权法草案第二稿第234条将第三人的范围界定为善意第三人。[22]
注释：
1、刘宝玉：《论我国动产抵押权制度的完善》，载于《中日民商法研究》（第二卷）
2、[日]原田庆吉：《日本民法典历史的素描》，创文社1954年版，第127页。转引自陈华彬：《物权法》，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473页。
3、[日]柚木馨、高木多喜男：《担保物权法》，有斐阁昭和1973年版，第141页。
4、[日]柚木馨：《担保物权法》，有斐阁昭和1973年版，第75页。转引自陈华彬：《物权法》，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474页。
5、[日]柚木馨：《担保物权法》，有斐阁昭和1973年版，第75页。转引自陈华彬：《物权法》，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474页。
6、王书江译：《日本民法典》，中国公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7、《基本六法》，台湾动产三民书局印行。
8、刘保玉：《论我国动产抵押权制度的完善》，载于《中日民商法研究》（第二卷）。
9、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一），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36页。
10、需要说明一点的是，“让与担保在德国的成文法上虽无明文，但为德国的判例和学说所承认。”参见[日]北川善太郎：《物权》，有斐阁1993年版，第243页。
11、陈本寒：《担保物权法比较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00页。
12、王泽鉴：《动产担保制度与经济发展》，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2卷，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第100页.
13、中国物权法研究课题组《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条文、说明、理由与参考立法例》中，梁彗星教授所作序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3月出版。
14、不少学者指出，这种提法有所不妥。因为在抵押登记中所表彰的主要是抵押物上存在的权利状态，而不是财产的性质和状态；抵押登记属于权利登记，而不属于财产登记。
15、郭明瑞等：《民商法原理》（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期。
16、刘春堂：《动产担保交易研究》，三民书局1999年版第4页。
17、邹海林、常敏：《债券担保的方式和应用》，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99页。
18、刘保玉编著：《物权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69页。
19、邹海林：《债券担保的方式和应用》，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99页。
20、徐洁：《动产担保制度和经济发展》，载于《民商法论丛》（第2卷），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第114页。
21、梁彗星稿第312条；王利明稿393条第2款；法工委征求意见稿第262条；物权法草案第234条。
22、参见物权法草案第二次审议稿第234条：“以动产抵押的，抵押权自抵押合同成立时设立。但不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参考文献：
1、王利明：《物权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版；
