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信监管范文
时间：2023-03-02 10:40:35
电信监管范文第1篇
第一种模式放松管制型,以欧盟和美国为代表。基于促进新技术和新业务的立场,为不妨碍互联网的发展,欧盟和美国尚未对互联网上提供的VoIP服务(或称网络电话服务)进行直接管制,但都表示将密切注意其发展,必要时将其纳入电信业务管理。
欧盟和美国对VOIP不实行直接管制,是与其电信市场的发展密切相关的。对美国和欧洲国家来讲,多年来打破垄断、引入竞争后,固话业务市场竞争已较充分,话音业务价格已大为下降,对新进入者而言纯VOIP话音业务的盈利空间不大,用户选择VOIP的原因不仅仅是为了价格。例如,目前在芬兰,固话的包月费仅为10欧元左右,在德国提供VOIP话音服务的经营者为竞争需要只能将资费定为较低的1-1.5欧分/分钟。对原有运营者,如德国电信等由于其对原有网络投资较多,也不愿意马上折旧完全用IP技术替代原有网络。据了解,多数运营商准备2008年后才开始IP网络方面的大规模投资。对于欧盟和美国而言,由于已完成了企业转型和市场转型,其发展VOIP更多是技术驱动,其定位为促进宽带业务发展。
当然,这里说的不直接管制主要是指对许可和价格不管,而对涉及资源和公众利益和安全的还是管的,比如欧盟在号码使用和承担的义务方面对VOIP服务实际上也是分类管理的,2005年6月3日,FCC命令要求基于VOIP提供者提供增强的(Ehanced)911紧急电话服务。这一决定标志着FCC在对VOIP的监管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说明随着VOIP的发展,对其实施一定程度的监管是必要的。当然,现阶段美国还是将VOIP作为区别于传统电话而对待。其在VOIP监管政策的发展动向将会对其他国家的监管政策产生示范效应。
第二种模式是适当管制型,以日本、香港及新加坡为代表,这三个国家/地区的政府分别于1998年至2000年间将VOIP纳入电信业务,采取较为简单的许可方式,并对VOIP进行“轻手管理”。
对于新生的事务,日本等国家采取了较为谨慎的政策选择,将VoIP(至少是部分形式的VoIP业务)视作传统的电话服务进行管制。不过由于这些国家和地区对传统的电话服务的管制也是日益放松,因此对VOIP的监管可谓“轻手监管”。以日本为例,对VoIP业务实施许可证制度,在提供业务前要首先获得日本总务省的许可,提供业务后需定期报告VoIP收入和业务流量;对于VOIP质量,日本也有一定要求。日本的VOIP管制政策不同于欧盟,重要一点就是为日本的宽带用户数量巨大,VOIP服务发展迅速,存在如互联互通、网络和信息安全以及用户权益保护等诸多问题的可能性较大。在日本,有1/10的家庭,即大约490万用户在使用VoIP服务;相形之下,VoIP的用户在法国只有22万,在德国是11万,而在英国不过5万。VOIP市场规模是导致各国监管政策不同的重要因素。因此,日本等国家/地区在VOIP管制上持慎重态度也就可以理解了。
第三种模式是严格管制。代表国家是俄罗斯。该国政府于2005年2月21日立法对IP电话服务提供商实行许可制,要求提供IP电话的公司申请许可证。
VOIP是指通过互联网IP(InternetProtocol)协议格式提供的话音服务。由于互联网本身具有全球互联的特性,并且具有容易整合语音、数据及图像信号进行处理与传输的优势,因此VOIP较之传统公众电话服务更符合融合(Convergence)、全球性(Globalization)、实时性(Immediacy)与移动性(Mobility)的通讯市场主流趋势,这也是未来IP(InternetProtocol)技术将成为通信技术主流的主要原因。
虽然VOIP的通话质量目前尚无法与传统电话相比,但由于使用者能以远较传统电话低廉的费率拨打长途及国际电话,故伴随着宽带网络的普及,VOIP将成为发展潮流。未来随着技术不断的发展,VOIP的通话质量也将会逐渐接近传统电话服务质量水平,届时将会大大冲击以电路交换(Circuitswitch)技术为主的传统电信经营者。
电信监管范文第2篇
融合在带动整个通信网络转型的同时，也催生了新的应用。其中，能够使移动与固网相融合的FMC技术得到了电信业界的一致关注。FMC技术已经不是什么新技术了，前几年就开始讨论，但直至今日，FMC在国内仍没有取得太多进展。
1月9日，由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赛迪集团)主办，通信产业报社承办的2007中国通信技术年会上，有关部门及不少专家在就“技术融合与应用创新”主题进行研讨时纷纷表示，FMC的发展需要电信行业更有力度的监管措施。
融合通信需要规划引导
的确，移动运营商想发展固网，固网运营商更想进军移动，移动和固网的融合到底应该如何发展，这需要监管部门的规划和引导。信息产业部电信管理局副局长鲁阳表示：“我国的FMC业务还相对滞后，这主要跟我们的运营商都是分业务经营有关。”FMC的发展带来了全新的运营模式和业务种类，如何适应FMC发展的需要，继续引领中国电信业健康发展是电信监管部门面临的重大挑战。
未来，运营商必将走向全业务经营，“全业务经营的初期，也许会有企业利用其用户规模等优势，形成网内网间差别对待的态势。从市场上看，固网企业会大力发展移动通信，而移动运营商也会通过互联网发展VoIP，双方争夺用户的局面不可避免，这就对公平环境的打造提出了挑战。”鲁阳分析。此外，电信资源配置、资费管理、对用户服务质量和网络信息安全的管理，都是FMC发展过程中将遇到的监管上的挑战。
信息产业部无线电管理局副局长李海清谈到，随着技术演进和新技术的出现，无线频谱的管理工作已经出现了新的问题，这需要监管部门进行前瞻性研究，制定相应的管理模式。
融合需要新系统支撑
事实上，融合不仅仅是技术和业务的融合，还包括运营商后台系统的融合，这更需要运营商在提供融合业务之前就要把自己的后台系统做好。爱尔兰海纳科技有限公司大中国区总裁薛志勇谈到，融合通信对运营支撑系统有不同的要求，增值业务的开展和更多个性化服务的提供，都给运营商已有的应用和系统带来非常大的压力，也提出了升级的要求。
融合通信已经成为未来的大方向，这一点在通信业界已经取得共识。一方面，运营商处于从传统的语音服务向综合信息服务的转变，需要融合通信来提供技术基础；另一方面，电信业务正在向移动化、宽带化、IP化及多媒体化发展，互联网、移动通信、IPTV的发展都在促进网络和终端的进一步融合。
融合对运营商转型来说更是至关重要。虽然FMC在我国进展缓慢，但值得注意的是，这次论坛上不少部门的官员已经对此重视起来了。希望FMC在2007年能有更大的进展。
链 接 FMC的演进
2003年，美国Verizon通信公司开始销售一种捆绑式服务：如果用户结合使用无线和固定话音服务或者宽带接入服务，就可以在费用上打折。2004年，美国Cingular无线公司也推出了一项名为FastForward的移动和固网融合的服务。
2004年6月，英国电信牵头，和韩国电信、日本NTT、Rogers无线、瑞士电信以及巴西电信一起宣布成立全球性固定移动融合联盟(FMCA)，以促进FMC的推广。
在亚洲，日本NTT公司早在2003年就已经掀起了FMC风暴，NTT继实现FMC话音业务以后，数据存储和网络内容也将通过不同的接入方式与综合IP业务平台相连。
电信监管范文第3篇
虽然VOIP的通话质量目前尚无法与传统电话相比,但由于使用者能以远较传统电话低廉的费率拨打长途及国际电话,故伴随着宽带网络的普及,VOIP将成为发展潮流。未来随着技术不断的发展,VOIP的通话质量也将会逐渐接近传统电话服务质量水平,届时将会大大冲击以电路交换(Circuitswitch)技术为主的传统电信经营者。
由于VOIP在未来极有可能成为语音通信的主流,关于VOIP的监管政策成为各国电信监管机构的关注议题。
从国际上看,电信市场发达国家的监管机构多年前已开始注意到VOIP的发展趋势,目前关于VOIP的管制主要有三种监管模式:
第一种模式放松管制型,以欧盟和美国为代表。基于促进新技术和新业务的立场,为不妨碍互联网的发展,欧盟和美国尚未对互联网上提供的VoIP服务(或称网络电话服务)进行直接管制,但都表示将密切注意其发展,必要时将其纳入电信业务管理。
欧盟和美国对VOIP不实行直接管制,是与其电信市场的发展密切相关的。对美国和欧洲国家来讲,多年来打破垄断、引入竞争后,固话业务市场竞争已较充分,话音业务价格已大为下降,对新进入者而言纯VOIP话音业务的盈利空间不大,用户选择VOIP的原因不仅仅是为了价格。例如,目前在芬兰,固话的包月费仅为10欧元左右,在德国提供VOIP话音服务的经营者为竞争需要只能将资费定为较低的1-1.5欧分/分钟。对原有运营者,如德国电信等由于其对原有网络投资较多,也不愿意马上折旧完全用IP技术替代原有网络。据了解,多数运营商准备2008年后才开始IP网络方面的大规模投资。对于欧盟和美国而言,由于已完成了企业转型和市场转型,其发展VOIP更多是技术驱动,其定位为促进宽带业务发展。
当然,这里说的不直接管制主要是指对许可和价格不管,而对涉及资源和公众利益和安全的还是管的,比如欧盟在号码使用和承担的义务方面对VOIP服务实际上也是分类管理的,2005年6月3日,FCC命令要求基于VOIP提供者提供增强的(Ehanced)911紧急电话服务。这一决定标志着FCC在对VOIP的监管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说明随着VOIP的发展,对其实施一定程度的监管是必要的。当然,现阶段美国还是将VOIP作为区别于传统电话而对待。其在VOIP监管政策的发展动向将会对其他国家的监管政策产生示范效应。
第二种模式是适当管制型,以日本、香港及新加坡为代表,这三个国家/地区的政府分别于1998年至2000年间将VOIP纳入电信业务,采取较为简单的许可方式,并对VOIP进行“轻手管理”。
对于新生的事务,日本等国家采取了较为谨慎的政策选择,将VoIP(至少是部分形式的VoIP业务)视作传统的电话服务进行管制。不过由于这些国家和地区对传统的电话服务的管制也是日益放松,因此对VOIP的监管可谓“轻手监管”。以日本为例,对VoIP业务实施许可证制度,在提供业务前要首先获得日本总务省的许可,提供业务后需定期报告VoIP收入和业务流量;对于VOIP质量,日本也有一定要求。日本的VOIP管制政策不同于欧盟,重要一点就是为日本的宽带用户数量巨大,VOIP服务发展迅速,存在如互联互通、网络和信息安全以及用户权益保护等诸多问题的可能性较大。在日本,有1/10的家庭,即大约490万用户在使用VoIP服务;相形之下,VoIP的用户在法国只有22万,在德国是11万,而在英国不过5万。VOIP市场规模是导致各国监管政策不同的重要因素。因此,日本等国家/地区在VOIP管制上持慎重态度也就可以理解了。
