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环境论文范文

地理环境论文范文第1篇

这样的自然环境和地理条件，为人类提供了多元多样的生业选择，因而形成了多元混合式经济形态。本区大致可再分为几个亚自然地理单元(亚生态区域):西拉木伦河中下游冲积平原(科尔沁沙地)，大兴安岭南段山前山地，蒙古高原、燕北与辽西山地丘陵，主要分布于赤峰地区南部的黄土苔塬、丘陵谷地等。这些区域的自然地理环境和气候又有明显的差异，区域内土地利用方式和经济形态也各有所别。现今的科尔沁沙地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地区，历史上曾经历过多次扩张与收缩和农牧交替。北部、西部很多地区以牧业为主，其间斑点状分布着一些农耕区。七老图山脉以东、努鲁尔虎山以北、大兴安岭山前山地和西拉木伦河以南地区广布着黄土地貌。黄土可耕作性强，在适宜的气候条件下，适合旱作农业。燕北西辽河地区的黄土地貌以黄土丘陵、台地为主，黄土地貌起伏和缓。这样的地貌比黄土高原更适宜发展旱作农业，这也是该地历史上农业出现多次繁荣的重要原因之一。南部是赤峰市的主要农区，以山地旱作农业为主。山地作物有谷子、高粱、黍子、豆科作物、玉米及各种杂粮等，在一些河流沿岸、河漫滩种植水稻、小麦等。现今的燕北西辽河地区为典型农牧交错区，大体说来，北部西北部草场与牧业占较大比重，而南部和东南部耕地较多，农业占主导地位。其中，有许多地区农牧相间，或同一地区兼营农牧业。

从人文地理角度看，燕北西辽河地区位于中原农耕文化、东北渔猎文化以及后来蒙古高原的游牧文化的交汇处，必然受到三种文化的影响，经济形态兼具农耕、渔猎、游牧是自然而然的。远自史前时代，东北地区就以渔猎文化著称，由于地理上的近缘关系，这种渔猎文化很容易波及和影响到周围地区，特别是渔猎资源较为丰富的西辽河流域。新石器时代，中原地区有着发达的农业文明，比如磁山和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等，同样的原因，这些文化北上西辽河流域，影响和推动着燕北地区农业的发展。考古研究发现，红山文化晚期社会的深刻变化，来自南部仰韶文化的影响发挥了重要作用。对此，苏秉琦与郭大顺先生均有论述。夏家店下层文化发达的农业，明显受到南部中原文化的影响。有学者认为，夏家店下层文化乃是后冈二期文化与当地红山－小河沿文化的继承者及山东龙山———岳石文化系统的因素组合融汇而成［。稍晚时期，西部鄂尔多斯草原青铜文化兴起后，逐渐向东扩及西辽河流域，使这里进入农牧交互演替或农牧并重的时代。可见，正是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燕北西辽河地区容易受到周缘经济文化的影响，并与其自身环境特征相结合，形成了“混合”经济形态。从生态文化学角度看，混合经济形态是对当地自然环境的一种文化适应，在各种经济活动比例适当的情况下，这种经济形态可减轻对某类自然要素的压力，从而缓解人类生存需求与资源短缺的矛盾。从距今约8000年的兴隆洼文化到距今约3000多年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期间，燕北西辽河地区的经济形态兼有采集、渔猎、原始农业，以及处于早期阶段的家畜饲养业，尽管其比重也有变动，但多样性始终为这一阶段经济形态的一个重要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相对均衡的多样化经济形态没有对当地环境造成更大程度的扰动，没有发生后来那种因大幅度农业开发而导致的土地沙化局面，文化持久发展的基础才得以保持，从而出现了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等历时很长的史前文化发展高峰。

从长时段来看，燕北西辽河地区经济形态的演变有一个重要特点，这就是它的易变性或不稳定性。如前所述，夏家店下层文化有发达的农业，但到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距今约3000～2300年)，本区经济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畜牧比重明显增大。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创造者即文献记载中的山戎。上层文化遗址中发现有大量的青铜器，特别是青铜武器及牛羊骨骼、马具和马车等，说明该文化存在着相当比重的畜牧经济。《史记•匈奴列传》载:“唐虞以上有山戎……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迁移。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这反映了山戎以畜养马、牛、羊为主，其活动有一定的流动性。自山戎至辽代以前，游牧业一直是燕北西辽河地区的主导生业。辽金两朝，农业又成为燕北地区重要的经济活动之一。不过，有学者研究发现，辽金时期西辽河流域农业开发的核心区域经历了数次变动，辽初来自中原与渤海等地的移民，首先在以辽上京为核心的地区从事农业开垦，并形成辽王朝的经济中心。这一经济中心地位维持了近100年，至辽中期有10余万农业人口从辽上京地区迁往辽中京地区，并推动着经济中心与农业开发的核心区迁移到这里。辽中京农业开发核心区的地位维持了100多年，至金代中期再次向金兴中府转移。辽金以后，本区农业再度衰落。元明两代生活在燕北西辽河地区的主要是蒙古族，他们从事游牧活动，经济结构比较单一(其栖居地被称为蒙地)。自明末清初，内地汉人开始向燕北蒙地移民垦殖，逐渐改变了当地的经济结构。到20世纪初，燕北西辽河地区成为一个典型的农牧并存、农牧交错分布的地区①。对于燕北西辽河地区经济形态演变的上述特征，可以从气候变迁和自然环境的变化以及民族文化和其它社会政治因素等几个方面给出解释。综合学界已有研究结论，总体上看，燕北西辽河地区距今8000多年至3000年左右为全新世气候宜人期①，此间该地温湿度和水热条件较好，适合采集渔猎和原始农业。据孔昭宸等人研究，燕北赤峰地区距今8000～3500年间为全新世大暖期，从植被带变化与水热因子的关系推测，与现今相比，当时年均气温高2℃，1月气温高3℃以上，年降水量至少要高100毫米。期间的气候发生了几次大的波动，这种波动对人类生产活动造成了很大影响，并直接导致经济形态发生变化②。距今5500年前后，本区发生一次降温事件。这次降温对当地居民的生计造成了很大压力，迫使其加大农业比重。距今5000年以后，东北地区发生了一次强降温事件，自此本区气候明显转向温干，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距今4000年左右。大致5000年以后，辽西气候明显干凉。气候变迁对应着红山文化的消失，说明两者是有关连的。距今约4000～3000年间，西辽河流域为暖湿气候。以此为前提，加之技术的进步和来自南部农耕文化的影响，夏家店下层文化出现了史前农业的第一次繁荣。

距今约3000年前后，燕北西辽河地区进入了一个新的降温期，气候日趋干冷，温性森林减少，草原面积扩大。距今3000年后本区为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此段孢粉组合中蒿科花粉增多，藜科花粉也占一定优势，反映了当时气候温干。距今2800年以来，本区气候整体上处于大暖期后的波动降温阶段，降水量较前期减少。气候干冷使得西辽河地区的水热条件愈来愈不适合农业，这导致人们在经济上日益增加对干冷的草原环境有一定适应力的畜牧业和狩猎经济的依赖。这样，从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开始，燕北西辽河地区进入了以畜牧业为主的时期。从距今约3000年至10世纪之前，我国的气候(主要指温湿度)总体呈下降趋势，这一趋势在燕北地区表现得更明显。从匈奴称雄北方广袤草原的秦汉时期开始，直至唐代以前，生活在这里的北方民族如匈奴、东胡、乌桓、鲜卑、契丹等均以狩猎、游牧为主要生业，从事游牧经济，同时兼具少量农业。根据文献记载③，综合学界已有研究，我们大致可把辽代(公元916～1125年)燕北西辽河地区的气候等自然环境状况概括如下:辽代前期(大致在公元10世纪)气候较温暖湿润，水系较发达，植被较好。《旧五代史》《五代会要》和《辽史》等历史文献提供了不少信息。这在公元10世纪使辽的胡嶠所记中也有所反映。辽代后期(主要在11世纪)以后气候转向冷干，11世纪宋人使辽对此多有记载，宋人使辽语录和使辽诗多处提及辽地的寒冷气候和沙地景观。辽代前期，以暖湿气候为前提，加之辽王朝统治者的积极推动，燕北西辽河地区的农业再度繁盛。之后直至明末，燕北地区的气候以低温干燥著称，元明两代生活在这里的蒙古族逐水草而徙，长期从事游牧经济，农业基本不见。到了清代，伴随大量汉族移民的到来和蒙垦运动，西辽河地区迎来了第三次农业发展的高峰。由上可见，燕北西辽河地区史前及历史时期经济形态的变动多以气候变迁为背景，这说明经济形态的演变与气候变迁有很大程度的关联。西辽河地区是典型的生态脆弱带，其生态系统很容易因自然(特别是气候变迁)或人为因素的扰动而发生剧烈变化，从而使生态系统失去平衡，进而出现幅度较大的波动，并对人类的经济活动产生很大影响。西辽河地区的生态脆弱性体现在土壤、植被和降水量等方面。土壤的脆弱在科尔沁沙地和赤峰南部的黄土丘陵地区很典型。科尔沁沙地属沙质土壤，腐殖质少、黏土含量较低，容易发生风蚀，干旱气候条件下尤为明显。史前和历史时期，科尔沁沙地曾有过多次扩张。伴随着沙地的扩张和收缩，其经济形态也经历了农耕和游牧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变动。赤峰南部和东南部黄土丘陵地带的土壤非常脆弱。黄土土质疏松，湿陷性强，遇水后易溶蚀。这一地区植被稀疏，易发干旱、多风，加上过度耕作，都易导致水土流失。西辽河地区属干旱半干旱气候，大部分地区年降水量少，降水年季变率大，风沙天气多，蒸发快，植被差，地表涵水能力低，这易导致地表径流和地下水储量减少，进而加剧水资源的匮乏。西辽河流域大部分地区属草原植被，草原比森林等其它生态系统抗干扰能力差;加之本地多属沙质土壤，植被根系较脆弱，植物生境不佳，一遇干旱，植被极易发生退化。生态环境的脆弱性导致其抗干扰能力较差，每遇重大气候变迁，其经济形态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动。除了气候、自然环境变迁外，燕北西辽河地区经济形态的变动与民族文化和社会政治因素，特别是与统治阶层的思想意识和政策选择也有关联。以历史时期为例，从夏家店上层文化至辽金以前，生活在燕北地区的主要是北方草原民族，即东胡、匈奴、乌桓、鲜卑、契丹等，这些民族向来以游牧、渔猎为生，他们据有西辽河流域之后，自然会将其传统的经济文化扩及这里。辽代虽然农业经济也很发达，但其农业主要由汉人、渤海国人经营，辽王朝的建立者契丹人仍以渔猎、游牧经济为主业。元明两代，生活在燕北西辽河地区的主要民族是典型的游牧民族———蒙古族，他们在这一地区长期从事游牧经济。统治者的政策选择也会对经济形态产生重大影响，从而决定生业方式的结构与类型，辽清两代就是典型例证，在这两个时期西辽河地区的农业发展在更大程度上决定于王朝的政策选择。