2、刘保玉：《论我国动产抵押权制度的完善》，载于《中日民商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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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梁彗星：《中国物权法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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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产抵押范文第10篇
动产抵押制度作为一种新型的担保物权制度，对于活跃经济以及实现物尽其用、货畅其流的现代经济理论，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因此在世界广泛运用且功效甚巨。然而由于其对传统法的突破和自身固有的特性，也带来了一些问题。我国现行立法对动产抵押在立法主义上系采混合主义（登记要件主义和登记主义同时并存）。本文从动产抵押的历史沿革乃至我国动产抵押制度的发展历程，自我国动产抵押制度的有关特殊规定入手，对其在实际运行中存在的缺陷作了探讨并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意见。
本文通过对现行我国动产抵押制度的分析，对完善我国动产抵押制度提出了一些建议和个人看法：1、对动产抵押以特别法形式加以规定；2、限定抵押物的登记范围；3、 增加辅助公示方式；4、引入恶意行为人的刑事责任；5、统一登记机关；同时对登记效力的问题也提出了一些个人的看法。
关键词：动产抵押制度 历史沿革 有关规定 缺陷 完善措施
动产抵押作为一种新型的担保物权制度，其最大的价值莫过于迎合了工商企业的需要利用机器设备等动产的使用价值，由需要利用其交换价值作为融资担保的现实需求，对于活跃经济以及实现物尽其用，货畅其流的现代经济理论，具有重大意义。[1]除此之外，也为个人提供了一种新的融资途径。因此各国家或地区以立法和判例的形式对该制度加以肯定。尤其对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将从国际动产抵押制度的发展历史到我国动产抵押制度的逐步发展历程，分析我国现行动产抵押制度存在的一些缺陷，并提出了一些尝试性的完善措施，力图能为我国动产抵押制度的发展做一点探讨。
一、 动产抵押的历史沿革
近现代抵押权制度滥觞于罗马法。罗马法上最早出现的担保方式是信托质（fiducia,即现代所谓的让与担保），而后是占有质（pigius，即质权），再经过一个较长的时期才出现抵押。但是罗马法上之抵押不同于近代民法上之抵押，盖因罗马法上还未产生登记制度，抵押的设定没有一定的公示性要求，仅须合意而为之。在这种欠缺公示规则的立法背景下，担保的设定不因标的物为动产或不动产而有所不同，抵押权和质权之间并没有严格的界限，两者本质相同，仅为名称上的差异而已，[2]因此动产抵押的出现不足为罕。由于没有公示规则，抵押权没有公信力，那么如何对抵押权进行保护呢？罗马大法官萨尔维乌斯（serviana）发明了“萨尔维”之诉，即通过赋予抵押权人可以对债务人或者第三人提权加以保护。但是通过诉权进行保护具有一定的事后性，而且没有公示的抵押权制度忽视了交易安全利益，因此被认为是一种极危险的物的担保。[3]
日耳曼法上的担保制度也经历了和罗马法相似的历史进程，也是先产生信托让与担保，然后是占有质（亦称古质），再然后发展到非占有质（也称新质，即抵押权）。中世纪末期，欧洲封建势力逐渐衰弱，不移转占有的动产新质开始兴盛。尤其是象船舶等其它重量和体积比较庞大的财产，如移动占有势必使债务人在经济上处于不利地位，于是仿效不动产质，通过法院、市参事会等一些公共机构主持的要式行为来代替移转动产的占有，以此为基础，不久便产生了通过在城市账簿上登记来替代移转所有权的制度。[4]
法典化运动前，欧陆各国深受罗马法的影响，抵押制度主要承袭罗马法，因此公示原则被否定。据考证，当时除法国北部一些地方仅零星的存在不动产移转的公示制度外，关于抵押权的成立和存续的公示制度始终未见其踪迹。法典化运动之后，公示原则被各国所确立，动产抵押制度因此被各国民法典废除。如法国民法典2119条明确规定“动产不得设定抵押权”，从此规定出发法国民法典确立了“动产不得基于抵押权加以追及”的原则。[5]《日本民法典》369条第二项规定：“抵押权人，就债务人或第三人不移转占有而供债务担保的不动产，有优先于其它债权人受自己债权清偿的权利。”[6]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860条规定：“称抵押权者，谓对于债务人或第三人不移转占有而供担保之不动产，得就其卖得价金受清偿之权。”[7]在德国，民法学者多数崇尚法典的形式理性，物权法体系依照动产和不动产的区分而构建，而动产和不动产的最大法律区分就在于公示方法的不同。在这种动产和不动产公示方法严格区分的背景下，动产抵押制度根本没有存在的可能性。