第三种模式是严格管制。代表国家是俄罗斯。该国政府于2005年2月21日立法对IP电话服务提供商实行许可制,要求提供IP电话的公司申请许可证。有关分析认为,俄罗斯这一立法使对所谓的IP电话运营商的许可复杂化,这是政府为保护大的国有公司,限制来自独立的IP电话公司竞争的步骤之一。因为这些独立的运营商已经在蚕食原有运营商尤其是国有的长途电话垄断者OAORostelecom的市场份额。下一步,政府还将通过一系列法规来规范IP运营商与Rostelecom的网络连接。新的法律使独立提供IP服务的运营商很难合法化,还有些运营商可能由此出局,而这些运营商在此前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网络投资,支付了大额税款。俄新的立法的目的是帮助原有运营商,尤其是Rostelecom,因为它正在失去其市场份额,而政府仍希望Rostelecom保持长途电话的高资费以补贴本地电话。
不同国家对VoIP的监管所持有的不同态度反映了不同的监管理念,美国、英国强调鼓励新技术和新业务的发展,而俄罗斯则显得更为保守,维护传统国有运营商的利益,而日本等国则由于本国特殊的市场情况处于中间状态。这也是VoIP发展中新旧两股不同势力相互争夺的缩影。
在中国,目前对于VoIP还没有明确的监管政策,这一方面促使一些公司在政策的空白点中寻找发展空间,开展不同形式的VoIP经营,另一方面也使VoIP的发展处于众多不确定性因素之中,妨碍了其健康发展。
事实上,无论是传统电信运营商还是新兴互联网企业,都在不同程度上经营着VoIP。传统电信运营商如中国电信、中国网通、铁通等运营商都在试验VoIP。铁通希望通过VoIP技术与中国电信和中国网通竞争,中国电信与中国网通分别掌控南北两张固定电话网络,而双方要想进入对方的经营领地最好的办法也是拓展VOIP服务,因为这样可以避免重新铺设电话网络的成本,解决入户网络垄断的问题。因此,运营商一方面害怕VoIP,对其尽量采取打压的策略;另一方面,面对模糊的监管政策和激烈的市场竞争,运营商又不得不把VOIP服务作为自己的竞争武器。在VOIP市场上,各种互联网新生势力希望在语音市场分得一杯羹,主营电信数据业务的互联网公司有机会进军语音市场。263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就将战略重点投放到了“多媒体综合通信新业务”上,就是通过其“E话通”多媒体即时通讯工具,可以实现PC到PC的可视通话功能。在经过一些技术升级后,还可实现PC到固定电话、到手机的通话功能。
按照我国现有立法规定,PCtoPhone和PhonetoPhone属于基础电信业务,不对非基础电信业务运营商开放。而PCtoPC的VoIP服务,对70%以上收入都来自话音业务的中国电信和中国网通两个运营商来说,将有很大的影响。IP电话的出现已经让运营商的长途业务逐步衰退,VoIP将会对固网运营商产生沉重打击。但作为网络资源的拥有者,电信和网通最终会受到多大程度的影响还有待评估。
不过,VoIP已经显示出了巨大的空白市场和利润空间,VoIP市场也早已暗流汹涌,相应地设备市场也是磨刀霍霍。据统计,国内已有近20家宽带电话机厂商,宽带电话机顶盒、IAD设备等技术保证了可以在宽带网络上实现数据、语音和视频的结合,相关设备的市场规模预计将达上百亿元。不过,VoIP的发展基于传统互联网,VoIP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仍将是依赖于互联网、计算机的一项应用,而不能通过特殊的终端设备直接使用。这意味着VoIP服务的潜在用户群存在一定的局限,它与计算机和互联网普及率的高低密切相关。所以,尽管在资费等方面深受消费者的青睐,但在保障信息安全和通话的质量等方面仍面临着重重困难,此外,VoIP在投资规模、互联互通、码号资源等方面也存在不确定因素。
考虑到我国的电信市场情况,借鉴国外经验,应当对VOIP采取适度监管的管制模式。VOIP业务已经逐渐成为电信网络加速向IP网络融合的象征,网络运营商的全业务经营和开放业务服务市场似是大势所趋。政府部门及管制机构要避免对市场准入制度和数量控制手段的习惯性依赖,尽量减少管制政策对市场竞争机制的扭曲,提高管制效率。因此,建议我国在研究VOIP发展和管制政策时,要与推动基础电信运营商的全业务经营相互结合(特别是向固网运营商发放移动业务牌照,尽快扩大其业务发展范围),推动技术转型和市场转型有机结合,以期达到市场和技术发展的双赢。
电信监管范文第4篇
虽然VOIP的通话质量尚无法与传统电话相比,但由于使用者能以远较传统电话低廉的费率拨打长途及国际电话,故伴随着宽带的普及,VOIP将成为潮流。未来随着技术不断的发展,VOIP的通话质量也将会逐渐接近传统电话服务质量水平,届时将会大大冲击以电路交换(Circuitswitch)技术为主的传统电信经营者。
由于VOIP在未来极有可能成为语音通信的主流,关于VOIP的监管政策成为各国电信监管机构的关注议题。
从国际上看,电信市场发达国家的监管机构多年前已开始注意到VOIP的发展趋势,目前关于VOIP的管制主要有三种监管模式:
第一种模式放松管制型,以欧盟和美国为代表。基于促进新技术和新业务的立场,为不妨碍互联网的发展,欧盟和美国尚未对互联网上提供的VoIP服务(或称网络电话服务)进行直接管制,但都表示将密切注意其发展,必要时将其纳入电信业务管理。
欧盟和美国对VOIP不实行直接管制,是与其电信市场的发展密切相关的。对美国和欧洲国家来讲,多年来打破垄断、引入竞争后,固话业务市场竞争已较充分,话音业务价格已大为下降,对新进入者而言纯VOIP话音业务的盈利空间不大,用户选择VOIP的原因不仅仅是为了价格。例如,目前在芬兰,固话的包月费仅为10欧元左右,在德国提供VOIP话音服务的经营者为竞争需要只能将资费定为较低的1-1.5欧分/分钟。对原有运营者,如德国电信等由于其对原有网络投资较多,也不愿意马上折旧完全用IP技术替代原有网络。据了解,多数运营商准备2008年后才开始IP网络方面的大规模投资。对于欧盟和美国而言,由于已完成了转型和市场转型,其发展VOIP更多是技术驱动,其定位为促进宽带业务发展。
当然,这里说的不直接管制主要是指对许可和价格不管,而对涉及资源和公众利益和安全的还是管的,比如欧盟在号码使用和承担的义务方面对VOIP服务实际上也是分类管理的,2005年6月3日,FCC命令要求基于VOIP提供者提供增强的(Ehanced)911紧急电话服务。这一决定标志着FCC在对VOIP的监管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说明随着VOIP的发展,对其实施一定程度的监管是必要的。当然,现阶段美国还是将VOIP作为区别于传统电话而对待。其在VOIP监管政策的发展动向将会对其他国家的监管政策产生示范效应。
第二种模式是适当管制型,以日本、香港及新加坡为代表,这三个国家/地区的政府分别于1998年至2000年间将VOIP纳入电信业务,采取较为简单的许可方式,并对VOIP进行“轻手管理”。
对于新生的事务,日本等国家采取了较为谨慎的政策选择,将VoIP(至少是部分形式的VoIP业务)视作传统的电话服务进行管制。不过由于这些国家和地区对传统的电话服务的管制也是日益放松,因此对VOIP的监管可谓“轻手监管”。以日本为例,对VoIP业务实施许可证制度,在提供业务前要首先获得日本总务省的许可,提供业务后需定期报告VoIP收入和业务流量;对于VOIP质量,日本也有一定要求。日本的VOIP管制政策不同于欧盟,重要一点就是为日本的宽带用户数量巨大,VOIP服务发展迅速,存在如互联互通、网络和信息安全以及用户权益保护等诸多的可能性较大。在日本,有1/10的家庭,即大约490万用户在使用VoIP服务;相形之下,VoIP的用户在法国只有22万,在德国是11万,而在英国不过5万。VOIP市场规模是导致各国监管政策不同的重要因素。因此,日本等国家/地区在VOIP管制上持慎重态度也就可以理解了。
第三种模式是严格管制。代表国家是俄罗斯。该国政府于2005年2月21日立法对IP电话服务提供商实行许可制,要求提供IP电话的公司申请许可证。
有关认为,俄罗斯这一立法使对所谓的IP电话运营商的许可复杂化,这是政府为保护大的国有公司,限制来自独立的IP电话公司竞争的步骤之一。因为这些独立的运营商已经在蚕食原有运营商尤其是国有的长途电话垄断者OAORostelecom的市场份额。下一步,政府还将通过一系列法规来规范IP运营商与Rostelecom的连接。新的使独立提供IP服务的运营商很难合法化,还有些运营商可能由此出局,而这些运营商在此前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网络投资,支付了大额税款。俄新的立法的目的是帮助原有运营商,尤其是Rostelecom,因为它正在失去其市场份额,而政府仍希望Rostelecom保持长途电话的高资费以补贴本地电话。
不同国家对VoIP的监管所持有的不同态度反映了不同的监管理念,美国、英国强调鼓励新技术和新业务的,而俄罗斯则显得更为保守,维护传统国有运营商的利益,而日本等国则由于本国特殊的市场情况处于中间状态。这也是VoIP发展中新旧两股不同势力相互争夺的缩影。
在,对于VoIP还没有明确的监管政策,这一方面促使一些公司在政策的空白点中寻找发展空间,开展不同形式的VoIP经营,另一方面也使VoIP的发展处于众多不确定性因素之中,妨碍了其健康发展。
事实上,无论是传统电信运营商还是新兴互联网,都在不同程度上经营着VoIP。传统电信运营商如中国电信、中国网通、铁通等运营商都在试验VoIP。铁通希望通过VoIP技术与中国电信和中国网通竞争,中国电信与中国网通分别掌控南北两张固定电话网络,而双方要想进入对方的经营领地最好的办法也是拓展VOIP服务,因为这样可以避免重新铺设电话网络的成本,解决入户网络垄断的。因此,运营商一方面害怕VoIP,对其尽量采取打压的策略;另一方面,面对模糊的监管政策和激烈的市场竞争,运营商又不得不把VOIP服务作为自己的竞争武器。在VOIP市场上,各种互联网新生势力希望在语音市场分得一杯羹,主营电信数据业务的互联网公司有机会进军语音市场。263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就将战略重点投放到了“多媒体综合通信新业务”上,就是通过其“E话通”多媒体即时通讯工具,可以实现PC到PC的可视通话功能。在经过一些技术升级后,还可实现PC到固定电话、到手机的通话功能。