通过对燕北西辽河地区经济形态的特征、历史演变及其成因的考察与分析，我们可以从中总结出一些规律。一般而言，环境决定生业，有什么样的自然富源，就会有什么样的生业结构，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史前社会尤其如此。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燕北西辽河地区的渔猎资源丰富多样，这就决定了渔猎经济在西辽河流域长期居有重要地位，成为当地居民的重要生业。相当长历史时期内，燕北西辽河很多地区是一个植被茂盛、湖沼密布、野生动物活跃的地方，历史上曾有“平地松林”“千里松林”以及“辽泽”等称谓，反映了这里植被和水系的发达。正是在这样的自然条件下，其渔猎经济才经久不衰。西辽河流域拥有大片含水沙地和黄土地貌、起伏不大的山地与缓坡、河谷与河漫滩等，在适当和适宜的气候条件下，也适合发展旱作农业。因此，自距今8000年的兴隆洼文化开始，这里就兴起了旱作农业，并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长期成为燕北地区重要的经济模式之一。如前所述，西辽河流域很多地区，尤其是在其北部和西北部分布有成片或点状的疏林草原、灌丛草原及山林草原等，这些地区在历史时期都曾成为北方民族从事游牧经济的乐园。可见，燕北西辽河地区生态环境和资源禀赋的多样性为人类开发和选择更为广泛的食物资源种类提供了条件，从而造就了当地史前和历史时期多元“混合”的经济形态特征。

经济形态因自然环境的变迁而变化，这也是环境决定生业的重要表现。由于燕北西辽河地区属草原生态系统，自然环境具有明显的脆弱性、不稳定性或易变性，这使得人类对食物的需求与资源短缺的矛盾在某些时期可能较中原黄河流域更突出，对人类生存构成的压力也更大，这一矛盾也必然促使人类不断调整其生业方式，以适应环境的变化。本地旱作农业的起源可能就是这样的机理。赵志军认为，西辽河上游地区的生态环境具有过渡性与脆弱性两大特点，生态环境的过渡性为人类开发和选择更为广泛的食物资源种类提供了条件，生态环境的脆弱性给人类选择食物种类的趋向造成一定压力，迫使人们将食物种类的选择范围不断扩大。在环境因素影响下，人类开始把目光转向某些原本不喜好或看起来不适宜食用但却大量分布的动植物种类上，其中就包括那些对脆弱多变的环境有较强适应能力、籽粒细小但产量较高的耐旱植物，比如黍、粟这两种小米的野生祖本植物，于是小米就成了人们首选的旱地栽培作物。植物考古学为此提供了不少证据。进入全新世以后，本区气候波动剧烈，距今8900～8700年和距今7700～7300年西辽河地区曾发生过两次强降温事件，暖温带落叶阔叶林景观带南移到燕山－努鲁尔虎山一线。这样大幅度的降温，肯定对这个地区古人类的生业模式产生过重大影响，迫使人类拓展生业途径。

另一方面，通过考察我们也看到，人类在自然面前能够选择。一个特定的生态区域在特定历史时期可以给人类提供发展多种生业方式、经济类型的可能，人类能够依靠自己的智慧和知识进行选择。比如辽金时期和清代，出于发展经济增强国力和解决社会问题等诸方面的考虑，辽王朝和清朝的统治者在发展牧业的同时，做出了鼓励和促进农业的政策决定，由此出现了本区历史时期的两次农业发展高峰。除了因社会缘由做出的选择外，还有一种特殊的选择，即环境压力下的选择。以红山文化为例，距今5500年左右，东北地区发生了一次降温干旱事件，在气候变迁的压力下，红山文化的先民们依靠技术积累和生产进步，做出了加大农业比重的选择，将红山文化的农业推向了一个新的水平。因此，经济形态的发展和演变取决于自然和社会两方面因素。一方面，自然环境决定生业模式，经济形态随自然环境的变迁而变化;另一方面，人类对经济活动能够主动选择，这种选择往往对经济形态产生重大影响，从而决定着经济结构的特点及发展趋向。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史前及古代社会，自然环境对生业模式的影响程度更大一些;而在生产力水平较高的中古和近代社会，经济形态更多地决定于人文和社会因素。红山文化以前，燕北地区采集、渔猎、原始农业并存的经济形态，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资源的禀赋特征;而历史时期，特别是在辽金及其以后，经济形态的结构更多地取决于民族文化和社会政治因素。回顾历史，我们发现，每当北方草原民族成为该地区的主体居民时，游牧经济往往居主导地位，而当中原地区的汉民族及农耕文化北上之时，本区的农耕成分则明显上升。人类的生产活动会对自然环境造成影响，这种影响的程度与人类对经济形态的选择及经济活动的强度有很大关系。顺应自然环境特点的选择能够减轻和降低人类对自然的干扰与破坏，违背自然规律的选择会导致环境退化，削弱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如前所述，燕北西辽河地区属生态脆弱带，其经济活动方式的选择尤须慎重，这是有历史教训的。一般而言，相对于采集、渔猎和游牧经济，农业对自然的干扰强度更大，由此引发的生态问题也更严峻。在燕北西辽河地区，历史上曾发生过三次农业垦殖高潮，这就是夏家店下层文化、辽代和清代。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农业相当发达，无论农业生产工具的制作水平和种类、发现的粟黍等作物遗存和储藏粮食的窖穴、耕作面积、遗址密度和数量、人口规模等方面，都反映出这是一支以发达农业为基础的史前文化。在有些地区，其村落密度甚至超过了现代。过渡的农业垦殖以及由此导致的环境恶化是夏家店下层文化衰落的重要原因。辽代前期在燕北推行的农业开发，同样加重了环境的压力，辽晚期和金代，其生态环境出现恶化趋势。经过元明两代的恢复，至明末清初，燕北西辽河地区的自然环境重现生机。清代民国时期，来自内地的民众在西辽河地区进行农业垦殖，将大片草场和荒地辟为农田;为建造房屋、烧饭取暖而大量伐木取草，严重破坏了当地的植被，进而破坏了野生动物的栖息地或生活环境，造成水土侵蚀和沙漠化加重，导致风旱洪涝等自然灾害增多，这一切反过来又危及当地农牧经济的资源和环境基础，形成了恶性循环。清代以来燕北蒙地农业多为粗放式生产方式，具有短期掠夺性特点，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尤为严重。在汉人影响下，以及清廷在蒙地实施“教之耕”政策的引导下，一些蒙古牧民也转营农业，并确立了以农业为主的生活和生产方式，进一步加重了自然环境的载荷。明清以来，我国的气候迎来一个新的干冷期，这种干冷变化在燕北西辽河地区是比较明显的。在气候变化的情况下，叠加了人类不合理的、过度的农业开发，结果导致这一地区内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

农业开发对环境的影响在科尔沁沙地表现得十分明显。史前和历史时期，科尔沁沙地的扩张与收缩，除了与气候变迁有关外，人类经济活动尤其是农业活动也是非常重要的诱发因素。其机理是:当气候等自然条件较好时，人类开始迁徙到沙地居住，从事农业生产和生活。但是，由于沙地的生态环境较为脆弱，当长期农业耕作超过了沙地的承载力，导致沙地植被体系严重破坏时，一遇气候变迁，沙地的自然环境就会恶化，并出现沙丘活跃、沙地扩张、人类被迫缩小活动范围、改变生业模式或迁徙他乡。在人类干扰减小后，经过长期恢复，如果气候好转，沙地环境也会好转，沙丘固定，沙地收缩，人类活动随之加强，农业耕作逐渐扩大。科尔沁沙地人地关系的上述变迁模式经历了多次循环。这说明人类活动尤其农业活动是导致沙地生态环境变化的重要因素。因此，对沙地的开发必须考虑到沙地生态环境的特点及其脆弱性，对沙地的农业开发要保持谨慎。根据西辽河地区的环境状况，特别是北部和西北部的草原和沙地适宜发展对固着土壤的草根破坏较少的游牧经济，不适宜发展劳动密集型的精耕细作农业。从现代情况看，即使发展游牧经济，也应主要以粗放为主，不能过密，单位面积载畜量不宜过高。南部一些自然环境较好的地区，在气候适宜的条件下，可适度发展旱作农业，但也不能过密，否则会导致植被破坏，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和沙漠化扩大及各种自然灾害，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辽代前期、清代本区的过渡农业垦殖导致生态环境恶化就是典型的实证。赤峰地区日益加剧的沙化趋势及其它生态环境问题，均与过密的农业耕作方式有联系。燕北西辽河地区的历史留给我们的教训是，人类必须尊重自然规律，必须根据自然环境的特点选择生业，人类的经济活动不能超过自然的载荷，否则就会遭到大自然的惩罚，此点必须谨记。

地理环境论文范文第2篇

迄今为止，依据所能检索到的历史文献和地方志资料，对于群力岩画的记述主要是民国时期编撰的《依兰县志》和《宁安县志》中对群力岩画做过简单的记录。1921年的《依兰县志》中记载:“牡丹江上游有名字儿砬子地方，峭壁之上有石纹，似字而非字也。附近山下有一石，似碣，上永和甲申字样，并非镌刻，有似墨书，余文多不能辨。”①在1924年的《宁安县志》中记载:“距城二百余里，呼尔哈河(牡丹江)东岸，系赴三姓水道也。山壁石砬上隐约有朱红字迹。天气晴朗，人多见之，惜不知为何代何人遗迹。”民国时期的《依兰县志》印刷于1921年，早于1924年的《宁安县志》3年。《在依兰县志》对群力岩画记述的是“峭壁之上有石纹，似字非字也”。而《宁安县志》则进一步记述为:“山壁石砬上隐约有朱红字迹。”在记述岩画的地理位置时，《依兰县志》将其误记为“牡丹江上游有名字儿砬子地方”。其实群力岩画所处的位置并非是牡丹江上游地区，而是牡丹江的下游。《宁安县志》则明确记述了字儿砬子，“距城二百余里，呼尔哈河东岸，系赴三姓水道也”。所谓距城200里，指的就是距离今宁安市200里，呼尔哈河，即忽尔哈河，亦即今牡丹江，而“呼尔哈河东岸”，即指牡丹江之右岸。“系赴三姓水道也”，则说明了当时从今宁安市，或清代宁古塔副都统衙门通往依兰(三姓)的主要交通是以水路为主。今群力岩画恰在距今宁安市200里的牡丹江右岸的石砬子上，处在由宁安市通往依兰的牡丹江水路之要冲。由此看来，《宁安县志》较之《依兰县志》而言，对于群力岩画的地理位置，以及对岩画着色方面的记述是比较准确的。反映出当时撰写《宁安县志》的作者曾经对群力岩画的现场做过一些实地考察，否则对其地理位置和通往岩画的道路、岩画的着色的色彩都不会如此准确。然而，《依兰县志》在对群力岩画的记述中，却有着更值得注意的细节。“附近山下有一石，似碣，上永和甲申字样，并非镌刻，有似墨书，余文多不能辨。”这段文字是与描述群力岩画(字儿砬子)为同一段文字，只是由于历来撰写群力岩画的考证与考察的文章中均没有提到这段文字。其中的主要原因有二:其一，是很少有人认真核查原文。其二，是基本沿用了第一个引用《依兰县志•金石条》关于群力岩画(字儿砬子)的记述，而遗漏了这段重要的文字。也就是说，在群力岩画附近的山下另有一石，酷似“碣”，碣的释义为石碑:墓碣残碑、断碣，属于刻石中的一种形制。《后汉书•窦宪传》注:“方者谓之碑，圆者谓之碣。”汉代以前的刻石没有固定形制，大抵刻于山崖的平整面或独立的自然石块上，后人将刻有文字的独立天然石块称作“碣”①。目前有关《依兰县志》中记述的“字儿砬子”附近的这块碑碣，至今为止也没有人对其进行过调查。长期以来，人们只注意到了字儿砬子上的这幅群力岩画，而忽视了对这块碑碣的调查和研究。遗憾的是牡丹江因为莲花水库的建成，而使得水位已经由原来的水位上升了近10米，原来的群力岩画所在的石砬子位置距牡丹江水位是23米，而现在只有15米左右②。我想即使是现在去寻找群力岩画附近的那块碑碣也是徒劳的。因为那块碑碣的位置就在群力岩画附近的山下，而如今却已经被江水淹没了。如果我们继续审读群力岩画山脚下的那块碑碣的话，似乎可以对其文字进行必要的分析。其中“附近山下有一石，似碣，上永和、甲申字样，并非镌刻，有似墨书，余文多不能辨。”如果碑碣上的“永和”二字是年号的话，那么在东北地区古代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中尚没有发现使用过“永和年号”的例证，渤海国只使用过“永德”年号，也无“永和”年号。在中国历史上却多次使用过“永和”年号的例证③。然而，这些在历史上使用过永和年号的政权却与群力岩画附近碑碣上的“永和”二字毫无关系。那么，碑碣上的“永和”、“甲申”所表达的到底是何意，碑碣与群力岩画有何种关系呢?恐怕这永远是个不解之谜。但是，从碑碣的角度去理解群力岩画的话，似乎可以扩大对群力岩画含义研究的更有意义的视野。总之，《依兰县志》所记载的群力岩画附近有一块碑碣，其上有“永和、甲申”字样的事实，应该值得我们关注，即使是为时晚矣也不应无视它曾经的存在。