近代民法区分动产和不动产并确立不同公示方法的做法，维护了物权制度在体系上的一致性和逻辑上的严密性，也有利于维护交易的安全。但是其弊端在于忽视了农业经营者和工商业主以其使用中的动产设定不移转占有的担保进行融资的需要，但这一弊端，在整个19世纪乃至20世纪之初表现得并不十分明显，所以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8]
随着工业化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动产形态和登记制度的变化对融资担保提出更高的要求。在农业社会和工业划时代的早期，社会的主要财富集中在土地和建筑物等不动产，金银珠宝、古玩字画等少量动产上，而以金银珠宝、古玩字画等设定担保移转占有，对债务人的生产生活的社会经济影响甚微，因此将不动产限定为抵押的标的并以登记为其公式方法，而将动产作为质权的标的并以移转占有为其公示方法，比较适宜。然而随着现代工商业的发展，动产的价值迅速提升，与不动产的价值上的差异逐渐缩小。现代企业的资产不再局限于土地、建筑物等不动产上，企业的机器设备、交通运输工具有时甚至成为企业的主要财产。如果通过移转占有的方式将这些动产进行融资，一方面企业的生产经营无从进行，另一方面债权人还要担负保管的责任，对双方都无益处。正如学者所言：动产只能质押不得抵押的传统做法，“此在农业社会以书画饰物之类提供担保的情形，故无大碍，但在今日工业机械社会势必窒碍难行。机器或原料均为生产材料，工厂赖以从事生产，将之交付债权人占有作为担保以寻觅资金，殆属不可能之事。”[9]面对这种不移转占有融资的现实需求，各国法律纷纷作出响应，通过特别法和判例的形式承认动产抵押制度。日本先后制定了《农业动产信用法》（1933年）、《机动车抵押法》（1951年）、《航空器抵押法》（1953年）和《建设机械抵押法》（1954年），我国台湾地区制定了《动产担保交易法》，意大利在其1997年新修订的《意大利民法典》中，也规定了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均可设定抵押权。而德国没有确立这一制度，究其根源，笔者推敲以为，原因有三：（一）德国民法素来以体系化和逻辑性著称，确立此制度，必将打破整个物权法体系的和谐，实属引狼入室之举，故确立与之功能性质相近的让与担保，所有权保留制度以代之。[10]（二）德国向来重视抵押权的流通功能而轻视其保全功能，以流通抵押为原则，以保全抵押为例外。[11]而动产抵押制度旨在保全债权和融资，因此“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需要不移转占有的方式设定动产担保，以满足企业的融资需求时，德国宁可通过判例和学说创立让与担保制度，也不愿突破现有的物权法体系”。[12]（三）德国对抵押公示的效力采取登记要件主义，若将动产纳入抵押标的物的范围，则势必要设立大量的登记机构和登记人员对动产进行登记，成本太高。尽管如此，但多数国家仍然采纳这项制度，就连秉承德国民法体系化传统的我国台湾地区也不例外，在其《动产担保交易法》上作出相应规定。在此，罗马法上的动产抵押制度终于在经过改造后于新的社会环境和法律背景下得以复生。
二、我国动产抵押的发展历程
我国现行的担保体系的初步形成是由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经济合同法的实施到九十年代中期的《担保法》的。
我国真正开始担保物权立法的，是1981年。当时经济合同法从合同担保的角度规定了加工承揽合同中承揽方留置权的问题，但是未涉及其他形式的担保物权问题。
随后，1986年颁布的《民法通则》对担保问题作了进一步拓展规定。《民法通则》在“债权”一节中笼统规定了保证、抵押、定金、留置等四种担保方式。其中，抵押权和留置权两种为担保物权。《民法通则》的规定根本谈不上担保物权的体系建构问题，但是它对抵押权和留置权所做的规定，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立法者对担保物权性质所持的态度。显然，在当时立法者看来，担保物权与其他担保方式一样，只不过是债权的担保方式，本身不具有物权的特性。这种立法定位，显然在很大程度上受了《苏俄民法典》的影响。