按照我国现有立法规定,PCtoPhone和PhonetoPhone属于基础电信业务,不对非基础电信业务运营商开放。而PCtoPC的VoIP服务,对70%以上收入都来自话音业务的中国电信和中国网通两个运营商来说,将有很大的。IP电话的出现已经让运营商的长途业务逐步衰退,VoIP将会对固网运营商产生沉重打击。但作为网络资源的拥有者,电信和网通最终会受到多大程度的影响还有待评估。
不过,VoIP已经显示出了巨大的空白市场和利润空间,VoIP市场也早已暗流汹涌,相应地设备市场也是磨刀霍霍。据统计,国内已有近20家宽带电话机厂商,宽带电话机顶盒、IAD设备等技术保证了可以在宽带网络上实现数据、语音和视频的结合,相关设备的市场规模预计将达上百亿元。不过,VoIP的发展基于传统互联网,VoIP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仍将是依赖于互联网、机的一项,而不能通过特殊的终端设备直接使用。这意味着VoIP服务的潜在用户群存在一定的局限,它与计算机和互联网普及率的高低密切相关。所以,尽管在资费等方面深受消费者的青睐,但在保障信息安全和通话的质量等方面仍面临着重重困难,此外,VoIP在投资规模、互联互通、码号资源等方面也存在不确定因素。
考虑到我国的电信市场情况,借鉴国外经验,应当对VOIP采取适度监管的管制模式。VOIP业务已经逐渐成为电信网络加速向IP网络融合的象征,网络运营商的全业务经营和开放业务服务市场似是大势所趋。政府部门及管制机构要避免对市场准入制度和数量控制手段的习惯性依赖,尽量减少管制政策对市场竞争机制的扭曲,提高管制效率。因此,建议我国在VOIP发展和管制政策时,要与推动基础电信运营商的全业务经营相互结合(特别是向固网运营商发放移动业务牌照,尽快扩大其业务发展范围),推动技术转型和市场转型有机结合,以期达到市场和技术发展的双赢。
电信监管范文第5篇
“有关部门即将对电信行业展开新一轮整肃。”5月8日，一位运营商高层人士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透露。该人士说，近期内，审计署等部门将进驻三大运营商，并对增值业务等敏感领域展开进一步的严密排查。
业内人士认为，此次整肃的诱因，是不久前的苏金生案与马力案，以及2009年末至今的数起电信行业贪腐案件已引发高层重视。
3月17日下午，工信部总工程师苏金生被相关部门带走，4月28日，工信部通知，免去苏金生的总工程师职务。另据消息人士透露，4月初，中移动数据部副总经理马力也已经被有关部门带走调查。
至此，一年多时间内，已有原中移动党组书记、原中移动人力资源部总经理施万中、原四川移动总经理李华、原重庆移动总经理沈长富等电信系统高管先后落马；原中移动无线音乐基地总经理李向东出逃，并有联益永信等多家设备厂商和增值业务厂商涉案……在新一轮的排查中，又会怎样？
新一轮整肃展开
早在2010年初，有关部门就已经对电信行业展开行动。
2010年3月，接近审计署的消息人士透露，上述调查是一场为期三年的电信反腐计划中的一环（详见《财经国家周刊》2010年3月报道《中移动空中灰网》）。
该人士当时透露，审计部门的计划是，2010年将对三大运营商进行重点审计，每次重点抽查三大运营商各2~3个省，用1年时间完成梳理。2011年和2012年则进行普遍审计和补充审计。最终通过持续三年的严密排查，在电信行业内进行大规模的反腐清理，“这一计划已经在年初启动。”
该说法未获审计署的正面证实。但在2010年，运营商的高密度审计和电信高管的频繁落马，已成为事实。
也有业内人士认为，由于此前的多起电信行业贪腐案件，本次整肃可能受到高层重视，排查力度可能还要大于2010年。
苏金生涉案
近期最受关注落马的官员，当属原工信部总工程师苏金生。
接近工信部的消息人士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苏金生的出事“非常突然”。
此前，苏金生最近一次公开亮相是3月11日，到电子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ETIRI）调研指导工作。最后一次出现则是3月17日当天，苏金生在工信部里参加会议，并在会议结束后被带走。当时，周围的人都认为苏金生会很快返回。直到次日的工作会议未见到他到场，其同事才发现事态异常。
“部里事先没有得到任何风声。”该人士说，按照此前的日程表，苏金生应列席3月18日及21日的两场内部重要会议，并计划于3月下旬飞赴福建等地，主持多场重要活动，其中一些活动更是由其牵头组织，“这些工作计划都被打乱，有的活动甚至被中止。”
一位消息灵通人士告诉《财经国家周刊》，与此前、李华、沈长富等案不同，带走苏金生的并非纪委系统，而是检察机关。
据消息人士透露，苏金生的涉案原因是与电信设备厂商有关。有关部门在调查中发现，有多处其他人名下的北京房产，对外出租的租金均汇入了苏金生账户。
也有消息说，有运营商人士此前以低价向苏金生出售房产，涉嫌以此方式为设备厂商行贿。
3月23日，有行业资深人士更向《财经国家周刊》指称，苏金生被调查，可能与某跨国公司的中国贿案有关。
对此消息，3月28日，该跨国公司中国公共关系部人士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此前从未听说此事，对此事也不做任何评价。
中移动人力资源部总经理施万中落马，也与这家跨国公司有关。
2010年初，施万中被有关部门带走调查，同年在河南省鹤壁中级人民法院被正式提起公诉。根据已公布的案情内容，在施万中此前担任安徽移动董事长期间，曾利用职务便利为这家跨国公司的通讯业务提供了“帮助”。
“苏金生涉案的房产，可能也来自于这家跨国公司。”前文提及的消息人士表示，如果确是因此涉案，相关部门可能早已完成侦查。
目前，有关方面仍未公布最新进展，对苏金生的调查最终如何定性，尚未最终定论。
增值业务“窝案”后续
除苏金生外，中移动数据部副总马力近期也已被带走调查。
根据知情人士透露，今年3月底，马力被有关部门带走“协助调查”，很快返回上班，但不久后再次被带走，一去不返。
马力的涉案原因目前尚未公布，但业内普遍认为，或与四川音乐基地相关的李向东出逃事件及李华案有关。
在此之前，原中移动党组书记、副总裁2009年12月被中纪委带走调查；2010年3月，中移动无线音乐基地总经理李向东突然出逃加拿大；6月25日，原四川移动总经理李华也被带走调查；10月22日，重庆移动原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沈长富也在北京被带走调查。
以上诸案目前均未最终落定，但已被业界视为“窝案”――各案之间，虽调查起点不一，但通过私交人脉、职务便利、中间人协调以及影子公司利益分配等诸多线索，最终都指向电信系统的贪腐网络。
此前，苏金生被带走调查后，坊间就曾传言，苏金生可能与、李华等中移动高管的案件有关。不过，据接近与苏金生的人士透露，虽然苏金生和有多年搭档经历――在1999年至2003年任信产部副部长期间，苏金生一直是下属，但两人私交不睦，“走不到一起”。
与之不同的是，马力如果涉案，则很难与李向东、李华等贪腐案摆脱牵连。据中移动的内部人士透露，在此之前，马力在集团数据部正是分管无线音乐基地。
监管体系之变
一位电信业内人士表示，2010年以来日益严厉的电信反腐政策，意味着中国互联网乃至信息产业政策正在发生微妙变化。
“以苏金生为例，他在电信管理局任职的9年，正好也是中国移动通信和互联网发展最快的9年。”上述电信业内人士说，在这个时期，电信行业监管部门的工作第一要务是政企分开、破除垄断以及普遍服务，对市场的态度还更多是“放水养鱼”，虽然可能泥沙俱下，但就产业整体而言，依然抓住了最宝贵的快速发展时机，成为中国市场化最成功的关键行业，比如在其他行业公众产品价格如油价不断上涨同时，电话资费一直在持续下降。
但在这段时间的后半程，以市场快速发展为目标的行业管理体系开始出现挑战，在互联网领域尤其明显。该人士认为，诸如网络色情、垃圾短信、用户劫持、病毒集团等负面事件的逐一爆发，令监管部门对市场的管治范围与力度都不断加强。而随着三网融合的渐进，以及电子商务、物联网、云计算、新媒体等业务的兴起，过去单纯以业务网络为区隔的行业管理行政体系也出现混乱，或出现管理真空，或因职权重叠而引发部门利益之争。
在这一背景下，无论是对行业内部的整肃，还是对于新的管理体系的绸缪，都已成为决策层有待解决的课题。
电信监管范文第6篇
为了探讨如何创新我国电信监管体制，有必要回顾一下我国电信监管体制的改革轨迹，以作出符合实际的分析。
我国电信监管体制的改革轨迹，是伴随着电信业的发展和改革而逐步进展的。根据电信监管主体和制度的不同变化，我国电信监管体制改革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98年以前，国家通过邮电部对全国的邮政和电信实施管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邮电管理局则对本行政区域内的邮政和电信实施管理，形成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两级管理体制。这一阶段，我国电信管理体制的特点是管理机构“政企合一”，各级邮电管理局既实施行政管理，又经营邮电业务。因此可以说，当时在我国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电信监管体制。
第二阶段，1998年，根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国家撤销邮电部、电子工业部，组建成立信息产业部。2000年，《电信条例》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通信管理局相继成立，在信息产业部的领导下对本行政区域内的电信业实施监管职能。在这种垂直集中统一的电信监管体制中，地方政府与通信管理局之间没有直接的领导关系，各地通信管理局更类似于信息产业部的派出机构。这一阶段，电信监管机构已基本实现“政企分离”，我国开始形成现代意义上的电信监管体制。