1972年第5期《考古》杂志上，发表了署名黑龙江省博物馆的《黑龙江省海林县牡丹江右岸的古代摩崖壁画》一文，文中详细介绍了黑龙江省博物馆于1958、1960、1965年，连续3年对群力岩画的调查。1958年，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工作人员除了认定为“单色摩崖壁画”外，别无其他收获。1960年春，黑龙江省博物馆又派员考察牡丹江流域的摩崖壁画，并确定摩崖壁画中有小船和不止一人一鹿的图案。明确了画面上有船、人、鹿，而且人、鹿的造型不是一个。时隔5年后(1965年春)，黑龙江省博物馆又派人对群力岩画进行了第三次考察。这次考察主要有如下几个收获:其一，弄清了字砬子的自然环境与状态。其二，画面呈朱红色，可能是赭石等矿物质作成的颜料。其三，对画面作了整体的剖析。其四，回避了确定群力岩画的年代问题，只是对画面所表达的内容作了推测。1990年《北方文物》第3期，发表了陶刚、王清民合作的《海林群力崖画再研究》一文，又一次改变了群力岩画的命名，由原来的“摩崖壁画”改称为“群力崖画”。主要收获是:其一，定名为群力崖画。其二，对群力岩画的画面进行了重新分区，由上、下分区而重新划分为左右两区。其三，对画面“凉棚下端坐二人”，改成枝繁叶茂的大树形成的凉棚下端坐二人。把立于船头的人物改称为一只雄健的鱼鹰。其四，推测画面的内容是反映了“祈祷和祭祀的宗教意识，特别是人牵鹿的图形，更直接寓示着引诱群鹿回家的含义”。其五，文章的主要创新的观点是对岩画的作画技法和艺术效果进行了分析。其六，论文对有人提出群力岩画的年代可能距今3000年左右的观点进行了反驳④，并从绘画的技法角度推断群力岩画的年代当为唐宋时期。《海林群力崖画再研究》一文对国内外的学术界影响很大，作者的观点在1992年出版的《牡丹江市文物保护单位保护区规划》一书中也有文字说明和表述。

此外，1990年4月，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海林县志》，也对群力岩画作了简单的描述。所不同的是书中描述了群力岩画距离水面40米［2］，较之《海林群力崖画再研究》一文的记述超出了17米，这是非常值得质疑的岩画距离江面的高度。2000年第4期《北方文物》杂志发表了我国著名岩画家盖山林的《黑龙江省牡丹江畔群力屯岩画时代新考》一文。盖山林通过对群力岩画内容的解读和比对黑龙江流域俄罗斯境内与我国境内发现的大批岩画的实例，以及从群力岩画中的六幅图中鹿的图像占据50%的比例，对其群力岩画产生的时代确定在距今2000—4000年前后①。对群力岩画产生在渤海—靺鞨的观点给予了否定。盖的论文给我们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牡丹江群力岩画的发现，属于黑龙江右岸支流养鹿岩画的根基，是黑龙江流域左岸养鹿岩画的源头。因此，如果从整个黑龙江流域空间范围内考虑群力岩画发现的重要意义是值得的关注的。“群力屯岩画在黑龙江右岸支流‘养鹿’岩画中居于重要的地位，它不仅产生时代早，构图较完整，是‘养鹿’岩画的典型画址。它的发现，使黑龙江右侧支流‘养鹿’岩画有了源头。其后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大兴安岭原始森林中，相继发现的交唠呵道岩画和阿娘尼河岩画，是‘养鹿’岩画的流，使黑龙江右侧支流‘养鹿’岩画形成一个系统。倘若将黑龙江左右侧各支流‘养鹿’岩画联系在一起，便构成了整个黑龙江流域‘养鹿’岩画的全系统。如此看来，将群力屯岩画与整个黑龙江流域岩画放在一起去思考就不是没有意义的了。它终于使群力屯岩画时代之谜，得到了破释。”［3］尤其是他把群力岩画与俄罗斯境内即黑龙江左岸奥廖克马岩画进行比较②，并从绘画的技法、绘画的内容、绘画的功能三个方面进行了认真的比较，最终得出了二者具有一致性的结论。

1991年9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周谷城主编的《中国文化丛书》，其中有陈兆复所著的《中国岩画发展史》一书，这是我国第一部“中国岩画发展史”的专著。书中收录了《黑龙江省海林县牡丹江右岸古代摩崖壁画》、《海林群力崖画再研究》的岩画临摹图。还引用了上述两篇文章对岩画描述和临摹的表述，尤其是重点介绍了“从岩画的内容看，是反映牡丹江边古代先民们的渔猎生活，也表达出他们对牲畜兴旺和渔猎丰收的美好愿望。这里曾是原始宗教遗址，作品肯定含有巫术的目的”［4］。陈兆复为了说明群力岩画的内容，特别注意到了岩画中对鹿的描绘，其中的“人牵鹿”的图形是直接寓示着引诱鹿群回家的含义。但是，作者把群力岩画与嫩江流域的昂昂溪史前文化遗存联系到一起的解释，则显得牵强。1996年，盖山林的《中国岩画》一书，由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书中的第一章就记述了黑龙江省牡丹江群力岩画，不过，盖山林在书中的题目则改写成《牡丹江畔船形岩画》。值得注意的是，盖山林在这部书中对群力岩画的研究，最为突出的特点是强调了群力岩画中的那艘船形，并且引用了《后汉书•东夷传》:“挹娄人喜乘船寇抄”，《三国志•魏书•东夷传》:北沃沮人“常乘船捕鱼”，上述两条文献记述了两个不同民族拥有共同的用船习惯。北沃沮之地的北部与挹娄的南界相接，北沃沮强盛时是否已经越过镜泊湖而到达牡丹江的下游地区，尚待学术界继续从考古学文化的角度进行深入研究。盖山林认为，牡丹江下游群力岩画的所在地“为沃沮故地”的论断有商榷之处。在断定群力岩画的初始时间上，盖山林在书中没有太多的创新，而是完全采用了陶刚、王清民的上述观点。认为推定群力岩画的“时代为唐宋大致是不误的”。然而，盖山林的这一观点，却与他在2000年4期《北方文物》发表的《黑龙江省牡丹江畔群力屯岩画时代新考》的观点大相径庭，说明盖山林在考证群力岩画的时代看法上有了重大改变。1997年11月，李洪甫所著的《太平洋岩画》一书，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书中的第二章:中国黑龙江岩画中又专门设置了“牡丹江岩画”栏目，在这里“群力岩画”又被称为“牡丹江岩画”。

文中对群力岩画的内容描述和介绍，均采纳了已经发表过的有关群力岩画的文章①。此外，杨林在2007年12期《经济技术协作信息》上刊载了《浅析黑龙江省古代壁画》。此外，已故东北史学者董万仑曾经指出:牡丹江群力岩画中所显示的“一男一女，表明已是固定婚姻的父系制”。2013年春夏之际，俄罗斯阿穆尔国立大学哲学宗教教研室主任安德烈教授带领他的博士生王健霖，两次实地考察了群力岩画的所在地，并对群力岩画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绘制图案的语境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尤其对图案的绘制技法“用红色颜料涂抹”，而并非是单线勾勒轮廓的素描方法，以及对中国学者盖山林认为“俄罗斯境内黑龙江流域左岸的中纽克扎岩画与群力岩画基本相似，前苏联学者将中纽克扎岩画断代为公元前2世纪末至1世纪初，这可能成为群力屯岩画的参照系数”这一说法进行了客观的分析。他们认为群力岩画晚于中纽克扎岩画。并确定了群力岩画所处的精确的地理位置和海拔高度(北纬44°54＇22．3128＇＇，东经129°39＇26．6364＇＇，海拔213．6米)，这是目前所见在群力岩画的研究文章中唯一使用经纬度和海拔高度来确定其精准的位置的表述。王健霖对群力岩画图案左侧最下方的图形提出了质疑:多数学者认为是“熊”，“但笔者通过电脑软件提取图像色彩轮廓，仔细观察后发现似一蹲状人形”。笔者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如果能够确认不是熊，而是一个作“蹲状”人形的话，那么群力岩画的整幅图案的寓意的解读就有重新考虑的必要。最后，他们基本确定牡丹江群力岩画的年代不会早于俄罗斯境内的中纽克扎岩画，而只会晚于中纽克扎岩画。他们认为，“古人出于宗教祭祀需要，对岩画点的选择非常讲究，通常会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山崖作画，该处山崖气势伟岸，如同一位将军巍然屹立，而且整个岩画朝南(迄今在中国有面北祭祀的习俗，中国人认为北为上位，为尊位)，这本身也包含了山石崇拜、祖先崇拜、英雄崇拜观念。笔者以为，岩画点下方陆地一定是祭祀点，如果进行考古发掘，很可能找到相关祭祀遗迹、遗物，对该岩画点年代判断、内容分析、作画族属将起到关键作用。”［7］并得出群力岩画的绘制时间可能在6—7世纪前后的靺鞨人所绘［7］。总之，牡丹江群力岩画从“字儿砬子”、“古代摩崖壁画”、“群力崖画”、“牡丹江岩画”、“黑龙江古代崖画”，最后定名为“群力岩画”的过程，是近百年来众多学者对牡丹江群力岩画逐渐认识历史的经历。尽管目前对其年代的推断尚有分歧，或对岩画的内容还存在着不同的解释，但是学术界对群力岩画的研究和解读已经走入成熟期。无论是对画面的识别，还是年代的推断，较之20世纪初的认识，均有了飞跃的进步。在上述学者研究群力岩画的基础上，笔者对牡丹江群力岩画的年代、族属及其岩画寓意有几点不同的认识。