进入90年代以后，针对社会生活中严重存在的"三角债"现象，政府在先后两次采用行政手段予以清理仍不见效后，决定制定担保法，以此作为解决该问题的办法。可见，担保法的制定，至少在当时，是被当作一种临时性的对策措施来看待的。[13]1995年的《担保法》对担保物权作了较为全面的规定。《担保法》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分别规定了抵押权、质权、留置权三种担保物权。但是该法仍不是一部专门的担保物权立法，它仍把担保物权与保证，定金等其他担保方式一起，规定在一部单行法中。以一个单行法的形式概括了所有的担保种类，这在大陆法系国家是绝无仅有的。尽管如此，它与《民法通则》的规定相比，无论在担保物权的种类设置上，还是在可操作性上都前进了一大步。
此外，1992年《海商法》，1994年《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等也相应地规定了担保制度，从而形成了我国现行的担保体系。
三、我国动产抵押的相关规定
所谓动产抵押，是指债权人对于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不转移占有而供作债务履行担保的动产，在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予以变价并就其价款优先受偿的权利。根据有关国家或地区的立法规定，一般认为抵押权所具有的对被担保债权的从属性、设立上的公示性、标的物的特定性与不可分性、效力上的优先性、追及性与物上代位性等，动产抵押权也同样具备。动产抵押制度的特殊之处在于其标的物为动产，并基于动产不同于不动产的特性而复生出动产抵押权的特殊性。故此，动产抵押权制度的设计，主要围绕得抵押的动产之范围限制、抵押权的公示及公示的效力、危害抵押权安全的行为之防止与善意第三人利益的维护等方面。
我国《担保法》中，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并借鉴日本、台湾等立法例上的有关规定，对动产抵押制度明确予以肯定并对其作了较为全面的规定，从而使动产抵押权成为与不动产抵押权、权利抵押权并列的一种抵押权类型。最高人民法院《适用担保法的解释》中又对一些规定作了补充乃至“修正”。上述规定中有关动产抵押制度的特殊性问题，主要涉及以下方面：
1．关于抵押物
对于可以抵押的动产范围，《担保法》中未作任何限制，第34条中规定机器、交通运输工具和“其他财产”，均可设定抵押，除非其属于依法不得抵押的财产（第37中规定所有权不明的财产及依法被查封、扣押、监管的财产等，不得抵押）。
2．关于抵押合同与登记时需提交的文件
《担保法》第38条规定：抵押人和抵押权人应当以书面形式订立抵押合同。第39条规定抵押合同应当包括的主要内容为：被担保的主债权种类、数额；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抵押物的名称、数量、质量、状况、所在地、所有权权属或者使用权权属；抵押担保的范围；当事人认为需要约定的其他事项。抵押合同不完全具备上列内容的，可以补正，不影响抵押合同的效力。
《担保法》第44条规定：办理抵押物登记，当事人应当向登记部门提供主合同、抵押合同以及抵押物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证书等。登记部门登记的资料，允许查阅、抄录或者复印。在有关登记部门作出的具体登记办法中，对办理抵押登记的程序还有较为详细的规定。
3．关于抵押登记及其效力
我国《担保法》中，将抵押登记或抵押权登记，称为抵押物登记。[14]根据该法第42、43条的规定，办理动产抵押登记的部门如下：以航空器、船舶、车辆抵押的，为运输工具登记部门；以企业的设备和其他动产抵押的，为财产所在地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以该法第42条规定之外的其他普通动产抵押的，登记部门为抵押人所在地的公证部门。
关于抵押登记的效力，《担保法》第41条和第43条规定：当事人以本法第42条规定的财产（包括特定的动产）抵押的，应当办理抵押物登记，抵押合同自登记之日生效；当事人以其他普通动产抵押的，可以自愿办理抵押物登记，抵押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但未办理抵押物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鉴于上述规定中混淆了抵押合同的生效与抵押权的成立，违反了物权变动与其基础关系的区分原则，故而《适用担保法的解释》中对此作了部分修正，规定：法律规定登记生效的抵押合同签订后，抵押人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拒绝办理抵押登记致使债权人受到损失的，抵押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第56条第2款）。