第三阶段，2001年12月，我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签订了议定书和有关法律文件，其中包括承诺开放电信服务业的文件。为适应这一改革开放形势，我国在加大电信改革的同时，加快了《电信法》的立法进程。目前，《电信法》草案正在国务院进行审议，看来今年年底前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已不可能。这一阶段尚未完结，电信监管机制在这个阶段中将依照《电信法》予以重构和创新。目前各方面对于《电信法》草案，仍然有许多不同意见。我国究竟应当设定什么样的电信监管体制，也尚未定论。
二、《电信法》草案设定的电信监管体制的几点弊端
电信监管体制是《电信法》立法的关键问题。《电信法》历次草案设定的电信监管体制，是一种比现行体制更加强调集中统一的体制。
目前正在国务院审议的《电信法（征求意见稿）》明确规定：
“国务院电信监督管理机构（以下简称电信监管机构）依法对全国电信业实施监督管理。
电信监管机构可以根据需要设立派出机构，派出机构依照电信监管机构的授权，履行监督管理职责”。
根据《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原则重新审视《电信法》草案，发现《电信法》草案设定的电信监管体制存在的弊端，是比较明显的。
（一）这种体制与构建和谐社会的以人为本原则不符。
《决定》指出：“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目前，我国电话用户总数已突破7亿，居世界第一；互联网上网人数超过一亿，居世界第二；电信业已成为我国的支持产业之一。面对如此庞大规模的电信和信息服务市场，在现行垂直单一的电信监管体制下，要进行有效的监管已经十分困难。由于信息产业部在各地设立的通信管理局和地方政府信息化主管部门一地并存，通信管理局又不受当地政府的领导，因此在各地电信监管上存在着机构重叠、力量分散、妨碍服务、影响效能的体制性弊端。据了解，电信监管机构人力资源严重不足，各个省级通信管理局的人员通常不到20人，加上信息产业部分管电信的人员，全国从事电信监管工作的人员仅仅数百人，根本无力对我国庞大的电信市场实施进行有效的监管。然而，《电信法》草案设定的电信监管体制，试图坚持并进一步强化这种垂直单一的电信监管体制，将几十项监管任务都法定国务院电信监管机构一家承担，使体制性弊端更加突出。以行政复议为例，不采用条块给合、分级管理的体制来做到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疏导压力，地方政府和其他有关部门就没有法律依据来分工处理电信领域的争议和纠纷，造成所有案件都要到国务院电信监管机构去处理的局面，必然形成“看得见的管不了，管得了的看不见”的监管困境，与《决定》提出的以人为本原则不相符合，最终导致无法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而且，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随着我国电信业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飞速发展，广大电信用户对电信服务质量的要求将越来越高。加强电信监管力度，提高电信服务水平，构建与广大用户的和谐关系，已成为电信监管机构和电信业贯彻以人为本原则的大事。在这种形势下，再延续甚至强化这种集中统一的垂直监管体制，并不能真正加强电信监管，是既不利于电信改革与发展，也不利于更好地为广大电信用户服务的。
（二）这种体制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科学发展原则不符。
《决定》指出：“必须坚持科学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电信具有集中性、技术性、专业性强的特点，《电信法》草案设定的电信监管体制，将电信全程全网的技术特点与一统到底的管理体制相混淆，拟推行比现行监管体制更强调集中统一的垂直监管模式。但是它忽视了电信同时具备的其他特点，即电信还具有综合性、社会性、建设配套性强的特点。为适应电信的这两方面的特点，应当按照《决定》提出的科学发展原则，从促进电信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出发，实行中央与地方条块结合、分级管理的电信监管体制。
这方面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不应当把地方政府排斥在电信监管体制以外。近十年来各地信息化建设的实践证明，全国各地地方政府对于加强电信监管、促进电信发展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
----促进信息化建设包括电信的发展，是地方党委和政府责无旁贷的职责。改革开放以来，各地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在当地电信基础设施建设和电信监管协作配合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显示了电信监管应当实行条块结合、分级管理的必要性。
----地方政府在电信网络建设与规划上发挥着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诸如集约化通信管线的建设、移动通信基站的选址等，地方政府都承担着重要的组织管理与协调责任，并根据需要提请地方人大立法或者制定政府规章，促进了各地电信业的持续健康有序发展。
----网络与信息安全工作，历来是在中央统一领导下，由地方党委和政府承担重要责任。中央曾多次发文，强调互联网管理体制要遵循各有分工、加强属地管理的原则。信息安全涉及城市安全和经济安全，是需要综合治理的全局性问题，需要国务院相关部门和地方政府参与管理。显然，电信网络和信息安全，绝不仅仅是电信监管机构一家能完全管得了的事情。
----在电信群体性矛盾的及时处理方面，基本上是依靠地方政府来协调解决的。近年来，地方政府花费了较多精力解决电信领域频发的各类社会突发事件，如电信用户集体性维权行为、针对设置通信基站的群体性、电信公共资源的无序争夺等，与电信监管机构协同工作，妥善处理，保障了电信的稳定发展。
然而《电信法》草案，除规定地方政府具有配合电信建设的义务外，无视地方政府参与电信管理的成功实践，无视地方政府在电信监管中的重要作用，所设定的电信监管体制完全排斥地方政府的参与，是违背科学发展原则的，是很不合理的。（三）这种体制与构建和谐社会的改革开放原则不符。
《决定》指出：“必须坚持改革开放”，“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改革措施的协调性，建立健全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的体制机制”。
《电信法》草案在设定电信监管体制时，借鉴了国外电信监管体制和我国银行、证券业监管体制的情况，决定设立集中统一的电信监管体制，即设立国务院电信监管机构及根据需要在地方设立派出机构。
应当肯定，电信业与银行、证券业在统一性、专业性、技术性强这些方面是相近的，电信监管体制借鉴我国银行、证券业监管体制的情况来设定，有其一定的道理。但是更应当看到，电信业包括电信制造业和电信服务业两大领域，涉及电信改革和发展的许多任务与各有关部门和各地方政府息息相关，仅仅靠垂直统一的电信监管机构一家是无法圆满完成的。例如，电信管道建设与维护、驻地网建设与维护、公共电信配套设施建设与维护以及相关重大矛盾的及时处理等事项，如果没有地方政府和其他有关部门的参与或协作，肯定是做不好的。据此，《电信法》草案在设定电信监管体制时全盘照抄我国银行、证券监管体制，是不适当的。
也应当肯定，鉴于电信业规模经济的共同特性，借鉴发达国家在电信监管体制方面的经验，是必要的。但是更应当看到，近十年来在许多发达国家掀起了一股电信法律改革的浪潮，其中包括对电信监管体制的改革和完善。在美国，为充分发挥各州的作用，已进一步完善了联邦通信管理局（FCC）和各州之间在电信监管体制上的协调，将本地电话的部分管理职能和开放本地电信业务的部分决策权交给了各州政府。在英国，已从过去单一的政府专职部门的监管体制，改革为增加电信行业的自我管控、消费者的自由选择以及其他政部门的配套监管的混合体制。在澳大利亚，国家通信管理局(ACA)和竞争与消费委员会(ACCC)负责电信监管事务，并在各州设立办事处，与州政府共同处理电信监管事项。从世界范围看，发达国家尽管对电信大多实行中央监管机构的直接管理，但同时都十分注重发挥地方政府的作用。对比之下，我国《电信法》草案设定的电信监管体制，完全排斥地方政府的作用，并没有很好地借鉴和吸收国外的成功经验。
（四）这种体制与构建和谐社会的民主法治原则不符。
《决定》指出：“必须坚持民主法治”，“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冶国家”。
《电信法》草案设定的电信监管体制，与我国宪法、法律关于国家机构职权的规定有所相违，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民主法治原则不尽相符。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条规定：“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
《国务院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第十一条规定：立法要“符合精简、统