二、牡丹江流域群力岩画的年代族属研究

(一)关于群力岩画的年代与族属问题的五种观点牡丹江流域群力岩画的年代问题，一直在学术界存在着争议。依据上述学术界对群力岩画的描述、研究、考证与推断，大致有如下几种观点:其一，陶刚、王清民认为群力岩画为“唐宋”说。这一观点曾被我国岩画家盖山林认可，但在后来盖山林的《黑龙江省牡丹江畔群力屯岩画时代新考》一文中又予以否定。其实，确定群力岩画为“唐宋时代”的观点是比较笼统而模糊的概念，因为唐朝与宋朝(包括北宋、南宋)存续的年代叠加在一起的话，达614年之久，如果再累加上唐朝灭亡的904年到宋朝建立的960年中断期的56年，那么，唐宋时期的概念就是670年之久，而所谓对群力岩画断代为“唐宋”时代的观点，其时间跨度过于漫长。更何况唐宋时期的东北牡丹江流域所居住的族群为靺鞨族，亦即女真人的前身。其间曾有以粟末靺鞨人为主体而建立的渤海国(公元698－926年)，牡丹江流域则成为当时渤海国的统治中心区域①。其二，黑龙江省博物馆所发表的②《黑龙江省海林县牡丹江右岸古代摩崖壁画》一文认为，群力岩画的年代“可能是为了一定的巫术目的而绘制的原始宗教遗迹，但它真实地反映了活动在这个地区居民的渔猎生活，而且是我国原始艺术的一项代表”③。无疑，该文作者是明确把群力岩画的年代确定在原始社会时代，这一断代的概念较之“唐宋”的概念更加模糊。所谓原始社会是文化人类学理论上的一种社会组织类型概念，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如果与考古学历史分期进行比对的话，这一阶段应属于新石器时代，约当在距今1万年到4000年前后。因此，把群力岩画确定在原始社会的观点过于遥远而漫长，且缺乏重要的历史依据。这种朦胧而缺乏依据的漫无边际的断代方式，是人们习惯于简单思维而对无法理解的历史遗迹、遗物盲目下结论的惯用方式。其实，是一种缺乏研究和比对的思考过程。如果群力岩画的年代属于距今4000年前的作品，那么从民族源流的族属上看，群力岩画可能是肃慎系统的先民所绘。其三，盖山林在2000年《北方文物》第4期发表了《黑龙江省牡丹江畔群力屯岩画时代新考》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一改过去对牡丹江群力岩画的断代观点，而提出了自己的新观点。他认为群力岩画属于黑龙江流域的“养鹿”岩画，可以依据黑龙江左岸俄罗斯境内发现的大量养鹿岩画遗址的绝对年代来比对牡丹江流域的群力岩画，可以推断其年代当为距今2000至4000年之间。“群力屯岩画属于黑龙江‘养鹿’岩画的定位，给群力屯岩画年代的推定找到了依据。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黑龙江左岸‘养鹿’岩画的年代是从公元前2千纪一直延续到纪元前后，那么群力屯岩画的年代，大约也应属于这个时代。这种对群力屯岩画年代的断定，虽然由于时代跨度太大而失于笼统，但总比将它推断在渤海时代在依据上扎实得多。”盖山林深知这种断代的方式和结果是一种模糊推定，但是总算是较比断定群力岩画为唐宋时期渤海时代的依据更为贴切。盖山林的这一推断的新意，是含有距今2000年前后或4000年前后的意味。如果我们取盖山林先生对群力岩画断代的下限的观点，群力岩画的年代很有可能相当于西汉末年。由此推之，西汉末年的牡丹江流域的群力岩画的族属当属于挹娄人或夫余人的遗存。关于挹娄称谓的含义，一直有两种解释:一是“挹娄”，音近通古斯语“鹿”，为鹿之意;二是与满语“叶鲁”音近，为岩穴之穴的意思④。主要分布在牡丹江以东直到大海沿岸。其四，王健霖认为，群力岩画的绝对年代应该属于距今6—7世纪前后的靺鞨人的遗存。他认为:从造船技术、养鹿习俗、渔猎业三个方面分析，群力岩画的绘制时间可能是6—7世纪前后的靺鞨人。王健霖所推断群力岩画的年代，大大缩短了“唐宋说”、“原始社会说”、“2000至4000年说”等笼统观点。6—7世纪的时间跨度，是一个比较具体的时间概念，当在100－200年之间。不过王健林对群力岩画的时间断代，依然缺乏依据和更多的历史旁证，因此，支撑其观点的证据还显得比较单薄。其五，群力岩画为西汉时期所绘，这一观点是李洪甫所著的《太平洋岩画》一书中所表述的。他认为:群力岩画所处的牡丹江流域就是汉代的乐浪郡，群力岩画中二人端坐于树下“席地而坐”的姿态，就是朝鲜王“檀君”夫妇端坐在檀树下的形象，从而得出群力岩画当为西汉时期的作品。把牡丹江群力岩画臆测为西汉时期所作，并与檀君朝鲜有关的猜测均属谬误之笔。不过，在李洪甫对群力岩画的臆测中较为合理的成分，则是把牡丹江流域的群力岩画的时代看作汉代的作品还是值得深思和借鉴的。总之，以上五种有关群力岩画的年代与族属的考证、推断与臆测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完成了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认识过程。但是，究竟那一种观点最为接近历史的真实，还有待今后的深入研究和不断的考古发现。

(二)笔者对群力岩画年代与族属的新认识群力岩画的命名要予以规范化。笔者认为，其称谓应该为“牡丹江流域群力岩画”，因为群力岩画的地理空间和地理环境的特点，就是孤零零地处在牡丹江流域的群力村附近的牡丹江右岸的峭壁悬崖上。牡丹江是这幅岩画的重要地理特征，而群力村则是临近岩画最近的村屯，具有人类传承意义的常住居民的聚落点的含义。从严格意义上讲，群力岩画，既不是崖画，也不是崖壁画，更不能称之为摩崖壁画。群力岩画还不能脱离牡丹江这个具有地域特色的地理概念，因此冠以“牡丹江群力岩画”是比较完整和确切的。盖山林于2000年第四期《北方文物》中发表的《黑龙江省牡丹江畔群力屯岩画时代新考》一文的题目，就是充分考虑了群力岩画的命名需要规范的因素。“牡丹江群力岩画”的称谓省略了黑龙江省的行政区划地名，这一点笔者与盖山林的认识是一致的①。此其一。关于牡丹江群力岩画的年代与族属，我则认为:如果从宏观意义上看，牡丹江群力岩画的年代，应属于西汉中期至公元5世纪，在这一时间段里恰恰是挹娄人或勿吉人居住在牡丹江流域，其族属当属于挹娄或勿吉。若是从更加具体和细微处观察，牡丹江群力岩画的时代当为西汉末—东汉初年，此时挹娄人虽臣服于夫余，却正在为逐渐摆脱夫余的压迫而积蓄力量。当夫余走向衰落，而高句丽人一味争夺辽东之时，挹娄人则在牡丹江流域得以巩固自己的政权，建立完备的制度。诚然，在长期受到夫余人压迫的同时，挹娄人不断接受由夫余人转嫁而来的汉朝文化因素。因此，在挹娄人的文化中应该存在着表现出强烈汉朝文化影响的因子和特征，我们从牡丹江流域群力岩画中就可以领略到这种深受汉朝文化影响的因素，如席地而坐，以及身后的酷似枝繁叶茂的大树的那种流行于西汉时期的帷幔，等等。此其二。从牡丹江流域群力岩画中的人物主题画面的风格上，可以看出是深受汉朝盛行的绘画风格和当时的传统文化影响的，牡丹江流域群力岩画的尚左、尚右之习俗是深受汉朝文化影响的。此外，牡丹江流域群力岩画中二人端坐的姿态或姿势也与汉朝的席地而坐之俗吻合。此其三。黑龙江流域右岸用红色颜料实体涂抹的阴影法技术，在挹娄与夫余人那里早已掌握。宾县所发现的红色颜料涂抹的人物图案陶片，距离其东方牡丹江下游群力岩画不过180公里，这正是夫余与挹娄人文化相互影响的重要区域。另外，在宾县的庆华遗址中也发现了绘制在陶器上的红色颜料涂抹的植物和水波纹图案，其年代为战国至西汉，此其四。关于挹娄含义的解释，目前有两种观点，音近通古斯语“鹿”，为鹿之意;与满语“叶鲁”音近，为岩穴之穴的意思。《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载:“挹娄在夫余东北千余里，滨大海，南与北沃沮接，未知其北所极。其土地多山险。其人形似夫余，言语不与夫余、句丽同。”日本学者三上次男认为:挹娄在满语中解为鹿(使鹿部)不知其依据如何?或许是因为巧合，牡丹江流域群力岩画中六人三鹿，除人物之外，主要是鹿，说明了鹿与人的关系密切。从三只鹿的姿态和形象上观察，其中的两只鹿是动态的，一只鹿则是静态的。静态的鹿就处在二人端坐的下方，这是个非常耐人寻味的场面，恐怕与图腾或某种仪式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把“挹娄”解释为“鹿”的含义的话，恐怕鹿在当时属于挹娄人的重要图腾崇拜。无独有偶，鹿在汉朝也具有神兽和图腾的广泛意义。如果群力岩画中的鹿的图案是一种图腾，那么此种具有原始宗教的信仰，可能与挹娄人的含义，以及汉朝的鹿崇拜有紧密的关联性，二者相互认证，证明了推断群力岩画的年代为西汉的观点则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此其五。

综上所述，牡丹江流域群力岩画的年代与族属，当是西汉末年至东汉初年挹娄人所留下的一幅极具神秘色彩的宗教意味的岩画图案。无论从岩画的涂抹阴影法的技术，还是具有汉朝席地而坐、宽袍大袖、尚左的习俗、帷幔衬托的背景、岩画所处的石龛形状，以及岩画中的鹿纹图案、挹娄人“鹿”的含义、宾县出土的红色彩陶人物陶片、庆华遗址出土的红色颜料涂抹的植物和水波纹图案等等，都充分说明了牡丹江群力岩画既不是原始社会，也不是唐宋时期的渤海、更不是辽金女真人的产物，而是距今2000多年西汉末年挹娄人的神秘图案。牡丹江流域群力岩画的寓意，则是一幅祭祖贡献牺牲祭品时，祭祀即兴施行法事的隆重场面的缩写。群力岩画所处的这块山崖峭壁的整体，被当作挹娄人的灵石崇拜，并与其祖先崇拜有着密切关系的灵魂安息之处。联系到《依兰县志》中曾经提到，在牡丹江群力岩画的山脚下，曾经发现有一带字的墨书碑碣，恐怕这是解释牡丹江群力岩画最重要的线索，遗憾的是这块碑碣已经被上涨近10米的江水漫淹，很难再找到这块碑碣的踪迹。

地理环境论文范文第3篇

翻阅中国建筑史或其他建筑史书，就会感到不同年代、形态各异的建筑和屋顶形象扑面而来，形态是屋顶间的特定识别标志，变化是屋顶形象差异的外观表述，随着空间位置的不断变化，屋顶的形态自然呈现变化，随着空间地域扩大，其变化内容和程度随之扩大，空间特征规律越发明显。

1.1形态：屋顶形象的归结与自然环境选择屋顶是民居存在的灵魂。参照芦原[6]提示的空间概念，民居利用了空间围合的限定要素，即顶端的屋顶、四周的墙体和下端的地面，由于地面必须存在，因此空间限定只要屋顶和墙体的一方存在空间就能成立。作为建筑，特别是民居，如不考虑极端气温条件，屋顶相对墙体更为实用，它可以遮风避雨、阻隔太阳辐射。中国民居以木构为主，屋顶处于顶端，“人”字型坡顶多，利用屋顶的形态调整，容易使自然形成的硕大屋顶变成视觉焦点，成为民居形象的重点刻画对象。屋顶以外露形态给视看者，不同的观看条件给视看者以不同的视觉感受，形态是物理层面的内容，形象通过形态的表现能使视看者得到心理满足。屋顶形态的构成具有实用和形象装饰的二层含义，实用功能是满足屋顶抵抗外来环境影响，保持室内正常居住的最低装备要求，而装饰功能可在实用功能满足的前提下，通过屋顶装饰手段运用来提升屋顶的审美情趣。虽然中国民居的屋顶有庑殿、歇山、悬山、硬山和攒尖等许多形态，但从抵抗外界自然影响的作用看，屋顶呈现的坡度最关键，可将屋顶形态分为坡顶和平顶的二大类。由于传统民居多单层，这对于站立地面的视看者言，坡度越陡看到坡顶的面就越大，引起的屋顶印象也越深刻，反之亦然（图3）。平顶高度因处在人眼视平线之上，不能为正常站立的人眼所看见，故不需刻意地去塑造，如果装饰的话则多会装饰在平顶周边的女儿墙之类的地方。屋顶形态主要由自然环境所左右，这里的环境是指对屋顶以各种影响的外部与内部因素，如气候、地貌、植被、地震和河流等，如民居中常见的马头墙，作用是防止火灾蔓延，而火的蔓延主要是风的作用，可见自然对屋顶形态形成的影响和作用。