4．关于动产抵押权的顺序
抵押权的顺序问题，因同一抵押物上设定数个抵押权而发生。抵押人以同一财产抵押担保两个以上债权的，有两种情况：一是所谓的“余额（值）再抵”；二是所谓的“重复抵押”。《担保法》第35条中规定：“抵押人所担保的债权不得超出其抵押物的价值。”“财产抵押后，该财产的价值大于所担保债权的余额部分，可以再次抵押，但不得超出其余额部分。” 《适用担保法的解释》第51条规定：“抵押人所担保的债权超出其抵押物价值的，超出部分不具有优先受偿的效力。” 根据《担保法》第54条的规定，动产抵押权顺序的确定规则是：须办理抵押物登记的动产抵押权，其顺序按照抵押物登记的先后顺序而定；顺序相同的，按照债权比例清偿。可自愿办理抵押登记的动产抵押权，如果该抵押物已登记的，按照前项规定确定其顺序；如果未登记的，则按照合同生效时间的先后顺序清偿；顺序相同的，按照债权比例清偿；如果有的登记，有的未登记，则已登记的先于未登记的受偿。上述规定中，关于登记的抵押权之间的“先登记原则”和“同时同序原则”，以及登记的抵押优先于未登记的抵押权之“登记在先原则”，均属正确。有问题的是，得自愿登记而均未登记的两个以上的抵押权并存时所采用“成立在先”规则，违背了“非经登记不得对抗第三人”的基本精神，因而遭到许多学者的有说服力的批评，《适用担保法的解释》第76条中也因此而对其作出了修正，规定：“同一动产向两个以上债权人抵押的，当事人未办理抵押物登记，实现抵押权时，各抵押权人按照债权比例受偿。”
5．关于抵押人对抵押物的处分及抵押权的对外效力
《担保法》第49条规定：抵押期间，抵押人转让已办理登记的抵押物的，应当通知抵押权人并告知受让人转让物已经抵押的情况；抵押人未通知抵押权人或者未告知受让人的，转让行为无效。并限定：转让所得的价款要提前清偿债务或者提存；如转让抵押物的价款明显低于其价值，抵押权人可以要求抵押人提供相应的担保，抵押人不提供的，不得转让抵押物。对我国《担保法》上述规定所采取的态度，学界颇有微词。[15]《适用担保法的解释》第67条对此作出了变通的解释，规定：“抵押权存续期间，抵押人转让抵押物未通知抵押权人或者未告知受让人的，如果抵押物已经登记的，抵押权人仍可以行使抵押权；取得抵押物所有权的受让人，可以代替债务人清偿其全部债务，使抵押权消灭。受让人清偿债务后可以向抵押人追偿。”“如果抵押物未登记的，抵押权不得对抗受让人，因此给抵押权人造成损失的，由抵押人承担赔偿责任。”该解释的68条还规定：“抵押物依法被继承或者赠与的，抵押权不受影响。”
关于抵押权与标的物的承租人的关系，《担保法》第48条规定：“抵押人将已出租的财产抵押的，应当书面告知承租人，原租赁合同继续有效。”《适用担保法的解释》第66条又规定：“抵押人将已抵押的财产出租的，抵押权实现后，租赁合同对受让人不具有约束力。”上述规定中，区分了先押后租与先租后押两种情况，而使其产生不同的法律效果，此规定的合理性值得肯定。
关于动产抵押权与动产质权、留置权并存时的效力关系，《担保法》中未作规定，《适用担保法的解释》第79条规定：“同一财产上法定登记的抵押权与质权并存时，抵押权人优先于质权人受偿。”“同一财产上抵押权与留置权并存时，留置权人优先于抵押权人受偿。”
此外，《担保法》及《适用担保法的解释》中还有涉及动产抵押权的其他一些规定，因无大的争议，此处不再一一述及。
四、 我国动产抵押制度在执行中存在的缺陷
近现代法意义上的动产抵押制度在世界各主要国家或地区相继通过特别法、判例或司法解释等形式得以确立，运用广泛且功效甚巨，然而由于其对传统法的突破和自身固有之特性，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我国在动产抵押方面有很多立法（参见《担保法》、《海商法》、《民用航空法》有关条文），已经初步形成了动产抵押的法律体系，然而我国现行立法存在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具体表现在：
1、动产抵押制度是一项具有体系异质性的抵押制度，它在诸多方面背离了既有的物权法体系、规则，我国现行的将动产抵押和不动产抵押一并规定的立法模式，虽于立法上有所创新，但实则破坏了整个体系的和谐。
2、对动产抵押的标的物采取不限制主义
动产中种类庞杂，数量繁多，交易频繁，如不加以限制可以设定抵押的范围，势必增加登记负担，更何况大多数动产根本没有登记制度。
3、抵押登记制度