一、效能的原则，相同或相近的职能由一个行政机关承担，简化行政管理手续”。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六十六条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政府的各工作部门受人民政府统一领导，并且依照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规定受国务院主管部门的业务指导或者领导”。第六十七条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县、自治县、市、市辖区的人民政府应当协助设立在本行政区域内不属于自己管理的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进行工作，并且监督它们遵守和执行法律和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八条规定，基本经济制度以及财政、税收、海关、金融和外贸的基本制度只能制定法律。
对照这些法律规定，《电信法》草案设定的电信监管体制，排除地方政府对于电信及与电信相关建设事项的管理职能，不符合宪法关于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也不符合“相同或相近的职能由一个行政机关承担”的“精简、统
一、效能的原则”。按照《立法法》有关规定，电信并非专属中央管理的领域，应当从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出发，按照有关法律规定，重构和创新电信监管体制。
（五）这种体制与依法行政的权责一致原则不符。
《决定》指出：“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
电信监管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依法行使监管职权，也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这也是实现公平正义的要求。我国《行政许可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等有关法律，都相应对行政许可机关、行政处罚机关、行政复议机关规定有法律责任。国务院为推进依法行政，在全国政府部门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电信监管机构，作为依法行政的机构之一，应当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严格贯彻行政执法权责一致的原则。
然而《电信法》草案设定的电信监管体制，没能很好贯彻这一原则。《电信法（征求意见稿）》共143条，直接涉及电信监管职能的条文达79条，其他条文也多与监管的要求相关。可以说，赋予电信监管机构的职权是很多、很大的。但是，对电信监管机构进行监督制约的规定却几乎设有。《电信法（征求意见稿）》“法律责任”一章列举了许多法律责任，分别针对电信业务经营者及其法定代表人、电信用户、电信监管工作人员和社会其他相关方面，都一一设定了违法者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却唯独对于电信监管机构作为执法机构应当承担什么法律责任，没有作出明确规定，整部法律草案没有一条关于电信监管机构法律责任的规定。事实上，个别电信监管机构由于违法行使职权而侵犯电信企业或其他组织合法权益而导致纠纷和诉讼发生，是已经存在的现象，将来也不可能完全堵绝。因此，无论是从针对实际情况需要，还是从构建和谐社会目标出发，《电信法》都应当明确规定电信监管机构的法律责任，不应有丝毫异议。
三、对《电信法》创新电信监管体制的几点思考
近几年来，我国《电信法》立法已经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热点。《电信法》的立法进程，自1980年提出立法计划、开始起草工作以来，已历经26年之久。据悉，今年上半年，国务院法制办召开了电信法立法论证会，就《电信法（征求意见稿）进行沟通协调。信息产业部前任部长吴基传曾专门为部分全国人大代表作了电信法热点难点问题的讲解。然而，由于三网融合和由此引发的监管体制等很多问题，需要在有关部门之间协商解决，《电信法》草案至今还在国务院审议中，估计年内《电信法》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出台已不可能。现在，《决定》这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纲领性文件，为我们以《决定》创新精神重新审视《电信法》草案设定的电信监管体制以有力的指导。
目前，在我国法学界、法律界和电信业内外，围绕我国电信监管体制问题存在许多不同的观点。为了创新电信监管体制，笔者吸取有关机构、企业和人士的意见，就《电信法》创新我国电信监管体制问题谈几点粗浅看法，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当前电信改革，是应当放松监管，还是应当加强监管？
有的观点认为，我国电信改革当务之急是扩大市场竞争范围，减少政府监管，应当采取放松电信监管的措施。笔者认为，我国电信改革的当务之急是应当加强电信监管，加大监管力度，保障电信发展与改革。
应当承认，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时，是承诺逐步开放电信服务业市场的，相应地政府以行政行为干预电信市场的现象将逐步减少，实现电信服务业的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但是，当前我国仍处在入世后过渡期，电信业作为我国新兴支柱产业，刚刚从计划经济运作模式逐步转向市场经济经营模式，当前电信市场还存在不少无序竞争、违法经营、损害消费者权益等严重问题。加之我国电信法律体系尚不完备，作为电信业的基本法《电信法》尚未出台，电信市场依法运转的法治环境尚不具备。信息产业部等部门近些年来不时实施电信市场专项治理措施就证明，我国电信市场还相当不成熟，还存在普遍的违法违规现象，有的还相当严重。在这种情况下，仿照电信发达国家那样，完全由市场经济规律自行调节，实施放松管制的改革战略，要求我国电信监管体制改革，将加强监管力度转变为放松监管而鼓励市场竞争，很可能会事与愿违，导致电信市场的无序竞争等问题更加严重，以致损害电信发展与改革的深入开展。
结论是，按照《决定》所指出的：“加强市场监管，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
（二）独立的电信监管机构，要求“政企分离”，还是另外要求“政监分离”？
有的观点认为，我国电信监管机构要真正成为独立的监管机构，不仅要做到“政企分离”，还应当做到“政监分离”，即电信主管机关与电信监管机构分离。
笔者认为，根据我国在加入世贸组织时的承诺，我国应当建立独立的电信监管机构，实现“政企分离”，但是并没有“政监分离”要求。
我国在加入世贸《议定书》附件中承诺：“中国电信主管机关按照《参考文件》第5条原则作为独立的监管机构运作”。而这里所指的《参考文件》第5条是这样规定的：“第5条独立的管理者管理机构与基础电信服务供应者分离，且不对其负责。管理者使用的决定和程序对于所有市场参与者应是公正的”。在这些承诺中，确实有电信监管机构必须做到“政企分离”的明确要求，但是并没有“政监分离”的要求。相反地，明确中国电信主管机关在“政企分离”基础上是作为独立的电信监管机构运作的，从同一组织机构而言，更象是“政监合一”，而没有“政监分离”的含义。因此，认为加入世贸就意味我国电信机构还要实现“政监分离”，并没有任何合法依据。
应当承认，实行既完全独立于企业、又完全独立于政府的电信监管体制，即实现“政企分离”和“政监分离”，是许多发达国家电信监管体制的成功经验，也是我国未来的大势所趋。但是更应当看到，当前我国电信业的市场化、法治化程度还很低，全国从事基础电信运营的仅六大电信企业（中国电信、中国网通、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卫通、中国铁通），电信市场竞争多元化条件尚不具备，因此还难以完全依靠市场自身机制调控电信市场秩序，还需要政府通过政策法规和行政措施进行指导和规范。
结论是，按照《决定》关于“一切从实际出发，自觉按规律办事，立足当前、着眼长远、量力而行、尽力而为”的要求，建立独立的电信监管机构，但不应当强制要求“政监分离”，《电信法》也不宜对电信监管机构作出“政监分离”的规定。
（三）我国电信监管体制，应当坚持集中统一的垂直监管体制，还是建立条块给合、分级管理的监管体制？
有的观点认为，《电信法》历次草案，都始终坚持构建集中统一的垂直电信监管体制，是正确的，应当坚持。笔者认为，如果从推动电信业实现从“政企不分”改革为“政企分离”，从而逐步走向市场经济的角度看，我国垂直统一的电信监管的设立与发展确有其历史意义。那么，在《决定》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六大原则和一系列政策措施的今天，重新审视我国现行电信监管体制和《电信法》草案设定的电信监管体制，也确实可以发现其存在不少弊端，如本文第二部分所述。
因此，应当从树立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出发，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趋势和地域广阔的具体国情相适应，吸收我国现行有效的无线电监管体制的基本经验，将强调垂直领导、条块分离的电信监管体制，创新改变为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实行国务院电信监管机构主管、其他相关部门分工负责，中央与地方条块给合、两级管理的电信监管体制，从而充分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保障和促进我国电信业的改革和发展。
结论是，建议将《电信法（征求意见稿）》第六条（监管主体与体制）修改为：
“国务院电信监督管理机构（以下简称电信监管机构）依照本法对全国电信业实施监督管理。国务院有关部门分工管理与本部门职责范围有关的电信监督管理工作。
省、自治区、直辖市管理电信的机构在国务院电信监管机构和本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依照本法对本行政区域内的电信业实施监督管理。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分工管理与本部门职责范围有关的电信监督管理工作。”