1.2变化：空间地域的屋顶形态差异民居是人类最基本的生活物质，有人烟就会有居住，有居住就有民居，民居屋顶的形态容易吸引人们眼球。从广阔的空间范围观察大量的屋顶形态可知，随着观察位置的变动和“步移景异”的视看特性，屋顶形态会给人不断“变化”的感觉，只要视线移动，不同地域的屋顶就会呈现丰富多彩的形态变化，形态跟随空间变化，位置是空间民居存在的基本属性。在国土空间范围的自然条件基础上考察传统民居的坡顶形态，就可得出坡度大致呈南陡北缓、东陡西缓的走势（图4），依据三角原理还可画出坡度基本走势的东南向至西北向的斜向分布线，当然这种推断比较主观和粗略，如要得到细致且有说服力的证实，需要进一步的量化实证。关于建筑的地理特点，胡兆量[7]阐述了纬度、经度和垂直等的一些地带特性，他通过考察我国东西南北建筑差异的一些现象，指出地理条件下建筑形态形成的基本规律特点。由于中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人们根据不同的空间环境条件，因地制宜地形成了许多适应当地自然与文化条件的屋顶形式，使中国屋顶具有独特的时代特征与民族文化个性，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心理与审美情趣的体现。屋顶随地域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各地气候、地质、地貌等自然和人文环境的差异，因而有必要从空间上分析居住范围的环境特性，使外界环境对居住的不利影响减至最低。民居是人工造物，承载于土地，由于土地资源的不可移动、不可复制和不可替代性，使得民居的土地承载是唯一的，不同的空间地域承载着不同的建筑与民居，不同的民居与屋顶形态受不同地理环境所制约。刘致平指出山西、河北、东北和西北等地农村多用平顶房，南方雨水多则多用瓦房的屋顶形成特点[9]。为比较空间不同地域与屋顶形态的差异，这里选取中国地图空间的不同位置民居，利用GIS技术常用的空间叠加法简单地考察屋顶形态与对应空间的相互关系，民居形态选取多年前发行的邮票系列的中国民居形象（虽是邮票图案，但覆盖的民居类型多，且对民居形象作了一定的抽象概括，可简单地表示各地的差异）。图5的中间是中国地图，四周是民居及屋顶的排列图，地图上用九宫格显示出各省民居的大致位置和民居形象，沿用原有行政省的民居称呼，以各自经纬向地带，地图东南西北中和西南位置的六处民居为代表性民居，简单地比较屋顶的形态特性。南部的广西民居屋顶构架轻巧、坡度大而屋面有一定起翘，可防备降雨时使雨水落点尽量抛向远处；中部是陕北民居，图片提示了当地特有的窑洞形象，说明雨水少和地处黄土高原，其土质有利建设窑洞的地理景观特点，图片还显示出部分砌筑墙体突出在窑洞前部，上覆雨篷檐口的现象，尽管坡度不大，但能遮挡雨水并使窑洞立面有收头，增加了建筑感；西部是民居，屋顶平缓，可见雨量少；东部是江苏民居，屋顶坡度较大而下有小河，说明雨量较大；北部是蒙古包，可认为雨量不多且处在草原地区；西南地区的云南少数民族多，气温高雨水多而潮湿，民居多用竹子等自然材料形成竹楼，屋顶坡度相对陡[10]。通过上述比较可知不同气候、地貌等地理因素对民居屋顶的作用与影响，证实了形态随空间位置变化和自然选择的特点。当然这样的比较只限邮票上的民居屋顶类型和数量，其精确位置和形态均非常粗略。

2屋顶形态差异的空间环境要素

屋顶是室外过渡到室内的建筑体块，从人类最初搭建到形成现在各地的民居基本形态，经历了漫长的过程，通过改变屋顶形态与外界环境建立平衡机制，可使屋顶适应不同地域的自然和人文要求，因地制宜、服从适应当地环境的要求是屋顶形成发展的基本要素。

2.1环境：屋顶存在的空间地域条件屋顶形态与当地的自然与人文环境相适应，其形态形成依赖于当地气温、降水和空气质量等的环境条件，最终以可度量的温度、湿度等指标影响居住质量。另外材料、构筑方法和人工素质等资源条件也影响屋顶的形态形成，屋顶因环境相异而形态不同，图6是影响中国民居形态形成的地理情况，用空间方法反映了影响屋顶形态形成的气候问题，图6a是气候带分区，主要分成温带、亚热带、热带和高原气候的四大区域；图6b中可知中国降水量是东南多、西北少的空间分布格局，如以降水量指标考量屋顶坡度时，基本与图5表示的东南陡、西北缓的屋顶坡度走势相吻合，证明屋顶形态追随自然的特点。当然这种叙述只在宏观的地理层面，实际上各地环境条件不一，不可能用一种大的气候分区概括所有区域的环境类型，还需具体考虑各区域小环境的具体情况。一般的小环境自成系统，大气候带由无数个小区域环境所构成，而空间地域的民居与屋顶的形态形成实际是受当地的小气候环境影响。（1）自然因素评价图6的气候带分区较综合，不易从空间角度建立不同气候条件屋顶形态的关联性，为此表1以气候带分区为基础，抽取几个对屋顶形态作用较大的环境因素：气温、太阳辐射、降水、风力等，以相关度高低主观评价与屋顶形态的关系。从评价结果可看出不同气候带的环境因素对屋顶形态的影响特点，如高原气候带主要分布在青藏高原地区，高寒缺氧，北温带和南温带的大部分地区分布在广大内陆地区，这些地区降水量少，气温低使屋顶坡度可以缓平，尤其地区平顶多，相反屋顶的保温要求高；而热带和亚热带部分区内降水和风力为主导，屋顶坡度陡，相比之下太阳辐射和气温因素对屋顶坡度的影响小。因为图6的气候带分区空间范围大，所以同样的气候类型，带内的地域差会使自然环境差别很大，譬如内陆和近海，为此在表1内做了部分区分。（2）人文因素评价屋顶形态除受自然因素影响，还受社会人文因素的影响，屋顶是自然形态，也是文化形态，能够记录表现民族、地域的人文场景，具有叠加与延续的文化特性，通过屋顶形态的人文干预，能够提高屋顶特有的审美情趣。一般是在充分利用自然因素的基础上，通过隐约寄托的装饰手法得以实现。装饰实现与当时当地的人文经济条件相适应，装饰是民居“富裕化”，审美欲望膨胀的表现。在远古，当屋顶能满足人们遮风避雨的实用功能之际，先人们就开始了他们对屋顶的装饰活动[8]。装饰是给别人看的，中国传统建筑屋顶深受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影响，其屋顶型式与大自然相互亲合，相互融入[11]，屋顶起到了寄托愿望的作用，吴庆洲[12]以两片坡屋面相交而成的屋脊为例，考证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各种脊饰，指出它是屋顶装饰中重要和显眼、利用巧妙的构件，屋脊是屋面交接的自然形成，而巧妙地变成脊饰是中国传统民居的智慧和审美的独到之处，体现了民居与中国文化发展的密切关系。除此之外许多屋顶的装饰是以实用为前提的，如图7的温岭石塘镇某渔村用石块叠压屋顶现象，起初目的只是为防台风掀走屋面瓦，利用本地容易获取的石块压住屋面瓦，久而久之这种形态变成了当地屋顶的独特形象。

2.2响应：环境变化的屋顶技术支撑长期以来屋顶通过自身的形态调节来适应与抵御不同空间地域的环境变化，可分解成图8的基本模组和装饰模组的二方面解释。基本模组是屋顶构成使用的基础部分，特点是控制形态的基本走势并塑造屋顶的基本形象，是屋顶成立的最低要求和不同空间地域区别的主要形式标志，依据建筑类型、构筑技术和材料性能等条件而不同，从构成特点还可分成屋顶的结构和表面覆材的二部分，缺一不可。另外，装饰模组的作用是追求精神寄托、满足审美功能要求，可细分为二部分：一是使用功能的结合或延伸，且叫做功能装饰，在满足基本功能（安全好用）条件下，为追求更强力的视觉效果，进行诸如扩大檐口挑出深度，加大屋面起翘度的更为夸张做法等，以达到屋顶更为硕大轻盈或其他的不同形象要求，如部分四川民居的檐口挑出就非常大；二是纯粹的装饰手法，包括脊饰、檐口等的装饰，装饰不会使屋顶垮塌或其他功能受损，不具备使用功能，尽管如此，因受人文意识影响，传统民居或多或少地会施加装饰，当然比重上与官式建筑的普遍使用不能相比。

3结语

屋顶是民居形象的集中与浓缩，其形态形成是人与环境协调、自然造物的结果。通过中国民居系列与中国地图的空间简单叠加分析，加深了传统民居屋顶的形态与自然人文环境的关系理解，尤其是屋顶形态与空间地域的对应关系，显示出不同空间位置屋顶形态的个性特征，本研究从空间地域对传统民居屋顶形态进行的梳理试探，能为历史建筑保护等研究的开展提供有益的支持。民居归属大地，民居的空间承载具有相互关联性，研究揭示和追求的建筑及民居的面分布概念，能为今后系统地研究建筑地理学课题提供思路，特别是以GIS为代表的计算机技术的空前进步，为研究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方便和可能。另外，在民居形态的面分布上进一步应用定量分析方法，更能从空间的角度评价民居的形象特征，尤其是民居的演变规律，带动学科的综合发展。总之，空间性建筑研究的不断开展，最终将会形成“建筑地理学”的概念与学术体系的逐步完整。

地理环境论文范文第4篇

1运城市行政村名与自然地理环境因素

(1)地形地貌与行政村名．运城市东南部横亘中条山，呈东西走向，绛县、垣曲县、夏县、平陆县就处于中条山山麓，地形复杂多样，山地、沟谷、丘陵、平川交错起伏．平陆县更有“平陆不平沟三千”之称;闻喜县三面环山，北有紫金山，东有焦山，西有稷王山．所以运城市行政村名中的地形地貌类地名多以“坡”、“沟”、“岭”、“峪”等命名．(2)水文与行政村名．运城市的很多村名都是根据水文的各种特征来进行命名的．从图2可见，运城市以水文命名的行政村大多位于垣曲县、夏县、新绛县．黄河流经垣曲县与夏县，垣曲境内主要有清水河、板涧河、亳清河、沇西河、西阳河等，东南部为国家重点水利工程小浪底水库的回水区中段，水域面积占到库区总面积的60%．夏县境内主要有白沙河、青龙河、泗交河、清水河、温峪河等．黄河支流汾河流经新绛县，自县境东北南梁村入境，长22．5km，其他河流还有浍河、鼓堆泉形成的三泉河，马匹峪河分支，共4条河流．这三个县河流众多，因此以水文命名的村名较多．表征水文类村名的词主要以“河”、“池”、“泉”为主．(3)动植物资源与行政村名．一个地区的植被类村名往往能够反映出当地的植被状况．运城市的植被类型丰富多样，森林资源丰富，尤其是中条山地区，它是山西省现存的唯一的原始森林区．运城市行政村名中表征植物的词主要有:槐、柏、柳、杨、桐、杏、榆、枣、梨等，如枣元村、槐树下村、柏池村、柳沟村等．这说明在运城市此类植物比较普遍．从图2可以看出，盐湖区和闻喜县以植物命名的行政村比较多．运城市行政村名中与动物相关的词有:马、牛、羊．如下马村、羊村、牛庄村等．除了这种家养的动物外还有以野生动物命名的村名，例如蛇虎涧村、雎村、狮沟村、鹿峪村等，但这类村名比较少．