我国担保法中对抵押登记采取明确部门登记制度，但未能明示公示方式，“由于动产品种繁多，易于移动，价值大小不一，交易频繁，而登记之公示机能无法随同物权变动立刻显现并为第三人知晓”[16]。不便于协调抵押权的保护和维护交易安全之间的关系。
4、登记效力问题
大多数立法例采取登记对抗主义，而只有我国采取混合主义。由于混合主义对于动产抵押的登记效力进行个别规定，必然会增加法律适用的冲突，并非理性选择，已被广为学者所批判。[17]
5、登记机关不统一
长期以来，我国将登记制度视为政府管理的手段，实行分散登记制度，不能及时全面披露信息，容易造成欺诈。
6、恶意行为人打击力度不够
目前抵押动产制度在实际运行中，由于我国尚无法律条文对动产抵押中的恶意行为承担刑事责任的规定，使得贪图小利而恶意将抵押物再行出资或变卖的抵押人，付出成本较低。并且不利于解决善意取得标的物的第三人之间的权利冲突。
五、完善我国动产抵押制度的几点建议
鉴于我国动产抵押制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使得在实际执行中发现很多麻烦和无奈，对维护公平交易构成一定影响，必须尽快得以解决，借鉴学者的已有主张和其他立法例上的有益经验，在肯定动产抵押制度存在价值的基础上，笔者认为我国动产抵押制度的完善，应重点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1、目前大多数立法例以特别法和判例的形式规定动产抵押制度，而没有将其与不动产抵押一并规定于民法典中。笔者推敲，原因有二：一是动产抵押制度为新兴之制度，各国民法典制定时没有通过动产抵押进行融资的迫切需要；二是该制度在诸多方面背离了既有的物权法体系、规则，将其置入民法典物权编，难以维持法典的体系性、和谐性和一致性。故多以特别法或判例将其作为非典型担保加以规定。因此笔者认为，应将其以特别法的形式加以规定，作为非典型担保之一种。
2、限定抵押物的登记范围
多数国家或地区立法例采取限制主义，笔者认为，动产抵押制度究其根源是迫于社会融资需要而被动产生的，应将其限制在一定范围内，而不可泛化到所有动产。因此，为适应融资需要，可仿其它国家或地区之立法例，采取列举方式将可以设定抵押的动产加以限定。限定范围如下：（一）实行登记管理制度的动产，如汽车、船舶等交通工具。（二）其它价值较大且与某种特定生产经营和生活使用具有较强依存关系并且具有存在上的稳定性，从而不会轻易被处分的财产。如企业的机器、设备等。
3、增加辅助公示方式
动产抵押权既为抵押权的一种，其基本的公示方法除登记之外，别无他选。对于按照不动产规则管理的机动车辆、船舶、航空器所具有的公示作用，无可质疑。但对于机器设备及其他普通动产而言，其公示效果如何，大值怀疑。对此问题的解决，笔者建议借鉴打刻抵押标记、粘贴抵押标签的“辅助公示方法”。[18]外观有明显标记的“明认”方法，可使得就该标的物进行交易的第三人能够方便地知晓该物上存在抵押权之负担，从而避免交易的风险。其如欲知道抵押权设立的详情及其负担的债权额等具体情况，可再向登记机关查询抵押登记的记载。关于该辅助公示方法的采用，具体应明确以下问题：
第一，辅助公示方法仅适用于本有登记制度之外的其他适宜采用该方法的动产。如机器设备、电器工具、原料、半成品等（可由有关部门制定其类别目录）。至于已有登记制度的机动车辆、船舶、航空器等，不必采用，此类动产抵押的公示，以登记为已足；无法打刻标记、粘贴标签的价值不大或体积过小、质地特殊的动产（如珠宝古玩、钻戒、项链等），也不宜采用。
第二，辅助公示方法，应由登记机关在办理抵押登记的同时，一并采用。也即是说，凡适宜打刻标记、粘贴标签的动产抵押权，须在登记与打刻标记或粘贴标签同时完成的情况下，方告成立，并取得物权效力。
第三，登记机关打刻的标记或粘贴的标签，不得擅自涂销、毁损，否则，应受法律的严厉制裁。非有惩戒措施的配合，明认的标记将会失去其意义，故应赋予抵押标记或标签具有与人民法院的封条相当的权威性。对于擅自涂销、毁损抵押标记或标签的行为人，应根据情节给予训诫、责令具结悔过、拘留等惩戒，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还可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另外，为进一步增强抵押公示的效用及方便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查阅，还可考虑将来在条件具备时通过计算机联网的辅助方法公示抵押登记的内容。当然，对于网络上公开的内容以及允许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查阅的抵押登记之内容，可有所取舍，以维护抵押当事人之合理的商业秘密权益。