（四）《电信法》对电信监管体制的规定，是仅用一条原则规定好，还是应当用多条作详细规定？
有的观点认为，《电信法》草案，采用在“第一章总则”中专门用一条规定“监管主体与体制”，简明扼要，留有余地。笔者认为，《电信法》草案，应当在规定实行条块结合、分级管理体制的前提下，对国家电信监管机构及各部门、各地方电信监管机构的设置、职权、组成、监管程序、法律责任等重要事项，分别作出原则规定。
从我国立法和执法的实际情况看，我国在早期所订法律法规相当原则，条文较少，虽然简明扼要，但是对于法律的实施带来了不少问题，往往出现难以操作的困境，或者出现凭执法者本身的理解随意执法，造成全国各地法制不统一的局面。因此，随着我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程的步伐，我国各项法律法规的订立或者修订越来越详尽细致，可操作性也越来越高。特别是经济领域的法律法规，立法机构从统一法制、服务人民的高度，都对相关内容作了详尽确切的规定，法律法规篇幅都较大。因此，《电信法》作为电信基本法律，作为电信监管机构依法监管、电信企业依法经营、电信用户依法维权的主要法律依据，应当对电信监管机构的相关内容作出权威的法律规范，而不宜仅用一条法条原则规定监管主体与体制。
结论是，按照《决定》所指出的：“完善法律制度，夯实社会和谐的法治基础”。
笔者作为一名关心我国电信立法的律师，希望本文作为一家之言，如能引来权威人士提出高见，并进而能使有关立法机关、主管部门或者电信企业对创新电信监管体制作出一定考虑，也就达到本文的目的了。在此，让我们关心《电信法》立法的所有单位和个人，以《决定》的要求共勉：“坚持把创新精神贯穿到治国理政的各个环节，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才能得到发挥，保护创新热情，鼓励创新实践，完善创新机制，宽容创新挫折，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
电信监管范文第7篇
虽然VOIP的通话质量目前尚无法与传统电话相比,但由于使用者能以远较传统电话低廉的费率拨打长途及国际电话,故伴随着宽带网络的普及,VOIP将成为发展潮流。未来随着技术不断的发展,VOIP的通话质量也将会逐渐接近传统电话服务质量水平,届时将会大大冲击以电路交换(Circuitswitch)技术为主的传统电信经营者。
由于VOIP在未来极有可能成为语音通信的主流,关于VOIP的监管政策成为各国电信监管机构的关注议题。
从国际上看,电信市场发达国家的监管机构多年前已开始注意到VOIP的发展趋势,目前关于VOIP的管制主要有三种监管模式:
第一种模式放松管制型,以欧盟和美国为代表。基于促进新技术和新业务的立场,为不妨碍互联网的发展,欧盟和美国尚未对互联网上提供的VoIP服务(或称网络电话服务)进行直接管制,但都表示将密切注意其发展,必要时将其纳入电信业务管理。
欧盟和美国对VOIP不实行直接管制,是与其电信市场的发展密切相关的。对美国和欧洲国家来讲,多年来打破垄断、引入竞争后,固话业务市场竞争已较充分,话音业务价格已大为下降,对新进入者而言纯VOIP话音业务的盈利空间不大,用户选择VOIP的原因不仅仅是为了价格。例如,目前在芬兰,固话的包月费仅为10欧元左右,在德国提供VOIP话音服务的经营者为竞争需要只能将资费定为较低的1-1.5欧分/分钟。对原有运营者,如德国电信等由于其对原有网络投资较多,也不愿意马上折旧完全用IP技术替代原有网络。据了解,多数运营商准备2008年后才开始IP网络方面的大规模投资。对于欧盟和美国而言,由于已完成了企业转型和市场转型,其发展VOIP更多是技术驱动,其定位为促进宽带业务发展。
当然,这里说的不直接管制主要是指对许可和价格不管,而对涉及资源和公众利益和安全的还是管的,比如欧盟在号码使用和承担的义务方面对VOIP服务实际上也是分类管理的,2005年6月3日,FCC命令要求基于VOIP提供者提供增强的(Ehanced)911紧急电话服务。这一决定标志着FCC在对VOIP的监管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说明随着VOIP的发展,对其实施一定程度的监管是必要的。当然,现阶段美国还是将VOIP作为区别于传统电话而对待。其在VOIP监管政策的发展动向将会对其他国家的监管政策产生示范效应。
第二种模式是适当管制型,以日本、香港及新加坡为代表,这三个国家/地区的政府分别于1998年至2000年间将VOIP纳入电信业务,采取较为简单的许可方式,并对VOIP进行“轻手管理”。
对于新生的事务,日本等国家采取了较为谨慎的政策选择,将VoIP(至少是部分形式的VoIP业务)视作传统的电话服务进行管制。不过由于这些国家和地区对传统的电话服务的管制也是日益放松,因此对VOIP的监管可谓“轻手监管”。以日本为例,对VoIP业务实施许可证制度,在提供业务前要首先获得日本总务省的许可,提供业务后需定期报告VoIP收入和业务流量;对于VOIP质量,日本也有一定要求。日本的VOIP管制政策不同于欧盟,重要一点就是为日本的宽带用户数量巨大,VOIP服务发展迅速,存在如互联互通、网络和信息安全以及用户权益保护等诸多问题的可能性较大。在日本,有1/10的家庭,即大约490万用户在使用VoIP服务;相形之下,VoIP的用户在法国只有22万,在德国是11万,而在英国不过5万。VOIP市场规模是导致各国监管政策不同的重要因素。因此,日本等国家/地区在VOIP管制上持慎重态度也就可以理解了。
第三种模式是严格管制。代表国家是俄罗斯。该国政府于2005年2月21日立法对IP电话服务提供商实行许可制,要求提供IP电话的公司申请许可证。有关分析认为,俄罗斯这一立法使对所谓的IP电话运营商的许可复杂化,这是政府为保护大的国有公司,限制来自独立的IP电话公司竞争的步骤之一。因为这些独立的运营商已经在蚕食原有运营商尤其是国有的长途电话垄断者OAORostelecom的市场份额。下一步,政府还将通过一系列法规来规范IP运营商与Rostelecom的网络连接。新的法律使独立提供IP服务的运营商很难合法化,还有些运营商可能由此出局,而这些运营商在此前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网络投资,支付了大额税款。俄新的立法的目的是帮助原有运营商,尤其是Rostelecom,因为它正在失去其市场份额,而政府仍希望Rostelecom保持长途电话的高资费以补贴本地电话。
不同国家对VoIP的监管所持有的不同态度反映了不同的监管理念,美国、英国强调鼓励新技术和新业务的发展,而俄罗斯则显得更为保守,维护传统国有运营商的利益,而日本等国则由于本国特殊的市场情况处于中间状态。这也是VoIP发展中新旧两股不同势力相互争夺的缩影。
在中国,目前对于VoIP还没有明确的监管政策,这一方面促使一些公司在政策的空白点中寻找发展空间,开展不同形式的VoIP经营,另一方面也使VoIP的发展处于众多不确定性因素之中,妨碍了其健康发展。
事实上,无论是传统电信运营商还是新兴互联网企业,都在不同程度上经营着VoIP。传统电信运营商如中国电信、中国网通、铁通等运营商都在试验VoIP。铁通希望通过VoIP技术与中国电信和中国网通竞争,中国电信与中国网通分别掌控南北两张固定电话网络,而双方要想进入对方的经营领地最好的办法也是拓展VOIP服务,因为这样可以避免重新铺设电话网络的成本,解决入户网络垄断的问题。因此,运营商一方面害怕VoIP,对其尽量采取打压的策略;另一方面,面对模糊的监管政策和激烈的市场竞争,运营商又不得不把VOIP服务作为自己的竞争武器。在VOIP市场上,各种互联网新生势力希望在语音市场分得一杯羹,主营电信数据业务的互联网公司有机会进军语音市场。263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就将战略重点投放到了“多媒体综合通信新业务”上,就是通过其“E话通”多媒体即时通讯工具,可以实现PC到PC的可视通话功能。在经过一些技术升级后,还可实现PC到固定电话、到手机的通话功能。
按照我国现有立法规定,PCtoPhone和PhonetoPhone属于基础电信业务,不对非基础电信业务运营商开放。而PCtoPC的VoIP服务,对70%以上收入都来自话音业务的中国电信和中国网通两个运营商来说,将有很大的影响。IP电话的出现已经让运营商的长途业务逐步衰退,VoIP将会对固网运营商产生沉重打击。但作为网络资源的拥有者,电信和网通最终会受到多大程度的影响还有待评估。
不过,VoIP已经显示出了巨大的空白市场和利润空间,VoIP市场也早已暗流汹涌,相应地设备市场也是磨刀霍霍。据统计,国内已有近20家宽带电话机厂商,宽带电话机顶盒、IAD设备等技术保证了可以在宽带网络上实现数据、语音和视频的结合,相关设备的市场规模预计将达上百亿元。不过,VoIP的发展基于传统互联网,VoIP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仍将是依赖于互联网、计算机的一项应用,而不能通过特殊的终端设备直接使用。这意味着VoIP服务的潜在用户群存在一定的局限,它与计算机和互联网普及率的高低密切相关。所以,尽管在资费等方面深受消费者的青睐,但在保障信息安全和通话的质量等方面仍面临着重重困难,此外,VoIP在投资规模、互联互通、码号资源等方面也存在不确定因素。
考虑到我国的电信市场情况,借鉴国外经验,应当对VOIP采取适度监管的管制模式。VOIP业务已经逐渐成为电信网络加速向IP网络融合的象征,网络运营商的全业务经营和开放业务服务市场似是大势所趋。政府部门及管制机构要避免对市场准入制度和数量控制手段的习惯性依赖,尽量减少管制政策对市场竞争机制的扭曲,提高管制效率。因此,建议我国在研究VOIP发展和管制政策时,要与推动基础电信运营商的全业务经营相互结合(特别是向固网运营商发放移动业务牌照,尽快扩大其业务发展范围),推动技术转型和市场转型有机结合,以期达到市场和技术发展的双赢。
电信监管范文第8篇
【关键词】电信 监管 设备 政策