2运城市行政村名与人文地理环境因素

运城市沿黄河分布孕育了古老的华夏文明，遗留下众多宝贵的历史文物古迹，因而人文因素类行政村名在所有行政村名中占有较大比例．将运城市主要的人文要素类行政村名的空间分布以专题地图的形式输出(图3)，可以更直观地看出人文类村名在运城西部、中部盆地地区较多．(1)意愿与行政村名．意愿反映了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我国深受儒家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儒家的核心思想是: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运城市很多行政村名都对儒家思想有所体现，如仁义村、长乐村、尚义村、张孝村、孝子村、太和庄村、集义村等．另外一些意愿地名则表达了人们对现实和未来的美好期盼，如兴盛村、大德村、永利村、安昌村、太丰村、积善村等．意愿类地名主要分布在中西部的临猗县、万荣县、永济市稷山县、盐湖区等．(2)建筑工程与行政村名建筑种类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某个地区不同的自然和人文状况，所以建筑也是一个地区的代表符号之一．运城市历史悠久，遗留下众多的古建筑．由图3可知，表征建筑工程类地名的词有:寺、庙、桥、窑、塔、渠、井等;建筑工程类地名在夏县、盐湖区、永济市分布最多．夏县，现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文化和革命遗址共201处，其中主要的有司马光墓、禹王城遗址、堆云洞等;盐湖区有全国最大的解州关帝庙、魏豹城、舜帝陵、池神庙、太平兴国寺塔等;永济市古建筑有:普救寺、鹳雀楼、石佛寺等．这三个县市除了古建筑之外，还有其他工程类地名，如窑头村、板桥村、青渠屯村、金井村等．(3)军事与行政村名山西省历史时期战争频繁，城池、堡寨多是战争产物．表征军事类行政村名的词有:堡、寨、营、屯、关等．从图3可以看出，军事类行政村名分布最多的是临猗县和永济市．明代临晋县“值元末丧乱，荒地独多，屯营视他县为多，晋府群牧营，蒲州守御千户所，皆与五营声势相应，百里之分六、七营”．现在临猗县的陆喜营、豆氏营、邸家营、王家营、裴家营、焦家营、樊桥营、靳家营等都是当时屯军的驻扎营地［3］．

3运城市行政村名与其他地理环境因素

运城市数字颜色类地名共138个，占全部地名的4．18%．数字命名的村名中以“三、五、七”居多，其中尤其以“三”最多．数字在村名中有的表示距离远近，如十里铺村、三路里村、东三里村等;有的表示数量，如八将门村、三甲村、五星庄村等．与颜色相关的村名一般都是根据当地土地或植物的颜色来命名的，颜色类和数字类村名单独形成的很少，一般都和其他地理事物复合形成．经济交通类地名在运城市较少．该类村名一般含有店、铺、市等，都与经济活动有关，如店头村、铺头村、上市村等．运城市以宗教传说命名的村名有78个，这些地名不仅体现了当地的宗教文化，也体现了当时人们的信仰以及思想．运城市人物史事类行政村名最少，只有61个．一些行政村为了纪念本地历史上比较有名或者对本地做出突出贡献的人，以这些人的名字来命名村庄，也有根据这里发生的著名历史事件来命名村落的．

4结语

运城市共有3302个行政村，将这些村名进行统计归类，可分为13类，从地理学角度可以分为自然要素和人文要素两大类．通过对自然要素类各项的分析，得出:自然地理类的主要以方位和地形地貌类为主，结合运城市的自然地理状况对村名的分布进行了分析，得出了地形较复杂的地方运用地形地貌名词来命名村名的数量比地形平坦的地区的数量多;人文地理类村名中，姓氏和意愿类村名数量在总村名数中所占比例较大，也是比较普遍的命名方式．总的来说，自然要素类和人文要素类行政村名都和运城地区的具体情况紧密结合，行政村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运城地区的各种自然地理和人文环境的差异．

地理环境论文范文第5篇

采用SPSS16.0统计软件进行相关分析与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成对样本t检验。

2结果

2.1相关分析中国健康成年人TO指标与各地理因素之间相关性不显著;TS参考值与X1呈极显著正相关，与X7呈显著负相关，与X2、X3、X4、X5和X6相关性不显著。

2.2回归分析以中国健康成年人TS指标参考值为应变量，七项地理因素为自变量，应用向后消元法对其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最终得出回归方程。应用成对样本t检验比较健康成年人TS参考值的预测值与实测值，t=0.002，P=0.998，可以认为两组值之间无显著性差异，即健康成年人TS预测值与实测值具有较好的一致性。对中国十几个典型地区成年人TS参考值预测值与实测值进行比较，见图1。

2.3空间分布规律选取全国2322个市县作为观测点，根据回归方程计算出这2322个市县健康成年人TS参考值的预测值，在已矢量化好的地图上准确定位这2322个市县;应用Arc-GIS10.0软件进行克里金(Kriging)插值，拟合出中国成年人TS参考值的空间趋势分布图，见图2。

颜色越深的区域表示TS参考值越大，色彩变化越快表明参考值变化越快，反之变化越缓慢;位于同一等值线上的区域TS参考值相等，同一等值线附近的区域参考值相近。TS参考值的空间分布总体呈东西走向逐渐升高趋势，随着海拔高度的上升TS参考值也逐渐增大。较之东部沿海地区，中西部地区TS参考值明显升高，以青藏高原地区参考值最大。在西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出现明显的浅色区域，是由于吐鲁番盆地特殊的地理环境，该地区海拔仅有34.5m低于乌鲁木齐地区，年平均气温14.4℃也明显高于乌鲁木齐市区的6.9℃，这两个因为素成为影响吐鲁番地区TS参考值的主要因素。

3讨论

窦性心率震荡是机体对单次室性早搏这样一个微弱的内源性刺激，自主神经做出的迅速和敏感的反应。通过窦性心率震荡的测量，可进而判断受检者体内自主神经系统功能的完整性和稳定性。地理环境的差异对人体生理活动的影响不容忽视。地理环境具有一定的地域分布规律性，人体生理和病理活动与自然界的时间过程的周期性变动是统一的，不同区域的地理环境不同，必然会影响自然过程的周期性，也将影响到人体内在的生理和病理活动。

由相关分析结果可知，海拔是影响窦性心率震荡的主要因素。随着X1升高，TS逐渐增大，这可能是由于一方面海拔高度对自主神经调节功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使得交感神经对窦性心率震荡的调节功能下降;另一方面高海拔等生理性低氧条件下，自主神经调节功能会发生改变，导致其迷走神经活性较高，交感神经紧张性较低，从而影响TS随着海拔高度的升高而增大。X7与TS呈负相关，随着X3和X7的增加TS参考值降低。又由回归分析可知，如果已知了一个地区的海拔等地理因素指标，即可利用回归方程计算出该地区的TS，便于临床应用与研究。

地理环境论文范文第6篇

因为影响气候的两个主要因素是气温和降水，所以我们需要从这两方面分析信息，概括其气候特征。教师要展示我国温度带分布图、干湿分布图、我国气候分布图以及气温降水柱状图。首先，通过我国温度带分布图，可以明确东北地区处于温带范围；其次，通过分析干湿分布图，可以概括出东北地区属于湿润半湿润地区；最后，结合气温降水柱状图，根据气温和降水的分布特点，可概括出东北地区夏季高温多雨，冬季寒冷干燥。此外，根据一月平均气温可以判断该地位于哪个温度带，即T⒈>15ºC为热带，-10ºC<T⒈<0ºC为温带，T⒈<-10ºC为寒带。确定好东北地区的气候后，便可以分析气候对当地农业的影响了。气候对农业的影响主要可以从下几方面分析。（1）耕作制度：东北地区熟制为一年一熟，主要限制因素是热量。（2）农作物品种：主要种植喜冷凉作物，适于种植春小麦、大豆、玉米、高粱、水稻、甜菜、土豆等，南部可种植冬小麦。（3）农业活动安排：春播，夏管，秋收。（4）农作物生长季：4～10月。

（二）地形特征

地形是一个地区的主要框架。我们可以通过观察某地区的形状特征确定该地区。教师首先展示出东北地区的地形图，要求学生观察地形图，找出东北地区的地形种类，并能够说出相应的地形区名称。其次，教师让学生将这些地形区的相对位置在白纸上画出来，然后描述东北地区的形状特点。最后，教师让学生尝试分析不同的地形对不同农业类型的发展有什么影响。教师讲解分析：东北地区的地形主要有平原、山地、高原、丘陵，相应的地形区为东北平原（松嫩平原、三江平原、辽河平原）、大兴安岭、小兴安岭、长白山地、内蒙古高原、辽东丘陵。东北地区地形可以说是类似于“马蹄形”。农业类型发展要做到“因地制宜”：平原地形适合发展种植业，山地—丘陵地形适合发展林果牧业，高原地形适合发展畜牧业。因此，东北地形的多元化为其农业类型的多样化奠定了基础。

（三）河流特征

河流的流向受地形地势的影响显著，因此分析完地形特征，可以接着分析河流特征。教师展示东北地区的水系图，询问学生看到了什么，然后要求学生找到以下五条河流：辽河、松花江、嫩江、乌苏里江、黑龙江，之后再分析河流的水文特征，主要从“两期两量”等方面分析。汛期：春夏两汛。结冰期：有冰期，冰期长。流量：较大。含沙量：较小。最后可以概括出：东北地区河流众多，水量充足，农业灌溉水源丰富。

（四）土壤特征

土壤是农作物生长的基础物质。高中阶段，学生只需要能够根据土壤表面颜色断定土壤类型，并了解相应土壤的分布范围即可。所以，高中学生要掌握我国主要的土壤——黑土、黄土、红土、砖红壤的分布范围。首先，教师展示东北地区的黑土分布图，让学生找出黑土和黑钙土的分布范围。由图可见，黑土和黑钙土主要集中分布在松嫩平原、内蒙古高原和三江平原西部。然后，教师让学生阅读课本内容，概括出黑土的特征：土层深厚，土壤肥沃，有机质含量高。

（五）生物特征

气候直接影响到区域的生物。首先，植被类型：东北地区主要受温带季风气候影响，相应的植被是针叶林和温带落叶阔叶林。教师展示东北地区植被分布图，让学生在图中找到针叶林和落叶阔叶林的分布范围。由于寒温带分布范围小，所以针叶林主要分布在寒温带那一块区域及部分山地，其他大部分是温带落叶阔叶林。因此，东北林业发展范围很明确，该种植什么树种也明了。内蒙古高原主要有广阔优质的草原资源，有大片的林草地，为牧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其次，生物种类：东北地区拥有很多淡水河流和湖泊，辽东半岛还邻近渤海和黄海，拥有大面积的浅水滩涂，所以渔业资源丰富。

总之，东北地区农业发展的自然条件是，土地平坦，土壤肥沃，人均耕地多，有得天独厚的土地资源；属于温带季风气候，雨热同期，水热条件满足一年一熟的作物需要；水资源丰富，河流众多，含沙量少，为农业生产提供了丰富的灌溉水源；富饶的生物资源，森林、渔业资源丰富，为林、牧、渔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地理环境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吐蕃；突厥；回纥；民族关系

随着新中国的建立，结束了近代以来的混乱状态，国家又走上了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之下。在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里面，如何处理好民族关系，如何处理民族间的文化差异，显得十分重要。关于民族关系，文化交流问题，也是近十年藏族史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谨对近十年的相关问题进行摘录罗列，希望读者能对近十年的相关问题研究有一个大致的认识。