不可否认的是，辅助公示方式的并用，肯定会增加公示的成本。但本人仍然认为，在这一方面，法律的天平应倾向于维护交易的安全，否则，前面所讲的问题将无以解决。
4、引入恶意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日本和我国台湾动产抵押立法上，均规定恶意实施行为致抵押权人受损害的，抵押权人可以通过自诉追求其刑事责任。正是因为这种刑事责任的设定，抵押人不敢贸然通过变卖或再行出质抵押物、损毁打印标记、标签等行为恶意损害抵押权人的利益，这种做法就从源头上禁止了抵押人损害抵押权人的行为，减少了第三人的介入，有效地减少了公示的抵押权与善意第三人之间的权利冲突的现象发生。也正是基于此，我国台湾地区的动产抵押制度标的物范围非常广泛，几乎覆盖到所有动产领域。刑事责任制度的引入，虽有民刑不分之嫌，但其在保障动产抵押制度功能上居功至伟，不失为一项优良法制。因此笔者建议，我国法律上在完善动产抵押权制度时，应引进该项制度。
5、统一登记机关
关于动产抵押登记的机关是否统一的问题，理论界大多都推崇统一登记制。笔者的精神上也正是这种观点，但是具体实施和遇到一些软件和硬件方面的障碍，特别是政治上和技术成本方面的障碍。鉴于我国地域辽阔的特点，要实行统一登记制，必须实现下面两项内容：（一）由一个机关统一进行登记。（二）建立网络查询系统。我国现行的动产抵押登记制系统分别登记制，即由不同机关对不同的特定动产进行登记，要相统一登记机关，必然会涉及到部门职能权力的划分 政治阻力大。建立网络查询系统，建设、运行和维护成本过高，而且高昂的查询费用也可能让当事人却步。所以笔者现阶段可将努力的重点放在避免多头登记和完善登记规则方面。
6、关于登记效力的问题
目前关于登记效力的方面只有我国采取混合主义。由于混合主义对于动产抵押的登记效力进行个别规定，必然会增加法律适用的冲突，并非理性选择，已广为学者所批判。[19]因此建议我国动产抵押立法时同意采取登记要件主义或者登记对抗主义。关于登记要件主义和登记对抗主义，孰优孰劣，笔者作如下比较：登记对抗主义本着是把私法不登记，抵押权存在，仅仅是没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所以它无法解释抵押权的排他性和优先性。而登记生效主义是动产抵押登记具有公示性，实现了物权变动与物权公示的统一，[20]在理论上维护了动产抵押的物权性，但以登记为动产抵押的生效要件等同于强制当事人进行登记，侵害了抵押权人的意思自治。在实践中，抵押权人往往因登记收费过高或其它事由不愿登记。通过这种比较，笔者主张统一采取登记对抗主义。因为登记对抗主义符合民法的私法自治的精神，根据经济学上“理性经济人”的理论，抵押权人可以通过利益衡量自主选择是否登记并承担不登记的风险。而且从登记对抗主义在各国家或地区实施的效果来看也是值得采纳的。虽然登记对抗主义最大的弊端就在于无法在理论上自圆其说，无法解释动产抵押应当具备的物权性。但是一项制度优劣与否，不应仅仅以其符合体系性的要求来衡量，而应更多地关注它的现实意义和实用性。当两者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时，应选其实用性价值而舍其体系性价值。正是因为基于这一点，登记对抗主义对大多数国家或地区所采纳，甚至连秉承德国民法体系化、抽象化传统的我国台湾地区，也在其《动产担保交易法》中确立了登记对抗主义。另外，从我国物权立法的动向来看，几乎所有的草案都无不采纳登记对抗主义，梁稿、王稿、法工委征求意见稿、民法草案物权编皆对动产抵押统一采取登记对抗主义。[21]
最后，尚须提及一点的是，我国动产抵押制度采取的登记对抗主义对第三人的范围为加以限定，而多数国家或地区都将第三人限定在善意第三人范围内。笔者主张我国动产抵押制度的第三人的范围也应该限定为善意第三人。否则，没有登记，抵押权人连恶意第三人也不能对抗，与民法的公平理念是不符的，而且也很容易造成抵押人与恶意第三人相勾结的现象发生。庆幸的是新出来的民法典物权法草案第二稿第234条将第三人的范围界定为善意第三人。[22]
注释：
1、刘宝玉：《论我国动产抵押权制度的完善》，载于《中日民商法研究》（第二卷）
2、[日]原田庆吉：《日本民法典历史的素描》，创文社1954年版，第127页。转引自陈华彬：《物权法》，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473页。
3、[日]柚木馨、高木多喜男：《担保物权法》，有斐阁昭和1973年版，第141页。