在新时期的影响下，交换数据和网络传输的速度会不断加快。电信网、广播电视网、互联网融合之后，信息设备和电信设备将会很难区别，容易出现监管混乱的情况。电信设备监管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证信息通信的快速发展，并在科学基础上运用理性的方法确保公众通信的互通互联。这样，公众通信就不会受到电磁兼容的影响。电信设备监管，需在信息安全的基础上，制定、实施技术法律，并评估和监管信息领域、电气安全情况。
一、电信新设备监管中的不足之处
（一）未及时监管新设备
当代电信网络中，新技术、新设备层出不穷。电信网络终端设备逐步向多元化、多功能化方向发展。电信网络关系到了传输网络的组成，而终端设备关系到了消费者的利益和通信质量。倘若不及时的监管新设备，新设备流入市场中，便会被个人所用。极容易产生网络信息安全隐患，造成通信故障。不管是个人用户还是运营商，都会深受影响。
（二）电信设备进网管理不足
电信设备进网前，进网管理要先召开专家会议，由专家讨论方案。对进网设备情况编写文件，再送给部门审批。终端类设备的时间短，系统类设备时间长。这就耽误了监管工作的时间。而判断新设备的网络安全和技术成熟，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终端类设备更加多样化，许多电信终端产品刚刚面世，设备目录不能了解情况。只有等到企业咨询后才能得知。而系统类设备为了建设电信业务，对电信网络的安全进行评估。
（三）新设备监管的标准滞后
近年来，电信行业发展迅速，新设备的监管标准滞后。这给进网许可、进网检验带来了许多困难。部分电信设备需要使用国际标准或者涉及多个标准，这或许和国内标准有着不一致的要求。质检中心在理解相关标准时会有差异。
（四）网络安全的监管力度不够
现如今，信息安全与网络安全正起到了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的职责。我国的服务市场和信息产品较为滞后，对国家的信息安全有影响。网络安全属于信息产业安全的一方面，其整体情况与之相同。但是，中国不但存在严重的网络安全隐患，而且自主性的网络技术严重缺乏，核心技术研制上依靠国外的企业。
二、电信设备监管政策的建议
（一）拓宽管理范围
自我国邮电部设立通信司以来，我国终端设备的管理内容在不断增加。从小交换机到如今的“三网融合”，电信终端向着多样化的方向发展。因此，要拓宽终端设备的管理内容，将信息技术设备引入管理内容中。无线通信技术的发展，新应用业务不断出现。无线通信设备不单单是一种通信设备，而是拥有多种信息功能。因而，要将无线电设备管理范围进行拓宽，确保电信网络处于安全的环境中。
（二）规范终端市场
我国在规范终端市场方面，还没有严格的法律规范。我国实施终端许可证已经有近二十年的历史，终端许可证保证了开放、公平的竞争，并获得了社会的尊重与认可。国外的终端设备管理中，美国制度较为宽松。其他国家制定了进网检测程序，发放相关的合格证明。而我国的终端许可证与国际接轨，在以后的管理中，需要进一步完善许可证制度的必要性、连续性和严肃性。仍有部分互联互通设备使用同家公司产品。同家公司产品中，某些设备涉及私人协议问题，因此需保持高度重视，杜绝该现象的再次发生。
（三）加强法制力度
虽然我国《电信法》已颁布实施，但管理法律还不够明确，责任范围不够清晰。管理终端设备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我国信息产业部管理终端设备，技监和工商部门也涉及终端设备管理，职责内容不明确。各管理部门有着不同的管理方法，检查的内容种类很多。同时，网络运营商还要进行二次发证。此举不利于设备进网，需严格取缔。除此之外，还需加强法制力度，严格立法，明确职能范围。
（四）加快制定标准
终端管制部门能够依据行业法规，制定具体的实施步骤。该步骤包括检测标准、许可证申请、检测机构管理等。在制定标准上，要构建完整开放的制定体系。体系允许大量成员参与其中。既表达出民意，也符合国情。我国电信设备的检测使用推荐性标准，并非强制性。这就没有法律上的效力。抽查部分企业产品，即便不符合规范标准，也不能强制对其整改。因为没有严格的标准进行衡量。在以后制定标准时，应多添加制定强制性标准。
（五）整理设备目录
随着电信业务和技术的发展，电信设备进网需整理、分类好设备的目录。重点管理信息安全设备，并逐步放宽条件。认真研究新型的设备，联合部分专家论证后，将其纳入进网管理的目录之内。对于进网的电信设备，分类和归纳检验项目，重点检查影响信息、网络安全的项目。而对于其他的项目，则讨论使用其他形式的监管方法。
三、结束语
我国现行的电信设备监管政策，符合我国的国情，并取得了良好的监管成效。随着信息化的不断发展与创新，电信新设备、新技术将会不断涌现。电信设备的监管标准将会不断提升。监管者应顺应时代的发展，采取科学的应对措施，构建合理化的监管政策与体系。
参考文献：
[1]刘桐，秦怀明，张大元，冉志强，孟艾立，谢毅.一些国家或地区通信设备市场准入政策研究[J].现代电信科技，2008，（5）.
[2]何霞.电信转型是长期的系统工程[J].广东通信技术，2006，（4）.
电信监管范文第9篇
虽然VOIP的通话质量目前尚无法与传统电话相比,但由于使用者能以远较传统电话低廉的费率拨打长途及国际电话,故伴随着宽带网络的普及,VOIP将成为发展潮流。未来随着技术不断的发展,VOIP的通话质量也将会逐渐接近传统电话服务质量水平,届时将会大大冲击以电路交换(Circuitswitch)技术为主的传统电信经营者。
由于VOIP在未来极有可能成为语音通信的主流,关于VOIP的监管政策成为各国电信监管机构的关注议题。
从国际上看,电信市场发达国家的监管机构多年前已开始注意到VOIP的发展趋势,目前关于VOIP的管制主要有三种监管模式:
第一种模式放松管制型,以欧盟和美国为代表。基于促进新技术和新业务的立场,为不妨碍互联网的发展,欧盟和美国尚未对互联网上提供的VoIP服务(或称网络电话服务)进行直接管制,但都表示将密切注意其发展,必要时将其纳入电信业务管理。
欧盟和美国对VOIP不实行直接管制,是与其电信市场的发展密切相关的。对美国和欧洲国家来讲,多年来打破垄断、引入竞争后,固话业务市场竞争已较充分,话音业务价格已大为下降,对新进入者而言纯VOIP话音业务的盈利空间不大,用户选择VOIP的原因不仅仅是为了价格。例如,目前在芬兰,固话的包月费仅为10欧元左右,在德国提供VOIP话音服务的经营者为竞争需要只能将资费定为较低的1-1.5欧分/分钟。对原有运营者,如德国电信等由于其对原有网络投资较多,也不愿意马上折旧完全用IP技术替代原有网络。据了解,多数运营商准备2008年后才开始IP网络方面的大规模投资。对于欧盟和美国而言,由于已完成了企业转型和市场转型,其发展VOIP更多是技术驱动,其定位为促进宽带业务发展。
当然,这里说的不直接管制主要是指对许可和价格不管,而对涉及资源和公众利益和安全的还是管的,比如欧盟在号码使用和承担的义务方面对VOIP服务实际上也是分类管理的,2005年6月3日,FCC命令要求基于VOIP提供者提供增强的(Ehanced)911紧急电话服务。这一决定标志着FCC在对VOIP的监管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说明随着VOIP的发展,对其实施一定程度的监管是必要的。当然,现阶段美国还是将VOIP作为区别于传统电话而对待。其在VOIP监管政策的发展动向将会对其他国家的监管政策产生示范效应。
第二种模式是适当管制型,以日本、香港及新加坡为代表,这三个国家/地区的政府分别于1998年至2000年间将VOIP纳入电信业务,采取较为简单的许可方式,并对VOIP进行“轻手管理”。
对于新生的事务,日本等国家采取了较为谨慎的政策选择,将VoIP(至少是部分形式的VoIP业务)视作传统的电话服务进行管制。不过由于这些国家和地区对传统的电话服务的管制也是日益放松,因此对VOIP的监管可谓“轻手监管”。以日本为例,对VoIP业务实施许可证制度,在提供业务前要首先获得日本总务省的许可,提供业务后需定期报告VoIP收入和业务流量;对于VOIP质量,日本也有一定要求。日本的VOIP管制政策不同于欧盟,重要一点就是为日本的宽带用户数量巨大,VOIP服务发展迅速,存在如互联互通、网络和信息安全以及用户权益保护等诸多问题的可能性较大。在日本,有1/10的家庭,即大约490万用户在使用VoIP服务;相形之下,VoIP的用户在法国只有22万,在德国是11万,而在英国不过5万。VOIP市场规模是导致各国监管政策不同的重要因素。因此,日本等国家/地区在VOIP管制上持慎重态度也就可以理解了。
第三种模式是严格管制。代表国家是俄罗斯。该国政府于2005年2月21日立法对IP电话服务提供商实行许可制,要求提供IP电话的公司申请许可证。
有关分析认为,俄罗斯这一立法使对所谓的IP电话运营商的许可复杂化,这是政府为保护大的国有公司,限制来自独立的IP电话公司竞争的步骤之一。因为这些独立的运营商已经在蚕食原有运营商尤其是国有的长途电话垄断者OAORostelecom的市场份额。下一步,政府还将通过一系列法规来规范IP运营商与Rostelecom的网络连接。新的法律使独立提供IP服务的运营商很难合法化,还有些运营商可能由此出局,而这些运营商在此前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网络投资,支付了大额税款。俄新的立法的目的是帮助原有运营商,尤其是Rostelecom,因为它正在失去其市场份额,而政府仍希望Rostelecom保持长途电话的高资费以补贴本地电话。
不同国家对VoIP的监管所持有的不同态度反映了不同的监管理念,美国、英国强调鼓励新技术和新业务的发展,而俄罗斯则显得更为保守,维护传统国有运营商的利益,而日本等国则由于本国特殊的市场情况处于中间状态。这也是VoIP发展中新旧两股不同势力相互争夺的缩影。
在中国,目前对于VoIP还没有明确的监管政策,这一方面促使一些公司在政策的空白点中寻找发展空间,开展不同形式的VoIP经营,另一方面也使VoIP的发展处于众多不确定性因素之中,妨碍了其健康发展。