一、吐蕃与突厥、回纥的关系

唐朝前期，突厥是北方最强盛的草原民族，唐朝与突厥之间也发生过多次战争，在吐蕃崛起时也涉及到和突厥的民族关系处理的问题，回纥是突厥别部，所以在这里做一并论述。主要的研究有陆庆夫和陆离的《论吐蕃制度与突厥的关系》，认为吐蕃的很多法律和政治制度是以突厥和回纥为样板建立的。并从行政区划建制、职官制度、军事制度和法律以及丧葬礼仪四个方面进行了论述，采用了大量的敦煌文献并对汉文相关史料进行了考证，最终得出结论，认为吐蕃向突厥和回纥学习的各项制度并不局限于松赞干布时期，在松赞干布见过之后，对北方草原民族的学习始终没有间断过，也使得吐蕃的各项制度走过了一个从无到有的发展历程①。为吐蕃的强盛以及吐蕃文化的流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相关的论文还有杨铭的《唐代吐蕃与突厥、回纥关系述略》，认为两个民族的地理位置十分接近，所以有一定的交往。吐蕃在强盛时期，曾多次联合突厥诸部进攻唐朝，文中引用了大量的汉文史料进行了论证。文中指出，在新疆出土的藏文文献中，也有关于管辖突厥人的记载，说明吐蕃和突厥这两大民族在这时有了一定程度上的融合。文中也对这一时期吐蕃与回纥的关系进行了考证，利用了大量的汉藏文史料。最后认为吐蕃与突厥回纥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相互影响，这就有利于民族文化的进步。②但是文中这方面的相关论述却很少。

林冠群的《由地理环境论析唐代吐蕃向外发展与对外关系》一文中介绍了唐与吐蕃对于青海地区的争夺。吐蕃占领青海后，开始向西域发展，与北亚的回纥发生不可避免的利益冲突③。林冠群指出，正是吐蕃的不断扩张，不但切断了唐与西域的联系，同时也对回纥产生了直接的威胁。唐将郭子仪正是利用这一点“联回抗蕃”，遏制吐蕃的扩张。林冠群的另一篇文章《唐代吐蕃对外联姻之研究》也有对于吐蕃与西突厥联姻的相关史实进行了考证，通过对敦煌文献和汉文史料中出现的“可敦”一词的考证，认为公元708年提及的“可敦”为吐蕃赞普墀都松的妻子，而710年和719年提及的“可敦”为西突厥的另一位公主，并嫁给了墀德祖赞，并且为墀德祖赞的元培④。这个时间段的持续联姻关系则与当时吐蕃与西突厥联合对抗李唐的史实是相对应的关系。

二、吐蕃与西北民族的关系

党项族是羌族的后裔，是我国西北地区重要的少数民族，曾经活跃于隋唐并在北宋时建立了政权。在唐朝时，发展中的党项族处于强大的唐王朝与崛起中的吐蕃王朝的夹缝中，如何处理好与二者的关系，尤其是本文所论述的与吐蕃的关系就显得比较重要了。代表性的相关研究专著有张云的《唐代吐蕃史与西北民族史研究》，在相关吐蕃与党项关系方面，张云结合《册府元龟》和《旧唐书》的记载，认为：“党项联合吐蕃侵唐，既与其掠夺经济有关，也与唐朝边将的暴虐有关。”另一方面：“吐蕃在对归属唐朝的党项进行招诱、拉拢的同时，也发动了多次抄略战争。”除了军事政治的交往之外，“同时也存在着贸易往来，见于汉文史籍记载的有绢马贸易和奴隶买卖两端。⑤”

相关的文章还有杨铭的《试论唐代吐蕃与西北各族的文化交流》，文章利用了一些敦煌文献和汉文史料并参考了相关的考古发现，资料论据十分翔实。文章从语言文字、艺术和宗教三个方面进行考察，认为新疆地区是吐蕃和西北少数民族文字交流的中心，尤其是和于阗的交流，对于吐蕃和于阗在交流中的特点，文章认为“于阗借自吐蕃的远远超出吐蕃借自于阗的”⑥，并认为这是吐蕃统治时期古藏文长期使用的产物，所以现在我们所熟知的安多藏语实际上是最接近古藏文的，而安多藏语本身就是吐蕃文化与西北少数民族文化交流的一个明证。在吐蕃统治结束以后，古藏文依然被用为官方文字在于阗到甘州一带长期使用。吐蕃的强盛使其所带来的先进的文化包括语言、文字、服饰、艺术等多方面，给西北地区带了吐蕃文化的“烙印”。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不仅仅是先进的汉族文化能够影响到周边的少数民族，一个少数民族的强盛，文化的发达，也能对其他民族产生深远影响，中华民族正是在这样的相互影响之下不断发展形成的，可以说吐蕃的文化为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增添了重要的一笔财富。杨铭的著作《唐代吐蕃与于阗的交通路线考》从历史地理的角度对吐蕃与于阗的交通路线进行了考察，7-9世纪，吐蕃在进入新疆期间，于阗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政权，是研究吐蕃与西北少数民族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对克利雅山口北至麻扎塔格、叶城至阿里两条路线7进行了考察，并对这两条路线的经济文化交流进行了考察。交通路线是文化交流的媒介，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文化交流的频繁程度。依然记得2013年11月2号的新闻，最后一个没有通公路的县也是中国最后一个没有通公路的县-墨脱县，在这一天全线通车，使中国实现了公路县县通，这对当地人民来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也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参考文献：

[1]张云著：《唐代吐蕃史与西北民族史研究》，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4

[2]陈庆英著：《陈庆英藏学论文文集》，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

注解：

①陆庆夫、陆离著：《论吐蕃制度与突厥的关系》，《兰州大学学报》，2005年7月第4期

②杨铭著：《唐代吐蕃与突厥、回纥关系述略》，《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

③林冠群著：《由地理环境论析唐代吐蕃向外发展与对外关系》，《唐代吐蕃历史与文化论集》，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第201页

④林冠群著：《唐代吐蕃对外联姻之研究》，《唐代吐蕃历史与文化论集》，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第230-231页

⑤张云著：《唐代吐蕃史与西北民族史研究》，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4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第239-240页

⑥杨铭著：《试论唐代吐蕃与西北各族的文化交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0年3月第20卷第1期

地理环境论文范文第8篇

一、新课标的要求

新课标前沿中指出：“现代社会要求国民能够在科学认识人口、资源、环境、社会相互协调发展的基础上，树立可持续发展理念，形成文明的生活与生产方式。”这对高中地理学科提出了总的要求。在课程性质当中指出：“地理学是研究地理环境以及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这一性质规定了地理学科中环境意识教育是地理学科的重要内容。在课程的基本理念中则明确提出：“关注人口、资源、环境和区域发展等问题，以利于学生正确认识人地关系，形成可持续发展的观念，珍爱地球，善待环境。”在课程目标中进一步细化为“树立科学的人口观、资源观、环境观和可持续发展观念”。

二、地理课堂中学生环境意识培养的重要性

环境教育的终极价值追求是要改变人类自身的存在状态，建设新型的文明形态——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在生态文明大力建设和推行的今天，中学地理教材中对于环境问题的探讨变得更多了起来，而作为教学主阵地的课堂是承担培养学生环境意识的重要场所。

教师作为课堂教学的引导者，承担的重要任务就是培养学生的环境意识，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环境观。在发展的过程中如何与环境和谐相处是当今世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在人类社会漫长的奋斗历程中，在改造自然和发展经济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由于人们在利用自然的时候没有合理地处理和自然的关系，甚至无视自然的规律，最终在享受发展成果的同时不得不承受越来越突出的环境污染和生态失衡的恶果。因此，人类必须寻求一条人口、经济、社会、环境和资源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在地理教学中向学生渗透环保理念并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环境观就变得尤为重要了。可以这么说，地理教材是介绍、接触环境教育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作为教师就要注意引导学生在全人类角度去理解环保的重要性，从而在这样的理念的指引下把环保贯彻到行动中，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小事做起。这是素质教育的组成部分，是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是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必然诉求。

三、地理教学中学生环境意识培养的可行路径

1.直观讲解法

教师要精心备课，充分利用好教材资源。现行高中地理教材有许多章节涉及到了环境问题，教材准备的资料非常详实，从不同的章节分为不同的角度向学生呈现了当今世界的环境问题。所以教师要根据教学内容精心备课，在讲授原理的同时把环境问题直观地呈现在学生面前。例如，在讲到我国的水资源时，可以从短缺、污染等不同的角度对环境问题进行分析，并让学生结合实际来讨论可以采取的措施，从而让学生直观地面对我国的资源现状。在这个基础上，可以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资源观。

2.图片引导法

在讲授地理知识的同时，可以借助多媒体技术，通过典型图片展现在人类发展过程中对大气、水等自然环境的破坏，对土地资源、生物资源、矿产资源、水资源等的浪费以及造成的严重后果。当我们通过图片展现出非洲小朋友因为缺水而生活在困苦中时，比教师单纯教育学生保护水资源效果要好得多。

3.课外活动法

对学生进行环境教育，最好的方法是让学生亲临其境。让学生参与的过程中了解环境问题的由来及解决的途径，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方式。因此教师必须组织多种形式的课外活动，让学生在体验中学习，在体验中领悟，在体验中成长。

（1）举办环境知识专题讲座。教师可以结合近期的环境热点问题，选取学生感兴趣的角度来组织专题讲座。教师可以提前把讲座的主题告诉学生，让学生搜集这方面的信息。通过主题讲座，学生可以更好地了解相关知识。

（2）举办环境夏令营或者环境调查活动。新课改后的课堂上，非常推崇的一种教学模式是探究性教学。而地理的探究性教学不可能事先不做准备而照本宣科，所以教师可以结合地理教学中的探究性教学，在节假日组织学生进行夏令营或环境调查活动，让学生带着发现的眼睛和探究的新奇去实地考察，去亲身实践。学生可以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去搜集有关的环境数据和环境资料，在整理搜集资料、撰写报告的过程中学生会对自己调查的这一问题做一个整体的分析整合。在分析整合的过程中，学生可以对自己所学的环境知识来个大综合，这样提高的不仅是分析能力，他们的环保意识也会大大地提高。

（3）组织学生参加环保实践活动。只有让学生参与实践活动，才能让学生的各种能力得到发展，促进学生素质的提高。因此，节假日组织学生参加环保实践活动，让学生自觉地投入到环保中去，树立起学生强烈的环境保护参与意识。例如，让学生去街道捡拾塑料饭盒等垃圾，清除白色污染，让学生明确了当前人们的环保意识还很差、环保的难度还很大的事实，增强学生的忧患意识。同时让学生明确人类对自然的道德责任和义务，树立起“环境保护，人人有责”的环境道德观。

地理环境论文范文第9篇

关于体育教学环境的研究，世界各个国家与地区没有专业的著作与论述。然而我们在分析、研究人体运动学、运动遗传学、社会学、心理学以及体育活动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不少的成果，其中重点是体育教学环境方面的研究，经过大量的发展与演变，人们一直在寻找体育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为改变目前这种状况作出前所未有的努力。

【关键词】

国内外；体育教学环境；研究

1 自然环境中体育训练的研究

在1950年时，很多西方专家与研究人员逐渐关注自然环境体育训练方面的研究，结合体育运动，我们逐渐意识到如果我们只是在自己限定的环境中进行训练培养，想要取得在世界不同国家与地区比赛冠军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科学的训练环境，对于比赛结果而言是非常关键的。由于关于训练环境的研究，在1968年奥运会比赛中，达到了研究体育环境训练与教学的顶峰，之后，一些学者逐渐开始分析体育教学环境中的其他影响因素。自1965年起，很多学者与专家进行的地理训练环境方面的研究，从地理学的观点出发，在经验性调查体育和体育相关的题目时，侧重于地理和理论性的阐述，而擅长于这种理论著作的典型作者就有John Rooney和Wagner。在多次召开的有关于地理学特征讨论会及各类学术杂志、期刊的出版中了贝勒（John Bale）的《体育与地点》（Sportsand place，1982）和《体育地理学》（Sports Geography，1989）可称之为体育地理学里程碑式的著作。而1986年美国罗雷（Rooney）主编的刊物《体育场所：一本国际性的体育地理杂志》（Sports Place An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ports Geography）和1983年民主德国于出版了塔・沃博热维奇著的《气象学与体育运动》一书都从物理的角度分析讨论了对运动成绩影响的重要因素――气象条件。将我们世界性赛事奥运会报告划分成十个正式研究方向与十二个综合研究边缘性质学科，1984年第23届奥运会中12个综合边缘性学科包括运动与环境科学。在1985年日本研究专家本村坎次撰写了《21世纪新体育》一书，在书中系统全面的分析了世界体育环境的发展、演变以及未来前景。