4、[日]柚木馨：《担保物权法》，有斐阁昭和1973年版，第75页。转引自陈华彬：《物权法》，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474页。
5、[日]柚木馨：《担保物权法》，有斐阁昭和1973年版，第75页。转引自陈华彬：《物权法》，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474页。
6、王书江译：《日本民法典》，中国公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7、《基本六法》，台湾动产三民书局印行。
8、 刘保玉：《论我国动产抵押权制度的完善》，载于《中日民商法研究》（第二卷）。
9、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一），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36页。
10、需要说明一点的是，“让与担保在德国的成文法上虽无明文，但为德国的判例和学说所承认。”参见[日]北川善太郎：《物权》，有斐阁1993年版，第243页。
11、陈本寒：《担保物权法比较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00页。
12、王泽鉴：《动产担保制度与经济发展》，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2卷，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第100页.
13、中国物权法研究课题组《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条文、说明、理由与参考立法例》中，梁彗星教授所作序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3月出版。
14、不少学者指出，这种提法有所不妥。因为在抵押登记中所表彰的主要是抵押物上存在的权利状态，而不是财产的性质和状态；抵押登记属于权利登记，而不属于财产登记。
15、郭明瑞等：《民商法原理》（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期。
16、刘春堂：《动产担保交易研究》，三民书局1999年版第4页。
17、邹海林、常敏：《债券担保的方式和应用》，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99页。
18、刘保玉编著：《物权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69页。
19、邹海林：《债券担保的方式和应用》，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99页。
20、徐洁：《动产担保制度和经济发展》，载于《民商法论丛》（第2卷），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第114页。
21、梁彗星稿第312条；王利明稿393条第2款；法工委征求意见稿第262条；物权法草案第234条。
22、参见物权法草案第二次审议稿第234条：“以动产抵押的，抵押权自抵押合同成立时设立。但不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参考文献：
1、 王利明：《物权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版；
2、 刘保玉：《论我国动产抵押权制度的完善》，载于《中日民商法研究》；
3、 刘保玉编著：《物权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4、 梁彗星：《中国物权法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5、 许明月：《抵押权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版；
6、 邹海林、常敏：《债券担保的方式和应用》，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99页；
7、 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一），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