事实上,无论是传统电信运营商还是新兴互联网企业,都在不同程度上经营着VoIP。传统电信运营商如中国电信、中国网通、铁通等运营商都在试验VoIP。铁通希望通过VoIP技术与中国电信和中国网通竞争,中国电信与中国网通分别掌控南北两张固定电话网络,而双方要想进入对方的经营领地最好的办法也是拓展VOIP服务,因为这样可以避免重新铺设电话网络的成本,解决入户网络垄断的问题。因此,运营商一方面害怕VoIP,对其尽量采取打压的策略;另一方面,面对模糊的监管政策和激烈的市场竞争,运营商又不得不把VOIP服务作为自己的竞争武器。在VOIP市场上,各种互联网新生势力希望在语音市场分得一杯羹,主营电信数据业务的互联网公司有机会进军语音市场。263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就将战略重点投放到了“多媒体综合通信新业务”上,就是通过其“E话通”多媒体即时通讯工具,可以实现PC到PC的可视通话功能。在经过一些技术升级后,还可实现PC到固定电话、到手机的通话功能。
按照我国现有立法规定,PCtoPhone和PhonetoPhone属于基础电信业务,不对非基础电信业务运营商开放。而PCtoPC的VoIP服务,对70%以上收入都来自话音业务的中国电信和中国网通两个运营商来说,将有很大的影响。IP电话的出现已经让运营商的长途业务逐步衰退,VoIP将会对固网运营商产生沉重打击。但作为网络资源的拥有者,电信和网通最终会受到多大程度的影响还有待评估。
不过,VoIP已经显示出了巨大的空白市场和利润空间,VoIP市场也早已暗流汹涌,相应地设备市场也是磨刀霍霍。据统计,国内已有近20家宽带电话机厂商,宽带电话机顶盒、IAD设备等技术保证了可以在宽带网络上实现数据、语音和视频的结合,相关设备的市场规模预计将达上百亿元。不过,VoIP的发展基于传统互联网,VoIP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仍将是依赖于互联网、计算机的一项应用,而不能通过特殊的终端设备直接使用。这意味着VoIP服务的潜在用户群存在一定的局限,它与计算机和互联网普及率的高低密切相关。所以,尽管在资费等方面深受消费者的青睐,但在保障信息安全和通话的质量等方面仍面临着重重困难,此外,VoIP在投资规模、互联互通、码号资源等方面也存在不确定因素。
考虑到我国的电信市场情况,借鉴国外经验,应当对VOIP采取适度监管的管制模式。VOIP业务已经逐渐成为电信网络加速向IP网络融合的象征,网络运营商的全业务经营和开放业务服务市场似是大势所趋。政府部门及管制机构要避免对市场准入制度和数量控制手段的习惯性依赖,尽量减少管制政策对市场竞争机制的扭曲,提高管制效率。因此,建议我国在研究VOIP发展和管制政策时,要与推动基础电信运营商的全业务经营相互结合(特别是向固网运营商发放移动业务牌照,尽快扩大其业务发展范围),推动技术转型和市场转型有机结合,以期达到市场和技术发展的双赢。
电信监管范文第10篇
虽然voip的通话质量目前尚无法与传统电话相比,但由于使用者能以远较传统电话低廉的费率拨打长途及国际电话,故伴随着宽带网络的普及,voip将成为发展潮流。未来随着技术不断的发展,voip的通话质量也将会逐渐接近传统电话服务质量水平,届时将会大大冲击以电路交换(circuit switch)技术为主的传统电信经营者。
由于voip在未来极有可能成为语音通信的主流,关于voip的监管政策成为各国电信监管机构的关注议题。
从国际上看,电信市场发达国家的监管机构多年前已开始注意到voip的发展趋势,目前关于voip的管制主要有三种监管模式:
第一种模式放松管制型,以欧盟和美国为代表。基于促进新技术和新业务的立场,为不妨碍互联网的发展,欧盟和美国尚未对互联网上提供的voip服务(或称网络电话服务)进行直接管制,但都表示将密切注意其发展,必要时将其纳入电信业务管理。
欧盟和美国对voip不实行直接管制,是与其电信市场的发展密切相关的。对美国和欧洲国家来讲,多年来打破垄断、引入竞争后,固话业务市场竞争已较充分,话音业务价格已大为下降,对新进入者而言纯voip话音业务的盈利空间不大,用户选择voip的原因不仅仅是为了价格。例如,目前在芬兰,固话的包月费仅为10欧元左右,在德国提供voip话音服务的经营者为竞争需要只能将资费定为较低的1-1.5欧分/分钟。对原有运营者,如德国电信等由于其对原有网络投资较多,也不愿意马上折旧完全用ip技术替代原有网络。据了解,多数运营商准备2008年后才开始ip网络方面的大规模投资。对于欧盟和美国而言,由于已完成了企业转型和市场转型,其发展voip更多是技术驱动,其定位为促进宽带业务发展。
当然,这里说的不直接管制主要是指对许可和价格不管,而对涉及资源和公众利益和安全的还是管的,比如欧盟在号码使用和承担的义务方面对voip服务实际上也是分类管理的,2005年6月3日,fcc命令要求基于voip提供者提供增强的(ehanced)911紧急电话服务。这一决定标志着fcc在对voip的监管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说明随着voip的发展,对其实施一定程度的监管是必要的。当然,现阶段美国还是将voip作为区别于传统电话而对待。其在voip监管政策的发展动向将会对其他国家的监管政策产生示范效应。
第二种模式是适当管制型,以日本、香港及新加坡为代表,这三个国家/地区的政府分别于1998年至2000年间将voip纳入电信业务,采取较为简单的许可方式,并对voip进行“轻手管理”。
对于新生的事务,日本等国家采取了较为谨慎的政策选择,将voip(至少是部分形式的voip业务)视作传统的电话服务进行管制。不过由于这些国家和地区对传统的电话服务的管制也是日益放松,因此对voip的监管可谓“轻手监管”。以日本为例,对voip业务实施许可证制度,在提供业务前要首先获得日本总务省的许可,提供业务后需定期报告voip收入和业务流量;对于voip质量,日本也有一定要求。日本的voip管制政策不同于欧盟,重要一点就是为日本的宽带用户数量巨大,voip服务发展迅速,存在如互联互通、网络和信息安全以及用户权益保护等诸多问题的可能性较大。在日本,有1/10的家庭,即大约490万用户在使用voip服务;相形之下,voip的用户在法国只有22万,在德国是11万,而在英国不过5万。voip市场规模是导致各国监管政策不同的重要因素。因此,日本等国家/地区在voip管制上持慎重态度也就可以理解了。
第三种模式是严格管制。代表国家是俄罗斯。该国政府于2005年2月21日立法对ip电话服务提供商实行许可制,要求提供ip电话的公司申请许可证。
有关分析认为,俄罗斯这一立法使对所谓的ip电话运营商的许可复杂化,这是政府为保护大的国有公司,限制来自独立的ip电话公司竞争的步骤之一。因为这些独立的运营商已经在蚕食原有运营商尤其是国有的长途电话垄断者oao rostelecom的市场份额。下一步,政府还将通过一系列法规来规范ip运营商与 rostelecom的网络连接。新的法律使独立提供ip服务的运营商很难合法化,还有些运营商可能由此出局,而这些运营商在此前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网络投资,支付了大额税款。俄新的立法的目的是帮助原有运营商,尤其是rostelecom,因为它正在失去其市场份额,而政府仍希望rostelecom保持长途电话的高资费以补贴本地电话。
不同国家对voip的监管所持有的不同态度反映了不同的监管理念,美国、英国强调鼓励新技术和新业务的发展,而俄罗斯则显得更为保守,维护传统国有运营商的利益,而日本等国则由于本国特殊的市场情况处于中间状态。这也是voip发展中新旧两股不同势力相互争夺的缩影。
在中国,目前对于voip还没有明确的监管政策,这一方面促使一些公司在政策的空白点中寻找发展空间,开展不同形式的voip经营,另一方面也使voip的发展处于众多不确定性因素之中,妨碍了其健康发展。
事实上,无论是传统电信运营商还是新兴互联网企业,都在不同程度上经营着voip。传统电信运营商如中国电信、中国网通、铁通等运营商都在试验voip。铁通希望通过voip技术与中国电信和中国网通竞争,中国电信与中国网通分别掌控南北两张固定电话网络,而双方要想进入对方的经营领地最好的办法也是拓展voip服务,因为这样可以避免重新铺设电话网络的成本,解决入户网络垄断的问题。因此,运营商一方面害怕voip,对其尽量采取打压的策略;另一方面,面对模糊的监管政策和激烈的市场竞争,运营商又不得不把voip服务作为自己的竞争武器。在voip市场上,各种互联网新生势力希望在语音市场分得一杯羹,主营电信数据业务的互联网公司有机会进军语音市场。263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就将战略重点投放到了“多媒体综合通信新业务”上,就是通过其“e话通”多媒体即时通讯工具,可以实现pc到pc的可视通话功能。在经过一些技术升级后,还可实现pc到固定电话、到手机的通话功能。
按照我国现有立法规定,pc to phone和phone to phone属于基础电信业务, 不对非基础电信业务运营商开放。而pc to pc 的voip服务,对70%以上收入都来自话音业务的中国电信和中国网通两个运营商来说,将有很大的影响。ip电话的出现已经让运营商的长途业务逐步衰退,voip将会对固网运营商产生沉重打击。但作为网络资源的拥有者,电信和网通最终会受到多大程度的影响还有待评估。
不过,voip已经显示出了巨大的空白市场和利润空间,voip市场也早已暗流汹涌,相应地设备市场也是磨刀霍霍。据统计,国内已有近20家宽带电话机厂商,宽带电话机顶盒、iad设备等技术保证了可以在宽带网络上实现数据、语音和视频的结合,相关设备的市场规模预计将达上百亿元。不过,voip的发展基于传统互联网,voip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仍将是依赖于互联网、计算机的一项应用,而不能通过特殊的终端设备直接使用。这意味着voip服务的潜在用户群存在一定的局限,它与计算机和互联网普及率的高低密切相关。所以,尽管在资费等方面深受消费者的青睐,但在保障信息安全和通话的质量等方面仍面临着重重困难,此外,voip在投资规模、互联互通、码号资源等方面也存在不确定因素。
考虑到我国的电信市场情况,借鉴国外经验,应当对voip采取适度监管的管制模式。voip业务已经逐渐成为电信网络加速向ip网络融合的象征,网络运营商的全业务经营和开放业务服务市场似是大势所趋。政府部门及管制机构要避免对市场准入制度和数量控制手段的习惯性依赖,尽量减少管制政策对市场竞争机制的扭曲,提高管制效率。因此,建议我国在研究voip发展和管制政策时,要与推动基础电信运营商的全业务经营相互结合(特别是向固网运营商发放移动业务牌照,尽快扩大其业务发展范围),推动技术转型和市场转型有机结合,以期达到市场和技术发展的双赢。