2 地理活动与体育环境研究

西方发达国家，美国，德国，法国，前苏联以及日本等国在体育教学环境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与分析，而且根据平原与高原地区环境、热带与温带地区环境在运动员运动体能方面的影响，开始了地理环境与体育活动相互关系研究的新篇章。

由于世界自然环境不断恶劣，很多环境科学家常常发出关于环境问题的警示，先后建立了大量的环境发展理念，结合环境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研究，提出了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战略，而且在1987年联合国第43次大会上正式批复了可持续发展理论――《地球家园的将来》，而且在报告中详细阐述了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理论，指出：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理论主要是一方面能够满足我们现阶段人类的各种需求，同时不对后代人满足需要的能力构成威胁的发展。自此以后，人类不论在进行任何活动的时候，都应该从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出发，实现人类与大自然的和谐、均衡发展，最终实现我们全世界的长期发展、可持续发展。同时国际奥运管理委员会在体育教学活动中投入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来研究环境保护工作，并用将环境保护政策化。奥委会在1991年制定奥运会章程的同时，就明确要求承办奥运会的国家与城市必须从2000年开始提交环境保护的报告与规划，贯彻落实国际奥运会管理委员会关于环境保护的理念与思想，在1992年巴西首都里约热内卢举行了联合国环境发展会议的重要议题就是自然生态环境在体育运动方面的影响，在大会上奥运管理委员会主席萨马兰奇首先阐述了环保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与思想，同时正式创立国际奥维护体育环境工作委员会，而且举行了在世界范围内的自然环境与体育运动的会议。而且，会议规定要经常举行有关自然环境与体育运动方面的世界大会。

其中在2002年11月份召开了关于中国北京的体育运动与自然环境保护的研讨会，参会代表包括国际奥运管理委员会、联合国环境署、意大利和日本等国家有关方面的专家、学者。研讨会的主要内容是：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意义、奥运会与环保的关系等议题，参会代表先后阐述了自己的理念与观点。这次会议确定了关于评估奥运会组织方的重要指标就是――环境保护，而且设置了体育运动与自然环境奖项，颁发给在体育运动与环境保护领域作出杰出贡献的人士。

3 我国体育与环境方面的研究

我们国家在1987开始进行体育与环境方面的研究，1986年以国家游泳队为对象研究运动员在高原条件下与在平原时的运动能力差异；天津大学体育学院在1990年7月邀请德国汉堡大学的Hains Lutter教授就体育环境教学与环境关系题目举办了专题讲座与报告。自此之后，我们国内大量的体育领域的专家与学习纷纷开始研究体育与环境的关系以及体育环境教学问题，并发表了相关的研究性论文，这些论文从各个角度分析每个环境因素对体育教学的影响和反作用，主要是从心理学、物理学和地理学角度综合分析而产生的。

90年代晚期，人们才注意到了各方面的不足，并且系统的分析体育与环境的作用关系，主要研究方法是把体育当做系统研究目标，论述体育教学环境与体育运动的相互作用，通过研究分析体育与运动之间的作用关系，深入分析研究体育运动的内在机理、效果与意义。

4 结语

当今世界正处在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的历史时期，科学领域的总趋势主要划分为两种方面，一方面呈现纵向精细、分支化；另一方面，规模向综合整体化发展。在这种发展趋势的推动下，有学者提出建立体育教学环境学学科的设想，以全面系统地研究体育教学环境的问题。

【参考文献】

[1]谭华.运动环境论略[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1990，7，2.

[2]陈谦.流水背后的声音-2002年生态环境事件评析[J]，人与自然，2003，1，1.

[3]刘扬.体育教学环境对课堂信息交流的影响[J]，湖北体育科技，2002，3，3.

[4]金晓阳.体育教学环境的概念、特点及其调控[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02（06）.

[5]王文胜.现代化教学环境的特征及教育观念的更新[J].烟台师范学院学报，2002（18）.

地理环境论文范文第10篇

一、生平简介

陈述彭（1920.2—2008.11）曾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后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及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任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名誉所长，资源与环境信息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名誉主任。他还曾担任国际欧亚科学院中国科学中心副主席兼地球信息科学学部主任，国际地理联合会地理数据地理模型委员会委员，国际空间委员会中国委员会委员，IGBP中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中国国际减灾委员会科技顾问，国家遥感中心顾问以及中巴资源卫星应用分系统总设计师等。陈述彭创办了《地球信息科学(学报)》和《遥感信息》等刊物并长期担任主编，著有《地学的探索》六卷、《石坚文存》三卷，联合撰写《遥感地学分析》、《地理信息系统导论》、《地球信息科学》、《遥感信息机理研究》、《地学信息图谱》等专著，主编《遥感大词典》及《地球系统科学》等大型工具书，主持设计编辑和印制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地图集—自然地图集》、《中国陆地卫星遥感分析图集》等大型图集，发表中、英、俄文论文300多篇。曾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三等奖，国家科技进步奖，何梁何利奖，陈嘉庚地球科学奖，国际欧亚科学院一级勋章，美国地理学会0.Miller金质奖章等奖项。

二、陈述彭的地学思想

1.陈述彭地学思想的启蒙

陈述彭从小兴趣广泛，5岁起跟着父亲学习识字。在长沙高级中学时刊登的《南岳游记》受到校长的赞赏，成为了引导陈述彭走上地学的第一个无声信号。1927年陈述彭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浙江大学。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年代，竺可桢先生大力倡导着徐霞客的毅力和精神，热爱自然，热爱祖国，推崇科学、民主的求实精神，浙大史地系更是名家云集，老师们讲授地球演化的历史、自然演化的过程、文化人类学、历史地理学，严格的野外基本训练和系统的地学基础知识令陈述彭大开眼界。浙大的学术空气异常浓郁：涂长望教授的大气物理、气象观测，叶良辅教授的历史低值和演示抗污分析，任美锷教授的地形发育旋回和经济地理区位理论，谭其骧教授的沿革地理，张其昀教授的地缘政治天上地下，自然人文，展现出了地球科学的大千世界，这些积累为他后来树立一切从实际出发实践第一的精神和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思维打下了初步基础，这里也成为树立陈述彭地学科学大有可为这一坚定信念的发源地。

2.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研究地学历史的发展规律

陈述彭十分注重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他系统的分析和研究我国地图学发展过程，发表了《地图的故事》、《地图史话》等论述。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结合历史背景和社会发展对地学的需求分析其发展的历史过程，剖析社会效益和历史作用。他凭借丰富的历史和人文基础知识及理论，阐述了地学作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桥梁在与人类社会共同进步过程中的普遍发展规律。陈述彭科学的分析评价了中国和世界古代地图科学的先驱希腊的托勒密和中国的裴秀，指出：“在世界地图科学史上，希腊的托勒密和中国的裴秀，好像两颗璀璨的明星，东西辉映。他们的著作标志着山谷时代地图学的总结性成就，反映了东方和西方不同的发展特点，奠定了地图学的基石，对后来地图制图产生过长期的、深远的影响。”陈述彭还分析了中世纪西方和中国地学研究停滞不前的原因，肯定了中国罗盘、齿轮、造纸、印刷术对世界测绘发展的贡献，对于近代地形图测绘和专题地图的出现与发展也有着深入的思索，并以此为基础系统地总结了地图学几个主要历史阶段的时代体征，并提出了以史为鉴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

3.以实践为基础的区域论地学思想

地学研究往往都是通过环境论与人地关系论视角、区域—空间论的视角、综合的视角或地理学的空间表述完成的。在传统的地学思想中，系统论和区域论是二元对立的，但现代地学研究中却大量运用了系统科学的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等要素作为方法依据。现代地学既注重对实体性、具体性区域的综合性和独特性分析，同时也采用区位分析和空间分析手段强调空间模式化、理论化研究。陈述彭明确指出地理建设、规划、实践中应坚持“因地制宜”，任何空间政策的实施都不应做概括性处理，而是根据地理环境的差异做适当的调整。陈述彭以大量科学考察和野外观测为基础，在1947《螳螂川流域之地文与人生》的硕士论文中，通过大量的基础数据和绘图，阐述了对区域地文与人生综合、逻辑研究的趋势。文章从分析该区域的自然背景、地形发育和人地关系方面入手，探究区域内各种地理因素间的相互影响，指出地理现象之整合性与综合性:“如具有生命之机体，不容分割且具个性”，通过分析个别地理因素为区域地理研究打下基础。他还先后赴遵义、沁河流域、桂林七星岩、南岭山地等一系列对于地理典型区域具有代表意义的人地景观开展地貌、自然基础、地文与人生的研究，注重通过挖掘各区域的演变与历史发展过程，恰当的运用注重空间分布和空间差异性的区域论地理学思想，诠释被研究对象的整体性和统一性。在早年的《桂林七星岩喀斯特洞穴地貌图》中，陈述彭以现有的地形—地质平面图和综合剖面图为基础，提出关于洞穴地貌演进过程的假设和推断。在论述了洞穴地貌图的六种类型后，归纳总结出了一般地貌制图的基本步骤。陈述彭还在《遵义附近之相对地势》一文中对地文分析方法中有关“相对地势”的计算方法开展过比较研究，在《遵义附近之聚落》中对“估计人口之方法”给予了论述，这些都不失为区域论地学研究的典型实例。随着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陈述彭以任务带科研组织开展大地图集编制时，将地理学研究和地图制图相结合，明确了制图综合研究方法是建立在对制图区域整体认识基础上的系统论的整体观。在地图学研究过程中，陈述彭重视区域各种地理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及其空间差异性，分析当地地文与人文之间的密切关系，强调综合制图要以自然综合体与经济体综合体为依据，注重“自然综合体的内在联系与自然地带规律性的体现”和“区域各种地理要素之相互影响，与当地的地文与人生之深切关系”的研究思路，指出制图实践“能具体揭示自然综合体的类型和分布规律，反应地域之间的相似性与差异性，为进行主导因素分析，地理相关研究和叠置法的运用提供可靠地地图资料”的论述，形成的基于系统性区域论地理学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的地图制图理论，这一系列在地图制图理论与方法上的示范和影响，启发了当时一代的地理与地图工作及爱好者，随后的十余年全国出现了综合制图和综合地图集的编制高潮期。

4.以系统论、认识论和各种地学方法推动遥感地学的研究

陈述彭始终坚持地理学的方法论，不断发掘新的科学生长点，为学科建设及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同时也因遥感地学各系统技术和空间定位技术的发展为传统地学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研究手段，推动了地学的研究范围、内容和方法的重要变化,标志着地学信息获取和分析处理方法的一场革命。在全面开展遥感应用研究的过程中，陈述彭提出：遥感作为重要的地学信息源之一，其研究对象存在着明显的地学属性，而这是一切都是地物在自然界存在的基本形式。他明确了遥感区划的基本过程：分布——综合分析——综合评价——区划——规划，并在在腾冲试验中加以运用，这个过程体现了地域环境的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也体现了现代地学作为系统性学科的基本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